涉农贪污贿赂

涉农贪污贿赂（精选九篇）

涉农贪污贿赂 篇1

关键词：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分析

近年来,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而且严重地破坏了金融秩序, 已经成为制约银行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年来铜川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10件12人。近日, 通过对这些案件的特点、成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基本特点

(一) 从案件性质看, 金融系统中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三类案件比例高, 占查办案件总数的95.6%。其中贪污案件比例40.4%, 占第一位;挪用公款案件比例为36.4%, 占第二位;受贿案件比例为18.7%占第三位。特别是受贿案件和挪用公款案件, 横向比较比其它行业高5-10个百分点, 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金融系统的行业特点, 大多犯罪嫌疑人是利用行业的职务之便和手中掌握的职权谋取私利。

(二) 从犯罪嫌疑人的职务看, 发案多集中在管理人、财、物等实权部门和实权人物上, 在10件犯罪案件中, 管理财务、信贷、储蓄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占40%, 单位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犯罪的比例占发案总数的28%。

(三) 从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看, 犯罪年龄呈低龄化趋势, 我们对铜川市近几年情况进行分析, 在金融系统涉嫌犯罪中, 35-55岁是金融系统犯罪高发阶段, 但近几年呈现低龄化趋势, 仅去年查办的案件中, 35岁以下占近50%。

(四) 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 呈现出明显的“窝案”、“串案”的特点。查出一案, 牵出一串, 带出一片, 涉案人员较多, 甚至形成了具有共享既得利益的群体。

二、主要成因

(一) 有章不循、制度执行不到位是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随着金融系统内部规章制度的不断健全, 风险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 行业内部制度日趋完善。但问题是制度执行不到位, 有章不循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就为金融业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我院查办的10件犯罪案件中的情况看, 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有章不循, 违章不及时纠正, 执行制度不严, 管理松懈。

(二) 受不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 没有及时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人民常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那么引发职务犯罪的原因首先是思想意识。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由于忙着抓业务, 而忽视了员工思想政治教育, 使一些人的“三观”发生偏离, 抵不住腐朽思想的侵蚀, 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分析近年来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大都存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

(三) 管理制度有漏洞, 监管制约不力

目前, 从金融行业大多数的发案情况看, 多与管理上存有许多漏洞、内部监督管理松散有直接关系。在储蓄部位, 经常是由一人兼数职, 严重违犯“三分管制度”。在信贷部位, 将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往往由一名信贷员经办, 虽然有主管领导审批, 也只是流于形式, 监督体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 进人把关不严, 用人不当

近年来, 一些发案单位领导及上级部门在选拔、任用业务人员时, 不注意严把录取关, 注重关系, 放弃标准, 使一些思想素质差, 品行不良, 甚至一些有劣迹行为的人进入金融部门。

三、对策建议

(一) 加大预防和打击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力度

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方针, 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不断完善建立“教育、监督、管理、打击”、“四位一体”综合治理工作格局,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金融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 通力合作, 共同努力, 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 确保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定。

(二) 加强法制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

人们常说:教育是基础, 因此, 要结合金融系统工作实际, 在员工中广泛开展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主体的基础教育, 以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法制教育, 通过强化教育, 进一步增强银行人员的懂法、守法意识, 从而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自觉筑牢拒腐防线。

(三) 建立和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最根本的是对权利加强监督和制约, 不受监督的权利容易滋生腐败, 因此, 建立和完善金融系统职务主体的监督制度,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建议加大内部监督, 提高贷款发放的审批力度, 加强实质审查, 确保客户信息真实, 认真落实公开公示制度, 实行岗位轮换制度, 层层建立岗位责任制, 把制度落实到实处, 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 加强金融系统人员的培训、录用等制度建设

涉农贪污贿赂 篇2

1、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区别：

两者的手段、目的都不相同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为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盈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没有归还的行为。虽然两者都是特殊的主体，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但贪污是永久地占有，挪用公款却是暂时性地占有；贪污实现了财物权的转移，而挪用并没有转移财物手所有权，只是暂时占有公款，以达到使用和收益的目的；贪污是通过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达到目的的，而挪用公款一般都为擅自私用公款，没有、也不必要采用贪污所实施的手段。虽然两罪同属“贪污受贿罪”这类大罪里，但由于这两个罪的社会危害程度不一样，所以贪污罪的最高刑可判死刑，而挪用公款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

2、贪污罪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区别

贪污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将国有资产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数额较大的行为。二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犯罪主体不同。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受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人员；私分国有资产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属于单位犯罪。

（2）、客观表现不同，贪污罪的行为人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等手段，个人非法将公共财物占为己有。而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违反国家规定，以各种名义，为了单位集体的利益，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单位所有成员（或绝大多数成员）。须特别注意的是有的贪污案件中，虽是经单位一些领导研究决定，但非法将公共财物私分给单位的少数人的，由于非法将公共财物占有的只是少数人，所以这类案件就是相对于单位的少数自然人集体贪污的共同犯罪。

（3）、犯罪目的不同，贪污罪的行为人的目的是自己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不是为了单位全体成员的利益，而是为了个人中饱私囊。私分国有资产罪中，行为人虽然也非法占有了财物，但他的目的是私分给大家，自己得到的只是一部分。单位犯罪的本质特征就是为单位的利益实施犯罪。

3、单位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区别

单位受贿罪的客观表现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相同的，表现为索取他人财物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单位受贿罪区别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标准有两个方面：

（1），犯罪的主体不同。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单位，即受贿行为是以单位的名义作出的。这里的单位仅限于国有单位，非国有单位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的主体。

（2），单位受贿罪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犯罪。单位一般的受贿行为尚未达到严重程度的不认为是犯罪，可按行政责任进行处理。“情节严重”应理解为索取，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使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4、共同受贿犯罪与介绍贿赂罪的区别

介绍贿赂罪是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

从犯罪构成上分析，构成介绍贿赂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贿赂人具有行贿意图或者明知国家工作人员有受贿意图，而故意充当“掮客”，从中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也就是说，介绍贿赂的行为人是在他人有了行贿或受贿的故意的情况下，才从中沟通、撮合的。这就犹如市场经纪人的作用一样，有买方和卖方的情况下，才从中说合成交生意的。在客观上，表现为在行贿、受贿双方之间进行引荐、沟通、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沟通、撮合行为本身既非受贿行为，也非行贿行为，而是独立的介绍贿赂行为。

而受贿罪中的共同犯罪，应理解为各共同犯罪人之间有共同的收受或索取贿赂的故意，并实施了共同的收受或索取贿赂的行为，即受贿罪被告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利益，其同事、家属或亲友伙同其共同参与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案件。

5、以上犯罪一般适用于国家机构、各级人大、党的各级机关、各级政协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如果是私有企业单位工作人员，虽情节相似，但是罪名不同。

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贪污罪——职务侵占罪；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挪用公款罪——挪用资金罪；行贿罪——对非国家人员行贿罪；

二、商业贿赂

1、商业贿赂行为特征：

(1)主体是经营者，赌赂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作为商业贿赂主体的 经营者不限于法人，除法人外，还包括其他组织和个人。法人也不限于企业法人，还包括从事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

(2)目的是为销售商品或 者购买商品，即为达到商业目的，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优于其他经营者的竞争地位。

(3)手段有两类，即财物手段和其他手段。当然，商业贿赂与其他贿赂都属于贿赂的范畴，触犯刑律的都要给予刑事制裁，但在行政责任上是不同的，商业贿赂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给予行政处罚，其他贿赂要受党纪政纪处分。

2、商业贿赂犯罪

商业贿赂是一个统称，不是《刑法》确定的独立罪名，而是根据行为主体、行为性质的不同而构成不同的罪名。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

（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3、商业贿赂与一般馈赠的区别

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4、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1）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2）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三、会计犯罪

现行《刑法》关于会计方面的犯罪主要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薄、财务会计报告罪：

第一百六十二条：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涉农贪污贿赂 篇3

【关键词】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农村基层组织法律适用

一、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现状分析

1. 涉农惠民领域范畴

“三农”始终是中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央财政连年大幅度增加“三农”投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出，将安排“三农”投入达到1.2万亿元。我国的涉农惠民领域越来越广，涵盖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

2. 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现状

据了解，涉农职务犯罪近年来呈明显增多之势，特别是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问题十分突出。一些相关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两委”干部利用职务便利，套取、侵吞、挪用涉农惠民资金，严重影响了中央强农惠民政策的贯彻落实。

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从2008年1月至2011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查办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达2.6万余件、3.7万余人，占同期贪污贿赂犯罪总人数的30%。这一数据足以表现出当前我国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问题的严重性。

二、当前涉农惠民贪污贿赂犯罪的特点

1. 发案数量多，涉及领域广

随着国家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各种补贴也越来越多，从种地到养猪、从农机到家电，农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补贴，一些腐败分子见利忘义，想尽一切办法套取、侵吞、挪用。2011年，河北省基层检察院共批准逮捕涉农刑事犯罪嫌疑人12163人、起诉15422人，立案侦查涉农职务犯罪嫌疑人1638人，其犯罪行为涉及各个方面，严重损害农民的利益。

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领域包括农村土地开发征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农惠农政策专项款物使用和管理、农民集体所有的资金使用等。这些款物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有很多是农民养家糊口甚至看病救命的钱，贪官占用、侵吞这些钱物，使农民对政府产生极大的不信任和反感，不利于社会稳定。

2. 犯罪主体多为乡镇农村“两委”人员，窝案串案较多

从当前涉农惠民领域犯罪中，可以得出一结论，乡镇人员和农村两委人员犯罪率是高的。在国家加大对“三农”工作的资金投入力度之时，乡镇人员和村委人员是该资金的直接支配者，这就给他们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贿赂以可乘之机，而且很多犯罪行为是乡镇领导和村委领导他们之间相互勾结实现的，形成了窝案串案。

三、涉農惠民贪污贿赂犯罪的主要诱因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中，“三农”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正处在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关键时刻，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力度的不断加大，涉农惠民贪污贿赂犯罪也呈现出发案率上升趋势，主要原因有：

1. 监督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表现为：一是村务公开不到位。一是不公开具体事项。二是乡镇党委政府监管不得力。三是村级财务缺乏审查。

2. 财务管理混乱。农村财务管理是群众关心且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财务管理混乱是涉农惠民领域犯罪的重要根源。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白条入账。二是分工不明，财务人员不能履职。三是不能严格执行财务纪律，收款不入账现象时有发生。

3. 少数干部法制观念淡薄，政治素质低。通过对案件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涉案人员法律意识和组织观念淡薄，不讲原则，不顾大局，容易利用职权谋取不正当利益。

4. 查处教育力度不足。今年来，对经济职务犯罪案件，多数存在着处刑偏轻，对一些农村案件，处刑上更是显得宽松。

四、涉农惠民领域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适用

（一）合理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范围

1. 村民委员会工作人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首次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明确界定。该立法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下列活动，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活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村委会等基层组织工作人员从事前款规定的公务，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的规定。这个立法解释确定了村委会工作人员属于农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之一。

2. 村党支部工作人员

根据我国的政治和法治实践，执政党的组织与其所领导的同级的法律意义上的政府组织，一般在刑法上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但因立法原因，立法文件往往不在法律文件中将党组织进行表述，不管有无明文表述，人们均将党的组织赋予与同级法律意义上的组织相同的性质，因此，村党支部的工作人员视为村基层组织工作人员，这在刑法学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中基本无争议。

3. 农村基层社区性集体经济合作组织工作人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关于村民委员会和村经济合作社的权利和关系划分的请示的答复》规定：“《民法通则》第74条第2款和《土地管理法》第8条第1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委会经营、管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第3款规定“村委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其他财产”。根据法工委的答复，村经济合作社既是经济法人，又具有一般企业所不具有的管理职能。因此，经济合作社属于立法解释中所指的村基层组织。

4. 村民小组

该组织本身属于村委会的派生机构，另外，该组织人员一般由村委会工作人员兼任，而且在工作中服从村委会的安排，故应当按照基层组织工作人员对待。

（二）公务范围的认定

村公务有三种情况：依法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务、村内自治事务与村级经营活动。

依法协助公务，全国人大立法解释将其限制在七项范围之内（以上已有述说），其实质是村基层组织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唯有在这七项事务中，才存在依法从事公务的可能，因而才可能成立贪污受贿犯罪，除了这七项，贪污受贿犯罪不能成立。

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务，是指人大立法解释的七项事务之外的非经营性质的村内公益事业和公益服务等自治事项，既非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亦非企业经营性质的村自治事务建设和公益服务活动，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人员在非公务非经营的公益工作中，利用职务之便侵吞财物、挪用资金的，可以成立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在非公务非商务的活动中（即办理村自治事务的过程中）发生的村基层组织人员权钱交易的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受刑法时效约束、在法定追述时效期限内，属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应当认定为无罪。

而村基层组织人员在集体经济组织进行的经营性活动中，利用管理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职务便利而犯罪的，认定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总之，在涉农惠民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问题的法律适用，笔者建议应当加大惩罚力度，这有助于推动农业发展，加快农村建设营造公平正义的司法环境，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作为司法机关，我们把涉农惠民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问题的法律适用这一方面存在的相关问题搞透，可以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以我们的实际行动来响应党的号召，走好群众路线，维护好群众利益。

参考文献：

[1]胡渝.涉农职务犯罪现状及对策研究[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09(1).

[2]王华,孔繁亮.新农村建设中涉农职务犯罪的特点、表现成因及对策[J].政府法制,2009,(8).

[3][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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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谦.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6]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

邱慧芬，河北省邯郸市磁县人民检察院。

浅谈贪污贿赂罪 篇4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条文, 所谓贪污贿赂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 或者拥有不能说明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 或者私分国有资产或罚没财物, 以及其他人员行贿, 介绍贿赂的行为。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二、贪污贿赂罪产生的原因

对于一种犯罪现象的产生, 其根本原因的分析主要还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以及所在国家的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对于贪污贿赂罪产生原因的分析也是如此。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 人民文化生活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对于金钱的概念也有了很多的改观。这就为贪污贿赂罪的滋生提供了温床。贪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 有了权力就相当于有了经济发展的权利。因此, 想要以权谋私也成了必然会出现的情形。如何铲除这样情形的出现, 成了立法机关需要考虑的问题。

同时, 我国的政治体制实际上也为贪污贿赂罪提供了比较便利的条件。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 如果没有相关监督机制的设立, 就很容易滋生腐败, 导致贪污贿赂行为的出现。

三、贪污贿赂罪的防治

贪污贿赂犯罪主体身份的特殊决定了贪污贿赂犯罪防治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这就要求我们既要依法办事, 也要立足现实, 拓宽思路, 从思想、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立体防治, 多管齐下, 确保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效统一。

(一) 思想方面

马克思认为, 内因决定外因。因此, 对于贪污贿赂罪的防治, 我们首先必须从意识方面进行改变。贪污贿赂罪的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我们可以通过对于他们有意识的强化内在素质, 不断进行廉政建设理念的学习, 以及思想道德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 通过完善的教育体制的贯彻实施来培养他们的廉政意识。同时, 还可以将某些大案要案作为反面材料进行学习, 时刻提醒那些想要以身试法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2010年6月, “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统称“两个证据规定”, 有效地填补了法律的空白, 体现出彰显正义, 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同时从思想方面来讲, 只有正确贯彻落实“两个证据规定”, 才能做到维护司法公正以及程序正义。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虽然旨在防治贪污贿赂现象, 但对于人权保障的意识是仍然需要具备的。

(二) 法律方面

制定有效的法律是我们开展廉政建设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可以针对具体的贪污犯罪类型进行详细地立法。通过细化地制定法律来防治贪污贿赂现象。

我们在防治贪污腐败的时候也需要根据法律来进行, 不能为了防止腐败而防治而忽略了基本的程序。在去年颁布的“两个证据规定”里面,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于排除非法证据的时间、方式和程序等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3条明确规定, 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 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予以排除, 这符合我国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要求。此外, 根据第12条的规定, 在一审和二审阶段, 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见均可进行审查。此外, 该规定的第8、9条对于证据出现疑问时如何进行调查核实、补充侦查和延期审理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培根曾说过, 一次错判带来的严重结果是一百个正确判案都抵消不了的。因此, 笔者在强调严格防止贪污腐败案件的同时, 想要借以“两个证据规定”强调正确处理贪污腐败案件的立场。

(三) 制度方面

我国现在大部分的贪污腐败案件很大一部分是靠纪委以及群众的检举开启侦查起诉程序的。基于司法的谦抑性和“不告不理”的原则, 作为人民检察院编制内的反贪污贿赂局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在实际工作上应充分发挥其本身的侦查和预防属性, 使贪污贿赂犯罪通过专业监督和防治得到有效的抑制。

针对贪污贿赂所涉及到的制度, 我们应该有效地建立起一种监督机制。要想在党的廉政建设方面有所改善, 就必须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监督机制。只有这样, 有所惧才有所不为, 才能更好地杜绝贪污贿赂现象的出现。

摘要：我国自建国不久, 就有相关的贪污贿赂罪的法律出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贪污贿赂罪的形式也逐渐复杂, 贪污贿赂罪的犯罪标的越来越大, 同时, 犯罪主体的身份也有了很大的不同。本文通过对贪污贿赂罪的概念以及现状的分析,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防治贪污贿赂的策略。

关键词：贪污贿赂,现状,策略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M],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

[2]金鑫.中国问题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立案标准 篇5

一)贪污罪

1、个人贪污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贪污数额不满5千元，但情节较重的。

(二)挪用公款罪

1、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

2、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

(三)受贿罪

1、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的；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但情节较重的。

(四)单位受贿罪

1、单位受贿罪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受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五)行贿罪

1、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

2、行贿数额不满1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六)对单位行贿罪

1、个人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行贿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

2、个人行贿数额不满10万元、单位行贿数额不满20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七)介绍贿赂罪

1、介绍个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介绍单位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介绍贿赂数额虽然不足上述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八)单位行贿罪

1、单位行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2、单位行贿数额不满10万元，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九)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隐瞒境外存款罪

隐瞒境外存款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一)私分国有资产罪

私分国有资产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二)私分罚没财物罪

私分罚没财物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

(十三)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10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万元以上的；

3、直接经济损失、人员伤亡虽然不足规定的数额或者数量标准，但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十四)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

不征或者少征税款5万元以上的。

(十五)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罪。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或者违法提供出口退税凭证，致使国家税收损失在5万元以上的。

涉农贪污贿赂 篇6

2009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的涉农案件——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检察院起诉的建国以来该县涉案金额最大的贪污案、涉嫌贪污128万余元的兰桥镇财政所所长许斌，神情沮丧地站在被告席上，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该县法院当庭以贪污罪，一审判处许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许斌表示服判不上诉，不久前已到监狱服刑。

债起车祸首伸黑手

今年37岁的许斌，出生在秀山这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

许斌在家中排行老大，还有两个妹妹。他从小学习成绩就很好，一直是父母的期望，全家都指望他能出人头地。1989年，许斌在县电大中专班学习财会专业，学习成绩优秀。1993年，他顺利完成学业后，如愿进入财政系统。从1993年至2001年，他先后在秀山县峨溶镇、洪安乡、溪口乡财政所工作，表现积极，虚心好学，与领导、同事关系和睦。经过10年的努力，在2003年8月兰桥镇中层干部竞争上岗时，时年32岁的他当上了镇财政所所长，成为当地手握大权的“财神爷”。

兰桥镇是秀山县32个乡镇中经济发展排名靠后的几个乡镇之一。他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为此，他处处谨小慎微，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逐渐成为兰桥镇政府培养的年轻干部之一。

在事业上一帆风顺的许斌，在爱情上更是心想事成。

就在许斌事业、婚姻双丰收之时，一场车祸给他的未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2004年4月，许斌开车到毗邻的贵州省松桃县，由于驾驶操作失误，造成1人死亡的重大交通事故。为了把交通事故处理好，许斌花了不少钱，最后法院判处许斌免予刑事处罚。因为这场车祸，许斌先后花去10余万元，结果债台高筑。

回到单位后，许斌一直为钱犯愁：“只靠自己的工资还这笔钱，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还清。”想来想去，他竟把主意打到了自己单位的公款上。经过一番思考后，他决定在核发工资上动手脚。因为许斌在从事财务工作时，早就发现核发工资中有补发工资这一漏洞。

2005年9月，许斌在填报工资统发系统时，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往同事王明（化名）的补发工资栏里多填报了2000元。填报完后，他找到王明说：这个月工资发错了，钱到账后把多余的钱取出来交给他。这样，在一点没有怀疑的情况下，王明把自己工资上多出的2000元交还给了许斌。后来，在检察机关找王明调查取证时，他才知道那是许斌故意以发错工资的名义贪污公款完成的第一次作案。

随后，再次在王明的工资卡上虚列2500余元，许斌也再次收到王明归还的2500元。连续两次尝试都如愿成功，使许斌发现了一条生财之道。于是，他更加肆无忌惮地以自己名义报工资，走上了把公款当成私人积蓄随意挥霍的道路。

祸源毒品无法自拔

与此同时，许斌因家庭琐事与妻子闹矛盾，并越来越厉害，最后只能以离婚收场。结束了12年的婚姻，他带着儿子生活十分艰难。离婚带给他的打击渐渐使他迷恋上了出入娱乐场所，在灯红酒绿的酒吧歌厅里寻求精神寄托。

2005年8月的一个周末，许斌像往常一样邀约了几个朋友到KTV里消遣。正当大家酒酣耳热之时，有人悄悄拿出一包白色粉末——K粉给许斌，并催促着让他试试。朋友给他讲：“吸了这个东西，非常轻松舒服。”许斌当然知道这是什么，也知道毒品是不能沾染的，但他竟鬼使神差的拿起了K粉，自认为吸一次不会上瘾，竟怀着神秘而好奇的心理，吸了第一次。哪知道这一次的放纵，造成了他一生的堕落。

许斌在接受审查时说：“吸了K粉之后，我的大脑虽是一片空白，但非常兴奋，听到音乐感觉很舒服，那种感觉能使自己放松，一般吸食一次，可以兴奋4个小时左右。”正是因为这种舒服的感觉，让许斌一发不可收拾。过了没多久，他已经摆脱不了对毒品的依赖。为了吸毒方便，他干脆把毒品放在财政所的办公室里。由于财政所平时人少，加之许斌表面为人老实，谁都没料到“许所长”的办公室居然是一个藏毒吸毒的地方。

随着出入娱乐场所次数的增加，许斌在犯罪道路上越陷越深。由于吸食K粉，他想方设法贪污公款。据办案人员介绍：许斌在2005年9月发现工资系统的漏洞，加之通过两次往同事工资账户故意发错工资，后取回揣入腰包均成功后，从当年11月至2008年7月案发时，他先后32次往自己工资卡补发工资一栏虚列工资，从最初每月虚列5000余元，到后来虚列1万余元。他在2008年可谓是疯狂至极。这年3月，兰桥镇政府职工工资实际只需要36506元，而许斌却列支了66506元，其中虚列支出工资高达3万元，均占为己有，其虚列的工资额相当于该镇一个月全体职工的工资。３年间，许斌通过虚列工资贪污公款49万余元。

许斌对此后悔道：我开始是不想吸毒的，但是在进入那种场合后，就想吸了。虽然心里知道毒品的危害性，但是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整天都沉溺于毒品之中。我非常后悔自己走的这条路。

欲壑难填疯狂侵吞

许斌通过虚列工资，虽然每个月领着自己给自己多发的几千元乃至上万元工资，却并没有满足。因为，贪欲和毒瘾已经牢牢地掌控了他，使他更加疯狂地敛财。他把财政所当成了自家的钱柜，想要钱的时候就取，不向任何人請示和汇报，也不经任何人的同意。

据检察官介绍，许斌吸上了K粉后，就无心工作，整日把财政所的公款盯得紧紧的，一有机会就敛财。除虚列工资贪污公款外，许斌先后通过虚列支出，模仿领导签字，贪污公款582453.98元。案发后，他交代说：“在虚列支出款项中，有一笔252320元这笔账是在2007年6月的时候补做的。当时按照县财政局的规定，乡级财政要上县级财政的管理系统，没得办法我才做账，账做下来后，我发现差了252320元左右公款。因我在吸食K粉，平时经常从财政所挪用公款用于吸食K粉开销。当时为了不让自己挪用公款的事情暴露，我就直接从账务中列支了252320元工程款，并模仿领导签字入了账。这些钱基本上被我用于吸食K粉了。”

另外，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查明，许斌采取收不入账的方式，先后9次将收取的兰桥镇“水泥折价款”、“小集镇建设费”、“活动阵地建设费”、“集镇地基款”、“锰业罚没款”等资金共计202683元据为己有。

许斌后悔道：“我自己没有钱，在外面玩耍比较寒酸，就把每次收来的公款放在身上不存入银行，也不入单位的账户。自己想用钱的时候有钱，想消费的时候有钱消费。现在想来，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许斌在自己花钱的时候，也想着为家人做点事情。2008年1月，许斌想在县城购买一套商品房。房子看好后需要预付12万元房款，他因手上的钱不够，就从单位账上挪用了10万元。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买房子，他却没有把10万元还回单位，而是拿了6万元给他的现任妻子，剩下的4万元用来吸食K粉。

东窗事发掩盖罪行

2008年7月底，在秀山县财政局常规检查工作中，县财政局的领导发现，许斌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账，通过与兰桥镇政府领导商量，责令许斌交出所有账目，不再从事财务工作。

许斌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他心里明白，这么大的资金漏洞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为掩盖自己贪污公款的事实，他怀着侥幸的心理，想法暂时填补漏洞。他在查询单位存款余额后，发现单位存款的余额应为43万元，但单位的账本上显示余额为13万元。许斌非常清楚差的30万元是被自己挪用的。为了躲过一时，许斌就模仿领导字迹在支出凭据上签字，虚列支出了30万元的农村公路建设款，并将支出入账，从而填平了他挪用资金的事实。许斌先后３次将农村道路建设款582453.98元据为己有。

据检察机关查明：许斌采取虚列工资、工程款等方式，共计贪污公款128万余元，其中有80余万元用于吸食K粉，其余的钱用于平时挥霍。

许斌说：我经常从单位账上拿钱，具体每次拿了多少，拿了多少次，我已记不清楚了。我明明知道公款是有记录的，而自己还是愚昧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天衣无缝的，不会被发现的。过高的估计自己的能力，让我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从第一次贪污公款以后，内心一直是非常恐惧的，感到迟早有一天会被发现……

2月27日，秀山县法院开庭审理时，县级有关部门的领导和财政部门的100余名工作人员都到庭旁听。

庭审中，许斌后悔道，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基层干部，放松了政治思想学习，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如今犯下不可弥补的大错，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带来极大的痛苦，愧对组织上对自己多年来的培养。他还特别警示曾经的同事们，平时工作要认真负责，摆正自己的心态，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千万别拿。生活作风要正派，慎交友，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要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析 篇7

(一)《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

我国之前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以刚性具体数额的认定方式加以规制的,这引发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定罪量刑标准的僵化,引发罪刑失衡,从而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另一方面忽略了犯罪人的个性差异,导致同罪不同罚现象严重。

针对上述弊端,《刑法修正案(九)》对刚性具体数额的认定模式予以删除,而作出了数额加情节的定罪量刑标准。其针对贪汚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种情况分别规制了三档不同的刑罚,并针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情形保留了死刑规制,显然这种规定较为抽象,其具体的数额标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已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规定。

(二)《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

司法解释有利于避免了规定的模糊化、笼统化而导致的司法适用标准的混乱化,因此,《解释》在《刑法修正案(九)》的基础上,对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作出了详细规定:以3万元作为起刑数额,20万元作为数额较大与数额巨大的界定数额,300万元作为数额巨大与数额特别巨大的界定数额;此外,对于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规定较重情节的情形,作出了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定。此外,贪污贿赂案件定罪起点数额的提高,并不意味着低于该起点数额的不予处罚,这与我国目前数额加情节的的定罪量刑模式不无关系。

二、最新立法就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在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作出的认定规则

(一)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

《解释》对贿赂犯罪中“财物”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并首度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财物”的范畴。显然,这是对“财物”作出的扩张性规制。

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到“财物”的范畴,与日益隐蔽的贿赂犯罪手段不无关系。如今,经济发展迅速,技术也越来越发达,为了逃避法律规制,掩盖其权钱交易的犯罪本质,他们采取了诸如以低买高卖、收受干股形式收受请托人的好处等隐蔽性极高的贿赂犯罪方法,为我国司法实践带来了诸多难题。这些贿赂手段隐蔽性较强,且之前的相关立法中也未对“财物”的蕴含予以明文性拓展,导致针对此类犯罪司法适用困难的窘境。而今,将“财物”的含义明文拓展至“财产性利益”,无疑能够有效规制上述情形,有利于有效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定罪量刑。

(二)对多次受贿情形数额计算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定

《解释》对多次受贿情形的计算方法作出了明确规制,其采取了累计计算数额的方法,并针对多次受贿的两种情形作出了区别规制。

一种情形是小额贿赂款额问题。此种情形针对多次受贿,但每次均未达到相应处罚标准的行为人,依据《解释》,宜累计计算受贿款额;另一种情形则针对收受财物与谋取利益事项不对应的问题。此种情形《解释》对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作出了前后区分,并将在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一并纳入受贿数额考量范围,规定受请托之前收受的财物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宜一并计入受贿数额,一旦累计达到定罪标准,便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予以了明确规制

《解释》对受贿犯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予以了明确规制,具体包括: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的;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的。由此可见,对受贿犯罪的认定,一方面不以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实际效果为依据,即不论是否达到了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的结果,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另一方面对于收受他人财物不以事前事后区别对待,也就是说,收受他人财物无论事前还是事后,亦不影响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

摘要：基于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高发的现状,《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相关规定作出了修改,而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完善无疑是本次修订的最大亮点。此外,2016年4月18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解释》),对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作出了详细规制,从而为更好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提供了符合我国实际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数额

参考文献

[1]张兆松.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J].法治研究,2016(02).

[2]谢杰.贪污贿赂犯罪治理的制度优化与规则补充——基于对最新司法解释的法律与经济双面向反思[J].政治与法律,2016(06).

论《唐律》中的贪污贿赂犯罪 篇8

关键词：《唐律疏议》,贪污,贿赂

唐朝统治者在唐代初期, 为缓和阶级矛盾, 提高国家统治效能, 吸取隋末“宪章遐弃, 贿赂公行, 穷人无告, 聚为盗贱”[1]的历史教训, 修订和编纂了堪称中国封建时代最完备的法典《唐律疏议》 (以下简称《唐律》) 。《唐律》把贪污贿赂犯罪集中规定在职制篇, 也散见于其他各篇, 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严密的规定, 立法技术在当时居世界领先地位, 这些规定对后继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贪污性质的犯罪

《唐律》中的《贱盗三十六》是对贪污罪的主要规定。当然, 唐代还没有将贪污作为一个独立的罪名, 我国将贪污罪作为独立罪名始于1952年的《条例》。《唐律》中的贪污行为与现在的贪污罪类似, 是以行为人所触犯的罪名来命名的,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1. 监临主守官吏自盗。

《贱盗三十六》规定:“诸监临、监守自盗, 加凡盗二等, 三十匹, 绞。本条已有加者, 以累加之。”《唐律》对此解释为:假如左藏库物, 则太府卿、丞为监临, 左藏令、丞为监事, 见守库者为主守。监主守自盗由于是官吏在自己的辖区内, 利用职权侵吞国家财产, 因而其处罚较一般的盗窃罪要重, 只要赃值三十匹绢即可判处绞刑。这就是所谓的“贵人行为理应高尚”的原则, 即官吏应当具有比平民更高的道德标准。

2. 监临主守盗所监临财物。

《贱盗三十六》规定:“诸监临、主守盗所监临财物者, 加凡盗二等, 三十匹, 绞。本条已有加者, 以累加之。”这说明官吏侵盗辖区人的财物也是作为利用职权所犯之罪来处理的, 官吏侵犯部下的私人财产应当与侵吞国家财产同样对待。贪污罪的对象不仅包括官物, 还包括了官吏所管辖部内人的财物。

3. 对间接占有官物行为的规定。

除了上述一般规定之外, 《唐律》中还有许多关于间接侵占官物的规定。第七篇《贱盗律》中规定:“诸以私财物、奴婢、畜产之类, 贸易官物者, 计其等准盗论, 计所利以盗论”, “若是监临主守, 加罪二等”, “若计利三十匹, 监临自盗合绞。” (第290条) 第九篇《诈伪》规定:“监临主守诈取所监临主守之物, 自从盗法, 加凡盗二等, 有官者出名。” (第373条) 第十篇《杂律》规定:“当园主司, 将瓜果之属给予将去者, 准盗上加一等”, “若监临主司自强取者, 加凡盗罪二等, 除名。” (第441条) 这些规定说明, 只要监临、主守人员在辖区通过欺诈手段来获取监护、主管的财物, 均以犯罪处罚。

二、贿赂性质的犯罪

《唐律》称官吏受贿为“受财”, 处理贿赂罪时要惩罚所有三方当事人, 即行贿人、介绍人和受贿官吏, 对每一方当事人的规定都十分详细。贿赂罪分为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受贿罪。

1. 行贿罪。

《唐律》总第137条规定:“诸有事以财行求, 得枉法者, 坐赃论;不枉法者, 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 首则并赃论, 从者各依已分法。”这是对于行贿罪的规定, 当主司官吏根据行贿者的请求实施了枉法处断时, 对行贿者以坐赃论;当官吏收受财物后, 并没有枉法处断的, 对行贿者比照坐赃减二等处罚。此外, 《唐律》还规定对那些官位不高但又替别人向官员请求曲法行私的要打一百杖, “为人请者与自请同”, “无问行与不行, 许与不许, 但嘱即命杖一百。”如果替别人行贿导致官吏严重枉法的, 替人行贿者就要同受贿官员同样处理;如果替别人行贿的人自己也接受财物, 比坐赃罪还要加重二等处罚。“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唐律》中构成行贿罪的范围较宽, 只要行为人有事以财行求, 不论所获利益是否正当, 不论官吏是否枉法裁断, 均以犯罪论处。

2. 介绍贿赂罪。

《唐律》对官吏收取贿赂后又将其中一部分拿出去求托其他官员提供方便, 该官吏按全部贿赂价值来量刑, 而其他官吏则按其各自所得贿赂的份额承担责任。“若官人以所受之财, 分求余官, 并赃论, 与各依已分法。”“有官之人, 初受有事家财物, 后减所受之物转求余官。初受者, 并赃论;余官各依已分法。”

3. 受贿罪。

《唐律》中的受贿罪分为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财请托以及受所监临四种犯罪类型。

(1) 受财枉法罪、受财不枉法罪。《唐律疏议·职制律》总第138条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 一尺杖一百, 一匹加一等, 十五匹绞;不枉法者, 一尺杖九十, 二匹加一等, 三十匹加役流;无禄者, 各减一等:枉法者二十匹绞, 不枉法者四十匹加役流。”由于受财不枉法罪的危害性小于受财枉法罪, 所以对受财不枉法罪的处罚要轻一些。受财不枉法罪也侵害了官吏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且不枉法往往是枉法的先导, 因此对受财不枉法也要以犯罪论处, 只是在量刑上轻于受财枉法罪。《唐律》规定:“诸有事先不许财, 事过之后而受财者, 事若枉, 准枉法论。”这种处罚较受财枉法罪为轻, 即犯罪官吏“不在除、免、加役流之例”。至于事后受财而官吏并未枉法, 则危害性更小, 因而只科以“受所监临财物罪”, 从轻论处。

(2) 受财请托罪。《唐律》总第136条规定:“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 坐赃论加二等;监临势要, 准枉法论。与财者, 坐赃论减二等。若官人以所受之财, 分求余官, 元受者并赃论, 余各依已分法。”此即受财请托罪, 指官吏收受请托人贿赂后, 利用其他官吏的渎职行为为当事人获取私利。至于本罪的量刑原则, 《唐律》规定:若接受他人之财, 许为嘱请, 未嘱事发者, 止从“坐赃”之罪;若无心嘱请, 诡妄受财, 自依“诈欺”科断。若有官之人, 初受有事家财物, 后减所受之物, 转求余官, 初受者并赃论, 余官各依已分法。在处罚上, 对于非监临的一般官吏, 以坐赃罪加二等处罚;对于监临势要之官, 则依“受财而枉法”罪的规定加重处罚。由此可见, 不论受贿官吏是否利用了自身优势, 只要是收受他人贿赂, 一律成立犯罪;在为请托人所谋取利益上, 不论是否正当, 一律以犯罪论处。

(3) 受所监临罪。为了防止官吏由一般的受财行为演化为严重的罪行, 《唐律》将主管官员收受其管辖范围内吏民的财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受所监临罪, 这种受贿罪的范围很广。 (1) 《唐律》第140条规定了受所监临罪的量刑原则, 该条规定:“诸监临之官, 受所监临财物者, 一尺笞四十, 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 每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 减五等, 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强乞取者, 准枉法论。” (2) 《唐律》规定了受所监临罪的具体表现。《唐律》第141条规定:“诸官人因使, 于使所受送遗及乞取者, 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 减一等。即强乞取者, 各与监临同。”《唐律》第142条规定:“诸贷所监临财物者, 坐赃论;若百日不还, 以所受监临财物论。强者, 各加二等。”即凡监临官于所部借贷财物过百日不还者, 或市易欠物过五十日不还者, 以及于所部买卖有剩利者, 均以受所监临罪定罪处罚。

从上述律文内容可以看出, 受所监临罪分得很细, 包括了收受所部馈赠、于所部借贷或买卖私役所部人力、借用所部车船等多种情况。唐代受贿罪中贿赂的范围很广, 既包括有形的财物, 也包括隐形的财产性利益, 甚至还包括女色贿赂。《唐律》中所规定的枉法娶人妻妾及女罪便是真正的女色贿赂罪。《唐律》规定:“即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 以奸论加二等;行求者, 各减二等。各离之。”何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唐律》规定:“有事之人, 或妻若妾, 而求监临官司曲法判事, 娶其妻妾及女者。”“有事”的范围很广, 可以是经济利益、政治利益, 还可以是为了减免违法犯罪。对枉法娶人妻妾及女之官吏的处罚非常严厉, 唐律规定:“即监临主守, 于所监守内犯奸、盗、略人, 若受财而枉法者, 亦除名。”

《唐律》中对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非常详尽, 有利于预防和打击官吏的犯罪行为, 促进了官吏队伍的廉洁。从一定程度上说, 《唐律》中严密的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成就了唐朝中国封建社会中生命力最为旺盛的顶峰时代。现在, 为了建设和谐社会, 缓和社会矛盾, 打击贪官污吏应当是一个重要的举措。为了防止贪官污吏钻法律的空子, 我们有必要学习、借鉴《唐律》中的规定, 完善现行《刑法》中的有关内容。《刑法》应借鉴《唐律》, 注意将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平等保护, 将行贿罪与受贿罪规定相同的刑罚。《刑法》应当借鉴《唐律》, 将收取贿赂后枉法、收取贿赂后不枉法以及事后受财等作为量刑情节在刑法条款上进行具体规定。现行《刑法》第388条所规定的间接受贿, 类似《唐律》中的受财请托罪。受财请托罪并未要求官吏利用自身优势, 也未要求谋取的利益必须正当, 只要是收受了他人财物, 通过其他官吏为请托人办了事, 一律成立犯罪。反观《刑法》中对间接受贿罪的规定给一些犯罪分子留下了漏洞, 有损于法律的尊严。《唐律》中贿赂的范围很广, 包括财物、劳役及女色等。现行《刑法》中贿赂犯罪的范围仅为财物。应当说, 借鉴《唐律》做法, 扩大贿赂的范围已是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间接证据的运用 篇9

关键词：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 刑事诉讼

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和灵魂，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和运用证据的过程。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证明关系的不同，可以将证据划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直接证据是能够单独地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间接证据是不能单独直接证明刑事案件主要事实，需要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的证据。所谓间接证据，是相对于直接证据来说的。我们知道，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最典型的直接证据就是犯罪嫌疑人所做出的有罪供述。而间接证据则正好相反，它是必须和其他证据放在一起才能对案件主要事实起到证明作用的证据，一般表现为书证材料。

间接证据的取得和运用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在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对间接证据的运用进行了一些规律总结，得出了以下几点实务方面的心得。

1、利用间接证据认定主观要件。在贪污贿赂犯罪中，犯罪嫌疑人的主观要件对定罪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贪污要有明知犯罪对象是公共财物并且非法占有的故意，否则构不成贪污罪；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况下，主体必须有为个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故意，否则不能认定有挪用公款罪。然而，关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的证据又是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中最难把握和固定的。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的证明，比如对于主观故意中“希望”的认定，一般无法凭直接证据来举证证明，而只能通过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认定。因为“希望”作为人的一种心理活动，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形成及表现过程，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无法将其客观再现出来。而我们知道，主观意志支配着人的活动，人的活动又是主观意志的外部表现。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支配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它必将通过犯罪客观行为表现出来。从证明关系角度讲，这些客观行为对于证明行为人是否有“希望”的心理态度，无疑不具有最直接的证明力，因而只能是间接证据。据此，除口供和证人证言外，认定“希望”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例如，侦查实践中，只要证明了犯罪嫌疑人挪用公款后进行了秘密核销账目或违法平账行为，就基本可以认定具有贪污的故意。间接证据所得出的有关主观意志的推论只具有高度盖然性，从理论上讲，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误差，但实践中只要用以证明犯罪的主观要件的间接证据——有关客观行为的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又不能够提出有效反证，就可以当然推定要证明的主观要件成立。

2、通过间接证据抛砖引玉，为最终取得直接证据发挥作用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虽然在证明力方面存在不同，但是究其本质，它们都具有案件相关性，而且间接证据和直接证据之间也具有内在联系性。根据犯罪规律，这种内在联系性往往是突破疑难案件的转机。例如，在预审工作陷入僵局，口供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出示部分间接证据迫使犯罪嫌疑人交待案情或对其造成心理压力，最终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侦破刑事案件都是从收集和分析这些间接证据入手，发现侦查线索，然后确定侦查范围和方向，采取侦查措施，查获犯罪分子，并运用大量确凿的证据迫使犯罪分子交待自己的罪行。

3、运用专业知识取得间接证据。在查办案件中，大多数案件既有直接证据又有间接证据，这时只要用间接证据验证了直接证据的真实性并对案件的一些非主要事实加以证明之后就可以定案。但是在少数条件中，也会发生收集不到直接证据（如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罪行）的情况，这时也可以运用间接证据来认定案情。但应当明确，只有少量间接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必须有大量的、确实充分的间接证据互相联系、互相印证，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排除任何其他可能性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运用专业技术取得间接证据，间接证据搜集中，涉及到许多非侦查学的专业知识，侦查人员应当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另一方面尽量利用社会资源，达到对相关问题的解决，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也可以运用间接证据定案。例如，实践中除法学外，我们最常用的专业知识还有经济学、会计审计、金融证券等方面知识，大部分案件都要涉及到查帐工作，侦查人员一般都要具备以上素质。

4、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和规定对证据效力加以支持。在社会转型期，各个经济领域的运转形态均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管理环节不够严密，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其中，以集体名义私分国有资产是重要形式之一，但是通过直接证据很难确定事实，只有通过大量的间接证据才能得以證明。很多侦查人员都觉得办理案件的难度越来越大，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理解上也经常容易出现分歧，致使案件证据搜集难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做法是，对现有的证据进行严密考证，广泛搜集相关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包括单位规定加以佐证，完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