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记载（精选七篇）
观察记载 篇1
一、气候条件的观察记载
任何环境条件的变化都会引起作物的相应变化, 最后由产量做出反映。缺乏气象记载, 往往不能明确某些处理 (或品种) 产量高低的原因。正确记载气候条件, 注意作物生长动态, 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进一步探明原因, 得出较正确的结论。气象观察可在试验所在地进行, 也可引用附近气象部门的材料。有关试验地的小气候, 则必须由试验人员自行观察记载。对于如冷、热、风、雨、霜、雪、雹等灾害性气候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作物生长发育的变化, 试验人员应及时观察并记载下来, 以供日后分析试验结果使用。
二、田间栽培的记载
任何田间管理和其它栽培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作物生长发育的外界条件, 因而会引起作物的相应变化。因此, 在实验过程中详细记载如整地、施肥、播种、中耕、喷药等项目的日期、数量、方法等有助于正确分析试验结果。
三、作物生育期的记载和测定
这时是田间观察记载的主要内容。在试验过程中, 要观察作物的各个生育期、形态特征、特性、生长动态、经济性状等。还要做一些生理、生化等反面的测定, 以研究不同处理对作物内部物质变化的影响。这时的记载和测定, 是分析作物增产规律的重要依据。田间观察与记载必须专人负责, 做得及时并准确, 持之以恒, 以便掌握全面可靠的资料。
四、收获后的室内考种与测定
这是在田间不宜或不能进行而必须在作物收获后方能观察记载和测定的一些项目, 如千粒重、容重、粒型等项目及种子蛋白质、油分、糖分含量等测定。
论《左传》记载战争问题 篇2
一、记载了春秋二百五十余年中, 诸侯之间和诸侯内部争雄争霸的战争十余次之多
《左传》描写各类战争的胜败, 完整地记载有十余次之多。如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毁于鄢, 是郑庄公和他弟弟共叔段为了夺权位, 在鄢地战败了他的弟弟共叔段的事件。鲁桓公五年是周桓王联合陈、蔡、卫三国的军队, 攻打郑国, 被郑国打得大败, 周桓王肩膀中箭而死。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 记载了又小又弱的鲁国战胜了又大又强的齐国。鲁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 是秦穆公因为晋惠公“失言背赂”大败晋国。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 宋国遭到了惨败, 损兵折将, 宋襄公负了重伤于第二年身亡。鲁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 生动记载了晋、楚两国在城濮地方发生的一次争霸战争, 最后晋国胜利, 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鲁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 秦国想偷袭郑国, 路过殽山, 晋国借殽山之险, 大败秦军, 俘获秦国三帅而告终。鲁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 结果是楚国胜利, 晋国战败。从此以后晋国的威望下落了, 楚国的霸权确立了, 楚庄王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鲁成公二年齐晋鞌之战, 结果是晋国打败了齐国。鲁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 晋国打败了楚国, 最后没有决战, 两国草草收兵都无大损失。鲁定公四年、五年吴楚柏举之战, 结果是吴国胜利楚国战败, 而且败得十分狼狈, 郢都被吴军攻陷。鲁定公十四年与衰公元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七年、二十二年吴越争雄鏖战, 吴越两国春秋后期都壮大起来了, 吴越两国不断发生争雄战争, 吴国由于伍子胥的辅佐逐渐强大起来, 打败了楚国。吴国因此强大, 与越国先后发生五次战争, 越国屡屡战败, 后来由于越王勾践, 任用文种、范蠡为文武大臣, 发愤图强, 终于战胜和消灭吴国。
二、战争策略不可轻视,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的战争, 胜利的一方都是战略正确的结果
春秋时期诸侯之间战争, 胜利的一方都是战略正确的结果, 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典型例子。楚国越来越强大, 竭力向中原扩张, 中原各诸侯国不断受到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 晋国的战略计划就是:晋文公领兵抵抗, 为了打胜仗, 在战前很注意教育军民, 重视国人的生命安全, 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所谓的正义战争, 能团结大部分诸侯国的力量, 得到诸侯的支持和同情, 所以获得战争最后的胜利, 晋文公成为五霸之一。这就是晋国战略的正确。楚国与其相反, 最后主将子玉自杀失败而告终。又如, 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 宋国在战略上是个错误, 当楚国侵入宋国时, 他对楚强宋弱的局面缺乏估计, 一心梦想当霸主, 宋国大司马公孙固早就指出“小国争霸祸也”。宋襄公不听而且战略上没有任何准备, 盲目地用“假仁假义”做战略的指导思想和楚国打起泓之战, 最后遭到惨败, 宋襄公第二年死去。这和城濮之战晋文公正确的战略, 成为一个反面的对比。即便有人称他为春秋“五霸之一”是当之有愧的。再如鲁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本为秦国和郑国订盟之国, 但秦国这次是联盟攻打郑国, 秦穆公是一个老于用兵的, 是春秋“五霸之一”, 由于贪婪虚伪、反复无常、利令智昏不听蹇叔的劝诤和王孙满意见“, 劳师以袭远”的错误战略, 越过晋国的殽山险地, 被晋国伏兵打得惨败, 俘虏孟明等三将。再如鲁定公十四年、衰公元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七年、二十二年吴越争雄鏖战生动地记载了吴越两个土地相连的诸侯国家, 几次大规模的兼并战争, 春秋后期两个国家都壮大起来, 战争更加频繁, 尤其是吴国和楚国打过一次柏举之战。吴国战胜后更加强大起来, 又多次打败越国至吴王夫差时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刚愎残暴、奢侈腐化, 不听伍子胥的进谏, 丧失了对越国的警惕, 又过高地估计吴国的力量, 一味向外扩张。这是吴国极大的战略错误, 越国趁此机会, 越王勾践任用文种、范蠡为臣, 能“卧薪尝胆、发奋图强”, 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采取如此正确的战略, 终于从失败走向胜利。
三、《左传》记述的大小战役是古代军事理论的演绎, 尤其在战术方面更是如此
有的研究家认为, 《左传》记述的大小战役很合乎古代军事理论, 是古代军事理论的演绎, 是有一定道理的, 尤其是在战术方面更是如此。比如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 齐和鲁是邻国, 当时齐是个大国、强国, 在今山东省东部。鲁是个小国、弱国, 在今山东省南部。鲁国一向被齐国威胁和侵凌。齐桓公做了齐国国君之后, 仍对鲁庄公纳公子纠一事, 怀恨在心。因而在他做国君第二年春, 发兵进攻鲁国, 于是齐鲁长勺之战便在这种情况下打起来了。鲁国用出身下层颇有将才的军事家曹刿指挥这次战争, 选择了有利的反攻地点———长勺, 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 抓住了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 追击敌人时又注意了调查研究, 运用了正确战术, 所以最后战胜了强敌, 出现了中国战争史中以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又如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战是《左传》战术中的错误反面例子, 强大楚国来攻打弱小的宋国, 宋襄公采取了“假仁假义”的方针, 他不肯在敌渡河之际攻打敌人, 又不肯在敌人没有摆好阵势之前进攻, 一误再误, 死抱着“不乘人之危”等错误战术, 错过了击败敌人的大好时机, 本来公孙固的战术思想同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的战术思想是一致的, 但不被宋襄公所采纳, 所以宋楚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在战术上成为失败的典例。鲁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 秦国袭击郑国必须经过晋国, 于是晋国在殽山埋伏了大量的伏军, 打垮了秦军并俘秦国三帅。这是秦国不懂战略上的大错误, 也是战术上的大失败, 更是晋国战术上的大胜利。秦穆公是善于用兵的老手, 本来秦在陕西、晋在山西、郑国在河南, 越晋国远袭郑国, 这是用兵的大忌。秦穆公能不了解吗?故秦国被俘三帅, 归国后取得秦穆公谅解, 仍重用他们。再如鲁僖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不仅战略上正确, 而且在战术上既正确又周到。晋国方面能根据敌我形势, 进行正确的战术部署, 捕捉有利的作战时机。为了消灭敌军, 晋文公后退三舍 (即四十五公里) , 这既能避开敌军的锋芒, 又会使楚军麻痹轻敌, 更能激怒晋军、振奋士气。然后晋文公将深入之敌、寻其弱点、各个击破, 先击溃楚军最弱的右翼陈、蔡之军, 再集中三军主力打击楚军的左翼, 而避开楚国最强的中军不打, 这是晋国正确的战术, 最后打败了强敌楚国。
四、团结一致才能战无不胜, 《左传》作者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并用褒贬手法对正反两方面人物进行了描述
既然“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那么当时任何一个国家每打一仗, 君臣上下、君民上下, 都必须认可和支持, 要团结一致才能战无不胜, 否则战争必然失败。这就是军事的主要政治目的。《左传》作者非常重视这一问题, 在很多战争篇章中, 都记述了这方面的内容, 并用褒贬手法来描写正反两方面人物。下面重点介绍几位可歌可泣的爱国人物。
1. 曹刿。
他出身于下层, 持重机警, 颇有将才的军事爱国指挥家, 他对鲁国上层统治者是不信赖和蔑视的, 鲁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时, 曹刿知道上层掌权者是昏庸无能的“, 肉食者鄙, 未能远谋”。他指出“得民”是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他和鲁庄公在战前谈话中反映了曹刿的重民思想) 。从他的战争指挥中反映出, 曹刿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正确性。敌人击二鼓他击一鼓, 敌人击三鼓他击二鼓, 紧接着敌人击三鼓已毕士气衰竭, 曹刿才击三鼓, 士气大振, 彼竭我盈之时, 鲁军全面进攻打退了敌人, 因为齐是大国, 怕是假退有埋伏, 故曹刿登上了车前的横木瞭望了敌情, 然后说“:可以了。”于是随同他作战的鲁庄公就下令开始全面追击齐军直到最后全面胜利。这就是后来军事家所说的“知彼知己, 百战不殆”战胜敌人的规律。这虽然是一次不大的战役, 但曹刿能掌握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 选择有利的地点———长勺, 采取“敌疲我打”的方针, 小心谨慎地追打敌人, 因此获得了小国鲁国战胜了大国齐国的经典战例。
2. 公孙固 (字子鱼) 。
他是宋国的大司马, 是掌管军事要臣, 他早就给宋襄公指出“小国争霸祸也”, 但宋襄公不肯接受他的劝谏。鲁僖公二十二年宋楚发生了泓之战, 在战争指挥中, 宋国军队已经摆好阵势, 楚国军队尚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河。大司马公孙固对宋襄公说“:他们兵多我们兵少, 乘敌人渡河之际, 请您下令攻打他们。”宋襄公没有同意, 等敌人已经过了河还没摆好阵势。这时大司马公孙固又劝其攻打敌人, 宋襄公又没同意。结果错过良机, 宋军被楚军打得惨败。宋襄公的侍卫全部被楚军打死。宋襄公受重伤而告终。公孙固乘敌人之危的攻打战术是正确的, 公孙固和曹刿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 但这种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未被宋襄公所采纳, 所以泓之战变胜为败成为齐鲁长勺之战的反面例证。
3. 蹇叔。
观察记载 篇3
关键词：古代,“从宽量刑”,历史记载
一、我国古代“从宽量刑”产生的思想基础和发展历史
首先,我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内容上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礼”与法相结合,将“礼”的思想根植到法律思想中,在司法上,则将行政与司法混为一体。深刻揭示出我国古代法律是我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共同意志的体现,是统治阶级进行和巩固阶级统治最有力的工具,而我国古代法律产生的思想理论基础是离不开我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文化的,中国古代刑法“从宽量刑”制度作为中国古代法制最为鲜明的特色之一,也深刻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内涵,“从宽量刑”制度既是“仁政”主义的表现,又体现了“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还深刻揭露了“三纲五常”思想的根深蒂固[1]77。
1. 我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制度体现了“仁”的思想。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思想首先是“爱人”,在君臣关系上,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亲情关系上必须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道德伦理要求。其次,“仁”的思想提倡“德治”,主张统治者要以德治国和以德服人。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从宽量刑”制度对老幼妇残犯罪者的宽待,体现了我国古代法律中人的主导和决定性作用,以及以仁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思想。
2. 我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制度体现了“礼制”的思想。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深入人心,“礼”已经成为封建社会百姓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生活规范,不需要通过阶级压迫和国家机关的强制执行便能够有效约束百姓的行为,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同时,“从宽量刑”制度也是“礼制”思想的体现,对待有特殊情况的犯罪分子也应该以礼相待,给予特殊优待处理[2]45。
3. 我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制度体现了“明德慎罚”的思想。
“明德慎罚”思想起源西周时期,最早出现在典籍《尚书》中,“明德”是“慎罚”的指导和保证,是指统治者应该做到“明德修身”,强调道德教化作用,提倡尚德和敬德思想,通过教育来感化犯罪分子,“慎罚”是指统治者在“明德”思想的指导下,对犯罪分子的刑罚要适度,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切忌乱罚无罪和滥杀无辜,反对株连连坐之法。
4. 我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制度体现了儒家最高道德准则“三纲五常”思想。
儒家思想的最高道德准则———“三纲五常”思想已经成为我国古代立法的根本原则,主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刑法的“从宽量刑”制度对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上。
中国古代刑法“从宽量刑”制度的产生是有一定历史根源的,首先,是秦王朝短暂生命的教训,秦王朝之所以会如此短命,主要是因为秦朝统治者推崇“任刑法治”的依法治国思想发挥得过于极端,引起了天怒人怨,人心向背,所以西汉的统治者便吸取秦亡的经验教训,推崇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主动约法省刑,轻徭薄赋,来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倡导“以德治国”思想,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这是“从宽量刑”制度产生的初始阶段,从此以后,儒家思想便成为我国的正统思想,融入法制思想中,推动着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法律制度的形成[3]17。
二、“从宽量刑”情节在我国古代文献中的记载
1. 我国古代刑法对老年和幼年犯罪者“从宽量刑”的规定。
古代讲究尊老爱幼和孝道思想,所以对于老年和未成年的犯罪分子会有一定优待,在这一点上,历朝历代的法律条文和相关案例都有体现。《礼记》中记载:“七十曰老而传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即对于一些已经年满七十以上的老年人和不满七岁的未成年人,即使他们的行为违背和触犯了国家相关法律,也可以赦免其罪行,不对其进行相关刑罚。汉朝时期,“昭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即指对于七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因为犯了罪应当被处罚的人也可以酌情减免。唐朝律令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清朝《大清律例》中规定:“凡犯罪者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罪犯以及妇女和残疾人,果犯贼、盗等罪名,则可以处罚相对较轻,比如若判处罪犯流刑,处罚的宽宥表现在发配的地点可以较之正常罪犯不那么偏远。正常罪犯发配至新疆等偏远地区,老年人、未成年人、妇女及病残者则可改为发配黑龙江。”
2. 我国古代刑法对妇女犯罪者“从宽量刑”的规定。
由于在我国古代一直遵循“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因此在历朝历代法律制度的制定上,统治者不断践行“男尊女卑”的思想准则,将礼教精神不断渗透在法制思想中。春秋战国时期,在《左传》中就有“妇女无刑,虽有刑不在朝市”的规定,即对于妇女犯罪分子可以不采用练、亥、别等残酷的肉刑,将重罪妇女处死之后也不用将尸体暴露于市集之上。之后通过交纳钱财来赎抵妇女的罪行成为历朝历代的惯用手法。汉朝建立讼系制度,对于经过审讯之后关押入狱的孕妇,可以在监狱中不让其戴刑具,其次,对女性在株连制度上也实行特殊保护,一般犯罪不连坐妻子。唐律规定:“孕妇犯罪应接受拷讯者,须等产后一百之后再拷,违者分别处杖、徒刑;妇女犯死罪而怀孕者,其死刑需产后一百之后执行,未产而处决者,有关官吏徒二年,产后不满百处决者,徒一年。”清朝《大明律》规定:“凡妇人犯罪,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随衙听候,不许一概监禁。”
3. 我国古代刑法对身患残疾犯罪者的“从宽量刑”的规定。
我国古代法律考虑到残疾人身体或智力上的缺陷,不负完全行为能力,并不将残疾人与健全人同等判罪。因此“从宽量刑”制度在刑法领域对触犯刑事法律的残疾人会减轻或减免刑罚。我国早在先秦时期,便出现了专门针对残疾人的法律思想和立法原则的记载。晋律中记载可以对患有“笃瘾病”的犯罪者进行收赎,唐宋时期对于残疾人的立法规定逐渐完善。唐代在法律上对残疾人的概念进行清晰的界定,将残疾人划分为残疾、废疾和笃疾三个等级,并且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明清时期,法律对于残疾人方面的立法更加完善和人性化《明律》中规定:“凡鲜寡子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规定必须由国家负责收养照顾生活无所依靠的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对于不执行该制度的官府人员会进行处罚[4]36。
三、“从宽量刑”情节的实质性影响
我国古代刑法中的“从宽量刑”其根本目的在于笼络人心,维护阶级统治,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这个制度对我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这个制度体现了统治者的仁德宽厚,有利于俘获民心,巩固封建政权;其次该制度有利于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第三,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从宽量刑”制度也大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法律文明的发展,并形成了整个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价值体;第四,“从宽量刑”的法律思想制度还有利于百姓仁爱宽容的优秀品格,促进独具中国特色的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形成;最后,“从宽量刑”中蕴含的人道主义精神对中国现代法律和刑法的制定也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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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军.浅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今法制建设的阻碍作用[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6).
[3]何家伟.法律文化与中国死刑之存废[J].山西大学学报,2006(4).
观察记载 篇4
关键词：开发西北,列强,新疆,侵略
《开发西北》为开发西北协会创办的月刊。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开发西北的言论日益高涨,一系列研究西北的团体相继出现,开发西北协会就是在此形势下创办的一个研究西北影响较大的半官方性质的团体。《开发西北》于1934 年1 月创刊,1936 年1 月停刊,共刊发了4 卷24 期(其中第3 卷1、2 期,第4 卷1、2 期,第4 卷3、4 期为合刊),均为汉文铅印16 开本。该刊刊发的文章大多是在西北实地考察的基础之上,真实可信。但长期以来人们对其评价鲜见,今天放在民国西北开发的背景下重新审视,应当具有借鉴意义。
一、20 世纪30 年代前期列强对新疆侵略的总体形势
《开发西北》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严重受到列强侵略的影响。在经济方面,《开发西北》指出由于我国“交通线之不如人完备”“、经营方法不如人”“、本国工业不如人”[1]31等因素致使新疆经济受到英俄支配,出现“北疆遍地皆见俄货,南疆英货到处充斥”[2]22的局面。在政治方面,《开发西北》指出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新疆出现“英德日联合反俄,故俄人屡揭发英日俄之阴谋”[3]6四强争霸于新疆的局面。
二、对新危害最大之苏联
《开发西北》认为在对新疆侵略的列强中尤以苏联安全威胁最大。此时,国人对于俄国、苏俄、苏联等名词含义并没有严格区分,故《开发西北》中对于这三种叫法混用,但均指1922 年成立的苏联。
20 世纪30 年代前期,苏联对新经济的总体政策是“保持新疆同苏联之间建立的密切的经济联系”[4]16,在此背景下苏联与新疆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开发西北》对此十分担忧,并认为“新疆的经济命脉已握于苏俄之手”[5]31。首先,《开发西北》指出因苏联与新疆交通便利“故其经济关系,亦较诸于腹地密切多矣”,尤其是土西铁路开通以后较内地与新疆交通更加便利“,新疆之为苏俄一大市场,同时亦为一极好之原料供给地,势所必然”[1]27,并指出新疆“设无俄货,生活即感恐慌”[1]30。其次《开发西北》指出苏联利用“伊犁条约”“,俄商货物,输入输出,暂不纳税”等不平等贸易政策,对于新疆“种种经济侵略,不遗余力”[6]82。第三,《开发西北》认为,苏联利用与金树仁擅自订立之“新苏密约”中的“苏俄代表得在新疆设置商务机关”、“苏俄专家得组织团体以调查新疆之矿山及油田”“、苏俄政府得依约协助新疆开发富源”、“苏新间通商路之以前封锁者,应重行开放”等规定,使得其“不但操纵新疆贸易,再获得采矿及开发其他天然富源之特殊权利”致使新疆成为其“经济上之外府”[7]27。
关于政治方面,此时苏联以与新疆省地方政府保持密切联系“维持目前新疆省的自治状态”[4]15为其纲领。《开发西北》认为此时新疆的形势极为艰险,有成为“苏俄政治之殖民地”[7]27的危险。第一,苏联积极推进其“东下政策”。在英人实行“北上政策”与“日俄关系之紧张”的形势下,必促进俄“对新政策之急进”,“对新不啻加速其经济政治上的藩属性”[5]29。第二,苏联“土西铁路”修成以后,对新疆军事等威胁极大“新疆成为第二个东北,实有可能”[5]32。第三,苏联“利用缠回,创办脱离报数种”宣传“仇汉”[8]45思想对新疆的政治稳定危害极大。
三、妄图侵占南疆之英国
“民国时期新疆的英国势力是从清代沿袭下来的”[9]1对此《开发西北》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指出,其“由北印度逾因都库什山之线”[1]31向新疆侵入已有二三十年的历史,而1931 年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不啻投英人以既猛烈之兴奋剂”[10]103,使英国加紧侵略南疆。
经济方面,《开发西北》认为“南疆商业大部在英人手中”[7]27。首先,《开发西北》指出英国之所以积极发展“喀什米尔之交通”就是希望借此“操纵我经济之开发”[10]103。其次,《开发西北》认为英国向新疆派出的探险队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视要害,同时注意经济,开发富源”[3]4妄图侵占新疆的资源。再次,《开发西北》认为英国利用在新疆之英人“暗售军器贩运毒品”[7]27以卑鄙手段妄图侵占或分裂南疆。最后,《开发西北》认为英国利用我国与俄签订“伊犁条约”之机,施压中国并获得与俄同等待遇,以此“做护身符,而纵横南疆”[1]34。
在政治方面,《开发西北》认为英国 “侵略新疆之野心,与日俱增”[8]45。第一,《开发西北》指出,英国“经阿富汗印度以至缅甸”对新疆已成包围之势,并视新疆为“彼之禁脔”[10]103,垂涎已久。第二,《开发西北》认为英国积极推行“包含西藏新疆,并四川青海甘肃一部”之“大西藏计划”[3]5,并指出随着“喀什米尔铁道完成”,英国大西藏计划“军事上之初步,可谓完成”[8]45。第三,《开发西北》认为1933 年11 月南疆伪政权宣称独立,亦是英国影响下的结果。这主要有两大依据。第一个依据,英国积极利用新疆地区“亚洲民族展览馆”[7]27,宗教复杂的特点“施其离间政策”[3]4。第二个依据,英国早有在新疆“建设一回教国家”[3]4之打算,并妄图建都于“叶尔羌地方”[3]5,故新疆南部之事变,英人“实有煽惑之嫌疑”[7]27“、实为重要之主角”[3]5。
四、侵略新疆后来居上之日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日本当局对新疆的觊觎是十分明显的”[11]53并有“急图后来居上”[8]46之势,对此《开发西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由于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新侵略主要从宗教、政治方面入手,对此《开发西北》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开发西北》记载,日本通过在新疆“发行回文杂志两种,分布新疆各地”[3]5、组织“黑狼会”、收留回教贵族“古尔邦阿利”、“罗致土耳其被逐王子阿勃都尔凯林姆”“、田中奏章内,亦将新疆括入”等方式,妄图在新疆成立傀儡政权“以支解中国,供日本之鱼肉”[8]46。
五、为经济利益而侵略新疆之德国
《开发西北》认为“德国与新疆向少关系”[3]5,但作为一战的战败国,德国经济极为困难,为了获取经济利益,德国通过“供给新疆南部回民之军械”的方式对新疆侵略。德国对新军械出口主要通过阿富汗,故喀什噶尔叛乱政府成立了代表团“屡与德国驻加布尔公使回见,磋商自德国购进军货事”,故《开发西北》指出“德国亦此次新疆南部独立中之一角色也”[3]6。
五、面对列强侵略国民政府应采取之对策
针对列强对新不断侵略的事实,《开发西北》提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第一,《开发西北》针对内地与新疆交通艰难的事实,认为“便利交通为最要”[3]1。并指出如若能在短时期内完成最低限度的西北交通“,则不第西北目前之问题,可以解决,而西北前途之祸患,亦可根本免除”[3]18。第二,针对列强主义对新疆的经济侵略,《开发西北》提出了由中国内地销售西北货物“不得重行征税”、西北农产品及皮毛牲畜肉类运往内地时“由铁道部令饬各局,半价收费”[6]83等便利内地与新疆经济往来的计划,以及“投资边疆”[2]22以发展新疆本地经济抵抗列强侵略的建议。第三,《开发西北》针对列强在新疆角逐的事实,提出如果能充分利用“帝国主义之冲突”“应付得宜”[3]6,则能有效避免新疆被瓜分的观点。第四,针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省控制力不足的状况,《开发西北》提出了从中原调兵“戍兵边区”[8]46“、恢复协饷”[8]47、增设学校普施教育“以精诚团结”[7]28“、奖励移民垦殖”[7]28等巩固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防止列强侵占的建议。
在20 世纪30 年代列强对新疆不断侵略与国民政府提倡开发新疆的背景下,《开发西北》针对帝国主义侵略所提出的建议,在后世开发西北中大多得到了有效地实施。
浅田宗伯医案中的医患互动记载研究 篇5
一浅田宗伯及其医疗活动记载
浅田宗伯生于文化十二年( 1815) ,逝于明治二十七年( 1894) ,先后跟随高远藩藩医中村中倧及京都中西氏学习医术,并跟随赖山阳学习儒学。浅田宗伯一生经历了德川氏五位将军及明治前期,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明治期汉方医学存亡运动中,他参与建立温知社、开设医院、开办讲习所、积极上书,并开办勿误药室收徒教学,为汉方医学存续做出突出贡献。
( 一) 社会背景与行医经历
浅田宗伯生活在幕府末期至明治前期,这一时期日本的社会环境及汉学和西学境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户时代,武士阶层与农民阶层彻底分离。在社会稳定期,位于统治阶级的武士阶层通过领取俸米向领主尽忠却不必参与生产。江户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米价下跌,武士们为货币所累,导致等级森严的身份制度难以维系。在这一时期,“尊王攘夷”成为中下层武士的思想基础。[3]天保十二年( 1841) ,幕府颁布了“人别改令”,禁止百姓移居到江户,强制农民归乡。[4]安政五年( 1858) 幕府开国后,在与美国协商通商条约时,由于缺乏外交经验,不了解本国与国际市场上的金银比价差异,货币兑换比率约定失误,导致金币的大量外流。通货膨胀、流通商品大量减少,使得农民、商人和中下层武士将这种状况归结于外国人,“攘夷”口号再次响起。[3]95安政六年( 1859) ,出现针对外国人的袭击,冲突进一步升级。万延元年( 1860) 樱田门事件后,人们更加排外,与西方相关的一切东西均被排斥,包括洋学者、洋货铺均受到威胁。[5]
兰学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从引进西方知识到压制取缔兰学( 以荷兰学术为主的西学) 书籍再到西学东渐热潮三个阶段。天保十年( 1839) ,幕府下令取缔了除天文学和医学之外的所有兰学书籍。嘉永二年( 1849) ,由于汉方医学和兰方医学的对立,幕府规定幕府在职的医生必须使用汉方医学,而开业医生必须通晓汉方。1853年,幕府开国后,受到刺激的日本人开 始学习洋 学并再度 掀起西学 的热潮。[3]明治时期,政府推行全面的西化政策。庆应四年( 1868,即明治元年) ,“太政官布达”规定日本的医道依据西方医学。明治九年( 1876) 和明治十二年( 1879) 发布的“内务省乙第五号”和“内务省甲第三号”分別为医师开业规则和医师考试规则,规定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等属于西方医学体系的考试科目,日本的医学及医疗实践走向了西方医学,汉方医学逐渐没落。[6]
浅田宗伯生活的这一时期,经历了汉方医学发展的高峰。其医学著作和医疗实践记载是这一时期汉方医学最后的绝响。天保七年( 1836) 五月,浅田在其叔父佐久间氏的帮助下在江户开业行医,起初患者人数很少,后经人介绍结识幕府医官本康宗圆,并由此认识当时江户医界的三大巨匠多纪元坚、小岛学古以及喜多村直宽,浅田的医业开始好转。安政二年( 1855) ,他成为幕府目见得医师,受命参加《医心方》的校对工作。庆应二年( 1866) 因准确诊断将军家茂疾病升为大奥侍医,后晋升( 叙位) 为法眼。开幕后,明治十二年( 1879) ,嘉仁皇太子诞生,浅田被任命为尚药,叙从六位,年俸千元绢四匹。明治二十一年( 1888) ,他辞去侍医一职,升为从五位,终生年俸千元。明治三十三年( 1900) ,感念其治疗皇太子的功绩,追叙从四位。[7]浅田一生患者人数众多,文久二年( 1862) 的人数达到4591人,年收入2300多两,成为“千两医”。晚年时期,他每年的患者逾万人,其中约半数免除药费。[2]
( 二) 医学著述
浅田宗伯一生著作颇丰,涉及医学、医学史、文学等方面。真诚柳在矢数道明对浅田宗伯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其著书状况及藏书地点,发现其著作共计123部,其中许多部只知其名而藏书地不详。[8]其中与医学医术相关的著书共96部,内容涉及对医学经典的注释考据与分析、历史上医家的医学观及治验汇编、诊断与治疗方法、药方集、特定疾病的论述以及医学学习方法等。25部是其书信、诗文、政治活动、日记以及书评。另有2部《栗园漫录》与《读书漫录》无法确定其内容。
在浅田宗伯的医学著书中,涉及记录患者医案的有四部,分别为《治瘟编》《橘窗书影》《橘黄年谱》与《马脾惩毖篇》。其中《治瘟编》与《马脾惩毖篇》为专门论治特定病症的医学书籍,其中的医案仅针对相应病症的患者。《橘黄年谱》为浅田宗伯的日记与医案的杂记,该书现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古典籍资料室。《橘窗书影》为浅田宗伯一生医疗诊治的汇编,其中涉及的疾病种类众多,相比另外三部综合性更强。
我们在本文中所依据的医书是《橘窗书影》。该书分为“元”[9]“亨”[10]“利”[11]“贞”[12]四卷,经整理于明治十九年( 1886) 出版。除了浅田宗伯的自序之外,儒医、本草学家兼画家山本章夫也为之作序。而第四卷之后所附作者的“栗园自序”,实则浅田宗伯71岁时所写的自传,目的在于“聊追述其生平。而示之于儿孙。以当年谱云”。医案正文前面收有“栗园医训五十七则”,但在书中实际上收录了五十五条,内容包括在诊病过程中对诊断、病因、治法、用药等方面的心得,而另外的两条则出现在《浅田宗伯选集》中,分别从如何行医以及必读书籍给出了建议。[13]
《橘窗书影》正文 记录了浅 田自天保 七年( 1836) 在江户开始行医至明治维新之后的各类病症的医案,共470例,每例开头详细记录患者的住址、身份、姓名以及年龄。由于当时很多日本人并没有姓氏,也有许多仅记录了名。通过分析书中对患者身份的记录形式,推测前三卷记录的治疗过程发生在江户末期,除了卷三中的倒数第二例的患者“外务省权少丞宫本小一郎男”为明治之后的治疗,“权少丞”这一官职设立于明治二年[14],而在明治四年的法令关于官职等级和名称的规定中已经没有这一职位[15]。而第四卷中,出现了大量的“故”、“旧”、“元”以及部分新的政府机构和官职名称,推测在该卷中记录的是明治之后的医案。
二诊断过程中的医患叙述
在浅田宗伯看来,望闻问切四诊中,望诊主要是从“察色”的角度观察患者的眼神、面部状态,并将舌诊归于其中。而其他关于患者疾痛的信息均通过问诊的互动获得。[16]医患之间最初的互动是以诊断为目的的。患者在就医时,叙述自身疾痛。医生据此做出诊断、再次询问或是放弃治疗的选择。
( 一) 患者叙述: 直接的疾痛感受及其变化
我们通过对浅田宗伯医案的梳理,发现他所记载的患者的直接疾痛叙述包括疾痛感受和病情变化两个方面。
患者直接叙述的首先是他们当下的疾痛体验。多数患者的疾痛叙述没有程度上的变化,只有可指示部位的疾痛,以及不可指示部位的疾痛的不同。可指示部位的疾痛有三种类别: 点不适、局部不适以及牵连痛。患者对不适的描述涉及的身体部位十分全面,大的方面包括了头颈、胸腹、腰肩背、四肢等全身各处,精细到眼眶、眼皮、眉棱骨等准确部位。牵连痛是距离较近的两个部位的同一种感受,患者一般用“牵着”( 二牵キ) 或“压迫着”( 二迫ル) 这两个词汇将两个部位的感受关联起来表达。对医生来说,患者描述的痛、胀、僵硬、寒、热、冷、麻、涩等对他人来说不可见,但患者却能感受到。像小疙瘩、红肿、疥疮、糜烂等,则是医生可以看到的疾痛。
患者的疾痛还有一部分是与身体特定部位之间没有一一对应关系的不适,以及睡眠、饮食、情绪等方面的不正常感受和表现。这部分内容的描述并没有指出身体上特定的部位,是人们凭借长期的生活、人际交流获得的身体正常与否的知识,结合这些知识叙述的自身不正常状况,包括“气郁”“气逆”“暴怒”“健忘”等感受,以及排泄、睡眠、饮食、情绪等方面的不适。饮食的多少与频率、睡眠的时间和深度、记忆力等状态,都是患者的自觉体验,以及他们依据社会网络成员对正常的共同认知,所叙述的自身不正常的感受。
对病情变化的描述是与不适感受同时叙述的,一部分的患者不适感受没有变化,但在有些疾痛中,患者的感受较为复杂。这类患者虽然也报告部位不适,但从其叙事整体来看,对病情变化的描述显得尤为突出。
患者描述的病情变化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不适程度的变化。从记录中可以看出,这类变化的疾病既有新病也有宿疾,患者在描述病情的变化时对感受的叙述包括了开始至就医时的症状,以及这种感受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第二类是不同感受交替出现、部分地呈现出循环式的变化。这类变化属于痼疾,类似于今天所说的慢性疾病。古代,人们相信痼疾是否能够治愈更多地取决于医者水平的高下。在医案中,浅田治好了许多患有痼疾的病人,表明他的医术高超。而今天的慢性疾病更多是指受限于社会整体的医疗水平而难以治愈的疾病。第三类是较为复杂的发病过程,其不适症状出现的形式多样,没有规律可循,基本的不适感受单一,但是会有不同的伴随症状。医案中的这类疾痛也属于痼疾。
( 二) 患者叙述: 治疗史及相关社会生活事件
除了身体上直接感受的疾痛体验,患者也会叙述自身的既往治疗史以及自认为相关的生活工作事件,表达的是间接的疾痛感受或者对其原因的解释。
席文认为,患者的卫生保健分为四个阶段,即自己判断病症用药、向他人寻求建议、到药店买药、求医。[17]患者的既往治疗史不仅指曾经的求医经历,也包括自我治疗的经历。“高明”的患者会在交流中给出前医的诊断病名和方剂名称,而另一些仅能表明曾经有过治疗经历而无其他信息。
在470个医案中,共有275位患者在此前找过其他医生,其中很多找过不止一位,这些医生包括了汉医、洋医、眼科医、哑医、疡医、按摩生、产婆和巫。有132位病人能明确或模糊说明前医对病的诊断或疗法,他们给出了59种诊断及67种治疗。这些疗法使用了37种名称明确的方剂。23种方剂,患者仅能给出方剂类别,有的仅能说明剂型,如“水药”、“散剂”。其余非药物的治疗经历主要为治疗手段、工具、方法及目的。有自我治疗经历的患者仅有8人,其中2人既有求医经历也有自己用药经历。通过他们的用药可以看出患者给出的药名较为模糊。仅有一位家中经营药铺的患者给出了处方名称且其服用过的汤药种类较多。
在自疗过程中,使病人服药的不一定是病人自身,家人对病人的疾痛会有一定的认识并决定了病人的用药。[9]医案中最为特殊的一例是患者向医生叙述疾痛后,阐述了自己对疾痛的看法并要求医生以何种方式治疗。[9]51虽然该患者并没有自疗经历,但从他对医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疾痛已经做出了诊断,大概限于医药知识,因而将方剂的确定权交给了医生。这是整本医案中唯一一例患者要求治疗方法的记录。
部分患者会讲述自己的生活工作事件。从记载的分布来看,大部分有关于生活工作事件的叙述由明治维新之后的病人表达。并非所有的生活工作事件都与疾痛有着直接联系,从医案的上下文看,有的患者只是基于叙事前后的顺序讲述生活事件,并不认为这些事件与疾痛有着必然的联系。[10]9
另一些患者的叙述则隐含着疾痛与生活工作事件的关系。在记载中,多以“因而”( 因テ) 、“因为”( ノ為ニ) 、“事后”( 事畢ノ後) 等表示因果及时间顺序的词汇将事件与疾痛连接表达。患者叙述的生活事件多样: 生活经济压力以及引起的负面情绪,忙于生计的疲惫,以及女性独自养家的艰辛导致的内心的苦闷,生活中突发事件引起的恐慌以及对失去亲人的悲伤,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曾经的武士受“散发脱刀令”的影响,导致了自我价值的丧失,等等,不一而足。
除了生活工作中不希望的事件,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也是少数患者叙事中的一部分。在医案记载的患者中,有社会政治环境叙事内容的全部为武士阶层或是与武家紧密相关。作为曾经的掌权阶级,他们更易受到社会政局变化的冲击。不利的政治环境使得曾经效忠的政权已经变得萎靡不振,而受到政局的波及对曾经显赫的家族命运的担忧。虽然也有“尊王派”的武士在维新后实现了个人理想,但其过程同样历经艰辛。
( 三) 医生叙述与患者回应
医生根据患者的疾痛叙事会做出三种回应: 说明诊断及治法、再次诊断或者放弃治疗。
浅田根据患者的疾痛叙事以及脉诊、腹诊等诊断主要从病名、病位、病症解释、病情发展、病因以及治疗方法角度对病进行说明。有时医生会对绝望的患者进行适当的劝慰。[9]5说明方式多结合患者的叙事内容,特别是症状。浅田对病因的解释并不拘泥于医理,还有其他非医学的角度。[11]29在他看来,生活工作、社会及心理方面都是浅田认为的导致患者疾痛的因素。不健康和无节制的生活习惯、[10]11过度安逸溺爱的成长环境、[10]10身居要职、[10]27思虑过重心情抑郁不舒等等,[12]6都是导致患者疾痛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患者疾痛最终都会被诊断为病,患者的就医行为也可能源于对自身异于常人的不安。[9]53
当医生根据患者的叙述内容以及诊断无法对病进行确诊时,会进行再次诊断。有时患者的叙述并不完整,仅会描述自身当下的症状而忽略了疾痛最初的症状,这时医生会进一步询问疾痛的最初状态完善疾病的整个发展过程用以确诊。[9]40对间歇性症状的疾痛,医生会选择等待病情的发展[12]28或是通过温和给药观察病的变化以此来确诊。[9]48
受限于医术或是经验,医生并不能治疗所有的病。当医生在诊断过后认为无法治疗时也会做出放弃的选择。
在诊断过程中,虽然患者对疾痛的治疗少有要求,但医生与患者之间关于治法的确定并非完全由医生决定。医案中虽没有明确记载医生征询意见的过程,但通过医生叙述与患者态度的前后文,可以做出推测。患者可以选择是否听取医生的治疗方案,尤其是邀请多位医生对患者会诊的家庭,其对医生关于病的观点也有自己的想法并做出选择。但是这一环节并不是存在于所有的医患互动中。
决定医生治法的不仅是患者本身,也可以是家人。在武家的家族环境中,也有侍臣和侍医两类人群同样可以代替患者做出决定。医生的建议也不全是关于如何治疗的,当医生认为患者的病症为不治之症时,有的患者会信服医生的建议并弃之不理,而大部分患者还是会有求药行为。
三治疗过程中的医患叙述
治疗过程的医患互动是由患者的反馈开始的。患者基于自身感受到的治疗效果向医生再一次叙述疾痛感受,有时患者会补充从最初的诊断到复诊时发生的相关生活工作事件。医生根据患者的反馈,做出坚持诊断或是更改诊治方案的选择。
( 一) 患者反馈叙事
据我们的分析,《橘窗书影》中所记载的患者在用药后对治疗效果进行的反馈包括三类: 用药有效病情好转、服药后部分症状好转、治疗无效。
服药后自认病愈者往往患的是非痼疾,患者本人或其臣下会送上谢礼以示谢意,[1024,11]至此表示整个医疗活动结束。患宿疾者往往在服药见效后需要继续治疗。浅田认为在治疗中,应该先治新疾,再治旧疾。[9]1在这种情况下,医患的互动可以看作新疗程的开始。
有的患者感到部分疾痛有所缓解,而其余疾痛没有变化,或者又出现了新症状。也有患者在诊断过程中并没有叙述全部疾痛,在反馈时予以补充。对于患者来说并非属于新症状,但对医生来说却是新的疾痛叙事。[12]27由此可以推测,患者的叙事倾向于就医时身体上感到的不适,而对身体上出现的奇怪却无特殊感受的症状是倾向于忽略的。除了症状的补充,患者也会叙述初复诊之间所发生的与之相关的新的生活工作事件。导致负面情绪的工作环境的改变有利于病情的好转,[12]1而患者的不当行为导致本已好转的疾痛恶化。[920,11]
部分患者的反馈无效。患者在服药后疾痛并无好转甚至病症加剧。有的患者由于无法忍受药的味道导致无法服药,[9]20这种状况并不能说明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但其治疗效果的确失败。
( 二) 医生对患者反馈的回应
医生根据患者的反馈会有维持之前诊断及更改诊断的要求。维持诊断时也有坚持前方和换方两种要求。
反馈治疗有效的患者,若其痊愈,则整个医疗过程结束; 若医生认为没有痊愈,则医疗活动继续。对于反馈好转以及部分好转的患者,医生在复诊后认为前方仍然可行,便会让患者继续服用,对个别特殊的患者则会在饮食方面做出适当的调整。[10]16医生也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对药物做出适当的调整以便患者服用,虽然药方改变,但实质上诊断没有改变。[930,12]此外,也存在医生回应与患者的反馈不一致的情况,患者反馈为无效,但医生认为是药剂还未起效,并坚持该方。[11]27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患者反馈与医生回应之间出现了矛盾之处: 患者认为有效———医生认为需继续服药; 患者认为无效———医生坚持先前的治疗。可以认为,患者的反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指出治疗效果,但对于疾病是否痊愈是由医生来判断的。不同于诊断环节中患者对治疗方法的干预,在治疗环节,在无意外的情况下医疗是完全由医生推动的。
当患者反馈中出现了新的症状时,医生会根据新出现的症状调换药方。[9]16若在复诊时,医生有新的诊断结果或是患者有疾痛叙事的补充,可能会使医生更改之前的诊断结果,并相应调整治疗方案。[12]34在诊断过程中,患者疾痛叙事的缺失以及医生诊断的不完全都会影响医生对疾病的判断及治疗。
除了在诊断和用药方面的调整,医生也会对患者生活环境给出建议。比如,浅田处理疟疾方法便是一例。他在治愈德川茂荣后,发现陆续又有人患疟疾。通过交流得知,此地二百年来从未有人患疟疾,是从当年才开始有的。浅田由此推断病因是潮湿的环境所致,对此他并没有给出药方,只是建议家臣改变府中环境,修剪草木、通风换气、清洁楼台以降低生活环境中的湿气。[12]27
有的患者在疾痛好转但未痊愈之时,不注重休养,心情大喜、懈怠用药并重新耽于酒食,最终导致症状较先前更为严重,医生认为无能为力也会做出放弃的选择。[9]21
( 三) 女性患者的诊治互动
医者与女性患者之间的诊治互动,引起我们特别的注意。在浅田的医案中,有一部分是对女性患者的治疗。通过分析医案记载可以看出医生与女性患者之间是可以进行脉诊和腹诊的,医生在腹诊中可以见到女性患者的皮肤状况。二者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对话过程,在诊断时,根据医生腹诊的按压给出直接的疼痛描述,而不是通过旁人的转述。这种形式的互动并没有受到女性患者阶级地位的影响。这与我国传统医疗中的情况大为不同。
不过,男性家庭成员会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女性患者的诊疗。他或他们不仅决定选择哪位医生以及何种治疗方法,[10]8还会决定用药时间的长短、干预了女性患者决定是否继续用药的权利。[11]14但是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的,单身的女性患者仍保留一定的自主决定权。
四结语
《橘窗书影》的体例是按患者分条记载,没有序号,也没有分类。我们在前面推测,该书的记载顺序可能是时序。除此之外,似乎看不出该书有什么结构。但是通过我们的分析,发现这些记载中潜存着多重内在结构。第一是表象结构,即患者疾痛感受的类别结构,由可指示身体部位的、不可指示身体部位的、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四类疾痛感受组成。对医生来说,只有可指示身体部位上的可见疾痛才是可观察的。第二是诊疗进程结构,即诊疗进程中的叙事环节构成。《橘窗书影》中的每则医案都是按照医患诊治互动顺序记录的,只不过详略有别而已。完整的诊疗过程中,诊疗活动自初诊始,有时经过补充信息叙事,至复诊止,每个阶段都是患者叙述在先,医生回应在后。第三是溯因结构,即叙事过程中对病因的陈述模式。这包括对于不适感之间的关联和因果认识、[954,1032,9]对导致病变的生活环境根源的认识,以及对于患者心理状况、经历及社会背景的认识。
概括我们对《橘窗书影》的内容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浅田宗伯实施的诊疗过程实际上就是医患互动的过程,患者疾痛叙事、医生说明以及患者反馈不断推进构成了整个医疗过程。( 图3) 这体现了“说”在传统医疗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对《橘窗书影》的文本研究,启发我们思考一些更一般的问题,比如,在没有现代理化手段和生理学知识的情况下,古人的诊断是否就是基于病人疾痛叙事及医者与患者之间的交谈? 如果是这样,患者如何选择医生及倾听对象,不同职业、文化程度和社会处境的患者用什么语言进行陈述? 医生以什么样的语言、用什么方式有效询问患者,凭什么采信患者的陈述,怎样把患者的非专业叙事翻译成为当时的医学知识和治疗经验框架中的病症,如何据此勾勒患者的疾病及其原因,如何检验自己的治疗方式?这些问题将指引我们选择中国、朝鲜等中华文化圈中传统医学顶峰时期的著作,开展下一步研究。
摘要：浅田宗伯是日本“最后的汉方医学家”,活跃在江户末期至明治初期。对《橘窗书影》470条医案的分析发现,书中记录的患者疾痛叙事包括疾痛感受、病情变化、生活工作事件及既往治疗史,医生据此做出解释疾痛、再次诊断或者放弃治疗的选择,并根据患者反馈是否有效及有效程度,补充新的疾痛信息,以确定或者修改诊治方案;男性家庭成员决定女性成员治疗方法和用药时间,而单身女性也有自主选择就医和治疗方案的决定权;医患双方均有从生活工作、社会及心理角度认识病因的叙述特征;从整个诊治过程来看,医生需要得到患者许可后才能给药,但治疗环节则完全由医生推进,并完成整个医疗过程。
文献记载中明代后湖黄册档案考 篇6
一、后湖黄册库
后湖黄册库的档案源于明政府对户口的严密管理。明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普遍存在户口失实的情况，明政府着手采取有力的措施，开展全国户籍赋役的普查工作，维护封建统治利益。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正式实施户口与户籍制度大幅度、大范围地进行实地调查与登记，制定详细的户籍制度。“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诏谕：“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里编制作成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骑零。僧道给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骑零。每经过十年，有司重新审定编册，并根据丁粮增减而调整。“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明史·食货志》）可见，明朝政府以户帖制度为基础，创新制定了黄册制度。也就是，黄册以户为基本单位，具体登记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同时，严格依照所从事职业，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类，主要划分为民、军、匠三大类户籍[1]。在推行黄册制度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登记户口赋役的黄册档案。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登记编造达二十四次。明政府规定每十年编造黄册一次，每次各地大造黄册汇总达六万多册。如此之多的黄册档案，需要选择合适的场所贮存，黄册库的成立日益提上日程。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身体力行地过问和指导黄册库建设事宜。“洪武初，天下官员三年一朝觑，而凡州、县之老人亦与焉。某年朝觑，太祖问一老人曰:‘胜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做何向宜乎?’一老人对曰:‘此堂当东西相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泡烂之虞也。’”明太祖采纳这一建议，黄册库选址定在应天府（今南京）的后湖。后湖毗邻皇城，背倚钟山，“诚天造而地设者也”。黄册库东西相向，前后皆有窗，利于通风换气，防止湖内湿气侵入，造成黄册档案霉烂。
二、黄册档案管理
1. 人员配备。
明初，户部侍郎掌管黄册库具体工作。明宣宗时期增设户科给事中和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各一位官员管理黄册档案[2]。正德十五年（1519）规定一律使用“管理后湖黄册关防”。在很短的时间内，南京设置户科管湖公署与户部管湖公署，全权负责后湖黄册库管理工作。可见，由兼职到设立机构管理黄册库的演化，彰显出明政府对黄册档案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户部侍郎、户科给事中和清吏司主事直接由皇帝掌控，他们的奏报可直达皇帝。每十年全国各地开展声势浩大的黄册整顿运动，经过汇总，解送后湖，由册库的工作人员统计核算，然后分门别类编造全国户口、田亩、税粮的黄册档案总册，为明政府施政的决策提供参考。通常情况下，黄册库设置办事吏30名，匠役约一百，每逢黄册档案大规模整理与晒晾之际，还需要抽调南京国子监调监生五十名具体负责该项工作。每届新册入库，或新旧查核的“大查之年”，工作人员剧增。“定取国子监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对比新册奸弊。”说明了编造黄册档案最多时可达1400多人。由此可见作为档案机构———后湖黄册库规模庞大及其重要性。
2. 保卫安全。
明政府明确规定，黄册库中库架一律使用木制结构，不得用竹，以便架面平整，防止黄册档案损坏；每五日组织船只过湖一次，集中晒晾黄册档案。重视防火措施的制定与落实，尤其火烛的防范，即后湖岛屿严禁灯火，夜晚也不例外，经常夜间呈现“及昏严姗火，悄然明月孤”的景象。明政府规定，工作人员严禁在黄册库所在岛屿上面烧火做饭。明朝初年，由于黄册库修造较少，岛上相对空旷，还允许岛屿上面可以一起建造厨房和黄册库，但明政府规定，厨房修造应在湖水边，大约距离黄册库0.5公里。随着黄册库库存档案的日渐增多，只好把厨房迁移到荒洲岛上，不再许可黄册库与厨房在同一岛上，岛与岛之间以便桥连接，便于膳夫匠役人使用，并于桥的旁边竖立警示牌，制定森严的告示:“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如此防范，极大地降低了火灾发生几率，在整个明王朝270多年历史长河中，后湖黄册库不曾发生过任何火灾。同时，明政府非常注意后湖黄册库的保卫工作。后湖内外设置官吏、士兵专门负责巡守防卫工作。后湖黄册库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即“四面环巡照大禁，中洲守护绝通衡”。明政府明确规定特定的时间如周一、六二日，方可准许黄册库相关工作与后湖外界发生联系，一般允许乘船过湖运送往来的人员和补充岛屿上的给养。但是，船只在湖口巡逻官兵严加检查。对于两京十三省解送黄册档案，“稽其文移，录其姓氏，按其好伪，严其关防”，派员到内府领取钥匙，方可开船放行。在湖口的太平门和神策门旁边，清晰可见红牌亭左右二座，书写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申明严厉禁止当地民众使用后湖的水资源以及到湖中樵采渔牧。后湖的黄册库的所有规定制度谓之“禁例”。
3. 分类。
面对浩如烟海的黄册档案，黄册库工作人员自有一套简单易行的分类方法[3]。由于黄册档案均是每十年编造一次，档案形成的时间具有统一性。为此，黄册库的库房具体划分为东、西、南、北、前、后等库房，每间库房设置册架四座，每架三层，依照顺序排列，库房与库架统一编号。黄册档案分类严格先按年代划分，不同年代的黄册档案区分放置不同的库房之内；然后根据造册的区域划分类别，遵循行政隶属关系进行分类如南北两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府、州、县，坊、厢、都、里等。另外平行行政单位如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军民府等，分别归附所属的司、府、州、县之下。层次分明，各有所属，利于查询。
4. 保存。
黄册档案制作程序严密，从开始全国各州县编造黄册档案至后湖黄册档案保管的全过程，保存工作始终处于第一位。明政府规定，黄册一律使用未经粉饰或漂白的厚绵纸；册籍大小和书写款式必须按照统一的规格；必须用加有矾末或椒末的防蛀浆糊进行粘贴；必须使用结实的粗棉白线装订制作。必须将各地司、府、州、县衙门主管造册的官员、具体经办书吏的姓名、采购纸张地点与时间，均需要上报黄册库存案备查。对于不合规定者严加问罪，以充军罪名惩罚。
5. 利用。
明政府大造黄册档案在于对户籍赋税严格控制，维护其政治、经济统治，目的为了明政府施政需要，政府是其主要利用者。一般百姓无从谈起利用黄册档案。普通吏民很难查阅黄册档案，“法禁严重”，“果一户二户军民册籍不明，解人前来挨查者，止许查抄本户田粮、军民丁产来历明白，即便发回，亦不许因而带抄别户，以泄事机”。如有偷抄改洗后湖黄册者，比拟盗制书，不分首从律条，皆斩监候，以严厉的刑罚控制黄册档案的利用[4]。
后湖黄册库是古代规模最大的档案库，存在着独立管理机构、规范的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在洪武年间，后湖仅修建九间库房，以后陆续建设，至万历二十年业已达九百多间，至明朝灭亡，后湖黄册档案库存达179万余册。明朝灭亡之后，或被做造甲原料和点火药的材料，或大量丢失破坏，后湖黄册库几乎损毁殆。后湖黄册库成立到消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古代赋役制度变革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彰显出封建社会户籍档案管理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意义。后湖黄册库的档案管理制度完善，从国家政府层面的进行严格细致的规定，这一点值得今天的档案工作者借鉴。
参考文献
[1]董俭.明代后湖黄册库[J].历史档案, 1984 (4) .
[2]丁海斌, 徐桂荣.明后湖黄册库保护档案安全、完整的办法与制度[J].辽宁大学学报, 1990 (6) .
[3]赵官.后湖志[M].南京出版社, 2011.
观察记载 篇7
一、两汉歌诗的题名
由于年代久远, 现存的两汉歌诗数量委实不多, 《乐府诗集》中有121首1, 主要分布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
汉代的歌诗命名, 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首句或者篇首的几个字为题, 这种题名从传承上看, 沿袭了《诗经》的命名方式, 而且这种命名方式多出现在西汉, 如《君子行》《相逢行》等, 东汉少见;二是出自首句或篇中几字, 与前朝题名相比较而言, 此题名方式属一种创新, 如《猛虎行》《白头吟》等;最后一种是区别于前两种, 与文中的字词并无关系的命名方式, 如《长歌行》《八公操》等。
可见汉代的乐府歌诗命名各有所不同, 特别是从以上第二或第三种方式而言, 属于汉代曲调名称的一种创新。但最特殊的是, 汉代歌诗在主名之后经常会缀以“歌、行、吟、操”等题, 不同的音乐性题名对其曲调进行命名, 以表示彼此之间不同的体裁。
汉代歌诗带有音乐性题名的主要分布在郊庙歌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中。
其具体分布如下:
郊庙歌辞:《灵芝歌》。
相和歌辞:《长歌行》两首、《君子行》《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善哉行》《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二首、《饮马长城窟行》《妇病行》《雁门太守行》《艳歌何尝行》《艳歌行》《怨诗行》《怨歌行》 (汉班婕妤) 、《满歌行》三首、《白头吟》, 其中包括“行”“吟”的音乐性题名。
琴曲歌辞:《力拔山操》《采芝操》《八公操》《琴歌》三首, 其中包括“操”“歌”的题名。
杂曲歌辞:《蛱蝶行》《驱车上东门行》《伤歌行》《悲歌行》《武溪深行》《前缓声歌》《东飞伯劳歌》《同声歌》, 其中包括有“行”“歌”的音乐性题名。
由于杂歌谣辞这一类别是经过汉代以后的人编纂的, 鼓吹曲辞中没有音乐性题名的汉代歌诗, 故此二类不作为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据统计, 《乐府诗集》汉代乐府歌诗中, 具有音乐性题名的有29首, 其中“歌”7首;“行”29首;“吟”1首;“操”3首。但该数据仅以歌诗主名之后带有音乐性题名的为主, 不包括汉代安世房中歌17首以及汉铙18首在内。经考证可知, 在汉代, 乐府歌诗已有“歌、行、吟、操”的音乐性题名, 这些音乐性题名有的是在汉代前就已存在, 如“歌、吟、操”;有的是在汉才出现的, 如“行”。
二、文献中关于汉代歌诗音乐性题名的记载
历代文献记载中, 亦有对汉代的音乐性题名的相关阐释及论述, 这其中也包含了其它歌诗的音乐性题名, 但文献的记载各有不同, 如沈约《宋书·乐志》中记载:
古者天子听政, 使公卿大夫献诗, 耆艾修之, 而后王斟酌焉。然后被於声, 於是有采诗之官。周室下衰, 官失其职。汉、魏之世, 歌咏杂兴, 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 曰引, 曰歌, 曰谣, 曰吟, 曰咏, 曰怨, 曰叹, 皆诗人六义之馀也。至其协声律, 播金石, 而总谓之曲。2
也就是说, 按沈约的观点, 汉魏时期歌咏兴起, 诗的流派有“行、引、歌、谣、吟、咏、怨、叹”八种。从文本看, 是以歌咏方式的不同所区分的, “至其协声律, 播金石”说明这些带有音乐性题名的歌诗都具有入乐的特点。
宋时赵希弁在《读书附志》指出:
《文选》所未取, 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 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自《石鼓文》而下, 曰赋、曰诗、曰歌、曰曲、曰敕、曰书、曰对、曰颂、曰箴、曰铭、曰赞、曰记、曰碑、曰杂文, 皆周、秦、汉人之作也。3
这里指出, 周、秦、汉时所作称为“赋、诗、歌、曲、敕、书、对、颂、箴、铭、赞、记、碑、杂文”的名称, 更多是一种不入乐的文学体裁, 没有明确到音乐的范围之中, 但“歌”“曲”是与音乐是密切相关的。
明代胡应麟撰诗话《诗薮》中指出:
曰风、曰雅、曰颂, 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辞、曰曲、曰谣、曰谚, 两汉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绝句, 唐人之音也。4
胡应麟指出的观点与其它作者的观点有所不同, 他明确指出“歌、行、吟、操、辞、曲、谣、谚”是两汉时期的音乐, 并且前接《诗经》中的风、雅、颂, 后启唐代的律、排律、绝句。风、雅、颂作为诗的体裁, “律、排律、绝句”是唐代的诗歌体裁, 他以“歌、行、吟、操、辞、曲、谣、谚”与“风、雅、颂”“律、排律、绝句”相对应, 也就是说明他认为汉代的这些音乐性题名也是两汉时期诗歌的一种体裁, 且都是入乐的。
另外明确指出了“三代之音”“两汉之音”“唐人之音”的范围, 也就是说“歌、行、吟、操、辞、曲、谣、谚”是曲调的一种类别, 就如同《诗经》是根据乐调的不同, 分为风、雅、颂三类一样, 它们在音乐内涵上同样有所区别。
从沈约的《宋书·乐志》、赵希弁的《读书附志》以及胡应麟的《诗薮》中可得知, 《乐府诗集》两汉的歌诗已经有了不同的音乐性题名, 从文献记载来看, “行、引、歌、谣、吟、咏、怨、叹、操、辞、谚”等, 都是可以入乐的, 而且是汉代的音乐性题名。
三、结语
两汉乐府诗的题名涉及到大量的曲调名称和相关的音乐术语, 这些曲调的含义是后人理解歌诗的关键所在, 也是构建中国古代音乐史重要的史料。这些音乐性题名具有非常显著的音乐与文学意义, 不同的题名表现为不同的体裁。两汉四百年的时间里, 音乐的不同曲调与风格, 也经历了兴衰的更替过程, 因此对其音乐性题名的研究可以更好的去认识汉代歌诗的分类及其发展流变等。这也正是笔者此文意义所在。
摘要：汉代歌诗题目都是曲调名称, 其命名与音乐息息相关, 而在其主名之后, 经常缀以“歌、行、吟、操”等题 (后文称音乐性题名) 。此题名对古代音乐特征及分类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两汉歌诗题名以及文献记载进行考证分析, 以期对两汉歌诗题名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乐府诗集,乐府,题名,歌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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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利辉.两汉乐府诗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3]张煜.乐府诗题名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4]吴相洲.乐府相关概念辨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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