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治理

海洋生态治理（精选六篇）

海洋生态治理 篇1

1 “全球化”与 “全球治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 “全球化” “全球治理”的讨论成为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探讨的主题之一。 “全球关系”相对于 “国际关系” 具有明显的进步性。 “国际关系”在关系属性上是时而处于安全困境的国家间关系,在问题取向上是个体主权、平等互利,在解决办法上是确定边界、分而治之,在解决结果上是零和性或关注相对收益的分配; “全球关系”在关系属性上则是具有共生性的非国家间关系,问题取向上是整体性、需要系统思维,解决办法上是寻求整体方案、共同管理,解决结果上是正和性[2]。

但是, “全球化”概念本身也存在局限性。 A·吉登斯认为, “全球化是一种世界规模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距离很远的两个地方之间产生联系,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由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所引发,反之亦然”[3]。吉登斯的观点具有代表性,这一 “全球化” 概念具有平面性和共时性。人们往往容易将 “全球化” 简单归结为平面上的时空压缩,而对 “全球化” 的复杂性没有充分认知; 有的甚至还会乐观地认为 “世界政治的时空压缩现象已经结构化”[4]。

事实上,“全球化”不仅是不同空间的事物(主体和事件)相遇,同时也有可能是处于不同 “历史发展阶段”的事物在时间上的相遇。 “全球化”本身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离结构化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因此,如果要表达空间、时间的双重相遇性以及主体的多样性, “世界化” 的概念或许要比 “全球化” 更加优越。“世界”一词出自佛教用语,其概念本身包含了时间和空间双重因素。 国内有学者针对 “全球化” 的词义局限,提出 “充满复杂性的 ‘世界化’时代”的观点[5]。 “世界化”定义内在的空间、时间双重相遇性,有利于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使在海洋领域,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在海洋开发利用以及管理上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有的已经开发利用过度,有的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未起步;有的管理对象(问题和矛盾)开始隐没、 转移,有的管理力度亟待加强。

全球治理委员会给出的 “全球治理” 定义是,“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各种相互冲突和不同的利益可望得到调和,并采取合作行动。 这个过程包括授予公认的团体或权力机关强制执行的权力,以及达成得到人民或团体同意或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的协议。”对照中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如英国的托尼 · 麦克格鲁、美国的詹姆斯·罗西瑙、国内的俞可平、蔡拓等, 大家对于 “全球治理”的定义有三方面的共识: 一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包括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二是对象的统一性,需要应对共同的危机或追求共同的利益;三是行为的协调性,即需要通过协商和合作来解决问题。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一个根本性困境是 “参与的赤字”和 “责任的赤字”。前者是指现有的治理结构未能充分表达许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意见,许多行为体没有参与渠道或者不愿意参与;后者是指不存在任何超国家的实体来调节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和使用,对于诸多紧迫问题大国放弃责任、 小国免费搭便车, 缺乏寻求持久性集体解决方案的意愿和行动。 这一困境源自基于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的 “国家中心主义”理念[6]。

为了应对和解决全球治理面临的矛盾和问题,美国学者安德鲁 · 库珀建议重新建构全球治理,提出通过界定义务获得权力、将非国家行为体引入治理当中、重新分配责任、推动非选举民主、建立权力的多元性、扩展责任机构、 突出义务宪章、重构企业和公民社会八项革新举措[7]。英国学者戴维 · 郝尔德建议实现政策转向,以替代华盛顿共识及其安全战略。国内学者提出了全球深度治理、全球法治、全球行政、世界政府、全球公民社会等理论[8]。这些一般性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理论,对于分析全球海洋治理问题以及优化全球海洋治理具有重要参考和现实指导意义。

2全球海洋治理概念初探

海洋与 “全球化” 具有特殊渊源。海洋可以视为 “全球化”的初始物质条件和重要载体。 在古代,因为工具和技术的原因,陆地上的时间和空间难以压缩, 人类分别生活在不同的、 相互隔绝的世界里。真正的全球化从大航海时代开始[9],人类现代早期直到当今社会,国家、 组织、个体之间大规模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海上通道进行的,海上通道是 “全球化”的大动脉;海上通道也可以看做是 “全球化”历史的 “基因图谱”,因为一条特定通道的建立、发展和演变情况及其物质、 能量和信息的载荷量,往往能够精确指示特定国际关系乃至某类全球关系的性状。

海洋也是 “全球化” 的物质镜像。挪威社会人类学教授托马斯 · 许兰德 · 埃里克森总结的 “全球化” 维度为: 抽离、 加速、 标准化、 互联性、移动、混合、脆弱性、再嵌入[10],其中大部分可以直接拿来描述海洋的基本属性及其运动规律。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全球海洋系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运动交换模型及其客观规律具有特殊的应用价值,甚至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一部分 “全球化”现象及其基本原理。通过建立、完善全球海洋治理系统,人们可以进一步充实、完善 “全球治理” 体系,甚至为全球治理系统本身探索和提供先进的思想和方法。

2.1海洋治理

海洋治理(ocean governance)和海洋管理(ocean management)具有明显区别。美国学者比莲娜· 西西恩- 赛恩和罗伯特 · 克内希特认为,“海洋治理用来表示那些用于管理海洋区域内公共和私人的行为,以及管理资源和活动的各种制度的结构和构成。海洋管理则是指为了达到人们所希望的某一目标而对某一特定资源或者某一特定海域进行管理的过程”[11]。治理(governance)和管理(management)的不同体现在范畴和内容上,前者更加宏观、宽泛,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国内学者认为,公共管理(亦即公共治理)理论引进以及相应的改革运动出现后,海洋管理朝着海洋治理的方向转变, 具体特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客体的扩展、管理过程具有互动性、方式和手段多样化等[12]。

2.2海洋综合管理

与海洋治理概念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海洋综合管理(ICOM),英文全称是 “Integrated Coastal and Ocean Management” (综合性海岸带和海洋管理)。海洋综合管理(ICOM) 的主要目标是有利于沿岸和海洋及其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海洋综合管理是一个动态的、 跨学科的、重复的参与过程,旨在促进沿岸和海洋的环境、经济、文化和娱乐长期发展目标平衡协调的可持续管理。海洋综合管理采取一定范围沿岸和海洋区域内人类活动规划和管理的综合方法,考虑生态、社会、文化和经济相关特性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理想情况考虑, 海洋综合管理项目应在一定地理范围内密切结合的连贯管理体制内运作。海洋综合管理的基本原则包括沿岸和海洋可持续发展原则,环境和发展原则,沿岸和海洋的特殊性、公共性及其资源利用原则[13]。

相关的国际框架和准则包括:1992年联合国 《21世纪议程》第17章;1993年联合国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 “海岸带管理”综合政策;1993年世界银行 “海岸带综合管理准则”;1993年世界保护联盟(IUCN)“沿岸地区跨部门综合规划” 沿岸地区开发准则和原则; 1995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沿岸地区和海域综合管理准则” 特别关于地中海海盆; 1996年UNEP大加勒比海域沿岸地区和海域综合规划和管理准则;199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沿海综合管理、 水产养殖、 林业和渔业;1999年UNEP沿岸地区和河谷盆地综合管理概念框架和规划准则;1999年欧共体(EC) “迈向欧洲海岸带综合管理的战略”总体原则和政策选择;1999年欧洲理事会欧洲海岸带行为准则;2000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当中为了实施 《公约》有关海洋和沿岸地区综合管理及其贯彻执行的现有手段的评述;2004年(CBD)为了实施 《公约》确立的海洋和沿岸地区综合管理方法。 这一国际框架具有开放性, 处于发展过程中。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特别强调海洋综合管理的重要性。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2002年 《约翰内斯堡实施计划》要求世界各国 “到2010年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和 “在国家层面推进海洋综合管理,鼓励并帮助各国制订海洋政策和建立海洋综合管理机制”。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方法(EBM) 成为海洋综合管理(ICOM)的发展方向。国际实践中的成功范例有:加拿大 “东斯科舍陆架综合管理计划”;智利 “全国海岸边缘政策”;中国 “厦门海岸带综合管理项目”; 法国 “托泻湖综合管理项目GITHAU”;丹麦、德国、荷兰 “瓦登海三方合作项目”;德国 “奥德河河口区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项目”;坦桑尼亚 “海洋和沿海环境管理项目(MACEMP)”;泰国 “沿岸生境和资源管理(CHARM)项目”等。目前还有新增案例不断出现。

根据估计,自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140多个沿海国家开展了近700项沿岸和海洋综合管理计划,但是这些计划至今可能只有半数得到彻底的执行。究其原因,在后现代、后工业时期,发达国家普遍采用金融、品牌、知识产权和管理等经济战略控制手段来获取全球资本利润,这些国家沿海地区大量的高能耗、高污染制造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其自身境内的海洋环境和生态压力骤减,发达国家的海洋综合管理实践难以再有原先、最初的动力。而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为了生存,必须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产能转移,处在开发与保护的两难境地。因此,海洋综合管理计划在发达国家变得后续动力不足;而在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面临战略阻力,少数的成功案例变成暂时的样板,但难以全面铺开。此外,海洋科学技术、海洋管理经验与技术从 “北” 到 “南” 的国际流动不畅也是导致这个局面产生的原因之一。针对这一现象的客观条件和深层原因的相关专业分析并不够,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 社会学、人文等学科的专业性分析,以至没有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2.3全球海洋治理

由于海洋本身的流动性和国际性,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要早于一般性的、理论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可以认为,全球化伊始全球海洋治理便几乎同时出现。美国学者劳伦斯 · 朱达认为,人类社会的海洋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雨果· 格劳修斯1609年发表的 《海洋自由论 》 (“The Freedom of the Seas”)是此后3个世纪海洋法的基础,并特别强调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对于海洋治理的规制意义[14]。这种广义的海洋治理概念及其使用在西方学界具有普遍性,海洋治理被认为在实践层面上有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四个层次,海洋治理的国际性和全球性甚至隐含其中。但是, 笔者认为即使是广义的海洋治理和国际海洋治理(international ocean governance) 概念, 也不应用来指代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 ernance),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使海洋治理定义及其理论系统本身产生封闭性,甚至可能与一般性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理论脱节,失去 “元理论”的观照和指导。

事实上,也有人从更广阔的全球化、全球治理理论视角检视海洋问题,明确使用全球海洋治理(global ocean governance)概念。如美国学者罗伯特 · 弗雷德海姆把美苏冷战结束作为全球化起点,并在20世纪后10年和21世纪的前1/3时间跨度内设计海洋政策的未来[15], 这一观点具有标准的国际政治学意义。本研究也主张从国际政治理论框架分析全球海洋治理问题,笔者认为:全球海洋治理的定义元素来自于全球化(globalization)、全球治理、海洋治理、海洋综合管理等概念群;全球海洋治理离不开 “全球化”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类别;全球海洋治理是全球化了的海洋治理;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方法(EBM)的海洋综合管理则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具体技术方法和主要目标之一。

因此, 可以将 “全球海洋治理” 定义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 企业(跨国企业)、个人等主体,为了在海洋领域应对共同的危机或追求共同的利益,通过协商和合作来共同解决在开发利用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的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主要方式和方法是制定和实施全球性或跨国性的法律、规范、原则、战略、规划、计划和政策等,并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主体(国家、 组织和个人) 之间在海洋领域(海洋活动和相关事务)中的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建立与维护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保护和促进海洋健康、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

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主要有各国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国际间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个人等,上述各类主体根据自身的角色、地位对于全球海洋治理发挥不同的作用。目前,在全球海洋治理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具体就是联合国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NGO)、跨国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上升。联合国组织当中值得关注的是“海洋与沿海区域网络”(UN-Oceans)。

3.1联合国“海洋与沿海区域网络”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 《21世纪议程》,该议程是全球的21世纪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 《21世纪议程》第17章专门论述了海洋、海洋保护和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问题。1993年,联合国系统内各涉海机构经协商同意后,在联合国协调行政管理委员会下面设立了负责协调统一工作的海洋与沿海事务分委员会;2003年9月,联合国计划高级委员会批准在 “海洋与沿海事务分委员会”的基础上设立 “海洋与沿海区域网络”,工作范围涉及一系列广泛的海洋问题,参与单位包括联合国系统内的各相关计划、实体、专门机构以及各有关国际公约秘书处。

UN-Oceans的职能主要包括:加强对联合国系统内涉海工作的合作与协调;审议联合国系统内为执行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1世纪议程》和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而实施的计划和开展的有关工作;研究新出现的问题,确定应采取的联合行动,以及为解决这些问题而设立特别工作组;促进全球的海洋综合管理;酌情帮助联合国秘书长在其海洋年度报告中增加相关内容;促进联合国系统和联合国海洋事务协调网络成员单位,根据联合国大会规定的职权范围、 《千年发展目标》 确定的优先领域和 《约翰内斯堡执行计划》协调各项涉海工作。

UN-Oceans的主要构成单位包括:联合国秘书处各个部门当中的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司、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计划与基金当中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专门机构当中的国际劳工组织、 粮农组织、 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 世界银行、 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工业发展组织、 世界旅游组织;其他的相关组织如国际原子能机构,相关公约(联合国公约和非联合国的公约)秘书处如国际海底管理局、 《生物多样性公约》。其他可以加入的机构有: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居署、 《气候变化公约》 《拉姆萨尔公约》、贸易发展会议、联合国大学、经贸合作组织和国际航道测量组织等, UN-Oceans认为,应当鼓励有关非政府国际组织和国际上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参与特别工作组。 上述机构正在开展或者已经完成的工作有:联合国海洋图集、 《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源污染的全球行动计划》、 “评价的评价”、国际珊瑚礁行动计划、海洋环境保护科学问题联合专家组、 全球海洋观测系统、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等。

3.2关于 “NGO”

可以预见,除了各国政府、联合国组织等官方组织外,随着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国际非政府组织将对全球海洋治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反对日本捕鲸运动、美国野生救援协会发起的禁食鱼翅运动等,1972年伊丽莎白·曼-博尔基斯教授倡导并创办了国际海洋学院(IOI),这些组织和运动对于全球海洋治理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全球公民社会代表着一种非政府的组织、网络、运动和制度体系,它以超越国家领土局限的全球意识为价值取向,在战争与和平、环境、人权和妇女运动等议题以及抗议和治理全球不公正等领域展开活动。如,倡导新观念,教育民众, 培育公共舆论;从事信息咨询活动,宣传自己的观点和政策主张;游说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促进国际性立场、公约和达成并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为进行监督;举办国际性论坛和平行峰会,为国际事务确定议事日程;参与国际发展援助项目及国际协调和救助活动等。

学者研究发现,当前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已经具备两项重要能力:一是基于现代交通和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强大动员和组织能力;二是基于高度专业的技术、法律和外交资源的强大政策影响能力。可以预见,在今后的全球海洋治理当中, “NGO”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突出的作用。

4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

全球海洋治理的客体或者对象,主要是指海洋领域(发生在海上或者涉及海洋) 的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跨国性问题。这些问题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而必须依靠双边、多边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目前需要全球海洋治理机制加以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4.1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上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各国逐渐将关注点从强调对抗与军事力量的传统安全领域分散开来,更多地关注非传统安全问题。与传统安全不同,非传统安全问题涉及国家、地区、全球等多个层次,单个国家往往无法独自解决,必须进行各种层次的合作。现有的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包括海盗、 海上恐怖主义、非法捕鱼、走私、贩毒、偷渡、 奴隶贸易以及其他针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海上暴力犯罪和特大自然灾害、 人为事故灾难等, 其中危害最大的是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当前海盗活动主要集中在从非洲通往亚洲的航线上, 主要有西非海岸、索马里半岛附近水域、红海和亚丁湾附近、孟加拉湾沿岸和整个东南亚水域五大区域。国际海事组织专家表示,有组织、 有预谋、规模庞大、手段先进的海上恐怖主义袭击正在成为更严重的海事威胁;现代恐怖分子的目的是对抗政府、制造混乱,目标不仅限于油轮和商船,军舰、码头、港口、旅游胜地乃至居民聚集区都可能成为袭击对象。

4.2海洋健康问题

海洋污染已经成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威胁人类的十大环境祸患之一。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海洋污染愈益严重,自然海岸线被过度占用、破坏和侵蚀,海洋资源退化严重,海洋健康面临巨大威胁。具体表现为:海洋生物物种减少甚至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珍贵水产资源大幅减少,重金属、矿物质、有机物污染毒害间接影响人类身体健康;海上溢油事件、 毒害物泄露事件频发,赤潮、绿潮频发,水质恶化等。科学家研究发现:全世界的鱼类资源数量呈下降趋势, 大型肉食性鱼类锐减90% (包括金枪鱼、旗鱼、鲨鱼等),河口和近海水域的大型鲸鱼减少了85%、 小型的也少了近60%,信天翁、海象、海豹、牡蛎等最常见的海洋生物数量锐减。2010年10月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交的研究报告称,“随着环境污染、过度捕捞和气候变化等因素对海洋造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在未来几十年中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事实上,海洋健康的理念并没有在全球得到有效推广,海洋健康标准的制定及其评估体系以及海洋健康的保护战略、制度、政策和措施也没有进入各国的海洋政策核心领域。环境美好的前提是环境健康,人类社会越过环境健康而谈环境美好,意味着人们对于环境危机的轻视和忽略,至少表现得思维混乱。

4.3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问题

由于过度开发和粗暴式开发,人类对于海洋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使用问题和开发利用不可持续问题并存,大量原始海岸线、优质近岸海域被围填,海洋环境质量下降,潮间带生态系统、红树林、珊瑚礁等重要海洋资源大面积退化。一方面,海洋油气、海洋矿产等不可再生资源勘探开发缺少科学统筹;另一方面,可再生、可重复利用海洋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进展缓慢,难以形成规模。发达国家尽管占据技术领先地位,但在海洋资源勘探开发技术风险的管控方面并不值得信任,美国墨西哥湾的特大溢油事件是个明证;而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刚刚起步,既缺少资金、装备、技术以及管理经验的支持,也缺乏预见、防范和处理风险的经验和能力。

4.4海洋技术国际转让问题

广义的海洋技术包括海洋科学与技术以及海洋管理经验与技术。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四部分 “海洋技术的发展和转让” 中第二六六条规定, “各国应直接或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按照其能力进行合作,积极促进在公平合理的条款和条件上发展和转让海洋科学和海洋技术。各国应对在海洋科学和技术能力方面可能需要并要求技术援助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内陆国和地理不利国,促进其在海洋资源的勘探、开发、养护和管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海洋科学研究以及符合本公约的海洋环境内其他活动等方面海洋科学和技术能力的发展,以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各国应尽力促进有利的经济和法律条件,以便在公平的基础上为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转让海洋技术”。

海洋技术的国际转让是一个长期性难题。 全球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亟须海洋高新技术的援助, 以提升自身的海洋资源开发利用、 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海洋管理和公益服务能力。但是,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转移制造业基地、 转嫁环境和人力成本的同时,并没有积极转让科学技术,一些国家出于对片面的军事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考虑,对关键技术出口进行严格限制;另一方面,有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自身欠缺先进设备、高新技术引进的系统性条件,如教育、培训机制等。

4.5气候变化与海洋的关系问题

气候变化正在给世界海洋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气候变化导致海洋环境出现以水温升高、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化为主要特征的一系列物理和化学的连锁反应,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协同作用也将进一步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对于海洋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按照发展趋势,太平洋上的低地岛国(如基里巴斯、库克群岛、瑙鲁和西萨摩亚等)、拥有灌溉耕地平原的亚洲国家(如中国、 印度、 泰国、 越南、 印度尼西亚等)以及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濒海国家都将面临海平面上升侵吞国土的严峻威胁。

人类社会亟须在科学层面上加强对海洋与大气、气候之间的关联性研究,同时促进和加强海洋治理与气候变化应对之间的政策联系, 实施跨制度合作[16]。

上述五大问题的解决,必须以全球海洋治理结构的建立、完善为前提。阻碍全球海洋治理结构完善和升级的,是原有、守旧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有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海洋制度围绕海上扩张、控制海外殖民地和开拓海外市场3个根本需求进行构建,这导致各国在处理海洋问题时存在霸权思维, 表现为排他性、 扩张性和无序性[17],“海权论” (sea power)是霸权思维的高级形式。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以后,世界范围内兴起 “海洋圈地” 运动。 世界各国(主要是相邻、相向国家) 之间很多存在海域划界争议、岛礁主权争端、海洋资源争夺以及对于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公海区域内特定事项管辖权的法律立场分歧等,有的海洋权益纠纷甚至会和沿海国的国内政治局势、地区战略格局、大国政治博弈发生关联和耦合,成为国家内部、地区甚至全球政治秩序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问题背后,多少都有 “海权论”的影子,而人类要确保世界和平与发展、实现全球海洋善治,就必须建立共生性、克制性、有序性的合作新思维,以取代对抗性的 “海权论”旧思维。

5全球海洋治理的方法

全球海洋治理是一个复杂性问题,涉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诸多现象。全球海洋治理需要国际政治、国际法、经济、公共管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多个学科的理论支撑,几乎涵盖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科学领域——— 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笔者认为,全球海洋治理的方法大约可以分为3个层次:基本方法、专业方法和技术性方法。

5.1基本方法

基本方法又称 “元方法”(fundamental method),亦即哲学方法。哲学是对世界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表现出根本性探究、整体性思考、终极性关怀以及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遍的指导性等特点。海洋是一个大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18];海洋的开发利用和管理是一个复杂现象,全球海洋治理是一个复杂性问题。因此,适宜运用系统哲学、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的视角和逻辑(即系统理论和方法)去认知和分析。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复杂性科学(com- plexity sciences)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领域之一。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科学与传统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在理念和思维上的本质区别是:复杂性科学转向强调非平衡状态、非决定论,重视概率化,强调转向非线性发展、重视随机性,从还原主义、机械主义转向有机论和整体论,重视物理、生物、 社会领域的现象和结构向更高组织层次和更大复杂性的会聚、进化。英国学者约翰 · 厄里认为,把 “全球化” 和 “复杂性” 结合起来,目的是为了向人们揭示全球化的过程其实是内含有一套涌现系统(a Set of Emergent Systems) 的,这套涌现系统的特性和模式是它们经常远离平衡态;复杂性强调存在多种多样网络化的时空路径以及经常的、大量的因果非线性关系, 同时又强调不可预见性以及不可逆性似乎是所有社会系统和物理系统的特征[19]。

国内已经有学者将系统哲学和复杂性科学引入国际政治理论。全球性海洋问题、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具有鲜明的复杂性、多维度性、非线性、不平衡性、整体性、自组织性和涌现性, 本质上需要复杂性科学原理和方法的指导。

5.2专业方法

专业方法(professional approach) 是 “元方法”指导下的具体应用方法。如,在实施全球海洋治理时,需要运用政治学(国际政治)、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自然科学(海洋学)等学科工具(基本理论和方法) 对在海洋领域遇到的共同危机或面对的共同利益进行专业分析,需要运用法学、外交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文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和技巧进行协商和谈判,以共同解决在利用海洋空间的各种活动和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制定和实施全球性或跨国性的法律、规范、原则、战略、规划、 计划和政策等并采取相应具体措施的过程中, 国际政治、国际法律、经济、军事、公共管理、 海洋科学等学科的知识和工具必不可少。此外, 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目标是建立和维护主体间关系(国家、组织和个人)和人海关系的和谐, 因此人类积极理念的建立和推广还需要伦理学、 宗教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的知识支持。

概言之,只要是全球海洋治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用到的知识和方法,都有可能成为其专业方法;而主要的专业方法就是政治(国际政治)、法律(国际法)、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和海洋科学等。

5.3技术性方法

全球海洋治理的技术性方法,是指在 “元方法”统摄和 “专业方法” 支撑下,针对特定客体、具体对象而采取的技术性措施。前文阐述的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是海洋环境和资源开发利用问题,如海洋健康问题、海洋资源开发利用问题、气候变化与海洋的关系问题,以及相关的海洋技术转让问题等。二是海上安全与秩序问题,如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涉及查处一般违法、 打击犯罪、 搜救和赈灾等。针对以上两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实施海洋综合管理(ICOM)和建立海上执法国际合作机制。

5.3.1海洋综合管理

基于生态系统管理方法(EBM) 的海洋综合管理是当前全球海洋治理的具体技术方法和主要目标之一,具有鲜明的技术性,可以定义为技术方法(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lan)。 海洋综合管理的总体目标是为了从沿岸和海洋生态系统中获取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保持这些生态系统与其健康和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物物理特性。对沿岸和海洋的人类活动的管理必须考虑生态系统健康的核心方面,海洋学、 生物学、 生物物理学、 地质学、 地理学和生态学概念和参数的综合对于科学家、 ICOM管理者和决策者处理生态系统尺度的环境问题具有指导作用。

EBM的内涵包括3个方面的基本要素:一是综合管理,即管理过程中必须考虑生态、经济、社会和体制等各方面因素;二是管理对象是对生态系统造成影响的人类活动,而不是生态系统本身;三是管理的目标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可持续利用。EBM的基本框架和步骤是:研究范围界定 → 管理目标设定 → 基础信息收集与基本生态学问题的分析和评价→ 系统综合→在管理对象中执行管理方案 → 生态系统和管理效果监测和评价→构建管理平台[20]。

5.3.2海上执法国际合作机制

建立、完善海上执法国际合作机制,是解决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广义的海上执法,是对海上力量的综合利用,包括查处一般性违法、打击海上犯罪、搜救和赈灾等。海上执法国际合作也主要在上述几个领域开展。合作的表现形式包括:信息沟通、人员互访、业务交流、人才培训、海上行动协调与配合、平台(船舶或飞机) 共享等。海上行动的协调与配合则涵盖了情报交换、 联合巡逻、 共同执法、 案件移交、 司法协助、 联合演习(桌面推演和实地演习)等方式。中国参与的海上执法国际合作实践有两个较新实例: 一是 “北太平洋地区海岸警备执法机构论坛” (NPCGF);二是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

目前,海上执法的国际合作存在若干不利因素。比如:法律因素;各国对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管辖范围和管辖事项的理解有时存在分歧,各国就 《公约》 内容实施国内立法的程度和水平不一。再如,体制因素;各国的海上执法体制并不统一,有的国家内部存在组织混乱、职能交叉、工作交集、信息不通、 联动不能等现象,限制了对外合作。又如,非传统海洋安全问题本身边界比较模糊,与传统的海洋安全因素密切相关,具有较高的敏感度, 加上各国海上执法力量的角色定位并不相同, 有的具有军事化、准军事化色彩,有的偏向政府管理部门身份,合作起来难以充分互信、有效对接。最具挑战性的一点是,在建立区域性、 全球性的海上执法多边合作机制过程中,地缘政治、国际战略博弈的因素有时难以剔除,围绕自身国家利益的主导权争夺和杯葛现象十分常见。

6结论

海洋生态治理 篇2

起源于传统自然资源管理和利用过程,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的生态系统管理不仅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而且还具有迫切的社会需求和广阔的应用前景.1992年以来逐渐成为美国等国家的一些政府机关和非政府机构所采用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20世纪90年代后期引入我国后,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理论探讨,主要内容为陆地生态系统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在海洋领域仅涉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和大海洋生态系统,但尚未在海洋政策中确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模式.文章在综述生态系统管理相关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海洋生态系统特点及其开发利用特征,系统阐述了在我国实施海洋生态系统管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了我国建立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的海洋管理新战略与行动,为我国制定海洋区域化管理模式提供参考.

作 者：叶属峰 温泉 周秋麟 作者单位：叶属峰(国家海洋局东海环境监测中心)

温泉(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周秋麟(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生态旅游正在威胁海洋生态 篇3

在所有的海洋生态旅游项目中，乘船观赏海洋生物是最流行的一种，尤其是观赏海豚或者鲸鱼，人们对于这两种动物始终怀有好奇之心，能近距离观赏，甚至接触它们，在普通人看来堪称奇幻之旅。

但是，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在这样的观赏过程中，游轮撞死、撞伤鲸豚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在周围徘徊的游轮，还可能改变鲸豚们的生活习惯，增加它们在海洋中的紧张感和不适感。格拉斯哥国际海洋保护协会（IMCC）的一些科学家还提到，这些动物当中，有一些种类更容易受到影响，至于这种影响是否长期存在，还需要长期观察。

根据可靠的数据显示，乘船观赏鲸、豚的生态旅游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其游客来自31个国家，每年高达数百万，到了2008年，游客范围则扩大到119个国家，人数增加到了1300万，据伦敦一所名叫“国际动物爱心基金会”的慈善机构估计，2008年这项产业的产值就高达21亿美元。

伴随着游客增多，撞击事件也频繁发生。研究表明，鲸、豚和游船撞击后并不仅仅是受伤，受伤之后的鲸豚可能没有力气游动，再也不能避开其他船只的碰撞，也不能进食，这终将导致其死亡。美国马里兰州地质调查研究所的野生生物学家莱斯说：“乘船观赏鲸、豚本来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旅游方式，但那也可能打扰鲸、豚们的正常生活，这种打扰对它们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折磨，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在新西兰的神奇湾，大量游轮将宽吻海豚逼出了它们的家园，为了躲避游轮，它们惊慌失措，无暇捕食，最后不断死去，数量从1997年的67只下降到2005年的56只，现在已濒临灭绝。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柬埔寨和老挝交界的湄公河上，在这个河段，有大约70只伊洛瓦底海豚被游船追逐，很可能因为这些游船的影响而灭绝。太平洋鲸鱼基金会的执行官格雷格·考夫曼认为，这些海豚属于极度濒危动物，亟待保护，因为“基本上他们每观赏一次，就会杀害一只。”

这种生态旅游威胁海洋生态的情况，不仅发生在一些自然环境舒适的地方，即便是在环境恶劣的南极，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据统计，全球每年前往南极观光的人数超过4万，其中仅英国人就超过了7000，而乘坐巡游船观看冰盖和企鹅之类的动物，已经成为南极游的重点项目。旅游活动不可避免地对南极造成了影响，船舶泄漏的燃油和游客带来的垃圾，正在污染南极。荷兰研究员迈克尔·拉莫斯接受科研机构的委托，研究了生态旅游对极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他认为，极地生态旅游正在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每年来南极参观的4万多游客，会造成巨大的温室气体排放。

更可怕的是，自1969年以来，由于人类在南极的持续活动，南极洲已经发生多次企鹅集体死亡事件，造成数以千计的企鹅成群死亡，死亡原因大多是传染病。如2006年蔓延的鸡痘症就造成了400多只巴布亚企鹅死亡;2008年，六成死亡的企鹅同样是因为鸡痘症而丧生。南极洲原本是一片封闭的大陆，上面根本就没有这类传染病，正是人类将这种致病菌带到了那里。新西兰奥塔哥大学教授格里麦尔长期研究企鹅，通过比较，他从1947年开始记录的数据发现，游客已经把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和鸡痘等病菌带到了南极，给当地动物带来了巨大隐患，而气候变暖，更是让企鹅的生存环境雪上加霜——因为温暖的气候有利于病菌的传播。

无论如何，生态旅游都已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影响，这种行为不可能根绝，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制定相关法规，约束人类行为，降低影响，比如确定游船与海生生物的间距、游船行驶速度和禁游区等，而南极洲旅游经营者国际协会，已经实施了严格的生物安全协定，阻止种子和昆虫的侵入，保证尊重当地的环境。但是只有38%的规定具有约束力，其余的都是自愿遵守，而那些模糊的协议的作用已经不大，然而这些都还远远不够。

珠海海洋生态馆 篇4

珠海海洋馆位于湾仔，占地近两千米，耗资数百万元建立的，集游乐、观赏、科研、教育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湾仔海洋生态馆于今年五月一日正式开馆，它以珊瑚为主，兼有多种海洋生物，

当你步入海底隧道一般的展馆，海底世界多姿多彩的景象便如梦幻地展现在你眼前。岩洞及下班结构的展馆使游客仿佛置身于海底世界，沿通道在水下穿行，有如漫步海底。五光十色、形态各民的珊瑚礁丛、珍稀的海洋鱼群环在您的四周，民彩纷呈海洋动植物的迷人景观将尽收眼底。

湾仔海洋生态馆将神秘莫测、变幻万千、绚丽多彩的`海洋世界真实地展示给人们，让人们贪图海洋的神秘风采，

资料

美丽的珊瑚世界，柔软、娇嫩的珊瑚在蓝蓝的海水和丝地毯般的白沙中跳着如烟舞蹈，仿佛一个个遥远的梦想，在你有眼前唱着欢乐的歌。忽而鲨鱼惊觉现眼前，令你欢呼雀跃;还有五彩缤纷、奇形怪状的鱼与您嬉戏，海底世界水族馆，让您漫步海底的梦想成真。

展馆地址：珠海市湾仔澳门环岛游码头正对面

公司地址：珠海市拱北美景16栋C座首层

联系电话：756-8811001 8156116

图文传真：756-8280816

营业时间：9:00-17:00

门票：30元/人，儿童15元/人，

老人(珠海老年证)15元/人

海洋垃圾的污染及治理分析 篇5

关键词：海洋垃圾；污染；治理

一、海洋垃圾污染的情况

现如今，海洋垃圾污染情况还比较严重，海洋垃圾的排放量虽然减少了，但是垃圾总量依旧没有减少，并且情况还呈现出更加严重的趋势，原本只是一些国家海岸的垃圾污染逐渐向全球范围内扩展。海洋垃圾中比较常见的有饮料瓶、塑料袋、食品包装袋、衣物等，海洋垃圾依旧是困扰全球的问题[1]。

造成海洋垃圾污染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人们对废弃物污染海洋的认识不足，认为所有物品丢入海洋中最后都会消失，于是经常会有游客将垃圾扔入到海洋中，海滩上出现了各种废弃物。一些漂浮物还可能在海浪的冲击下，漂到更远的海滩和海岸上，出现跨海域的污染。此外，人们在陆地或者任何地方丢弃的垃圾都可能通过雨、雪等形式进入海洋，由于海洋的地势比较低，一旦垃圾进入到海洋中，就很难被分解和转移。时间久了，会对整个海洋生态系统造成影响。

此外海洋中的过往船舶也存在着随意倾倒垃圾的现象。当前塑料渔网的抗腐蚀性、抗冲击性比较高，成本低，并且有很高的捕捞率，因此渔船大量的使用塑料渔网，一些破旧的塑料渔网就会被遗弃在海洋中，会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造成海洋垃圾的还有一个因素是水产业，水产业的浮标装置中会使用聚苯乙烯泡沫[2]，漂浮装置老化、使用过程中出现破损等会进入海洋，成为海洋垃圾。同时水产养殖业也会产生大量的饲料垃圾袋，对海洋环境产生污染。

二、海洋垃圾污染的治理策略

1、加强宣传，提高人类的环保意识

做好宣传工作，使人们认识到海洋垃圾的危害，特别是对沿海居民和船员加强宣传，提高他们保护海洋的认识，能够使其主动、自觉地参与到海洋保护工作中。不随意丢弃垃圾，日常生活中还要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可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组织人们对海滩上的垃圾进行清理，使人们能够自觉养成清理和不扔垃圾的习惯，强化环保意识。同时号召在义务教育中增加海洋环保教育，使青少年从小树立海洋环保意识。

2、完善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建设

当前海洋垃圾污染日渐严重，很多国家已经召开了学术会议对海洋垃圾污染问题进行讨论，并制定了相关的公约。从1985年开始，我国加入了国际海洋倾倒公约组织，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3]，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海洋环境，但是由于海洋中的废弃物种类逐渐增加，海洋中垃圾数量并没有减少。因此为了更好地对人类行为进行控制，国家应逐步完善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对国民进行法律法规的教育，对于违反法律的行为要给予经济制裁，通过强制性的措施和惩罚机制对人们倾倒海洋垃圾的行为进行约束，使人为造成的海洋污染现象降到最低，保护海洋环境。

3、强化海洋环境的监测工作

在海洋环境监测中，应积极使用高新技术和仪器，如水生探测技术和卫星遥感遥测技术。水生探测技术中，声学多普勒海流剖面仪是最新的技术，主要有坐底式、拖曳式、直读式、船载式等探测方式，具有很高的自动化程度，能够从垂直剖面对海流的分布情况进行测量，测量的准确性和便利性比较强，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海洋环境探测中。卫星遥感技术能够对海洋表层的水色、温度、波浪以及海流等信息进行测量，在海洋环境监测中使用比较广泛。卫星定位技术中还发展了现场观测技术，促进了海上现场探测技术的进步。利用现代化的监测技术手段，能够及时监管海洋环境，发现违规行为及时处理，保护海洋环境。

4、实现海洋环保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海洋环保技术是为了避免海洋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生态平衡的技术。主要有海洋环境的监测预警技术，如卫星遥感、检测设备、无人值守站等。污染物控制技术，如废弃物的处理技术、溢油事故的处理技术等。环境无害化技术，如资源的综合利用技术、少废、无废工艺技术。海洋生态恢复和整治技术等。海洋环保产业是以海洋环保技术为基础的，是一种经济产业，主要有海洋监测预警信息服务业、环保设备的制造业、污水垃圾处理厂等，在海洋环境治理中，需要使用环保技术，实现相关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

5、海陆并重，实现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污染来自于陆地和海洋上，其中最为主要的是陆地，要改变海洋环境需要做好海陆并重。要对污染物的排放浓度以及总量进行控制，依据海洋区域的自净能力，建立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建立成分以及浓度控制体系，对入海的污染物数量、类型进行明确和控制。推行绿色的生态模式，科学发展农业以及养殖业，明确发展规模，科学使用农药、化肥等，减少对海洋的污染。控制海上污染，对钻井平台以及船舶加强管理，建设海洋保护区，逐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结束语：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始终不懈努力。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提高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视，减少海洋垃圾的倾倒，促进海洋实现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孙畅.海洋垃圾污染问题的国际法规制：成就、缺失与前路[D].吉林大学，2013.

[2]毛达.海洋垃圾污染及其治理的历史演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6：56-66.

[3]万本太.加强海洋垃圾污染防治 进一步推进海洋环保工作[J].环境保护，2008，19：59-61.

[4]高专.垃圾污染依然威胁海洋[J].世界海运，1994，06：38+37.

[5]李枝宏.我市介绍海洋垃圾污染防治经验[N].大连日报，2008-09-12A04.

中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篇6

关键词：海洋生态；生态补偿；生态系统

生态补偿是经济发展中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和制度安排。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从生态行政学、外部性理论、海域承载力等角度探讨了海洋生态补偿的必要性；从海洋生态补偿原则、主客体、方式、标准、法律、资金来源等层面探讨了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从海洋生态补偿的实例研究方面，探究了海洋渔业资源、局部海域、海洋自然保护区、填海造陆项目等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和模式。[1]总体而言，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健全。原因在于基于海洋生态资源的流动性、连通性、整体性等特点，导致海洋生态价值和补偿标准难以评估和确定；根本原因在于，由于海洋生态资源的外部性特征，人们对海洋生态价值认识不够，加上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行为，成为制约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难以运行的瓶颈因素。

1 概念

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人类与海洋等自然环境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的各方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2]

作为生态补偿的一个具体类别，海洋生态补偿的目的是实现人海和谐、促进经济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在海洋开发、利用、保护、改善过程中为了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对海洋生态保护作出贡献者和因海洋保护利用而利益受到损害者给予资金、技术和实物上补偿的环境政策。为了调整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保护的关系，促进海洋资源的集约利用，迫切需要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调整和平衡海洋生态受益者、保护者、破坏者、建设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2 基于生态系统方法的生态补偿机制框架

生态系统方法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全面方式，是一个按照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生态系统进行思考和制定行动计划的框架，是对包括国际生物多样性、湿地、海洋、水域等保护在内的国际环境保护最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的方法。在海洋管理领域，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认为，生态系统方法为海洋和海岸带管理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如图1所示。与传统的基于单个物种或者单一问题的分散管理不同，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管理综合考虑了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影响海洋资源利用的人类因素。而我国目前还没有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来进行海洋管理，使得政府在进行海洋决策时不能充分考虑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对海洋生态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因此，在海洋综合管理中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对海洋活动进行生态补偿，对于维持海洋生态平衡是非常有必要的。

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为生态系统方法制订了12条基本原则，IUCN生态系统管理委员会根据优先级对这些原则进行了划分，结合生态补偿的实践，生态补偿机制的运行大体可分为以下五个步骤：

（1）通过实地或书面调研，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风俗习惯等了解当地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存在问题，为生态补偿提供数据支持。

（2）进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变化调查，评估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变化量，确定生态补偿范围。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方法，建立经济模型，对比历史数据，确定生态服务功能变化的程度，进而运用环境影响价值评价方法，对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变化进行量化，以确定生态补偿的范围和程度。

（3）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海洋生态补偿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受特定海洋活动影响的政府、企业、个人和社会组织。补偿主体包括破坏生态系统服务的群体和分享因他人的贡献而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补偿客体包括原本享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损害的群体以及对恢复和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有贡献的群体。

（4）确定补偿方式和补偿模式。补偿方式包括资金、政策、实物补偿；补偿模式包括政府单方面主导生态补偿的实践，通过政府转移支付或政策支持等对海洋生态建设的保护者和贡献者给予补偿并对海洋生态的破坏者收取一定的费用；市场模式是依托市场法则来规范海洋开发利用行为，将生态服务功能或环境保护效益打包推入市场，实现海洋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政府和市场联合调控。

（5）确定具体的生态补偿实施计划，并对计划实施过程进行适时监测和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估，以便确定生态补偿的效果是否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并达到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的目的。

3 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3.1 生态补偿模式

我国的生态补偿主要是通过政府收取生态效益补偿费或者生态税的方式来建立生态补偿基金，缺乏市场化的补偿模式。由于海洋生态资源环境属于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因此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开发现象普遍存在，海洋生态利用上的负外部性已大大超过政府能独立调控的范围。

3.2 生态补偿标准确定

我国的生态补偿标准主要通过生态效益的价值计量或核算确定，缺少利益相关者双方的讨价还价。事实上，由于生态补偿标准涉及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和人们的意识的方面，单纯采用理论方法计算的生态补偿标准往往难以被接受。

3.3 生态补偿资金

不同于国外通过财政援助、开征生态税收、绿色环保税收等方式，中国没有专门的海洋生态税，现行的资源税费并没有将海洋资源纳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征收范围，投融资渠道狭窄。

3.4 生态补偿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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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关于海洋生态补偿的实体规定比较分散，存在适用空间有限、内部冲突难以协调、可实施性不强等问题，没有形成系统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例如《环境保护法》没有涉及生态补偿问题；《海洋环境保护法》作为海洋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虽然对生态补偿有所规定，但缺乏必要的实施细则。部分沿海省份虽有专门立法，但适用范围有限、效力较低、缺乏上位法的指导和约束，不同区域立法之间还存在冲突。

3.5 海洋监管体制存在问题

海洋综合管理政出多头，缺乏统一规划指导，造成管理上的混乱，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中央的纵向补偿以及区域间的横向补偿难以开展，严重影响了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4 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展望

4.1 拓宽财政投资融资渠道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全社会支持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融资体制。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投融资体制，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努力增加公共财政对生态补偿的投入，又要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参与，[3]拓宽生态补偿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的路子，积极探索资源使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的补偿模式，提高治污效率逐步建立政府引导、市场推进、社会参与的生态补偿和生态建设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第一、通过征收海洋资源税的形式来筹集海洋生态补偿资金；第二、设立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专项基金和发行国债，将“海洋资源利用补偿费”的专项资金纳入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用于保障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第三，依靠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制度上制定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相关的生态补偿支出项目，用于保护和利用海洋资源；第四、对于有利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推广优惠信贷，既能刺激借贷人有效使用贷款，也可以提高贷款资金的生态效率。[4]

4.2 建立海洋生态价值评价体系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关键问题就是建立科学的海洋生态价值评价体系，为确定海洋生态补偿标准和方式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而言，应该加强海洋生态资源价值的数量化技术研究，建立专门性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为生态补偿提供数量化的技术保障。[5]其中，评估机构的设立条件、程序、监管和评估人员的资质、监管以及机构与人员的法律责任，可以通过《海洋生态价值评估办法》予以制度化。其次，建立海洋生态资源存量的调查和统计制度，充分掌握区域海洋生态资源存量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变化，确定海洋生态资源存量的合理值，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数据支持。

4.3 完善海洋生态法律机制

完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构建多层次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律体系，能够为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运行实施提供合法性依据和法律保障。首先，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实体法。对海洋生态补偿不同层面的立法进行有效整合与梳理，制定立法层次更高的《海洋生态补偿法》，并在环保基本法中明确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使国家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法制化和规范化。通过《海洋生态补偿法》规定海洋生态补偿的概念、原则、主客体、范围、方式和标准等，使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上升为环境保护法的基本范畴，以满足生态补偿实践的需要。其次，完善海洋生态补偿的程序法。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必须满足行政程序和救济程序。行政程序包括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实施公告、登记、核算补偿金、公告补偿方案和听证、支付和争议处理；救济程序包括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补偿金额所产生的行政纠纷应一律遵循“司法终局”的原则，积极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诉讼权益。程序正义是保证实体正义、实现法治的必要手段，程序公正具有独立的价值。通过实现生态补偿程序手段和行政救济途径的规定，推动生态补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实现生态补偿的公正和合理。

4.4 完善海洋监管体制

首先，明确海洋行政管理各部门的权力和职责范围，杜绝政出多头造成的混乱。其次，出台具体规定明确生态补偿资金的使用办法、监督办法，保证专款专用，使得海洋生态补偿资金能够合理、有效使用。沿海各省可以设立海洋生态补偿专项基金，由各级海洋行政管理部门统一管理支付，同时建立明确的处罚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使用、谁补偿”的原则，对海洋资源的占用应缴纳补偿费。再次，完善行政管理、海洋监测、行政执法及保护区管理等海洋生态监控综合机制，定期开展近海生态健康和生物多样性状况的定期调查评价，同时建立生态保护监督网络和举报机制，形成点面结合、专业执法的海洋生态保护和监督机制。[6]

事实上，我国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研究才刚刚起步，远落后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求。当务之急，我们需要研究确立在国际和国家水平上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框架，制定在地方水平上开展海洋生态补偿的实践，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理论和实践经验，完善我国的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为我国的海洋开发和环境保护提供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必须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统筹区域发展为主线，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管理创新为动力，因地制宜选择生态补偿模式，不断完善政府对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恢复海洋生态平衡、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傅秀梅，宋彦龙，戴桂林，等.中国海洋生态资源环境问题与海洋生态补偿对策分析[J].海洋湖沼通报，2013（2）：146-154

[2] 汪思龙，赵士洞.生态系统途径——生态系统管理的一种新理念[J].应用生态学报，2004（15）：2364-2368

[3] 蒋飞.海洋生态文明视野下生态补偿机制初探[J].改革与开放，2012（11）：55-56

[4] 王淼，段志霞.关于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探讨[J].中国渔业经济，2008（3）：12-15

[5] 廖一波，寿鹿，曾江宁，等.我国海洋生态补偿的研究现状和展望[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1（3）：47-51

[6] 刘慧，高新伟，黄秉杰.完善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路径探讨——基于康菲石油案对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的挑战[J].生态经济，2013（2）：184-1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