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质分析

特质分析（精选十篇）

特质分析 篇1

一、微博的优良传播潜质

微博作为第五大媒体———新媒体的代表之一, 拥有许多新媒体的优秀特质, 同时也具有区别于其他新媒体的优良传播潜质。

1. 传播的成本低廉。

在传统媒介营销中, 电视广告、户外广告、广播广告等传统媒介广告都需要相当的成本作为前提条件。但微博相较于其他几种媒体, 营销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以新浪微博为例, 企业主都可以自行在微博上开通企业微博, 并发布各种形式的广告信息, 例如视频广告、平面广告、文字广告等。同时, 从关系营销的角度考虑, 广告主可以通过微博这一平台进行长期有效的关系维护, 取得用户的品牌忠诚度, 以此形成长期品牌联系。这是品牌传播所要达到的最高层次。与其他的媒介渠道相比, 微博可以通过拥有固定粉丝群的公司员工及公司上层人士进行关系维系。

随着抢占微博市场的企业日趋增多, 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从2006年建立twitter开始, 针对企业用户都是不进行收费的。但是在2009年, 在twitter已经吸引了巨大的用户和人气威望的时候, twitter开始针对企业微博进行收费服务。付费换来的是企业用户获得流量分析等服务工具以及及时详细的信息, 以此企业可以更精确的对用户进行分析和定位。[1]现在, 在中国, 微博并未对企业主进行强制收费, 但却已经开始对部分业务进行收费测试。微博是否会一直延续其低成本营销的这个特质还需要得到时间的考量。但总的来说, 微博还是会延续一个低成本营销平台的形象。

2. 传播后的有效反馈。

网络是现今企业与用户进行有效对话的最佳平台之一。在宣传推广时, 媒体最主要的用途是通过自身媒介平台进行品牌推广, 例如报纸广告又或是媒体自身的主营网站中出现的广告。与用户浏览量对比发现, 媒体自营网站的用户量远不如微博的浏览量来的巨大。从这一点来说, 微博在用户覆盖面以及产品推广面都占有更大的人数优势。并且媒体自营平台对用户的反馈都具有时间的间隔性。以报纸为例, 若用户对《今日早报》上的新闻有自我观点又或者有需要更正的事实, 一般需要在隔日的早报中才可以正式提出。相反, 如果是在微博平台上的新闻内容, 则只需要几分钟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进行公告及修改。一般来讲, 传统媒体或者媒体自营平台在与用户进行对话的时候都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 用户大多数时候都只能作为被动接受方, 而微博却可以让媒体以及用户进行相对平等的交流。

3. 传播的覆盖面广。

新浪微博在中国建立至今, 使用人数已接近3亿。2这也就意味着除电视、报纸媒体的推广, 光通过微博, 信息的可到达率就已经过亿。同时, 由于传统媒体对微博等新媒体的“偏爱”, 当一条信息在微博上引起很大反响时, 传统媒体往往会进行进一步的跟踪报道, 这使得信息的传播面、覆盖面, 以及传播速度都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 由于微博存在有典型的名人效应, 若某位拥有庞大粉丝量的明星对具体信息进行了传播, 那么对于这条信息的推广将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扩大。以“李开复的自媒体VS媒体”的微博为例。由于此条微博牵扯到传统媒体以及自媒体这两个比较受关注的角度, 加上李开复本就是微博名人, 所以这条信息的单次转载量就达到了600多条, 同时还有400多条的评论。这些数据都没有算上再次的转载量。如果算上可能的再次转载量, 那么此条微博在新浪微博上的传播覆盖面将可能过千万。

二、微博传播的缺陷

每个媒介自身除了固有的优点外, 也存在有某些不可忽视的缺点。这些缺点是影响媒介广告效果的一重要因素, 避免这些媒介缺陷能更好更有效将广告效果传递出去。

1. 传播内容缺乏真实性。

一般的人都会存在有主观观点性, 而微博通过评论功能对事件进行分析与进一步传播往往会让事件本身出现偏差。当信息内容被再次传播时, 整个事件可能不再是原先真实准确的样貌了。

“微博谣言流传, 伤己伤人, 除了造谣传谣者咎由自取、受到法律的严惩, 普通用户也不得不倍加小心, 许多人包括‘明星用户’就曾落入谣言谎话的陷阱。此外, 微博谣言还会造成社会混乱、引发恐慌情绪, 大大增加社会的运行成本。”1

微博已经成为了一个谣言的集散地。用户对于信息“随意”的态度是导致这一结果的最重要原因。在传统媒体上, 媒体都可以对信息进行把关, 而在微博这一平台上, 用户成了信息的发布者及传递者, 对没有“记者”意识的普通民众而言, 往往只是相信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却不会深究背后的原因究竟为何。

2. 对内容的极端性评论。

对于微博的极端性评论在很多时候是由于民众不健全的心理因素而造成的。在“微博女王舒淇退出微博”的这一案例中可以发现, 微博的伤人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之中要大的多。

在这一案例中, 舒淇呈现的是一个完全被害者的形象。对普通民众而言, 微博是仅有可以接触到那些高高在上的名人的可能, 而支持赵卓文的粉丝通过之一事件表现出自己对他的“衷心”, 同时也表现出了对舒淇等一些名人的不满。先不论事件中孰是孰非, 仅看微博在此之中扮演的一个负面以及扩大事件的角色。用户对于事件中某些人的极端性评论已经完全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 甚至某些传统媒体也加入到了这场“游戏”之中。

3. 传播的安全性。

有些人利用微博来发布生活琐事及个人心情图片, 但经调查发现, 通过图片分析比对, 很有可能可以寻找出用户的居住位置。明星王珞丹曾发布自己的家居图片, 有网友通过比对及排查, 仅在40分钟内就定位出其居住位置, 并发布在微博上。这则微博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网友认为, 在微博上, 你的隐私将会在无意之间被你自己泄露, 危害到自身的人身安全。对于明星而言, 更是如此。

参考文献

安利成功人士的特质分析 篇2

包括推销产品的业务能力，独立领导团队能力，讲演和谈判技巧，社会活动能力，处事原则明确等等。人才的复制是安利事业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因为很多领导人没有经历过或者没有讲述过这个环节，他们把已经成才的人才调动起来，而没有经历复制培养的这个阶段，其实，有些领导人平常的言行或者在课堂上讲说成功模式的时候已经在做一部分复制人才的工作了，如果我这样提出来，其实您也觉得这并不陌生。比如，如何开家庭聚会，如何要约客户等等，都是复制人才的一部分工作，但这些领导人并没有把复制人才这个问题提出来，说明他们并没有做完全的复制工作，有人会说，怎么可能完全把老师的特质复制出来呢?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啊!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经历，不同的家庭背景，…….怎么会具有同样的特质呢?可是我要说的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是是否复制的问题，当然这项工作也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二是是否能完成复制或者说是否能复制成功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更多的问题，可能不仅仅来自于被复制人。所以，当领导人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身上具有很多潜在的成功人的特质)，然后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开发他的潜能，通过各种方式激发或者培养他的成功人特质，也许一年的时间都不为过。当然，不仅要针对一个人的培养，大面积的传播也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有重点地培养，扶植，这对于领导人来说甚至要比经销多少产品更加重要。因为安利事业不是如何推销产品，而是如何复制成功人，当然，如果你可以直接找到这样的人才跟随你从事安利事业固然更好，省却了你诸多时间，但是这样的好事大概不会很多，因为摘桃子的活儿谁都会做，而载桃树的活儿就鲜有人做了。

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培养出我们需要的具有成功人特质的人才呢?建立怎样的一套学习和实践体系能够更好地实现人才的复制呢?成了摆在我们桌面上的最为棘手的问题。首先我们了解了安利事业中成功人的各种特质，那么我就要针对各种特质培养我们自己的成功人!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在自己成功的同时，也让那些具有成功潜能的人走向成功!

孟轲人性预设下的学生综合特质分析 篇3

“施教，必因其材而笃焉”是南宋思想家朱熹的育人言论。意思是说，师者在施行教育的时候，必须因学生的“才”而进行因材施教。先哲的言论对当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不无启示。我院13级新生较之往届二本学生发生了批次（本三）变化。如何针对13级新生的群体特征进行因材施教；如何更好地助力、服务、培育12级新生成人成才自然就成为了学院学工系统与教学系统面前共同的重要议题。

一孟轲人性预设的内涵与表达：社会学的关注

在一定程度上，笔者关乎孟轲之“四心说”的解释范式是基于社会学之基本问题的分析模型展开的（如社会个体与社会运行、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的断裂以及弥合）。其原因之一即是关乎人性说本身兼具的复杂性（甚至儒家学派内部即又划分为三小派，如以孔子的暧昧式表达，即简单认为人性的先赋特性并无太大的差别后最重要的即是关于其后致角色获得的表现，是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濡染致之等；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说与上述孟轲之性善说等；另一方面，上述所关乎人性质的阐述也正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分水岭）。

同时，在《孟子》关乎《公孙丑·上》的论述中，孟轲强调，人若“无恻隐之心，无羞恶之心，无辞让之心，无是非之心”，那么，人也就不能称之为人。如果按照社会化的观点来审视的话，此类境遇中的社会个体尚未摆脱生物性因素的影响，仍旧没完成充分的社会化所需习得的内容，尚未完成向社会人的过度环节，这时的社会个体也只就是纯粹的肉身的存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个体。但值得强调的是，孟轲之所谓的羞恶之心即是一种自省与反思之心。因为这是一种极具社会学意味的心理状态。

二论坛汇编：学生综合特质类型

就13级学生状况分析来看，主要集中在学生个体自我意识培育与价值观形成、性格特质多样呈现与心理失衡调适以及学习行为的表现等多个层面。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广度、深度、速度与程度决定了社会多元价值导向。作为“95后”年轻群体的13级新生也是如此，这无可厚非。但若自律意识缺失并放弃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与主流价值观的培养，这些新生又将何去何从。当多元的社会价值牵引着他们进退维谷之际，网络社区继而成为了他们栖息之地。网络社会的崛起本是社会进步的历程之一。倘若脱离社会，成为了“微博控”、“手机、网络控”，我们的新生又该面临怎样的学习、生活境遇？当然，13级新生基本能够做到遵守校纪校规，积极参与校园与社会活动。但是，部分新生就会因为沉溺网络社会，在悠然自得之间抛弃了集体的温暖，甚至出现失范、违法行为。

三孟轲人性预设下的学生综合特质分析

具体说来，孟轲“性善说”中将“善”诠释为人之本性，且其是先赋的定位，并就人性结构中的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之心进行的是类似齐美尔式心理境遇的探微表达。具体说来，孟轲以及相关儒士微观的心理体验，如恻隐之心与仁怀对照；如羞耻之心上升为义之形态；又将恭敬之心类之于礼的形态；同时智之表现又由是非之心衍生。总之，无论孟轲采取何种策略与基于何种考虑，终究却实现了由微观心智向宏观社会运行的架构。这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齐美尔关于形式社会学中涉及的社会交往内容与形式的论述，印证了社会学基本理论困境的弥合，实现了现实社会结构得以可能的途径宣告。

依此思路分析，13级新生对校园、社会活动有着极高的兴趣，但心理自我调试能力较弱、个性彰显上特质明显，个体之间差异较大。如何弥合新生个体心理特质与社会参与的断层有待我们关注。当然，这要求我们广大学工人员要尝试培育新生集体归属与互助意识，悦纳自我，接受他人；要懂得积极引导新生群体中个性特质明显者往合群、向善的方向施展、表现自我；要体会“人与人是不同的”预设的蕴含，明白分类指导学生，挖掘学生自身潜能，形成不同个性学生学涯、职涯、生涯规划的重要意义。这与孟轲所秉持的性善说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与外在约束性的社会事实，而且是存乎中基于社会个体之间交往的事实存在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其本身所维系的社会唯实论的倾向性也就注定了性善说本身只能是一种关乎社会道德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达，诸如社会良知、良能等而具体的形式予以体现。这也正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大师涂尔干社会个体心里体验层次所无法涵盖的范畴。但孟轲究其根源而终究认为性善说是一种基于人之本性、天性所赋予的，是一种普遍的外化的体现形式。社会个体并以此指导着行动的规则的制定。例证证明之，即孟轲见之孺子落水事件的决断如是之。基于此，我们还可以动员初级朋辈群体、宿舍集体、班级成员的教育参与的影响功能，使之成为新生个体成长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发挥他们的成长促进作用，使之孟轲关乎人性塑造的可能途径是通过社会外化的功能实现的得以充分的印证。

具体说来，我们还可以通过集体意识培育（班集体的民主化管理转型；学生日常管理与服务的同时要强调人文关怀，如结合传统文化教育、党团活动教育等契机进行集体意识学习），在合理、合情的范围内引导学生彰显个性，要强调班级归属感与荣誉感，实行集体主义教育，形成班级的“有机团结”局面。当然，这与要求学生遵守班级规约与学院纪律制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是苏轼在《东坡文集事略》中提到的。大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将其付诸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但是，就我院13级新生普遍存在由于学习目标定位、学习方法错位、学习动机缺位等原因而对专业课书本知识学习失去信心的问题。正如《三字经》中关乎“苟不教，性乃迁”的表达策略，一方面基于行文所必须，为下文的铺展论述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恰恰印证了学习教化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一“苟”字道出了教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福柯之所谓的权力关系网络体系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型所蕴含的对身体的规训与型塑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对其“性”不教乃迁也随就提出了引导人们从善的角色期待，即赋予了教化客体之灵魂与肉体关系的变相阐释：若精神领域之性态不作适时地改变（是以从善为主要目标），其肉体本身做支撑的身体也就无所适从。值得强调的是，究竟该如何实现“人”之性的型塑以及其具体的策略考虑的类型以及是如何通过对肉体的制约与驯化实现“人”之性的教化与善之目标乃至于整个身体的规训？就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规训”一词源于福柯关于全景敞视的论述，但其中蕴含着身体教化与学习策略的表达意味。在行文过程中，笔者将其大胆援引，并尝试着突破孟轲关于人性预设的逻辑框架将其运用到13级新生“规训”（主要是涉及到学习目标、学习方法等方面）考量上，这些亦是孟轲教化身体观的重点印证（关于孔孟身体观的论述，学界已有定论）。在学习目标上，新生或将专业学习定位过于功利现实化，不注重专业基础知识的积累与学习思维的培养；或将专业学习定位为纯粹的任务完成与课时安排，不明白专业培养的系统性与专业知识的承继性道理，直接造成后期学习的困难。在学习方法上，13级新生文化课底子较之往届二本学生略显薄弱，纵然这是不争的事实，倘若新生个体将这样的定位带进课堂，不仅会对其学习态度、学习兴趣等造成影响，更会在心里上形成暗示，继而成为学习过程中的现实障碍，影响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与参与性，使之缺乏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这些也是各位老师在论坛中所达成的共识。同时，专业学习的种种障碍与模糊定位愈发让部分新生开始盲目热衷于技能证书的培训与考级。因为，这些在他们看来更加实用。这似乎也能成就他们借技能等级证书“取海之百货”心理的满足点。

同时，笔者认为，培育新生的专业认同感与形成班级学风建设的着力点不仅要在班级管理模式（如建构起多元专业认知的参与形式）上下功夫，还要进一步实施并完成班级的班风、教风，甚至班级文化的打造、建设工程。因为只有通过班级文化（包括班风、教风、学风等氛围文化元素）的渗透力才能让学生形成学习的自觉意识，达成以班级文化推动班级学风建设的目标（学风建设应是系部应重点突破与实现的建设目标）。当然，这其中也包括相关“动力机制”的引入。如何做好“动力机制”与“班级文化”的有机整合亟待思考（如学院“十佳百优班集体”建设工程、“奋进奖”评比项目皆是学风建设与班集体文化建设的很好助推器）。

同时，培育新生对学院的“荣誉情结”（如入学教育、军训生活都是很好的契机）与认同归属感，并能够适当“规训”新生行为（如可以通过多督促检查反馈等）、生活习惯，帮助新生完成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终极目标。只有学生从自我做起了，培养起了自律意识，实现班集体与宿舍集体成员人人参与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才能得以可能，进而实现“全员育人”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朱熹.孟子集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3.

[2]李炳英.孟子选注（增顶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3]钱文忠.钱文忠解读《三字经》[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

[4]徐梓.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J].寻根，2007.

[5]叶启政.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女性特质与创业发展绩效分析 篇4

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女性创业创造了市场空间,女性创业者成为新生经济力量,但问题也很明显:女性创业者与男性相比仍是少数,并且由女性创业的企业难以发展壮大,创业发展绩效偏低;女性创业多局限于服务业,很少涉足高利润的IT技术及生物化学等行业;女性创业发展的信心不足。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对武汉市15个行政区域的创业女性进行了抽样调查,厘清女性创业者个人特质与创业发展绩效的关系,为女性创业者通过改变个人特质来实现创业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本研究的理论背景

创业者的个人特质是其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学者们对创业者的人力资本进行了两性比较,并对创业者人力资本与创业生存/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1.创业者人力资本的两性比较。Birley等人(1987)作了两性创业者教育水平的对比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创业者教育水平相似,但是受教育的内容有差异[1]。Brush,Hisrich(1991)等学者将女性创业者描述为大学教育水平,更多地是接受文科教育,而不是商业、科学或工程方面的教育[2]。女性创业者比男性创业主有着更少的产业经验[3],Carteretal.(1997)为这个观点提供了经验数据的支持:女性被局限于零售业、服务业、金融业及房地产业之内,女性创业的企业在其它产业领域的生存率较低,如制造产业和高技术产业[4]。女性通过管理经验来获得人力资本的可能性更小。在2005年,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董事席位只有14.7%为女性所拥有[5]。女性大多数占据管理职位中的参谋职位,而男性占据对损益负责的直线职位。同样,女性缺乏与创业经验相关的人力资本[4,6]。对加拿大小企业的研究显示只有30%的女性以前创办过企业,而男性的对应数据是57%[7]。

2.创业者人力资本对创业生存/发展的影响。Bodenetc.(2000)的研究结果显示,男性创业者经营的企业比女性创业者经营的企业生存率高6%,创业公司的生存率受男女创业者的经验的影响,女性通过工作来积累与创业相关的人力资本不占优势[8]。研究显示产业经验与产业内创业企业的生存/成功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4,9,10,11]。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创业者更容易获得风险投资从而实现创业生存和发展。风险投资者重视寻求创业者和创业公司的“管理”水平,创业者以前是否有开办企业的经验,创业者在营销、管理、领导及决策方面的成功经验[12,13],有上述经验的女性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更大。胡怀敏等(2006)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技术,从人力资本视角观察女性创业,发现中国女性创业者的教育背景对女性创业有影响,但在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掌握的某项特殊技能比起单纯的高学历更可能促进女性创业并取得成功,是人力资本存量的结构而不是人力资本存量本身对女性创业有影响[14]。

3.对研究现状的简评。虽然有研究已关注创业者个人特质与创业生存/成功之间的关系,但最终着眼点依然在两性比较层面,并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创业者进行研究,更没有比较创业发展绩效较好的女性创业者与创业发展绩效较差的女性创业者在个人特质方面的差异。

就创业者人力资本的两性比较研究文献而言,研究者通常从创业者所受的教育及培训、创业者的工作经验以及创业者的个人特质等维度衡量创业者的人力资本,其中个人特质部分又重点关注创业者的自我效能,很少有研究文献关注女性创业者的情商或情绪智力的水平对其创业发展绩效的影响。如果将女性创业者分为较成功的和较不成功的两类,其中较成功的女性创业者指获得良好创业发展绩效的创业者,那么较成功的女性创业者与较不成功的女性创业者在个人特质方面有何不同之处,前人的文献亦没有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做出很好的解答。本文拟跳出传统的对男女创业者的个人特质进行两性比较的思路,关注成功女性创业者与不成功女性创业者相比更加具备的个人特质,以及女性创业者的情绪智力及自我效能等个人特质与其创业发展绩效的关系。

二、研究问题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寻成功女性创业者的个人特质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创业发展绩效的关系。而创业者个人特质包括的内容很多,如创业者的智商、情商及自我效能水平都是创业者人力资本的一部分。既有文献对创业者所受的教育及培训,创业者的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而对创业者的情绪智力水平及自我效能水平与创业发展绩效的关系研究较少。除创业者个人特质会对创业发展绩效产生影响之外,创业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创业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抚养情况、老人赡养情况、学历(1)、政治面貌、专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也可能影响创业发展绩效。成功女性创业者之所以成功,可能是由于她们比不那些不成功的女性创业者,在某些个人特质方面有过人之处。这些过人的个人特质究竟是什么,综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女性创业者的情绪智力与自我效能对其创业发展绩效有何影响;(2)女性创业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抚养情况、老人赡养情况、学历、政治面貌及专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创业发展绩效有何影响;(3)成功的女性创业者比不成功的女性创业者在个人特质方面有何过人之处。

三、概念界定与研究假设

(一)概念界定

1. 情绪智力。

在情绪理论以及多元智力的基础上,Salovey和Mayer(1990)[15]这样定义情绪智力:“情绪智力是社会智力的一个子系统,涉及监控自己以及他人的思维和行动的能力。”戈尔曼(Goleman,1995)[16]将智商和情商区分开来,认为情绪智力是“察觉自己和他人的感受、进行自我激励、有效地管理自己以及与他人关系中的情绪的能力。”戈尔曼还认为人们的情绪智力水平并不是出生时就固定不变,也不是只在童年的早期才会发展,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习得的,而且随着人们生活和经验的丰富而不断发展。也就是说,学习在情绪智力发展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人类的情绪智力可以通过学习得到持续增长。由于戈尔曼关于情绪智力的定义有着清晰的维度,可操作性较强,本文采用戈尔曼的定义。

2. 自我效能。

学者们通常使用的对自我效能的正式定义是班都拉(Bandura,1982)[17]早期的一个陈述,即个体关于“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有效地采取一系列必要的行动去处理未来的某些情境”的一种判断或信念。班都拉的社会认知理论把社会/环境的、认知的因素,与行为本身结合起来,解释了心理机能在外界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分析了作为内部个体因素的认知、情感和生理变量,并讨论了行为模式。环境、个体认知特点及行为产生交互作用,彼此影响。班都拉特别强调,自我效能对自我影响的心理机制作用最为广泛,也最为重要。“除非人们相信,通过自己的行为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并能够阻止不理想结果的发生,否则他们就没有行动的动机。不管其它动机性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自己有能力实现理想的结果。”斯塔科维奇和鲁桑斯(StajkovicandLuthans,1998)[18]认为“自我效能是指个体对自己能力的一种确切的信念(或自信心),这种能力使自己在某个背景下为了成功地完成某项特定任务,能够调动起必需的动机、认知资源与一系列行动。”这个定义认为自我效能是特定情境下的自我效能,涉及到特定任务和背景中的行为有效性。近年来一些自我效能的研究者们把班都拉的一般性自我效能概念视为自我效能的一个维度,认为除了特定性自我效能,还存在一种一般化的自我效能,反映人们对自己在各种各样的任务环境中成功完成工作的信念。综合学者们的观点,本研究采用班都拉的一般性自我效能概念界定。

3. 创业发展绩效。

Kirzner认为创业发展虽然是企业层面的结果,但它同时反映了创业者个人的发展绩效和创业企业的发展绩效[19]。由于创业者个人发展绩效不易测量,且个人发展绩效最终将体现在创业企业的发展绩效层面,所以本研究将创业发展绩效界定为创业者所拥有的企业的发展绩效。这种发展绩效又可分为组织体的发展(organicgrowth)和非组织体的发展(non-organicgrowth)两个维度[20]。组织体的发展指企业规模的扩大(具体指标有固定资产及员工的数量),非组织体的发展指通过战略联盟或网络集群获得成长,可能体现在利润或销售额等指标的增长上,但企业的固定资产及员工数量并不一定增长。

(二)研究假设

人口统计学变量中除年龄、学历及专业被研究者经常提及外,其它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创业者的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老人赡养情况及政治面貌等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创业发展绩效的关系很少被提及。女性创业者负有创业和家庭的双重负担,有独特的社会性别角色及不能推卸的家庭责任,可以合理地假设,其婚姻状况、子女抚养状况及老人赡养情况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会对女性的创业发展绩效产生影响。

假设1:女性创业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抚养情况、老人赡养情况、学历、政治面貌及专业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创业发展绩效有显著影响。

创业者在与人相处时以及遭遇创业失败时的情绪控制能力对其创业发展有重要影响。Shepherd(2004)认为情绪智力(情商)能帮助创业者从失败中学习经验[21]。如果创业者因失败而陷入悲伤的情绪沼泽不能自拔,就不可能从失败中获得经验,进而也不能够更好地实现创业发展。创业者的工作环境及工作任务是非结构化的,应避免焦虑、沮丧及脆弱等负面情绪,保持平和、放松及自信等正面情绪。Lister(2003)在其对性别与公民行为的分析中指出男性公民被认为是理性、抽象、独立、积极及强大的,而女性公民角色往往被局限在家庭领域,被认为是情绪化、非理性、依赖及被动的[22]。女性的情绪波动较男性大,但在人际沟通中调整他人情绪的能力较男性强。

假设2:女性创业者的情绪智力水平越高,其创业发展绩效越好。

创业之路充满着风险或变数,需要创业者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水平,即相信自己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情境下仍能取得创业的成功。Krueger等人(1994)的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水平能够预测创业发展意愿[23]。Zhao等人(2005)证明了创业相关课程的学习经验、以前的创业经验以及敢冒风险的个人特质通过影响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水平进而影响其创业发展意愿,自我效能在三个前因变量及创业发展意愿的关系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作用[24]。根据Lumpkin和Dess(1996)的观点,创业者的自我效能与创业者的思维模式相互影响,进而影响创业发展意愿,再进而影响创业者的发展绩效。创业者发展绩效的提高又具体反映在创业者自治能力、革新精神、敢冒风险的意识及进取心等方面的提升上[25]。虽然Lumpkin等人的研究着眼于创业者的个人绩效,但综合研究者的观点,可以合理地假设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水平也会影响创业者所拥有的企业的发展绩效。

假设3:女性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水平越高,其创业发展绩效越好。

较成功的女性创业者其情绪智力及自我效能水平是否比较不成功的女性创业者更强?如果假设2及假设3得到验证,则进而可以验证以下假设。

假设4:成功女性创业者相对于不成功的女性创业者而言,拥有较高水平的情绪智力及自我效能。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证性方法设计,通过向女性创业者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收集女性创业者的相关资料,然后运用统计分析手段对调查数据进行处理,从而得出研究结论。

(一)量表选择及问卷设计

根据戈尔曼对情绪智力的定义,情绪智力可以分为五个方面:自我觉察、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共情及社交技能。由此,研究者编写与这五个方面相对应的语句:(1)您能够认识自己情绪上的变化;(2)您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利于工作;(3)您能够克服负面情绪,坚持追求理想中的目标;(4)您能够敏感地觉察并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要;(5)您能够引导他人的情绪和行为方式,形成社交网络。测量尺度采用利克特五点量表,被调查者根据以上语句与自身情况符合的程度选择“不赞同”、“不太赞同”、“一般”、“较同意”及“完全同意”选项。五个题目共同测量一个因素,解释的方差为62.17%,Cronbachα系数为0.845,显示由五条语句组成的“情绪智力”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自我效能”量表采用被广泛使用的班杜拉一般自我效能量表,由10条语句组成:(1)如果您尽力去做的话,您总是能够解决难题;(2)即使别人反对,您仍有办法取得你所需要的;(3)对您来说,坚持理想和达成目标是轻而易举的;(4)您自信能有效地应付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5)以您的才智,您定能应付意料之外的情况;(6)如果您付出必要的努力,您一定能解决大多数的难题;(7)您能冷静地面对问题,因为您很信赖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8)面对一个难题时,您能够找到好几个解决办法;(9)有麻烦的时候,您通常能想到一些应付的方法;(10)无论什么事在您身上发生,您都能够应付自如。测量尺度同样采用利克特五点量表。10个题目共同测量一个因素,解释的方差为53.17%,Cronbachα系数为0.899,显示由10条语句组成的“自我效能”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创业发展绩效分为组织体的发展和非组织体的发展两个维度,组织体发展的代表指标包括固定资产及员工数量的增长等,非组织体发展的代表指标包括利润或销售额的增长等。利润指标涉及企业机密,难以通过问卷获得真实信息。本研究整合销售额增长与资产增长的指标,选用创业企业“年均净资产增长”和“年均员工数量增长”这两个指标来测量创业发展绩效。

(二)样本的选择与回收

本调查采用典型抽样和分层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选取武汉市为典型城市,然后对武汉市下辖15个行政区域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处于九省通衢地理位置的武汉市不仅是工业重镇,商贸及服务业也非常发达,女性创业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尤其是武汉餐饮服务业的女性创业者们在全国的服务业界都享有声誉,所以有充分理由选取武汉市作为女性创业研究的代表性城市。武汉市下辖15个行政区域(包括武汉市7个城区,6个远城区以及2个开发区),每个行政区域随机选取35位女性创业者,共发放问卷525份,全部回收,其中有效问卷416份,有效回收率达79.2%,有缺失项的问卷随机分布于各行政区域。

五、研究结果

(一)人口统计学因素与创业发展绩效的关系

分别以人口统计学因素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抚养情况、老人赡养情况、学历、政治面貌、专业等为自变量,以创业发展绩效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除学历对女性创业发展绩效有显著影响外,其他人口统计学因素对创业发展绩效均没有显著性影响。如果以学历为X轴,创业发展绩效为Y轴进行曲线拟合,可以发现女性创业者学历越高,创业发展绩效越明显,而且拟合曲线还会有一个拐点,即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创业者创业发展绩效增长更加明显,呈很陡的线性态,而本科以下学历的创业发展绩效增长曲线则相对平缓,说明本科教育是女性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拐点。发现学历对创业发展绩效有显著影响,尤其本科学历是创业发展绩效的显著分界点。该统计结果说明,女性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和情绪智力越高,就越有可能取得更高的创业发展绩效;相反,女性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和情绪智力越低,创业发展绩效就越有可能不理想。假设2及假设3得到验证。

(二)成功女性创业者须具备的特质

前面通过相关分析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情绪智力、学历与创业发展绩效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但是这些特质是否是导致女性创业者成功或不成功的关键特质需要作进一步分析。以对创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比较显著的自我效能、情绪智力、学历与创业发展绩效一起进行K-Means聚类分析,聚类分析分成了两类:类别Ⅰ和类别Ⅱ,如果根据创业发展绩效的优劣对创业成功与否进行定义,把类别Ⅰ称为创业不成功者,把类别Ⅱ称为创业成功者。比较创业不成功者和创业成功者在自我效能、情绪智力和学历上的得分可知,创业成功者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得分普遍较高,类别Ⅱ(创业成功者)明显高于类别Ⅰ(创业不成功者),分析结果显示二者具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与创业不成功者相比,女性创业成功者多具有自我效能高、情绪智力高、学历高的“三高”特质。这一发现对于女性创业者是富有意义的,它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女性创业者最应该提升哪些个人人特质。

六、讨论与建议

关于人口统计学变量与创业发展绩效的关系,女性创业者的年龄、婚姻状况、子女抚养情况、老人赡养情况、政治面貌及专业对创业发展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创业者可以很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并不会因子女及老人赡养等家庭负担而影响自身的创业发展。各个年龄段及不同专业背景的成年女性都可以找到适合自身创业的领域,导致年龄和专业对女性创业发展没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学历”是反映创业者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一般也被包括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中,统计结果显示“学历”对创业发展绩效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是否受过本科教育甚至成为女性创业发展绩效的一个分水岭,这充分地说明女性创业者要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必须拥有丰富的知识、广阔的视野和全面的素质。大学本科学历教育之所以成为女性创业发展绩效的重要预测指标,是由于大学教育的本质是通识性教育,可以拓宽女性创业者的视野,使女性创业者拥有系统的知识体系及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学历较低的女性创业者应提高升自己的知识水平,通过大学教育来补充知识及开阔眼界,以获得好的创业发展绩效。

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高情绪智力技能的女性创业者更有可能获得成功。情绪智力技能包括自信、共情、取得成就的需要、持续的改进、影响力和团队合作。和天赋智商不同,基于情绪智力的技能是习得的能力,即通过学习可以得到提升。情绪管理对女性创业者而言尤其重要。女性创业者在情绪智力的某些维度上优于男性创业者,如女性更易于共情,能比男性更敏锐地捕捉到他人的情绪变化,但在对自身情绪的控制力及自信等维度上女性尚不及男性。女性比男性的情感更加细腻丰富,相应地,女性也更易于感情用事,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可能对理性的创业行为形成致命的威胁。政府相关机构(如妇联)应开展专门指向提高女性情绪智力技能的培训课程,使女性创业者提高情绪控制能力,敏锐地察觉到他人情绪的变化,在人际沟通中抢占先机。

女性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水平与创业发展绩效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自我效能水平较高的女性越有可能获得好的创业发展绩效。由于女性的自我效能水平普遍较男性低,成功意识较男性弱,所以提升自我效能水平也是女性创业培训的重点。很多优秀女性缺乏不愿意进一步发展壮大是因为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勇气和决心。知识经济时代的环境变化速度加剧,贪恋目前的安逸,会错失企业发展的良机。随着市场格局的重新洗牌,那些不能及时发展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抛弃,所以女性创业者们应有意识地提升自我效能水平,政府相关机构也应通过宣传及培训等活动帮助创业女性提高自我效能,让女性创业者摒弃“女不如男”的陈腐观念,抓住商机,突破自我,实现创业发展。

摘要：女性创业者个人特质与其创业发展绩效具有一定的相关性,通过对创业女性的抽样调查,得出女性创业者的自我效能感和情绪智力越高,就越有可能取得更高的创业发展绩效;学历对女性创业发展绩效有显著影响,与创业不成功者相比,女性创业成功者多具有自我效能高、情绪智力高、学历高的“三高”特质。

个人性格特点及职业特质分析 篇5

我的性格特征：

弱适应性:兴奋的、忧虑的、警觉的、高度紧张的高社交性的;确信的、社交性、热情的、乐观的、健谈的高开放性的;兴趣广泛的、好奇的、自由的、追求新奇的高利他性的;信任的、谦虚的、合作的、坦白的、不喜冲突的平衡的热情洋溢、富有想象力。认为生活是充满很多可能性。能很快地将事情和信息联系起来，然后很自信地根据自己的判断解决问题。很需要别人的肯定，又乐于欣赏和支持别人。喜欢和他人一起精确并及时地完成任务。忠诚，即使在细微地事情上也如此。灵活、自然不做作，有很强的即兴发挥的能力，言语流畅。

ENFP型的人充满热情和新思想。他们乐观、自然、富有创造性和自信，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和对可能性的强烈感受。对于 ENFP型的人来说，生活是激动人生的戏剧。

ENFP型的人对可能性很感兴趣，所以他们了解所有事物中的深远意义。他们具有洞察力，是热情的观察者，注意常规以外的任何事物。ENFP型的人好奇，喜欢理解而不是判断。ENFP型的人具有想象力、适应性和可变性，他们视灵感高于一切，常常是足智多谋的发明人。

ENFP型的人不墨守成规，善于发现做事情的新方法，为思想或行为开辟新道路，并保持它们的开放。在完成新颖想法的过程中，ENFP型的人依赖冲动的能量。他们有大量的主动性，认为问题令人兴奋。他们也从周围其他人中得到能 量，把自己的才能与别人的力量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ENFP型的人具有魅力、充满生机。他们待人热情、彬彬有礼、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别人解决问题。他们具有出色的洞察力和观察力，常常关心他人的发展。ENFP型的 人避免冲突，喜欢和睦。他们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维持个人关系而不是客观事物，喜欢保持一种广泛的关系。

您适合的领域有：未有明显的限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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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师· 卡通制作者

特质分析 篇6

摘 要：自辽宁省2012年实施百所数字校园建设项目以来，各示范学校将先进教育理念与现有信息技术相融合：一方面，通过构建出各具特色的校园数字环境，增强了互联网技术等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另一方面，在技术支持下也积极构建各种新型教学模式和方法，将学生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培养与发展作为教育教学工作的重点。辽宁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提出的要求已基本达成，为省未来数字化校园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键词：数字校园；教育云；特质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3-8454（2016）15-0071-04

为全面贯彻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和辽宁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提出的有关“推进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精神和要求，引导和规范基础教育学校数字校园建设，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辽宁省教育厅和省电教馆开展了“百所数字校园示范校建设项目”。经过近三年来的建设与发展，各示范校建设形成一系列的宝贵经验和成果。笔者有幸作为一名专家参与到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来，并深刻感受到了这些年来辽宁省数字校园建设项目飞速发展给基础教育带来的深刻变革，现就建设过程中各示范学校的成功特质和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系统总结分析，以求能够探索出当前辽宁省中小学数字化校园建设和应用的新模式，为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宝贵的借鉴。

一、百所数字校园的典型建设特质

1.示范校的校长具有卓越的信息化领导力

教育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校长的作用至关重要。校长作为中小学校信息化工作的带头人、组织者和践行者，要认识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影响，应积极主动加强对学校信息化建设的领导；能够准确理解和遵循国家及省里教育信息化的方针政策，并制定出符合各校特色的规章制度；能够积极把握信息技术带来的机遇，善于引领教育理念变革；能够积极采用技术来促进教学模式创新和管理方式转变，保障学校信息化资源充足，让全校师生都能拥有良好的信息化工作和学习环境。这次省里的百所示范校校长都在教育信息化推进方面具有自己独特的领导力，尤其体现在规划设计能力、组织实施能力和评价推动能力三个大的方面。同时，各校也都能成立以校长为核心的专门化学校信息化建设发展小组，并且制定和实行了与信息化建设应用相关的系列化规章制度。

2.相对完善的信息化校园基础设施

《辽宁省教育信息化三年行动计划（2013-2015年）》中明确提出各级各类学校宽带网络覆盖需要达到的目标。在这些目标的指导下，各示范学校都积极参与到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通过近三年各方的相互配合，百所示范校都已形成相对完善的校园网络基础建设，部分学校实现了千兆网的宽带接入标准，配置的光纤主干线能够连接各教学楼、行政楼和实验楼，以及每个教室、办公室和功能教室，甚至学生生活区都实现了互联网络的接入，基本上实现了“三通两平台”的框架搭建与初步应用。一方面面向学生，各示范校都有着各自的独立使用空间，能够保障学生随时随地地使用网络；另一方面也面向教师，各示范校积极鼓励教师开展数字化办公和网络教研等活动，以实现信息技术与教师日常工作的深度融合。各示范校基本都配备了以电子交互白板为主体的多媒体教学设备，以期实现更加清晰的教学内容呈现、更加丰富的教学资源应用、更加积极的学生学习兴趣生成和更为密切的师生互动交流。

3.多层次全方位的教师信息化专业能力发展培训

各示范校都有教师信息化培训的整体规划，分别采用了直接上机培训、网络直播培训和外出交流访学、巡回指导和个别化辅导等形式，根据各学段及各学科的教学特点，对教师展开分层次、分内容和分形式的信息化培训。各示范校提出了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设备会用，熟练操作；第二，资源会查，有效利用；第三，平台会上，服务教学。经过系统培训，基本上各示范校每个年级每个学科都有一名对数字化技术较为精通的教师作为带头人，指导其他教师的应用，帮助他们解决一些操作或实践问题，从而促进全体教师数字化应用水平整体持续不断地提高。2015年，省教育厅又启动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完成了100名县区级管理者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的提升、约6万名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测评工作，为教师信息化专业能力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4.积极的信息技术融入教学应用尝试

数字校园的建设是为基础教育教学的改革提供保障的，如何应用相应的资源和平台来促进基础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是建设的基点。尤其是实现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改变教师教和学生学的方式是数字校园建设的核心或关键点之所在。为此，各示范校都将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应用视为重中之重，大力开展面向学生、基于网络环境的教育模式研究和教学改革实验，积极倡导利用网络平台和各种数字化资源来进行“教学内容+移动终端+网络平台”的碎片化学习，尝试技术工具手段的课内外应用，来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丰富化、学习过程的便捷化和学习效果的高效化。信息技术融入教学的应用尝试绝不是一场运动式改革，而是一次专业技术支撑下的深度融合改革。

5.注重教学资源的共享性和生成性

资源的完备程度已经成为制约当前中小学校信息化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之一。各示范校一方面通过加入国家或市级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的方式来建设和使用学习资源，另一方面也积极鼓励广大一线教师积极录制或开发制作自己的学科教学资源上传到网络平台以便共享使用。同时，各示范校也都非常关注校本资源的建设，鼓励教师尝试使用全程录播系统，将教学过程全景录制下来放到特定的服务平台上，以供教师进行教学反思和学生进行辅助学习。尤其是2015年，根据省教育厅继续巩固教学点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成果的要求，各示范校的部分骨干教师将参加到为全省教学点录制视频课程的活动当中。

6.注重家校沟通的顺畅性和参与性

家校之间的相对分离，家长与学校间的沟通不畅，一直都是一个阻碍教育公平化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各示范校都在家校信息化沟通交流方面做了积极的建设，都在自己的校园网络平台或社交平台中单独建设了家校沟通渠道：一方面通过便捷的专属客户端程序（如家校通）来实现学校、教师与家长的交流和互动；另一方面也都积极使用QQ、微信等社交软件作为教师和家长交互沟通工具，将学生的学习状态或信息实时发布到家长的移动终端，让家长也都能积极参与到孩子的发展和教育管理之中。部分示范校还开设了专门的定期家长培训讲座和亲子互动活动，这类家校之间的协同合作，不仅能够有效促进家长教师之间的交流，还能促进师生交流、生生互动及其它教学因素之间的互动。

二、百所数字校园建设的发展趋势

1.数字化向智慧化转变，智慧校园得到广泛重视和建设

伴随着物联网技术发展，各示范校都在积极开发各种智能化教学环境，探索智慧校园建设和应用的新途径。各示范校正在实现从数字化向智慧化的方向转变，智慧校园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和推广。智慧校园实质上是一个为学生发展服务的泛在共生教育社区。具体来讲，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教学管理的服务系统、面向学生学习的服务系统、面向家校沟通的服务系统和面向教师教授的资源服务系统。建立和发展智慧校园是优化教育教学环境、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是未来学校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它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又将面临更多的挑战，迫切需要在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完成系列化的变革，包括教育观念、应用方法、安全和隐私、数据保护、资源控制、信息共享、标准制定等。因此，智慧化教育中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正确地认识智慧校园的功能与意义，并积极开展相关的实践探索活动。

2.围绕信息技术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的校本研究兴起并得到广泛实践

各示范校纷纷以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整合研究的课题为统领，以教师个人的学科教学研究为把手，在网络环境下开展以课例、案例为载体的校本研究活动。在这种校本研究活动中，引导教师从学科中心转向问题中心，将实践中的问题、体会和经验作为研究的主体内容，让教师用案例记录教学中的典型事例，积累自己独特的研究成果，叙述实际教学中的问题情境，解决问题所存在的多种可能取向，以及最终的解决方法。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注意自己的教学行为和积累对新课程理念落实的点点滴滴实践经验。

3.资源云得到广泛认可和普遍采用

各示范校都在云资源基础上创建了各具特色的教学资源平台。大量的教学资源和日常教学管理活动被输送到云终端，云平台的建设不仅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也为师师之间、师生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种新型渠道。丰富的教学资源在云空间的支持下，不仅能够发挥更好的教育教学作用，也给学生以及教师提供了更多的自主创新选择。资源云也可被应用到日常教学活动管理当中，云空间能储存学生的各种信息，会逐步成为伴随学生成长的一个记录空间，不仅能够实现学生不同阶段的信息互联，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提供学生信息的大数据挖掘，为学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和管理提供各种有益的决策参考。

4.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模式创新是应用发展的核心

随着数字化教学技术在教育领域中应用的日趋深入，以翻转课堂、微课、慕课为代表的新型教学模式方法正在得到普及。各示范校都积极参与到网络课程的制作当中，并形成各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各示范校都加大了对创客创新教育的重视和开展。技术发展不断促使教学设施的更新和教学环境的完善。然而，技术再先进最终也是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服务，技术支持下的教学模式创新是信息化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借助于技术的完美支持服务，使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方式发生了很大转变是目前数字化校园建设项目实施的核心。因此，一方面需要教师能够积极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手段开展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和参与式的教学流程变革，实现教育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习方式的创新；另一方面也更需要学生能够积极应用信息技术手段来主动学习、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具备在信息环境下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综合素养与能力。

5.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不断提高师生的信息技术应用意识和能力是促进学校信息化建设的动力和核心。各示范校都在不断地加强培训和应用研究的力度，进一步挖掘信息技术的文化功能，使其能够成为自身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还需要在继续完善省、市、区（县）和学校四级信息化培训体系的基础上，抓好三支队伍的建设：一是一支精通信息化教学的管理队伍；二是一支信息化教学水平高的师资队伍；三是一支稳定的技术支持服务队伍。为此，一方面可以积极鼓励一线教师开展校本课程行动研究；另一方面也要让教师能够学以致用，在项目案例解决和技术应用过程中体验提升。学生信息素养培养也不再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课程上，而是通过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让学生在问题解决的实践过程中全方位地提升自身的信息素养。

6.学生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发展培养的重视

各示范校都意识到学生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培养的重要性，都积极运筹力争在数字化、信息化的推动下，积极发展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教学方式的多样性、教学环境的开放性以及教学的交互性等特点，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提供良好的机遇。着眼于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创新教育将成为未来数字化教育的发展趋势。创新教育即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价值取向，着重研究和解决教育如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创新教育中同样也包含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基于问题解决的项目学习模式将会被运用到更多的一线教学实践活动当中来。基于对现实生活问题的选择和把握，教师和学生可共同探讨和交流，鼓励学生采用独立或小组形式来确立问题、选择和实施问题解决方案，让学生能够在亲身体验实践中找到知识的价值和问题解决的乐趣。

总之，通过近三年的数字校园专项建设，各示范校都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果：校园基础设施的建设日趋完善；重视对教师信息化技能的培训发展；重视在课程教学中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等等。整体上，辽宁省数字校园建设已经由传统重视媒体环境建设的初期阶段，快速地转向重视人员培训和技术融合教学应用的中级阶段，甚至在一些优秀的示范校已经有信息技术融入教学促进学生创新能力发展的更高阶段出现。智慧化校园构建、大数据教育资源云建设、信息技术与课程深度融合和学生创新能力提升四者相结合的发展才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尽管各示范校的现有建设成果已经能够为其他学校的数字化发展做出榜样，并起到带头作用，但整体上省里的数字化校园建设工作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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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晓伟，胡菁.浅谈现代教育技术环境下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现代教育技术，2011（6）：142-144.

特质分析 篇7

股票的特质性风险是指除系统风险以外个股所面临的风险,企业内管理层的投资决策行为以及市场中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都可能引起股票价格的过度波动,增加个股的特质性风险。从管理层角度看,当管理层致力于激进的投资决策时,企业在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高风险,进而引起市场投资者较高的关注。较多投资者的跟进以及投资者之间的意见分歧导致了股票的过度波动,由此引起的股票过度波动能够使企业的内部信息逐渐反映在股价中,在一定程度上对管理层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提高企业价值。此外,由于个股特质性风险的增加:其一,融资难度随之增加,规避风险的管理层会为了职位安全降低其私利行为,提高企业价值;其二,管理层可能放弃有利于股东的风险投资项目;其三,弱化了股东的监督机制。公司的风险补偿可以促使管理层接受高风险但是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增加企业的资本性支出,进而充分利用投资机会,增加企业价值。而且,货币薪酬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一致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补充股东监督机制的损失。因此,管理层薪酬补偿可能是特质性风险增加企业价值的原因之一。

对于特质性风险的研究,大多文献主要集中在特质性风险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以及特质性风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而对于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以及不同薪酬激励水平下二者关系是否存在差异等问题的研究,少有文献涉及。因此本文对以下问题进行了研究:特质性风险是如何提高企业价值的?在不同的薪酬激励水平下,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本文的贡献在于:其一,结合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研究企业的价值,研究表明,股票的特质性风险能够起到治理作用,增加企业的价值;其二,管理层激励能够弥补特质性风险给管理层带来的负面效应,二者相互补充提高企业价值。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投资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市场上投资者能够通过投资组合分散企业的特有风险,因而影响股票价值的只有企业的系统风险。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市场中的超额回报部分来源于企业的特质性风险。Fama,French和Lakonishok等研究表明,账面市值比较高的企业具有较高的股票回报率。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投资者只能持有他们所熟知的部分股票,进而要求对个股的特质性风险进行补偿,使特质性风险与股票价格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事实上,市场上投资者偏向于特质性风险较高的股票,正是由于投资者的这种偏好,当特质性风险较大时,投资者给予小概率事件较大的权重,从而使得高特质性风险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

除了市场上投机者对风险的偏好以外,影响股权价值的因素还包括企业业绩。特质性风险增加了企业业绩的噪音,使管理层的努力不能很好地通过业绩表现出来,因而增加了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管难度,当企业面临较小的融资约束时,不确定性会导致公司投资偏离公司价值,引发管理层追求私利的过度投资行为,降低企业业绩。而Panousi等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特有风险的增加,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难度将会随之增加,进而抑制企业投资行为。基于我国特殊的制度文化背景以及所面临的经济形势,特质性风险越大,企业投资决策时会越谨慎,即当企业存在过度投资倾向时,公司特有风险更多地表现出“校正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企业业绩。此外,较高的波动性,意味着较多投资者的跟进,进而增加信息的透明度,对管理层起到监督作用,促使管理层努力工作,提高企业业绩。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特质性风险越高,企业的价值越大。

然而,企业中拥有决策权的管理层是风险厌恶型的,他们可能会减少有利于股东的风险投资,例如,创新投资。这就需要股东给予管理层一定的额外补偿,以提高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已有研究表明,管理层股票期权激励能够提高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当管理层财富对股价波动的敏感性较高时,管理层倾向于采取较高战略风险,包括研发支出、单业务经营以及较高的负债。在我国,薪酬激励以货币薪酬为主,李迎春和甄丽明的研究表明,货币薪酬能够提高管理层风险承担的水平,股东能够通过提高货币薪酬激励降低管理层风险规避的倾向,缓解代理问题,进而提高企业价值。

经典的代理理论认为,当企业面临较大的特质性风险时,业绩波动较大,给以业绩激励为主的管理层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此时降低薪酬业绩敏感性能够使薪酬发挥较好的治理作用,例如,蔡明剑、陈震和凌云的研究表明,较高的风险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依据该理论,当企业面临较高的风险时,与薪酬业绩相关的薪酬并不能提高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固定部分薪酬的提高才是对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的补偿,进而增加企业价值,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未预期薪酬增强了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12年的数据为初始样本,剔除了:(1)金融行业的公司;(2)ST,PT公司;(3)相关数据缺失的公司。所需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数据处理和分析采用Stata12.0。

2.2 模型设计

在模型二中,当λ1>0时,表明特质性风险越高,企业业绩越好;在模型三中,λ1>0时说明特质性风险增加了企业价值;在模型四中,当λ1>0,且λ3>0时,表明货币薪酬强化了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具体变量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按未预期薪酬是否大于0,将整体样本分为两组,并分组对主要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当未预期薪酬为正时,企业的价值显著大于未预期薪酬为负时样本公司的企业价值,表明当薪酬激励较低时,企业的价值较低,符合最优的薪酬激励契约理论。在不同组中,特质性风险的中位数的差异较大,说明当未预期薪酬为正时,企业面临的风险较大,符合预期。

3.2 实证分析

表3报告了未预期薪酬、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的回归结果。在第(1)列中,特质性风险(Riskt+1)与企业价值(TQt)的正相关关系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股票特质性风险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价值。在第(2)列中,未预期薪酬(Un Payt)与企业价值(TQt)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随着未预期薪酬的增加,货币薪酬能够缓解代理问题,增加企业的价值。在第(3)列中,特质性风险(Riskt+1)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未预期薪酬(Un Pay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交互项(Un Payt×Riskt+1)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未预期薪酬的增加增强了特质性风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即当薪酬激励较高时,特质性风险能进一步提高企业的价值,验证了假设2。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T值;*,**,***分别代表在10%,5%,1%的程度上显著。

4 结语

管理层投资决策行为以及追求私利的过度规模行为都会引发企业特质性风险的增加,随着偏好风险的投资者跟进,一方面股票的波动增加,进一步增加了企业的特质性风险;另一方面,由投资跟进引起的股价波动使公司的内部信息更好地融入股价,对管理层起到监督作用,进而提升企业价值。然而,特质性风险的增加会使风险规避的管理层放弃高风险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降低企业价值。此时,需要相应的治理机制提高管理层风险承担水平。由于我国股权激励起步较晚,研究货币薪酬激励的影响更具实际意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特质性风险通过提高资产报酬率以及股票回报率增加企业的价值,未预期薪酬激励与特质性风险相互补充共同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该结果的意义在于,为市场上投资者的股票决策行为以及股东优化薪酬激励机制提供一定的实证支持。

摘要：基于2004—2012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文章对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关系以及在不同的货币薪酬下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资产报酬率和股票回报率随特质性风险的增加而增加,通过这种途径,特质性风险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价值。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未预期薪酬增强了特质性风险与企业价值的正相关关系。

特质分析 篇8

创意城市这一概念最早由Landry[1]于上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 随后逐渐演变为一项全球性的城市运动。为了更好发挥全球创意产业对经济和社会的推动作用, 促进世界各城市之间在创意产业发展、知识共享、创意产品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4年成立“创意城市网络”组织, 分设计、文学、音乐、民间艺术、电影、媒体艺术、烹饪美食7个领域, 接受批准世界各个城市的加盟申请并授予其相应的创意称号。目前, 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被授予“设计之都”称号, 我国上海、成都、哈尔滨也分别被授予“设计之都”、“烹饪之都”、“音乐之都”称号。但是, 在探索和建设创意城市过程中, 由于缺乏对创意城市中创意产业的方向性认识和不同城市在创意内容上的适应性分析, 许多推动创意城市建设的政策以及投资面临事倍功半的窘境[2]。

创意城市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 它主要是指相对传统的以有形的物质性要素为基础的城市发展战略而言的, 一种转型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充分挖掘无形的文化性要素的城市发展[3]。创意城市也不是静止的概念, 它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4]。作为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创意城市的崛起引发了全球城市在发展理念上的重新思考, 创意城市理念也在各种思想火花的碰撞下孕育发展。然而, 与传统城市发展理论相比, 创意城市研究尚仍处于初级阶段[5]。究竟怎样的城市才是创意城市?国内外学者以不同的视角为切入点, 对创意城市的特质及发展要素作出阐述, 但是尚无明确、统一的认识。

本研究通过文献回顾, 对创意城市不同方面的特质及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框架。这不仅有助于创意城市进一步的理论研究, 而且对创意城市的规划和实践有一定的启示。

2 创意城市特质及影响因素

创意城市是包含自由发挥的市民创意活动、富于创造性的文化与产业、脱离了大生产体系的创新性的灵活的城市经济体系, 能够创造性地解决全球性或区域性问题, 拥有丰富创意场所的城市[6]。佐佐木雅幸[7]提出了创意城市应具有的6个要素:创意与创意活动、创意产品的消费市场、创意人才的培养场所及文化创意设施、环境政策、促进经济与文化平衡发展的城市发展政策、创意文化政策。王慧敏[8]从发展目标、要素驱动、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空间形态、推进主体、政策重点7个方面对创意城市与传统城市发展模式进行比较, 并说明创意城市在这些方面的特质。郑琦[9]在研究创意城市与低碳城市的共性互动关系时, 从资源要素、消费市场、竞争力、城市功能4个方面阐述创意城市的特质。

早期学者们对创意城市的影响因素研究有:Florida[10]提出的“3T”理论, 他认为技术、人才和宽容度是建设创意城市的基本要素;Glaeser[11]提出的“3S”因素“技能、阳光和城市蔓延”;Hospers[12]提出创意城市产生的环境三要素:集中性、多样性和非稳定性;Carta[13]提出“3C”理论, 即文化、沟通与合作是创意城市的必备特征。

而近年来学者们倾向于探讨已经初具规模的典型创意城市的形成因素。西尔克等[14]认为毕尔巴鄂成功建设创意城市的要素包括:艺术家和创意创业者发展基础的活跃社区, 可获得的价格便宜的工作空间 (大部分是衰落废弃的旧建筑或街区) , 用于提供支撑性基础设施和发展机会 (教育和培训设施、发行或展览) 的基本公共投资以及鼓励创意性公共—私营合作关系的良好氛围。吕庆华、芦红[15]在研究我国海西七大核心城市的创意指数时, 认为创意成果、创意结构/制度、科学技术、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包容六大因素影响创意城市的发展。林敏[16]认为福建省建设创意城市的影响因素为福建的历史文化、传统产业、高新技术研发、创意人才的吸纳和培养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华晨等[17]探讨了高校依托型创意城市的影响因素有活跃的智力源、稳定的输送网、弹性的交流域。蒋述东、刘容[18]比较了国内外典型创意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其成长因素, 认为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创意集聚区建设以及支持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是目前我国创意城市建设的主要影响因素与问题所在。

本研究认为创意城市在创意资源、消费市场、功能、政策法规4方面对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型城市的特质及其促进或约束创意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2.1 创意资源

创意城市中创意产业的发展尽管以非物质生产为主, 但仍然基于城市的创意资源。为了更好理解这些创意资源与创意城市间的关系, 本文将创意资源分为创意资源来源和创意资源载体两个方面。创意资源来源包括城市经济、文化、人才、产业等, 创意资源载体包括城市空间、生态环境及社会网络等。

2.1.1 创意资源的来源。

城市经济。创意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技术基础[3]。刘平[19]总结Jane Jacobs的观点认为创意城市经济体系脱离传统大生产体系, 灵活而富于创造性, 即创意城市具有“自由修正型”的经济体系。同时, 知识产权、文化等无形资源因其能够被反复开发与利用, 能够在经济上实现较传统城市更加突破性的增长。另一方面, 经济发展程度及阶段影响着创意城市的形成与建设。经济发展阶段越高的城市, 其发展所依赖的创意产业的影响力越大, 集中程度越高。而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城市则集中于发展城市具有独特性的产业从而以差异化取胜。盛垒和杜德斌[20]也认为处于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创意经济的产生将推动城市成为创新中枢, 创意城市的建设成为必然。总之, 经济发展程度和经济发展阶段是创意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城市文化。创意城市具有鲜明的城市形象和文化品牌, 拥有多元化的文化体验和浓郁的文化氛围, 普通市民都可以参与到多样的文化活动中去体验城市的创意[8]。文化资源成为创意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此外, 创意城市更加注重符号价值的开发与利用。李蕾蕾[21]认为创意城市的建设就是媒介符号与内容的物化和空间化的过程。创意城市通过物的媒介化、或媒介物的符号化、或媒介符号的物化及其空间固化过程, 不断实现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创意城市的形象提升。文化的不断碰撞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 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方式是影响创意城市建设的一个主要因素。国际设计周加速了文化创意的碰撞与融合, 不仅使创意人才的水平提高, 而且提高城市居民的审美需求和品味, 为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促进创意城市的建设[22]。会展业也是促进创意城市建设的强大推进器[23]。

城市人才。Florida[10]指出, 创意城市是创意人才的聚集地。人的知识、智力、文化、创意思维和创造力软资源, 是创意城市生产力的主导资源。创意人才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艺术及文化工作者, 任何具有创造性思维的普通市民都可以因其对创意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纳入创意人才范畴李艳[24]。可见, 创意城市较传统城市更注重对创意人才的吸收与培养, 其创意人才的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另一方面, 创意人才也是推动创意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因素。Florida[10]认为创意阶层的聚集对创意城市形成有重要作用。大众参与模式能够推动城市创意文化景观的建设, 挖掘城市创新活力, 培养居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 城市将会因此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创意人才。

城市产业。在城市的支柱产业方面, 可以看到, 创意产业成为创意城市的主体产业。创意城市具有发达的创意产业, 且能够以创意产业推进城市其他产业的发展, 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以支持更广泛的经济领域的进步[3], 如创意城市对城市旅游产业发展有促进作用, 旅游产业也能够促进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25]。创意城市与艺术产业也呈现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关系[24]。城市产业特别是创意产业的发展程度是影响创意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意产业作为创意城市的经济主体, 为创意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4]。不同类型的城市对创意产业的选择与自身的发展阶段紧密相关。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城市以传统产业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 而处于高级阶段的城市以高端产业为发展要素[2]。

2.1.2 创意资源载体。

城市空间。创意城市是以人为本, 集学习、娱乐、工作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空间综合体, 它具有便于创意者、消费者、生产者互动交流, 功能叠加的空间构建模式。吴缚龙[26]指出, 创意城市具有多样化、异质性的城市社区, 其中创意产业园区是其根本载体。可见创意城市拥有多样化、异质性、功能叠加的城市空间格局。

城市空间作为创意资源的有形载体, 是影响创意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而不同学者对打造创意城市空间所依赖的因素也进行了研究。朱庭逸[27]通过对台湾的案例研究, 认为营造创意空间的两大要素是创意资本与创意生态。城市的基础空间如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在其城市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有效的复兴作用[15]。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空间, 能促进其周边形成创意产业集聚区[28]。华晨等[18]也认为依托高校是创意城市的重要实现形式。黄阳等[29]在借鉴西方国家创意城市空间的建设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发展创意城市需要提升公共空间社会影响力与感染力、营造宽容的环境、充分发挥公共空间的经济功能等意见。可见, 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促进创意城市形成, 其开放性能够促进思想碰撞, 其兼容并蓄的氛围能够让更多的人体验到创意的乐趣。

城市社会网络及生态环境。创意阶层希望居住在开明豁达的城市里。创意城市拥有适合创意人才生存发展的宽松的生态环境、创造性的社会结构[3], 多层次、便捷化、动态创新的社会网络[8]。Scott[30]认为创意城市具有一种能够激发创新或者学习能力的结构, 以及个体创意表达的社会网络, 即所谓的“创意场”。

创意城市能够促进社会网络及生态环境良好发展, 社会网络及生态环境也会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创意水平。作为影响创意城市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 需要从不同角度改善城市社会网络及生态环境。Landry[26]的7要素理论说明了创意生态环境依赖人才综合能力、创意人才知识的多元化、城市发展机会、团体文化、认同感、城市空间、网络关系等要素。Hospers[12]把集中性、多样性和非稳定性3要素作为创意城市形成的重要因素。

2.2 消费市场

高素质的创意人才流动性强, 生活方式新颖, 文化生活将成为这类群体定居的选择因素与生活品质的评价指标。其流动性带来文化的融合与思想的碰撞, 其生活方式使文化成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商品, 促使文化消费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观念, 进而将创意城市转变为文化消费的领域[31]。郑琦[9]也认为, 创意城市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能够满足人们在情感、娱乐、智慧等心理追求, 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消费在这里向非物质消费转化, 从而开拓精神领域的消费。可见, 创意城市成为一种消费新模式, 能够引领消费潮流, 将商品消费转化为文化消费, 转变消费观念, 实现市场创新。

创意产业在不同影响范围内所呈现的创意内容大不相同, 地区市场特点决定了创意城市的发展特质。创意产业是消费驱动型产业, 在很大程度上受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心理影响。因此, 城市影响范围内消费者的阶层和习惯在创意城市的特质方面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2.3 城市功能

Landry[26]认为, 任何依靠创意的方法 (非传统的方式) 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诸如传统经济产业的衰退、生活品质的恶化、集体归属感的缺失、全球化的挑战等问题的城市都可以成为创意城市。可以说, 解决城市问题是创意城市在城市功能上的共有特质。

在创意城市中, 创意产业重塑了传统产业的价值链, 能够引领消费需求的变化, 实现市场创新。创意产业区通过塑造城市特色环境、重塑城市历史景观以及优化传统产业空间三种方式发挥着积极的空间效应。创意产业区对全球城市衰败地区的旧区再生有重要作用[32]。汪毅[33]对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的分析发现, 创意产业集聚区促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创意城市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上, 将文化与科技的精髓渗透到文化艺术、休闲娱乐、市民素质、城市精神等非物质象征形态。创意城市以城市文脉和创意推动城市创意集群发展、重塑城市品牌和人文环境, 带动城市从理性环境向人性环境升华[9]。查尔斯等[35]认为, 城市聚集了文化产品的设计、生产和扩散等, 创意城市确保当地行业技能的持续存在。

总之, 创意城市在城市功能方面的特质表现为能够解决城市发展过程所面临的某些问题, 推动城市进一步发展。其具体功能包括推动创意产业发展, 促进创意集群形成, 促进旧城更新, 加快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打造城市品牌等。其中, 创意城市最显著的功能就是推动创意集群的产生, 而创意集群的形成是由城市的历史背景和发展状况而决定的。李学鑫等[34]认为, 血缘、亲缘、地缘关系所构成的特殊联系, 当地历史文化沿革, 著名的历史事件, 对农区的创意产业集群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张振鹏[35]从宏观环境、产业集群与集群内成员3个维度分析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

2.4 政策法规

从城市发展模式上看, 创意城市作为一种城市治理模式, 使城市发展模式改变。在城市的发展模式上, 创意城市具有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 全面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 改变了传统城市以提升GDP为目标、重硬件轻软件的发展模式[8]。

从城市文化政策上看, 文化规划或政府推动建设创意城市将替代传统文化政策, 成为实施城市政策的一种文化途径[35]。文化政策不再以中央政府层次上设计的、标准的文化政策模式为基础, 城市治理将以交叉方式规划文化发展, 使文化工具化。

从城市公共政策上看, 创意城市的公共政策倾向于打造能够激发创意人才创造潜力, 有利于发挥群体创意优势的开放的公共环境[36]。创意城市的公共政策能够为城市营造高品质的创意环境, 构筑城市多赢发展的格局, 包括宽松的人才环境、多元的文化氛围和创造性的教育体制等。

联合国在《2008创意经济报告》[37]分别从国家和城市两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创意经济的政策。国家层面的政策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税费减免等。城市的支持政策则包括投资激励、鼓励私营部门等直接的财政手段, 以及通过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发展创意产业等。目前, 我国国情所决定的政治文化体制以及所有制形式指出了我国创意城市建设的道路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不仅需要在政策法规上为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保障, 还需要对创意企业的配套扶持、软硬件设施投入、创意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做出努力。

3 结论与展望

3.1 结论

通过对创意城市不同方面的特质及影响因素的综述, 可以发现, 目前创意城市特质研究主要集中在创意资源、消费市场、城市功能、政策法规等方面。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因拥有其中一个或几个创意城市特质而被称为创意城市。因此, 从这个研究角度可以很好理解为什么不同学者在对创意城市特质的描述上出现争议。

创意城市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文化、人才、产业、城市空间、城市生态环境及社会网络、消费市场、城市功能、政策法规等方面。其中, 经济主要是因为其经济发展程度和阶段影响创意经济的形成, 从而影响创意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传统文化和文化活动两个因素影响着创意城市发展;人才上, 创意阶层与普通民众都成为创意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方面文化空间载体如博物馆、大学对创意城市的建设起重要作用, 同时, 创意产业区的形成、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都是必要的因素;生态环境中的宽容度、组织文化、地方认同及社会网络是影响创意城市中创意资源形成的不容忽视的条件;非贸易性关系、偶然历史事件、文化传统对创意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功能的定位起重要作用;国家和地方的政策法规是影响创意城市建设的宏观环境。具体特质描述及其对应的影响因素参见表1。

从表1内容可以看出, 目前对创意城市特质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 对创意城市特质的描述大部分集中于城市功能, 创意资源及资源载体, 而对消费市场、政策法规方面的特质的研究比较零散而且不够深入;在资源要素上, 从科技技术、物质资源角度对创意城市的特质进行描述的较少, 且没有确切说明创意城市在这两方面的特质与传统城市或是其他类型城市有什么不同;政策法规上, 多为描述创意城市的城市政策特质, 而没有国家政策视角的特质描述。其次, 对创意城市影响因素的分析比较零散, 没有针对某一个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对影响创意城市经济、消费市场、生态环境及网络还没有比较典型的实例。再次, 目前对影响因素的研究还停留在对已存在的创意城市实例的解释说明, 而对创意城市影响因素缺乏实证研究。

3.2 研究展望

今后对创意城市特质及影响因素的研究, 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探讨。第一, 形成更加规范的创意城市特质及影响因素研究框架, 以利于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目前创意城市的特质框架体系还没有涵盖所有方面, 尚有许多未涉及到或研究不够充分的问题。第二, 在目前的创意城市特质分析基础上对消费市场、政策法规、竞争力等方面的特质进一步论证。第三, 详细分析创意城市影响因素对创意城市建设的具体影响, 如利用什么类型的政策法规可以建设出什么类型的创意城市。

摘要：为了理解创意城市特质及影响因素, 从创意资源、消费市场、城市功能、政策法规等角度, 综述创意城市特质及影响因素, 提出研究框架。创意城市特质及影响因素框架的整理, 对创意城市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特质分析 篇9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话语转型期里, 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 现代知识分子逐步觉醒, 并努力在文化与社会的变迁中寻求自身与传统的精神断乳, 开始拥有独立的社会追求与人生追求。然而, 他们又不得不暂时生活在一个因袭的社会系统中, 去经历一场严峻的人生搏斗:人觉醒了, 却暂时无力改变社会现实, 而社会现实却有足够的力量摧毁他们刚刚萌生的一点自由的追求意识。基于这种复杂的困境, 可以说, “人醒了无路可走”是他们探索中的共同命运。

一.悲剧命运的主人公

在反映现代知识分子寻求自我的人物形象中, 更多的是可以直接区分出来的悲剧命运的主人公。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象征性体现。“狂人”曾在新式学堂受过教育, 在研习中发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现实的秘密:“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 于是, “狂人”极力反抗这吃人的礼教, 并以狂言、狂语、狂态来打破人们的认知。但所有的人只把他视为不可理喻的疯子, 尽力救治他。最终, 在失望于改造环境的行动之后, “狂人”痊愈了, 并到某地做候补官吏去了。

《狂人日记》以“狂人”的现实命运象征性地体现了觉醒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哀。鲁迅以此为象征性母题, 延伸创作出的各细部现实地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

《药》中的夏瑜是鲁迅用暗线塑造的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形象, 他用生命来践行改革中国社会的理想———“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 但换来的不只是不被理解, 而且连鲜血也被拿去当治病的药引子, 而被救治者竟然是自己用生命将要去启蒙的普通下层劳动人民!《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原先是拔神像胡子、整日议论改革中国方案的有为青年, 在同现实社会交战之后, 他的改革热情慢慢消蚀, 为了生活和亲人之间的那点温情, 变得颓唐伤感, 整天过着“敷敷衍衍, 模模糊糊”的生活, 成了一个成天讲授《女儿经》的退隐者, 失却了同封建传统战斗的勇气。《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则是被社会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击垮的激进者, 作为曾经强烈要求冲破封建礼教, 追求个性解放的“异类”, 在向整个社会报复的过程中, 他不得不屈服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 做了“上等人”, 驱使和玩弄着那些曾被他同情过的“下等人”, 最终在所谓“胜利”的喧笑中, 独自咀嚼着失败的伤痛离开了人世。

相比之下, 《伤逝》中子君与涓生的追求目标要小得多, 他们只希望获得婚姻的自主和爱情的自由, 但整个社会的沉滞与腐朽却毁灭掉了他们爱情的绿洲。

还有《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和《幸福的家庭》中的他。这两位都曾热烈地追求着个人及社会的人生理想, 但最终他们认识到的只是“双十节”的情景被人们淡忘, “幸福的家庭”也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奢望, 社会现实给予他们也只能是在叹息中抱怨、在抱怨中失却进取的勇气。

以上人物都是觉醒了的现代知识分子, 在同现实的搏斗中, 他们毫无意外地都遭遇了失败, 这其中不仅自有其个性的弱点, 更有来自整个保守与落后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的困扰。其悲剧无非警示我们:如果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思想环境不加以改变的话, 个人的理想与追求也不可能实现, 因此, 个人的追求必须与社会的改造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悲剧命运的反思者

在鲁迅塑造的现代知识分子人物长廊中, 还有一个“我”尤其值得注意。这个“我”在《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头发的故事》、《孔乙己》、《故乡》和《一件小事》中均有所显现。作为知识分子, 鲁迅将他置于作品中, 是用一种独特的艺术构思体现一种深刻的思想———让“我”成为现代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见证者与反思者!

当然, 在小说中这些“我”虽然同样扮演着“看”的角色, 但“看”的对象与意义又有所不同。

《在酒楼上》、《孤独者》和《头发的故事》中的“我”与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一定的交情:或是旧同窗、旧同事;或是旧相识;或是“我”的前辈先生。“我”和这些人本应属于同类, 但在根本上又有所区别, 相对于那些悲剧命运的主人公, 作品中的“我”只是一个见证者而已。这些人的过去“我”比较了解, 他们都曾是被这个社会看作“异类”的有理想、有追求的觉醒知识分子。然而, 重新见面后的情形让“我”感到诧异:他们要么敷衍地生活着;要么浑噩地报复着;要么乖张地议论着, 全然没有往日的激情与干练, 更多的是凝滞与埋怨。对此, “我”为他们磨损了追求与进击的锐气而惊讶、叹息, 甚至不耐烦, 并自感他们已经不再是同行人, 所以, 在短暂的会面之后, 便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走去。

而《祝福》、《孔乙己》、《故乡》和《一件小事》中的“我”却稍有不同。这里的“我”似乎更多的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知识者形象, 在所面对的人和事中, “我”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寻求新的出路。《祝福》中的“我”作为返乡的游子, 在与一个下层劳动妇女的灵魂“交流”中引发了对祥林嫂命运的反思和对自我灵魂的拷问, 最终在再次果断的离乡中完成了自我身份的确认与自我灵魂的升华。《孔乙己》中的“我”作为咸亨酒店里的小伙计, 在单调无聊的酒店生活中冷冷地坐在店里, 注视着众人取笑孔乙己, 也不热心孔乙己的“考试”, 然而在“一天比一天凉”的秋日里, 当很久没到店里的孔乙己拖着被打折的腿再度来喝酒时, 众人和老板的取笑声却让十几岁的“我”似乎经历了灵魂上的洗礼, 显现出一种自我改观的迹象。《一件小事》中的“我”经历的则是灵魂的道德责问。“从乡下跑到京城”六年的经历只增添了坏脾气, 但冬日早上所遇的车夫“教我惭愧, 催我自新, 并且增长了我的勇气和希望”, 他的背影给我造成了威压, 甚至“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3) , 这是车夫的平等意识、关爱思想给“我”的人生震动。而《故乡》中“我”作为一个“辛苦辗转而生活”的游子, 带着对故乡的美好印象回乡处置家事, 然而幼时玩伴闰土的一声“老爷”、豆腐西施杨二嫂的趁机揩油让记忆中的故乡变得如此虚幻和脆弱, 而“我”无论从精神上还是从物质上都无力改变它们, 只有踏上重新探索的新征程。

作品中这些处在现代知识分子成长的路途中的“我”, 生活在20世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还有着深刻影响的社会现实中, 思想行为有着一定的差别, 但都寄托着特定文化时期执著前行的现代知识分子共有的愿望———不断地进行身份反思, 不断地探索新的出路, 因为“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 (4) !

三.夹缝中的“假洋鬼子”

在鲁迅的现代知识分子形象系列里, 还有一个人物形象不能忽视, 那就是《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同前面分析的传统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形象有些不同的是, “假洋鬼子”自有其独特的一面。他进过洋学堂, 到日本留过学, 接受了现代思想的洗礼。回国后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 被迫又留起了辫子;当革命风暴来临时, 他又立刻投身其中。由于革命本身的影响和个人之间的恩怨, 他排斥着阿Q的革命要求。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鲁迅将“假洋鬼子”形象加入自己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有着独特的文化意义与文学意义, 对今天的现代知识分子群像分析也有着一定的启示。

一方面, “假洋鬼子”可以看作是作者“对自己笔下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群像的一种丰富和补充”, (4) 毕竟, 在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群像中, 相比于悲剧命运的主人公与悲剧命运的反思者而言, “假洋鬼子”既没有为理想而彻底牺牲, 也没有因追求失败而倒退, 更没有一种为自身身份建构而反思前行的意识。相反, 他是游刃有余地生活在“新”与“旧”、“成功”与“失败”的文化夹缝中。这对充实现代知识分子群像体系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

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人物形象, “假洋鬼子”头上的那根“辫子”就如孔乙己的“长衫”一样, 有着特殊的文化情结, 它标识的不仅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印记, 而且是一种社会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人物身份的动态变化。也就是说, 在传统文化语境中, “假洋鬼子”要用那根“辫子”来表明自己对传统体制的认同, 而新的时代转型期里, 剪掉了“辫子”就意味着向现代文明的靠拢。而“假洋鬼子”那不长不短的头发则实质性地象征着一个传统的封建阶层向新的士绅阶层的转化, 它过渡性的预示着现代知识分子身份意识转变的艰难历程, 这对总结和反思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具有一定的文化意义。

综上分析, 不难发现:在鲁迅的白话小说中, 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群像出现, 它实际上是一种新文化身份意识的综合标识。在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 这群人共同经历着一种艰难的自我探索历程, 也都还没有找到一条理性的出路, 这自然而然地成就了他们作为秩序话语转变中“过渡人”的身份与特点。

首先, 现代知识分子被依旧存在的传统秩序话语排斥甚至抵制。由于所持秩序话语的本质冲突, 坚守传统的知识分子冷酷地将接受新思想后不再回归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视为“新党”、“异类”, 排斥并拒绝他们带来的文化新气息, 由此带来了传统与现代的“隔膜”, 这直接给立志打破传统、改变恶浊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以孤独感与悲凉感。

其次, 现代知识分子必须消除因身份带来的与被启蒙者的隔膜。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 由于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短视, 在社会文化启蒙中造成了另一重隔膜———与下层劳动者之间的隔膜, 这直接造成了启蒙者与被启蒙对象之间的误解, 由此产生了觉醒者、启蒙者不被理解的孤独感与悲凉感, 进而注定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冲破旧秩序、旧势力的桎梏以获得理想的启蒙效果。

最后, 现代知识分子必须在自我审视与自我批判中开启中国的现代意识。作为觉醒者与启蒙者, 现代知识分子一方面批判、鞭挞传统知识分子的虚伪、冷酷、陈腐和愚昧, 另一方面, 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 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5) 的新与旧的对立中, 理想追求的失败和本体生存的失败, 让他们在深感自身渺小的意念中流露出性格的弱点:或者选择守望, 或者选择入流, 或者走向死亡。这既不是儒家传统思想中积极进取的姿态, 也不是现代文明社会改革需要的冒险犯难的精神。所以, 这类知识分子也就需要发扬不断批判、不断完善的进取精神。

在白话小说创作中, 鲁迅用文学塑造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形象, 旨在以其特有的身份变化体征回应时代的呼声, 并在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动态对比中“以小说参与历史”, 引导我们对现代知识分子做一种清醒的文化身份定位和价值判断。

摘要：在鲁迅刻画的知识分子群像中, 现代知识分子是一个独特而复杂的群体, 他们无论是悲剧命运的主人公, 还是悲剧命运的反思者, 都在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夹缝中演绎着“过渡人”的角色。虽然性格并不完满, 但他们毕竟显现出特殊的文化变化体征, 对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定位与价值判断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

关键词：鲁迅,现代知识分子,主人公,反思者,“过渡人”

注释

1 《狂人日记》, 《鲁迅全集》第一卷, 第425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2 《一件小事》, 《鲁迅全集》第一卷, 第459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3 《故乡》, 《鲁迅全集》第一卷, 第485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版。

4 史建国:《鲁迅与“假洋鬼子”》, 《书屋》, 2004年第7期。

特质分析 篇10

电视纪录片以其真实性和客观性为其主要特色, 主要通过对人物或者事件进行真实、直观的报道而获得受众的喜爱, 随着市场环境发展和变化, 在我国电视纪录片中所应用的娱乐元素越来越多, 使其展现出更强故事性、画面性和音乐性的特质。

1 电视纪录片节目中更具故事性的娱乐特质

作为记录和讲述过去时空人物事件的电视纪录片通过在其电视节目中构建过去时空故事化的娱乐元素, 使得很多人文类的电视纪录片节目展现出更加真实、生动的效果。在这些人文类节目构建故事化娱乐元素的过程中, 最常采用的方式是把具体历史时空中的人物事件进行最大化的真实再现, 其中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主要包括重演、扮演和采用特定镜头等方式。其中这里所说的重演指的是在纪录片节目编导的要求下, 通过特定人物把过去某段历史时期的具体生活片段进行摆拍或者补拍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在电视纪录片节目中这种手法是十分常见和重要的, 如在早期的《北方纳鲁克》电视纪录片中通过大量的使用重演的表现手法对原始的爱斯基摩人的真实生活进行了真实的记录。扮演顾名思义是通过特定的表演者对过去某一历史时期的人物事件进行扮演, 这些历史人物事件一般是无法重现的或者是即使重现也会出现很大的漏洞和缺陷, 不能给受众带来一种真实纪录片的感觉, 所以在这种历史人物事件的纪录片拍摄过程中, 导演会选择合适的表演者通过艺术的手法对你当时的特定历史事件进行扮演。通过特定镜头展现记录片中的故事性情节则包含的范围更加广泛, 只要与电视纪录片所需要表现的主体有关的艺术手法中的内容都可以称之为特定镜头, 虽然采用这种手法对纪录片真实性细节的表现效果不是很理想, 但是受众容易理解和接受纪录片中所要表达的事件。例如在《见证·亲历》这一历史纪录片中, 通过恰当地运用各种特定相关镜头的表现方式, 真实生动地为观众再现了当时人们与残酷的灾难进行抗争的场景。另外在运用故事性娱乐元素增强电视纪录片的真实效果中, 悬念设置的运用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重要方面, 特别是在人文历史类型的节目中都是由一个个历史性的故事或者传说构成的, 在进行纪录片节目讲述的过程中怎样通过把故事讲解的更加容易让受众接受而又不脱离故事的真实性就显得尤其重要[1], 因此悬念的设置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电视类记录片中, 矛盾的冲突是戏剧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通过以整个故事主要矛盾冲突为悬念设置纪录片的切入点, 从而增加这些纪录片的吸引力, 获得受众更多的关注和喜爱, 增添电视纪录片中故事性娱乐特质的应用效果。

2 电视纪录片节目中更具画面性的娱乐特质

在电视纪录片节目中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和观众审美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除了在其纪录片中加入故事性的娱乐特色之外, 其还需要从纪录片画面的美感层面进行娱乐元素的加工。特别是随着人们对于电视纪录片节目视觉感官享受的变化, 其纪录片节目中是否有着唯美、动感的画面特色对于受众关注度有着重要的影响, 特别是在自然地理类的电视纪录片节目中,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于大自然探索激情的提高, 现在对于无人区等大自然的探索越来越多。通过高技术的摄像机为受众带来真实的大自然生活场景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 但是由于与人眼相比, 这些摄像机由于有着对于拍摄范围的局限性以及透视感上存在的缺陷, 使得这些真实的大自然在通过摄像机呈现的过程中不能完全、真实的展现到观众们面前。因此为了提高观众在欣赏大自然纪录片中那种身临其境的感受, 摄影师通过采用各种方式尽可能的模拟人眼的观察效果, 增强电视纪录片画面中那种真实的美感[2]。一个好的自然地理类的电视纪录片摄影师通过巧妙的处理光线、色调之间的变化和组合, 能够把自身亲眼所见到的自然地理等景观如同视觉再现一样, 完整唯美的呈现在观众面前, 这种完整的呈现是通过一连串的画面带给受众强烈的感受而实现的。例如在自然景观类纪录片《森林之歌》拍摄的过程中, 通过与其他各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法相结合, 把大自然中那些拍摄到的生物的生活状态以及南迦巴瓦云雾变化等场景真实、优美的展现在观众面前, 大大的提高了整个纪录片画面构图的视觉美感[3]。与此同时通过对光影艺术的巧妙处理, 把自然地理环境下那种无时不在变化的自然光真实、准确的拍摄了下来, 在不同光线、色调之间进行搭配和组合, 从而完美的展现出了电视记录节目中画面美感的娱乐特质。

3 电视纪录片节目中更具音乐性的娱乐特质

在新时期的电视记录节目中加入了悬念性的故事情节和优美的画面, 确实能够提高纪录片的吸引力, 但是电视纪录片节目除了唯美的画面给受众带来丰盛的视觉享受之外, 还需要在其中掺入恰当的声音的元素, 为观众带来听觉上那种美的体验。无论是在人文历史类的纪录片还是自然地理类的电视纪录片节目, 在其中加入恰当的音乐音响的元素能够大大的提高整个纪录片的视听效果。此时在纪录片中的这些音乐不再仅仅是各种声音元素之间的简单组合, 而是通过这些音乐与纪录片中特定的场景进行结合, 引导观众在欣赏纪录片中的思维方向和审美感悟。具体来说在自然地理类型的电视纪录片节目中该, 通过加入音乐音响的元素不但能够激发观众对纪录片主题的共鸣, 而且还能够激发其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同时从生理层面来说, 通过配套的音乐音响对受众的神经系统进行有效的刺激, 然后在其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感官系统等部位发挥作用, 如根据相关的科学数据表面, 轻缓轻柔的音乐能够减缓人类大脑中的血液循环速度, 而激昂活泼的音乐则能够加速人类血液循环的速度和呼吸速率。从心理层面来说, 通过音乐音响元素对观众大脑中的主观情绪以及感觉进行主动的激发, 不知不觉的把观众的思维和注意力都带入到电视纪录片的讲述中, 使得观众能够轻松、真实地获得纪录片中那种身临其境的独特感受。例如在关于大自然电视纪录片的节目中加入缓和安静的轻音乐, 能够有效的消除观众内心中那种焦虑不安的情绪。例如在中央电视台的《神秘大自然》纪录片中, 在介绍不同种类的动植物生活状态的过程中, 加入了节奏感和强度不同的各种背景音乐, 使得这些观众在获得这些动植物相关生活信息的同时, 也能够获得引发其内心深处产生情感共鸣的音乐魅力。

4 结论

新时期我国电视纪录片节目在遵循原来真实性、客观性的基础上, 同时也表现出了鲜明的娱乐特色。其中主要包括在纪录片中故事性情节的设置、视觉画面优美感的体验以及音乐音响带来的听觉盛宴上的享受, 这些都构成了现今我国电视记录片中独特的娱乐特质, 这些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电视纪录片节目的发展和进步。

参考文献

[1]万琳.中国电视纪录片中的娱乐元素的研究[J].广播电视艺术, 2012 (3) .

[2]李聣.电视纪录片的娱乐化研究[J].电视艺术,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