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精神（精选十篇）
法治精神 篇1
一、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法治建设, 把依法治国同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一道置于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加以强调, 法治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是, 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 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 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问题累积是不少的, 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从执法和司法领域看,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
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 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 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 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依然存在。三拍现象依然突出:拍脑门决策、拍胸脯执行、拍屁股走人。这些问题, 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 损害人民群众利益, 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有些党员干部执法意识差, 虽然我国提出依法治国30多年了, 但是一些领导干部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事情还时有发生, 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头脑里, 法律意识还是淡薄的。
(二) 从公民和社会的法治意识角度分析, 民众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
我们长期以来人治观念影响很深, 特权思想、等级观念深深扎根。在西方国家, 一些公民出了问题, 首先会想着去找法律上的依据, 去看究竟错在什么地方或者哪儿没有错, 他们是寻求法律的帮助, 最后听从法律的裁决。虽然我国从1986年开始, 连续搞了6个普法教育, 力度很大, 虽然经过六个“五年计划”的普法, 但是很多老百姓、民众没有养成自觉遵守法律的习惯。所以, 要想增强法治观念、提升领导干部及全社会的法治思维能力, 尤其是要加强社会法治建设, 下一步重点的任务还是要怎么来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法治社会关键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二、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的举措
(一)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以上带下。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学法、尊法、守法, 努力提高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 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执掌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的特殊群体, 作为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的执政主体, 必须具有较高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 就像其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水平和能力一样。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水平和能力是其法治意识和能力的集中体现。
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 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定程序, 必须切实保护人民权利和尊重保障人权, 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必须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因此, 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 真正尊崇宪法和法律, 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 自觉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二) 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人民群众是法律实施的重要主体, 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力量, 要通过在全社会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使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真正进社区、进乡村、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 并逐步深入人心。要创新法治宣传方式, 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抵御错误观点的干扰和影响, 让社会公众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中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认识和信仰。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高度重视道德对社会公众的规范作用, 大力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 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文明道德风尚。
(三) 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之中。
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 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 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 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古语说, “理国要道, 在于公平正直。”在日新月异的改革时代, 人民更加期待公平正义, 折射出社会和谐发展对法治的更高要求。只有让“法治”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 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四) 弘扬法治信仰, 学校教育者肩负着重要的责任。
人的法治意识不是靠上一堂课或者是旁听一个案件就可以增强的, 要有一个长期的熏陶, 耳濡目染, 所以从小学乃至幼儿园开始, 而且形式要生动活泼, 喜闻乐见, 小孩子能接受。现在跟孩子提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 要有共产主义理想, 这些问题对孩子来说太宏观了, 他们理解不了。但是你讲要爱你的亲人、爱父母、爱同学、爱老师, 不能打架斗殴, 不能损害他人的权益, 过马路要看红绿灯, 告诉他们这些最起码的底线规则, 我觉得更重要一些。只要不断训练、不断提升, 他的意识会增强。所以, 无论是家庭教育, 还是学校教育, 在弘扬法治精神, 形成法治文化方面, 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但是, 目前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 要弘扬法治精神, 建设法治社会的举措, 要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 以上带下用, 要依靠制度形成法治文化。
法治精神 篇2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国学大师钱穆先生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军号角，先进的文化应当流淌着法治的血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能离开法治文化的培育，“法治质检”也离不开法治文化的培育。法治文化的核心是依法而治，是国家依法治国、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依法施法，所有社会成员依法行为的社会方式。站在行政机关角度，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依法行政。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精神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其中，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建设法治质监就是要提升依法行政水平，规范各业务工作，加强质检内部建设，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工作很平凡，很普通，没错，我们既没有横刀立马舍我其谁的豪迈，没有高山流水谈笑鸿儒般清雅，也没有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的成就。但是我们平凡的工作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作为行政执法部门，我们担负着推动产品质量提高，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平竞争，维护公共安全的多项职责。我们要正确行使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做到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把质监部门打造成政府信赖，社会认可，人民满意的法治质监。海港区质监分局始终坚持“四化”建设，即学习教育制度化，权力运行公开化，执法办案程序化，普法宣传经常化。我们会定期的制定法治学习计划，做出学习安排，组织开展相关质检法制业务培训工作，提高全局执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依法行政能力。权力运行公开市推进法治质监工作的关键环节，我局在办公楼里也设置了公开栏，行政执全目录和流程图，做到一切公开公平。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我们严格落实执法案件办理程序，主动出示执法证，确保每起案件都经得起检验。在普法宣传方面，我们更是一起组织了很多的活动，如安全月质量月开展质量安全进校园进社区活动，为了更好地推进质监法制建设，我局号召大家一起观看315晚会，看了晚会以后，我的感触很深，不再只是以一个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待，而是作为一个行政执法人员来看，我深深的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当看到过期的食品，含有致癌物质的衣服，玩具，这些基本的我们生活必备的物品都存在着重大的质量问题，严重危害到人民的健康与安全我感触很深。次日我局立马围绕着“消费与安全”这一主题，就如何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各抒己见，建言献策。同时指出一定要把质量监督和打假工作提升到新高度，要提升意识，转变观念，深入基层，就人民反应最为强烈的质量问题加大执法监督力度，真正做到“监管一方辖区，保护一方群众”。
如何培育法治精神 篇3
培育法治思维是紧迫任务
郑权（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副主任）
法治思维是党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限制权力，保障权利，既是法治的精髓，也是法治思维的核心。
依法治国首先体现为依法治党、依法治权。人治、专制、特权思维带来的行为方式必然是以言代法的家长制、以权压法的官僚主义、徇私枉法的贪污腐败等现象，法治、规范、平等思维带来的行为方式才可导向公平、秩序、和谐。
法治思维指导下的依法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探索执政规律的又一大步。
培育法治思维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反腐败斗争要不断推进，关键是从法治、制度中汲取力量。人人平等的法治思维与超越法律的特权思想格格不入，法律打破了等级和权威，特权思想和行为就无法横行。
运用法治思维，找准容易发生利益冲突的环节，让权力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在监督的环境下行使，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形成完善的权力运行监控机制。
培育法治思维，才能不断提高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这就要求在党员干部的队伍建设上，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选拔任用标准之中，并且应该占很大的分量。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有教育惩戒措施，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法治文化是社会必需品
马怀德（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法治文化的形成需要多重力量组合发力。
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各级党政机关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克服人治思想，增强法治观念，习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才能够带动全社会崇尚法治，形成法治文化。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立法机关科学立法，这些都是影响法治文化的重要因素。
媒体要理性传播。媒体是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的关键一环。媒体的理性和规则意识、自律和责任担当，对整个社会形成法治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学校要承担起教育责任。文化的养成不可能速成，必须从小灌输、教育、训练。法治信仰涉及三观，学校应该把法治课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公众要理性表达和行动。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础在广大人民群众。当“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走关系”强于“走程序”大行其道时，我们就必须反思，是什么力量让规则失效，是什么力量让理性缺位。
法治文化还需制度保障。社会信用制度对人的行为和习惯有明显的规范作用，其后又有强大的威慑力保障。社会信用缺失本质上还是制度缺失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形成法治文化还有赖于健全并落实各项制度。
将法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张英洪（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
过去我们迷信单纯的经济增长，崇拜GDP主义；依赖于“一票否决”、“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和行政逻辑。基于经济增长的地方政绩竞赛令公权力行使缺乏权力边界，地方执政者掉入非法治行政的陷阱中，导致社会出现一些畸形发展、病态发展的现象。
转变发展方式最根本最核心的任务，是以人为本，不要损害个人权利的发展，要保护个人权利的发展，切实把政府的施政核心转变到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上来。
要使法治在治国理政中起根本性作用，就要树立现代法治观念。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各种方式使国人学习法治知识、养成法治思维、树立法治观念，尤其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一方面要把法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促进全民法治意识的形成；另一方面，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要把法治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培训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国家不仅要给地方“放权”，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样要给地方政府“限权”，将地方政府全面纳入现代法治轨道。要从现代国家制度建设上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地方政府的权力行使不得侵犯《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既是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的目的，也是地方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
法治社会不是单一的“打官司”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我们的法治观念需要反思。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地理环境、族群、宗教信仰、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决定了我国不可能采取统一、均质化的治理模式。
而作为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型国家”，其国人对什么是正当、正义、合法、权威、理想生活等支撑法治的根本性问题，有独特理解和看法。
为了将传统社会变成法治社会，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活动，但在某种程度上，普法似乎变成了教育老百姓如何打官司。由此导致原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比如民间权威、政法传统中建立起的单位调解和人民调解均失效，法院成了唯一的纠纷解决机构。
一个时期内，一方面，法治社会被理解为诉讼社会，“为权利而斗争”甚至变成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伦理；另一方面，法院不堪重负，司法公信力和权威性普遍下降，集体抗法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导致法律得不到有效实施，整个社会面临治理危机。
深刻领悟法治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篇4
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此, 结合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主要从追溯法的起源和认识法的本质、厘清几个概念和把握法的内涵、树立法治理念和推进依法治校等方面加以认识与理解。
一、追溯法的起源, 认识法的本质
法治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法律起源上看, 法律是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 是国家暴力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的古体字是一个非常烦琐的字, 写作“灋”, 许慎《说文解字》认为, 字形采用“氵”作边旁, 意思是量刑的标准平得像水面一样;“廌” (读作zhi, 古代传说中的异兽, 能辨是非曲直) 是用来在疑犯中撞触不正直真犯的动物, 判别出真犯后将其除灭, 所以字形也采用“去”作边旁。“法”字今天文字的写法省去了“廌”。这里关于“法”起源的传说, 跟古罗马关于法的原始宗教图腾含义相通。古罗马人认为正义与非正义, 人不知道, 而动物知道——这里有原始宗教的痕迹。实际上, 很多专家都认为法的起源跟宗教有关。十多年前, 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在《读书》上发表一篇短文, 他不大同意许慎《说文解字》关于“法”的解释, 认为法字偏旁的“氵”在中国古代构字时表示的是垂直向下、水往低处流的意思, 因此, 他认为“法”的初始含义, 是指皇帝国王等统治者颁布律令, 自上而下贯彻落实的意思。这个说法非常有道理。西方学者对“法”也有类似看法。
事实上, 法律体系两种通常的划分类型, 倒是综合了许慎和朱苏力关于“氵”含义“水平”与“垂直”的两种不同诠释:一是管制型的法秩序, 体现国家意志和统治工具, 是自上而下颁布的一系列命令和条文, 这种命令和条文是公民必须遵守的规则, 其特点是自上而下、纵向贯彻, 体现公法优先, 依托统治者的强权来实现社会治理。二是自治型的法秩序, 它以公民自身权利为出发点, 是公民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规范体系, 其特点是分散的、横向的, 体现私法优先和社会公平, 依托“权利”实现社会治理。但任何法律都可能是两方面的统一体, 而不是绝对的非此即彼。
虽然古今中外关于“法”的字面解释有不同争论, 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那就是, 都认为“法”有“平的”“正的”“直的”“对的”含义。即法是公平的、正义的, 是调解人们利益关系、化解矛盾、伸张正义的手段和艺术。
二、厘清几个概念, 把握法的内涵
关于法的内涵, 厘清“权利”与“权力”、“法制”与“法治”这几个概念特别重要。搞清楚这几个概念, 区分其含义, 对正确理解和认识现实中的法很有帮助。
第一, “权利”与“权力”。“权利”与“义务”相对, 其含义有多种, 从意志学说来解释, “权利”是主体的一种主张和选择的自由。“权利”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首先是要有“主张”, 如果没有“主张”, 你就不会有权利;其次还要有力量维护自己的权利, 没力量维护, 权利就会丧失。与“权利”相对的“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指一个组织或个人影响他人、驱使他人服从于自我意志的能力, 让他人违背自身意愿服从命令, 这叫权力。“权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又是一种关系, 这种关系是不对称的, 是上下级关系或者能够施加影响的关系。“权利”和“权力”都是法律的核心术语。西方专家学者研究认为, “权力”具有自我膨胀的本性。“权力”谁也不嫌多, 多多益善, 不加制约, 就会无止境地膨胀。所以, 权力要有约束,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如何才能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呢?这就要靠法治。法治的要义, 一方面要保证公民的自由、人身权利和尊严;另一方面是要约束公共权力, 把公共权力关进笼子里——二者缺一, 便不成法治。
第二, “法制”与“法治”。“法制”, 简单地理解, 就是法律制度, 它侧重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及其实施, 与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相对应;而“法治”的含义是运用法律进行统治和治理, 它不仅包括形式意义上的法制, 更注重实质意义上的法律至上和个人权利保障, 它是与“人治”相对立的治理体系。“法制”伴随国家而产生而发展, 任何国家都有法制;而“法治”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 只有在民主政治制度下, 才存在真正的法治。“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治”的基本要求是法律在国家治理体制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 是对一切权力的制衡和约束。
落实依法治校同样需要正确处理好“法制”与“法治”、“权利”与“权力”等重要法律概念之间的关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是我们办学治校的总依据, 是学校的“法制”基础;我们做事情、想问题, 一切要从这些法律和制度出发, 按规矩走, 遵纪守法, 依规依纪, 这就是实践和践行“法治”, 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三、树立法治理念, 推进依法治校
树立法治理念, 核心是信仰法律, 就是要确立法律崇高的威望。必须坚信法治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的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略, 也是高校依法治校的目标价值和本质要求。依法治校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实现教育法治和教育民主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标志, 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有效途径和有力手段。
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需要处理好高校内部和外部法律关系。在高校的外部法律关系中, 要正确处理依法治校与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社会的关系。依法治校要率先遵从国家立法机关对高等教育法律的制定、修改、解释和监督, 积极与国家行政机关融入规范的法治状态, 捍卫国家司法机关的评价、审查及制裁, 努力成为人才培养的阵地、科学研究的主力、服务社会的基石和文化传承创新的典范, 用依法治校向全社会阐释和展现法治的基本内涵。在高校的内部法律关系中, 一要正确处理学校自身、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二要正确处理行政权力与党委领导的关系。三要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依法治校中应健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治校, 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的兼顾。依法治校是以德治校的基础和保障, 是外在的他律;以德治校是依法治校的补充和提升, 是内在的自律。二者相辅相成, 有统一的目标指向, 即教育现代化。二是从法制管理到法治创新的转变。完善学校规章制度要真正做到有章可循、立章民主、按章办事、程序正义。严格依照宪法、教育法等, 而不与之相冲突或相抵触。三是依法治校与民主治校的统一。法治与民主密不可分, 缺一不可。依法治校的实质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治理学校, 核心是对权力的约束与监督。民主治校是依法治校中施行民主管理与监督, 即通过管理者与相对人之间的协商与对话, 充分发挥师生在学校民主管理中的主体作用, 畅通师生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和合法监督, 从而确保实现法治与民主的双重目标。
弘扬法治精神 篇5
弘扬法治精神，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就是要从法律制度上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贯彻落实。只有坚持依法治国，才能实现党的意志和人民意愿的有机统一，赢得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弘扬法治精神，才能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经过多年努力，各级政府依法执政取得了明显进展，司法公正进一步加强，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存在。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上，不严格依法办事的现象时有发生。推进依法行政、司法公正，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
弘扬法治精神，才能形成全民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建设法治国家，需要全社会积极参与。各种社会组织和全体公民既是法制建设的主体，又是法律适用的对象，人人尊重法律权威，自觉学法守法用法，依法平等参与、平等发展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才能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寻求法治精神的非洲 篇6
不少非洲国家都拥有独立的法院系统，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不偏不倚地执行法律。民主社会的公民既能够运用法律，也受到法律的约束。比如，这些国家都有相关法律，禁止在未经合理程序和未补偿所有者的情况下征收土地，禁止公职人员受贿，要求政府资金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为个人谋利。但是，法律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在最新的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数（Ibrahim Index of African Governance）中，名列前茅的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加纳、南非等。在这些国家，公民可以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相关问题也可以得到公正的解决。而在一些指数垫底的国家，如索马里、民主刚果和中非共和国，法治精神依然很遥远。
当然，一系列改善措施已经在多地展开。从残酷内战中恢复过来的塞拉利昂，正通过基于社区平台的法律助手，帮助村民和平解决争端。在马里，不必要的人身羁押正在减少；在莫桑比克，地方法律专家帮助村民争取土地产权，以确保村民的生活来源；在肯尼亚，社区组织通过信息自由法，确保地方学校建设拨款不被挪用。
这是法治精神在地方层面的发展。非洲正在建立一种和平解决纠纷、透明分配利益的法治文化。而在非洲的当代史上，许多国家因为资源分配不均发生暴力事件，导致政局长期不稳。
今年，联合国将就2015年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展开讨论。我强烈希望非洲政府能够支持这些追求公正的目标。实际上，联合国讨论的主要主题——就业、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开发和减贫，都是非洲大陆急需的东西。但是，法治精神是根本原则。建立法治精神比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不把法治精神纳入SDG日程将是一个重大错误。
事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国家与公民订立社会契约的先决条件。不尽忠于法律精神，就会有更多的非洲人继续面临暗淡无光的生活，并造成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
一个国家要建立草根阶层对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的尊重，就必须把人民真正当成人民而不仅仅是治理对象。毕竟，人民对不公正的政权无法保持忠诚。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国家及其精英分子都必须和最贫穷的公民一样，受到同一部法律的约束。
弘扬法治精神腾飞滑州经济 篇7
关键词：滑县,社会,法治,文明
滑县作为中原经济区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粮食总产连续24年稳居全省第一,实现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十二连冠”,素有“豫北粮仓”之称。滑县历史悠久,物阜民丰,人杰地灵。滑县有瓦岗寨遗址、明福寺塔、欧阳书院名胜古迹文明遐迩,木版年画、大弦戏、大平调等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道口锡器、秦氏绢艺、安绣等民间工艺驰名中外。道口烧鸡已有近400年历史,被誉为“中华第一鸡”,老庙牛肉、万古羊肉卤也深受人们喜爱。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如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推动滑县建设,用法治提高市民的文明程度,是目前依法治县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那么,从县党校的角度,重点培养滑县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法治精神是做为思想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任务,同时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培养滑县公民的法治思维水平高、法治意识强使精神文明程度进一步提升。
一、宣传法治观念
“法治”是社会层面价值追求的核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束之高阁,或者实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严格执法就是确保制定出来的法律得到切实实施,实现依法行政、文明执法。否则像“钓鱼执法”的一类事件,严重影响了执政机关的执法形象。针对严格执法方面,滑县党校在2015年设置了现代化治理专题研讨班,主要培训滑县公、检、法等一些职能,聘请省、市、县领导和专家学者,主要从业务培训、法治观念、执政为民方面开展培训,让党员干部一切执法行为规范在法治范围内开展工作,积极形成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
二、挖掘灿烂文明
文明程度与法治化相互促进发展。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会,李克强总理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在滑县历史曾有众多古今名人贤士,有爱国女诗人许穆公夫人、国子监祭酒、明初文渊阁大学士,还有在此地曾出宰任官在赫赫有名的曹操、欧阳修、司马光等等。因此,滑县名人贤士所留下的重要文化需要进一步挖掘,让滑县在省直管县新起点征程上,彰显历史文化的厚重感。让灿烂的文明在滑州的大地上,大放光彩,感受滑县厚重灿烂的文明,增强作为滑县人的光荣自豪感,感受滑县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让滑州老百姓在法治社会里,感受文明的厚重感,法治为百姓过上安居乐业、诚信友善,安定有序,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生活,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培养文明执法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文明执法是指在执法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当事人,不能野蛮执法,以暴制暴。今年的4月23日上午,在滑县党校县管干部春季培训班中,安排了到县检察院开展以案说法专题现场教学,让来自乡镇、县直的50多名学员,参观了滑县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院史馆等地,感受到检察院一流的设施,浓厚的文化气息,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的魅力。同时,县检察院相关领导讲解了渎职失职等职务犯罪的法律界定等方面的知识,让学员学习了检察院的三张‘名片’“文明创建、队伍素质、办案水平,”。通过了解这三张‘名片’,并组织学员旁听庭审,让学员感受到文明执法力量,在党纪、国法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不论你职位高低、权力大小,触犯到法律这条底线,就会受到惩处。
四、弘扬法治精神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法国思想家卢梭也曾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记在公民的内心里。”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把法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要加强人民调解工作,滑县党校联合县公检法,将进一步加大普法力度,多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法律知识,以开展普法讲座、发宣传册等方式,多宣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法律常识,做成明白卡,让群众的繁杂琐碎,鸡毛蒜皮的纠纷,得到及时调解或处理,为滑县社会稳定,创建平安滑县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出台一系列有力的政策,逐步扭转了“信访不信法”的错误观念,让群众主要通过法律途径,表达利益诉求,进一步感受到法治的力量,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
法治催生文明环境,文明改善法治生态。通过县检察院、法院等“文明执法”,给人传递真正的人文关怀,进一步弘扬法治精神,让滑州在法治与文明并驾发展中让经济腾飞,幸福宜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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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与道德和法治精神培育 篇8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 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 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 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 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 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 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 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 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 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 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 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 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另一方面, 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市场经济需要强化职业道德
温家宝总理最近在视察奶制品市场时, 批评一些企业缺少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现实的情况促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职业道德与市场经济是什么关系?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 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有着非常紧密的内在联系, 或者说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职业操守, 就不会有市场经济的效率和由此带来的经济发展。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二者的关系作过研究, 认为个人必须履行他的工作或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 这是他的天职。
为什么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强调职业道德呢?这是因为, 市场经济是通过分工和交换组织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体制。而交换就会产生交易费用。这里所讲的交易费用, 是指与生产无关的包括搜寻交易对象、辨别真假、签订契约以及维护权益等的费用。如果交易费用过大, 这样的市场经济就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在极端的情况下, 这会迫使人们退回到没有交易的时代 (现实中的表现就是不买不信任的东西) 。因此, 高效的市场经济必须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而大家都遵守职业道德, 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费用, 最终使自己、也使整个社会获益。如果突破道德底线的现象普遍存在, 整个社会就会无序, 无序的社会对谁都没有好处。因而, 遵守职业道德是市场经济高效运行的基本保证。
从理论上看, 市场经济离不开职业道德, 但有的个人和企业仍然存在这样的担心:遵守职业道德会吃亏。事实上, 他们可能会在一个时期或某些方面吃亏, 但从长期和总体上看并不一定吃亏。这是因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交易是不断重复进行的, 那些缺乏职业道德、没有良心的企业和个人最终会遭到唾弃。例如, 在这次“三鹿”奶粉事件中, 人们纷纷购买没有检出有毒物质的企业的奶制品, 就是对遵守职业道德的企业的最好褒奖。当然, 除了人们对遵守职业道德的企业给予的这种褒奖, 社会还应当严惩那些丧失职业道德、没有良心者。没有惩罚就没有约束, 就难以铸就职业道德。
三、市场经济与法治观念培育
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半封建、半殖民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 再加之以住"左"的错误的影响, 使我国的市场发育至今还不充分, 市场机制不成熟, 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思想观念, 导致特别是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不完备、不健全, 人治习惯还顽固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 使我们尚未具备立即直接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因此,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 努力创造好条件, 排除种种阻力和困难, 力争尽快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上轨。在这个过程中, 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深切认识和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观念, 以便增强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从而大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以及整个民主、法制建设, 加速这一转变过程, 使我国经济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台阶。
法治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理性认识基础上油然而生的一种神圣体验, 是对法治的全身心认同和投入, 是理性化了的对法律的激情。就社会而言, 它意味着充分调动各种智慧、情感和力量去为法治而奋斗;就个体而言, 它意味着一种崇高的人生追求和为法治而献身的精神。法治信仰是法治的精神实质, 是一个社会实现法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应通过普法教育, 使人们坚信,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经济繁荣有序、政治民主昌明、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是对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生存状况和前途命运的深厚关怀。
总之, 市场经济离不开良好的道德建设和法治精神, 为了社会主义市场竟的健康运行, 让我们致力于公民良好的道德和法制观念的培育。
参考文献
宪法精神与转型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 篇9
从伦理学的角度而言, 转型中国是宗法中国向法治中国转型的一个长期的历史时期,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组织社会的元规则并不会随着制度的确定而自动为社会成员所认可, 再加上长期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权大于法, 情大于法的现象, 造成了元规则尚未确立就面临失灵的状态, 而建立于元规则基础之上的社会公德则面临道德选择困境 (又称道德困境) , 从根本上还是元规则未能真正适应社会和国家保障元规则权威的职权怠于履行所结成之苦果。
面临这一问题, 开始出现一种否定法治回归德治的新儒家思潮, 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众所迫切的重构秩序的合理性要求, 但合理的目的必须依赖合理的手段实现。转型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 宗法社会就已经开始瓦解, 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 抑或内外因的共同作用, 都决定了原有的稳定结构已经不能维持, 尽管新的元规则尚未被社会普遍所认同, 但法治社会发展之大趋势, 已不可阻挡。鸦片战争之后尽管在始初仅仅波及五口岸, 但由于从根本上动摇了礼秩序。因此, 开埠之后随着各口岸人民生活的市民化, 渐渐波及内陆解构了整个宗法生活得以维系下去的社会基础, 松动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宗法生活秩序, 并使其不再能存续, 这就是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企图依靠宗法中国元规则 (礼) 和社会公德 (孝) 否定转型中国法治社会的进程是缺乏社会土壤的。
二、转型中国的历史与逻辑体察
(一) 转型中国的历史体察
转型中国的发端与嬗变, 并非始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完成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宣告, 而是其前世 (宗法社会) 的元规则 (礼) 在应对近代西方挑战的能力逐渐削弱的过程中而嬗变的。但由于甲午战争以来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 与构建民族国家过程中形成的组织社会的元规范 (纪) 杂糅在一起, 借新生活运动而沉渣泛起, 使转型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面临远比西方社会错综复杂多的状态。
转型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并非无本之木, 存在着其母体 (宗法中国) 对其的重大影响, 又加上西方入侵加剧,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又受到集权主义所要求全民守纪的军事化影响。具体如下:
1. 宗法中国与礼
转型中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前被称为超稳定结构 (社会生活的稳定是相对的, 其稳定性决定于外部系统和内部子系统的耦合达到的相对稳定状态) , 其从根本上源自于宗法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 民众缺乏脱离宗族谋生的基本手段。因此, 礼成为组织宗法中国的元规则, 并形成以孝为核心的社会公德。
但宗法中国之所以直到明末才有民族意识萌芽, 还在于长期存在的家国矛盾, 即对家族的孝与对皇帝的忠所引起的家族与王朝之间的矛盾, 但解决这个矛盾的路径仍然是建立在礼、孝基础之上的“外儒内法”, 依靠家族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 即依托宗法关系建构的国家主义雏形, 但忠君与孝本位相冲突时以孝治为先, 如亲亲相隐和准五服以治罪, 以及以十恶制度中的内乱等罪名而非直接控制。
2. 转型中国与纪
随着列强入侵加剧, 农民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大革命的兴起, 宗法中国从根本上遭到破坏, 但转型中国应当向何处去随着民族危机加剧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 蒋介石曾经企图通过新生活运动和纪为核心来型构民族国家。
但宗法中国和法治中国其型构社会的元规则绝不是———纪, 即丧失自我人格的绝对服从, 社会本位也不应当是国家本位。遵纪守法, 从规范层面上而言应是守法高于遵纪, 实践层面缺乏守法公民的培养, 遵纪只能流于形式或失败, 甚至以大规模压制为实现路径。无论对于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 还是以公民为核心的法治社会, 对社会的彻底控制都是不可取的。而1840年以来, 宗法社会已丧失其立身之基 (尽管社会转型仍未完成) , 守法公民的养成与法治社会的形塑才是应有之意。最关键的还在于, 守法区别于遵纪在于, 法之为法在于其善, 方能得公民自守。
3. 转型中国与法
尽管转型中国的嬗变过程中, 深受其母体———宗法中国和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纪”的影响, 但转型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朝着法治社会的方向前行, 尽管对法治社会的构建尚停留在法制国或片面强调民权的苑囿之中, 但作为调整平等人格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元规则———法, 已经成为转型中国未来发展的共识。当下的问题, 主要在于如何使“法”及由“法”所衍生的社会公德“信”, 权利行使前提在于对他人平等人格的尊重。
(二) 转型中国的逻辑体察
转型中国构建法治社会的困难不仅在于对中国社会历史考察中所发现之错综复杂的情势, 更在于制度构建不等于立法的技术中立化, 而是基于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系统已变化之要素予以发现。
宪法在不同社会表现不同礼但又都是组织社会元规范。甚或只承认有的法社会才是政治上已经组织起来的文明社会更何况即使仅仅以法为组织规则的社会中, 其分支与变体亦呈现表面上似乎判若鸿沟的区别;而就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而言, 毋庸讳言, 法已经成为组织我国转型社会的元规范, 但绝不能罔顾传统宗法社会所遗留的浓重影响, 这也决定了我国宪法要求的复杂性和宪法秩序构建的长期性。
三、宪法精神与社会生活的善好
转型中国法治社会的构建从根本上而言, 在于礼规则失效之后, 如何在社会中形成对法规则的社会认同?这需要对转型中国社会时代内涵和社会特性的准确把握, 这恰恰是宪法精神———作为共同体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准则和特定的宪法要求在宪法中的反映所承担的重要使命。
(一) 宪法精神的本旨
宪法学本体论解决的是宪法本体, 也就是宪法的终极关怀问题, 这也是对宪法精神本旨的探寻, 即对于全人类来说, 宪法精神是根据何种普适性规律完善社会的宪法体制以求得社会生活和谐的。所谓宪法精神是特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准则和特定的宪法要求在宪法中的反映, 由特定社会的特殊社会环境所决定。
(二) 宪法精神的实现
在当代, 中国社会正在为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最根本意义上的社会转型———社会元规则的重塑与认同。尽管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社会基础在大革命时期已经奠定, 但社会元规则的重塑与认同不能不有赖于教育对健全人格者的养成。而教育根本目的之实现, 其最重要一环又在于宪法学教育 (从宪法的根本功能来看, 宪法学教育是养成谨行社会元规则之健全人格者的关键) , 这既是现行教育体系的固有缺陷所导致的 (如2012年的香港国民教育争议) , 又是宪法教育的根本使命使然。
任何教育都是德育———伦理教育, 即立足于社会元规则之上的伦理教育, 是构成元规则的主导价值和社会特定时期之需求———养成何种适格之社会成员, 是动态的为促进社会生活之善好而发展的。而于宪法学教育而言, 可称之为宪法精神教育, 养成转型中国 (由于道德困境和元规范为权力本位所冲击, 这一问题尤为重要) 所迫切需要之守法公民。
四、公民养成与法治社会的构建
(一) 公民是什么
1. 法规范层面的公民
在国籍法意义上, 因出生或归化取得国籍, 而获得共同体成员资格或公民资格。在一国宪法规范层面, 共同体成员资格或公民资格即公民的法律人格, 公民人权的实现受该国宪法的平等保护。这就决定了公民之间在法律关系中的平等性, 因此公民行使自身权利的前提, 即不得侵犯他人之安宁。
2. 公民与社会
但在实践中公民权利行使的边界并不为研究者重视这一问题随着城市化加速, 原来强迫凝聚社会的元规则———“纪”的瓦解, 宗法生活的死灰复燃, 再加上文革和计划生育等历史因素, 错综复杂在一起殊途同归, 即在社会生活忽视他人人格的平等或自动降低自身人格。因此, 公民社会建立的关键不仅在于意识自身权利的彰显, 更重要的在于尊重其他平等人格的自由。
(二) 宪法精神与社会公德
宪法精神是特定社会 (其价值准则可以成为社会公德本身, 是由社会生活所决定的, 如孝为宗法核心道德, 形成族人与家族的紧密关系;忠为集权社会核心道德, 形成臣民与国家之间的服从关系;恕为法治社会核心道德, 形成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平等关系。) 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准则和特定的宪法要求在宪法中的反映, 由特定社会的特殊社会环境所决定。转型中国社会为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特定之宪法要求———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从根本上在于打破宗法社会残留对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因素, 而作为核心生产力要素的人, 只有从根本上在人格上得到平等尊重, 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最大之作用。因此, 此宪法要求倒逼主导地位价值的成型——对人的平等尊重为核心的公民养成。
摘要：当下道德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以致否定法治的新儒家沉渣泛起。尽管《钦定宪法大纲》始作俑者, 衍生出近代中国之煌煌立宪史, 然缺乏以养成公民为核心的宪法精神引导, 终是水月镜花, 唯有以宪法精神为骨架方能实现法治审核的构建。
关键词：宪法精神,转型中国,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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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精神视阈下的中学法律校本课程 篇10
关键词：法治精神,中学,法律校本课程
法治的跨文化性和法律的国际化, 已经使我们无法疏离于对法、正义和民主制度的期望与需求, 而当民主法治逐渐成为我们的生活思维, 甚至成为我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时, 也正是法治之“法”发挥其定分止争的功能。在教育意识形态领域中, 中学法律课程体系被赋予了建立现代化国家、落实民主政治、督促政府贯彻法治的使命, 通过课程教育强化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与个人权利义务的分辨。中学教育作为公民教育与法治教育体系的一环, 扮演着社会良心与法治精神的传播者。中学法律校本课程还扮演着某种社会实践的角色, 培育青少年对法认知、法价值、法意识的普遍与深化, 进而影响到青少年学生法治参与的态度与能力, 以及青少年学生法治信念的培养与建立。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不应该只是静态描述那些法律规则, 应该在法治精神的培育上, 提供更臻于完备的法律常识教育模式, 发挥公民法治教育的功能。在中学校本课程体系中, 法律校本课程是培育法治文化和法治精神的载体, 以拓展法律思维和培育法治意识, 孕育出民主法治的稳定根基。
一、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任务与角色
1.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以“人性尊严”为优先任务。
法治教育是建立在法律权威为基础的主权/国家法上的, 很容易让法治教育成为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如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二战期间将军国主义上升为国家法, 通过国民教育课程体系向青少年国民灌输军国主义, 将从事侵略他国的战争神圣化。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必须以“人性尊严”为优先任务, 促进法治精神觉醒与人类自我解放。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并非灌输法律至上的服从立法权威的精神, 而是要将法治精神理解为人类理性与正义的产物, 法治是建立在保障人性尊严、保障人类行动自由的基础才有意义。
在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编制修订与课堂实践过程中, 人性尊严必须成为课程灵魂。在法治精神的视域中,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应对身体刑及死刑, 对特定国籍、种族、宗教团体之屠杀行为, 不人道的刑罚及羞辱性的刑罚, 杀害无生命价值之行为, 人体实验, 对个人以特定之整体性人格加以伤害, 侵害个人信息, 诱骗侦查之行为和超越个人罪责之刑罚等与人性尊严抵触的现象给予甄别和审视, 试探出法治与正义的界限, 让青少年学生通过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法治教育把握人性尊严的核心。
2.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要培养自我判断的角色。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通过法律课程培养以人为主体的法思维, 潜移默化的影响着青少年学生, 最后形成具有法治精神共识的公民社会, 为国家的法治传统和法律权威奠定稳固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乃是充分沟通的自由社会。在法治健全的社会, 人们对于国家法治和法律体系的认同, 往往是隐含着道德观或社会善念。例如, 同性恋及同性婚姻涉及到宪法的平等价值体系, 许多保守主义者无法容忍同性恋或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结果。但在法治框架下他们可以在公共论坛被充分讨论。在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 青少年学生通过法律课程的学习和反思, 可以形成自己对社会道德、法治现象及法律对道德影响的判断能力。在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学习过程中, 青少年学生在沟通理性的语言开展性、辩证性上, 能反省自己与人、与自然、与世界的关系, 使自己对法治教育和法治精神的认识, 也能经由沟通对话, 进而排拒灌输或接受某些具有意识形态的教条。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兼有将公民法治教育与通用常识教育予以融合的性质, 它一方面教育学生认同国家、服从法律, 但保留对国家预设目的的批判权利;另一方面, 它也强调人主体的性格, 学生不能被当作灌输客体, 它肯定学生可以依其道德观实践出法治生活的经验。换言之,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虽具有公民教育的作用, 但它却不因此成为公民教育的附属, 而丧失校本课程教育的主体性与主导性, 这是学校校本课程教育活的灵魂和创新之处。
二、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反思与掘进
1.“法治精神”与“法律常识”的问题。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定位, 常常受到质疑, 认为中学法律校本课程是对中学生法律教育的肤浅化或简单化。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表层目的是使中学生学得法律知识, 以得到理性运用法律的能力。在名目繁多的中学校本课程体系中, 法律校本课程如果与一般人文艺术、社会变迁和科技发展等课程相比, 更具熏染法治精神的特质。在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实践中, 我们必须区分法律知识与法律常识。青少年学生选修法律校本课程, 自我界定只要了解法律常识, 而对于较深刻的法思维反省, 则显得兴趣缺乏。但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本质, 并不在于青少年学生要求习得法律常识, 而应该更具法治精神和法思维。
在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实践中, 课程不应将习得重点放在法律常识的掌握上, 关键在于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的传递。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是指人们对法律现象、法律原则、法律体系、法律模型、法律信仰或信念, 法律实践、法律文化及价值取向的宏观性、整体性反思而建构的理性图型, 也是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青少年学生拥有了内在的法治精神, 自然会下意识地掌握法律常识, 获得法治精神与法律常识的连接点, 获得批判与评价我国法治的思想力, 从而确立影响青少年学生一辈子的内在法理念或法思维, 使之成为将我国法治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2.“书本中的法律”与“生活中的法律”的问题。
美国实用主义法学者霍姆斯曾说, 书本中的法律与生活中的法律是有差距的。纸面规则是书本中所阐释的法律, 而生活中的法律却是法院、行政机构/政府官员与具体案例三者所构成的活动。法学理性告诉我们, 法律的适用不能只在形式逻辑的推理中存在, 法律必需透过实践来展现它的生命。从教学实践来看,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存在两种教学方法:一种是教科书的讲授, 另一种是案例教学法。第一种教学模式乃是选择某种依法律体系编排的教科书, 就法律条文进行描述;或是依导论模式分别讲授, 如法律渊源、法律效力、法律形式及制裁等基本法律概念。这种“书本中的法律”虽期望为学生建立起完整的法律概念, 但实际上却因为课程学分与学习时间的限制, 加之授课教师采取选择性阐释, 竟至跳溢或割裂法律之整体性, 大大违背原本初衷, 致无法激起学生学习兴趣而使之内化为法意识。后一种教学模式则是扬弃介绍各种法律篇目及法律名词, 而以实际案例为重心, 选择出若干重要案例作为课程导向。这种案例式教学法, 有助于青少年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触及法律的核心问题, 并由认知记忆的层次扩展提升至思维判断的能力, 应该吻合法律通识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中学法律校本课程的“案例教学法”仍是一种依照法律逻辑的三段论法来获得法律、事实、结论的合法性操作技术, 着重于融贯法院判决、判例来进行法律的推理与论证, 而非仅从案例中去记忆答案, 是“生活中法律”的理性升华。中学法律校本课程案例教学法所凭借的是对法律整体的瞭解, 这确实有助于青少年学生自我论证能力的培养。但这种中学法律校本课程案例教学法的困境却是当教师讲解完某些案例后, 学生往往仅记忆其答案, 却无法举一反三再去解决其他可能的个案。也就是说, 这种案例教学法在法律校本课程有限的时间内, 虽能速效得到个案的解答, 但却无从建立有系统的法律体系概念。在“见树却不见林”的情况下, 连法律常识的推理也欠缺判断的能力。例如, 若法律规定车辆不得进入公园, 那么学生可能会固守车辆被禁止进入公园的明文, 而不愿意去思考如果该车辆进入是为了救人、救火、运送救济物资、打击罪犯、紧急避难等情况时, 应该如何适用法律?或者案例只举出契约与侵权行为, 学生就以为没有其他债之发生原因;案例如果只提到所有权, 则对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法律关系就无法回答。当然, 这牵涉到教师授课的核心——发散思维, 但一般而言, 案例教学法很难面面俱到, 充其量是让学生感受到法律的工具性, “法律怎么规定, 就怎么做”。
“过去通过心灵和智能训练获取知识的方法, 已经被计算机逻辑所取代, 灵魂的道德修养被手脚麻利的操作所取代, 知识本身的价值被商品的价值所取代。连带地, 法律中的道德内涵也一样被技术性规范所取代, 知识成了权力, 形成一个新的压迫、排斥、控制模式。”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具有独特的任务, 必须要反思法律知识与法治精神的养成, 摆脱将法律当成是一种纯粹技术操作的工具论点, 而从法思维角度作更深度的批判。中学法律校本课程将背景不同的学生放置在同一个具有批判性的课程体系中, 或许也连带着表现出教师、学生不同的偏好或倾向, 这在敏感的议题中可能引起不悦、歧视、难堪, 甚至敌对的情况。的确, 学生背景的差异、理性诠释的态度、教师视野的开放程度都可能成为变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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