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制度

中央集权制度（精选十篇）

中央集权制度 篇1

关键词：北宋,中央集权,整治措施

北宋政权建立之前, 中国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地方割据和分裂战乱。唐末在镇压农民起义中, 各地藩镇势力趁机急剧膨胀。虽然起义军被镇压下去, 但唐朝廷已衰弱腐朽, 无力控制地方的藩镇割据势力, 五代十国的封建割据状况出现, 国家四分五裂, 政局动荡, 战乱频繁, 民不聊生, 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破坏。公元960年, 赵匡胤利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朝以后, 鉴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对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猛烈冲击, 以及统治阶级内部藩镇势力膨胀所造成的分裂局面, 一直把加强中央集权, 防止割据势力再起, 巩固封建统治作为国家政治的核心问题。宋初统治者顺应历史发展趋势, 重建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 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

一、军权高度集中的兵制

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权所在, 则随以兴;兵权所去, 则随以亡。”[1] (卷4, 《五代论》) 这句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 在政治局面混乱中, 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即军事支配政治。靠兵变起家的赵匡胤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他对于藩镇专兵的局面深有所忌, 以至处处提防武人、疑忌武人, 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统治模式。为了不重蹈覆辙, 赵匡胤 (宋太祖) 建国后, 就着手集中军权, 将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1.“杯酒释兵权”。

他通过赵普设计安排的宴请方式, 轻而易举地解除了与他一道起家并作为其义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的禁军统帅权。被解除兵权的武将被派往外地, 挂个节度使的虚衔, 享乐养老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资浅才庸的将领。

2. 枢密院与三衙各司其职, 互相掣肘。

设立枢密院为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 即所谓三衙统领, 三衙长官皆称都指挥使, 并称“三帅”, 由名位较低、容易驾驭的将领担任。枢密院设枢密使, 主管调动全国军队, 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国朝兵权, 隶于三衙, 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 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2] (卷5) 枢密院“掌兵籍、虎符”, 有调动兵马之权, 但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 并将命令下达殿前司才能调动。这些措施使枢密院与统兵将帅互相掣肘, 握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加强了皇帝对军事机务的控制, 有利于军事统治与皇权的加强。

3. 实行“将从中御”的御将之道。

统帅除受枢密院的牵制外, 在战场上还必须直接听从皇帝的调度, 按皇帝赐给的阵图和设计图指挥战斗, 而无独立的战斗指挥权。统兵将帅即使掌握数万大军, 戎守千里, 只要“单车之使、尺纸之诏”下达, 就得立刻奉命, “朝召而夕至”。[3] (卷22, 《转对条上四事状》) 另外, 统兵将帅还常常受到皇帝派来的内臣监军的监视。由于内臣监军直接对皇帝负责, 成为皇帝派驻各地的耳目, 颇有权势, 故时常“与帅臣抗礼, 而胁制州县, 无所不至, 于时颇患苦之”。[4]

4. 实行“守内虚外”、“内外相制”的政策。

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统治阶级内部多变的景象, 他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内患”比“外忧”更为可怕。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 而不是把应有的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把禁军分为两半, 一半屯驻京畿, 一半戍守各地, 以京师禁军足以控制外地禁军, 合外地禁军又足以抵挡京师禁军。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 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 而且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

5. 实行使兵将分离的“更戍法”。

利用更戍法, 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 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是使士卒“习山川劳苦, 远妻孥怀土之恋”, [5] (卷25, 《杂志》) 实际上是借此达到“兵无常帅、帅无常师”、[6] (卷152, 《兵考》) “兵不知将, 将不知兵”[6] (卷153, 《兵考》) 的目的, 借此防范士兵和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 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6. 推行募兵、养兵制度。

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 认为:“可以利百代者, 唯养兵者。方凶年饥岁, 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 则有叛兵而无叛民。”[7] (卷1, 《元符三年应诏封事》) 宋廷每年招募大量士兵, 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 其后的嗣君谨守不变。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 以及流浪汉, 即所谓“失职犷悍之徒”, 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 这些本来足以危害宋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 通过募兵、养兵制度, 转化为维护宋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北宋为集中军权而实行的一系列措施, 客观上巩固了统治者的统治地位, 维护了封建皇权专制, 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四分五裂的割据局面, 但这些措施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消极影响。由于实施养兵制, 军队的数量猛增, 军费开支庞大, 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额负担, “天下六分之物, 五分养兵, 一分给郊庙之奉, 国何得不穷, 民何得不困”。[8] (卷18) 宋朝统治者又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削弱、分散将帅的权力, 使兵将分离, 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 委任不专, 将从中御, 广设内臣监军, 对将帅处处牵制, 这势必造成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导致战争的败北。

二、财权高度集中的财制

鉴于地方政权尾大不掉, 难以驾驭, 在安史之乱结束后, 于唐德宗建中元年 (780年) 正式颁布了“两税法”, 将国家的全部税收分成中央直接受益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两大类。两税是唐后期中央与地方共享的主要税目, “自国家制两税以来, 天下之财限为三品, 一曰上供, 二曰留使, 三曰留州”, [9] (卷651, 《钱货议状》) 上供指地方供给朝廷的财赋;留使是相对地方藩镇而言, 如相对州而言, 则称为送使;留州指留在本州。

宋朝建立之初, 沿袭了唐朝的两税三分制的财政政策, 对地方财政“未尝立拘辖钩管之制”, [6] (卷24, 《国用二》) “至于坊场、坑冶、酒税、商税、则兴废增亏不常, 是以未尝立为定额”。[6] (卷19, 《征榷六》) 为了控制地方的财权, 乾德年间, 宋太祖采用“虚外郡以实京师”的权宜手段, 打破了中唐以来的上供、送使、留州之制, 废除了“送使”这一藩镇赖以生存的财政环节;之后, 又加紧了对留州钱物的控制。开宝六年 (973年) , 宋太祖下诏宣布:“诸州旧属公使钱物尽数系省, 毋得妄有支费。”[6] (卷23, 《国用一》) 从此, “统收统支”这种高度集权型的财政管理体制便取代了“上供、送使、留州”这种分权型的财政管理体制。

宋真宗时, 改变了“国初上供随岁所入, 初无定制”[6] (卷23, 《国用一》) 的局面, 确定了上供的岁额。各地的上供岁额由国家根据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因素分别制定, 地方长官并无制税权。这一措施使宋朝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彻底摆脱了混乱状态, “存上供之名, 取酌中之数定为年额, 而其遗利则付之州县桩管”。[6] (卷23, 《国用一》) 这样, 北宋的财政管理体制在国家的正常预算内形成了三级预算, 即三司预算、转运使预算、州郡预算。前者属中央预算, 后两者属地方预算。与唐朝三级预算相比, 宋朝的三级预算都属于系省钱物预算, 即国家的正常经费预算。朝廷对三级预算实行收支调剂政策, 即对三级预算分别确定各级的收支定额的前提下, 实行多调少补、相互调节的办法。各州剩余的财物, 三司直接下令调发上京, 也可由三司提供调发数目, 由转运使在本路范围内移易支遣, 补足本路收入不足的州府。

北宋的这种财政管理体制, 一方面有利于国家统一调拨财政收入, 中央可以从全局出发, 比较合理地解决财政问题, 同时也有效地防止了地方割据力量的形成。但另一方面, 过分的中央集权很容易造成财政管理混乱, 集权也不利于监督, 容易被一些野心家滥用, 而且中央过分集权使得地方权限过小, 制约了地方自主地处理地方财政事务的权力, 打击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

三、政权高度集中的政制

宋太祖尽收中央与地方之权于一身。无论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实行相互限制的约束机制, 体现了分散事权, 加强中央集权的治国原则。

1. 在中央, 首先削弱和分割宰相之权, 加强皇权专制。

宋朝中央政府由三套机构组成:设中书门下为最高行政机关, 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 与宰相合称“宰执”。开宝六年六月 (973年) , 宋太祖下诏:“参知政事吕余庆、薛居正升都堂, 与宰相同议政事”, “以分其权”。[10] (卷14) 二是在中央设枢密院, 为中央最高军事行政机关, 掌管全国军备, 有发兵权但无领兵权。三是设立“三衙”, 有领兵权而无发兵权。四是设“三司”, 总理全国财政, 负责管理盐铁、度支、户部等事项, 以分割宰相的财权。蔡襄曾对此评论道:“中书不与知兵, 增兵多少不知也;枢密院要兵则添, 财用有无不知也;管军将帅少兵则请增, 不计较今日兵籍倍多, 何故用不足也;三司但知支办衣粮日日增添, 不敢论列, 谓兵非职事也。四者各为之谋, 以至于此。”[8] (卷22, 《论兵十事》) 同时, 又在中央设立审刑院, 再把司法权从宰相的权限中剥离出来, 于是中央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四权都分别直属于皇帝, 宰相仅仅掌管全国行政事务而已。

2. 在地方, 为了避免五代分裂割据局面的重演, 采取“强干弱支”、分化事权的原则。

宋朝建立不久, 宋太祖便采纳了赵普的意见———“稍夺其权, 制其钱谷, 收其精兵”, [11] (卷1, 《杯洒释兵权》) 即剥夺地方节度使的兵权、财权和赏罚刑政大权。首先剥夺藩镇的兵权。兵权是藩镇得以逞强的最重要的资本, 剥夺其兵权就相当于抽去其椎骨。其次, 将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 改变过去节度使把持税赋收入的局面。夺其财权也就相当于截去其血脉供应。兵权、财权一去, 地方局面基本上就可以控制了。再次, 推行官、职、差遣分授制度, 即“官以寓禄秩, 叙位著, 职以待文学之选, 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 [12] (卷16, 《职官志一》) 大多数路至县级官员也由中央直接派遣。太平兴国二年 (977年) , 朝廷以节度使所领支郡“多俾亲吏掌其关市, 颇不便商贾, 滞天下货”[10] (卷18) 为辞, 诏削节度使所领支郡, 将节度使兼领的“支郡”收归中央直接管辖, 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 其用意是文官不知兵马, 可免割据称雄之祸。并且这些文官实行任期三年一换, 本地人不能担任本地官, 避免地方官久留于任, 发展个人势力。同时, 为了防止知州职权过重, 专擅做大, 创设了通判一职, 名为辅佐郡政, 实为行使监督控制权。可以说, 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权于一身的新型地方佐吏, 是宋王朝为分化事权、相互制衡而采取的重要措施。最后, “每县复置县尉一员, 在主簿之下, 俸禄与主簿同。凡盗贼、斗讼, 先委镇将者, 诏县令及尉复领其事。自万户至千户, 各置弓手有差”。[10] (卷3) 把原来通常由节度使亲随担任的镇将所掌的一县司法治安权力夺到朝廷派去的县尉手中, 这样就斩断了节度使的爪牙, 使其势力无法及于乡村。通过这些措施, 宋朝中央指挥藩镇真正做到了如身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灵便, 即使是带兵在边境并兼相位的藩镇节度使, 只要皇帝召见, 就得马上奔命而至, 唐末五代那种藩镇对抗朝廷的情况不再出现。

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 统治者进行的一系列整治措施, 从表现上看来是分权的措施, 但其实质是为皇权专制服务的。分割中央政府的权力的宗旨是强化皇权专制, 加强中央集权, 但同时事权的分割导致官僚机构庞大。宋初官员人数较少, “三班吏止于三百, 或不及之”, [13] (卷31, 《再议经费札子》) 至仁宗皇祐元年, 户部副使包拯言:“臣伏见景德、祥符中, 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 其未受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 较之先朝才四十余年, 已逾一倍多矣。”[14] (卷1, 《论冗官财用等》) 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 严重降低了办事效率, 增加了百姓负担, 阻碍了社会发展。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篇2

A.兼并六六国B.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C.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D.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

２．《荀子·君道》：“墙之外，目不见也；里之前，耳不闻也；而人主（君主）之守司（官吏），远者天下，近者境内，不可不略知也。”为达到引文的效果，秦始皇采取的措施是（）

A．确立至高无上的皇帝制B．设立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 C．设立御史大夫负责监察百官 D．设立太尉负责管理全国军务

３．秦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其采取的各项措施中最能体现“中央集权”含义的一项是()

A．“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B．“今海内„„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

C．“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D．“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废井田，民得买卖”

4关于秦朝设郡的数目，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如王国维《秦郡考》考证共有48郡，谭其骧《秦郡新考》推定为46郡。某同学在考证秦朝设郡的具体数目时，收集到以下几个方面的资料，其

中最可信的应是（）A．《汉书》的记载 B．民间的传说 C．史家的研究论文 D．秦简的记载 ５．秦朝形成了宰相制度，秦朝的丞相()

①“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②执掌群臣奏章，兼理国家监察事务 ③在中央各官职中地位最高，但受御史大夫牵制 ④名义上掌握兵权，实际由太尉“掌武事”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 D．①②③④

6．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他为解决上述问题，采取的措施是（）

A．攻打匈奴B．修筑长城C．推行郡县制D．建立三公九卿制 材料题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下的第一道重要诏令是“议帝号”。„„秦王„„提出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材料二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依辩于上”。

————《史记·秦始皇本纪》

材料三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

————柳宗元《封建论》

1）从秦王对其称呼的选择中，你能得出什么认识？

2）材料二所含的历史信息，说明了什么？

3)结合材料三指出秦始皇为什么要推行郡县制？

4）你如何评价“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历史的进步”？

答案：D C B D C C

（1）神话君权，体现了皇帝独尊的威势和地位。

（2）(皇权之上，皇帝地位不可僭越。

(大臣受皇命办事，没有决策权。

(秦朝中央存在三公九卿。

(3)吸取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止的历史教训。

(4)适应中央集权制度建立的需要。

中央集权制度 篇3

1.了解皇帝制度、中央与地方机构的内容和关系及其历史背景，认识秦朝开创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2.能从职能、权限以及与中央的关系等方面，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点，并对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作用作恰当的评价，体会从分封制与分权制走向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制的治国智慧。

二、教学重难点的确定

重点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内容

难点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三、教学过程的设计

（一）导入的安排

出示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朝疆域图，学生思考回答：比较西周和秦朝疆域的变迁，从国家管理方式的角度上看，秦朝管理国家的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设计意图

通过直观的图片将学生引入探究的问题之中，学生认识到秦朝中央集权制度是国家组织形式和管理国家的一项伟大创制。

（二）展开的安排

环节一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背景

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思考秦朝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西周和秦朝疆域形势图（见教材）

材料二秦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认为燕、齐、楚……如果不设置诸侯，恐怕很难镇守。李斯提出异议……所以，他反对分封诸侯，主张实行郡县制，认为这样比较容易统治。

预设问题

1.依据材料一、二，指出秦朝的统治区域和国家规模相比西周而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如何治理国家，秦朝有哪两种制度可以选择？从国家组织形式上看，这两种制度有何差异？

2.依据以上材料，指出秦朝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

设计意图

通过引导学生观察图片、研读史料和讨论，理解秦朝相比西周而言，治理国家的制度发生了变化，认识到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环节二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

教学策略一拓展学习资源，引导学生比较夏商周贵族君主制和秦以后专制君主制的异同，理解秦朝皇帝制度的建立

材料一秦以后（君主专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家天下”，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被皇帝家族垄断；第二，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三，皇帝独揽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决策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陈长琦《中外政治文明历程》

材料二统一只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表现形式……没有君主集权就不会有地区性的统一；没有地区性的君主集权就不会有全国的封建统一。——刘泽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预设问题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的皇帝和夏商周君主权力的异同。

2.依据材料二，指出国家统一和君主专制的建立之间的关系。

设计意图

通过比较夏商周君主制和秦朝君主专制的异同，认识秦朝皇帝制度建立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必然性。

教学策略二：拓展学习资源，加深学生对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严格说来，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不是基于同一个基础的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史上，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君主专制不断加强，皇帝独揽包括地方的各种权力；中央集权制度也有力地保障皇权，所谓集权于中央，就是集权于皇帝。

——陈长琦《中外政治文明历程》

预设问题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秦朝中央政权组织中各自的职能以及中央政权组织与皇帝的关系。概括指出秦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2.依据材料二，指出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

3.结合所学知识，从职能、权限以及与中央的关系等方面，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点。谈谈秦朝郡县制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有什么影响。

4.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内容的认识。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对秦朝中央政府中皇帝与中央政权组织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理解，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点，体会从分封制和分权制走向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制的治国智慧。

环节三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教学策略整合教材资源，从整个单元的框架内进行整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影响一：对秦朝的影响（见本课要旨）；影响二：横向联系（见单元序言）；影响三：纵向联系（见教材最后一段）。

设计意图

教材资源是对课程标准解读的一个重要文本，对教材资源的研读、整合和消化是解读课标的重要途径。

（三）总结的安排

呈现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结构示意图（略）。

总结：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但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着皇权与相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下面的学习将会告诉我们秦以后历代王朝是如何解决这两对矛盾，以及如何继承和完善这项制度的。

设计意图

提供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结构示意图，使学生更易理解课标和教材的内在联系，因为结构化的知识更容易同化到学生的认知结构中去。同时，总结既承了上（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又以问题的形式设置悬念启了下，为学生学习下面的两课内容作好了铺垫。

中央集权制度 篇4

1.了解皇帝制度、中央与地方机构的内容和关系及其历史背景, 认识秦朝开创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2.能从职能、权限以及与中央的关系等方面, 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点, 并对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作用作恰当的评价, 体会从分封制与分权制走向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制的治国智慧。

二、教学重难点的确定

重点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内容

难点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三、教学过程的设计

(一) 导入的安排

出示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朝疆域图, 学生思考回答:比较西周和秦朝疆域的变迁, 从国家管理方式的角度上看, 秦朝管理国家的制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设计意图

通过直观的图片将学生引入探究的问题之中, 学生认识到秦朝中央集权制度是国家组织形式和管理国家的一项伟大创制。

(二) 展开的安排

环节一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背景

教学策略”引导学生思考秦朝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西周和秦朝疆域形势图 (见教材)

材料二秦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认为燕、齐、楚……如果不设置诸侯, 恐怕很难镇守。李斯提出异议……所以, 他反对分封诸侯, 主张实行郡县制, 认为这样比较容易统治。

◆预设问题

1.依据材料一、二, 指出秦朝的统治区域和国家规模相比西周而言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就如何治理国家, 秦朝有哪两种制度可以选择?从国家组织形式上看, 这两种制度有何差异?

2.依据以上材料, 指出秦朝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之间有何关系?

◆设计意图

通过引导学生观察图片、研读史料和讨论, 理解秦朝相比西周而言, 治理国家的制度发生了变化, 认识到从分封制到郡县制, 从地方分权到中央集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环节二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

教学策略一拓展学习资源, 引导学生比较夏商周贵族君主制和秦以后专制君主制的异同, 理解秦朝皇帝制度的建立

材料一秦以后 (君主专制)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家天下”, 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被皇帝家族垄断;第二,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三, 皇帝独揽国家的最高立法权、决策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陈长琦《中外政治文明历程》

材料二统一只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表现形式……没有君主集权就不会有地区性的统一;没有地区性的君主集权就不会有全国的封建统一。———刘泽华《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预设问题

1.依据材料一, 结合所学知识, 指出秦朝的皇帝和夏商周君主权力的异同。

2.依据材料二, 指出国家统一和君主专制的建立之间的关系。

◆设计意图

通过比较夏商周君主制和秦朝君主专制的异同, 认识秦朝皇帝制度建立的历史渊源和历史必然性。

教学策略二:拓展学习资源, 加深学生对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和郡县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严格说来, 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了。———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不是基于同一个基础的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史上, 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条件下, 君主专制不断加强, 皇帝独揽包括地方的各种权力;中央集权制度也有力地保障皇权, 所谓集权于中央, 就是集权于皇帝。———陈长琦《中外政治文明历程》

◆预设问题

1.依据材料一, 结合所学知识, 指出秦朝中央政权组织中各自的职能以及中央政权组织与皇帝的关系。概括指出秦朝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2.依据材料二, 指出古代中国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之间的关系。

3.结合所学知识, 从职能、权限以及与中央的关系等方面, 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点。谈谈秦朝郡县制对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有什么影响。

4.综合上述材料, 谈谈你对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内容的认识。

◆设计意图

引导学生对秦朝中央政府中皇帝与中央政权组织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的理解, 比较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异同点, 体会从分封制和分权制走向君主集权和中央集权制的治国智慧。

环节三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教学策略整合教材资源, 从整个单元的框架内进行整合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影响一:对秦朝的影响 (见本课要旨) ;影响二:横向联系 (见单元序言) ;影响三:纵向联系 (见教材最后一段) 。

◆设计意图

教材资源是对课程标准解读的一个重要文本, 对教材资源的研读、整合和消化是解读课标的重要途径。

(三) 总结的安排

呈现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结构示意图 (略) 。

总结:秦朝形成的中央集权制度, 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政治制度基本格局。但中央集权制度存在着皇权与相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矛盾。下面的学习将会告诉我们秦以后历代王朝是如何解决这两对矛盾, 以及如何继承和完善这项制度的。

◆设计意图

2、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篇5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

我是高中历史第x号考生。我今天说课的题目是《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下面我将从说教材、说教法学法、说学情、说教学流程、说板书设计几个方面进行说课。

一、说教材

1.教材地位

本课是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一第一单元的第二课。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秦朝开创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奠定了我国古代大一统王朝政权体制的基础，成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并为以后历代所沿用，对此后我国两千多年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皇帝制度中的世袭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度，源于西周的宗法制度。

2.课标要求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对这一节内容作了这样的要求：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3.教学目标

根据课标要求、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具体情况，确立以下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识记秦朝的统一，皇帝制度的建立，三公九卿和郡县制度、秦巩固统一的措施等知识点。

2）理解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的概念，皇权至上的特点。

3）运用比较法分析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利与弊。

4）评价秦朝中央集权的影响。

过程与方法：

在师生问题探究过程中，学习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的方法，学习比较的方法分析历史问题。学习历史地辩证地分析历史问题。

情感、态度、价值观：

认识秦朝建立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在当时是进步的，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认识秦朝统一的重大作用，自觉维护祖国统一。

4.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突破方法：一方面通过史料、图表等创设历史情境，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另一方面通过表演历史短剧，通过合作学习等方法从而突破重点。

2、难点：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突破方法: 通过多媒体播放历史资料和整合课程资源，加强教学的直观性,激发学生主动参与探讨历史,从而突破难点。

二、说学情

高中一年级的学生，通过初中阶段的学习，学生对秦始皇及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有了初步的了解，已经有了初步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能力。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在增强，但是在辩证地历史地分析问题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三、说教法

基于本课的特点，我主要采用了以下的教学方法：

1、直观演示法：利用图片等手段进行直观演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促进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2、活动探究法:引导学生通过创设情景等活动形式获取知识，以学生为主体，使学生的独立探索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活动组织能力。

3、集体讨论法: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集体和分组讨论，促使学生在学习中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的精神。

四、说学法

根据高中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新课改中“改变历史学习方式”的理念，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指导学生学习：

（1）引导学生观察情境、分析情境，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学会利用辨证法的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引导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互相讨论，相互合作，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求进步，从而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这也是新课改中所提倡的一种学习方式。

五、说教学过程

为了导入新课，我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同学们，一看课题，提到秦朝，大家第一印象是什么？（秦始皇、兵马俑、万里长城、秦皇陵……）（用PPT播放相关图片，给学生以直观形象）【师】的确，这些都是秦朝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一笔丰厚的世界文化财富。但隐藏在这些物质文化背后的政治制度，才是秦朝最具有开创性的历史遗产。让我们一起走近秦朝，去了解一下秦朝的制度。

(用多媒体课件打出李白的诗《古风》，请同学们齐读这首诗。

《古风》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斩浮云，诸侯尽西来。明断自天启，大略驾雄才。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

问题设计: ①诗中第一句提到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斩浮云，诸侯尽西来。”是指什么历史事件？

②在那个群雄逐鹿中原的战国时期,秦朝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而有势力消灭六国呢? 让学生带着这两个问题阅读教材，之后给学生补充播放历史专题记录片《复活的军团》中关于”商鞅变法”、长平之战的片断，展示图片《秦灭六国形式示意图》，让学生总结出问题的答案。

多媒体展示《秦始皇》图，设问：假如你是嬴政，面对自己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对自己的称号是否满意？如果不满意，他建立了什么制度？这一制度有哪些表现？

让学生阅读教材，找出答案，总结皇帝制度的表现和特点，得出皇权至上的结论。秦始皇确立的专制皇权制度使皇帝集一切大权于一身，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广阔疆土、众多人口，又岂是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王“独自所能管理的。为维护庞大的帝国，秦始皇在中央设立了哪些机构？ 【课件展示】《秦朝中央官制示意图》

同时让学生阅读教材，总结回答三公的职责分别是什么。然后告诉学生三公互不统属，直接隶属于皇帝，加强了皇权。

面对地域广阔的帝国，假如你是秦始皇，你将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管地方？

在这里排演一场小的情景剧，让学生分别扮演丞相王绾、廷尉李斯、秦始皇等人，围绕是恢复分封制，还是实行郡县制，进行辩论，并分别阐述理由。丞相王绾等人主张恢复分封，廷尉李斯等人坚决反对，主张实行郡县制，最终李斯的建议得到秦始皇的认可。

情境创设：教师用幻灯片展示《西周分封制的结构职权示意图》和《秦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结构职权示意图》。

问题设计：请同学们对比一下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异同

以小组为单位，展开讨论，分组交流展示答案，我进行补充和点拨，最终得出结论。分封制是与宗法制相联系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郡县制是在国家大一统的条件下实行的，是按地域划分的。分封的诸侯王位世袭，并拥有封地；郡县的官吏由皇帝或朝廷任免调迁，官位不能世袭，官吏只有俸禄没有封地。诸侯国拥有很强的地方独立性，容易发展为割据势力；郡县则是地方行政机构，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三、秦朝中央集权制的影响 展示图片：《秦朝疆域图》引导学生认识到正是由于有一个统一集中的中央政权，秦王朝才能积极开拓疆域，北拒匈奴，南吞百越，有利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

展示“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材料从故事及你所掌握的材料中，你认为秦朝能否长治久安？为什么？

消极影响：正是由于秦始皇专权，进行残酷的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统一的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其暴政也成为历代的重要的史鉴之一。

3.课堂小结

秦朝以后，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斗争在历史上不断上演，专制的皇权也越来越强化，到明清时期君主专制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发展到顶峰，并且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步的障碍。在今后的学习中，同学们会有更加深刻地认识。

4.知能训练，运用迁移

（约5~6分钟）

题目的选择体现一定的层次性，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

5.布置作业

课下小论文撰写：

以史为鉴是中国传统，依靠强大的力量建立起来的秦帝国短短十一年历二世而亡，成为后世重要的史鉴之一：唐朝柳宗元认为：

秦朝之所以灭亡，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结合课文，你是否同意柳宗元的说法？请说说你的理由，200字左右。板书设计:

一、秦的统一 1.时间:

2、原因：

二、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⒈皇帝制度的确立

2.较为完备的中央官职

3、郡县制的全面推行

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几点认识 篇6

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有益成果，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官僚体制与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整个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对其的科学认识，是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基础，也是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条件，对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明确我们的发展任务和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概念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按照其含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权、政权、财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而中央集权是相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二者相辅相成，其目的都是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皇权至高无上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特征。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的基础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小农经济，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保护其土地私有制度，镇压农民的反抗，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韩非子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理论，则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3．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过程

战国时期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思想上，韩非子提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主张；在实践上，商鞅变法建立县制，是中央集权制的开端。

秦汉时期得以确立和发展。秦王嬴政统一全国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君主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一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到西汉时，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和“附益之法”，解除了王国的威胁；在思想上实行“大一统”，实现了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一统。这样，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到了巩固，这在客观上适应了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需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隋唐时期得以完善。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分散了丞相和中央机构的权力。三省的长官都是丞相，把秦朝以来的丞相职权一分为三，互相牵制，同时又把最高行政机构尚书省的权力分给六部，防止专权，使封建官僚机构形成完整严密的体系，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的统治力量；实行科举制，选拔了一批优秀人才做官，扩大了统治基础，皇帝把用人的主动权从地方收归中央。

宋元时期得以加强。北宋统治者采取解除朝中大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派文臣到各地做知州、派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政、组建禁军并由皇帝直接控制等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权力和剥夺大将的兵权，将财权、行政权和兵权收归中央，由皇帝直接控制，有力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元朝时期实行行省制度，有效地加强了对全国的统治。

明清时期得以进一步强化。明初把丞相权分六部，设厂卫特务机构和三司，采取八股取士。清初沿用明制，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分散丞相权力和地方长官的权力，加强皇权，加强对官吏和人民的监督与思想控制。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表明封建制度的衰落。

纵观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皇权逐渐加强，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严密。

4．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过程中，存在着“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两大矛盾，严重影响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实施。许多封建皇帝为维护其地位采取多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主要表现为：一是通过分权而集权，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力越分越小，彼此之间形成相互牵制的模式，最后权归中央；二是控制人事权，封建皇帝通过选官制度、监察制度等，把官吏的任免权收归中央；三是削弱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把地方的财政权收归中央；四是加强思想禁锢，形成思想的统一。这样就形成皇帝个人单独处理国家事务的局面，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

5．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评价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其形成初期，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巩固了国家统一，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有利于民族融合，使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它也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影响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由发展。这种制度又往往取决于君主个人政治品质的优劣，皇帝个人因素对政局影响巨大，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斗争可以说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副产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其消极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明清以后，它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造成了生产力的停滞。这也是中国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重要政治原因，使整个民族裹足不前，落后于世界。

宋代法律制度的集权性探索 篇7

一、宋代法律制度集权型体现

宋代作为封建国家, 它的政治基础仍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统治手段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法律制度。就宋代的法律制度来看, 也具有传统中华法系的典型特征, 在内容上民刑合一, 以刑为主;在理念与思想上融礼于刑, 刑礼并用;在统治目的上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这些内容、思想和目的的实现与表达途径有所不同, 具有自己的特点。从立法层面上来看, 宋代的立法形式在延续了隋唐以来的体例以外, 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编敕”。“敕”是皇帝发布的涉及国家管理的各种事项的指示、决定等文书。“编敕”就是将皇帝的敕令进行分类、编纂并且发布天下, 对各级政府机关在未来的行政管理起到调整、协调的作用, 是宋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刑统”也是宋代法律的重要形式之一, 比如建隆年间编纂的《宋建隆刑统》 (简称《宋刑统》) 就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一部法律, 对宋代初期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刑统在名称上与之前时代的《武德律》、《贞观律》等不同, 但是内容基本相同, 都是以刑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典, 主要是以刑事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 在目的上能够达到稳定社会的作用。到了北宋中期以后, 社会趋于稳定, 经济、文化发展逐渐发达, 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朝廷的统治需求也发生了改变, 从早期的以控制社会矛盾为核心变为以维持社会的繁荣稳定为最大要求, 因此, 在各种社会事件的处置和统治秩序的维护方面, 统治者都希望整个国家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 因此在宋仁宗以后, 刑统的作用逐渐减弱, 而编敕的作用和适用面逐渐增大, 到了后期发展为以敕代律, 国家以编敕作为最为重要的统治工具。从宋代立法发展的这个过程来看, 早期是以解决社会问题, 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 以较为稳定的刑统为最为主要的统治工具, 这样能够使百姓对法治更加遵从, 能够了解法律内容并且根据法律调整自己行为和判断他人及社会行为, 达到了很好的稳定社会秩序的要求。而在后期, 那些反对朝廷的民间活动逐渐减少, 朝廷已经不将打击这些动乱作为主要目的, 开始更加注重自己的政治诉求, 这种情况下, 编敕就成为更加有效的工具, 更能够直接体现皇帝的意志。从宋代整体的立法重心的转变过程可以看出, 从北宋初期到中后期是一个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

二、宋代监察、司法及军事制度的集权型体现

监察制度是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制度。宋朝的监察制度是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构建的, 在《庆元条法事类》和《宋大诏令集》当中都有极为详尽的规范, 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以地方为重点的监察立法, 比如《宋刑统御史台仪制》、《监司互察法》等。这些制度规定了监察官的职责和被监察者违反处置办法, 以及监察权的具体实施, 也对监察官行使监察权作出了必要的限制。宋代的监察制度沿袭了唐代的制度, 设置了御史台作为中央监察机关, 负责“纠察官邪, 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 小事则奏弹”。在御史台之下设置台院、殿院、察院, 每院设置侍御史一人, 殿中侍御史二人, 监察御史六人。这样就形成了御史大夫领衔, 御史中丞主管, 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分管的局面。对于这些官员的任命, 御史大夫是由皇帝亲自任命的, 甚至连唐代由宰相任命的监察御史也改为由皇帝亲自任命, 这体现了宋代的集权制比唐代更加苛刻。监察制度的实施上, 中央与地方的运行也有差异。监察机关在中央为御史台, 在地方为监察御史, 御史台主要是对朝廷内部的重臣进行监督, 包括对丞相的监督。监察御史负责对各个地方进行监督, 北宋时地方行政区划发生监察大区向行政大区的过渡。各路司互不统属, 官署治所也不同在一地。各司在行政职能上各有偏重, 但都有监察职能, 互相牵制, 互相监察。整个宋代的监察制度就像一张网, 纵向的贯穿中央到地方, 横向的在中央有专门进行监察的机构, 在地方同样也有相应的监察机构, 同时朝廷还根据情况随时向各地派遣临时的监察人员, 对重要地方或者重大事件实施专门监察。可见, 宋代的监察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包括丞相在内的官员进行监督, 最终实现皇帝对百官权力的控制, 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统治。

在审判程序上, 宋代就形成了“务限制度”、“限期督催制度”、“翻异别勘制度”、“鞫谳分司制”等司法制度, 做到了“防闲考覆, 纤细委曲, 无所不至”[2]的程度, 同时宋代的司法制度同样也体现了高度的集权性。宋代皇帝不仅注重对官员的监督, 还重视对司法的控制, 其控制方式多样化, 控制手段多层次, 除了中央和地方重大的从事审判的官员需要皇帝亲自选派以外, 皇帝还要控制案件的审理过程, 控制形式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对重大疑难案件审理朝廷十分重视, 对于那些影响到国家统治或者引起社会较大反响的案件, 皇帝会派出专门的审判机构进行审判, 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构成的, 但是皇帝可以通过这种形式直接影响到案件的审理结果, 使这些案件的审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二是在中央除了刑部和大理寺之外还建立了审刑院, 由皇帝亲自审理一些重大案件;三是对于地方的案件审理, 皇帝也不会任其自行进行, 而是向各个地方派出巡使对地方案件的审理工作进行监督。通过这些方式, 皇帝不仅能够控制那些重大复杂的案件, 还能够对整个国家的司法审判进行监督和控制, 从这些可以看出宋代的司法也最终受控于皇帝一人, 是一种高度集中的司法制度。

宋代的军事制度同样也是高度集权。宋代是由宋太祖联合亲信通过兵变的方式取得的政权, 因此在他当上皇帝以后, 对武将都有一些敬畏之心, 对朝廷内部的大臣也处处留心, 在制度上实行文官政治, 同时削减地方兵权, 将军事权力集中到皇帝手中。从杯酒释兵权开始, 逐渐剥夺了大将的兵权, 通过这种方式宋代的皇帝就成为了包括中央和地方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除此之外, 为了能够实现对军队的控制, 宋代还定期调整将帅, 确保地方势力不会因为相互勾结而失去控制。宋代的这种在兵权上的中央集权程度, 超过了其他封建时代的任何国家。在财政管理上宋代也在唐代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 宋代设置了“路”作为中央直接管辖的财政区, 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财政的控制, 在全国上下形成了一套稳定、复杂的中央集权的制度。不论地方还是中央, 财政税收的控制都由皇帝决定, 原来具有地方税收权力的地方政府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 使整个国家都牢牢控制在中央。

宋代是封建社会发展最高峰, 宋代在疆域狭小、军事孱弱的情况下能够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 就在于这一时期的统治者的高度集权的统治。从法律、司法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和财政等方面都实行集权统治, 将最高权力和最终决定的权利都由皇帝一人把握, 确保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 又能确保社会稳定。宋代能够发展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制度的高度集权。

摘要：本文以宋代法律制度作为考察对象, 通过对宋代法律制度的特点的分析, 探讨宋代法律制度实现集权, 以文官治国的方式推动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宋代,统治制度,集权性

参考文献

[1]徐道邻.中国法制史论集[M].志文出版社, 1976.

不同国家中央银行制度的比较 篇8

中央银行制度是一个国家经济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各国实施的中央银行制度一般都在单一制中央银行制度、跨国中央银行制度、复合中央银行制度、准中央银行制度这四种中央银行制度当中,实施不同的中央银行制度会存在很大差异,同一中央银行制度在不同国家实施也存在差异。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实施的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实施的中央银行制度、欧洲实施的中央银行制度还有新加坡的中央银行制度,比较一下典型国家不同的中央银行制度。

中央银行制度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一,但在其演变发展过程的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中央银行体制却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体制的总体变化趋势反映了其制度变迁的规律性;从国别的角度来看,中央银行体制的差异反映了各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特色,也是各国基本经济制度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

18世纪后半叶到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商品流通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以及与此相互促进的货币信用业务的扩展、股份制银行的增多,原有的自由银行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由此滋生的许多问题都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客观上呼唤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1、银行券发行问题

银行业竞争的激烈和跨地区商品交易的发展要求改变银行券分散发行的制度,由一家实力雄厚、信誉卓著的大银行集中发行并能在全国范围流通的银行券。

2、票据交换问题

银行业务和银行数量的增加,导致银行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日益复杂,结算效率降低,信用纠纷增多,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银行间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中心。

3、最后贷款人问题

由于银行竞争的激烈和债权债务关系的复杂,银行的头寸管理越来越困难、流动性风险日益增加,任由银行倒闭会给社会与经济带来严重混乱和创伤,客观上要求有人为发生支付困难的银行提供资金支持。

4、金融管理问题

银行业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关系的复杂,日益需要政府制定统一、公平的“游戏规则”,并由专门的机构监督执行,以维护市场秩序和金融效率。

二、我国中央银行制度

中国1983年之前一直实行的是复合中央银行制度,不单独设立专门的机构,中央银行职能是由一家国家大银行兼行,这一制度往往能配合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现在仍旧实施计划经济体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时,这种中央银行制度是合理的。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复合式中央银行制度就不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牵制了经济发展,需要进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根据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单一制中央银行制度,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实行单一制中央银行制度。我国只有一家统一的中央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机构设置符合一元式中央银行制度,采取总分法,逐级垂直隶属,“根据履行职责的需要设立分支机构,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派出机构”。总行对分支机构实行统一集中管理领导,分支机构按照行政区划划分。

199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的31个省级分行被撤销,设立9个中心城市分行。分行由省级分行改为中心城市分行,是我国中央银行体制改革的一大进步,减少了冗杂分支,提高了工作效率,完善了我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与同是单一制一元式中央银行制度的日本和法国相比,我国分支机构数量很少,日本在全国设有33家分行和13个办事处,法国在国内设有200多家分支机构和办事处。与日本、法国机构设置的不同体现了我国中央银行体制设置更适用于我国国家性质,有利于权力的统一,也有利于统一调控协调。

三、美国中央银行制度

受联邦制的影响,美国中央银行为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实行单一制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是与美国的国家体制—联邦制相适应,符合美国政治要求和经济发展。美国中央银行分为中央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地方的联邦储备银行,其中地方的联邦储备银行有12个,各自有辖区,有较大的自主性、独立性,在各自管辖区域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能,较为独立地实施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美国中央银行建立也经历了反复曲折的历程,基本上可以分为自由放任阶段、初步管理阶段、宏观管理阶段。1907年美国一场规模不小的经济危机推进了联邦银行的成立与发展,1913年正式建立了联邦储备系统,标志着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正式诞生,体现了美国政府的对金融货币政策的管理干预。目前,联邦储备系统在美国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无可争议的代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模式不同,虽然已经放弃自由放任政策,但是受各利益主体的影响,政府干预还是相对较弱,所以地方中央银行独立性还是很强的。中央级中央银行和地方级中央银行不是中国中央银行制度那样直属和分支的关系,二元式中的“元”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主体的意思,美国单一制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下,地方中央银行有自主权,而中国单一制一元式中央制度下,地方属于分支机构,是中央银行的派出机构。这是单一制一元式中央银行制度和单一制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的一个显著差异。

四、欧洲中央银行制度

欧洲中央银行是欧洲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要求,实行跨国中央银行制度,对成员国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跨国中央银行制度为成员国发行共同使用的货币,制定统一货币金融政策,且对各成员国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进行监督。欧洲中央银行根据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在1998年正式成立。欧洲中央银行不受政府的指令,不受各成员国监督,比较独立,是欧元区专属货币政策机构,受欧元区出现后欧洲货币金融一体化进程影响发生了显著变化。值得一提的是,欧洲中央银行确定央行行长的模式与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轮换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制不同,实施的是具有创新性的“最小代表性模式”的轮换表决机制。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是采用委员表决制,少数服从多数。各欧元国中央银行负责具体执行货币政策,保留自己的外汇储备。欧洲中央银行所拥有的储备金是各成员国中央银行根据本国人口比例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来提高。欧洲中央银行确保价格稳定的工具主要有主备机制、公开市场操作、最低储备金或法定存款准备金。作为欧元体系核心的欧洲中央银行在履行专属货币政策职能的同时,权限也拓展到金融监管领域,成为银行业单一监管的核心。欧洲中央银行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相比,前者是在各成员国主权之上,后者是按照经济区域分管,欧洲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与独立性比不上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分为中央和地方,监督更加健全,透明度也更好一些。欧洲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各成员国的集合体,涉及到各成员国的经济利益;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只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且地方中央银行能相对独立的实施政策,相对而言,独立性更好一些。

五、新加坡中央银行制度

新加坡没有设置中央银行,实行的是准中央银行制度。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货币局共同承担中央银行的职能,其中新加坡货币由货币局发行。金融管理局负责银行管理、收缴存款准备金等,可以视为政府的银行,它为政府发行有价证券;也可以视为金融机构的银行,在帮助所有商业银行的金融公司进行发展的同时进行金融货币活动监督,从而提高新加坡经济安全性。金融管理局根据新加坡政治经济发展要求,也经历了重组和职能扩大。货币局初始于殖民统治时期,1967年货币法重新设立新加坡货币局,发行新加坡共和国货币作为法定货币。新加坡是一个十分开放的国家,汇集了各国移民,经济也带有开放色彩,不设置中央银行的准中央银行制度适应了高度开放经济体系的运作,在维持经济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加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经济的连通。

新加坡中央银行的职能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货币局两个法定机构共同承担。金融管理局的主要职能是维持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新加坡作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并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货币局是以百分之百的外部资产为保证发行新加坡元。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下,新加坡仍能维持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健全和稳定,这与其中央银行制度的良好运作有密切关系。目前,新加坡金融机构正着手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并转变监管观念,稳步推进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不同国家国情不同,实施的中央银行制度也有所差异。从大层次上来讲,大分类不同,我国实行单一制一元式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实行单一制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欧洲中央银行实行跨国中央银行制度,新加坡实行准中央银行制度。细究而言,各个中央银行制度之间也存在局部差异,各个国家具体实施的情况也存在不同。纵观全局,各国实施的中央银行制度还是由国情决定,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探究出个中不同。

摘要：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实行中央银行制度,但是各国的中央银行制度不尽相同,存在差异。现阶段实施的中央银行制度主要分为单一中央银行制度、跨国中央银行制度、复合中央银行制度和准中央银行制度。本文选取几个典型代表,通过对几个代表的具体分析,直观的进行典型国家中央银行制度比较。我国实行的是单一一元式中央银行制度,美国实行的是单一二元式中央银行制度,欧洲中央银行实行跨国中央银行制度,新加坡实行准中央银行制度。这四个中央银行分别实行四种主要中央银行制度,具有典型特征,能看出各中央银行制度的主要差异,同时四个中央银行又有各自不同于典型制度的特色,这也是我们所不能忽略的研究关键所在。

关键词：中央银行制度,单一,复合,跨国,准中央银行制度

参考文献

[1]陈剑平:中国与美国的中央银行法律制度之比较[J].上海大学学报,2001(5).

[2]吴忠超:美国中央银行制度的建立与联邦政府关系之演变[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2).

[3]胡琨:金融与货币一体化背景下欧洲中央银行的转型与创新[J].欧洲研究,2015(2).

[4]张祖兴:新加坡中央银行的结构与职能[J].东南亚,2000(1).

中央储备肉制度的发展及其重要作用 篇9

肉类产品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 是老百姓“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和政府历来十分关心和重视肉类产品的生产及销售工作。早在 1979年, 针对我国幅员辽阔、自然灾害频繁的实际问题, 国家开始建立储备肉制度。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改革和完善储备肉制度, 1986年国务院研究确定了中央储备肉规模, 中央储备肉制度逐步成为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1987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业部、财政部、国家物价局关于生猪产销情况和安排意见的通知》明确规定, “商业部冻猪肉的储备可根据当地生猪生产和市场肉食供应状况, 在生猪上市旺季适当储备一些”。1994年4月, 《国务院关于加强“莱篮子”和粮棉油工作的通知》指出, “八五”期间已确定的支持建立肉类储备制度的政策要认真落实。为落实这一《通知》精神, 1995年8月, 财政部和国内贸易部联合下发《国家储备猪肉财务管理办法》, 加强国家储备猪肉财务管理工作。1996年, 国内贸易部颁发《国家储备肉操作管理办法》, 加强储备肉操作环节的管理。1997年6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菜篮子”工作的通知》提出, “九五”期间 , 国家储备肉规模及相关政策保持不变, 继续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制度。此后一段时期内, 我国肉类产品总量供求基本平衡, 品种丰富, 肉类市场总体上保持了持续繁荣和稳定。到2007年9月, 为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形势, 国家商务部和财政部又联合颁发《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 明确储备肉的概念, 严格规范从事储备肉管理、监督、储存、加工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的行为, 确保储备肉数量真实、质量合格和储存安全。2008年12月, 商务部又下发与《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相配套的《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对管理办法中的相关内容做出更加严格细致的规定。

二、 中央储备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肉类生产主体和流通渠道多元化, 肉类产品质量卫生安全出现一些问题。二十一世纪初期, 国外疯牛病等疫情的发生, 严重威胁着我国肉类食品安全。同时, 国内肉类市场私屠滥宰、注水肉现象严重, 肉类卫生质量受到广泛关注。受此影响, 国家及时要求有关部门对肉类储备制度进行调整。 2002年上半年, 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温家宝就中央储备肉制度等先后作出了重要批示, 明确新时期中央储备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方向是“三个转变”, 即:由保障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 由稳定市场向应对突发事件转变, 由注重短期平衡向注重长期稳定发展转变。 2002年8月, 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新阶段“菜篮子”工作的通知》提出:“为应对突发性灾害和稳定市场, 要完善重要‘菜篮子’产品中央与地方分级储备制度, 有关部门要制定储备商品使用和管理办法, 加强重要‘菜篮子’商品的宏观调控”。自此, 中央储备肉制度重新恢复, 2002年, 国务院批准确定中央储备肉常年储备的数量。随着2003年我国非典及2004年禽流感的发生, 为增强国家调控市场和应急救灾能力, 2004年国家又增加了新的活畜储备规模。至此, 中央储备肉实现常年储备且具有一定规模, 储备品种包括活畜储备 (含活猪、活牛、活羊) 和冻肉储备 (冻猪肉、冻牛肉、冻羊肉) , 可以满足国家应急救灾和宏观调控的需要。

三、中央储备肉在应急救灾和宏观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幅员辽阔, 人口众多, 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动物疫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引发市场异常波动时有发生。储备肉是国家用于应对上述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 国家通过适时收储和市场投放, 对于维护特殊情况下的市场和社会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 中央储备肉通过灵活的收储和投放机制, 有力地缓解产销矛盾, 调控市场、平抑价格。

1.1999年上半年出现全国性的猪价下跌, 4月份全国平均毛猪价格降至5.11元/千克, 比上年同期下降了26%, 养猪亏本现象极为严重, 面对严峻形势, 国家及时安排集中收储中央储备肉, 6月份生猪价格止跌回升, 逐渐恢复正常水平。

2.2007年5月, 由于饲料价格上涨和大范围疫病发生等原因, 导致全国36个大中城市的猪肉平均批发价为14.5元/公斤, 较2006年同期上涨43.1%, 达到历史高点。温总理亲赴江西、陕西考察猪肉市场。为平抑猪肉价格, 保障猪肉供应不断档, 不脱销, 稳定市场, 国家选定猪肉价格较高且供应偏紧的22个大中城市, 紧急调用142家活畜储备基地场的活体储备 (即活猪) 投放市场, 共出栏活猪8900吨 (折合约178000头) 。本次投放数量大涉及面广, 是建立中央储备肉政策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一次, 是对中央储备肉政策和有关组织、监督管理的一次全方位演练, 是对相关管理部门、操作单位和承储单位的一次考验。投放结果表明中央储备肉经得住考验, 在关键时刻做到了“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 在应对突发事件和保障市场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今年, 为应对因多种原因导致的猪肉价格下跌, 生猪养殖户卖猪难, 亏损严重问题, 国家及时启动冻猪肉收储, 已分四批共收储13.4万吨, 6月初, 部分地区的生猪价格开始有止跌回升的迹象。

(二) 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以及在保障重大节假日肉类供应上,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1998年松花江和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 在洪灾初期, 国家及时安排黑龙江和湖南岳阳紧急收购灾民手中的生猪, 缓解了灾民的“卖猪难”;洪灾中后期, 国家紧急安排出库冻猪肉投放灾区市场, 保证灾民和抗洪抢险部队的肉食供应。

2.1999年下半年, 深圳市连续遭遇强台风袭击, 给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市场供应造成很大影响, 国家及时安排中央生猪活体储备基地场深圳金沙畜牧场储备的生猪出栏, 安排储备冻肉出库, 有效地保证了市场供应。

3.2003年4～6月份“非典”时期, 当河北、山西、上海、青海等地区市场出现肉食供求紧张, 国家紧急调用储备肉出库, 对平抑市场、安定民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4.2005年夏天, 针对南方洪灾期间湖南、广西部分灾区市场上出现猪肉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过快的情况, 国家及时组织调用储备肉投放市场, 维护了灾区市场稳定, 保障了防汛抗洪和救援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 中央储备肉 (牛、羊) 通过在民族地区的吞吐, 保障了市场供应 , 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 增进了民族团结。

从1996年起国家增加牛羊肉储备品种, 不但满足少数民族地区牧民在牛羊肉旺季出售的要求, 同时促进了牧区畜牧业的发展, 较好地解决了牛羊肉季节性生产, 常年消费的矛盾。

(四) 中央储备肉通过提高对肉类品质的管理, 促进了养殖业产业结构的调整, 推动了集约化生产进程, 使养殖业规模化有了长足的进步, 推进了肉类产供销一体化进程。

中央苏区人民检察制度探微 篇1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 中国共产党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10月,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 开展游击斗争, 进行土地革命, 参与创立了以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基础的中央苏区, 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星星之火。1931年11月7日至20日,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省瑞金县叶坪村召开, 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确立了包括检察制度在内的人民司法制度, 这是人民检察事业的光辉起点。本文立足超越“公诉主义”视野局限, 力求追溯和总结人民检察制度在中央苏区的发端脉络。

一、中央苏区人民检察制度的创建

1931年11月9日, 亦即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期的第三天, 邓广仁 (笔者注:邓发) 作了《关于工农检察处问题报告》:“……其职责就是负责监督苏维埃政府法令、指示的执行和检举机关团体、军队、企事业中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压制强迫现象, 受理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级政府违反选民群众公意, 违反苏维埃法令行为的分子和机关……它是一把利剑, 苏维埃政府在它的监督下, 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1]2211月19日大会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上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及各人民委员部委员 (即部长) , 完成了一个国家的雏形。

按照中共中央拟定的主席人选, 由毛泽东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也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并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选举项英、张国焘为临时中央政府和人民委员会的副主席。两会领导人确定后, 委员们借鉴苏联国家机构的设置方法, 人民委员会内设立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九个人民委员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 经人民委员会主席提名, 任命何叔衡为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委员。时年55岁的何叔衡是63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年龄最长的一位, 曾出席中共一大, 早年同毛泽东等人组织成立新民学会, 1931年11月奉命进入中央苏区后还担任过内务人民委员部代部长、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等职。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是“叔翁办事, 可当大局”。1933年以后, 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有若干变动, 原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改为工农检察委员会, 其职责仍为“监督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以及它们的工作人员, 坚决保护工农利益, 正确执行苏维埃政纲和各项法律、法令, 受理工农群众对机关、企业和工作人员的控告”[2]195。

在诉讼职能层面上, 1932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1934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分别规定了各级裁判机构中检察员的配置, 即不单独设立机构, 而是采取“配置制”, 将检察人员附设于审判机关内负责刑事案件的预审、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同时, 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分局、特派员有权侦查、逮捕和预审一切反革命案件和重大刑事案件 (如盗匪等) , 在执行逮捕以前, 无须征得任何机关批准, 在预审之后, 则以原告人资格向司法机关 (裁判部) 提起公诉。1932年以后,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围剿”的加剧, 政治保卫局的职权不断扩大, 直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 (1932年1月27日) “明确规定, 对反革命案犯的判决权和执行权一般地属于司法机关, 政治保卫局处于原告的检察的地位, 但在革命战争和苏维埃运动向外发展的时期, 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许可的范围内, 有权依法判决和执行对反革命案犯的惩罚”[3]。根据这项规定, 政治保卫局的职权大大超越了侦查、逮捕和预审的范围。

二、中央苏区人民检察制度的特征

宏观来看, 苏联的检察制度、民国政府的司法制度以及革命战争形势等都对中央苏区人民检察制度产生了较大影响。各级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工农检察委员会) 、最高法院 (临时最高法庭) 、地方各级裁判部的检察人员、国家政治保卫局 (及其分局、特派员) 和各级军事检查所等, 共同构成了中央苏区检察机构体系。检察制度在组织上不是统一、独立的, 并呈现出这一时期的制度特征:

1. 审检合署、职能兼理。

按照中央苏维埃政权的组织体系 (1934年) ,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会期间, 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 下设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 (临时最高法庭) 、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又设工农检察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各人民委员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 (1934年) 规定:“最高法院内的检察长、副检察长,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任。省、县裁判所的检察员及裁判委员会的委员, 经同级苏维埃主席审查通过后, 送上级裁判部批准。”[4]221《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规定:“检察机关设于省裁判部和县裁判部两级……检察员有决定是否起诉的权力。”[5]286履行诉讼职能的检察人员附属于审判机关, 既受其所附属的审判机关的领导, 又受同级政府的领导, 公安机关代行检察权或检察人员由公安人员兼任的情况比较普遍。实践证明, 这种做法在当时符合集中统一领导的原则, 使司法工作更好地为革命和战争的中心任务服务, 也利于在司法干部奇缺的背景下提高办案质量, 因而是正确的。

2. 两类案件实行特殊管辖。

一是对于军队案件, 由各级军事检查所管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裁判所暂行组织条例》 (1932年2月1日) 规定:“红军中, 在初、高两级的军事裁判所的所在地, 分别设立初级军事检查所和高级军事检查所, 行使检查、预审和起诉职能。”[6]15二是对于反革命案件, 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使检察职权。“1931年12月13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 该训令规定, 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去侦查、逮捕和预审。”[7]257

3.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 (工农检察委员会) 的移植性建置和特殊性倚重。

这一组织显然仿效了同时期的苏联工农检察院, 行使类似于苏联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权, 而不同于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监察机构, 表现出检察和监察的某种复合性。十月革命以后, 列宁给俄共中央政治局写了题为《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的著名长信, 阐述了成立检察机关并在检察系统实行国家体制中的单一垂直领导体制的必要性, 在党内统一了思想, 1929年7月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人民委员会批准的《苏联最高法院及最高法院检察院条例》将垂直领导体制和一般监督权付诸实施。基于政治需要和法令、政策的贯彻一致性, 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对工农检察机构的组成人员定岗定职, 给予高度重视:不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委员必须由中央执行委员充任, 而且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 (1931年11月) 第四章第十四条规定:“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 应该由坚决的有阶级觉悟的, 在革命斗争中有经验的工人、雇农、贫农及其他最革命分子组织而成, 并随时可以吸收积极的工农分子帮助工农检察的工作。”[8]199

三、中央苏区人民检察制度的实践意义

综上所述, 中央苏区人民检察制度初现刑事公诉和职务犯罪侦查、一般检察机关与专门检察机关 (军事检查所) 并存的端倪, 与当代中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宪政地位及其各项权能一脉相承。战时状态下, 中央苏区的检察机构实施犯罪侦查、预审和公诉, 对土地法、婚姻法、劳动法、红军军属优待法等方面监督执法, 开展了包括反贪污浪费、检举和清理阶级异己分子在内的大量工作, 惩治了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中央政府总务厅原基建工程主任左祥云、瑞金县财政部原会计科长唐达仁等一批贪腐分子, 为巩固红色政权, 保障苏区经济建设, 发挥了权威、高效的法律监督作用。同时, 中央苏区的检察工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检察制度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薪火相传的人民检察制度依靠强有力的检察队伍, 以维护人民利益为己任, 自1931年11月在中央苏区诞生以来, 已经走过了八十多年的风雨历程。人民检察制度, 是植根于中国国情的独特创新和理性设计。一种制度能够存在、发展并充满生机, 离不开两块基石:一是系统完整、不断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 表明这种制度同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性与适应性;二是坚实丰富的实践基础, 体现这种制度尊重历史传承, 贴切实际且与时俱进。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相辅相成, 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人民检察制度形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回顾中央苏区人民检察制度的基本面貌, 特别是组织机构、检察职能等, 为研究当代中国检察机关的制度渊源和宪政地位提供文本依据, 也为了解世界检察制度乃至司法制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提供视角。

摘要：人民检察制度发端于中央苏区, 呈现出审检合署、反革命案件等实行特殊管辖以及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移植性建置等一系列制度特征。

关键词：人民检察制度,中央苏区,工农检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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