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精选十篇）
抗日战争后 篇1
日前,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了1961年至1965年的外交档案。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1962年中印之战的档案解密。
46年前的今天,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战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从10月20日至11月21日的这场持续了1个月左右的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可是,此后中国军队主动停火并后撤。至今,仍有一些人表示不理解,认为中国外交过于软弱。但是,本次解密的外交档案中,却表明了中国外交的宽宏大量。
1963年1月的一份解密档案,提到中国的主动停火并主动后撤。这份档案里写道: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边防部队不仅主动停火、主动后撤,而且还把战斗中缴获的军用物资主动交还给印度方面。1962年12月14日和16日,中国政府曾两次照会通知印度政府,中国方面表示,中印边界问题应当通过和平方式而不应当通过武力解决,希望中印边境冲突不要再起……向印方移交军用物资,就是中国政府为了争取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所采取的许多友好步骤中的一个步骤。
“中国方面采取的每一个善意行动,至今都没有从印度方面得到积极的响应。相反,却往往遭到印政府的歪曲和污蔑,称中国的自卫反击战是一场‘侵略战争’。”但是,中国政府也对未来寄予希望:“中印边界问题总是要和平解决的,希望印政府改变蓄意敌视中国的态度。”
抗日战争后 篇2
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电视台《财经五连发》联合主办的2011中国经济新春论坛“变局与突破”于2011年2月19日在北京-财富会高端会所召开，我应邀参加了“突围货币战争”议题的论坛。以下是本人进一步整理完善的文稿，请博友分享。
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应对选项
2010年10月20，正值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韩国庆州举行前夕，巴西总统卢拉说：“全世界都看到货币战上演，我们需要在20国集团平台上讨论这件事，找到最后解决方案。”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的由来及趋势怎样？我们应该怎样应对？中国其实更应有自己的答案和方案。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的由来及发展趋势
美国无疑是后危机时代货币战争的始作俑者。美国在这次金融海啸中共损失了约850万个就业岗位，除了在2009年复苏初期每月增加十多万个就业岗位外，2010年就业增长似有若无，不少经济学家都断言高失业率至少维持到2014年之前。仅有2%的低增长、高达10%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陷入高负债困境的家庭部门以及正在不断收缩的社会财富，构成了未來一段时间内难以乐观的经济图像。这给奥巴马政府带來不小的政治压力。正因高负债约束下的内需疲弱不堪，奥巴马政府唯有把刺激经济的希望寄托在外部需求上。早在去年1月，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就提出“出口倍增计划＂，在未來五年内使出口额翻一番，五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将超过3万亿美元，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最终目标是“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这一战略出台的背后，实际上是美国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债务推动型”向“重振制造业以推动出口”的方向转变，是美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对外经贸关系的又一次重大调整。根据奥巴马的出口战略蓝图，美国政府于2010年3月重新设立“总统出口委员会”，作为奥巴马的四大经济智囊团之一，由商界领袖、劳工代表、国会要员和政府高官组成，就如何促进出口向奥巴马提供意見，由此可見奥巴马政府对出口的重视。刺激出口政策似乎已经发挥效力，因为美国2009到2010年出口增长了18%，特别是制造业出口增加了20%。但也要看到，出口只是恢復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而已。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贸易逆差并没有显著减少。其根本原因是近十多年來美国制造业成本不断攀升，竞争力已遭到严重削弱，扩大出口、降低贸赤其实并非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而要让出口引領经济復苏这一既可扩大就业、又不需要增加财政成本的如意算盘能在短期内打响，调低美元汇率似乎是唯一可能的选项。根据IMF的测算，如果美元对主要货币贬值2成，美国经济增长率可相应提高1个百分点，虽然效果并不十分显著，但在经济不景气时仍不失是一根重要的稻草。自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來，美国为刺激经济增长，防止经济陷入类似1930年代的大萧条及类似日本过去20年的通货紧缩，采取了超常规的量化宽松金融政策，美联储通过购买国债和金融机构持有的债券、票据來对美国巨额债务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致使过去兩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美国的货币供应量M2每年增加约1万亿美元。但美国聯储局创造出來的这些庞大流动性并未流入实体经济，美国经济復苏持续缓慢，失业率在接近10%的水平持续居高不下，通缩威胁挥之不去，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便公布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简称QE2），提出来年6月底前购买6000亿美元美国长期国债。与此同时，欧洲央行从2010年5月10日到10月4日，已购买了超过630亿欧元的政府债券；日本央行2010年10月5日也重拾时隔4年的“零利率＂政策，将利率目标调降至0－0.1%的区间，及宣布用5万亿日元（约614亿美元）购买公债和其它资产，也加入再度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行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庞大流动性转化为国际热钱到处流窜，给全球金融市场带來重大冲击，将所有非美元货币拖入被动升值的境地。2010年，除了因欧洲多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兑美元仍然疲弱之外，日元对美元已升值12.17%；澳元和瑞士法郎兑美元分别升值9.55%和7.59%；新加坡元、韩元、新台币和巴西REAL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对美元也分别升值了7.4%、4.15%、3.93%和3.91%；根据一篮子货币计算的美汇指数则从2010年7月上旬接近89的高位下跌至10月15日的76.7，跌幅约13%。摩根士丹利估计，美元兑欧元、日元及瑞士法郎汇率目前偏低10%--15%；对包括澳元等商品货币更低估近1/3。为防止本币升值威胁出口和经济，一些国家纷纷采取防御性的干预汇率或资本管制措施。例如日本于2010年9月15日结束了6年來的不干预汇市政策，向市场抛售相当于255亿美元的日元，压抑节节攀升的日元汇率；巴西不仅增加了美元购买量，使其外汇储备达到2700亿美元，还将外国投资者的固定收益投资税调高至4%；泰国也对购入其债券的外国投资者取消税务宽免；新加坡则维持目标汇率中心不变，但扩大交易区间，从正负2%扩大至正负3%，斜度从2%扩大至3%。随着越來越多的国家把本币贬值当作刺激出口、提振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以邻为壑＂的货币战争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据分析（见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戴道华文：《竞争性汇率贬值的成因、发展趋势及影响评估》，中银香港《财经述评》
第103号，2010年10月21日），货币战未來的演化有三种可能。最坏的结果是全面惡化：发达经济体一方面执意推行非常规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则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施加升值压力；新兴市场迫于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风险的考虑进行越來越频繁的汇市干预并实施更多更严厉的资本/汇率管制措施。兩个阵营各不相让之下如果发达经济体首先诉諸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货币战就将不可避免地向贸易战蔓延。新兴市场采取同样措施作为报復之际，还会抛售美元和欧元资产作为反制。全球货币、贸易和债券市场会出现大震荡。货币战、贸易战和金融战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影响会有一定区别，但结果肯定是兩败俱伤。发达经济体因为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快将用尽，其经济復苏较为趋弱，一场惡性货币战完全有可能把其经济推入二次衰退，衰退的程度或会直逼刚刚结束的衰退。过去兩年全球虽然经歷过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其程度远较大萧条为轻，主要就是因为有新兴市场的支持。未來在货币战、贸易战和金融战的威胁下，虽然竞争性汇率贬值意味着没有人能真正从汇率上取得竞争力，但全球贸易萎缩对新兴市场的影响会很大，虽然新兴市场普遍能通过挖掘内需加以应对，但更大的威胁來自热钱大规模流走和资产泡沫提前爆破上，新兴产市场不可能独善其身。第二种可能是维持现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各自克制，不做出使货币战升级和惡化的行为，在汇率方面各自亦坚持不作让步，同时也没有让汇率之争全面蔓延到其它領域，把影响尽量隔离汇市之内。这已算是较好的结局，目前兩个阵营因为利益的考虑，针锋相对，难以达成共識。发达经济体不可能停止其造成货币有贬值压力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它们能做的只能是停止把经济问题政治化，以汇率作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至于新兴市场也不会容许本币兑美元和欧元无限升值，同时也不会坐视热钱流入催谷资产泡沫不理，因此其汇市干预和管制手段也将持续。国际组织强如IMF也无法有效调解纷争和取得妥协。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以时间换空间，待发达经济体经济能走出低谷，恢復增长，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货币战的威胁才能真正解除。第三种较为理想化的可能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较快达成妥协，各国能达成某种形式的货币协议，搁置纷争。某种程度上新兴市场要以自己的部份利益为代价帮助发达经济体尽快走出经济困境，这需要政治智慧和一定的让步和妥协才能做得到，因此这一结果能否出现具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出现哪一种结果，有兩点是较为肯定的，那就是万一爆发新一轮汇率、贸易和金融危机，美元的避险功能会重新浮现，其汇率会转强；而在没有危机的市况下，美元、欧元和英镑因为其基本因素所驱动会持续呈贬值压力，新兴市场货币则呈升值压力，其干预只能缓和有关升幅，直至发达经济体经济根本好转为止。
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
据分析（见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張穎文：《美国QE2 为人民币国际化带來的机遇和挑战》，中银香港《内部研究报告》第5号，2010年11月18日），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美国不顾他国利益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以下五个方面的影响：一是造成美元泛滥和贬值。根据美联储估算，美元加权平均指数自2009 年初至当年11 月底贬值10% 中的6.5% 來自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即1.725 万亿美元的资产购买，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会进一步造成美元泛滥和贬值。二是美元泛滥和贬值会产生美国对外债务的实质价值缩水及减轻美国外债负担的效果。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将从过去半个世纪的25%--50%上升至2010年底的100%，其中约50%的美国国债由外国投资者持有；预计2011财政年度，联邦财政赤字将升至创纪录的1.42万亿美元，将进一步推升美国整体公共债务和对外债务。因此，美元泛滥和贬值在客观上会产生美国对外债务的实质价值缩水及减少美国外债负担的效果，实际上是由全球尤其是持有最多外汇储备及美国国债的中国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三是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国际流动性泛滥，使通胀预期和实质通胀上升，供应短缺的原材料、原油和黄金等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使各国累积外汇储备用于支付进口的购买力大幅缩水。这从黄金价格近期已突破1400 美元一盎司，路透社商品指数已从2009 年3 月约200 及2010 年9 月约260 反復上升至11 月9 日的319 可見一斑。四是美国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产生的庞大流动性转化为国际热钱到处流窜，给全球金融市场带來重大冲击，引发各国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股市、樓市等资产泡沫膨胀，增加了未來泡沫爆破导致新兴经济体汇价暴跌、股樓价格齐挫、经济重伤的风险。五是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造成的美元泛滥和贬值，将所有非美元货币拖入被动升值的境地，扰亂了世界金融和货币秩序，以致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各项资本管制措施控制热钱大量流入，防止本币快速升值和出口受阻。
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
由于我国是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贡献国，又已是最大的出口国，加之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对外贸易快速恢复高速增长，因此，后危机时代这场货币战争，我国也首当其冲。近几年來，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绝于耳，近期更有升级态势。美国国会众议院2010年9月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來自货币根本性低估国家（如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美国还指责中国保持人民币低汇率，在不公平贸易中积聚大量资本，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甚至以投票权作筹码，要求中国政府尽快让人民币升值，以换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另外，在亚欧峰会期间，欧元集团也加入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列，敦促中国允许人民币“有序、大幅并全面升值＂。至于正在进行的这场货币战争对我国经济金融的影响，主要有三：一是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会造成国家外汇储备的汇率损失。以2009年末到2010年末这一时间段为例，2009年末，我国官方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83:1，2010年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6.62:1，升值3.1%，不考虑美元对其他货币贬值因素，2.4万亿就少换4800亿人民币，折合724亿美元。如此巨额汇率损失，不能不高度关注。2010年末，我国官方外汇储备为2.85万亿美元，如果人民币再升值3%或5%，再巨额汇率损失可算而知。由于美国长期存在巨额内外赤字，其货币美元，尽管短期无大幅贬值迹象，但长期必将大幅贬值，这对持有大量美元资产的我国，毕竟是巨大的潜在风险。二是吹涨我国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国际流动性或“热钱”泛滥，已是不争的事实。在有资本管制之下，中国对热钱的定义是无真实贸易或投资背景的国际收支交易及跨境资金流动，有别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经济体对热钱的定义。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发布的《２０１０年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估算，２０１０年我国“热钱”净流入３５５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７．６％。但这一数据并不都是纯粹套利的、违法违规的或者不可解释的跨境资金流动。根据估算，过去１０年我国“热钱”总体呈小幅净流入态势，年均流入近２５０亿美元，占同期外汇储备增量的９．０％。大量热钱进入，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及相应的被动货币投放大量增加，这就可能吹涨资产泡沫及通货膨胀。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的预期不减，如1985年“广场协议＂引致日元大幅升值那样，引发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进一步吹涨我国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而一旦美国等经济体利率上升，资金外流，导致资产泡沫爆破，陷入日本过去20年來经济长期呆滞、通缩挥之不去的困境，后果不堪设想。三是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我国出口产生冲击。据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如人民币在短期内升值3%，家电、汽车、手机等生产企业利润将下降30%至50%，许多议价能力低的中小企业将面临亏损。据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就也减少1%。机电是我国出口产品中的大户，约占到出口总额的六成。我国行销在海外的50多种机电产品虽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但因核心技术缺失，产品竞争力较弱，高市场份额并未带来高利润以及较强定价权，所以一旦人民币升值，将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消化。劳动密集型行业利润率将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中小企业居多的行业。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企业出口利润普遍在5%左右，而规模以下企业毛利率就2%左右。由于我国轻工行业进入门槛低、技术含量低，议价能力弱，中小企业多，产能严重过剩，长期恶性竞争，汇率升值很难通过提高价格转移成本，只能靠企业内部消化。以日用陶瓷为例：企业能承受的人民币升值幅度约在1个百分点左右。如果升值幅度高于1个百分点，很多日用陶瓷企业(如年出口规模低于10万美元)的经营就毫无利润可言。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的测试结果显示，目前我国纺织品服装企业的平均纯利润率在3%至5%，有的企业利润低于3%。如果人民币升值，将压缩企业仅有的利润空间，降低产品出口竞争力，将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造成严重的打击。据企业测算，在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和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1个百分点，企业利润也将减少1%。汇率方面带来的损失是刚性亏损，无法通过与客户协商、改善供应链管理等方法消化。所以，温家宝总理在布魯塞尔所指出：若按一些人的要求把人民币汇率升值20%至40%，中国出口企业将大量倒闭，社会很难稳定，会给中国和世界带來灾难。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即：中国经济一方面虽然高度依赖出口，同样又是进口大国。2010年，全国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15779.3亿美元，增长31.3%；进口13948.3亿美元，增长38.7%。特别是作为国内经济活动重要成本來源的能源、原材料的进口依赖度，正加速上升。换言之，汇率升值固然不利于出口，但可通过降低成本而对投资、生产以至就业消费产生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以贸易方式划分，中国的出口中有高达49%是以进口——加工——再出口为模式的加工贸易，本币升值直接减少其进口环节的成本，从而可以使出口受到的负面影响得到缓解。
我国应对选项
面临后危机时代这场货币战争，我国应该如何应对？本人以为，有四大应对选项。第一选项：严控、调整、管理巨额外汇储备增量存量。这又包括如下选项：第一，严控官方外汇储备再持续高速增长。截止2009年底，以当时汇率计算的全球57.9万亿美元GDP当中有40.1万亿美元或69.1%是属于发达经济体的，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所持有的外汇储备加总也只有2.7万亿美元，只相当于全球总数的三分之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持有总数的三分之二，双倍于发达经济体的持有量，其中光是中国所持有的外汇储备便相当于全球所有发达经济体总持有量的86.5%。外汇储备最主要的用途是防御和保险，用于应付国际收支的不时之需，在出口和资金流动異动时提供流动性以支付进口和偿还外债，同时可纾缓汇率波幅，保护国内银行体系和信贷市场不至于因为资金大量流走而爆发危机。一个经济体的外汇储备最低安全线水平应该如何界定，其实一直没有科学的论证，IMF常用的參考指标如至少相当于3个月进口值、100%的短期外债、或是相当于广义货币的20%等其实也欠缺严密的论证，只应作为简单易懂的參考系数。2010年底我国2.85万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规模，相当于24个月的进口值，相当于2010年9月末（尚无年末数据）短期外债的500%，相当于72.6万亿人民币广义货币M2的26%。无论用哪个指标，我国官方外汇储备都大大超过传统安全线指标。一种解释是我国有我国的特殊国情，因此，需要更多官方外汇储备。这也许是对的。但有一种观点就值得商榷，那就是认为，官方外汇储备总是多多益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或临界值，在那个度或临界值以内是好事，但超过那个度或临界值，并非好事。不是说“真理再往前哪怕一小步就成为谬误”吗？官方外汇储备当然也是这样，超过一定临界值并非多多益善，而是机会成本巨大。我国的官方外汇储备快3万亿美元了，应该已经超过临界值了，其巨大机会成本已非常明了。这次金融危机及其后续货币战争，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是时候严控我国官方外汇储备再持续高速增长了。第二，尽可能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转换为“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储备”。构建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储备可行方案，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是确定哪些资源属于国家战略资源。从定性上讲，以下三类资源可确定为国家战略资源：（1）关系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命脉或安全的资源；（2）关系国家当前发展的资源；（3）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资源。就紧迫性而言，第一项最紧迫，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再次之。但不能认为第三项不重要，就长远战略考虑，第三项更应纳入视野。二是明确什么是国家战略资源能力。这应该是指国家可支配或可动员一定的战略资源的能力。这种能力可分为国家可支配或可动员的国内已探明的可开采资源、国内未探明的资源、可从国外获得的资源、用黄金和外汇储备转化的资源。三是了解战略资源在国际市场的可获性。比如，国家战略资源可以即时从国际市场购买，则国家所能支配或动员的外汇，即构成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可适当减少国家战略资源能力的实物形式，而增加外汇支配或动员能力，反之亦然。通过对外投资在海外控制的战略资源开发能力，如石油开发权及其他矿藏资源开发权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将资源运回国内使用，也可以就近交易，换成外汇后再进口，这种形式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能力储备。四是考虑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因为一定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对国际市场进而对特定资源的可获性具有重大影响，有时甚至具有决定性影响。五是计算国家战略资源能力储备的总体收益和总体成本。总收益减总成本为总净收益，可行方案应是总净收益最大化的方案。尽管计算国家战略资源储备能力的收益和成本相当困难，但应尽可能考虑和估算到每项储备所所引起的相应收益和成本，并进行全面比较，再做出决策。第三，藏汇于民。应给予企业贸易项下收汇和结汇更靈活和弹性的处理，鼓励企业和个人更多地持有外汇，也能有效纾缓外汇储备增加/集中到央行的压力。第四，增加对外投资。在追求国际收支的相对平衡的原则下，鼓励企业走出去，增加对外直接和组合投资。还应应适当加大投资便利化的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和收购，逐步放宽个人的对外投资，以消化过多的外汇储备，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第五，借重主权基金。超过安全线水平的外汇储备部份可拨入主权基金，管理从被动式转为主动式，风险承担度增加，回报目标也增加。連同其它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基金，全球金融市场将出现新一批举足轻重的机构投资者。第二选项：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由于目前全球日均4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只有10%涉及国际间商品与服务的进出口贸易，其余90%的外汇交易与投资和投机有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则使市场高效理论（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及金融过度放松管制的实践受到质疑，国际上已进行多项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重新规范国际金融秩序。因此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方面，我国应坚持实行有管理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但可考虑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幅及扩大汇率的弹性，让人民币对美元走出可升可降，双向波动的态势。此外，实证研究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其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危机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大幅升值加剧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下降和经济放缓，因此，中国应參照相对有利于中国出口和整体经济，又能适当平衡外界压力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区间让人民币实现有管理的浮动；并通过经常性公布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改变市场观念，以降低市场对人民币兑美元单向升值的预期和投机活动。第三选项：压缩得不偿失的出口及其相应的贸易顺差。我国虽已成为全球最大商品贸易出口国，但应该清醒，我国出口产品中，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占70％，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只占30％多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从国际产业价值链看，我国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出口附加值很低，技术含量也很低。而且，我们的出口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主要包括工人低廉工资、社会环境污染、企业高能源和资源消耗等。这样的出口，难以承受汇率显著波动，代价也太大，得不偿失，应该压缩。与之相应的得不偿失的贸易顺差也应该压缩。由于贸易顺差來自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定位，在中国对美出口约60%为加工贸易及大量加工贸易顺差的情况下，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因素正逐渐减弱，工人工资的快速上升会对勞工密集型和加工贸易行业造成打击。中国应顺势而为，利用此契机加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通过进口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和引进新技术（尤其是要求美国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的出口）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努力向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分工产业链的高端迈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增加值，扩大一般贸易出口，改变粗放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低效益的出口增长方式。通过近几年的结构调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帐户顺差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的11%下降至2009年的6%和2010年
首9个月的5.4%－5.8%，预计2010年全年约为5%，目标是未來几年能降至4%。第四选项：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面对后危机时代正在进行的货币战争，人民币国际化有必要加速推进。但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会是一场持久战，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这又包括如下选项：第一，在国际上增加话语权，为人民币国家造舆论。应对美国发动的货币战争说不，对不负责任而又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说不，对美元独大的世界货币体系说不。中国也应积极连同新兴市场国家，借助20国集团峰会，在国际上要求主要发达国家采取负责任的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要求债台高筑的主要发达国家尽快把财政赤字和国债降低至合理水平，例如欧盟规定的分别占GDP的3%和60%，从源头上解决主要发达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导致的货币贬值及转嫁挽救金融危机成本的问题，以抗衡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应强调全球需要一个稳定的美元体系，建议确定美元浮动区间，同时稳步推进其他货币的国际化。第二，采取实际行动逐步摆脱对美元的过度依赖。比如，与8 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订总额8035 亿元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2009年5月3日，第12届东盟10国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在巴厘岛举行，会议就筹建中的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相关问题达成一致，储备库已于2010年底成立并开始运作，都是摆脱对美元过度依赖的实际行动。今后还应有进一步的实际行动。第三，从贸易结算做起。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在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四个城市正式启动，2010年6月，人民银行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扩大到北京、天津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0年7 月修订《清算协议》。2010年下半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快速增长，2010年年末银行累计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5063亿元，出口试点企业从试点初期的365家扩大到67724家。截止到2010年末，累计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量占全年进出口总值的比例约为2.59%，占出口总值的比例约为4.87%，占进口总值的比例约为5.51%。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美元长期贬值趋势，则进一步增加了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和需求，从而为人民币国际化带來快速发展的巨大机遇。据彭博信息与道琼社报导，世界最大手机生产商諾基亚、瑞典最大家具零售业者宜家家居、美国快餐业巨头麦当勞，以及将与富士康合作在上海开设首家大陸电子产品連锁店的德国零售业者麦德龍（Metro），全都开始在国际贸易往來中使用人民币结算。另有调查显示，未來半年内，香港、马來西亚和中国内地分别有56%、49%和24%的进出口企业采用人民币贸易结算。而根据香港金管局公布，自2009 年7 月至2010年9 月，累计通过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额达1078 亿元，已有超过100 家银行与香港清算行签订有关协议，其中包括30 多家海外银行。至10 月底，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则已用尽人民银行核定的2010 年度 “人民币购售日终累计凈额双向限额＂为80 亿元的配额，需暂停向香港參加行出售人民币，银行和企业只可在本地同业市场寻找人民币卖家，及须启动金管局与人民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机制來满足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需求。这反映出，随着内地进一步扩大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试点，有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利用外资银行云集并拥有广泛国际网络的优势，促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快速增长，并超出央行的预期。第四，为人民币资产境内外交易做好安排。已经或正在做的包括，通过允许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开放人民币QDII等方式推动更多的人民币“走出去＂，同时也有序开放资本市场，适当扩大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适当开放人民币QFII，建立恒常机制允许境外机构在香港发债筹集的人民币资金作为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以满足国际市场上庞大的人民币投资理财需求，2010年8 月允许三類境外机构以人民币试点投资内地银行间债券市场等等。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10年第三季度，个案试点共办理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107 笔，金额为274 亿元。截至9 月末，各试点地区共办理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等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交易166 笔，金额为305 亿元。其中，境外人民币项目融资已放贷金额为224 亿元，显示人民币资本帐项下的跨境投融资也在逐步推进。在这方面，应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必要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据统计，在香港的人民币存款方面，2010年9 月底，香港的人民币存款已达1493.26 亿元，比6 月底大幅增长66.5%，远快于同期香港银行业总存款为6%的增幅，人民币存款占银行业存款总额和外币存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上升至2.6%和5.7%，主要是參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企业存款大幅增加，也反映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接受程度增加。在香港的人民币债券发行方面，受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利率低于内地吸引，香港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创下新高，金管局预计全年发行总额将达178 亿元；而自2007 年至2010年10 月底，共有18 笔人民币债券在港发行，总额达470 亿元；发行机构已扩展至香港企业、跨国企业及国际金融机构，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等。同时，香港银行和金融机构推出的其它多样化人民币投资产品，包括与外币汇率挂钩的人民币存款、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存款证、保险、基金和股票等也远远供不应求；企业运用人民币衍生工具对冲汇率和利率风险的需求也有所增加。离岸市场与内地市场的较大汇价差会导致市场套利活动增加。例如内地企业只要來港开设一间贸易窗口公司，作为母公司和海外供货商的中间销售代理行，即可进行套利操作。如要进口1000万美元的货物，在内地购买美元要支付6652.6 万元人民币，而内地企业将人民币汇至香港，通过香港窗口公司在港购买美元，付出的人民币可节省约177.6 万元。不过，随着内地人民币大量流入香港，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弱，市场供求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继而导致兩地兑换价差明显
法国的后殖民战争 篇3
正因为“基地”组织动了法国在非洲的奶酪，法国人发怒了。
1月10日，与阿尔及利亚毗邻的马里局势突变，包括“西非圣战统一运动”“伊斯兰支持者”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在内的反政府武装，攻占首都巴马克东北部的战略重镇科纳。自去年3月以来，这些与“基地”有关联的恐怖势力，已经占领了马里北部的半壁江山。
第二天，曾是马里宗主国的法国宣布出兵，“根据马里总统请求，在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法国决定出兵支援马里，反对威胁整个西非的恐怖主义入侵。”
“出兵是正确的，无论从历史、道义还是现实利益上讲。”法国前驻华大使苏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法国的“战争方式”
1月11日，法国空军开始空袭马里反政府武装，阻止了反叛势力的扩张，18日帮助马里政府军收回了北方重镇科纳的控制权；20日，法军夺下贾巴利控制权。而作为代价，已有一名法国直升机驾驶员和十几名马里士兵阵亡。
马里曾是法国殖民地。1960年马里独立后，两国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
法国在推动国际干预马里的行动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它为联合国安理会起草的一份授权非洲在马里布署3300人联合军队的决议，在去年10月获得安理会一致通过。然而，决议并没有得到非洲国家的热心响应，西非大国尼日利亚还传出囊中羞涩、难以介入的消息。
与此同时，马里局势急转直下。1月10日，政府军与北部武装人员在位于首都巴马科东北约600公里的重镇科纳发生激烈交火，若科纳失守将直接威胁到首都安全。随后，马里过渡总统特拉奥雷紧急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法国总统请求援助。
在出兵马里之前，奥朗德一直明确表示，他不打算采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后殖民主义传统做法，让法国充当该地区的“地区宪兵”，直接介入帮助非洲统治者。直到出兵之前，奥朗德还坚持说，法国将只对由非洲多国组成的军队提供后勤支持。
但马里的军队没有能力进行自卫，而非洲的地区部队则需很长时间才能组建起来。1月11日，奥朗德在爱丽舍宫发表简短讲话表示，为保护马里人民和在马里的6000名法国侨民，法国别无选择，军队必须展开协助马里军队的军事行动。
奥朗德将出兵定义为打击“恐怖分子”，称军事行动将持续“必要的时间”。随后，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召开记者会进一步解释法军“师出有名”，国内党派大多也赞成出兵。
伴随着法国“阵风”“幻影”战斗机在马里反政府营地上空的轰鸣声，关于法国人的“战争方式”成为最热闹的话题。
1966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致信时任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称法国要全面退出北约，并要把北约总部从巴黎赶走。戴高乐试图让法国重新进入大国之列，打造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节奏和意愿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这一点丝毫不足为奇。即便在今天法国军事干预马里之际，它对自己的军事能力和独立行动能力都颇感自豪。
每年国庆节，法国都会在香榭丽舍大街举行阅兵式，场面之盛大在西方绝无仅有。法国有核武器，也是除美国外唯一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虽然巴黎与北约日渐“旧情复燃”，但它依然保持了向全球大部分地区迅速派遣部队和装备的能力。很快，它将有望取代捉襟见肘的英国，成为继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第四大军费开支国。
前法国驻美大使及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曾担任前总统萨科齐外交顾问的让-达维德·莱维特就说：“对国内现状和经济状况深感沮丧和悲观的法国人，至少还有一个原因可以为祖国而骄傲，即我们至少还有外交，还有海外军事行动能力，还有发挥影响的能力。”
他接受采访时坦承，法国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有独立行动的能力，但又说：“如果没有军事行动力，就不可能有外交。”
一届又一届的法国总统都说过，他们真心希望结束法国对非洲的后殖民主义干预。曾许诺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却在2011年派出法国军队帮助科特迪瓦强行驱逐了该国的总统竞选落选者洛朗·巴博。同年，法国率先展开军事干预，突袭利比亚，协助反对派推翻卡扎菲政权。
“法国不能坐视马里乱局扩展到周边国家，影响法国在非洲的利益。再加上，2011年法国在利比亚和科特迪瓦牵头发动的两次军事行动均以胜利告终，保持了对非洲的控制力，国际影响力也大增，奥朗德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谋求政治加分。”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说。
《纽约时报》也认为“奥朗德的干预决定现在看来颇受欢迎”。法国民调机构BVA为《巴黎人报》做的民调显示，75%的法国人都表示，尽管存在风险，但他们仍支持奥朗德迅速采取军事行动，打击马里叛军。2011年，法国军事干预利比亚时的民众支持率是66%，2001年出兵阿富汗时为55%。
应对美国人的轻脚印
法军在行动，西方盟友并没有旁观。只是观察家发现，法国对非洲的高调干预和美国的巧实力外交形成反差。
2013年1月17日，在会见来访的索马里总统马哈茂德时，即将卸任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宣布重要决定，“今天我们跨出了重要一步，我高兴地宣布，自1991年以来美国首次正式承认索马里政府的合法地位。”
1991年，索马里西亚德政权被推翻，陷入无政府状态。1993年，参加联合国在索马里维和行动的18名美军在摩加迪沙被打死，美国宣布从索撤军。时隔20年，美国又宣布承认索马里政府。这与法国出兵马里也不无关系。
法国出兵动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奶酪，所以美国心存不安，态度变得微妙起来。
同样是1月17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宣布，美国向马里派遣的军事训练人员已启程。在非洲帮助培训反恐军事人员，是美国影响非洲的一贯做法，骁勇善战的马里叛军图阿雷阿武装就接受过美国人的军事训练。
一天后，据《洛杉矶时报》援引不愿公开姓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在法国军事干预马里局势和阿尔及利亚人质危机背景下，白宫和国防部就是否军事打击这些武装组织产生分歧。前者担心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际再次陷入反恐泥淖，而后者则警告不能让马里变成“9·11”发生前的阿富汗。
轻脚印，这是美国非洲司令部司令卡特·汉姆在国会上提出的概念。但在轻手轻脚的同时，美国进入非洲的脚步却在加快。
为了应对在非洲步步紧逼的美国人，莱维特呼吁欧洲盟友向法国看齐，“我认为，其他欧洲国家应该像我们这样做，这绝对有必要。否则，整个欧洲会出现某种战略上的疏远感。”他表示，人们应该能看到，美国有其他优先事务要应对，它把重心放在了亚洲，没必要“遍地开花”，“如果我们既要与美国做真正的盟友，又要保持独立，那么我们就应该保持一种在必要时能独立行事的立场。”
1月17日，欧盟同意向西非国家马里派遣几百名军事人员，培训马里政府军队，抗衡盘踞北部地区的反政府武装。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来看，长期盘踞马里北部沙漠的武装人员配备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作战实力超出法军预期，未来马里战局将呈现胶着之势。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马里局势紧急峰会19日也在科特迪瓦城市阿比让举行，西共体委员会主席韦德拉奥果表示，西共体已准备好加速对马里的军事部署。
至此，法国已向马里派遣约2000名士兵。西共体承诺投入数千兵员，与法军协同，不过当前只有约800多人抵达马里。
“萨赫勒之乱”
马里政府1月21日宣布全国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从本质上看，“马里之乱”只是“萨赫勒之乱”的缩影。
“萨赫勒”是个地理名词，在阿拉伯语里有“边缘”的意思。从撒哈拉沙漠的南部边缘到苏丹草原之间有一个狭长地带，通常被称为“萨赫勒地带”。
马里北部地区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的南部地区，还有尼日尔、乍得的北部地区，正是“萨赫勒地带”的核心区。它是北非地区重要的地理分界线，把沙漠和草原森林分开了；同时也是明显的社会分界线——把阿拉伯人和非洲人分开了，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原始宗教分开了。
正是这个地区，近年来成为极端宗教势力和恐怖组织活跃的平台。马里，只是近年来北非伊斯兰极端势力向萨赫勒地区扩张的最新一步。而非洲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战乱、动荡都隐藏着后冷战时期西方大国越来越激烈的利益博弈。
朝鲜战争后的美国财政状况 篇4
一朝鲜战争后美国国防开支、财政收支、国债发行情况趋势分析
1.美国的国防支出。整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国防开支都占财政支出总额的50%以上, 占同期GDP的总额也基本保持在10%以上。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 在美苏争霸及越南战争的大背景下, 前期国防开支稳定保持在40%以上, 占同期GDP的7%-10%, 后期由于美国深陷越战沼泽, 力不从心, 美国实行战略收缩, 国防开支占GDP和财政开支的比重基本上呈逐年递减的趋势, 军费占GDP的比重降至5%左右, 平均占同期财政支出的28%左右, 1974年国防开支又出现了正增长。自朝鲜战争结束后, 美国的国防预算支出的绝对数额呈现出一种急剧增长的趋势, 但国防支出占GDP和联邦财政支出的比例在长期内逐渐减少。自80年代起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5%左右。
20世纪80年代, 里根政府上台后, 开始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大搞军备竞赛, 因而开始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在1979-1983年间, 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的军费增长, 直到1989年, 始终保持军费正增长态势, 占GDP的比重维持在4-6%之间, 占财政支出的23%左右。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后, 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时期, 基本以发展经济为主, 因而军费基本呈削减趋势, 但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1998年的科索沃战争使美国军费支出又有所增长, 但增长幅度并不大。整个90年代国防开支占财政支出的19%左右, 每年的国防开支占GDP的3%—5%之间。但小布什政府上台后, 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这两场反恐战争, 又使美国军费开始大幅度上涨, 2002—2004年, 连续三年军费开支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为了维持在伊拉克战争中取得的胜利, 美国的国防开支仍然大幅增加。截止2010年底, 因国防开支增加而引起的财政赤字累计超过12940亿美元, 占当时美国GDP的8.9%。
2.朝鲜战争后美国的财政赤字。20世纪60—70年代前期年间, 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 美国的财政赤字增加较快, 后期由于战争的结束财政赤字又趋于减少。在里根总统的任期内, 由于和苏联大搞军备竞赛, 财政赤字总体上大幅度增加, 从1979年的410亿美元增加到1986年的2210亿美元, 后期由于军备竞赛的缓和, 财政赤字又下降到1500亿美元左右。90年代前期发生的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又迫使平均财政赤字高达2500亿美元, 特别是1992年激增到2900亿美元。小布什执政期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不但使克林顿政府留下的财政盈余消耗殆尽而且在2008年财政赤字达到了4550亿美元, 2002—2004年财政赤字增速分别达到了139.24%和9.26%。2009财年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 总额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 比2008财年增加9620亿美元。
3.朝鲜战争后美国的国债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国债总额变化, 1970-2009年期间美国国债总额急剧增加, 从1970年的370, 918, 706, 949.93美元激增到2009年的11, 375, 626, 420, 309.60美元, 增幅为2966.87%。1953—1981年国债约占GDP的的35%左右。里根和老布什总统执政期间, 美国国债总额对GDP百分比持续增加, 特别是1990年左右突破了60%, 1993—1997年期间达到了65%左右。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国债总额又继续激增,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 由于发动了两场战争, 加上遇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 走上了滥发货币、滥用全球铸币权之路, 进一步加速了债务危机, 国债相对GDP的百分比上升至84.2%。此外, 在2009年国债总额约占GDP的90%左右, 2013年第一季度, 美国国债则攀升至16.771万亿美, 为历史新高。
4.国防开支、财政赤字和国债三者之间的关系。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防开支、财政赤字和国债总额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并且总体上基本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因为根据上文的分析显示国防开支在财政支出中占有很大比例, 国防开支过多是诱发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政府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通常会增发国债, 这又会导致国债总额的激增。在朝鲜战争之后, 美国经历了越南战争、苏美冷战、中东战争、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几个阶段, 在此期间除了中东战争, 美国相应的军费支出都大幅度增加, 而同期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国债总额也相应的大幅度增加。
二、美国历届政府为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成效
1.艾森豪威尔时期:现代共和党主义 (1954-1961) 。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传统经济学的保守主义政策, 试图改变凯恩斯主义赤字财政政策的发展趋势。但是自1956财政年度开始, 随着军备竞赛和公共开支趋于扩大, 再加上物价上涨、国债利息支付、反危机以及外援的影响, 联邦开支逐年上升。到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时, 联邦收支除1956、1957和1960财政年度略有盈余外, 均以赤字告终, 8年开支总和比杜鲁门政府增加1820亿美元。此外, 从1958年开始, 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放弃把国债维持在2750亿美元法定限额以下的企图, 3次要求国会提高国债限额。到1960年联邦实际债务已达2863亿美元。所以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大部分财政年度里, 实际上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
2.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新边疆”和“伟大社会” (1962-1969) 。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把大规模赤字财政作为经常性政策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 实行“赤字财政”以扩大开支调节经济。肯尼迪推行的“新边疆”和约翰逊推行的“伟大社会”政策都使得美国的财政赤字增加, 而且在60年代中期以后, 约翰逊政府使侵越战争不断升级, 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加剧, 庞大的政府开支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
3.尼克松—卡特时期:石油危机和“滞涨” (1970-1980) 。尼克松上台正值美国在越南陷于困境之时, 而解决越南问题又需调整同苏联, 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因此, 尼克松在第一任内把主要精力用于外交方面。同时尼克松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1971年他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 用行政的力量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三大问题。但收效甚微, 国内通货膨胀依旧呈上升态势。1973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削减石油输出量, 造成油价飞涨。由于这次“石油危机”, 给美国造成了长时间的“滞涨”状态。
卡特上台后, 面临经济滞胀所带来的众多问题。为减少失业, 1977年政府拨款60亿美元用于地方建设, 拨款79亿美元举办公益服务事业, 同时对企业实行减税, 以鼓励它们多雇工。通货膨胀的问题更严重, 1977年的膨胀率为7%, 1978年升为9.6%。美元不断贬值。卡特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将贴现率提到9.5%的新记录;紧缩信用, 减少信贷资金;回笼美元, 减少货币流通量。而在卡特任期内, 美国“滞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4.里根时期:应对滞胀的里根经济学 (1981-1988) 。里根经济学主张实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压缩政府开支, 实行预算平衡。其实践效应则因军事、利息、福利和社保等方面的开支刚性而无法缩减, 结果仍然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财政赤字居高不下, 距离预算平衡目标越来越远, 联邦债务扩大, 并沦为净债务国。在税制改革方面, 先后两次大幅度削减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并伴有其他各种税收优惠。
5.克林顿时期:财政重建 (1993-2001) 。在财政支出上“减中有增”:联邦政府一方面大幅度精简政府机构, 裁减人员;另一方面压缩行政开支, 大幅度削减军费开支。在减少财政支出总额、主要是减少行政性开支的同时, 克林顿政府增加了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力量的“资本性支出”, 如对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对教育和技术的投入等等。这些支出项目为私人资本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 增加了社会的有效供给, 推动了美国经济的转型和持续增长。
6.布什—奥巴马时期 (2001年至今) :重振里根经济学。在小布什重振里根经济学的同时, 美国的财政状况也发生了迅速的恶化, 从预算盈余骤变为赤字。2002年赤字一下子就高达1590亿美元。有分析认为美国政府赤字可能将一路攀升到GDP的6%, 即重新回到里根时代的赤字水平。从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来看, 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 一方面大规模减税, 另一方面扩大政府财政支出。其中, 减税扩支的财政政策是布什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为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布什政府的货币政策由紧缩到宽松, 收放自如;奥巴马的主张基本延续布什政府的政策, 即政府应对经济进行干预, 缓和贫富矛盾, 保持经济增长。
抗日战争后 篇5
[6115](2009-02-27)
摘 要：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局部性战争之一，中国参与了这场战争。本文是基于层次分析的方法，对中国选择出兵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朝鲜战争；中国；美国；苏联；出兵原因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局部性战争之一[1]，既是一场朝鲜与韩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也是美苏两强争霸在朝鲜半岛的体现。中国作为与朝鲜半岛接壤的国家，也卷入到了这场战争。
朝鲜战争开始于1950年6月25日，是朝鲜出动军队全面进攻南韩，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战略。[2]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韩国作战，27日杜鲁门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同时宣称台湾法律地位未定。7月和9月，美国先后操纵联合国通过决议组建联合国军，以武力占领和统一朝鲜。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接着迅速向北推进。针对美国蓄意扩大朝鲜战争的阴谋，中国政府一再提出严正警告。9月30日，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国不会坐视美国打到中朝边界”。10月3日，周恩来总理请印度驻华大使转告美国“如果美军超过三八线[①]，中国一定要管”。[3] 然而，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政府的警告置若罔闻。南朝鲜军和美军分别于10月1日和7日越过三八线，并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边境附近。随着局势的发展，中国最终选择了出兵朝鲜。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安东（今称丹东）、河口（即宽甸县长甸镇河口）、辑安（今称集安）等多处地点秘密渡过鸭绿江，10月25日发动突袭。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选择出兵朝鲜呢？
本文将用华尔兹的层次分析法来分析出兵的原因。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②]中认为用层次分析法来分析问题时，应划分为体系(包括结构和过程)和单元(包括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
一
从体系层面来说，中国出兵朝鲜具备可能性。
（1）结构上，二战后形成了以美苏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系[③]。
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国际局势紧张。朝鲜半岛存在两极格局（美日韩和苏中朝），从而使它成为两大阵营在亚洲争夺的焦点。
美苏作为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愿意发生正面冲突，使得中国成为苏联在朝鲜战场上的“代言人”：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惨重，承受了巨大的破坏和牺牲，急需一段和平时期休养生息，振兴国力。斯大林不愿在二战刚结束不久就和美国发生战争，但又不愿坐视美国在远东扩张势力，因此，他只能“劝说”中国出兵。
（2）过程上，主要体现在各国之间的互动。
对于中苏两国，根据前苏联公布的材料[5]，朝鲜领导人自从建国开始就已经开始考虑统一祖国的问题，并且向苏联领导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斯大林由于担心美国因此出兵干涉和可能导致苏美之间发生军事冲突，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同意这么做。中国刚从内战中解脱出来，急需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不可能支持在中国东北边境爆发一场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的战争。所以在1950年6月之前对战争毫无准备，也从未与斯大林、金日成讨论过统一朝鲜的问题。
大约在1950年初，斯大林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同意了朝鲜以武力统一祖国的计划，但表明自己不会直接介入这场战争。朝鲜战争爆发后，起初形势向朝鲜“一边倒”，朝鲜领导人也没有需要中国出兵的打算，当麦克阿瑟的军队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朝不利于朝鲜的方面转变。苏联不愿在战场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同时朝鲜也仰仗苏联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迫于压力才改变了原定的收复台湾的战略转而入朝抗敌。
对于中美两国，中美敌意互动，使得冲突进一步升级。首先，美国误判中国不会出兵援助朝鲜，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并派兵援助越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使得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看到与美国可能来自朝鲜、越南或台湾方向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6]。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上，苏联、朝鲜起到了一个“推力”作用，美国则是“拉力”。
二
从单元层面来说，中国出兵朝鲜可能性增大。
（1）国家层次
第一，中国出兵朝鲜，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缘政治的考虑密不可分的。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它很容易成为大国争斗的场所，日本把朝鲜看作是从亚洲大陆伸出的一把匕首；俄国则把它看成是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威胁；美国把它作为限制共产主义扩张，实施‘遏制’战略的关键部位[7]。中国和朝鲜的地缘关系用“唇亡齿寒”来形容不为过，朝鲜半岛是中国对抗外来侵略的桥头堡，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
第二，中国出兵朝鲜，是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所作所为使中国感到了安全压力。正如人民日报说：“美国帝国主义者围绕中国，他们布下长蛇阵形成封锁；北起南朝鲜。它延伸到日本、琉球群岛、台湾和菲律宾，止于越南”。[8]
麦克阿瑟越过“三八”线后，朝鲜人民军迅速败退，斯大林已决定放弃朝鲜，通知金日成退入中国东北。这样可能把战火烧到中国东北，“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9]东北如果被美占领，这对中国当然十分不利，美国打进东北后，苏联可以根据中苏同盟条约也派兵到东北，无论是东北被美占领还是为苏联控制，中国都无法保证对东北的主权，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
因此在中国面临严重威胁，在对美国多次严重警告无效的情况下，为了保卫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毛泽东等领导人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但是如果美国在“三八”线前停止进攻，中国的介入是可以避免的，战争就会在1950年结束。[10]
第三，中国出兵朝鲜，是履行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主义义务以及避免被指责走上铁托式道路。
中苏两党曾达成了一个共识[④]，斯大林希望中国成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负责人”，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责任。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领导人考虑到了自身承担的责任，把抗美援朝看作是社会主义国家应尽的国际义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要不要出兵朝鲜时[11]，毛泽东说“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周恩来也指出:“为了保卫和平，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侵略，决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彭德怀更是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常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要比资本主义阵营强大得多，我们不出兵支援朝鲜，怎么显示得出强大呢?……为了扩大社会主义阵营，也要出兵。”、“对美国来说是最不利的，对亚、非、拉美民族运动，对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是有利的，中国人民当然要付出很大代价，但是将赢得国际人民和民族运动，那也是值得的。”
斯大林对中国心存忧虑，一直怀疑中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担心中国有可能南斯拉夫化，最终倒向西方。中国入朝作战，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苏联因此增强了对中国的信任。
（2）个人层次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对出兵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出兵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几乎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使用武力的问题[12]。因为他们都是职业革命者，经历过无数次危机，而且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最终通过暴力取得了政权，并且对自己久经沙场的军队抱有信心，所以会很自然地考虑到使用武力的问题。
毛泽东主要表现出了他的革命的信念和意志，特别是当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到中国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时，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他本性中的革命热情和好斗精神再次被激发出来。他在出兵决策时曾说到“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13]
周恩来在整个决策的过程中一直是附和支持毛泽东，主张出兵朝鲜，他说:“如果给以打击，让它(美国)在朝鲜陷人泥坑，敌人就无法再进攻中国，敌人内部的矛盾也会发生。”[14]
据彭德怀当时的秘书王亚志回忆，彭德怀最初也不主张出兵援朝，理由是苏联不出面而让中国打头阵，中国军队同朝鲜南方军队交手有获胜把握，但同美军较量则困难很大。为争取彭德怀的支持，毛泽东在私下同他交换意见，列举了中国军队可以出战的三条理由:一是苏联已同意向中国提供军事装备；二是美国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不可能将全部军力集中在亚洲；三是即使中国出兵失利、甚至让美军一时打入东北也没有关系，这样美国就欠了中国一笔债，以后还可以找美国人算账，如果现在不打一下，以后也就没有机会了。彭德怀最终也被毛泽东说服，决定支持毛的主张，同意出兵朝鲜，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15]
最后，支持出兵朝鲜的意见占了上峰，反对意见不被采纳，使得出兵朝鲜有了更大的可能性。
三
中国出兵朝鲜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也是深远的。最终把美国拒于国门之外，维护了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中国出兵，进一步消除了苏联的担忧，巩固了中苏同盟关系，重建了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也提高了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信。
廖金宝（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
参考文献
[1](韩)金东吉.“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3
[2]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和朝鲜战争[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P9
[3] 周恩来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P25,19
[4] 肯尼斯·华尔兹著、信强译、苏长河校.《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12月第2次印刷
[5] More Documents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4, Fall1994.p.60~61
[6] 霍克利.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的回忆[J].中国季刊，1984(4)；沃伦·科亨.与中国朋友的谈话:周恩来的助手对40年代和朝鲜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见解[J].外交历史，1987(11).[7] 秦文甫，郭建良.朝鲜战争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探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7
[8] 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M].海南出版社，2006.3，P455
[9] 同上，P456
[10] 罗斯玛丽·福特著，沈志华译.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分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6.[11] 颜声毅.朝鲜战争：俄罗斯公布秘密档案[J].国际展望，2000.10
[12] 章百家.“杭美援朝”与“援越杭美”：中国如何应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1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104页
[14]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第75页
[15]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258页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 篇6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社会；思想观念；对外关系
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英国用武力强行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一场野蛮侵略性战争，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笔者现从政治、经济、思想观念以及对外关系这四个方面为切入点，对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这一历史教学重点进行详细的分析与探讨。
一、政治上，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清政府享有全部主权。可是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打破了这一现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割让大片土地，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大败，被迫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政府。
如此一来不但使得中国领土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还开创了战败之后割地给资本主义列强的“先河”，之后台湾、澎湖列岛、我国北方等大片领土的割让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2.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该条约中众多内容都对中国的主权完整造成了破坏。
如，要求“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需与英国商定”，如此一来，中国清政府就丧失了身为一个国家该有的关税自主权以及贸易自主权。
因此，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在政治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逐渐由领土完整、主权完整的封建社会堕落到领土与主权都遭到严重侵犯的国家，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二、经济上，中国开始近代化进程，自然经济逐步解体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式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國家。小农业与传统家庭手工业的良好结合有效地抵制了外国商品的大肆侵略与泛滥。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开放五大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这就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疯狂利用侵略特权，将清政府变为掠夺原料以及大量倾销本国出口商品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
资本主义列强的剥削与压榨不但使得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当中，处处受限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发展需求，而且还彻底打破了以往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状态。如此一来，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封建经济瓦解的速度，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带给中国封建经济沉重打击的同时，又客观地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萌芽及其发展，为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提供了保障。
三、思想观念上，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萌发，迈开了学习西方的脚步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大败，使得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认识到清王朝统治背景下存在的种种弊端，这就促使他们在抛弃自身腐朽、落后固有理念的基础之上，将目光放得更长、更远，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对待西方外来的先进文化理念以及科学技术，“西学东渐”思想因此得到快速的普及与发展。
例如，魏源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反过来对付他们，这表明中国的部分知识分子不但在积极寻求强国御敌的应对策略，而且也在以一种辩证的科学态度正确审视中国封建思想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等相关理念。如此一来，不但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的封建思想，与此同时还为普通民众理解、接受西方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标志着当时中国逐渐迈开了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脚步。
四、对外关系上，打破了闭关锁国政策，国门被迫打开
虽然鸦片战争的爆发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由封闭、固步自封的经济发展状态过渡到积极、开放的状态，有利于加快封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但是，从整体上来讲，鸦片战争带给中国人民的屈辱与痛苦要远远高于其客观影响，使中国被迫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标志着封建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变。掌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不但有利于学习者加深对于那段历史的深刻理解，也有利于他们深刻认识到“弱国无外交”“国家强大才是外交的实力基础”等历史规律，为其日后努力学习、认真工作、充实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与力量提供了最为充足的保障。
参考文献：
[1]黄婷.浅析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J].青春岁月，2013（08）.
[2]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J].历史研究，1986（02）.
（作者单位 山西省运城市垣曲县高级职业中学）
皖南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变化 篇7
(一)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不得人心
皖南事变中,国民党以近八万人的兵力对新四军不足一万人的部队进行围剿。当中国正在遭受侵略时,国民党不仅不全力抗日,而且还围剿抗日的中坚力量,这种血腥的屠杀使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皖南事变彻底地暴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本质,国民政府发布的解散新四军的命令更加佐证了,皖南事变是一场企图消灭新四军这一抗日力量的阴谋,而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行径只会受到主张坚持抗日的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
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很多爱国人士都不赞成发动皖南事变。1941年1月12日,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等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闻甚嚣尘上”,“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岂仅过去所历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隳于一旦”,宋庆龄等人主张“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一举手措足之劳,即可奠定抗建基础,安如磐石”。[1]冯玉祥在皖南事变后说过“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实没有办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另一方面,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第三方也在皖南事变后表达了震惊和失望。黄炎培说“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并且希望国民党方面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无。[2]华侨领袖陈嘉庚也在皖南事变后致电国会,要求两党保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也纷纷表示对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之举的不满,呼吁国共两党继续合作抗战。
(二)共产党避免内战、坚持抗日深得人心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和平的应对方式,以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日、争取广大中间势力的支持。由于中共正确的处置方式方法,使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逐步地上升。
第一,争取了中间党派的同情与支持。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和平的应对方式,中共开展的“双十二条”斗争以及中共南方局在重庆进行的大量统战工作,使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感受到了中共的爱国情怀,纷纷表示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
第二,中共扩大了其政治影响力。“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的重要力量,渐渐改变过了过去那种不屑一顾或不以为然的蔑视态度”。[3]中共开始得到大量的国际认可,逐渐变成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党。
第三,军事力量的发展。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损失约七千人,相当于新四军全部兵力的十分之一,新四军的实力没有遭受毁灭性打击。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意味着国民党放弃了对新四军的领导,因此中共得以完全控制新四军,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使得新四军的战斗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到1942年3月,新四军己经发展到13.5万人。
二、共产党对国民党既联合又斗争、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一)军事上主动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
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能在正面战场对抗日均,本身就与中共敌后战场的牵制分不开。皖南事变后,中共一如既往地配合国民党对日作战。单从新四军的军事行动上来说,1941年5月,日军突然进攻鄂中大洪山区的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立即破袭敌后运输线,配合了友军的防御作战;1942年12月,日伪进攻驻守大别山以及豫南地区的李品仙、汤恩伯部,新四军于淮南、巢湖及桐城袭击敌军,有效地支援了国民党军作战;1943年1月,日伪军扬言“予韩(德勤)总部……以毁灭性打击”,新四军“黄克诚与韩总部互为倚角,策应得力,彼此配合,恰之共同对敌之效”[4];新四军主动杀敌,屡屡援助国民党军的事实,深得国民党军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称赞。
(二)皖南事变后中共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皖南事变后,《新中华报》、《新华日报》等中共报纸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政论文章,谴责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暴行。毛泽东的`《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以及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斗争使广大人民深深同情中共,认识到新四军是一只真正抗日的力量,而不是国民政府所谓的“叛军”。“双十二条”的斗争使中共扩大了在国统区的政治影响力。
三、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筑民族大义
皖南事变发生后,共产党面临着同日军、国民党三角斗争的局面。国民党屡屡挑起摩擦,军事冲突常常一触即发,中共不忍自相残杀,使敌人渔利,因此总是保持克制态度,并采取各种方式促使国民党军队停止敌对行动。比如宣传新四军的工作政策、通过地方乡绅做劝解工作,以尽量避免与国民党军的冲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中共才进行非常克制的自卫还击,所俘获的俘虏和物资,于战斗后如数返还。中共在国民党军队所做的宣传工作,提高了部分国民党官兵的觉悟、分化瓦解了反共阵营。1942年底,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获悉日伪军将要进攻他的防区,自知难以力敌,特派人到新四军处求助,双方共同迎击日军,取得了反扫荡的成功。
皖南事变后,共产党积极开展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主动予以各种支持、援助,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和牺牲,这项工作使部分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国民党当局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事实,从而提高了抗日的意愿。另外,新四军既往不咎,努力争取与国民党军合作抗日的方针深得民心,赢取了广大民主党派、中间派的信赖,使他们更加团结在中共身边,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参考文献
[1]《宋庆龄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8.
[2]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年版,258.
[3]《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177.
抗日战争后 篇8
从《寻枪》到《可可西里》, 从《可可西里》到《南京!南京!》, 陆川一直在坚持他电影的精神内核, 一直在挖掘人的本性, 在表现人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南京!南京!》采用突出质感的黑白片, 手持摄影, 考究的服装道具和逼真的布景设置, 陆川要求“每样东西必须有出处”, 这样几乎苛刻的要求无一不在展示着导演对这部电影的执着。因为从电影开拍的开始就注定了这不仅仅是一部电影, 也不只承载着导演自身的梦想。这更承载着整个民族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态度, 乃至整个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评断。
一、日本士兵的侵略视角
《南京!南京!》最具有的新意的一点是采用了一个日本士兵的视角来看待战争。以一个敌对者的身份来作视角虽然不是首创, 在电影《硫磺岛家书》中导演伊斯特伍德也是采用了一个日本人的视角来表现太平洋战争。但是在对待南京大屠杀这个在全世界都带有争议性看法的事件上, 尤其是中国导演, 以日本兵的视角来展现实属大胆的尝试, 是具有人性色彩的突破。对比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展现的农民视角下的抗日战争, 陆川的突破更具有颠覆性。这完全是打破规则的重新演绎, 是为大众开启一个新的认识南京大屠杀的视角。日本士兵角川正雄, 是电影的一条主线, 他串联起了电影的整个故事, 开场就是在角川的注视下, 展开了一副令人震惊的破落不堪的废城的画面。日本兵在南京城内烧杀抢掠的画面, 也是以角川为第一视角展现出来的, 导演如此安排, 为角川心态的变化埋下伏笔。角川是日本军人中的边缘人, 他在犯罪的同时还在挣扎, 或者说他在群体中还保持着个体意识, 保持着人性的思考。
而影片结局更是张扬了这种人性的光辉, 角川在放走了小豆子和另一个中国难民后选择了自杀。角川的自杀升华了人性的力量。在死前, 他对士兵说:“死有时候比活着更好”。对角川来说, 死成为一种解脱, 不必在军国的职责和人性之间挣扎的最佳选择。陆川也借由这个角色完成了对日本侵略者的人性还原, 同时也揭示了整部影片的主题:在人性驱使下的战争才更可悲!在电影中角川这个具有突破性的视角, 引导大众多视角、多角度的反思战争, 而不是一味的反战, 战争的残酷性毋庸置疑, 但是人作为社会的主体, 必然有着人性的存在, 即使是在战争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中, 人性依然存在。对于南京大屠杀这样的个案, 陆川没有急于下结论, 导演并不想把惨绝人寰的无情杀戮展现在大众面前, 而是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视角来真实的再现战争的残酷性和战争中存在着的人性。
二、中国军民的受害视角
除了角川的视角, 导演更多的是用部分中国军人和百姓的视角来展现影片, 用他们的反抗来突出影片的主题。陆川一直强调, 《南京南京》这部电影与以往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最大不同点在于, 侧重表现了在这场浩劫面前中国人的抵抗精神。
在前四十分钟, 陆川很好的完成了这个工作, 以陆剑雄为首的一小股中国军人浴血奋战, 坚守南京城内, 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黑白片真实的质感, 逼真的场景布置, 营造出了真实的空间感。陆剑雄在《南京!南京》中的出现, 甚至可以说是对所有反映南京大屠杀影片的一种突破, 他代表的是中国人的反抗。在以往的关于南京惨案的历史著作和文艺作品中, 中国人都是作为受害者存在的, 但对于中国人的反抗却几近是刻意的忽略。也因此, 在国外的许多作品中, “无能的中国人”是南京惨案的标签。事实上, 在南京大屠杀有许多中国普通民众和军人进行了反抗, 陆剑雄在《南京!南京》中的出现正是这种反抗的代表。陆剑雄可以说是具有代表性和突破性的演绎, 是中国人形象的全新书写, 这也为世界观众了解南京惨案这段历史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 陆剑雄在经历过一段惨烈的战斗之后, 学会了思考, 似乎也意味着中国人将以一种更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这段历史。
紧接着的是以安全区为主线的故事情节, 众多的人物形象在这一部分展开, 这里的反抗成为了弱势群体无力而艰难的抗争。姜淑云充当的是安全区的领导者、教导者和保护者, 她以柔弱的身躯和日本强大的侵略做着抗争, 竭尽全力的维护着女性同胞的贞洁和生命安全, 在最后挽救了一名中国军人的生命后有尊严的死去。带有典型知识分子代表的唐先生为了保全小家甚至不惜出卖同胞, 在意识到日本兵的暴行后他决心用血肉之躯来反抗。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唐先生人性的觉醒, 也可以说是他对先前所作所为的一种赎罪。还有妓女小江用一种接受耻辱的形式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在这段故事中导演陆川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展现日军对女性所实施的众多暴行, 不仅仅是对中国妇女, 也有对日本慰安妇的暴行。在南京大屠杀这件历史面前, 日军对中日慰安妇所造成的创伤不是用数量可以计算的, 精神的创伤才是真正的痛。女性作为弱势群体, 以这种以肉体上的抗争争取着生命的尊严, 她们的反抗并不比中国军人的反抗逊色多少, 反而是柔弱女子所表现出来的抗争的精神信念不让须眉。
三、《拉贝日记》的人道主义视角
影片还运用了第三方的视角来展现南京大屠杀。那就是叙事中一条贯穿影片始末的明线——拉贝日记。在南京城被日军占领期间, 拉贝为维护安全区中的难民做出了无私的奉献。拉贝作为一名德国纳粹党党员, 独立与中国和日本的第三方人员, 为了中国百姓的安危不断与日本高层斡旋, 表现出了其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本片中, 拉贝日记只是作为串联故事发展的脉络, 拉贝其人镜头也比较有限, 这种故事上情节的选择是导演思路的展现, 在这里陆川为了强调中国人自身的抗争而刻意弱化了拉贝的作用。这和电影《拉贝日记》对拉贝在南京难民区所所处的作用的展现相差甚大。首先是电影着重点的不同, 各有取舍的结果。其次在《南京!南京!》中陆川导演对待拉贝也是以敬仰的态度来拍摄的, 不存在一些人认为导演对拉贝的不公正态度。
导演从日本兵的角度, 中国军民的角度以及第三方的角度全面展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面目, 以全新的视角和思维解读了这件七十多年来一直纠结于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伤痛。陆川曾经这样说:“我希望这是一部有生命的电影”。人性光辉的闪耀, 人民抗争的精神, 高度的人道精神的展现, 无一不在彰显着这部电影强大的生命力。战争已经逝去, 但战争中的人的灵魂不会逝去, 我们要做的不是反思战争的对错, 而是去挖掘战争中的人性和永不逝灭的精神。
摘要：《南京!南京!》作为一部以反映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 由于南京大屠杀本身的敏感性导致了电影从开拍到上映后一直备受关注。导演陆川一直在向人们传达着《南京!南京!》创新的一面, 积极向上的一面。笔者从三个视角展现了这部电影对人性的提炼, 对民族精神的挖掘, 以及对高度人道主义的赞赏。
鸦片战争后三年中国军事技术的革新 篇9
1 制造新式战船
最早仿造西法制造新式战船的是林则徐, 他在道光二十年已经造出了西洋型式的战船。随后, 当年六月, 浙江巡抚刘韵珂募人造巨型战船, 素有巧思、精于泰西算法的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前往应募, 并造出了“以人易火”的小型战船, 刘韵珂“令依前式造巨舰, 越月而成, 驶海甚便。”[1]这里的“以人易火”实际就是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火轮船技术, 后来英国人在攻陷舟山后曾见过这种船, “按照英国火轮船的形式, 建造了一种用车轮的小船, 初时企图用火力去推动它, 但后来推转轮子是用人力去工作, 类似踏车的道理。”[2]从英国人的记载中, 我们至少可以判断, 龚振麟正在模仿英国的火轮船技术制造新式战船。龚振麟以外, 广东洋商伍秉鉴、潘正炜从吕宋各购买夷船 (仿造美国) 一只, [1]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广州知府易长华、广东绅士许祥光和潘仕成、广东批验大使长庆也造出了新式战船。[1]身在北京的金应麟潜心研究古代战船制造之法, 提出制造子母舟、联环舟、楼船、走舸、斗舰、海鹘、游艇、蒙冲、三层船、两头船、闷头钉船、皮船等, “凡此制度, 变而通之, 推而广之, 各因其宜, 各尽其用。……卧薪尝胆, 旰食无休, 桑榆东隅, 收功未晚。”[3]
当时, 最先进的造船技术莫过蒸汽机驱动的火轮船, 道光二十年, 英国侵略中国时的主要船只是帆船, “火轮非战舰, 不过作探哨之用”, [1]而蒸汽机技术在道光十三年已经通过广州出版的《东西洋每月统纪传》中传入中国, [1]欷县人郑复光对《火轮图说》加以研究, 提出了《火轮船图说》;魏源在《火轮船图说》基础上又绘制了“火轮船式”和“火轮船图记”。[1]广东绅士潘世荣随后就雇人造出了火轮船, 而且, 广东还出了一位能造火轮船的工匠何礼贵。[4]
2 制造新式大炮
以前中国的老式土炮, 制造时是以“泥模”而造, 安放时是牢牢固定在一个地方, 战争运用时极不灵便。道光二十一年, 龚振麟在浙江不但研制出了车轮战船, 而且又研制出了“铁模铸炮”。“尝谋一劳永逸之计, 殚思竭虑, 拟以铁易土为模, 而苦无成法, 遂以私臆创造。”[1]“铁模铸炮”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铸炮方法, 欧洲在约三十年后才有维也纳的乌洽提斯 (Uchatius) 创造出来。[5]除了“铁模铸炮”之外, 龚振麟还与短暂来浙江帮办军务的林则徐商讨, 创制出能使大炮四面旋转的“磨盘炮架”。
当时, 潜心研究新式大炮制造者, 还有余姚知县汪仲洋、福建监生丁拱辰、江苏候补知府黄冕等, 尤其是丁拱辰, 他提出了提高大炮命中率的测量法和制造新式炮弹的方法。[1]黄冕发明了“炸弹飞炮”。[1]
3 制造水雷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 广东潘仕成倡导制造水雷。他在《攻船水雷图说》中说:“会米利坚兵官壬雷斯抵粤, 自言能造水雷, 遣善泅水者, 潜至敌人船下;或顺流放去, 泊于船底, 借水激火, 迅发如雷, 虽极坚厚之舟, 罔不破碎, 事成索酬数万。……凡九阅月而水雷成。”[1]潘仕成利用美国人不但制造出了水雷, 而且还把制造水雷的制造原理进行了说明, 并附有《攻船水雷总图》。后来, 魏源在此基础上, 又加以研究, 对制造水雷的各个部件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 并附有各部件说明图。
4 制造地雷
当时, 制造地雷的专家有黄冕和丁守存。黄冕所造地雷“数十人守扼要, 可当千百兵之用, 可轰歼千万之敌。”[1]户部主事丁守存奉旨研制的地雷“绳牵其机, 火坠药燃, 然后炸裂, 铁片飞空, 皆能杀贼。”[1]
5 制造新式火枪和枪子 (子弹)
鸦片战争以前, 神机营装备的仍是老式的铜火铳, 用火绳点燃纸质药捻, 遇风遇雨皆难以点燃。制造新式火枪仍是由丁守存奉旨研制出来的。研制新式火枪的关键是研究新式炸子即外国“自来火机”的方法, 丁守存对外国火枪仔细研究, 通过用鼻子闻外国火枪响过的药味, 知“为有硝无磺之物”。“近日粤中大吏向夷人购得其方, 其火乃烧酒蒸出, 而用银收干成药。造成, 可以为大铳 (长枪) , 可以为三寸之小铳 (手枪) , 取诸怀中, 可以防身。”[1]西方人对中国一直保守秘诀的“铜冒火药法” (中国人当时称“白药法”) 即制造自动长、短枪枪子 (子弹) 的原理, 此时中国人已经完全掌握了。道光二十三年正月, 耆英在广州购买到外国人的洋枪, 便派张攀龙秘密送交道光帝, 道光帝试枪后的反映是:“朕亲加对合, 大小均各有用, 内一母大小二枪筒, 大靶接小靶者, 可称绝顶奇妙之品。又六眼小枪, 灵捷之至, 但惜其无大者耳, 卿云仿造二字, 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6]实际上, 外国人造枪及枪子的方法, 丁守存于当年就研制出来了, 道光帝所谓“望洋之叹”的东西就是丁守存研制出来的“白药法”。
6 制造新式炸药
丁守存研制的“白药”, 主要针对长、短火铳使用, 而针对大炮使用的新式火药主要有丁拱辰和陈阶平来完成的。丁拱辰根据粤东制造炸药的方法制造了新式炸药, “粤东有精制火药, 其药力竟与洋药相等, 烟亦白色, 见火即燃, 毫无渣滓。”[1]陈阶平是水师宿将, 早在道光十五年, 他俘虏了十余名海盗, 通过海盗, 间接得到了外国人的火药制造法。[7]从此, 他就潜心研究, 不断地加以改进, 并创造了“火药筛药成珠”法, 并前后七次上奏请求推广, 直到临终前一天还给道光帝上奏:“惟兵可百年不用, 不可一日无备。前次奴才奏陈加工火药, 已沐特旨颁发各直省营伍仿照办理, 倘能日久不懈, 益多讲求, 则军火既精, 国威自振, 安内攘外, 均有裨益。奴才在九泉之下, 亦不胜欣幸之至。”[8]
战争是新式军事技术大量涌现的催化剂。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的新式军事技术是非常先进的, 只是刚刚研发的军事科技如火轮船、水雷、地雷、长枪、短枪 (手枪) 等尚处于初期笨重低劣阶段, 需要对这些新式技术作进一步的改进和提高, 而以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主的投降派对待新式军事技术和科技人才却象抛弃垃圾一样毫不重视。
鸦片战争后几年的军事自强活动, 不论是理论先驱林则徐、邓廷桢、金应麟、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冯桂芬等人, 还是新式技术的研制者潘仕成、何礼贵、丁拱辰、龚振麟、丁守存等人都是穆彰阿、耆英等投降派在政治上的对立面。正是因为他们是坚决的抵抗派, 所以他们才有极大的热心去思索自强的理论和探索研制新式的武器;也正是因为他们是坚决的抵抗派, 才遭到穆彰阿及其势力的打击和压制。
职业学院 (无锡) 副教授、厦门大学博士。
摘要：鸦片战争后四年, 中国新式军事技术如火轮船、长枪、短枪、地雷、水雷、大炮、火药、飞炮等先后研制出来, 由于政府不重视, 这些近代新式军事技术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改进和普及, 致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宝贵的军事自强机遇。
关键词：鸦片战争,近代军事技术,穆彰阿
参考文献
[1]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 1998.
[2]Davis: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M], p.33.
[3]鸦片战争档案史料[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4]大清十朝圣训·宣宗成皇帝[Z].台北:文海出版社.
[5]Giden Chen:Lin Tze-Hsu[M].p.43.
[6]清宣宗实录[M]卷395, 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戊戌.
[7]军机处录副奏折[Z].档案号:03-3020-014;道光十六年八月初六日陈阶平折.
抗日战争后 篇10
1840年的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高度统一性, 阻碍了中国近代报刊的萌芽和发展。随着欧美国家对中国的觊觎和侵略, 一些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
传教士们来华既肩负着一定的国家使命, 又怀有强烈的救世情怀。当时的清朝社会, 人们盲目自大排外, 为了改变中国人对外国人的偏见以及打消他们盲目自大的心理, 这些传教士们积极地进行宗教文化传输。他们希望通过向华传播基督教义, 使盲目狭隘的中国人受到宗教的洗礼, 并皈依于基督教。但是, 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和严禁外国人传教的政策, 言论高压使得外国人直接进行宗教传输几乎是不可能的。近代报刊在西方兴起已久, 西方传教士深知报纸舆论工具作用, 他们迂回到马六甲一带, 通过办报进行间接的宗教渗透。鸦片战争以后, 外国传教士报刊发展迅猛。
二、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办报活动及其影响
鸦片战争爆发后, 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外国人在中国攫取了包括办报权在内的大量特权。
传教士报刊在编辑方针、报纸内容、办报地点上都发生了变化。它们开始由单纯传播宗教教义, 转为积极宣传西方科技文化和英美的政治制度, 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和社会制度进行抨击。相比鸦片战争之前, 鸦片战争之后的传教士报刊, 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更为重大和深远。
(一) 消极影响
(1) 西方殖民势力的舆论工具、外国传教士通过办报, 向中国人民灌输西方所谓的宗教观和伦理道德观, 目的是让中国人民崇洋媚外、忍让屈从, 置于西方殖民者的统治之下而甘当附庸, 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状态。例如, 《东西洋考》宣扬“中外友好”、“四海之内皆兄弟”。《遐迩贯珍》宣称“为华夏格物致知之一助”, 却在上海泥城之战后辩解清军应该被英美侵略军所杀。[1]
(2) 搜集情报, 为西方侵略政策服务。传教士报刊中的外文报刊, 积极搜集中国情报, 直接为西方殖民势力服务。《中国丛报》长期搜集并刊载中国的政治和军事情报。同时, 它也为殖民侵略提供舆论支持。例如, 1836年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 公然叫嚣“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溃几个省的军队”。
(二) 积极意义
(1) 开中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开创了中国近代报业的多个第一。譬如,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是中国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 《蜜蜂华报》是中国境内第一份外文报刊。
(2) 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最先从事这方面介绍的是《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 它专辟地理、天文专栏, 以显著位置和一定篇幅介绍西方的实用科技知识。
(3) 为国人办报提供借鉴。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开辟了新闻专栏, 使“新闻”一词在中文报刊中成为常用词汇, 每期都刊有本期内容目录, 栏目稳定。《中国丛报》所刊内容既有消息也有通讯, 体裁丰富, 形式多样。《遐迩贯珍》使广告业务、新闻图片以及铅活字印刷应用到了中文报刊上。
(4) 倡导了新闻自由理念。《新闻纸略论》一文, 首次以中文的形式提出了“新闻自由”。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多次上书光绪皇帝, 提出包括办报的一系列变法主张, 强烈要求解除言禁, 给资产阶级出版报刊和发表言论自由的权利。
(5) 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和近代化。传教士报刊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民主思想的萌发。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 并发动政治制度改革, 它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影响是深远而漫长。
三、思考与总结
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行为, 是否是一种文化侵略。对这个问题, 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于我而言,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就是一种文化侵略。诚然, 外国传教士一方面肩负着为国效力的使命;另一方面, 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反观现当下的中国, 我们无时不面对着外来文化的传播和冲击。当年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 也被当作异教邪说来看待, 但现如今佛教早已成为我国第一大教。当外来文化进入的时候, 产生摩擦、水土不服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共荣, 同样是值得肯定的。
如今, 很多年轻人崇洋媚外、排斥传统文化。面对这种现状, 如何处理好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了重大的研究话题。我们应当在保持自身优良传统文化的同时, 吸收世界各国先进文化, 不断发展自己充实自己, 最终使得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为我所用, 真正地做到文化的继承和繁荣。
参考文献
[1]赵玉岗.近代外国传教士在华办报活动及其影响[J].运城学院学报, 2012 (8) .
[2]谢丹.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报刊与西方民主思想的渗入[J].理论月刊, 2008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