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结构（精选十篇）
多重结构 篇1
关键词：多重分形,分形维数,图像扫描,二值化处理
0 引言
近年来,分形理论已经成为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新的数学方法,并且已经被应用于各个领域。分形理论是由B.B.Mandelbrot[1]提出的,因为简单的分形不能完整地刻画一些现象或者结构的复杂性,因此多重分形成为分形理论的主要部分。例如,为了全面刻画湍流、混沌和分形生长类型的非均匀复杂几何体,必须用多个维数来描述[2]。因此,提出了多重分形理论。近几年来,多重分形理论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在国外,Uma K,Boustani A等[3,4]运用多重分形描述了纹理特征,Ivanov P.Ch.等[5]运用多重分形对生物医学里的心脏跳动进行动态建模与分析,Soemintapura K.等[6]运用多重分形分析了信号与信息的处理,从而得到了信号的传播规律等。在国内,多重分形理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高海霞[7]通过对多重分形的研究,将该理论应用于油气勘探的预测、李彤[8]也运用多充分性理论进行了掌纹识别,通过绘制多重分形谱,得到了人的掌纹分布情况符合多重分形的分布规律;孔平等[9]运用多重分形理论对肝脏边缘粗糙度进行分析,分析得到肝脏在不同的时期,结构的分布规律是不一样的;刘树新等[10]利用多重分形方法计算并绘制出岩石的三维损伤微裂纹分布的复杂特性;多重分形还被应用于壤土的粒径分布规律[11]和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表面特征的描述[12]。通过对多重分形理论的调研和分析,发现多重分形理论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有很大的应用价值。
页岩气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全球页岩气总资源量相当于常规天然气的1.4倍[13]。Curtis[14]认定页岩气是储存在天然裂隙和孔隙中的游离气,也可以是干酪根和页岩颗粒表面的吸附气或者是干酪根和沥青质中的溶解气。经调查发现,页岩气储层与常规油气储层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由于页岩气藏泥质含量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脆塑性特征,同时页岩内的孔裂隙结构特征及裂缝的发育程度直接影响着页岩气成藏及采出程度。由于页岩中大多孔裂隙结构被钙质和黏土矿物填充,裂缝尺寸复杂,富含从微纳米级到毫米级的尺寸不同的裂缝系统,属于典型的介观孔裂隙系统,且通常集中形成裂缝群,而且天然裂缝构成了天然裂缝网络。运用多重分形理论对吉林某区块的页岩孔裂隙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证明了该区块页岩的孔裂隙结构具有一定的多重分形性,并绘制出了相应的多重分形谱,得到了多重分形谱的宽度、极大值和奇异谱曲线的不对称程度等3个主要的特征参数。通过分析,可以将3个特征参数作为判定页岩孔裂隙结构特征的依据,并为后续研究页岩的裂缝结构特征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1 多重分形理论
分形是一种粗糙的或破碎的几何图形,它的组成部分可以被无限细分,而且它的局部形状一般与整体相似,分形一般是自相似的和标度不变的。曼德勃罗特曾经表示分形(fractal)一词层源于拉丁语中的形容词fraotus。然而,多重分形是研究分形理论的主题,因为大自然中的结构和组成过于复杂,不能通过简单的分形全面地描述出来。多重分形理论是定义在分形上的多个标度指数的奇异测度所组成的无限集合。多重分形理论定量刻画了分形测度在支撑上的分布状况。
1.1 广义分形维数的计算
多重分形方法一般是通过用多重分形谱来描述支撑集合上分形测度的分布的,在绘制多重分形谱的过程中,广义分形维数[7]D(q)是描述某个主体结构的关键物理量。然而,计算广义维数Dq的方法有3种:数盒子法、固定半径法和固定质量法。
(1)数盒子法。广义维数Dq可以直接根据定义计算出来,表达式为:
用尺度为δ的盒子对分形空间中的分形集进行划分,每个盒子里的奇异概率测度定义为Pi(δ),根据已经给出的q值,针对不同的划分尺度δ,计算并绘制出相应的双对数曲线,从图中找出对应的无标度区域,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出该段曲线的斜率,该曲线斜率绝对值即为给定的q值的广义维数Dq。
(2)直接计算法。用尺度为δ的盒子覆盖被研究的多重分形集,假设研究点在第i个盒子的概率为Pi(δ),因此可以得到一个有关测度的集合,即:
式中,j∑[Pi(δ)]q为对所有盒子的概率的q次幂进行求和。
因此,多重分形集的Hausdorff维数为:
从而,得到所研究的多重分形集整体奇异性的平均值可表示为:
对于给定的q值,首先,要对每个对应的分形空间里每个非空网格的奇异概率测度p进行定义,针对不同的δ,得到相应的计算结果,绘制出曲线,找出图中相对应的无标度区域,用最小二乘法计算出对应曲线段的斜率,其绝对值即为给定q值的标度指数α(q)和奇异谱函数f[α(q)]。
(3)固定半径法。假设球心为任意选择的分形集上的点xi,球体半径为δ,同时,定义球体上的奇异质量为Pi(δ),可以得到固定半径法计算质量指数τ(q)的公式为:
尖括号表示按照球心平均计算。根据式(5)计算得到质量指数τ(q)后,可以求得广义维数Dq。
(4)固定质量法。如果所研究的分形集上的测度足够平滑,那么可以得到所抽取的质量为P的分形集相对应的半径εi(q),从而得到固定质量法的计算公式为:
也可以等价为:
随着τ(q)的变化,可以求出q—τ(q)关系或Dq—τ(q)关系,然后转化为Dq—q关系。严格地说,该方法在τ(q)=0处仍然不能直接计算出广义分形维数,但可以通过插值法得到相对应的广义分形维数的数值。
1.2 多重分形谱函数
τ(q)和q间关系符合线性函数关系,当τ(q)和f(α)可微时,广义分形维数D(q)与多重分形谱之间满足勒让德(Legendre)变换[15]:
根据上述Legendre变换,可以得到如果所研究的对象为单分形,则函数f(α)为一定值;如果为多重分形,则函数f(α)一般为单峰曲线,根据多重分形谱,可以确定极大值、多重分形谱的宽度等重要的特征参数,然后根据特征参数,利用最小二次拟合法,可以拟合出二次函数的形式为:
设αL为奇异谱f(α)的左半的宽度,αR为奇异谱f(α)的右半的宽度,则B=αL-αR表示f(α)谱曲线的不对称程度。当B=0时,谱曲线对称;当B>0时,谱曲线峰值偏左;当B<0时,谱曲线峰值偏右。一般来说,当fmax越大,谱曲线的宽度W越大,谱曲线对称性越好时,呈现出来的多重分形性就越强。因此,f(α)的物理意义是对分形结构上的复杂程度、不规则程度以及不均匀程度的一种量度。
2 实例验证
本文选取吉林某区块地层剖面图(图1),采用FEI450扫描电镜(SEM)对页岩进行扫描,得到的页岩岩心内部的孔裂隙结构的SEM电竞扫描图像如图2所示。然后运用Matlab[16]对图像进行二值化处理、边缘检测、提取等操作得到如图3、图4所示的结果。
3 实验结果分析
选取q的取值范围为[-5,5],然后通过运matlab编程求得双对数函数、配分函数、质量指数函数、广义维数函数以及多重分形谱函数的Matlab的m文件并进行了计算。
如图5所示,q分别取-5,-4,-3,-2,-1,0,1,2,3,4,5等值的双对数关系曲线图。从图5中可以看出得到的曲线呈现出较规则的线性关系,说明q与x之间的关系满足xq(λ)=∑[Pi(λ)]qλτ(q)幂律关系,这说明在规定的尺度范围内页岩孔裂隙结构的分布具有无标度性,也就是说页岩孔裂隙结构的分布具有分形的特性,根据上述对τ(q)的定义,可以确定τ(q)与q之间的关系,从而表明页岩的孔裂隙结构具有多重分形的特性。
当q=0时,得到的容量维数D(0)=2.794 5,经过计算可得到αmax=5.985 0,αmin=1.594 0。取α0=3.488 7时,多重分形谱函数取得峰值,则可以得到fmax=f(α0)=2.794 5,与容量维数D(0)相同。多重分形谱如图6所示,运用最小二次拟合得到多重分形谱函数为:
得到的曲线为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如图6中b所示。从图6中可以得到多重分形谱的谱宽W=4.391 1,图像的最大值fmax(α)=2.794 5,谱函数的左半边宽度αL=1.894 7,右半边宽度αR=2.496 3,故谱宽B=αL-αR=-0.605 1<0。因此,该岩心的多重分形谱不对称且偏向右侧。
4 结语
多重网格法在非结构网格中的应用 篇2
将多重网格法运用于非结构网格.网格是通过聚合法得到的,网格之间是相互关联的.方程的`求解采用Jamson的有限体积法.给出了二维、三维情况的数值算例.
作 者：刘学强 伍贻兆 夏健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气动力学系.江苏,南京,210016 刊 名：计算物理 ISTIC EI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PHYSICS 年，卷(期)： 19(4) 分类号：V211.3 关键词：多重网格 有限体积法 非结构网格
论《桃花扇》的多重叙事结构 篇3
【关键词】 《桃花扇》 孔尚任 多重叙事结构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67X（2014）12-013-01
清代初期有两部重要的剧作被称为剧坛双璧，它们分别是孔尚任的《桃花扇》与洪昇的《长生殿》。《桃花扇》作为一部艺术水准极高的反映王朝更迭与社会动荡的剧作，历来受到戏剧艺术研究者的推崇。在《桃花扇》叙事研究方面，许多学者侧重于通过社会学视角来梳理并解读其剧情，而真正关照《桃花扇》文本的叙事结构研究却十分少见。笔者结合自己多年古典戏剧研究经验，对《桃花扇》的多重文本叙事结构进行深入探析，以期为古典戏剧研究者与爱好者提供参考。
1. 《桃花扇》的叙事功能结构
《桃花扇》戏剧创作的首要叙事考量便是人物的刻画与处理。结构主义学者普罗普在对戏剧人物进行类别划分时得出七种“行动范畴”，包括坏人、施惠者、帮手、要找的人或物、派遣者与发出者、受害者或英雄、假英雄。将这七种行动范畴来框套《桃花扇》中的主要人物很容易对号入座。阮大铖与马士英是坏人、史可法与复社文人为施惠者，柳敬亭与苏昆生为帮手、李香君是要找的人物、侯李之情和破落的南明王朝是派遣者、侯方域是英雄或者受害者、杨龙友为假英雄。《桃花扇》中这种人物的类别划分在不同的剧情中是变化着的，同一个人物在不同时空中也具有不同的行动范畴。在《桃花扇》第十一出“投辕”中左良玉的行动范畴为“坏人”，而故事发展到第三十四出“截矶”时，他却成了“英雄”。
如果运用普罗普的功能序列与叙事单元对《桃花扇》进行重述，可以发现《桃花扇》中的人物在不同的关系体系与情节中会呈现出行动范畴变化延伸的特点，因此整部戏剧的叙事顺序就具有了复杂多变的特征。在情节设置中，侯方域在初始阶段缺少一位伴侣，为将来寻找李香君做铺垫；阮大铖与复社文人划清界限并且不相往来，引出禁令。后来，阮大铖想得到复社文人的认可，于是就把《燕子笺》送给陈定生，并且派人窃听他们的议论，这表明着规定与背叛。在阮大铖得知了陈定生的议论，这时坏人试图刺探情报。阮大铖采纳了杨龙友的意见对侯方域实施美人计，这是坏人企图欺骗受害人并且控制其所有物。而侯方域一时糊涂受骗，受到了李香君的责备，于是受害人上当助敌。
2. 《桃花扇》叙事语法结构
《桃花扇》之所以能够借助男女离合之情写出时代兴亡之感，应主要得益于《桃花扇》内部的一套具有深厚内蕴的叙事语法结构。孔尚任在《桃花扇》故事的整体叙事过程中设置了多条故事发展前进的线索，并且拥有复杂的叙事序列，各种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叠加或者互补之后便形成了完整的戏剧体结构。从这样的叙事结构中可以明显看出孔尚任的语法运用措置能力。《桃花扇》中主要的两个叙事序列为历经各种苦难悲欢，为爱千里寄扇的侯方域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和南明朝廷的兴起与败亡的历史故事。这两个主要的故事线索贯穿联结在整体故事的进展之中，根据情势的变化两条线索相互呼应，彼此照应，使得《桃花扇》中的故事情节变换丰富，高潮迭起，因此戏剧叙述艺术更加充满艺术张力。《桃花扇》中昆生寄扇与敬亭游说等插曲式的情节通过连接不同序列与不同戏剧人物，体现了插曲叙事在古典戏剧创作中的作用。插曲式叙述往往被称为“横云断山”，被插入的故事情节与插入故事情节之间在功能上存在着较为深刻隐秘的隶属关系。就以上两个插入的故事来看，苏、柳两个故事本身并不具备多少重要的价值，但是通过故事序列的插入，在戏剧整体叙述中却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
3. 《桃花扇》叙事的深层结构
《桃花扇》深层结构的叙事主要依托于种种修辞手法或者借助一些深层文化内涵的象征性情节设置。“桃花扇”本身作为侯方域与李香君的定情信物，包含了侯、李二人对于爱情的想象与寄托，因此“桃花扇”承担着转喻与隐喻的双重功能，而且通过扇子的文化内涵影射一些社会生活现象。在《桃花扇》故事情节推进过程中扇子作为主题性标志物反复出现，并且通过赠送扇子、溅扇、画扇、寄扇，一直发展到后来的撕扇将整部《桃花扇》的剧情串联在一起，形成清晰的故事情节演进脉络。读者在阅读《桃花扇》故事过程中可以将故事情节的发展与扇子联系起来，在这种微妙的联系以及生发出的想象力中深入到《桃花扇》文本叙事的深层结构中，使文本的深意逐渐得到读者的领会与挖掘。著名学者格雷马斯在文本研究中指出，一个意涵丰富的文本应当在表面叙事之下包含着一个深层叙事结构，而且这个深层结构必须作为一组核心的二相对立式及其所推演出的另一组相关而相对立式构建而成。《桃花扇》叙事深层结构本具备了这种特点。
4. 结语
《桃花扇》作为我国古典戏剧的典范，在叙述艺术以及叙述技巧方面存在着大量可圈可点之处。本文主要从《桃花扇》叙事的功能结构、语法结构以及深层结构三方面探讨了它的叙事艺术特点。《桃花扇》叙事艺术以及其非凡的戏剧性特色值得读者反复体会思考。
[ 参 考 文 献 ]
[1] 张鹏.浅析《桃花扇》的多重叙事结构[J]. 戏剧文学：戏剧艺术舞台研究，2014，02（03）.
多重结构 篇4
关键词：组织结构,并购绩效,跨区域并购,相对规模
一、引言
尽管并购是否创造价值的争论仍然存在,但并购后重组是影响并购绩效的关键这个命题已获得绝大多数学者们的共识。Hitt(2001)、Shimizu(2004)以及项保华和殷瑾(2001)等国内外战略管理学者强调,并购后对并购双方企业的资源进行整合与重组是提升企业绩效实现并购预期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关键影响因素之一[1,2,3]而组织结构方面的调整是并购后重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4]。在并购发生后,对于被并购企业在主并企业组织结构中的位置,是保留其法人地位,采取母子公司制进行管理,还是取消其法人资格,作为一个分公司或者将其分拆重组,整合到主并企业的内部,是主并企业需要进行的一个重要决策。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企业的边界在于尽可能地节约交易成本[5]。并购前,主并企业与被并企业为相互独立的实体。由于主并企业进行并购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其自身的战略利益,因此在并购后,无论在组织结构上如何安排,即使是将被并方分拆重组或者仍为独立法人,仍是希望最大化主并企业的利益。Lubatkin等(1998)的研究发现,在实施并购后,使用总部分部制的组织结构要比母子公司制更为有效,因为在总部的集权控制下,能够更大地发挥下级单位之间的整合效应从而产生经济收益[6]。Capron和Hulland(1999)认为取消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法人地位,将其设置为分公司或者分拆纳入原先的组织架构中,有利于资源的重新配置和整合,发挥出更大的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7]。Larsson和Finkelstein(1999)也提出,并购后将被并购企业整合到主并企业内部,会有利于降低代理成本,减少机会主义风险[8]。然而,现实中也可以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企业在进行并购之后,仍然保持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法人资格,作为其子公司[9]。那么,这种中国情境下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其原因何在?企业的追逐经济利益的本质为何在这个战略选择中没有直接体现?抑或这种决策能够更有助于主并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事实上,战略管理学者强调,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更多时候是受到更多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学者们的研究中发现的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表现出不一致的原因很大程度在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10]。因此,本文试图在中国情境下检验主并企业在并购后对被并购企业的组织结构方面的选择与并购绩效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对于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关系产生影响的调节因素。
二、理论和假设推导
(一)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
一般来说,组织结构设置的基本经济逻辑在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对于主并企业来说,并购后在组织结构方面的一个基本决策是要考虑将并购后的被并企业设置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还是没有法人资格的分公司[11]。具体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考虑:
若保留被并购企业的法人资格,则可能增加主并企业并购后的各种成本。首先,被并方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由于具有自身的经济利益需要满足,因此与主并企业的战略利益可能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而由于有限理性和环境不确定性的存在,主并企业会为了保持子公司与其协调一致,需要付出更多的资源和成本。例如被并企业管理层人员的有限理性,会导致其在理解或领会主并方的战略意志方面存在困难,或者在贯彻或执行战略时存在偏差。同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导致在子公司这一个增加的层级链条上产生更多的风险。为了控制这种风险,也会增加企业成本。其次,被并方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需要加以监督和控制。经理人的自利和寻租“天性”,导致主并企业增加了代理成本。此外,由于主并企业无法直接获取子公司所在的市场或各种关系以及其能够接触和获取的资源,这种信息不对称更会潜在地增加子公司管理人员的机会主义造成的风险,因此主并企业需要更多的资源、更周密的规划、更复杂的机制,等等,去降低这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潜在损失。这导致了主并企业在为控制子公司上花费了更多成本,影响了并购绩效。
如果取消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法人资格,则可以减少多方面的成本,增加经济效应。首先,若两企业之前是处于同一行业的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对手,则相互之间会在为市场或资源的竞争过程中消耗一定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并购的发生,则直接减少了这种损耗,降低了企业成本。而若两企业之前是上下游关系,则对被并企业的并购降低了主并企业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被并企业将直接作为主并企业的上游供应方或下游销售方提供服务。而将被并企业纳入主并企业的原有组织结构中,能更大程度地减少被并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其次,将被并购企业设置为主并企业的分公司或者分拆重组,纳入到主并企业的原有组织结构当中,能够更有效地对并购后的企业内部资源进行整合,从而增加并购所能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范围经济效应。例如,并购后因为某项价值链活动的规模增加,从而会降低单位成本,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而采购和营销渠道以及信息平台等方面的共享能够实现范围经济效应,此外,并购双方的某些在并购发生前未被充分利用或被闲置的资源,可以实现互补或协同效应。而如果保留被并购企业的法人资格,由于其具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自身利益,因此对于主并企业来说,上述并购效应的发生需要更多的成本和代价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设:
H1:与保留被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相比,并购后取消被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更有利于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
(二)区域因素的调节效应
在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规范程度等方面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Chan,Makino和Isobe(2010)认为,区域环境会对企业的战略行为和绩效产生各种直接和间接影响[12]。我国存在大量跨区域并购的企业行为。在跨区域并购中,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当地政府[13]。对于我国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来说,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官员个人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9]。所辖地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是承担税收的主体,因此如果并购后保留被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意味着能够为税收和个人政绩提供更多支持。而当跨区域并购发生时,如果并购后主并方取消被并方原有的法人资格,则减少了一个上交税收增加财政的来源。也就是说,被并方所在地政府部门很难从企业并购后的收入增加效应中获得直接的收益。此外,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往往需要严格按照公司法以及相关的财务会计审计等标准,具有更为规范的组织结构和职能部门,所需的人员数量也会更多,对于企业来说虽然会更为复杂并且导致需投入更多的资源,但对于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来说,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其管理工作相应会更为方便,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如果并购后仍然保留目标企业的法人地位,将会获得当地政府更大的认可和支持。Capron和Guillen(2009)强调,新兴市场国家中,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对于企业的业务开展和市场地位的保持具有重要影响[14]。在我国,各个行政区域内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各级政府官员出于政绩的考虑,会对企业特别是外来企业提出诸多要求和限制[15,16]。而对于能够满足政府期望的企业,政府方面则会提供相应的政策优惠和资源支持,有时候这种支持的力度相当大。因此很多情况下,这种来源于政府方面的支持对于并购是否能够成功进行以及并购后的绩效具有决定性作用。
此外,除了获得更多的政治性支持,主并企业保留被并方的独立法人资格,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便于保持原有当地股东的股份或者吸收新的当地股东,从而获得当地股东的支持以及其拥有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对于并购后的业务开展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可见,跨区域时,设置为子公司能够获得更高的外部合法性,这种外部合法性所产生的制度性收益甚至要高于设置为分公司时所可能产生的经济效应。而同区域时,由于所有的制度关系仍然都属于同区域内的原有社会关系,此时是否需要通过保留被并购企业的法人资格来获取外部合法性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区域因素对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与取消被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相比,跨区域并购后,保留其法人地位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大。
(三)并购前绩效的调节效应
按照资源基础理论的观点,企业的绩效水平是企业资源利用效率和企业能力的反映。Kim和Finkelstein(2009)指出,被并购企业在并购前的绩效水平越高,则一定程度上表明其具有更优质的资源以及资源利用能力[17]。而要利用这种资源,则必须在更强的控制之下[6]。与保留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法人资格相比,将被并购企业设置为分公司能够实施更强的控制。因此,当其被并购后,如果取消其法人资格,整合到主并企业的整体组织架构中,能够更好地进行并购后的资源整合,产生更大的规模效应和协调效应[17]。而如果保留独立法人资格,会使得被并购企业具有较高的自主经营权利,从而在客观上因为需要满足其自身的利益而无法以主并企业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
另一方面,一个绩效水平较高的企业,往往意味着其高管在并购前被证明是具有较好管理能力的。如果保留其法人资格,使其仍然维持自主经营,则其原先的资源和能力仍然只能在被并购企业原先所在的单个业务产生作用。但如果并购后改为分公司,纳入到主并企业的组织结构中,或者将原先高管提升至主并企业的相应管理职位,则其原先的能力和资源可以产生更大的作用。例如,原先的各种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能够在更多业务范围使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被并购企业并购前的绩效水平对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被并购企业并购前绩效越高,则与保留被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相比,并购后取消其法人地位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大。
(四)相对规模的调节效应
尽管企业规模并不代表着企业竞争力和行业地位,但在很多时候,企业规模往往意味着企业经理人员的职位收益。尤其是在中国,企业的规模往往与企业管理者的权力和利益紧密相连[18]。因此,当被并购企业的相对规模较大时,如果被并购企业在并购之后的法人地位被取消,那么其原有高管人员可能会因为在企业内部层级和职位的改变,而导致他们的决策权和控制权相应会减少甚至丧失,其地位也会随之下降。这也意味着其个人的收益有可能受到损失。而如果保留法人资格,尽管可能会产生潜在的机会主义风险导致代理成本增加,但由于原先高管能够继续享有其之前的职位收益,从而降低对并购的抵触,进而减少并购后的协调成本,促进并购后的整合。因此相对来说,如果保留被并企业的独立法人资格,将有利于获得高管层更多的支持和更高的工作积极性。而被并方原有经理人员的认可和支持直接影响到并购过程的进行和并购后的运营[19]。
同样,当被并购企业原先的规模越大时,如果在并购后取消其法人地位,被并购企业原先的普通员工也会产生更大的失落感和抵触情绪,进而影响并购后的整合;而如果保留其法人地位,将会有利于缓解被并购企业员工对于并购的抵触而产生的潜在冲突,实现并购后整合过程中的平稳过渡,进而有利于主并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19]。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4:被并购企业的相对规模大小对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即被并购企业的相对规模越大,则与取消被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相比,并购后保留其法人地位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大。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282份,回收133份,其中有效问卷123份。123份样本的受访者中将近80%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主要包括董事长、总经理或副总经理以及部门负责人。
本文中的变量设置如下:
(1)组织结构。本文中的自变量为并购后被并方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采用0~1虚拟变量,当并购后被并方仍然保留独立法人资格时,该变量取值为1,反之为0。
(2)并购绩效。本文中的因变量为并购绩效。本研究参照Hunt和Datta的研究,通过在问卷中测量并购后主并企业在市场占有率、销售收入、利润、盈利能力、现金流等五个方面实现预期目标的程度[20,21]来测量企业的并购后绩效,采用Likert五点测量,实现目标的程度越高取值越大。
(3)调节变量。区域因素,并购双方是否处于同一行政区域内,0~1虚拟变量,1为同省内,0为跨省;并购前绩效,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被并企业在并购前的相对绩效水平,Likert五点测量;相对规模,与主并企业相比,被并企业在并购前的相对规模,Likert五点测量。
(4)控制变量。结合前人对于并购绩效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在回归模型中设置如下控制变量:持股比例,并购后主并企业所拥有的被并企业的股权比例;交易方式,是否用现金支付该并购交易,0-1虚拟变量,1为现金,0为非现金;主并国有股,主并企业的国有股比例[22];主并经验,主并企业在该并购前的并购经验,Likert五点测量;业务相关,被并企业与主并企业在业务上的相关程度[23,24]Likert五点测量。
四、分析结果
表1和表2显示的是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son相关系数矩阵。组织结构变量的均值为0.707,表明本研究中70.7%的样本在并购后仍然保留被并购企业的独立法人资格。从变量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到,并购绩效与组织结构变量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初步表明组织结构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
研究中的各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和表4。各模型的因变量均为并购绩效。模型1为仅包含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2是在模型1中加入组织结构变量,检验组织结构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从模型2中可以看到,组织结构与并购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486(p<0.01),表明组织结构变量与并购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1获得反向支持。即,并购后被并购企业保留独立法人资格,会比将被并购企业设置为无独立法人资格的组织单位,要更加有利于并购绩效。
注:*p<0.1;**p<0.01;***p<0.001。(表2同)
模型3到模型5是在模型2中分别加入区域变量、并购前绩效以及相对规模这三个变量与组织结构变量的乘积项,来检验上述三个变量的调节作用。模型3的结果显示,结构变量和区域变量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1.962(p<0.001),表明区域变量对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2获得支持。也就是说,与并购双方处在同一区域时相比,跨区域并购时,保留被并购企业独立法人资格对于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要更强。模型4的结果显示,结构变量和并购前绩效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341(p<0.01),表明并购前绩效对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假设3获得支持。即被并购企业的并购前绩效越高时,保留被并购企业独立法人资格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小;被并购企业的并购前绩效越低时,保留被并购企业独立法人资格对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大。模型5的结果显示,结构变量和相对规模乘积项的回归系数为0.457(p<0.001),表明相对规模对组织结构和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假设4获得支持。即,被并购企业的规模越大,保留被并购企业独立法人资格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大;被并购企业的规模越小时,保留被并购企业独立法人资格对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会越小。
五、结论
并购后对被并购企业在组织结构中的地位设置对于实施并购的企业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本研究对并购后的结构设置和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总的来说,设置为子公司会有利于并购绩效。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都不够完善,从而使得制度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甚至要高于市场环境的作用。也就是说,设置为子公司能够获得更高的合法性;这种制度合法性产生的间接收益甚至要强于设置为分公司时所能产生的直接经济收益。例如,一个主要的逻辑在于,子公司是独立法人,其所得税的计征独立进行,税收的增加可以获得更多政府部门的支持,而且作为独立法人的子公司也可享受当地政府给其提供的各种政策待遇。而分公司由于是作为企业的组成部分之一,无法直接为地方政府部门和官员提供税收这个最大的财政支持以及政绩来源,地方政府大多不愿为其提供优惠,甚至会出现政府部门对企业的运营人为制造阻碍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笔者在调研中发现,相对数量的企业在并购后保留被并购企业的法人地位,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能够利用被并购企业及其原先高管的社会关系。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在中国,企业之间的合作很多时候都是依赖于人际关系,尤其是企业高管人员之间的私人交情。此外,保留独立法人,能够给予被并购企业员工一个平稳的整合时期,减少潜在的冲突,有利于并购后的整合以及并购双方原有文化的融合。
多重的性格作文 篇5
在同学或者好朋友面前，我活泼开朗，大大咧咧，见风就是雨。有时候，我也有些野蛮。唉，没办法，对付这些蛮不讲理的男生，不野蛮怎么行呢？
在陌生人面前，我不多言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内向。想让我和陌生人打招呼，难于上天。有时候，我在陌生的场合表现的很懦弱，也可是说是大方。比如说排队吧，有人插到了我前面，我却莫不做声，只是暗叫倒霉，却没有勇气说出来。
在老师或我尊敬的人面前，我又变成了一个害羞的“淑女”。昨天，我到南京艺术学院的马老师那儿学二胡。老师问我什么，都是妈妈代替我回答，我在一边好像是个多余的人。后来，老师要我自己回答，我也只是点头、摇头。说话的时候很少很少，都和哑巴差不多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这么胆小呢？
从老师那儿一出来，我深吸一口气，又变回了那个活泼的我，又蹦又跳的。也难怪妈妈说我该紧张的时候不紧张，不该紧张的时候紧张的要命。没看我在老师那儿拉二胡时腿都在发抖吗？真不好意思呢。
这就是多重性格的我，这就是善变的我。
多重结构 篇6
某体育中心钢结构屋盖采用新型多重弦支网壳结构体系 (如图1所示) , 该屋盖结构体系上部为双向正交的箱形截面钢网格梁, 下部为单向预应力拉索、竖向撑杆以及连接各构件的斜拉钢杆, 属于刚、柔性单元杂交组合而成的刚柔性组合空间结构。由于该新型多重弦支网壳结构传力路径及预应力所产生的效应复杂, 目前设计中边界条件的假设、结构实际受荷载情况的把握等因素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给结构的安全使用带来一定的隐患。为了验证结构设计计算的正确性, 保证结构的安全可靠, 拟对该多重弦支钢结构网壳进行健康监测。
结构的健康监测是对使用中结构的健康状况进行长期、不间断的监测, 随时发现结构异常情况并对异常部位进行定位和定量, 及时发出警报, 从而有效地避免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其中, 传感器位置的优化布置, 对于提高健康监测传感器的测量效率极为关键。
弦支网壳结构由上弦网壳、支撑腹杆和下弦索体三部分组成, 下弦索体预应力值由结构找形技术分析确定, 在结构中建立一种自平衡体系, 这一自平衡预应力通过支撑腹杆传至上弦网壳中, 最终转化为弦支网壳结构的竖向刚度。在材料的弹性范围内, 预应力越大, 弦支网壳结构的竖向刚度越大。因此, 下弦索体中索力的稳定是结构健康运营的重要保证。另外, 由于下弦索体中索力通过支撑腹杆传至上弦网壳之中, 上弦网壳所获得的有效支撑力不仅与索力大小有关, 还与腹杆支撑体系的工作状态有关。因此, 弦支网壳结构的传感器位置主要布置在下弦索体、支撑腹杆和上弦网壳之中, 由于下弦索体、支撑腹杆均为二力拉压杆件, 传感器位置易于确定。而上弦网壳箱形截面钢网格梁内力复杂, 故本文主要针对上弦网壳中的传感器的位置进行优化布置。
1 结构健康监测传感器位置优化算法
传感器优化布置技术就是构建一个最佳的传感器结构类型、数量及位置方案, 能够更好地获取结构的动力响应信息, 从而获得传感器成本与系统监测性能指标之间的最佳平衡。传感器优化算法实际上是组合优化问题 (整数规划问题) , 要进行传感器的优化布置, 首先要确定优化布置准则, 即优化目标函数, 然后确定优化布置方法, 即优化计算方法。
目前提出的传感器优化布置准则分为:识别误差最小准则、可观度准则、系统能量准则、模型缩聚准则、插值拟合准则等。以上各种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先确定传感器的最优数量, 然后再确定传感器的最优位置分布。在确定传感器的最优位置分布的算法上, 目前有经验布置法、非线性优化规划法和序列法等纯数学方法, 但上述各方法的优化过程和优化结果缺乏明确的力学意义, 故本文提出一种基于结构破坏模式的传感器位置优化算法, 即根据弦支网壳结构的屈曲模态分析结果和地震动反应分析结果, 选择应力热点敏感部位作为传感器的布置位置。
2 屈曲分析
网壳的稳定性问题包括线性稳定和非线性稳定问题。本文应用ABAQUS有限元分析软件对结构进行了线性屈曲分析以及非线性屈曲分析。
2.1 线性屈曲分析
结构的线性屈曲分析也称为特征值屈曲分析。经典线性稳定理论的控制方程为:
其中, [K0]为弹性刚度矩阵;[Kσpref]为与参考荷载Pref相对应的初应力刚度矩阵;λcr为与各阶失稳模态相对应的特征值。求得特征值后可由式 (2) 求得结构的失稳临界荷载:
本文在恒活荷载组合工况下, 采用Subspace方法计算了多重弦支网壳结构的前20阶屈曲模态, 表1给出了前5阶特征值。由表1可知, 结构前5阶屈曲特征值较为接近, 说明结构屈曲主要由前5阶模态控制。
2.2 非线性屈曲分析
结构的非线性行为主要来自于接触和大变形响应、塑性行为、初始缺陷等。非线性屈曲分析是通过逐渐增加载荷的方法, 搜索结构在何种载荷水平下开始变得不稳定。将特征值屈曲分析得到的结构1阶屈曲模态作为初始缺陷引入结构中, 之后使用弧长法求出结构的荷载—位移关系。
图2为三类结构分别考虑最大跨度的L/300, L/600和L/900的初始缺陷和不考虑初始缺陷的荷载系数位移曲线。
从图2可以看到, 结构考虑最大跨度L/300的初始缺陷的情况比无缺陷的情况下荷载系数峰值下降了26.7%, 说明结构对初始缺陷都比较敏感, 因此要特别重视构件加工和施工安装的质量。
3 地震作用分析
地震作用是建筑结构最有可能遭受的动力荷载之一。随着空间结构跨度的不断增加以及结构形式的不断变化, 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响应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为反映多重弦支网格梁结构的地震响应特性, 本文对多重弦支网壳进行了动力弹塑性时程分析。强震作用下结构的失效机理有多种情况, 包括强度破坏和动力失稳等。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动力稳定性可以参照B-R准则来判断, 即当荷载幅值的微小增加会导致网壳结构产生较大的特征响应时, 可将结构视为动力失稳。本文所分析的地震波选用El Centro波。地震波在结构的X (纵向) , Y (横向) , Z (竖向) 三个方向按1∶0.85∶0.65输入, 加速度峰值采用罕遇地震下的值600 cm/s2, 材料属性设为理想弹塑性。输入地震波前引入最大跨度L/350的初始缺陷。结构在三个方向位移最大节点的位移时程曲线见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到, 结构在X方向和Y方向的地震响应较小, 在Z方向的地震响应比较大, 约为另两个方向响应的10倍。这说明结构对竖向动荷载比较敏感。
本工程屋盖的网格梁部分总共有356根构件。预应力多重弦支网格梁结构下, 当加速度峰值达到1 600gal时, 纵向边侧一根构件首先进入塑性阶段。此后结构塑性区域缓慢发展, 加速度峰值达到3 200gal时, 有36根构件进入塑性阶段, 且都集中在跨中横向和左侧端部。此后, 随着加速度峰值的增大, 塑性区域发展速度明显变快。当加速度峰值达到4 200gal时, 有174根构件进入塑性阶段, 占构件总数的49.0%, 塑性发展已经非常深入, 可以认为结构因达到强度极限而被破坏。
4 传感器位置优化布置
综合考虑上述非线性屈曲分析和动力弹塑性分析两种情况, 选择其中共同的热应力点作为传感器的布置位置, 如图4中处于峰值和低谷变形位置的点, 均为热应力点。这些热应力点可作为健康监测中应力监测的重点位置。
5 结语
非线性屈曲和动力弹塑性失效是大跨度弦支钢结构网壳最可能发生的失效模式, 本文将这两种失效模式中共同的热应力点进行了综合与归并, 选择这些基于失效模式的热应力点作为结构健康监测的重点监测位置, 从而实现了对多重弦支钢结构网壳健康监测传感器的位置优化设置, 工程应用表明, 该方法具有较明确的力学意义, 适于在工程实践中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D.C.Kammer.Sensor Placement for On-orbit Modal Identification and Correlation of Large Space Structures[J].Journal of Guidance, Control and Dynamics, 1991, 14 (2) :251-259.
[2]D.C.Kammer.Effects of Noise on Sensor Placement for On-orbit Modal Identification of Large Space Structures[J].Journal of Dynamic Systems, Measurement, and Control, 1992 (114) :436-443.
[3]刘福强, 张令弥.作动器与传感器优化配置的逐步消减法[J].宇航学报, 2000, 21 (3) :64-69.
[4]傅学怡, 杨想兵, 高颖.多重弦支网格梁结构在山西体育中心三馆钢屋盖中的应用[J].建筑结构学报, 2012, 33 (5) :1-8.
多重结构 篇7
2015业年, 是中国鞋近年来最困难的一年。销售收入增速同比继续趋势性回落, 出口出现少见的负增长, 消费虽然整体仍上行, 但增长乏力, 进口消费仍然高速增长。
与此同时, 行业整体结构进一步优化, 运行效率有一定提升, 新的竞争优势正在重塑。运动鞋行业持续快速复苏, 户外鞋、童鞋、布鞋等细分行业也实现较快发展;线上销售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线上线下全渠道逐渐融合;行业加速引进自动化设备, 需要劳动力较多的关键工序不断实现自动化甚至半智能化操作, 3D设计、3D打印研发、真皮及辅料自动裁剪、小型流水线等不断引入生产过程, 行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少量多样、快速响应的能力不断提升, 不断适应并引领新的消费需求;水性胶使用比例不断提高, 车间及关健工序挥发性有机物集中收集、统一排放、末端有效治理在积极推进;中西部众多新兴产业集群在兴起, 区域纵深进一步拉长, 行业发展的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融资租赁、信息技术服务、节能环保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电子商务、商务咨询、服务外包、售后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品牌建设等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一、鞋业生产与营销
1、鞋业生产仍增长, 但销售收入增速继续回落
据统计显示, 2015年1~12月规上制鞋企业4505家, 累计完成销售收入7 437.75亿元, 同比增长6.97%, 增速回落1.92个百分点。与2014年同比回落0.48个百分点。
2015年1~12月规上皮鞋企业2624家, 累计完成销售收入4 660.64亿元, 同比增长4.82%, 增速回落2.33个百分点。利润317.55亿元, 同比增长1.49%, 利润率为6.81%。对应产量45.58亿双, 同比增长1.15%, 增速回落1.94个百分点。
布鞋企业561家, 主营业务收入914.88亿元, 同比增长11.49%。实现利润总额53.76亿元, 同比增长17.5%, 利润率为5.88%。
橡胶鞋制造行业企业数540家,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775亿元, 同比增长9.95%;利润总额37.68亿元, 同比增长11.15%, 利润率为4.86%。
塑料鞋企业586家, 完成主营业务收入781.87亿元, 同比增长10.12%;利润总额28.76亿元, 同比增长17.38%, 利润率为3.68%。
其它鞋企业194家。
2、销售利润率微降
2015年, 全国制鞋业行业利润总额450亿元, 同比增长5.46%, 增速回落3.8个百分点。销售利润率为6.05%, 比去年略有下降。从企业规模看, 大型企业利润率相对较高, 为8.4%, 中型企业为5.0%。
3、中部地区销售收入增速高于东部地区, 产业进一步转移
按各省份销售收入 (产值) 份额来看, 福建、广东、浙江三省占到全国65%, 其余各省占比均低于10%。销售收入前三个省份份额比上年占比略有下降。河南连续两年超过山东, 居全国第5位。分地区来看, 江苏、湖南、重庆增速高于全国。
二、鞋类出口国际竞争加剧
1、鞋业出口出现负增长
全年鞋类出口98.7亿双, 511亿美元, 同比分别下降8.1%和5.1%, 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9.6和16.9个百分点。20多年以来, 中国鞋类出口保持高速增长, 出口下降的年份只有1998年、2009年。与前两次出口下降不同, 本次下降周期中, 越南、印尼等主要竞争国家已经快速崛起, 而且一改前两次下降周期中与中国同步出口增速降为负值的现象, 同期仍然分别保持16.3%、9%的增长。
2、皮鞋出口量值同时出现双位数降幅
在过去10年间, 世界皮鞋产量相对稳定, 但由于鞋类产量不断攀升, 导致皮鞋在鞋类中的占比下降, 从最高峰30%以上下降为2014年的14%, 对应金额从60%以上下降到2014年的45%, 数量金领占比均达到历史最低。皮鞋占比下降的同时, 橡塑鞋、纺织面料鞋占比快速上升。
2015年皮鞋出口量值双降, 分别8.39亿双和121.29亿美元, 增速分别为-13%和-11.8%, 量值同时出现双位数降幅, 在过去只有2009年出现过。中国皮鞋出口所占份额自2002年达到顶点21.8%之后, 除2014年小幅回升以外, 逐年下降, 2015年占比为8.5%。金额占比从1999年最高值45.9%逐年下降到23.7%。
目前, 我国鞋类出口以橡塑鞋为主, 占到总量的60%。
3、传统出口市场所占比重继续下降, 贸易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欧 (欧盟) 美日是中国鞋业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 三者在出口数量中的占比逐年下降, 但2015年量值都有一定幅度回升。
东盟是中国鞋类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东盟成为中国鞋类出口量值的第三大目标地区, 2013年东盟占比达到12%, 为历史新高。2015年, 数量占比下降到9.2%, 但是金额占比略有升高, 占7.7%。从单价看, 出口单价较低。
TPP12国 (指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 同样是中国鞋出口的重要目的地。2015年, 量值分别占到33%、42%, 均比2014年有所提升。出口到TPP国家的增速高于全国出口增速, 数量增速下降3.4%, 金额增速基本特平。
4、国际竞争加剧
越南、印尼是世界鞋类前五大生产大国, 跟中国鞋类出口存在正面竞争。2008年以前, 中国鞋业出口年均增速高于上述两国。但金融危机后, 中国年均增速低于越南和印尼。除上述两国外, 2015年菲律宾出口增长79%, 葡萄牙增长1%, 西班牙11%, 巴西-10%, 土耳其-7%。
5、鞋靴零件及类似品出口
中国是世界鞋材出口大国, 2015年, 中国鞋靴零件及类似品出口重量为2.7亿千克, 24.1亿美元, 增速同比分别为0.2%、0.1%。
随着部分工厂转移到越南, 同时受益于TPP等诸多因素, 越南超过俄罗斯成为出口金额最多的国家, 出口额增速达51.1%。
三、鞋业进口保持高速增长
随着国内消费需求升级, 国内产品供给对于消费需求变化没有及时适应, 鞋类进口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15年鞋类进口数量增速32.4%, 金额增速20.1%, 进口单价增速为-3.4%。
1、进口纺织鞋靴增长
近几年以皮鞋进口为主, 但进口量占比逐渐下降。纺织鞋靴经过几年的连续增长, 2015年进口量占比与皮鞋基本持平, 达到38.62%。鞋类进口平均单价25.35美元, 其中皮鞋进口均价37.43美元, 纺织鞋靴进口均价18.46美元。
2、进口来源国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2015年, 中国从越南、印尼、意大利三国进口的鞋类数量、金额占比继续攀升, 达到77%和76%。这三个国家进口鞋类的量值近年来快速增长, 每年占比提高数个百分点。这一趋势与中国鞋类出口目的地结构逐渐优化刚好相反。
四、鞋类零售与消费
1、国内零售整体疲软, 鞋类零售增速继续大幅放缓
鞋类销售整体增速继续逐渐回落。2015年,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7%, 为2007年以来的新低, 其中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零售增速9.8%, 增速同样是近年来新低。2015年全年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同比下降0.1%, 增速相比上年回落了0.5个百分点, 也是自2012年以来增速连续第四年下降, 并且零售额首次出现了负增长。2011-2014年, 全国百家重点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分别为22.6%、10.8%、8.9%和0.4%。
受电商冲击、成本上涨、库存危机、线下实体过剩等因素影响,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3000家重点零售企业鞋帽增速3%, 在数年连续回落的基础上继续回落1.8个百分点。全国百家重点零售企业量增值跌。同时, 由于全渠道竞争越来越激烈, 电商占比不断提升, 鞋类整体零售单价持续下滑。2015年线下渠道及线上渠道零售单价分别下滑约8%、12%, 进一步挤占了企业经营利润。
2、体育用品行业领先品牌全面回归高增长
随着国家出台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等措施, 尤其是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 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 以及2015年足球改革, 申办冬奥会等, 为体育用品市场注入了强大活力。国内体育用品行业整体从2011年开始进入下行周期, 经历了数年的深度调整, 领先品牌开始率先复苏, 2014年开始V型反转。
2015年, 体育用品行业领先品牌实现了快速增长, 单个企业销售收入首次突破100亿元, 众多领先体育用品品牌实现10%以上甚至20%以上增速, 领先品牌整体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不但国内运动品牌表现抢眼, 耐克、阿迪等国际品牌, 在中国市场同样实现两位数增幅, 体育用品行业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
3、国内皮鞋品牌整体下行调整
消费低迷, 折扣加大, 但综合成本费用继续刚性上涨, 电子商务、购物中心百货分流部分传统百货和街边店人流, 同时, 消费趋势逐渐发生变化, 企业处在调整过程中, 加上运动风格产品挤占市场, 国内非运动鞋行业, 尤其是皮鞋行业, 自2013年开始增速大幅放缓, 2015年这一趋势得以延续, 从同店销售增速看, 领先品牌全面转入负增长, 而且下滑幅度逐季度增大, 利润下滑, 整体处在本轮调整周期的谷底阶段。
4、户外品牌仍保持较高速增长
受大环境影响, 同时由于基数不断增大, 户外用品行业发展增速回落, 但仍保持在10%以上增长。2015年户外用品零售总额221.9亿元, 同比增长10.5%;出货额123.1亿元, 同比增长12.2%。
2015年, 户外用品市场专业户外店和电商平台店分别增长51家和15家, 达到2216家和673家, 而百货商场店则降至7451家, 较去年同期减少421家。在2015年商城零售总额首次出现负增长, 下降3.61%至112.3亿元, 电商渠道则增长迅猛, 电商零售总额达到70.5亿元, 同比增长50.32%, 占比达到31.77%。
5、线上红利消失, 增速趋缓
2015年, 网络零售的市场红利逐渐消失, 线上销售增速回落明显。2015年全社会网上零售额38773亿元, 比上年增长33.3%, 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2.9%, 其中穿着类线上零售增速21.4%, 累计增速呈逐月回落态势。PC端电商占比越来越小, 移动端交易成为主流, 而且移动端占比未来仍将进一步提升;“网红经济”风生水起, 自品牌在淘品牌基础上兴起。
多重对话创新阅读 篇8
一.走进文本, 自读感知, 恰当选择话题。
导入课堂后, 学生在自读中, 运用已有的生活体验、情感积累和知识储备与文本进行“对话”, 对文本的内容和表达方式整体感知, 感知言语作品的“语表层”。
教师要相信学生, 根据不同课文的情、趣、理、义等特点, 触动学生的内驱力, 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并检测学生的阅读效果, 或抽读课文, 或同桌互读检查, 或四人小组读评等。在此基础上, 让学生运用规范的言语谈谈对课文的整体感知, 鼓励学生个性化、有创意的表达。
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先引导学生看题目, 从中可获取哪些信息?产生哪些疑问?学生很容易抓住“从……到……”, 看出文章大致包括两部分, 写了两个地点的两种生活。对于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则及时加以梳理, 使之系统化。同时, 要因势利导, 相机选择巧妙的话题, 顺水推舟进入下一教学环节。
二.咀嚼文本, 品读精思, 自主领悟话题。
选择文本独特的言语形象、言语蕴含、言语情感、言语音韵、言语规律等有价值的、易展开的话题作为对话的主题。让学生抓住这些能积累语言、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发挥个性、健全人格的话题, 通过对文体中的言语进行熟读精思, 切己体察, 含英咀华, 自主领悟话题, 产生个性化的感悟。
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学生已从初读中整体感知文章写了两个地方的生活, 那么这两种生活作者是怎样评价的?你更喜欢哪一种生活?这一话题的设计体现了学生与文本的对话, 教师要尽可能地让学生用个性经验、情感对作品进行解读, 通过文本和作者进行心灵的对话。只有当学生达到心求通而未得, 口欲言而未达的“愤悱”状态时, 教师才可用启发、点拨、暗示等方式给他们以启迪, 引导他们进一步熟读、精思、观察、体验、想象。
三.透析文本, 研读探究, 多元解读话题。
萨特说:“阅读是一种被引导的创造。”阅读成为思维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 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读者的阅读, 尤其是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 正是一种共同参与以至共同创造的过程。学生在阅读中, 并不是消极地接受、索取意义, 而是积极主动地发现、建构意义, 甚至创造意义。
文本是“言”和“意”的统一体。学生抓住话题, 通过对文本言语熟读精思、含英咀华后依据自己的生活阅历等, 产生个性感悟, 赋予文本以全新的意义和阐释, 从而使文本的意义不断地开拓和建构。
如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前后两部分联系起来思考, 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怎样的思想感情?学生可以将两部分的关系看作是对比, 表现儿童热爱大自然、喜欢自由快乐生活的心理, 同时对束缚儿童身心发展的封建教育表示不满;也可以将两部分的关系看作是统一的, 即通过回忆, 表现作者儿童时代对自然的热爱、对知识的追求, 以及天真、幼稚、欢乐的心理。
四.延伸文本, 活读运用, 拓展创新话题。
现代阅读教学强调对文本的多元解读, 在强化个性体验、感受性阅读的基础上, 《新课程标准》把培养学生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能力的目标, 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探究性阅读是对学生多方面能力的一种挑战, 也是综合实践性的阅读, 它要求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方法进行综合运用才能完成阅读。在这一过程中, 感知、领悟、运用、积累文本的鲜活言语, 掌握恰当而又得体地运用语言进行表情达意的言语技能和技巧, 学以致用, 是阅读对话教学个性的体现。
这一环节中, 教师要让学生活读课文, 以教材作为学习语言的蓝本, 根据教材的言语特色, 设计多种动态的言语实践, 迁移运用文本言语, 让学生在拓展创新的话题下, 将学得的消极语言转化为积极的言语, 并在迁移运用中进一步实现言语和精神的同构共生。
多重角色随心切换 篇9
下面以两个教学片段为例。
1. 苏教版四年级上册《桂花雨》教学片段:
师:仔细默读第三自然段。边读边把描写小琦君的语句找出来,想想你从哪些字眼体会她的摇花之乐,写上自己的读书体会。
生:我从“摇桂花对我是件大事,所以老是缠着母亲问:‘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这句话看出摇桂花对小琦君来说是一件乐事。尤其从“缠”字感受到这一点。
师:那么,我们不难想象,秋天到了,桂花树上结出了大大小小的花蕾,小琦君看见了,便开始缠妈妈了。现在我就是妈妈,谁来缠缠我?
生:“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
师:“还早呢,没开足,摇不下来的,必须等到开得新鲜完整的时候才能摇,孩子别心急,做作业去吧!”
日子一天天过去,花越开越旺,香气也越来越浓,小琦君更是心急了,不停地缠着母亲问:
生(齐读):“妈,怎么还不摇桂花嘛!”
师:同学们,小琦君这么一遍一遍地缠着母亲问,这是为什么啊?
这个片段中,围绕引导学生感受“摇花乐”这个教学目标,教师时而是教者,引导学生静心读书,品读字词,感受快乐;时而是讲故事的人,讲述小琦君缠妈妈摇桂花的故事;时而是文中的“母亲”,和同学们扮演的小琦君对话。学生也跟随着在文本中进出来回,一会儿跳出文本变身为天真烂漫的小琦君,一会儿回归文本做潜心读书的小读者。多重角色的随心切换,多维空间的自由穿越,让师生对文本的解读更加深刻、多元,也使课堂成为一个开放、灵动的互动平台,体验“摇花乐”对孩子们来说也自然水到渠成。
2. 苏教版二年级下册《木兰从军》教学片段:
师:木兰决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可是她的家里人会同意吗?
生:不同意。
师:想一想,他们会怎么劝木兰?木兰又会怎么说服他们呢?请同学们同桌互相讨论。
师:现在我就是木兰,谁来劝?
生:姐姐啊,你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可是欺君之罪啊!你千万不能去。
师:弟弟,谢谢你一番好意。可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家父亲年老多病,难以出征;你年龄又小,还不到当兵的年龄。姐姐我理应为国为家分忧啊!
师:木兰好不容易说服了他的弟弟,可在一旁的父亲、母亲早已焦急万分,他们又来劝了。
在《木兰从军》一文的教学中,木兰如何说服家人同意她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是教学的难点,也是课后的练写题,这个教学片段借助教师多重角色的自由切换,比较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难题。教师角色的不断切换,较好地实现了从“示范说服”—“学习说服”——“互相劝说”的过程,为课后的练“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城市绿化多重挑战 篇10
然而多年快速发展之后的隐忧亦开始逐一暴露。
鲜为人知的是, 国内许多城市对外来名贵树种的盲目引进造成了外来物种的入侵。据统计,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林业有害生物发生面积最大、造成损失最重的国家。为追求美观而大量种植单一草坪和树木形成的大面积绿地, 亦令许多区域变成生物种类极为单一的“绿色沙漠”。
如何在高速发展的同时, 通过科学、合理的方式将城市绿化由只重数量增长的粗放模式向质量兼顾的生态模式转化, 将考验城市绿化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
突飞猛进
新中国刚成立时, 全国城市园林绿化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据1949年统计, 全国设市城市为136个, 只有城市公园、绿地112处。
经过多年努力, 2008年, 我国城市绿化覆盖率已由2000年的28.15%上升到36%,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2000年的6.52平方米增加到8.6平方米, 城市环境也得到了大幅改善。
扭曲的“绿化”
近几年由于城市绿化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种种追求“短平快”的行为也开始涌现。
由于树木成长慢、栽种成本高, 国内许多城市往往热衷于种植大面积的草坪, 甚至许多当地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不适合种植草坪的城市也掀起了“草坪热”, 铺就大面积的草坪。
事实上, 尽管草坪的一次性的成本投入较树木低, 铺设速度快, 但生态效益却大大低于树木。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伦敦政府组织的一次调查就显示:在单一草坪和树木形成的大面积公园绿地中, 生物种类极少, 鸟类不超过10种, 蝴蝶一只也观察不到。
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主任李皓认为, 许多公共场所的草坪都被要求不高于8公分, 而这样的草坪根本就没有绿化效果——不能吸尘、不能降噪、不能保水、不能减少城市热岛效应, 也不能发挥生态方面的功能。
此外, 其高昂的维护成本和对水的大量需求也往往引起各种“后遗症”。
“大树进城工程”曾经是很多省会以上城市加速城市绿化步伐的“有力措施”。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行为不仅造成树木原生地森林资源和自然生态、景观的破坏, 而且移植成活率低, 对森林资源保护和城乡绿化事业发展也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探索城市绿化之路
在立体绿化道路上, 北京、上海是走在最前头的。早在2005年, 北京市政府就召开专门会议明确规定, 以后新建各种大型绿地时, 绿地率不得低于60%, 乔木树种不得低于70%, 非林下型草坪不得超过30%。各级绿化部门在今后的大绿地建设中, 将注重规划, 在种植结构上, 以期形成乔木为主、乔灌藤花草相结合的复层绿化模式。
而上海则针对当地春季开花品种少, 秋季缺少色叶树种的特点, 开展了“春景秋色”示范工程, 累计推荐开花灌木、色叶乔木新优品种360多种, 增加物种的多样性。仅在世博园区内, 据不完全统计, 将引种的植物种类可能就将达数百种。
近年来, 上海、北京等城市还出台各种相关政策推进屋顶绿化等创新绿化手段。上海市静安区提出, 凡列入当年屋顶绿化实施的项目, 每完成1平方米奖励10元。而北京市纳入计划的屋顶绿化, 业主单位也能享受政府补贴, 标准为每平方米50至1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