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增长

内生增长（精选十篇）

内生增长 篇1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 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入了又一次的繁荣。1986年, 保罗·罗默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递增报酬和长期增长》, 标志着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时期的开始。在索洛模型中有三个主要的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但是, 这三个经济变量显然又应是由人们的经济行为所决定, 它们的外生性假定既会使模型丧失一定的理论价值, 也会制约模型的现实解释力, 因此, 如何将它们内生化就成为索洛之后增长理论发展的方向。首先, 卡斯和库普曼斯在引入了拉姆齐的跨期可分效用框架后, 可将储蓄率内生化, 从而避免了索洛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动态积累的无效率, 同时保持了条件收敛的结论。但是, 仅仅将储蓄率内生化并不能避免长期的人均正增长需要外生的技术进步来支持这一结论。其次, 外生的连续技术进步是索洛模型中长期人均增长的惟一源泉, 这是后来的研究者最不满意并且投入大量的研究试图努力来改进的地方。这方面的工作可分成两种类型:非报酬递减型和内生技术进步型。

二、非报酬递减

索洛模型中的条件收敛性质或者正的长期人均增长依赖于外生技术进步的性质都是源自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假定。因此, 构造内生增长理论的途径之一正是设法消除掉可积累要素所经历的报酬递减的长期趋势。关于报酬递减或递增的讨论由来以久,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理解生产过程中的基本要素。如果只是在传统的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要素的话, 则实物资本、劳动以及土地所经历的报酬递减可以说是合理的。但是, 技术进步或知识对于生产的贡献则很难说是报酬递减的, 因为知识不同于一般的物品, 它的使用在一定的意义上是非竞争性的。如果考虑到知识的这一特殊性质, 传统的规模报酬不变的生产函数就会遇到技术上的困难。因为竞争性投入将会把最终产品分配净尽, 从而非竞争性投入将无法获得补偿。因此, 如果在生产函数中引入非竞争性生产要素, 原有的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就会被破坏, 这就是最初的内生增长模型假定规模报酬递增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 非竞争性的知识是如何产生?又是由谁来提供的呢?一种简单的办法是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 例如索洛模型以及内生增长模型都是采取这一办法。但是, 这两类模型在关于知识的假定上又有重要的区别, 索洛模型直接假定知识是外生给定的, 同时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 而本节的模型则是通过假定投资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 而知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 并且一经获得就具有了公共物品的性质。另一种办法则是在保证知识使用的非竞争性的同时, 赋予知识的使用以一定的排他性, 从而知识的发明者可以通过这种对知识的垄断权而获得一定的垄断利润, 以此作为对知识创造者的激励。这就意味着, 如果要想将知识资本引入增长模型, 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完全竞争框架, 这是内生技术进步模型的主要思想。

罗默模型和卢卡斯模型是内生增长理论的开端标志。罗默模型秉承的是扬的报酬递增和阿罗的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的思想, 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现在一般认为扬是最早将报酬递增思想应用于解释长期增长的经济学家。但是, 在扬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出现反映其思想的正式模型。阿罗重新激活了将报酬递增思想应用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兴趣。阿罗认为, 递增报酬的出现是由于在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会有新知识产生, 并且这样的知识一旦产生即成为公共物品, 从而递增报酬对于单个企业来说是外部经济的。罗默继承了这一思想, 他假定知识是一种具有递增边际产品的资本品, 并且当其他的投入要素给定时, 消费品的生产是知识存量的函数。这一模型仍然容许完全竞争的框架, 实质上并没有真正地刻画出知识本身的特征, 而只是通过经济的外部性来间接地捕捉知识资本的效应。卢卡斯模型也将知识处理为公共物品, 但是和罗默不同, 卢卡斯秉承的是宇泽的思想, 强调人力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外部性。宇泽使用了索洛的总量生产函数, 同时又提出了另一个联系于生产有效性的生产函数。在这样的两部门框架下, 模型呈现出内生的可持续增长。

卢卡斯继承这一思想, 并且明确地将第二个生产函数界定到人力资本的使用上。其实早在宇泽和卢卡斯之前, 舒尔兹和贝克尔就已经提出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在卢卡斯看来, 人力资本理论的重点应当是研究经济个体如何在当前有效地配置其时间资源于各种活动当中, 以提高其在将来的生产率水平。如果要想将人力资本引入增长模型, 就必须包括以下两个因素: (1) 人力资本的水平会影响到当前的生产; (2) 当前的资源配置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基于这种想法, 卢卡斯构造出了一个较宇泽更一般化的两部门增长模型。如果单从罗默和卢卡斯所构造的模型来看, 他们都假定了报酬递增的生产函数, 但是从产生内生增长的机制上来说, 这两个模型是不一样的。在罗默模型中, 由于知识的积累存在外溢效应, 这使得知识资本的平均产品不再递减, 从而克服了资本的报酬递减趋势, 长期的人均正增长得以实现;而卢卡斯模型只是一般的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的一种特殊形式, 一般来说, 在具有人力资本的模型中产生内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资本的报酬率依赖于物质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相对比例, 当这两种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时, 递减报酬就不再适用, 从而稳态的正增长得以实现, 在这种意义上, 可以说人力资本是对技术进步的一种替代。巴罗和萨拉-伊-马丁证明了, 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 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历经报酬递减的, 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内生增长。

三、内生技术进步

真正地将内生技术进步引入增长模型的奠基性工作是罗默、阿洪和豪伊特以及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 罗默讨论的是产品种类的增加对于增长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 新产品的开发类似于基础创新的活动, 其中所需的知识是一类特殊的物品, 既不同于普通的物品, 也不同于公共物品。一般来说, 普通物品是竞争性的, 并且也是排他性的;公共物品一般是非竞争性的, 并且也是非排他性的。罗默认为, 对于经济增长最有意义的情形, 也是最能体现技术进步特征的知识物品一般是非竞争性的, 并同时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对于这类知识的创造者来说, 他们一般会在创造之初申请专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人的使用, 这种垄断权力正是模型得以产生内生增长的关键。如果我们将罗默1990年文献中所描述的产品种类增加型的技术进步称为水平方向的创新的话, 则阿洪-豪伊特模型所定义的技术进步类型可称为垂直方向的创新, 这种类型的技术进步描述的不是新产品的开发, 而是已有产品质量的不断改进。

基于熊彼特提出的“破坏性创新”思想, 阿洪和豪伊特构造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 其中的增长源泉正是垂直方向的创新, 而这种创新是由竞争性的研究部门提供的。在任一时期当中, 研究活动的数量取决于下一时期当中研究活动的期望数量, 这是因为下一次创新会导致当前垄断利润的完全丧失, 而下一次创新的成功概率的大小则取决于研究活动的多少, 因此, 期望的将来的研究活动越多, 从事当前的研究活动的积极性就越低。在阿洪-豪伊特模型中, 经济的产出取决于整个经济范围内研究活动的数量, 而作为随机变量的增长率本身, 其均值和方差都是关于创新规模、技术型劳动的规模以及研究活动的生产率的递增函数, 都是关于代表性个体的时间偏好率的递减函数。

关于产品质量改进型技术进步, 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在1991年的另一篇经典文献中构造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多物品模型, 但其中的原理和罗默类似, 他们并没有使用“破坏性创新”这一说法, 而是将他们的技术进步类型称为质量阶梯。无论是在罗默1990年的文献中, 还是阿洪和豪伊特1992年的文献中, 影响到增长率的参数基本上也是影响到这两个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水平的参数。无论是人力资本、科研的效率 (或创新的概率) , 还是技术型劳动的投入, 创新的规模, 首先影响到的都是技术进步水平, 而技术进步又会进一步带动产出的增长。

因此, 产生内生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技术进步, 这正是此类模型区别于通过非递减的资本报酬来实现内生增长的地方。技术进步也从根本上不同于索洛模型中的外生技术进步。在罗默模型和阿洪-豪伊特模型中, 技术的进步是通过市场机制来驱动的, 是内生的。而在前面所讨论的各种增长模型中, 无论是索洛模型, 还是具有外部经济的增长模型, 都是将知识作为纯粹的公共物品来考虑, 从而无法对知识的增长给出内生且合理的解释。上述技术进步类型都是产品创新方面的, 并不涉及到过程创新。但是, 如何将过程创新模型化并整合进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仍是增长经济学领域中有待开发的课题。

参考文献

[1]胡怀国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发展与争论宁夏社会科学2003

[2]刘剑内生增长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明.人文杂志2004

[3]赖明勇, 张新, 彭水军, 包群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研究开发与技术外溢.中国社会科学2005

[4]易纲, 林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社会科学2003

[5]郭杰内生经济增长与我国政府支出结构的调整教学与研究2004

[6]陈超, 王海建环境外在性与“干中学”内生经济增长预测2002.

内生增长 篇2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江苏转型着力内生增长机制 篇3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江苏抓住了两次大机遇——乡镇企业崛起和开放型经济大发展，实现了经济发展的两次飞跃。当前，江苏面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和新挑战，正在积极推进新一轮经济转型发展，这是更重要也更加艰难的转变。

警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江苏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大力实施经济国际化发展战略，开放型经济取得了辉煌成就：截至2011年底，全省累计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5891个，实际利用外资2533.7亿美元；2011年进出口总额达到5397.6亿美元。

但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粗放发展的矛盾不断累积，江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难以支撑。2009年，江苏人口密度比广东、浙江、山东分别高出40%、48%和26%，但建设用地占比是广东、浙江的2倍；人均水资源仅为广东的31%、浙江的29%，但单位GDP的水消耗比广东、浙江、山东分别高出36%、85%和146%；工业废气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也显著高于粤、浙、鲁。

其次，引进的产业主要是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环节，附加值不高。跨国公司投资的实质是利用廉价资源，随着土地、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低生产成本优势难以长期持续，更无法适应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

第三，对国际市场的高度依赖，风险巨大。2007年江苏的进出口额与GDP之比达104%，出口依存度接近6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需求大幅下降，给江苏经济带来严重冲击。

增强内生增长机制

事实上，早在2005年一直领跑江苏经济的苏南地区就出现了调整迹象，由于土地紧缺、招工困难、成本上升，经济增速开始放缓。作为应对，苏南地区在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的同时，以生产性服务业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软件外包等。

目前，江苏在转型发展上已经形成了以下基本共识。

第一，转型升级是江苏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江苏经济发展的又一次重大挑战和机遇，只有率先转型才能继续率先发展。

第二，从模仿走向创新，是江苏经济转型的核心。江苏能在区域竞争中脱颖而出，本质上是成功模仿的结果——在“老大哥”上海带领下发展乡镇企业，向广东学习开放型经济，向浙江学习民营经济……但长期模仿也带来了粗放增长、结构失衡等矛盾，并日益成为严重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瓶颈障碍。

第三，增强内生增长机制是江苏经济转型的重点。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警示是单一依靠出口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江苏要实现经济持续领先的目标，必须着力增强经济的内生增长机制，让经济发展回归本源，形成开放经济和内源经济双强、两轮并驱的发展格局。

新兴产业不能一哄而上

从目前情况来看，江苏经济的转型升级取得了初步的显著进展。

一是转型发展理念逐步树立。江苏各级政府都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中心工作和主要任务，部分市县明确宣布不再以GDP指标考核官员，将专利授予、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居民生活、社会建设等指标的权重加大；二是科技创新步伐大大加快。2011年全省研发经费开支达1070亿元，占GDP比重由2005年的1.48%提高到2.20%；专利授权量由2005年的1.36万件增加到20万件，居全国第一；三是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经济结构有所改善。2011年江苏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等新兴产业销售达26090.3亿元，比上年增长26.4%。200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5.6%，2011年已提高到42.6%。

但江苏经济转型升级与体制障碍和深层次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例如，激烈的区域竞争导致盲目转型，发展新兴产业一哄而上；少数地方官员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或换汤不换药，将GDP增长竞争片面视为专利数量竞争；财政体制的弊端也迫使一些地方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缺乏足够底气。因此，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已到了必须解决体制障碍的攻坚阶段，江苏率先发展率先面对，无可回避，唯有以率先改革的勇气破解发展的难题。

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篇4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 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 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 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 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 同时, 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 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 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 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 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 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 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但同时认为, 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 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 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 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 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 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 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 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 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 其基本公式为: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 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 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 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 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 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产生内生增长理论, 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 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 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 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 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 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 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 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 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 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 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 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 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 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 (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 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 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 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 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 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 但对于整个经济, 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 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 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 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 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 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 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 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 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 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 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 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 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 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 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 而且还是内生的, 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 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 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 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 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 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 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 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

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 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 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 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 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 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 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 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 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 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

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 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 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 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 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 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 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 其他的人 (或公司) 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 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 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 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 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 当新技术出现时, 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 增加其收益, 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 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 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 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 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 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 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 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 产品回报期较长, 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 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 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 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 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 由于其回收期长, 前期回收率低, 流动性差, 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 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 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 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 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 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 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 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 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 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 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 并在本国积极传播, 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 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 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 我们在引进技术时, 要进行科学的选择, 避免重复引进, 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 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 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 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 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 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 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 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 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 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 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 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 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 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 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 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 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 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 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 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 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 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 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 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 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 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 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摘要：我国目前仍作为发展中国家,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 为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 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 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 2009.14.

[2]吴易风.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辨析.学术月刊, 2003.2.

内生性增长中的三方博弈 篇5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透露出调结构的意图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许多投资者依然对主题投资意兴盎然，海南、新疆、西藏、重庆，还有很多人在打探东北的重新振兴、长三角的联合振兴等等。

这其实是对外生性增长的留恋。

《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外生性增长已经接近尾声，内生性增长将会是投资的主线。理由如下：

财政政策不一样的“积极”

2010年政府将继续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此积极与彼积极显然差别极大。

2009年财政政策是积极地扩张，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对于“铁公鸡（基）”情有独钟。2010年则是积极地为结构调整必然带来的失业增加与人民福利诉求提升买单，为消费品的普及与升级增加支出。此为其一。

其二，与2009年一样，政府依然在积极地增加税收。但今年政府将会动用财税手段积极地推进收入分配体制的变革，这突出表现为对垄断性行业的工资总额进行控制。

其三，积极地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并运用税收手段严厉地调控房价。

其四，政府积极地防范潜在财政风险，这显然会抑止地方政府负债扩张的步伐。当地方投融资平台被暂停后，地方政府的投资必将成为重大问题。

货币政策并非适度地宽松

M2增长17%，新增贷款7.5万亿，这显然不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特征。当政府将资产的泡沫视作未来公共風险的来源时，唯有通过严厉的数量控制才能将多余的流动性驱赶到实体经济中来。大家所关心的加息等价格管制将会在数量控制已经取得成效之时、在宽松政策转向正常政策时，方能释放出来。

与之相适应，政府也不会允许人民币升值来影响整体经济的恢复。报告中，总理敦促发达国家放开对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这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信号：升值是有条件，只要你放开管制，我们肯定买你们的。对此我们也有一个判断：人民币不会轻易升值。

今年“三八”或许是真的

连续几年，政府对通胀与增长的容忍度都是“三八”，投资者基本不把它当一回事。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今年的三和八有可能是真的。对于经济增长率的8%来说，这远低于25家市场机构之前预测的今年经济增长9.8%。

当政府将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并且坚持以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首要目标时，保持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当过剩的流动性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时，3%的通货膨胀率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但同时政府有很强调控能力，我们预测2010年的CPI同比增长3.4%。

保增长、调结构与防通胀真的好复杂

结构调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相当的大。当保增长、调结构与防通胀的目标融汇在一起时，宏观调控真的成了一门艺术。理论上，这三者是很难统一的。

在2012年政治周期到来之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是有冲突的，这显然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从而加大了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当外生性增长的动力在二季度开始衰退减时，城市化下移带来的收益还无法收获时，春夏之交的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着踏空的风险。

从以虚彰补实到以虚补实

2009年的资本市场是受到政府青睐的，它突出表现为“以虚彰实”，资本市场是一道风景。2010年，政府开始“以虚补实”。加大融资力度，并且防止信贷资金流入资本市场，防范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的重起。从长远来看，虚实不再分离有助于经济的复苏，短期来看，则看不出利好的出现。

内生增长 篇6

一、廊坊市产业经济总量演变与结构优化

廊坊2005年GDP为621.22亿元, 2008年突破了1000亿元, 2012年达到了1793.8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05年的16.2:54.1:29.7转变为2012年的11.0:54.0:35.0。近年来, 特别是自“十一五”规划以来, 廊坊市产业体系调整优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三二一”的产业格局越来越明显, 这为廊坊未来时期经济较快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经济总量和三次产业结构都有很大的进步, 但就三次产业结构与国内国际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相差很远。从最近几年的发展来看, 廊坊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基本没有变化。创意产业和高端服务业等这些第三产业发达的突出特征在廊坊并不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 第三产业的技术水平还不是很高。

对于廊坊市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 由于条件限制没有找到具体的数据, 但是我们可以参考河北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的平均水平。到2011年河北省三次产业从业人员结构为36.33:33.31:30.36, 我们据此可以推断:廊坊的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接近这个平均水平。廊坊第一产业就业结构明显高于产业结构, 这说明第一产业的技术水平很低, 聚集了大量的劳动力, 内生发展力不足,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同时, 廊坊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相对于产业结构占比偏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廊坊的第二产业比较发达, 具有明显的高技术、低能耗的特征。

二、廊坊地区技术创新的演进与分析

1. 技术创新的演进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 整个中国经济均处于粗放式的增长阶段, 大量资源和资本的投入, 带动了产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有资本都注重规模扩大等方面的投入, 而用在研究开发等技术创新的部分却微乎其微, 廊坊也不例外最主要的变现就是有关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专利授予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等方面的数据在各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公报中和统计年鉴中很少提及, 技术创新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20世纪80年代, 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基本方针这个大的背景下, 廊坊也开始关注科学技术的发展, 具体表现是专利的授予量、签订技术合同的数量、高新技术产值和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等指标的出现。自2005年以来, 每年专利授予量、签订技术合同数量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都在不断地增长, 并且增长速度较快。在最近4年, 其中专利授予量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9%,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32%, 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平均增长率为32%, 技术交易额平均增长率为35%等。这说明廊坊越来越重视技术创新, 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创新活动, 投入创新的资金越来越充足。同时技术创新也为廊坊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

2. 廊坊技术创新仍处于较低水平

虽然廊坊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在不断提升, 但其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水平。国际上一般采用研发经费占生产总值比重、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我们选取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这个指标。2005年以来, 廊坊GDP一直都保持着快速的增长, 其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 到2012年达到了19.0%。而作为近邻的北京在2010年就已经达到了19.56%, 可见廊坊的技术创新水平还不是很高, 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影响技术创新水平的因素有很多, 但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研究经费的投入。“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这个指标要达到2%;在“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中, 再次提出2015年达到2.2%, 可见研究经费投入对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从有关数据来看, 目前廊坊在研究经费的投入上还非常欠缺,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技术创新。

影响创新能力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费的投入结构。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数据资料, 但是通过调研分析发现, 廊坊地区有限的研究经费投入和对研究人员培养多数集中在大中型和国企, 使得大量有创新潜力和创新需求的中小企业缺乏足够的研究经费和研究人才, 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诞生。跟内生增长理论是一致的:当创新资源倾斜于大企业时, 创新能力和效率必然低下。

3. 专利开发等科学技术难以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廊坊市专利授权量基本上保持着快速增长趋势, 最近4年增长特别明显, 但是专利授权量与GDP增长之间没有同步的迹象 (见图1) 。这说明当前廊坊专利开发多数是交差应付式的, 而并没有或者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自2005年以来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趋势, 但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与GDP增长率之间并没有反映出同步增长的关系 (见图2) 。因而可以推断廊坊产业成长主要是以量的扩张为核心, 科技创新没有展示出对产业增长的突出贡献。即便是最近几年廊坊技术创新能力有一定的提高, 但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的相互推动作用有限, 贡献率依然不足。

廊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取得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的, 在耗费巨大资源和高昂环境成本的前提下, 获得了有限的效益。自身的研究成果没有真实的产生实效, 多数技术都是靠引进, 但真正决定一个地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和可循环发展是难以靠引进来完成的。

图1 2005~2012廊坊专利授予量与GDP增长率之间关系

图2 2005~2012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与GDP增长率之间关系

4. 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产业结构的变动是产业体系高级化、合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体现的是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对传统产业的替代, 其中蕴含了技术创新的巨大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不但证明了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也同样印证了技术创新对产业体系调整升级的巨大推动作用。技术创新的直接表现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直接作用就是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对新产品的需求, 调整了不同产业的份额, 从而促进产业体系的升级。我们从专利授予量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来看, 廊坊在过去10年中, 专利授予量的增长与第三产业比重的增长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尤其是2008年以后, 第二产业比重开始下降, 第三产业比重一直在上升, 而这段时期专利授予量的增长速度表现的更快 (见图3) 。廊坊专利授予量自2005年以来, 增长的速度就非常快, 由于技术创新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技术创新促进了廊坊产业体系的优化, 但是这种优化因为创新能力和将新技术转换成现实生产力能力等的不足而远未到位。如果用高新技术产品增加值代替专利授予量指标, 我们同样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 (见图4) 。

回顾廊坊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 可见廊坊三次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但是结果并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了, 技术创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能力有限, 并没有像发达国家和地区那样展示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动作用, 充分体现内生发展力。

三、提升廊坊地区内生发展力, 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几点思考

近年来, 廊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 是河北省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之一。但是相关研究也表明, 这种快速的发展是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能源为代价的, 这种外生经济增长的模式根本无法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可循环。根据内生发展的理论和我们上述的分析, 要提升廊坊的内生发展力, 保证廊坊经济进一步增长和经济的可持续可循环,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 要严格按照“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精神, 加大研发经费的投入,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使投资和出口等外生动力拉动的经济发展转变为依靠消费需求增长和技术进步拉动的内生经济发展。

第二, 合理安排研发经费, 特别是要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人才的培养, 逐步形成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提升廊坊整体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 增加高新技术产值, 为廊坊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添加新的血液。

第三, 对于专利的授予要严加控制。。一项专利不仅是一项新技术, 更重要的是其转换成现实生产力的能力。对于通过审查的专利, 要加强跟踪调查, 最大限度地保证将其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 真正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实效。

第四, 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式”, 要注重产业体系优化调整, 努力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 发挥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创新的相互带动作用。

第五, 廊坊市政府要坚定不移的保持在促进廊坊经济快速、持续和可循环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要不断地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各种制度环境, 建立健全用人用工机制等各种保障措施, 为廊坊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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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5-2012各年廊坊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断加强 篇7

受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及多种经济因素叠加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潜在生产率有所下降。然而, 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改变, 内生增长动力依然可期。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通过梳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强大引擎

从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构成情况看, 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 对于扩大内需、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近几年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 已步入快速发展期。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2012年的7.1亿, 30多年来增加了5亿人, 其中有相当数量是进城的农民工。城镇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2年的52.6%;农村人口比重由82.1%下降到47.4%。2012年, 城镇人口达71182万人, 比上年增加2103万人, 城镇人口比重达52.6%, 与上年相比上升1.3个百分点;乡村人口64222万人, 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比乡村人口多6960万人。

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看, 城镇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城镇化率处于30%-70%之间是城镇化中期阶段, 发展速度相对较快。2002年至2012年, 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4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 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00万人左右。

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镇化并不是孤立的, 常常和工业化联系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讲, 工业化是创造供给, 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 是扩大内需、拉动增长的持久动力。城镇化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 同时还产生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因此, 如果安排得当, 城镇化将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从国际经验看, 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左右, 一个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才会稳定下来。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刚刚超过50%, 如果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需要近20年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70%的水平。因此, 即便在世界经济衰退长期化的大背景下, 我国的城镇化仍能长期有效地支撑我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民生性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持久

近年来, 国家将改善民生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加大对民生工程的投入、改善居民生活质量、增强消费能力、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这是在新形势下我国实施的一项利国利民的重大战略政策, 意义重大。

其一, 加快民生工程建设, 能更快、更直接地促进广大消费者、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近年来, 各级政府加大了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 居民从中受益很大, 但在一些民生领域仍存在“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好学校难”等问题, 给居民家庭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和经济负担。因此, 需要继续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改善民生, 减轻居民的后顾之忧。

按照需求收入弹性原理, 人均同样增加100元的收入, 低收入群体用于直接消费的比例要大大高于中、高收入阶层。集中财力, 充分借助市场化手段加快办成几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的大事实事, 既是高质量扩大内需的最佳选择, 又是稳当前、利长远的重大举措。

对老百姓来说, 上学有好学校, 就业能找到工作, 生病有好医院, 结婚生子有房住, 老了有社保养老等等, 都是大家共同的期盼。随着更多像棚户区改造、节能环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民生工程的实施, 内需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居民将得到更多的实惠。

其二, 民生工程建设可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多年来, 我国经济主要依靠生产性投资拉动。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产生的“后遗症”较多, 容易造成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 所以应鼓励民间投资投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保障房建设、棚户区改造以及教育、养老、医疗等领域, 以解决看病难、停车难、养老难等民生问题。

由于民生问题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家庭幸福以及对未来发展的希望, 政府将民生作为经济增长点, 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 又有利于推动结构调整;既有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 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既有效扩大投资, 又积极拉动消费。居民收入得到提高, 民生状况得到改善, 可以达到经济和社会效应“双丰收”。

经济增长点向内地扩散形成新动力

从区域结构看, 近年来内陆地区经济增长要快于沿海地区,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镇居民,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逐渐显现。内陆地区的工业、投资等多数指标的增速均快于东部沿海地区,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得到改善, 充分显示出我国内陆地区的潜能正在逐步释放。

从统计数据看, 近年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资本正在向中西部内陆地区转移, 而内陆地区的经济以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跨地区的流动。

承接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投资和企业的转移, 已经成为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内陆地区的生产率正因为资本积累的加快而不断提高, 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也在缩小。未来5-10年, 内陆地区对GDP增长的贡献将会提高, 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会越来越强。

一是中国地域广阔, 内陆地区的后发优势比较明显。

按照国家统计局综合发展指数计算, 内陆地区比沿海地区至少要落后5-10年。内陆地区如果达到沿海地区的发展和生活水平, 需要增加的投资和释放出的消费能量将是十分可观的。

近年来, 得益于国家投资重点和政策向内陆地区倾斜, 内陆地区投资增幅出现快于沿海地区的局面, 预计这一态势将会延续。今后几年国家支持投资的重点仍将是基础设施以及民生方面, 并将继续向内陆地区倾斜, 发展空间更大。

加之近年来内陆地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承接产业转移能力增强, 为内陆地区投资继续保持较高增幅创造了条件。目前内陆地区施工和新开工项目较多, 计划投资额较大, 按时完工在建项目仍需要大量投资, 未来投资增长惯性较大。

二是内陆地区的资源优势将得到充分发挥。

内陆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战略资源非常丰富。内陆地区煤炭探明储量占全国的67%, 天然气可开采储量占全国的66%, 水能可开发装机容量占全国的82%, 以及风能、太阳能、特色产业优势、旅游优势、沿边开发开放优势。内陆地区的人口占全国四分之一, 但消费份额占全国消费市场的份额不足18%, 开发潜力巨大。

新一轮的大开发将会使内陆地区在税收方面享受更加优惠的政策, 尤其是下一步的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 会使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再依靠国家的巨大投资和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发挥资源优势将是内陆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三是从发展机遇期看, 今后10年将是内陆地区的黄金发展期。

内陆地区地域广大, 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从区域发展看, 加快内陆地区发展在区域总体战略中将具有优先地位, 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越来越受到市场、资源、环境等各方面的制约, 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 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必须加快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促进各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 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推动力量。

消费升级为经济提供续航动力

国际经验表明, 消费对GDP拉动的主导地位往往在人均国民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得到确立并逐步加强。2012年, 我国人均GDP已超过6000美元, 总体上进入消费加速转型阶段。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消费升级不断加快, 主要表现是居民消费由原有的简单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 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 即由生活必需品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由私人产品到公共产品的需求升级。

目前, 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由吃、穿等生存型消费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过渡, 信息消费也有巨大的空间。

从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来看, 汽车的消费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如2012年底我国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是21.5辆, 而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每百户早已超过150辆, 大大高于我国居民汽车的拥有水平。目前居民买新车、买好车的意愿强烈, 车型的更新换代速度也在加快, 今年上半年SUV销售量增长了50%左右, 表明居民对汽车的更新和需求档次均在不断提速。

另据统计, 2013年8月底,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40万亿元, 人均储蓄存款达3万多元。储蓄代表未来消费潜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居民消费潜力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需求结构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消费升级有望进一步加快。因此, 创造良好消费环境, 引导居民消费, 促进储蓄向消费进一步转化, 对释放消费潜力有重要意义。

通过多种因素分析, 未来几年消费热点将集中在安全消费、绿色低碳循环消费、服务消费、品牌消费、信息消费、信用消费等六大方面, 主要是以推动信息消费为重要突破口的消费政策将催生新的消费增长点。多种因素表明, 国家重点培育的信息消费, 将会激发出消费新动力。

信息消费是直接或间接以信息产品或服务为消费对象的消费活动。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 包括生产消费、生活消费、管理消费等领域, 覆盖信息服务, 如语音通信、互联网数据及接入服务、信息内容和应用服务、软件等多种服务形态, 覆盖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多种信息产品, 还包括基于信息平台的电子商务、云服务等间接拉动消费的新型信息服务模式。

目前, 信息消费已成为近年来最活跃的消费热点, 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 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 将带动国民经济增长338亿元。2012年我国信息消费市场规模已达1.7万亿元, 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近9300亿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高达8万亿元, 其中网络零售额达到1.3万亿元, 拉动新增消费5070亿元。2013年上半年, 全国信息消费规模呈现20%以上的高速增长。

《国务院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中, 规划出信息消费增长的主要目标为:到2015年, 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 年均增长20%以上, 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超过1.2万亿元, 其中基于互联网的新型信息消费规模达到2.4万亿元, 年均增长30%以上。基于电子商务、云计算等信息平台的消费快速增长, 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18万亿元, 网络零售交易额突破3万亿元。

从宏观来看, 蓬勃发展的信息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新时期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重点, 对内需的强力拉动作用将日益显现。信息消费具有结构层次高、绿色无污染、带动作用强等特点, 是各国重点培育的新兴消费热点, 随着我国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居民对信息服务的旺盛需求, 信息消费有望成为今后我国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和新引擎。

第三产业将为经济升级版发力

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 其快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有利于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由传统的以吃、穿等为主的生存型消费, 向以住、行、教育、旅游等发展型消费过渡, 也有利于降低单位GDP能耗水平, 推动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据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全国市场主体平稳健康发展, 企业实有户数持续增长。第三产业企业户数达到1013.2万户,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1.9%, 比去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 增幅虽然不大, 但绝对数量跨过了1000万户的台阶, 表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 正成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力量之一。

统计显示, 今年上半年, 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112350亿元, 同比增长8.3%, 比第二产业高出0.7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高出0.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在GDP中占的份额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达到45.3%。从PMI的监测结果看, 2013年8月, 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9%, 继续稳定保持在荣枯线之上, 表明第三产业发展趋于活跃。

从国际比较看, 我国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虽然持续增长, 但与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在GDP中占比60%的水平相比仍然相距甚远。目前第三产业方兴未艾, 在GDP中的占比和就业人数占总就业的比重, 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空间是巨大的。尤其是近年来制造业结束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后走向微妙的十字路口, 面临产能过剩、创新能力不足、高耗能高污染等问题, 难以出现大的增速, 而第三产业有可能取代制造业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动力。

城镇化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强劲动力。加快城镇化建设, 对于扩大内需、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具有重大意义”

随着居民消费能力的提高, 消费升级不断加快, 主要表现是居民消费由原有的简单数量增长演变为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并行, 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转化

内生增长 篇8

1. 考虑环境因素的新古典增长模型

代表人物的主要代表有:Dsgupta和Heal (1974, 1979) 、Solow (1974) 、stiglitz (1974) 、Baumol (1986) 、Chichilnisky (1995) 、England (2000) 、William A.Brok和M.Scott Taylor (2004) 等。他们的观点主要是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对自然资源的最优开采、利用路径进行了分析, 得出了对未来的比较乐观的结论。如Dsgupta和Heal将使用CES生产函数, 不可再生资源以原材料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来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研究还表明:如果劳动、资本及可再生资源等能够再生的生产要素与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弹性小于1, 即使存在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 产出的总量也会存在上限, 在这种情况下, 经济是不可能持续增长的。如果替代弹性大于1, 则不可再生资源提供的原材料就不是生产的必要投入, 这时可产生可持续增长。Stiglitz的模型考虑了人口增长因素, 假设技术进步率为不变及资源边际产量也为常数, 则当资本和资源间的替代弹性大于1时, 只要技术进步率与资源边际产量的比值较大的条件下, 即使人口增长, 经济也能保持不变的增长率。并且说明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被技术进步所抵消, 只要保持足够快的技术进步速度, 自然资源将不会制约人类的经济增长。Baumol得出结论:自然资源的物质存量是有限的, 将随人类经济的增长逐渐减少, 但技术进步将提高这些资源的经济贡献, 因此, 自然资源的经济存量将不断增长, 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行的。Chichilnisky (1995) 年借助于包含自然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推导出了的“绿色黄金法则”, 认为经济路径保持可持续增长的条件是自然资本和消费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自然资本的边际更新率, 而影响边际替代率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还有许多经济学家有同样的认识。

2. 考虑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因以Romer (1986, 1990) 、Lucas (1988) 等为代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出现。Bovenberg和Smulders等在Romer (1986) 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 而Hung、Chang和Blackburn等基于Romer (1990) 的模型来研究环境与经济间可协调发展条件。Gradus和Smulders以及Stokey等则通过扩展的“AK”模型来研究环境污染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而Aghio和Howitt等将环境污染和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来分析环境与经济可协调发展的条件问题。这些研究都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性。

目前, 一些经济学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解释经济与环境可协调发展条件的问题, 其主要代表William A.Brock和M.Scott Taylor (2003, 2004) 。他们是基于由Grossman和Krueger (1993) 提出并由Copeland和Taylor (1994) 所定义的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 提出经济和环境之间关系的模型, 分别利用新古典增长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建立相应的模型。

国内学者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理论研究晚于国外, 基本上还处于跟踪国外研究阶段。从文献来看,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多个方面对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进行定性的研究;二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 其中包括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如:辜胜阻和魏珊 (2000) 、李善同等人 (2001) 、李崇阳 (2002) 、陈祖海 (2004, 2006) 、何一农和胡适耕 (2004) 、岳利萍等人 (2006) 、彭水军等 (2006) 等。

二、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述评

1. 实证研究

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主要围绕库兹涅茨曲线 (EKC) 展开的。EKC假说最早是由Grossman和Krueger (1991) 提出的, 他们在对66个国家14种空气和水污染指数12年的变动情况进行了研究, 发现大多数污染指数与人均GDP间呈现倒“U”型关系。继Grossman和Krueger之后, 许多实证研究都表明, 在大多数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如Shafik和Bandyopadhyay (1992) 、Shafik (1994) 、Selden和Song (1994) 、Friedl和Getzner (2002) 。他们几位的研究都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许多污染指标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被称为倒U曲线。环境库兹涅茨倒U曲线假设的主要内容:环境质量随着经济增长, 会出现先恶化后改善的过程, 即在国民收入低水平下随着经济发展, 污染水平也相应提高, 环境质量恶化;在国民收入高水平下, 随着经济发展, 环境污染水平下降, 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和提高。从接下来的十多年研究文献来看, 环境与经济增长/发展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而进行的, 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实证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演进是否存在EKC假设;二是对EKC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或政策解释。

国内方面, 吴玉萍、董锁成 (2002) 使用12个质量指标研究了北京市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的关系, 发现存在明显的EKC特征, 认为北京施行了比较有效的环境政策。沈满洪 (2002) 等用浙江的数据得出各类污染指标的N形曲线。彭水军、包群 (2006) 利用中国的时序数据研究了经济增长和六类污染物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简化型模型, 认为倒“U”型EKC曲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及估计方法的选取。李达、王春晓 (2007) 通过综合简化型模型, 研究了三种大气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发现它们之间不存在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2. 计量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EKC实质是收入增长 (y) 对环境质量或资源消耗 (E) 的影响, 即E是y的函数。各个研究者从不同的假设条件出发, 考虑不同的主导因子, 设计出种类繁多的方程形式, 方程形式有一般线性和线性对数形式两种, 最简单常见的方程形式是收入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二次方程, 有的为了突出曲线特征形状而使用收入取对数后的二次方程, 得到明显的倒“U”形曲线。三次方程 (如Madhusudan等) 显示为N形曲线, 说明现实中存在很多波动效应。Stern (1996) 认为, EKC计量技术无外乎三种: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混合影响 (FE) 、随机影响 (RE) 。另外还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单位根分析、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基于向量自回归的动态分析、面板数据分析以及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总体看来, 近几年在计量方法上并没有很大的进步, 计量研究方法和模型的简单化对EKC研究是一大限制。

3. 理论解释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对EKC现象的理论解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人们就经济结构、规模、科技水平、国际贸易、机制和规制及政策等方面展开。

经济结构及规模的解释:Grossman和Krueger (1991) 认为, 经济增长就是通过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影响环境质量。规模效应是经济活动规模的扩大将会导致污染排放的增加而使环境质量的下降;技术效应就是通过技术作用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 (如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以及提高污染减排, 技术促使污染排放减少而提高环境质量, 同样Selden、Song、M arkus、M agnus也得出相同的结果;而结构效应就是污染密集型的工业转向轻污染工业的变化使环境质量改善, 通过这三种效应所占比重的变化, 环境质量随着变化。特别是技术的变化一方面能使经济增长, 另一方面又能促进污染减排, 环境质量提高。Panayotou、Lopez、Jean、David、Markus、Antonio等也从经济结构的改变解释EKC现象。贸易方面的解释:Lopez、Copeland、Taylor、Suri、Roldan等从贸易对环境的影响研究EKC。污染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从高收入国家转移到低收入国家, 使发达国家环境质量好转而发展中国家环境质量破坏更进一步破坏。市场机制解释:Copeland和Taylor (1995) 、Agras和hapman (1999) 、Rock (1996) 、Liddle (2001) 等认为, 价格机制就是通过提高自然资源价格使得经济活动能自动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 市场参与者作用就是通过市场参与者环境意识增强, 使得经济活动减排, 提高环境质量。规制理论解释:主要有Panayotou (1999) 、Chichilinsky (1994) 、Hettige等 (1995) 、Pargal和Wheeler (1996) 等。包括正式规制、非正式规制以及产权, 一方面是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是对自然资源或能源建立明晰的产权制度。环境质量会因这些制度的变化而变化。

三、启示

中国正面临着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 但依然没有走出资源型经济增长路线和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以及“先污染、后治理”为特征的发展方式, 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引发了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 体现的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 是客观认识环境要素、系统总结发展实践的结果, 是人类深刻反思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作出的必然选择。从理论上的探讨主要涉及到宏观经济理论的前沿问题, 而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前沿还在跟踪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

从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来看, 中国EKC研究起步较晚, 主要是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初期阶段, 不具备完整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时间系列数据;但是环境问题的紧迫性促使国内学者开始重视这一问题, 并且在实证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由于EKC的提出是没有理论基础的, 除了进行大量实证研究外, 还必须广泛探讨EKC在理论上的形成机理, 并给出严格的证明。在理论探讨的初级阶段, 可以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理论, 如系统论、热力学理论等。

在政策的建议方面主要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长期以来,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 在资源、环境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今后一个时期, 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 中国必须实现经济与环境的互利耦合, 走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摘要：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综述国内外对考虑环境后的内生经济增长研究。内容包括:一是考虑环境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研究, 主要有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两类模型;二是围绕着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EKC) 进行, 从实证研究、计量模型和理论解释等方面进行评述, 最后给出一点启示。

关键词：环境,内生经济增长,库兹涅茨曲线 (EKC)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M.and Krueger A.B.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BER, working paper.

[2]胡聃, 许开鹏, 杨建新, 刘天星.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国内外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 2004, (6) .

[3]陈东, 王良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 2005, (3) .

[4]李玉文, 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进展[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5, (5) .

瞪羚企业:内生增长的驱动器 篇9

“瞪羚企业”虽然个体小,但是发展速度惊人,强劲的发展潜力让风险投资者青睐。如2009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的前五名企业取得了1 771.02%~29 57686%的可喜增长率。这不仅与企业的特殊发展阶段有关,往往还因为独特的商业模式,或者把握了细分领域,具有独特的技术创新优势等,从而占领市场优势取得耀人的成绩。

同时随着“瞪羚企业”发展规模的壮大,各种需求如人才、资金、技术等日益增加,其独享市场的优势也有可能丧失,各种战略风险和挑战也会加剧。因此,无论是企业自身还是所在园区政府,都要高度重视,才能保持其持续稳定的发展。

在当前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需要这样一批“瞪羚企业”,这些企业创新活力强,往往具有高端的技术和较高科技含量,能够走在行业发展的前沿。对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地区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看“瞪羚企业”

硅谷对于高成长性中小企业有一个特殊的称呼———“瞪羚”,因为它们具有某些相似的特征———个头不大、跑得快、跳得高,企业年增长速度可以轻易超越50%、100%,甚至达十倍、百倍以上。根据每年发布的《硅谷指数》报告,“瞪羚”企业的数量是评价硅谷创业活力和经济景气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2003年7月,“瞪羚计划”正式引入中关村实施,从而逐渐被大家所关注。

企业生命周期理论

企业如生物一样,存在着生命周期。企业生命周期为4个阶段,企业创立后有一个平衡期(创业起步期,类似于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导入期)、成长期(包括高速成长期和稳定增长期)、成熟稳定期、衰退期(萎缩低迷期)的生命发展过程。

企业在创立初期凭借自己独有的创新技术或者作为市场开拓者而独享市场,开创后一般会有一个甜蜜的高成长期,而随着一个市场的成长,也会引来其他的竞争者,最后导致很少有人能独占这个市场,竞争导致蛋糕被分享,利润减少;同时这个过程中有些企业因先发优势与在位优势,或技术改进而持续保持领先,而有些企业因为优势不保而进入萎缩低迷期,也有时是因为市场变化而淘汰了某一个细分产品而导致企业进入萎缩低迷甚至淘汰;而如果在萎缩低迷期没有灭亡的企业,会再次随着市场环境转向有利或企业自身的调整,进入收支平衡的平衡期,开始另一轮生命周期循环。

“瞪羚企业”出现于高速成长期

瞪羚是非洲草原上一种以善于跳跃和奔跑著称的羚羊,业界通常将高成长中小企业形象地称为“瞪羚企业”。企业一般都形成了自己的经营模式,并且在一个业务领域得到快速发展,市场份额不断扩大,销售收入不断增加,销售区域不断扩展,企业规模以倍数成长,企业利润成长快速。“瞪羚企业”一般出现于企业生命周期里的成长期中的高速成长期阶段。

企业的高速成长期的长与短、到来的时间,通常与企业所在的行业有关,与其所可能拓展的市场范围有关,也与所在国家与地区的发展阶段发展潮流有关。比如美国可口可乐公司近二十年来的高速成长,与其全球布局有关;全球布局完成后,就成为一个平稳增长的企业。再如一个崛起的国家,其军工企业必定有很好的发展机会;而对于一个人口众多且内需消费不足的国家,其消费市场总是有足够的拓展空间。

“瞪羚企业”具体特征

成长速度快。正如“瞪羚企业”名称的由来,速度增长甚至达到几倍。如2002—2004年,华友世纪通讯有限公司平均增长率超过400%,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平均增长率超过200%。

创新能力强。如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了国内第一支甲乙肝联合疫苗、SARS病毒灭活疫苗等,是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新星。北大先行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拥有锂离子电池核心技术,其自主研发的磷酸铁锂电池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创新发展模式。如空中网、e龙旅行网等以商业模式创新为主。空中网把握手机娱乐这一新兴市场,一跃成为中国手机娱乐先锋。e龙旅行网将旅游信息、票务服务、客房预订和互联网结合起来,短时间里发展成为我国最大的消费和商务旅行网络服务公司之一。

把握细分领域。北京九城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率先提出并实现了一站式B2G软件及服务的电子政务模式于2004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占国内出口质检软件市场80%以上。瑞斯康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光纤宽带接入领域,已成为我国宽带光纤网络接入设备的主要供应商。

生命依然脆弱。创业企业跨越“死亡谷”进入高成长期后,能否长期生存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关村“瞪羚企业”名单的变化率就是证明。

“瞪羚企业”成为普遍关注的对象

“瞪羚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高成长性,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如“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项目。同时高成长的“瞪羚企业”也受到风险投资者的青睐,如“清科—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中也少不了“瞪羚企业”的身影。政府也日益重视这一群体,中关村2003年就开始“瞪羚企业”评选活动,研究实施“瞪羚计划”专门扶持政策,全国各地园区随后也出现了类似情形。

从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企业排行榜看“瞪羚企业”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500强项目”起源于美国硅谷,后来迅速扩展到众多城市和国家,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高科技、高成长企业的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2002年开始了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企业的评选,中国企业的入围比例逐年提升。2005年开始推出了“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项目,成为德勤亚太地区高科技、高成长500强评选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

“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参评企业必须是高科技公司:公司拥有专有技术,并且该项技术为公司带来显著的营业收入(非以独特方式应用其他公司的技术);或从事高科技产品的制造;或将很大比例的营业收入投入在技术研发领域的公司;经营至少三年。

从表1中可以看出,软件、互联网、通信网络等一些行业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同时新兴行业不断涌现,如新媒体、清洁技术新能源、生物制药等,体现了多元化行业发展的趋势。

(%)

对于一个产业而言,“瞪羚企业”的多寡能够反映该产业的发展阶段。当产业从形成期进入成长期时,会有大量“瞪羚企业”出现;当大量“瞪羚企业”出现在产业价值链分解的某一环节、某一领域时,表明这里出现了细分的产业模块;当某一地区在同一领域及其相关产业中出现了大量“瞪羚企业”,则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先兆。

从表2中看出,北京入选企业长期占领了“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半壁江山,说明了北京是我国高技术、高成长企业最多的一个聚集地。而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企业长期占领了近3/4,这与三地在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格局相对应,这些高成长企业对地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从表3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企业收入增长率非常高,同时部分企业连续多年上榜,说明“瞪羚企业”具有勃勃生机。

从最具投资价值企业排行榜看“瞪羚企业”

“清科—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50强”评选,从2006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了四届,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创业投资家对企业的评选。榜中大部分都属于高速成长期的中小企业,是反映年度最具成长潜力企业的风向标。

参选资格:未上市企业,运营主体在中国内地。

从入选企业行业分布分析:2006年互联网行业占52%、IC设计12%、通信10%、服务业8%、软件6%及其他2%。2007年服务行业占27%、传统行业占23%、互联网21%、通信13%、IC6%、医药6%、新材料4%。2008年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IT44%、互联网业24%、医疗行业4%,其他为其他行业。2009年行业多元化趋势渐显,传统企业成亮点,广义IT行业企业占到38%,而清洁技术和生物/健康各占16%。与“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排行榜多元化特性相似。

从入选企业地区分布分析:2006年,北京50%、上海28%、广东(深圳以外地区)8%和深圳6%,其他四省各占2%。2007年,北京42%、上海20%、广东18%、福建4%、四川4%,其他三省各占2%。2008年,北京42%、上海16%、广东24%、浙江10%,江苏和湖南两省各占4%。2009年,北京32%、广东24%、江苏14%、上海6%,福建、浙江和天津分别占4%,其他六省各占2%。北京一直处于首位,北京、上海、广东处于主导地位,这些地区的企业融资相对活跃。

从入选企业成长性分析:2006年,有7家企业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200%。2007年,有10家企业增长率超过200%。2008年,有3家企业增长率超过200%。2009年,有16家企业增长率超过100%。这些企业由于处于高速成长期,净利润水平较高,成长潜力被投资界看好。

硅谷“瞪羚企业”群体

硅谷“瞪羚企业”是指起始收入至少一百万美元、最近连续4年每年收入增长20%以上的企业,其数量是“硅谷指数”中反映硅谷创新能力的指标。

中关村“瞪羚企业”群体

中关村深知一个地区的“瞪羚企业”数量越多,区域创新活力越强,发展速度越快,因此2002年7月出台“瞪羚计划”对符合标准的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从2003年开始了“瞪羚企业”评选。中关村“瞪羚企业”需符合3个基本条件:一是高新技术企业。二是收入规模定在2 000万~5亿元之间,其中总收入2 000万~5 000万元,收入增长率达到20%或利润同比增长率达到10%;总收入5 000万~1亿元,收入增长率达到10%或利润增长率达到10%;总收入1亿~5亿元,收入增长率达到5%或利润增长率达到10%。三是加入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接受信用管理,信用评级达ZC3以上(含ZC3)。

中关村“瞪羚企业”2003年为647家,一直在稳定增长,到2009年达到最高的3 030家(见图1)。

从“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排行榜和“清科—中国最具投资价值企业排行榜”看,中关村企业数量长期位于榜首。同时入选企业增长态势惊人,如空中网位居2005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排行榜第一,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3848.68%;百度位居第九,3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65.80%。

深圳“瞪羚企业”群体

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也是国内“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试点园区。2006年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促进创业企业、快速成长企业和高技术大公司发展,为创业企业提供天使资金和孵化器支持,出台了相关政策,有力推动了“瞪羚企业”发展。

深圳拥有一批“瞪羚企业”群体,在“德勤中国高科技、高成长企业50强”排行榜中深圳企业数一直位于前三名。2008年,排行榜中有腾讯公司、深圳微芯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深圳信服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选,占总数的22%。其中,深圳市朗驰欣创科技有限公司以3 679.82%的增长率位列第五名。软件行业中“瞪羚企业”尤为突出,2004年起软件企业对深圳GDP的贡献率一直超过10%。

上海张江“瞪羚企业”群体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于1992年,也是创业者和投资家的焦点。1999年8月,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了“聚焦张江”的战略决策,明确园区以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为主导产业,集中体现创新创业的主体功能,自此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

园区内集聚着大量“瞪羚企业”,从2009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企业”榜单来看,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芯原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4家企业进入了榜单。另外国内最大的CMOS图像传感器设计公司格科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凭借核心技术,年销售收入从2007年的750万美元快速增长到2009年的6 000万美元。从产业角度看,在经历国际金融危机的“寒冬”之后,张江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在手机基带、射频、传感、功放、多媒体、蓝牙等领域快速收复失地,在多数领域占领超过10%的市场份额。生物医药产业2009年1—11月实现收入122.95亿元,同比增长37.8%,化学药占该市场的30%,生物药占40%,显示出较高的高成长性。

杭州“瞪羚企业”群体

杭州也高度重视“瞪羚企业”群体的发展。2008年4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推出《杭州市成长型中小企业五年(2008—2012)培育计划(瞪羚计划)》,提出通过五年努力,重点培育和发展500家成长性好、竞争力强、技术优势明显,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同时根据企业的产值、发展速度等,分别评选出“金羚”“银羚”“铜羚”企业500强。

杭州有不少“瞪羚企业”进入“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名单。2005年,阿里巴巴公司和海康威视公司分别以667.66%和638.99%的增长率而位列于排行榜第17名和第18名。2006年海康视威公司再次入选。2007年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226.26%的增长率位列第27名,海康威视公司又一次入选。还有艾迪康公司2007—2009年连续三次入榜,其中2007年增长率达到1 116.56%。凭借“医学检验的外包服务”这一新颖独特的经营模式,艾迪康公司被《浙商》杂志评价为“2007浙商十大盈利模式”中“外包服务”篇的“样本企业”。

西安“瞪羚企业”群体

为了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增强园区发展活力,促进高成长性企业更快地发展,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度重视“瞪羚企业”。“瞪羚企业”评选的主要条件为:高新技术企业;营业收入500万~2亿元;营业收入和税收增速30%以上;当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按国家《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与代码》标准,大类代码06-49之间的工业污染企业,成立满五年后必须通过ISO 14000认证。

2007年,西安北村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等18家企业被评为“瞪羚”高成长性企业。2008年,西安中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等19家企业被评为“瞪羚”高成长性企业。2009年,西安恩瑞软件技术有限公司等159家企业被评为“瞪羚”高成长性企业。三年间“瞪羚企业”数量增涨了数倍,说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常州“瞪羚企业”群

常州市认识到“瞪羚企业”的作用,2009年印发了《常州市振兴五大产业行动计划(2009—2010年)》,积极培育一批新兴企业,增强发展后劲,优化五大产业质态,重点支持高科技、高成长、有特色的518家企业实施“瞪羚计划”。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这个传统的制造业基地实现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650亿元,占工业产值比重升至60%,有效推进了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

“瞪羚计划”企业从2008年销售收入3亿元以下的“装备制造业、新能源产业、信息产业、新材料产业和生物技术及医药产业”等五大产业企业中优先选择:新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常州市创新型试点企业、高成长型中小企业、行业小巨人企业,领军型海归创业人才创办的企业,常州市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内的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检测中心、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和博士后工作站的依托企业,承担省级以上项目的企业。

常州518家“瞪羚企业”按产业划分,装备制造业225家,新能源产业24家,电子信息产业140家,新材料产业74家,生物技术及医药产业55家。当中有一些非常优秀的代表,在2007年“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中,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居排行榜第一,过去三年收入增长率达到27 542.27%。

此外,河南、福州等地方也都陆续出台了有关促进高成长企业发展的政策。无论是从政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还是国际研究机构报告,或者国内投资机构排行榜,都可以看出“瞪羚企业”群体越来越被社会各界关注和重视。“瞪羚企业”群体处于高速成长阶段,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政府、社会扶持,帮助企业进入稳定成熟的增长阶段;另一方面“瞪羚企业”群体对地区、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就业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瞪羚企业”凭借自己独特的竞争力和高成长速度,对地区或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瞪羚企业”在中小型高科技企业中属于佼佼者,具有较强的活力,是带动园区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能够加快园区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步伐,不断推动高新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对经济社会的贡献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瞪羚企业”提升地区创新活力

“瞪羚企业”是地区创新能力的主力军,一个地区的高成长性企业数量越多,往往反映出这个区域创新水平就越高。“瞪羚企业”的数量是评价硅谷创新能力的指标之一。正是“瞪羚企业”的存在,才使得中关村能成为一个“创新创业的乐园”。根据中关村统计显示,中关村高科技企业中,中小企业占八成以上;2004年,中关村年收入3亿元以下的企业专利申请数4 512件,占该年度中关村所有企业专利申请数的82.5%;“瞪羚企业”作为中小企业的佼佼者,自主创新能力强、发展模式新,掌握一定的核心技术,往往能够发挥示范效应,提升整个区域的创新活力。

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快速成长。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核心业务是基于SCDMA宽窄带综合无线接入系统,包括开发无线接入、数字集群通信在内的各种无线应用系统等。企业发展过程中,因为技术壁垒和对更先进CDMA技术的追求,开始了独立的新技术研发。目前,SCDMA所有的芯片,包括射频、模拟基带和数字基带芯片,企业都实现了完全自主开发和生产,是第一款真正中国“芯”的无线通信终端。随着SCDMA在网通南方等地的大规模商用、SCDMA行业标准颁布、SCDMA成为国家信息产业部“村村通”工程推荐制式,公司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2004年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产值18.6亿元,销售额6.8亿元。

空中网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快速成长。空中网成立于2002年初,是一家由海外归国留学生创立的高技术企业,主要是为中国手机用户提供新闻、娱乐、体育等资讯,以及图铃下载、手机游戏、论坛社区、移动博客等互动服务。企业把握手机娱乐这一新兴市场,为手机用户提供基于2.5 G技术的无线数据内容和应用服务,以增值服务商(SP)的角色加入由运营商、设备厂商、终端厂商组成的移动数据服务产业链,一跃成为国内手机娱乐先锋,商业模式获得极大成功。企业仅用两年零两个月实现纳斯达克上市,是中国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最快的企业。

“瞪羚企业”拉动经济增长

“瞪羚企业”年增长速度50%~100%以上,甚至可达十倍、百倍,其速度和规模对一个地区的税收收入以及GDP增长的贡献不言而喻。以中关村为例,2005年中关村高技术、高成长的“瞪羚企业”数量达2 000多家,其收入占到了园区总收入的1/4。从世界来看,发达国家40%~70%的工业经济增长都是由高成长企业带来的。从“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来看,北京、上海和深圳上榜企业数量长期位于前三位,与三地的经济发展格局大致相关,正是这些快速成长的“瞪羚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瞪羚企业”对区域经济的增长的巨大贡献,使其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和动力源泉。

“瞪羚企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瞪羚企业”大部分都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企业,如“德勤高科技、高成长中国50强”主要覆盖了软件、通信、网络、半导体、清洁技术和新能源等行业。这些行业产品附加值高、市场需求量大、产业关联度广,是“低耗高效”型经济的代表者。随着我国进入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换阶段,工业的发展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以素质提高为主,产业结构升级成为主旋律。“瞪羚企业”作为科技含量高、创新活跃的高成长群体,促进新兴产业比重不断上升,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瞪羚企业”是潜在的龙头企业

“瞪羚企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最有希望建立起市场与技术优势、创建知名品牌,成为区域乃至世界的龙头和骨干企业。因为“瞪羚企业”独特的商业模式、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细分市场优势,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核心竞争力,企业由高速增长期步入稳定成熟的增长期后,就很可能成为龙头和骨干企业。很多知名企业也都经历了“瞪羚”阶段,如微软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的情况就是一个代表性的“瞪羚企业”,1995—1998年净收入年增长率分别是24.5%,25.3%,30.4%和34.0%;海尔集团1995—2000年保持年均80%超常规增长,使海尔很快成为了行业第一;联想集团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终于成为了今天全球第三大PC厂商。因此,“瞪羚企业”的潜能和效应不能忽视。

内生增长 篇10

关键词：环境污染；内生增长；可持续发展；平衡增长路径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92(2008)01-0072-05

Econom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under the Restrain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LI Shi-bing, ZAO Ding-tao

（Management Schoo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chnology of China, efei 20026, China）

Abstract:Based Romer model, this paper, by introducing pollution into production functi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nto utility function, develops sustainable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under the restraint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model, the paper first by employing dynamic optimization methods calculates the optimal growth rate of the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path, and analyzes the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en it explores how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changes affect economic growth rate. Finally, we present some conclusion and discuss policy recommendation.

Key words: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ndogenous grow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path

1 引言

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带来日益严重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引起人们对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反思，作为当代最新发展理念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应运而生。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CED）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 。可持续发展概念远比经济增长内涵更广泛，其中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既要求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求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

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权衡问题。作为现代增长理论基础的Ramsay［2］ 模型，采用跨期效用最大化思想权衡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的福利，因此只要把消费和环境因素考虑进来，该模型就是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最好框架。早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就利用这种模型框架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学家Dasgupta和eal 、Stiglitz［4］ 等利用Ramsay模型，将不可再生资源、劳动和资本引入总量生产函数，在新古典增长模型框架下，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路径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即使自然资源存量有限，人口增长率为正，只要保持正的技术进步速度，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就可以被技术进步抵消，人均消费持续增长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在他们运用的模型中，技术进步被视为外生给定的，这使得其研究成果的合理性受到置疑。而且这些模型也没有考虑环境污染成本，事实上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伴随着以Romer［5，6］ 知识外溢模型和Lucas［7］ 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为代表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经济学家开始将污染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在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下讨论环境恶化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代表性模型如Bovenberg和Smulders［8］ 在Romer模型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引入生产函数的研究；Stokey［9］ 通过扩展Barro的“A”模型，引入污染指数作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控制变量之一，研究了环境污染外部性与经济持续增长问题；Aghion和owitt［10］ 对Stokey模型的假设进行了合理变动，规定了环境质量有一个阈值，低于该阈值则环境将变得不可逆，进而将环境污染引入新熊彼特模型中，考察了环境资源的限制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Barbier［11］ 将资源稀缺性、人口增长引入Romer-Stiglitz模型，探讨最优均衡增长路径；近期的研究成果如Grimaud and Rouge［12，1］ 将环境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引入基于“创造性破坏”的新熊彼特模型中，考察了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平衡增长路径的影响。包含资源环境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基本上都支持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国内学者基于内生增长理论，考虑资源约束、环境外部性对跨期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开始于1997年蒲勇健［14］ 将不可再生资源纳入“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模型的研究，并得出可持续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具有必然联系的结论。蒲勇健［15］ 在其后续的研究中，构建一个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模型表明：经济可持续增长有赖于纵向产业集约度的提高及纵向产业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等因素，研究结果拓宽和加强了文献［14］的结论；其他有代表性的文献如王海建［16］ 在Lucas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框架下，将耗竭性资源纳入生产函数, 并考虑环境外在性对跨期效用的影响,讨论了资源利用、人均消费与环境质量在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近期的研究如张学清等［17］ 把带来负效用的污染引入效用函数，利用随机最优化的方法,推导出均衡状态下最优经济增长率和最优污染水平。

在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Stokey 、Aghion和owitt利用内生增长理论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路，将污染引入生产函数，环境质量引入效用函数，在Romer模型的理论框架下，将环境质量和人力资本内生化，构建了一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对理论模型的最优增长路径分析，探讨在环境污染约束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并进一步讨论各经济、环境参数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2 带有环境约束的内生增长模型[BX]

Romer模型假设经济中有四种基本投入：资本（K）、劳动（L）、人力资本（HY）和知识（A），经济中有三个部门：知识生产部门、中间产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该模型虽然考虑了人力资本，但人力资本被视为外生变量。本文吸收尹静［18］以及贺俊［19］对Romer模型进行改进的研究成果，将人力资本内生化，增加一个人力资本生产部门，这样经济中就有四个部门。另外，Romer模型假定生产一单位中间品需要η单位的最终产品，本文对此进行简化处理，假设生产一单位中间产品正好需要一单位最终产品。则最终产品部门的总量生产函数为（以下为书写方便省略了时间下标）

2．1 考虑环境因素的生产函数

将污染强度引入生产函数，用参数z∈［0,1］表示污染强度，衡量已有生产技术的污染程度［20］。因此，当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则z=1，表示得到的最大（潜在）产出；当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则z<1，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即更清洁技术的使用代价为单位投入得到的产出减少。因此，考虑环境因素的总量生产函数为

2．2 物资资本积累函数

与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经济中物资资本存量的净增加等于总产出Y减去总消费C，同样，这里不考虑物资资本折旧，假定折旧率为零。因此，物资资本积累方程为

2．3 R&D部门的生产函数

根据Romer模型，R&D部门产出取决于该部门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已有的知识资本存量，但不需要物质资本，其生产函数形式为

2．4 人力资本部门的生产函数

根据Lucas对人力资本生产函数的设定，人力资本开发部门的生产函数形式为

2．5 环境质量方程

假设环境质量的变化受到两种因素影响［21］：一是污染排放。作为最终产品生产的副产品，污染排放是产出水平和污染强度的函数，P(Y，z)=Yzi其中污染程度指数i>0，i越大表示给定生产技术的实际排污量越小（i可理解为环境标准的严厉程度）；二是环境的自净能力。根据Aghion和owitt思想，假设环境质量存在一个上限值，只有停止所有污染环境的活动，才能达到环境质量的上限。将环境质量E定义为实际的环境质量与上限值之差，从而E恒为负。因此，环境质量随时间变化的运动方程为

其中θ为环境的自净能力。

假设环境质量存在一个下限值Emin（生态环境临界阈值），超过该值，意味着环境被彻底破坏，此时就不能再进行任何生产活动，则E的约束条件

2．6 效用函数

为了分析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综合地考虑福利的内涵。Ramsey模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它假定追求尽可能高的消费效用水平是唯一的福利目标。实际上，福利包含除消费之外，还有环境、休闲等因素，因而效用函数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函数［22］。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在无限时域上对消费C和环境质量E产生效用，本文参照文献［1］对效用函数的修正，采用如下可分瞬时（the separable instantaneous）效用函数

其中σ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ω为环境意识参数，表示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

3 可持续经济最优增长路径分析

最终产品部门的总量生产函数由（1）式表示，假定在最终产品部门中，总劳动（L）的市场供给是固定的，因而劳动的增长率为零。、A和三种资本的运动方程分别由（2）、（）和（4）式给定，环境质量的运动方程由（5）式表示。经济中人力资本有三种用途：HY部分从事最终产品的生产；HA部分投入到R&D部门从事技术创新；H部分投入到人力资本开发部门，进行人力资本的积累，且

H=HY+HA+H

假设存在一个社会计划者（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在（2）、（）、（4）和（5）式的约束条件下，如何选择C和E最大化代表性消费者跨期总效用，于是，其目标是寻求可持续经济最优增长率，即求解如下动态最优化问题

由（17）式表明，如果δHA(HY+HA)>ρφ，意味着：当R&D部门的生产效率、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中人力资本存量大于经济中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沿着均衡增长路径，可以得到产出、消费和资本最优增长率，即gH=gHY=gHC>0，并且R&D部门的产出效率越高、生产部门和研发部门中人力资本存量越大，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越低，则可持续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由（14）式，污染强度的增长率gHz<0，即清洁技术不断革新，将减少污染的排放；由于生态环境临界阈值的限制，就必然要求在经济增长中环境质量不断改善，根据（15）式，使得gHE<0，即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必有1/σ<1（σ>1），环境外部性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依赖于消费者的跨期替代弹性(1/σ)，跨期替代弹性的限制使得消费者边际效用随消费量增大而递减的速度变慢，这样可以保证消费者乐于进行跨期消费替代，以至于不会把环境破坏到阈值以下，否则，生态环境将遭到彻底破坏；如果环境的自净能力足够大，满足（20）式（由（5）、（17）式可得），则环境质量就不会低于环境阈值，从而得到可持续的最优增长路径。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带有环境污染约束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生增长模型，探讨了污染外部性、物资资本积累、研发创新、人力资本开发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机理，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如果经济中有足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较高的R&D部门产出效率，从而具有有效的研发创新活动，是能够克服环境污染约束和消费者缺乏耐心等问题，因而可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由于智力资本（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生产技术比生产有形资本（物资资本）的技术更清洁，在环境污染约束条件下，使得人力资本存量和R&D产出效率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一结论提醒我们，政府可以采用有效措施，积极影响R&D部门和人力资本开发部门（教育部门），提高R&D部门的产出效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提高知识创新增长率和技术转化速度，促使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研究还发现，环境标准越严厉（污染程度指数i越大）、消费者越偏好未来的消费（σ越小）、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越大（ω越大）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越强（ρ越小）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政府通过制定严厉的环境标准、加大违反环境法规行为的监督和惩罚力度、普及和深化全民环境保护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态势。

最后，研究证实，环境自净能力越大，将有助于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和提高资源环境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这要求人们在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同时，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恢复和更新，使生态系统保持良性循环，增强环境的自净能力。

参 考 文 献：

［1］[Z(#] CED. Our common future［M］.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2］Ramsey F. 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J］. Economic Journal, 1928, 8: 54-559．

［3］Dasgupta P S, eal G. he optimal depletion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4］Stiglitz J. 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ymposium), 1974, 41: 12-17.

［5］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5): 1002-107.

［6］Romer P.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71-102.

［7］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 (1): -42.

［8］Bovenberg A L, Smulders S A.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pollution-augment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 two-sector endogenous growth model［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95,57: 69-91.

［9］Stokey N L. Are there limits to growth［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8,9: 1-1.

［10］Aghion P, owitt P.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1］Barbier E. Endogenous growth and natural resource scarcity［J］.Environmentaland Resource Economics, 1999, 14: 51-74.

［12］Grimaud A, Rouge L.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growth with vertical innovations: optimum, equilibrium and economic polic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0,45: 4-45.

［13］Grimaud A, Rouge 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 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 2005, 27: 109-129.

［14］蒲勇健.经济增长方式的数量刻画与产业结构调整：一个理论模型［J］.经济科学,1997,（2）:24-1.

［15］蒲勇健，杨秀苔.资源约束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内生技术进步模型［J］.科技与管理,1999,(2):4-9.[JP]

［16］王海建.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一类内生经济增长模型［J］.预测,1999,（4）:6-8.

［17］张学清，胡适耕，王海军.一个带有污染的随机内生增长模型［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5):106-108.

［18］尹静.边干边学和人力资本内生化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J］.世界经济文汇,200,（1）:0-4.

［19］贺俊，陈华平，毕功兵.一个基于产品水平创新和人力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9）:127-11.

［20］张涛.经济持续增长的要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1,（4）:4-45.

［21］孙刚.污染、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J］.世界经济文汇,2004,（5）:47-51.

［22］胡适耕，吴付科.宏观经济的数理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8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