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精选十篇）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篇1

一、高等教育办学体制趋于多元化

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是指高等教育体制中的管理归属, 即所有制性质, 它包括高等教育由谁举办、谁来投资、谁来办学、由谁管理、归谁所有等问题, 涉及举办主体、办学主体、管理主体即 (中央与地方) 政府、学校、社会几方面的关系, 也体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程度。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础。

1993年, 国家教委颁布了《民办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 首次对民办高校的法律地位、设置标准、设置申请与审批、管理、变更与调整等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首次通过法律的形式对社会力量举办高等学校给予了鼓励。整个20世纪90年代, 国家和有关部门积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高等教育。法律上的认可为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的办学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 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力量自发参与高等教育办学的积极性, 这些法律和规定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一元化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 为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发展的道路, 使我国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的发展进入了新纪元。

二、高等教育结构适时调整

高等教育结构是指高等教育系统的构成状态。它既包括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科类结构、形式结构, 也包括高等学校的组织结构和学校的布局结构等。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具体表现为:从内部结构来说, 我国高等教育内部的组织结构趋于合理, 与创造性人才培养以及科技进步相适应;从外部来看, 高校合并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踏上了规模化的发展道路;而大学城的建设一方面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也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校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更加能够适应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

(一) 高等教育组织结构强调科学合理

1. 学院制的确立。

学院制推行之后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 推进了学科的发展。建立学院为相近学科的交叉、渗透、重组提供了机会, 并且为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知识体系的更新创造了条件。其次, 提高了高校办学效益。学院成为学校与学科领导的缓冲机构, 这维护了学科在高校发展中的地位, 降低了高校组织结构功能失调的风险, 使高校能够健康有效的发展。最后, 培养的人才更具适应性。学院制使高校内的系科之间重组, 拓宽了学科专业, 因而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具有较深的科学文化底蕴, 进而适应不断变化的新形势。

但学院制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第一, 学科的整合度不足。由于一些学院是由学系直接升格而来, 因而学科之间的整合不是十分充足。第二, 对学院的建立缺乏明确的标准。因而, 学院制仍有改革发展的空间。

2. 院校合并。

1994年, 在上海召开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座谈会形成了改革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八字方针与五种形式。八字方针是“共建、调整、合作、合并”, 五种形式为:“共建共管、合并学校、合作办学、协作办学、划转地方政府管理”。具体形式灵活多样, 包括同属一个部委的高校与省级政府的共建合并;同一部委院校间的合并以及地方院校间的合并等。高校合并的优点是:首先, 打破了高等教育的条块分割, 增强扶弱, 并使高校的优势得到升值。其次, 改变专门院校过多, 综合性、多科性和单科性院校比例不合理的状况, 扩大了高校规模, 优化了高校的结构, 并有助于形成高校的办学特色。最后, 院校合并也能促进学科的成长, 增强高校的综合实力。但问题也同样存在:第一, 管理方面。不同院校有不同的管理理念, 合并后难以完全统一, 而且校区的分散化也给管理增加了难度。同时组织机构的重组也会面临很多问题。第二, 经费方面。高校合并后, 摊子越铺越大, 对经费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经济不发达地区聚集的部分高校难以从地方政府处获得确保正常发展的足够经费。

(二) 高等教育学校布局结构追求区域化

大学城建设在我国仅有十余年的历史, 它以1996年深圳大学园区的建立为标志, 至2007年我国在建的大学城已经超过60个。大学城的兴起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目前我国大学城的类型主要有:投资型、研发型、新城型、新校区型以及区域功能提升型等。大学城的建设有助于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 优化高等学校资源, 能有效带动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但一些大学城的建设规模过大, 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 适龄人口数量的减少, 既存在生源不足的危险也面临运营经费问题。

三、高等教育课程教学改革大胆尝试

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方面的改革是高等教育一个重要方面, 它是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 也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而变化。1993年2月,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颁布, 对高等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出总体设想。1994年初, 实施的“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2003年正式启动了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作, 并以评审的方式确立国家精品课程。2004年, 《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 明确提出“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的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这些规定和措施逐步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课程和教学的改革。高等教育课程改革也呈现出明显特征:

(一) 高等教育课程设置趋向综合性

1. 革新课程体系, 开发国家精品课程。

国家精品课程指具有一流的教师队伍、一流的教学内容、一流的教学方法、一流的教材、一流的教学管理等特点的全国示范性课程。经过多年的建设, 国家精品课程建设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许多高校都开发了精品课程。

2. 积极研究国外大学本科课程设置。

国内很多研究者通过对国外著名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研究和考察, 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课程改革的设想, 有助于完善我国高校相关课程的设置。而这些课程的设置一方面能够丰富高校的课程体系和课程结构, 另一方面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 能够提升经济发展的可能性, 使经济的发展更具理性。

(二) 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注重能力培养

1.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高等学校实现其培养目标的重要载体, 是高等学校教学活动的直接知识对象。教学内容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 是时代的产物, 是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反映。教学内容改革是当前高等学校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但我国高等学校中一些学科的教学内容与实践联系不是十分紧密, 并且更新速度缓慢。

2. 教学方法。

教学内容以教学方法为传递途径, 而教学方法是实施教学的策略、手段和措施等的总称。改革开放的深入, 各种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工具的介入对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其向多元化、现代化以及特色化发展。

3. 教学管理。

如学分制。我国现阶段实行学年制与学分制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 是一种不完全的学分制。而完全学分制的推行, 能改变人们观念中对固存的学年制的看法。学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能力提前或延长在校学习的时间, 甚至可以中断某一年的学习, 到社会去实践自己学到的知识, 在适当的时候, 返校继续学习。完全学分制的推行, 能为解决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学习者学习动力不足、知识与实践相脱离、学习者就业去向模糊等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程, 可以发现我国高等教育总体发展态势趋向合理、优化。随着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 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加快, 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领域必定还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英杰, 刘宝存主编.中国教育改革30年——高等教育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王建云, 周箴, 杨荣棠.同济模式——高教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8

[3]周光礼, 张文静.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七年回望——一个政策评价框架的初步运用[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 1

[4]陈向明.美国哈佛大学本科课程体系的四次改革浪潮[J].比较教育研究.1997, 3

[5]曲恒昌.战后英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的调整及其对我们的启示[J].比较教育研究.1997, 6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及其未来 篇2

发布时间：2011-04-20 08:55:59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高等教育在量上有很大的成就，这些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本次讲座主要谈一些批评。

对高等教育的批评主要是从上世纪90年代高教改革以后开始的，尤其是1998年扩招以后。现在的状况是，高等教育不仅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的大师，更严重的是，高等教育已经开始拖累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浪费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人才。高等教育的成败必将影响到中国未来社会经济甚至政治发展的方方面面，甚至影响到中国文明的进程。

现在整个社会有一个共识，就是高教要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希望，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究竟怎样改革却没有共识。这么多年，高教改革措施不少，但却有“越改越坏”的趋势，很多人对高教改革已经失去了信心，觉得“既然越改越坏，那不如不改”。

实质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不能单从高等教育本身来看。因为高等教育只是中国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高教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而是其他制度的一个衍生。因此，如果不能从总体制度出发，就会既找不到高等教育问题的症结，更难以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对高等教育改革的评价及其改革的建议，需要区分三类不同性质的问题。

第一类是发展性的问题，表现为教育本身的种种不足，如师资力量不足、教育和科研经费不足等；第二类是体制性问题，表现为资源的配置、激励机制、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等；第三类是政策观念问题，表现为混淆高教改革和一般的社会经济改革，以经济改革的方式推进高教改革，将市场化作为高教改革的方向和手段。政策观念问题经常导致改革观念的错误导向，政策的错误导向进一步使高教改革误入歧途，改革越多，问题越重。

这三类问题都会影响到中国高等教育的表现，但是它们需要不同的诊治方法。基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以及中国社会对高质量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从长远来看，第一类问题不会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这类问题不具有本质性，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得以解决。相比较而言，后两类问题更加严重，是体制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增加投入可以逐步解决第一类问题，但是不能解决后两类问题，所以后两类问题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切入点。

一、高等教育体制问题及改革方向

一般从三个方面来评价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体制、人才（产品）和知识创新。体制的治理过程、人才培养过程和知识创新过程构成了高等教育三个有机的方面。

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高教和其所依赖的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即高校和外部的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二是高教内部的管理体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过去建立的苏联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经历了很多改革，但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并没有重大的突破。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与外部管理体制的关系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和政治的关系，一是和经济的关系。

（一）高等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1．政治化与行政化

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政府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和管理导致了高校的行政化、高校领导的官僚化、高校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的政治化。中国的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首先是政治人物和官僚，而不是教育家，主要表现是高校的高级管理人员与官僚体系接轨。这就表明高校首先是个政治官僚单位，而非教育科研单位，这也决定了高校领导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履行行政职务所赋予的政治任务。

第二个负面的结果是作为行政官僚和政治人物，高校领导的任务就是“不出事情”——“维稳”。从这个角度看，高校领导的任务和其他政府官员的任务没有什么两样。这样的结果就是，人才培养和知识创新根本不可能提上高校领导的工作议程。

第三个负面的效果是人为制造的纠纷不断。政治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教育部门要控制高校，书记、校长要控制院系，院系要控制学生。除了正式的控制机制之外，还要利用人际间的斗争，党政间纠纷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环境下，对教师和学生来说，“搞关系”要比努力做学问、用功读书更重要。

2．商业化

大学校长、书记不仅是政治人物、官僚，而且还是商人或企业家，但不是教育家。因为从财政上来说，国家的教育投入不够，虽然许多年前国家就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GDP的4%”，但这一目标到现在仍没有实现。过去十多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为什么教育领域的财政投入没有相应地增加呢？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校长、书记要去搞项目，教育需要产业化、扩招，这些都是商业行为。校长、书记对大学的管理就像官员对经济和企业的管理一样，拼命追求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不是履行高校应有的人才培养、传播和创造知识的功能。当行政化、政治化和企业化主导高等教育运作的时候，高校最重要的品质和功能反而就成了现行管理体制的载体。因此，高教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现在的政府对高校的政治控制如何影响高校的运作？高校和商业世界关系应该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要改革高教体制，就必须去政治化、去行政化、去商业化。

（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方向

1．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要从政治式的控制转变成法治式的管理。要求高校完全没有政治性，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各种制度下，政治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影响高教和整个教育系统。

实际上，现代社会的教育系统承担着很多政治功能，中国的问题不在于高教的政治化，而在于政治控制，教育体制变成了政治控制的工具。政治控制的特点是随意性和主观性，所以高校管理完全取决于“人”。在总体政治控制的过程中，往往有一部分人政治化了，例如高校的校长。校长本来应该以自己的专业谋生，追求的是专业知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中国的校长和书记依靠政治谋生，普通教育工作者也依靠政治谋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学者不是因为学术而出名，而是因为对政治的批评而出名。

关于去政治化的改革措施，中国可以从欧洲的“教教分离”(教育和教会分离)中学到一些经验教训。近代的大学最初是从教会发展过来的，高等教育机构原本是教会的一部分。欧洲的教育和教会分离过程很长、很痛苦。现在欧美大学实行的“终身制”，就是欧洲最初为了保证教授、学者不会因为宗教见解不同而被解聘的制度。教会与教育的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才成为西方国家今天的情形。所以中国必须从政治控制转变成法治式管理，在法治之下，让政治和教育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政治和教育达到双赢。

2．去行政化

去行政化，就是让高校系统从国家的官僚系统中脱离出来。由于政治对高校的控制，高校内部的管理不可避免地和政府行政管理机构具有同质性（尽管与其他行政组织比较，高校组织结构还是比较扁平的）。实际上，在高校设置行政级别完全没有必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高校有部级、副部级的设置，行政级别不去除，就很难改革高校系统的政治化、官僚化行为。更严重的是，这种制度“有效地”淘汰了真正的领导人才和管理人才。新加坡现在一共4所大学，3所大学的校长是外国人，只要是人才，新加坡就使用。如果新加坡也强调行政级别，就完全没有

办法做到全球招募人才。

3．去商业化

高校还需要去商业化。现在校长、书记、院长甚至学生都要去拉赞助，高校变成了商场，“能否搞到钱”似乎成为很多大学衡量成败的价值标准。“钱搞得越多越有价值”，这实质上就是GDP主义在大学的延伸。如果仅仅是经费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但是目前的情况是，中国的高教系统对金钱的追求已经变成了一种商业文化。很多中国大学的基础设施连发达国家的学校都难以比拟。

中国高校教育内部的贫富分化非常严重。国外教育机构之间和机构内部拥有资源数之间也有差异，但是差异不大。中国的高校，一面是外部政治体制不让它自治，另一面则是内部财政管理制度的高度分权化，结果就变成了“谁有本事，谁去弄钱”，各个院系在赚钱方面的积极性发挥到了极致。

就这方面的结果而言，中国的高校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赚钱的工具，而生产功能，即人才培养、知识创新不再重要。中国高校这种逐渐商业化的状态不纠正，即便经济怎么发展，国家财政给高校多少钱，都难以做到高校的去商业化。当这种做法变成一种文化后，就很难再纠正了，而这个趋势发展得非常快。

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问题

高等教育可以理解为一个生产过程，其产品就是人才。这方面存在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高等教育的产品在国家总体经济社会生产中的定位，二是生产人才所需要的资源。在任何国家，高等教育的首要目的都是培养适合社会经济生产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合格的师资力量、合适的教材和课程以及相应的科研设备。

1．高等教育和产业发展脱节

中国高等教育目前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很多问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不高甚至大量失业，同时又没有能力培养中国产业升级所需要的技术工人。结果就出现了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又找不到有用人才的现象。这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产业提高附加值的能力。我到珠三角做过很多次调查，发现那里大部分企业三十年以前就开始用农民工，三十年之后还在用农民工。国家应该有紧迫感，为什么三十年了还都没有变化？亚洲“四小龙”，尤其是韩国和新加坡的产业十年就升级一次。中国产业得不到升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不到位。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产业化”的，但是中国的教育和产业根本没有关联。高教和产业发展严重脱节，其关键是高教改革的定位错误。中国的工业化仍然处于早期，相应地应当参考发达国家的早期，尤其是德国和日本，还有“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的高教模式。但是中国有关部门制定高教政策时参考的却是发达国家现在的模式。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没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反而演变成一个人才浪费的过程。我观察到大学生和农民工工资拉平的现象，这肯定是个不好的现象。不是说农民工不如大学生，而是中国大学教育的失败。

2．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不合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结构调整一直不合理，高校合并过程中各个地方“求大求全”，似乎是规模越大教育质量越好。这种学校规模越大、教学质量越好的思想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据说是领导人从国外考察得来的，但是国外找不出这样的例子。大学不是规模经济，很多优秀的大学都很小，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很多学科都没有，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美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个人认为，中国高校这种“求大”的风气主要是向国企改革学习的，但只学了国企改革的一半。朱镕基总理上台后，中国的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就是“抓大放小”，我觉得经济改革很好，很有效。高校改革者把大学也看成了国有企业，“抓大”，把一些高校硬拼在一起做大。人家企业有“放小”，但是高校系统没有“放小”，如果高校当时有“放小”的过程，我想今天的格局也不会是这样。高校合并做大的结果导致教师质量跟不上，学科建设跟不上，科研设备跟不上，师资即人才的软件跟不上，很多学校合并以后问题一大堆。“抓大”之后高校尤其领导班子很难整合，不团结，很多学校

现在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高校“抓大”之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追求行政级别的升级风，造成千篇一律的综合性大学，有特色与专长的技术学校受到了漠视。在毛泽东时代，为了满足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的目标，中国实际上建立了一整套以培养学生技能、技术为主的教育系统，很多专业学院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起来的。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从工业化和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来说，中国确实需要这些培养专门技术的学校。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学西方先进经验，但是只看到综合性大学，忽视了专门学校。其实美国有些专门学校的学费比哈佛还高，培养出来的学生的收入比哈佛的学生还高。意大利现在是欧洲中小企业发展最好的国家，这和它有众多优良的技术学校培养专门的人才有关。中国现在的情形是高端技术有一点，低端技术很多，中间的技术缺乏，这就是中国教育制度的产物。中国一些高端技术甚至可以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有些甚至都超过发达国家，这并不奇怪。如果国家有足够的资源，高端技术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前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同时中国的低端技术又过低。很多国家，尤其发达国家，技术和知识是不区分的，高端技术毕竟是少数，多数是中间技术，正是这部分中间技术构成了制造业和产业链的基础。世界上最大量的技术创新和改进都来源于中间技术，而不是高端技术。中国缺乏的就是这块中间技术，以及提供中间技术相关创新和培训的学校。

这里要强调的另外一点是，民办、私立学校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场化改革的好处。过多、过严的行政控制阻碍了它们发展有特色的教育，所以中国的民办教育发展不起来，或者说有发展但是很肤浅。

总之，中国的高等教育由“求专求精”的苏联模式走向另外一个“求大求全”的极端，很多问题都和“求大求全”的行政模式有关。因此需要深入研究高等教育的结构布局，从这个角度找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的真正原因，使教育真正以教师为本，以学生为本，为人的发展服务。

3．培养人才所需要的资源

实际上，中国现在这个阶段资源主要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软件的问题，软件包括前面所说的管理体制的问题。举个西南联大的例子。当时西南联大经费极端短缺，没有物质条件培养人才，但是事实上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以来培养人才最多的时期，产生了8位两弹一星的元勋，170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包括杨振宁、李政道这些重量级人才，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都有突出的贡献。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成功主要靠的是软件——学校的自治。现在的中国高校缺乏自治，当政治无处不在的时候，学术思维就没有了任何空间，学术空间没有了，人才也就没有了。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有商业因素，即学校内部的商业化。高教培养不出来学生，不能说教育的水平不行，而是体制上有很大的问题。当一个硕导或博导带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学生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很多学生连老师是谁都不知道，我自己带了两个学生都觉得很吃力了。

三、知识创新问题

除了培养人才的功能之外，高校还应该成为知识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但是中国高校不仅人才培养方面的表现不太理想，在科技创新方面，高校也没能发挥领导作用。高校不能提供科技和知识创新的良好机制，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很多方面都表明，尽管近期以来中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的数量极其庞大，但是整体上中国仍处于世界知识链的底端，附加值很低。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个人认为很多阻碍因素来自具体的制度安排，而不一定都跟“政治”有关。动不动就把责任推给“政治”也不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政治”上更是不确切。

1．高校合并

西方有研究型大学，也有教育型大学，中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讨论教育改革时也有把大学分为研究型大学和教育型大学的设想，但是后来

实行的教改和这个设想背道而驰。在高校合并过程中，很多教育型大学被强行合并为研究型大学，这就产生出很多问题，这些高校就会做出一些没有质量可言的学术成果。

2．行政化体制

中国高教的行政化严重制约了知识的创新。要追求高的知识附加值，不懈追求的专业精神是根本。在中国的体制下，一个人所能掌握或者所能分配的资源与行政级别是相关的。为了引进人才，有关部门一定会给相应人才特定行政级别，这就导致了两方面的效果。

一是得到行政级别的人才要有大量的时间做行政事务，这消耗掉了大部分的研究时间，很多甚至根本没有时间做学术研究。大家经常提到的“教授治校”就是典型的例子。在中国，哪位教授在专业领域取得了成就，就会被任命为治校的领导，这是中国的悲剧，浪费人才。很多专业人才喜欢、擅长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领导职务，并非每一个专业人才都会治校。国外那些把学校治理得很好的校长，也不都是学问做得很好的，在科研上取得优秀成就的人也不多。中国需要的是一些懂教育的政治家、企业家来治理学校，他们会比教授做的好得多。

二是因为有这个行政级别，人才必须要具有很高的政治意识，也就是科研必须受政治的影响，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政治的特性导致他们不可以有自由的思考，这时知识附加值的提升就变得不可能。

3．专业人才的寻租

专业人才的寻租也阻碍着知识附加值的提升，院士制度就是一例。院士制度本意是为那些生产高知识附加值的研究者提供良好的环境，但是在中国院士制度运作过程中，很大程度上正式规则已经不发生作用，真正主宰院士选拔制度的是潜规则。在潜规则主宰下，院士评比的重点不仅是知识和可能的学术贡献，也是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较量。每次院士选举，各高校都会做各种各样的动员，争取自己的人当选，这种动员已经延伸到各个省市地方领导。

4．科研经费分配的利益化

科研经费领域中各种政治权力的介入也使腐败得以滋生。科研经费是国家提升知识附加值和知识创新的重要手段。在科研经费的分配方面，专业精神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专业人才才能懂得知识的现在、未来，只有他们才知道应该把经费分配在哪些领域、分配给哪些人。在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已经成为各种既得利益的较量场所，以政治利益分配科研经费是中国的又一个潜规则。科研经费分配制度中的问题不解决，哪怕国家的钱投的再多，都不能促进知识创新。

5．官僚化的评审制度

需特别强调的是高度官僚化的评审制度对知识创新的戕害。中国学术制度的官僚性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在学术官僚评审制度的压力下，很多领域的学者都在写些充数的文章，而不是做有意义的思考。而作为科研考核评价制度的SCI排名更是被称为“愚弄中国人的指数”和“愚弄中国人的想法”的缩写。SCI原本是用于帮助科研人员有效地获取信息，但是被引入到中国学术界甚至整个亚洲之后，就被异化了，到今天已经成为学校排名、科研项目评审、科研申报、科研人员评价奖励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评价标准，已经覆盖了所有科研领域。欧洲、美国等地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找到这样的评审制度。

西方的科学评审制度就是科学研究的一部分，为什么一到中国就马上异化了呢？原因很简单，在西方，各种评审方法和制度只是促进研究者发明研究的工具，而在中国则变成官僚机构衡量一切的有效武器，成了高校体制管理的制度，完全异化了。类似的评审制度不仅在科学研究部门广为应用，在其他所有教育和研究领域也很流行，例如这些年流行的教育考核制度。很多国家都有教育考核制度，这些工作都是由专业人士来确定和推行的，但是中国各种考核都是教育官僚制定的。加上中国的教育资源大部分都是由教育官僚分配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教育评估者和教育资源分配者的合一，导致了教育官僚的专制权力。

尽管现在中国的知识领域很全面，什么领域都有人研究，但是中国与世界知识领域的差距正在加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科学体制曾经创造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我见 篇3

[关键词]高等教育中国改革教育改革

本世纪中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工作方案，已于8月底获得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的原则通过。这一纲要将对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和部署，这预示着公众期待已久的教育体制改革终将揭幕。(9月12日《21世纪经济报道》)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1997年，高校收费实行并轨制，1999年，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到2006年11月为止，中国有约1300万在校大学生，每100个中国人里有1名大学生；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已经进入到大众化发展阶段。而对于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高校招生人数增加20倍。

客观而言，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确实顺应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全面推广了素质教育。也增加教育消费，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所以，高校大幅度的扩招是客观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由于中国高校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教育是政府投资，政府分配学生，学生费用是通过免费加助学金的形式由国家包办。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在国家的资源和经费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是政府预算、扩招和自费，并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方针和口号。

中国高等教育的高校收费改革是从1990年年初开始的，到1995、1996和1997年完全并轨的时候，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大概是年均500元左右。在1995年以前高校收费非常低，只是象征性的。而到2005年时，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从绝对数来讲，10年上涨了10倍。

除此以外，由于社會、政治、文化、科技及教育的种种不尽人意的负面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在导向上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本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过度的校园禁锢，使学生的培养囿于教学课堂。

因此，中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师资队伍数量和质量跟不上，办学条件跟不上，教学改革跟不上，思想教育跟不上，教学管理也跟不上，致使不少学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各层次的教育质量均呈现下滑趋势，这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以正视并认真解决的。

在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3688所高等院校中60％是职业学校、社区学院，研究型大学只占3％；而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居然超过美国，高职的数量却远远少于美国。我国的大学近些年来不断扩招固是好事，使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但是，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要的不只是大学生数量的变化，还要使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

根据国外高等教育的成功发展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必须坚持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体现，教育也是当前我国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和卑微地位的最有效最合理的途径之一。从宏观来讲，教育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就微观而论，教育影响人的一生。不管有多少条理由，我们首先应该在游戏规则上保证最起码的公平，受教育权和人的生存权一样，是作为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

教育公平原则要求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到学校和学生，也就是要办好每一所学校，培养好每一个学生。这个原则，不仅指提供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也包括受高质量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们在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学生，都是体现教育民主化的精神。

这重点是要改革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模式，促进各级各类学校均衡发展，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由于历史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客观存在各地的资源分布不均、高等学校在各地的招生指标不同、高等学校因办学性质与办学层次地位悬殊，导致各地学生的升学机会不平等、在各类高等学校发展的机会不平等。而公平发展的原则应基于高等学校平等竞争、受教育者平等的教育权，配置教育经费、设计合理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分配高等教育招生资源，保证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竞争的平等。

必须坚持市场改革为基本导向

高等教育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1998年，OECD发表《重整高等教育》报告，对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定义是：“把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中，使高等教育运营至少具有如下一个显著的市场特征：竞争、选择、价格、分散决策、金钱刺激等。它排除绝对的传统公有化和绝对的私有化。”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当进行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通过下放权力，“还政于高等院校”，赋予高校“自主性”，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应从“微观控制”转为“宏观调控”。

政府应该削减高等教育经费，促进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国际组织也大力提倡高教经费多元化。在市场经济时代，是企业和组织形成市场需求，引导教育投资，即企业和学校投资教育，市场分配学生，学生费用改由家庭承担和政府资助补贴，企业和学校、家庭在相互依存的市场上竞争与发展。

如日本改革国立高等学校制度。日本2003年有公立大学99所，地方公立大学76所，私立大学526所。2004年通过《国立大学法人法》，将传统由文部省管理的国立大学改为“独立大学法人”。新的法人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大学脱离公务员系统成为独立法人，实现自主经营；引进民营机构管理理念，成立董事会等体制，设立“经营协议会”筹划资源利用；引进校外人士、专家任董事，参与校长考核委员会；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新的人事体制，实行工薪与能力、绩效挂钩，允许教师兼职，强化产学研结合，赋予校长全面人事管理权：引进“第三者评议机制”，实行“后检查制度”，公开评价结果，反映到资源分配中。

必须强化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也始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之我见 篇4

1978年, 中国恢复高考制度, 1997年, 高校收费实行并轨制, 1999年, 高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到2006年11月为止, 中国有约1300万在校大学生, 每100个中国人里有1名大学生;全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超过2000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 已经进入到大众化发展阶段。而对于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 高校招生人数增加20倍。

客观而言, 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确实顺应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全面推广了素质教育, 也增加教育消费, 拉动内需, 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所以, 高校大幅度的扩招是客观的必然, 也是民心所向, 势在必行。

由于中国高校在计划经济时代, 中国教育是政府投资, 政府分配学生, 学生费用是通过免费加助学金的形式由国家包办。为了实现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 在国家的资源和经费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是政府预算、扩招和自费, 并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方针和口号。

中国高等教育的高校收费改革是从1990年年初开始的, 到1995、1996和1997年完全并轨的时候, 全国平均收费标准大概是年均500元左右。在1995年以前高校收费非常低, 只是象征性的。而到2005年时, 收费飙升到了5000元左右, 从绝对数来讲, 10年上涨了10倍。

除此以外, 由于社会、政治、文化、科技及教育的种种不尽人意的负面影响, 我国高等教育在导向上出现了以下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过弱的文化陶冶, 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 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本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 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过度的校园禁锢, 使学生的培养囿于刭教>�学课堂。因此, 中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师资队伍数量和质笚量�跟不上, 办学条件跟不上, 教学改革跟不上, 思想教育跟不上, 教学管理也跟不上, 致使不少学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各层次的教育质量均呈现下滑趋势, 这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以正视并认真解决的。

在美国这么发达的国家, 3688所高等院校中60%是职业学校、社区学院, 研究型大学只占3%;而我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居然超过美国, 高职的数量却远远少于美国。我国的大学近些年来不断扩招固是好事, 使更多年轻人有机会进入高等院校。但是, 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的不刚只>�是大学生数量的变化, 还要使高等教育改革x发晪展�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

根据国外高等教育的成功发展经验,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必须坚持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则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体现, 教育也是当前我国弱势群体摆脱贫困和卑微地位的最有效最合理的途径之一。从宏观来讲, 教育关乎国家的长远发展, 就微观而论, 教育影响人的一生。不管有多少条理由, 我们首先应该在游戏规则上保证最起码的公平, 受教育权和人的生存权一样, 是作为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

教育公平原则要求教育资源公平地分配到学校和学生, 也就是要办好每一所学校, 培养好每一个学生。这个原则, 不仅指提供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机会, 也包括受高质量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们在素质教育强调面向全体学生, 都是体现教育民主化的精神。

这重点是要改革国家教育资源配置模式, 促进各级各类学校均衡发展, 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权。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客观存在各地的资源分布不均、高等学校在各地的招生指标不同、高等学校因办学性质与办学层次地位悬殊, 导致各地学生的升学机会不平等、在各类高等学校发展的机会不平等。而公平发展的原则应基于高等学校平等竞争、受教育者平等的教育权, 配置教育经费、设计合理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分配高等教育招生资源, 保证高等教育的机会、过程和竞争的平等。

必须坚持市场改革为基本导向

BV高等教育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一个重要领域。1998年, OECD发表《重整高等教育》报告, 对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定义是:“把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中, 使高等教育运营至少具有如下一个显著的市场特征:竞争、选择、价格、分散决策、金钱刺激等。它排除绝对的传统公有化和绝对的私有化。”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当进行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 通过下放权力, “还政于高等院校”, 赋予高校“自主性”, 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管理应从“微观控制”转为“宏观调控”。

政府应该削减高等教育经费, 促进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等国际组织也大力提倡高教经费多元化。在市场经济时代, 是企业和组织形成市场需求, 引导教育投资, 即企业和学校投资教育, 市场分配学生, 学生费用改由家庭承担和政府资助补贴, 企业和学校、家庭在相互依存的市场上竞争与发展。

如日本改革国立高等学校制度。日本2003年有公立大学99所, 地方公立大学76所, 私立大学526所。2004年通过《国立大学法人法》, 将传统由文部省管理的国立大学改为“独立大学法人”。新的法人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大学脱离公务员系统成为独立法人, 实现自主经营;引进民营机构管理理念, 成立董事会等体制, 设立“经营协议会”筹划资源利用;引进校外人士、专家任董事, 参与校长考核委员会;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新的人事体制, 实行工薪与能力、绩效挂钩, 允许教师兼职, 强化产学研结合, 赋予校长全面人事管理权;引进“第三者评议机制”, 实行“后检查制度”, 公开评价结果, 反映到资源分配中。

必须强化办学理念和办学方针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和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说过, 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 也始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目的。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坚持以人为本, 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 篇5

当今世界，要看一个国家的实力，不能不考察其教育；要看其教育，不能不从基础教育看起。因为基础教育之“基础”，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也是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在我实习的过程中，我也较深入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基础教育，也看到了学校教育和教育评价体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首先在学校教育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在学校教育中过分注重知识传授，忽视了学生的社会性、价值观、创造性。关注学生基本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培养，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的一个传统，在国际上可以说是我们的优势。

二是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并且过于注重书本知识，脱离了学生经验。

三是现行的课程体系以学科知识为核心，过于强调学科本位，强调不同学科的独立性，科目过多，忽视了科学、艺术和道德之间的联系，忽视了学科之间的整合性和关联性。以学科为中心是我国延用多年的传统，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很多现象和问题是无法用一个学科知识去解释、去探究的。

四是学生学习过于强调接受式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加班加点、一个字看上几

十、上百遍.。

五、学生恋爱和体罚学生现象依然存在。

另外，在我国基础教育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表现为：过分强调甄选与选拔的功能，忽视改进与激励的功能；过分关注对结果的评价，而忽视对过程的评价；过分关注评价的结果，而无视评价过程本身的作用与意义；评价内容过于关注学业成绩，而忽视综合素质的全面评价和发展潜能的评价；评价方法过于关注“量”的呈现，而忽视“质”的呈现；评价主体过于单一，而忽视评价主体的多元化等等。

初中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思想道德状况、责任感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如果他们品德良好，道德高尚，爱国，有责任感，二十年后国家就有希望。反之，如果怠惰、自私、傲慢、无礼，没有水准和责任感，就知道二十年后中国是什么样子了，现在的中学生，享有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等一切有利条件。另外中学生也存在一些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

生理特征方面：初中生的年龄大致在12—15岁左右，处于青春发育期，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也是身心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学生生理上的“激变期”，主要表现为成长发育迅速，体形剧变，身体机能迅速健全，性开始成熟。首先，初中男女生都处在生长的第二高峰期，骨骼和肌肉发育很快，但骨化过程尚未完成，可塑性大，容易弯曲和损伤；肌肉的耐力较差。因此要防止学生运动量或劳动量过大，以免影响健康。

其次，初中生的身体机能迅速增强，并逐渐健全而接近成人，特别是神经系统的发育。此时中学生的脑容积已接近成人，神经活动的机能进一步完善，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显著提高，为其抽象逻辑思维的发展奠定了生理基础。但其神经细胞比较脆弱，应注意劳逸结合，保证充足的睡眠和恰当的体育锻炼。

再次，初中生生理上的另一显著变化是性成熟开始。女生从十二三岁，男生从十三四岁，性器官发育较快，性腺机能开始活动，出现第二性征，这些生理上的变化引起了学生心理上的变化。近几十年来，由于人类生活条件的变化，性成熟期呈提早趋势，少年生理早熟者增多。因此对初中生进行性知识、性道德和青春期卫生知识的教育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初中生在生理上的急剧发展变化，以及由小学升入到中学各方面的变化，必然会使他们的心理发生一系列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认识能力发展迅速。感知能力达到较高程度，据测定，初中生区别颜色的能力比小学低年级学生提高60%以上；视听觉感受性均得到进一步发展，灵敏性甚至超过成人；时空知觉有较大发展，观察事物的目的性、持久性和概括性日益提高；记忆力显著提高，有意识记在学习中得到发展，理解性记忆的比重增大，能有意识地提出记忆的任务，并选择记忆方法，检查记忆效果；想象力迅速发展，而且想象中的创造性成份逐步增加；注意的集中性和稳定性增强，集中保持时间能达到45分钟，有意注意逐

渐发展起来，但仍与个人兴趣爱好相联系；思维的发展是认识能力提高的主要标志，初中阶段基本可以完成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抽象思维逐渐占主导地位，并开始发展独立性和批判性，但进行抽象思维时仍需要以具体形象思维为基础，全面性和分析性不足。

二是情感丰富、不稳定。少年期是一个半幼稚、半成熟的时期，是独立性和依赖性、自觉性和幼稚性错综矛盾的时期，因此情绪、情感表现强烈，变化快，并显得狭隘和肤浅。他们非常重视友谊，喜欢结伴而行，对朋友忠实坦诚，对教师和家长则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但他们也容易因知识和经验的不足，缺乏判断力，不能正确区分友谊与包庇、高尚与庸俗。初中生已开始追求远大的目标和理想，敬佩和向往英雄模范人物，在集体生活中往往表现出较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班级和学校的受奖感到兴奋和自豪，对自己的集体受到批评而懊丧。初中生的积极情感在学习与交往中获得发展，但也易受外界影响显得不够冷静，有待于教师的细心引导而加以慢慢培养。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性的成熟而给青少年男女的情感带来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般表现为男女生表面上疏远、冷淡，女生在男生面前感到腼腆和害羞，男生似乎毫不在意，但心理上都很关心对方对自己的态度。这种变化是自然的。男女同学之间的相互吸引和爱慕敬重情感还是从属于友谊的，但如果对这种情感把握不好，就容易出现早恋现象。这就需要教师细心地加以引导，使异性之间的友谊得到健康发展。

三是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增强。中学生的自我意识开始迅速发展，逐渐由评价别人转向评价自己，注重自己的内心体验，喜欢分析自己的个性特点，渴望获得成人的承认和尊重，重视自己在家庭和班级中的地位，但也容易为了显示自己而采取简单鲁莽的行为。伴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中学生的独立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他们不再像小学生那样依赖教师和家长，而是开始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喜欢经过独立思考发表自己的意见，反对过多的监督与干涉。

中国教育改革的辩证思考 篇6

素质教育已经走过整整20个年头，但这项浩大的社会工程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

有一种观点认为素质教育应回归全面发展教育。那么，全面发展教育的命运又如何呢？实事求是地说，它与素质教育的处境并无二致。正是这个美轮美奂的理想，在实施过程中屡屡发生扭曲，频频出现偏折，最终匪夷所思地走上了应试教育的不归路，我们这才启动了素质教育工程。我们原本是指望通过实施素质教育为全面发展突破重围、打开局面的，现在怎么可以折回历史的原点？

可见，我们的教育改革一直没有能够走出图形式、走极端、翻烧饼的怪圈。这样来看，不仅关于素质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回答，就连全面发展教育本身也成问题了。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何曾变成过现实？假如全面发展理想是切实可行的，当初又何必启动素质教育工程？

教育改革已经形成这样一个悖论：说的做不得，做的说不得，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几乎没有谁会否定全面发展是一个美好理想，但几十年全面发展教育搞下来，人们却不得不面对中国学生片面发展的残酷现实；几乎没有谁会否定素质教育改革是件好事，但20年素质教育搞下来，人们又是不得不面对应试教育盘踞当代中国的无奈现状。为什么原本美好的想法到头来总是事与愿违？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给我们的基本思想方法是理论联系实际。那么，是我们的教育理论与中国教育的实际联系得不够好，还是这种教育理论本身就不切实际，根本不可能很好地联系当前的中国教育实际？

中国的教育和教育改革事业是否已经澄清了自己的教育指导思想、生成了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呢？恐怕这个任务还远没有完成，甚至至今未曾提出过。我认为，中国教育改革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是长期存在于教育领域的“左”倾幼稚病，表现为急功近利的工作态度和理想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平均主义等有害的工作方法。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忽视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殊时期的实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传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的理论境界。

全面发展教育何以陷入困境？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离开了千变万化、多姿多彩的个性，共性就无处立足，也就不可能存在了。这说明，人只能在“不完全”中追求“完全”，在个性化的片面发展中追求共性化的全面发展。这好比走路，你只能左一步、右一步交替前行，所以每一步看上去都是在“片面发展”。但是无数次左一步、右一步交替的“片面发展”连接起来，就形成了“全面发展”的总体态势。刀的锋利源自于它的薄，薄的刀刃相对于宽厚的刀背而言，可谓出奇的“片面”，但也正是这种“片面”却成就了刀刃的锋利。所以陈金明指出：“纵观历史，人的全面发展总是以某种‘片面’或‘代价’的形式来实现人类自身的进步……一个真正敢于面对现实的人，他就应该懂得另一个生活真理，即他永远只能片面地发展自己……人的全面发展永远只是具有相对意义，它只是个人和社会追求的一种目标，这种目标的实现必然要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必然也只能建立在个人片面发展的基础之上，片面发展是走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但是在当代中国，为什么人的片面发展不见容于学校教育？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看，这是由于在人们的价值天平上全面性优于片面性、共性优于个性、必然性优于偶然性、理想性优于现实性。这种成见，与马克思的哲学主张毫无共同之处。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指出，偶然性的存在打破了自然界的因果链锁，打破了绝对必然性的统治，使意志自由成为可能；偶然性即原子脱离直线运动的偏斜运动是万物形成的根源，是创造性、新颖性和多样性的源泉，偶然的偏斜运动是原子的灵魂。分子的偶然偏斜运动，表现在教育和人的发展中，就是司空见惯的每个人每个阶段发展的“片面性”现实，就是每个学生个性爱好和天赋才能的“一好”状况，就是学校中广泛存在的学生“偏科”现象，人的个性天赋源于此，人的创造性源于此。应该说，人的发展的片面性不是教育的敌人，而是教育的宝贵资源和条件；人的片面发展是特点，而不是缺点。

但为什么全面发展与片面发展被尖锐地对立起来、赋予褒贬色彩呢？其根源是哲学中的主客二分世界观模型。现有哲学将世界划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二分法成为通行的思想方法，将人们的思维方式简单化为二择其一。庞朴先生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二分法也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由于它的偏至，有时甚至更深刻更果断，能发人猛醒，能救急一时。但也由于它的偏至，总难持久平稳，不免常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在相对中画成大大小小的怪圈。”这不正是对教育改革方法论困境的逼真写照吗？

在高度复杂性、多样性、变化性、系统性的今日世界，这种“两个世界”的划分已经不合时宜。采用主观世界、现实世界、客观世界平等对话的“三个世界”观点势在必行。现实世界之所以要从以往所说的两个世界中划分出来成为第三极，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现实世界是世界的“进行时态”，所有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多样性基本上是从这里最先冒出来的，把握住了现实世界，就把握住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第二，现实世界是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交汇处和接合部，把握住了这个世界，就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沟通的桥梁；第三，现实世界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广阔舞台，人对世界的改造，几乎都必须经过这个独特的现实世界。当然，“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是刻意要树立“第三极”，而是希望人类的哲学方法论将世界的复杂性、多样性、变化性、系统性等本质特征纳入哲学视野，上升为本体论关照。这样，就有可能避免由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带来的非此即彼、图形式、走极端的思想方法。

从“三个世界”的角度看，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全面发展”，其实是人的全面发展理想；我们天天提到的全面发展教育，实际上是应然的全面发展教育，也就是全面发展在主观世界中的表现形态，但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把这个全面发展理想不加限定地认作客观状态，不切实际地去追求，并用它来剪裁现实生活中的人和教育，这正是“三好学生”评选制度一开始就潜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也是导致全面发展教育陷入困境的重要认识根源。

正如陈金明先生所指出的，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就其实质而言，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的一种展望，是马克思“作出的对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承诺”。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不切实际地把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目标拿到当前来追求，由于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这不仅损害了全面发展学说的声誉，也使全面发展教育流于肤浅，陷入被动，形成僵局。我们将全面发展理想简化为一些“面”，以为只要不落下其中的一“面”，全面发展教育就大功告成了。至于全面发展理想的“人性复归”内涵、“人的本质的全面占有”内涵等统统被遗漏，使它彻底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境界。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本质上是个性化、多样性的“特色发展教育”或“生动活泼的片面发展教育”。应致力于实现中国公民、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健康、协调、持续、加速度发展；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允许一部分学生的一部分方面、一部分科目的天赋才能和优势素质首先发展起来，保持良性发展态势，带动多样素质的共同进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应努力沟通多样性个人发展与整体性社会发展之间、特色化片面发展与理想性全面发展之间、各阶段有限发展与总体加速度发展之间的对话互动，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理想、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创造条件，而不应当是立刻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今天不可能立刻去运行共产主义社会一样。

只有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发展实际、教育发展实际和社会发展实际，才能摆脱“说的做不得，做的说不得，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的教育改革方法论困境。

素质教育改革何以成为难题？

2002年3月13日，《光明日报》以“破解素质教育难题”为题，报道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素质教育改革的看法。大家普遍认为，“推进素质教育步履艰难”，“理论口号一大堆，名词概念漫天飞，经验总结立刻有，就不知实践怎么走”。

出于一种美好的愿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56年的全面发展教育与20年的素质教育改革，走过了相似的轨迹。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素质教育改革已经在重蹈全面发展教育的哲学方法论覆辙：说的做不得，做的说不得，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

在我们的观念中，应试教育是铁板一块，必须全部打倒，容不得丝毫变通；素质教育也是铁板一块，必须全面推行，同样容不得丝毫更动。总之是用后一块铁板去替代前一块铁板。我们的思维为什么如此缺乏灵活性和变通性呢？本来，在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对立与统一交替主导事物的发展，对立的方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并且通而为一。但是在后世的哲学中，对于对立统一关系，人们更多地看到对立而忽视统一，不再讲“通而为一”了。于是，讲究对立统一的“二分法”变成了“见异忘同、志在两边”的斗争哲学、革命哲学。王策三教授指出，其方法论特征的重要表现，就是“笼而统之、非此即彼、走极端”。

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全面发展之所以一定要以片面发展为敌，素质教育之所以一定要以应试教育为敌，教育改革之所以总是振荡不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其方法论根源正是我们哲学观念中的这种二分法思维。用这种思想方法是搞不好教育改革的，更不可能建设好我们今天的和谐社会。

有了上文“三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使用“三分法”的“三点论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要领是尊重多样性、发展同一性、增进协调性、提高创造性。尊重多样性，就是要求我们正视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变化性这个基本前提，避免工作中的简单化、形式化和教条化倾向；发展同一性，就是要不断地在多样性的事物之间寻找和建设统一的方面、统一的事物、统一的价值、统一的利益，提高事物的有机性和组织性；增进协调性，就是避免多样性之间的相互妨害、伤害与损害，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事物的共同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和环境；推动创造性，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本质力量，为世界注入更多的人性。用四个流行的词汇概括就是：共生、共荣、共赢、共享。这一态度符合今日世界“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趋势，符合可持续发展哲学，尊重和保护多样性的立场，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吕型伟先生曾经对教育改革中的“两极思维”进行过深刻反思。这位有“新中国基础教育活化石”之称的教育界老前辈语重心长地指出，教育改革的出路“似乎在寻找结合点或者说在寻找中间地带”。在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全面发展与片面发展之间是否存在着我们尚未发现或者视而不见的通道？世间万物本来都有已然、实然、应然三种形态，而我们是否过分轻视了不同形态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实质上，正如片面发展是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样，应试教育恰恰是通向素质教育的根本途径，是素质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形态。没有了现实道路和具体形态，美好的素质教育便无处安身。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素质教育将自己看上去不太美观和时髦的“应试教育”住房推倒在地，从而使自己无家可归。

采用更加灵活的“三点论辩证法”重新审视当代中国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应试升学与素质发展两种要求可以兼顾，也必须兼顾。前些年，北京一个普通中学——北京22中出了位“神奇教师”孙维刚，他当班主任，教数学，17年如一日，按照自己的教育主张进行改革实验。1997年，他带的实验班40名学生一个不落地考上大学，其中22人进入北大、清华，占全班学生总数的55%。更奇的地方还在于，他的学生不仅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而且全面素质也非常过硬：学校田径运动会，他们拿了团体总分第一名；学校合唱比赛，他们每次都是冠军；他们的班级是区级和市级先进班集体；他班上的学生进入大学、走向社会仍然有上好的表现，受到广泛的好评。有人说他是应试教育的成功典范，有人说他是素质教育的先进楷模。我看不妨说他成功地找到了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结合点，兼顾了应试升学与发展素质两种要求。

从这个角度看，应试教育可以改称为“应试素质教育”，只不过这种“应试素质教育”所培养和提高的素质面比较窄、层次比较低、适应性比较小罢了。所以，可以这样来理解素质教育改革：不是由应试教育转轨为素质教育，而是由“应试素质教育”发展为“全面素质教育”；不是追求一种与应试教育毫不相干的素质教育，而是追求一种包容应试教育、改造应试教育、成全应试教育的素质教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教育是这样一种奇异的组合：片面—应试—素质教育。其内在逻辑是：从人的片面发展实际出发，经由受到规范和保护的应试教育，达成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公民总体素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矛盾双方相反相成，反者道之动，此之谓也，我们必须在这里做工作，下工夫。

可持续发展教育哲学的可能性

“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观正在生成一种新的哲学观。

现有的发展观认为，发展是事物自己的运动，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是量变与质变、肯定与否定、对立与统一的螺旋上升过程；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相比之下，“可持续发展观”虽然也追求发展，但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却大为不同：其一，可持续发展是具有高度相关性的多个发展主体、主体发展的多个阶段、多个侧面的联合运动，而不是一事物自己的运动，所以它讲求共同性；其二，可持续发展观更加强调连续性和继承性的价值，绝不允许为了本阶段、本主体的自我实现而破坏下一阶段、其他主体的发展资源，所以它讲求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其三，可持续发展观是在日益复杂的人类利益冲突中应运而生的，归根到底是要重新调整多元主体间的复杂利益关系，所以它讲求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由此，我们尝试归纳出可持续发展的哲学涵义：可持续发展是发展着的多个主体、主体发展的多个阶段、多个侧面利益的良性循环。对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和而不同”主张具有重大方法论价值。生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和而不同”思想，所要面对的课题正是处理高度复杂的多元利益关系。从实现多元利益良性循环的角度看，“和而不同”的要求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级，多样性主体相互尊重，宽容“不同”的他者；第二级，多样性主体展开对话，联合“不同”的他者；第三级，多样性主体着眼共同利益最大化，发展“不同”的他者；第四级，多样性主体共谋发展，创造“不同”的他者。这也可以看成可持续发展的四种境界。

毫无疑问，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客观前提。中国典籍《申鉴》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生动地阐述了罗与目的关系：“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离开了网上的无数个孔洞，单个的孔洞是不可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同样的道理，假如我们将教育生态系统中的其他教育形式如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自然教育、人的自我教育等一一去除，使多样性教育生态系统之“罗”仅剩下学校教育甚至学校里的知识教育这一个小小的“目”，那么它永远也不可能完成培养人的使命。中国教育之所以要产生惊人的“教育垃圾”和“教育污染”，根本的原因正是由于它严重地破坏了人和教育发展的生态多样性。

可见，尊重教育系统的生态多样性，是实现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教育系统的生态多样性，主要表现为教育活动对象的生态多样性、教育活动内容和形式的生态多样性、教育活动环境的生态多样性三个层次。对待教育系统的生态多样性，仅仅看重其“多”是不够的，这正如对待全面发展教育和素质教育仅仅看重其“面”的“全”必然流于肤浅是一个道理。关键在于把握多样性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制约、一体繁荣的“共生双赢”关系，将工夫下在对这个“生态系统”各单元良性循环关系的保护和建设上。“多元智力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智力表现为七种智力的各种组合，这就会造成丰富多彩的智力结构，形成数不胜数的智力特色。适应人的多样性发展，必须建设多样性的教育。只有教育的样式多了、品种多了、类型多了、特色多了，学生的多样个性才能够获得恰如其分的教育和发展。总之，要尊重和保护多样性的自在状态；创造和发展多样性的内容要素；挖掘和利用多样性的丰富资源；提高和增加多样性的规模水平。

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实质上是在教育领域的多样性事物之间建设良性循环链条的过程。“神奇教师”孙维刚之所以成功地兼顾了应试升学与发展素质两种要求，成功地创造了学校教育工作的奇迹，就是因为他巧妙地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创造了多个有效的良性循环。比如“信任——自信——成功”的良性循环、“数学课学习进步——各门功课学习进步”的良性循环、“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睿智才能”的良性循环，等等。用这样的良性循环思路去传授知识、培养人才、创办学校、发展教育事业，去努力改善学校周边的社区环境、社会风气、经济水平，教育自身的发展就会进入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境界，这就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境界。正所谓“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种理想的境界要求学校教育不应侵占教育生态多样性中其他教育的空间；发展人的某方面素质不应危害其他方面素质的发展；发展某阶段素质不应破坏其他阶段素质发展的能力；提高某一群体素质不应侵犯另一群体提高素质的权利。这既是追求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法则，也是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行动法则。

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的“多元一体共生理论”。他指出：“承认不同，但是要‘和’，这是世界多元文化必走的一条道路，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不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就是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用这一理念来重新审视当前教育改革的两难困境，是否可以更容易接近多元主体共生双赢、多级利益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哲学智慧呢？也许，这里就包含着中国教育改革走出困境的突破口。

看来，我们在计算教育的投入产出时，必须将它对个体生态、教育生态和社会生态健康所造成的破坏以及恢复这些健康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金、时间等消耗计入教育成本，重新设计我们的教育投入产出公式，重新评估国家、地方、学校、家庭和个人的“教育业绩”。

教育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律令：将学生培养成人和教育成材的同时，必须合理高效并节约地使用学生、教师、教育系统和全社会的教育资源，并努力增加其健康储备，实现循环利用。遵循这一原则实现的升学率，可以称之为“绿色升学率”。对实施“绿色升学率”的学校，国家要追加“绿色教育投入”，发放“绿色教育补贴”，进一步展开“绿色教育立法”，让全中国的学校和家庭名正言顺地去追求“绿色升学率”，这才是走出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难困境的英明之举。

创造者教育呼之欲出

人的主体力量发展存在涨落现象，从出生到死亡，主体力量变化的轨迹恰似一发炮弹在空中划过的抛物线。人在平均37岁左右达到主体力量的峰值，正所谓年富力强，此后开始走下坡路，死亡时主体力量重新归于零。但是人类总体的主体力量却呈无限加速度发展态势，而且越是接近当代，加速度越明显。只有人类每一代主体力量大大超过其前代，才能够确保人类总体的主体力量的加速度发展态势。

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复兴是前所未有的民族创造，它本质上是找回中华民族走在人类文明发展前沿的感觉。这意味着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向中国的转移，意味着中国为世界贡献大师和巨人，意味着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军事等诸领域产生世界性成果。知识经济是创造者经济，是以创造、创造者和创造价值观为基础的新经济，人必须完成由劳动者到创造者的历史性转变。

从这个角度看，学习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能够转化为创造的学习才是最有价值的学习；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推动创造和培养创造者，只有能够有效地推动由学习向创造转化的教育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而教育者的崇高使命，是帮助学生的主体力量超过老师，超过前人，这是师德的核心、人类教育意志的精髓。

可见，教育仅仅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目标是远远不够的，激励创造、引导创造、培养创造者，必须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的主题。创造者教育，目的并不在于积累知识、提高素质、完善自我，而在于激励自主学习和积极创造，促进人由模仿者、学习者、劳动者到创造者、创业者、首创者的角色转换。它要求改变现行的知识论课程观、认识论教学观和百科全书式教学内容体系。

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的唯一方式是由国家“安排工作”；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就业”概念，毕业生要自己主动走出去找“饭碗”；今天，大学毕业生“创业”已经相当普遍。从被动等待安排工作，到主动走出去选择职业，再到自主创业，中国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具备创造者人格。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教育不仅仅是就业教育，而且应该是创造、创新、创业教育”。

素质教育之所以难以从根本上克服应试教育、反而有被应试教育同化的危险，原因在于它并没有超出应试教育的传统思维模式——以受教育者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推动创造和实现人类社会的加速度发展为价值追求。因此，它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只能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如果离开了创新而谈教育，那么，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体现教育的本质。可以说，创新就是教育的终极存在价值所在，就是教育的真诚所在、要义所在”。

创造者教育是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教育，是个性自由的特色教育，是实践优先的行动教育。它的根本使命，就是将首创精神植入传统文化，播入民众心田，铸成民族精神，让中国成为创造者的乐园，成为全世界创造者向往的国度，帮助人类最伟大的创造在中国这片土地开花结果。这样看来，创造者教育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创新工程”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以建设创造者国度为目标的“国家建设工程”的问题，它关系到民族复兴的成败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命运。

几点结论

多样性、复杂性、变化性、系统性已经成为今日世界特别是人类生活世界的根本特征。反映这个世界的这些新特征，教育哲学应该走出单纯的主客二分立场，超越两个世界认知模式，采纳更为灵活和具有包容性的“三个世界”观点和“三点论辩证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优先，开放创造”理论境界的要求，是保持教育哲学先进性的需要。

适应今日世界的教育发展观必须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哲学教导我们：要学会尊重教育领域的多样性，努力在多样性之间建设良性循环的链条，以创造谋发展、立人生、立教育、立国家。教育改革应该是纳故成新的可持续发展，而不应该是割断历史另起炉灶的革命发展。因此，全面发展必须与片面发展重归于好，素质教育必须与应试教育握手言和。

教育到底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这是教育哲学和教育理论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中国教育一直以来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任。毫无疑问，无论是“劳动者”、“建设者”还是“接班人”，都是需要培养的。但是，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和迎接知识经济挑战来说，这又是远远不够的。未来社会的真正弄潮儿是创造者或创造性的劳动者，如果教育不以培养这样的创造者为根本目标，它在知识经济时代和创造者的国度里将不再具有发言权。我认为，没有将培养创造者确立为教育的根本目的，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教育所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

要想实现中国教育的根本变革，教育哲学必须发展到可持续发展教育哲学的新阶段，教育理论必须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新阶段，全面发展教育和素质教育必须发展到多样化、个性化、特色化、行动化的创造者教育的新阶段。

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突破点 篇7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 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与人才保障, 初步形成了若干所向国际一流水平冲击的研究型大学、一批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 培育了一大批前沿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高校每年输送的毕业生从不到百万达到五六百万, 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但不容置疑,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足, 一方面是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 另一方面却是不能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需要;一方面是学生就业形势严峻, 另一方面却是对创新型、实用型、复合型人才的急需。种种现象表明,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存在很多问题, 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高校人才培养同质化倾向严重, 缺乏办学特色。

中国高等教育注重学术型人才和专才型人才的培养, 不太注重应用型和通才型人才的培养, 由此造成培养人才的同质化严重, 无法满足社会对多类型人才的需要。地方性本科院校多为教学型大学, 主要肩负着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任务。但由于受传统“重学轻术”思想的影响, 对学术型、研究型的高校在近几年的高校规模扩张中愈演愈烈, 专科要升本, 本科则希望增设更多的博士点、硕士点, 教学型向研究型靠近。这种趋势使得人才培养同质化, 特色不鲜明。而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型人才, 更需要大量的应用型人才。

2. 专业结构不合理, 不适应产业结构的需要。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 高等教育行政机构或高等学校是制定专业目录的主体, 其专业设置与招生人数均由大学自行申报, 再由相关的教育主管部门审批。各大学基本上是按照计划体制模式, 以自身专业为主体定位, 既未进行市场调查, 也未将市场与经济结构作为专业设置的先决因素展开论证, 这使得许多原本随着社会发展需要更新升级或者淘汰的专业并没有退出高校, 而许多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等社会急需的专业高校又没有增设。

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必须与产业经济结构相适应, 惟其如此, 高校培养的人才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才能顺利地与职业岗位对接。因而, 在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中, 除少数精英型大学承担纯粹的科学研究外, 普通高校的专业设置既要考虑学科分类, 又要考虑产业经济的需要, 应将产业经济需求作为内生要素纳入高校专业结构范畴。

3. 产学研结合不够, 服务社会功能薄弱。

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是当代国际高等教育、科学和经济综合发展的产物。从宏观上看, 建立以高等教育为主导的、同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的联合体, 将是世界各国推崇的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模式。今天, 高等学校必须面向社会、与社会密切结合, 服务于社会, 这已成为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趋势。许多国家都在积极致力于这方面的改革实践, 把大学作为主要依托, 建立以大学为轴心的教学、科研、生产联合体, 使大学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推动新兴产业的建立和新技术的开发。但目前中国高校由于知识和科技成果转化缺乏有效的机制, 转化的动力不足、转化的市场不健全等, 造成了中国高校知识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率较低, 高效服务社会的功能薄弱。

4. 高校教师整体水平亟待提高。

提高高校教师队伍质量与水平是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教师就是奠基者, 教育改革发展的关键是教师。在高校中, 不少教师在教学方面勤于学习, 善于思考, 勇于创新, 在学术和教育教学方面不断取得丰硕成果, 他们是教师的中坚, 大学的脊梁。毋庸讳言, 也有相当一部分教师缺乏敬业精神、责任意识, 教案十几年不变,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用老办法教老知识。由他们培养出的人才质量可想而知。

提高高校教师的水平和质量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能够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的体制。高校应当在贯彻以人为本的前提下, 建立科学、合理、高效的教师激励约束机制, 充分调动教师的内在积极性, 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性, 从而提高高校教师的水平, 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5.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改革力度不够。

强化国际意识,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为世界教育的一体化奠定了客观基础, 因此, 要求各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成为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有机整体,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闭关锁国办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必须适应教育国际化的大趋势, 使教育走向国际化, 这是中国图强的必由之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点成绩, 但国际化改革的力度还不够。例如国际教育交流合作的整体规划不够;国际交流合作的广度深度不够, 交流合作以出国学习为主、以引进国外教育资源为主, 呈单向式交流态势。

二、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径分析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改革, 就是要立足本国国情, 遵循办学规律和育人规律, 勇于实践, 大胆创新, 努力形成有利于高教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以改革推动发展、激发活力、提升质量, 使高等教育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更好契合经济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创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为克服高等学校千校一面、办学缺乏特色的弊端, 国家要从宏观上指导高等学校优化人才培养的类型结构, 各高等学校应科学合理定位, 避免在人才培养上的同质化, 这就要求高校必须办出自己的特色, 如学校校风的特色, 优势学科的特色, 办学模式的特色, 地区的特色等, 培养具有独特素质的人才。要建立高校分类体系, 实行分类管理, 既要继续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推进重点学科建设创新, 建成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又要鼓励高等学校形成自身的办学理念和风格, 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 包括高校建设优势重点学科, 改进管理模式, 引入竞争机制, 实行绩效评估, 进行动态管理, 扩大应用型、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培养规模, 构建多层次、多类型、多样化人才培养体系。

2. 及时调整专业目录,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教育主管部门在高校学科专业布局上应起着宏观指导作用,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预测, 制定高等学校统筹管理、分类指导的实施意见, 修订专业目录和专业设计管理办法, 对专业规模进行控制, 合理设置和优化学科专业, 动态引导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构建国家和省级高校专业人才需求预测、预警系统, 引导高校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设置、调整专业。同时, 支持高校的特色专业建设, 满足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形成与区域发展相适应的、结构优化的专业特色体系。特别是为配合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 应加大引导力度, 推动紧缺人才培养, 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重点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 使之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和关键行业紧缺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

3. 完善高校教师评价体系。

建立高校教师评价系统, 完善高校教师激励约束机制, 充分发挥高校教师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作用, 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一个良好的绩效评价系统, 不仅应该有助于营造科学探索的大学文化, 且应该促进教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鼓励教师服务社会。因此, 在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 根据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制定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对教师各个方面的工作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完善的绩效评价体系可以使教师不断改进科研能力, 提高教学水平, 同时为学校加强和改进教师队伍的管理与建设及时提供决策依据。

4. 创新高校的管理体制。

逐步强化高校的产业意识, 加强高等院校与社会的联系, 推动教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首先, 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加强与行业、企事业用人单位的联系, 共同研究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科学设置课程体系, 促进专业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 使高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 从而有效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其次, 建立教育与产业的互动机制, 发挥行业优势, 争取行业资源, 拓展高校发展空间, 增强高校服务行业的能力, 企业建立稳定的大学生实习基地, 完善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践制度, 通过社会实践,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综合能力;加强学校内部和校际之间人力、设备等科技创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以最大限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坚持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并举, 通过实行科研管理组合集约化, 科研、开发、技术产业一体化管理, 实现科研成果市场化、产业化。

5. 加强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合作。

未来中国扩大教育开放与国际交流合作的总趋势是由“出国留学”单向式向“出国留学”与“留学中国”相结合的双向式发展, 由单一的“请进来”引进国外优秀教育资源为主向“请进来”与“走出去”传播中国教育文化相结合的双向式发展, 以不断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化水平和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力、竞争力, 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今后我们还要以更大的步伐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 邀请国外知名大学及企业到中国合作设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机构或项目, 争取办好一批示范性中外合作学校和一大批中外合作项目, 邀请更多的世界一流专家学者来华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我们还要扩大政府间学历学位互认, 支持中外大学间的教师互派、学生互换、学分互认和学位互授联授等等。

参考文献

[1]李爽.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现状与对策[J].继续教育研究, 2010, (6) .

[2]王光彦, 等.高等学校教师绩效评价指标研究[J].高等教育研究, 2007, (7) .

[3]浩歌.期待高等教育改革的新突破[J].中国高等教育, 2011, (1) .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篇8

我国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概括地说, 一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平台;二是贯彻实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 迎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平台。

(一)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平台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 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这标志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从民间的讨论、学术界的研究变成了政府行为。《高等教育专题规划纲要 (征求意见稿) 》更明确地提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加快建设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高等教育体系。”“走中国特色现代高等教育之路,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已经成为时代赋予我国高等教育崇高庄严的历史使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提出,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站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这是一个长远的建设平台。

世界历史研究表明, 各个经济社会发达的国家都伴随着做强本国高等教育的进程。1806年德国提出通过振兴教育来振兴国家, 19世纪30年代德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 并引领了世界第二次技术革命, 直接推动德国在20世纪初成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强国。

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明确地把教育置于国家优先发展的地位。1920年日本崛起为亚洲第一高等教育强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头号经济强国和世界经济强国。

1776年美国建国起就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 二战后成为世界头号高等教育强国, 并迅速崛起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所以, 只有努力把我国的高等教育做强, 才能使国家更加强盛。

从我国的国情来看,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是工业大国, 还不是工业强国。

胡锦涛在200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加快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历史进程。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需要做强高等教育予以强力的保障。

(二) 《教育规划纲要》的贯彻实施, 迎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平台

第一, 《教育规划纲要》的截止年限是2020年, 在这一时期, 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跻身创新型国家的行列。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现在已经过去了10年, 什么叫做重要机遇期?对我们高等教育来说有什么机遇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教育, 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关键是我们如何去认识、怎么去抓住这个重要的机遇期。我觉得我们对这些了解得很不够。

要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关键之一就是培养出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中国要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如果没有人才保障, 创新型国家建设, 现代化建设都是一句空谈。

第二, 《教育规划纲要》是未来10年的纲领性文件, 对于实现20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里程碑式的文件。我国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以此为契机, 把高等教育发展推向更高的水平。

二、做强我国高等教育应走的路子

(一) 做强中国高等教育, 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路子

过去, 我们高等教育是“改革、做大”, 现在要“改革、做强”。《教育规划纲要》通篇体现了“做强”: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建设教育强国”,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三强”建设。“三强”建设中, 关键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在整个教育事业中, 义务教育是基础, 高等教育是水平。没有义务教育的牢固基础, 就不可能有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 就不可能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 就不可能建设教育强国。但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 代表一国教育水平高低的主要是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 不是高等教育强国的教育强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 我们说, “三强”建设的关键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做强中国高等教育, 重点在2个目标, 3个“一批”。《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建成若干所大学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大学水平以及一批国际知名、有特色、高水平的高等学校, 这2个目标也是“985工程”建设的目标。

《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到3个“一批”: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步伐, 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 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 产生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 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力量。3个“一批”的建设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提出的必然要求, 也是我们高等教育当前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所决定的。3个“一批”建设目标的实现,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而, 这使我们深深地感到,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不仅是国家意志、政府行为, 也要成为包括高等教育战线在内的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二) 改革是动力

高等教育发展的活力取决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教育规划纲要》中“改革”一词出现了96次, 明确强调“改革创新是动力”;“改革创新”也是20字工作方针之一。教育要发展, 根本靠改革, 这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要求。

《教育规划纲要》对过去实施的改革, 今后如何深化、完善改革提得非常明确。内容包括人才培养体制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等教育观念更新和教育体制、模式、内容、方法、评价的改革。

其中, 明确高校有7个方面的办学自主权:“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宏观政策, 自主开展教学活动, 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自主制定学校规划并组织实施;自主设置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机构;自主确定内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学校财产和经费。”改革创新高等教育体制和机制, 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此, 应坚持以改革为动力, 创新有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 以尽快建立《教育规划纲要》中要求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发展机制, 推动教育事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科学发展。

(三) 质量是核心

《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 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 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高等教育发展观。所以, 如果说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路子”, 我的体会就是“质量是核心”。《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各类教育都要以提高质量为重点”:要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要全面提高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把提高质量作为重点;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也使得我们有可能系统地研究中国的教育如何提高质量。

(四) 提高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提高教育国际化的水平, 实际上也是今后做强中国高等教育的“路子”。《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扩大教育开放,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开展多层次、宽领域的教育交流与合作, 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今后的开放体制, 将是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世界上教育没有“共轨”, 各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的特点。什么叫教育国际化呢?它与扩大国际交流、扩大国际合作有更深刻的意义。对此, 我有三点认识:

第一, 要有国际视野。国家的办学要有国际视野, 要站在世界的高度, 面向世界来观察和考虑我们的教育, 要走出象牙塔, 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循环中去;我们的学校要培养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有竞争能力的学者以及国际性人才。

第二, 宣传弘扬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 交流和研究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文化传统, 建设和谐文化。我们现在派出的留学生更多地是去国外学习科技、专业知识, 而去学习研究教学的少, 更少去研究所在国的文化。其实, 国际交流最根本的是学习和引进交流世界优秀文化, 并使之与中国文化融合起来, 建设和谐文化。

第三, 国际视野, 中国道路。我们说, 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大学的教育来增加学生的知识, 培养批判性思维,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 学以致用, 能将所学用以解决问题, 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具有持续的终身学习能力的公民。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些目标, 各国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各个国家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和文化来形成自己的方式。这就需要我们有国际视野, 坚持中国道路。

(五)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必然, 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发展应该走的“路子”。在2007年第18次直属高校咨询会上, 一些校长们提出,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要建设中国自己的、有世界影响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这也是2010年10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举办的“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的核心论题。

第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必需。2010年10月15-18日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和进步的根本原因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在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的所起的积极作用受到了世界的广泛赞誉, 国外许多经济学家和专家们积极总结和评价“中国道路”的特色和作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们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 应该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第二, 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之必需。我国宝贵的优秀文化传统资源是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念体系的基础。这一点, 我们必须加深认识, 正如2010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第四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耶鲁大学莱文校长所指出的:每一种教育模式要与本国的文化相适应。莱文的这句话讲得比较到位, 我们中国,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 要与中国深厚悠久优秀的文化传统相适应。京都大学校长松本竑也谈到:现代社会, 人们的渴望欲求无极限, 由此造成很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依靠科技的发展是不够的, 需要仰仗哲学和人文的支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 如节制、廉耻心、感激之心、知足之心等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这些观念已经为亚洲共享的价值观念, 中国的汉字中像“和平”、“知足”、“感谢”等词语, 在亚洲文化圈中都能够得到理解和赞同。

所以, 我们中国的教育更应该体现国人优秀的文化传统, 这也说明为什么要建设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第三, 总结中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之必需。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改革、大发展, 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有过卓有成效的改革, 也出现过较大的失误, 积累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如其中全面学习苏联的高等教育, 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以及1958年前后的教育革命等, 实践证明有偏颇。之后还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的磨难。

改革开放后, 我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高等教育也步入了历史上空前发展的最好阶段。经过拨乱反正, 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进行体制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等大改革后, 迎来了教育的大发展。这期间也涌进了各种思潮, 但我们遵循的是学习别国成熟成功的经验, 形成自己特点的教育思想。如素质教育, 现在有不少同志都认为这是一个不同于西方通识教育的体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

为进行教育创新, 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研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规律、上升到理论高度, 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这应该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把上述5点归纳为我国高等教育今后要走的“路子”, 这是我学习《教育规划纲要》的一些体会。在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之后, 现在进入了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改革的“大提高”阶段。期间, 我们遵循了“开放是前提, 改革是关键, 质量是中心, 思想是先导”。今后, 我们要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要把改革作为强大的动力;坚持质量是核心, 不断提高教育国际化的水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摘要：过去, 我们高等教育是“改革、做大”, 现在, 要“改革、做强”。只有努力把我国的高等教育做强, 才能使国家更加强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贯彻实施《教育规划纲要》使我国高等教育又站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这是一个长远的建设平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 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这需要做强高等教育予以强力的保障。高等教育抓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其关键是要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做强中国高等教育, 重点在2个目标, 3个“一批”;做强高等教育, 改革是动力, 质量是核心, 要提高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篇9

1985年5月27日,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决定》指出了我国教育体制在教育事业管理权限的划分、教育结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上存在的弊端。提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 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第二,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第三, 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 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第四, 强调加强领导, 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 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篇10

一、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中, 改革政府和学校之间的关系, 改革学校自身的管理体制始终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前者是指政府的宏观管理体制, 又称为“办学体制”;后者主要是针对高校自身的管理, 称之为“管理体制”。从20多年的实际效果看, 围绕这两个主题开展的一系列改革成效不大。

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认为,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着一些弊端, 比如政府部门在教育事业管理方面的权限过大, 将高等学校统的过死, 使其缺乏应有的活力。同时还指出:“要改变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 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3年2月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认为:“要建立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的体制, 在法律上明确高等学校的权利和义务。”当年8月, 国家教委又发布了《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 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更为具体化。1999年6月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决定进一步提到了放权等问题, 也提出了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2004年2月, 教育部提出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探索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等问题。到了2007年, 出台了《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 强调进行两级管理, 以省为主, 另外还提出了“现代大学制度”这一命题。

历经发展和改革后, 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有了规范的制度框架, 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目前, 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存在着目标不清晰、对象比较模糊、路径不明等问题。所以, 需要积极探索新的管理体制改革路径, 努力推动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

二、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分析

进入21世纪之后,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在财富创造和积累的过程中, 知识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工业经济也逐步向知识经济转变。在这种形势下, 担负了创造和传播知识重任的高等教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众所周知, 高等教育在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以及提升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 要进一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积极探索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

1.努力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

2006年, 国务院作出了“高等教育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稳定招生规模, 提高教育质量”的重大决策。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而提高质量成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同时, 对高校招生规模进行适当的控制。这项决策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符合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 对于广大学生和家长来说, 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就必须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进一步优化结构, 进行合理布局, 努力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和水平, 要将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 形成优良的校风和学风。还要逐步开放高等教育市场, 拓宽投资渠道, 推进所有制改革, 实现多元化办学, 充分调动各界人士参与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合理开发和利用高等教育资源, 同时, 还要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让高校拥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这样才能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 提高办学效益, 同时, 也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通过对学生进行高质量的教育, 可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就业及创业能力, 使学生成为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2.让高校成为张扬技术理想、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阵地。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高等教育的外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有的地方浮躁之风盛行, 校风、学风颓废, 这对高等教育的快速和健康发展提出了挑战。“大学应成为社会的思想库和知识工厂, 成为科技进步的不竭动力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器, 让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发挥更为积极和重要的作用。”目前, 大学已日益市场化, 对学生的专业和课程选择、就业选择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学院精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经济理性主义甚嚣尘上。在我国, 大学往往具有很强的行政管理氛围, 而市场经济环境下又趋向于市场优先的战略选择。一方面, 行政管理者像管理企业一样去管理大学, 不断地挖掘其商业价值;另一方面, 大学和大学人承担着探索人类自身文化、认识其他民族文化以及各种文化相处之道的重要使命。从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看, 功利价值是伴随始终的。但是, 应该认识到:高等教育在张扬技术理想的同时还应弘扬人文精神。这才符合教育的理想, 也是中国教育的希望所在。

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 国家对高校格局进行了合并调整, 促进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使一部分高校的学科更加综合化。同时, 还按照类别对高等学校进行了指导和改造, 进一步提高了大学的办学效益, 也调整了高校的布局结构。

3.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

20世纪中叶以来, 高等学校尤其是高水平的大学对城市及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比如, 美国斯坦福大学周边的“硅谷”、北卡三角研究园, 还有英国的剑桥科学城、法国的索菲亚科技园、苏联的西伯利亚科学城以及日本的筑波科技城等。这些高科技园区都是以大学为技术和人才支撑的, 在带动经济发展、促使知识经济快速到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大学要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就必须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资源, 实现教、科、研一体化。

4.建设服务型政府。

尽快制定和完善大学董事会法规或大学法, 加强高教管理的配套法规建设。扩大大学的办学自主权, 使大学成为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

5. 建立独立于教育部的有法人实体的第三方评估机构。

首先, 要确保评估机制的一致性和机构的专业化, 以此为前提负责评估公立、私立高校的教学、行政、科学和财务管理活动的效率, 然后, 按照具体的评估结果划分相应的支持等级。

6.建立和完善拨款机制制度。

根据高校在目标或执行任务上的表现, 也可以依据相应的研究成果及预算配合的能力分配预算额度。一般情况下, 拨款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 经常性预算拨款;第二类, 研究补助, 依据过去几年内的研究成果评量, 确定分配额度;第三类, 特别补助, 主要用于补助高校的新业务或特别业务计划, 还包括基础建设等一次性支出。

7.构建高校董事会, 完善高校治理结构, 实现高校内部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分离。

构建董事会是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也是进一步提高大学管理水平的实际需要。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需要和外界保持一定的距离, 同时要遵循独立性和学术自由;另一方面, 高等学校必须积极反映社会的需求, 接受社会的监督和关注。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这和不断探索、不断改革是分不开的。在我国, 高等教育的改革是一种跨越式的改革, 改革过程中要更新观念, 逐步实现教育管理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以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