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报告（精选十篇）
成果报告 篇1
——“国家创新体系下大学、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研究”
研究从组织理论的视角出发, 以组织生态学和社会网络学为基础, 融合组织理论其他主流学派的观点, 通过个体主义方法与集体主义方法的整合、结构主义 (网络分析) 方法、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定性分析方法、深度访谈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 系统研究了生态网的具体构建过程, 对其形成的背景动因、构建目的以及构建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基于动态演化规律的生态网运作模型, 以及保障生态网合作各方有效联结的价值和信息传导机制。提出了生态网的创新机制和创新链以及衡量其健康发展的健康指标体系。
——“大学生实习及其权益保障的法律与政策研究”
实习成果报告 篇2
一、引言
通过在沃尔玛超市三个星期的实习工作，我了解到沃尔玛企业文化，懂得了沃尔玛的成功之道，学到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沃尔玛也有许多不足，也有许多应该改进的地方。
二、沃尔玛的成功
2.1.天天平价，薄利多销
沃尔玛能够风行世界，其首推无疑是“天天平价”的承诺，这承诺决非一句口号或一番空谈，而是通过低进价、低成本、低加价的“三低”经营方式，硬是始终如一地做到了。首先，沃尔玛采购上不搞回扣，不需要供应商提供广告服务，也不需要送货。这一切沃尔玛必须得到进货最低价。其次，沃尔玛严守办公费用只占营业额2%的低成本运行规范，“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从而“比竞争对手更节约开支”。最不同凡响的是沃尔玛“为顾客节省每一分钱”的低价经营观念，它使众多的平民消费者以对价格的极度敏感而忠诚于沃尔玛。
2.2.顾客
生产实习成果专用纸
机会平等；同时沃尔玛鼓励员工积极进取，虽然不完全看重文凭和学历，但无论是谁，只要你有愿望提高自己，就会获得学习或深造的机会，这提供了教育平等。
三、分析与建议
3.1.调整卖场布置、商品陈列、商品价格…
能让顾客切实感觉到价格的震撼力，提高其购买欲。场内广告应根据季节性定期更换，多做一些大品牌的广告，既提高其厂家对我们的支持度，又提高了卖场的整体档次。3.1.1.商品种类：
1、商品种类满足顾客的选择，搭配必须清楚、齐全，满足顾客需求；
2、标准化的商品种类应根据卖场的规模进行调整；
3、全国性商品组织结构应包括满足新的消费需求和顾客近期期望的产品。3.1.2.商品质量：
1、超市优先考虑商品的质量，区别于竞争对手；
2、超市自有品牌的商品在质量、安全性、实用性上必须优秀；
3、卓越的质量可以确保顾客的忠实度。3.1.3.商品价格：
1、商品价格着重于顾客的利益和忠实度；
2、要维持在价格方面的竞争优势，必须特别注重一些敏感性商品；
3、尽可能的抓住市场机遇提供商品折扣、统一调价、促销和服务；
4、最大程度的利用促销来强化超市的价格形象。3.1.4.超市布局：
1、商品的排面展示应便于顾客购买，并优化利用卖场空间；
2、商品的陈列必须具有灵活性；要适应商品和销售的回转及顾客流量，并考虑整体的消费情况；
3、制造出卖场的气氛;
4、商品的陈列要突出数量充足及一目了然。
3.2.供应商筛选及商品结构优化调整
想要提升销售业绩，要通过增加客流和客单价两个手段。增加客流和客单价有很多方法，但超市的根本在于商品，只做好了才能发挥作用。
怎样进行调整才合理，换个顾客的角度会更清楚。顾客说超市商品不丰富，有些商品买不到，一般有两层意思：
生产实习成果专用纸
量甚至包装外观。对于一，很简单，引进。对于二，顾客的需求千差万别，超市不可能满足所有顾客的需要，所以，对这些需求要轻重有别，区别对待。
如何更好的满足顾客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要多去市场转转，多了解顾客的需求，发现市场上出现的新品要根据卖场需求及时引进；多寻找一些优质品牌、优质供应商，定期淘汰一些滞销品；根据季节性，及时调整卖场局部规划，增加新品。例如夏天来到了，可增加一些雪糕、冰激凌、厂家支持的冷藏陈列柜等，让顾客可以在炎热的夏天喝到冰凉可口的冷饮。
3.3.规范各作业流程及制度，压低经营成本
开源节流是每个公司都做的事情，前面我讲的是一些开源的想法，但节流同样重要，在全球恶劣的经济环境下，“省钱就是挣钱”更是成为每个经营者的口头禅了。超市是一个高销售额，低毛利率的经营业态，所以其流程的规范及成本的控制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流程走不好，那无形中就会造成损耗，增加经营成本，降低本来就少的利润额。关注畅销品，过季品、高库存品、滞销品等的库存量，杜绝供应商结账周期小于商品周转期的现象出现。
员工素质队伍建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好的企业只有一套完善的制度是不够的，还需要很好的执行和监督。各经理、主管对员工的日常工作应不定期的进行监督和检查，并针对性的进行业务指导。如理货员的一日规范内容，商品补货、卫生整理、价签更换等。防损员对其工作内容的了解，对卖场内是否定时巡查，验货口、验票口有没有按照规定检查，发现可疑顾客后如何处置。
四、结论
怎样撰写8D小组成果报告 篇3
【关键词】小组；活动；改进；提高
8D小组也叫企业质量攻关多功能小组，因为通常分8个步骤进行故称为8D。8D小组活动，是企业质量攻关中不可缺少的活动。通过8D小组活动，可以为企业降低产品的故障率，持续改善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供货商供货质量，使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技术管理水平、经营管理水平不断地提高，使职工综合素质、业务水平得到有效地提高与增强，有力地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在企业的综合管理中，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8D小组活动是一个先进的多功能的产品质量攻关活动，它的具体组织和实施是否科学合理，对攻关活动的成败起着重要的作用。8D小组活动由企业的质量部门牵头，技术部门、采购部门、营销部门和供货商的有关管理技术人员共同组成，通过广泛采集产品在市场中的质量信息和外协供货商的质量信息，共同打造一个快速反馈、快速分析、快速改进的质量改进网络计划平台，使企业的产品质量问题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和解决，从而使企业有效地稳定和控制了产品质量，并且使产品质量得到了持续性的改进和提高。
8D小组所取得的成果和他们精心撰写的成果报告，是展示小组管理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全组同志智慧和创造的结晶，更是8D小组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探索积累的必然。一篇好的成果报告，应该选题理由充分，现状分析深刻，数据采集真实，图表绘制详实，工具使用合理、措施切实有效，结论真实可信。因此，8D小组成果报告应严格按照其活动的8个步骤进行组织，缺一不可。本文通过一个具体实例，说明8D小组活动的8个步骤、小组成果报告组织。
1.8D项目的选题与注册
笔者以为在创建8D小组初始阶段，选择活动课题时，最好先选择见效快、投入小、活动周期短、难度低、易出成果的课题，以“小、实、活、新”为基准。企业应设立8D小组活动主管部门，负责将8D项目列入到改进项目清单台账中统一管理，并设立对该项目进行跟踪、评审、评价等管理制度和行为，及最终关闭的评审制度。也应大力支持并提供8D小组活动需要的资金、场地、设备等物资，解决8D小组活动的实际困难，为8D小组活动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内部环境，使得小组成员能够去除杂念，专心致志的投入到活动中来。
项目确立之后，我们对8D小组组成人员要精心安排，可以以老带新，也可以自愿结合。其次在小组成员组成中，应注重高、中层领导的参与，在ISO9001 2000 标准中已经把“领导作用”作为八项管理原则中至关重要的原则之一，高、中层领导对小组选定的课题是否合理，与部门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和方针目标是否一致，往往能起到决策性的作用，并且有助于激发士气，提高工作质量与效率。
应注重除质量部门以外的相关部门人员的参与，实现网络化活动模式，有利于协调项目小组的实施工作。
2.8D项目组织
2.1 1D—问题描述
①对问题的描述要清楚、明确，尽量做到图文并茂，尤其对于问题故障是按照什么标准来判定的，这个标准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也就是说在问题描述时要清晰的知道为什么错以及如何才能做对。
②使用PPM数据曲线图或直方图时，要明确的表现出故障数量随时间的累积变化，注意选取故障高点进行分析。
③在快速搞清楚故障问题这一环节中，要理顺信息获取的渠道，建立针对质量问题的快速反应机制，对质量信息获取、快速展开问题查证要有一个清晰的流程支持。
2.2 2D—确定可能原因并排列其重要性
①对故障件进行分析时，要有明确的检测流程支持，针对产品所发的质量问题，具体故障件的哪些尺寸、哪些性能需要检验分析，要考虑清楚。
②对故障件的拆检结果进行分析时，要重视所有的不合格数据，而不是只关注于本次故障相关的小部分不合格数据。
③发现可能故障因素的工具是鱼骨图或故障树分析，任选一个工具进行分析即可。在分析时要分析到最基本的一层原因，要明确、具体，杜绝宏观、笼统的分析，比如说“设备故障”，要具体到设备发生了哪些故障，工装磨损问题？设备精度问题？夹具夹持力不够？定位偏或定位面选择不好？一定要把问题向微观方向上说，宏观的表述没有意义。并且因素要尽可能具有可控性，不可控的因素意义不大。另外，有能力的供方尽可能的使用故障树工具对问题进行分析，使问题的原因层次清晰，直达根源。
④确定可能的原因时，原因排列要有逻辑性，通常使用的逻辑线为：从检测结果本身入手，一步一步往上到工序反推，对检验方法、量检具控制、设备能力、生产过程控制、工艺保证性、操作者素质进行排列、思考，也就是对整个产品生产的链条进行逐一分析，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多一些拷问，举一反三的排除问题。
2.3 3D—确定和实施临时处理措施
①临时措施一定要摆脱过去对产品回用的依赖。
②供方在确定临时措施时，要有清晰、有效的工作流程，临时措施的制定水平关系到供方的快速反应能力。
③临时措施内容确定由厂家与客户共同商定，但必须获得本改进小组团队的评审与认可；临时措施一旦确认，完成时间控制在项目起动30天内。
2.4 4D—为可能原因制定验试计划
①收集数据的过程要与MSA结合起来，检测手段要与控制计划的要求相一致。
②制定试验计划时要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尽量做到一个方案针对一条原因或几条互不干涉的原因，避免多条原因在一个方案中同时试验带来的相互影响。
③在FAT或鱼骨图分析结果中确认的可能因素中，将重要度高的可能原因列出做进一步试验研究。
2.5 5D—验证并确定根本原因
①该步“根本原因”与第二步的“确定可能的原因并排列它们的重要性”内容中的重要度高的“可能原因”相对应，有继承性，避免无中生有的出现根本原因，再次强调原因分析的逻辑性与层次性。
②试验展开过程中，要对问题对应工序的CPK做出统计，以便用数据统计的结果查证工序能力高低。
③根本原因要具体明确，保证通过对根本原因的整改，反应到产品质量上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2.6 6D—实施永久性纠正措施
①在制定永久改善方案时，一定要注意在大规模批量生产过程中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避免纠正措施试验室化、太苛刻导致无法适应车间生产。
②永久性措施的落实尤其是出现比较大的工艺变动的措施，还需要进行工艺验证等。我们通过一系列的试验分析认为可以采取的纠正措施，需要经过实际生产过程中的工艺验证，获得详实的数据支撑与总结报告，才能确认措施的切实可行。
2.7 7D—制定预防措施
①对永久措施要落到文件上。
②通过项目驱动我们每一个控制文件的动态改进，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有效、同步开展各方面工作。
③服务环节的改进需要加强与落实和推进，目前我们往往忽视服务后续的改进措施的落实与建立。
2.8 8D—测量和评估持续改进、认可团队
①对前期工作进行总结，整改措施进行汇总。
②对改进前、后效果进行对比，确认改进目标实现。
“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研究”成果报告 篇4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高等学校发展是一个弥久且永恒的话题,但如何站在当前我国高等学校发展的特定阶段,从认识高等学校的本质性与时代性入手去讨论其创新发展问题乃是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我国高等学校从艰难起步到实现跨越式发展,用了100 多年的时间,这100 多年,跨过了西方高等教育几百年的路程。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在校生数量,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在国际上都堪称最大,这是令人自豪的成绩。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我国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特征和国际高等教育发展潮流来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因此我们站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定阶段,创新思索高等学校的发展问题,探寻体现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衡量指标与实现路径,以指导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把创新发展作为高等学校发展的主题。
(一)高等学校发展内涵释疑
以高等学校现实发展为背景,从高等学校发展内涵释疑出发,探讨了高等学校发展的科学内涵。对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认识,首先要建立在对什么是高等学校的正确认识上,求智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活动是高等学校的原发形态,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制度化是中世纪高等学校的发展结果。只有对高等学校的本质有科学的认识,才能指导高等学校发展符合高等教育的本质。因此高等学校发展表现为对高等学校内涵认识的丰富与深入,表现为高等学校对于自身使命的日渐明晰,高等学校的发展必定是对高等学校认识不断推进的结果。今天高等学校是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紧密相关的外部联系系统,其发展受到外部系统的巨大影响,其本身也日益成为一个多元化的机构,包含的事务越来越多。但是高等学校虽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对其发展却必须把握本质属性,强调核心功能优化在其发展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大学的功能上,当前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把它定位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上,但大学的社会服务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社会服务,大学的社会服务是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来实现和完成的,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第一要务,人才辈出是大学的最高荣誉。高等学校所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所拥有的知名学者、科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它对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应当是围绕着学术展开的。在此认识的基础上,课题系统地论证了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衡量标准。
(二)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衡量标准
高等学校是一项社会事业,其创新发展必须依赖于现存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内外部条件,这些因素都会使高等学校的创新发展成为一个包含方方面面的“多面体”,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不足,都有可能影响到高等学校的创新发展。但我们认为一些外部因素, 只是条件、环境或其溢出性效应,只是为高等学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因此,高等学校创新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高等学校内部因素的改革和调整。基于此,课题组对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衡量标准提出以下七个要素。
1. 先进的教育理念
一个国家高等学校的发展必须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引领,有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理念, 就会有什么样的高等学校实践和人才培养目标,引导高等学校发展的方向。因此高等学校的创新发展,不仅仅指数量的增长、单纯质量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也不是一味地去赶上或遵循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轨迹,教其所教,把其作为学习的模型。当代中国高等学校创新发展首要的是从教育理念入手,确立先进的教育理念。先进教育理念是一定历史时期高等学校发展的文化经典,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目标导向,是对高等学校实践活动的本质认识,是一种持续发展的文化力,是一流大学鲜明的认知标识。
2. 高素质的师资团队
高等学校的创新发展离不开高素质教师的创造性劳动,这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是高等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表现。教书育人是高校教师的核心使命,它既是高等学校的本质和大学教师的职业特点决定的,也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对教师的现实要求。高素质师资队伍是高等学校提高办学质量的核心,是高等学校强化办学特色的关键。
3. 现代教育技术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教育技术的革命,从而推动高等学校不断创新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对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影响, 即它的应用或作用的机理, 就是通过影响教育制度,改变教育理念,改造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手段、教育环境等方面促进高等学校发展,达到使高等学校为人的培养和发展提供优秀的服务和技术支持。没有相应的先进教育技术支持助推,无法彰显高等学校创新发展之先锋。
4. 合理的教育内容
合理的课程内容集中体现了人类历代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的精华,是知识的继承与发展的统一,反映了一个国家科学、文化、技术的发展水平。教育内容必然反映到课程上来,合理的课程教育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核心要素,是高等学校中的两大主体——教师与学生产生互动的主要媒介,是学校的核心元素和直接产品,也是判断一所学校优劣的直接因素。课程教育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直接产品,因而课程革新就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生命线。
5. 科学的教育组织
有什么样的组织安排,就有什么样的高等学校发展的路径和走向。高等学校之所以发展迅速,其根本原因之一便是其现代高等教育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其中最核心的是科学地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界限分明, 相互借力的良好态势。因此要有效开展高等教育活动,就必须不断创新高等教育组织以满足高等学校的创新发展,使其与高等学校的发展相匹配。科学的教育组织为高等学校创新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6. 学术繁荣的促进
高等学校是一个开展学术研究、追求知识的学术团体,围绕着高深知识的传播、创新和应用开展活动,它以知识为主线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因此高等学校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其声誉与水平有赖于学术,其生机与活力取决于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高等学校所培养的高素质人才、所拥有的知名学者、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它对社会实践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都是围绕着学术而展开的。学术繁荣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根基和文化特性。
7. 创新人才的培养
高等学校的发展必须紧紧围绕自己的核心任务展开,育人本位是人类经历近千年对高等学校本质、规律的全面认识以及对高等学校使命、价值的综合认定。高等学校是否创新发展,最根本的应该看它有没有培养出创新人才,看其培养的毕业生对于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学术的提升以及对于本国和本民族所做出的贡献。培养人才是激发高等学校生命活力的基础,也是这种活力得以持久维系的必要条件,这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研究高等学校创新发展,首先要回答什么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怎样实现高等学校创新发展?进一步说,就是要回答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其衡量标准又是什么?实现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路径是什么?我们认为:当前乃至未来就高等学校创新发展,应当从高等学校发展的内部规律、内部结构关系中去研究、去探寻,外部环境的改变,只是为高等学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因此创新发展最终还是要落实到高等学校自身的改革和调整上,从内在规律、本质的内生性中研究,跳出高等学校增长陷阱,形成科学发展观。课题具体采用了文献法、访谈法、案例法等,在分析高等学校、高等学校发展本质和时代性的基础上,阐述了评价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要素指标,并提出了具体建设和实现路径。
二、结论与对策
(一)先进的教育理念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导航仪
先进教育理念是衡量高等学校创新发展首要当量,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导航仪。当前面对高等学校发展的新起点,应当理性学习,自主探索,提出清晰的具有时代精神、民族思想、学校特色的与高等学校本质相契合的先进教育理念。其对策:一是先进教育理念的建构导向。形成以育人为先注重素质、以学术为本立足社会、特色为基各美其美哲学导向。二是实施具体策略。质量至上,着力开发“三潜”,培养学生的潜质、潜能、潜力即“三潜”;育人为本,推进“三自”发展,提升育人为本观念,关键在于学生自主、自由和自然的“三自”发展;学以致用,提升“三创” 能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各类人才,造就创新、创业、创优的“三创”人才;服务社会,彰显“三学”特色,通过学生、学科和学术成果“三学”的特色及成就,服务社会。
(二)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操控杆
面对时代挑战和社会要求,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优质师资团队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高素质的师资队务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操控杆。其培养路径:一是师德:品德高尚,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二是学问:学识渊博,术有专攻;三是教艺:精于教学,善于育人;四是思想:理念先进,信念坚定。
(三)现代教育技术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助推器
现代教育技术是衡量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重要因素。现代教育技术的有效运用会推动或引起高等学校的教学体系乃至教育思想、教育理念、教育体制的深刻变化。因此教育技术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助推器。现代教育技术实现路径:一是前提条件:提高全员教育技术认知水平和教育技术能力;二是路径指引:构建科学的教育技术指标体系;三是积聚内生力量: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四是保障服务核心任务:利用教育技术大力开发人才培养资源。
(四)合理的课程教育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燃料箱
作为教育内容的核心,课程是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培养目标的主要途径,课程内容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直接产品,课程革新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生命线,开放课程的开发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合理的课程教育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燃料箱。其对策:一是课程的信息化:开放、丰富与自主;二是课程的基础化:通识教育课程的变革;三是课程的整合化:学科群课程与跨学科研究;四是课程的模块化:分类与集成并举;五是课程文化的建构:开放、自主、信任。
(五)科学的教育组织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起落架
高等学校的创新发展,必须有与其相匹配的科学的教育组织,高等教育组织改革与创新是支持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活动场域,建构科学的教育组织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起落架。科学教育组织建构对策:一是重构大学组织结构,形成“教授治学、学术自由”顺畅开展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二是变革组织目标,形成以“整体结构优化、个体特色发展”为取向的组织改造;三是建构现代大学制度,形成以“培育人才、繁荣学术”为取向的制度安排。
(六)学术繁荣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机翼
学术性是高等学校安身立命的根本,学术组织的繁盛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应然之需,学术成就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显性品质,健康的学术文化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沃土,因此学术繁荣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机翼。推动学术繁荣,一是保障学术,固守高等学校“原生态”本质,其“原生态”本质主要包括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组织等方面;二是彰显学术,增强高等学校的“学府韵味”,挖掘蕴藏在高等学校文化结构和历史演进中的那些薪火相继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展现时代本色;三是繁荣学术,提升高等学校的学术文化品位。
(七)创新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发动机
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第一要务和永恒主题,高等学校对社会的最大贡献在于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送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高级专门人才,这既凸显了高等学校培养和造就人才的历史责任,也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不可偏离的重心。因此高等学校创新发展必须始终紧紧围绕自己的核心任务展开,创新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创新发展的发动机。培养创新人才的核心是要改革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一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创新。其内容包含:崇尚智慧、启迪智慧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人为本、充满仁爱的人文境界;尊重学术自由、倡导个性发展的文化氛围。二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创新。其内容包含:构建教育教学创新体系;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改革教学组织与管理制度;创新实践教学模式。
调研成果报告 篇5
参与环保，这个严峻而又紧迫的命题，如今重又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和战略意义。就在我们享受着现代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与满足时，洪水泛滥，山体滑坡，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资源缺乏等消息的报告，这犹如一个晴天霹雳，给了我们当头一击。这是怎样的一种打击啊？我们正经历严峻的考验，环境保护，成了每个人都在思考的问题。有人问：“我能做什么？”答案很简单：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自身岗位做起。就这么简单吗？对，就这么简单！请记住：你与我，是浪花里的一滴水，无数滴水汇聚起来，会是澎湃汹涌的浪涛，才有波澜壮阔的大海！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个有限组合起来，便是无限，便会有无坚不摧的力量！
回顾一下从身边流走的每一滴水：在你我洗盘刷碗、洗脸刷牙、洗发洗澡、冲洗厕所的时候，你我可曾想过，节约每一滴水？在你我使用电灯、电话、电脑、空调、饮水机、复印纸、公文纸的时候，我们做到环保了吗？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繁荣昌盛的；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社会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同样，一个没有保护生态，参与环保精神作支撑的校园是难以持续发展的。参与环保不是一时的、而是永恒的话题。
由此，我们大学生肩负着保护环境的使命，应学校暑假实践的要
求组成了一支环保小分队，来到了美丽的旅游城市大连，响应学校的号召，开始了我们为期三天的暑假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的第一天，我们队按计划到达大连以后，在大连西郊生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中开展了我们的活动。首先，我们在接待人员的带领下，简单的参观了一下公司，并对绿化的相关事项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我们于公司的相关负责人进行了简短的咨询，对大连当地的环境及绿化建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最后，我们在负责人的带领下，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小规模的有关于绿色文化知识的宣传并号召大家一起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来，并邀请公司领导在我们事先准备的横幅上签名留念。在离开公司后，我们在旅店又对今天在公司中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整理，分析并总结了大连现在的绿化情况以及应该以何种形式对大连市民进行有关于绿色文化知识的宣传，为明天的实践活动做出了更具体、更完备的准备。
通过第一天的活动，使我们了解的一个城市的绿色规划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事情。我们第一天接触了许多陌生的词汇，例如“城市绿化条例”，“城市绿化覆盖率”，“城市绿化管理条例”。从这天的学习中，我们了解到城市绿化应该严保现有绿化成果，加强环境综合整治，有步骤开展绿化升级改造工作，积极落实上级政府布置的园林绿化建设任务，打造绿色生态城区，加强宣传，积极引导社会参与园林绿化工作科学规划，城市绿化向美化艺术化转变。但是，想法总是美好的，从我们今天的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了，就算是像大连这样的绿化建设已经称得上是很完备的城市中，也存在了很多的问题。所以，宣传环
保，唤醒市民的环保意识意识迫已是在眉睫。只有共同爱护好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才可能在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永远幸福快乐的生活下去。同时，在与公司的人员的接触中，也锻炼了我们的交际能力，使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我们在学校所学习不到的东西。
活动的第二天，按照原定计划，我们来到了大连西郊生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为我们提供的进行植树活动的场地。大连今天下起了朦朦细雨，虽然天气比较恶劣，但是大家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困难就终止这次的植树活动，而是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参与到这次的活动中来。在园地中，我们不仅仅是植树种草，还在相关专业人员的教导下，进行了诸如除草、整地、绿篱修剪、浇水等活动。真正的体会到了园林绿化的辛苦与播种绿色保护环境的喜悦。下午，雨还在下着，我们又随着工作人员来到了大连西郊生物园绿化工程有限公司的花卉养殖大棚进行了花卉苗木的移栽、移盆及花卉苗木的去死叶、去花修枝等。让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这其中的相关知识，使我们受益匪浅。最后，我们同工地的负责人合影留念，并请工地人员为我们在我们事先准备的横幅上签名留念。
在第二天的活动中，我们从绿色活动中学会了如何除草、种树、修剪枝芽、种植幼苗，感受到了种植绿色绝非易事，里面充满了智慧和诀窍，更会珍惜身边每一抹绿色，希望我们的行动能呼吁大家，为大连甚至为中国换一件“绿装”。
实践活动的最后一天，今天我们按照原定计划，走进社会，进行更深、更广的宣传活动。在宣传中，我们首先是进行了绿色节能环保
知识的演讲，虽然没有麦克风，但是大家还是高声的宣传着相关的内容；随后，我们队员又进行了相关的表演，与此同时我们还派发了事先准备好的宣传单，呼吁大连市民共同参与到我们的行动中来；最后，我们随机邀请街上的群众为我们在我们准备好的四米长的横幅上进行签名活动。我们也在此合影留念，记录下我们的活动成果。
最后一天，我们走出了公司、走出了园地，真正的深入到了群众当中。可以说，这一天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走到社会，进行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而通过一天的活动，也使我们更加了解了社会。在群众中宣传我们的绿色文化知识，弘扬节能环保的精神。同时，在这简短的宣传中，我们也会时不时的遇上一些各类各样的麻烦，这也锻炼了我们，让我们拥有了面会困难、处理困难的勇气和决心。不但如此，在这次的宣传活动中，我们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比如用怎样的方式可以更加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以怎样的形式进行我们的绿色文化宣传可以更被大众所接受„„诸如此类的竟然，使我们在下一次遇到同样的宣传活动，可以更加迅速、完美的完成我们的任务。而且，在这次的活动中所遇到的问题，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让我们在下一次的活动策划中可以尽可能的避免像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
第一次参加社会实践，我们明白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引导我们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接触社会，了解社会，投身社会的良好形式；是培养锻炼才干的好渠道；是提升思想，修身养性，树立服务社会的思想的有效途径。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有助于我们在校大学生更新观念，吸收新的思想与知识。近三天的社会实践，一晃而过，却让
成果报告 篇6
作为中国信息化建设的四个起步工程之一，以电子货币等各类卡基应用为重点的金卡工程1993年由当时的中央领导倡导实施。经过15年的实践和摸索，金卡工程在全国银行联网业务、金融商贸电子化、智能卡产业发展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据国家金卡工程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张琪介绍，作为本次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一届中国国际智能卡博览会（SCC 2008）”也将于6月4～6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举行，将有来自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近150家智能卡和电子标签（RFID）相关企业参展。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以“坚持创新发展、拓展应用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北京）RFID国际峰会等论坛将与博览会同期举办。届时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将深入探讨合作、发展与共赢，共同把脉中国智能卡和RFID产业与应用的未来。
成果报告 篇7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研究内容
该研究按照“本体——结构——评价——走向”的逻辑顺序展开, 依次讨论大学行政化是什么, 体现在哪些方面, 如何评价大学行政化, 大学行政化的未来走向。形成的研究报告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部分着重解决一个概念——大学行政化, 这是该研究的起点。该研究认为, “大学行政化”指在我国由于外部行政力量推动, 大学的性质向行政性转变, 趋同政府, 行政性成为大学的重要特征。行政化具有政治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的特点。
第二部分分析了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之一, 即牢固联结的组织结构。对比大学与其他组织的结构, 诸多学者认为大学具有松散联结的特点。该研究认为, 行政化的因素强化了大学组织的联结性, 同时牢固联结的组织结构又加强了大学的行政化。
第三部分分析了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之二, 即准官僚模式的组织权力。一般来说, 大学的权力主要是学术权力占主导地位。该研究认为在我国大学中, 行政权力以准官僚的模式主导大学的运行与发展。
第四部分分析了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之三, 即依附型的组织文化。大学文化与大学组织文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大学文化具有独立、批判、创新和超越的精神品质, 但在我国, 大学文化没有占据大学组织文化的主体地位, 依附型的组织文化表现明显。
第五部分主要分析我国大学行政化的现实性和负面效应。关于去行政化问题, 该研究借用制度变迁理论, 提出三种制度变迁方式, 认为市场化制度变迁将成为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方式。
(二) 研究方法
该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包括组织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尤其是用组织分析法, 把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来进行分析, 进入大学内部分析大学存在的行政化倾向, 在此基础上, 向上探源, 寻找我国大学行政化形成的原因。具体来说, 以组织结构理论分析我国大学在基本结构方面的行政化, 即牢固联结;以组织权力理论分析我国大学在权力方面的行政化, 即准官僚模式;以组织文化理论分析我国大学在文化方面的行政化, 即依附文化;以组织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我国大学行政化的未来演进。
二、结论与对策
(一) 大学行政化的内涵
“大学”和“行政”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如果要对“大学行政化”这个概念作出整体把握, 那么从这个词组的结构本身来理解, “化”在此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对“化”的解释有若干种, 其中之一在此是吻合的, “后缀, 加在名词或形容词之后构成动词, 表示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大学行政化”意味着大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大学组织向行政组织方向转变。在此, “化”具有使动性, 即“使……转化, 使变化。”因此可以说, “大学行政化”指在某种力量推动下, 大学组织的学术性弱化, 行政性增强, 大学组织趋同行政组织的典型——政府。
(二) 大学行政化的表现方式
1. 牢固联结的组织结构
与西方学者对学校组织特别是大学组织结构的认识不同, 我国大学组织结构更多地表现出牢固联结的特点, 强调统一性、整体性和计划性。这与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相同, 也与大学作为单位制的一个元素有关。在单位体制下, 所有基层单位都表现为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 社会的整合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力, 单位成为行政机构的内部组织形式。国家的意志按照行政隶属关系下达到各个单位, 再通过各个单位而贯彻于全社会。
我国大学组织结构牢固联结的特征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组织目标统一, 工作计划性强;二是学术机构被纳入行政体系;三是权力高度集中;四是弱正式组织较少。
在“大政府、小社会”的背景下, 政府与社会趋于重叠, 政府构成大学的主要制度环境。大学组织趋同于政府严密控制性的组织结构主要是通过强制机制和模仿机制实现的。大学目标多重化且模糊不清, 甚至相互冲突, 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大学自身就会出现模仿的现实需要。
一是模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设立行政职能处室。组织间的依赖程度越高, 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类似程度就越高。这里的机制是什么呢?道理很简单, 当办学资源集中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时候, 不同的大学都必须与之打交道。因此, 组织之间的联系、人员之间的交往、信息的交换就越来越多了, 大学受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与办学资源依赖的渠道与资源分配方式有关。
二是模仿行政运行, 推行集权等级制。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对大学采用何种内部运行机制作出规定, 也就是说大学运用何种运行机制面临制度的空白, 这似乎给了大学自主选择的机会与权力, 然而现实中大学的选择往往是唯一的、宿命的, 因为大学被赋予行政级别就已经内定了大学集权等级式的运行机制, 对大学来说, 塔尖已经悬置, 必然要下探式地搭建塔基。大学内部运行机制的选择, 不如说是一种模仿, 是对社会权威组织——政府运行方式的模仿。
2. 准官僚模式的组织权力
在现代大学中, 同僚模式、官僚模式、市场模式和政治模式必然是同时存在的, 但往往又不是并行的。在我国大学中, 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是交叉与重叠的, 同时政治权力借助于或者说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其意图, 因此官僚模式盛行。“一种控制系统对另一种控制系统起着十分明显的支配作用, 两种控制系统之间的冲突并不很激烈。”因此, 同僚模式、市场模式与政治模式、官僚模式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冲突, 我们的大学似乎一切都在掌控范围以内, 风平浪静。
但是, 我们的官僚模式并不是韦伯所谓的理性官僚模式, 而是一种准官僚模式。这种准官僚模式的大学组织权力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大学行政级别化带来大学等级化。大学行政级别化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从大学组织来看, 如果按照行政级别对大学进行分类, 我国大学目前可以分为副部级高校、厅级高校、副厅级高校。副部级高校均为教育部直属高校, 厅级高校多是省属本科高校, 副厅级高校则是省属高职高专院校。其次, 从大学成员来看, 大学管理者普遍行政级别化, 从校长到普通行政人员, 以行政级别化实现了等级化。
二是行政权力主导大学权力。大学学术组织科层化, 以学术发展为己任的大学学术组织运用了行政管理的科层式管理理念和方式来管理学术活动和学术事务, 使学术管理呈现出等级性、强制性等本属于行政管理的特征, 大学学术组织权力变成行政化了的学术权力。学术组织构建按照行政机构的方式进行, 即遵循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构建原则。在行政组织中存在明显的等级性特征, 上下级之间是命令和服从关系。
三是制度化水平较低。与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大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制度缺失。每所大学每年以发文的形式出台的制度多达上百项, 有教学制度、科研制度、学生管理制度等, 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制度、校内交通管理制度, 包罗万象, 具体而精致。然而在这些具体的制度之上却缺乏根本性的制度——大学章程。
3. 依附型的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组织的深层结构, 其研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揭示组织“显秩序”之下的“隐秩序”。认识一个组织, 文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文化是一个组织所有成员所共享的并且作为标准传承给新成员的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的总和。它不被诉诸文字, 但却是人们能感觉到的组织的重要部分。每个人都受到文化的影响, 但这种影响往往不为人所知觉。只有当组织中的人试图表现一些与组织基本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相背的新的观念或行为时, 文化的力量才会为人们真切地感受到。
组织本质上是一种关系, 如自我内在的关系、个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个体与组织的关系、组织与组织的关系等, 而文化是在处理各种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因此, 可以从“关系”的角度来对大学组织文化进行分类。一是大学与外部 (主要是政府) 之间的关系;二是大学内部群体之间的关系。该研究大致把大学组织文化区分为两种:互动型大学组织文化与依附型大学组织文化。
依附型大学组织文化认为大学发展与壮大的动力源来自于外部。也就是说, 大学的战略重点不在内部而在外部, 注重效率, 但这种效率是外部迎合的效率, 而不是组织自身的效率。在大学内部强调权力的集中和等级制, 突出组织程序和教条, 弥漫命令—服从—执行—检查的逻辑思维, 注重成员行为的一致性和循规蹈矩, 集体主义观念较强, 不鼓励冒险与革新。
我国大学鲜明地体现了依附型大学组织文化的特点。从纵向来看, 依附型大学组织文化体现在大学对政府的依附、大学成员对大学的依附。从横向上来看, 依附型大学组织文化表现在大学行政系统的依附性和大学学术系统的依附性。
在单位制条件下, 大学与政府是上下级单位的关系, 大学被纳入国家行政序列, 具有一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相应的行政级别, 大学由国家设置和控制, 其功能、活动范围、权限均由国家直接决定和规范, 大学实际上是国家行政组织的延伸和附属物。“上级指示”仍然是组织的主要运作方式。上级指示主要以文件、会议两种形式下达。大学的校级干部任命、人事工资、招生等有关人、财、物等关键行政事务均由政府把控, 甚至大学的学术事务也由政府掌管。
(三) 大学行政化的实质和影响
从哪些方面来评价大学的行政化, 或者说评价大学行政化应该采用什么样的分析框架, 是评价大学行政化之前首先要回答的问题。该研究力图借助组织评价的方法, 搭建大学行政化评价的理论架构。
从利益相关者评价法视角出发, 可以认为大学行政化有利于有效地推行国家教育改革政策。国家是大学组织利益相关者中的重要一极, 大学行政化可以有效维护、实现国家的利益。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下建立起的一种高效率的社会政治动员机制, 有效地满足了党和政府运用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运用举国体制实现党和政府的各项战略意图的需要。借助于高度行政化和受各级党组织严密控制的大学组织, 党和政府只要一声号令, 各项决议的精神就可以迅速传递到全国所有大学, 传递到最基层的每一位教师和学生, 各项高等教育战略部署可以迅速体现为全国大学步调一致的行动。
从内部过程评价法视角出发, 可以看到大学行政化削弱了大学精神和品格。内部过程评价关注大学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及组织文化的特点。依附型大学组织文化的凯旋必然导致大学精神与品格的全面涣散与奚落。当大学精神与大学品格不能张扬, 庸俗的体制文化就会肆虐。单位制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 以及单位制特有的运作机制, 派生出了大学组织内部程度不一的权力结构二重化现象, 即除了制度化的正式权威结构以外, 还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的、以幕后活动为运作方式的权力结构。通常在各种事关大学内部资源分配的决策事务中, 非正式权力结构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单位制下的非正式权力就会形成庸俗化的组织文化, 这种组织文化以竞争资源为目标, 以组建圈子为手段, 注重人际关系。
组织社会学把环境分为制度环境和技术环境。大学行政化是外部行政环境在大学中制度化的产物。显然, 行政制度环境的影响超越了学术作为技术环境的需要, 由此带来大学行政化的问题。
(四) 大学去行政化的方式
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说到底就是要建立理想的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管理模式。而建立理想的高等教育管理与大学管理模式要回答两个问题:其模式是什么?建立模式的动力是什么?当理想模式在学界取得一致时, 我们就要研究建立模式的动力, 如果动力不足, 那么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至少在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只是理论的设想。
根据伯顿·克拉克的观点, 在每一个高等教育体系内, 国家权力、学术权威和市场构成了影响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主要力量。大学行政化讨论的是国家权力与学术权威之间的关系, 国家权力示强, 学术权威示弱, 同时市场的应有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在大学行政化传统下, 学术权力是被授予的, 所以很难制约行政权力, 那么大学去行政化能否寄望于市场的力量, 该研究认为是可能的, 这个判断基本两个考虑:一是市场的因素已经进入大学, 且市场的力量有壮大的趋势;二是市场势不可挡, 市场有大学去行政化的潜在要求和功能。该研究把市场力量推动高等教育系统去行政化称为市场化制度变迁。
一方面, 市场要求政府调整与大学的关系。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并不是取消政府对大学的管理权, 只是要求政府改变对大学的管理方式, 使大学真正具备一定的自主权。由于政府在大学 (高等教育) 的财政拨款逐渐减少, 政府的角色已由主要提供者 (soleprovider) 转向监控角色 (regulator) 。为了保证由不同非政府及市场提供的教育水平和素质, 政府借由绩效责任的强调和外部评价的需求, 提出一系列的“考绩”及“评价”活动。为了增加高等学府的管理效率和营运效益, 不同政府纷纷引入企业精神及管理主义以提升高等教育机构的效率和效益。凡此种种, 皆可引证高等教育正经历“市场化”的洗礼和挑战。
成果报告 篇8
一、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内容
该课题的研究分为五个部分:第一,地方高校发展概述,从地方高校及其时空状态、地方高校的发展定位、地方高校发展的政策选择进行基本的概述。第二,地方高校的治理结构,对地方高校的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进行分析,并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对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进行实证研究。第三,地方高校办学职能的实践探索,分别从地方高校实行弹性学分制的研究与实践、地方高校的科技创新、地方高校的社会服务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四,地方高校的管理创新,从地方高校规范化行政管理、地方高校的后勤社会化改革、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地方高校目标管理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五,独立学院的实践,从独立学院的产生与发展、办学能量积累策略、独立学院的教育教学管理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湖南农业大学东方科技学院的办学实践情况进行了分析。
(二)研究方法
该课题主要采取了调查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
1. 调查研究法
该课题对地方高校发展中的具体现实问题进行科学的调查和分析,采用SPSS19.0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努力使定量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
2. 比较研究法
该课题收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国外地方高校发展创新的模式进行全方位考察与比较分析。
3. 案例研究法
该课题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个案,进行案例分析,寻找地方高校发展的共性与个性特征。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地方高校的发展定位
地方高校一般指由地方政府投资和主管的高等学校。在我国,地方高校的发展得益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两次重大转型。一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行的“权力下放”,通过下放中央部委所属院校,加大省级政府发展管理本地区教育的权力以及统筹力度,确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以地方政府管理为主的新高教管理体制。二是肇始于20世纪末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推动的大众化进程,使得地方高校在连续几年的扩招过程中在学校数量、总体规模和校均规模等方面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可以说,地方高校的出现和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转型的重要部分和表现方式。
办学定位是每所高等学校的办学者希望把学校办成什么样子大学的一种宏观教育理念,是他们持有的具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关于所在学校办学方向选择、角色定位、特色体现的办学理想和价值追求。每一所高校要办好,首先要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体系的相对位置、发展空间、发展方向,使学校获得理性的指引,使全体教职员工都朝着明确的目标努力,促进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地方高校大都是教学研究型或者教学型高校,国内一些研究型大学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或者“国际知名高校”的目标显然不适用于地方高校,地方高校只有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办学资源,强化办学特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准确寻找自己的发展定位。
地方高校发展定位是一项复杂的行动决策方案,需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来进行准确定位。(1)分类定位原则。即地方高校根据学校的层次和类型,体现自己的优势,规避自己的劣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实现自身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优质服务。(2)比较优势原则。即地方高校必须充分挖掘和利用现有办学资源,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学校发展等基本目标上不宜盲目求大求全求高,要集中有限资源,瞄准区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在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的某些方面有所突破,形成特色和品牌。(3)市场导向原则。即地方高校要通过内涵式发展积累实力,在高等教育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环境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通过不断提高自身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进入竞争中的良性循环。(4)协同合作原则。即地方高校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校际合作、国际交流等相互合作,取长补短,通过经验交流、资源共享、“交换生”等实现双赢。(5)特色强化原则。即地方高校在以往的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办学特色,这些办学特色要注意总结和提炼,并且在进行发展定位时恰当强化,以形成特色鲜明的办学模式。
湖南农业大学在认真总结学校多年办学经验、客观分析学校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基础上,对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农大精神进行凝练,提出了“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立足湖南、面向全国,服务‘三农’、服务社会,以农科为特色、多学科协调发展,努力把我校建设成为位居全国同类型院校先进行列的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围绕着学校定位,学校先后制订了“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发展规划,以及各个时期的教学、科研、学科专业、校园基本建设、人才队伍、后勤社会化改革等各方面的配套分规划,明确了各个时期学校的战略发展方向和思路,凝聚了共识,成为学校办学行为的航向标。
(二)地方高校发展的政策选择
在地方高校的发展过程中,主要牵涉到三个利益主体: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地方高校。这三个利益主体都具有自己的动机和抱负,都是政策内生的参与人,政策制定的结果都是由这三个利益主体参与人策略互动决定的。对于中央政府来说,其所关注的目标和利益所在,是要通过理顺各级政府、中央业务部门和高校的关系,形成一个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实现地方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保持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所关注的目标和利益所在,是通过发展本区域的高等教育为本地区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促进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成高校与区域经济和文化的良性互动;通过获取和吸纳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办学资源,从而赢得最有利的发展空间,以实现办学效益的最大化。如果说政府与高校中间的联系纽带是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有,那么由于教育政策作为一种分配和调整教育利益的政治措施,“教育利益格局和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最终会导致教育政策进行教育利益分配的行为范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因此,三个利益主体围绕着资源的分配和占有进行的多次博弈就形成了约束地方高校发展的某种行为范式,地方高校的发展及其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困境可以在政策牵涉的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地方高校的发展在政策上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高等教育政策补偿机制,确保地方政府和地方高校的相关利益。在地方高校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权力下放”。从世界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经验来看,政府权力下放的同时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中央政府应在更大范围、更深层面承担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责任的战略,在鼓励地方政府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应当制定更宽松、和谐的地方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积极促进地方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当前,首要的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高校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利益补偿和发展导向作用,向地方高等教育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补助,有利于激发各级地方政府投资高等教育的热情。在加强对地方高等教育投入力度的同时,中央政府应监督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对当地高等教育投入的责任。
其次,转换政府职能,扩大地方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改变传统管理思维,逐步放手让高校自主经营和管理,积极扶持市场、培育市场和引导市场,让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在赋予高校更多办学自主权的同时,政府应积极引导地方院校主动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健全学校与所在地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将学校发展与地方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和资助,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最后,明确和规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权力界限。应该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法》,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明确规定哪些权力和责任应由中央政府行使、哪些由地方政府行使;明确规定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的具体惩罚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保证各自权力的有效行使和责任的有效承担。
在目前我国转型时期,中央政府的较强调控能力和权威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顺利进行的保证,但在管理地方高等教育上,由于各地方的资源禀赋、人口状况、地理位置、教育传统以及教育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因此,在划分高教权力时,博弈规则无论是中央确定还是由中央与地方共同协商确定,都不应该采取过去那种“一刀切”或“全国一盘棋” 的做法,而应针对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有目的和有重点的区别对待,采取“照顾差异、激励后进、奖励先进” 的灵活政策,如在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中央在计划指标方面可以给予地方更大的空间,而对于比较落后的地方,中央应在物质资源或财政转移支付方面给予地方更大的支持力度和灵活政策。
(三)地方高校的治理结构
大学治理是在大学利益主体多元化以及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的情况下,协调大学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降低代理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大学治理结构总体上包括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两大部分。外部治理结构主要是大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责任义务,包括大学与政府、社会、用人单位、投资者、学生及学生家庭等。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一般认为主要是学校三大权力关系的建构,包括校长形成的行政权力、教授形成的学术权力和大学事务决策的民主权力。
在地方高校外部治理结构中,包括五种权力类型:一是党派政治权力,二是政府行政权力,三是投资者的董事权力,四是专业行会权力,五是学术寡头权力。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探索,尤其是1997年以后的变革,使我国大学外部治理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1)以法律法规为导向逐步规范政府职能;(2)以扩大办学自主权为导向规范政府与大学的权力关系;(3)以多样化办学为导向构建中国高等教育新格局;(4)以成本分摊为导向确立利益相关者间的投资关系;(5)以自主择业为导向重构政府、学生和大学间的契约关系;(6)以面向世界为导向确立与世界教育的合作关系。
在高等教育管理范式从国家控制型向国家监督型转变的过程中,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让地方高校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是外部治理结构的关键。为此,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努力改变传统管理思维,逐步放手让高校自主经营和管理,积极扶持市场、培育市场和引导市场,让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同时,除行政手段外,还应利用规划、拨款、法律法规、服务等手段对高等教育实施宏观调控,把一些教学和科研的评估权和监督权委托独立的社会中介机构,让市场和社会共同监督和规范高校的运作。在目前地方政府对地方高校投入有限的情况下,应通过相关法律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权划分,保证各自权力的有效行使和责任的有效承担。
内部治理结构主要解决的是学校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问题。在高校的权力结构中,主要有三种权力类型:以科层制管理体现的行政权力,以教授治学体现的学术权力,以教职工民主参与管理体现的民主权力。在中国大学组织中,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行政权力主导”的高校管理理念根深蒂固,学术权力弱化、民主权力不彰成为我国地方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面对的一个痼疾。因此,地方高校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应强化学术权力、彰显民主权力。教授治学应该成为学校的主体,学校行政应处于服务地位,这个关系一定要摆正。教授治学要依照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规律,而不是迎合行政的需要或者看领导脸色办事。教授治学是在学术共同体的学术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实行的,为了形成良好的高校学术环境,必须组建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性组织,以维护教授治学的公平、公正和良好的内部环境。同时,应完善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通过加强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来实现广大教职工的的利益诉求。
(四)地方高校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以湖南农业大学为例
湖南农业大学作为一所地方高等院校,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在大学章程建设、基于教授治学的学术组织建设、教学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目标管理研究与实践、后勤社会化改革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1. 大学章程建设
依法制定章程,是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明确要求,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内在需要,是完善学校治理结构,推进依法治校、依法自主办学的重要保障,是举办者加强对学校监督管理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国高校在大学章程建设问题上,存在三个不足:一是没有制定学校章程,二是学校章程不规范,三是制定章程后没有得到有效实施。
湖南农业大学在章程制定过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力求使学校章程更加完备,更能体现学校的特色,能更好地推进学校现代大学制定建设。
一是注重章程制定程序的规范性。为了使《湖南农业大学章程》尽可能地周密完善,学校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先后经历了前期调研、文献研究、专家咨询、征求意见、通过核准五个阶段。经过多次讨论修改后,章程草案于2011年5月提交学校教代会审议通过,6月经学校党委审定,10月报经湖南省教育厅核准并报教育部备案,11月学校发布,从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问题。首先是优化章程的内容设计。在学校章程的制定过程中,除了保证《高等教育法》规定的10个方面的内容外,我们还从明确治校理念、坚持党委领导、明确校长负责、推行教授治学、加强民主管理、完善决策制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等方面对章程的核心内容进行了优化。其次是凸显章程的特色和个性。在制定学校章程的过程中,除了优化设计好章程的核心内容外,我们也一直在尝试能围绕学校的总体定位,联系学校实际情况,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有所创新,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和校园文化。
三是处理好章程与学校内部和外部关系。首先是内部关系问题。学校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内部一些关系的处理,如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关系,章程与上位法律规范的关系,章程与下位规章制度的关系等,也是章程必须要加以明确的。我们在制定章程时也对此内容有所涉及。其次是外部关系问题。我们在制定章程过程中,通过认真研读相关法律,把分散在各个法律文本中的高校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学校的权利与义务的相关条款,进行分析、整理和归纳,并在章程文本中进行了尝试表达。
四是增强章程实施的实效性。首先是提高对大学章程的认识。学校加大了对外对内的宣传力度,组织了不同层次的学习讨论活动。通过这些措施,力求提高社会对学校章程的认识,提高学校内部机构和管理人员对章程的理解,让广大师生员工都行动起来,真正用章程来统一思想、规范行为;用章程来凝聚人心、激发斗志;用章程来推进依法治校、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其次是完善学校的制度体系。学校章程正式实施以后,学校就启动了现有规章制度的清理和“废改立”工作,用章程来指导学校的制度体系建设。《湖南农业大学章程》自2012年1月1日正式实施以后,学校紧接着启动了学校制度体系建设。根据章程,对2010年以来学校出台的所有规章制度进行了清理,并结合实际情况,逐个对这些制度进行了审核,对该废止的制度进行了废止,对需要修订的制度要求限时进行修订,对没有的制度要求按照程序尽快制定。经过半年多的工作,学校共清理了468个制度,废止了182个已经过时、不适应工作要求的制度,修订了59 个制度,新制定了14 个学校原来没有的制度,还有部分制度尚在完善之中,基本形成了一个以《湖南农业大学章程》为核心,基本制度为支撑,具体制度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体系。最后是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学校在章程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校长办公会议、校务公开、党务公开以及督查室、督导团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对各单位、各学院贯彻学校章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督促,如在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学校对各类制度的制定列出了具体时间表,按照时间约定提前进行督促,保证了制度体系按计划逐步出台和完善。
2. 基于教授治学的学术组织的设置与运行
为实施“学术兴校”战略,实行教授治学,引领学术发展,推进学校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建设,湖南农业大学设立了湖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和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委员会,从不同角度实施教授治学。
3. 基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基层学术组织重构
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及其治理制度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进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职能活动的基本单元,其重构对突破长期制约、影响大学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从下往上推动大学组织渐进式的整体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基层学术组织重构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教学与科研兼顾;二是学科分化与学科综合相统一;三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协调;四是资源配置责权对等。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改革与创新,要立足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高度,遵循教育的自身发展规律和作为“学者共同体”的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理念,解除制约学术生产力提高的桎梏,营造有利于创造性人才生存、发展的环境,建立体现学术性、创新性、民主性的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管理体制。为此,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立教学科研二维矩阵模式;探索跨学科的基层学术组织的拓展模式;明确基层学术组织的多元化职能。为了保障基层学术组织的活力,需要与之适应的运行机制来保障它的良性运行。一是管理重心要下移。为适应新型的大学组织结构,学校的职能应定位于落实国家大政,引导发展趋势,制订制度框架,规范管理程序,做好服务评估,对学术事务的管理以及适应不同基层学术组织特点的行政权力都应归还给基层学术组织。二是要建立民主的学术决策管理机制。在基层学术组织中一条可行的路径是建立教授委员会。基层学术组织应以学术管理为核心,行政管理应服从学术管理的需要,学术事务范围以外的工作,则由行政系统决策,教授委员会审议。三是要建立弹性的人事管理制度。随着基层学术组织结构上的多元化和灵活化,在人事管理上应改变单位内部僵化的“一刀切”的管理模式。在编制和岗位的管理上,建立固定岗位和流动岗位、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人员多元化流动模式。同时,在统一标准和制度的约束下,建立健康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在绩效考核上制定弹性考核制度。
(五)地方高校的管理创新
1. 地方高校规划化行政管理
地方高校的行政规范化管理是以有效实现学校教育工作为目标,以规范化的行政管理机制为运行手段,使学校各种资源的使用效率得以最大的发挥。高校的行政规范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手段,是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活动服务的。
地方高校行政规范化管理的具体职能分为校内事务和校外事务两大部分。校内事务主要是处理好四大关系: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关系、学校整体发展与教师员工个人发展的关系、行政管理人员与师生的关系、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与其职能之间的关系等。校外事务主要包括协调好学校与上级领导机构的关系、学校与所属地区政府部门的关系、学校与相关业务单位的关系、学校与兄弟院校及校友之间的关系、学校与社会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等五个方面。
2. 地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
大学后勤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后勤要从学校事业管理体系中分离出来,通过分流与重组,纳入市场经济体制,剥离学校办社会的职能,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承办、学校选择的机制,以建立满足学校办学需要的、社会化的后勤第三产业和社区服务体系。大学后勤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产业运作的方式,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集约化,把原来属于事业型、福利化的高校后勤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产业,提高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具体包括:在管理体制上,改革由学校直接管理、全包统管的模式,让后勤与学校分离,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原则融入社会第三产业之中;在资产制度上,明晰后勤资产产权关系,明确资产保值责任,盘清学校后勤的国有资产,明确学校的资产所有权和经学校授权的后勤经济实体的资产使用权。高校后勤除少数关系学校事业发展的公益性服务以外,其他多数服务实体应直接由社会投资;在劳动用工制度上,建立社会化的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体系。
地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高校自己成立法人公司(后勤服务集团),采用企业化运作,为地方高校提供饮食、住宿、贸易、运输、物业管理、医疗服务、辅助教育(中小学和幼儿园)等全方位的服务。二是高校虽然成立了公司,但并没有登记独立的企业法人,公司运作借鉴或引入了部分企业管理要素。三是仍然保持在学校后勤处或总务处领导下的“小机关、大服务、多实体”模式。近几年来,可以说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入了“停滞期”,甚至有部分地方高校收回了食堂、超市、公寓等的管理权,回到了责任承包阶段,其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一是进入高校服务市场的社会企业运营困难;二是高校内部分流的困境;三是企业法人的营利性与高校公益性的矛盾。
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关键是开放两个“市场”。
第一个“市场”是指校内市场。目前开放校内市场有不少实际问题亟待解决,突出的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开放市场,高校内部后勤服务实体如何定位;开放市场,如何维护高校后勤服务公益性。维护高校后勤服务的公益性不在于由谁经营,关键在于健全保障机制。建立既能体现公益性,又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长效机制。如,给予进入高校后勤服务市场企业免征税收的照顾;将国家、学校给予的政策支持,由暗补改为明补,直接补给高校内部消费者等,而高校后勤服务则完全按市场运作,从而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
第二个“市场”是指校外市场。首先,必须健全高校后勤服务市场监管制度。其中又必须建立四个严格的制度:一是要建立严格的准入制度。选聘具有合法经营资格、有实力、讲信誉的企业进入校内后勤服务市场。二是要建立公正、公平的竞争机制。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选聘优秀企业经营,争取最优惠的服务。三是要建立严格的契约管理制度。签订规范的合同,明确学校与企业的权利和义务。四是建立健全的考核评价制度。严格奖惩,确保服务质量与安全。其次,根据高校后勤服务市场的不同类型分步实施。高校后勤服务市场从与学校教学、科研、师生生活的关联程度看,可分为紧密型服务市场和次级服务市场。紧密型服务市场是指与教学、科研、师生生活关联程度高的服务市场。紧密型服务市场主要有水电保障、饮食、宿管、医疗等服务市场。次级服务市场是指与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服务的关系相对次一级的服务市场。次级服务市场主要有环卫、绿化、物业维修、商业等服务市场。再次,对社会企业进入高校内部后勤服务市场的经营要作一定的限制。如对服务价格进行必要的限制,保持微利经营;对服务市场的规模进行限制;对社会企业的经营方式进行限制。
3.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
从大学组织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现状来看,建立二级管理模式是大学组织继承自身办学传统的结果,同时也是响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形式上来看,基于学科内在逻辑关系建立的二级学院,有着其特殊的内在学术逻辑关系,必须根据学科发展需要来调配资源,从而呼唤相对独立的管理权;从内容上来看,实行校院二级管理,能够使学科之间以及教学、科研与行政之间乃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得到进一步的整合和优化,确保大学组织内部权力结构或者管理模式更趋于合理化。基于这一思路,地方高校实行二级管理时,大都按照学科群组建二级学院(或系),这种校院二级管理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学校实施宏观层面的管理;二是职能部门履行调控、协调、指导职能;三是二级学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建设实体。
校院两级管理,要实现三个转变,即学校实现从“具体指挥”到“宏观控制”的转变;学校职能部门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学院要实现从“被动行动”到“主动发展”的转变。为此,要根据学科性质组建二级学院,并合理调整校院二级管理的职能权,同时,建立健全校院二级管理的配套制度体系,如建立配套的校院二级财务管理体制、人事分配管理制度和行为规范体系。
要建立一套与校院二级管理体制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必须正确处理好二级管理中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一套完善的目标管理机制、权力制衡机制、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校院二级管理能够健康、有序、规范、高效地运行。
一是目标管理机制。具体而言,地方高校可以根据其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情况进行有效的目标任务分解,形成一个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然后再将这些目标任务下达到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作为他们各项管理活动的目标指向,学校则以年度为单位考核各职能部门和二级学院的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和工作绩效,从而推动学校的内涵式发展。
二是权力制衡机制。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大多数地方高校都明确为“院长负责制”,即院长是学院行政的第一责任人,在这个基础上,如何构建合理的二级学院内部治理结构,是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三是监督制约机制。既要有学校层面的监督制约机制,也要有学院层面的监督制约机制。
4. 地方高校的目标管理
地方高校的目标管理,是学校管理者引导管理部门、院系共同确定工作目标及体系,并以总目标为依据确定各单位的分目标,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任务,各单位在获得适当的资源配置和授权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为各自的分目标而奋斗,从而使组织的总目标得以实现。目标管理对实现高校管理科学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在地方高校的管理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不同高校实施目标管理的现状来看,并未达到应有的预期效果,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完善。
地方高校在改进目标管理上可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建立健全有利于目标实现的管理体制。目标管理是基于校院二级管理体制改革的管理模式改革,必须在相对完善的校院二级管理体制下实施,明确学校决策层的主要任务是外部环境建设和内部宏观控制;职能部门必须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加强对二级学院的资源优化配置和完成目标所必需的监督、指导和沟通协调;二级学院作为完成学校总目标的主体,必须在管理重心和权力下移的前提下运行,必须具有一定的人、财、物和事务管理权。二是强化中层干部的目标责任。强化中层干部的目标责任是目标管理理论的精髓之一。对于职能部门负责人而言,担负着根据学校发展目标制定部门和二级单位发展目标的责任,在制定目标或进行目标任务分解时,应切实围绕学校发展的需要和各二级单位实现目标的现实基础,防止制定过高或过低的目标。对于二级学院而言,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具体目标都已落实到本单位,担负着完成本单位目标任务的重任,必须全面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保证目标任务的完成和实际绩效。三是重视教职工的自我控制和参与度。目标管理必须调整全体师生的积极性,构建“上下同欲”的组织氛围,形成上下一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广大教职工的自我控制朝着学校的发展目标方向努力。同时,要充分重视所有员工的参与,无论是目标制定还是绩效考核,必须形成一种民主管理的良好氛围,使每个员工都为实现目标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四是完善基于绩效的目标考核。目标管理以年初目标制定为起点,以年终绩效考核为终点,形成一个年度周期,最终以年终奖惩作为激励机制。在这里,年终奖惩激励机制的强弱是一个重要因素,年初的目标制定是否合理、年终绩效考核的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是否科学,都会影响着目标管理的成效,完善基于绩效的目标考核是广大地方高校管理者的一个重大课题。
成果报告 篇9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研究内容
该课题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构如下。
第一章导论——民办高校定位、特色与发展的基本理论
第二章民办高校定位、特色与社会发展关系研究
第三章我国私立大学发展定位、办学特色的历史考察与民办高校发展定位、特色的现状调查
第四章民办高校定位与特色的评价标准研究
第五章民办高校的组织属性、特色形成机制研究
第六章民办高校定位、特色与资源配置研究
第七章美日私立大学发展定位与特色的比较
第八章民办高校科学定位与特色建设的策略研究
(二) 研究方法
第一, 通过对民办高校进行访谈与个案研究, 获得客观的研究素材和数据, 真实地反映、分析民办高校定位与特色发展现状。
第二, 利用文献资料法, 收集、遴选民办高校定位、特色发展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调研报告、政策文本, 获得充足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分析依据。
第三, 借助定量和实证研究方法探索民办高校定位、特色发展的现状、评价指标、属性识别模式和形成机理等, 填补对民办高校定位、特色发展进行定量研究的缺憾, 提高该研究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第四, 从历史的考察和国际比较中总结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指导我国民办高校定位与特色发展, 加快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进程, 全面提高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
二、研究结论与对策
(一) 研究结论
1. 民办高校定位、特色的应有之义
民办高校定位是学校根据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及学校所处的环境, 从办学条件与办学现状出发, 确定学校的发展方向、奋斗目标、建设重点以及办学特色等, 以履行自身的社会角色和职能。民办高校定位包括两个层次、四个方面。两个层次是指民办高校的社会定位和行业定位;四个方面包括民办高校的社会需求定位、个人需求定位、职能定位和人才培养规格定位。民办高校特色主要指的是办学特色, 是在民办高校之间形成的具有鲜明异质性 (个性化) 、极具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主要包括办学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异质性和比较优势。
民办高校发展定位和办学特色, 从外部来说, 深受国家和地方的政治制度、行政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教育整体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就内部而言, 学校的培养目标、生源质量、师资队伍状况、经费收入水平、历史积淀、地理位置等对学校的定位和办学特色至关重要。不同时期不同学校的发展定位、办学特色差别明显。
民办高校的定位目标是要在高等教育系统甚至整个社会大系统中寻求合适的位置, 占据并扩大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理论上, 民办高校定位所要涵盖的总体的服务对象和消费者空间是较为宽阔的, 但是学校的分层分类、质量和特色等方面的差异, 造成单个民办高校的市场空间是有限的。面对这种挑战, 民办高校要发展, 在定位的时机选择上实现全程多段定位是一个较为理性的选择:既事先定位, 保持和巩固已有的市场份额和教育领地, 同时拓展新的教育发展空间, 实行移动定位、弹性定位, 根据需求变化作出选择。民办高校的这种全程多段定位特征对于民办高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2. 民办高校定位、特色与社会经济发展和管理政策的关系
民办高校的教育服务属性决定了民办高校在发展定位和特色形成方面围绕和坚持培养合格专门人才与获得合理回报的双重动机, 实行低本高效, 质量与成本双控, 这影响着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规格、结构、服务面向和资源配置方式。
民办高校在发展规模、办学层次、办学类型、培养规格等方面的定位及其形成的特色与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产业的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等密切相关。多元化的经济所有制催生了民办高校办学形式的多元化——股份制高校、 (中外) 合作型高校、独立学院、研究型民办高校、应用型民办高校、教学性民办高校等。对于民办高校而言, 在国家与地方不可能制定和实施倾斜政策的背景下, 其发展定位于与社会经济发展保持均衡的正面互动, 在发展规模、结构、类型等方面全面适应, 形成特色, 充分满足经济发展的多元需求, 也是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的必然要求。
政府及其政策在民办高校发展定位与特色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一, 政府及其政策作为认证者, 发挥法律地位的认定作用, 引导民办高校在发展定位中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依法办学, 形成不同于公办高校的独特内部管理模式。其二, 作为资助者的政府及其政策, 对民办高校办学经费的资助作用有利于提高民办高校的公共性程度, 降低民办高校对学费的依赖, 改变民办市场资源配置由单一的市场配置方式向市场、政府等双重及多元配置方式转变, 发展定位和办学特色形成更加理性。政府对公立高校财政资助的过度偏好、对民办高校资助的极度匮乏, 导致了民办高校定位的艰难与摇摆不定, 既基于政府资助的不足为避免出现办学经费的匮乏, 采取市场营利导向办学, 又囿于教育的公益性而需保障基本的教学投入, 公益办学。其三, 政府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规划者, 对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定位和办学特色保障不可或缺。在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 没有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规划和指导, 民办高校的发展定位就可能盲目多变, 被动片面适应市场的需求, 存在办学效果的不确定性和办学特色的随意性。
在民主、科学的分类管理政策导向下, 民办高校发展类型、办学目标与层次、组织结构等必然出现多元化的定位和办学特色。统一管理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使得绝大多数民办高校的办学目标定位于培养人才, 办学类型为教学型、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 经费来源于单一的学费收入, 普遍走规模效益之路, 办学特色单一、趋同。民办高校二元分类管理政策面临的现实困境, 加剧了民办高校明确发展定位的观望心理和跨属性的办学特色, 依然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办学之间游离, 在办学的理念与目标上崇尚公益、为民造福, 在办学的行为上寻求回报、为己谋利。实际上, 长期以来我国民办高校发展中这种矛盾的定位和扭曲的办学特色, 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即民办高校内部管理制度的混乱 (控制成本与办学质量的充足性资源相冲突等) , 办学资源的过度利用和办学质量的下降, 以及片面的办学特色, 在现实层面始终难以迈过公益办学、提升办学的品位这条坎。
3.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定位与特色
民国时期知名私立大学定位并立足于社会现实需要的办学理念, 利用自身办学的特点, 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应用型人才。“复兴民族、富强国家、抵御外侮、教育为先”, 救国是民国时期许多私立大学创办者的基本指导思想。他们本着立足社会发展实际需要的办学理念, 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办学的类型上趋于多元化, 主要有以官助学、以学养学、以产养学和中外合作办学四种。
在管理方面,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在内部管理上实行了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外部管理上, 注重发挥差会、校友会和基金会的管理职能;在常规管理上, 实行严格高效的管理。私立大学受到西方教学方法与风气的影响很大, 提出了以科研促进教学的思想, 采用多种教学方法, 强调学以致用, 重视英语教学, 科研强调实用并为祖国发展服务, 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私立大学非常重视师资建设, 严格把关, 把尽可能好的教师聘进来, 并且注重提高教师素质, 使学生能接受较好的教育。
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办学特色的形成, 是受多方因素的影响。首先, 校长矢志兴学的理想、信念促成了私立大学独特的办学思想和理念;其次, 校长负责制和严格的教学管理, 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成功的制度保证;第三, 多渠道的经费筹措和高效率的经费使用, 使学校得以长足发展;第四, 实用和西化的特色办学方略, 是民国时期私立大学能够屹立的内在动力;第五, 政府的政策和财政支持, 推动了民国时期私立大学的发展;第六, 公私立大学师生被公平对待, 使公、私立大学地位相对平等, 私立大学拥有广泛的发展空间。
4. 民办高校定位、特色现状的调查与归因
我国民办高校定位的市场导向非常明显, 满足市场需求, 依据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该课题调查显示, 在民办高校社会需求方面, 民办高校普遍要求增大办学规模, 大部分民办高校人才培养结构定位于“特色+热门”, 服务区域定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城市, 服务行业定位则集中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在民办高校个人需求定位方面, 民办专科高校生源质量仍普遍处于劣势、民办本科高校有所提高, 民办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主要表现为依托实训基地为主的实践教育;民办高校职能定位主要集中在“教学应用型”和“职业技术型”;民办高校人才培养规格定位方面, 特色定位依托民办高校已有办学条件, 学科能级定位集中在“扩大深化特色学科群”。根据调查结果分析, 我国民办高校定位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民办高校自身的办学基础;民办高校的地理区位;办学的回报与经济效益;教育行政部门现有政策导向限制了民办高校的发展机会和生存质量。
根据调查, 目前绝大多数民办院校有较为强烈的特色意识。通过对34所民办院校的调查, 有33所院校强调“以特色求发展”或者“树立办学特色塑造品牌”等特色办学理念, 其中30所民办院校特色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办学理念、专业特色、校园规划建设等有关学校办学、发展层面。它们在办学理念上强调以特色求发展;在人才培养模式方面注重实践教学模式, 寻求校企合作, 培养应用型人才;在管理体制上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学校招生工作中开辟多渠道、采取多种手段措施保障生源规模足额;在学校规划与发展方面, 实施区域化发展战略, 选择与地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发展模式, 在专业设置上主要以地区经济发展的职业需求为依据, 针对地方具体的经济建设、地方岗位群对人才的需求设置专业, 逐渐发展成为本校特色专业, 并不断地推进将“特色建立在班上”, 越来越重视特色班级的建设;在科学研究方面重视学校自身研究和区域文化与经济研究。
调查发现, 民办院校特色建设方面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 包括办学特色口号化色彩浓厚, 某些民办院校的办学特色仅仅是该校招生的噱头, 特色在实际的教学中体现并不明显;办学理念、管理体制等“特色”趋同, 校际之间在专业设置、管理体制及办学特色整体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资源配置不充足, 学校对市场的高度依赖性;特色形成缺乏长远规划, 在特色发展方面急功近利, 民办院校发展特色方面比较流行的做法是通过短期的特色发展项目, 推动学校的整体发展。
5. 民办高校定位与特色的科学评价
分类是民办高校科学定位并确定发展方向的前提, 民办高校既可以定位高等职业教育, 坚定“特色保持”, 避免盲目“升格转制”, 也需依据自身状况, 作出合理的选择, 避免陷入片面追求“高、大、全”的单一化办学模式。为便于对民办高校定位的评价, 可以将民办高校定位的分类主要划分为七大内容:办学层次定位、办学规模定位、服务面向定位、学科专业的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办学质量定位、人才培养模式定位。根据全面、准确 (科学) 、简易 (可行) 原则, 从长期性、认可度、差异性与独特性、持续的稳定性等4个方面检测民办高校办学特色的4种类型的指标——总体上的办学理念、治学方略;特色专业、人才特色等育人模式的特色;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实践实训等教学系统的特色;科学先进的教学管理模式、运行机制等教学管理特色。在设计的方案中, 对4类指标中的每项指标 (特别强调观测点) 分A、B、C、D共4个等级检测, 根据学校类型确定4类指标的权重, 在此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民办高校办学特色的测度值。
评价民办高校的公益性特征, 是引导民办高校在公益性方面各具特色而又发展为完整意义的高等教育机构的有效途径。通过TOPSIS方法、单属性测度、综合属性测度, 利用3个一级指标 (资源投入、培养和管理过程、产出效益与影响) 、10个二级指标、25个三级指标, 使用DPS软件计算, 对民办高校公益属性予以综合评价和公益程度等级识别。从总体指标来看, 样本民办高校的公益性程度普遍不高, 在许多公益性指标上如财政补助、政府奖助学金比例、社会捐赠支持、学费占比、教师劳动强度等方面极不乐观, 最低的公益性评价指数仅0.1321 (最高为1) 。民办高校的整体公益性程度也并不理想。对此, 民办高校的办学者、管理者需要想方设法改善有关公益属性指标, 不断推进学校发展的个性化公益特色。
6. 民办高校的组织属性、特色形成机制研究
民办高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 它既是教育组织、学术组织, 同时也是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 而且某些民办高校还类似于营利组织。总体上, 民办高校兼具教育属性、学术属性、民间属性、公共属性、产业属性等多重属性。这种属性也决定了民办高校在学校类型定位选择的游离和办学特色异于公立高校而接近于企业。这种跨属性或多属性状态增加了各级政府对民办高校进行属性识别和公共财政支持的难度, 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准确定位和特色形成。在世界范围内, 大众模式的私立高校大多具有明显的营利办学动机, 精英模式的私立高校一般在公益性办学的目标上极为突出, 对办学质量的无限追求与达成也必然要求充裕的教育投入, 削弱民办高校的市场行为、营利导向与能力。我国许多民办高校在办学实践中定位于培养人才与获得合理投资回报的矛盾状况不利于有特色的一流大学目标的实现。
民办高校特色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首先, 科学定位是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形成的重要前提。定位准确, 方能构建特色, 形成优势。其次, 文化个性是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形成的节点所在。第三, 具有优势的学科专业建设是办学特色形成的关键, 并具有以此确立学校的地位和影响, 带动学校整体可持续发展的特性。第四, 人力资源是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形成的支撑和基础。有了一流的教师队伍, 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学生, 才能确立起学校的声誉。第五, 创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办学特色形成的核心。这个模式应该是多样化、多元化的一种模式, 不应是“千校一面”的模式。第六, 服务社会的科研及成果转化与技术开发是办学特色形成的载体。大学办学特色必须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形成。民办高校办学特色的价值取决于其为社会发展作出的被社会广泛承认的实际贡献的大小。加强民办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能力、技术开发水平是形成民办高等学校办学特色的重要措施。
7. 民办高校定位、特色与资源配置优化
在科学定位基础上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形成办学特色, 有利于促进民办高校由规模发展走向质量提高和内涵发展道路。民办高校的定位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的定位主体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 微观层面的定位主体是民办高校自身。目前民办高校教育资源配置过度商业化阻碍了民办高校定位于培养合格人才服务社会、文化立校的个性化风格和特色的形成与彰显。在另一方面, 部分民办高校未找准自身定位, 盲目追求规模效益, 追求大而全;盲目提高办学层次;盲目跟随市场, 争办热门专业;盲目投入资源, 造成资源浪费, 配置效率低下。
民办高校是高度自主办学的社会组织, 其资源的配置效果取决于其市场行为准则的选择。追求高额利润的营利办学导向下, 民办高校的资源配置必然采取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则, 减少机构、减少人力甚至减少必要的教学投入, 办学的商业化特征极为突出。对于那些坚持公益办学的民办高校, 它们遵循的是综合效益办学导向, 强调教学与人才培养的充分投入, 资源配置重在保证和不断提高办学质量, 在内部资源的分配结构如提高专任教师比重、引进高学历人才、加大教师专业发展培训等方面形成和凝练特色, 同时促进办学特色形成。民办高校不同导向的资源配置,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常的市场行为分化, 各自以特定的方式适应市场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政策环境、公办高等教育发展基础等的差异, 我国民办高校资源配置也呈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中西部地区的民办高校, 经费来源最为单一, 以学费为主甚至是唯一来源, 以学养学, 自我积累, 滚动发展, 追求办学的规模效益, 学校在校学生规模2万人以上的占很大比重。在东部及沿海发达地区, 由于地方经济强有力的支持, 民办高校办学的起点较高, 资金来源形式相对较为多元化, 除了学费来源外, 民间捐资、私人投资、股份集资、政府资助等形式的办学也较为突出, 更加注重办学资产的增值及资本的高额回报, 强调办学的产出效益。
8. 美国、日本私立大学定位与特色的分析
多层次的分类定位是美国私立高校的典型特征。美国的私立大学主要分为三个层次:研究型大学、四年制高校和两年制高校。在此基础上又可细分为: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大学、文理学院、专业学院、社区学院。定位于不同层次的私立高校, 有不同的服务面向定位, 具有不同的办学精神定位和学科专业体系定位。日本在大学、短期大学以及专修学校这三种类型的高校中, 私立大学在校生人数都占据了适龄受教育人口的大多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私立大学占有很大优势, 与主要集中于理工科的国立、公立高校分工合作, 相互补充, 受制于当时的政府管理, 私立研究型大学从私学发展之初数量就较少。相比较而言, 美国私立高校定位的是提供优质的精英教育与市场主导下多元化的大众教育并存。而日本私立高校的绝大多数是为青年人提供上学机会的, 以大众高等教育为主。
美国的私立大学具有突出的市场性、独立性、多样性、自主性等群体特征和个性化特色。日本的私立大学诞生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与文化背景中, 其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变化过程, 形成了私立院校群体的办学特色——私立院校的多层次性、教育理念的多元化、科类设置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多元定位, 分类发展, 府校合作, 自主创新, 突出优势, 是我国民办高校从美国、日本两国私立院校发展定位和办学特色获得的可供借鉴和参考之处。
(二) 研究对策
1.制定和完善积极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政策, 加大对民办高校发展的政策支持, 政府与民办高校建立良好的发展合作关系, 促进民办高校科学定位, 建设鲜明特色
积极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遵循“自治、平等、效益”的高等教育理念, 给予民办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在法律上民办高校享有与公立高校相同的待遇, 鼓励和保障有序竞争, 引导民办高校准确定位, 形成突出的、有竞争力的办学特色与品牌。
全面积极满足民办高校的政策需求, 是我国民办高校科学定位、形成多元办学特色的重要保障。民办高校需要差异化的产权政策, 有效的风险防范政策, 多元分类的合理回报政策, 开放公平的招生政策, 规范、合理的税收政策, 系统完善的资助政策, 按质收费的差异收费政策, 促进民办高校遵循教育规律办学的评估政策, 自主独立的教师发展政策等。这些政策可为民办高校的科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建设提供广阔的政策空间与市场发展空间。
在民办高校科学定位与特色建设中, 政府需要转变职能, 主动服务与宏观指导民办高校自主定位, 自我发展。要从微观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为主;从直接干预民办高校具体办学为主转向扶持、服务和管理民办高校为主, 从而真正建立起有利于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服务型政府”。公平对待民办高校, 通过完善的、多元化的民办高校激励机制, 促进民办高校准确定位, 在与公办高校公平竞争中形成特色。
2.实施民办高校三元分类管理, 推进民办高校在办学目标、性质等方面的准确定位与办学特色的形成
积极开展民办高校的属性识别, 建立充满活力的现代民办高校分类管理制度, 引导民办高校分类、规范发展。通过属性识别, 区分营利性民办高校、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和跨属性民办高校, 分别借助约束机制、补偿机制、互惠机制等制定和实施差异化的多元民办高校管理政策, 调控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稳步发展。根据地方实际, 实施动态、弹性分类, 实行差异化授权, 促进区域民办高校发展特色形成和质量的提升, 不断提高民办高校分类管理政策的效能。立足公共政策理念, 依法规范民办高等教育市场, 有区别、有选择地向不同类型的民办高校提供高等教育信息、民办高校行业规范、委托管理、属性识别制度、公共财政资助、民办高校免费补贴等, 改善民办高校办学条件, 规范民办高校办学行为, 促进不同类型民办高校共同发展。
3.扎实推进民办高校自主办学, 加快内涵发展, 深化民主管理制度建设, 增强办学的公益性色彩, 改革民办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 拓宽民办高校工作职能
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 扩大学术权力和学术自由的空间, 充分发挥专家、学者在学校重大事项决策中的知情权、参与权, 实行民主管理, 为办学特色的形成提供制度保证和相对稳定的环境。要建立有利于民办高校发展的教育评价体系, 在评价的指标上区别于公立高校, 在评价的方法上实行线性评价和非线性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 在评价的主体上实行社会机构、专家、管理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合评价, 引导我国民办高校科学定位和特色建设。深化教学改革, 创新教学管理, 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教学管理特色体系, 创建办学特色。打造民办高校品牌, 营造特色校园文化, 面向未来、面向市场确定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通过优秀人才的培养、特色学科及知名教师、校长等核心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将学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推动学校进步。以社会与区域经济发展、本校的历史传统、现实状况、发展前景、社会需求等为依据, 在发展规模、专业设置、培养目标等方面准确定位, 并有选择地适度培植和拓展民办高校的科研职能, 促进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全面提高民办高校的综合办学效益。
4.适度均衡, 重视效率, 优化民办高校资源配置, 以特色求发展
成果报告 篇10
一、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该课题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捐赠收入法律法规以及捐赠资金管理运营等方面进行比较,来分析美国高等教育捐赠成功的原因。以系统性、科学性、实用性和广泛适应性为目标,对具有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中、美两国高等教育捐赠制度进行比较,尝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捐赠新模式,提出了完善中国高等教育捐赠的政策建议。研究内容包括:
1. 高等教育捐赠的理论及现状分析
从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教育捐赠的概念与形式以及研究高等教育捐赠的必要性入手进行梳理与评析,从理论上探寻“教育捐赠”的理论基础。梳理美国高等教育捐赠历史发展、中国高等教育捐赠的现状,从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规模出发,以美国部分公立、私立高校为例,对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形式与结构的异同进行比较。
2. 中、美高等教育捐赠制度比较研究
在上述理论分析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定量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分别考察中美两国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捐赠收入法律法规的异同。
第一,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比较。主要涉及美国的免税政策,美国对投资或捐赠教育事业的企业和个人免征相应的企业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并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社会团体或大众向高等院校捐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高等教育捐赠尚未开征的财产税、遗产税、赠予税,税收部门对教育捐赠方的减免优惠政策等,从完善税制角度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捐赠的发展。
第二,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比较。从美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出发,探讨一个基督教盛行国家的公众热衷于捐赠事业的思想基础,对比我国公众在“血缘道德”传统文化支配下,宁愿为自己子孙后代积累财富,而不愿意从事教育捐赠的思想基础。国家应如何通过宣传媒介的作用提高公众的捐赠意识, 以及中、美高等教育捐赠的形式、捐赠范围与基金运作的差异比较等。
第三,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法律法规比较。美国与高等教育捐赠相关的法律法规相当成熟与完善,使民众向高等院校捐赠每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清楚与完善,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高等教育捐赠收入法律法规,以保证高等院校捐赠的顺利进行。
第四,中、美高等教育捐赠管理与运作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捐赠管理制度系统化,筹措教育捐赠机构的管理科学化,为美国捐赠筹措动力体制的完善奠定基础。探索我国筹措教育捐赠机构的管理与运作方式。
3. 完善高等教育捐赠的政策建议
教育捐赠作为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重要构成部分,高等院校应积极利用国家法律手段多吸引社会捐赠,完善高校捐赠制度,加强高校与社会工商企业联系,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吸引来自企业的投入,大力发展各大基金会,并使其走向国际化,吸引更多的海外资金。完善我国高校捐赠税收的激励机制措施包括:提高所得税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实行捐赠结转,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提高边际税率,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加强税务部门与高校协调,实现捐赠信息的网络共享,简化税前扣除的认可手续,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通道等。
(二)研究方法
该课题将综合多种学科的分析方法和手段,采取多层面、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思路,将理论研究、实证分析及比较研究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综合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采用文献调研、数据统计分析、专题调研、问卷调查、个别访谈、案例分析和专家咨询等方法,选择不同类型的高校进行实践研究,确保课题的科学性并努力有所创新。
1. 文献研究法
通过阅读各类教育核心期刊以及图书资料,浏览相关的媒体网站,查阅美国高等教育捐赠有关论文及信息。同时阅读文化学、宗教学、社会学、经济学、高等教育学等方面的专著,从理论上提升论文的深度和广度。
2. 案例分析法
对美国多所公立和私立高校、中国部分“211 工程”高校进行个案研究,分析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形式与结构的异同。探究美国高校捐赠及运行机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高校捐赠制度的完善与实践运行提供有益思索与启示。
3. 比较研究法
对中美两国高校教育捐赠规模、形式、主体进行对比,如高校教育捐赠收入数据、与教育捐赠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比较等,得出有益经验和启示以促进我国高校教育捐赠的进一步发展。
二、结论
教育捐赠为美国高校提供了大量经费支持。中美高校接受的捐赠差距较大,其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教育捐赠的制度不同,体现为中美两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规模、捐赠的税收、法律制度的异同。因此,在借鉴美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应完善我国高校捐赠税收的激励机制措施,包括:提高所得税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实行捐赠结转,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提高边际税率,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加强税务部门与高校协调,实现捐赠信息的网络共享,简化税前扣除的认可手续,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通道等。
(一)美国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较大、形式多样,而我国规模小、形式单一
在美国,由于高校公私性质不同,源自不同渠道的资金在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存在一定差异,但无论公立高校还是私立高校,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收入都是其最主要的经费来源。美国教育经费支出中平均约有25% 的资金来自社会捐赠。据美国教育扶持委员会(Council of Aid to Education)报告,2010 年美国高校共接受慈善捐款280 亿美元,其中来自基金会的赠款占30.0%、校友捐款占25.4%、非校友捐款占17.6%、企业捐款占16.9%,其他机构捐款占10.2%。尤其是著名的私立高校,其高校捐赠基金投资收益已成为学校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2013年,美国大学获社会捐赠总额达338亿元,其中校友捐赠90 亿元,占捐赠总收入的26.6%;来自非校友个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捐赠对大学也非常重要。2013 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变得更加依赖捐赠和学费收入,这两项收入占高校总收入的三成左右。其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捐赠收入占学校总收入27%。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西北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经费来源中,15% 左右来自捐赠,10%—26% 来自学费收入,20%—60% 来自大学自己的营业收入;弗吉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来自私人捐赠占8% 以上,学费收入占16%,政府拨款占30%。捐赠和大学的投资收益两项收入占美国私立大学50% 以上的办学经费,成为这些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性资源。美国高等教育接受的捐赠中,来自基金会的捐赠所占比例最高。许多高校基金会资产规模超过10 亿美元,有的高校甚至达到几百亿美元的规模。除此之外,美国的个人及家庭也积极捐赠于教育事业。根据《2011 年美国慈善报告》公布的数据,2011 年度美国前50 名慈善家中有19 位向高校捐赠,金额累计达58 亿美元;有65% 的家庭都参与慈善捐赠,其中慈善捐款大部分用于教育,远高于人类服务、健康、青年发展和环境、艺术文化人权和公共社会利益等捐赠项目。
美国高等教育接受社会捐赠的形式多样。按照捐赠的对象来分,不仅包括现金捐赠,还包括固定资产和个人财产等各种形式的非现金及有价证券、信托捐赠及遗赠等捐赠类别。按照捐赠的方式不同,又分为“直接捐赠”和“计划或延期捐赠”,前者是指捐款人在短期内兑现对高等教育的捐款承诺,后者则指捐款人承诺在一段时间后捐献,类似于分期付款方式。在捐赠途径上,设立了多种多样的基金和捐赠机会,捐赠者根据自己捐赠的偏好和目的,自由选择捐赠途径。这些形式多样的捐赠方式,有助于拓宽捐赠渠道和满足不同偏好的捐赠者,可以有效增加高等教育捐赠收入。
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捐赠起步较晚,发展缓慢。改革开放前,我国98% 的高校办学经费来自于财政拨款。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和设立教育基金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经过多年发展,尽管高等教育的社会捐赠总量持续上升,但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比重和教育捐赠用于高等教育比重这两个指标均偏低。
社会捐赠收入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逐年下降。1997—2009 年,高校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依然偏少,最高时才达到两个百分点,2009 年高校社会捐赠占高等教育经费比例仅为0.55%,年平均递减接近八个百分点。美国高校捐赠收入在整个高校经费中的比例甚至超过10%。因此,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社会捐赠数量和规模依然较小,尚处于发育阶段,无论在投入比重上还是在规模数量上都难以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见,社会捐赠还仅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形式,并不能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社会捐赠收入占教育捐赠总收入的比例不高。2004—2009 年,高校社会捐赠占教育捐赠总收入的比例有所起伏,保持在22%—29%。由于我国社会参与教育捐赠的普及性较低,在已获得的捐赠中大额捐赠少。在2011 年5 月份公布的《福布斯2011 我国慈善家排行榜》中,上榜的100 位企业家中仅有9 位捐赠了高等教育,而且捐赠额较小,企业捐赠最多的是步步高电子集团的段永平、刘昕夫妇捐赠给人民大学3,000万美金,其次是日照钢铁集团杜双华捐赠北京大学歌剧研究院8,500 万元。可见,大学捐赠投资所获得的收益已成为学校经费收入的重要来源。
我国高等教育获得捐赠的主要方式是现金和实物,这两种方式均属于专项募集。与美国相比较,我国的捐赠形式相对单一,导致捐款渠道不畅,可能会存在有人希望支持高等教育事业,但找不到合适的捐赠渠道,结果失去了潜在募捐机会。我国高校主要接收来自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以及来自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捐赠。从2000 年到2006 年,港澳台地区对我国大陆高校教育捐赠已经占到其总捐赠的近10%。李嘉诚、邵逸夫、霍英东等著名港澳企业家更是这其中的重要力量。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2 年《慈善蓝皮书》指出,全国接收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款物捐赠总额占我国GDP的0.16%,人均捐款60.4 元。在款物捐赠的基础上,加上我国筹集彩票公益金和志愿服务价值这两项,国内外社会各界向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各类捐赠总价值占我国GDP比重为0.3%。社会捐赠还仅仅是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一种补充形式,并不能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
(二)美国高校教育捐赠法律法规较为完备,我国缺乏完备的法律法规
为了鼓励激发大众捐赠及顺利开展捐赠活动,美国教育捐赠方面建立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典,如《统一普通信托基金法》《美国非营利法人示范法》《美国慈善捐赠法》等。自1909 年起,美国对在宗教、文化、教育、社会救济方面有过慈善捐赠经历的企业公司减免所得税。1917 年,美国政府出台了免税措施来鼓励捐赠。在高等教育捐赠的税收制度方面,美国联邦政府规定:个人对教育事业进行捐赠,在计算一个纳税年度内的个人所得税时,不超过调整后毛收入50% 的部分可以扣除,超过部分可在5 年内结转扣除;公司对教育事业的捐赠不超过应税所得额10% 的部分可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扣除,超过部分可在以后5 年结转扣除。捐赠给高校或符合规定的研究机构,用于生物、物理和应用科学的教育、研究和科学实验可超限额。2002 年《财经法》(Finance Bill)第96 条和第97 条分别规定了对不动产捐赠和捐赠中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总遗产扣除教育捐赠等所有捐赠项目后的余额计征遗产税,即对用于教育捐赠的遗产免税,且没有任何比例限制。高额的遗产税利于人们做出捐赠的选择,而捐赠纳税制度的减半优惠又起到引导和调节作用。2003 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Income Tax Amendment Bill)把个人可调节的收入税率分为6 档(依次为10%、15%、27%、30%、35%、38.6%),联邦还限定个人每年捐献的可减税慈善赠款最高比例不得超过其收人的50%。公民个人向大学等非盈利机构捐款时,捐赠数额在收入所得税的计税金额中扣除,税率根据扣减后的基数确定。
我国教育捐赠的法律政策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这三部法律,以及《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4]39 号)、《关于公益救济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及相关管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7]6 号)等相关政策中。2008 年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9 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 以内的部分,准于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此外中国还有全额扣除的税收优惠项目。2010 年,国家发布《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其中规定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完善捐赠教育激励机制,落实个人教育公益性捐赠支出在所得税税前扣除规定。表2-1 是美国和中国有关教育捐赠的法律、法规比较。
(三)美国具有完备的教育捐赠的税收激励机制,我国税收激励机制不健全
教育捐赠不仅能给捐赠者带来额外收益,也能够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实行捐赠税收优惠后,捐赠成本下降会激励捐赠者的捐赠行为,而且税收优惠的抵扣情况不同,其激励的效应也不同。因此,对教育捐赠免税可以降低捐赠价格,从而有利于鼓励捐赠者的捐赠行为。美国充分发挥税收杠杆作用以促进捐赠行为, 如对非盈利组织的捐赠不征税, 且将捐赠额从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 并同时对遗产征收高额税收。这一政策使得纳税人在捐赠和纳税之间进行权衡,选择效用最大化行为,最终增加捐赠决策。中美两国对高等教育捐赠的税收制度安排存在以下方面的不同。
1. 实物捐赠方面,美国可以享受税前扣除,而中国暂无规定
美国税法规定,可在税前扣除的捐赠形式有三种,除了现金之外,还包括带有长期资本增益或称长期资本利得性质的财物和带有普通所得性质的财物。美国对现金和实物确定了区别对待原则,并对实物捐赠税收优惠做了具体规定。如果被捐赠财产属于该财产出售时产生普通所得收入或短期内资本所得的类型,那么捐赠额被限定为下述两者中数量较小的一类,一是财产调整后的基值,二是在捐赠当天该财产的市场价格。如果捐赠财产出售时会产生长期资本利得,捐赠者捐赠该财产时可以按照其市场价格进行税前扣除。此外,如果捐赠人捐赠存货,则捐赠额确定标准为该存货调整后的基值。
在我国,实物捐赠比较普遍,但目前绝大多数社会捐赠的税收法规中,只对个人或企业的现金捐赠做了具体规定。个人和企业等社会力量捐赠的生产设备、个人捐赠的衣物等实物,在缴纳所得税前扣除时,需要涉及价值换算。2008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明确了基于捐赠方式取得的固定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无形资产“以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和支付的相关税费为计税基础”。这虽然明确了实物捐赠的计税基础,但是没有规范评估公允价值的方法,而且因估价数额发生异议后如何处理实物捐赠需要利用专业机构来评估实际价值,操作起来非常不便。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捐赠的实物视同为销售,不能享受增值税等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甚至还要为捐赠的资产缴税。教育捐赠资产价值额越大,缴纳的税收越多,这种税收制度抑制了捐赠者的实物捐赠行为。税法还规定教育捐赠者自行提供确定对于实物捐赠的捐赠价值,其结果可能导致捐赠者虚报捐赠物金额,高估捐赠物价值,造成税收收入流失的风险,而且规定还增加了捐赠者的申请程序,增加了捐赠者的时间成本和捐赠成本。
2. 个人所得捐赠扣除方面,美国采用综合所得扣除法,而中国采用分类所得扣除法
美国个人所得税属于综合模式的个人所得税,即对纳税人全年各种不同来源的应税所得综合起来,扣除相应的不予计列项目、分项扣除项目和个人宽免额,就其余额按累进税率计征所得税。美国通过高收入累进税制,鼓励中产阶级和富人阶层向高等教育捐赠。美国政府从1913 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4 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规定捐款或实物捐赠可用来抵税,所得税可抵税部分最高达15%,借此来鼓励民众捐赠行善。2002 年制定的“财经法案”对不动产捐赠和捐赠中的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作了司法解释。2003 年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Income Tax Amendment Bill)第27 条对私人捐赠也有明确的减税政策,并把个人可调节的收入税率分为六档(依次为10%、15%、27%、30%、35%、38.6%),联邦还限定个人每年捐献的可减税慈善赠款最高比例不得超过其收人的50%。对于中产阶级和高收入人士来说,收入水平越高,税率越高,而一定数额的捐赠可将其从较高税率降低到低档税率。公民个人向高校等非盈利机构捐赠时,在收入所得税的计税金额中扣除捐赠数额,并且根据扣减后的基数确定税率。因此,捐赠人不仅减少计税的数额,而且也有可能降低了税率档次。
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一般以某项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作为扣除限额的计算依据,所得税法中对捐赠者在税前扣除30% 的最高比例限制,提高了高额捐赠者的成本,不利于鼓励高收入者的捐赠行为。虽然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捐赠高等教育的资金可税前全额扣除,但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一般以某项所得的应税所得额作为扣除限额的计算依据,造成了教育捐赠扣除的计算复杂化,且巨额捐赠在分类所得税制下比综合所得税制下可享受税前扣除的数量较少。同时,税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纳税人某日发生的捐赠能够在哪一个纳税期抵扣、对巨额捐赠能否跨期抵扣、同一纳税人有多个纳税地点情况下的捐赠扣除如何办理等问题,导致对捐赠支出的扣除在操作上不够规范,不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尽管把工薪所得9 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 级,但是就激励纳税人通过高等教育捐赠来进行合理纳税筹划的积极性而言,仍然不够。
3. 企业所得捐赠方面,美国规定超出比例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而中国无此规定
美国联邦政府规定,公司对公益性事业的捐赠扣除不能超过应税所得的10%。同时,捐赠给高校或符合规定的研究机构,用于生物、物理和应用科学的教育、研究和科学实验,可超限额,但同时规定超出比例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在不超过5 个纳税年度内予以扣除。结转的捐赠扣除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扣除。又即,企业即使当年亏损,也可以就以前纳税年度的所得额进行税前扣除。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将公益性捐赠扣除标准提升到年度利润总额的12%,允许将用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捐赠从年度利润总额中全额扣除,且规定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用于对非关联的科研机构和高校研究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所发生的研究开发经费资助的,在缴纳企业所得税时,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确定,其资助支出可以全额在当年应税所得额中扣除。仅单纯就扣除比例而言,美国似乎比我国低,但美国同时规定超出扣除比例的捐赠,可以向后结转5 年,且结转的捐赠扣除要优先于当年的捐赠扣除。而我国税法明文规定,属于纳税人纳税申报当期的应税所得当期扣除不完的捐赠余额,不得转到其他应税所得项目以及纳税申报期的应税所得中继续扣除,也不允许将当期捐赠在属于以前纳税申报期的应税所得中追溯扣除。在我国,诸如企业发生的广告费用和业务宣传费用、职工教育经费支出等,都允许超过当年扣除限额的部分向以后的纳税年度进行结转扣除。显然,对于教育捐赠支出超过部分不能结转的规定是既不合理,也不符合国际税收惯例的。另外,企业可享受捐赠税收优惠的前提是在当年有利润可纳税,如果企业是亏损,则无法享受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方式对当年捐赠的亏损企业极为不公平,严重影响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例如,某企业2014 年度实现利润100 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如果不进行捐赠活动,其应纳所得税税额为25 万元。假如企业公益性捐赠额度为12 万元,这部分可以免税,但如果捐赠超过12 万元,也仍然只有12 万元可以免税。
4. 财产税设计方面,美国开征遗产税,而中国还未设置此税种
从美国开征遗产税情况看,由于公益性捐赠额可以在税前扣除,对公益性捐赠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美国遗产税于1797 年首次开征。1916 年联邦政府为防止通过生前赠予以及将遗产以信托的方式转让给子女的下一代或几代,从而逃避遗产税,联邦政府又相继开征赠予税和隔代遗产转让税。从1916 至1976 年,美国遗产税的个人豁免额都很低,最低的时期为4 万美元,最高的时期为10 万美元。从2001 年开始,联邦政府对67.5 万美元至300 万美元之间的遗产征税税率为37.5%,对超过300 万美元部分遗产征收的税率高达55%。根据联邦遗产税法的规定,将财产遗赠给子女,子女则要交纳高额遗产税,但捐赠给教育机构的遗产可以不受限制地免除遗产税。2013 年美国联邦遗产税的起征点猛增至525 万美元。超出起征点财产的税率每年也都在变化,税率从2001年的55% 降至2013 年的40%。从美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情况看,由于公益性捐赠额可以在税前扣除,对公益性捐赠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高额的遗产税使美国富人们大都放弃了把财产留给后代的做法,而代之以将财富投入基金会。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立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随着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这为开征遗产税、赠与税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美国的遗产税对教育捐赠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国没有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使得遗产继承没有任何成本,这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对富人阶层的慈善捐助没有任何激励作用。
5. 捐赠税收减免规定方面,美国可享受直接捐赠税前扣除,而中国不能享受
美国《国内收入法典》501(C)(3) 条款依据各个非营利性组织的活动宗旨,对25种可享受所得税豁免的组织进行区分细化,并最终归结为公益性组织和会员服务性组织两类,明确其法律地位。法典中规定了对免税组织的优惠分为两种,一是对免税组织自身的优惠;二是给予向免税组织捐赠的机构和个人以税收优惠。501(C)(3) 条款下的公益组织包括宗教组织、慈善组织、教育机构。高校属于教育机构,自身在享受国家免税政策的同时,对学校捐赠过的个人和团体同样享有相应的免税优惠政策。如美国规定,直接向高校基金会的捐赠可以税前扣除。
我国的高等教育捐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如果直接向捐赠对象(受益人)进行捐赠,则不能享受任何税前扣除,只有向国家机关和事先得到国家批准的少数基金会等社会团体捐款才能得到税收减免优惠。截止到2009 年,我国只有宋庆龄基金会等16 家非营利组织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而目前我国境内的社会团体存在着筹集资金的主动性不够、透明度不高、公信力不足等诸多弊端,是我国高等教育税收激励政策中最不畅通的环节。由于税收激励覆盖面较窄,部分捐赠难以获得减免税凭证,如大批量、小金额和社区性的捐赠,直接制约了个人、中小企业和社区性公益机构的捐赠和募捐行为。
6. 税收减免程序方面,美国捐赠税收减免程序较简化,而中国较繁杂
美国具有丰富的税收征管经验,强调要为慈善捐赠提供简化的税收减免程序,具体操作方法比较便捷,只需要纳税人在年底的报税单上附上慈善机构的抵税发票即可。另外,美国人纳税法治意识较强,能够积极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对于捐赠行为的税收减免也是如此。美国的计算机征管网络已贯穿于从纳税申报到税款征收、税源监控、税收违法处罚等税收征管的全过程,先进的科技手段也普遍应用于税收征管领域,大大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效率、质量和效益。美国税收征管机构“人机对话”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方便了纳税人,使得捐赠税收减免的手续更加简捷、便利和经济。此外,在美国,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执业会计师、律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较多,且严格遵照法律办理业务,恪守为客户保密原则,收费合理,又因美国税法种类繁多,且条文多而细,美国的税务代理比较普遍,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捐赠者的税收减免手续,提高了捐赠者办理税收减免的积极性。
我国税收减免程序繁琐,并且要求捐赠者只有凭政府机关或非营利组织开具的合法、有效的收据才可以申请税前减免。减免税的手续繁琐成为了申请免税的阻碍,也是个人公益性捐赠一项“看不见的庞大成本”,很少有人办理减免税手续。如果捐赠者在一年中多次捐赠,为了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就需要多次办理捐赠减免税,因此繁琐的减免税程序必然会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三、对策
(一)完善教育捐赠税收法律法规,加大对高校社会捐赠的激励力度
教育捐赠是一种需要给予法律法规和政策关注和扶持的、大有作为的教育筹资方式。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促进教育捐赠相关的税收法律法规,对捐赠者进行税收方面的减免,为教育捐赠提供税收激励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捐赠的“税收价格”越低,公司捐赠数额越多。税收是调节教育捐赠的有效手段,我国应重视税收对于教育捐赠的激励作用,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及时完善相应的税收制度,增加对于教育捐赠的税收优惠力度,提高捐赠者进行教育捐赠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对于教育捐赠的热情。针对我国目前免税政策比较模糊、优惠额度偏低、程序繁琐等问题,应尽快健全和完善相关的税收减免、登记监管、法律保护、政策扶持等制度,提高免税额度,简化免税程序,为教育捐赠提供激励机制,鼓励并积极发展教育捐赠事业。具体体现在:
1. 提高所得税捐赠税前扣除的比例,实行捐赠结转
我国公益慈善捐赠税前扣除比例偏低,因此很多人对公益事业不积极,不理解这种“捐款还要纳税”的政策,影响了捐款的积极性。我国近年来慈善捐款发展较快,但2008 年最高也只有1,070 亿元(包括汶川地震捐助款项570 亿元),这仅相当于美国的4.88%。目前,我国对于个人的公益性捐赠的扣除比例为30%,这是偏低的,建议提高到50% 左右,也可参照对农村义务教育捐赠的规定,企业、个人对高等教育的捐赠,符合条件的可全额税前扣除,从而提高纳税人进行高等教育捐赠的积极性。而对于企业的捐赠优惠限额仅为全年利润总额的12%,而美国则是毛所得的10%。与美国比,我国总体税收优惠水平较低,因此,还应继续提高捐赠扣除的比例。
现行税法中,对于超额捐赠并没有结转的规定,而国外对于超额捐赠,大多都实行结转,结转期限一般为5 年。例如,美国超限额部分允许向后5 年内结转,这样既不会给当年税收造成负担,又有利于公益性捐赠事业的发展。参照美国做法,我国也可实行超额部分5 年结转制,即企业捐赠超过扣除限额的部分,允许在以后的年度内进行扣除。这样,对于微利或亏损企业实行公益捐赠,也可以享受到税收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个结转规定在个人捐赠税前扣除中不易操作。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缴方式采用代扣代缴,个人实施捐赠之后根本无法扣除,结转更是无从谈及。所以,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有义务提示纳税人进行捐赠扣除的申报,同时对于超额部分可以结转至以后的纳税周期。现行税法规定年收入12 万以上的高收入人群采用自行申报,这样可以保证纳税人捐赠扣除的及时性,但是也应该加强对于实际捐赠额的认定,以免纳税人恶意逃税。
2. 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遗产税和赠与税是个人慈善捐赠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富裕阶层的捐赠具有极强的“倒逼机制”。从美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情况看,由于公益性捐赠额可以在税前扣除,对公益性捐赠确实起到了很好的刺激作用。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调整收入差距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职能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通过较高的边际税率,同时对捐赠辅以税收优惠有助于促进捐赠。
我国曾拟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遗产税暂行条例(草案)》,但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作为调节贫富不均的重要手段,适时开征遗产税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在具体设计时可参照台湾地区经验,把遗产税与赠与税合二为一,即开征遗产及赠与税。开征该税后,若纳税人把财产用于高校捐赠,允许在税前全部扣除。在目前个人所得税规模偏小且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下,适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可以解决我国对累积财富捐赠无明确规定的制度缺陷,对于促进个人慈善捐赠具有重要意义。
3. 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
借鉴美国经验,设计良好的税收激励机制,把高校设立的专门机构,如大学发展基金会、基金会管理公司、校友会等作为受赠方。截至2008 年末,我国共有106 所高校成立了基金会。成立于1994 年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截至2010 年底,基金会累计收到社会捐赠逾6.8 亿元人民币亿元,累计项目支出逾3.6 亿元。[3]基金会对捐赠资产进行了稳健有效的管理,在保证基金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基金收益保持平稳增长。建议现阶段政府应鼓励具备条件的高校逐步尝试设立类似的教育基金会作为受赠机构。
同时,应健全对高校教育基金会的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2009 年财政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布的《中央级普通高校捐赠收入财政配比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旨在引导和鼓励社会各界向高等学校捐赠,拓宽高等学校筹资渠道。《办法》规定,2009 年起中央财政设立配比资金,对中央级普通高校接受的捐赠收入实行奖励补助。这一政策出台,鼓励了高校募集资金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校经费不足的压力,但是文件只涉及中央级普通高校,范围太窄,并且由于我国现阶段法律规定的可享受税收优惠的捐赠类别较少,还是阻碍了一些捐赠者的捐赠行为。因此,建议各级地方政府对所属高校也应当出台相应政策,全面启动捐赠配套资金工程,促进高校捐赠事业的发展。我国今后应增加免税的捐赠类别,对于捐赠现金、证券、固定资产等不同捐赠类别,都应明确相应的税收减免额度,使捐赠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收入和税收减免额度的规定选择捐赠方式。对高校基金会获得税前扣除资格给予倾斜政策支持。建立绿色通道,鼓励纳税人直接向高校捐赠。加强税务部门与高校的沟通协调,实现捐赠信息的网络共享,为纳税人提供便捷通道。
4. 简化税前扣除的认可手续
尽管国家对于公益性捐赠给与减免税政策,但申请扣除时程序繁琐,信息的透明度不高,不利于发挥纳税人积极性。如要求受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才有机会申请税前扣除。在实际执行中,减税手续非常繁琐,相关数据要经过税务、财政部门的确认,耗费时间很长。如此复杂的操作会使得很多人望而却步,即使捐了款也不愿到税务局去办理税收抵免,这样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捐款人的公益性捐赠积极性。税务部门应合理简化公益捐赠申请税收抵扣的办理程序,降低因程序繁琐导致的效率损失,提高纳税人捐赠的积极性。建议统一公益性捐赠发票,给予更多符合要求的非营利组织开出捐赠发票的资格,这样既可以简化企业和个人申请公益性捐赠抵扣的手续,也便于税务机关核实企业和个人的实际捐赠数额,避免有人虚报捐赠数额,以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
(二)推进公民捐赠意识,鼓励社会积极捐赠
我国传统文化中拥有很多有利于慈善捐赠的思想,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美德将对社会捐赠起到鼓励和促进作用。在教育捐赠文化氛围的形成过程中,政府应加大力度引导公民,通过多种形式的奖励,如政府表彰、新闻媒体宣传,营造教育捐赠的良好文化氛围。高校作为受赠方应制定一套有吸引力的捐赠回报激励机制,以保证社会对高校捐赠的兴趣。美国高校在吸引社会各界捐资时,会给捐赠企业或者个人以相应的荣誉,如以捐赠企业或个人的名字命名学校内的某项建筑、机构或某种奖学金,或者给捐赠人相应的名誉,如客座教授、名誉教授、名誉博士等荣誉称号,或者颁发教育贡献奖等,这些方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借鉴国外的做法,制定一套激励捐赠的配套措施,给捐赠者以适当的回报,如授予客座教授、名誉教授等称号,或者颁发教育贡献奖等;对捐赠数额较大者,可以任命为学校董事会成员,参与学校部分决策并监督实施,使其对学校的发展有较清晰的了解。另外学校也可以向捐赠者提供信息共享、科研成果的优先转让权以及对人才优先挑选的权利,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捐赠的好处。这样,可以促使资金捐赠者与高校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促进捐赠的可持续发展,使其成为高等教育投资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建设
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规范教育捐赠管理行为,对于引导教育捐赠快速、高效、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的过程中,政府应定位于监管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国家和地方政府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关于教育捐赠的制度性文件。教育捐赠涉及的有关各方主体包括:捐赠者、基金理事会、投资管理人、使用管理人、基金保管人、受赠者,等等。捐赠人与受赠者之间的非特定关系,使得对教育捐赠的监管显得比较困难。政府可以凭借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对教育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进行审查和监督,制定教育捐赠基金设立程序,使其有章可循,纠正设立基金的随意性行为。根据美国联邦税法规定,非营利组织要想获得免税地位,每年都必须填写内容详尽的年度报表,以接受免税资格审查。联邦税法还授权国内税务局对这些组织的账目和纪律进行审计,如果发现有违规操作,轻则给予处罚,重则吊销其免税资格。政府应当加强相关监督制度的建设,要对教育捐赠及其管理进行全程监督,捐赠项目的设立、捐赠基金的管理与运作、投资和使用、教育捐赠基金接受的程序等都要有相应的制度使之规范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接受教育捐赠的上级部门要设立或明确专门机构,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对教育捐赠工作进行监督。捐赠者拥有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当发现受赠者有故意挪用、截留、私分捐款等行为时,捐赠者有权行使撤销捐赠权并索求赔偿权。受捐赠单位和组织要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确保捐赠者和社会公众对于教育捐赠的使用状况有“知情权”。受赠者应根据捐赠人的意愿及时开展相关工作,努力把项目做好,专款专用,并将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告知捐赠者,让捐赠者感觉到学校的态度和能力,从而增强募捐者对学校的信心,让捐赠者觉得自己的付出非常值得,为获得后续捐赠打下良好的基础。
总之,高等教育经费投入结构中,政府的财政拨款已经不能满足大众化高等教育的需要,随着中国社会捐赠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日益成熟,社会捐赠必将是中国高校教育经费筹集的重要方向。高校的社会捐赠不仅为高校带来了大量的有形资产,而且教育捐赠培养了捐赠者的无私精神、高尚品质,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高校应该认真借鉴和学习西方高校成功开展社会募捐的经验,以期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摘要：该课题采用文献法、案例法、比较法,对中、美高等教育捐赠收入的财税政策、捐赠文化与募捐方式、捐赠收入法律法规以及捐赠资金管理运营等方面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与美国相比,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规模小,形式单一;缺乏完备的教育捐赠法律法规;教育捐赠的税收激励机制不健全。建议完善教育捐赠税收法律法规,鼓励社会积极捐赠,完善教育捐赠管理制度建设。
注释
1[1]Internal Revenue Service.http://www.irs.gov/.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税务总局网站.http://www.chinatax.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