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想与理想教育

教育理想与理想教育（精选十篇）

教育理想与理想教育 篇1

1 诗教与人格理想

儒家认为人格教育发端于诗教, 诗教是人格教育的基础。孔子曰:“不学《诗》, 无以言” (《论语·季氏》) 。意思是不读《诗经》, 甚至连话都说不好, 无法应对四方。“《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在孔子看来, “诗教”有伦理道德和认识的功能, 但首先是一种情感教育, 在“兴、观、群、怨”中, “兴”是就诗的欣赏而言的, 就是说诗歌可以使欣赏者的精神感动奋发, 表现出自己的情感, 这就规定了孔子的“诗教”是一种情感教育。“观”是指诗的认识功能, 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情况 (盛衰得失) 。“群”是指诗的伦理凝聚力, 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充满思想情感, 从而使社会保持和谐。“怨”则指诗歌对现实社会生活带有否定性情感的表达。在孔子看来, 诗所表现的情感 (兴) , 最能打动人的是哀怨的精神 (怨) , 不过从这种情感中既要能看到时代的盛衰 (观) ——“治世之音安以乐, 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 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 (《毛诗序》) , 又要有凝聚族类的伦理教化力量 (群) 。并且, 在“兴”、“观”、“群”、“怨”四者之中, 孔子把“兴”放在第一位, 表明了孔子对“兴”的作用格外重视。因为“兴”对于人的灵魂有一种净化的作用, 如清代王夫之所说“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1], 也就是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起一种感发、激励、升华的作用, 使人摆脱昏庸猥琐的境地, 变为一个有志气、有见识、有作为的朝气蓬勃的人, 从而上升到君子的境界。“孔子把‘兴’摆在‘兴’、‘观’、‘群’、‘怨’的首位, 这表明, 在他看来, 艺术欣赏作为一种美感活动, 它的最重要的心理内容和心理特点, 就在于艺术作品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产生一种感发、激励、净化、升华的作用。”[2]因此, 孔子的“诗教”在情感教育的旗帜下, 强调了这种教育对于提高人格修养和人生境界的作用。

孔子“诗教”的教材是《诗经》, 是由他亲自删定而成的, 而他删《诗》的原则就是“取其可施于礼义”、“以备王道”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经过删定, 孔子断言:“《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 , 孔子的意思是, 《诗经》中的三百多首诗所表达的情志都是纯正无邪的, 从情感教育和伦理道德上讲, 都具有纯正性、崇高性, 都可以起到排除人们头脑中的杂念, 净化人类心灵, 纯洁人的性情的作用。

2 乐教与人格理想

与“诗教”相比, 孔子更看重乐教对人格形成的作用。也就是通过艺术的审美功能, 使人受到感染浸润, 在潜移默化中把外在的社会伦理规范 (礼) 变成一种个体自觉的内在要求, 也就是他所谓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 。“知之”仅仅是懂得, 属于认识的阶段, “好之”有了内心的欲求, 可以转化为意志行动, 而到了“乐之”层面, 则不仅超越了认知、意志、功利态度, 而且对主体而言, 实际上已转化成一种自由的带有审美性质的人生境界了, 也就是所谓的“从心所欲, 不逾矩” (《论语·为政》) 。因为乐教在人格教育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所以孔子对与礼相为表里的音乐要求非常严格。“八佾舞于庭, 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论语·八佾》) 对于不合规范的礼乐表演, 他的厌怒是这样的强烈, 而面对符合他的理想的音乐又是那样的津津乐道。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 “三月不知肉味”, 还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论语·述而》) 。他理想中的音乐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子谓《韶》, 尽美矣, 又尽善也。谓《武》, 尽美矣, 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 。孔子“恶郑声之乱雅乐”, 把作为民间俚曲的郑声斥为“淫乐”而排除在音乐教育之外。

孔子一生都怀有复兴周礼的理想, 但那时, 礼和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于是, 乐教自然而然成为孔子十分重视的审美教育方式。同时, 孔子重视乐教, 还在于他本人是十分精通音乐的。孔子平时就经常操琴鼓瑟, 击磬歌诗, “子与人歌而善, 必使反之, 而后和之” (《论语·述而》) 。甚至在周游列国处于危境之时也仍然“玄歌不衰”。

孔子的理想人格是“文质彬彬”的君子。“文”即文采, 就包括一个人的音乐文化修养;“质”当然指一个人的伦理道德品质, 只有同时具有礼乐文化修养与仁义的品德才是完美的人。他还主张:“先进于礼乐, 野人也。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如用之, 则吾从先进。”意思是说选用人才, 以是否接受礼乐教育为准则, 宁愿选用先受过礼乐教育的“野人”, 而不用后来才受过礼乐教育的“君子”。

孔子一生十分重视“乐教”的原因主要在于, 他认识到音乐具有独特的“教化”功能, 即感染、陶冶、渗透、优化, 使人精神境界趋于完美和高尚的作用。在他看来, 音乐之所以具有感化人心, 净化灵魂和升华人格的“教化”功能, 是因为音乐既体现了“善”, 又体现了“美”, 好的音乐必须是美善统一的。好的音乐把体现道德水准的“善”通过音乐的“美”表现出来。孔子说:“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他的意思是:音乐呀音乐, 难道只是钟鼓一类的乐器演奏而已吗?可见, 孔子重视的不仅是音乐的本身和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 而且更多的是音乐的内涵, 重视其美善合一的主旨。

总之, 以“诗教”、“乐教”为核心的审美教育, 在儒家人格理想塑造上发挥着主导作用。

摘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十分重视人格理想的教育, 其教育的宗旨是通过礼乐教化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在孔子看来, 艺术的本质是美善合一的, 而这种尽善尽美的艺术能够使人产生一种快乐, 能够把人生带入一种自由的境域, 从而塑造完美的人格, 所以, 儒家对于艺术有一种高度的自觉, “诗教”和“乐教”也自然成为儒家审美教育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儒家,诗教,乐教,人格理想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20.

教育诉状与理想教育读书心得 篇2

对于读书，30多岁的我依然和中学生一样叛逆，对于有关领导推荐的书籍，本能上持抵制态度，如果不是因为有关领导规定要读完书后上交读后感，如果不是因为怕直接上网“当”撞车的几率太大，我真就不去读这本《教育诉状与理想教育》。

偶然翻起，看到“四清”，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本来想从中学些什么，毕竟，像书中所形容的这所河南省的某所学校，那可是我们一直准求的目标啊!军事化的管理，严格量化的教学、学习，简直就是我们心目中最高目标的教学。但，直到看完书，再回过头来看了下目录，发现写这所学校的文章竟然是被编排在第一章――“教育悲歌”中的，作者眼中的悲歌居然是我们的榜样。可悲、可叹!

因为清醒所以痛苦，但如果只看到弊端而不行动将变成只会发牢骚的愤青，而一个有担当的人会从课改中看到希望，从课改中找到方向。课改从哪里开始，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是课堂，课改的主阵地自然是课堂，我们的课堂要成为“高效课堂”，成为理想中的教育，我想，要改变的首先是我们自己。我是不是一个胸怀理想，充满激情和诗意的教师?我是不是一个自信、自强，不断挑战自我的教师?我是不是一个善于合作、具有人格魅力的教师?我是不是一个勤于学习、不断充实自我的教师?我是不是一个追求卓越、富有创新精神的教师?如果这一切都能肯定的说，是的`!那么，实现理想完全没有问题。

至于第五章的“班级管理”，第六章的“诗意语文”，第七章的“笔耕执着”都刻印下了梁编一个人的教育史的深深浅浅的足迹，沿着这些足迹行走，我被感动了，感动之余不由自主地把一份责任扛在肩上。

教育的理想与理想的教育 篇3

教育需要激情，需要全身心投入与无私奉献；教育需要诗意，需要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情怀；教育需要机智，需要把握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教育需要活力，需要以年轻的心跳昂奋地工作；教育需要恒心，需要毫不懈怠地追求与持久探索。

激情、诗意、机智、活力、恒心的源头活水是崇高理想。教育因为有了理想而更有目标，更有理性。教育的理想是为了一切的人，无论是城市的还是乡村的，富贵的还是贫贱的，聪慧的还是笨拙的；教育的理想是为了人的一切，无论是品德的还是人格的，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智力的还是情感的。理想因为有了教育而薪火相传，色彩斑斓。

理想的教育是个人潜能的发挥，让每一个学生扬起希望的风帆，让每一个教师领略教育的趣味，让每一个父母享受成功的喜悦。理想的教育是民族利益的福祉，让每个人接受从生到老的全程教育，让每个人体验到地球村的绝景佳色，让每个人生活在宁静与和平的永恒时空。

教育的理想要坚持面向现代化，引入现代观念和技术，领略网络教育的无限风光；教育的理想要坚持面向世界，融入世界教育的大潮，与世界教育的脉搏一起跳动；教育的理想要坚持面向未来，捕捉地球上每个角落的信息，迎接新世纪的晨曦。理想的教育要有舆论支持，营造一个全社会尊师重教、理解和支持教育的氛围。

在新世紀第一缕阳光投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教育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只有对未来有忧患意识的民族，才会奋力拼搏，战胜危机，摆脱和超越困境；我们需要教育的自信心和崇高理想，只有对未来有崇高理想的民族，才会消除恐惧，抛却悲观，乐观地拥抱未来。

大学教育理想的现实批判与重塑 篇4

1. 关于教育理想。

冉铁星提出:“教育理想是人类 (或人类中的某个群体甚至个人) 通过教育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 根据其内在需求和外在条件塑造自我, 塑造自然界以及社会上所设想的有可能达到的完美状态。”[1]他强调教育理想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实现的可能性。尹艳秋将教育理想界定为:“一定的主体, 依据其价值观, 在对教育现实否定性评价的基础上, 以教育的客观事实及教育发展的必然性为依据, 对教育活动的希望、追求和向往。”[2]尹艳秋主张教育理想是对教育现实的批判和否定性评价。孙元涛认为, 教育理想是教育对人的未来的一种筹划, 是人所固有的超越性在教育主体意识领域中的表征。可见, 在教育理想的内涵上, 学者们强调了三个方面, 即教育理想的现实性、批判性和超越性。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教育理想的普遍看法。

2. 关于大学教育理想。

存在两种理解, 即“大学的教育理想”和“大学教育的理想”, 前者指称的是大学的教学活动和教育对象, 而后者则可以等同理解为“大学理想”。笔者在此讨论的是后者。结合前面对教育理想的理解, 可以把大学教育理想的内涵界定为:大学根据其内在需求和外在条件, 在对现实否定评价的基础上对大学人的未来所设想的完美状态。

3. 关于大学教育理想的内容。

众多对大学教育理想的表达和描述, 包括对大学的地位、使命、目的、功能、发展轨迹等宏观上的认识, 也包括对大学教育内容、教学模式、组织结构、管理模式等具体的构想。雅斯贝尔斯 (Jaspers) 恰当地定位了大学教育理想内容的。他认为大学有四项任务:其一, 研究和教授专业知识;其二, 教育与培养;其三生命的精神交往;其四, 学术。这四项任务是一个整体, 构成了大学的理想。四者缺一不可, 否则大学的质量就会降低[3]。

二、大学教育理想批判:失衡的现实

在专业教育重心向两极移动、社会对高层次素质的要求、高科技时代对学习能力的强调以及大学社会职能的重新整合等时代背景下, 我国的大学教育走上了一条重科技教育轻人文教育、重专业教育轻普通教育、重技能教育轻素质教育、重科研轻教学、重行政权力轻学术权力、重视社会服务忽视学生需求、重视学生生存能力忽视学生存在意识的道路。这条道路反映出大学教育理想的失衡。

1. 理性主义的知识中心论。

理性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理性, 追求知识和智能本身就是目的。纽曼 (Newman) 在《大学的理想》里谈道:“大学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 知识本身即目的, 教育是为了理智的训练。”我国的大学与其他级别的学校教育一样, 具有知识中心的传统。这一对知识的极度追求有两个弊端。其一, 重知识轻学生。大学的专业、课程和教材均以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和体系进行设计和编排, 大学的教学活动和课堂以教师的知识讲授为主, 大学的教育评价 (包括奖学金评定、推优推免等) 以代表知识掌握多寡深浅的考试成绩为标准。大学教师备课讲课均以掌握和呈现表现为课程内容或教材内容的知识为主, 极少考虑或考查学生的特点和要求。其二, 重科研轻教学, 即重视知识生产的价值, 轻视知识传授的价值。我国高校按照科研水平来分类。研究型和教学型的区分, 其潜在的价值取向和立场是, 科研成果多的研究型大学优于科研实力弱的教学型大学。高校教师以科研能力和水平来分层和评价。正在推广的高校岗位聘任制改革, 就以科研成果对教师分级聘任。担负教学任务的教师, 不论其教学水平、教学效果如何, 已经被边缘化。比如, 某高校在岗位聘任改革中制定了岗位级别对教师科研要求的文件后, 对教学的举措就是开展教风建设大讨论, 要求集体开会、个人发言、意见汇总。这一对科研成果的硬性规定和对教学建设的务虚之举, 愈发强化了高校科研中心的价值意识和价值取向。

2. 工具主义的功能中心论。

工具主义认为, 大学不应该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 大学有责任用自己的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人们追求知识主要是作为手段, 而不是目的。博克 (Burke) 早就言明, 现代大学已走出19世纪单纯的封闭性, 变成如今沟通社会各界、身兼多重职能的超级复合机构, 其规模与威望同社会对它的需求和干预同步增长。大学应适应环境的需要, 为社会提供各种服务, 并与社会形成合作关系, 成为社会大学 (Communiversity) 。

事实上, 人们早已接受大学服务社会的功能, 在大学教育理想当中自然不可缺少大学与社会相联系的部分。知识急剧增长, 社会对某些技能的需求也急剧增长, 大学要适应这些要求, 已成为人们乘上专业和职业之船的码头。大学作为知识的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 不可避免地要为社会提供服务。大学只有传播知识并服务社会, 才能产生效益。当企业不能征聘到所需要的人才, 当大学毕业生不能顺利地谋求到理想的职业时, 人们就大声疾呼道:“大学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没有起到为社会培养有用之才的作用。”大学的社会功能已经成为人们对大学的首要理解和要求了。这种工具主义思想已然深入人心, 成为人们意识和行为的主导。

3. 功利主义的学生中心论。

功利主义主张效果论, 即一个行为是否正当, 标准在于其带来的效果。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过分追求功效和利益。功利主义的学生观导向学生外在的快乐与利益, 而忽视德性等内在价值。大学教育只是一味地追求有利于学生利益、适应学生的需求, 以最终能满足学生的欲望为目的, 其教育行为正当与否, 最终建立在人的感官欲望的满足之上, 建立在个人的偏好之上, 成为个人欲望与偏好的奴隶。这样的价值观念使大学教育迷失了方向。一方面, 大学一味地迎合学生的需要, 强调要依据学生的需求开设相应的专业和课程, 改革教学制度和方法, 却忘记了大学分析和判断其需要合理与否之责, 以及大学教育的引导之责;另一方面, 大学教育单方面注重学生生存能力的培养, 忽视了学生作为人的存在问题, 忘记了促进学生在精神和情感上成长的责任。

三、大学教育理想重塑:价值多元与平衡

大学教育理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价值单一和价值失衡的问题, 大学教育理想需要的首先是价值的多元和价值的平衡。在价值单一和价值失衡问题上, 本质主义立场难辞其咎。在我们知识成长中的本质主义惯性使我们很容易导向价值一元论, 就像当前大多数研究那样, 承认学术自由为大学的理想, 却无法顾及大学的社会责任;强调大学对文化与受教育者的精神成人的作用, 却把大学对经济与开发受教育者人力资源的价值排除在大学理想的范围之外[4]。

大学教育的多元价值论断并不新奇。科尔 (Kerr) 早就谈道, 大学主要涉及四种价值, 即正义、能力、自由与忠诚, 并且:“就高等教育而言, 任何重大事业的成功都是各种互相矛盾的价值观念彼此妥协的结果。高等教育的组织系统本身就显然是一个相互妥协的产物……一旦某些价值观念通过职位和权力得到了具体体现, 而另一些准则和目的却受到了压抑或否定, 整个系统就会因缺少正常的妥协而陷入一团糟的境地。”[5]陈廷柱认为, “自由、卓越、忠诚、平等”可以涵盖传统大学理想的主要诉求, 而且贴近大学发展的真实状况, 可以兼顾大学自身及其主要相关者的根本利益。前述二人都强调, 大学的四种价值既是相互独立的, 也是相互关联的。任何一种价值的价值既在于自身, 也在于是否为其他价值的充分表达预留足够的空间。过于强调一种价值不仅不能成就大学的理想, 反而成为导致高等教育走向混乱的重要根源。这种理念告诉我们, 不能把大学教育理想寄托于某一价值的最大化, 大学的理想在于有效地整合和放大多种价值, 秉持价值多元的立场。

总之, 坚持当代的大学教育理想, 用复杂性反对单一性, 用多样化反对确定性, 为大学教育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为个体创建更宽容的生存环境, 需要我们进一步理清思想, 澄清观念。

1. 重塑知识观。

首先, 在知识生产中是知识中心的, 追求学术自由。追求费希特 (Fichte) 的大学教育理想, 即大学应追求一个目标, 满足两个条件。一个目标是“最纯粹和最高形式的知识”, 即学者应独立地探索真理, 不计功利, 为学术而学术;两个条件即是“教的自由”与“学的自由”[6]。其次, 在知识传授过程中则是以人为中心的。如果说19世纪德国大学对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一个贡献, 是使科学研究取得了与教育教学同等重要的地位的话, 那么,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 使大学教育教学取得和科学研究同等重要的地位, 有效地改变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

以人为中心, 还需要考虑是以教和教师为中心还是以学和学生为中心。作为一名大学的受教育者和教学工作者, 笔者认为, 当今中国的大学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 强化以学生为中心观念, 探索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和模式, 提升学生在知识传授中的主体地位。学习知识的目的并不在于知识的数量, 而在于形成正确的知识观念和获得掌握知识的方法。像怀特海 (Whitehead) 所说的, 用“智慧率知识”把教育从死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他认为, 大学既是教育的机构, 也是研究的机构, 但它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在“富于想象”地探讨学问中把青年人和老年人联合起来。大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大学的任务就是把想象力与经验融为一体, 培养智慧的力量。他强调, 由积极想象所产生的激动气氛转化了知识, 大学的理想, 与其说是知识, 不如说是力量。大学的任务在于把一个孩子的知识转变为一个成人的力量[7]。

我们所追求的是大学教育理想中教学与科研的平衡, 实现洪堡论及的教育和科研成为一种连续发展的统一体, 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为科学而共处”, 自由地进行各种学术上的探索。

2. 重塑大学功能观。

大学教育理想应该涵盖培养什么人和建设什么社会两方面的规定, 或者说包含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两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 大学将主要通过培养人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大学不可避免地需要承担发展科技、服务社会的任务, 同时, 大学在养成人格、陶冶精神、启蒙大众方面的使命也是不可缺少的。

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包含为学生服务和为社会服务。以往常常被强调的是为社会服务, 但实际上二者是相互依存的。两种功能从关系上看是相辅相成的, 但在逻辑关系上, 为学生发展服务应该是第一位的。因为为社会发展功能的实现在根本上取决于为学生发展服务功能的实现, 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 前者对高等教育实践提出的要求也总是要转化为对学生素质提出的要求[8]。杨东平曾经谈道, 教育的功能不仅是人力资源开发, 首先是人的发展, 是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 造就一代身心健康、有道德、有情感、有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 能够自立于社会的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而培养更多的专家、提升经济和科技能力, 则是人的发展的一个后果, 是水到渠成的事[9]。这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 即服务学生和服务社会是一致的, 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同向的。

3. 重塑学生观。

蔡元培在其《教育独立议》中告诫我们:“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 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 完成他的人格, 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 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大学教育理想的目标是完善的人和人的完善人格, 既要有生存的教育, 更要有存在的教育。

完善的人就像肖川教授描述的那样, 是“具有理性精神、具有广博深厚的基础文明的教养、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具有有效地表达自我的能力、具有自我延伸的能力、具有自由与责任的意识和能力的人。概括地说, 就是有灵魂、有头脑、有专长, 能够创造幸福生活和服务社群的人”[10]。大学生从学校那里所要获得的, 不是为了糊口谋生所必需的技能, 而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要追求的不是掌握这种或那种专门化的知识, 而是一种学习方法、一种心理态度、一种思维能力和技巧, 这些是一个完善的人所要追求和必须具备的。

对完善人格的追求是长期以来中西方大学的理想和终极目的。西方自由教育传统, 其自由教育的核心便是完善人格。马克思 (Marx) 尤其重视人的发展, 认为新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我国, 造就完善人格是传统教育的最高目标, 不论是“圣人”还是“真人”都指的是完善人格的最高层面。我们一向强调人的精神世界与内心修养, 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围绕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 也就是人格问题展开的。传统儒家的教育经典四书五经, 其主旨都是教人如何形成能够治国治民的圣人君子的完善人格。

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篇5

再读《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一书，源于自己对工作的倦怠，感觉自己每天在做着重复的事情，似乎进入了工作的倦怠期，热情淡去，烦恼倍增。感觉像是撑船，沿着同一条水道，从这个渡口到那个渡口，只是所载的人不同而已。而《教育的理想与信念》这本写给“教育者”的书，它从教育教学中存在的现象入手，然后分析其弊端，并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作者理想中教育。他道出了教育成功的前提，也点明了许多人失败的根源。如一剂良药，为我的教育导航，给予我工作的动力。

该书的作者为肖川博士，作为教育学领域的青年学者，肖川博士在他的研究领域内建树颇多，他的文章朴实、优美、新锐、独到。这本书收入了他近十年所写的教育随笔50余篇。

“与经典为友”、“教育的意蕴”、“教育给了我们什么”、“审视教育目标”、“教育的灵魂”、“教师的学习与成长”、“完美的教学”、“教育的期待”、“有所执著”……那一个个直抵人心的话题，说出了我们的心理话。书中许多经典的表述，让人感到思想力量的强大。

此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对教育世界中那些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现象，给予学理上的解释，并发掘出其中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底蕴，从而得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效果，使读者在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的同时，领略到文章的理趣、情趣、与文趣，既有助于丰富教师的文化底蕴，又有助于教师们确立对于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帮助教师生成教育的智慧和提升对生活的热爱。读书的过程是与读者对话的过程。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无时无刻感受到肖川博士那质朴与豪放、灵性与率真、睿智与宽厚集与一身的学者风范，还有他那颗对教育事业无限无限热爱的赤子之心。在这里，我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诗意教育，也渴望着自己去发现、去体味教育中那如诗如画的意境。

我相信，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依据书中的教育理念，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会发现，其实现实中的很多问题会随着阅读、交流与沟通迎刃而解，进而树立起自己的教育理想与信念。虽然梦和理想，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距离。但读了这些文字，你会憧憬着幸福的教育生活，心灵沐浴在思想圣洁的光辉中，自由地舞蹈。

“三生教育”心得体会

“三生教育”的概念是学校德育范畴的概念，其包括“生命教育”、“生活教育”、“生态教育”。“生命教育”，让每一位教师和学生“珍爱生命，关心自己和家人”；“生活教育”，提倡“珍视生活，关心他人和集体”；“生态教育”，强调“珍惜生态，关心社会和自然”。以“三生教育”为学校德育的抓手，以“三生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灵魂，将学校的德育工作涵盖在“三生教育”之中，将学生的教育，师德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统筹在“三生教育”概念中，有针对性、有效地开展德育活动，打造出学校的德育品牌。

生活教育是帮助学生了解生活常识，掌握生活技能，实践生活过程，获得生活体验，确立正确的生活观，追求个人、家庭、团体、民族、国家和人类幸福生活的教育。通过生活教育，使学生认识生活的意义，热爱生活，奋斗生活，幸福生活；让学生理解生活是由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职业生活和公共生活等组成的复合体；帮助学生提高生活能力，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和行为习惯，培养学生的爱心和感恩之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形成立足现实、着眼未来的生活追求；教育学生学会正确的生活比较和生活选择，理解生活的真谛，能够处理好收入与消费、学习与休闲、工作与生活的关系。

大学之道与教育理想 篇6

对这位A，我起始愕然，继而又觉得，在官本位的气候下，无权的“英俊沉下僚”，A的这一选择，又属必然。如今，由这一官本位所辐射出的种种负面效应，如学术作假，学术泡沫，考生作弊，读书无用，高校一概不缺，惟独缺乏它自己的理念。高校现在奉行的商业和经济逻辑，有些做法诚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没有考虑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近代大学的理念，始见于十八世纪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洪堡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一切能力和个性，使之成为像古希腊人和法国人那样意识到自己尊严的、有教养的、独立自由的公民。……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也基本体现了这些原则：‘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教育是帮助被教育人的，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的’。”〔1〕这就是说，大学的社会责任意识不能随着外部各种力量的介入而趋于淡化。它是知识的权威机构以教育培训和资格认定的形式来控制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流动；以知识占有的不平等来构筑合理化的社会不平等；它是蓄养高品位文化的世袭领地，从而培养一批批具有高贵精神气质的成员；它是理想主义精神的堡垒，最崇尚精深的学术品格，拒斥现实的功利主义，厌弃弄虚作假，以犀利而又苛刻的视角，对卑污、贪婪和腐朽提出无情的批判，以趋向人们心中的社会价值权威的角色。正因了这种高品位文化和价值观权威的自信，才赋予了它自身以凝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深切的关怀。

这种对社会深切关怀的大学理念，蔡元培先生表现得最为执著。1917年1月，蔡先生走马上任，执掌当时惟一的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同年12月17日，在校庆20周年纪念会上，蔡校长发表讲话，先从在德国游学时观赏莱比锡大学500周年纪念以及柏林大学百年校庆的感受说起。感受之一，校龄只有莱比锡大学五分之一的柏林大学竟能后来居上。因此，校龄只有柏林大学五分之一的北京大学，“苟能急起直追，何尝不可与为平行之发展”。〔2〕

纪念的话说过，即进入正题。其时蔡元培正关注“大学改制”，此后一个月发表的《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开篇便是“窃查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编制，以德意志为最善”。纪念会的讲话，也是以德国大学为标本，赞扬北大之由注重“实用”逐渐转为强调“学理”：

本校当二十年前创设时，仅有仕学、师范两馆，专为应用起见。其后屡屡改革，始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是也。民国元年，始并经科于文科，与德国新大学不设神学科相类。本年改组，又于文、理两科特别注意，亦与德国大学哲学科之发达相类。所望内容以渐充实，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耳。

蔡元培的教育理想，与他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联。正如罗家伦所说，“他对于大学的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十九世纪初期建立柏林大学的冯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位大学者的影响”。〔3〕柏林大学的榜样，在蔡元培的视野里，一是强调研究自由，一是主张注重学理。前者发展出人所共知的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两大“主义”，后者则演变成为以文、理二科为中心的办学思想。遥想当年，陈独秀这些大家名流那样佩服蔡元培的地方就在于：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元培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的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和胡适、钱玄同、陈独秀容纳在一校。这样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这“兼容并包”化作燕园的文化造血机制，使北大获得了绝非“一元论和独断论”，而是学术上民主和自由真正的可能性。二十年代时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决非偶然主事”，究其原则为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如今沧桑巨变，但何谓代代相传的“北大学风”?这便是。

至于思想自由，它当然具有较大的涵容性，尽管理解的千差万别，但独立的胆识、感受力、判断力和鉴别力则是其根本。这一思想不仅适用于学校与教师，也适用于教师与学生。譬如，作为今天的现代教育家，我们竟没有一套比孔夫子更能开启心智的教学授课方式。一部《论语》，实在值得只知道整天拿试题折磨、窒息学生思维的现代教师们好好加以研摩。如今，建立在标准化课本、标准化考试、标准化答案基础之上的反个性的现代教育模式倒应该从孔夫子的教育模式中反思一下自己了：一次，颜渊、季路(子路)恭恭敬敬侍于夫子身旁，夫子却对他们这种样子不以为然，说：“盍各言尔志?”〔4〕再一次，情形要散漫些——夫子和学生们随随便便地在一处坐着，其中，有个叫曾点的学生甚至无拘无束地自个儿在一旁摆弄乐器玩儿。这时，夫子拿出“个人志向”的问题要他尽管照自己的意愿回答。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位弟子都踊跃而率性地答了，末了轮到曾点，“点，尔何如?”老师发问了，曾点居然不慌不忙，“鼓瑟希，铿尔”，这才丢开瑟来回答老师的提问。而被扣上“师道尊严”帽子的夫子却那样宽厚，那样平等温和，“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这就是他当时对微显踌躇和自觉不恭的曾点发出的鼓励。“师道尊严”在哪里?我们今天能见着这种尊重学生个性和思想自由的态度吗?也正因了孔子的这种态度，曾点才能无所顾忌地道出如下和“夫子之道”标准南辕北辙的人生追求：“莫春，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5〕

与其说孔夫子是师道尊严，在这儿，毋宁说是学道尊严。这当然不是夫子在装扮自己，而是他教养人才的一贯立场。对此，我们可以从孔子在不同场合的一系列言论中看得出来：

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思而不学则罔，学而不思则殆。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在孔夫子看来，只知不能识的人，只学而不思的人，举一而不能反三的人，以世之好恶为己之好恶的人，纵使修得满腹学问大约也如朽木一般“不可雕也”。人的成才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知识的获得，而在于独立的见解，超拔的鉴识和判断，卓越的洞悉和创见。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时期，是这一思想自由学风最鼎盛的时期。正像鲁迅所指出的，正是这一学风，培养了北大师生的独立精神，培养了他们对既成的文化、知识、权力进行不断质疑与批判的精神。

鲁迅说：“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6〕

蔡元培离任校长之后的北大又是如何呢?1924年，梁漱溟先生辞去北大教职。有人问他原因，他大致作了如下回答：觉得当时教育不对，对学生毫不关心；先生应与青年为友——帮着他们走路；所谓走路，指的是让包括技能知识在内的一个人全部的生活往前走；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部生活，而领着他走人生大路，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朴实为至要。〔7〕梁先生的看法，让我们想起上述《论语》中描摹的情景：“莫春……浴乎沂，风乎舞兮，咏而归。”今日之高等院校，“品性感应品性”，“人感人”之教育状况如何呢?不知孔老夫子或梁漱溟先生来到今日之高校是何感想?

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已变得非常狭隘。

我们素有视读书为改变身份地位、加官晋爵之当然途径的传统。事实上，也几乎是惟一的途径。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并无“求知”的渴求，而只有“求仕”、“求名利”的祈望。因此，知识从未成为目的，只有手段的意义。并且即使作为手段，其主旨也非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发展到今天，甚至用作假的自欺欺人的手段来作为获取知识(技术职称)的手段，作为一己的利禄之途。我们关于“幸福”的理解，大体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当然还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因此，读书和“求功名”几乎是同义的，并千百年来为国人所普遍接受和肯定。而今天，又是拜金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同时在人们的眼里，“拜金”又与权力联系在一起，这样，加官晋爵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就更会深入人心并随时可能激活的。所以，当前教育确实难脱传统的阴影。

再者，目前高校已掀起一股易名之风。易名者，系讲究品牌效应也，正确一点说，是拔高品位也。从来未听说将大学易名为学院的，而是学院易名为大学，学校易名为学院，甚至几个中专相联合易名为学院。“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百家’之学府也”；“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生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蔡元培语)。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新大学新学院，合格者几何?但为着撑起这个名牌，就不惜一切方法去制造学问和学术，制作专业和教授，于是泡沫学术、泡沫专业应运而生，于是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教授”就横空出世。其结果这些“教授”又唤起一些不学无术之徒采用百般手段，通过买版面和购书号的方式，进而大量泡制学术垃圾——论文和著作，于是堂而皇之的恶性循环愈演愈烈，几乎达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今天大家所抱怨的是教育质量的下降，学生眼光太窄，以获得某种谋生技能而满足，“才”气不足，整体素质粗劣；学术上追求泡沫，不求真务实，不追求真理，神圣被消解，崇高被颠覆，学术被纳入现行的商业秩序，丧失了自身的精神价值向度。所有这些，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今天，高等教育的平面化和平庸化趋势仿佛不可遏制，即使有谁努力去抵制它，似乎也很难成功地捍卫蔡元培式或洪堡式的理念对于大学教育的既有影响。这是现代高等教育的内在困境。

这种浊气与泡沫、假冒与伪劣，已遍及各个角落。所以谢泳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直言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就学术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这里谢老夫子的话虽有些偏激，然对当下的思考却是严肃的，并不是空穴来风。

但是，无论如何，高等学校总不应该成为假冒的学术产品市场和交易所之类。“大学就它所从事某些高等学问研究，以及它以人性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非以现实的特殊功利为目的而言，可以说它是象牙塔。”〔8〕这“象牙塔”里的成员，当然不是远离尘世的世外高人，但也应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和真才实学的人士。换言之，高校的教师质量是保持学校声望和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最优秀的教师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还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外界支持。因此，一所大学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看它是否有一流的师资队伍。世界级教育家、第一流的大学校长除洪堡、蔡元培外，还有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科南特，九十年代中期的哈佛校长博克，前任加州大学校长麦克、黑姆，斯坦福大学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被誉为“硅谷之父”的副校长兼教务长特曼，都不约而同地以全力实施他们心中的教师和学术顶尖的战略目标。

斯坦福大学创建之初，创始人斯坦福先生马上着手抓教师队伍建设。据第一任校长乔丹回忆说：“斯坦福先生要我物色最优秀的教师。但他坚决不要那种徒有虚名或游手好闲的人担任教授。”〔9〕按照这一要求聚集到斯坦福大学的第一批教师人数虽少，但都是拔尖级的。斯坦福大学经历了首任校长奠基，第三任校长韦伯的起飞之后，到第五任校长史德龄和副校长特曼任职时已开始了更大发展阶段。全面提出“学术尖顶”构想的，即是“硅谷之父”特曼。为了吸引冒尖人才，特曼解释说：“一个运动队里与其个个都能跳6英尺高，不如有一个能跳7英尺高。”同样的道理，他主张：如果有9万美元在手，与其平均分发给5位教授，每人得1.8万美元，就不如把3万美元支付给其中一名佼佼者，而让其他人各得1．5万美元。只要是尖端人才，特曼会不惜工本。在树立尖顶系科上，特曼考虑的突破口有三个：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结果，化学这个项目稍逊，但也聘到了著名化学教授卡尔、杰拉西和威廉·约翰逊，并因他们的到来而吸引了大批新秀。物理学成绩斐然，最突出的是布洛克因发现核磁共振现象而获得1952年诺贝尔物理奖。电子工程由特曼自身挂帅，从而使“硅谷”成为该大学“教育”与“实业”结合的典范，并使该大学成为工业研究和开发的核心。

路易斯、特曼还同桑代克一道并称教育心理学的创始人，他提出的“智力商数”(IQ)概念为西方多数国家所广泛接受。

从斯坦福大学的经验看出，大学之“大”，“不是校舍恢宏，而是学术广大。这一无形养成的学风，使北大的后来人能容纳不同的学术观念。……北大这个‘大’的特点，谁能善于利用它谁就能从中受益。……不能说其他大学不具备这种‘大’的特点，似乎北大给人的印象最新”(任继愈语)。这段话是任继愈先生就国内的北京大学与其他大学作出比较而言的，自然不会提到国外的大学，但在学术气度的广大上，当年的北大与斯坦福大学是一致的。当然，比较起来，斯坦福大学的气度多见诸于工科，北大的气度多见诸于文科。正如蔡元培在诠释他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论时所说：“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以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0〕按这样一个原则行事，故北大人不相信教条，不盲从权威，不随风摇摆。历以宁教授说到他的一个学生在接受某一项研究任务时曾经说：“我们接受课题，但不接受指定的观点，也就是不接受指定的结论。” 作为一名北大人，难道还有比看到“探索”与“北大”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时更能使自己感到欣慰的么?〔11〕正因为这样，数十年来在这里成长着中国几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在历史思辨中的敏锐的洞察力，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这便是精神合成的魅力。北大首任教务长马寅初，五十年代又正式出任校长，五十年代的大学校长与当时的蔡校长，其所处环境及责任、权力等均有很大差别。即如此，人们仍然感觉到马校长不时露出棱角。发表《新人口论》，主张控制人口增长，单枪匹马与权威挑战，与上述“北大精神”若合符节。

诺贝尔奖获得者索尔·贝娄在给《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一书作序时说，在公众舆论控制的社会中，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精神的岛屿。有了这个精神岛屿，大学才不会沦为一个精神荒芜的世俗之地，抑或才不成为一个人心浮躁、追名逐利的市肆里巷。这个精神岛屿是否有点像精英机构?这样说可能要遭到非议，因为精英就难免有些超凡脱俗，甚至刻意把自己用围墙封闭起来。如果是围墙的话，它可以把世俗利益的威胁和弄虚作假等时尚的诱惑阻隔在外面，把真才实学的知识风尚保护在里面，又有什么不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断言，没有知识上真刀真枪的精英，就会削弱社会创新和发展的动力；没有文化上的精英，再富庶的社会也往往会流于鄙俗，成为人欲横流、私心膨胀、邪念盛行、理想黯淡、良莠不分的名利场。

注释：

〔1〕引自张汝伦《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1997年第3期《天涯》，p.9。

〔2〕蔡元培《北大二十周年纪念会演说词》。

〔3〕罗家伦《国立北京大学的精神》。

〔4〕《公冶长》。

〔5〕《先进》。

〔6〕鲁迅《华盖集·我观北大》。

〔7〕参见《梁漱溟问答录》。

〔8〕《天涯》)1997年第3期《人文主义的大学理念与现代社会》一文。

〔9〕参加周少南编著《斯坦福大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10〕蔡元培《北大学刊》发刊词，参见《随笔》1998年第1期陈以真《校格》，第95页。

教育理想与理想教育 篇7

一、青年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实践主体

青年人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生力军, 也是将之应用于实践的主力军。他们既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的接受者、宣传者和普及者, 更是能动的学习者、实践者和创造者。青年员工作为中石化的新一代有生力量, 除应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强的学习能力外, 更需要具备强烈的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 从实践中了解、认知并接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使其武装自己的头脑, 规范自己的言行, 将其转化成支撑自己为理想信念奋斗的不竭源泉。青年员工是石化企业践行马克思主义并使其实现“三化合一”的重要主体。他们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 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全面、系统的学习。无论在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读、文献资料的勘验、知识体系的构建, 还是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促使其融入我们的工作、生活, 并成为我们工作、生活中的实践指引, 青年员工都是最活跃、最积极、最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中坚力量。

正是由于在中国历史发展的伟大进程中, 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始终是先进思想的有力推行者, 并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发展进程, 及时传播、宣传、普及最先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因此, 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够薪火相传, 我们的企业才拥有蓬勃生机。

二、马克思主义只有赢得并见重于青年才能实现“三化合一”

我们党的成功历史经验表明, 马克思主义思想只有赢得并见重于青年, 我们的党和国家才能赢得时代与未来。因为, 新时代的石化青年员工只有通过学习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 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拥有着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的思维方法, 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 将自己的人生追求与企业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企业面临市场经济的一系列改革, 使得一部分企业青年员工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变化, 在他们的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治信仰不坚定, 理想信念薄弱、价值判断扭曲等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主要症结在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多元文化所带来的价值观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着传统思想价值理念, 加之国内、国外各种思潮汇聚交织, 一旦缺乏辨别能力, 就难免受到其中不良思想的影响。针对上述问题,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 用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来武装人们的思想, 引导人们的言行。如果石化青年员工不能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价值观、人生观, 那么, 他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因正确信仰的缺失而充满迷茫, 降低企业思想和文化的凝聚力, 制约企业的生产和发展。

三、当代石化青年如何培育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思想信念

当代青年既然是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实践主体。那么, 我们这些中石化的年轻血液在自己思想成长过程中怎样去把握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的时代内涵, 并培养正确的理想、信念呢?笔者认为, 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首先, 石化青年员工应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在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体性要求的基础上, 真正做到在思想上贴近生活, 在行为上贴近群众, 在利益上贴近企业, 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真正内涵, 赋予马克思主义“三化合一”当代的现实意义和活力。

其次, 石化青年员工应对时代变革 (企业成长) 保持高度的敏感性和参与热情, 积极对时代主题发言, 使自己不断实现思想觉醒。因此, 我们在践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 不能成为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迂腐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学习既要基于文本本身和历史情境, 又要超越思想束缚和历史局限, 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审视日常生活的文化内涵, 并用其指导自己的工作, 把大众文化与企业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 促使其推动企业熔炉文化的形成。

最后, 石化青年员工要学会“思考”, 在增长知识开拓眼界中“思考”并把握时代和企业前进的方向:这就需要我们客观地审视而不是主观地臆断, 内在地分析而不是外在地评判能动地创造而不是教条地照搬, 落脚于时代发展的理论高点和历史进程的现实情境, 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注入新的内涵与生机、模式与图景, 在直面中国发展的种种问题、奋力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 努力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最佳路线, 从而为我们的中国梦、石化梦贡献一份力量。

四、结语

任何一个先进的政党, 一定会把青年人看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任何一个充满活力和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 也总是把青年人的成长放在第一位的。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都十分关心青年并对青年寄予热切的期望。习总书记曾在五四青年节的讲话中指出, “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关怀青年、信任青年, 对青年一代寄予殷切期望。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把青年看做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从来都把青年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生力军, 从来都支持青年在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是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广大青年要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志存高远, 脚踏实地, 努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因此, 当今广大石化青年员工不仅要学习和掌握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体系, 更要将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体系用于指导实践, 并结合当今国情、时代特色、群众需求与企业需要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思想内涵, 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各级党组织和企业领导的正确指引下, 发挥我们应有的光和热, 为企业的兴旺发达添砖加瓦, 真正实现自我价值与企业发展的有机融合。

摘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尤其是现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及其“三化合一”对于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本质特征, 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在企业青年员工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推动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代化,大众化,三化合一,石化青年员工

参考文献

[1]朱荣英.马克思主义当代语义的虚假营造与“三化合一”走势——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整合及其未来趋向[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 (06) .

[2]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J].理论视野, 2009 (12) .

[3]杨耕.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重大议题[J].中国社会科学, 2007 (05) .

[4]谭献民.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特点和基本经验[J].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2 (02) .

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与纪律教育的思考 篇8

一 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与纪律教育的重大意义

1. 理想纪律教育是培育“四有新人”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关于培养“四有新人”的思想中, 特别强调有理想和有纪律。他指出, “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 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没有理想, 我们就会迷失方向, 就易脱离实际;而没有严格的纪律要求, 社会就可能发生动荡, 人民就不可能安心建设。这是他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 提出的人才素质和全民族素质的总体目标, 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智力支持问题, 理想纪律教育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2. 理想纪律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任务

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的四大主要任务。其中, 理想信念教育是核心, 爱国主义教育是重点, 公民道德教育是基础, 人文素质教育是目标。树立远大理想、加强革命纪律, 是我党的光荣传统, 亦是我党的政治优势, 是革命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强大武器。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对他们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纪律法制教育尤为重要。

3. 理想纪律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

新中国建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 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 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及时、高质地输送了一大批人才。2011年,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67万人,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26.9%, 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目前各高等院校均在规范和完善其教育教学体系, 在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等方面大做文章, 而这些素质的加强和提升与理想纪律教育密切相关。加强大学生的理想纪律教育, 成为培养和增强大学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二 高校理想纪律教育面临的挑战

1. 国内外环境的挑战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 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 各种敌对势力继续以青年一代为重点对象进行思想渗透, 企图通过物质引诱和意识形态的输出, 使当代大学生不以肤浅、虚荣为耻, 并追捧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在国内,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的转型, 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逐渐表现出来, 如趋利性、自发性等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思想, 进而使人们的人生观颓废、价值观扭曲, 不少大学生随波逐流变得理想信念失落、纪律观念淡漠、行为自由散漫。

2. 传统的教育方式和内容遭遇挑战

新时代的大学生眼界开阔, 思维活跃, 陈旧的教学内容、单一的教学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 直接影响着高校理想纪律教育的实效。转型时期的教育, 既需要继承、借鉴, 更需要创新。如何获取新的时代内容, 选择先进材料, 运用现代教育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如何与学生进行情感与意志乃至人性的相互感应和交流都成为高校理想纪律教育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3. 来自大学生自身变化的挑战

当代大学生一般年龄较小, 涉世不深, 思想尚未成熟, 缺乏辩证思考的能力, 再加上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 缺乏生活的磨炼, 性格比较孤僻, 他们的世界观和心理的不稳定性与两面性都表现得极为明显, 于是部分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和社会, 偏离了“四有”新人的要求。

三 加强大学生理想与纪律教育的可行方案

1.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认真实施教书育人的主体工程

首先, 作为教育的主体, 广大教师必须深入到学生中, 进行广泛调研, 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 紧紧围绕学生实际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来设置教学内容, 否则易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如讲共同理想, 学生们普遍觉得这个太过高远, 与我无关, 但如果把层次放低些, 先从个人的职业理想或生活理想谈起再引申到社会理想, 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有所要求, 教学效果会更好。再如不少学生认为我是遵守纪律的, 所以没有必要接受纪律教育, 但事实上, 学生们并未意识到不交作业、旷课缺勤、弄虚作假都是一种违纪现象。其次, 运用多样化的教育教学手段, 如通过多媒体教学课件, 把文字、声音、视频融为一体, 以其形象性、生动性吸引学生注意力, 或选取与学生生活比较接近的个例组织课堂讨论,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再次, 我们要消除理想纪律教育只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任务的错误观念, 的确“两课”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 它对于加强学生的理想纪律观念有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但各专业课教师也应深入发掘本门课程中的思想教育内容, 教师对课堂秩序的管理其实就是一种纪律教育, 对自己学科领域内成功人士的介绍评析就会激发学生对自己未来的憧憬, 从而调整、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想。

2. 加强第二课堂建设, 是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与纪律教育的重要途径

切实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努力建设高品位的校园文化是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与纪律教育的一项重要措施。如开办有关理想、纪律主题的演讲比赛、征文比赛;组织学生收看法制节目、励志类的电影、电视剧, 引导学生阅读相关报纸、杂志, 邀请知名校友或社会名流来校做报告等。这些活动, 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 陶冶大学生的情操, 发挥实践的教育感化作用。理想纪律教育要取得成效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让学生走下课堂, 走进社会, 通过广泛参与实践汲取营养, 接受磨炼,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3. 加强学校、社会、家庭的联系, 是高校理想纪律教育的重要方法

现在学生中出现的很多问题, 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 这说明了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 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关心, 共同支持。学校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教育优势, 与家庭、社会密切联系, 三者保持要求上的一致, 实现教育作用的互补。家庭教育侧重于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创造和谐的家庭氛围;社会应该通过各种活动和宣传, 使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 培养学生奋发向上的竞争意识, 通过正反两面的典型事例教育广大大学生遵纪守法, 使学生感受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和遵守纪律的必要性;学校则应该按照教育目标, 结合自己学校的专业情况和学生的水平层次, 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教育, 使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现象, 严格遵守各项规则, 自觉地为现代化建设刻苦学习。

4.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高校教师队伍, 是高校理想与纪律教育的有力保证

新时代大学教师的功能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从“传道”者转向学习知识的引路人, 从“解惑”者转向发现问题的启发人, 从“授业”者转向解决问题的参与人。社会变化如此之快, 任何一名老师都不可能把学生步入社会后几十年中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传授给他们, 需要让学生具备独立思考、探求新知的能力和良好的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 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 只有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才有可能完成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

摘要：理想与纪律是保持社会运行方向和运行秩序的两个最重要条件, 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与纪律教育是高校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文试在剖析大学生理想纪律教育的意义和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 提出加强大学生理想与纪律教育的可行方案, 望能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大学生,理想,纪律,加强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号]

[2]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4]骆郁廷主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对教育理想及教师工作的认识与反思 篇9

一、对教育理想及教师价值的理解

人类追寻着民主、平等、自由的生活境界和物质与精神高度发达的生活状态, 这种社会形态叫做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生活境界除了人类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外, 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素质的极大提高。

人类自身素质提高的使命必然由教育来承担, 那么, 人类的理想从根本上说应该是教育要实现的目标——教育理想。

教育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 同生产劳动、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相结合, 教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下一代。这就是我们现阶段的教育理想, 集中地体现为国家教育方针。

教育方针、体制机制和教育制度等直接影响和决定着教育理想的实现。但是, 教师和学生才是实现教育理想最基础、最直接的主体。教师的思想和行为直接影响着教育理想的实现。因而, 做教师的价值就在于, 他是教育理想的实现者, 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推进者, 是有价值的。

二、对基层教育及教师工作的反思

对照基层教育和教师工作现状, 本人产生了诸多对终端基础教育的反思。

1. 教育学生要学用结合。

在教育目标和教育制度上, 在课程设置和书本教学上, 我们都在努力, 我们教育学生要怎样做, 学生也明白应该怎样做, 可我们引导并要求学生在社会和生活中做到了多少, 参与了多少, 锻炼了多少, 收获了多少, 成长了多少, 贡献了多少?我们最基层、最前沿、最直接、最重要的教育终端的教育教学多体现了一个“学”字, 少体现了一个“做”字, 多注重了一个“知之”, 少落实了一个“行之”, 讲的是有机结合, 可实际结合不够到位, 存在一个“学用结合”不到位、“知行统一”有偏废的问题。

2. 要将学生教育同生产劳动、生活实践和科学实验相结合。

知识从实践中来, 智慧从思考中生, 教育过程同实践锻炼有机融合, 就会活化知识, 生成智慧。离开实践的书本教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只有书本没有实践的教育只会教会学生纸上谈兵的习惯, 不会教会学生实践创新的能力。观察基层终端教育的实施过程, 受社会环境、家长需求、学生安全、时间安排、实践基地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 我们的教育除了书本上列的几个练习题要求学生参加实践锻炼、假期要求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之外, 我们整天把学生关在学校里, 埋在纸堆里, 淹在题海里, 甚至许多家庭还要把孩子的晚上和双休日关到形形色色的“学习班”里, 久而久之, 他们就形成了爱听不爱想、爱做题不爱做事、爱玩纸不会做人的习惯。这样的教育环境条件, 学生的德从何处修?到哪里参加实践锻炼?同生产、生活实践、科学实验无法结合, 他们的身体、心理素质也就无法得到提高。我们虽然开设了品德类课程、体育与健康课程、艺术类课程、技术类课程、校本课程和研究性学习课程, 但这些课程的实施是纸上育人, 而非实践育人。考查标准、程序、方式和其他课程一样, 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目标并未真正实现。

3. 要教育学生全面发展。

浅析孔子关于理想与价值之教育观 篇10

“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孔子讲诵弦歌不衰。他的处变不惊使子路尤为不解,在子路看来,无论是学问修养还是道德品行都要略高一筹的君子,本不应承受灾祸之苦,而老师却给了相反的答案,曰:“君子固穷。”人格的优越性并非能至“福”避“祸”。若欲求明哲保身而追寻美好德性,将不仅造成功利的杂质腐蚀美德的纯粹,而且使得自发于君子的德行堕落为小人逐利的伪装。“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孔颜之乐,似因安于贫,实则乐于道。贫乃物质的匮乏,从广义上讲,是残酷的现实生活的表现形式之一;道乃精神的丰盈,“既表示存在的原理,又与价值原则以及社会理想、文化理想、道德理想等相关。”由此,陈蔡之厄时孔子依然能“讲诵弦歌”,正是其对君子信条的践履;而给予子路“君子固穷”的回答,也从侧面反映出孔子对于精神理想和现世利益的取舍态度。

陷于陈蔡,能动摇人心的不是陈蔡的军队,而是弟子们面临险境时对理想的怀疑。在同子路的第一次对话中,孔子用“君子固穷”坚决地肯定了他与弟子所坚持的理想道路的正确性,此时的他也许已察觉弟子心中的波澜,所以主动与弟子进行了第二次沟通。在师徒的团体中,老师是轴心,危急关头欲维持学术团体的稳定,仅自我肯定与自我坚持显然是不够的。在弟子迷惘时点拨引导,是老师的职责所在,也是维持一个群体坚信同样的理想信念与价值标准的关键。

值得关注的是,首先,孔子分别与三人对话,而不是与三人同时谈话,在敏感危急的时刻,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弟子在他人面前口是心非,亦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具体体现;其次,孔子以提问开头,巧妙地引导弟子说出心中的顾虑,高效地缓解危机激发的紧张感,继而在自己的点评中达到教化弟子的目的。然而理想教育止于方法是无法深入人心的,与弟子的谈话,不但贯彻了孔子的态度,更表达了他修道的思想。于是,当正确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被始终如一地贯彻,即使曾经有所动摇的人,也都会最终如同颜回一般,通过贯彻者的行动深晓理想不可质疑、不可因他人而易,只得为其专注研修一生。这也是理想教育最好的状态。

二、浴溪咏归的平凡志向

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中,子路志在强兵,冉有志在富民,公西华志在侍礼,为何孔子独与渴望浴溪咏归的曾点?从孔子一生的政治主张来看,即便有四处碰壁的消极情绪,也并不占据思想主流。朱子在《<论语集注>卷六》曾引用程子之言,似乎更具说服力——“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夫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能遂其性。”“狂可以入圣,可以让‘一切纷嚣俗染,举不足以累其心’,如同凤凰翱翔于高空,一念之间即可实现超越。所谓入于圣域,就是实现精神的自我超越。”而“狂者也”的曾点道破了孔子内心的真正追求,受到孔子的赞许也是自然之事。此外,进一步讲,曾点之志或许也可称为孔子之志的一部分。

孔子一生不辞辛苦推行自己的政治思想主张,均站在说服者与推动者的角度,而曾点之志勾勒了一幅太平盛世的图景,也正是孔子理想中礼治见诸于个人的美好成果。孔子志在改变世道,然而躬身为政并非唯一渠道,升官加爵也不是孔子所期,相反,正如《大学》有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人行事首先完善自身,保有一颗高雅宁静的心,就是个人对于群体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贡献。

所谓“君子不器”。君子心怀天下,潇洒自如,不应拘泥于某一限度,追求身外之物都可造成精神的束缚。以“为人之学者”为例,由“为人”而为学,在前提中已放弃“德”,假使最终取得名利等心中所愿,这是否可以称作是成功?非也,这仅是外在的显赫罢了,终究无法代替德性的富足;另一方面,假使最终所愿未能实现,则既无外在的安慰,又势必心中充盈怨恨或失意。如此一来,德与福终难以协调。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贤人志士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诸葛亮有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淡泊宁静是一种状态,也是明志与致远的不二法门。在这种状态下,人能够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世事所扰,内心满足,目标单纯,福与德水乳交融,方可称为成功。由此观之,志向平凡又何妨,拥有安宁的状态是一种福分。

三、承上启下的历史责任

对于陈蔡之厄,孔子临危不乱之际通过理想的魅力与如一的行动再一次深化并稳固了弟子对于理想的认识与追求;而对曾点之志的独家赞赏,对“平凡之志”的褒扬,现如今依然能够对成功学泛滥的社会现象以及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进行有力抨击。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说:现代和传统的互补才可以达到理想状态。纵观世界,今天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幸运的,古代先哲留下的文化宝藏是一比取之不尽的珍贵财富,而它们也在时光的风尘中静静地等待后人的发掘。重拾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之幸,更将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创造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