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精选十篇）

最高法院 篇1

例如, 为了影响Bilski案的判决, 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写信给联邦最高法院, 反对缩小专利主题 (patentable subject matter) , 认为这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大量律师组成的AIPPI也支持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协会的意见。曾经用商业方法专利起诉微软公司, 以及另外28家软件公司侵权的专利顾问Gary Odom写给联邦最高法院的公开信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不是律师, 也不是专利代理人, 而是一名专门为企业检索专利/现有技术的专利顾问, 他还是一名实战派的专利发明人。他强烈建议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上诉法院的判决。另一方面, 很多协会、企业和个人支持联邦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决。

目前, 该案尚未最终判决。该案上诉人是Bils k i, 上诉针对的案件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决的In re Bilski案 (545 F.3d 943, 88 U.S.P.Q.2d1385, Fe d.Ci r.2008) 。上诉法院曾判决支持美国专利与商标局驳回08/833892号发明专利申请的决定;参审的12名法官中, 9名法官支持该判决。

争议专利申请的部分权利要求是:

1、一种管理提供者按照固定价格卖出商品的消费风险成本的方法, 包括如下步骤: (a) 在所述商品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发起一系列交易, 其中, 所述消费者按照一个基于历史平均值的固定价格购买所述商品, 所述固定价格对应所述消费者的风险情况 (risk position) ; (b) 识别那些与所述消费者具有反风险情况 (cou nterrisk position) 的市场参与人 (market participants) ;并且 (c) 按照第二种固定价格, 在所述商品的提供者与所述市场参与人发起一系列交易, 从而, 使所述市场参与人的系列交易, 能平衡所述消费者的系列交易的风险情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商品是能源产品, 并且所述市场参与人是经销商 (transmission distributors) 。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消费风险是与天气相关的价格风险。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消费者交易的固定价格由如下关系式确定:固定订单价格=Fi+[ (Ci+Ti+LDi) × (α+βE (Wi) ], 其中, Fi是i期间的固定成本;是i期间的可变成本;Ti是i期间的远途交通可变成本;LDi是i期间的本地供货可变成本;E (Wi) 是i期间评估的特定地区天气参数;α、β是常数。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特定地区的天气参数至少包括热天天数和冷天天数。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 其中, 所述能源产品提供者通过掉期交易票据 (swap receipt) 覆盖天气造成的边际成本。

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判决认为, 这个专利申请的全部权利要求都不是可专利的主题。上诉法院的判决推翻了1998年的商业方法专利性判例, 产生了两个规则

第一, 方法必须与特定机器或者设备有关, 或者方法能把特定对象 (article) 转化为不同的状态 (state) 或者物品 (thing) , 这就是上诉法院就方法的专利性新创立的“机器或转化”检测原则;

第二, 美国专利法保护“做买卖的方法” (method[s]of doing or conducting business, 35 U.S.C.§273) , 但是, 上诉法院在该案判决中认为, 方法的专利性要接受“机器或转化”检测原则的审查, 这就是所谓“机器或转化”优先原则。

美国USPTO已经应用这个判例驳回商业方法专利申请。例如, 它刚刚驳回了IBM的一项关系数据库管理系统的专利申请, 依据就是IB M的专利申请依据Bilski的“判例法”, 不是可专利的主题。美国USPTO的审查意见认为:在按照美国专利法第101节分析专利性时, 要对权利要求的保护内容进行最大范围的合理化解释。经过这种解释, 审查员仍然发现, IB M的专利权利要求不需要计算机或者机器操作。IB M的专利“权利要求1没有引述任何需要机器操作的步骤。尽管前序部分提到了系统, 但是权利要求1的系统没有用硬件或者有形的结构性特征词汇来叙述。系统可以是软件系统, 那么权利要求1的技术特征可以仅仅用软件或者算法来操作。因此, 字面上引用系统, 并不能使权利要求1具有专利法第101节的专利性。”

联邦地区法院也已经应用这个判例宣告专利无效。例如, 2009年7月8日, Gilford法官依据Bilski案件的“判例法”宣告7181427号专利无效, 继而驳回了DealerTrack对RouteOne公司和金融速递公司的专利侵权指控。

最高法院规定 篇2

最高人民法院在4月30日下午公布了《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7号)，从5月1日起开始施行。该通知对全国各级法院民商事级别管辖标准再次进行了统一调整，而上一次最高法院发布类似通知，是在民事诉讼法施行之前的发布的《关于调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的通知》(法发[]10号)，两个通知的名称完全相同。

作为诉讼律师都非常清楚，级别管辖标准的调整相比立案登记制，对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活动的影响更为直接。那么最高法院此次调整级别管辖标准有什么新的内容，天同律师在今天的下午茶中与各位读者一起分享。

级别管辖由最高法院统一规定，省级区域内只有一个标准

在号通知中，最高法院将辖区内各中级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交由各高级法院自行确定，只是列明了中级法院管辖标准的大致范围。各高级法院根据最高法院列明的范围确定中级法院管辖标准，经过最高法院批准后公布实施。这种做法赋予了高级法院部分确定管辖的权力，实际上最终公布的级别管辖标准与最高法院对中级法院管辖标准的范围是有一定差异的。

例如在笔者经办的某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管辖法院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争议标的为1300余万元。原告在南京市中院起诉后，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张根据最高法院2008年10号通知，南京市中院管辖标准应为万元以上(被告位于上海)，因此该管辖条款违反级别管辖无效，请求移送被告所在地基层法院管辖。当时新的级别管辖通知刚刚施行，业务庭法官看到2008年10号通知时也很惊讶，致电立案庭询问级别管辖规定，立案庭回复南京市中院对于一方当事人在外地的案件级别管辖标准是1000万元，但是这显然不能说服手持最高法院2008年10号通知的被告代理人。

法官随即休庭核实情况，原来10号通知中的规定是“北京、上海所辖中级人民法院，广东、江苏、浙江辖区内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市中级人民法院，可管辖诉讼标的额不低于5000万元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以及诉讼标的额不低于2000万元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但是同时还规定“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制定适当高于本通知的标准。对于辖区内贫困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适当降低标准。”而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最终公布的级别管辖标准是“南京、苏州、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诉讼标的额为3000万元以上，以及诉讼标的额在1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者涉外、涉港澳台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可见，江苏高院并没有按照最高法院2008年10号通知将中级法院的级别管辖标准“一浮到顶”。

但是207号通知不再有高级法院自行制定辖区内管辖标准的内容，而是直接规定了各高级法院辖区内的中级法院管辖标准，并且不再根据中级法院所在区域的经济水平划分不同的标准。仍以江苏为例，在此之前江苏各中级法院的级别管辖差异较大，最低的宿迁中院管辖300万/200万。根据2015年7号通知规定，江苏各中级法院的管辖标准统一提高至1亿/5000万元，相当于将宿迁中院的管辖标准一次性提高了30倍以上。2015年7号通知的这种规定方式较之以前更为简单明了，也显示了最高法院将级别管辖决定权收归中央行使的态度。

异地案件标准由特定法院辖区变为省级区域

2008年10号通知首次对级别管辖采用了双轨制，即区分本地案件和异地案件。其中本地案件是指当事人均在受案法院辖区内的案件，异地案件是指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再受案法院辖区的案件。前者级别管辖标准较高，后者略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民商事审判的影响。这种做法的本意并无不当，但是实践中根据该种规定确定管辖权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某件发生在新疆的管辖异议案件就凸显了该种双轨制的缺陷。

原告甲公司诉被告乙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由新疆阿克苏地区中级法院受理，标的额为500万余元。被告乙公司提出反诉，要求甲公司赔偿2000余万元损失。阿克苏中院认为本案标的额超过2000万元，且一方当事人不在阿克苏，超过阿克苏中院管辖标准，遂将本案移送至新疆高院。甲公司向新疆高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根据最高法院批准的管辖标准，新疆高院管辖双方当事人均在新疆的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的民商事案件，本案标的额仅为2000余万，且双方当事人均在新疆，不属于新疆高院管辖范围，新疆高院驳回该异议。甲公司不服提出上诉。

这实际上是由于级别管辖双轨制造成的“管辖真空”现象，由于上下级法院管辖范围不同，导致部分超出下级法院受理标准上限的案件，因为当事人同属于上级法院辖区，而案件标的额又低于上级法院受理标准下限，这就发生了上、下级法院均无管辖权的现象。据统计，2008年10号通知发布后，广东、湖南、安徽、四川、海南、新疆、内蒙古七省高院发布的管辖标准均存在这种情形。

2015年7号通知，同样采取了级别管辖的双轨制，即将案件按照当事人所在区域分为两类，即“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和“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这就将2008年10号通知中“本辖区”的概念统一规定为省级法院辖区，也就解决了可能出现的“管辖真空”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案件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案法院省级行政区域以外的，2015年7号通知未做规定。在2008年10号通知发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在潘日阳与赵子文财产侵权纠纷管辖权异议案的裁定【(2010)民一终字第17号】中认为，如果案件当事人住所地均不在受案法院所在辖区，不属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的情形，仍按照较高的管辖标准确定管辖法院。但是2015年7号通知中将案件明确区分为两种，即当事人均在辖区和一方当事人不在辖区，在此情况下各方住所地均不在省级辖区的，显然不能依据“当事人住所地均在受理法院所处省级行政辖区”的情形确定管辖权。所以最高法院(2010)民一终字第17号裁定的精神在2015年7号通知发布后应不再适用。

高级法院管辖标准整体提高，个别降低

近年来高级法院提高管辖标准已成常态，但是本次级别管辖调整中部分经济发达地区高级法院的管辖标准有所降低，准确的说是要求这些高级法院受理部分一审民商事案件。因为2008年10号通知发布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高级法院先后自行调整了辖区内各级法院的受理标准，调整方式基本均为高级法院基本不再受理一审民商事案件。例如北京市高级法院在8月发布《北京市三级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及高院执行案件的通知》，取消辖区内中级法院管辖标准的上限，高级法院仅管辖“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上海市高级法院发布《关于试行上海各级法院第一审民商事案件管辖标准的通知》，规定上海市高级法院仅管辖“决定提级管辖或者同意移送的案件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辖区内中级法院仅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诉讼标的额1亿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市的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其余案件均由基层法院管辖。广东、浙江两省高级法院也出台类似规定，取消中级法院管辖标准上限，将大量案件确定为基层法院管辖。

但是2015年7号通知确定了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省(区)高级法院的管辖标准，这意味着上述四省区原本试行的管辖标准应不再适用，四个高级法院仍应按照级别管辖标准受理民商事一审案件。相应四省区原本试行的中级法院管辖标准，与2015年7号通知不一致的，应不再适用。

最高法院主宰巴基斯坦? 篇3

这封未发出的信是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命令总理发给瑞士当局的，内容是要求重审现任总统扎尔达里涉及的腐败案。1998年，瑞士调查人员在扎尔达里和他妻子贝?布托的瑞士银行账户中发现约1380万美元的存款，调查人员认定这是扎尔达里夫妇收取的贿赂。2003年，两人在瑞士法庭受到缺席审判。2007年，时任巴总统的穆沙拉夫颁布“国家和解令”，废除对扎尔达里夫妇的腐败指控，两人得以结束流亡回国。瑞士当局随后也终止了审判和调查。

2007年底，贝?布托遇刺身亡，扎尔达里继承亡妻的遗志，带领人民党赢得2008年议会选举并当选总统。但2009年12月，巴最高法院裁定“国家和解令”违宪，并要求总理吉拉尼向瑞士发函，重启对扎尔达里腐败案的调查。但巴政府以扎尔达里享有豁免权为由，多次拒绝发函。2012年4月26日，巴最高法院判决吉拉尼藐视法庭罪成立，并以此为借口取消他的总理资格，而且在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公职。

人民党政府在内外交困下，决定不与法院对抗，让吉拉尼辞去总理一职，6月21日提名沙哈布丁为总理候选人。而就在当天，旁遮普省地方法庭宣布逮捕有毒品走私嫌疑的沙哈布丁。人民党不得不又另外提名该党秘书长阿什拉夫，并在6月22日经国会通过成为新总理。7月12日，最高法院又向阿什拉夫下达了在7月25日之前发信的命令，阿什拉夫同样表示拒绝，认为这违反了巴基斯坦宪法。而就在最高法院发布命令前数小时，扎尔达里签署一份法案，规定巴高级官员可以免受藐视法庭指控。这意味着阿什拉夫不会再步前任的后尘。

但事情并不会到此结束，最高法院一定不会善罢甘休，7月25日期限一到，即便没有“藐视法庭”这个利器，它也会找到其他的罪名。目前已经有传闻说阿什拉夫在担任电力水利部长期间，在电站承包过程中收受贿赂。巴基斯坦新一轮的政治博弈，已经是箭在弦上。

事实上，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强力介入政治甚至绑架行政当局的做派，在前总统穆沙拉夫时期就已经初露端倪。当时，穆沙拉夫两次解除和自己意见不合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杜里的职务，又不得不在街头的流血抗议声中两次让他复职，这大大提升了乔杜里的声望。如果说乔杜里和穆沙拉夫的对抗还多少具有反抗独裁和军人统治的先进性的话，他对民选的扎尔达里和吉拉尼的羞辱则完全是出于党派斗争和政治报复。

当初，在反穆沙拉夫的旗帜下，乔杜里、扎尔达里和前总理谢里夫曾结成政治盟友。扎尔达里上台后由于担心“和解令”被废除，迟迟不肯恢复乔杜里的职位，两人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

由于巴基斯坦这几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荡都和乔杜里有关，他多次名列《时代》周刊年度最具影响力的100人，其排名甚至高过很多国家元首。乔杜里获得的虚名，凸显了巴基斯坦司法凌驾于行政的可悲现实。在贝?布托担任总理期间，扎尔达里因贪污纳贿而享有“10%先生”的称号，为此坐了8年牢。担任总统至今，其政绩也乏善可陈。但即便如此，也轮不到乔杜里来“替天行道”。在巴基斯坦这样的民主国家，行政、立法、司法是相互制衡的，乔杜里无权命令或罢免得到国会信任的政府首脑。

浅析政治漩涡中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篇4

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 即享有立法权的国会, 行政权的政府和享有司法权的最高法院三足鼎立。然而, 建国之初的最高法院是三权中最弱的一环, 当时的最高法院甚至连个独立的办公场所都没有, 它先是借占纽约皇家证券一隅, 后迁至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偏僻角落。最高法院的尴尬状况一直持续到1803年, 约翰·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不仅确立了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 还赋予了最高法院违宪审查权。最高法院由此确立了自己的权威, 走出了窘境。

1950-1960年代, 沃伦法院通过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判决发起了一场刑事司法程序的革命, 在打破种族隔离、保障罪犯权益、维护妇女选择权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1970年代伯格法院在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中捅开了妇女堕胎权的政治与道德马蜂窝。1990年代以后, 伦奎斯特法院试图重新发起一场“联邦主义革命”, 并通过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决, 将小布什送上了美国总统的大位。在过去半个多世纪, 最高法院在促使美国政治与社会变革的重大事件中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政治化特点

(一) 每一次大法官的任命都是政治性的

美国有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大党派,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都各自属于不同的党派, 毫无疑问, 总统提名大法官时当然会选择自己党派的人士。而在位的大法官即使年老体衰, 重病缠身, 也会撑到自己党派的总统上位后才宣布辞职, 以便总统提名“自己人”接任自己的位置。另外, 大法官的意识形态也是总统提名的重要考量因素, 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严重分化的社会。保守派的目标是:推翻罗伊诉韦德案, 允许各州禁止堕胎;扩张联邦政府的权力;终止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优惠;加快死刑执行速度;倡导宗教进入公共领域。而自由派正好持相反观点。通常, 总统的幕僚在拟定候选人名单时都会调查候选人对这些问题的观点, 以判断此人是否坚定的保守派或者自由派。因为, 与总统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大法官才会做出符合其政治目标的判决。相较于党派利益、意识形态、政治背景、私人关系, 个人从事司法工作的经验以及接受法律教育的背景反而属于次优考虑的因素。

(二) 政治敏感度对大法官裁判案件具有重要作用

美国的种族歧视观念由来已久, 在南方诸州尤其根深蒂固, 有鉴于此, 最高法院在以往类似的判决中都会支持南方盛行多年的种族隔离制度, 不敢轻易打破。然而, 随着美国黑人在二战中的英勇表现, 美国政治开始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 杜鲁门总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废止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 南方对总统职位长达半个世纪的控制宣告结束。当时的沃伦法院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政治变化, 抓住这一时机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中大胆判决种族隔离违反宪法。以前的最高法院一直回避宣告种族隔离为不公平, 就是因为政治时机还不成熟。虽然经历了内战, 南方白人仍然坚持种族歧视, 如果贸然宣布违宪, 会引起南方的强力抵制, 甚至演变成政治运动。可见, 把握政治时机对最高法院做出正确的判决至关重要。

(三) 司法政治化与司法独立

虽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是总统千挑万选出来的, 但他们并不因此受制于总统。沃伦大法官是作为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总统送进最高法院的, 他不但没有维护共和党的利益, 反而在最高法院发起了一场自由主义的司法革命。否定尼克松的总统特权, 要他交出白宫录音带的八位大法官中, 有三位是尼克松任命的。在最高法院的历史上, 让提名他的总统失望的大法官不在少数。对此, 已逝的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认为:“从根本上讲, 总统之所以失望, 是因为他们不理解, 在更大程度上, 最高法院是一种由离心力量控制的机构, 有自己的个性与独立性, 而不是由向心力驱使, 形成等级秩序与制度性单元。”一旦进入神圣的大理石神殿, 披上法官黑袍, 大法官就不再是总统的朋友, 而成为九个大法官中平等的一员。对他的制约, 来自最高法院历史上沉淀下来的有形和无形的规范和惯例, 以及自我约束。

三、司法政治化的原因

这种浓重的政治色彩体现了美国司法的政治化特点。究其原因, 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功能发生了转变。在世界上很多国家, 最高法院的主要功能是解决私人纠纷、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曾经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是如此。但“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判决以来, 最高法院的功能定位逐步转变, 它日益成为了通过解释宪法和法律, 制定公共政策的机构。对如今的最高法院, 最准确的功能定位是解释、适用宪法, 审查国会、各州法律及行政机关的行为的合宪性。而宪法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 堕胎、持枪、宗教、死刑, 这些争议不仅会出现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上, 也是总统大选辩论环节经常会涉及的政治话题。在这些宪法议题上, 司法不可能超脱于政治而存在。这是任何一个宪政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并且, 美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国家, 联邦最高法院是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 最高法院与国会、白宫一样, 都是美国政治风暴的中心, 不会因为它是司法机构, 享有司法独立权而脱离政治。

四、总结

中国也有司法政治化的现象, 但中国的司法政治化体现在执政党对法院的司法工作享有绝对的领导权、案件请示制度以及审判委员会制度上。不管是党委领导、政府、上级法院还是法院内部的领导, 都可以对具体案件的判决指手画脚, 而地位不高的法官们没有任何可以反抗的利器。法官委任要受党委的限制, 法官工资受政府的制约, 而错案审查制又使法院不得不接受上级的领导。司法的独立性在此完全被政治运作抹煞掉了。

参考文献

[1]、 (美) 莫顿·J·霍维茨.《沃伦法院对正义的追求》[M].信春鹰、张志铭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6.

[2]、 (美) 杰弗里·图宾.《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M].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 2010.

[3]、 (美) 戴维·M·奥布莱恩.《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M].胡晓进译.人民出版社, 2010.

最高法院典型案例 篇5

裁判要点民事案件二审期间，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人民法院准许撤回上诉的，该和解协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制作调解书，属于诉讼外达成的协议。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另一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一审判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相关法条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二款 基本案情

最高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开槌记 篇6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第一巡回法庭设在深圳，第二巡回法庭设在辽宁沈阳。

据介绍，最高法院设立的巡回法庭，相当于最高法院的派出机构，在审级上等同于最高法院。巡回法庭的法官由最高法院各业务庭选派，按一定的时间轮流派驻巡回法庭。巡回法庭的判决效力等同于最高法院的判决，均为终审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座落于沈阳市浑南区，从法庭向北眺望，可见不远处碧波淼淼的浑河。

第二巡回法庭的接待大厅很宽阔。从接待大厅一侧进，是九间接待室。每间接待室约30平方米，在法官和访民之间有一面透明玻璃隔开，内墙上写有“最后一问”四字，这是胡云腾大法官的名言，意在提醒法官面对访民要有耐心，让访民言无不尽，即使访民沉默了，法官也不要忘记最后一问：“还有需要陈述的吗？”

巡回法庭是干什么的？带着这一疑问，我观摩了第一槌开庭。

胡云腾大法官宣布的两条规矩

2015年3月10日清晨，阳光明媚，薄雪未化，小面包车停在浑南区世纪路3号，各方代表纷纷入场，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9点，胡云腾大法官敲响了第一槌。

槌落开庭，他首先宣布：“本庭实行法院内、外部人员干预案件处理的记录曝光和责任追究制度，如有向本庭打招呼、批条子、递材料，干预或过问案件处理的，本庭将将此行为记录在案，存入正卷，同时要向其他当事人公开。”

条子存入正卷？这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招数。我一直主张高度重视司法改革的技术主义维度，有时一项微观上的制度设计，可以解决许多司法沉疴。实践中，法官裁判被很多力量所左右，最为混乱的时期，黑袍口袋里装的都是条子。

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巡回法庭的改革措施，胡云腾大法官其实是提前宣布了一项全国性的司法改革措施。开槌后不到三周，3月30日，中办、国办颁布《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中央政法委颁布《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

胡云腾大法官对当事人宣布的第二项纪律，是诚信诉讼。为什么诚信诉讼很重要？需要在第一槌庭上来宣布？

在审理中，诚信诉讼是一个难题吗？法官只需要认证据，大可不必费心揣测所谓真相，例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则只重视证据显示的事实，不关心背后的原因和背景，认为那是法官“可不知的领域”，所以，裁判可以是一件高效率的事情。

13世纪的英国综合巡回法庭（The General Eyre）是将诚信诉讼发挥到极致了。审理时，如果当事人表现紧张、犹豫，说话吞吞吐吐，法庭即认定其有罪，严厉惩处。

在当今中国的法庭上，当事人大言不惭地编故事，甚至口吐秽言，法官却无可奈何。巡回法庭在自己的试验田中，完全可强化“禁反言”原则，并加大对“藐视法庭的行为”的惩处，也可做成一篇大文章。

第一槌面对的案子

庭审正式开始了。这是一起贷款案件：

鞍山市电业局与农行立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4000万元，东北电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业务七部为保证人。

1998年12月31日，农行立山支行向电业局发放了全部贷款。同日，电业局将4000万元转账给业务七部。1999年3月3日经农行支行行长王忠利及电业局领导的授意，业务七部主任金玉科将4000万元转给泰隆公司。

2000年4月30日，泰隆公司与鞍山市正龙公司签订借款协议，王忠利为该借款协议做了书面担保，泰隆公司将业务七部转入的3500万元又转借给正龙公司。此案另有以房抵债和公安厅扣押等情节。

2005年4月15日，行长王忠利因该笔贷款，被鞍山市立山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构成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

庭审中，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被合为一个程序，效率很高。胡云腾大法官掌控有度，游刃有余。虽然中间突然停电时，观众面面相愕，也未影响他的节奏。

审理的焦点是：贷款合同是否有效？谁应当被认定为本案的债务人？债权利息如何计算？

此案涉及合同法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法定代表人在合同签署过程中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其实，商法学者和刑法学者看法不尽相同。商法学者倾向于保护交易安全，主张有效；而刑法学者则强调合同的非法性，主张无效；民法学者可能摇摆于其间。

胡云腾大法官是刑法专业出身，他的博士论文是《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以刑法思维看合同效力，应判无效，果然如此。

巡回法庭的判决坚持了合同的相对性，未判泰隆公司承担责任，但明确宣布：“电力局可以向它追索，追索的诉讼时效从本判决生效之日算起”。追索的诉讼时效本应在另案审理中确定，但本案判决却为电力局的追索权明确了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以保证追索的成功，避免电力局因年代久远而陷入诉讼时效问题而无法获得救济，可见裁判者的良苦用心和底气。

利益衡量的方法，一定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限度内行使，否则，突破法律的内在统一性，所谓利益衡量就会成为一道东北名菜——乱炖，既不尊重规则，也不创造规则。

巡回法庭第一案的判决是在严格的法律体系内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值得赞赏，但是，本案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法定代表人在合同签署过程中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判决没有对此从法理上予以澄清，没有确立规则，留有遗憾。

巡回法庭与地方法院

关于开锤第一案的选择，其实完全是可以有狡狯的政治考虑和安排的。可选择一个明显错案来审，以树巡回法庭之威风。如果不宜选东道主辽宁省高院的错案，可以选边远的黑龙江省高院的错案，在庭上一刀一刀地解剖之，推翻之。

但胡云腾大法官显然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按部就班地让电脑自动派案，他是001号法官，001号案就自然由他审理了。所以，第一槌中自然也就没有想象和期待中的“包青天”式的情节了。

也许，他的策略是“平缓开场，渐渐发力”，但不管是怎样的策略，他都无法回避一个敏感问题——巡回法庭与地方法院的关系。

第二巡回法庭直接设到东北，在地方法院的家門口办公，构成了一种空间上的压迫感。巡回法庭与地方法院将形成一种张力，巡回法庭有做模范的压力，地方法院则有被监督的压力。

巡回法庭的使命是艰巨的。也许，设立巡回法庭的决策时间是短促的，但是，既然已经写入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开弓岂有回头箭？可以预计，在2022年之前，巡回法庭必将在全国铺开，延至西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地。

最高法院 篇7

《解释》出台的背景

草原与耕地、森林一样, 是我国重要的自然资源, 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据统计, 我国共有草原约4亿公顷, 占国土面积的41.7%, 作为我国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 生态地位十分重要。

我国对草原资源、草原生态的保护十分重视。一是党和国家将节约资源和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 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 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二是制定了草原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其中包括草原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为依法惩治非法占用草原的犯罪行为, 切实保护草原资源,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1年8月3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二) 》将1997年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犯罪对象从“耕地”扩大为“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同日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第三百四十二条、第四百一十条的解释》规定, 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中“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是指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明确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建立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2011年,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 召开了全国牧区工作会议。草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受到空前关注, 草原的战略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草原工作方针也更加明确, 标志着草原生态保护建设迈入了新的阶段。

但是, 由于受利益驱动以及对非法开垦草原追究刑事责任没有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等原因, 破坏草原资源现象相当突出, 草原生态逐年恶化。其中, 垦草种粮的案件居草原违法案件的前列。2009年, 仅内蒙古开垦草原种粮的案件就有947起。与此同时, 由于草原蕴藏着丰富的煤炭、钢铁、石油、天然气以及稀土等矿藏, 在工业需求与丰厚利益的驱动下, 未经依法批准征占用草原进行各类工商业开发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实践中, 由于我国刑法相关条文缺乏明确具体的定罪量刑标准, 司法操作性较差, 各地在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用草原能否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问题时常产生争议, 影响了对犯罪的惩治以及对草原资源的有效保护。根据农业部关于商请制定《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建议,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5月启动了《解释》的制定工作。随后, 赴内蒙古等地就破坏草原资源问题进行充分调研并广泛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分别召开了十多次座谈会进行专门研讨。经多次修改《解释》稿, 并征求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业部以及各高级人民法院等多方意见和专家学者意见, 最后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七个条文, 主要规定了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性问题;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认定标准;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煽动群众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的处理;单位非法占用草原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

(一) 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性

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非法占用草原的行为能否追究刑事责任的认识模糊问题, 《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二) 非法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

《解释》第二条主要规定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和“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情形。非法占用草原“数量较大”的标准一般为“二十亩以上”;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的, 则为“十亩以上”。

关于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认定标准,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 非法占用草原, 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不仅以“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数量较大”为条件, 还需造成草原大量“毁坏”。对草原“毁坏”的认定标准, 《解释》区分了两种不同情形: (一) 对于非法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 或者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采取“改变用途即毁坏”的认定标准, 即只要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实施以上行为的, 即应认定已对草原造成毁坏。这是因为, 草原与耕地、林地不同, 草原生态十分脆弱, 一旦改变其用途, 用于种粮、采矿等非草原建设, 即会造成草原严重毁坏。以非法开垦草原为例, 草原被开垦后, 即便在降水条件好的地区, 植被恢复也需要十年以上时间, 且要花费上百倍于开垦草原的成本。考虑到草原的特殊性, 结合司法实践, 采取“改变用途即毁坏”的原则,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即意味着已对草原造成毁坏。 (二) 对于在非法占用的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 或者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的, 分别以“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或者“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作为造成草原“毁坏”的认定标准。

(三)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批准征用、征收、占用草原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 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以及有关行政法规中关于土地管理的规定, 滥用职权,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耕地、林地、草原等农用地以及其他土地, 情节严重的行为。《解释》针对实践中存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草原法的规定, 无权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而批准, 超越批准权限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不按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批准占用草原, 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占用草原的行为, 规定了下列情形为“情节严重”: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四) 明确抗拒草原执法的定性问题

针对草原面积大, 草原执法人员人数少, 执法装备差, 履行职责时经常遇到暴力抗拒执法, 甚至执法人员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和危害的情况, 《解释》明确规定, 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该规定将为有效惩治和预防各种暴力妨碍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 强化教育、威慑、警示效果, 起到一定的作用。

此外, 对于单位犯罪的处罚问题, 《解释》还规定, 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草原资源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为依法惩处破坏草原资源犯罪活动,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现就审理此类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造成草原大量毁坏的, 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 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定罪处罚。

第二条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二十亩以上的, 或者曾因非法占用草原受过行政处罚, 在三年内又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在十亩以上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数量较大”。

非法占用草原, 改变被占用草原用途, 数量较大,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

(一) 开垦草原种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林木的;

(二) 在草原上建窑、建房、修路、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剥取草皮的;

(三) 在草原上堆放或者排放废弃物, 造成草原的原有植被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染的;

(四) 违反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种植牧草和饲料作物, 造成草原沙化或者水土严重流失的;

(五) 其他造成草原严重毁坏的情形。

第三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 违反草原法等土地管理法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四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二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应当认定为刑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八十亩以上的;

(二)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四十亩以上草原被毁坏的;

(三) 非法批准征收、征用、占用草原,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六十万元以上, 或者具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

第四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草原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 以妨害公务罪追究刑事责任。

煽动群众暴力抗拒草原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构成犯罪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八条的规定, 以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条单位实施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 对单位判处罚金, 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依照本解释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定罪处罚。

第六条多次实施破坏草原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 未经处理,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定罪处罚。

最高法院 篇8

总结个性特色, 明确文化内涵

个性特色是一个法院历史的积淀和精神的凝聚, 通过总结提炼, 大港审判区将“公正敬业、追求卓越”作为自己的院训, 将“奉献、竞争、创造、人本、跨越”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逐渐凝练出具有本院组织特色、体现现代奋斗精神的法院文化核心内涵。

拟定长期规划, 确定奋斗目标

法院文化的植入和养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和一个明确的规划, 自2006年起, 大港审判区有意识的将法院核心文化融入到法院发展规划中, 提出“建设具有现代气息的规范化法院, 争创全国优秀法院”的工作思路和“三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的五年规划, 逐步营造“事事创一流, 争当排头兵”的浓厚氛围, 用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和简单易记的特色口号宣扬本院文化, 灌输本院文化, 使每位干警都能够看到法院的发展方向、了解自身的努力方向, 潜移默化中逐步将自身奋斗目标与法院奋斗目标相结合、相统一。

采取具体措施, 传承法院精神

法院文化的运行离不开物质文化建设, 大港审判区也已经进行了诸如建设现代化审判大楼、组织各类书画体育比赛、开创大港法院网等各类物质文化载体建设实践, 但它并没有将法院文化局限于此。大港审判区逐步将自身价值理念融入每项工作、每位干警。第一, 从“奉献”出发丰富司法为民概念, 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理念分解到各项工作中去。第二, 从“竞争”出发丰富创先争优概念, 比速度、比质量、比服务、比奉献。第三, 从“创造”出发丰富社会管理创新概念, 敢于尝试改革, 敢于应对挑战。第四, 从“人本”出发丰富从优待警概念, 使全体干警深刻体会到自己才是法院的主人, 法院才是干警的家。第五, 从“跨越”出发丰富科学发展概念, 用长远眼光规划法院发展, 将永不止步、与时俱进作为检验法院文化的永恒标准。

培养典型代表, 维系文化运行

借鉴邓小平的共同富裕理论, 大港审判区领导班子有这样一种观点:“把一些部门、一些优秀干警先培养起来, 使他们能够对外代表大港审判区形象, 对内展现大港审判区精神, 逐步带动实现审判区的整体飞跃”。在这种理念指导下, 大港审判区先后着力打造了滨海法庭、刑事审判庭等一批重点部门和包津燕、赵秀丰等一批先进代表。他们已经成为了各个部门和广大干警的行为标杆和仿效对象。

文化效果初显, 大港精神凝聚

在大港审判区多年的探索和尝试下, 大港审判区法院文化已经逐渐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上升为心态文化。在法院文化的感召下, 大港审判区干警已经逐步树立起作为一位法官的职业使命感、作为一位赛跑者的竞争危机感、作为一位成员的组织自豪感。大港审判区也在全体干警的共同努力下先后被授予全国优秀法院、全国法院调研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法院学术征文工作先进单位和全国法院审判监督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法院思想宣传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作为天津市典型法院代表, 最高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沈德咏, 审委会专职委员景汉朝, 市委政法委书记散襄军, 市高院院长李少平等同志先后视察大港审判区的诉讼服务中心并给予高度评价。大港审判区的调研与学术征文工作连续三年跻身全市法院第一, 荣获组织工作突出贡献奖, 院长论文连续三年荣获全国二等奖, 在中国法学会举办的新类型案件诉讼与构建和谐社会 (天津) 论坛中荣获一等奖。大港审判区也先后培养了全国法院系统先进集体、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优秀人民法庭、全国政法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滨海法庭、全国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先进单位、天津市“十五”立功先进集体刑事审判庭等一批先进集体和全国优秀女法官、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政法系统先进个人、全国政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全国模范法官包津燕、全国清理执行积案先进个人赵秀丰、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先进个人陈建才等一批先进人物。

以法院管理文化促进法院科学发展 篇9

以坚强有力的保障推进法院文化发展。成立了“太原法院管理文化建设促进会”, 邀请山西省副省长张平、省政协副主席李雁红、省高院院长左世忠、法院文化分会副会长、省高院原院长李玉臻等领导为总顾问, 太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俊明, 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柳遂记, 太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春根等领导为顾问;太原市中院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为会长, 太原市中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路德坤、韩育兵为常务副会长, 其他党组成员为副会长, 各基层法院院长及市法院中层正职为理事的组织机构。

广泛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一是举办节日文化活动, 成功举办了“三八”妇女节电影文化节、“五四”青年节演讲大赛、“七一”毛泽东诗词朗诵活动, “十一”法院管理文化征文活动、“和谐之春”书画摄影展;二是举办大型文体活动, 组织了“纪念建国·建院成立60周年”歌咏比赛, 举办了“全市法院首届干警运动会”, 参加了2009全国“贺龙杯”业余篮球比赛, 挺进全国前十名, 举办了全省法院系统首届“移动杯”乒乓球比赛等。

最高法院 篇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0日和2012年4月13日分别发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指导性案例, 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案例指导制度, 其重要性自不必言。由于指导性案例相较于其他渠道如最高法院公报登载的判例更具权威性和指导性, 出于方便查阅等方面的考虑, 都为其设置了统一的编号, 其表现形式为“指导案例n号”①。编号虽然只是判例整体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按照目前的设置也不过六个字符, 但它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判例编号的功能

第一, 强调性质。于查阅者而言, 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位于整个指导性案例最前端的案例编号, 其所处位置也自然赋予其相较于其他部分更加醒目的特点。通过表现形式可以发现, 编号并不是单纯的数字排列, 置于数字之前的“指导案例”可以帮助人们对案例的性质进行认识。第二, 便于检索。作为相对法源, 指导性案例虽不能在判决说理中直接引用, 但对法官把握裁判尺度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因此设置编号可以有效避免有关人员利用穷举的方法寻找案例, 大大方便其进行查阅。第三, 反映时间。“法律从他判定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落后了。”随着时间推移与社会变迁, 指导案例的参考价值也会逐渐减退。因此设置编号有助于人们根据编号大小来选取与现实案件时间跨度相适合的案例进行参考。

三、判例编号的结构

(一) 我国指导性案例编号的构成

指导性案例编号的结构是:指导案例+n号。

首先, “指导案例”是“指导性案例”的简化写法, 其中“指导”二字突出了该案例与其他的判例相比在权威性和指导性上具有更高的效力。“案例”二字则从直观的角度帮助查阅人认识其所查阅文献的性质。本文认为此处设置仍有其不合理性。案例编号应具有短小简明的特点, 编号具有通过将“指导性案例”五个字符简化为“指导案例”也印证了这一点。但很显然, 此处所做的省略仅仅只是一个字符的缩略, 没有起到很好的简化作用。另外, 指导性案例的查阅者应然对其性质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是否需要依靠编号对其进行性质的认识有待商榷。

其次, “n号”是用阿拉伯数字根据颁布先后顺序进行的简单排列。在此处选用阿拉伯数字而非中文汉字数字书写有其合理性。第一, 更为直观。阿拉伯数字相较于中文汉字数字具有更为直观的特点, 能够帮助查阅人在最短时间内对其编号进行认识。第二, 便于引用。我国法律②条文采取中文汉字数字在引用方面会出现过于冗长的现象, 不便于引用。尤其在“民法典”制定完成之后, 出现四位数以上的法条编号, 便会存在如“第一千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条第二项”般十五个字节构成的编号。虽然目前指导性案例仅有八个, 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 随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完善, 编号数值会越来越大。因此出于便于引用的考虑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而非中文汉字数字。

(二) 美国判例编号的构成

由于美国为判例法国家, 其判例汗牛充栋、十分庞杂, 与我国由最高法院统一发布指导性案例不同, 美国的案例汇编有各种不同渠道。

标准的美国案例编号的结构是:案例汇编“卷”或“册的编号+U.S即汇编案例所属国+在汇编案例中的起始页码+法院宣判该案的年份, 如410U.S113 (1973) 便指的是著名的罗伊诉韦德案 (Roev.Wade) 。

首先, 案例汇编“卷”或“册”编号意义在于能够将同类型的案件按照不同“卷”和“册”进行归纳, 以便在查阅时可以迅速缩小检索范围。由于美国判例众多, 类型不一, 如此设置有其必要性。

其次, “U.S即案例汇编所属国”意在表明判例所属国家, 其实际意义在于方便引用。美国国内判决引用判例自不必注明, 但在判例法国家多存在与外国判例互相引证的情况, 因此在编号中标明国便具有其必要性。

再次, “在案例汇编中的起始页码”起到的作用大体上相当于我国指导性案例编号中“n号”的作用, 但又有所区别。相同之处在于“起始页码”与“n号”都起到了标明前后顺序的作用, 但“n号”采用连续的阿拉伯数字进行排列, 而“起始页码”则多为不连续的阿拉伯数字。相较于“n号”来说“起始页码”的标明方式在表现前后顺序的作用上不够直观, 但在检索效果上更胜一筹。

(三) 启示

在英美法系, 判例法是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 并且是第一位的法源。法官在审理一个案件时, 首先要找出与待决案件想通或相似的先例, 然后从先例中抽象出适用于该案的法律规则。在这里, 起主要作用的是判例法而不是制定法。凡与先例相同或相似的案件, 应当做出同样的判决。遵循先例原则是判例法的基础, 是指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考虑上级法院, 甚至本法院在以前类似案件中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在英美法系, 法官在撰写裁判文书时, 需要援引有权威的判决先例, 以作为正式法源。③为了准确检索相关判例, 他们对判例编号的设计, 已形成了一套有效的技术措施, 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通过对比中美案例编号的构成我们可以发现, 我国指导性案例目前的结构设计更加侧重于强调性质与反映时间两项功能, 而“n号”的设计相对于美国案例编号使用多个层次与分类的结构来说查询检索功能相对较弱。

四、指导性案例编号的完善设想

由于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建立不久, 尚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 在编号的设置上存在对于性质过分强调而忽视其检索作用的现象。为了进一步完善指导性案例制度, 本文拟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 在保证性质表述无误的情况下尽量简明。

指导性案例的查阅者对案例本身的性质应然有比较清晰的了解, 因此在编号部分将其性质原文照书既效果不明显又牺牲了简明性。因此本文建议在性质表述部分参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做法, 如以“法释”二字代指“司法解释”, 在案例编号中则可以以“例”代指“指导性案例”。

第二, 应当更加注重检索功能。

首先, 目前编号采取“n号”的排列方法仅能表现该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的颁布时间先后而不能很好的表现案例的实际地判决发生时间, 在引用时不利于对其效力进行认定。纯粹采取先后顺序的排列方法在目前指导性案例数量不多的情况下适用性尚强, 但随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不断发展, 指导性案例的数量不断增加, 此种排列方法对检索将会造成很大的困难。就以上两点问题, 本文建议指导性案例编号可以吸取美国判例编号的长处, 将具体案例根据其实际判决的发生年份分别按照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另外, 观察目前发布的两批指导性案例可以发现, 指导性案例3号与指导性案例4号为刑事判例, 指导性案例5号与指导性案例6号为行政判例, 其余四则指导性案例皆为民事判例。简单计算即可发现指导性案例公法案例与私法案例比例相等, 但是在编号排列无规律可循, 于查阅者不便。因此本文建议, 可以将奇数编号的案例固定设置为公法案例, 偶数编号的案例固定设置为私法案例。此种设置不但便于检索分类, 更有助于公法与私法的数量平衡。

综上, 本文建议指导性案例采取以下结构:例+[年份]+n号。

五、结语

直观来看, 编号是指导性案例中非常微小的一部分, 但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要对仅仅由几个字符构成的编号进行详尽的分析, 以便完善整个指导性案例的结构体系。俗话说, 细节决定成败。只有将每个细节都考虑周全, 做到最好, 才能够使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健康地成长, 进而推动我国法治事业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