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制（精选十篇）
环境税制 篇1
环境税又称生态税、能源税、绿色税收, 可以看作是一种生态环境补偿费, 它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 谁开发谁保护, 谁破坏谁恢复, 谁利用谁补偿, 谁受益谁付费”的生态环境保护原则。
环境税作为一个税种, 具有税收的一般特征, 即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除此之外, 它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1) 环境税是一种行为税, 征税范围广。它运用税收的调节作用对破坏环境、危害环境的行为加以规范、控制和管理, 任何破坏环境资源和利用环境资源的行为都应纳入征税范围。
(2) 征收环境税的目的不在于改善和保护环境。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增加中央或地方的财政收入, 而是在于改善和保护环境。
(3) 税款专用。环境税是出于环保的目的征收的, 因此环境税收入不能用于其他方面, 只能用于环境保护方面。
2 我国构建环境税制的必要性分析
改革开放30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 经济增长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5.5%, 却消耗了世界54%的水泥, 30%的钢铁, 15%的能源。在国内, 80%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全国2800多个湖泊由于接纳城镇污水, 大多出现水体富营养化;由于海上油田开发, 油轮排污, 海洋也在经受巨大的环境污染考验;据我国环保总局的调查预计显示, 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2010年间年均增长4.2%, 2010-2020年间年均增长4.7%, 平均每年大气污染损失近200亿元;我国30%的国土面积被酸雨覆盖;森林覆盖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占国土面积的16%;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0个在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公众的环境意识不断增强, 对生态和环境的破坏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控制环境污染, 改善环境质量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我国现行税制存在诸多问题, 对环境保护甚至于资源节约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1) 增值税。
增值税中规定, 对化肥、农药、农膜等适用低税率, 在鼓励产品销售和进口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 也加大了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2) 消费税。
2006年4月11日消费税做了重大调整, 新增成品油、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等项目, 调整了小汽车、摩托车、轮胎的税率, 体现了保护环境, 节约资源。但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的税率偏低, 起不到抑制消费、节约资源的作用;再比如征税范围窄, 像多种一次性用品、电池、含磷洗衣粉等日常且极易产生污染的产品并没有纳入征税范围。
(3) 资源税。
开征资源税的主要目的是调节企业的级差收益, 而不是以节约、合理地开发资源为主要目标。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很窄, 很多稀缺和重要资源, 如:森林、名贵中药材、淡水资源等未纳入征收范围。而且资源税率与现在的经济发展速度不相符合, 过低的税率造成资源的盲目开采。
(4) 现行排污收费制度存在问题。
我国现行的环保收费制度主要是指排污收费, 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缴费人的污染行为, 促进企业污染治理。但它也存在以下问题:
①征收范围较窄。它只对污水、废气、噪声等五大类113个小项收费, 这远达不到控制环境污染, 改善整体环境的要求。
②收费标准偏低。按现行收费标准, 全国年征收额大约为512亿元, 而我国年环境损失约为2380亿元, 按现行收费标准测算的排污费收入只占环境损失的1/4还不到, 这就无法保证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更无法保证对已污染环境的补偿。
③征管不严。由于对污染环境的行为是以费的形式征收, 其立法基础薄弱, 征收方式、范围不规范, 地方保护严重, 导致征收阻力大, 随意性强, 致使收入不能足额征收。
④排污费的资金使用不明。地方环保部门截留挪用资金, 用作环保部门自身事业经费, 少部分资金返还给企业后大多用作发展生产, 而真正用于环保治污的资金少之又少。
由于现行税制存在以上缺陷, 所以建立完善的环境税制就显得非常必要。
3 完善我国环境税制的构想
3.1 调整现行税种
3.1.1 资源税
根据我们在前面提到现行资源税存在的问题, 首先应当尽量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将森林、草原、海洋、矿藏、动植物等资源列入其征税范围, 并对稀缺、受破坏严重、不可再生资源提高税率, 课以重税。
其次, 资源税的计税依据不合理。由于是以“销售量”为计税依据, 开采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 不考虑市场需求和资源利用情况, 盲目开采。因此计税依据应由按“销售量”改为按“产量”计算, 这样才能有效防止盲目投资和资源浪费现象。
在上面调整的基础上, 可以再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 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3.1.2 消费税
将消费税放在环境保护的角度上来看, 也存在着征税范围窄的问题。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像是白色塑料制品、氟利昂、含磷洗衣粉、杀虫剂、电池以及不可再生资源为原料的产品都应在消费环节纳税, 调节消费方式, 鼓励绿色消费。
消费税还应进一步实现差别税率。比如在销售汽车时可以设立一个销售差别税, 应视汽车排放是否达标、排放达标的程度, 是否装有环保催化装置来确定差别税率, 以此鼓励节能环保产品的开发、生产和使用。
3.1.3 增值税
增值税中妨碍环保的主要问题在于进项抵扣制度。我们可以依据企业的生产性质将企业划分为高消耗高污染或节约型低消耗等不同类型, 并对各不同类型企业制定一个进项最高抵扣限额, 其中高消耗高污染企业的可抵扣限额要明显低于节能低耗企业的可抵扣限额。这样既可以限制高耗企业无限制地输入原材料生产, 又可以体现对节约低耗企业的支持与鼓励。
另一方面, 在增值税中, 应取消不利于环保的税收政策。如:不但要取消像农药、化肥等易产生农业污染的用品适用低税率的政策, 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征税。
3.1.4 城市维护建设税
现在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不再仅局限在城市, 在广大的乡镇郊区, 环境问题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也面临挑战。因此要将城市维护建设税的征收范围扩大到乡镇, 并将其更名为“城乡维护建设税”。税率也要适当提高, 使税率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
3.2 开征新型税种
在调整与完善我国现行环保税费的同时, 应开征以环境保护为直接目的的新型税种, 建立起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
3.2.1 大气污染税
大气污染税是针对我国向空气中排放有害气体而征收的一种税。由于在我国是试行阶段, 可以只对超过一定规模的排放源进行征收。而且大的排放企业要安装测量废气的装置, 便于对其测量计税。对于安装催化装置或在节能减排方面进行研究的企业要给予税收优惠。
制定以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物质为税基, 税率视污染源排放量以及排放浓度和种类来划分。对于污染集中的排放源, 可以以排放量计征;对于污染源分散、不好控制排放量、监测成本高的, 按照排放物的浓度和种类计征。
3.2.2 水污染税
水污染税是针对直接或间接污染水资源的企业和家庭征收的一种税。对于企业, 可以由环保部门实地测量, 按照抽取污染物的浓度、成份等指标划分差别税率。低于一定指标或装有净化设备的企业应给予免税等优惠措施。
因为家庭的用水绝大部分是以污水的形式排出, 可以依据家庭的实际用水量来计征水污染税。这样既达到了节约用水的目的, 又筹集了治理污水的资金。
3.2.3 固体废弃物税
像塑料袋、一次性相机、饮料容器、电池都是固体废弃物, 都应征收固体废弃物税。对于这些废弃物我们可以从量计征, 将税款计入售价后在消费环节征收。而对于垃圾这种特殊的固体废弃物, 我们可以采取欧盟的做法, 按照企业或家庭丢弃垃圾的重量征收服务费, 用于政府或污物处理公司收集、处置此类废弃物的费用支出。
3.2.4 噪声税
现在人们对生活质量和居住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 但是噪声源反而越来越多, 它严重干扰了人们的生活。在实施初期可以先将噪声税锁定在几个特定的场所。飞机噪声, 可以按照飞机的着陆次数计征;工地噪声, 可以根据工程规模大小、作业时间长短等因素来计征;汽车噪声, 则按用途以辆为单位定额征收。
3.2.5 垃圾税
(1) 生活垃圾税。
生活垃圾是以单位或个人家庭为单位来征收, 在征收初期为了便于征收可以按照家庭人口数量和单位规模来制定定额税。
(2) 工业垃圾税。
我国的工业垃圾集中在大型制造企业, 如机械设备、石油化工等行业。工业垃圾税以我国境内的企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排放的各种工业垃圾为课征对象, 以排放垃圾的单位和个体经营者为纳税人, 对不同种类需用不同方式处理的垃圾采用不同的征税方法。
(3) 电子垃圾回收税。
这个税种是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电子产品以惊人的速度更新换代而应运而生的。电子垃圾像废旧电脑、家电、手机等, 成为目前世界上增加速度最快的垃圾。由于它们中含有铅、汞、铬等有毒物质, 如果处理不当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所以, 应尽快制定电子垃圾强制回收法规, 让消费者在购买电子产品时缴纳回收税。政府可在大中城市设立电子垃圾回收中心, 将征缴的税款用作垃圾的回收、再利用或处置的费用。
3.2.6 农业污染税
我国是农业大国, 对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较多。为保护生态环境应选择性的对农药和化肥征税。针对目前市场上无机农药和化肥的大量使用, 而有机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范围狭小的不利状况, 为保证可持续发展, 建议对无机农药和化肥的生产征收一定量的农业污染税, 用所得税款设立专项基金, 对从事有机农药和化肥研究的企业实施无息贷款或直接进行财政补贴, 压低有机农药和化肥的价格, 从而推广有机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范围, 保护生态环境。
通过以上调整完善现行税种、开征新型税种, 我国的环境税制已初步完善。这不仅能有效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现状, 而且可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喜红.环境经济学 (第二版) [M].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 (1) :67-145.
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制的思考 篇2
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制的思考
随着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文章在分析开征环境保护税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必要性,并借鉴国外经验,对完善和构建我国环境保护税制提出了初步设想.
作 者：朱雪艳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014刊 名：北方经贸英文刊名：NORTHERN ECONOMY AND TRADE年，卷(期)：”“(10)分类号：F810.424关键词：环境保护税 排污费 外部性 自然资本
英国房地产税制的制定环境及其启示 篇3
关键词：住宅税；营业性房地产税；英国；启示
自2005年，我国主要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焦点。十年期间，我国的房价走势呈直线上升的趋势。面临着长期攀高的房价，对人民大众的生活负担愈来愈重。因此，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还是民生的角度上讲，房地产问题都是政府决策层和学术派着重进行探讨的问题。
英国是全球最早完成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国家，做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巨大、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始终存在着。其健全和完善的税收体制也有效地调价了贫富差距和财富分配。尤其是英国在征收房地产税方面，曾有效解决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同时稳定经济增长。因此，英国在房地产税制方面有着一套完整、健全的体系。对于同样存在着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国借鉴英国房地产税制度及其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一、英国房地产税的功能定位
（一）英国房地产税的特点
1.重存轻流。在英国的房地产税征收体系中，十分重视对房地产保有税类的征收，包括房屋税和营业税，两项税收之和在地方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达到30%以上，是最大的收入项目。但对房地产取得税类所征收的税收仅占其1%-2%。重视房地产保有环节的税收，轻视取得环节，有利于房地产的流动，避免业主因空置房产而低效利用。英国的房地产交易一般每季都超过40万宗，每年汇总的交易高达200多万起。
2.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英国的房屋税是完全由地方政府进行征收，以英格兰地区为例，房屋税在地方本级收入中的比重高达45%左右，在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也在15%左右。地方政府通过房屋税筹集充足的财政收入，以此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等。营业税在中央政府向地方转移支付资金中的比重高达25%左右，占地方财政收入的15%-20%。因此表明营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中的地位也十分重要。
3.完善的房地产税法体系及健全的评估制度。英国政府十分房地产的税收立法工作。英国议会先后多次通过不动产税改方案，所涉及到关于不动产的法律有《城乡规划法》和《土地赔偿法》等。据统计，英国国内税收局下属的房地产价值评估机构每年所汇总起来的房地产交易信息达到200万起，从而形成了完善的英国各地区的房地产估价系统。
4.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和低税原则。英国房地产税制效率原则有利于实现居民的分配效应，利于其房地产税效率的有效资源配置，以达到其房地产市场合理发展的作用。同时，英国的房地产税制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在税制上贯彻实施了低税、减税、免税的原则，贯彻房地产中性的原则，极大程度上保证税收公平性。
（二）英国房地产税功能定位
完善、高效的房地产税收制度，不仅可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积累资金用于城市建设，而且可以调整土地资源的配置，调节社会贫富差距。
1.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功能。英国在房地产税收体系中，主要设计了两个房地产税种，分别是住宅税和营业性房地产税。住宅税的收入是全部由地方政府进行征收，并将所得收入列入地方财政收入体系中，营业性房地产税则是上缴至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按照一定比例拨付至地方政府。
英格兰地区从2008年至2013年地方财政收入基本处于稳定水平。英国各等级住宅税的纳税额每年都会进行调整，自1993年设计住宅税到现在的情况看，住宅税呈稳步增长的趋势，使得地方政府有更充足的资金为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营业性房地产税虽然在相邻年份有小幅波动，但整体呈增长趋势。
就2013年英格兰地区财政收入构成来看（见图1）
从图中可以看出，议会税占英格兰地区财政收入的17%，转移支付的营业性房地产税占15%，构成了整体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多。由此可知，房地产税为地方财政收入的筹集所带来的贡献。
2.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功能。英国在住宅税税率设计上就体现了其调节社会贫富的本质。对于住宅，英国根据房产价值共设计了八个级别，规定40000磅以下的房产，只征收级别D的6/9，再高的级别按比例叠加。同时，英国政府还实施了详实的减免政策，体现了对小商业经营、低收入者、伤残人和未成年人的照顾，通过税收减免优惠对低收入者的收入支持，体现公平原则。①
二、英国房地产税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将房地产税收归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确立“明税、少费”的原则
与英国相比，我国现行的房产税制度确实存在不合理的情况。在房产税改革试点的上海和重庆两地，房产税收入在两地的财政收入所占比例很小，据财政部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税收收入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房产税完成959.01亿元，城镇土地使用税完成1061.71亿元，两者加起来只占上半年税收收入的3%。
（二）向“重存轻留”方向进行转变
我国目前的房产税制度是着重房地产的转让环节，轻视保有环节。这样的税制设计思路，使得企业仅支付少量资金就可以获取土地，获取后，因保有环节征税力度轻，使得企业不需要再缴纳税金，长期的无偿占有导致严重的浪费土地，最终阻碍了房地产市场的合理发展。
（三）将“公平”放在房地产税制改革的首位
我国在1978年至今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社会公平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都已达到或超过国际警戒线。②因此，我们在房地产税制改革中，要格外注意对低收入者的税负承担问题，要通过一系列的免税、减税、优惠、税收补贴等措施，缓解社会公平的问题。
（四）建立和完善房地产登记和评估制度
我国在逐步建立起房地产登记制度的同时，也要着手完善评估体系。建立并完善估价人员考试注册制度、估价机构的注册管理制度和估价执业管理制度。同时要积极引入第三方机构，由社会民间中介组织承担，即节省了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又有利于征税过程中的开放、透明。
注解：
①王冲冲、王伟华.《英国房地产税的征收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集体经济，2011（05）
②郭驰.《英国地方税收管理的启示》[J].各国税收纵横.2006-06
参考文献：
[1]郭驰.《英国地方税收管理的启示》[J].各国税收纵横.2006-06
[2]樊华、叶艳妹.《英国房地产税制简介》[J].海外税务，2005年第八期
[3]李燕燕.《国外房地产税收制度的经验》[J].中国税务，2007年第6期
基于环境保护的税制改革探索 篇4
关键词：环境税,自然资源,污染环境,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手段
(一) “外部不经济性”是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经济活动主体完全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 既不考虑宏观经济效益, 也不会考虑生态效率和环境保护问题。因而, 那些高消耗、高污染、内部成本较低而外部成本较高的企业或产品会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盲目发展, 从而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 降低宏观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率。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 使得市场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 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 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的投入和产出, 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 却没有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 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在竞争的压力下, 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 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 也往往置之不理, 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
(二) 法律制度缺失是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
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 政府必须加以干预, 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资源, 鼓励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 即通过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 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现代法治社会是“通过法律控制的社会”。环境问题之所以产生, 源于人们不合理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而人的不合理行为之所以产生, 根源于法律制度没有很好地履行其规范人类行为职责, 没有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有利于环境的激励, 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危害环境的行为, 这正是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
(三) 环境税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手段
为了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 解决的手段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调控型和自我调控型。 (1) 直接控制型。直接控制型, 是制定和实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 其主体是“命令和控制”措施。其突出特点在于其严格性、强制性, 即污染环境者或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 否则会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直接控制是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资源管理模式, 美国则是该模式的典型。 (2) 间接调控型。间接调控型, 是采用经济手段, 其实质在于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 通过市场机制, 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 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 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 同时也可以筹集资金, 由政府根据需要加以支配, 以支持清洁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以及区域环境综合整治、重点污染源治理、污染防治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某些特殊类型的环境受害者的救济等, 改变过去无偿或低价使用环境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作法, 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间接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财政信贷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执行鼓励金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因此, 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只要政府采取措施使得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与相应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相等, 则资源配置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3) 自我调控型。自我调控型, 是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 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从各国实践来看, 如果仅仅依靠企业的“自我调控”, 环保责任难以持续, 而依靠“直接控制”的行政手段, 事实证明, 效果也不理想, 而且事后监管付出的社会成本也相当高昂。但是, 日益成为全球之痛的环保问题警示我们, 节能减排已刻不容缓。而敦促和约束企业实施节能减排责任的最有效办法, 可能还是经济约束。其中“庇古税”方案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应用, 如一些国家征收的环境税、碳税等。因此, 我国应适应科学发展的要求, 借鉴国外经验, 完善环境类税制, 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规范环保行为, 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健康、协调发展。
二、西方发达国家及我国主要环境税收政策
(一) 发达国家主要环境税收政策
(1) 直接征收环境税。直接征收的环境税有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税和开采破坏自然资源的税两类。在污染税方面, 具体开征的名目繁多, 征收的内容也千差万别, 主要有大气污染税、水污染税、废弃物污染税、噪音污染税等。第一, 大气污染税。比较常见的有对二氧化硫排放征收的二氧化硫税、对二氧化碳排放征收的碳税。如美国、德国、日本、挪威、荷兰等国开征二氧化硫税;瑞典、荷兰和挪威开征二氧化碳税;丹麦从1982年起对天然气征收碳氢化合物税;立陶宛政府也于1991年颁布《污染税法》, 对排放的空气污染物按一定标准征税。第二, 水污染税。废水包括工业废水、农业废水和生活废水。许多国家都对废水排放征收水污染税。如德国和荷兰按照水质水量综合概算进行征税;新加坡、纽约和莫斯科则按污水量征税;荷兰按“人口当量” (相当于每人每年排入水域的污染物数量) 征收的水污染排放费也属水污税性质。第三, 废弃物污染税。废物按来源可分为工业废弃物、商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各国开征的废弃物污染税包括一次性餐具税、饮料容器税、旧轮胎税、润滑油税等。意大利1984年开征废物垃圾处置税, 对所有的人都征收, 作为地方政府处置废物垃圾的资金来源, 1988年实行“塑料袋课税法”商店每卖一个价值50里拉的塑料袋, 要缴100里拉 (8美分) 税;荷兰的垃圾税每一家庭为一征收单位, 人口少的可以得到一定的减免;芬兰和英国于1996年也开征了垃圾税;爱尔兰2002年开始征收塑料袋税, 每个塑料袋征收15欧分 (约2美元) , 2007年起塑料袋税从15欧分提高为22欧分, 以确保塑料袋的激励效果;美国对废旧轮胎多数州收取1美元/个的污染产品税。第四, 噪音污染税。噪音污染是指排放的音量超过人和动物的承受能力, 从而妨碍人或动物的正常生活的一种现象。噪音税有两种:一是固定征收, 如美国规定, 对使用洛杉机等机场的每位旅客和每吨货物征收1美元的治理噪音税, 税款用于支付机场周围居民区的隔离费用;二是根据噪音排放量对排放单位征收, 如日本、荷兰的机场噪音税就是按飞机着陆次数对航空公司征收。在自然资源税方面, 包括对石油、天然气、森林砍伐税等征税。 (2) 其他税收政策。除了直接征收环境税以外, 发达国家还通过实施一些其他税收政策来促进环境保护。一是优惠措施主要包括对环保技术的研究开发费用的税前列支、技术转让费的税收减免、引进高新环保技术的税收优惠、环保投资退税、允许环保设施加速折旧、对环保产品适用低税率等措施。二是限制措施主要是对污染产品和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征收重税等。以消费税为例, 许多国家区分含铅汽油与无铅汽油, 调高含铅汽油的消费税税率, 鼓励使用无铅汽油,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国外环境税制的设计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我国应尽快开征环境税, 并采取减免税等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鼓励环保事业的发展。
(二) 我国环境税的政策
开征环境税的讨论在学界已经持续了多年, 由于受制于技术问题、部门利益等诸多因素, 我国的环境税至今没有出台, 但对于环境税制建设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在2005年, 国家环保总局中国环境规划院课题组完成了“中国环境税收政策框架设计与实施战略”。该课题组设计了中国环境税收政策的基本框架, 提出了三种环境税方案及相应的实施建议, 即独立型环境税方案、融入型环境税方案和环境税费方案。中国政府首次明确开征环境税是2007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 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方案》指出, 中国将抓紧制定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环保产品目录及相应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节能环保项目减免企业所得税及节能环保专用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政策。对节能减排设备投资给予增值税进项税抵扣。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 生产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产品取得的收入, 在计征企业所得税时实行减计收入的政策。中国将实施鼓励节能环保型车船、节能环保型建筑和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优惠政策。抓紧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 改进计征方式, 提高税负水平。适时出台燃油税。研究开征环境税。研究促进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实行鼓励先进节能环保技术设备进口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提出, 要“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 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被提至较高的层面。2007年, 孙钢等《关于中国环境税制问题的若干思考》的研究报告中, 提出了征收环境税的三种具体方案:一般环境税、污染排放税、污染产品税。一般环境税, 即以筹集收入为主要目的, 根据“受益者付费”原则进行普遍征收。污染排放税征收原则是“污染者付费”, 税基与污染物数量直接相关。依据直接排放的污染物种类, 与之相对应的税种有硫税、氮氧化物税、碳税、污水税和固体废物税。污染产品税的征收原则是“使用者付费”, 征收对象是有潜在污染的产品, 主要有能源燃料、臭氧损耗物质、化肥农药、含磷洗涤剂、汞镉电池等。对应可以征收各种污染产品税, 如燃料环境税、特种污染产品税等。与专家学者积极支持开征独立环境税的态度不同, 在财政部看来, 首先对现有税种进行“绿化”更显紧迫, 也更为务实。所谓“税种绿化”, 即通过对现有部分税种的改革和完善, 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 以达到与开征独立环境税类似的作用。主要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4月1日起, 对消费税的税目、税率及相关政策进行调整:新增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游艇、木制一次性筷子、实木地板税目和石脑油、溶剂油、润滑油、燃料油、航空煤油五个子目。旨在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和节约资源;2008年9月1日起调整汽车消费税政策, 旨在抑制大排量汽车的生产和消费, 鼓励小排量汽车的生产和消费, 有利于降低汽柴油消耗、减少空气污染, 促进国家节能减排工作目标的实现;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企业所得税中对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 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业所得税, 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对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 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自2009年1月1日起, 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推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
三、我国开征环境税制的设想
(一) 开征环境税
开征环境税, 是建立环境税收体系的核心问题, 环境税的设计, 既要考虑理论上的合理性, 又要考虑实践中的可行性;既要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 还要适合本国国情。 (1) 环境税的征税目的。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而对一切消耗自然资源、污染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和污染破坏环境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环境税的课征目的在于借助税收杠杆遏制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 并为环境保护事业筹集资金, 保护人类生存环境, 促进可持续发展。 (2) 环境税的课征对象。在环境规划院课题组提出的独立环境税实施方案中, 可供选择的税种包括:重要资源税、汽车污染税、能源消费税、二氧化硫税、二氧化碳税和废水排放税。笔者认为环境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 即凡属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和在消费过程中会造成环境污染的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可以将现行的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并入环境税。环境税的课征对象分为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污染环境行为两种。建议环境税下设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两个具体征税项目:消耗资源项目的范围:煤炭, 石油、天然气、金属矿原矿、盐、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草地资源等;污染环境项目范围:大气污染、水污染、废弃物、噪音、剧毒农药、地膜、塑料包装物等。 (3) 环境税的纳税人。按照资源价值合理补偿、污染者付费及公平和效率原则。环境税应是对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和污染环境者课征。环境税的纳税人是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者或生产有污染的产品生产者。无论纳税人的经济性质、经营地点和经营方式是否相同, 纳税负担均以其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及造成的污染程度作为基本依据。通过征收环境税, 并将税款用于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 不仅可以使其外部成本内在化, 利润水平合理化, 还可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 以利于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 (4) 环境税的计税依据和税率。环境税计征依据应为消耗自然资源的行为程度以及生产的产品对环境的污染危害程度。本着有利于保护环境, 控制污染的原则确定。环境税的负担水平, 直接决定其征收效果, 在设计税率时必须认真研究测算。环境税税率的设计, 特别是税负水平的确定, 应在税务、环保等有关部门深入调查研究、精心测算、密切协作的基础上加以确定。总的原则是税率不能太低, 其税目划分不宜过细, 税率结构不宜太复杂。消耗自然资源的征收标准应考虑资源价值补偿和环境损失的因素, 应尽可能真实地反映资源本身的价值和稀缺程度, 以促使企业节约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自然资源税的计税依据应按产量计税, 使企业开采后没有出售而积压的或尚未自用的自然资源也成为应税资源, 以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 节约资源。同时, 应合理确定资源税的单位税额, 按资源的紧缺程度从高到低确定税额。对污染环境的企业, 本着污染环境的成本大于治理成本。对污染环境的征收标准应分类确定。第一, 大气污染税。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二氧化碳税。从兼顾公平效率的角度, 该税应采取混合征收方式, 对有监测数据的, 采取按污染物排放量及浓度征税;对监测困难的, 采取按含硫量或含碳量来征收;不同燃料的排放量 (或含流量、碳量) 不同, 税率也不同。第二, 水污染税。可采取两种征收方式, 一是对企业按废水排放量定额征收。但由于废水中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各异, 需要确定一个废水排放的“标准单位”, 纳税人的废水排放量按其浓度换算成标准单位计征。二是对机关事业单位、居民根据用水量按比例税率课征, 即按水费的比例计算排污税。第三, 废弃物污染税。包括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生活废弃物。对工业废弃物、农业废弃物应按废弃物的种类、含毒物质的成分及企业处理的方式制定有差别的税率, 可以采用重量、体积等定额征收。生活废弃物种类比较多, 可以并入消费税征收。第四, 噪音污染税。可以考虑对特种噪音, 依据噪音的生产量定额征税。第五, 剧毒农药、地膜税、塑料包装物税。可根据纳税人的应税销售收入按比例税率课征, 也可以按销售数量采用定额税率课征。
(二) 完善与环境有关的现行税种
我国现行税制与环境有关的税种散见于资源税、增值税、消费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城市建设维护税等。如果从环保角度分析, 我国现行税制主要有两大缺陷。一方面, 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税率的选择都未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 与国际上已经建立起来的环保型税收体系的发展趋势还有很大差距。尽管开征了部分资源税 (仅占国家税收收入的8%左右) , 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环保税, 因为它主要是针对使用比如煤、石油、天然气、盐等自然资源所获得的收益而征收, 其目的不是促进国家资源的合理开发与有效使用, 而是调节从事资源开发的企业因资源本身的优劣条件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 由于收入大部分归地方, 实际上鼓励了地方进行资源开发。另一方面, 环保类税种少, 覆盖面小, 特别是消费品税收的作用还未发挥出来。本人认为, 除将资源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并入环境税外, 尽快开征燃油税, 同时对消费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进行调整。 (1) 开征燃油税的同时对消费税进一步调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2006年、2008年对消费税政策的调整, 目的是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引导消费和节约资源和抑制大排量汽车的生产和消费, 鼓励小排量汽车的生产和消费, 有利于降低汽柴油消耗、减少空气污染, 促进国家节能减排工作目标的实现。从实践看, 效果不是很好。就汽车消费税来说, 因为消费税只在生产环节征收, 对消费者只是一次性成本负担, 无法对消费者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试想, 买得起几百万元车的人, 会在乎那点税钱吗?能买得起汽车, 也能负担起消费税。调整汽车消费税不如实施燃油税, 将现有的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转换成燃油税, “多用多缴, 少用少缴”。国际经验表明, 推行燃油税不但可以推动汽车节油事业的发展, 而且对国家筹集交通维护经费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我国海南省的试点看, 燃油税的征收确实促进了道路畅通, 提高了车辆的运行效率, 起到了节能降污的目的。笔者建议调整消费税同时开征燃油税:对于消费税调整。一是将消费税中成品油系列并入燃油税;二是扩大消费税的征收范围, 把一些容易给环境带来污染的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对于燃油税的开征。燃油税进入立法议程已有十余年, 相关管理部门一直期望把油价长期低于60美元/桶, 作为推进燃油税改革的有利时机, 而11月份国际油价已连续多日跌破60美元, 中国应抓住国际油价大幅回落的契机, 推出成品油价税改革的整体方案。燃油税的功能应定位于节能和环保, 一是促使有车族减少驾驶, 二是抑制购车需求或引导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其税制设计的思路是:第一, 将所有的燃油都纳入征税范围, 对军队用油、农业用油、城市公交车辆用油和公益性事业用油等, 可先征后返或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第二, 在生产环节征收, 按生产企业对外销量为计税依据。第三, 燃油税税率的高低, 既要考虑节能环保作用的发挥, 又要兼顾社会承受能力, 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 (2) 在现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等税种中增加环境保护性条款。增值税结合2009年1月1日起的转型改革, 应增加对企业购置的用于消尘、除尘、污水处理、节能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 允许抵扣增值税进项税款的同时, 给予一定的免税优惠措施。对关键性的、节约能源效益显著且因价格因素制约其推广的重大节能设备和产品, 国家在一定期限内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减免优惠措施。对剧毒农药、不可降解的农膜按17%税率征收, 取消其税收优惠。企业所得税对新企业所得税中的公共污水处理、公共垃圾处理、沼气综合开发利用、节能减排技术改造、海水淡化等优惠措施还应该加大。关税在进口环节, 对进口的节能产品, 取消或制定较低的进口环节税, 对环境有污染的产品可按产品技术标准和卫生检疫标准实行差别性进口关税政策, 将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国外产品阻在关外。对出口环节, 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的出口, 应加强管理, 限制出口的同时, 增加出口关税, 取消出口退税。
(三) 完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税收优惠政策作为环境税收制度的构成内容, 我们应该结合建设节约型社会和保护环境的要求加以调整和完善。一是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各种减税和免税规定, 重点是对节能技术研发和节能产品的税收优惠, 以零税率鼓励人们对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的利用。二是取消税制中对环境保护有负面效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如“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 即使符合其他税种的优惠条件, 也不能享受。根据环境保护政策实行不同的税收优惠, 使企业等经济主体有意识地开发、保护和有效利用环境资源, 并推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促进社会环境的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环境税的开设、完善与环境有关的现行税种、完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者密切结合、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1]金三林:《开征环境税, 不仅仅为环境减压》, 《上海证券报》2007年6月18日。
环境税制 篇5
第十章中国现行税制及其改革综述
1、我国现行的多种税的复税制体系状况。P3582、选择复税制的原因。P3593、我国现行税制多层次的调节作用。P359-P3604、我国现行税制多环节的调节作用。P360-P3615、生产条件课税与生产成果课税的含义。P3606、我国现行税制对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的调节作用。P360-P3617、我国现行税制对产品流转的调节作用。P3618、我国现行税制流转税和所得税并重的双主体结构。P3619、我国现行的税制结构。P36110、流转税的作用与重要性。P36211、所得税的作用与重要性。P36212、其他辅助税种的重要性。P36213、决定我国现行双主体税制结构的原因。P362-P36514、我国税制改革的“三个台阶”。P365-P36615、改革后我国新税制体系的框架。P36616、“费改税”的定义。P36617、税收与收费的不同。P36618、公共收费制度的基本内容。P366-P36719、行政性收费的概念、实质与分类。P366-36720、事业性收费的概念、实质。P36721、费改税的必要性。P367-P36822、费改税的总体设想。P368-P36923、费改税的具体措施。P36924、推行“费改税”的方式。P369-P370
税制的国际取经 篇6
税制结构：发达国家的所得税导向
税制结构是根据国情，为实现税收的效率、公平、财政目标，由若干不同性质和作用的税种组成的主次分明、层次得当、长短互补、具有一定功能的税收体系，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税收功能的发挥程度。从一个国家的税制结构可以看出该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怎样，支持什么、不提倡什么，进而可以获悉该国的国情以及政府的政策导向。如果将税收体系比喻成一个人体的话，那么税制结构就相当于这个人体的骨骼，它决定了税制的成长发育是否坚实、完美。
目前大多数发达的西方国家采用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它是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采取这种税制结构能起到加速商品流通与交换，减少国家之间的贸易障碍（如关税保护等），扩大市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几年开始，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了进入现代税收制度的进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确立了以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制度。
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是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建立起来的、以增值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模式。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同，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经济比较落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都比较低，还没有出现发达国家那样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因此采用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更能保证国家的税收收入。
在发达国家中，法国是比较少的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国家之一。对于我国来讲，考虑到政治、经济、财政等诸多方面的因素，为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要采用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因此，法国的税制结构对完善我国的税制结构来说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法国现行税制由50多个税种组成，主要有增值税、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关税、消费税、遗产和赠与税、自然资源税、财产税、工薪税等。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很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财政收入的95%以上都是来自税收，并且增值税占全部税收的50%左右，增值税的征税范围扩大到零售环节。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占税收总额的23.6%和11.6%，其他各税所占比重均很小。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税制结构不合理，商品税比重偏高，虽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仍占税收收入的60%左右，同时所得税比重过小，只占税收总收入的20%左右。这种比例状况使得国家税收收入对个别税种（如增值税）过度依赖，加剧了国家税收收入波动的风险，而具有“自动稳定器”之称的企业所得税以及个人所得税在税制结构的比重过低，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发展。
税种比较
我国目前采取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主要税种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而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占了很大的比例，影响也比较大，因此，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税收功能的发挥好坏与程度。
增值税：欧洲的转型脉络
我国目前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不过这一过程需要考虑由于税基缩小而产生的财政收入缺口。在这方面，比利时于1971年开始实施消费型增值税，但规定最初若干年间，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款，只能按一定比例扣除，以后比例逐步扩大，直至全额抵扣。前西德1968年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具体做法是允许企业全额抵扣外购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但同时开征特别投资税，其税率逐步降低，直至过渡期结束。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扩大了增值税征收范围，如法国、荷兰、丹麦等，有些国家甚至将不动产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和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农业、批发、零售、服务领域普遍征收增值税。这种广泛的增值税实施范围使增值税在消除重复征税方面更具完整性和统一性，可以避免增值税征收抵扣链条的中断。
而我国的增值税制却一方面未扩展到服务领域等部分第三产业，另一方面却又试图用不规范的方法连接断裂的征收链条。如我国规定一般纳税人购买或销售应税货物所支付的运输费用按7%扣除。但一般纳税人的适用税率为17%，支付的费用却按7%扣除，纳税人少扣税10%，有失公允；而且国家对运输业征收3%的营业税，而购买者却按7%抵扣，等于国家损失4%的税收。另外，在增值税扣税凭证中硬塞进一个运输发票，增加了虚开、多开的可能性，加大了税收管理的难度。
消费税：韩国的双管齐下
我国在1994年推出了规范化的消费税税种，而随着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税在征税范围上与时代脱节已成为共识。在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方面可以借鉴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一些做法。
韩国的消费税税制将奢侈性活动场所和娱乐器材纳入征税范围，前者包括赛马场、滑雪场、蒸汽浴室、卡巴莱（有歌舞表演的餐厅）、夜总会等；后者包括桌球、高尔夫球、猎枪等。台湾对包括高级皮毛皮革制品、游艇、摩托艇等奢侈品，以及高尔夫球场、歌厅、舞厅等高档消费场所在开征增值税的基础上，单独开征了高税率的娱乐税，作用与消费税相同。
此外，美国等许多国家消费税的课征设在零售环节，而我国的消费税课征却设在生产环节，为生产企业提供了避税的机会，造成税收大量流失，“古井事件”就是这一问题的缩影。
所得税：各国的选择性优惠
长期以来，内外两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享受“超国民待遇”。而现在世界上只有越南、以色列、中国等极少数国家实行内外资完全不同的所得税政策。世界各国对外资企业进行税收优惠的趋势是由普惠制向特惠制过渡。对外资企业，大部分国家实行有选择的税收优惠政策，选择的条件各国各有不同。如：俄罗斯对新办生产企业,外资比重达到30%，投资达20万美元，免征所得税2年，减半３年；印尼规定在国家指定的行业投资新建的外资企业可免税10年，如这些企业建在国家特定的地区还可以增加２年免税。新加坡规定对外资企业符合政府经济发展需要，并经申请认定，分别给予5~15年减免税，其固定资本支出，经批准给予50%的投资折扣；根据投资规模和引进技术情况，马来西亚对外资企业分别给予2~8年减免税等。
遏制外企避税：西方的纳税人举证
跨国企业进行避税的形式多种多样，比较普遍的是转移利润、转移费用、利用国际避税港进行避税。他们的分公司和子公司遍及世界各地，许多交易都在跨国企业内部发生，因此反避税成为全球性的税务难题，西方国家对此的措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对恶意转移定价的惩处。一般国家对认定的转移定价行为，税务部门也只是进行调整，而不进行处罚。但对于恶意的转移定价，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转移定价税制近年都增加了对过分转移定价的处罚条款。美国1996年发布了关于转移定价处罚条款的实施细则，细则规定：净利润调整金额在500万美元以上（含500万美元）、达到或超过调整后总收入10%，或者转移价格等于或高于正常交易价格2倍、等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1/2，处以所逃避税款20%罚款；净利润调整金额在2000万美元以上（含2000万美元）、达到或超过调整后总收入20%，或者转移价格等于或高于正常交易价格4倍、等于或低于正常交易价格1/4，处以所逃避税款40%罚款。
2．纳税人举证责任的明确。以前举证单纯由税务机关承担，而现行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的举证责任，将及时提供资料的责任放在纳税人头上。纳税人如不在转移定价调整时举证，就会面临相关处罚。美国转移定价税制规定，国内收入局对关联企业间的所得调整将由法庭支持,除非纳税人能证明调整是武断和不合理的。目前，我国转移定价税制缺乏举证条款，税务机关在实施转移定价税制时没有权威性，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外商大都采取一拖再拖、讨价还价的方法，或与税务机关周旋，叹苦经，讲困难，要求照顾，造成税务机关调整转让定价避税业务的时间拖长。这方面，我国转移定价税制需要借鉴国外经验。
社会保障税：瑞士的头号税种
社会保障税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用于筹集社会保障所需资金的一种税种，因其使各国政府顺利解决了国民安全、保险的资金筹集问题，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兴起和发展，而且在瑞士、德国等国家社会保障税收入已经超过增值税，成为头号税种。
我国的税收体系中还没有社会保障税，成为所得税体系框架中明显的缺陷。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离退休人员和失业人员数量剧增，开征社会保障税成为大势所趋，能够成为社会安定的“稳压器”，同时也是完善所得税制的必然要求。
税收管理体制比较
分税制：美国的明晰责权
我国现行的分税制只涉及税款征收管理权，而所有税种的立法权、解释权、税目、税率的调整权，一律集中在中央。另外，财权与事权错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并不十分明了。这就导致了地方政府各自为政、超越权限随意改变国家统一的税收政策、企业税收筹划做得胆战心惊、国税与地税关系暧昧，将中央税种变成地方税入库等问题的出现。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一些做法。美国税收分为联邦税、州税和地方税，各级政府都有明确的事权和独立的征税权，并都有“当家”税种，主要税种同源分享。各级政府独立行使归属于本级政府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管理权。联邦、州和地方三级议会都可以在联邦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自己的税收制度。这就使得美国形成了统一的联邦税收制度和有差别的州及地方税收制度并存的格局。各州和地方的税收政策差异甚大。联邦、州和地方政府各有一套税务征管机构，征管方式也各具特色。为协调好三级政府同复杂的税源共享关系，美国主要通过税款代征、税种补征、税收扣除、税收抵免、税收免征等方法来加以调整；为弥补州和地方政府用本级税收收入冲抵本级支出的不足，美国实行自上而下的补助金制，即联邦对州和地方发放的联邦补助金，以及州对地方政府发放的州补助金。
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首先要做的就是科学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通过法律形式规范事权划分范围，对中央、省、市、县的事权及事权安排的支出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权与事权一致、收入与支出一致的原则，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严肃税法，减少随意性。
降低税收成本：德国的轻松纳税
在我国，税收高成本已成为一个顽疾。主要原因是在监督打击型的税收管理模式下，征收手续繁琐，浪费人力、物力。而德国等国家由于将纳税服务与管理结合紧密，相互融合为一个整体，且纳税服务的理念深深地植根于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的意识和行动中，所以在整个税收管理中处处体现出程序的简便、流畅，这样自然就节约了征纳双方的成本。
在利用社会资源进行纳税服务方面，德国的税务机关与社会有关部门、中介机构有明确分工，共同构成完整的纳税服务体系。德国的税制比较复杂，纳税人了解有关的税收政策，一般都是通过税务代理人和纳税人协会。德国的纳税人协会是中立的民间组织，经费来源为会员缴纳的会费。协会帮助会员充分了解税法，履行纳税义务，同时督促政府有效使用税款。德国的很多纳税人委托税务代理人进行纳税申报，这样可提高税务申报质量。
在我国，经过完善的税务代理制度应该大有可为。但必须真正、彻底地剪断税务代理机构与税收部门之间的脐带，税务代理机构绝不能变成第二个税务局。
我国汽车行业环境税制问题研究 篇7
1. 环境税理论概述
环境税是为了保护环境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 而凭借其权力, 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单位和个人, 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资源环境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环境税制是指政府为实现特定的环境保护目标、筹集资金、保护环境, 强化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而征收的一系列税种以及采取的税收措施。环境税可以分为三类, 以污染物的排出量为标准的排污税、对商品和服务的间接课税和环境减免税。
2. 环境税的研究及相关实践
英国现代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 最早就系统地研究了环境与税收的理论问题。他提出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边际私人纯产值与边际社会纯产值相等的理论。他用一般均衡模型, 分析其在经济系统中最优环境税率的制定标准问题。付国伟等运用宏观污染控制规划方法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研究排污收费标准技术方法和制定理论, 研究排污收费的标准, 以至于能有效弥补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企业成本间的差距。
1971年, 美国国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对向环境排放硫化物征税的议案, 并在1987年建议对一氧化硫和一氧化氮的排放征税。从此美国逐步把税收手段引进环保领域, 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环境税收制度。立陶宛在1991年颁布《污染税法》, 对排放的空气污染物按一定标准征税。德国和荷兰以水质水量综合测算征税, 新加坡、纽约和莫斯科则按污水量征税。
二、汽车行业与环境税两者内在关系剖析
1. 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和存在的问题
2009年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受到了世界的瞩目。2009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379.10万辆和1364.4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48%和46%。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人们对汽车的需求也在逐年攀升, 人们对汽车的潜在购买力也成为拉动我国汽车行业蓬勃发展的动力, 汽车行业显然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环境保护成为当今世界环境主题,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便借此建起了汽车行业的“绿色壁垒”, 在汽车行业的安全和环保方面都提出了苛刻的要求。我国出口汽车的质量和技术都必须要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 都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国际竞争。这些成为了我国汽车行业当前在国际市场上竞争的主要障碍。
2. 汽车行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发展, 作为交通工具的汽车也走进人们的生活中, 于是汽车所排放的尾气也逐渐上升, 对人们的生活环境所产生的环境污染也愈来愈严重。2008年在监测的477个城市 (县) 中, 出现酸雨的城市252个, 占52.8%;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的城市164个, 占34.4%;酸雨发生频率在75%以上的城市55个, 占11.5%。
据相关资料统计表明, 城市噪声的70%来自于交通的噪声, 而汽车产生的噪声占有主要比例, 汽车噪声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还严重的污染了城市环境。除此之外, 汽车所需要的燃油也消耗了大量的能源, 2010年我国机动车燃油耗量占石油销量上升到43%左右, 2020年汽车燃油消费将占石油消费总量的57%。事实证明, 环境、能源已成为制约我国汽车行业持续发展的重要的因素。
3. 环境税对汽车行业的作用
汽车在带给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便捷的同时, 也对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汽车所排出的废气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最重要的污染源。在这种状况下, 诸多国家相应出台了有关环境税制。汽车行业也随之行动起来, 通过循环经济来解决这些问题, 发挥新环境下的竞争优势。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掀起了绿色环保的浪潮, 绿色产品、绿色生产和绿色能源等“产业绿色化”深入人心。
4. 汽车业与环境税制两者间的联系
为了降低汽车生产和消费对环境资源造成的污染与破坏, 有关部门应该对汽车行业进行排污征税。如果对汽车行业实行排污征税, 将会加重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 改变其成本收益比, 最终影响了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和行为选择。以欧洲各国为例, 他们征收环境税以后, 实际工资上升了, 劳动力供给也相应增加了, 这表明环境税对社会就业有积极的影响。
三、我国汽车行业排污可税性分析
1. 汽车行业排污的外部成本应内部化
由外部效应理论可知, 通过环境税收的方式解决环境污染所带来的问题, 实际上是利用经济手段来保护环境。著名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首先提出了矫正税一词, 被称之为庇古税。他主张政府对此实行干预政策, 设定一个人为的价格, 在价格不能传递为获取所必需的正确信息的情况下, 即可对造成的污染征税, 为了消除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 当前的外部成本就等于最适税率。因此, 将汽车行业的排污行为产生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 使汽车的生产或消费价格反映着汽车行业的污染治理成本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
2. 汽车行业排污收税在现实上的可行性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汽车正逐步进入普通家庭。以目前国情看来, 我国汽车行业排污征税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一是我国汽车行业对排污征税具有良好的法律和政策基础。我国把环境保护定为一项基本国策。2001年12月国务院批复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五”计划》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环境保护方面的费税改革。研究对生产和使用过程中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产品征收环境税, 或利用现有税种增加税收对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宏观调控功能;完善有利于废物回收利用的优惠政策”。
二是我国汽车行业排污开征环境税可以向国外学习、借鉴其先进经验。欧洲诸多国家己采取了多种措施来实现税制绿色化, 并建议在欧盟内部推广二氧化碳税, 且制定了具体的征收措施。这些国家在征收环境税方面所形成的经验, 可为我国汽车行业排污开征环境税提供有益的借鉴经验。
三是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为汽车行业排污开征环境税收提供了税源保证。2002年, 我国城乡居民生活继续得到改善,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703元, 农村人均纯收入2476元。随着我国民众环保意识和纳税意识的不断增强, 极大地改善了当今社会的纳税风气。
四、对汽车行业排污实施环境税制的整体设想
1. 降低汽车购买阶段税负, 提高使用阶段税负
对于不同的阶段可以实施不同的税负。例如, 在购置阶段, 对所有汽车产品和劳务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 对其中一些商品征收购置税、消费税。在使用阶段, 对燃油可以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在保有阶段, 对所有车辆征收了保有税。我国在购买阶段的较高税负, 不仅抑制了汽车消费, 而且在使用阶段较低的税负使得消费者不注意能源节约。因此, 对汽车税收进行调整, 提高汽车使用阶段税负, 降低购买阶段税负, 发挥税收在引导理性消费和促进汽车购买中的重要作用。
2. 改革汽车税收征收方式, 出台促进小排量车发展的多种税费支持政策
小排量汽车在能源节约、节约使用空间和减少环境污染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我国目前只有在乘用车的消费税基于排量征收, 因此, 对小排量车的优惠主要体现在消费税上面, 在其他诸多税种中无法体现。为此, 应从各项汽车收费、税收等多方面加大对小排量汽车发展的支持力度。
3. 调整中央、地方税种, 加大税收收入权限的平衡
2009年1月1日我国新增的成品油消费税从中央转移到地方专款专用于道路维护和建设。新增成品油消费税是代替地方收养路费项目, 我国应将在零售环节对新增成品油消费税征收, 税种设定为共享税或者是地方税, 以保证地方道路建设及维护资金的需要。
4. 注重对节能环保汽车、新能源汽车的优惠措施
应加大对节能环保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力度。对低排量汽车可以采取减征的政策, 刺激汽车消费者选取低能耗汽车。出台一些鼓励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汽车消费的税收优惠措施。促使汽车行业不断提高技术, 降低环境污染。使我国汽车行业在节能环保技术上有重大突破, 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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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开征环境税的税制要素分析 篇8
目前, 我国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手段主要有征收排污费、排污权交易、补贴制度以及直接管制等四种。下文将就这四种治理手段做一简要的介绍, 并与环境税的治理效果进行理论上的比较, 从而证明开征独立型环境税是治理环境污染的有效手段。
(一) 排污费
排污收费是中国环保投入中最早、最稳定的一条资金渠道, 是中国环境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但存在征收面窄, 征收标准过低;征收力度不足, 征收效率低, 缺乏必要的强制手段;征收来的费用不能按照法定用途使用等问题。环境税相对于排污费而言, 具有形式固定、征收范围广以及通过减免税产生一定激励效应的作用。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释放出资源环境税费改革的积极信号, 有专家建议借鉴发达国家所采用的环境保护税收返还制度, 为环境税的开征创造条件。
(二) 排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证, 即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环保部门根据排污者的申请, 依法针对各个排污单位的排污行为分别提出具体要求, 以书面形式确定下来, 作为排污单位守法和环保部门执法以及社会监督的凭据。这个书面凭据就是排污许可证。其理论源于科斯定理, 最大的不足在于交易过程中产生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相比之下, 在征收环境税的情况下, 各个排污企业每年只需根据自身的排污情况缴纳一定数量的环境税就可以进行正常的生产, 这为排污者的缴纳和税务机关的征收行为带来了极大便利。
(三) 补贴制度
补贴制度是指政府对排污企业进行一定数额的资金补贴, 以达到使排污企业购买环保设备、降低排污量的目的。补贴制度是各个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情况制定的地方政策, 不存在广义上的国家标准。与补贴制度相比, 环境税具有征税范围较广以及税收本身的固定性特点, 往往可以征收到大量的税金。该部分资金可以作为环保基金来治理环境污染。政府在核定企业的排污量之后可以对资金进行集中拨付, 为企业购置环保设备, 并可以通过税收返还制度对节能减排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实行减免税, 形成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二、环境税的税制要素设计
(一) 纳税人
纳税人是指依法参与税收法律关系, 享有权利, 承担义务, 对国家负有并实际履行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环境税的纳税人的界定应当依据国际公认的处理污染“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 即将环境污染的制造者确定为环境税的纳税义务人。简而言之, 即在中国境内制造并且产生污染的单位和个人都为环境税的法定纳税人。然而, 由于税收具有转嫁的功效, 根据税收的后转原则, 消费者往往是环境税的最终承担者。生产者在生产和产品流转的过程中将环境税的税负加入产品的价格中, 从而实现环境税的后转。
(二) 课税对象
课税对象亦称征税对象, 即课税客体, 是由税法规定的征税的客观目的物。由于我国开征环境税的目的主要是为治理污染筹集资金, 并且用课税的方式来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 所以环境税的课税对象理应是各类污染物。现阶段, 我国的污染物大体可以分为固体污染物、废气以及工业废水三类;其中, 固体污染物主要包括工业废渣和其他各种工业垃圾, 废气污染包括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两种。税务部门应监督该类企业安装排量测定装置, 根据排放量课税。
此外, 我国的环境税还可将生产要素作为课税对象。生产要素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产成品的质量。因此, 如能对生产要素的质量进行有效监管, 必能提高产成品的质量以及使其符合环保产品的要求。所以, 税务部门可以通过对生产要素课税来使其提高投入品的质量, 从而有效减轻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
(三) 税基
税基, 即计税依据, 从量的方面对征税作出规定, 是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标准。总起来讲, 可以作为我国环境税税基的主要有以下三类:1.污染企业污染物的排放量;2.污染企业的产品数量;3.污染企业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税务机关可以根据企业生产产品以及排放污染物类型的不同来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税基。计税依据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三点因素:第一, 税收与环境损害行为和程度之间的关联性;第二, 税收的征管成本;第三, 考虑经济发展的水平及所要解决的资源和环境问题的区域性。
(四) 税率
税率是指征税对象的征收比例或者征收额度, 是衡量税负轻重的主要标志。我国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以税收的形式代替现阶段普遍存在的排污费等, 以立法的形式固定筹集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所以环境税税率确定的主要原则之一是筹集的税款足以补偿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而治污成本与污染物的排放量紧密相关。因此, 假设以M代表税率, C表示成本, N表示排放数量, 则M=C/N所得出的数值就是环境税的税率。这种较简单的计算所得出的税率根据生产行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别。税率与治污成本成正比关系, 与排放数量成反比关系。
(五) 税目
税目是指征税对象的具体内容, 是在税法中对征税对象规定的具体的征税品种和项目。在环境税的制定中, 可根据污染物种类的不同, 相应地将税目划分为工业固体污染物、水污染、空气污染以及城市居民垃圾和噪音污染五类。
(六) 纳税环节
纳税环节是指征税对象在从生产到消费的流转过程中应当缴纳税款的环节。由于环境税是专门针对环境污染而开设、且其主要职能是为治理环境污染筹集费用。故而环境税的纳税环节应当选择在污染产生的始点。对于城市居民垃圾、工业废弃物以及工业废水而言, 由于其排放量较容易测定, 可以选择在排污环节征收。
(七) 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是纳税人向国家缴纳税款的法定期限, 它是税收的强制性、固定性在时间上的具体体现。一般来说, 纳税期限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即按期纳税、按次纳税以及按期预缴年终汇算清缴三种。由于环境税的课税对象数量相对稳定且较容易测定, 因而环境税可以选择按期纳税的形式。具体纳税期限可根据企业所处行业以及污染物种类和性质的不同来确定。
(八) 减免税
减免税是指国家对某些纳税人和课税对象给与照顾和鼓励的一种特殊规定。在环境税中, 其纳税人为在生产或者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直接行为人。因此, 环境税的减免税旨在通过减免税款的形式来鼓励纳税人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然而, 环境税减免税的含义却不止于此。由于我国的超过七成以上的污染物是由于工业生产所产生, 所以环境税的大部分税源来自于工业企业, 而污染物的排放量又与产成品的数量呈正比关系。减免税的作用在于促使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结论
环境税制 篇9
环境税, 又称绿色税, 其并非某一单一税种, 而是所有能够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各种税收的总称。狭义的环境税是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税种, 广义的环境税除具有狭义环境税所含的内容外, 还包括其他并非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的, 但客观上起到环境保护作用的税收, 它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 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 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资源匮乏、环境恶化的制约日益明显, 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已成为我国当前的重要课题。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 其是将环境负外部性从时间角度进行纵向扩展, 考虑微观主体对资源、环境的运用对未来和后代产生的损失或机会成本, 即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构成的外部不良经济。
现代意义上的环境税正是在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政府作为当代人和后代人利益的共同代表, 行使对环境资源的所有权, 对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利用进行征税, 对当代人有可能向后代人传递的负外部性进行调节, 并利用筹集起来的税收收入对污染进行治理, 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 使后代人拥有和当代人同样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二、考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税效应分析
开征环境税带来的是厂商成本的上升, 直接从供给层面调节自然资源开采和污染排放的行为, 使相应的外部成本以资源税或污染税的形式内化到厂商的生产成本中。根据庇古税方案的设想, 如果一种商品的生产对其他产品存在着负外部性, 那么其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在此基础上, 考虑可持续发展因素, 我们加入代际资源配置和代际公平因素, 对可持续发展条件下的环境税进行模型分析 (见图1) 。
假定X商品的生产对当代及未来都存在着负外部性, 以PMC表示生产X产品的私人成本, SMC1表示考虑当代外部性的社会成本, SMC2表示可持续发展条件下 (即进一步考虑未来外部性) 的社会成本。假定X商品的边际效益为MR, 市场机制作用下PMC=MR确定产量Q3, 实现当代资源有效配置的产量为Q1 (SMC1=MR) ,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产量Q2 (SMC2=MR) 。其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在环境税中加入代际成本予以弥补, 从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1、对生产者的影响
考虑当代外部性征收环境税后, 均衡产量从Q3下降到Q1。加入可持续发展因素, 均衡产量进一步下降到Q2, 从而使生产者剩余变为三角型FD2P1的面积。征税前后相比, 减少了梯形D2P1P3B的面积。政府税收形成矩形P1P3E2D2的面积, 另外, 生产者为减少污染而缩减产量, 效率损失为三角形BD2E2。用△PS表示生产者剩余的变化量, 即△PS=-D2P1P3B=- (P1P3E2D2+BD2E2) 。
2、对消费者的影响
征收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税后, 消费者剩余减少为三角形GA2P5, 减少的面积为梯形A2BP3P5。其中, A2E2P3P5的面积为政府税收, 三角形A2E2B则为消费者减少相应产品的消费而产生的损失。如果用△CS表示消费者剩余的变化量, 那么△CS=-A2BP3P5=- (A2E2P3P5+A2E2B) 。
3、对政府的影响
政府取得的税收面积为A2D2P1P5。其来源为两部分, 矩形P1P3E2D2的面积来自于生产者剩余的损失, 另外的A2E2P3P5来自于消费者剩余的损失。
4、对环境的影响
假设每产出一单位产品带来的污染量或资源使用量是一定的, 那么每单位产品所承担的税收即为P5-P1。而此类环境税可视为外部成本的内化, 即每减少一个单位的产出, 就可以带来相当于P5-P1的环境收益。那么开征可持续发展环境税后带来的环境收益就可以用菱形A2C2BD2来表示, 即等于三角形A2BD2的两倍。
5、对整个社会净收益的影响
开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税对整个社会净收益的影响即上述四个方面的加总。如果用△NR表示社会净收益, 即△NR=-BD2E2-A2E2B+2 (BD2E2+A2E2B) =BD2E2+A2E2B=A2BD2=A1BD1+A1A2D1D2。
在未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 环境税产生的社会净收益为三角形A1BD1的面积, 加入可持续发展因素后, 社会净收益变为A2BD2, 增加了梯形A1A2D1D2的面积, 这实质上可以视为转换成未来收益的部分。
三、可持续发展条件下我国环境税税制设计
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及一些国际性组织, 都先后以保护环境为目的, 针对各种破坏污染环境、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或产品开征专门性税种, 并以法律加以明确规定。同时, 对传统税法中对环境有负面效应的直接税和间接税进行相应调整, 取消了不符合环保要求、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条款。目前, 中国还没有专门的环境税税种, 尽管资源税、车辆购置税、燃油税、消费税等考虑或部分考虑了环境保护, 但主要表现为一些税收优惠和税收惩罚规定, 调节力度相对较小。而且即便是那些与环境有关的税种, 其税费收入占税收总收入和GDP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要低得多, 目前我国还没有开征与污染排放相关的税种, 环境税收政策也还缺乏系统性。鉴于此, 适时开征独立的环境税, 构建环境税收制度已势在必行。我们应当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 坚持公平、效率、奖罚分明、生态保护等基本原则, 确立环境税主体税种, 科学设定相应的环境税纳税人、税基、税率和税收优惠等基本制度。
1、纳税人
根据国际通行的“污染者付费”的原则, 环境税应以环境的污染者或破坏者作为纳税人。但在税收实践中, 为了便于税源控制和征收管理, 对环境税的纳税人可作出不同的选择。考虑到环境税可以通过产品价格转嫁给其他主体, 对上游企业征税, 可以通过税负转嫁使实际排放者承担环境成本。因此, 可将环境税的纳税人设定为资源开发和污染排放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和个体经营者, 对行政事业单位和居民个人可暂不征收。
2、课税对象
从税收公平的角度出发, 环境税的征收范围应具有普遍性, 即凡属直接污染环境的行为和易造成污染的产品均应纳入课征范围。但考虑到我国目前制度设计和征管经验不足, 开征初期课征范围不宜太宽。可先从重点污染源和易于征管的课征对象入手, 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扩大。目前, 我国环境税课税对象可暂定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排放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行为。对此类行为课税, 我国既有征收排污费的经验作基础, 又有大量的国外经验可借鉴, 大大降低了环境税收制度设计的难度, 可利用长期形成的缴纳排污费的习惯, 减少征收阻力。第二类是那些难以降解和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在使用中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包装物等。此类产品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且不易消除, 所以对其课税在操作上比较简便。第三类是高耗能、高耗材的行为。
3、计税依据
一般来说, 环境税的计税依据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以污染企业的产量作为计税依据。当能够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与企业产品或劳务总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时, 以产量作为税基。这样既可以节省对个别污染源的监测成本, 又降低了征管部门征税和企业纳税的负担, 实施成本低。二是以生产要素或消费品所包含的污染物数量作为计税依据。当生产要素或消费品中包含的污染成分与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 即可采用这种方法。三是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这种方式既可以直接刺激排污者减少污物排放, 又可以促进企业增加环保设备、改进生产流程, 因而具有较明显的优势, 在污染源相对固定、开采资源相对集中的条件下可选择这种税基模式。
我国应逐步取消目前的排污费制度代之以独立的环境税, 并且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税基。对实际排放量难以确定的企业, 可根据其产量或设备生产能力等相关指标测算排放量, 作为计税依据。为鼓励纳税人积极治理污染, 应制定各种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排放标准, 对未超过标准的部分, 免于纳税;超过标准的, 则应根据不同类别设置税目, 视其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确定高低不同的税率。
4、税率
环境税税率必须在估算环境损害、污染程度和治理费用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现有税制的实际情况, 进行全面测算后确定。在具体确定环境税税率时应把握以下原则。
首先, 税率应该负有弹性, 税率的设计应按照排放应税污染物的污染程度来确定, 不能定得过高, 也不能过低, 最适税率应等于最优污染排放水平下每单位污染物造成的边际损害或边际污染成本。随着防治污染技术与方法的不断提高, 环境整治的边际成本不断变化, 环境税税率也应随之调整。
其次, 应实行差别税率。由于我国各地气候条件、人口密度状况、产业发展程度以及对环境的需求状况等因素的差异, 同样的污染物在不同地区其边际损害程度往往是不相同的, 因而不能在全国上下施行统一的单一税率, 应根据每一种污染物对各地造成污染的边际影响程度, 设计差别税率。
最后, 税率应是定额税率。基于污染物排放的特点和税制简化、便于征管的原则, 环境税应采用定额税率, 从量计征, 即按照污染物排放的一定计量单位, 规定固定的税额。
5、课税环节
广义上来说, 从资源开采到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形成污染, 纳税环节应包括以上整个过程。但出于对环境税收有效性、征收管理方便性等方面考虑, 纳税环节应当根据各个税种的不同特点来决定。如资源税, 因其目的是减少对资源的开采、利用, 征税应设置在生产环节;又如水税, 由于净水一般情况下总与使用后排出的污水成正比, 因此在之前征收自来水税和之后征收污水税效果差别不大, 所以此税种可任选征收环节;再如对能源的损耗控制既可以体现在燃油税费的提高上, 又可体现在对污染排放者征收的二氧化碳税、二氧化硫税上, 也就是在购买和使用消费环节都可进行有效地征税。选择好征税环节对于从污染源头到污染排放的整个过程全面控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税收优惠
为了保证环境税的实施效果, 不宜设置过多的减免税, 但从实际来看有必要对部分纳税人区别对待, 以提高环境税的调控效率。税收优惠应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个人生活排放的污染物给予减免税。对居民生活排放的废水、废气暂免征税, 有利于降低征收成本, 并体现对特定人群的优惠导向。
二是对采用先进工艺或进行末端治理并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量的给予减免税。环境税的税收优惠应该激励企业进行前端 (采用先进工艺) 和末端治理, 以有效减少污染物排放。因此, 对于在一定时期内污染物减排达到一定标准的企业或者企业自愿承诺在一定时期实现污染物排放达标的, 可以考虑根据企业污染物排放的减少量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通过环境税来保护环境已为大势所趋。我国环境税要实现制度建设初衷, 就应尽快开征独立型环境税, 科学设置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等各构成要素, 构建起一套科学、完整的环境税收制度体系。只有这样, 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和改善环境,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环境问题日趋严重, 已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 建立和完善环境税制, 对于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环境问题,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这一背景,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 深入剖析了环境税的经济效应, 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税税制设想。
关键词：环境税,可持续发展,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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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制 篇10
环境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税是指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以所有者的身份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税种;广义的环境税是指所有能够保护环境和资源的各种税收的总称,既包括为实现环保目的而专门征收的税收,也包括其他并非以环保为主要目的,但却对环境起到保护作用的税收。本文的环境税指广义概念。征收环境税是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经济手段,是利用价值规律,通过征收适当税额,给损害环境的单位或个人以外在的经济压力,促使其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减少或消除环境损害,达到保护环境和持续发展的目的。近年来国外对环境税的研究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即在制定和实施环境税中考虑生态环境受益的同时,必须考虑环境税对就业、投资、消费水平等的影响。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环境税效应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研究即本文前面提到的以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研究重点集中在环境税对负外部性的矫正方面,强调环境税的环境改善功能。庇古认为由于自然环境提供的服务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所以市场机制无法对市场主体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副产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起作用,从而带来“负外部性”。为了克服“负外部性”所导致的边际私人成本和边际社会成本之间的差异,政府应当对污染者的每单位产出征收与其所造成的边际损害等值的税,通过支付与污染行为相应的价格,把污染者的外部性成本内在化,从而达到控制污染量,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环境质量改善的目的。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Pearce和Bovenberg为代表,研究重点侧重于关注环境税对税制效率、社会福利和就业的影响。Pearce提出对污染行为征税取得的收入,应当被用来减轻社会福利税费的负担,通过这种税收转移可能以零福利成本或负福利成本获得环境收益,实现环境改善和福利成本降低的“双赢”效应。Bovenberg则对环境税“双赢”效应进行了更全面和深入的阐释。Bovenberg认为征收环境税除了会产生更低的污染外部性,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绿色红利”外,环境税增加的收入还可被用来减少其他已存在的税收扭曲,弱化税制对劳动和资本的负效应,促进就业的增加和税制效率的提高。
总结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将环境税“双赢”效应的涵义描述为:环境税的开征不仅能够有效地抑制污染,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且还可以通过税收转移,减轻社会福利成本或降低扭曲性税收的比重,改变税制对资本和劳动的扭曲现象,形成更多的社会就业和国民生产总值,获得非环境受益。对非环境受益的解释目前有三种观点,即弱“双赢”效应、强“双赢”效应和就业“双赢”效应。弱“双赢”效应是指在征收环境税的同时,减少对资本和劳动征税,可以降低原有税收的扭曲性,改进税制效率;强“双赢”效应是指征收环境税取得的收入可以用于社会福利支出,减少社会成员承担的福利成本,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业“双赢”效应是指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可以弥补因减少对资本和劳动课税而带来的“税收损失”,对资本和劳动课税的减少会促进就业的增加。
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可以降低所得税,或降低与劳动力有关的其他税种的税率,也就是说环境税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弥补减少的扭曲性税收收入,从而实现“双赢”效应。换言之,要想获得环境税的“双赢”效应,就应该在征收环境税引起的经济损失和税收收入循环收益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因此,环境税改革的效应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社会总体的税负负担不会增加,即由环境税产生的财政收入由其他税种税率的减少来平衡社会纳税人的总体负担;第二是税负在劳动力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转移和再分配。只有这两个因素很好的结合,才会降低劳动力税负和获得预期经济效应。
据学者Carraro的研究发现,其一,从长期看,环境税收的收入会有所减少,但由于社会累积总需求的变化,就业方面的良性效应会一直出现,就业中有高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可以产生环境税预期的宏观经济效应。其二,由于征收环境税,如能源税引起的生产因素价格的增长而带来的通货膨胀。从这个方面来说,实施清洁生产的公司,即不用支付环境税的公司和那些支付环境税的公司相比,他们的产品竞争地位和竞争优势会有所提高。这也就提出了清洁生产这个概念,它对环境质量改善和节约资源特别有利。
(二)OECD国家的实践检验
环境税“双赢”效应理论的提出,引起了OECD国家决策者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纷纷以这一理论为指导进行了环境税制改革。表1(1)列举了部分OECD国家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实践措施。
从表1可以看出,虽然各个国家在环境税制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不同,但都体现了“双赢”效应的核心思想:即开征环境税,促进污染企业外部性成本内在化的同时,降低所得税以减少税收的扭曲性,并将环境税收收入用于社会保险支出,减少社会的福利成本。那么,以这一思想为指导的环境税制改革是否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呢?学者Bosquet收集了大量数据,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后“双赢”效应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其研究结论为:在环境税实施地区,CO2减少量非常明显,短期与长期记录的就业有所增加,环境税“双赢”效应存在。
表2(2)列举了Bosquet收集的部分研究数据。从表2以看出:
(1)CO2排放量减少明显,说明环境税的实施促使能源消耗企业调整了产品结构或转向使用更为清洁的能源,实现了外部性成本的内在化,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标。
(2)当政府把从环境税中取得的收入,用于替代和劳动相关的税收或社会保险支出时,雇主的劳动力雇佣成本降低,促进了就业的增加。
(3)从短期看,环境税加重了企业的成本,企业投资有所下降;但从长期看,环境税的开征为人们提供了更洁净的自然环境,间接提高了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质量,促进了投资的增加。
单位:%
二、OECD国家环境税政策的弊端
虽然环境税的征收在OECD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在考察OECD国家对能源产品征收环境税的现状及具体税制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许多与环保目标相悖的“怪现象”,这在我们普遍认为的“发达国家以改善环境为目标来设计环境税”这一前提下无法得到解答。
(一)在大多数国家,无铅汽油税率明显高于柴油税率
如图2(3)所示,除了澳大利亚、瑞士、冰岛、英国和美国(4)外,其他国家的无铅汽油税率均高于柴油税率。2007年,OECD国家无铅汽油税率平均高于柴油税率的比例为43.51%,特别是在比利时、荷兰、法国,前者超过后者甚至高达80%以上。从环境保护的观点来看,这有些奇怪,因为柴油的使用具有更强的污染性,根据所排放的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即使是“清洁”质量的柴油都比无铅汽油的污染程度要大。
在OECD国家,以能源产品为税基所带来的收入在整个环境税收入中占重要份额,以2004年为例,在30个OECD国家中能源产品税(5)在环境税收入中的平均比重为71.65%,在墨西哥、澳大利亚、德国、卢森堡、斯洛伐克这些国家,比重甚至分别高达82.31%、88.28%、86.16%、96.44%、91.89%。(6)因此,柴油和汽油税率现状很重要,能反映OECD国家环境税征收中的典型问题和主要矛盾。各国普遍对柴油征收低税率,结果导致污染较重的柴油交通工具数目的持续增长和道路运输业的过度发展,在欧盟柴油燃料已占到30%~61%的比例。
(二)并没有纯粹环保意义上的碳税
丹麦、芬兰、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典引入了所谓“碳税”或“二氧化碳税”,虽然这些税的税基通常覆盖了化石燃料,并且税率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被征税燃料的碳含量而不同,但这种征收并不是纯粹的碳税。比如煤炭和焦炭具有严重污染性而且是碳密集度最高的,但煤炭和焦炭税对环境税总收入的贡献很小,焦炭所产生的税收收入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图3(7)所示)。实际上,只有上述几个国家对煤炭和焦炭征税,而且有很多免税项目。比如在挪威,如果煤炭和焦炭作为还原剂在工业过程中使用或用来生产水泥和建筑用陶粒就可以免税。燃烧煤炭和焦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其中99%的部分都获得了减免。对于在挪威造纸、生产纸浆或鱼粉的企业,他们所使用的矿产品仅需缴纳标准二氧化碳税额的一半。又如在瑞典,当燃料用于制造业和温室栽培时,可以免除79%的能源税(除汽油外)和二氧化碳税,减免后应纳税额仍超过公司营业额的0.8%,则仅需支付剩余部分24%的二氧化碳税额。
虽然绿色税收有时被贴上“碳税”的标签,但很难反映不同燃料的碳含量。一些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芬兰、德国、意大利、日本和瑞典对电消费征税,但对用来发电的主要燃料的碳含量不征税。这些现象反映了碳税征收并未充分考虑环保目标,体现了环境税政策对部门竞争力或收入分配的考虑。
(三)对电征税显现出环保低效益的特点
如图3所示,在OECD国家,对电力消费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要远远高于对电力生产征税所取得的收入,这是由于用来发电和配电的能源通常是免税的,实行类似政策的国家有丹麦、芬兰、西班牙、瑞典和英国。显然,下游电税(对消费电力产品征收)与上游电税(对投入燃料征收)相比是低环境效益的,虽有利于筹集财政收入,但不能刺激企业采用更低或不含碳的燃料,对环境问题治标不治本。即使在电力消费环节,有很多产业部门也获得了税收豁免,如大多数情形下,制造业或任何工业部门不需要缴纳电消费税。如果税收的确覆盖了这些部门,通常其税率也比其他部门要低,这些部门可获得重要的税收返还或税款缴纳上限的规定(如表3(8)所示)。
(四)存在大量出于产业竞争目的考虑的减免项目
OECD成员国在制定环境政策时服从政治压力的程度当然是一个实证问题,但有丰富的非直接证据,比如许多利益集团成功获得免税和特殊待遇。值得注意的有两种类型的减免:其一是对能源密集型产业、高能耗部门的税收优待;其二是鼓励环境危害溢出的减免。如丹麦、挪威和美国对在境外水域工作的商业捕鱼船所使用的能源产品免税。这两类减免不仅损害环境而且具有强烈的政策扭曲效应,通过环境税政策促进环境改善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众所周知,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公共利益规制理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分析框架,假设政治家追求公共产品,假定公共部门制定环境政策的唯一目的即是提高整体的社会福利,将环境税政策作为矫正市场体系扭曲的方法。但这并不是典型社会政策形成的过程,在现实中能够佐证传统理论的实证证据非常缺乏,而如前所述的种种“怪现象”却频频出现,这也促使学者另辟蹊径,寻找能描述社会政策决策的实质模型,以求更现实地解释环境税政策的制定过程。在众多研究视角中,政治经济学分析逐步显现出对现实问题较强的解释力,有助于探寻环境税政策制定“黑箱”的真相。
四、对我国环境税税制改革的启示
(一)环境税“双赢”效应在我国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问题同样凸现,特征表现在:一是粗放式的经济结构和外延式扩大再生产使得资源利用率低,2003年中国消耗了全球31%、30%、27%和40%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创造出的GDP却不足全球的4%,这种浪费型发展模式使煤、电、油、运“荒”声一片。大多数企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落后,高能耗、重污染型企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增长迅猛,严重地污染了大气、土壤和水源;二是过度采伐、放牧,破坏了植被资源,造成生态恶化,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近年来北京等地的沙尘暴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尽管环境税的“双赢”效应观点在理论研究和国外实施的数据分析上都有很大的可行性,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行税制结构和目前的环境污染收费来看,环境税的这种“双赢”效应在我国的适用性受到了限制。
从我国现行税制结构来看,流转税在我国的税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所占的比重很低;在国外大多数发达国家中,所得税占总税收的比例都在60%以上,所得税在整个税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西方经济学者所称的扭曲性税收在我国的税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现行税制对劳动力供给的扭曲性也不是很大,可以说在我国尚不存在通过单纯降低所得税来降低超额税收负担的客观环境;此外,由于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小,属于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即使对劳动力征税,税收的替代效应也不大,因而环境税降低扭曲性税收、提高劳动积极性和增加就业的“双赢”效应在我国并不十分明显。
从环境角度来观察我国的现行税制,我国的现行税制绿色化程度不高,大部分税种的税目、税基和税率都没有从环境角度和可持续发展来考虑。我国与环境有关的税收收入占总的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2004年分别为7%和9.6%,而在环境税实施比较成熟的国家丹麦环境税收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例1997年就达到了10.03%;2002年排污费收入总额67.43亿元,同年的治理废水费用和废气费用分别为71.5亿元、69.8亿元。这些都说明我国现行税制还有待绿色化,重新认识现行税制结构,调整税制设计思想,将环境税放到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设计出合理的环境税种是新时期税制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我国现行环境税制基本上缺位,税制设计中基本没有考虑到环境税收思想的现实,我国环境税收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应将环境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
虽然环境税“双赢”效应论对我国适用范围有限,但它却为我国环境税制建设提供了一种思路:即根据我国国情,把环境税的设计与整体税制改革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既有利于我国环境保护,又有利于整体税制改革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中国式的“双赢”效应。
首先,我国正处在由“费”向“税”的转化阶段,环境税改革应遵循这个基本思想:“最终将税负从对劳动和资本的征收转移到对资源和污染的征收。这样对能源、其他自然资源如土地和污染的高税收,会使工业、贸易和消费者产生一种强烈的经济需求,即减少对这些因素的消费。相反,相应数量的税负、社会保障成本等会从劳动和资本中退出,以鼓励企业家精神,并大大减少促使劳动力合理化的经济压力。收入中的税收改革将保持使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变”。把环境税纳入到国家的税收管理和征收体制中,由国家进行宏观调控。
其次,在保持现行税负水平不变的前提下,逐步开征一些新的环境税种,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还可以通过改变纳税人经济行为的方式改善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由于排污收费与税收手段相比有一定的缺陷,因而将排污费改为污染税是一个方向。排污税的税基应该主要以污染的排放浓度和数量为标准,税率要根据特定地区的环境目标及环境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即随着环境治理的边际成本的变化,税率也应做一定的调整。适当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如燃油税可减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噪音税可以用隔音设备投资,或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城镇居民的垃圾税可以弥补日益增长的城市垃圾的处理成本支出。
第三,对现有税制进行一些调整。对不同产品根据其环境友好的程度,设计差别税率的消费税,调节消费者的使用方向。这样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出口,提高国内产品的竞争力,刺激民间投资。
(二)对我国环境税制设计的建议
OECD国家环境税制改革的成功,为“双赢”效应理论提供了实践例证。虽然我国和OECD国家在税制结构、福利制度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预期“双赢”效应能够在我国取得与OECD国家相同的效果。但是“双赢”效应理论的思想及OECD国家的实践经验却为我国环境税制设计提供了思路,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坚持税收中性原则。从宏观角度来说,开征环境税的同时适当降低其他税收,保持现有宏观税负基本不变;从微观角度来说,环境税的税基选择和税率确定应模拟现实条件反复检验,尽可能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干扰,降低环境税本身的扭曲性,减少环境税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
其次,环境税制的设计应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立法宗旨,以能否取得良好的环境质量作为税制是否优化的主要衡量标准,确保环境税保护环境功能的实现。同时,充分考虑我国就业压力巨大的实际国情,创造条件促进环境税就业“双赢”效应的实现。
最后,环境税制的设计应强调环保部门的配合。因为环境税的课征需要以污染物的排放量为计税依据,对污染排放量的确定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企业进行定期监测,并将各种监测信息及时提供给税务部门,税务部门依据这些信息才能完成环境税的课征。强调环保部门配合的意义在于提高环境税制的可操作性。
另外,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是正常的,但是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被某一个或几个集团所俘获而制定出符合他们利益的“扭曲性”政策则是具有很大危害的,这不仅会影响政府提供基本公共品,也易使国家进入俘获经济恶性循环的怪圈。因此,采取措施避免特殊利益集团俘获政治家是增强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有效措施。
第一,健全听证会制度,实行环境税行政决策公开。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有关“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这一原则性要求意味着,我国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决策过程将更加透明。对此,可以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使公共利益成为环境政策制定的基点,避免政策被单方面的利益所左右。
第二,鼓励合法民间团体参与环境税政策的决策过程,实现利益制衡。斯蒂格勒(9)在定义政府俘获时认为,它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对政府所施加的影响。而西方政治学认为防止利益集团参与决策过程产生负面影响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现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衡的局面。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对民间团体的严格控制,使得消费者和一些中小企业等其他弱势群体难以以利益集团的形式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只能以个体的方式进行抗争,结果不言而喻。因此,环境税政策制定应更多地吸纳利益相关群体,鼓励环保民间组织、科研机构、公民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发展中介组织,并发挥这些组织或团体的功能,允许它们参与到政府决策中来,实现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相互制衡。在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不享有绝对优势的情形下,政府制定环境税政策时被俘获的几率就应该大大降低了。
第三,建立对政府决策的有效监督体制,增大俘获成本。增大规制俘获的成本可从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监督政府,使其不能“受贿”。要通过实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纪检领导体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加强党的代表大会对同级党的全委会和常委会的决策实行监督,加强纪委对同级党委、上级党委对下级党委的决策监督,对错误决策和决策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偏差进行及时修正,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决策监督,通过健全司法制度,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加强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决策的监督。环境税政策制定后,要对其进行跟踪检查和评估,对于没有预期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决策要启动主动追究程序,决策的每一个环节都应当有明确的责任者,论证、评估和最后的决断都应有相应的责任制度。另一方面,是通过对特殊利益集团设定一些约束条件,使其贿赂行为代价巨大甚至无利可图。尽管这样做本身是有成本的,且顺利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因而算是一种“次优”方案,但这些方法确实可以减少串谋和俘获发生的几率及其对社会福利造成的负面影响。
摘要：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过,而目前在我国则集中出现,我国已进入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国外环境税的征收情况、环境税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的“双赢”效应,对我国环境税的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