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城市

移民城市（精选十篇）

移民城市 篇1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土地价值的不断变化,为了满足发展需要往往需要将旧的城市建筑拆除,为新的建筑腾出空间。城市更新是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对旧城进行的必要调整与变化。吴良镛教授[1]在《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一书中,对“更新”的含义进行了探讨,认为“更新”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①改造、改建或再开发,指比较完整地剔除现有环境中的某些方面,目的是为了开拓空间,增加新的内容以提高环境质量;②整治,指对现有环境进行合理的调节利用,一般只作局部的调整或小的改动;③保护,则指保持现有的格局和形式并加以维护,一般不许进行改动。

一般情况下,城市更新将产生移民。城市更新中必须进行的房屋拆迁、旧城人口密度的减少、旧城成片开发等行为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移民。移民是人口在不同地区或者同一地区不同地点之间的迁移及社会经济系统重建活动的总称[2]。工程移民是指工程建设引起的非自愿的搬迁安置活动[3]。依据不同的工程类型,工程移民又可以划分为各种不同的形式。城市拆迁产生的移民,属于城建移民,习惯上称为“拆迁户”,为避免混淆,以下将城建移民统称为移民。

监测评估对于管理领域来说是近三十年才出现的新概念。它是通过分析数据为决策提供参考的工具,是项目管理的组成部分。移民监测评估是针对项目的移民安全而进行的监测评估,是根据项目移民行动计划而对移民安置实施活动进行周期性调查、检查、监督和评估,包括由业主和移民安置实施机构进行的内部监测活动和由独立于项目业主及移民实施机构以外的第三方监测评估机构进行的监测评估活动。

移民安置监测与评估是世界银行(以下简称世行)对移民贷款项目实施管理的重要手段,对于提高项目管理水平,减少失误,促进移民安置按计划进行具有重要作用[4]。根据世行BP4.12的规定,项目内部评估机制是必须的,而且,当项目建设需要强制性地限制利用法定公园和保护区,对移民的生活造成不利影响时,应安排独立的外部监测评估机制。在实际操作中,世行对需要编写移民行动计划的项目都要求进行移民的外部监测评估,即从项目批准开始,项目业主必须聘请得到世行认可资格的监测评估单位负责移民监测评估。世行所要求的移民监测评估,是根据项目移民安置行动计划,对移民安置实施活动进行持续地调查、检查、监督和评估工作。在项目评估过程中,世行项目组会评价项目是否充分安排了监测机制,并检查移民安置文件的落实情况。

2中国城市更新项目移民监测评估的特点

中国的监测评估基本上是沿用国际机构的做法。国际机构在带来资金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对中国的监测评估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由于中国利用世行的贷款较多,为了与国际接轨,中国的项目管理者学习了世行的诸多做法,形成了中国目前项目监测评估的模式。

中国的移民监测评估在水利行业应用较多,相对比较成熟。这是因为移民生活安置是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所必须面对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水库移民监理作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监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也得到了高度重视[5]。但城市更新项目的移民监测评估不同于水库移民监测评估。城市更新项目和水利项目在移民上的区别如表1所示。

与水利项目相比,城市更新项目移民监测评估所关注的对象不同,其监测评估的内容和关注的主要问题也有所区别:水利项目移民涉及大量的征地,失地农民生产生活恢复情况是水利项目移民监测评估的重要内容;而城市更新项目移民监测评估关注的主要是房屋置换(统一安置或自行购房)后人民生活产生的变化以及城市更新项目对企业和商业店铺产生的影响。然而从本质上讲,移民监测评估都是通过对移民项目实施监测,评估移民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发现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出现的与预计不同的状况,找出移民安置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现状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从第三方的角度提出调整移民行动计划的措施和建议。因此,城市更新的移民监测评估可以借鉴水库移民监测评估模式。

3城市更新项目移民外部监测评估模式构建

3.1外部监测评估内容

移民安置监测评估分为内部监测评估和外部监测评估。顾名思义,内部监测评估是移民安置实施机构内部开展的监测评估工作,由项目建设单位和移民安置实施机构承担[6]。世行所要求的内部监测一般应覆盖下列几方面的内容:①移民安置组织机构;②移民政策与补偿标准;③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活动实施进度;④移民补偿资金及其执行情况;⑤移民生产就业安置情况;⑥移民房屋重建与生活恢复情况;⑦专项设施重建情况;⑧抱怨、申诉的渠道和公众参与;⑨世行检查提出的有关问题的处理;⑩尚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措施。然而,事实上,我们所称的移民监测评估是第三方的行为,严格的称谓是第三方外部独立监测评估。移民外部监测评估主要是对移民进行调查,以检查移民实施单位是否按照移民行动计划进行了移民安置。许多的城市更新项目都涉及历史街区或者文物保护等问题,在构建城市更新项目移民外部监测体系时必须体现城市更新的这一特点,使得城市更新项目移民外部监测体系更加完整。城市更新项目移民外部监测评估应覆盖的内容包括:①移民安置进度监测(包括补偿标准、补偿金发放等);②建筑物拆迁、修缮及其对旧城整体风貌的影响;③移民安置组织机构;④受影响人(移民、商业店铺、企业)收入与生活水平恢复情况;⑤抱怨与申诉机制;⑥公众参与、协商和信息公开;⑦结论与建议。城市更新项目移民监测评估工作内容见图1。

如图1所示,城市更新项目的受影响者包括旧城居民、企事业单位、商业店铺、脆弱群体等。所谓的受影响者包括受负面影响者和受正面影响者(受益者),城市更新项目的受负面影响者和受益者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界限,两者可以互为转化。让受影响者为了项目建设而牺牲个人利益,则受影响者成为受负面影响者;让受影响者分享项目效益,则受影响者就成为受益者。外部监测实际上是对移民行动计划执行情况的跟踪,是移民行动计划的延续,其主要关注受影响者的安置情况,包括房屋拆迁进度、资金拨付、补偿标准、房屋重建等情况;关注基础设施的恢复重建情况;关注机构能力建设情况,并对移民实施组织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关注移民实施的过程,公众参与和协商情况;关注移民抱怨和申诉渠道构建以及运转情况。

移民外部独立监测与内部监测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实施监测的主体不同。内部监测是项目业主自身进行的监测,而外部独立监测是项目业主聘请的第三方监测机构实施的监测。对比最后产生的监测评估报告,内部监测和外部独立监测在内容框架上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两种监测分析问题的视角不同,外部独立监测则更加客观地从移民角度出发,评估项目实施对移民的影响程度和移民生产生活的恢复情况。另外,外部独立监测还对移民实施机构的能力进行评估。

3.2外部监测评估工作流程

科学的工作流程是效率的保证,城市更新项目移民外部监测需要建立一定的工作流程,其流程设置如图2所示。

在这一流程中,移民外部监测评估采用问卷、访谈等形式,对所设定的指标进行基底调查,在调查时确定移民跟踪样本户,并根据基底调查结果建立移民基础数据库,以作为第一次评估的依据和下一次监测评估的基础。

第二次及其以后的各次监测评估对移民的调查就只需要对跟踪样本户进行调查,以样本户来体现移民整体情况,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鉴别项目实施是否对移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有,则提出恢复移民收入水平的建议,并在以后的监测评估中继续重点关注移民的收入恢复情况,直到移民收入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

3.3外部监测评估方法

a. 抽样调查。跟踪调查是移民外部监测评估的一个重要手段。在基底调查之后,就必须选定样本,确定其为跟踪调查的对象。在历次的监评过程中只对这些被选定为跟踪样本户的移民进行调查,依据对他们的调查,来分析项目对移民的影响和移民在安置后的变化。如果移民的生计受到项目的影响,则必须跟踪到移民的收入恢复到搬迁前的水平。

b. 座谈会。城市更新项目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企业、商业店铺,还影响到城市社区。座谈会有助于广泛收集项目征地拆迁实施机构、有关街道、居委会、移民户对项目的看法和要求,了解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情况,以及老街区内居民自愿搬迁的情况。

c. 文件资料调研。查阅有关征地拆迁与移民安置的文件、协议、统计报表,并进行核实;查阅移民和项目业主签订的房屋补偿协议,结合调查结果查看业主是否履行协议。

d. 采访关键信息提供者。关键信息提供者往往对信息掌握较为全面,对问题了解比较透彻,并有着自身的看法。关键信息提供者包括拆迁办主任、居委会主任、移民户主等。

4结语

移民外部独立监测是一种先进的项目管理方法,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实用性的特点,有助于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发现问题、找出移民的需求,并根据环境的变化提出建议,调整移民行动计划,从而有助于项目的顺利开展。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城市更新项目中,移民外部独立监测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成为城市更新项目管理方法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参考文献

[1]吴良镛.北京旧城与菊儿胡同[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225.

[2]施国庆.移民学探讨[C]//唐传利,施国庆.移民与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259.

[3]姚松岭,杨建设,李传富.谈谈工程移民监理的几个问题[J].人民黄河,1999(12):36-37.

[4]李超云.移民安置监测与评估[J].华东水电技术,2001(1):78-79.

[5]胡宝柱,郭书英.水库移民监测评估指标体系[J].海河水利,2001(5):24-27.

[6]龚和平.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中的移民安置监测评估[J].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2001(6):9-12.

移民城市 篇2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将会出现，与以上对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农村;城市化人口来源非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而是异地转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发动的主体来自“下”，即城市化发展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社区和农民群体及个人，以自有和自筹资金为主。

4.2 外来移民安置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4.2.1 外来移民安置与城乡经济发展

在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试图建立一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国家鼓励自助安置的政策和减少农村土地对外来人口的牵制作用下，通过自助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异地转化，农村规模经营和规模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将大大促进城市非正式经济发展。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来移民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及移民素质等都会得到提高，移民在就业中逐步从就业于非正式经济部门转向就业于正式经济部门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没有实施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从这个角度看则长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经济的发展。

4.2.2 外来移民安置与城市空间的有序评价

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是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这将意味着实质性的城市空间扩张。如果空间位置选择得当、组织合理、整个开发过程在非完全商业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将实现城市空间的有序发展。由于在自助过程中鼓励自助组内密切的家庭联系和住房合作建设的开展，通过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质素加强移民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将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间连接度”[29]提高，如果通过诸如自助教育、自助规划和计划、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组织过程，对内部连接度已较高的住房活动[D=D(资金、土地、设施等)]、产业活动[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动[S=S(教育文化、社会意识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类型结构进行组织，将实现空间的有序发展，形成等级的移民安置空间(图1)。

附图

图1 对自助安置模式空间有序发展的认识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 移民安置与城市社会空间整合

由于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励团结的自助来进行住房建设和相应的活动，可以预见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自助中的联系纽带，移民文化将在异地得到发展。自助安置必须充分考虑与移民文化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当，在自助中发展的移民文化现象将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自助教育下发展的移民文化与在自发的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将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自助教育使移民无论在与职业、收入相关的经济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城市文化认同和心理的归属感等文化层面上，其城市适应性将得到大大增强。结果将首先使外来移民在“精神”上实现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意识上的质的变化，将最终促进移民与城市的整合，由社会隔膜和社会分割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和。

4.3 移民安置与城市化发展

在国家相关政策作用下，经过内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来移民为发动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国际援助、国家长期贷款，并以自助机构获得的信用贷款和自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自助住房建设中同时必须开展自助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设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三种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出现(图2)：

城市“新移民”购房财务规划 篇3

文 I 邵文宇

从上海回成都的路，李鑫和冉梦琪走了4年，在2008年一同从上海交大毕业后的两人推掉了家人在成都安排的稳定工作，执意留在上海相伴打拼。从毕业之初的“蚁族”生涯，到现如今二人的税后薪资齐齐破万。李鑫和冉梦琪却出人意料地在2012年结束了自己的“海飘”生涯，选择回到成都工作。

回家，要考虑的理财问题还不少

“缺乏归属感”，这是李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最常用的一句话，作为一线城市的大上海固然是繁华似锦，歌舞升平，浮华背后的异乡人却有着不为人知辛酸苦累。高速运转的生活节奏，水涨船高的物价与房租，即使收入上万生活也是捉襟见肘，至今不敢要孩子的二人开始想念家乡成都舒适闲逸的生活。在成都寻找到合适的职位后，二人最终选择了回家。不过，落叶归根固然是好，但似乎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李鑫今年27岁，在地产咨询服务公司做首席分析师，每月的税后薪资在1万元。妻子冉梦琪26岁，在世界500强医药公司做销售代表，税后月薪也是1万元有余，公积金、商业医疗保险等各项福利齐全。 在工作同时冉梦琪经营了一家投资公司，其月收入在50万左右。

在初回成都时，夫妻俩采取财务独立的原则，就是各管各的钱，并分别承担一部分家庭开支。冉梦琪负责新房购置房款的筹备，其个人花费主要集中在日常购物及健身瑜伽等高品质生活消费。李鑫则承担家里各项变动开支，从水电气这样的家庭基本开销，到两人一起出去娱乐休闲等，都是由他负责。他还给父母买了份重大疾病险，每年需要支出80000元。

李鑫和冉梦琪都在成都长大，作为“资格”的成都人，他们有共同的爱好——旅游，这也是家庭的一项重要开支。“去年我们去了济州岛，今年打算去泰国。”李鑫说，除了每年1至2次的长途旅行，他们还会经常去三亚、大连等国内城市旅游。“梦琪很会过日子，每次都是她查攻略，订到环境舒适，配套齐全的高端酒店。”

尽管收入没有太大变化，但回成都以来他们的生活压力却是不降反增。朋友结婚或是孩子满月，李鑫需要不断外派礼金和红包。但真正的压力其实来自住房问题，他们决定在2013年购买一套二手别墅，先让住处稳定下来。同时，李鑫想要选择一份重大疾病方面的保险，这被他称之为“安定后方”，但目前仍无从下手。

此外，他们家庭目前的总资产超过200万元，其中50万元是基金。每个月他们还能结余20万元，其中50000元由李鑫负责定投基金，剩余的钱主要是存银行定期。冉梦琪觉得这样存储蓄可惜了，考虑配置些货币基金或者其他收益更高的安全投资。

规划建议一：避免在两三年内再换房

李鑫打算2013年下半年在成都市二环内买套高端大平层，90-130平方米的两房或是三房。其总资产的一部分可提供150万元交首付，其余的部分需要贷款。以目前的经济情况，他能支付的总房款不能超过500万元，最好控制在450万元左右。他拿不定主意，是该先买二手房过渡，等两三年后再换房生孩子，还是直接购买高端大平层新房？

世邦魏理仕市场部经理金灵认为，以李鑫目前每月15万元的存款速度计算，两三年后换房的计划很不合理。按照现行的政策，第二次贷款需要首付6成。如果现在贷款购买450万元的房子，乐观估计三年后抛售并归还贷款后的余额在225万元，加上三年45万元的新增存款，150万元首付对应的总房款在450余万元，而这样的房子并不会比眼下300万元总价的房子好多少。同时，李鑫需要承担更高的税费。

如果现在购买总支出在200万元左右的三居室，可以考虑不选在特别好的地段，比如一环路内或是人民南路沿线。200万元包括支付给房东大约150万元的到手价，以及5万元左右的税收和手续费。由于成都父母的房产证上有李鑫的名字，他现在属于购买二套房，需支付3%的契税。

规划建议二：有刚性支出必须稳健投资

对于目前已经存有的200余万元资产，李鑫计划80万元用做装修，剩下的可以做一些中长期的投资。过去一年，他的基金定投基本上没有赚钱，也没有亏，目前还是50万元。因为基金的微盈部分被各种管理费抵消了。2013年，定投的品种是不是需要更多地调整到股票基金的方向上？

招商银行投资理财顾问刘芸芸认为，如果下半年会有买房、装修这样的刚性支出，那么投资最重要的前提就是稳健。因为计划用450万元购房、80万元装修，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出现超标，所以要留好余地。建议目前用50万元现金在上半年购买银行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锁定收益，下半年改投货币基金，增加资金的灵活性。

如果李鑫个人非常看好2013年股市，并能确定这笔定投会维持两三年以上，那么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适当调整为股票型基金，但高收益势必存在高风险。对于定投的品种，也可以考虑ETF300这类的指数型基金。不过，调整定投的品种不会减少管理费。

规划建议三：需增加重疾险保障

李鑫在私企工作，福利保障相对外企工作的妻子要差很多。他想给自己买一个保险，作为重大疾病方面的保障。毕竟未来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并且职业方面有发展空间，买了房子后，万一生大病需要几十万元的费用，家里无法负担。

泰安人寿销售经理王伟认为，李鑫现在只有28岁，如果购买重疾险，那么首先应该考虑的是产品的保障期间要尽量长一些，免除后顾之忧，其次就是产品最好具有分红条款，可以为家庭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

目前来看，李鑫未来的家庭收入主要还是用于存钱买房，每年的保费支出不宜太高。目前重大疾病的治疗费用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保额低于10万元的对重疾治疗费用的作用不大，超过30万元的投保费用较高。按十年缴费期计算，建议他目前先每年投入57000元左右，这样可以拥有100万元的保障，也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但是40岁以后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会明显下降，届时可以随着经济压力的减轻和年龄的增长追加重疾险的投入。

移民城市 篇4

一、乡土文化的重要性

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面:表层是物质部分, 中层是制度, 里层是精神部分。三个层面彼此联系, 相互作用, 共同构成了文化的有机统一体。其中, 里层是核心, 它是最为稳定的部分, 影响也最大。乡土文化属于里层, 是国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是联系着个体与社会的桥梁, 是沟通小我与大我的中介。

1. 乡土文化是隐性的教育, 影响个体一生。

作为个体, 最先接触的文化就是乡土文化, 个体最早往往是通过观察故乡来观察社会的。自古以来, 无数的文人骚客都在文学作品中倾吐着自己对故乡的思恋, 即使是伟大的文豪鲁迅先生, 在他的那些不停地鞭笞国人劣根性的文章中, 我们也能看到乡土文化对鲁迅先生产生的巨大影响, 更不用说《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样的文章了, 在字里行间, 我们都能感受到浓浓的江南水乡气息, 仿佛亲眼看到儿童时期的鲁迅先生正在百草园里听着阿常讲美女蛇的故事。绍兴特有的江南水乡风情, 绍兴流传的民间故事, 甚至是绍兴的方言, 都影响着鲁迅先生一生的创作。所以, 乡土文化对任何一个个体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们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

2. 乡土文化是教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今天的社会, 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 素质教育要求我们的教育内容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应该能够给予学生各方面的知识, 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所有符合学生素质发展的教育内容都应该考虑进来用于培养学生。全面的知识结构应该包含乡土知识和乡土文化, 乡土文化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一部分, 并且应该成为不容忽视的一部分。新教育的提倡者朱永新一直强调学校要有特色, 他说“理想的学校, 应该是一所有特色的学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没有最好的学校, 只有最具有特色的学校。如同城市的发展, 深圳是高科技, 温州是民营经济, 苏州是外向型经济, 没有谁好谁坏, 有的只是各自的特色, 教育也应如此。乡土文化可以使每一所学校各具特色, 即使是同一区的学校。在追求教育公平的今天, 需要缩小不同地区的教育差距, 但更为重要的却是尊重不同地区人民的特点和他们的文化特征。新课程改革的浪潮席卷教育之后, 我们的教育开始更突出“育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 强调公民素质的培养,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铸造。要了解一个民族, 培养起民族的骨气, 从了解乡土文化、热爱家乡开始, 可谓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近年来, 校本课程的开发热潮应该说是对乡土文化的一个很好的传承。

3. 乡土文化教育是社会稳定的必然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市化的脚步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的人群涌入了城市, 同时, 也出现了极具我国特色的“移民潮流”, 不仅仅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更有很多内陆人口进入沿海发达地区。随着父辈们进入城市的“移民”子女———“城市小移民”, 也涌入了城市的教育系统, 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问题, 其中文化的差异可以说是其他诸多问题的根源, 已经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这不仅仅是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 更是我国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个社会问题。如何帮助“城市小移民”, 让他们在新的环境下获得良好的教育, 是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难题, 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二、乡土文化背景下“城市小移民”的特殊性

1.“城市小移民”的特殊性:

文化的非连续性。文化连续性理论认为, 不同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都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交通工具的发展, 地球变得越来越像一个村落了, 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在现代社会中, 文化的连续性常常会被打破, 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文化的非连续性。文化的非连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地理隔离所产生的非连续性, 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交流上的非连续性。本文所提到的“城市小移民”正是属于第一种情况。研究表明:文化的非连续性是造成少数民族和其他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学业失败的重要原因。外来务工子女可以分为很多类, 无论是出生起就随父母生活在城市的儿童, 还是在老家生活几年后再来到父母打工城市的儿童, 其对自己原本的家乡都会有一定的认识。即使是那些没在原本家乡生活过的儿童, 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从父母、亲戚那得到很多关于家乡的知识, 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原家乡文化的熏染。“城市小移民”进入到城市的教育系统之后, 他们原有的文化和新的文化会产生冲突, 学校语言和家庭语言会格格不入, 这些都使他们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作为在城市求学中本身就处于不利地位的小移民, 文化的非连续性更加重了他们原本就不利的地位。

2. 乡土文化背景下教育的特殊性:

教育的非公平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尔曼教授在1966年向美国国会递交的研究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造成黑人儿童学习水平低的原因主要是学校内的社会因素, 即学生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同学的社会经济背景等。在我国, 由于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 “城市小移民”直接进入当地主流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还不普遍。在城市郊区, 生存着一些特殊的学校, 他们原来是当地的村小, 现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已经成为了“城市小移民”的学校。除此之外, 城市中也存在着一批专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渔民学校”等。这些学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和美国当年黑人儿童上的学校是一致的。美国黑人和白人的隔离教育, 是黑人儿童学习水平的低下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城市小移民”学习水平整体偏低的主要原因应该就是教育的隔离。那么是否只要让“城市小移民”进入当地的主流学校, 就可以有效提高他们的学习水平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必须要正视这样一个问题, 在普通学校里, 小移民本身的乡土知识、原有的文化或者说家庭文化是和学校主流文化不同的, 如果学校在教学过程中没有注意到这些差异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不公平。适合每位学生的发展, 利于每位学生的发展, 这才是真正的公平。我们必须也应该去关注这部分学生的成长, 而乡土文化的关注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我可以举个例子。一次, 我在南通的一所小学听语文课, 该小学基本上招收的都是这些“城市小移民”。课堂上, 老师让学生找出一个和“栽”字意思差不多的字, 我们一般都知道是“种”, 但是这个班上有学生却回答是“埋”, 我想可能这个学生的家乡的语言里原本有“埋”这个表示种的动作的字, 如果我们的老师了解学生当地的语言习惯, 了解学生原有的文化, 就可以更好地进行教学并帮助学生成长了。

三、“城市小移民”的教育策略

文化总是和教育密不可分的, 学校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主要的责任。文化人类学家认为, 教育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方式。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说, 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文化传递本身也是学校的主要责任之一。对于“城市小移民”的文化教育, 社会、学校、教师应该齐心协力, 共同为“城市小移民”创造出一片蓝天。

1. 宏观角度。

(1) 国家从法律、政策上给予保障。我们国家的有关法律, 已经保障了所有人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但是这还远远不够。英国政府推出的“教育优先区”计划, 为文化不利地区的学生提供补偿文化经验和教育资源不足的机会, 我国也可以借鉴。国家应在完善现有法律法规的同时, 通过财政、教育等一系列政策, 通过补偿、倾斜等不同的方式, 改善“城市小移民”受教育的环境和机会, 为他们了解主流文化, 融入主流文化, 保存自己的独有文化, 提供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支持。 (2) 社会应有对弱势群体和弱势文化的包容和理解。一个社会有怎样的包容性, 最大限度地体现在主流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会看到在“城市小移民”集中的学校里, 本地学生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体现在“我会说当地方言, 你是外地的, 你家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等许多方面。这种优越感, 孩子是从哪里学来的?可以说多半是从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庭学来的。为此, 我们的社区, 特别是外来务工者比较集中的社区, 应该在宣传教育上多下工夫, 我们应该还孩子们一颗纯真的心, 不要让成人世界的偏见也传染给了他们, 让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能够幸福成长。

2. 中观角度。

学校从课程、书籍、学校文化、规章制度等方面, 系统地对“城市小移民”给予关怀。学校课程是传递教学内容的主要手段之一。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采用国家统一的课程设置, 自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提出后, 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从而给地方、学校更多的灵活选择权。在“城市小移民”集中的学校, 应该在校本课程上多做努力, 从低年级到高年级, 可以设置系统的课程, 应包含城市主流文化、原家乡文化, 并要注意两者的融合。同时, 在一般课程中、在学校图书馆的书籍中、在班会课等各项工作中, 学校都应该注意对“城市小移民”的关怀。学校可以举办校园文化节、我爱我的故乡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为学生的成长提供有利的环境, 还可以通过家长会, 了解学生的家庭, 与家长进行沟通。学校是一个系统, 对于“城市小移民”的教育应该是一个统一并持之以恒的过程, 可以体现在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

3. 微观角度。

教师素质的提高是解决“城市小移民”教育问题的关键。在对“城市小移民”进行教育时, 因为受教育者的特殊性, 教师的角色也有了新的内涵。教师应该正视每个学生的差异, 成为理解学生的人。文化会影响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和加工方式, 拥有不同乡土文化的“城市小移民”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学习风格, 这就需要教师提高警觉, 只有这样, 教师才能注意到学生之间的差异, 才能更有效的进行教学。同时, 教师要走出主流文化的视野, 多进入学生的文化空间, 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 真正的成为理解学生的人。教师应该关注每个学生的发展, 成为关怀学生的人。来自不同地区的“城市小移民”在进入城市的教育系统时, 必然已经形成了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质, 教师应该关注到他们的这些特质, 善于挖掘学生的潜能。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城市小移民”, 他们自己的故乡赋予了他们独有的文化特征, 教师应该深入体会所在学校、所在班级的各种不同的文化。教师有责任去关怀来自不同地区的每一位学生的成长, 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每一位学生成长的公平的教育环境, 把学生的需要、学生的情感放在工作的中心。每一位学生都有他们的学习动机, 教师应该努力去发掘不同乡土文化背景下的学生的学习动机, 让每位学生的差异都得到关注和关怀。教师应该倾听每个学生的心声, 成为聆听学生的人。“城市小移民”的乡土文化与教师自身的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 要把握学生的状态、学生的心理, 需要教师有一双会倾听的耳朵。这就需要教师掌握一些倾听的技巧, 创设一个每个学生都能平等发言的教学环境。学生在学习上的欲望或需求往往是通过语言来表达的, 一句话、一个词、一声感叹, 都需要教师去用心聆听。只有教师倾听到“城市小移民”的内心声音, 才能为“城市小移民”的学习创设一个真正平等的环境。虽然方法、途径是多样的, 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我们的教师要始终有一颗爱学生的心, 真正为学生着想, 在这样一颗心的指引下, 我们的教师才会找到各种方法去了解我们的小移民, 走进我们的小移民, 帮助我们的小移民。夏丐尊先生在翻译《爱的教育》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教育之没有情感, 没有爱, 如同池塘没有水一样。没有水, 就不成其池塘,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对待“城市小移民”需要我们的教师付出更多的爱。

也许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多也不够好, 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 但这都只是个开始, 随着社会各界的努力, 相信不久的将来, 我们的“城市小移民”一定会更好的在城市学习、生活、长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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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吕耀中.英国学校多元文化教育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2008.

“教育移民”成为移民新群体 篇5

近期，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报告研究了中国海外国际移民的概况，总结了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中国人特有的“置业情结”在新移民的发挥下掀起了全球“购房潮”，而中国人移民的首要原因是子女教育。

作为中国首个移民蓝皮书系列的研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通过对海内外中国国际移民状况的分析与研究，目前中国国际移民现状呈现出“18大热点”问题。包括“世界国际移民人口超过2.32亿 移民不再是零和博弈”、“中国在海外“新移民”阶层出现，移民赤字”现象比较明显”新一轮海外移民将迎来“欧洲时代”、国际人才在中国“流入”“流出”失衡，人才壁垒有待突破，“教育移民”成为中国移民的新群体等。

蓝皮书指出，教育移民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家庭移民——“一切为了孩子”。目前，中国家庭选择的投资移民目的国主要有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英国等。在这些国家中，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的数量最多，从2012年12月至2013年10月，已有约1.6万人申请加拿大投资移民。根据美国移民和公民服务局最新数据，2013年第一季度，美国在全球批准了1943个移民家庭进入美国，其中82%的移民家庭来自中国。据新财富调查，中国人移民的首要原因是子女教育，认可者达76.7%。他们希望通过投资移民为子女教育创建平台，为子女海外学习生活做好铺垫。

金征远移民顾问指出，教育移民成为我国新一轮移民的重要群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同一般留学相比，无论从费用、各种福利待遇，还是从将来的就业来说，教育移民都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移民可以让家长和孩子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更多的时间规划和空间选择。目前，国外高校出于对本国学生的保护，一些优势专业、特色专业不向海外学生开放，通过移民可以避免这一问题；同时，具有移民身份的学生在将来就业方面的选择路径上也增加了许多。

那么，移民身份如何获得呢？金征远移民顾问介绍，移民方式的选择很重要，目前市场上比较受青睐的移民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EB3雇主担保移民，比较适宜初中以下的学生家长选择；另外一种是美国EB5投资移民，如果子女已经上高中，这种移民方式则是最佳之选。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由于这两种移民方式的申请条件决定的。

美国EB3雇主担保移民申请条件：对申请人无学历、经历、性别、英语能力要求。20—47岁都能申请，只要能确保雇主的可靠性，成功率较高，一人申请，全家获绿卡。唯一不足的是EB3有排期，需要大概四、五年的时间可以获得绿卡，比较适合四、五年后准备移民美国的家庭。

美国EB5雇主担保移民申请条件：对申请人的条件要求宽松，投资人年满21岁，不受任何商业背景、年龄、教育程度及语言能力的限制，只要证明其投资资金来源为合法取得即可。EB5移民无排期，两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获得临时绿卡，全家登陆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城市人移民乡下：生机勃勃地活着 篇6

前不久，网上一则“一家三口逃离北京，几个月后在农村建了一个世外桃源”的新闻不胫而走，陶渊明式归隐田园的生活成为现实：他们吃着自家地里摘来的绿色蔬菜，感受着空气中泥土和绿植的气息，享受着自己设计家园的乐趣，好生逍遥。

乡下小院，是少数人的狂欢，还是一个可以复制的梦想？

住在乡下，为了女儿

距离北京城区100多公里的昌平乡下，群山毗邻，农舍错落无序，作为故事主人公的苏燕和丈夫毛继晖的家就在这里。

周围的人对苏燕一家搬离北京的想法很不解，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真的要每天都住到乡下去吗？太远了吧？在如此忙碌的时期，会不会太累了？农村的房子怎么住呀？”

苏燕一开始也有同样的顾虑。

设计师毛继晖很早就有搬到乡下的想法。曾写出《夏洛特的网》的美国散文名家E·B·怀特的书信集《最美的决定》，对毛继晖影响很大。看到当年怀特举家搬离了纽约去到乡下生活的种种，毛继晖顿时着了迷，憧憬着能像怀特一样，挥别城市的水泥森林，以及城市生活所带有的那种无孔不入的焦虑感。

但是，苏燕坚决不同意。“交通的问题怎么解决？孩子上学怎么办？”为这个，他们俩没少吵架。

在她之前，也有别的朋友来乡下置业，可是时间一长，迫于每天往返上班的压力，渐渐地把乡下变成了只用来过周末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苏燕发现女儿果果发烧不退，去医院检查好久，医生最后说是鼻炎并发症。看着女儿痛苦的样子，苏燕开始意识到自己所生活的环境有多么糟糕，这才使得她重新审视丈夫搬到乡下的意见。

在搬家之前完全是城市孩子的果果，第一次住到乡下时也会害怕小虫子，害怕小狗。毛继晖说，第一次认识到果果离大自然太远，是因为一次远足。果果从车窗里看见母猪带着小猪在散步，问了一个无厘头的问题：“牛爸爸去哪里了？”苏燕和毛继晖只好想办法向她解释，猪和牛并不是一家子。

在苏燕和丈夫的引导下，五岁的果果很快融入了乡村生活。天气好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果果进山，尽自己所能告诉女儿关于大自然的奥秘：为什么有些植物会长小刺？为什么蜜蜂要把头探进花心里去……

像这样，带着“十万个为什么”的女儿，牵着小狗去山里，一来一回不知不觉间就消磨掉两个小时。

苏燕一家人并肩面对乡下生活的喜怒哀乐，在这个过程中记住自己的举止是好是坏。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一起体验着这份酸甜苦辣。

在苏燕看来，“父母与子女共同经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远比单方面地给予孩子教诲有效。孩子在成长中需要的不是灌输理念，而是与父母互动。这样孩子可以更加健康地成长，父母也通过孩子认识自身”。

更让苏燕欣慰的是，原本不断发烧的果果，近一年来几乎没有生病，脸蛋也开始变得红扑扑的。

尽管如此，他们夫妇还是有困扰：今年六岁的果果，正为上学难犯愁。虽然苏燕很早就已经开始物色附近的几所国际学校，但是最终选择哪一所、怎么接送女儿上学，都是让苏燕头疼的问题。

两年间，每天要在上下班路上跑100多公里

自从苏燕把家搬到了乡下，她的朋友们也开始纷纷考虑去乡下住的可能，每当这个时候，苏燕总会一脸严肃：“不要只看到住在乡下浪漫的一面，从找房子、改造，到适应乡村生活，还有每天往返城市与乡下的100多公里地，所消耗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巨大的。”

她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可复制的，就像她和丈夫的这个选择，看起来很美好，可是这背后需要多大的勇气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虽然搬出来已快两年了，可是苏燕一家和新房子的“磨合”并没有结束。

在刚过去的冬天里，最麻烦的事情莫过于取暖。屋子在改造时装了地暖，但是事实上加热效果并不太好，只好在客厅里临时加装了壁炉。因为是意料之外的设计，毛继晖没有给壁炉管道留下空间，壁炉需要重装，找个安装工人费了半天劲，还是没有成功。

毛继晖说这点麻烦还算是小的，农村的房子不通天然气，烧地暖要靠自己烧煤，“这才是真正的技术活”。

从2014年6月开始入住昌平乡下，为了生活在这座经过改造而变得清新典雅的房子里，这两年间，他们每天要在上下班路上跑100多公里。

尽管面临着巨大的通勤压力，可是现在的苏燕是知足的，在乡下住久了，心境也会更平和，她开始觉得自己是“有根的”。

“你真正融入并接受那样的生活状态之后，你的心理都会慢慢地发生变化。从前的你也许是个拼事业的人，可现在的你会觉得，世上有赚不完的钱，但是只有生活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苏燕笑着说。

这份“从容”劲儿，为她的事业打开了另一扇门。前不久，苏燕辞掉了杂志社主编的工作，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友人一拍即合，加入一家视频内容团队。在做了十几年平面媒体以后，她终于完成了“去纸化”，将工作领域由纸质转为新媒体。而他们一家三口在乡下的生活，也将通过视频的方式传递给对他们感兴趣的公众。

文化资本视野下的城市新移民 篇7

一、对文化资本概念的文献回顾

文化资本概念最初由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 后来被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种社会现象。布迪厄认为, 文化资本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源, 本质则是人类劳动成果的一种积累, 是以人的能力、行为方式、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等形式表现出来的, 包括文化能力、文化习性、文化产品、文化制度在内的文化资源的总和。其他学者也对文化资本概念进行过阐述。美国当代著名社会思想家弗兰西斯·福山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定义为文化资本, 并且这种资本可以进入实际的流通。索罗斯比认为文化资本除了拥有经济价值外, 还能够贮藏或提供文化价值。霍金斯在其《创意经济》中则提到创业资本也是中文化资本。袁小婷、陈春花 (2006) 认为, 文化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的总和, 它一方面体现了人类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决定人类选择的基本依据, 另一方面又潜在地制约和影响着制度安排、技术进步及物质利用。在上述关于文化资本的论述中, 角度和分析的重点都不同。现在广为接受的主要是布迪厄的观点, 他对文化资本的描述涵盖了具体和抽象的层面。布迪厄把资本划分成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或社会关系资本) 和文化资本三种形式。经济资本以金钱为符号, 以产权为制度化形式。社会资本 (社会关系资本) 以社会声望、社会头衔为符号, 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而“文化资本”则以作品、文凭、学衔为符号, 以学位为制度化形态。在布氏看来, 各种附有一定资本 (经济、社会、文化和符号资本) 的社会位置所构成的社会空间便是一个场域。场域中的各特定位置正是根据行动者 (个人或团体) 所占有的各种资本的数量及其分布结构所界定的。本文的分析则主要参考布迪厄关于文化资本的定义。

二、对城市新移民的文献回顾

过去的研究主要关注城市中外来城乡人口, 这个群体的特征可以用“农民工”来概括。但如前文所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教育的普及, 城市中的外来人口也呈现分化的特征。本文之所以将研究对象定义为“城市新移民”, 就是要对外来人口中分化出来的这部分人进行研究。关于如何定义城市新移民, 学者也众说纷纭。卢卫在《居住城市化:人居科学的视角》一书中对城市新移民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他主要以能否获得公平的城市居住权利为界定新移民的标准。王桂新等将城市新移民分成两类:一是那些长期在城市工作、已经有了相对固定住所和工作的城市新移民;二是只有短期务工、常年流动的城市新移民。张国胜, 王征通过对其他国家解决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治理贫民窟的经验与教训的分析, 提出了中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城市住房政策, 认为政府应高度重视并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公共住房视野、大力推进公共住房建设并出台配套政策和长远规划。鉴于本文讨论的城市新移民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动人口, 所以本文将城市新移民定义为这样一个群体:

1.人口素质普遍提高。这个不同于传统的农民工, 在外来人口出现分化以前, 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印象就是没有接受过教育的文盲。但随着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 农村偏远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提高, 外来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并且非常显著的是, 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 大学毕业生成为城市移民中的新生力量。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外来人口则是本文研究群体的一个特征。

2.性别比例渐趋平衡。过去由于外来人口工作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需要体力比较大的工种, 所以这个群体以男性居民为主。随着近年来宏观环境的调整, 城市第三产业大力发展, 并且随着外来人口本身的素质普遍提高, 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3.职业分布多样化, 专业人才和高科技企业涌现。城市新移民多接受过高等教育, 所以对自己的期望和对未来的发展规划很好。不管从自身的素质来说, 还是从现在国家鼓励创业, 支持发展高科技企业的大环境出发, 城市新移民职业分布多样化, 专业人才和高科技企业涌现是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比如上海2000年五普数据显示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层次较低。大多从事服务型工作, 从事技术性工作人员十分匮乏。到2003年, 从事制造加工的第二产业人口和比重大幅度上升, 达到了33.87%。以商业和餐饮服务为工作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和比重也有一定幅度的提升。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农业人口和比重均明显下降。

4.社会融合度较高。移民经历过转变居住地的生活, 体验过不同地区的文化, 所以对社会文化具有更高的包容性。

三、文化资本视野下的城市新移民

(一) 教育场域

不管从经济, 还是社会资本等角度来说, 城市新移民都能积累起丰富的文化资本。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视角出发分析, 拥有丰富文化资本的家庭能培养孩子良好的读书习惯、购买大量的藏书、给予较多知识技能、及时的课业辅导、支持获得较高的学历文凭, 并具有良好的教养和审美、广泛的兴趣等等, 而这些都是文化资本占有量较低的家庭很难做到的。文化资本资源精英阶层在子女接受教育资源的过程中凭借自身所占有或者有可能占有的各种条件为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创造着环境。城市新移民的后代便能享受到父辈提供的这种丰富的教育资源, 这对定居在城市的下一代的成长无疑是非常有利的。这也能减少移民后代和城市本土居民后代在接受教育资源方面的差异, 也能够减轻政府在教育发展方面的投入。有利于一个城市的健康发展。

(二) 家庭场域

家庭由于其特殊性, 是儿童获得教育的首要场所。不同的家庭所处的阶层等不同, 拥有的文化资本千差万别, 对其子女的教育也十分不同。首先, 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对子女所采取的教育态度不同。其次, 家长对子女采取的教育方式不同。第一, 受教育程度高者, 对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多表现出较多的温暖、理解, 其子女往往有好的学习习惯及教养等。而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 因知识的局限, 容易受封建传统观念影响, 易出现专制型和放任型两个极端, 其子女往往自卑。第二, 具有一定文化资本的家长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给予子女在学习方面的辅导和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 当学生进入学校学习后, 能够更迅速有效地积累起学校所讲授的知识技能、审美品味、生活方式, 从而达到较高的教育阶段。而地位较低的家庭的子女缺少这种优势, 使得子女在教育起点和教育过程当中都落后于文化资本丰厚家庭的子女。城市新移民在发展的城市组建的家庭, 更有利于下一代顺利完成社会化。

(三) 社会资本场域

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 在这个视角中, 资本是一种社会财产, 它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的网络或所在群体中的联系和资源而起作用, 社会资本场域就是力量场域, 它是由不同的权利形式或资本类别之间的力量关系决定的。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资本场域要复杂于传统的社会资本场域。新移民在城市生活的同时, 带来了自己家乡的一些资本。这些资本因为混合了不同地域的人们之间的资本, 因而社会资本网络变得更宽泛。而这种背景不仅能帮助这个群体能更快地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 而且能在原有资源的基础上新生出更多的资本。

新移民的到来改变了城市社区结构的特征, 他们一方面发展传统的城市社区, 另一方面又构建着新的社区。城市新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 文化水平和知识背景有很大差异, 他们在大都市的发展必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迈进, 而这也必将有利于城市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摘要：城市移民是城市人口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城市移民也分化出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 在社会重要经济领域工作的群体, 研究这个群体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以及未来政策的制定都非常有益。用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来分析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场域中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播及其对生活城市的影响, 对研究城市移民大有裨益。

关键词：文化资本,城市新移民,布迪厄文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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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原住民和外来移民的关系与矛盾 篇8

这个话题, 对于笔者也是矛盾的。笔者在上海长大, 因此对城市的普通市民, 特别是小市民在面对社会变迁时的无助抱有同情。因为, 与新移民不同的是, 他们并不是为了实现某一个“梦”而在这里闯荡, 所以就缺失所谓的动力。他们没有哪一个梦中的“故乡”可以回去, 也没有所谓的退路, 更不具备新移民中翘楚人士所具备的眼界和实力。大多数普通市民的渴望就如同那些在偏远地区的百姓一样, 能够安定和有保障的生活。可假如他们有限的能力不足以为他们今后的生活谋求保障时, 他们将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甚而“无家可归”。与此同时, 笔者对城市的固有文化和习俗也很有感情, 认为原住民应该享有保留他们的方言和习俗的权利, 因为那是一种令他们倍感亲切的情感皈依。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笔者曾在新加坡、伦敦和香港学习并居住多年, 深知外来新移民对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也深感作为外来移民在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中的不易和不公。不管是粤语还是新加坡式英语都曾给笔者的生活和工作带来过不便;在医疗保健、住房等诸多政府推行的政策上也有诸多限制。特别是近些年来, 受制于全球经济形势, 各地政府的移民政策以及与之相对应的住房政策时时发生变化, 给新移民带来了很多本地人难以体会的烦扰。

正是基于这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和感受。反倒使笔者能够更从容地看待城市的原住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与矛盾。

不管大家是否承认, 如果城市离开了新移民将会失去活力与能量。这一点, 新加坡政府尤为警醒。虽然, 新加坡本地人民意滔天, 可是, 政府在输入外来移民方面仍咬定青山不放松, 即使它的移民政策会因为民意和经济走势而做适当的收紧或放松但这从未改变过他们的原则。记得当年李光耀与邓小平会面时说, “你们有太多的人才, 而我们不过是当年从福建和两广逃荒过来的流民。”这其中难掩李光耀对于城市国家人才匮乏的担忧。近年来, 新加坡在其赖以立国的金融和航运两个产业上孜孜不倦地投入, 吸引了很多外国企业的入驻, 带动的是更多外来新移民的进入, 而这又进一步地增强了新加坡在这两个产业上的话语权。坦白说, 我们也很难相信, 如果中国的“北上广”完全杜绝外来新移民的涌入, 他们是否还会有今天辉煌的发展成就。

但是, 我们也必须承认, 不加控制的外来移民会给整个城市带来灾难。新加坡政府原本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住房政策, 即“组屋计划”, 可以确保居者有其屋。坦率地说, “组屋制度”是很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年轻人可以有实力买得起房, 也遏制了炒房的需求。然而, 近些年来, 随着外来移民数量的迅速增加, 这套几十年来一直行之有效的政策受到了冲击。新加坡政府屡屡出台新政抑制房价增长, 甚至在2012年底, 出台了高额征税的计划。无独有偶, 香港的“双非”禁令、奶粉禁令和高额购房税也是针对大批外来移民涌入的情况下被迫出台的。毕竟, 相对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而言, 一个城市的社会生态环境是脆弱的。不加限制的移民迁入会摧毁原本运作良好的社会生态体系并给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当地社会生态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

然而在这两条黄线的中间, 存在着广袤的区域, 移民政策的红线到底要落在这片地带上的哪里, 方能兼顾公平和效益?这于居庙堂之高者, 应是需要反复衡量的问题之关键, 而衡量的基础首先应该是更加仔细地聆听双方的观点以及讨论得失利弊。同时, 更为重要的是, 需要在政策实施以后也能时时保持警醒并能够及时地调整其中的不足与缺陷。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虽是不错, 但在火候把握这样的细微之处方能洞见一个大厨的高明所在。

移民城市 篇9

无论是马克思·韦伯还是罗威廉等人, 他们均按照西方城市社区理论来分析清代中国城市社群问题, 无论对否, 似乎都有脱离中国城市社群发展演变的客观现实的嫌疑, 因为中国城市社会经过长期历史的演变, 形成了有别于西方的社群形态, 即费孝通先生将Community所阐述的那样:中国社会无论是在农村, 还是在城市, 都是重地缘、血缘和业缘关系的, 人们所有的活动都是建立在“地域”范围内, 并在城市空间中以社群形式凸显出来[10]5。这一论点深刻揭示出了中国城市社群历史客观性。为进一步阐述这一“历史客观性”, 笔者拟以清代城市移民社群城市认同的建构为题进行深入探讨, 并以求方家指正。

一

在清代, 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大量人口移居城市,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 他们一般按照地缘、业缘、族群等关系来组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有别于农村聚落形式的社群组织。

1. 地缘社群。

地缘是传统社会人们聚集于异乡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在清代, 移民在其集聚的城市, 按照传统乡土关系自发形成了形态各异的地缘社群。泾阳、三原商民多经商陇青, 被称为“西客”;同州商民多贸易川省, 故当地多“川客”;“在 (打箭) 炉 (今康定) 从事商业者, 户县人占十之八九”, 故户县多“炉客”[11]12。在京师, 28所陕西会馆及其附产都密集于中城的宣武门大街及其附近通衢小巷, 形成了以陕西人为主的聚居区[12]113。在汉口, 徽州人“挟筴而游者比比也。丛集萃处, 久而安焉。比户多乡人, 不啻旅于乡矣”, 组成了以新安街为中心的徽籍移民社群[13]625。他们为表达不忘原乡根本, 一般都会兴建体现原乡文化特色的会馆、公所等建筑物以别于其所移居的城市, 以寄托对故乡的思念。诚如诗云“一镇商人各省通, 各帮会馆竞豪雄。石梁透白阳明院, 瓷瓦描青万寿宫。”又云“咸宁会馆后湖头, 局面恢宏愿莫酬”[14]14。对此情形, 嘉庆时宦游川蜀的楚人徐陈谟曾对此感言良多:“天下郡邑之有会馆, 其始皆由同乡共里之人, 或游宦于其地, 或商贩于其区, 醵金以为公廨, 因得与岁时会议, 有故商筹, 以联桑梓之情, 而使寄寓异地者, 均不致有孤零之叹”[15]卷3《祠祀》, 30a。

2. 业缘社群。

业缘社群在发展初期往往是建立在地缘乡土关系上的, 后因移民生产经营的需要逐渐突破地缘限制向行业发展, 进而形成业缘社群。巴县“南岸有红炉四厂, 民多五方杂处”[16]299。在上海有商船会馆、茶叶会馆、木商会馆、药业会馆、钱业会馆、沪南果橘三山会馆、丝业会馆等众多行业会馆[17]295。一般而言, 从业人员一般聚居于所属行业会馆附近。例如乾隆四年药商在湘潭十二总开设有安吉、丰太、张全福、恒升、义利、大德等10家药材行, 从业人员四五百人[18]104。汉口不仅行业众多, 而且各行业相对集中于某一街区, 如食盐贸易中心在大智坊鲍家巷, 杂货交易集中在循礼坊流通巷, 杂粮交易则在居仁坊的杨家河街[19]438。以至于清代城市较普遍地形成了行业性街巷, 其“乡土性渐为冲淡”[20]33。北京临襄会馆, 其名虽带有浓厚的乡土色彩, 实际是“我 (北京) 邑业油、盐、粮行者, 咸萃于此”[21]97。“渝城丝线帮于乾隆年间, 经本省同江南、江西、湖广、贵州五省客长议立章程, 兴设葛仙会”等[16]348。这些依托于行业的移民群体似乎演变成为纯粹的行业性社群了。业缘社群的形成客观反映出了移民关系突破地域限制向行业扩展的历史事实, 这也意味着移民社群的原乡观念逐渐淡化了。

3. 民族社群。

中国民族众多, 在清代城市发展过程中, 一些民族因政治和经济原因而迁居城市, 形成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社群。他们因功能差异而分为军事组织社群和自然族群。前者以满族社群为代表, 清政府为监控地方, 在成都、西安、杭州、广州、荆州等20余处“紧要地方, 设立驻防旗营”[22]卷26, 按照军事组织原则, 将驻防八旗及其家属按照八旗驻防区域, 分割封闭在整齐街巷的军营里, 分以八旗名冠之, 从而形成军事组织型社群[23]85。而那些因经济活动而聚居而成的民族社群则更广泛。在河州 (今临夏) , 迄清中叶, “盖八方 (坊) 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 富甲省垣, 居民三万余人, 全系回族”[24]。绥远回族社群, 据1925年《重建绥远清真大寺碑》记载为3000多户[25]278。在内地汉口、西安、昆明等城市, 也有人口规模较大的民族社群———回民街。

上述移民社群除满族群体外一般不像欧美城市那样———移民之间由于民族、种族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泾渭分明的族群, 其空间界限往往是模糊的、交错的, 体现出了不同行业和城市功能的自然组合[26]583。它们通过相关纽带, 彼此间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 相互影响, 使个体身份与社群认同紧密结合在一起, 不断促进社群融合和城市认同的发展。

二

城市空间, 既可见证社会的冷暖, 也是衡量着城市文明的体温计。在这个流动性强、异质性高的陌生人社会, 脱离或暂时中断了原乡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的传统纽带, 人们如何在充满异质性的城市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 将彼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便成为城市移民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涂尔干通过考察欧洲社会, 提出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两个概念。涂尔干认为社会团结按照不同的社会结构可分为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前一种团结产生在不发达的社会结构中, 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与相似性特质”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社会联系, “ (其) 之所以能够存在, 是因为集体人格完全吸纳了个人人格;后一种团结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行动范围, 都能够自臻其境, 都有自己的人格。这样, 集体意识就为部分个人意识留出了地盘, 使它无法规定的特殊职能得到确立。这种自由发展的空间越广, 团结所产生的凝聚力就越强”[27]73。因此, 人们如何实现族群认同融合, 归根到底, 在于通过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 将社会成员打造成为利益相关、关系良好、命运相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从而形成一个有着内在社会关联的“有机团结”体[28]。特别是作为异乡人的移民如何实现在其赖以生存的“新家”与其他群体的有机结合, 实现共同的依附归属感, 更是移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之一。其解决途径是社群内部及其之间通过长期形成的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而形成的“有机团结体”。这个“有机团结体”从表面上看, 是邻里互动、走亲访友, 从本质上看, 则是通过礼物循环、修桥筑路等事务, 将社群打造成为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社区共同体。更进一步说, 共同体意识最典型的特征, 即对他人命运和社区与城市“新家”发展前景的感同身受。

社群认同首先在社群内部形成, 它通过各种形式将社群各个成员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最初以“机械团结”形式体现出来。其基本载体是承载“桑梓之谊, 群居而笃”[29]15功能的会馆、公所、祠、庙等组织。诚如上海浙绍公所参与者所说:“绍郡绅商在沪贸迁设公所以晤语。”[30]260《大足县志》亦载:“吾国人民向无团体。清初移民实川, 于是同籍客民联络醵资, 奉其原籍地方通祀之神, 或名曰庙, 或名曰宫, 或名曰祠, 通称会馆, 是为团体之始”[31]卷2, 《方舆下·团体》, 8a。民国《灌县志》也说:“县多客籍人, 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之闻人, 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谊, 亦人群之组织也[32]卷16《礼俗纪》, 2a。这样, 清代移民社群基于原乡认同在“城乡市镇为社会一宗”[33]512。后随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社群间的“有机”联系不断强化, 甚至走向联合。其途径是由各社群共同承担的修路、建桥、建育婴堂、赈灾济贫、办义学、祭祀、演剧、竞渡等一系列公共事务。

当然在社群认同融合发展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社会冲突。但这些冲突绝大多数是经济纠纷, 而不是纯粹的社群冲突。最终在“人以同心为贵”的原则下, 通过会馆、公所等组织和地方的协调得到了较好的解决[16]244。这样, 社群认同融合便向广度和深度不断发展。恰如汉口的经验所表明那样, “群体间的纷争本身就是社会融合的一种关键形式”[6]249。社群认同不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加强, 并促进了彼此间的合作, 甚至是联合。重庆各会馆通过联合组成了“八省会馆”;洪江十个会馆也组成了类似的联合会;海南琼州府、江苏常州直隶州的嘉定县、湖北荆州府的港口城市沙市, 都有这类联合会组织[18]290。有的联合会馆甚至还撰写“汉满蒙回藏五族, 粤桂湘黔闽一家”的楹联以示为一体[34]39。它们的联合虽是为了处理社群间的矛盾和开展城市公共事务而存在的, 但却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城市社群彼此认同和融合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因为城市中数量众多的会馆、公所的存在, 才将同乡与同行这两条人际关系纽带交织在一起, 把社群的情感和利益联系在一起, 并促使移民认识到可以超越社区和街衢, 形成个体身份或群体更广泛的紧密结合。城市社群认同便不断超越单一社群范围, 向高层级发展, 形成多重复合的社群, 且越来越普遍[35]18。于是, 各类社群在城市空间格局中不断突破街区限制, 重叠交错于城市网格中, 形成以“坊”为核心的城市市民社会[6]95, 泛化为街区认同, 并为移民“新家”观念的形成准备了意识条件。

三

随着社群认同的泛化, “新家乡”逐步成为移民实际生活的一部分, 并越来越成为主要的生活场景[36], 认同情感日渐深厚, “原乡观念”逐渐模糊, “新家”认同意识日益固化。

移民对“新家”认同的标志是定居落籍与习俗认同。在史料中, 作者经常且极为小心地使用“寓”、“侨寓”、“居”、“落籍”之类的词语, 在《扬州画舫录》中, 作者记录了与“鲍楷, 嘉兴人, 迁居扬州”、“王涛, 江南人, 移家扬州”、“张士教, 临潼人, 家扬州”、“年汝邻, 顺天人, 居扬州”等相似者数十人[37]42。又如广西龙州厅, “民族之来自闽、赣、湘、粤者日益众多。或以官而家, 或以商而家”[38]39。养利州、全茗州, “迄元明清之世, 或因避乱或作行商, 落籍于县属者, 以闽粤湘赣人为多, 遍布于通衢圩市”[39]64。因经商而迁居全州县城设店者大多为苏、浙、湘、赣及本省籍人, 定居落籍有增无减[40]103。四川成都“多广东嘉应人, 其入蜀也, 始于粤寇石达开之率众西行。石败, 众溃散, 石军多嘉应人, 遂旅蜀不返, 娶妻生子, 比于土著矣”等[41]1906。

伴随着定居落籍, 移民的社会关系网进一步扩大且不断稳定, 为扎根于落籍城市, 他们彼此之间, 甚至与土著居民结成婚姻关系。在四川中江, “先民多由闽粤楚赣而来, 先至者或恣睢自雄。今则靡相龃龉, 互通婚姻, 欢洽大和, 无复南人来土之患”[42]卷2, 《风俗》, 13b。大足县“清初移民实川……厥后客居日久, 婚媾互通”[31]卷3, 《风俗》, 1a。类似记载在家谱中亦有详细记载。例如, 自明末寓居苏州数百年的徽州潘氏, 到1769年潘奕隽进士及第后, 即改籍入吴县[43]109。其婚姻关系也由与徽籍汪氏、程氏、江氏联姻转而选择苏州门当户对的士绅家族。这样, 潘氏家族通过联姻等方式进一步融入到苏州上流社会[43]86。即便在满汉禁止通婚时期, 仍有许多满汉民族通婚事例。雍正五年, 新任福州将军秉承雍正“当加严禁”的旨意, 对旗人进行了仔细调查, 发现在1.26万名“兵壮娶民人之女以及营兵之女为妻者共214名, 将女聘为营兵为妻者2名, 余皆四旗相互嫁娶”[44]卷109。清末驻防八旗与汉人联姻更为普遍。广州“旗人向与三元里、黄定塘等数十乡通婚好, 是以与该处乡民互称‘老表’”[45]184。一首写于嘉庆八年 (1803) 的竹枝词则充分揭示了上述史料所记录移民的复杂婚姻关系[46]44。

移民婚姻关系的扩大不仅为其居住城市归属感的认同增添了良好的润滑剂, 而且还推动了移民城市文化习俗认同的发展。有清一代, 客籍之间与土客之间相互影响, 相互整合与协调、认同也始终未曾停止过, 最终在城市文化习俗领域获得了比较一致的认同。例如会馆文化, 它是以会馆为阵地, 以籍地为纽带, 以一种原籍区域文化形态在新的入籍地的再现。它把原乡文化习俗带到城市, 尤其是在祭祀、年节习俗方面, 并围绕这些习俗, 开展戏剧、饮食、商贸、居住等交流活动,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圈。城市因此习染而成的新风尚比比皆是。在扬州, 外籍商人“久而占籍, 遂为土人, 而以徽人之来为最早, 考其时代, 当在有明中叶。扬州之盛, 实徽商开之, 汪、程、江、洪诸姓皆徽人流寓而占籍也。故丧祭有徽礼、扬礼之殊, 而食物中如徽面、徽饼、徽包, 至今尤以徽为名”[47]卷30, 《杂录》, 15b。大足县“清初移民实川, 来者各从其俗, 举凡婚丧时祭诸事, 卒视原籍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廼有楚人尊用粤俗, 粤人尊用楚俗之变例”[31]卷3, 《风俗》, 1a。正如范锴1822年对风俗流变认同评价的那样:“居斯地者, 半多商贾致富, 书奇风雅勿尚, 故会馆公所之名, 野墅琳宫之号, 楹帖榜额之文, 悉皆从俗, 未能雅驯。”[48]114慢慢地连说话腔调也开始相近或一致了。湘潭, “ (辛酉) 江西优人演戏火神祠, 操土音”[49]卷11, 《食货》, 2a。又如“ (安) 县属民皆由各省客民占籍, 声音多从本俗, 有所谓广东腔者, 有所谓陕西腔、湖广宝庆腔、永州腔者, 声音多浊。近数十年来交通便利, 声音皆入于清”[50]卷56, 《杂记》, 1b。终至“子孙今皆土著, 风俗亦无差殊”[51]卷1, 《风俗》, 8a。这样, 曾经的“故乡”便因“世系相传亦浸遗失, 数典忘祖”[52]122而成为永远的过去, 其迁居城市便成为移民的“新家”。

当然决定移民对所居住的“新家”———城市认同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籍贯距离的远近、城市社会组织的密集、地理环境和气候的适宜、城市经济与安全状况等。一般而言, 原乡情结在第一代移民中表现得极为突出, 但这种情谊随着代际发展而逐渐淡化, 如果第二、三代的大多数人仍对故乡有着强烈的感情, 并和在世的亲戚保持一定联络的话, 那么其后裔的故乡观念则因时空阻隔而成为不可触摸的虚幻, 仅仅是一个多余的符号而已, 其出生、生活的城市却是他们真正的家, 甚至在第一代移民就有这一心态的改变。这可从雍正十一年 (1733) 一群广东移民告帖得到印证:“我等来去四川, 至今四十余年, 从无在路生事, 亦无在四川做下犯法事情, 遗累广东官府。近来不知何故, 官府要把绝我等生路, 不许前去。目下龙川县地方处处拦阻, 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 他们必不肯放, 我们亦不敢同他们争执。但是我等进生退死, 一出家门, 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 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53]101这份告帖既表达出了对故乡的决绝之情, 又揭示了移民对“新家乡”的高度向往。于是, “新家”成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集聚的熔炉, 造成一种多元文化的渗透与相互吸收, 进而形成多元文化的重建与并存, 使城市原有文化结构因“异质”楔入而发生变异、重塑[54]158, 最后形成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城市文化的兼蓄并收又进一步促进了移民对“新家”城市的认同, 从而比较彻底地完成了移民社群结构及其所居住城市空间的重构, 初步具有某种“都会主义”特征[6]91。

移民城市 篇10

移民工作涉及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某种程度上讲, 移民问题对经济建设既有意义深远的促进作用, 同时又有着不可忽视的制约影响。

矿区移民属于非自愿性移民, 即由于新的矿藏开采或矿区资源枯竭导致居民失业, 地面塌陷等问题导致人口的被迫迁移, 政府对其进行异地安置的移民方式, 如阜新、石嘴山等资源型城市在资源枯竭后实施的移民工程。目前, 资源型城市枯竭矿区的移民在人口转移方式、移民安置、社会保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矛盾冲突, 限制了城市的和谐发展。

2.我国资源型城市衰竭时期沉陷区移民现状分析

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资源型城市的发展关系着国家资源安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 在我国660多座城市中, 共有资源型城市118座, 占全国城市总数的18%;资源型城市面积96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10;涉及总人口1.54亿人。由于多年的开发建设, 目前全国2/3的矿山已经进入中老年期, 1/4的资源型城市面临资源枯竭。从区域分布来看, 118座资源型城市主要集中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和东北地区。其中, 西部资源型城市33座, 占全国资源型城市总数的28%, 资源总量占全国的70%以上, 面积占全国的43%, 2004年总人口2913.78万人, 占全国资源型城市总人口的19%, 职工占全国资源型城市的15%, 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由于长时间采矿, 大多数矿区地下留下的地层空隙使得整个地表不同程度下沉塌陷, 地面上的房屋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沉陷区范围广, 受损住宅建筑面积大, 涉及居民多是大多数资源枯竭城市的通病。此外, 沉陷也使周边生态、生活环境恶化, 严重影响着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广大居民的日常生活及生命财产安全。这使得居住在沉陷区的矿工及其家属不得不面临搬迁的问题。

我国的资源枯竭城市沉陷区居民搬迁工程才刚刚起步, 各城市都在探索如何妥善地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2001年末, 随着阜新等一批资源枯竭城市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城市, 这些城市对于矿区居民搬迁工作的探索也正式拉开序幕。

目前, 矿区移民工程在实施中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 开发性移民补偿原则。即对由于工程实施而造成的建筑物、公共设施、农田破坏按照新旧差价、动态发展的原则予以补偿, 并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

(2) 组合迁建原则。对单位、城镇居民来说, 尽可能统一规划、统一搬迁以节约土地, 避免重复建设的现象;对于工矿企业来说, 条件成熟, 市场前景好的, 尽可能实施行业组合迁建, 对于产品落后, 破坏环境, 资不抵债的坚决关闭, 采取一次性补偿的方法。

(3) 后期扶持的原则。国家用扶持资金和移民资金帮助发展生产, 改善生产力结构, 增强综合发展能力, 通过非农业就业增加家庭收入。

3.我国现行矿区移民安置方式——以阜新市沉陷区居民搬迁工程为例

辽宁省阜新市是一座因煤而立、因煤而兴的资源型城市, 在100多年的开采历史中, 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注入能源, 但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随着煤炭资源越来越少, 大部分煤炭企业处于破产倒闭边缘, 职工也陷入了下岗和失业的困境。地下大面积采空, 使一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地面下沉现象。据统计, 阜新矿区有13个采煤沉陷区, 形成相对独立的20个下沉盆地。

大面积的地下采空和地面沉陷不但使城市的发展举步维艰, 而且还时刻威胁着当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十余万沉陷区人民的居住和生活状况亟待改善。为了使采矿沉陷区问题得到彻底治理, 2001年10月, 专家组完成了《阜新矿区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实施方案》, 并很快得到了国务院及国家计委的批准。

在治理方案中, 国家采取货币补贴进行房屋加固和异地动迁相结合的办法, 对沉陷区居民进行安置, 其中国家投入资金7.65亿元, 辽宁省投入资金1亿元, 阜新市自筹资金1.2亿元, 整个安置工作从2002年开始, 到2004年全部安置完毕。

阜新市按照沉陷区治理与经济转型相结合、安居与就业相结合、小区内在功能与外延择业相结合的原则, 共新建了9个居民住宅小区 (其中楼房小区7个, 平房小区2个) 新建小区均安排在非压煤区及非沉陷区范围内, 确保不再发生二次沉陷。新建住宅面积110.86万平方米, 安置居民18638户, 维修加固住宅51.46万平方米、受益居民10258户, 货币补偿安置农村受损住宅1508户和其他居民住宅239户, 配套公建面积13.07万平方米 (其中学校、医院和托幼计10.67万平方米) 。对受破坏的企事业单位用房、商业和服务网点、交通道路、上下水管网、供电线路、通信线路进行加固维修。建设工期从2002年至2005年。

同时, 按照沉陷区治理与沉陷区搬迁居民就业意向相结合的原则, 在居民搬迁与就业意向调查的基础上, 鼓励沉陷区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一、三产业。合理安排沉陷区治理的住宅区和就业点。

然而, 沉陷区的灾害程度是动态的。阜新采煤沉陷区受灾户数调查截止时间为2000年底,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不稳沉陷区的灾害程度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受灾面积也在不断地扩大。对新增沉陷区需要搬迁受灾居民, 阜新市也规划出了建设用地。

阜新市政府把就业与再就业工作作为搬迁工程的重点工作来抓, 在充分调查摸底、分析预测的基础上, 编制了阜新市劳动就业与再就业安置实施方案。“十五”期间, 每年必保3万人就业, 力争5万人就业。而且, 承诺沉陷区下岗失业居民在同等条件下享受更多优惠政策。

到2005年, 阜新市采煤沉陷区居民搬迁工程基本完成, 成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解决居民搬迁问题上一个较为成功的典范。

4.资源枯竭型城市沉陷区移民存在的问题与障碍

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沉陷区人口迁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从整体上看是良好的, 但在移民搬迁的规划、实施过程以及安置后几个阶段中, 仍然存在如下一些突出的问题:

4.1 移民工作的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健全

移民工作向来是地方包干, 但很多地方都是“包而不干”, 不少至今还遗留大量的问题待处理。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包代管”, 没有建立全面、有序、有效的制度化管理体制。有不少城市各部门之间相互扯皮, 几个指挥部各行其是, 移民局变成了“出纳局”。移民工作遇到名目繁多的地方性税费, 使国家确定的资金无法全部落实到位, 移民安置费用留下缺口。

4.2 对移民工作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和统一

党中央、国务院都十分重视矿区移民工作, 但要将从上至下各个部门的认识都统一在中央的精神高度上, 尚需一个过程。移民是一个政策性、经济性、科学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程, 其规划、设计、实施的过程相互交错。因此, 对移民工作不能急于求成, 也不能过高地期望通过移民解决地方经济发展和各专业部门建设的所有问题。

4.3 部分资金配置不尽合理

目前的沉陷区移民工作中, 由于一些地区不顾国情和本身的实际条件, 片面提出复建规划的“起点要高, 标准要高”, 从局部利益出发, 以行政手段随意修改规划, 形成超前消费, 而移民工程的超前消费将会造成未来严重的资金缺口, 影响移民安置工程的健康发展。这个问题必须尽早重视, 否则待移民工作全面展开时将会陷入没钱移和无处移的困境, 出现极其被动的局面。

4.4 企业改造和迁建矛盾突出

沉陷区的工矿企业绝大多数是地方“五小”工业或乡镇企业, 其设备陈旧, 产品落后, 技术水平低。企业的补偿资金只能保证搬迁的需要, 同时, 由于动迁工程周期较长, 不可能做到各企业的补偿资金同时到位。这对于移民搬迁和迁入区发展十分不利。

4.5 补偿、扶持方式有待完善

当前我国对沉陷区破坏实物主要采取补偿补助的办法, 从发展的趋势看, 今后应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 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确定赔偿标准, 按市场价或评估价对淹没和破坏的实物进行完全赔偿。这样才能真正体现以人为本, 保障移民合法权益的精神, 才能真正实现移民搬迁后逐步致富的目标。

目前我国沉陷区移民的后期扶持政策仅限于生活补助, 要实现移民逐步致富的根本办法是扶持移民发展生产, 因此要高度重视对移民的生产扶持, 把生产扶持纳入后期扶持的重要内容。我国对移民后期扶持的范围仅限于农村移民, 而非农业移民人口尚未纳入后期扶持范围。为了维护矿区社会稳定, 建议对这部分移民进一步完善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政策。

4.6 移民就业问题亟待解决

移民中急需就业的人口多, 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存在。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口进入了就业的年龄段, 接受移民的城市原本就不充分的就业岗位和国有企业破产改制的下岗失业人员构成了较大的就业群体, 造成了十分紧张的争碗吃饭。

移民劳动力资源虽然丰富, 但素质低下, 分布集中。失业移民存在着诸多不利于实现就业的因素。概括起来说, 思想保守、年龄偏大、文化较低, 技能单一、就业能力弱, 在一定时期内难以实现市场就业,

移民中弱势就业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年增多, 在库区、矿区企业关闭、破产、改制中, 出现了企业减员的增加和用人需求萎缩并行的趋势, 劳动力竞争就业越来越激烈, 一是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 在每年新增的人员就业中, 大中专和技校生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一些低素质、高年龄和就业希望值高的下岗失业人员更处于劣势;二是残酷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使得一部分下岗人员丧失信心, 不愿意出门再去找工作, 造成失业周期延长、恶性循环, 积累起来的就业弱势群体再就业率低, 严重影响移民的生活质量。

5.结语

沉陷区移民工程规模巨大, 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 安置是关键。尚处在探索阶段的矿区移民安置总的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针对问题, 各级政府还需出台相应的措施, 理顺体制, 建立有序、有力、有效的管理机制;以人为本, 各项政策要以妥善安置移民为目标;高度重视, 建立移民工程的技术专家保障体系;同时, 在国家扶持的条件下, 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努力为矿区移民打造适宜居住的生活环境, 使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摘要：在我国, 资源型城市衰竭矿区的沉陷区产生了数量庞大的移民群体, 然而, 其在人口转移方式、移民工程规划、移民安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 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冲突, 限制了城镇的和谐发展。本文以中国资源型城市衰竭时期沉陷区移民为研究对象, 描述了当前的移民现状, 对目前移民工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