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实施（精选十篇）
契约实施 篇1
VMI作为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加强了供应链成员之间的联系,使供应链的库存管理以及订货管理更趋于合理,从而使供应链整体成本降低。单独利用VMI并不能使供应链整体达到协调,这是由分散决策的供应链性能所决定的。在供应链成员之间,需要制订一系列的契约,来保证各方成员的积极性。其中,收入共享契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文献[3]把收入共享契约扩展到了三层供应链系统,文献[4]考虑外部需求与价格有关的情况,对收入共享契约进行了论述,并对两种需求价格的不同假设进行了对比分析。
由于供应链收入不来自于零售商,收入共享契约并不适用于装备供应链的研究。本文将针对装备采购中的军地通用物资,研究装备供应链中VMI实施的条件及相应价格契约。
1 模型基本假设及符号
1.1 模型基本假设
(1)一个采购商(军方)和一个供应商形成的两级供应链,单一产品;
(2)未实施VMI时供应商按其生产能力进行生产;
(3)VMI环境下双方掌握信息是完全的,决策同时进行;
(4)不考虑订货成本与运输成本。
1.2 模型基本符号
D——军方需求
K——军方单位缺货损失
P1——VMI条件下军方单位产品采购价格
C——供应商边际成本
V——供应商处理单位剩余产品所得
L——供应商单位缺货损失
Q——供应商生产能力
P2——VMI条件下供应商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P——未实施VMI条件下单位产品销售价格
R——单位产品库存成本
实际采购(销售)量S=min D,Q
缺货量G=D-Q+
剩余量O=Q-D+
2 VMI实施条件
未实施VMI条件下:
军方成本A=S P+R+KG
供应商收益B=PS+VO-LG-CQ
实施VMI后:
军方成本A'=P1S
供应商收益B'=S P2-C-R
实施VMI的条件为A'≤A且B'≥B
3 模型分析
实施VMI后,最大的变化是军方需求可见,供应商可以根据掌握信息控制产量和库存量,而军方库存成本由供应商承担。因此,对VMI实施条件的分析建立在产量变化的基础上。根据VMI实施前军方的需求与供应商生产能力,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G>0,即军方需求D大于供应商生产能力Q,军方处于缺货状态。
此时,A=Q P+R+KG,B=QP-LG-CQ。
假设在VMI条件下,军方准确掌握供应商生产能力,可以采购替代品或改变采购计划,不存在缺货成本。
因此,A'=P1Q,B'=Q P2-C-R-LG。
由A'≤A和B'≥B,可得:
解以上不等式,得:
当P1max<P2min时,合作失败。当P1max≥P2min时,VMI才有可能实施。可得:
上式表明对供应商而言,军方需在原价格基础上增加的单位产品补贴,供应商才有可能实施VMI。而对军方而言,只有当单位产品补贴小于单位库存成本即R时,才有可能实施VMI。
(2)O>0,即供应商生产能力Q大于军方需求D,军方不存在缺货。
此时,A=D P+R,B=DP+VO-CQ。
在VMI条件下,供应商能准确把握军方需求,不存在剩余产品。
因此,A'=DP1,B'=DP2-R-C。
由A'≤A和B'≥B,可得:
解以上不等式,得:
,其中VO-CQ=V-≥C≥Q-VD,V-≥C≥Q-VD可能为正值也可能为负值。当P1max<P2min时合作失败,此时C-≥V≥Q+VD<CD。当P1max≥P2min时,VMI才有可能实施,此时C-≥V≥Q+VD≥CD。
上式表明,军方在减少了采购和库存成本的情况下会实施VMI,而供应商在C-≥V≥Q+VD≥CD的情况下才会实施VMI。为保证VMI的实施,军方可考虑给予供应商适当价格补贴△P,△P∈≥0,P1max-P2min≥。
分析VMI实施的条件,可变形为C-≥V≥Q-≥D≥≥0。由于Q-D≥0,得C≥V。若C<V,供应商将按其最大生产能力进行生产,不需要掌握军方的实际需求,没有实施VMI的动力。
4 实例与仿真
在案例中,应用模型2来进行分析。模型参数值如表1所示:
根据模型分析,C>V满足VMI实施条件。计算得:
军方减少了支出,而供应商增大了收益,得到双赢的结果。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装备中的军地通用物资,分析了在两级装备供应链中采购方(军方)和供应商在一对一条件下实施VMI的条件,并研究了缺货与不缺货两种情况下如何通过价格契约达到实施VMI的目的,说明军方给予供应商一定的价格补贴,才可以获得双赢的结果。最后,用数值方法验证了本文的部分结论。本文的结论建立在一对一两级供应链基础上,并没有考虑采购方缺货成本的情况下得到的结论。VMI更具体的适用范围以及存在多个供应商且考虑缺货罚金的情况,将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摘要：VMI作为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一种合作方式,使供应链的库存管理以及订货管理更趋于合理,从而使供应链整体成本降低。针对军事装备供应链中军地通用装备的采购,研究了VMI实施的条件及相应的价格契约,设计了简单的价格补贴,最后通过算例对结果进行了验证。
关键词：供应商管理库存,价格契约,补贴
参考文献
[1]马士华,林勇,陈志祥.供应链管理[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2]曹武军,李成刚,王学林,等.VMI环境下收入共享契约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7(1):51-55.
[3]Haria Giannoccaro,Pierpaolo Pontrandolfo.Supply chain coordination by revenue sharing contracts[J].Int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2004,89:131-139.
契约自由论文契约正义论文 篇2
论契约自由原则
摘 要：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确立于《法国民法典》，近代以来契约自由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不断实现自我修正。拟通过分析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基础来论证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统一是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自由发展的必然结果，指出追求实质正义与追求契约自由在合同法的终极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关键词：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
契约自由的法源与内涵
我国《合同法》第四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通常认为，该条原则被认定为是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原则。该原则起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中契约自由制度首次得到全面规定并达到相当高度，正是罗马法孕育了契约自由的观念和思想。自罗马法以来，以平等和私法自治为终极关怀的契约自由原则成为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从思想到原则的转变是在法国民法典中实现的。近代以来，各国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在法律中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
契约自由原则之所以在合同法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也是其自身的内涵决定的。众所周知，合同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以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平稳运行为基本要义。契约自由的基本精神保证了市场交易
主体地位的平等性，最大限度地维护平等主体之间交易价值的等值性。然而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里，垄断的加剧、失业率的增加和交易扩大导致的交易程式化，使古典的契约自由原则日益陷入无法排解的窘境：在经济地位有明显势差的交易者之间，契约自由正在变成弱肉强食的工具。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不在枷锁中。”要想在市场交易主体之间实现真正的契约自由，契约正义的规范必不可少。哈耶克也曾指出：“个人的自由没有必要扩及由个人组成的团体，而且政府有时甚至有责任保护个人来对付有组织的团体。”亦即要强化弱者、弱化强者的契约自由权，以弥补他们在经济上的强弱势差，实现平均正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以实现实质正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
在自由经济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契约自由是当事人相互同意的结果。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这一私法体系的最高准则在契约领域的本质要求和集中体现。契约作为一种双方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是契约成立的基础，契约是当事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通过协议规定契约内容的自由，以及变更契约、解除契约乃至解释契约的自由。法律尽可能少地干涉人们的行为，成立后的契约排除和拒绝公共权力或法院的干预。
近代意义的契约自由摒弃了古罗马契约法对契约主体的多重限制、对契约形式的严格要求，合意原理成为契约法的内核，契约从形
式到内容完全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正义是法律通过正当的程序合理分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体现在契约法中，就是契约正义。“正义首先是一种分配方式，无论是利益或是不利益，如果其分配方式是正当的，能使分配的参与者各得其所，它就是正义的。”在自由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坚守“交易能力自由支配”信条，依自己的意志进行交易，并认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公正，因而契约自由合乎契约正义的要求。
近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民主政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政治保障。只有在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下，契约自由才能充分实现，并在契约自由中实现契约正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的经济基础。“经济人”作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受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牵引，不仅使自身利益得以实现，而且促进了社会利益，政府对经济应采取不干涉的政策。
实质正义对契约自由的修正
（1）现代契约法中的契约理论。
首先，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突破了契约关系必须拘泥于当事人自由意志的传统理论框架，将契约更进一步视为分别处于不同经济地位和社会环境中的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由于其身份受到劳动法的特别保护，消费者由于其身份受到消费者保护法的倾斜保护等。其次，诚实信用原则地位的上升使契约关系成为以诚信为基础的当事人的利益共同体。现代契约法价值取向发生了调整，由奉行绝对自由而走向从社会公正的角度对契约自由加以限制，于是，诚实信用原则在现代契约理论中迅速崛起。这种由道德规范提升而来的原则本身所蕴含的利他性与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契约自由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它要求市场活动主体真诚守信，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它有利于矫正契约自由过度而产生的弊端；它的边界的模糊性使得司法干预契约自由成为可能。正是借助这种伸缩性更大而适应性更强的原则条款，现代契约法找到了契约规范与社会生活的切合点，使得契约秩序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公正合理的价值准则指引下，契约自由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再次，社会本位思想是现代契约理论形成的法哲学根基。进入20世纪，国家加强了对经济及其他事务的干预，法律也从个人自由本位转为社会本位。
（2）对契约自由的规制——实质正义的实现。
对契约自由规制的方式主要有：行政手段、自律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主要表现为许可、认可、核准和监督等，是对不公平合同条款所采取之最早的规制手段。自律手段由各商业行会及消费者团体等民间组织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和受理投诉，从而取消或限制某些不公平条款的使用。法律手段是各国通用且最有效之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使用的方法，包括立法和司法规制两个方面。立法规制指国家通过立法一方面将某些条款作为不公平条款明确地写进法律当中，并规定其
为无效，另一方面法律代订某些契约条款以保护弱者一方的利益。司法规制指在司法上，法官基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利用立法上的弹性条款，如诚实信用原则等，对合同加以解释，从而限制不公平合同条款订入合同。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审判上的适用，标志着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化，契约法从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化。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在现代契约法中的地位在于，首先契约自由仍然是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干预和限制改变了古典契约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独占地位，契约自由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神圣地位。其次，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发展的临界面。现代契约中的契约正义充分考虑到社会利益，强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协调与平衡，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共同发展。
我国合同法中的契约自由
我国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中规定了契约自由原则,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离不开契约自由原则，立法者在确立这一原则的地位的同时也在不同条款中以契约正义对其进行了规制。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也是近代各国合同法的立法趋势。但从我国国情和合同法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看，契约自由原则只是我国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首先,我国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容许不适当地抬高合同自由原则在合同法中的地位。为矫正“市场失灵”,保护交易中的弱者,实现交易公正,维护社会利益,国家必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限制合同
自由,以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没有合同自由,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如果没有国家干预,就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可见,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其次,我国正处在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时期,为了保障正常交易秩序,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也有必要加强国家干预,限制合同自由原则。比如限制合同当事人对合同形式选择的自由,不论是将书面形式作为合同有效成立的要件,还是将其作为证据上的要求,都对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预防争议,减少不必要的纷争,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有积极的意义。
任何国家都面临着如何平衡公共政策和合同自由间紧张关系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国情来看，合同法中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美国学者博登海默曾说：“如果我们从正义角度出发，决定承认对自由权利的要求是根植于人类自然倾向之中，那么我们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这种权利看成是绝对的和无限制的权利。任何自由都容易被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因此为了社会福利，自由必须受到某些限制，这就是自由社会的经验。如果自由不加限制，那么任何人都会成为滥用自由的潜在受害者。无政府的政治自由会演变成篡权者个人的情况，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会导致垄断的产生。”因为契约是社会环境下的契约，而不是个人环境下的契约，所以契约必须考虑社会利益，必须体现平等、公平、诚信和正义。
结语
现代法律中的契约正义，并非古典契约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只要契约是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示，那就是公平和正义，“契约即正义的命题”受到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契约自由予以法律上的诸多限制，以期通过法律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正，是现代契约正义的应有之义。对契约自由进行规制和重塑，以实现实质正义，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自梅因提出“从身份到契约”这一论述以来，社会经济和法律本身已经发生诸多深刻的变化。几十年后的今天，形式正义意味着对所有人平等地执行法律和制度，但这种法律和制度本身可能是不公正的，所以形式正义不能保证实现实质正义。正如王泽鉴老师所说：“契约自由应受限制，为事理之当然。无限制的自由，乃契约制度的自我扬弃。在某种意义上，一部契约自由史，就是契约如何受到限制，经由深化和发展，从而实现契约正义的记录。”对契约自由原则的必要限制，不是契约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正的回复和匡正。契约自由已越来越偏离自身价值而徒具形式的情况下，对契约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强制其归位，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步入其应当走向的道路。
参考文献
诉讼中强制契约与自愿契约之比较 篇3
关键词：二审；判决；调解；合同；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4108
一、判决与调解优先顺序及其争论
围绕着判决与调解适用关系的先后，上至最高人民法院，下至各级人民法院，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大众，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中心的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都有着以自身定位出发的适用顺序。建国以来，最高法院以判决和调解为主题下发的司法解释较多，对它们关系的理解和倡导有所不同，存在着起伏。因此，有必要从个案实证分析调解制度的功能及效果。
（一）法院裁判的两种工具：判决与调解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承袭了2007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必须以自愿和合法为原则。因此，违反自愿与合法原则的调解是引起再审的法定理由。但是针对一审和二审调解，民诉法有不同的规定：一审针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先行调解，即调解优先；二审可以进行调解，但不同于一审程序那样规定先行调解。审理程序分为调解和审判，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两种重要的程序，这两种程序产生出判决、裁定与调解书，它们是产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由于判决、裁定是国家强制意志，与调解的柔性自治相比，应将裁定纳入判决类别进行分析。
判决有着极强的刚性，其最大特点是不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决定案件的结果，它是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的国家意志的体现，目的在于维护法秩序。判决基于证据，虽然民诉法规定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程序化的审判活动中，案件事实系基于证据所构造的法律事实。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有可能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并不一致。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判决的偏差。其特点是：普适性、对抗性、裁断性、通用性、强制性、外部性、僵硬性、
调解系自愿原则在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的最大化体现，运用双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的博弈，信息交流，构造出对当事人之间适用的“柔性的”司法结果。调解具有个案价值，即千姿百态的、形形色色的案件，不选择法院判决，而是运用争议当事人自身的智力、判断、谈判导出适应个案情况的权利义务分配结果。就合同类案件而言，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在给付方向、给付义务额度、给付履行时间、迟延履行利息等方面有灵活的调整。其特点是选择性、合作性、自决性、个性化、自愿性、内部性、灵活性。
（二）判决与调解在适用先后上的争论
1.最高法院的态度变迁endprint
调解与判决系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制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各有其制度功能和价值，不可偏废。文章从调解实际运行入手，同时结合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尝试为二审调解本身找到一个可以支撑、验证翔实的理论，通过在二审当中对调解结案案件的指标分析，从而得出已经调解案件的特征，以便在二审中“识别”具有可以调解特征的上诉案件。使此理论运用于指导法院二审调解适用工作，为调解的科学化、规范化、可操作化进行理论上的奠基。
关键词：二审；判决；调解；合同；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4108
一、判决与调解优先顺序及其争论
围绕着判决与调解适用关系的先后，上至最高人民法院，下至各级人民法院，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大众，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中心的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都有着以自身定位出发的适用顺序。建国以来，最高法院以判决和调解为主题下发的司法解释较多，对它们关系的理解和倡导有所不同，存在着起伏。因此，有必要从个案实证分析调解制度的功能及效果。
（一）法院裁判的两种工具：判决与调解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承袭了2007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必须以自愿和合法为原则。因此，违反自愿与合法原则的调解是引起再审的法定理由。但是针对一审和二审调解，民诉法有不同的规定：一审针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先行调解，即调解优先；二审可以进行调解，但不同于一审程序那样规定先行调解。审理程序分为调解和审判，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两种重要的程序，这两种程序产生出判决、裁定与调解书，它们是产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由于判决、裁定是国家强制意志，与调解的柔性自治相比，应将裁定纳入判决类别进行分析。
判决有着极强的刚性，其最大特点是不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决定案件的结果，它是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的国家意志的体现，目的在于维护法秩序。判决基于证据，虽然民诉法规定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程序化的审判活动中，案件事实系基于证据所构造的法律事实。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有可能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并不一致。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判决的偏差。其特点是：普适性、对抗性、裁断性、通用性、强制性、外部性、僵硬性、
调解系自愿原则在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的最大化体现，运用双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的博弈，信息交流，构造出对当事人之间适用的“柔性的”司法结果。调解具有个案价值，即千姿百态的、形形色色的案件，不选择法院判决，而是运用争议当事人自身的智力、判断、谈判导出适应个案情况的权利义务分配结果。就合同类案件而言，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在给付方向、给付义务额度、给付履行时间、迟延履行利息等方面有灵活的调整。其特点是选择性、合作性、自决性、个性化、自愿性、内部性、灵活性。
（二）判决与调解在适用先后上的争论
1.最高法院的态度变迁endprint
调解与判决系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制度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各有其制度功能和价值，不可偏废。文章从调解实际运行入手，同时结合西方法律经济学理论，尝试为二审调解本身找到一个可以支撑、验证翔实的理论，通过在二审当中对调解结案案件的指标分析，从而得出已经调解案件的特征，以便在二审中“识别”具有可以调解特征的上诉案件。使此理论运用于指导法院二审调解适用工作，为调解的科学化、规范化、可操作化进行理论上的奠基。
关键词：二审；判决；调解；合同；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4）04014108
一、判决与调解优先顺序及其争论
围绕着判决与调解适用关系的先后，上至最高人民法院，下至各级人民法院，包括专家学者、社会大众，尤其是在权利行使中心的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官，都有着以自身定位出发的适用顺序。建国以来，最高法院以判决和调解为主题下发的司法解释较多，对它们关系的理解和倡导有所不同，存在着起伏。因此，有必要从个案实证分析调解制度的功能及效果。
（一）法院裁判的两种工具：判决与调解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承袭了2007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必须以自愿和合法为原则。因此，违反自愿与合法原则的调解是引起再审的法定理由。但是针对一审和二审调解，民诉法有不同的规定：一审针对适宜调解的案件，先行调解，即调解优先；二审可以进行调解，但不同于一审程序那样规定先行调解。审理程序分为调解和审判，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结民事案件的两种重要的程序，这两种程序产生出判决、裁定与调解书，它们是产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由于判决、裁定是国家强制意志，与调解的柔性自治相比，应将裁定纳入判决类别进行分析。
判决有着极强的刚性，其最大特点是不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志决定案件的结果，它是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规范的国家意志的体现，目的在于维护法秩序。判决基于证据，虽然民诉法规定以事实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但是在程序化的审判活动中，案件事实系基于证据所构造的法律事实。在证据缺失的情况下有可能认定的法律事实与客观真实并不一致。这种情况容易造成判决的偏差。其特点是：普适性、对抗性、裁断性、通用性、强制性、外部性、僵硬性、
调解系自愿原则在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的最大化体现，运用双方当事人在审判程序中的博弈，信息交流，构造出对当事人之间适用的“柔性的”司法结果。调解具有个案价值，即千姿百态的、形形色色的案件，不选择法院判决，而是运用争议当事人自身的智力、判断、谈判导出适应个案情况的权利义务分配结果。就合同类案件而言，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在给付方向、给付义务额度、给付履行时间、迟延履行利息等方面有灵活的调整。其特点是选择性、合作性、自决性、个性化、自愿性、内部性、灵活性。
（二）判决与调解在适用先后上的争论
契约实施 篇4
在公司和农户的交易关系中, 交易双方会权衡履约的成本和收益, 当违约的收益大于成本时, 违约就很可能发生。所以, 契约的自我实施必须是双方都预期到对方能取得比违约更高的收益时才有可能。由于外在交易环境的变化及其不可预测性, 环境变化会影响交易双方对成本收益的预期改变。那么, 环境条件的改变如何影响契约的履行, 且通过什么样的契约安排来加大契约的可自我履约范围?基于此, 笔者借鉴Gow and Swinnen[1]和Gow, Streeter and Swinnen[2]的模型分析了契约的自我实施范围及其调节的制度变量是如何影响契约的自我实施的。
以图1为例, 农户A运用某种专用性投资生产农产品x, 满足公司B生产产品y的需要, 为了阻止公司B在农户作出专用性投资后的机会主义行为, 公司和农户通过契约安排产品的特征和质量要求、数量和一个固定价格。假设价格的确定以预期的市场价格p0为基础。契约签订后, 市场价格p可能偏离预期的价格p0。如果p>p0, 履约实际上意味着给公司B一个没有预期到的租金收益, 同时, 对于农户来说, 违约 (把产品出售给市场) 带来的收益比履约的高, 农户A违约的收益 (HA) 是市场价格和缔约价格的差额。市场价格水平p>p0A时, 农户A违约的收益HA (p) 大于成本K0A, 这里K0A是总的声誉损失和资本损失。类似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公司B, p0B代表公司B违约, 则可以通过市场购买其投入品的最低价格。如果市场价格稳定在p0B-p0A区间内, 契约将会自我实施, 否则, 至少有一方会违约。这个范围就是Klein的“可自我实施”范围, 它度量了市场条件变化时可能的履约空间。市场条件变化导致专用性投资价值的变化, 从而改变违约的收益和损失, [3]既然资产所有权越多, 谈判力就越强, 掠夺组织租金的能力也越强, 那么, 剥夺企业管理人员使用企业资产的能力则会限制他们掠夺专用性投资准租金的方式。在共同所有权中, 人力资本所有权尽管不能被完全转移, 但它的行使可能会受到限制。通过分享企业剩余控制权, 共同所有者没有激励做出一般性投资, 然而, 却有更大的激励做出专用性投资。而拥有更多的资产则会增加一般性投资的激励, 从而减少专用性投资的激励。最优所有权结构将尽可能地使资产免受任何一方的排他性控制, 共同所有权就是如此。所以, 共同所有权是双方面临关系专用性投资和通用性投资的选择时作为一种相互履行承诺的制度设置。
从更广的意义上说, 共同所有权代表一种“质押”, 能提升合作的意图, 并通过相互承诺来改进绩效。因此, 当公司和农户面临关系专用性和一般性投资选择时, 共同所有权可以作为一种双边承诺机制。通过向对方做出承诺, 共同所有权可以提高协作和履约效率。同时也说明, “公司+农户”组织的纵向一体化契约的选择也不是最优的。而且通过降低交易双方对一般性投资的激励虽然能提高专用性投资的激励, 但共同所有权使得套牢的收益最小而成本最高。[4]由此可见, 共同所有权作为一种治理机制, 不仅可以解决物质资本专用性问题, 也是解决人力资本套牢问题的有效途经。 (4)
三、共同所有权安排与自我履约范围的扩展
以上分析表明, 共同所有权安排优于其他产权安排模式。公司和农户通过共同拥有资产的所有权, 从而将双方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它的最大好处在于稳定和激励双方的关系专用性投资, 特别是农户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 有利于创造定制交易关系中的经济租金, 租金的增加又反过来激励公司和农户从事更专用性的投资, 这样就增加了双方违约的机会成本和私人履约资本, 强化了双方的信任。
在此, 可以以一个现实案例来理解共同所有权是如何扩展契约的自我实施范围的。江苏省东台市富安蚕农合作社成立于1998年7月, 以自愿入社的蚕农为主体, 依托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组建而成。合作社成立初期有社员1.4万户, 连接蚕桑基地2万亩, 到2004年底, 合作社发展社员4.5万户, 连接基地7.7万亩, 年饲养蚕种22万张, 生产蚕茧18万担, 社员亩桑综合收入在3400元以上, 相当于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的2.2倍, 生产的蚕茧销售收入达2亿元。合作社所连接的龙头企业——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 限公司从7000元起家, 发展到拥有缫丝、捻线丝、织绸、绢纺、真丝针织服装、蚕药、蚕具等8个茧丝绸配套加工企业的股份有限公司, 总资产达1.75亿元, 已成为国家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江苏省30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骨干龙头企业。2004年, 该公司实现销售收入4.5亿元, 税收1560万元, 企业职工1198人, 返还利润给社员320万元。可见, “股份制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富安模式”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示范作用。
1.“富安模式”:合作共赢之道
东台市富安镇, 是江苏省茧丝绸行业改革的试点乡镇, 蚕茧总产蝉联全国乡镇“十五连冠”。1985年5月, 在全省率先成立了第一家乡镇茧丝绸公司, 公司成立后, 先后配齐了39名专业技术人员, 建立健全了镇、村、组三级技术服务网络, 每年定期举办蚕桑技术培训班, 全镇还建立了37个专业服务队, 实行桑园统一治虫, 蚕室蚕具统一消毒, 蚕园物资集中采购且成本价供应, 并送货到村。由于配套的蚕桑生产服务体系的建立健全和栽桑整体水平的提高, 带动了富安镇蚕桑事业的迅猛发展。全镇先后兴办了缫丝、织绸、丝绸服装等12个加工企业, 并在1994年组建了江苏省富安茧丝绸集团。1998年4月, 富安镇以原龙头企业——江苏省富安茧丝绸集团公司为主要发起人, 联合其他四个发起人, 组建了“江苏省富安茧丝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7月, 公司本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从联结蚕农与龙头企业的关系着手, 打破了过去单纯的一次性买断关系, 按照“桑园入股、合同交售、二次分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 创造性地把蚕农与茧丝绸公司这一龙头企业紧密结合起来, 并成立了蚕农合作社。
2.“富安模式”的启示:共同所有权安排
从组织安排上, “富安模式”的组织创新是指相对于一般的“龙头企业+中介组织+农户”而言的, “富安模式”是“蚕农+合作社+股份制龙头企业”三者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1998年7月28日, 富安蚕农合作社成立, 富安茧丝绸股份公司作为蚕农合作社的一个单位成员。合作社成立不久又成为公司的股东, 而且合作社的负责人还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 这种三者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是“富安模式”的重要组织特色。依托这种组织创新, “富安模式”确保履约的机制创新体现在以共同所有权联结的公司和农户。一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有机结合, 公司和农户共同入股股份制和合作社组织, 而股份制龙头企业和合作社之间又可以相互持股, 相互牵制和制衡, 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二是跨区域联合;三是养蚕大户参加龙头企业的董事会和职工代表大会, 企业重大事项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在1998年富安蚕农合作社成立时, 富安茧丝绸一班人曾提出口号要在基地建设上立足富安镇, 面向东台市, 到2003年, 他们提出的口号已是立足东台, 面向盐城, 放眼全国。此外, 跨区域联合、迅速扩大龙头企业的基地规模是公司的重要战略决策。在蚕农合作社成立后, 茧丝绸股份公司在管理体制上也作了重大改革, 不仅许多养蚕大户进入了职工代表大会, 甚至还建立了养蚕大户董事会, 公司的重大事项都由董事会决定并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时, 茧丝绸公司还将为蚕农生产服务的设施转到蚕农合作社入股, 成为合作社的一个成员, 合作社同时又在茧丝绸公司入股, 成为股东之一, 这种合作制与股份制的相互渗透为富安茧丝绸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由此可见, “富安模式”中的蚕农、合作组织、股份制龙头企业是相互融合的利益共同体。由于给蚕农的生产提供了优质周到的社会化服务、保护价收购及二次分配利润, 蚕农无须承担太大风险, 贫困户甚至可以赊欠物资。“富安模式” 将农户与龙头企业以共同所有权机制对接, 提高了农民的获利空间、获利的稳定性, 开创了一条以龙头企业带动生产进而增加农户收入的新的利益共享模式。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自我实施契约成功的关键是公司和农户能否相互进行专用性投资, 或类似于专用性投资的契约安排, 从而做出一种可置信承诺。因此, 公司与农户签订契约时, 可以通过共同所有权这一契约安排, 使得缔约效率得到提高和契约关系得到较为平稳的发展。也只有这样, 契约的签订才能激励农户进行必要的专用性投资, 以配合公司的投资, 从而形成良好的自我履约机制, 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现实中, 有不少公司在与农户签订类似契约时, 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使得契约关系得到了较为平稳的发展。相反, 许多没有注意到这一关键环节的公司或农户, 往往不能形成良性的自我履约机制, 当然也就不可能从稳定可靠的长期交易关系中获取丰厚的回报。
摘要：公司和农户契约关系不稳定的关键是源于契约不完全性条件下契约自我实施的范围太狭窄, 而扩展公司和农户间契约自我实施范围的关键要件则是相互进行专用性投资, 或类似于专用性投资的契约安排, 从而做出一种可置信承诺, 包括共同所有权在内的契约设计可以拓展契约自我实施的范围。在缔约实践中, 公司与农户可以通过共同所有权安排使得契约最大范围地自我实施、缔约效率得到提高和契约关系得到较为平稳的发展。
关键词：共同所有权,专用性投资,契约设计
参考文献
[1]Gow and Swinnen.Private Enforcement Capital andContract Enforcement in Transition Economies[J].Amer.J.Agr.Econ.2001.
[2]Gow, Streeter and Swinnen.How PrivateEnforcement Mechanisms Can Succeed Where PublicInstitutions Fail:The Case of Juhocukor a.s[J].Amer.J.Agr.Econ.2000.
[3]Hart, O.D.Firms, Contracts and FinancialStructure[M].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5.
契约实施 篇5
五、契约的死亡
古典契约理论时期，理论家竭力将契约责任同侵权责任区别开来：契约责任必须有契约的存在，而契约必须包含约因才能成立。侵权责任则不需要契约关系的存在。契约责任是绝对的，几乎不存在免责事由，违约赔偿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间接损失不予以赔偿。侵权责任则只需要存在过错即可，损害赔偿包含直接或间接的全部损失，并且存在诸多免责事由。20世纪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呈现融合趋势：根据“契约落空”规则，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均可被免除。根据“允诺不得反悔”原则，原告因信任被告人之承诺而遭受的合理损害应予以补偿，不论是否存在约因。损害赔偿可包括间接损失，这与古典契约理论下限制赔偿范围不同。另外，还存在一种案件，类似于大陆法系不当得利的案件[14]，在古典契约理论看来，原告无权就已做的工作提出任何补偿。但是后来的理论却往往提供补救。常见的补救办法为“法律推定的契约”和“准契约”以及“实际履行规则”。准契约的理论也由此发展起来，准契约理论是对契约与侵权二分体系的一个破坏。原本类似的案件因为不存在契约，应该归属于侵权领域，但是经过法律拟制，这些案件通过契约规则得到了解决，以达到更公平的结果。严格责任也是契约与侵权相融合的一个典型现象，即使销售者没有任何过错，即使受损害的并非是买受人，销售者仍要依据买卖合同承担法律责任，其实质是侵权责任。
契约理论建立在自由放任的自由经济背景下，因此将责任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扩大人的自由成为法律的追求;但是20世纪福利国家兴起，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内涵，自由不是绝对的，每个人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要负担照顾他人的社会义务，古典契约理论的衰落是必然的过程。
六、结语与感想
吉莫尔教授所称“契约的死亡”多少有些夸大其词的意味。吉莫尔所谓的“契约的死亡”指的是契约法向侵权法的回归，契约责任正在被侵权责任所吞噬。正如吉莫尔教授在书中所说，古典主义总是与浪漫主义交替出现，当古典主义被浪漫主义所取代时，浪漫主义也将在活力耗尽时为新古典主义所取代。[15]古典契约理论的死亡实际上蕴含着契约的新生，日本内田贵教授将其形象地称之为“契约的再生”[16]。
笔者在阅读《契约的死亡》时深感英美法关注审判实践的特点。吉莫尔教授在书中所援引的每一个法律规则，都有相对应的案例，并且在案例上附加了不同法官或学者对审判过程和结果的评析。与成文法的超强稳定性相比，判例法体系的规则常常会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而更新，从案例中抽象出的规则并不具有绝对的规则地位，可为新的审判所推翻。这种模式能够很好地缓解法律滞后性的弊端。
与笔者所读的其他论文相比，吉莫尔教授的这篇论文注重援引不同法官和学者对具体案例的分析与评价，很少有下定义式的表述。全书共分为四章，分别是契约的起源、发展、衰落和结论。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次章节目录和标题。笔者在读第一遍时，感觉结构混乱，不知所云;在读第二遍时，才慢慢理解文中的逻辑脉络，顿感行文流畅，逻辑清晰，一气呵成。吉莫尔教授在短短百来页的论文里，展现了契约从生到死的百年历史，语言精练，内容详实，足见其功力。
参考文献：
[1]契约法的产生也与法典化运动的兴起有关。十九世纪英美部门法学家主张判例法体系存在不足，应该设立成文法，并对各种契约判例进行归纳、总结，从中抽象出一般原则。
[2]指1950年的出版的《柯宾论契约》。
[3]大陆法系契约理论认为契约是两个相反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是一个法律行为;而英美法认为契约是两个意思表示分别达成合意。
[4]这一规则由狄更森诉道斯(DickinsonV. Dodds)案确定。
[5]这一规则通过斯蒂尔克诉密瑞克(StillV. Myrick)案确定。
[6]这一规则通过福克斯诉比尔(FoaksV. Beers)案确定。
[7]典型案例有拉夫勒斯诉威奇尔汉斯(Raffles V. Wichelhuas)和凯尔诉卡万诺夫(Kyle V. Kauanaugh)。
[8]1947年的Central London Property Trust，Ltd V. High Trees House Ltd.是“禁反言”原则在 英国得到阐述和正式确立的案例。参见陈融：“论‘约因论’在英美法系的衰落”，载于《现代法学》7月。
[9]威灵斯顿是霍姆斯的后继者，极力维护古典契约理论;而柯宾则对契约理论进行抨击。
[10]《契约法重述》第90条的规定为：若允诺人可合理地预期他的允诺将诱使受诺人做出确切而实质性的作为或不作为，而预想的作为或不作为也事实上发生了，那么，如果强制实施该允诺是避免不公平结果的唯一方式，该允诺是有约束力的。
[11]典型案例是加冕典礼案(Krell. V. Henry;Chandler V. Webster)。
[12]典型案例为赫伦第二案(TheHeron II) 。
[13]古典契约理论的基本特征是在重新表述的约因理论下，尽可能缩小责任范围，并在此限制下接受绝对责任观念，对高数额的损害赔偿金这一补救措施采取限制性或者消极的态度。以“交易约因论”为核心的古典契约理论最为突出的三个原则为：客观契约论、契约责任绝对论和违约赔偿责任限制论。
[14]这里既包括大陆法系不当得利案件，也包括债务人部分履行而没有全部履行契约义务的案件。在古典契约理论下，不当得利人不必补偿原告的损失;部分履行契约的义务人不得要求报酬。
[15]见格兰特·吉莫尔著：《契约的死亡》，中国法制出版社版第135-136页。
[16]见【日】内田贵著，胡宝海译：《契约的再生》，中国法制出版社20版。
作者| 夏玲
婚姻需要契约精神 篇6
在中国，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难怪有人会反问，为何驾驶证、身份证、签证等都有期限，而只有结婚证没有期限？假如婚姻可以续约，你的生活会怎样？对男人和女人来说，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如果女人知道这婚姻会在某个时刻结束，并不确定对方会不会再跟你续约，至少，你不会松懈你自己。你不会随便穿着旧T恤当睡衣走来走去，你当然也不会成天看八卦新闻和肥皂剧而不思进取，你更不会放弃所有的爱好和自已的圈子……因为你深知，你在成为独立而幸福的自己，你要保持你的美丽、优雅、智慧。哪怕合同期结束，哪怕不再续约，你也可以“跳槽”与新人续约。
对于男人也未必是一件坏事。你要明白，这个女人为你做饭为你洗衣是有时间限制的。这个女人的唠叨也并非是无止境的，如果你不愿意听，她大可以“跳槽”找别人。面对一条随时可能离去的鱼，男人会调动所有的聪明和机智，抛出诱饵，来吸引这条鱼。
爱情不再是一潭死水，婚姻也不再是左手摸右手。家庭好比是彩色的积木，可以到期重新组合，一切都存在不确定性，不确定可能会给人带来不安全感，但也会带来兴奋和新奇。村上春树说了，人一生都在追求不安和安全。
既然是合约制，那么在合同期内，双方要有契约精神：男人要为女人拎包，陪女人逛街，听女人唠叨，并且与女人每周最少亲密1次；而女人呢，要温柔、贤惠，关心男人。不过，这世上并没有完美的公司和雇员，如果不解决自身的问题，跳槽到下一家你可能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在合约期内，不单单是要求对方尽到责任和义务，你还要常常反省，时时进步。
再回过头来，看那位在爱尔兰的女人的后续发帖：经过1年的生活，两人感觉都挺幸福，很肉痛地决定把打算买车的10000镑用掉，再续个5年。在续约时，女友一时好奇点击了费用查询，想看看最高期限100年的结婚手续到底要多少钱。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100年期结婚证的工本费仅为50便士。原来，婚姻期限越短，费用越高，期限越长，成本越低。有意思的是：婚期不同，结婚证书也是不一样的。婚期为1年的新人，得到的是厚如百科全书般的两大本结婚证书，里面逐条逐项列举了男女双方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可谓一部完善的家庭相处条例；而婚期为100年的新人，得到的结婚证书只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首席法官的祝福。
这让我陷入了沉思，婚姻可以续约虽然是好事，可是，婚姻这东西往往也只有在破釜沉舟的时候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辉。所以，如果在婚姻可以续约的情况下，依然有人选择100年的期限，并且秉着契约精神，严格遵守，真诚相守，那才是我最佩服和最欣赏的人。
契约实施 篇7
关键词：关系治理,路径依赖,转变困境,功能凝聚,法律凝聚
在我国, 无论是长期历史积淀, 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与转轨期, 关系始终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因素, 引导和调节着人们行为取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关系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关系是否会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而消失, 在公司治理中关系的作用如何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 本文拟以制度经济学为研究视角, 来认识关系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 以及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的变迁路径。
一、关系治理的理论框架
1、交易、关系及关系治理
关系是在交易中形成的人和人之间的联系, 它是由交易而引起, 由契约而连接。契约是界定交易过程中人们权利义务的一项制度安排, 具体包括交易前的契约谈判、承诺、签约后的执行和监督、违约或中止的惩罚等。
威廉姆森 (1996) 以交易持续时间、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为维度, 将不同交易类型和三种契约治理机制相互联系:分别为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对于交易持续时间较短、资产专用性较低、交易各方依赖程度很弱或不存在时, 古典契约得以实施。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的产生是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 投资专用性较高、交易的持续时间较长时, 价格已无法提供所需要的所有调节, 此时, 契约的治理机制更多依赖于双边治理和统一科层治理。
在承认契约不完全的前提下, 新古典契约认为当事人可以就重要条款进行谈判, 如果契约各方在契约执行过程中发生纠纷, 通过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和调节, 保证契约公正执行。关系契约的履行, 相对于新古典契约更复杂, 更接近我们现实中所面对着持续时间更长、不确定性更高和投资专用性更高的交易类型。这一类交易往往是难以被第三方所证实, 因此, 其最大特点是“自我履行 (selfenforcing) ”, 即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参与者自行协调来完成的, 没有经过制度、仲裁者等第三方的干预。关系契约广泛存在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 它往往以非正式规则形式出现, 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与可由第三方执行的正式合约, 如企业激励补偿制度、债务合约等相比, 关系契约内容仅仅为契约各方所熟悉和掌握, 同时契约内容在交易执行前是无法预知的。在关系契约执行过程中, 允许各方能够根据自身特点, 吸收新的信息, 来调节双方关系。显然, 关系契约的这一特点, 决定了关系契约的履行, 无法依赖于第三方的介入, 这无疑也增加了关系契约执行的不确定性。为此, 人们探索了一套有关保证关系契约得以执行的治理机制, 即关系治理机制。
2、关系治理机制的运作分析
关系治理是以双方合意为基础, 自我实施是关系契约能够长期维系的重要特点。在不同社会形态, 关系契约得以维系的机制不同。关系契约和一定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相联系, 契约各方往往受到来自社会规范和社会规则的制约。
关系契约是以人们长期交往而积累的社会资本为基础, 使人们在惩罚犯规者的利益趋于一致性, 并在有限范围内形成了均一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因此, 不难理解, 在一些社会尽管存在模糊的产权, 人们仍旧会通过相互合作将外部性内在化。
关系契约的维系同样需要第三方的影响, 关系契约的第三方, 得到关系网络成员的普遍认同, 第三方则以自身的声誉和所控制资源为担保, 确保关系网络中共同价值的存在。在关系网络中, 即使一方发现投资的净现值为负, 但也会履行契约, 因为退出契约可能意味着第三方将施加更大的成本。关系网络中第三方强制实施是以长期关系为基础, 共同享有关系租金是维系关系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
3、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的关系
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维系的关系契约显然受到来自以市场秩序为基础的规则契约的影响。随着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大, 其会逐渐削弱整个关系网络的利益一致性, 并减弱人们被逐出关系网络而可能导致的威胁。在人类发展历史中, 规则治理是随着产权保护规范化和明晰化而逐渐形成, 自发秩序、第三方私人秩序让位于有着更大规模效应的正式司法秩序。规则治理拓宽了人们交易范围, 弱化了关系对人们的约束。然而, 规则治理不可能完全取代关系治理, 二者即存在一定替代性, 同时也存在一定互补性。
规则治理的形成是以人们对产权保护等价值观念普遍接受为前提, 关系契约中人们的互信、自我实施合约有助于第三方正式机制的作用。在复杂、风险更大的交易中, 灵活、双边、持续的关系治理和明确的契约条款相结合, 使交易履行更加顺畅。
关系治理和规则治理二者侧重点不同, 规则治理侧重于产权明晰、控制权的配置;关系治理侧重于一定社会规则和规范。但二者也存在一定矛盾冲突。首先, 关系契约的实施往往是以双边合意为基础, 一方面可以促成双边合作, 但另一方面形成了双边垄断, 即任何一方都无法轻易退出联盟, 否则会导致双边利益的损害。从而, 限制更有效率交易者的介入或替代。其次, 在关系契约中, 双边产权关系往往是模糊不清, 长期合作固然使双方通过协商分享关系租金, 但模糊产权结构显然限制了任何一方面的退出, 影响了产权的转让和资源的重新配置。最后, 相对于规则治理, 关系契约而形成的双边垄断者, 往往为了维持这一关系, 常常限制相关信息的发布, 从而阻碍了第三方司法秩序的介入, 影响了经济交易向以规则为基础交易秩序的转化。不透明、模糊性是关系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
以关系为基础调节人们的行为取向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历经时光变迁, 关系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着根本变化, 然而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关系却始终是我们挥之不去的事实。
1、转轨经济时代关系网络的特点
(1) 非正式契约的色彩较浓厚。在转轨期, 关系网络的构建是围绕原有体制松动可能带来的利益“渗出”而建立起来的非正式网络。通过亲属、朋友、同乡等构成的关系渠道和原有体制相联系, 利用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同的经济运行机制, 获得收益回报。在改革开发的最初阶段, 生产资料供应的价格双轨制使一部分掌握“批条权”的人获得了先富起来的机会, 非正式关系网络与原有关系网络相比, 缺少第三方的强制实施机制, 更多依赖于双边治理, 与公开市场的本质不同在于, 非正式关系网络中交易对象常常是公共权力和金钱的交换, 因而具有一定隐蔽性、非法性, 而不能够长久维持。
(2) 行政权力参与网络的构建。上世纪90年代末, 随着我国商品和服务价格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旧的双轨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网络, 其主导动因和我国的经济改革路径有着密切关系。80年代以后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化改革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分权化将地方公共支出与地方的财政收入挂钩, 增加财政收入, 扩大税收来源是地方政府追求的重要目标。另外,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 硬化了地方财政,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准经济主体”, 一方面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形成了围绕地方行政机构多元的利益格局, 地方政府享有较大的资源投放权、管理权和监督权。在诸如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获得上市资格、取得土地资源等等方面, 地方政府有着实质上的权力。因而, 与政府搞好关系, 通过利益交换机制建立与政府官员的非正式关系, 则成为许多企业家的行为取向。关系决定了一个企业获得市场机会的条件, 企业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机遇, 而政府官员和上级官员的关系决定了其自身权力的可持续性, 由此类推, 关系的价值正是在这种非正式契约中得到不断加强。
2、转轨时期关系治理的作用和路径闭锁
在我国的改革路径中, 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本身就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决策参数, 政府部门的放权或收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本地区经济发展、就业水平、财政负担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受政府委托管理企业的经理人深知政府部门的决策偏好, 追求经济增长, 将企业做大做强, 使大量经理人不可避免成为风险爱好者, 具有追求高风险项目的机会主义倾向。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局部经济利益, 无疑会向企业追加资源和各种优惠政策。在关系治理模式中, 一个无效率的产权结构可能得到长期维持。
关系作为一项社会经济生活的治理原则, 在经济生活中逐渐处于主导地位。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 关系对于扩大交易规模、深化市场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但关系的存在排斥了更有效率交易者进入关系网络中, 迫使经济主体将更多资源投资于关系网络, 大大损害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活动。关系治理开始时是以非正式隐性规则存在于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政府官员之间, 但当该非正式规则通过和正式规则相联系, 关系治理便有了堂而皇之存在的理由, 依据关系进行交易原则, 逐渐扩大到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之间, 没有进入关系网络的集团, 即没有讨价还价的机会, 也不可能分享关系网络由此而带来的联合租金。处于关系网络的集团会固化享有的租金, 维持既有关系的长久性。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为关系所主导, 市场经济由此而导入依托权力控制市场的权贵资本主义。
诚如以上分析, 在转轨型期关系治理实质上是资源和权力相结合的结果。构建庞大关系网络, 从而享有关系网络所提供的巨大租金, 是关系治理能够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三、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的模式转变
1、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模式转变困境
建立在一定信任、合作基础上的关系治理, 无疑会有助于更复杂、持续时间更长的契约的执行, 良好的关系治理不仅不会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治理秩序, 反而能够补充规则治理的不足。然而, 当经济交易为关系治理所主导和垄断, 规则治理原则在关系契约中被任意践踏, 表现为交易关系双方对第三方产权的侵害时, 关系治理不仅仅无助于规则治理的形成, 而且由于关系合约各方对租金的固化, 而使整个社会导入关系治理的路径而无法自拔。
历史上各个国家都经历过关系治理的阶段, 规则治理的形成, 在许多国家是一个自发演化的过程, 各种力量的讨价还价, 逐步普遍接受了有关产权保护等治理规则, 从而使社会发展路径导向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治理环境中。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仅十来年, 在这一过程中, 既存在计划体制下原有关系的调整, 也出现了在新的体制下形成的关系网络。在巨大关系租金诱惑下, 关系治理规则以利益为导向, 产权保护规则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和尊重。缺乏交易各方的讨价还价, 而使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则作为外部强加秩序, 在实际运行时往往不尽人意。
2、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转变的路径选择
相互制衡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完备的制度体系。关系治理到规则治理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实质是社会经济结构、利益分配结构调整的过程, 是社会对有效率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相互作用的过程。在20世纪初, 俄罗斯的改革家认为只要通过产权改革和经济自由化, 就会自动产生强烈的制度需求, 如对于产权保护制度的需求、对第三方司法程序的要求等等, 然而“大爆炸式”的产权改革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经济增长, 相反是持续近十年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的例证说明产权改革并不必然带来对制度需求, 相反一些大富豪反对提高公司透明度等保护股东权益的举措, 之所以会产生这一结果, 是由于产权保护降低了这些企业内部控制人通过关联交易掠夺公司资源的可能性。因此, 在20世纪90年代, 俄罗斯无论是寡头公司、传统国企都没有积极性支持保障私有产权的制度实施。1998年经济危机以后俄罗斯内部开始产生对有效率制度的需求, 许多企业家愿意通过支付税金等方式换取产权的公共保护, 一些企业开始通过法律解决商业争端。波里什丘克 (2003) 认为快速的私有化, 使原有体制的租金迅速耗散, 大量企业相互争夺资源和寻租机会, 当“社会已没有剩余可供窃取”, 利益各方寻求相互协调, 愿意共同建立可接受的行为规则。
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源分配的均衡, 能够促使社会各种力量通过讨价还价方式, 来寻求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只有达到一种均衡, 相关方剥夺另一方权益的活动才可能受到抑制, 对他人产权的尊重才可能得到普遍接受。
3、法律凝聚到功能凝聚的路径选择
拉波特、劳佩兹-斯兰尼斯、施雷佛和维史尼 (1998) 研究表明, 以规则治理为主导国家法律规则往往从普通法系演变而来, 而关系治理主导的国家, 法律规则往往从大陆法系演变而来。在普通法系中, 法官有相对独立性, 能够按照信托和公平原则对公司内部关联交易的公允性进行识别, 从而限制了公司内部人的侵吞行为;而在大陆法系, 法官严格按照成文法规定进行判决, 如果关联交易有表面合理的商业目的, 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在大陆法系法官更多受到来自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普通法系下法官的独立性和一个国政治经济结构密切相关。如英国“光荣革命”以后, 议会就不再受国王的支配;而美国在建国之前, 相对独立的民主自治, 都为以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在制度演变过程中, 人们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 一种是法律凝聚 (Legal Convergence) , 一种是功能凝聚 (function Convergence) 。法律凝聚是指整个社会规则和执法机制向成功范式发生转变, 这意味着整个国家在立法、司法和行政体系的彻底变革;而功能凝聚则是以市场为基础, 通过分散的、零巧碎达式的变革, 来促进制度的演变。显然法律凝聚会导致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巨大的压力, 而使改革彻底夭折;功能凝聚能够通过局部的变革, 而带来整体的变化。如施雷佛和维史尼 (1998) 所言, 法律规范的制定并不一定按照最理想的模式进行构建, 而是应考虑其在现有制度框架下的可实施性;其次, 当法院不能保证私人合约执行的有效性时, 政府对金融实行严格的监管, 仍可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我国的资本市场无疑为功能凝聚的变革, 提供了实验场地, 为关系治理向规则治理提供了路径选择。然而, 如果资本市场仍旧成为特殊利益集团所“编织”巨大关系网的一部分, 特殊利益没有被公共利益所代替, 那么这一路径选择未必会实现我们的目标。
四、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关系治理理论内涵的分析, 显示建立在良好声誉基础上的关系治理能够促进规则治理的有效执行, 而当经济交易中关系治理成为主导和垄断力量时, 关系治理规则会破坏以市场为基础的规则治理, 表现为对交易一方或第三方产权的侵害, 其结果使市场经济导向“坏”的市场经济轨道上。在关系治理向规则治理转变过程中, 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和社会资源均衡配置往往会推动规则治理的形成, 允许经济交易各方进行充分协商和谈判, 使规则治理成为普遍共识, 无疑会增强规则治理的执行效率。最后, 功能凝聚式的改革, 对于减少改革成本提供了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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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实施 篇8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 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转化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 供应链管理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 通过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 从采购原材料开始, 制成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 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 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供应链往往是由多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所构成的有机整体, 各独立的经济实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 往往会导致所谓的“双重边际化效应”或“多重边际化效应”, 从而无法实现供应链整体的最优运作, 使得供应链系统的收益严重下降。因此如何实现供应链的协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供应链协调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计合理的供应链契约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运作。所谓供应链契约是指通过提供合适的信息和激励措施, 以保证买卖双方协调、优化销售渠道绩效或效益的有关条款。针对如何设计契约以协调供应链的问题, 国内外学者已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研究表明, 对于由一个供应商和一个零售商所组成的两级供应链, 很多类型的供应链契约可以达到协调供应链的目的。常见的协调契约包括回购契约、数量折扣契约、数量预柔性契约、收益共享契约和期权契约等, 还有一些契约可以看成是这些契约中某类契约的变形, 或是由几种契约组合而成。关于这一方面的成果Cachon等在文献中进行了很好的综述。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 供应链往往由多于两个的独立实体组成, 因此研究三级供应链的协调问题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也具有广泛地应用价值。国内外已有学者对三级供应链的协调进行了研究,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Munson&Rosenblatt研究了需求确定时数量折扣契约对三级供应链的协调作用;在随机需求下, 侯雅莉等等研究了利用价格补贴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的问题;Ding设计了退货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程海芳等在需求随机且价格敏感情形下设计了收入共享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Giannoccaro也设计了收入共享契约来协调三级供应链, 但没有考虑剩余商品的处理。候琳琳, 邱琬华设计了一个联合应用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的三级供应链协调机制, 但没有考虑缺货来的信誉损失。本文将在候琳琳, 邱琬华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缺货来的信誉损失, 设计了联合应用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的三级供应链协调机制, 给出实现三级供应链协调的必要条件, 并且证明通过参数的调整可以实现系统收益在参与各方之间的不同分配。对这些结论通过数值实验进行了验证。
二、问题描述
考虑由一个制造商 (Manufacturer) 、一个分销商 (Distributor) 和一个零售商 (Retailer) 组成的三级供应链, 假设三个参与方都是风险中性的。零售商面临的市场需求为X, 其概率密度函数和分布函数分别为f (x) 和F (x) , F (x) 严格递增、可微、且满足F (0) =0。记μ=E (X) 。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单位边际成本分别为cm, cd和cr;分销商和制造商提供的批发价分别为wdr和wmd, 且满足wdr>wmd+cd和wmd>cm;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的单位缺货信誉损失分别为gm, gd和gr;产品销售单价为P, 由市场竞争形成;产品单位残值为ν。记c=cr+cd+cm, g=gr+gd+gm。三级供应链的交易有两个交易过程, 一是零售商根据市场需求从分销商处订购产品;一是分销商再根据零售商的订货情况向制造商订货, 具体交易条件由双方协商, 假设没有哪一方具有绝对的优势。假设参与交易的产品是易逝品, 生命周期短, 在销售季节前订货, 只有一次订购机会, 销售季节结束时处理剩余产品。当零售商订购数量为q时, 其期望销量为, 售季末产品的期望剩余为:, 未满足需求的期望值为:L (q) =μ-S (q) 。
三、基本模型
1. 集中控制情形
供应链协调的目的是使供应链参与各方的收益与供应链整体的收益同时达到最优。为了便于比较, 下面先分析集中控制情形下供应链的收益情况。
命题1:在集中控制下, 供应链的最优订货量q*, 满足 。证明:在集中控制下, 供应链的期望收益为:
由式 (1) 可知供应链收益是由市场需求情况和零售商的订货量决定的。由
知收益函数Π (q) 是关于订货量q的凹函数, 故供应链最优订货量q*满足一阶条件:, 即, 命题1得证。
因此, 供应链的最大期望收益为。 。
2. 分散式无契约协调请形
在分散式无契约协调的情形下, 制造商与分销商之间、分销商与零售商之间仅通过批发价契约进行交易, 分销商以批发价格wdr向零售商供货, 制造商以批发价格wmd向分销商供货。供应链上的各个参与方仅考虑自身的收益, 而忽视整个供应链的收益。此时零售商、分销商和制造商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命题2:在分散式无契约协调状态下, 零售商的最优订货量qrD满足:
证明:, ,
由于零售商的收益函数是关于订货量q的凹函数, 其最佳订货量qDr满足一阶条件: ,
即 , 命题2得证。
由命题1和2的结论很容易看出q*>qrD, 分散式无契约协调下的系统收益比较低, 因此有必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激励零售商提高定货量到系统最佳订货量q*。
四、基于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的联合协调模型
1. 联合契约协调机制
分销商向零售商提供回购契约T (wdr, bdr) , 分销商以单价wdr向零售商提供产品, 并在销售季节结束时以价格bdr (ν
命题3:在此联合契约下, 要实现供应链的协调, 收益共享契约和回购契约的参数必须满足以下关系:
其中:
证明:在此联合契约下, 零售商期望收益为:
, 若p-ν+gr-bdr>0, 则收益函p-ν+gr-bdr>0数Πr (q) 是关于q的凹函数, 故其最佳订货量qr*满足一阶条件:
可得
分销商的期望收益为:
同理, 使其收益最大的最佳订货量qd*满足等式:
制造商的期望收益为:
同理, 使其收益最大的最佳订货量qm*满足等式
若协调供应链使各方收益与供应链整体收益同时达到最优, 必须满足qr*=qd*=qm*=q*, 因此F (qd*) =F (qd*) =F (qm*) =F (q*) , 即满足:
令
由, 可得wdr=p-cr+gr-λ (p-ν+gr+bdr) 由, 可得 , 此时
以上分析说明制造商正好以成本价供货时, 分销商才有积极性按照联合契约机制向零售商提供回购契约, 诱使零售商订购最佳的渠道产品数量q*, 并且各方收益与供应链整体收益同时达到最优。
2. 收益分配
在以上联合契约协调机制下, 契约参数的关系满足式 (2) 和式 (3) , 零售商订货量为q*, 供应链整体收益为Π (q*) , 则由式 (2) wdr=p-cr+gr-λ (p-ν+gr-bdr) 可得零售商的期望收益为:
可看出, 在外部参数给定的情况下, 零售商的收益可由参数
bdr惟一确定, 又由为常数, 可知零售商的收益函数是关于参数bdr (ν
其供应链整体收益中所占比例为:。设分销商的收益在Πmd (q*) 中所占比例为:
则分销商和制造商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
即分销商收益在供应链整体收益中所占比例为β (1-α) , 制造商收益在供应链整体收益中所占比例为 (1-β) (1-α) 。
由以上可看出制造商和分销商可通过调整利润共享参数φ, 自由分配除零售商收益之外的供应链收益。综上所述, 在联合契约协调机制下, 可以通过调整相应契约参数实现供应链收益在零售商、分销商和制造商间的不同分配, 三方收益占供应链整体收益的比例分别为α, β (1-α) 和 (1-β) (1-α) 。
五、数值算例
假设某易逝品供应链由制造商、分销商和零售商构成, 其边际成本分别为cm=40, cb=10, cr=10;单们缺货信誉损失分别为gm=5, gd=5, gr=10;市场需求在区间[400, 600]内服从均匀分布, 产品的市场价格为p=200, 销售季节结束时剩余产品的残值为ν=20, 则可求得λ=0.5。因此, 由命题1可得出供应链的最佳订货量为q*=560, 由式 (1) 可得系统最大收益为Π (q*) = (p-ν+g) s (q*) + (ν-c) q*-gμ=66800。根据式 (2) 、 (3) , 在不同的协调契约参数下, 供应链三方的利润分配如上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 通过调整契约参数, 可以实现供应链收益在参与各方之间的不同分配;零售商的利润随着回购价格bdr的增加而减少, 制造商的利润随着收益共享参数φ的增加而减少。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供应链参与各方分配到多少利润取决于参与各方在供应链中的地位及其讨价还价的能力。
六、结束语
本文在候琳琳, 邱琬华工作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了由缺货带来的信誉损失, 考察了联合应用回购契约和收益共享契约实现三级供应链协调的条件, 并且证明了通过调整契约参数可以实现供应链利润在参与各方之间的不同分配, 对所得的结论还通过数值实例进行了验证。三级供应链的交易有两个交易过程, 已有的关于两级供应链协调的研究表明, 回购契约、收益共享契约, 数量折扣契约, 数量预柔性契约等都可以实现两级供应链的协调, 那么除了回购契约与收益共享契约之外, 其他的契约组合是否也能实现三级供应链的协调, 在这一方面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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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实施 篇9
企业的成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但“企业”如果离开了“人”, 就变成了“止业”。这一见解体现了人才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独立学院作为自负盈亏的高等院校, 其发展前景与其教师队伍的能力水平、教师的工作投入程度呈密切相关关系。独立学院的发展依赖其管理人员、自有教师、外聘教师的贡献。独立学院可以根据其管理人员、自有教师的表现给予奖励或惩罚, 因为它具有成文的管理规定和奖惩主权。但由于人事隶属原因, 独立学院对外聘教师管理权受限制。而从数量上讲, 外聘教师在全体教师总数中占据很大比重。因此, 如何管理好外聘教师, 使其对学院的发展贡献呈最大化, 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以天津外国语大学滨海外事学院为例, 访谈了部分外聘教师和教学管理部门, 以期从双方角度了解当前外聘教师管理的现状, 进而提供有效的外聘教师管理建议。
一、独立学院师资结构现状
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人才是发展的根本, 比如国内许多知名院校在师资招聘计划上赫然写着本、硕、博学位均在“985”、“211”取得;具有高级职称人才优先录用;高福利待遇聘用长江学者;热烈欢迎海外学子加盟等。
独立学院要追求长久、稳定的发展态势, 必须把握住人才命脉。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 独立学院是从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规范后的公有民办二级学院, 建立仅十余年的时间。由于建校时间短, 独立学院的自有师资力量不能满足教育教学需要。为保障教学运行, 独立学院聘请周边高校的优秀教师来校任教成为必然选择。所以, 独立学院就形成了其独特的师资结构:自有教师和外聘教师。自有教师是指人事关系隶属独立学院的教师群体;外聘教师是指, 独立学院从其它高校、科研等外单位, 按一定规范的程序和方式, 引入某领域的优秀人才担任本校兼职教师职务, 承担一定教学任务、履行教师职责的教师群体。独立学院和外聘教师之间无人事隶属关系。
二、独立学院外聘教师管理现状
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 教师在选择兼职单位的时候主要考虑以下因素:薪水, 即课时费;工作环境, 如授课设备、融洽的同事关系、讲课科目、学生水平;交通便利与否, 路程远近;管理是否人性化。独立学院的优势在于, 按职称标准确定工资标准, 薪水透明化;拥有固定的上课时间;兼职持续的周期长, 最短一个学期;授课对象为大学生, 层次高, 知识水平较整齐, 教师有较小的挫败感;正规的管理规定, 如聘用协议与签到规定, 给教师带来安全感。因此, 独立学院能够较好的吸引优秀师资, 但是也存在以下困难。
1. 具有高级职称的优秀外聘教师聘用困难。
修改教学计划和专业设置带来的新课程教师聘用困难。独立学院为了保持持久竞争力, 不断根据市场调研情况修改其已有专业的教学计划, 而且适时申请新专业。由此带来的巨大课程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选聘新课程或新专业教师的难度。已有教师的知识背景不能担任新课程, 此时引进自有教师不能及时满足需求, 故选用外聘教师解燃眉之急势在必行。通过对教学管理部门的访谈, 笔者了解到各教学单位在选聘此类教师时遇到的困难最大。
个人所得税征收政策导致了外聘教师的人才流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作如下修改:第八条修改为:“个人所得税, 以所得人为纳税义务人, 以支付所得的单位或者个人为扣缴义务人。个人所得超过国务院规定数额的, 在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者没有扣缴义务人的, 以及有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纳税申报。扣缴义务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申报。”本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因此, 独立学院外聘教师都需要根据此规定纳税。在访谈中笔者了解到, 具有高级职称的外聘老师通常需要补税几千元。因此数十名高级职称的外聘教师辞去工作, 造成了高职称教师的人才流失。
2. 外聘教师管理中的困难。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 独立学院与外聘教师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二者关注点有所不同, 独立学院的关注点在于教学质量与顺畅的教学运行, 而外聘教师的关注点多为获得满意的报酬。“由于我们的目标并不一致, 所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从组织形态上看, 高校组织相对松散, 尤其是独立学院的管理制度对外聘教师约束力度不高。由于二者相互脱离的人事隶属关系, 外聘教师除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以外, 与独立学院没有交叉点。部分外聘教师只是利用有限的闲暇时间来执教, 他们关注的更多是课时费发放标准、发放时间等报酬问题, 而非把注意力关注在思考如何改进教学质量上面, 同时对学校的教学管理制度缺乏必要的认识与遵守。偶尔发生的随意停调课、未向管理部门汇报而私自调换教室等情况, 给正常教学秩序带来了干扰。
三、规范外聘教师管理的方法——经济契约与心理契约双管齐下
如何更好的规范外聘教师的管理, 是全国独立学院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让外聘教师更好地认识独立学院的教学管理制度, 增强责任心与使命感, 笔者认同采用经济契约与心理契约的管理沟通方式。
所谓经济契约, 笔者认为是签订具有法律效益的聘任协议。在协议中规定学院和外聘教师双方的职责、义务, 外聘教师的工作报酬及需要遵守的相关管理制度。外聘教师认可了学校的管理制度及工作报酬后, 有权选择签约与否。同时签约以后, 外聘教师就要服从管理, 保质保量地完成其允诺的工作。采用经济契约的方式签订聘用协议较易控制。由于独立学院外聘教师流动性较大, 故可采用一学期一聘的形式签订聘用协议。协议中规定教师的工作内容、职责, 以及学校提供的待遇, 经双方签字后生效。
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认识到, 管理模式需刚柔并济, 除了硬性的管理制度还需要软性的心理上的依属感, 即心理契约。美国著名的管理心理学家施恩教授在其《组织心理学》中将心理契约定义为“在组织中, 每个成员和不同的管理者, 以及其他人之间, 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的没有明文规定的一整套期望。”但心理契约的达成需要独立学院与外聘教师双方的努力。在施恩看来, 组织与个体员工之间的相互期望, 远多于在经济与物质上的需求。它们构成了人们心理契约与认同的基本内容。心理契约存在于雇佣关系当中、具有内隐性、不受法律保护, 但有激励效果。它包括七个方面的期望 (良好的工作环境, 任务与职业取向的吻合, 安全与归属感, 报酬, 价值认同, 培训与发展的机会, 晋升) , 其中外聘教师的期望是良好的工作环境与报酬。而独立学院的期望是教师能完成教学任务, 授课表现令学生满意, 持续提高教学质量。当明确了独立学院与外聘教师之间对对方的期望, 就可以采用一定的教学管理办法将其付诸实践, 达成心理契约, 实现有效的外聘教师管理。
四、教学管理操作层面上对“满足期望”的具体落实
各校具体校情不同, 在宏观领导和基层管理的操作层面上各有千秋。如何才能吸引优秀教师来学校任教, 是教学管理部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天津市而言, 独立学院共有九所, 各院校都需要外聘教师。高级职称的教师有很大的选择权, 或者说他们很“抢手”。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 外聘教师选择兼职单位会考虑很多因素, 比如交通距离、授课报酬、人性化管理等。下文以案例形式介绍我校的管理办法, 即通过“满足期望”、有效沟通明确任务的方式达成契约, 实现有效的外聘教师管理, 最后保证教学的有序运转。根据最近2年的教师聘任计划得知, 我校外聘教师数量约占在全体教师2/3, 权重很大。如何才能吸引高质量的外聘教师, 使其为我所用?我校采用以下“经济契约”加“心理契约”管理办法“满足期望”, 吸引了大量优秀教师。
1. 依据“经济契约”采用的管理办法。
签订聘用合同。外聘教师与学校签订由人力资源部印制的聘任合同, 在合同中根据其职称明确呈现了教师的课时费标准, 使其课时费有法律保障而得以安心教学。根据职称的不同设定不同的课时费发放标准, 与其他高校相比发放标准较高, 并且于2014年大幅度提高外聘教师课时费发放标准。
教学管理部门为外聘教师量身定制一系列管理办法。在教师聘用阶段, 与外聘教师沟通共同确定所授课程;以外聘教师为主体满足其对上课时间的要求, 并尽量满足对多媒体设备的要求;聘用计划确定以后, 教学管理部门为外聘教师单独建立信息沟通平台, 以确保合约期间的各项通知及时、畅通;及时下发课程需要的教材, 供教师提前备课。部分教学单位为外聘教师单独制定了一份《外聘教师工作细则》, 其中包括了外聘教师的工作内容与具体职责, 各种与教学相关的表格, 所授课程的性质及学生的考核方式、提交成绩的办法、调课管理规定等, 外聘教师遇到任何问题均可在此细则中找到解决办法。
制定续聘标准, 实行淘汰制。关于外聘教师的考评管理, 我校采取多方听课制度。根据天津市督导专家听课意见、学校督导专家听课意见、学生信息员意见等的意见汇总, 续聘态度认真、具有中高级职称、授课经验丰富的教师, 而辞退学生不满意、不遵守教学管理规定的教师。
2. 依据“心理契约”采用的管理办法。
尽量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如团委每天安排值日打扫教室, 倒垃圾, 以保证教室空气清新、干净整洁;为外聘教师提供教研室供课间休息, 配有沙发、饮水机、电视、空调、办公桌、厨柜等设备;我校有专门的班车接送教师往返于主校区和单位所在的大港区, 班车时间固定而且不失灵活, 沿途设定多个站点;提供早餐。我校为包括外聘教师在内的全体教师提供较高质量的早餐, 并且通过走高速等途径减少交通时间而保证足够的早餐时间。
基层教学管理部门灵活有效的管理。教学管理部门定期与外聘教师交流, 帮助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出现紧急情况时教学管理部门反应迅速并给予解决, 比如上课过程中多媒体设备出现故障, 教学秘书会马上联系相关部门到教室调试设备;如遇视频材料不能播放, 教学秘书会联系教务处帮助安装播放器或者调换教室。教学单位作为基层的管理者和形象窗口, 直接与外聘教师就上课事宜联络, 其服务态度、办事风格、管理方法直接影响外聘教师对我校的印象。基层管理者为教师和学生服务、以教师和学生为本的服务态度, 受到了好评。
聘用少量的在读研究生授课, 给予他们实习锻炼的机会。通过访谈发现在校研究生虽然没有高职称和丰富的授课经验, 但是他们格外珍惜外聘教师的工作机会, 希望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自己, 因此他们在授课过程中更加认真负责。
五、结语
采邑契约等级 篇10
从4世纪后半期开始，日耳曼人就开始了漫长的迁徙过程，同时，这也是对罗马帝国的征服过程。日耳曼人在帝国境内建立起许多不同与罗马奴隶制的“蛮族”国家，但是，他们并没有经过奴隶社会，而是从军事民主制阶段逐步过渡到封建社会。
在西欧封建化的过程中，罗马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日耳曼因素起到了推动加速的作用，基督教这个宗教因素则把罗马和日耳曼两者连接起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视封建为一种法律制度———这是18世纪西方学者的普遍观点。在“封建法律”的题目下，孟德斯鸠分析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涉及封君封臣关系、采邑制度、农奴制度等。[2]
一、采邑制与加强中央集权
封建化过程必定与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
日耳曼人的马尔克制度对西欧封建农村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德意志更是长期保存了马尔克制度，成为其封建化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历史的脚步从未停息。随着征服高卢并不断地扩展，除去分给马尔克公社外，国王拥有了相当多的土地。为了进一步地征服，使士兵们向自己尽忠，国王便把土地作为奖赏分给他的廷臣、将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这些新兴的贵族地主和一部分罗马地主彼此融合，构成封建主阶级的基本部分。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一批新出现在社会上的自由农民难以为继，不但要为天灾而担惊受怕，而且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军役负担。为了摆脱困难的处境，自由小农不得不“委身”于大封建主门下，以寻求庇护。委身来源于罗马的庇护制，请求保护的行为称为委身。此时委身制主要有两种形式：没有土地的农民把人身委托给封建主，终身为封建主服务，由封建主提供衣食;拥有土地的农民则“自愿”把土地献给封建主，再以出租的形式为其耕种，成为封建主的佃户，按时纳租服役。这样，封建主的实力得到不断壮大，相应的，王权的威力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国王实力削弱，614年，纽斯特里亚王克罗塔尔二世不得不颁布勒令，承认大贵族的土地所有权和所属土地上的行政管理权、司法审判权。封建贵族掌握了政治经济特权，不受中央节制，国王大权旁落。
封建土地所有制因素、委身制不断发展，为了加强王权，为王权建立强大的军事支柱，8世纪初，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进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采邑制。他以土地作为采邑，分封给贵族和教会。接受君主的采邑者，即为国王的附庸，对国王宣誓效忠，以换取国王的保护。战争的扩大使军事义务成为获得采邑的主要条件，把兵役建立在地产之上。这样，君臣之间建立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即封君封臣关系。封君封臣关系是以采邑为基础结成的主从契约关系，双方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下文将作详细的阐述。查理·马特采邑改革的结果加强了中小封建主阶层，奠定了西欧骑士制度的基础，为组建新型骑兵创造了条件。[3]
这时的采邑制，较之亲兵制度，“采邑”固定成为封土(同时伴有所属土地上的权利)得以普遍化，而不再是用宴请、赏赐实物来获取效忠。当然，以加强中央集权为目的，避免政治分裂，国王对土地的分封极为谨慎：限制贵族领地规模，封臣对领地的拥有也只限终身，不能世袭。至查理曼帝国时期，采邑成为维系政治统治的重要支柱。然而，加洛林王朝陷入内战不已、外侵不断的困境，国王的权威下降，贵族封建主的实力膨胀，采邑逐渐变成世袭的封土，并拥有诸多特权。以877年秃头查理颁凯尔西勒令为基准，采邑世袭由习惯变为合法化。9世纪时，用封土一词代替采邑;而现在所说的封土一般则指转化为世袭领地的采邑。
可以说，采邑制是加强王权、军事需要的一种手段，当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起到了紧密国王与贵族封建主的作用，并成为对外扩张的军事力量的保证。但是，这其中潜伏着严重的离心倾向，实际上是一种土地私有化政策。首先，国王也可看作是一个大封建宗主，对其封臣的要求主要为军事性质，而与其人民并没有直接的政治经济接触。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国王的附庸最终比国王本身拥有更多的土地，“国王”只能成为没有实质意义的名词。再者，在西欧一直没能建立起强而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权力分散，行政机构不完整，国王只能用依靠采邑来“讨好”贵族封建主，竭力与其紧密连接在一起，以维持国家政治、军事上的统治。在一定时期内，国王和贵族封建主的势力取得一定的平衡，相方均无足够的能力去推翻或取代对方：国王毕竟拥有地方势力无可比拟的神圣，在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上更有先天优势;贵族封建主参与政治与国家管理，是国家的重要军事力量。当然，随着人身依附关系、采邑世袭的不断发展，国王权力逐步下移为私人权力，必然导致中央对地方失去控制。从这一层面说，中央集权这一目的并未真正实现。另外，贵族封建主对于国王并不是绝对的拥护，国王也只是上帝的附庸，当自我利益受损时，贵族封建主不惜以武力反抗国王来维护自己领地的独立，可见其国家概念不强，中央权力的集中更是有限：查理曼帝国后期内战纷乱，三子为瓜分领土斗争不断，最终以签订《凡尔登条约》三分帝国告终———这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二、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封君封臣关系
日耳曼人的亲兵制在征服罗马后更有发展。墨洛温王朝时期王权很弱，国王和封建主都拥有自己的亲兵，这些人中有封建主原有的家奴，更多的是委身于封建主的自由小农，逐渐形成了自由人的委身制度，这是一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
封君封臣关系也是起源于保护与被保护，但是与一般农民的委身依附不同，不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既有罗马帝国后期护院的影子，又有日耳曼亲兵制的精粹。在6—7世纪的时候，就有大批的官吏、主教、修道院院长们委身于国王，以宣誓效忠来寻求保护，建立起封君和封臣的关系。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并不等于国君与臣民的关系，只是封建主个人之间的关系，封君保证封臣衣食或是分封土地，都只是私人行为，属于私法范畴。8世纪加洛林时期，开始发展为以这种个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来维持国家的统治;9世纪时，随着采邑世袭合法化，官职也采邑化，封臣制大大兴盛;到了10世纪，以这种手段加强国家统治标志着封君封臣作为一种制度的形成。
封君封臣制度是层层封受的，在上的是封君，在下的是封臣，也就是领主和附庸的关系。最高王权国王与最底层的农奴之间，不止是有一层领主。国王把土地封赐给公爵或伯爵，成为其领主;公爵、伯爵作为大封建主，将其中一部分土地分封给男爵或子爵，成为这层关系中的领主;男爵或子爵又可划出一部分土地分给骑士阶层，骑士阶层则成为其附庸。可见，封君封臣关系是与采邑相互紧密结合的：人身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形成了个人依附关系。
如上文所述，封君封臣关系是以采邑为基础结成的主从契约关系，双方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关系一旦结成，就不能轻易背离。另外，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封君封臣之间缔结契约就有了一套独特且正规的仪式，包括附庸向领主行臣服礼和宣誓效忠。
附庸对领主的义务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从消极方面说，主要有无害、安全、尊敬、正直、有用、轻松、可行，即要求封臣不做危害封君之事，不伤害封君的身体、名誉、财产等各方面。最主要的是积极方面的义务，其中以军役为核心。“封臣(Vassal)”一词尽管在9世纪变成了最为正式的专指封臣的词汇，但它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奴仆”、“年轻侍从”的本义，而具有了“武装”、“军事”的意义，从9世纪中期开始“米勒(Miles)”一词经常被用来称呼封臣，可以想见其军事意味之浓厚。封臣阶级从家内走向战场，为国王贵族服军役成为他们的主要义务。[4]封臣对封君的义务还有金钱上的资助，涉及的内容广泛，有封君情况紧急时给予金钱支持(也就是赎金)，封君儿女授骑士礼、出嫁的排场费用，以及封君出行时的费用，等等。另外，劝告也是封臣的义务之一，要向封君提出意见，以便其能正确处理各种事务，这是由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
而封君对封臣，主要有保护和维持的责任。封君要在封臣受到不正当的攻击或敌人进攻时出面救助，尊重封臣的家庭及个人利益———这是保护。维持则指封君有义务维持封臣的生活供应，要么封君直接为其提供食宿，要么赐予封臣土地让其装备自己，渐渐地后者成为主流，即是封土制的渊源之一。
原则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双向的契约，但实际上，这种渲染出的自愿和平等并不是一定的。明显的，对于义务的具体规定，封臣的比封君的要具体得多。
实际上，这种层层封受的君臣关系是很复杂的。各个大中小领主的领地仅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土地及其行政权和司法权，并没有权力干涉封臣权力的运行实施，更加没有权力干涉封臣的封臣的权力，封臣只对其直接的领主负责，形成了所谓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的原则。后来，甚至普遍出现了一个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封君的现象，使义务的施行在现实中更为复杂。当然，在英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可以说是“我的附庸的附庸还是我的附庸”，各级领主都必须效忠英王，双方有直接的君臣关系，王权得以集中，但在西欧普遍却不是如此。
土地和权力层层下放和分割，且封臣与越级的领主并没有直接联系，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社会的涣散。甚至发生战争时，国王也只能通过召集伯爵、公爵，让他们再自行召集自己的附庸，这样层层下去组织起军队，而国王并无权力召集大封建主的附庸和军队。
事实上，贵族与国王之间是以采邑为基础结成主从契约关系，如上文所述，封君封臣与采邑制紧密结合。可以说，如果没有封土，则封君和封臣之间什么都不是，也不存在什么封君、封臣了。所谓的“效忠”不过是表面的华衣，真正潜伏的是两者之间的财产关系。物质利益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如此，王权在悄然丧失，地方贵族势力上升。封君封臣带来的是中央权力的削弱，地方权力的强大。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它兴起于混乱无序的时代，相对于完全的混乱不堪而言，作为一种发挥政府职能的封君封臣制是一种进步，是无序中的有序”。[4]
三、宗教思想庇护下的封建等级制度
在法律上，封君封臣的关系是平等的，互有权利和义务，等级应该无从谈起。于是，为了维持这种依附关系和等级观念，基督教思想成为了西欧等级制度的精神支柱。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秩序论”提供了理论基础，上帝是作为最终的统属，各等级间层层统辖，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安排，就是犯罪。
僧侣集团被视为第一等级，他们充当了“导师”帮助日耳曼人在西欧重新恢复社会政治经济秩序，从而介入世俗事务。僧侣集团组织严密，内部等级森严，分工明确，教皇之下依次有大主教、主教、神甫、修士、修女等教职。僧侣集团在宗教文化教育、司法、经济上都是最强有力的权威者。他们传达的是上帝的意思。
以国王为首的骑士贵族集团是第二等级。内部等级层层分明，肇始于8世纪30年代，以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实行采邑制为标志，建立在封君和封臣这种领主和附庸关系上面，在封建等级土地所有制上形成“国王—各级贵族—一般骑士—平民”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第一等级僧侣集团无法完全取代世俗政权，便与世俗政权相互勾结利用，国王成为上帝附庸的同时，也是世俗封建主的最高首领(但其权力仅限于直辖领地)。在封君封臣制的发展之下，中小封建主日益增多，后来发展成为骑士阶层，骑士制度逐渐成为西欧封建等级制度中的核心内容。
平民即农工商业者是第三等级。虽然从职业的社会地位来说，中世纪的农民胜于工商业者，但是，实际上在政治经济最底层的始终是农奴阶层，他们为领主提供人身劳动力和产品以换取庇护，还要承受沉重的剥削。世袭的封土成为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当时大封建庄园是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内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单位。甚至是国王都不能干涉庄园的内部事务，领地上的农奴实际上也成为了领主的私人财产。
明显的，等级的划分源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同，是社会分工的产物。职业本无贵贱之别，但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特权，借上帝之名把职业贵贱区别开来，即划分出了等级的高低。西欧中世纪的等级制是封建主集团维护起政治经济特权的结果。[6]
但同时，基督教作为一神教，在其宗教思想的控制之下，西欧各国的民族国家观念并不强。各封建主间私斗频仍，国家权力分散，等级内部之间的“效忠”显得十分虚无。而这种对劳动人民的超经济和压迫也必然引起人民的仇视和反抗。
摘要：西欧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错综复杂, 但其中的制度和关系不可忽视。西欧的封建土地制度实际上是私有制, 查理·马特采邑改革使封土基本固定, 并逐渐发展为封土世袭, 步入成熟的封建主义状态。与采邑制紧密联系之下, 在契约基础上的封君封臣关系渐渐成为维系西欧各国政治统治的重要支柱;从中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基督教宗教思想的庇护下也建立起来。但是, 这些制度并未能建立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府, 除英国外, 西欧其他国家多是处于权力松散的状态。
关键词：采邑制,契约关系,封君封臣制,等级制度
参考文献
[1]马克垚.关于封建社会的一些新认识.历史研究, 1997, (1) .
[2]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78:363.
[3]朱寰.世界上古中古史 (下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26-27.
[4][5]黄春高.西欧封建社会.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21, 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