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欧洲》

《中国之欧洲》（精选十篇）

《中国之欧洲》 篇1

一

以“给陷入高卢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而难以自拔的比较学科注入一点活力, 指出一个方向”为主旨的《中国之欧洲》中, 艾田蒲开篇便在序言中向欧洲中心论者发起进攻, 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这一问题展开分析研究。印刷术由中国人发明, 在东方已是妇孺皆知的事实, 但在西方, 尤其是西方文化界对既定事实做出了另一番辩解, 这显然是欧洲沙文主义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 曲解其价值加以受用的表现, 而艾田蒲作为中国文化醉心的探求者和中国人民最忠心的朋友, 他毅然迎接并回击了来自欧洲中心论的挑战, 他专注于中国文化古籍和东方阿拉伯历史文献的考证, 多方求索, 终于以不可辩驳的历史佐证, 推倒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桩极不光彩的疑案。在某些沙文主义批评家指名道姓的谩骂中, 艾田蒲坚定信念, 誓要让世人了解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迷狂的欧洲中心论曾在西方文化界、学术界膨胀到何等恶劣的地步。因此, 推倒陈说, 荡除欧洲中心论的余毒, 还中国文化以历史的本来面貌, 便成了一个比较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也是该书富有创意和价值之所在。

二

在《中国之欧洲》中, 艾田蒲向世人展示了独到的比较文化观, 这首先体现在艾田蒲改变了以往从孤立的短时段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 转而从全局、长时段角度考察东西方文化, 将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研究回溯到中国先秦时代。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将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粗略分为两个阶段, 即“中国之欧洲”和“欧洲之中国”两部分。前者是指19世纪以前, 这个时期中欧文化交往是以中国对欧洲文化产生的影响为主的, 此时欧洲从自身实际政治文化需求出发, 对中国文化与发明进行较为全面与集中的介绍和引进, 出现一股较为显著的中国风尚。就像中国古代经常将“西方”设想为极乐世界一样, 欧洲也长期把远东的中国想象成一个富裕、和平的黄金国, 因此1301年《马可波罗游记》写成后才会引发那么大的反响, 自此在几百年内, 这本不无夸大的游记就成了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主要、往往也是唯一的史料来源, 也为无数人提供了前往中国找寻黄金的动力。艾田蒲对中国文化的偏爱之情溢于言表, 他认为中国“在很长时 间里一直丰富着欧洲的思想、科学和艺术”, 他崇尚中国哲学, “使我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 、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媲美, 王充胜过黑格尔”。这些观念虽仅代表艾田蒲的个人喜好, 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可见一斑 ;后者是指19世纪以后 , 随着西方 殖民者对 中国的侵略 战争 , 中国和欧 洲的文化 关系出现 逆转 , 由此进入 欧洲文化强 势影响中 国文化的 时代。他 指出 :“此后 , 欧洲向中国 人提供了 不少类似 的服务 (哪怕是原 子弹、卫星 运载火箭 , 正在建造 的空中飞 船 ) , 完全可以 毫不避讳 地承认它所得之于中国的那微薄的一点点东西: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

透过艾田蒲对“中国之欧洲”与“欧洲之中国”两个阶段中中欧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给予关系不难看出艾田蒲本人在比较文化领域所坚持的另一个观念, 即阐明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相互依赖且互为补充。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都应该平等对待, 得到重视。艾田蒲以布莱尼茨在已有思考的基础上, 参考中国《易经》八卦语言, 进而创造出二进制算数为例说明:跨文化传播并非生硬地照搬照抄, 而是相互借鉴、相互激励的过程。作为一名出色的跨文化研究者, 他在斥责“欧洲中心论”的同时, 也并未苟同“东方中心论”, 艾田蒲既反对欧洲人出于一种优越感, 曲解、藐视中国文化, 更不赞成盲目赞颂中国文化, 他认为欧洲文明并不是对东方文明的简单模仿, 但也不能否认文化传播过程中信息量积累的本质问题。在《中国之欧洲》中, 艾田蒲热情肯定了布莱尼茨和伏尔泰等前辈作家的开放精神, 高度评价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独特性的重视与开发, 他强调“倘若我们不把这两个迄今为止, 各处地球一端的相互封闭的世界之互为补充的财富连在一起, 那就没有全球性的普遍文化可言”。

三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艾田蒲提出不论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欧洲形象还是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都不是完全正确的, 而是把对方理想化的产物。就中国方面而言, “中国人并没有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们, 甚或创造他们”。中国人通过丝绸之路主动出击, 寻求财富和机会的同时带回他国技艺, 丰富了华夏文明; 还有一些人跋山涉水去印度学习佛教经典, 考察异国风情, 丰富了炎黄子孙的精神生活。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 往往伴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具有实用价值取向。西方为缓解欧洲严峻的宗教控制, 从而放大了中国皇帝的仁政和宗教宽容政策, 有意回避其中残酷一面以壮大人本主义队伍;孟德斯鸠关注中国思想, 着眼于自己的政治设想, 伏尔泰崇尚儒家学说, 是为了与天主教教义唱对台戏。艾田蒲认为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时都在奉行一种拿来主义, 将异质文化重塑与变形为己所用。这种双向运动是人类文化自身的沟通与融合, 给予或接受影响没有荣辱、优劣之分, 是符合世界文化客观发展规律的, 面对此客观现实应采取历史主义的宽容态度。

在创作《中国之欧洲》的过程中, 艾田蒲克服种种压力与困境的无畏精神, 以及突破沙文主义和地方主义局限性, 深化对人类文化交流的认识, 力求构建世界文化的创新意识都是值得比较文学研究者借鉴和学习的。他不像以往某些崇尚中国文化的思想家, 仅止于对中国文化的盲目追求, 而是采取多方求证深入其中的方法, 寻求真切的了解;他不是对既成的事实作一般性的思考与陈述, 而是在对研究对象抱有激情与真情实感的同时, 以深刻的理性认识取代个人感情好恶, 是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如在阐述西方对中国文化由仰慕转向排斥这一现象的原因时, 艾田蒲认为除了西方社会里耶稣教会的解体和马戈尔尼出使中国致使中国声望在欧洲一落千丈这两个外在原因外, 中国自身必须认识到闭关锁国所导致的文明的封闭与落后性的内在原因, 不能自得于祖先辉煌的古老文明而沾沾自喜、停滞不前, 中国文化只有在开放的学习过程中才能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摘要：《中国之欧洲》分为上下两卷, 上卷中艾田蒲阐明了欧洲通过耶稣会传教士的精神了解到的中国文化, 并通过自身对多方面各种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证了欧洲自古罗马帝国到布莱尼茨阶段得益于中国文化的一切;下卷中艾田蒲通过对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两位启蒙思想家的详尽研究, 全面分析了“中国孤儿”这一主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演变, 陈述了欧洲对中国由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本文以两卷本《中国之欧洲》为基础, 通过论述该书体现艾田蒲在比较文化这一领域的理念与创新。

关键词：艾田蒲,《中国之欧洲》,欧洲中心论,比较文化

参考文献

[1]艾田蒲著.许均, 钱林森译.中国之欧洲[M].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第1版) .

[2]钱林森.不倦的耕者——艾田蒲与中国[M].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5.

《中国之欧洲》 篇2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之比较

“中国梦”是总书记在十八大上任之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个方面，总书记强调道“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可见“中国梦”之一理论思想对于今后中国的发展有多么重要，那么从横向的历史角度分析，我们的“中国梦”和西方国家的“美国梦”与“欧洲梦”有什么区别？我们的梦想又有什么特色呢？

中国梦，是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把“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习近平用“三个必须”来指明实现“中国梦”的路径：“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而美国梦广义上指美国的平等、自由、民主，狭义上是一种相信只要在美国经过努力不懈的奋斗便能获得更好生活的理想，亦即人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勇气、创意、和决心迈向繁荣，而非依赖于特定的社会阶级和他人的援助。通常这代表了人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或是企业家的精神。许多欧洲移民都是抱持着美国梦的理想前往美国的。相比“中国梦”而言，“欧洲梦”与“美国梦”比较相似，但在“欧洲梦”里欧洲人工作是为了生活，而非生活是为了工作。尽管工作对他们的生活至关重要，但却不足以定义他们的存在。总而言之，他们更加享受生活。

“中国梦”、“美国梦”和“欧洲梦”他们三者之间有着共同追求，即生活的更加幸福与更加有尊严，但具体而言，三者又有着明显的区分，首先从三者产生的社会土壤分析，“中国梦”带有很强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色彩，并且又结合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共同富裕”，一方面显得兼容并包，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有些模糊不清，同时还吸收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精髓，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实际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体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高度团结。而“美国梦”产生于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之所以说其“特殊”是因为组成美国人的人主要来自欧洲大陆的中下阶层，没有背景、没有财富、想着靠着自己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一群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按规则办事，并且大多数都是新教徒，崇尚自由、仁爱，在这里，他们没有贵族、没有阶级、大家都是一穷二白、平等的，所以“美国梦”就极其彰显“个人主义”和“企业家精神”；而在美国大洋彼岸的欧洲，却有着“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发源地的“美名”，在这里，欧洲人创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即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也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人民也逐渐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端，所以在第二次共产国际运动时期，产生“民主社会主义”而这一理论在北欧国家广泛地推广，从这一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梦”的影子，即生活的享受与广泛的民主。“美国梦”强调经济增长、个人财富的积累和独立自主，“欧洲梦”则更加关注可持续发展、生活质量和相互依赖。如果说要更深度的解读这“三个梦”，我会分别用三个词来概括即“共同富裕”、“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咋一眼看去，其实这三者很相像，但仔细品味，的确还是“五味杂陈”呀，首先“美国梦”有别于“欧洲梦”，美国自建国以来，都以“自由”为其立国之本，从《独立宣言》和“自由女神像”就可见一斑，它强调的是个人主义的极度放大，对物质的疯狂的追求，虽然其价值理念几次受到了“经济危机”带来的挑战，但每每又在经济恢复又重新复苏，从“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只能用“不屈的意志”来形容美国人对“自由”的追求。而反观“欧洲大陆”，在饱经历史与战火的摧残之后，它们的“价值理念”如烈火中凤凰涅槃重生，从“凯恩斯主义”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再到“福利经济学”，“欧洲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更加突出对“人”本身关怀，这有点类似我们的“以人为本”。但“欧洲梦”与“中国梦”相比，欧洲梦还是建立在个体的基础上，还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上，足见也有其弊端。而我们的“中国梦”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梦”，有别于“美国梦”和“欧洲梦”。强调把国家、民族和个人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每个人的实际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中国梦”所独有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伦理，同时我们的“梦”突出“共同富裕”，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更加注重公平与正义！

那么，我们的“中国梦”相比“美国梦”和“欧洲梦”又有什么优点与特色呢？首先，我们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想下的“梦”，能够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五位一体”的梦，全面的梦；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梦”，体现了中华文明在实现伟大复兴的过程中的特征，具有现代文明的特色，又脱离于古代的农耕文明；最后，它又是一个“大国梦”，中国不走“霸权之路”也不走“帝国之路”，但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不可或缺的一个大国，“中国梦”是“大国梦”满足了中国人民对“祖国走向富强”的殷切期望，更区别“欧洲梦”的“小国情调”和“美国梦”的“霸权特色”。

中国新经济战略的欧洲之痛 篇3

当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发展的时候，欧洲整体经济几乎停滞不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欧洲人开始担心，将来有一天，中国的强大会导致整个世界都在其统治之下，届时，欧洲则被远远地抛在中国的后面。

而如今，中国GDP增长率降回至7%，欧洲人却又在担心这会对他们产生负面影响。作为与中国经济联系尤为紧密的国家，德国正密切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对于很多德国的大公司，比如大众、宝马或梅赛德斯-奔驰以及其他机械生产商来说，中国是其最重要的市场，中国市场给这些德国公司带来了近乎总销售额及利润的20%。

在中国，由习近平、李克强领导的新一届领导层正致力于改变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这种持续很多年的模式下，与传统工业形式相伴隨的，是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是廉价的产品，房地产、交通及基础建设极度依赖贷款融资。

此次中国的目标，是转向一个与高科技产业紧密相连的更为持续、更少依赖出口而以消费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在欧洲人看来，这样的经济转型的策略正引发着一系列的问题。

中国的投资热潮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其中，德国利用中国占GDP一半以上的投资获得了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体两倍的利润。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消费只占经济总量的45%左右，这个比例仅有发达国家消费水平的一半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投资大部分以政府为主导，并以举债融资的方式进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出现时起，上一届政府采取了一个针对中国经济的重大刺激计划，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国家债务远远超过经济增长速度。在此期间，中国的信贷由占GDP的75%升至200%，以至于很多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高到无法支撑。

如今看起来，新一届中国政府决心彻底改变这样的情况——李克强总理主持的新经济发展策略如今已被大家称为“李克强经济”——主要涉及结构性改革与债务缩减。这与最近欧洲国家面对的情况是相似的，同时也是欧洲国家担心中国会重其蹈覆辙的原因。

欧洲国家结合自己的经历，他们非常清楚，这样缩减债务并改革结构，意味着中国的发展会减速，因此可能导致出口的减少，而中国此时又尤其需要出口来保持增长。在德国2013年首季度少得可怜的GDP增长中，有一半来自对中国的出口。

尽管减少投资相对比较容易，而提高消费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因为，刺穿债务泡沫以及减少投资的举措，会导致就业问题以及收入减少，这就给提高消费水平的任务带来雪上加霜的效果。由于失业人数增多，劳动者的工资增长也会比以前变缓。而与此同时，通过结构调整以期提高消费水平则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漫长过程。

实施健康保险、失业保险以及国家养老金计划，用这样的方式来补救现已极度不平衡的收入及财富分配，以期降低中国人居高不下的存款率。这个过程显然也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的。而另一方面，希冀彻底改变中国经济的模式，以产出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上与其它产品竞争，这个过程也需要长久的时间才有望得以实现。现如今，中国95家在世界500强榜上有名的企业中，仅有3家主要依靠国际市场盈利。

因此，欧洲国家，尤其是德国，正焦虑地观察着中国的经济转型将会如何展开。对于正在经历着痛苦的经济调整与去杠杆化进程的欧洲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或许会让他们的日子过得更为艰难。

中国缩减债务及结构调整，势必会减缓欧洲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对欧洲来说则意味着出口的减少。尤其是以德国为例，该国对中国的出口已经明显地减少了。而中国对投资的压缩也意味着对投资物品需求的减少，这些物品就包括机械工业品等德国最著名的产品，这些产品同时也是该国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目前来看，德国奢侈汽车的出口行业也将紧随机械工业之后而受到影响。

尽管中国的经济转型在理论上是合理、可靠的，并且其长远意义也备受欢迎，但是，这样的转变对中国人来说是痛苦的，而对包括德国在内的整个欧洲来说则更是如此。

中国与欧洲古代城市景观之比较 篇4

两千年前我国古代城市便已经出现, 其数量更是高达千余座。皇权的象征是我国古代城市所具有的明显特征之一。主要表现为:行政机构为城市主要分布中心, 布局严格对称。农耕文明是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本质, 二欧洲古代文明发展的本质则是城市文明, 事实也正是如此。因此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城市是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统治者的工具。大禹建城就可以视为是为更好的确保封建主以及奴隶主的财产不受侵犯, 因此只能说是主要目的是军事, 而极少考虑景观问题。城市营建地点的具体选择必须要考虑到多方面因素, 在政治需要的主体条件下, 需要将保护以及军事防御功能考虑在内, 同时还需要考虑到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等诸多因素, 而地理环境又与这些因素息息相关。于是城市建设在发展中潜移默化的便与景观设计联系在了一起。欧洲古代城市的起源则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文明形态, 若是审视它们, 则不难看出, 欧洲城市主要建成因素是战争。军事、经济以及政治的混合体就是城市的本质。直到欧洲城市发展到政教合一的时期, 才逐渐使城市的功能由单一的政治军事城市被区域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集合的区域。正是出于不一样的筑城目的, 我国古代则不如欧洲更注重城市的功能性, 而中国则较少考虑到城市的设施与设施的实用性。随着发展, 城市规划逐渐成为了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起源不同这一点是日后我国与欧洲形成不同城市风格的主要因素所在。

二、中国与欧洲古代城市的景观比较

(一) 中国古代城市景观发展风格

如下都、邯郸、临淄等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市是我国所发掘较多的古代城市, 均分为城、郭。城市王宫的所在, 在郭的一角, 占据高地, 通常在高台夯土上进行宫殿建造;而平民则主要居住在郭内, 城市并没有一个整齐的外形。在封建社会发展初期, 倚靠河岸以及提前建成的宫殿进行规划, 如汉长安, 依旧没有规整的外廓。而宫殿则由套在郭内替代了附郭的一角。随着封建集权的强化, 规整的布局逐渐成为城市规划主流, 如洛阳城轴线则由南北二宮形成, 城郭较为对称规整。曹操于东汉末所建造的邺城则成为长矩形, 将城市以东西向大街分成两部分, 居民的闾里和衙署为南, 宫殿皇城则为北, 朝会宫殿正对着南墙正中向北的大街, 并且与横轴呈现丁字交汇形成分割。至此之后的诸多朝代都城均在此基础上进行规划并且发展。到隋唐时期, 皇城、郭城等已经衍变为了成套的组合, 宫城处于皇城北部, 社、祖、衙署等则在南部, 皇城以南分列两边的则是东西二市, 这样的城市规划能够更突出皇宫的中心地位。城内的寺塔与皇宫以及城楼相交辉映。明清时期的遗址占据我国现存的古代城市中比重极大, 正方布局为常见的格局, 其骨架以丁字街或是十字, 鼓楼则经常建在其交点上, 衙署则常在鼓楼北方或是附近, 如大同、兰州、西安等均是如此。不难看出我国古代城市的统率中心是衙署以及皇宫, 并且均追求对称性, 利用理性的逻辑秩序体现封建主义的政治以及思想主体, 同时又注重大环境与城市的整体性, 极具我国独特的民族色彩, 可以说是中国景观艺术的重要遗产。我国古代城市从景观角度来看, 与西方园林艺术中四分园的形式更为相像。

(二) 欧洲古代城市景观发展风格

罗马文明是西方极具代表性的文明之一。城市是特权集合的同时更是政治、文化以及知识等集合体, 积累必然会使城市发展。随着城市化运动的发展, 农村聚居地发展而来的城市占据大批新兴城市中极大的比重。欧洲古代城市经济特征是以农产和土地财产为主, 与其城市周围的乡村形成有机且统一的经济体, 城市无法离开乡村, 这一点与我国古代城市与乡村关系截然不同。罗马的城市主要特点就是较为完善的城市规划以及多种公共设施, 这也是优异于我国古代城市的重要方面。或许在当时看来城市规划与公共设施只不过是为了让人民更方便的生活, 随着历史不断推进, 这些设施逐渐成为了人文景观以及城市的标志。在最初发展的罗马城也并没有对其进行规划与限制, 街道不但狭窄且不规范。到公元前六世纪, 才产生了两主干道街道规划, 也就是网状城市规划模式。另外各类公共建筑, 如神庙、会堂、剧场、公共浴池等也随着城市发展依次产生。到公元前144年, 罗马城的水道中才有清洁的泉水能够供人饮用。哪怕最早在公元前三世纪末期罗马便有了公共浴池, 但是至到公元前一世纪冷热水供给系统才得到广泛的应用。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叶罗马城镇中才出现常见的剧场与竞技场等。城市化运动中, 罗马极其注重建设图书馆以及拉丁语言与教育的普及, 以求能够更好的让罗马文化扩张, 这一点通过实践证明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古代罗马城中的会堂、住房、公共浴池以及神庙等人文景观已经不仅是其本来存在的意义, 更上升为了艺术高度。哪怕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 这些景观艺术仍旧能够带给我们来自内心的震撼, 与我国古代城市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

(三) 中国与欧洲古代城市景观之比较

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相比较之下其规划着重于宏观, 城市主要特点均是严格对称, 并且符合如《易经》等我国文化特点, 并且我们长期以来均以此为傲, 但是这种结构从事实景观来看, 确有着较为呆板划一的缺陷, 缺乏创造性。并且由微观方面看缺乏部分公共设施, 缺乏如同欧洲城市那样齐全的城市设施, 甚至许多城市中排水设施均没有完善。虽然与我国长期处在农业文明中无法负担其消耗有关, 其更多的则是与统治者的政策与民族文化传统有关:不愿对更好的五指生物进行追求, 只求温饱足矣。人们对追求精神物质享受无力是由于欠发达的商品经济所致, 对艺术、特别是景观艺术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如很少看见人文景观, 即人们在规划下所建成的景观, 大多数古代城市中看见的则是由传说或者文人墨客所造成的景观, 并且延续至今。许多建筑样式在封建等级严明的社会下, 能够直接关联到建造者本人的身份地位。如西安钟楼的样式是由于明朝时镇守西安的朱元璋的儿子排行高于其他兄弟。可以说, 我国的艺术以及科学, 包括景观均受到了封建制度的阻碍。

话虽然如此, 我国古代城市中胡同是一种我国独有的景观。胡同就是居民的居住之地, 我国的胡同文化以静谧为主基调, 却又有着动静并存。胡同, 不仅仅是负责居民的居住, 更能够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我国城市的传统文化气氛, 人们至今难以忘记北京胡同, 就是因为其作为城市记忆中的独特景观已然深入人心。透过胡同, 我们不难看见城市悠久的历史, 长期的时间沉淀使得其成为了许多人眼中城市中最温馨的地带

综上所述, 对中国与欧洲古代城市景观中的异同比较, 能够轻易看出历史发展中文明的不同轨迹, 以及景观艺术在不同文化理解下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与景观是紧密融合的。我们可以积极吸取先进的西方景观经验, 为我国人民提供更舒适和谐的居住环境。

参考文献

[1]周艺, 张哲.文化的力量——中西方古代城市公共空间对比与分析[J].建筑设计管理, 2009 (09) .

《中国之欧洲》 篇5

走进欧洲教会--中国基督教代表团欧洲之行

德国GERMANY 在似乎是用鲜血塑造而成的深红色十字架下面,路德如同弓弦上颤抖的箭,1510月31日中午,路德在德国维登堡大公城堡小教堂门上钉上一张长长羊皮纸,上面用拉丁文写成即反对赦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犹如重锤沉重地敲击着罗马教会及基督教的全部良知……路德精神一直穿透在新教历史中.

作 者：田雨  作者单位： 刊 名：天风 英文刊名：HEAVENLY WIND 年，卷(期)：2003 “”(6) 分类号： 关键词： 

《中国之欧洲》 篇6

一、历史发展

京剧最早的形式是皮黄腔。皮黄腔源于湖北襄阳一带,二黄源于江西安徽一带,与戈阳腔有较多的渊源。清初时西皮成为汉调的主要声腔,来自江西的二黄与徽调相结合,汉班、徽班艺人同台演出而形成皮黄腔。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大寿,诏令四大徽班艺人进京祝寿,遂使通俗流畅的皮黄腔风靡京城,为清末京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京剧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吸收昆腔、吹腔、高拔子、四平调、南梆子等其它优秀的戏剧演唱和表演形式,不断完善自己而形成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在我国影响最大的、发展最快的、最为系统的一门艺术。

欧洲歌剧是从古希腊的戏剧中分离出来的,诞生于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向往着古希腊的文化,意大利佛罗伦萨有一位爱好艺术的贵族bardi,开始和一些文人研究如何复兴古希腊悲剧。有人构思剧本,有人翻译希腊悲剧唱诗队的歌词,作曲家根据歌词及想象创作音乐,他们创作了一些以希腊悲剧为模板的剧目。最早的一部是取材于希腊神话的音乐剧《达夫内》(daphne), 1597年非正式上演,人们把这件事看作是歌剧的诞生。“达夫内”的乐谱没有保留下来,现存的最古老的歌剧是1600年上演的《优丽狄茜》(eurdice)[1]。

从两种戏剧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它们最初都是当时一些贵族和风流雅士在宫廷里聚会(社交)时附带的一种艺术欣赏活动。但二者文化形态差距较大。中国的思想学派以儒家和道家为主,我国的哲学也是由老子和孔子开始的。在清朝的时候,儒学占主要位置,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孔子认为:仁,是人类的理想关系,是人的完美道德行为,人们应该接受适当的 “礼”的约束。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只有私利压倒责任心时,他才会是恶的。儒家对音乐的要求是以实用为原则的,而道家则不同,从老子开始就具有一种缥缈浪漫的情结,老子认为“大音希声”,真正高尚的音乐应该是虚无的,难以轻易聆听的。如此看来,京剧中的那些反映现实的剧情,君臣父子的礼教就是儒学影响的具体体现,而其中道具、布景表演的虚拟,颇有些道家学说的影子。歌剧则是受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著名哲学家、美学家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质是自由,它标志着自由的存在;精神的另一特征是自我意识。著名学者培根也认为,学者应该重视调查研究,不应当在空洞的思考中浪费自己的时间。在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导下,西方歌剧的表演形式也向真实的方向发展,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力求在各个层面上都达到真实的审美取向。

二、艺术表现

(一)、表现形式

中国京剧与欧洲歌剧在艺术表现上既存在着相似之处,又存在着“质”的差别。

特定的演出场所——戏剧舞台是一个与观众所处环境不同的虚拟的“第二世界”。随着中国京剧的开场锣鼓的响起与西方歌剧院的三声开场铃声,观众“进入”与己不同的“第二世界”,去观看在虚拟时空中演绎的故事,在这一点上中西是相同的。从其舞台设置、时空表现来看,中西方的处理手法却截然不同。中国京剧舞台地点设置随意性比较大,可以是宫廷承应、贵族堂会或是民间戏园,甚至农村草台戏,一般也都有或大或小、或豪华或简陋的舞台。西方歌剧对舞台要求比较高,上演在金碧辉煌的歌剧院。

(二)、表现内容

中国京剧舞台演绎以虚拟为核心,写意性极强,舞台上只需要极其少量的道具。大道具虚拟处理,如车、马、船等,小道具则多用实物,如手帕、扇子等。在时空表现上更具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实少虚多。在京剧里,开门就用手做出开门的动作,其实没有门,但一看就是开门了。上楼,只要腿脚像上楼那样一走,就宛如上楼了。几个打旗的军士,就象征千军万马,在台上绕上一圈,就是千里行军了。京剧的写意表演,有些就是舞蹈。如在“白蛇传”一剧的水斗里,“虾兵蟹将”挥舞着旗子,就表示水的流动,他们翻跟头,就表示在水里交战了。

而欧洲歌剧受到现实主义戏剧的影响,舞台使用大量的写实性装置道具和布景,在时间和空间处理上受到三一律制约,不像中国戏曲那样自由,虚少实多。无论是传统的意大利正歌剧,浪漫的法国轻歌剧,还是20世纪的现代派歌剧,舞台布景装置、道具服装、灯光照明无不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以追求舞台效果的豪华、绚丽和逼真,如威尔第的著名歌剧《茶花女》的第一幕场景:幕启后,我们看到的是薇奥列塔房中的客厅。舞台深处中央和左右两侧均有门。中门通向另一个房间。左边有壁炉,壁炉上方有一面镜子。客厅中央的桌上摆满美酒佳肴。宴会在欢快的舞曲声中进行。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中,要表现阳台就搭建了实景,理发师的手里也真的拿着刀具。欧洲歌剧的写实性反应了人们喜爱“逼真”的艺术,而中国京剧所表现“第二世界”这种高度的简约,好比中国画的“布白”,留给观众无限想象的空间,这正是中国人内敛、含蓄的民族性的体现。

三、以个人表演为中心和以演唱为中心的区别

(一)、中国京剧是以个人表演为中心的

首先,中国京剧的表演是按角色来分的,如生、旦、净、丑等诸行,各行有各行的表演程式。念白、上下场、动作、舞蹈、感情的表达、哭、笑甚至咳嗽都有严格的规范,这就是表演的程式。京剧的唱腔一唱三叹,节奏平缓,剧情进展缓慢。因此,中国观众除了要看剧中的故事内容之外,更看重的是演员的表演。同一出戏,同一个角色,不同的演员可以赋予角色不同的性格色彩。同样是《贵妃醉酒》,贵妃醉酒后的表现可以贵而娇、贵而荡、贵而刁,如何演绎,全凭演员的理解。同样是《四进士》,马连良与周信芳所用程式大体相同,但他们所演的“宋士杰”却有不同的特点。京剧表演艺术家们总能在严格的法度、规矩之中自由的创造美,使京剧的“程式”不断得到丰富、发展,从而形成了京剧的流派。如老生有程(长庚)派、谭(鑫培)派、马(连良)派;旦行有梅(兰芳)派、程(砚秋)派、荀(慧生)派等。京剧没有作曲家传世,却有众多的流派为人们所熟知,这都是因为中国京剧的表演是以演员个人为中心的缘故[2]。

其次,京剧对演员嗓音的要求重要的不是音质,而是演员对唱段的创新和理解,观众需要的是韵味和唱腔的个性化创造。如老生周信芳、余叔岩;青衣程砚秋等等。他们特殊的嗓音制造出了一种迷人的韵味。同样一出《失控斩》京剧马派与言派就有不同的唱法和处理。由此可见,京剧是更为个人化的,由杰出的个人化表演来感染大众的。

(二)、西洋歌剧则是以演唱为中心

首先,西洋歌剧是作曲家根据历史而创作的,作曲家的权威超过一切。咏叹调一旦写出就不再改变。角色的个性在作曲家分配声部时已确立(抒情、花腔女高音或男高音),如威尔第的《弄臣》,普契尼的《托斯卡》等。剧中男女主人公以及一些重要的角色,都有各自对应的乐谱和曲调,其中男女主角演唱篇幅较大,也容易产生著名咏叹调唱段。如《茶花女》中的《饮酒歌》,《蝴蝶夫人》中的《晴朗的一天》等[3]。

其次,西洋歌剧表演显得过于简单,站着咏叹就可以了,表演动作幅度不大,主要强调唱,有些西洋歌剧演员,他们的表演实在不能说是在表演,如帕瓦罗蒂演的《绣花女》,到了唱《冰冷的小手》前摸钥匙的一场戏,帕瓦罗蒂巨大的身躯实在蹲不下去,所以只是潦草地在桌上一摸,便按住了咪咪的小手[4]。

再次,在发声练习上,歌剧美声练习非常复杂,除了练习五个母音外,还要学习正规的练声曲。男高音大多从中央c1唱到bb2或b2,更好的是Hc3。这一音域中的五个元音的练习需要不断地打磨,几乎与歌剧演员终生相伴。这充分体现了歌剧演唱技巧的重要性。而京剧吊嗓子只练习“啊与咿”即可。

最后,中国京剧的唱腔与西洋歌剧中的唱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腔的旋律音调是固定的,而歌的旋律音调是不同的,歌者必须严格按照作曲家固定的乐谱节奏演唱,不许演唱者有任何的修饰,而京剧的唱腔却可对原有的乐谱、曲调进行加工,润饰,形成生动的、不同的、富有个性的艺术流派。

总之,通过对中国京剧艺术与欧洲歌剧艺术在历史发展、艺术表现、表演与演唱、声乐技巧几方面的比较研究,促进了京剧艺术和歌剧艺术的发展、美化了京剧和歌剧的表演与演唱、改革了我国的声乐教学,对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流、融合、借鉴、创新具有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1]薛良. 音乐知识手册(第2册)［M］ 中国文联出版社, 北京,1991-07

[2]蒋菁. 中国戏曲音乐［M］,人民音乐出版社,北京,1976-05

[3]杨燕迪.解读《茶花女》现实主义和心理洞察音乐爱好者, 2000-01

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和中国的影响 篇7

(一) 二战后, 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以高福利为特色的社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

一是普遍采取“高工资”政策。就连希腊这样欧洲较为贫穷国家的工资水平一直都在高速增长, 尽管GDP的增速始终在1%～2%左右, 实际工资增速却一直在5%以上, 在2008年达到了8% (高于欧盟国家4个百分点) 。二是巨额社会福利负担。各国建立了包括儿童津贴、病假补助、医疗保险、教育、住房补贴、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各类福利制度, 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希腊失业率常年在10%左右, 这在欧洲地区并不算最高, 但对于一个底子相对比较较薄的国家来说, 失业救济却是沉重的压力。希腊的退休工人享有退休前收入的96%左右, 养老福利在OECD的30个最富有的国家里也是名列前茅。而希腊总体税收一直维持在GDP的40%, 多年没有提高, 支出却处于逐年增加状况。这种财政收入勉强维持与工资福利持续攀升的情况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 财政压力愈来愈大, 危机隐患也不断积聚。

(二) 欧元单一的货币制度的先天缺陷使其在危机应对上处于更加被动的位置

单一货币制度对欧元区的各国有着降低成本、增加贸易的便利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优势。但这种制度也存在一些先天缺陷。其一, 欧元区诸国在享受统一货币低成本的同时, 也让渡甚至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主动权, 因为在欧元区内不论穷国还是富国, 财政状况以及进出口形势如何, 都实施“一刀切”货币政策, 特别是延续德国“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的模式, 使得希腊等国一直享受到将近十年的低廉借贷成本, 维持了较高经济增长水平, 但同时掩盖了其生产率较低但劳动成本较高等结构性的问题。同时, 单一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各国政府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必然会出现矛盾。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 为了挽救本国经济, 各国只有采取依靠财政赤字政策缓解危机的措施, 这在客观上助长诸多国家不负责任的赤字行为。其二, 在实行单一货币制度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一国主权债务危机经常会通过“传染”效应向其他的国家扩散。其三, 在危机救助机制的方面, 在欧盟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欧洲央行不能对其成员国进行救助, 这难免加剧了市场看空欧元以及看空欧元区经济前景的冲动。而且, 在欧元区的内部, 德国、法国等诸多发达国家在救助希腊和本国的利益之间很难权衡, 虽然希腊有向IMF寻求援助的想法, 但遭到了欧盟反对, 认为这将很有可能损害到欧元区的信誉和欧元的地位, 危机救助面临“两难”的选择。

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的影响

(一) 欧元贬值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 长期一直推行积极财政政策比如长期过高的财政赤字会使得总需求超过总供给, 由此会造成过高的通货膨胀率。而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 这样最终使实际利率降低。资金又是从收益高的地方流向收益低的地方, 欧元的利率降低很可能会引起投资者对欧元的需求降低, 从而使欧元贬值。

过高通货膨胀率对德国来说是最极不能容忍的, 如果欧洲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提高利率的手段势必会引起投资的减少, 这在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可能会造成经济的进一步萧条。

(二) 劳动力转移加速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使得欧元区各国开始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 主要针对社会福利方面, 改革公民的房屋等方面的补贴, 这有利于提高欧元区各国劳动力的转移力度。阻碍欧盟发展的难题之一就是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问题, 福利制度改革之后有利于加快劳动力的转移力度, 加快欧洲一体化的进程。

(三) 失业率增加, 社会不稳定成分增加

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的失业率已达到9.7%, 同期, 欧盟全部国家的失业率水平由9.1%上升到9.2%, 这是自2000年以来欧盟失业率的最高值。目前为止, 欧盟国家有2, 200多万人失业。

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 出口减少

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原因:外部原因, 一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母国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盈利进行了全球产业布局的大调整, 源源不断将其生产和采购基移向东亚等新兴市场经济的国家, 以便于利用这里廉价的劳动力等资源, 产品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中国顺应了这一潮流, 以其丰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迅速成为了“世界工场”和跨国公司“生产车间”, 由此助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二是,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美国和欧洲都从自身利益出发, 采取甘于当消费国和债务国经济战略, 依靠超量发行美元和欧元以及增加对外负债的手段来支撑其国内的高消费、低储蓄, 从而成为了巨大的消费市场, 不断吸纳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国家的廉价产品, 由此造成了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

(二) 人民币升值压力减弱, 警惕热钱流出对市场造成的波动

2009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呼声不断增大, 美国为了自身利益企图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造成了国际热钱的纷纷涌入, 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上涨。然而美国不得不暂缓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一方面由于欧元的贬值, 美元指数不断上升, 以美元为标价的能源和金属价格下跌使得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得到缓和。另一方面, 美元升值。而且奥巴马政府推行强势美元的政策, 以政府干预为手段在世界经济基本面出现下滑态势时使美元处于坚挺局面。此时又由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人们对欧洲经济丧失信心, 再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管制较严格, 于是越来越多的资金必将会涌入美国市场, 以直接和间接投资的方式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如果此时美国采取加息策略, 提高美元资产的收益率提高则必然会带来更大规模的资金流入, 甚至会出现新一轮价格泡沫。在世界经济出现新一轮低潮时美国暂缓加息政策可以增加投资者的信心, 然而加息是美国的必然选择, 一系列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了货币的流动性, 为了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发生, 美联储必须适时将多余的资金从市场上收回。

摘要：2009年4月自希腊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以来, 欧盟诸国相继发生陷入债务危机的困扰, 并波及国际金融市场, 欧洲债务危机有其潜在的多方面原因, 本文主要论述了高福利制度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统一等主要原因, 并分析了债务危机对欧洲和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国,影响,出口贸易

参考文献

[1]张尚斌《.希腊债务危机——美国未来十年的榜样》[J].证券市场周刊, 2009.2.

[2]严丽丹《.欧盟施压希腊应对危机措施升级》.金融时报[J], 2010.1.

[3]张锐《.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与影响》.中国货币市场[J], 2010.3.

[4]郭红利《.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之主权债务危机》.商场现代化[J].2010.2.

《中国之欧洲》 篇8

三国：法瑞意三国10日游是本次旅程的官方说法，而事实上，整个旅程历经了五国（梵蒂冈和列支敦士登两个国中国分属意大利和瑞士托管）以及十市。

西游：对于第一次踏出国门前往西方旅游的我来说，就像西游记中的那只猴子，驾着云来到了向往的西方世界，眼睛不够用，心灵受启迪。

前言：

本次欧洲考察——尽管走马观花，但我努力试着用一个设计师的眼光去体味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每一所建筑，每一处环境，并力争用“五多”原则——多行走、多观察、多拍照、多思考、多总结——来尽量弥补考察深度的不足。本文以时间和空间顺序为线索，用图文流水兼谈感受的方式纵向搭建简略的游记框架：“遥眺”代指整体印象，“近观”展现考察亮点，“回望”则浅谈个人感受。

赏景拍照满足了眼睛，品味思考慰藉了心灵，希望“点滴掠影+印象品味”可以引领大家一同畅想神游。

第一站：永恒之城——罗马

遥眺

罗马是本次欧洲之行的第一站。作为意大利首都和北京的友好城市，罗马是一座有着辉煌历史的欧洲文明古城。走在这座全球最大的“露天历史博物馆”中，最强烈的感觉是目不暇接，这种“视觉攫取”源自无穷无尽的欧洲古文物上，几乎满眼的经典，遍地的宝贝，我将其归结为“四多”：一是教堂多——罗马现存300多处教堂、300多座修道院，另有7所天主教大学；二是雕塑多——无论是庭院公园还是街头巷尾甚至屋顶房角，几乎每处都能见到造型各异的雕塑，且大多具有较高的造诣和久远的历史；三是喷泉多——全市大约有9000多处喷泉，给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添上一层迷人的色彩；四是广场多——这里的广场并不见得多大，但皆具备十足的围合感，且通常有雕塑或喷泉（或二位一体）充当其视觉核心。

近观

1. 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

先来说说梵蒂冈。这国家真够MINI，面积和天安门广场相仿，是处在罗马城内的“国中之国，城中之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举世闻名，不仅仅因为其规模惊人，更因为它是欧洲天主教徒的朝圣地与罗马教皇的教廷，可谓世界教堂当之无愧的NO.1。

圣彼得教堂体量巨大且极尽奢华，无论外部装饰还是内部空间，处处彰显出其“教廷”的皇家范儿。米开朗琪罗设计的巨型穹窿顶下进行着的庄严肃穆的宗教仪式令人顿感神圣；而雄伟壮观的圣彼得广场则出自巴洛克艺术之父贝尔尼尼的手笔。在欧洲，这种尺度的广场极为罕见。教堂、柱廊、方尖碑⋯⋯这一切令我仿佛置身于《西方城市规划史》的书本当中。

2.古罗马斗兽场:

露天竞技场 (即斗兽场) 是古罗马帝国的不二象征。沧桑宏伟的椭圆形建筑物虽饱经风霜却始终傲然屹立, 好似一头年迈却又不失威严的狮王, 盯着你, 不怒自威!仰望残垣, 拉塞尔·克劳引领的角斗士们仿佛正在为了生存而努力抗争;倾听断壁, 耳边似乎回响起无数奴隶和观众们的欢呼呐喊。拇指向上或向下?生死一念之间。

我注意到，斗兽场建筑中已经出现了很好的体育场馆临时疏散设施，据说整体设计可以保证所有人15分钟内撤离，可见在古罗马时期应该便已有了先进的消防安全意识。

在斗兽场南面不远处是为纪念君士坦丁大帝战胜尼禄暴君而建立的罗马最大的凯旋门，著名的巴黎凯旋门便仿此而建，可以说他算是凯旋门的祖师爷。

回望

感受着永恒之城罗马的厚重，让我重拾对现代社会的新奇。古今的对比是如此强烈却又巧妙融合，以至于在某些时刻我已无法自由灵活地进行分辨。我想，所谓永恒，其实都是相对的吧。“条条大路通罗马”也好，“罗马非一天建成”也罢，皆不过是后人对这座曾经的世界之都的崇敬与向往。罗马，就是罗马——他的永恒无可替代，但也无须神化，无数伟人、英雄和艺术家用烙着各自印记的独特方式诠释着他们对这座城市永恒含义的理解与认同。

第二站：以斜之名——比萨

遥眺

比萨，以斜塔闻名于世。事实上，其建筑方面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比萨城北面的奇迹广场上，矗立着一组设计巧妙建造精美的宗教建筑，分别是大教堂、洗礼堂、钟楼（即比萨斜塔）和墓园，它们的外墙面均为乳白色大理石砌成，各自相对独立但又形成统一罗马式建筑风格，对11世纪至14世纪意大利建筑艺术影响巨大。

近观

1. 比萨斜塔：

见到他的一瞬间确实非常激动，多半在于“图片影像立体化”的过程。激情退却后的理智归于平淡，在我看来，走下神坛的斜塔建筑本身并未达到世界闻名的程度，除了“一斜成名”的最大噱头，已被证明仅仅是个传说的“伽利略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实验也间接成为了极佳的炒作手段。可见，“倾斜门”和“实验门”才是比萨钟楼成为万千宠爱的真正原因。

2.比萨教堂及洗礼堂:

如果说比萨斜塔是“以奇制胜”, 那么比萨教堂及洗礼堂则是“因美动人”。单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说, 我认为教堂和洗礼堂更加美轮美奂, 精致的细部、繁美的外观、恢弘的穹顶、细腻的雕塑, 皆令人唏嘘感叹。

回望

Pisa，一座不大却充满魅力的小城，曾经的比萨共和国所在地，用其独具魅力的建筑见证了时代的变迁和永恒的流传。亦正亦斜间，道尽岁月沧桑。

第三站：神奇水城——威尼斯

遥眺

对于威尼斯的印象最初始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如梦如幻的水道，神奇的贡多拉⋯⋯对我而言，犹如神游在另一个世界。此次前行，除了身临其境体味到了水城特有的婀娜和曼妙，更有机会领略到了这里独一无二的水上建筑艺术，零距离体味这座浮在水面上的神奇城市。

近观

1. 水城魅影：

在威尼斯的每一步——不管脚下是大理石还是花岗岩——都是走在空旷的木桩之上。路尤如此，楼何以堪？这里建筑的方法是：先在水底下的泥土上打下大木桩，木桩一个挨一个做地基，打牢了，铺上木板盖房子⋯⋯所以有人说，威尼斯城上面是石头，下面是森林。虽然我没看出来表面建筑有何不同，但每每想到这种特殊做法，总会觉得不可思议：这里肯定不用做人防了，地下室、地下车库等等肯定也都省了。

2.圣马可教堂及广场:

负有盛名的圣马可大教堂及其广场的华丽精美和艺术特色自不必说, 但更令我折服是这一胜景实在很“威尼斯”——教堂和广场常常要浸泡在水中, 足以让每一个眼见的人为之震撼和惊喜。

回望

泛舟威城，水多、岛多、桥多、船多。蜿蜒的水巷、流动的清波，她就好像一个漂浮在碧波上浪漫的梦，诗情画意久久挥之不去。威尼斯是条美人鱼——上身陆地，下身海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所谓斯城，在水之上。

第四站：艺术之都——佛罗伦萨

遥眺

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乃至欧洲文化的发源地。漫步街道，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丝文化和艺术气息，让人对“紫百合”这种古典而又浪漫的气质欲罢不能。

近观

1. 圣母百花大教堂：

圣母百花大教堂是佛罗伦萨的地标，外观以粉红色、绿色和奶油白三色大理石砌成，展现出一种独特的女性优雅高贵气质，是世界第四大教堂。令我咋舌的教堂中央巨大圆顶是建筑史上第一座文艺复兴式圆顶，共花了十四年的时间才完成，是文艺复兴圆顶建筑的楷模。米开朗基罗在计划设计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时曾说过：“我可以盖个比圣母百花教堂圆顶更大的圆顶，但绝无法及上它的美。”——前不久听了秦佑国教授的讲座才得知：正是由于这个复杂圆顶的推动，建筑和结构两门学科才趋向分离。

2.市政厅广场:

进入这个号称意大利最美的广场就如同走进了一座露天雕像展览馆。《掠夺萨宾妇女》很“三维”;《海神喷泉》很MAN;而《大卫》很熟悉!宜人的尺度使市政厅广场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空间不算大却摆下了如此多的雕塑珍宝而又没有压抑之感, 得益于周围建筑 (旧宫、市政厅塔楼等) 的体量协调以及哥特式风格的琅琪敞廊的“舞台框景作用”。

回望

徐志摩把佛罗伦萨翻译成“翡冷翠”，很美很诗意。文化艺术之都“翡冷翠”之旅在伴着心灵感受的诧异转变中更多了一份宁静与安详。不得不说，这样一位游走于“中世纪童话世界中的美丽公主”，早已令我在对佛罗伦萨古老文化与艺术氛围顶礼膜拜的同时，多了一份暧昧的情愫。

第五站：时尚之都——米兰

遥眺

米兰是我向往已久的城市，并非因为她的时尚，而是因为我乃AC米兰足球队的忠实拥趸。此次前来，没有过多的领略到她时尚的一面，却欣赏到了她恢弘的另一面。

近观

1.米兰大教堂: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那么米兰大教堂就是一首贝多芬谱写的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史诗——恢弘中带着细腻, 给人以久久的震撼。这首建筑史诗给我留下三点最难忘的印象:

纯粹：白色大理石铸就，很纯很干净，是“一首用大理石写成的诗歌”。世界上公认米兰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是仅有的两个具备这种气质的教堂建筑。

雄伟：站在她的面前，只能用鱼眼镜头才能拍到全貌。“羊大为美”，依偎在其旁边，顿感渺小。顶部数百座尖塔成林，与主塔相衬直冲天际。忘情地生长吧，离九霄还远呐；卖力地生长吧，离参天还远呐⋯⋯

隽美：不仅仅是巨大，她更给人“钟灵毓秀”之感。细腻的工艺反映在外观、内饰，反映在彩绘、材料，加之屋顶共2245尊堪称艺术杰作的精美绝伦大理石雕像，集合成了一整部纯粹、雄伟而隽美的艺术史诗。

2. 爱马努埃尔二世拱廊：

爱马努埃尔二世拱廊位于米兰大教堂的右边，号称“米兰人的客厅”。这一组建筑同样令人震撼，巨大的尺度和精美的建造，使其即使矗立在世界上最精美的建筑旁边也不会显得寒酸。拱廊内部精美绝伦，走在巨大的拱顶之下，随处可见精雕细琢的柱头和雕塑，一股股正宗的异国情调不时袭上心头，而且是全方位立体化的，环顾四周，无处不在。

回望

米兰的记忆是短暂的，几个小时，匆匆掠过；米兰的记忆却是长久的，教堂，拱廊，还有神游的圣西罗，都曾经是梦想中一遍遍映过的场景，令我无限眷恋。哥特式的时尚用其独一无二的壮美方式震撼我心！

第六站：风景如画——卢塞恩

遥眺

瑞士的金融业、精密机械制造业（如钟表、军刀）和巧克力天下闻名，但当地人多半会自豪地跟你说：“瑞士的最大特产是风景”。是的，瑞士实在是太美了，随处按下快门，就足以作为一张明信片收藏。卢塞恩正是“瑞士风光”最典型的代表。

近观

1.卡贝尔廊桥:

卡贝尔廊桥是卢塞恩的标志之一, 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背景映衬下, 展现出一种摄人心魄的美丽。我和几位团友在白天和晚上两次游览了这一胜景。其横眉上有120幅讲述瑞士历史的彩绘, 异常精美, 让我不禁联想起了颐和园长廊。仔细品味廊桥将路易斯河一分为二的空间布局, 颇有点“神来之笔”的味道, 一道飞虹飞架, 巧妙地将人们的视线引导到了桥身中央部的八角型水塔, 同时被分隔的两个空间又显得逾加精致可人。

2. 卢塞恩湖：

对于泛舟于卢塞恩湖上的心情，列夫·托尔斯泰说他会“做出某种超常的举动。”而我们无不公认：在九寨沟无法行船的遗憾，这次得到了双倍弥补。卢塞恩湖之美令我几乎陷入“抓狂”的境地而无法自拔——不是因为没见过美的，而是因为没见过如此美的！

山水天云一线牵，画中神游叹连连。此景只应天生有，亦真亦幻亦人间。

3. 狮子纪念碑：

狮子纪念碑是卢塞恩的另一标志，站在这个“世界上最哀伤、最感人的石雕”面前留影的我同样被感染上了淡淡的哀伤，不可名状。

回望

雨果说：“卢塞恩是瑞士最浪漫的一个地方”；大仲马说：“卢塞恩是世界最美的蚌壳中的珍珠”；我说：“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便明白了什么叫做一见钟情。”

卢塞恩不是天堂，胜似天堂。

第七站：钟表之都——日内瓦

遥眺

日内瓦名声显赫，虽然此行并未细细咀嚼，但仍能充分感受到其钟表之都的风采。

近观

1.花钟:

座落于日内瓦湖畔的花钟, 集瑞士人的严谨与浪漫于一身, 是当之无愧的“镇市之宝”, 应该也是“钟表之都”最大的一块钟表, 可谓瑞士“花园之国”和“钟表之乡”的完美结合。

2.总部之旅:

相比起国际红十字和红新月总部以及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所在地万国宫的“国旗阵”, 我对那把熟悉的“断腿长椅”更感兴趣。它是“国际残联”为引起人们注意地雷对于平民造成的伤害而特意树立的, 与纽约联合国总部“打结的手枪”有异曲同工之妙。触碰心灵的雕塑作品总会令人难忘。

回望

日内瓦之行短暂却富有意义，一个个“惊鸿一瞥”的“熟识”时时提醒着我：日内瓦是瑞士的，也是世界的。

第八站：融合之城——巴黎

遥眺

人们通常习惯于把巴黎比作浪漫时尚的代言和休闲购物的天堂，不过依我看来，这座城市真正的魅力在于融合——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时尚与经典的融合，浪漫与古典的融合，贵族与平民的融合⋯⋯这种融合造就了巴黎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

近观

1.凡尔赛宫:

凡尔赛是我此行特别期待的一个地方, 作为大学时代《西方园林史》中的头号范例, 勒诺特式园林给了我一个走进教科书感受最正宗的西方古典园林的机会。一路小跑在凡尔赛花园中, “轴线+规则式的均衡几何布局”与“人工修剪的植物”是最直接的感受, 也是与“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中国古典园林最大的不同。只恨凡尔赛的参观时间太匆忙, 赶的一身汗也没法把其全貌览遍。当然, 宫殿本身也相当令人着迷, 法兰西式的建筑风格加上数不清的精美文物, 于金碧辉煌掩映, 集万千宠爱一身, 令人目眩神迷。

2.凯旋门与香街:

巴黎凯旋门作为拿破仑为纪念奥斯特利茨战争胜利而建立的构筑, 早已成为巴黎的标志之一。走近其下的无名烈士墓, 永不熄灭的长明灯低调而庄严, 有些近似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感受, 只不过这里更为自由, 巡警在很远的地方自说自话, 对我们这些远来的参观者“置若罔闻”。

对于香榭丽舍大街我早已如雷贯耳，当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尺度虽没有长安街巨大，但在欧洲已算是奢侈。从两端街景来说，东段以自然风光为主，植物繁多，乔灌草层次分明，两旁浓密法桐遮盖下的悠闲成为闹市取静的典型；西段则商贾云集，众多奢华品牌旗舰店扎堆轰炸人们的眼睛和钱包，没银子不要紧，过过眼瘾也不赖。加之大道中央车水马龙的繁华，香街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着有着百年历史的“人间第一美丽大道”的万种风姿。

3. 协和广场与杜伊勒里公园：

行在协和广场却充满“革命”的味道，从路易十五的骑马雕像，到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再到埃及方尖碑，这里仿佛成为了一个上演真实历史剧目的大舞台。尽管行程当天冒着小雨，但这座见证历史变迁的场地仍然令我流连，不仅因为其周边的精美建筑群，更因为其厚重的历史感。只是广场被若干道路分隔参观起来不甚流畅，好在车辆行人皆守规矩。

漫步协和广场时无意间踱进了边上的一座公园之中。里面游人模样的不多，尽是当地人跑步锻炼和休闲健身。没做好功课的我原本以为这里是一所恬静的大学校园，直到看到勒诺特的雕像才恍然：这就是著名的杜伊勒里公园。占地25公顷的公园又是勒诺特的大师级作品，曾为杜伊勒里宫 (1871年毁于火灾) 的一部分，公园中收藏了百余件世界著名雕塑家（如罗丹）的近百件雕塑作品。实在庆幸自己的误打误撞，才没有与另一个教科书中的经典擦身而过。虽最终因“贪看”而返回迟到受到了团友“谴责”，但内心仍禁不住窃喜连连。

4. 蒙帕纳斯大厦：

虽然此行没有机会登上埃菲尔铁塔，但蒙帕纳斯大厦的登顶完全弥补了这一缺憾。作为巴黎乃至法国最高的建筑，我感觉这里的视野其实更好，因为不仅可以将全巴黎的绚丽美景尽收眼底，就连巴黎头号标志埃菲尔铁塔也成为了观赏对象。在密布如织的老城区低矮建筑群中，只有两个建筑在俯瞰时最吸引眼球，一个是风姿绰约傲然挺立的埃菲尔铁塔，另一个是皇家风范金碧辉煌的荣军院。除此之外，也只有点点绿地和放射路网会给人带来些许视觉跳跃感了。

5. 卢浮宫：

到了巴黎没去卢浮宫，就相当于来了北京没去故宫。

在卢浮宫最受考验的是相机，因为有无数的珍宝可供拍摄，且大多光线不足。镇宫三宝：维纳斯雕像、蒙娜丽莎油画和胜利女神石雕自然是大家趋之若鹜的对象，但其他众多珍贵的艺术品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只可惜时间有限，无法一一欣赏，但能够零距离接触美术课本中绝大部分西方名作，仍不失为莫大的荣幸！

到了卢浮宫当然不能不看玻璃金字塔形。我们是从地下停车场直接进入的卢浮宫，对金字塔最初的感受只是其极佳的采光及视野令地下空间豁然开朗。随后来到地上，远观时觉得金字塔体量并没多大，在宫殿围合建筑中并不乍眼——直到来到近前才感觉到了它的庞大，只不过金字塔向上收纳的形状特点内敛而低调，几乎将对原有环境的影响降到了最低。配合周边的环境水景设计，使得金字塔周围成为游人最喜欢聚集的场所。打心底佩服贝大师的设计，如今这座古今融合的建筑已经成为巴黎市的第三号地标，也成了电影界的宠儿。

回望

巴黎是此次游历时间最充裕考察相对最细致的一个城市，老城新城，日景夜景，皆有临幸。这里就好像是北京与上海的集合体，文化底蕴深厚，艺术气息浓重，浪漫气质弥漫，时尚风情荡漾。也许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一个城市具备这种多元融合性，“漂浮而不沉没”，唯有PARIS。

后记：

三国西游短暂而美妙，匆匆掠影下的印象难免偏颇。罗马的厚重历史，比萨的轻盈曼妙，佛罗伦萨的艺术气息，威尼斯的别样神奇，米兰的恢弘大气，卢塞恩的如画风光，日内瓦的祥和安谧，巴黎的兼顾融合⋯⋯这一切城市印象构成了立体化的西行印象。

“这片土地是由宗教串联起来的”是我的另一个深刻印象。世界四大教堂有幸见其三，外加圣马可、巴黎圣母院等诸多闻名遐迩的经典宗教建筑，真可谓不虚此行。教堂、广场、喷泉、雕塑⋯⋯最终我惊奇地发现这罗马城的“四多”其实适用于整个欧洲。

在闻名于世的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收拾行囊之时猛然意识到：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再次心生崇敬地欣赏一下眼前这个保罗·安德鲁的经典设计，再次眺望窗外欧洲上空变化莫测的美丽浮云，心中跃出凯撒大帝的那句名言：我来，我征服！

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篇9

一、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概念解析

(一)宋代书院

依据我国古代历史时期的划分,宋代从公元960年到公元1279年(历时三百二十余年),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亦可分北宋和南宋两个朝代。在当时社会经济发达、文化教育繁荣、科学创新突飞猛进、政治开明廉洁,宋明理学的出现,儒家思想的复兴,全社会掀起尊师重道之风的高潮,为书院的兴盛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唐朝时出现了叫“书院”地方。最初的书院是官方藏书、校书或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没有教授生徒的功能。后来人们所说的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学校式的书院,可以说最早源于私人讲学,形成于唐末五代,兴起于宋朝,以后逐步形成书院制度。[1]书院,也称书舍、精舍,是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重要教育机构,把教学与藏书结合起来。一般以私人主持创办为主,程度较一般私学要高,强调学生自学读书,从而使教学与学术紧密结合起来,折射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二)欧洲中世纪及中世纪大学

12世纪初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兴市民阶层的发展、城市的兴起,作为上层建筑的大学在西欧便应运而生,如意大利、法国建立起当时最早的几所大学,也就是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萌芽与代表,诸如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欧洲已建立了四十多所大学。出现这些大学并得到发展,反映出西欧思想文化生活的进步。

中世纪大学的发展经由萌芽、发展延续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摆脱了“官学性质”。中世纪大学成立时便不受政府控制,去“官学化”在中世纪大学发展中作用十分重大,尽管也要与基督教等教会学校进行控制与反控制较量,但最终中世纪大学还是获得了胜利,并得到长足的发展,演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二、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相同点

(一)勤于思考,敢于怀疑,注重创新

从古代书院众多大师所提倡的勤于思考,善于对不同文化提出质疑的教育理念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书院不仅注重对于学生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也注重锻炼学生博学专精、敢于批判创新的宝贵精神。[2]起初很多学者鼓励学生勤于思考,敢于质疑,进而把“勤思”与“质疑”相结合,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培养创新能力。

无独有偶,欧洲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宋代书院一样,同样也把“勤思”和“质疑”相结合,作为培养学生能力的两个指标。鉴于西欧中世纪初期,宗教处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掌控者,并加以严格控制,所以当时大学主要以神学为其教育内容,浓厚的宗教色彩,导致基督教垄断了整个教育。

(二)注重交流,提倡争鸣,学术论证

讲会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治学制度,鼓励学术交流,提倡思想争辩。这种争辩与交流包括书院内部,也涵盖书院外部。[3]书院内部的学术交流仅限于本书院不同思想的交流争辩,而书院外部的学术交流不仅仅是不同学派之间,还有不同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与思想论辩。这一举措在宋代的书院十分盛行,均提倡在学术上交流、在思想上争辩,促使不同书院、不同学术流派彼此交流观点、共同探讨、自由辩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景象,使得书院有着良好的学术氛围,让学生交流、争鸣与论证中汲取精华,拓展学术眼界。

(三)教学相长,提倡教育与学术相契合

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治学的重要场所。一方面,研究自己学术观点并在与学生交流的基础上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学者利用学术交流与争辩教学的方式,来传播、传承和发展学术观点,使学派思想得以流传,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学者们进行学术研究活动的主要载栖息之所,给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大学的科研园地里,学者们对权威提出质疑,对宗教思想加以反对,教学相长,尊崇理性,反对封建,抨击传统老旧思想,拓展教育新领域,使教育与学术相契合。

三、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不同命运

(一)二者所依的经济基础不同

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而宋代书院就是在这一经济基础下萌生的。加之,封建权贵和社会观念比较狭隘、等级阶级森严,推行“重农抑商”的思想,商品经济没能兴起,农民阶级在与封建阶级的抗衡中力量微小,又没有新的工商市民阶级与封建势力抗衡,导致书院失去了所依赖的阶级基础。

欧洲在中世纪的历史时期,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给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发展提供了经济保障。商品经济发展,瓦解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同时也出现了新的阶级———市民阶级,并不断发展壮大,地位不断提高。新的市民阶级产生之时就对封建势力充满抗争,他们不甘忍受封建王权与教会神权欺压,为了自身自由不断抗争。

(二)二者所依的政治体制不同

我国古代书院是有私人办学而兴起的,但在高度集中的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书院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便渐渐演变为“官学”,直至成为科举考试的“练兵场”。虽然书院提倡学术交流、敢于怀疑,注重创新,但迫于高压的专治体制最终未能形成独立办学。

中世纪的欧洲与我国宋代同处于封建社会时期,但因为地缘关系中央集权势力较弱,政治自由的空间相对较大,给大学留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有利于自主办学。与宋代书院的发展命运各异重要原因是欧洲中世纪大学摆脱了封建王权和宗教神学,受封建世俗政权的干涉较少。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地缘分布在新兴的城市,新生的市民阶层通过大学这一阵地与教会或封建领主抗争,以争取自由和自治。

(三)二者文化背景不同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影响是极深的。宋代书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教育内容自然要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主,宣扬儒家思想,像诸如自然科学等应用性强知识受到排挤。在中国儒家思想的渲染下,宋代书院不单单是传播文化修养,更为重要的是将封建王权与教育理念相结合,以为其巩固政权培养“仁人志士”维护阶级利益。迫使书院逐渐背离了办学宗旨,沦为政治工具。

欧洲中世纪大学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传承了古希腊等古老的欧洲文化而渐渐演变成长,尽管教育的具体主张各异,但始终没有背离尊重科学、崇尚自由、勤于思辨教育思想。而是在封建王权与宗教神学夹击下抗争,重视自然科学教育、培养学生理性思维能力,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为文艺复兴运动聚集能量和准备人才。

四、对我国当代发展高等教育的启示

(一)改变行政化管理“去行政化”

高校管辖“去行政化”。权力机关应加强立法,赋予高校类似于企业法人的独立法人资格,保障高校办学自主权。封建王权、宗教神学与市民自由权的斗争中,不论哪方胜出都会以法律的形式来固定权利,而法律一旦制定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欧洲中世纪大学有自主办学的权利,才得以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到前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高等院校附属于政府,丧失了自主办学权。

(二)优化课程设置,切合社会需要

课程设置也是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命运不同的一个影响因素。我国宋代书院以讲授“四书五经”为主,培养的是封建王权的维护者,最终书院会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观,欧洲中世纪大学以实际应用为主的课程设置,而且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适时调整课程设置,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顺应潮流。很自然的便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三)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引导学生自我钻研

教学方法对人才的培养是至关重要的,而人才的衡量标准之一是自学能力。受传统办学模式的影响,高校还是沿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让学生处于被动学习的局面,久而久之便抹杀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4]就自主学习方面借鉴宋代书院及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做法,加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另外加强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争辩。

五、总结

从宋代书院到中世纪大学的学校进行对比,我们得知宋代书院的讲会制度是值得借鉴的,有利于学术交流和思辨。从蔡元培先生“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思想出发,也能深刻地体会到学术交流的重要性。治学不单是埋头苦干,也需要交流切磋与思辨,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辩论来获得新的启发。

摘要：宋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同一历史时期的两种比较特殊的高等教育形式。它们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与中西方文化传统及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通过比较二者之间的异同,以获得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启示,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宋代书院,中世纪大学,比较,启示

参考文献

[1]华琼.宋朝的书院[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11).

[2]王天一,夏之莲,朱美玉.外国教育史(上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刘欢欢.中世纪大学与我国宋代书院教学的比较[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10,(6).

《中国之欧洲》 篇10

世纪之交, 代表我国西方音乐史新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西方音乐通史》 (2001年5月版) 隆重面市。这本文化部教育司主持编写的系列《中国艺术教育大系》中的《西方音乐通史》由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教研室编写, 充分发挥了集体攻关的优势。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教研室是当前国内本专业领域中实力较强的教学、科研集体, 其中姚亚平、周耀群、余志刚、李应华、黄晓和、钟子林等科研骨干的执笔, 以及权威人士于润洋对全书最后定稿时的统修把关, 使得这本教材的学术质量有了根本保证。之所以把张洪岛先生主编的试用教材《欧洲音乐史》 (以下简称《史》) 与文化部教育司主持编写的系列《中国艺术教育大系》中的《西方音乐通史》 (以下简称《通史》) 作比较, 原因有三:首先, 这两本书都是出于我国的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的大家之手。其次, 这两本书有着相同的研究领域———西方音乐史。再次, 《史》是上个世纪上半叶我国对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总结, 继之影响我国音乐史学界上个世纪下半叶的代表性著作;《通史》是对上个世纪下半叶我国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总结继之将影响21世纪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界较长一段时期的经典之作。

《通史》与《史》比较其突出优点是:框架结构合理;内容丰富翔实;思想开放, 陈述客观。但是, 二者都存在史学学科必然存在的某些遗憾。

一、《通史》的框架结构合理

《史》书共分四个篇章:第一编, 古代奴隶社会时期;第二编, 封建社会时期;第三编, 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第四编, 资本主义社会时期。从标题的内容看, 这种结构框架明显包含着浓郁的政治和阶级的气息, 更何况每一编的导言都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阶级矛盾进行了阶级分析, 第四编的总论竟长达八页 (95页-102页) 。而且, 每个章、节、作曲家和音乐流派的开篇语中几乎都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与音乐本体关系较远的陈述, 如第四编的第二章对贝多芬长达23页的陈述中, 只有第二节“创作特征”的记述中简要地对贝多芬的作品予以介绍和作品分析, 但几乎没有音乐学理的分析, 更没有对谱例进行和声和曲式分析, 而是在第一节“生平及创作道路”和第三节“小结”中浓笔重彩地描述当时的政治氛围和贝多芬的政治精神状态。总之, 《史》对音乐生成的环境比对音乐本体的陈述要多, 而且《史》的谱例部分集中放在书的附录部分, 既没有中文简介也没有对作品的技术和内容分析, 因此, 谱例和书的文字内容不易对应, 实际的应用价值没能得到体现。另外, 《史》既没有序言也没有参考书目 (只有少量的页下注, 此点是值得肯定的) , 不利于读者对全书的整体把握, 也不利于读者对本书内容的考证和文献引用, 因此, 《史》的学术规范性和典著质量性大打折扣。

《通史》开篇有《中国艺术教育大系》序和编写说明。它有七个编章:第一编, 古代希腊和罗马音乐 (姚亚平编) ;第二编, 中世纪音乐 (姚亚平编) ;第三编, 文艺复兴时期音乐 (周耀群编) ;第四编, 巴洛克时期音乐 (余志刚编) ;第五编, 古典主义时期音乐 (李应华编) ;第六编, 浪漫主义时期音乐 (李应华、黄晓和编) ;第七编, 20世纪音乐 (钟子林编) 。所有七编均有概述, 多从文化、思想、人文、宗教、艺术、情感、风格和流派等这些与音乐文化紧密相关的内容对通编予以概述, 廓清了音乐的继承、发展、创新和未来流变的趋势和基本状况, 把握了某个时期音乐文化的发展脉络, 可谓史论并举、清晰而深刻。大量有针对性的谱例 (谱、文445页) 穿插文字叙述之中, 既增强了语言观点的说服力, 又加强了读者对音乐本体的感性认识, 可以说《通史》向有声的音乐史的方向迈出了可喜的一大步。《史》的第一、二编只有14页的内容, 第三编也只有80页的简述, 而第四编用了365页的陈述, 本该有的20世纪音乐被忽略, 因此著作结构不够合理。而《通史》与《史》比较, 其最鲜明的结构特色是古典时期以前用了大量的新材料达172页, 20世纪的音乐论述达73页, 著作有着合理的结构布局。

二、《通史》的内容丰富翔实

现在国内出版的西方音乐史教材大多是“简史”、“史略”、“简明”或“简编”性的音乐史, 字数从8万到33万不等, 《史》是上个世纪的代表之作, 不过33万余字, 而《通史》却有50余万字, 篇幅和内容量增大很多。书中还收进了少量的谱例和珍贵的图片。《通史》的内容有较大的扩展, 尤其对中世纪、文艺复兴等早期音乐的现象及20世纪的现代音乐这两个过去不大涉猎的领域用了较多的篇幅, 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使得这门学科的系统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相比之下, 《史》以古希腊时期至20世纪为起止端线, 而对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音乐文化持漠视或否定的态度。这种以单纯思想意识概念为出发点的音乐发展史观, 显然既不能满足当代读者的需求, 也不利于我们对现代音乐的全面认识和研究。20世纪是科技和文化发展十分迅速的时代, 一些反传统的音乐风格和音乐技巧的演进, 以及音乐与多种学科的交叉, 甚至与科学技术的交汇, 形成音乐学科的多种新兴和边缘学科, 音乐学呈现出立体的复杂结构和缤纷异呈的景象,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分析、研究的重要音乐现象。新型的音乐理论, 以及这种理论与西方现实生活的变迁关联等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历史史实, 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予以对待。正如《通史》第七编“20世纪音乐”的编者钟子林在《二十世纪西方音乐回顾》中所言:20世纪是“开拓、融合、多元”的世纪, 并寄希望于21世纪的“成熟”。《通史》面对现实, 力求客观地展示20世纪音乐文化的全貌。20世纪的西方正是资本主义处于动荡和危机的社会状态, 两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原有的精神状态, 产生了各种思想意识流派, 各种苦闷心态反映为欧洲乐坛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抽象主义等, 在欧洲音乐方面则表现为新古典主义音乐、表现主义音乐、序列主义音乐、未来主义音乐、具体音乐、电子音乐、概率音乐等先锋派音乐。这些音乐从根本上瓦解了欧洲千百年的调性音乐, 摧毁了调性音乐的根基 (乐音、音阶、和声、对位等) , 形成以十二音音乐体系、无调性和泛调性等音乐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为标志的20世纪西方音乐的主流形态。当然, 这些音乐理论和音乐风格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序到有序、从自我理念的膨胀到对外部客观世界的关照, 从单一的音乐思维到多元思维和表达的艺术发展过程。尽管这时的音乐情感常表现为扭曲态势, 音乐语言、和声语言表现得支离破碎, 音乐寓意抽象含混而扑朔迷离, 音乐作品内容反映出消极、悲观、失望的情绪, 音响上也出现类似心灵呐喊式的刺耳噪音, 但它毕竟部分地反映了20世纪的政治、经济、生活、情感、精神等方面的重要变化, 体现了音乐艺术家们极其丰富和复杂的心理体验和哲学思考。基于此, 这时的音乐仍然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和精神价值。如果像《史》那样只讲到20世纪初叶的民族乐派, 而对反调性音乐只字不提或忽略不记, 无疑会造成史书的断代现象, 就该点来说, 《史》显得保守而不合时宜了。对于《史》书中用笔相对较多的作曲家和作品, 《通史》从内容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充实, 理论深度的阐述也有深入和提高。例如:《通史》的第一、二编对古希腊、古罗马音乐从音乐与神的崇拜到器乐、诗歌和戏剧的繁荣, 音程、音阶和教会音乐的兴起, 圣咏的形成和特征, 日课和弥撒, 音乐美学, 记谱法, 教会调式, 六声音阶, 附加段, 继叙咏, 宗教剧等有条不紊的梳理, 使读者在漫长而庞杂的音乐发展事项中理清了音乐艺术的脉络。第二章“多声部复调音乐的兴起”、第三章“中世纪单声歌曲”、第四章“14世纪法国和意大利音乐”均出自姚亚平先生之手, 风格较为统一, 整体质量较《史》的同样部分丰富、饱满、深刻有力。全书对各个时期的社会背景、文艺思潮的论述, 具体作家、作品与背景的关联, 作品内容和音乐形象, 艺术技法的特点与创新等方面的诠释, 都较为成熟。

三、《通史》的思想开放, 陈述客观

通过阅读《通史》的作者们在参考了大量中外文献, 经过分析、研究和思考著就的这本教材, 不难看出作者们十分重视该学科在国外研究的动向和成果, 尤其重视选择其中被公认的、学术水平最高的成果 (有些是最新的, 有些不一定最新, 但水平最高) , 这种选材在《通史》中贯穿始终、随处可见。在第三编“文艺复兴时期音乐”的陈述中对法—佛兰德作曲家约翰内斯·奥克冈和比斯努瓦的阐述, 对意大利的弗罗托拉和劳达赞歌及法国尚松的介绍。在第四编“巴罗克时期音乐”中, 对音乐本体的分析 (两个常规、通奏低音、情感论、调性和声与对位等) 也是本书的亮点。在第五编“古典主义时期音乐”中对前古典时期的器乐 (奏鸣曲、奏鸣曲式、协奏曲、交响曲和贝多芬的声乐作品等) 这些每本书都要涉及的内容, 李应华先生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第六编“浪漫主义时期音乐”中, 对罗西尼、约翰·施特劳斯父子的重视, 对19世纪民族主义音乐和音乐家的全面陈述, 特别是对欧洲各民族乐派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音乐文化本体的关照更是个性鲜明, 只是对音乐文化的理性思考尚待深入。第七编“20世纪音乐”是《史》书中没有的部分, 也是西方音乐中的“百家争鸣”期, 内容庞杂、鱼龙混杂, 有的昙花一现未成流派, 有的尽管形成了流派但是“各领风骚三五天”;有的思想性健康, 有的思想性不健康。要想用不太长的篇幅把20世纪的西方音乐文化廓清实非易事, 何况很多音乐家尚健在, 热点、焦点、难点问题很多, 一不小心就会弄巧成拙。而钟子林先生以学者应有的风范、开放的思想, 直面客观史实, 予以编纂, 实属难能可贵。但是, 本编的阐述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嫌, 再者, 若能对各种主要的音乐流派发生的思想根源和作曲家的个性心理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予以深度挖掘将更为完美。《通史》作者们还注意研究原始文献, 甚至在《通史》当中对这些文献加以介绍。而《史》书通篇只有55个页下注释, 书后也没有列参考书目。相比之下, 《通史》通篇有页下注释360个之多, 参考书目也相当可观 (60多部) , 其中书目多为上个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的最新研究成果, 没被译成中文的原著就有30本, 这些被我国学者看成第一手资料的选用, 无疑对《通史》的学术水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充分体现了作者们的教授和学者风范:力求注重客观史实;以开放的思想、敏锐的学术眼光关注本学科的前沿知识, 从学科的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着力, 全面架构学科体系, 为学习研究本学科的人士由学习达到研究的境界寻求到一条有效的路径。

四、《史》和《通史》的缺憾

之所以说《史》和《通史》存在缺憾, 原因有三:一是人们对于“历史”的观念问题;二是“西方音乐史”学科本身的问题;三是这两本书作为教材存在的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历史”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定义, 它包含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形式, 即已经发生的事项, 有不可再现性, 也包含对过往的事项的记录, 有可再识性 (即历史记录) 。可再识性的历史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历史学, 它是联结历史客体与历史主体的一条纽带。但对于专业研究历史的人来说, “历史记录”的路径有三:对过往事项的客观性记录;对过往事项的社会性评价记录;对过往事项的情感性理解记录。客观性记录是以文字为工具对正在发生的事项进行“摄影”, 这种历史被黑格尔称之为“纯历史”或“原始历史”, 它不含有个人的主观意愿和社会性评价, 只是历史学的原始材料 (当然, 眼见也未必为真) 。本人以为, 这种“摄影”历史只是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 就其本身还称不上历史学。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说过:“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2]因此, 对过往事项的社会性评价、情感性理解记录, 既是必然的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关于“西方音乐史”学科本身的问题, 主要是指中国人如何研究西方音乐史。就具体的研究而言, 首先是学科定位问题, 是对音乐家、作品、风格等进行音乐本体研究还是对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其实, 在西方音乐史学界对史学研究应该注重音乐本体风格研究还是关注社会文化内涵或两者兼顾之一直是争论不休的。很多史论著作中, 要么侧重音乐本体分析, 走向作曲技术理论, 要么超出音乐本体的分析, 走向空泛的文化描绘, 要么出现音乐本体分析与文化描绘骨肉分离式的生拉硬扯。《史》书中就多了些阶级、政治、经济与音乐的描述, 少了点社会文化与音乐的结合。《通史》中虽然有了社会文化与音乐的结合, 但是社会文化陈述略显单薄;直接引用西方史学的第一手资料丰富, 但用我国文化的视阈对西方音乐的关照不够, 缺少作者对音乐史学独到的见解, 因此, 《通史》给人一种西方著作翻译本的感觉。“对传统的西方音乐史学挖掘整理更加深入全面, 并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西方音乐史学体系, 使之呈现既有西方音乐史的属性, 又具有更加丰富、多元、深邃的中国文化特点”, [3]“历史学家的作品, 像艺术家的作品一样, 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他的个性的一种表现”。[4]因此, 学者们要敢于表现自我, 使作品充满灵性的光辉和中国文化的光芒。《史》和《通史》同为教材, 自然与个人著述有所不同, 因此对历史上或现实中存在有争议的问题则尽可能不给出作者个人的见解, 对此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为了加强史书的学术含量, 适当提出问题并预设一些解决方案是研究者应具备的客观态度, 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研究的方向、开拓学术思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总之, 《史》和《通史》可以说都是里程碑式的著作。《史》集建国以前中国西方音乐史研究成果之大成, 并统领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界近半个世纪。《通史》则是新世纪中国西方音乐史学对20世纪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研究成果的大盘点, 它对中国西方音乐史学界的影响是空前的, 至于影响的时间长度要看我国西方音乐史学的发展速度和史学观念的更新的速度, 以及我国西方音乐学者成长的速度。昨日《史》的读者已成长为今日《通史》的作者, 今日《通史》的读者也必将谱写西方音乐史学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张洪岛.欧洲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3.10.1.

[2]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 (修订版) 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3.07.3.

[3][英]汤恩比·阿诺德著.刘北成, 郭小凌译.历史研究 (修订插图本)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郑祖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