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全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精选十篇）

全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篇1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21世纪头10年,中国和美国都经历了全球经济的巨大变革。首先引发这一变革的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全球范围内货物运输成本急剧下降。长途海运成本几乎接近于零。随着现代通讯技术可靠性大大提高,通讯行业的成本也从昂贵变得低廉。

制造业的全球化由此产生。对于生产商而言,产品可以在距离总部很远的地方进行生产,然后再将其发送到世界上其他任何能够高价售卖的地方去。这就使得生产商可以将厂房设在某个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对于绝大多数由发达国家在全球进行生产的产品而言,即便产品本身很先进,但实际上制造这种产品所需要的技能却很低。这就必然导致发达国家把制造这些产品的大量工作都外包给发展中国家。20世纪9年代发布的相关报告显示,韩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是同时期美国的十分之一,而中国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工资水平只是同时期美国的百分之一。

在于全球范围内更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中,产业工人开始失业。这种高度整合的低技能劳动力市场是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此前,美国农业从业者只是和镇子另一边的人在竞争。而现在,他们是与世界另一边的人在竞争。忽然间,劳动力价格的差异使得一切都大为不同。

同样的情况也很快发生在中等和高等技能劳动领域。在美国,医生将白天拍下的X光片发送给印度的医生做分析,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收到对方传回来的分析结果。这样人工成本就比由美国医生完成医学影像分析低廉许多。

这种现象发生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我们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所有技能层次的劳动力市场都出现了大规模整合。这最终意味着,那些生产产品和服务的人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他们所需技能层次的最廉价劳动力。在高技能层次的劳动力市场,这些技能甚至可以由互联网另一端的某个人提供。制造商并不需要飞到当地并把那些人带回自己的国家,也不需要把研发机构搬去那些人所在的国家。同一个研发团队的成员甚至可以相隔千万里。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二、政策背景:全球化及自动化生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全球劳动力市场增加了许多新的劳动力。印度过去的劳动力市场基本上是内向型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几乎不存在交换与流动。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破产之后采取了对外开放政策,数以百万计的印度人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其中相当一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众所周知,在1978年之后,中国施行对外开放政策,为全球带来了12亿的劳动人口。同一时期,当铁幕落下,数百万的东欧人也流入了全球劳动力市场。这不仅是先进技术创造了全球劳动力市场,而且是在短时期内整个市场规模急剧扩张。

美国在199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将工作外包到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意味着几乎每一个工作岗位都正在被逐步驱逐出美国。当时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相信,然而今天再回顾20世纪90年代,这一结论早已得到证实。从那之后,自动化工作的成本急剧下降,同时自动化设备迅速发展,原来需要人工的许多工作都可以被自动化生产所取代,生产成本随之下降。因此,劳动力价格上升和自动化生产价格降低,不仅促使雇主更多地购买机器而不是雇用人工,而且在市场竞争中,它变成了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的局面。

据报道,有工厂预定了10万台机器人来代替工人工作。随着中国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劳动力价格也相应增加。因此在中雇佣工人数量到达30万到40万的工厂,可能将会使用机器人来代替工人生产。中国尚且如此,美国劳动力价格是中国的4倍,其情况更可想而知。目前,那些只需要常规技能就可胜任的工作,有一些薪水不高,而另一些薪水尚可的岗位可能将很快被大规模自动化机器生产所取代。因此,机器人取代人类工作不仅发生在发达工业化国家,而且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这些发展变化会给教育领域带来潜在的影响。在中国,这意味着有6亿人进入中产阶层,这一惊人的发展在世界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在更为发达的国家,其结果将会更为复杂。在美国,数百万的低技能劳动者具有比其他国家同水平劳动者高很多的工资。这可能是影响当前美国大选走向的最重要的社会现实,其中蕴含着极大的政治意义。

三、美国的窘境

无论是在中国、美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未受过太多教育、不具有太多生产技能的人都需要与自动化机器中的电脑共生,并且将被自动化机器所掌控。我可以大胆地预言,绝大对数接收过学校教育的人都只有普通水平的劳动技能,他们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失业。这意味着什么?现在,美国高中毕业生的语文能力不会超过8年级水平。未来15—20年之内,这部分人将很有可能被自动化机器所取代,也就是说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已经被淘汰出局了。

事实上,毕业生即将进入的是低技能劳动力市场,这一领域正在被摧毁。我们让孩子们为未来的生活世界做好准备,然而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复杂的和模糊的。将来,在一个大公司中长时间从事同一项工作的情况会越来越少,绝多数人都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

这意味着,那些不能提供高质量教育的国家将会面临骚动,并且在低收入人群中出现更高的失业率。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来讲,尽管美国已经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要好许多,但是却同样面临着平均工资停滞不前的问题,收益质量猛增同时失业率攀升。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与中国及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是能够受益的。但是,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可能并非如此。与以往相比,现在每个人掌握的知识和能做的事情都更多了。个体所受的教育和培训的水平决定了他能够实现价值的程度。但是对于美国而言,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在过去的40年里,我们的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学业表现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尽管这期间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改革,但是最终收效甚微。然而,即便是考虑了40年来通货膨胀的影响,美国中小学教育系统支出的增长比率也已经达到了240%。也就是说,我们花了双倍的钱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所以说,美国教育正处于不利的境地。

四、过去40年美国的主要教育改革措施

我认为,美国过去40年来为了应对世界发展趋势而尝试过的最重要的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增加教育投入、减小班级规模、市场和竞争、信息技术、学生学业标准和配套考试、加强教师资格考试和学校问责。

如前所述,美国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的经费,是全球基础教育经费投入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这并没带来改变。其中很大一部分经费投入用于缩小班级规模。我并不建议中国采用同样的小班化改革,因为这几乎是美国曾经做过的价格最贵、收效最小的教育改革。我们斥巨资将班级规模缩小至比其它发达工业化国家都低的水平,然而依然没有任何成效。

在这种局面之下,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将教育从泥潭中拽出来,就成为了呼声较高的候选方案。其背后的理念主要是基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理论。学者们通过分析认为,美国教育的问题在于专业化的教育垄断了教育行业,因此要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基本理论是,如果经济领域中出现垄断,那么解决之道便是引入竞争,个体需要通过提供更高质量、更低价格的产品才能在竞争中胜出。那么,将该理论用于教育领域就能解决问题吗?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州、省、国家层面的竞争均引发了教育成就和质量的竞争。但是这种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的方法,并没有使低收入者从中获益。在美国,实际上没有证据显示特许学校和教育券等政策对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发挥了作用。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报告,美国对教育技术的投资比其他发达工业国家都高。他们的另一项关于成人劳动力及基本技能的研究显示,美国人在工作中使用常规工具,如软件、科技等,能力比该研究中其他国家的人群低很多。因此,很难说给中小学教育技术上的投资带来了多少成效。近年来,美国在开发学生成就的国际可比指标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最近在奥巴马执政之下,开始设计开发测验工具用以考察教育目标的达成情况。事实上,从小布什政府基于测评的教师和学校问责开始,美国不断推出一系列教育改革,直到奥巴马政府之后情况更甚。然而,所有这些都像是一场灾难。

五、当前美国教育改革的现状

当前,美国对于市场改革的政策方针显著扩张。其政策效果已经不那么重要,因为这些不断增加的改革是作为更宏大的政治议程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基础上推出的。对于学生学业标准而言,我认为这是很需要做的,并且到目前为止做得很好。但是这项政策在美国的实施情况一直不容乐观,许多教师和家长都对学业标准持很强的反对态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政策推行得太快而没有实现做好计划。

尤其当奥巴马政府推出教师评价的政策之后,更是如此。教师评价的标准很快就改成了学生的考试分数,但同时并没有向教师提供足够的专业支持。几乎美国所有的顶尖研究者都认为这样做有失公平。无论如何,这项改革还是在持续推进,并且其收益在极大程度上从国家的一边转动到另一边,先是反对学业成就标准,现在是反对所有的测验和考试,并且在更广的范畴反对各个层面政府设计出来用以提高学生学业表现的标准,以及反对那些用以测量学生学业进度是否达到标准的统一考试制度。所有的发展几乎都停滞不前了。由于这多是由联邦政府大力推动的,而在美国通常人们都会反对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候发挥太强的作用,因此,为了在2015年内能完成《基础教育法》修订工作,美国国会在过去几年进行了一场很长的争论。在许多人眼里,这场争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联邦政府的作用被极大地削弱了,同时州政府的作用得到适当加强。但是,这却导致没有人最终为美国的未来负责。我认为,美国联邦政府不用花很长时间就将恢复在制定教育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但是州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仍然只是发挥较弱的作用。因为这些决策多是由单个的学区来做出,尽管学区很多,但是它们都很小。

美国的《基础教育法》和现在的《每一个学生都成功》法案,除了使民主党和共和党团结起来共同削弱联邦政府在制定教育政策上的权力之外,没有在任何实质内容上达成共识。尽管目前的法律中充满了矛盾,但是国会并不打算通过在法律层面求同存异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因此,将呈现出一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即法院停止对法律含义做出判定,并且最重要的是,两党对美国教育系统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路径没有形成共同愿景。

六、未来的发展趋势

未来,美国首先会继续关注STEM教育项目以及信息技术在学校教育中的使用。第二,对职业技术教育、应用型教育的关注也不断升温,但是尚未出台新的政策以推动建立有效的学徒制体系。第三,将更加关注提升师资队伍质量以及为教师创设专业化的工作环境,但是目前尚未出现政策资本的投入。第四,开始关注美国与其他国家教育的比较。目前一些前沿的研究问题还包括“21世纪技能”的测量方法、基于技术的测试、非认知因素(如毅力)对学业成就的影响、如何推动教育研究成果的使用等。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高考制度改革 篇2

全球视野下的灾害预防 篇3

当然，全球气候温度升高导致的急剧天气变化，是灾害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我们的准备措施不充分而造成的损失，也是情况更加恶化的重要因素。

如今，为了满足不断扩张的人口需求，大量的投资进入了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拓展以及城市发展领域，预计在2050年，这些领域的投资额将会达到90亿美元。但是，这样大规模的投资却没有充分考虑到灾难风险。正是由于没有综合考虑对这些新兴经济领域的资产保护措施，因而在未来几十年中，灾害造成的损失将会急剧增长。

从这层意义上来说，气候变化的预测应该能够促使政治家和商业领导者们重新调整他们的灾害风险预期。我们的决策者必须意识到：世界上没有单纯的自然灾害，只有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工作场所、房屋、道路、学校、医院，以及各种公共设施产生的灾难性影响。

2004年，印度洋海啸摧毁了11个国家的海岸地区，造成了15万人死亡，50万人受伤，最终导致了10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自此次海啸之后，168个国家达成《兵库行动框架》（HFA） 的一致意见。这一框架制定了一个十年的综合减灾计划。

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卡特里娜飓风再次凸显出这一计划的重要性，并创造了全世界受保险保护的经济损失的年度新纪录。而这一纪录在2011年由发生在日本东北部的地震与海啸灾难再度被刷新。

到目前为止，《兵库行动框架》的实施产生了较为复杂的结果。尽管提前预警系统等改善措施减少了灾难中的死亡率，但是，灾难造成的经济损失仍在持续飙升。究其原因，在于太多的投资者不顾基本的常识，在土地利用和基础建设当中更倾向于追逐短期利益。

对一些环境与生态条件脆弱地区的持续开发，尤其是对海岸地带的开发，极大地增加了经济资产暴露在灾害当中的风险。例如，全球每年暴露在热带气旋风险之下的GDP比例，由20世纪70年代的3.6%增长到21世纪前十年的4.3%。

另一方面，洪涝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风险也在逐渐增长，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首当其冲。

以美国为例，2010年的普查数据显示，39%的人口居住在海岸城镇。处于海滨地带的房屋数已达到4900万间，而且，这些地区日均有1355个建筑项目通过审批。这样的聚居模式极大地加重了去年桑迪飓风造成破坏的程度，桑迪也因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造成第二大经济损失的飓风。

当然，如今并不全然是坏消息。

挪威正在积极建立以提高洪涝与风暴潮防护水平为目标的标准，并且在过去的四年里已经通过立法形式，发布了一套新增的建筑分类体系。其中要求医院这类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必须达到能抵抗一千年一遇洪灾的水平（即指某一年内发生概率为0.1%的洪水等级）。而居民房屋也要求必须能够达到抵抗两百年一遇的洪灾的水平。

与此相类似的是，新西兰在2010年与2011年坎特伯雷地震之后，提出了《基督城城市发展策略》。这一策略的目标，着眼于实现城市效率、宜居程度与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最大化。在这一策略中，最适宜发展地区的选定主要考虑交通、城市规划以及房屋和水资源管理等方面的因素，以应对地震、洪涝以及岩崩等自然灾害。

鉴于减少不必要风险的措施可以大大地节省资金，并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可避免的损失，挪威、新西兰等国所采取的这种规范性解决措施有着极大的经济意义。

在这样的考量之下，即将于2015年实施的第二次《兵库行动框架》，将会强调建筑方式的改善以及土地利用的透明化与决策过程的明晰化。同时，也将重视私营部门的作用——这样做，是考虑到在多数经济体中，私营部门的投资占据了整体投资额的70%至85%。

以上种种措施所带来的结果是——为人类提供更加安全的居住条件。与此同时，也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

全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篇4

1“数据新闻”的内涵

1.1对“数据新闻”的呈现形态进行分析

大多数从事数据新闻的记者认为,数据新闻与传统的新闻报道不同,它是以一种全新的报道形态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荷兰的数据记者亨克·范艾斯认为,数据新闻使记者能够通过发现、制作、呈现大量数据这一套工作流程来展现没有报道过的新闻故事,并找到新的报道角度[1]。新闻数据成果有多个层面,要对其进行深刻探讨与分析,试着把握整体情况。

《数据新闻手册》是时下较为流行的对于“数据新闻”进行研究的小册子,也是全球第一本对数据新闻进行专门探讨的著作。该书由欧洲新闻学中心和开放知识基金会倡导,2011年在伦敦大会上的48小时工作坊初步成型,并通过几十位来自BBC、德国之声、卫报、纽约时报、美国在线新闻等机构的数据新闻倡导者与操作专家以网络协作的方式编写而成,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协议”下在线免费阅读[2]。这本书在对数据新闻进行解释的同时,还着重展示了国际上的主流媒体对数据新闻的运营案例。

数据新闻使记者可以通过运用互动式的图表信息来对复杂的新闻故事进行报道,探讨新闻与每个人之间存在的联系。数据新闻还能将新闻的获取过程向受众公开,与受众分享成功的经验。

1.2对“数据新闻”的生产流程进行分析

作为精确新闻学理论奠基人的菲利普·梅耶教授认为,在信息时代,记者要着重关注对信息的寻找与获取,而现阶段,信息资源丰富,记者则要把关注点移向对信息进行处理的过程。信息的处理过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不断变动的数据进行分析与探讨,找出其中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是为了让用户充分了解信息对他们的重要程度而对信息进行公开展示。这两方面要求数据新闻要做到严谨细微,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1.3对“数据新闻”的行业发展进行分析

越来越多的新闻相关工作人员对“数据新闻”感兴趣,并逐渐认可。“数据新闻”在新闻发展行业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记者可以利用工具分析数据、钻研数据,找到受众需要且感兴趣的部分;同时,要正视数据,对零散的数据进行整合,对受众无暇处理的相关信息进行挖掘,并核实,待理清后向公众发布。数据新闻在未来的新闻业发展中具有极大的发展潜能,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对其感兴趣,而数据新闻自身也将充分发挥其自身独有的优势,在信息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2“数据新闻”的特征

数据新闻所彰显的新闻要点,可以广泛吸引读者,引导读者进行更好的阅读;同时,对人物的刻画更加形象,人物与事件之间的脉络更加清晰,充分弥补了小数据条件下进行新闻报道的困难之处。数据新闻具有交互性,并以直观性优势见长,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对新闻生产叙事的形式进行创新,可以使其更加形象化。

但数据新闻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势必会有不完善的地方,在缺少正确的价值判断条件下,如果对大数据过分的依赖,可能会使传播者和受传者产生错觉,造成误导。另外,数据新闻因其较理性分析的优点,因此,在对故事进行生动或有趣的讲述方面并不擅长,缺少趣味性,而且一旦变成完全是由数据组成的新闻后,将变成一种全新的程序化的报道[3]。

因此,数据新闻在生产中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例如,在数据的收集阶段要注意核对数据,对数据样本进行检查,防止出现偏差;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方式上,要注重理论支撑,避免发生道德危机;在对图表信息的处理中,要注意处理能力的有限性,避免造成数据良莠不齐等现象。

3“数据新闻”在中国的实践

现阶段,中国数据新闻的发展依然存在着不足,国内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对在新闻实践中运用数据报道的方法虽然热衷,但是很少有学者对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对于新闻编辑来说,在新闻中添加数据和图表比较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并以此来获得更高的关注度,进而在竞争激烈、的新闻媒体行业取得一席之地。因此,更倾向理论研究,使吸引力不高[4]。而四大门户网站虽然在这一模式中占据领先地位,但缺少原创性内容。目前,中国的数据新闻工作者大多来自没有采编权利的网媒,对信息的获取渠道较少,活动空间较为狭小,选题受到限制,容易造成网站对数据的采用存在雷同现象。不加分析地进行转载容易造成内容的重复,使国内的数据新闻在原创性上产量不高,看似新颖实则是对传统报道的加工,报道的灵活还有待加强。

部分国内新闻编辑是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不得已而进行的新尝试,内在动力还有待提高,计算机专业相关的数据处理能力不强,不能快速地将新闻事件中的复杂关系和事实充分地提炼出来,以更直观的模式进行报道,基本上多为单一的图解模式,以静态文字配之图表为代表,并且新闻的科学性和流畅性不强

4如何提高数据新闻生产的竞争力

在信息时代下,怎样增强数据新闻的实践能力,提升其竞争力是当下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针对数据的获取阶段来说,一定要有新闻敏感性,能够迅速地挖掘在大数据中的有价值的新闻事故,并且要利用好社交媒体这一手段,专业媒体可通过社会化媒体来使传播的影响力更为广泛。

在对数据进行处理时,要能够辨别真伪。数据并不意味着客观,新闻工作者应该避免社会化的思维模式,要以受众为核心,挖掘对受众有吸引力的内容,使受众对信息的接受更为有效。同时,要有敏锐的思维,能够快速地在数据整理过程中发现新的新闻,使提供给受众的新闻更加具有时新性。另外,在对数据进行表达的同时,要注意创新,要学会采用创新的艺术表达手法,使受众的视觉层次得到扩展,并在表达中配有一定的文字说明、交互式设计,加强与受众之间的互动交流,避免二次传播带来的信息重复。

5结语

虽然在大数据时代,我国的数据新闻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网易、新浪、腾讯及搜狐这四大门户网站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仍有不足。我国的数据新闻从业者应根据不同情形采取不同对策,多思考多反思,并积极学习相关优秀的实践经验,不断创新思维,培养实践能力,并进行持之以恒的探索,充分利用好新媒体的优势,推动媒体数据化大转型。并对数据理念进行创新,对新闻的传播结构进行重组,以此来保证大数据时代下数据新闻的核心竞争力。

摘要：“数据新闻”是在大数据时代变革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新兴领域,被称为新闻业未来的发展模式。随着“大数据”在新闻行业的活跃,“数据新闻”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对数据新闻的相关数据进行探讨与研究,解析“数据新闻”的内涵以及其基本特征,并对其进行总结,以此将关于数据新闻的最新实践结果展示出来。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数据新闻,竞争

参考文献

[1]苏宏元,陈娟.从计算到数据新闻:计算机辅助报道的起源、发展、现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1(10).

[2]周婷婷.大数据时代数据运用的理念与实践研究——以英国《卫报》为例[J].江汉学术,2015,02(1).

[3]张冰清,周彤.“数据新闻”理论与实践研究综述[J].传播与版权,2015,2(3).

全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篇5

全球化时代,人力物力的流动更加便利,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也愈加激烈。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多彩,旅游资源丰富,是国内外游客心中比较向往的目的地之一。旅游英语翻译是全球化思想文化交往的重要媒介工具,更是推动陕西旅游产业实现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辅助,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一、陕西旅游产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陕西地处我国内陆腹地,处于黄河中游、汉江中上游,位于地理版图中心区,是连接东部、西北、西南地区的桥梁和枢纽,纵贯南北、连通东西,区位优势显着,战略地位突出。地理上,陕西从北到南地跨陕北黄土高原、关中渭河平原、陕南秦巴山区,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景观分布多样,地形地貌独特优美。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31个,省级自然保护区29个,省级森林公园45个。

陕西历史悠久,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时间最长的省份,自周开始先后有秦、汉、隋、唐等13个朝代在此建都,时间长达一千一百多年。陕西省省会城市西安(古称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闻名世界的四大古都之一。陕西境内历史遗迹丰富,分布广,历史久,数量多。有各类文物点3.58万处、各类博物馆151座,仅古代帝王陵墓就有72座。

陕西是我国较早发展旅游业的省区之一,起初主要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发展旅游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旅游产业对陕西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以“人文陕西・山水秦岭”为整体形象品牌,陕西旅游立足国内旅游,大力发展入境旅游,不断加大国际国内促销力度。2012年陕西旅游业实现旅游总收入1713亿元,累计接待境内外游客2.32亿人次。其中,接待境外游客33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16亿美元。接待国内游客2.29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609亿元。陕西省2012年全年累计旅游投入达221.6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入60.7亿元,旅游景区投入109.1亿元,旅游饭店投入34.1亿元,其他旅游设施投入17.7亿元。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轰轰烈烈展开,《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的出台,陕西旅游业的发展将迎来更大的机遇。

二、全球化视野下陕西旅游英语翻译的新特点

随着全球化的逐步深入,旅游的内容不断得到丰富,空间大大扩展,文化交流的功能逐渐凸显。旅游产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经济地位显着提升,全球化旅游更成为旅游产业发展的新兴增长点。旅游英语翻译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专业英语翻译活动。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助力剂,旅游英语翻译如何面对全球化这一趋势及其所衍生的问题。

语言是人们进行文化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更是将陕西文化介绍给国际游客的重要桥梁。英语作为一个国际通用的语言,是我们实现陕西旅游产业国际化的重要语言工具。由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文化趋同性和存异性越来越明显,不论个人主观意志的喜好与否,这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旅游英语翻译也难逃全球化的影响。在全球化潮流下,陕西旅游英语翻译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陕西旅游英语翻译将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文化差异的影响。入境旅游人数的不断增加,必然导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的频繁。国家间、地区间的文化差异成为旅游英语翻译必须去深入考量的重要因素。如何使国际游客了解深厚独特的陕西文化,弥合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成为陕西旅游英语译者的重要难题。

第二,网络资讯的传播。互联网络不断普及,资讯流通空前便捷,国际间文化交流逐步深入。在陕西旅游产业的发展与推广中,必须考量利用社交网络、微博等新媒体,以英语发布陕西特色景点、人文风情、美食等,扩大陕西旅游的知名度。

第三,本土化与全球化的平衡。全球化的不断扩散导致了全球文化的趋同化,主流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大放异彩。此时,更应该关注当地的本土文化。全球化时代,陕西旅游也在与时俱进,大量西方文化入侵。如何将原汁原味的陕西旅游文化传承保留,并且与其他文化保持一定的距离。

第四,译者知识储备的提升。任何工作良好的开展完成都离不开从业者的努力与付出。全球化时代,陕西旅游业将迎来大量不同国籍、不同文化的国际游客,这对译者本人对于全球化及中西文化的了解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谙熟各国文化差异,精通陕西本土文化脉络,专业知识扎实的译者,在旅游英语翻译中才能做到得心应手。

三、全球化视野下陕西旅游英语的翻译策略选择

旅游英语翻译由于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以及陕西本土文化的限制,如何能准确的表达展示陕西博大精深的旅游文化资源成为一大难题。在遵循功能对等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选择科学的翻译策略尤为重要。

1、规范性音译

陕西旅游资源丰富,历史遗迹众多,各个景点多有与之相随的一些传奇故事。景点名称的翻译上更是存在着很大的难度。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一些具有丰富历史背景意义的景点,在翻译时应该采用音译的方式。这样可以提高景点的可辨识度,也可以传播陕西文化。但是在采取音译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注意区域内译法的统一性。政府应该召集相关学者、专家,对于陕西的著名景点和重要人文地理风情的翻译进行深入研究,制定标准,确定规范固定的译法,实现旅游景区英文翻译标准化管理。同时旅游从业者、译者也要主动使用这些固定的、规范性的英文名称。规范性名称的使用和推广将消除翻译混乱,极大的提升陕西旅游资源、风土人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例如,Xi’an BEilin Museum(西安碑林博物馆),Dayan Pagoda(大雁塔)。

2、策略性意译

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直译并不能完全实现将陕西文化介绍给世界的目的。一些陕西特有的食物如羊肉泡馍、凉皮、肉夹馍、灌汤包子等,如果不采用意译的方式,更会使国际游客一头雾水。为了能使国外游客更加直观、准确的了解陕西饮食文化,我们必须大量采用意译的方法。如Crispy Pastry Baked on Hot Cobbles(石子馍)。策略性意译对译者的文化知识水平要求较高。策略性意译应该以注释法和类比法为主。注释法主要是在音译的基础上辅之以必要的注释,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如Shaanxi Sandwich: Stuff Chinese bread with cooked pork(肉夹馍)。

3、增减结合

全球视野下的家具电商运营 篇6

较之这一愿景，目前中国家具企业却显得过于传统与封闭。即使近几年互联网思维被广泛运用到传统行业，并成就了诸多“传奇”，但家具行业由于其特殊性，并没有完全没赶上互联网热潮的“快车”。

注重电商运营

虽然家具行业站在“跨境电商”的风口上，但对于其他传统行业来说已经晚了一步。不过，在未来的全球市场环境下，家具行业更需要通过互联网思维打破信息不平衡，推翻传统营销方式和理念。未来3～5年，互联网将给传统家具行业带来致命冲击。

近几年，在跨境电商涌动之下，亚马逊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许多扶持政策，不断降低中国卖家的准入门槛。

当然，亚马逊只是一个平台，并不完全是家具企业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必经之路。对没做过跨境电商的家具企业而言，其往往难以判断自己的产品是否适合在亚马逊或其他平台上销售。这恰恰是电商运营的战略性步骤，从精心选品到合理设计产品和营销品牌规划，一个都不能少。

工厂想为自家产品投入海外市场做出努力，所需的不仅是海外群体大数据分析，更需要有专业团队的指导，这样才能将走出国门的每一步走稳当、走踏实。有了专业团队的指导，工厂只需专注做好自己产品的品质即可。

其实，对跨境电商的运营工作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商”字。跨境电商的“商”与传统贸易行业的“商”本质区别在于：跨境电商的精髓在于给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更优质的服务。所以，工厂千万不要产生误解，认为跨境电商只是营销手段，只是锦上添花的技巧，因为运营才是成功做电商的基础和根本。

把控物流风险

家具企业除了进行合理的产品设计与规划之外，不少企业对现阶段跨境大件产品的物流和配送问题也十分缺乏经验。对于传统工厂来说，碎片化订单造成的不可控物流成本成为家具行业加入跨境电商的巨大阻碍，而目前海外订单却愈发趋向于碎片化与零散化，这对于传统工厂来说不容乐观。

目前，市场上大部分快递公司对大件商品的快递价格制定得比较模糊，且多数快递公司也缺乏相关经验。对于家具企业而言，特别要注意产品在快递过程中的尾程成本。同时，家具企业还要进行风险把控，因为大件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常会遇到运输破损等问题。而对于家具行业零售商来说，除了运输风险，其还要考虑退换货的成本和风险。

全球视野下的城镇化模式思考 篇7

高耗之A与消极之B

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认为,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模式可分为两种:一种为A模式, 另一种为B模式。前者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 其主要特征为:城市低密度蔓延、私人轿车为主导的机动化、化石燃料为基础、一次性产品泛滥等。其结果是:美国以占世界5%的人口却消费了1/3以上的世界能源。A模式无疑是造成现在地球“三高” (即高油价、高排放和高粮价) 的主因之一。

于是, 法国学者塞奇·拉脱谢尔等人提出了所谓“反增长计划”。该理论认为:为增长而增长对生物圈承受极限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因而是不可持续的, 生态危机尤其是温室效应的持续恶化, 使得反增长对缩减我们的经济规模而言是必要的, 也是值得的。因此, 其目标应该是用一种非增长的社会来代替目前增长的社会。其基本措施包括:将物质生产规模恢复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水平, 农业生产小规模化, 减少能源消费等内容。他们反复强调:只要在社会与环境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平衡的情况下, 减少资产、人口及不必要的包袱, 人类社会就可以在转折和衰退的过程中保持“繁荣”。

而厄尔·库克在《人类、资源与社会》一书中预言, 人类社会将分三步“退回低能量状态”:第一步是保护阶段, 通过减少浪费和奢侈, 提高交通运输工具和建筑物的有效利用;第二步是关闭部分工厂, 减少服务项目, 从煤中提炼甲醇燃料代替传统燃料、药品和酒精的大量使用等;第三步的特征是大多数的工人回到农场、出生率下降等等。这就是所谓的B模式。

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抵御A模式的诱惑。20世纪90年代初, 西方国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拉美国家提供了一揽子经济改革援助计划。他们按照A模式思路, 推行了以放松政府管制、加快大城市发展、削减社会开支、推行私营化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但结果是, 仅仅10多年的实践之后, 原本繁荣的拉美经济体数次面临崩溃。

“反增长计划”与B模式思路同样不可行。其一, 它们并未触及如何纠正资本贪婪的欲望, 无疑会使富国与穷国、富人与穷人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发展不平等、社会保障在经济上失去可能性、高素质劳动力灾难性地减少等, 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 因为日益深化的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无休止的逐利。其二, 它们要求经济巨头们放弃导致其长期致富的传统垄断能源产业和生产方式, 无疑是缘木求鱼。而跨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原材料、能源等资源的剥夺和污染物转移, 还会加剧后者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其三, 它们让发展中国家减缓经济增长来承担发达国家在前几个世纪工业化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和污染物所致的今日发展高成本, 不仅不公平, 还会造成后者深陷贫困, 并加剧社会危机。

也就是说, 上述几种模式都将无法扭转资本无休止的逐利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首先, 资本的本质属性及其运动将尽可能地占有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资源, 想方设法地掠夺这些生态资源直至其枯竭。其次, 它会全力以赴地扩大生产规模。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 便是最好的注解。再次, 它会尽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占有率, 并自由流向那些获利更多或资本更丰富的区域。最后, 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资本运动规律的社会必然会加剧“适者生存”式的恶性竞争。

正如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夏准在《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遵循A模式而暴富的当今发达国家, 必然会以地球资源和能源短缺为借口, 试图踢开那张使发展中国家爬到顶端 (即发达繁荣) 的“梯子”。即以A模式为样板来推行政策和制度, 并向发展中国家介绍所谓的“好政策、好制度” (即B模式) , 以此来阻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实上, 以资本运动主导的全球化促使了几乎所有战略性资源、能源和粮食价格的飞涨, 这比B模式更为有效地踢开了这张“梯子”, 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还以为是由于能源与资源供给的不可持续性而导致“梯子”自己断裂。

显而易见, 地球上的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大国如果按照A模式发展, 无论是粮食、能源、生态环境还是交通状况, 都将是不可持续的。而B模式或“反增长计划”的根本点在于, 采取消极的城镇化、机动化和工业化来取消对资本运动的一切限制, 以资本选择来替代民主运动。简言之, 即让发展中国家减缓发展速度来补偿A模式所造成的资源枯竭和大气污染, 为西方发达国家地位的巩固和强化作陪衬;让低收入阶层对自己的处境“安贫乐道”, 为支撑富裕阶层的奢华生活而作出牺牲, 最终达到使“资本民主”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的目的。

C模式思维体现统筹兼顾

虽然C模式并无先例可循, 但通过总结A模式的历史教训和判断B模式的现实缺陷, 可为我们提供初步的思维框架。

首先, C模式必须立足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 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资本的逐利, 使其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根本目标和动力机制。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生产的组织, 还是社会财富的分配, 都将采用一种更倾向于以人为本与代际公平的新策略。各种炫耀性消费、一次性消费、过度消费被适度消费所取代, 充斥于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文化逐渐被传统的节俭适用美德所导引制约。“消而不竭”的资源利用新社会契约将逐步均衡“买断卖断”的传统市场交易模式的缺陷。贯穿于生产和消费者之间的生产、消费、回收、翻新、提倡再利用的循环经济真正确立。

第二, 生态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将最终取代单一的经济发展, 成为各级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也就是说,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 应充分保护物种多样性、传统农业耕作方式、自然地形风貌、历史社区特色、文化遗产等具有正外部性的不可再生资源与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经济模式。现代的生态文明意识将伴随“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观而广泛觉醒和创新。

第三, 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传统的消费、出口和投资转向符合生态文明的绿色消费、内需为主和对可再生能源、循环经济、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的投资为主。只有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含能量”与“含资源量”持续下降, 并由此产生强大的“绿色竞争力”, 才有可能战胜和超越A、B两种模式。

第四, 土地作为生态环境的“底板”, 需要在人类的自身需求与维护生物多样性之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对自然界的一切生物和人类社会而言, 土地分配的公平与否, 不仅意味着资源的占有, 而且也涉及生存空间的公平。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也必然应该是“公平之母”。

第五, 可再生能源应用与建筑一体化将引发建筑革命。随着社会的进化, 建筑将占全部能耗和排放污染物、温室气体的50%以上。从家庭的载体——住宅, 到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 一切建筑都应遵循与自然共生、社会和谐、对生态环境最小干扰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建造、运行和更新。建筑与它们所组成的城市将充分利用各种可再生能源, 循环利用短缺的资源。能源消费主体与生产场所合二为一的分布式能源系统将与传统的集中式能源供给系统展开竞争。在此基础上, 真正意义的城市甚至“零排放”社会将蔚然成风。

第六, 伴随着城镇化的深入推进, 逐步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向内需消费和服务外包相结合的模式转变。资源、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利益和权利的让渡方式。基于日新月异信息革命的“全球服务”应当比“世界工厂”更适应中国的资源禀赋。在此基础上, 结合生态农业和柔性生产体系的勃兴, 倡导农产品、农副产品和大宗基本商品供求关系的就近均衡, 从而有效节约运输能耗。

由此可见, C模式是在坚持发展的前提下, 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高效, 又能低成本地补偿其负面影响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这种对A、B模式摒弃和超越的新模式, 是一场经济、政治、社会等诸领域的深刻革命。

C模式在中国实施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其一, “天人合一”的原始生态和传统文化价值观。有国外研究表明, 东方民族的人文背景与西方人有明确区别。西方人往往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主题上, 而东方人则更注重背景和环境。这种视野的综合性自然会导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以利他的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这也是为什么在A模式全球流行的今天, 中国主动提出“生态文明”, 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之文化成因。其二, 无自身利益的政党与国家治理结构。有西方政治家认为, 如果世界上真正发生新能源革命的话, 发起国很可能是迅速发展的中国, 因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 无论是掌握决策权的议会还是拥有执行权的政府, 都很难摆脱利益财团的控制。而在中国执政的共产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这种“超然”地位, 因而有能力真正肩负起发动和推进新能源革命和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三, 特殊的土地公有制使得资本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在中国尚未形成坚实的基础。

不过, C模式必须是动态、开放的发展模式, 必须善于吸收世界其他民族生态文明的成果形式, 并不断地自我更新与优化。

让生态文明与其他文明和谐发展

今后15至20年是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时期。正确选择通向生态文明和其他文明和谐发展的路径, 是C模式最终能否实践的关键。

首先, 坚持与完善现有城乡土地公有制, 强化城乡规划调控, 为有序城镇化铺设轨道。我国是以占全球7%的耕地来支撑占全世界21%人口的城镇化, 这意味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 绝对不能低估资本对土地资源掠夺的强大能力, 必须十分注重耕地的保护与节约, 一以贯之地落实“紧凑”和“多样性”的城镇建设方针。

其次, 以生态文明建设为指针,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城乡差异化协调发展。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业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们应保存与弘扬农村优秀传统建筑和文化、自然生态的耕作模式、洁净水与土壤、优美的自然景观等资源, 为城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再次, 规避经济全球化之弊, 推进新型工业化, 构筑健康城镇化新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驱动下, 城市之间对人才、资金、技术的争夺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有被国家边缘化之虞。我们需要立足于以人为本和环境立市, 着眼于加快以人力资本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新型工业化发展, 构成城镇化的新动力。具体而言, 需要加大科技投入, 大规模引进国外科技创新梯队和留学科技人员, 并给予优厚待遇和良好生活工作环境, 为奠定新一轮国家创新能力的勃兴创造条件。

第四, 多方位推进可再生能源应用, 积极推进绿色建筑和低碳城市建设, 提升城市以及国家竞争力。在建筑层次上, 全面推广绿色建筑 (具有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功能, 建筑全生命周期循环利用, 室内环保性能优异的建筑) ;在社区层次上, 强调社区生态文明和特色魅力再创;在城市基础设施层次上, 推进可步行街道、绿色交通等;在城市 (镇) 层次上, 实践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倡导生态城 (镇) ;在区域层次上, 通过生态城市联盟和有效的区域规划管制促使生态环境共保、资源共享、绿色发展动力共构和基础设施共建, 促使各类人工构筑物和生产、消费活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物排放, 最大限度地与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相结合, 最终促进低碳城市和区域的蓬勃发展。

第五, 保护和开发利用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中国的秀丽山川、城市与村镇存在着大量历史文化遗存, 这些不仅是造就城镇和区域特色的主要载体, 更是城乡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产。在城镇化大潮中, 应提高全民意识, 修复和保护好此类不断增值的高等资源, 将使我们的子孙永续利用这些绿色资源。

第六, 从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入手, 强化交通需求管理, 促进城镇化和机动化和谐发展。机动化对于有序城镇化历来都是“双刃剑”。应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分配交通资源的作用,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继续发挥“自行车王国”的优势, 构筑具有机动化能力的绿色交通体系。

第七, 积极应对日趋严重的水危机。在我国, 水资源的空间分布不均以及水污染日益加剧, 成为健康城镇化的一大障碍。当务之急是要在城镇治水、供水策略的选择上, 减少对“大截、大排、大调”工程治理的依赖, 倡导从开发—排放的单向利用转向循环利用, 从单项治理转向水生态的整体优化, 从简单对洪水截排转向与洪水和谐相处, 从过度依赖远距离调水解决城市供水需求转向就地循环再利用。

第八, 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有序城镇化必须立足于区域整体来统筹资源利用、环境保护、产业布局和重大项目建设。其基本手段是将原先囿于城市内部的规划调控, 扩展覆盖到城市群涉及的区域, 应进行对环境资源影响最大的人工构筑物——城市和城镇群, 才能以最小的生态环境影响来获取最大的城镇化收益。

全球视野下的畜牧饲料经济发展战略 篇8

2011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 “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在经历过了2010年宏观、微观大大小小的冲突之后, 中国的畜牧经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我们从事畜牧业的企业家们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今, 价格、品质和适应顾客需求的竞争不再是区分企业竞争力的特质, 这只是进入市场并占有一席之地的其中一小部分要求。消费者希望知道吃的是什么, 从哪里来的, 怎样生产出来, 要确信他吃的东西是有益健康的, 对环境无害, 生产者得到合理对待, 以及肉类来自于被很好照顾和健康的动物。消费者新的价值取向在于关注健康、食品安全、次生污染 (社会价值+经济价值+环境价值) 、动物福利等, 并希望得到确实的保障。动物保健已经不仅仅是兽医所需要关注的问题, 而成为我们的上帝--消费者关注的核心价值。只有抓住这些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在2009年, “全球最大的农业综合企业”嘉吉公司“的利润率仅为2.8%, 这不是最低, 在1991年利润率仅为销售收入的1%。和嘉吉相比, 中国饲料行业低利润率时代仅仅是一个开始。畜产品企业淘汰率会持续维持高水平。中国企业会放在全球的大格局中进行整合, 这种不断的淘汰与整合也为中国农牧企业成为全球500强企业创造了可能。肉类食品工业会持续低利润空间, 赚钱的不是主要在生产环节上, 而是行销、物流和销售。但肉类消费是刚性需求, 只要有人消费就要有人生产, 人们不会因为肉类生产者没钱可赚而变成素食者。全球化动物蛋白生产企业将成为关键要素。

农业和畜牧业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产业, 因此农业可用水资源将成为决定企业何去何从的决定性因素。气候变化已经不是未来的风险而是如今的现实了, 这将会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农业和养殖业带来变化。生产的地理位置也会发生重大改变, 大规模优于小规模。市场、消费者、竞争对手、消费观念, 所有的一切都会继续改变。

2 2011中国经济脸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在发展新阶段, 在继续推进这“五化”的基础上, 着力实现人本、绿色、创新、协调发展将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显著标志。更加重视以人为本, 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核心价值是继续推进由“物本”向“人本”转变。改革开放30多年来, 我国经济快速增长, 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但也形成了过于追求GDP增长的“物本”发展理念和体制惯性。目前,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从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为主的生存型阶段, 转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的发展型阶段。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提升“人”的内涵。横向上扩到边--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纵向上贯到底--超越“当代人”思维, 着眼于国际水平。

如果说前30年人的需求还比较简单的话, 那么, 新阶段人民群众的需求越来越具有多样性、升级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因此, 应更加重视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 而应是“多需”之人, 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健康需要等。

当前国际上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我国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日趋严峻, 这给中国经济转型带来巨大挑战。在此背景下, 必须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 不仅仅是一个绿色增长问题, 而是一个包括绿色增长、绿色产业、绿色能源、绿色城市、绿色消费、绿色文化等的完整的发展体系。

目前我国虽然已是一个加工制造大国, 却仍是一个创新小国, 技术对外依赖度高, 自主创新不足。应加快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加工基地”向“创新高地”转变。应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真正使企业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应建立良好的培养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机制, 注重通过技术入股、重奖原始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机制激励创新。

中国经济转型提升的结构特征主要是由出口导向向消费主导、内外联动转型提升;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型提升;由板块崛起向区域协调转型提升以及由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发展转型提升。

我国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工业占较高比重有客观原因,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已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短板。发展滞后主要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足。

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是以“四大板块”即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为主要载体的, 这是适合我国发展现状的, 应继续推进。今后完善区域经济结构, 更多要考虑各地区具体的发展定位、产业分工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进一步理顺“四大区域板块”与“四个主体功能区”的关系。

为此, 应改革创新相关体制, 加快农民工身份转换。在城镇化发展格局上可按“立体网络型”来展开, 即以大城市为中心、中等城市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镇为基础, 以大带小、协调并举, 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3“十二五”元年的喜与忧

我国人多地少, 人均耕地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未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饲料和工业用粮将明显增加, 粮食需求将继续呈刚性增长, 产需缺口将继续加大;而国际市场调剂余缺的空间相当有限, 我国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我国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失衡。近年来, 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 经济增长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较高。同时, 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过大。2006年~2009年,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以上。二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2009年, 我国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之比为3.33∶1。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2009年, 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4%, 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分别超过50%和70%。同时, 我国大量的制造业企业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 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竞争力较弱。2009年, 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仅为23.5%、11.2%;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比重仅为8.5%,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69%。科技创新能力弱制约了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0%左右, 部分重要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和产品还依赖进口。在出口技术和产品中,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科技创新能力不足, 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资源消耗过大, 生态环境压力加大。2009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8.5%, 而消费的煤炭占世界的46.9%、钢占46.4%、石油占10.4%。与生产的高消耗相伴随的是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地表水污染依然严重, 酸雨发生频率高。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 以大量消耗资源、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

畜牧业未来最大的挑战:一是成本不断攀升。以玉米为代表的饲料粮价格的大幅波动, 无疑成为养殖成本上涨的主推手。此外, 水、电、成品油、劳动力成本也稳步上涨, 导致养殖风险加大。二是动物疫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三是动物产品安全监管难度仍然很大。四是畜牧业支撑体系不够健全。五是融资与土地制约畜牧业发展。

饲料工业未来的挑战:一是创新能力不强。与先进国家相比, 我国饲料工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的投入非常不足, 与“饲料强国”之称很不相称。二是饲料原料开发不足。饲料原料短缺, 特别是蛋白原料短缺仍是限制我国饲料工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大豆和鱼粉70%左右依赖进口。饲料原料短缺现象将长期存在。这与科技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不强有关, 导致新型资源开发不足, 现有资源利用率不高。三是饲料安全仍存隐患。类似“制售三聚氰胺超标奶粉”案、“三聚氰胺超标玉米奶”事件、“假冒生产许可证乳粉”事件等还不时出现。

2011年我国饲料经济与企业发展的特点将呈现为:饲料经济发展稳定上升;政府对行业的监管力度和行业生产标准化力度加强;行业整合继续加强、饲料企业数量将继续减少;企业上市融资步伐加快;资本运作企业急增;一条龙大企业主导行业经济作用继续增强;畜产品终端经济继续加速;有机饲料、功能性饲料、环保饲料将成为主流。

饲料原料的缺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其中伴侣动物食品原料的竞争亦将更加激烈, 以满足宠物主人对宠物健康和人类本身健康需求的事业发展将在发展中国家凸显, 将进一步推进饲料原料的开发。

饲料产品结构出现明显调整, 配合饲料增幅较大;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整合速度加快, 新一轮投资推动产业化发展;中粮、六和、雨润、温氏、海大、圣农、华泰农牧等多家集团公司加大投资, 新上饲料及相关项目。

4“十二五”中国饲料科技开发任务

4.1 饲料高效利用技术与资源开发

(1) 研究马铃薯、木薯、甘薯等及其加工副产物的高效利用技术, 包括生物发酵关键技术、产业化生产工艺及安全控制技术与标准;

(2) 研究DDGS等发酵工业副产品和果渣等食品加工副产品的低成本加工、多菌种混合发酵技术、产业化生产工艺及安全控制标准;

(3) 研究动物屠宰副产物的微生物发酵和酶解生产饲用产品的水解工艺、功能分析及安全性评价;

(4) 新型生物蛋白饲料的开发:在保证充分提高现有蛋白质饲料资源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低质蛋白源如棉菜粕的利用率。通过微生物的作用将高纤维素原料等工业副产物转化为单细胞蛋白饲料是人们一直追求的目标。

4.2 安全新型饲料添加剂产品研发

(1) 通过对功能性寡糖、天然植物活性组分、特异性多糖、短链脂肪酸、微生物活菌制剂等进行分子结构修饰, 研发可替代饲用药物及饲用抗生素的生物活性物质添加剂;

(2) 研发减少动植物蛋白使用和提高动物胴体蛋白质合成的功能性氨基酸, 减少微量元素排放的多糖和蛋白微量元素化合物等的产业化关键技术;

(3) 广谱型饲用霉菌毒素脱除剂的研制与开发;

(4) 重点针对几种主要的饲料微生物反应器如重组酵母、曲霉、芽孢杆菌等, 优化发酵参数, 建立高效的高密度发酵生产包括果胶酶、淬灭酶、几丁质酶等在内的酶制剂生产平台技术, 并进行产业化示范。

4.3 饲料精细加工与产品性能动态预测技术研究

(1) 饲料生产过程质量安全可追溯技术;

(2) 饲料加工质量稳定性控制技术;

(3) 幼龄动物饲料加工最佳工艺及工艺参数研究;

(4) 研究构建根据饲料配方和营养水平预测动物生产性能、胴体性状和氮磷等污染物排放的数学模型, 研制能够预测饲料产品有效性的数学模型。

4.4 饲料质量高精度多模式检测与评价技术

(1) 饲料中生物分子类添加剂检测和体外细胞代谢评价新技术;

(2) 饲料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及设备研发;

(3) 饲料快速无损检测技术研究;

(4) 饲料中化学污染物筛选与确证分析技术研究;

(5) 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和饲料产品指纹图谱库的研究及建立;

(6) 畜禽水产饲料评价技术研究等。

4.5 生态环保饲料生产技术

(1) 有效消除饲料抗营养因子新技术、新产品应用技术研究;

(2) 饲料中超量添加微量元素和重金属元素的控制技术研究;

(3) 低碳、氮、磷排放畜禽平衡日粮的研究。

4.6 功能饲料的研究

功能饲料是指能促进动物生长、增强免疫力、改善动物产品品质, 并可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的一类饲料。研究的目的是使产出的畜禽产品安全优质并具有独特风味和特殊功能, 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 提高畜牧业经济效益。

4.7 主要研究领域

(1) 功能饲料生产的技术标准和配套技术支持体系研究:研究提出相应功能饲料的营养成分标准、允许使用的添加物的生物安全标准等。

(2) 优质冰鲜猪肉和风味鸡肉功能饲料生产技术:集成利用天然植物如中草药提取技术、优质饲料原料控制技术、严格按生物安全标准要求来配制优质无残留的营养强化功能猪料和可以提升鸡肉风味的功能肉鸡料, 同时提出应用技术。

(3) 功能蛋鸡饲料生产技术:通过营养强化技术, 研制出可以生产低胆固醇、高不饱和脂肪酸、高维生素含量等种类的功能饲料。

(4) 功能奶牛饲料生产技术:通过营养调控技术、生物活性物质强化技术, 等研制出可以催眠、可以防感冒等种类的功能饲料。

(5) 优质兔毛兔皮功能饲料生产技术:通过精细的营养配制技术、营养强化技术研制出可以生产特、一级皮毛的高档优质兔功能饲料。

4.8 肠道卫生与健康饲料产品

(1) 保障动物肠道卫生与健康的功能饲料配制技术;

(2) 调控动物免疫机能的功能饲料配制技术;

(3) 调控动物机体氧化还原状态的功能饲料配制技术。

4.9 不同类型日粮配制技术

(1) 不同地区饲料原料营养价值特点及其高效应用技术;

(2) 研究“小麦-杂粕”、“木薯/甘薯-杂粕”、“稻米-杂粕”、“大麦-杂粕”等类型日粮的功能特点及其营养平衡技术, 并分别进行产业化示范;

(3) 研究不同养殖模式和不同类型日粮条件下主要畜禽营养特点、营养素需求参数变化及其动态平衡技术。

4.10 幼龄动物饲料配制技术

(1) 早期和超早期断奶仔猪饲料配制技术;

(2) 早期断奶犊牛、羔羊饲料配制技术;

(3) 雏禽早期饲料配制技术;

(4) 肉食性鱼类早期饲料配制技术。

4.11 其他

(1) 中国的NRC与数据库建设。

全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篇9

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现状

碳交易是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所采取的市场手段, 其基本原理是在任何一个地方排放等量CO2所产生的气候变化效果是相同的, 因而, 要获得最低的减排成本, 购买方可以向出让方购买温室气体减排额, 再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 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统一的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 但各国的碳交易市场纷纷出现并快速成长。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U ETS) 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制度, 也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该交易体系采用的是总量控制和排放交易 (Cap-and-Trade) 的管理和交易模式, 即环境管理者 ( 欧盟及其成员国政府) 设置一个排放量的上限, 受该体系管辖的每个企业从环境管理者那里分配到一定数量的排放许可额度—欧盟碳排放配额 (EUA) , 而所有企业的排放总量不得超过该上限。EU ETS是欧洲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最重要的手段, 也是目前国际碳市场的核心推动力之一。

CDM ( 清洁发展机制) 是2005 年《京都议定书》提出的联合履行、排放权交易和清洁发展三个灵活履约机制之一。其中, CDM机制是唯一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实施的双效机制。在该机制下, 具有法定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额度——经核证的减排量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s, 简称CER) 作为减排的补偿。

此外,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是全球第一家资源减排市场交易平台, 是京都机制以外的碳交易市场。澳大利亚等《京都议定书》履约国家纷纷筹建国内的配额交易市场。印度作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在传统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碳交易系统。

碳交易市场的迅速发展, 大大促进了全球清洁技术的开发和运用, 并逐渐成为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机制。随着世界各地基于减排义务和自愿减排的各种地区和区域性碳排放贸易体系的陆续建立, 全球性的碳市场建设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有学者预测全球碳交易市场将陷入低价格竞争, ET和JI将成为我国碳交易贸易的两种主要形式。在我国建立统一的碳交易市场, 完善各种金融体系, 逐渐参与国际市场碳价的制定, 势在必行。

二、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的SWOT分析

中国自2005 年正式加入CDM市场以来, 凭借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市场及政府的正确引导与支持, CDM项目一枝独秀, 已注册项目的减排量、获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 (EB) 签发的CERs数量和在EB成功注册的CDM项目数均超过印度, 位居全球首位。截至2014 年7 月, 中国CDM项目总数达到3759 个, 占全球总量的49.87%, 获得签发的经核证减排量约8.87 亿吨, 占全球总量的60.21%。

2008 年以来, 三大环境交易所 (北京环境交易所、天津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相继成立, 标志着中国利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9 年12 月16 日, 中国首家环境交易所——北京环境交易所联合其战略合作伙伴,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期间, 正式发布了中国首个自愿减排标准——熊猫标准V1.0 版。

从总体上看, 中国碳交易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 碳交易市场制度建设非常滞后, 缺乏完善的碳交易市场, 不利于争夺碳交易的定价权。目前国内区域性碳市场的交易对象主要限于节能技术的交易, 并非高级形态的碳排放权交易。而且, 三大交易所参与的项目无一例外都是CDM项目。制度不完善、技术体系落后、检测体系缺失是中国碳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硬伤。

因此,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现状可谓“潜力巨大, 基础薄弱”。碳交易体系建设过程中市场与金融手段的融合有利于促进我国节能减排的统计、报告与监测, 有利于借助自愿减排市场构建我国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和个人自愿减排的积极性, 从而加快推进我国低碳经济与低碳社会的发展进程。

(一) 建立国内的碳交易机制, 以碳市场为核心, 以碳税、技术标准等市场机制和管理手段为补充, 逐步建立与完善成本有效的减排政策体系, 有助于为实现2020 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 的控制目标提供切实的政策支撑。与技术标准等非市场政策相比, 碳市场可以挖掘低成本的减排机会, 实现成本有效的减排。与碳税等市场政策相比, 碳市场提供了明确的减排目标, 同国家提出的单位GDP能耗下降的控制目标紧密相连。

(二) 建立国内碳交易体系, 及时反映企业的碳减排信息, 以统一碳市场为主要政策工具, 有助于促进国内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和测量、报告及核查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 碳排放测量、报告、核查制度建设与碳交易市场发展之间表现为相辅相成的关系。简言之, 碳交易市场的发展是健全测量、报告、核查体系的重要驱动因素, 测量、报告、核查体系则是碳排放交易市场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三) 随着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开始或准备在国内设立碳市场, 以各国碳市场为基础, 通过各碳市场之间的连接, 形成全球碳市场的形势日趋明朗, 碳市场很可能成为除石油和黄金之外的第三大商品市场。培育成熟的碳交易运作平台, 完善防范机制, 以碳市场为纽带, 努力培育国内碳市场, 有助于积极参与全球碳市场的构建与发展, 避免碳价定价权的旁落。

三、建立国内碳市场的路径选择

碳市场建设初期要在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指导下, 在各试点省份选择有条件的1-2个行业进行试点, 通过模拟运行积累经验, 完善市场配套措施, 稳步推进碳市场建设。

(一) 就实现路径而言, 从建立健全碳市场的技术支撑出发, 逐步向完善碳市场的法律规范和政策体系过渡。碳市场的核心在于产权明晰、权责明确、分配公平、交易透明、成本有效, 以完善的技术、法律和政策为支撑, 最终实现排放权的确权、分配、交易、履行和处罚等过程。中国在探索碳市场的初期, 应当从建立健全技术体系入手, 逐步向市场立法、排放基准设定和排放权分配等法律和政策体系过渡, 稳步推进碳市场的制度建设。

(二) 就覆盖范围而言, 从电力、钢铁和水泥等高耗能部门的强度交易市场出发, 逐步向覆盖主要行业、主要温室气体的总量交易市场过渡。中国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不仅要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也要保障我国的发展权,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所必要的碳排放的基本需求。因此, 碳排放交易体系, 无论选择哪个行业, 设置硬性的总量控制目标都是不现实的, 需要一个从强度市场向总量市场过渡的过程。应首先在各主要行业建立基于强度的排放基准, 逐步在各部门引入排放总量上限规定, 实现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的平稳过渡, 减少对经济的冲击。

(三) 就模式选择而言, 从强制报告与自愿交易的试运行阶段出发, 逐步向强制报告与全面交易的正式运行阶段过渡。在近期可以考虑在主要能源消费部门建立以强制排放报告和自愿减排交易为特征的自愿性的排放交易体系。由于我国电力行业单位企业的排放量较高, 数据基础相对完善, 因此可以考虑在电力行业率先推进自愿性的排放交易体系。

(四) 就制度设计而言, 合理的抵消制度是碳市场的缓冲器, 并且可以充分利用覆盖行业之外的低成本减排机会。欧盟碳市场在实施过程中就利用CDM及JI的减排量作为抵消, 美国在其相关法案中也提出要建立国内的抵消制度。我国可以考虑利用碳汇、HFC-23 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减排机会, 在国内设立相应的抵消制度。

四、建立国内碳市场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正在酝酿展开行业和地区的排放交易试点。为了保证未来区域试点的一致性与可连接, 需要在国家层面设计并实施测量、报告与核查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稳步推进相关的温室气体减排工作, 通过行业试点, 建立、推广与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标准, 为全国统一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建立国内碳市场时, 要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 区域试点与行业试点问题

建立碳市场要依据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在试点的基础上为未来合理设置全国碳市场的交易框架提供借鉴。碳市场不同于以往常规污染物的排放交易市场, 不仅要充分考虑区域试点可能带来的区域间碳泄漏问题, 还要考虑区域试点可能在交易规划、基准设置、交易平台等方面不统一, 给未来建立统一全国市场带来的困难, 因此碳市场的试点应以行业试点为主。

(二) 企业主体与政府主体问题

明确交易主体是构建碳市场的基础。有关交易主体的确定有两种意见, 一种认为应当仿效国外碳市场的经验以企业作为排放交易的主体;另外一种意见认为由于中国目前的GDP排放强度控制目标将分解到地方, 因此应当以地方政府作为交易主体。以地方政府作为交易主体意味着需要建立分级市场, 地方政府就控制指标进行跨区交易, 各企业在区域内就排放指标进行区内交易, 此种方式比较复杂, 不利于建立统一的全国碳市场。因此碳市场应当以企业为交易主体, 并对市场主体建立准入程序依次开放市场准入。

(三) 总量交易与强度交易问题

总量交易与强度交易在实质上并不同, 但总量交易的排放配额是“硬配额”, 当行业增长超出预期时会对行业产出造成不利影响;而强度交易则相对“柔性”, 可以适应行业的长期发展, 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阶段特征。从全社会的角度而言, 在部门碳强度市场的基础上, 通过各部门碳强度市场依次向总量市场转换实现排放强度承诺与总量承诺的“无缝联接”。由于各行业服务量到达峰值的时间前后不同, 因此各行业市场可以渐次从强度市场转向总量市场。

(四)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问题

全球视野下的两岸关系 篇10

关键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争议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财政压力、兑现承诺、社会经济变化促使全球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改革[1]。将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置于全球养老保险改革的视野下来研究, 将有助于清晰呈现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养老保险改革潮流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全景。

一、全球视野下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㈠养老保险制度模式界定及其运行机理

从融资机制上看, 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 (Pay As You Go, PAYG) 和基金积累制 (Full-Funded, FF) ;从给付机制来看, 可分为待遇确定型 (Defined Benefit, DB) 和缴费确定型 (Defined Contribution, DC) 。通过基本模式的组合, 可以派生出四种模式 (见表1) 。名义待遇确定型 (Non-financial Defined Benefit, NDB) 、实账待遇确定型 (Financial Defined Benefit, FDB) 、名义缴费确定型 (Non-finan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 NDC) 和实账缴费确定型 (Financial Defined Contribution, FDC) 。

NDB是PAYG与DB结合的产物。从融资方式来看, 它的经济内核是劳动者代际之间横向的收入转移与再分配, 即由工作一代的收入来支付退休一代的养老金。从支付方式来看, 养老金是事先确定的, 反映的是保险待遇与收入水平、纳费期限、收入替代率、收入再分配等因素的内在联系。

在FDC模式下, 工作的一代按其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费, 计入个人账户进行积累, 并由公共或私营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积累的养老基金进行投资运营, 当这一代工作人口退休时, 将根据其个人账户的积累总额来计发养老金, 它强调的是劳动者个人生命周期内纵向的收入转移与再分配。

NDC本质上是PAYG的融资机制与DC的给付结构相结合的制度安排。从融资方式来看, 它建立在PAYG的基础之上, 但又不同于NDB。个人账户仅是“名义上”的积累制,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即“资本化”的积累制。这种“名义账户”制的账户系统仅仅是一种“记账”的管理方式, 而不需实际存入资金[2]。从给付结构来看, 虽然个人账户中的资产是“名义”性质的, 但退休金的给付最终取决于个人缴费与投资回报之和, 缴费全部划入其终身账户中。

㈡全球范围内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其争议

20世纪70年代, 西方国家普遍出现“滞胀”, 高福利难以为继。新自由主义开始攻击社会保障制度, 主张对其进行改革。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 1981年, 智利将其养老保险制度由NDB改为FDC, 掀起了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的浪潮。

1994年世界银行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以FDC为核心的“三支柱”方案, 此举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NDB与FDC孰优孰劣的大辩论。Pearson (2005) 认为FDC模式可以减少对个人行为的扭曲, 催生更有效率的经济。Diamond认为FDC模式能增加养老保险缴款的收缴率。但Barr等认为FDC的优势显然是被夸大了。不论是NDB还是FDC, 都面临一些不确定性, 而相对于NDB, FDC则面临更多的风险;FDC对于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收入再分配有严重的缺陷, 也不可能建立起安全网。

与此同时, 瑞典于1995年推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社会保障制度的新模式—NDC, 随后, 意大利等6个国家也采用了这个模式。Takayama (2002) 认为实行NDC可以避免转轨成本问题, 甚至连FDC的最坚定拥护Feldstein (2001) 都惊呼NDC模式是解决欧盟国家养老困境的唯一出路[3]。

NDC的出现使原本已闹得不可开交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之争愈演愈烈, 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走向“三足鼎立”, 更加的扑朔迷离。

二、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㈠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及其争议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深受私有化潮流的影响, 政府曾经邀请极力主张FDC的Feldstein为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言献策, 并最终选择了一条有助于养老保障私有化的改革之路。1993年,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肯定了个人账户制是一个正确的改革方向;1995年, 《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再次明确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1997年, 国发[1997]26号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按职工工资的11%建立个人账户。

即使是遭遇制度运行过程中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中国政府仍选择了继续推行FDC模式。2000年, 国发[2000]42号文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做实养老保险个人账户。2001年该方案正式在辽宁进行试点, 将个人账户的规模调减为8%。2004年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从2006年起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改革试点扩大到了津沪等8个省市、自治区。2007年, 苏浙粤三省又加入了试点行列。

在理论界, 养老保险模式之争延伸到中国, 养老保险改革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FDC派认为NDB模式不能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危机, 而FDC制则可以把个人账户由“空账”做成实账是中国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的关键。在这个大前提下, 他们针对实施FDC模式时将会遇到的困难, 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NDB派认为FDC模式在应对人口结构变化的问题上与NDB模式没有本质区别, 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 与NDB相比, FDC并不具备优越性, 而且FDC缺少了NDB的再分配性。NDC派则认为实行NDC既可以解决NDB模式激励不足的问题, 又可以避免转轨成本。

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1. 政府责任的缺失。

一是表现在政府认识上的误区。西方福利国家私有化改革是基于“福利过剩”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的调整。中国未能从自身历史及经济社会环境的角度综合考虑, 就盲目的借鉴西方经验, 进行养老保险私有化改革。任何制度的改革都有一个时间窗口, 中国政府很警惕高福利带来的低效率, 但没有意识到自身低水平的保障;中国政府过度迷信市场的功能, 政府职能未能与市场经济改革同步转型, 而将养老的风险更多的转嫁给了家庭和个人;中国政府过分注重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这本身就背离了社会保险的宗旨[4]。因此, 政府也不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养老保险制度。二是表现在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定位。中国养老保险改革最初不是为养老保险制度而改革, 它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而展开, 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这种“附庸地位”的性质也就决定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处处掣肘与国有企业改革, 而无法完成其本应承担的使命。三是表现为对改革的政治支持。改革能否取得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意志进行改革、政治支持的时间长短以及政治支持的深度如何[5]。中国政府似乎从未下定决心构建一个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险体系, 反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时机不够成熟的理由将运行良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各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博弈也是“统筹”推进的异常艰难。另一方面, 政府对养老保险领域的投入也并不乐观。2006年, 中国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支出仅为2.31%, 而高收入国家为7%～10%, 即使是中等收入国家也达到了4%～7%。

2.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中国在转轨过程转轨成本由谁承担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落实, 导致个人账户的积累资金被用来填补这种“空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的“混账管理”又为个人账户基金被挪用打开方便之门。由此造成个人账户“空账”运行。1997年以后, 各地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过程中, 普遍存在着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并一直无法得到解决。1997年“空账”为140亿元, 1998达450亿元, 1999年已达到1000亿元。到2005年底, 已达到约8000亿元, 到2008年年底, 这一数字更是骤升到14000亿元[6]。

个人账户“空账”运行, 无疑带来了未来养老金支付的风险。如果最后无法化解风险, 那么只能由财政兜底, 这增加了中国未来的财政风险。在辽宁做实个人账户的试点中, 中央政府承担了退休职工转轨成本的1/3, 虽然政府也已经承诺将通过巨额转移支付来填补养老金的缺口, 但中央政府显然无法承担全国养老保险缺口的1/3。

㈢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未来走向

世界银行提出, 养老保险制度应提供一个充足、可负担、可持续且稳健的待遇水平。对于一项制度而言, 其环境是否具有适应性、机制是否具有激励性、目标是否具有可行性、内容是否具有完整性将直接决定该制度能否成功运行。世界各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实践证明任何单一性质的养老保险制度都无法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即使是对社会保障私有化改革最彻底的智利, 在改革近三十年之后, 也在2008年建立了非缴费型的“零支柱”, 这也充分说明了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未来的走向将是构建一个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参照世界银行的“五支柱”模式, 中国可以构建起自己的养老保险制度框架。由国家财政拨款, 覆盖大部分国民的国民年金成为“零支柱”;“统账结合”但不是“混账管理”的“第一支柱”;FDC模式下以企业年金为主体补充性质的“第二支柱”;商业保险性质的自愿性“第三支柱”;基于家庭成员之间非正规保障形式的“第四支柱”。

当然, 在养老保险制度体系的构建中, 也要重建政府在其中的积极角色。政府应发挥在社会福利中的主导作用、重视其在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不是一味的迷信市场。同时, 政府也要认识到社会政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罗伯特.霍尔茨曼, 理查德.欣茨, 著.郑秉文, 黄念, 译.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6.

[2]郑秉文.“名义账户”制:我国养老保障的一个理性选择[J].管理世界, 2003, (8) .

[3]Martin Feldstein.“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Journal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974, (82) .

[4]徐月宾, 张秀兰.中国政府在社会福利中的角色重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5) .

[5]Nicholas Barr, “Reforming Pensions:Myths, Truths, And Policy Choices”, IMF Working Paper,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