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焦虑（精选七篇）
身份焦虑 篇1
关键词：《孔乙己》,身份认同,焦虑,经典重读
《孔乙己》被鲁迅视为他最喜欢的短篇小说, 建国后一度是我国中学语文课本的必选经典篇目。时至今日, 从不同角度对《孔乙己》进行的研究阐释可谓汗牛充栋, 难以计数。福楼拜说过: “名著是沉默的。”这一论断实际上揭示出这样一种艺术真相: 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靠夸张的形式———离奇的故事、极尽曲折之能事的情节、华丽的辞藻, 而获取自己的价值与影响力的, 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大都具有一种平实的风格, 都是在对日常的人、物的平凡叙事中展示深刻的文化意蕴并获取一种伟大的价值与永恒的艺术魅力的。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化腐朽为神奇, 《孔乙己》正是在这点上体现了经典的同一性。《孔乙己》和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一样, 经得起时间考验, 经得起读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阅读和审视, 并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多重意蕴, 不同时代的读者予以审美享受。
小说孔乙己在他的生活中, 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份归属, 既不愿意与短衣帮为伍, 又无法进入上层社会, 想保持自己体面的读书人的身份, 却过着不如短衣帮的生活, 靠偷窃为生。孔乙己身上的诸多矛盾处, 使得他游历在社会边缘, 成为一个孤单、漂泊的幽魂。
作为对这一经典重读的尝试, 本文将从身份认同的视角, 对鲁迅小说《孔乙己》描述的生存世界和孔乙己的悲剧意义可以得出新的认识: 身份认同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力量, 影响、制约着孔乙己所在世界人们的精神、身体活动甚至整个生活方式。同时, 科举制度、长衫人物、短衣帮、酒店掌柜和小伙计等从不同角度形成无所不在的否定力量, 不断粉碎孔乙己残存的身份认证梦想, 使孔乙己生存的社会空间成为一个麻木、冷漠、无望的世界。
20世纪初, 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过程中重要的文化选择时期, 也是这个民族在急剧变化的时代, 在世界格局中寻求身份地位的惶惑时期。鲁迅笔下的人物相当充分地表现了民族文化身份失落时的不安与恐惧, 如祥林嫂在阳间和阴间的道德关系中束手无策, 阿Q在茫无头绪地寻找出路, 狂人寻找生存依据时的惶恐, 七斤为辫子的有无而诚惶诚恐, 这些形象都反映了人们在新民族生存境况下对身份选择上的无所适从。
孔乙己身上相当充分细致表现了知识分子对这种的身份冲突的惶恐与不安。传统的身份系统在现代社会的瓦解, 使像孔乙己这样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存依据。孔乙己出场, 首先面临的就是身份的定位问题: 靠柜台外站着喝酒的顾客, 多是短衣帮, 只有穿长衫的, 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 要酒要菜, 慢慢地坐喝。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也就是说, 他是一个被“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排斥的、游离于社会秩序、道德规范之外的多余的人, 是一个被“悬置”于生活夹缝中的“无根”的人。多余人身份注定了他孤独无助, 他不能依附于任何一方以获取支撑生存的力量, 但任何一方都可以肆意嘲弄他, 他的存在曾经给那群无聊而卑劣的人们带来的“快活的空气”。孔乙己生存的失据及其失据的忧虑, 实在是知识分子在那个时期的真实感受, 也是作者在他的时代感受最为深刻的一种身份危机状态。
尽管孔乙己有过悠久、复杂而值得骄傲的身份关系。但是, 在现实竞争中, 历史的身份似乎已经不能支撑他的生存, 也失去了现实的意义。他没有自己确切的名字, 他的生命的意义仅止于作为看客们无足轻重的笑料, 在这个世界上他永远是一个被动的客体而从未取得过主体的身份,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就连他的“死”也是不可确定的。
孔乙己自己一直在寻找身份的落脚点, 喝酒, 使孔乙己燃起了重塑身份的希望。他从来不放过在酒店里寻求其失去的价值和被损害者尊严的机会。他总是不愿意脱下那件代表读书人身份的又脏又破的长衫; 说起话来总是满口之乎者也, 叫人半懂不懂, 但换句话说那件破长衫早已应该扔掉。他来到酒店, “便排出九文大钱”, 这个讲究得有点可笑的动作却反映出人物对堂堂正正处世的价值追求。孔乙己到酒店是来寻求某种温暖和安慰, 以幻想中的虚荣来抚慰破落的现实。
虽然现实中的孔乙己偶然免不了要“做些偷窃的事”, 但在, 他在酒店里, “品行却比别人好, 就是从不拖欠”。即使孔乙己“不拖欠”, 穿“长衫”, 但在人们的眼里, 他仍是一个连“十九个钱”都不如的廉价的人, 多余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情景, 当孔乙己形单影只地出现在酒店的时候, 他成为“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共同取笑的对象。在酒店这个小社会里孔乙己不能寻求到“短衣帮”与“穿长衫的”人们对其身份认可, 转而把目光投向小伙计和孩子们。他热心地教小伙计“茴香豆”的“茴”字的四种写法, 以寻求某种满足, 却惹得小伙计“不理会”, 也“不热心”。在孩子们中间孔乙己得到了暂时的一点点的安慰。
为了寻求身份, 孔乙己对人们的评价非常的敏感。当酒店中的人取笑他脸上的伤疤时, 他急忙辩解是: “窃书不算偷……窃书! ”甚至在最后, 他仍在“跌断, 跌, 跌……”的争辩声中永远地走出了酒客们的视野, 他留下的唯一生命印记是他“还欠十九个钱”。对身份的追求, 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现实生存中的失落感和精神的恐惧。
孔乙己最终没有找到自己的身份位置, 或者说, 孔乙己的身份就在于无法落实的虚无之中。过去“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价值观至少在精神上已经瓦解了, 小说中接下来的叙事告诉我们, 孔乙己的“读书人”身份被在别人眼里一钱不值, 在众人里眼里, 他“不会营生”, “于是愈过愈穷, 弄到将要讨饭了”。巨大的生存压力终于超出了孔乙己那羸弱的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他被压跨了: 他的腿断了, 他失去了一个正常人所拥有的直立行走的权利, 而只能“用手”走路, 像一只狗或一只猴子那样。残酷的生存环境终于剥尽了孔乙己作为人的最后一点尊严与姿态, 把他逼向兽的回溯与返祖。
孔乙己身处于一个生存关系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民族生存依据丧失了生存的焦虑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情绪和主要心态, 没落的恐惧和恐惧中寻求出路的要求, 也就会显得特别突出。于是, 我们看到了孔乙己经常来到小酒店, 并且要穿着那“长衫”以来显示他读书人的地位, 以寻求人们对他“读书人”地位的承认, 他的“窃书, 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 能算偷吗?”道出了他想让人们承认的一个身份: 他是读过书的人。
从前所述,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孔乙己对自己身份认证的强烈欲求, 他的着装、举止、言语甚至虚荣, 处处表现了他相对于“短衣帮”看客的独异性, 人类猎杀异类的劣根性使孔乙己寻求身份认证的努力, 遭到看客们一次次无情的打击, 自我存在的意义无法在现实中得到肯定, 孔乙己最终不能认证自己的身份, 只能做一个“读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 人们不知从他何处来, 只称他为“孔乙己”; 不知他往何处去, 只知道他“大约的确已经死了”, 孔乙己不知自己为何物。鲁迅用孔乙己的故事完成了关于封建社会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况、命运际遇的深刻寓言。
参考文献
[1]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
[2]钱理群.名作重读.
身份的焦虑读书笔记 篇2
作者给我们分析我们焦虑的原因，主要有五方面的因素：渴求身份、势力倾向、过度期望、精英崇拜和制约因素。这五个因素中个人觉得对身份的渴求和精英崇拜占大部分原因。
书中给我们提供一系列克服焦虑的方法。
(1)哲学。学习哲学给我们勇气和战胜痛苦的力量。
(2)艺术。艺术有助于引导我们更正确、更审慎、更理智地理解世界。一部艺术作品，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欣赏那些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安息的每一个平凡的人的价值。
(3)政治和宗教。通过对死亡的思考会让我们减轻焦虑，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慰藉。
(4)旅行。通过旅行我们在参观历史遗迹和宏大的自然景观让我们减缓焦虑。
(6)学习波西米亚人，寻找有灵魂的自己。
身份的焦虑 篇3
焦虑是对未来的一种恐惧。每个人都活在未来之中，而未来是那样变幻莫测难以确定，让每一个人感到渺小无力，对命运无从把握，因而内心充满恐惧。
而身份的焦虑是什么?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但不管成功还是失败。每个人的内心，都潜藏着对自己身份的难言的焦虑。
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因为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事事有人出手相助：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门庭冷落。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
在现代社会里，我们不得不拿自己的成就与同一层面的人相比较。翻开报纸，发现上面有熟人光彩照人的相片；你的好友兴冲冲地告诉你一个关于他事业成功的消息：在晚会上，有人用力地握着你的手，问你在“干什么”。而他自己筹集资金刚刚开张了一家新公司——每当这一切发生，我们的自卑，我们对身份的焦虑便产生了。
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之中。
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溢着“精英崇拜”的情绪。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仰慕的眼神，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易把它扎破。结果大家都被包裹在不断比对的眼光之中，被身边“势利小人”势利的眼神评判，自己也不知不觉成为“势利的人”。
这个社会，成功是一种毒药，是一种不断促使人感到焦虑的迷幻剂。
富豪们是否也会受到身份焦虑的困扰?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他们攀比的对象是与他们同等地位的人。我们所有人的做法都并无二致。
毋庸置疑，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臻完美；阻止离经叛道的有害行径，并增强社会共同价值产生的凝聚力。如同那些事业成功者历来所强调的：渴望使我们得到地位和财富，惟焦虑者才能成功。
然而我们只能仰望苍穹，只是万里尘埃中的尘埃。你以为你不是杨丽娟吗——对“唯偏执狂能生存”的另一种注解
我们的偶像是一些被称之为“事业”、“金钱”和“股票”之类的东西，当我们从小就开始被教导要疯狂地投入竞争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早已充满了摆脱卑微身份的焦虑。
(一)
一个人为实现某种目标焦虑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成为偏执狂。
2007年，有一件轰动全国的大事件：一名将近30岁的杨姓女子为了追星，害得自己的老父亲跳海自尽。这一事件引发了各式各样的讨论：
一、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一个将近30岁的人，不仅不能自食其力，而且还那么幼稚地跟一些毛头小孩一样，当起了追星族；
二、人们似乎在责问，为什么我们的教育没有让杨首先成为一个正常人：一个30岁的人，应该做30岁该做的事情。找一个工作，结婚，生子，进入正常生活的常态；
三、从其行为方式看，杨丽娟及其父母，整个家庭都有精神病的征兆。他们需要心理医生，社会应给以他们帮助和支持。
杨丽娟事件具有充分的戏剧元素：偏执、坚持、孤僻、梦想和毁灭。一个也不少。她的焦虑使整个精神为之改变。
问题是：杨是一个极端例子，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例子?
其实，我们何尝不处于无限的焦虑之中。假想我们自己就是杨丽娟，只是我们的偶像不是刘德华，换了一个更猛的角色，我们大家称之为“事业”、“金钱”和“股票”，当我们回忆起从小学就开始被教导要疯狂地投入竞争的时候，所有类似于杨丽娟事件核心要素的荒谬感，就会从我们心中消失。我们同样近乎疯狂地追求，我们推崇“唯偏执狂才能生存”。其实我们早就有了与杨丽娟同样的焦虑和偏执。
现实的荒谬就在于：认为别人不正常的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可能不正常。
你以为你不是杨丽娟吗?
(二)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焦虑中匍匐前行。
虽然我们生在一个最好的时代，有无限的机遇和可能，不再有世袭和血统的束缚，肯努力的人，总会有回报；但我们又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冷酷无情。只有竞争，没有对失败者的同情。金钱开始成为一个人才智和才能的指标。
无数人的成功使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不成功感到自卑。这个时代，不成功，你就有罪，不成功罪!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生存，你的生存質量影响着你的妻儿父母和其他亲朋的幸福，你是男人，你没有任何理由让他们成为你不努力的殉葬品。
你为什么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你应该“实现人生价值”，你应该“三个月赚到100万”、“35岁以前退休”……再加上人生易逝，岁月无敌。这越发让我们不能失败，也失败不起。
这是一个精英崇拜的年代，每个人都被要求做某个领域内的佼佼者。然而，佼佼者只有少数，所以大多数的我们，只能望着别人的背影，感受差距带来的羞辱感。
没有人喜欢这种比较，但是每一个人都在不知不觉的跟人比较，也被人比较。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这个社会如此。我们身在其中。
我们为之殚精竭虑，不择手断，上天入地，誓不回头。
你以为你不是杨丽娟吗?
(三)
忙碌的人是焦虑的人。
拥挤的机场候机楼里，每天成千上万行色匆匆的人们，远离家里温暖的灯光奔赴在各个登机闸口；一周五天的文案、会议、出差之后白领们合上电脑拎上厚厚的教科书案例，又出现在MBA周末的课堂上；每年的社交季节，城中的名流淑女们怀揣着用尽了各种手段挣来的邀请函，手持香槟光鲜照人频频穿梭在各个酒会派对里，与似曾相识的人打着招呼……
在财富迅猛增长，科技突飞猛进，消费品极度丰富，商机无处不在的今天，物质的进步是如此得令人眩目，大部分的人们早已衣食不愁，生活无忧，为什么却还在不断地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继续忙忙碌碌?从表面来看，答案似乎很简单，无非是祈财、求名和追求更大的成功。但从更深层次的人性来看，那其实是一种对身份的焦虑。
对身份的焦虑，让你不得不努力。
俞敏洪妻子对他“窝囊废”的责骂，源于他自己在北京大学从来就没有出人头地过的“窝囊废”身份，他是对身份焦虑而成功的典型，他承认自己是“挺立在孤独、失败与屈辱的废墟上”。一切身心的折磨，都敌不过失去社会地位带来的恐惧。
今天，无穷尽的商业神话接踵而至，富豪们越来越年轻，年轻富豪们手中财富，巨大得足以让人无颜再活下去。物质的占有者早已成为全社会的偶像。
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迫使你生活在无穷尽的焦虑之中。你足够疯狂，但你还是穷人，你还不够“狠”。
你以为你不是杨丽娟吗?
当创业遭遇不确定性——创业焦虑症产生的情绪性根源
就像“生活在别处”，从心底深处，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别人”，而不是那个失败的、没有出息的自己。我们只有默默地创业，默默地努力……
(一)
现代社会，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你不必是个世袭贵族或含着金匙出生，你一样可能一鸣惊人，从车库里的辍学生成为世界首富。大众媒体与互联网的普及和飞速发展，令我们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
榜样的力量，让我们迷狂，让我们越发为自己卑微的身份所焦虑。
于是全社会都在倡导创业，这是摆脱焦虑和彷徨，获得幸福的唯一途径。
但是绝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包括对财富、社会地位的渴求和“实现自我”。可惜大多数工作和生意很难满足这些人生目标，工作和生意至多能获得小康或者“中产”，“实现自我”这一崇高理想依然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因此广义上说，无论是创业还是做职业经理人，都是一个“生意”。因此很多人会按照“生意”的成本、风险和收益来综合考量，是否创业。
因此我们这个时代的焦虑症，仅仅停留在对物质的占有欲望上。
人们还远远不需要为心灵找到出口。身份的贵贱，取决于你占有的物质的多少；社会文明的进步，几乎只与财富有关。这是焦虑症之外的病。
(二)
形容这类创业者，可能还是得用流行病学的方法来描述：
他们往往在25～35岁之间，性别为男，未婚，业余爱好多为电子、IT，尝试各种互联网新鲜事物或者新鲜游戏，除此之外，业余爱好很少，尤其是需要跟人打交道的爱好。工作三四年之后。不甘于平淡的生活，开始创办自己的事业。在创办自己的事业之前，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理念，认为，一定要创办一个这样的企业——
1所有员工在自己这里都是快乐的；
2所有员工都不需要加班；
3坚决不做自己瞧不起的土气的包工头，不拖欠员工薪酬；
4所有员工都像自己一样，热爱这份事业，努力拼搏向前，人人品质优良，爱公司如家；
5利润会滚滚而来，只要自己有投入。
然而，当这类创业者介入真实的创业生活中，他们开始发现——
1并不是所有员工在自己的公司这里都是快乐的；
2现实的项目开始逼迫加班；
3开始觉得包工头也挺好的。开始宣传马云也曾经拖欠过员工工资，向员工借钱的事迹；
4并不是所有员工都认同你的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一份现实的收入更可靠；
5利润的来临往往在自己即将崩溃的时候。
于是，他们开始——
1非常焦虑地，逼迫员工干活，同时将自己的压力转嫁到更多的员工身上，自己不开心，员工也不开心；
2恨不得所有员工都与自己加班到深夜2点多，恨不得员工所有三餐、住宿都在公司解决，恨不得员工除去睡眠时间，都在思考公司发展；
3开始想方设法将稳定的员工薪酬拖欠或者减少，或者使用成本更低的兼职；
4对人过于苛求，当员工稍微表现出不认同自己的理念，不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开始过度反应；
5在利润滚滚而来之前，自己的公司已经死了，不是因为其他，而是因为他们人为地让自己的心理防线崩溃了，即使公司的前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们过于焦虑，太想迅速成功。过于急功近利——
1创业者往往具备高度的成就动机，但是从心理学角度而言，高度的成就动机同样意味着与狂躁行为高度相关。因此，容易出现焦虑症；
2创业比任何一项竞赛更能挑战一个人的心理极限。尤其对于部分自我期望甚高的创业者而言，在创业之前，许许多多的创业者在自己的行业、自己原来就业的公司，无不是优秀的人才，善于交际，左右逢源，技术突出，活得都很体面。
但是到了一个真实的创业情景之中，创业者面临的更多是一个资源极其匮乏的商业环境。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温文恭敬，需要的不是面子功夫，更多需要的是放弃面子，光着膀子，解决实际问题的胸襟。创业环境之下，创业者更容易遭受各种负面情绪的打击，诸如自卑、自负、消极、过于积极、急躁等等，很多自己的心理缺点，是创业者在创业之前压根不可能意识到的，一旦开始创业，在此种心境下创业者的种种潜质，就会被残酷的生存现实逼出水面。
所以如果你很难像郭广昌一样，在创业早期，顶着酷暑。骑着自行车去派发各种问卷，你就不可能成就今天复星集团那样的财富帝国。类似郭广昌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几乎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传记的必备元素——早期的创业艰苦：
3真实的商业环境，是阴阳太极的融合。没有任何机会在等着你，任何一点点成功，都需要你全身心地去跑腿，去付出。创业者为什么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将期望等同于现实：将潜在等同于存在；将手段混同于目标。真实的商业环境之中，成功的企业家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在实现这个目标过程之中。可以放弃清高，甚至可以放弃某些原则，知道自己的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暂时要放弃很多原则，但是此时的放弃是为了更好地实现。
(三)
不确定性普遍存在于经营活动中。
不确定性是企业经营的一种固有属性，面对未来，一切充满未知，即使你安排好一切，社会中复杂的看不见的无数只手，仍会让你的努力改变方向。企业家的天职和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解决种种不确定性的问题。而創业活动作为企业经营的起点同样如此，心理学研究证明不确定性会引起人的焦虑情绪，创业的不确定性，也就是造成创业焦虑情绪的根源。
没有痛苦的思维过程，就不可能有思想：如果未面临过选择，就不会判断；如果没经历重压，就不是人生。生活本就不是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事，所以我们才要去思考、去谋划，去创造新的未来。
鼓起勇气，像那一句名言，“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你是不是政治经济学家——企业家突破非市场战略焦虑的方法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企业现状，同时，希望更多人从中看到民营企业家们内心的焦虑，
当一个人不再为占有物质而焦虑之时，通常会有更高层次的焦虑让他忧心忡忡。此时企业家所焦虑的。通常已超出企业家和企业本身的能力所及。那是什么?
我们说的是，成功的企业家必须是政治家。其实绝大多数企业家更希望远离政治，但在中国这不可能。或者说，一个企业家事业做得越大，他就越需要具备政治家精神、思考能力和政治手段。但我们有多少商人和企业家，具备这种隐性的身份?
政治家可以不懂企业，但成功的企业家
必须是很好的政治经济学家。
这种身份的焦虑，几乎困扰着每一个企业家。
事实如此，所有企业家都必须非常清楚地看到，企业时刻都面对着两种环境——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但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从未深入谈到企业家如何面对非市场环境——如何形成和具体执行企业的非市场战略?
在中国，非市场战略主要体现为如何发展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从而取得资源、得到保护或免除麻烦行为。企业家不具备真正的政治家身份。他们又如何突破这种焦虑?
他们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方法。
一、通常他们会引人“减震器”。企业常常通过雇用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聘请现任政府负责人作为企业的顾问，以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政府官员担负着企业减震器的功能。这是一种公开的策略，近年来还呈上升的趋势。
例如，几年前温州一家著名企业聘任了退休的温州市财政局长做财务主管。该市财政局、税务局等部门的负责人，许多都是这位财务主管过去的下属。该企业的办公室主任也曾在市人大工作，他说：“企业雇佣我们，是为了发挥我们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除了经历之外，我们在政府部门的关系对企业来讲是很有用的资产。”有趣的是，该企业的竞争对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迅速聘请了前市审计局长做财务总监：
二、参与政治。许多企业家努力入党，参加政府组织、官方协会，与政府官员结识，希望由此得到政治保护和经济利益。但这些渠道都局限于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家。在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从80年代起就通过各种方式入了党，更多的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工商联委员，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有一大堆头衔。他们参与政治的目的非常明确。有些人把这些头衔当作政治待遇，更多的是想得到接近官员的机会，更快更多地获得国家相应的产业政策而获得利益。用一句俗语形容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显然，这无可厚非；
三、与官员结交。有的企业家赞助官员参观旅游，有的经常去拜访官员，有的则邀请官员参加企业的活动，等等。政府官员对企业的支持义不容辞，但种种复杂关系由此建立也是必然结果。由此经常性送礼也在所难免。
企业需要政治的保护伞，不是常听说这样一句话吗，“哪个企业没问题?我们想让谁死，谁就得死”。非市场环境，确实决定了企业的命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采用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受自身能力和资源的约束，一些企业在处理同政府(官员)的关系时是无奈、被动反应，出现麻烦时才临时抱佛脚。“灭火”是这种策略的主要特色。
我们并不提倡企业通过接近政府官员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因此而得益的企业家。我们只是希望能够透视企业的现状，同时，希望更多的人从中看到民营企业家们内心的焦虑。
张朝阳谈焦虑——一个IT人物倡导的“高纯度无焦虑”状态
大彻大悟的人，就可以逼近无焦虑状态，做到真正地活在当下
焦虑来自于判断，来自于从小被父母告知的正确或错误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是每日每时的，千千万万个，以“应该”、“必须”、“赶紧”、“要不然就”的自言自语的形式，对我们产生了千千万万个内疚与恐惧的涓涓细流，汇成每天焦虑的河水，我们在焦虑的河中渐渐老去。本来八十岁应该像四十岁的样子，我们却个个都像八十岁，也自认为进入生命的暮年，准备随时终结，而不知道地球上最精密的生命体，人体可能的存活长度是150到200年!是焦虑让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期限减少了一半。
作为人类整体，也没办法，几十亿人需要有序地生存在这个地球上不出问题，就需要所有的人都以很多规范来界定行为，而且如我以前的文章所述，存活下来的文化都是以勤奋工作为荣，鼓励竞争，使社会具有高度的生產力。所以我们长大的过程就是被教育成一个合格的、具有功名追求的社会人的过程，我们从一个无忧无虑的幼童变成了一个满脑子价值判断的成人。我们被父母老师教育，就是不断地被他们告知应该怎么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就是不断地被父母老师判断，就是不断地被告知我们不对，或不够好。在这个长达十年的成长与判断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自我，这个自我是在不断地被判断和打击中形成的，它极度敏感，需要不断地被肯定，这就是我们的虚荣心，说得好听点就是荣誉与责任。多年以后，尽管父母和老师已经无法影响我们，但他们的眼睛依然注视着我们，对他们认可与肯定的渴望演变成需要成功，需要被社会肯定，直到生命的尽头。
所以，焦虑对于人类这种智慧生物来讲，是无法避免的。要想在具有千千万万个规范和价值观的人类社会谋生并试图获取尽可能多的生活资源，就得有很多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就是焦虑的源泉。
但是，每个人的焦虑度是不一样的，与每个人的成长，父母及每个人的悟性有关。悟性高的人可以摆脱成长的阴影，看破各种红尘中的事情，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焦虑程度就可大大降低，但这种认为只停留在有形意识上还是不行的，得通过千百遍的练习，使这种思维变成一种潜意识的态度，方可获得自在，所以，有人修佛念经，有人练瑜伽等等，都是在试图改变潜意识的形态。
大彻大悟的人，就可以逼近无焦虑状态，做到真正地活在当下。再配合好的饮食习惯，充足的运动，则以年轻的姿态，快乐地活到150岁不是难事。
沙鼠的故事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活得像沙鼠，不能为明天而焦虑，甚至为明天而死去。
在撒哈拉大沙漠中，有一种土灰色的沙鼠。每当旱季到来之时，这种沙鼠都要屯积大量的草根，以准备度过这个艰难的日子。因此，在整个旱季到来之前，沙鼠都会忙得不可开交，在自家的洞口上进进出出，满嘴都是草根。从早起一直到夜晚，辛苦的程度让人惊叹，
但有一个现象却很奇怪，当沙地上的草根足以使他们度过旱季时，沙鼠仍然要拼命地工作，仍然一分不停地寻找草根，并一定要将草根咬断，运回自己的洞穴，这样他们似乎才能心安理得，才会踏实。否则便焦燥不安，嗷嗷叫个不停。
而实际情况是，沙鼠根本用不着这样劳累和过虑。经过研究证明，这一现象是由于一代又一代沙鼠的遗传基因所决定。是沙鼠出于一种本能的担心。老实说，这种担心使沙鼠干了大于实际需求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事。沙鼠的劳动常常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
一只沙鼠在旱季里需要吃掉两公斤草根，而沙鼠一般都要运回十公斤苹根才能踏实。大部分草根最后都腐烂掉了，沙鼠还要将腐烂的草根清理出洞。
曾有不少医学界的人士想用沙鼠来代替小白鼠做医学实验。因为沙鼠的个头很大，更能准确地反应出药物的特性。但所有的医生在实践中都觉得沙鼠并不好用。其问题在于沙鼠一到笼子里，就表现出一种不适的反映。它们到处在找草根，连落到笼子外边的草根他们也要想法叼进来。尽管它们在这里根本不缺草根和任何吃食，但他们还是习惯性地不踏实。
尽管在笼子里的沙鼠可以用“丰衣足食”来形容他们的生活，但他们还是一个个地很快就死去了。医生发现，这些沙鼠是因为没有屯积到足够草根的缘故。这是他们头脑中的一种潜意识决定的。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威胁存在。确切地说，他们是因为极度的焦虑而死亡，是来自一种自我心理的威胁。
这就很像是我们现代人了。在现实生活里，常让人们深感不安的事情，往往并不是眼前的事情，而是那些所谓的“明天”和“后天”。那些还没有到来，或永远也不会到采的事物。
而一般人的当下都是有吃有穿，不愁什么的。甚至没有任何事情能在当下威胁人们，但人们总是不能踏实的原因，还在不断地增长。人们总是为了将来的所需和将来会如何而发愁，是这种担心，令人深深地感到不安。
这也正像医学界的实验所一再证明的那样，焦虑是使人寿命减短的最大因素之一。因为焦虑与抑郁、紧张和惊恐是互相联系的。它们对人类的伤害超过了许多疾病，许多疾病都来自焦虑和紧张。
“活在当下”是先哲们一再告诉我们的名言。因为只有“活在当下”才是最愉快，最幸福，最安稳，最科学的一种活法。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活得像沙鼠，不能为明天而焦虑，甚至为明天而死去。总结人的一生，有许多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多余的。人世无常，其实谁也说不准明天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为明天而活得如此不快和劳累呢!多看一看沙鼠。也许对我们倒是一种意外的提醒。
沙鼠缺乏的正是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生活。而我们毕竟不是沙鼠。
刘高兴:农民工身份的焦虑与否定 篇4
刘高兴就是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者, 他虽来自农村, 但他的衣着、行为、思维方式、处世哲学都迥异于普通的农村人。他全部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城里人, 他追寻着自己的感受背井离乡, 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空间来寻找自己新的价值定位。他有农民的诚实、聪明、乐观、幽默和坚强, 他遵循着内心对五富的承诺和责任, 保护着五富免受欺负, 但又随意的支使着五富, 同时又在内心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自责。他用他的能力使身边的每一个人感到他存在的意义。他使城市里的小人物感到他的诙谐, 感受到他与一般农民工不同的优雅。他极力树立自己在与他同一地位的人面前的权威, 极力把自己扮演成城市人, 甚至几次以假扮领导来威吓城市里的像他一样没有地位的人。这又流露出他身上的虚伪与狡黠。他把给城市人献出的一个肾看作这个城市理所应当接纳他的砝码。把这一行为视为自己与城市之间不可割断的天然的联系, 因为他认为这个城市里有他生命的一部分, 并认为这个城市接纳他是理所当然, 是天经地义。实际上, 他的自我是分离的:因为有了他的生命的一部分在城市的延续, 他对城市的向往便多了一份生命情感的联系, 也就是说他在城市里建立起了像自己与故土一样的血缘关系。然而, 当他切实感受到自己在大城市里的无足轻重与无能为力时, 他内心留恋的依旧是流淌着自然气息、飘荡着收获味道的麦场收割景象。只有在他出生的地方, 他的心灵才是自由与放松的。他面对麦场的那份陶醉, 是对自己留在故土的那一部分生命的追忆与欣赏。
刘高兴所追求的是一个不完整的生命过程。生命中的两个部分从属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关系中。故土中的生命是处在虽然贫困却自由、和谐、欢快的关系中的, 而城市中那一部分生命是处在冷漠、阶层差异与挤压、侵蚀的关系中, 这也注定了他追求的悲剧性与内心的缺失状态。他最初在兴隆街拾废品, 过着没有重担的生活, 却也能够在贫瘠的物质生存环境中自娱自乐。当城市中的爱情开始介入他生活中的时候, 他凭借自然的天性保持着这份爱情的纯洁与高尚, 也在这份爱情上寄予了生活的充实与意义。但当强大的物质诉求开始挤压他的生活空间时, 他变得狼狈不堪, 仅有的寄托在爱情上的那点精神浪漫也随之被现实所吞噬。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 无法支撑起精神的追求。《高兴》表现了刘高兴对农民工身份的焦虑体认和身份否定。刘高兴在城中漂泊, 在归属感中彷徨, 常借助“融入”城市的幻觉来祛除身份的焦虑, 但他终究是城市外来者, 就像游荡在城市边缘的孤魂野鬼。
农民工既不单纯是传统的农民, 也不单纯是现代的工人。他们是两个角色的中间物。如果说乡土是旧的, 城市是新的, 那么这种身份就决定了他们新旧杂糅的整体特征。他们的根在乡土, 他们身上留存着小农经济孕育出的偏狭、自私、蛮横与粗鄙的一面。然而事实上他们又走出了他们先辈未曾走出的故土, 走向了现代文明的象征的城市。看到了更多迥异于乡土的东西, 也试图让自己具有城市的气质。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出身于乡土, 而被自己的乡土所流放, 挣扎在异乡的城市里。一方面他们作为出走者无法再彻底回到故土的文化里, 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彻底被城市所吸收。相对于他们原来的身份, 他们是真正的边缘者。在时代的巨变浪潮中, 他们是开拓者。在时代还没有给予他们足够时间去适应世界的变化时, 他们就怀着美好的愿望懵懵懂懂地踏入了他们所陌生的城市, 真诚地为着这个愿望努力着。与此同时, 他们也是受害者, 他们成为时代发展中牺牲了自己诸多利益的群体, 且没有得到时代应有的尊重与补偿。尽管刘高兴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 可他依然隶属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悲剧依然在他身上延续着。在经历了生活的考验之后, 他———刘高兴, 依然执着于那个入城的愿望。但是:在失去了最忠实的伙伴和爱情若即若离的状况下, 他又如何去开展他新的生命历程, 如何与这个承载有他希望与伤痛的城市社会进行互动呢?他真的会融入城市吗?这样的执着传达出了这个群体怎样的深重压抑和怎样迫切获得认同的渴望?高兴的执着是不是带有反抗与摧毁的意味, 是不是涌动着乡土社会里原始的仇恨的力量?也许这正如作者所说的“在大都市里, 我们看多了一个庆典几千万, 一个晚会上百万, 到处张扬着盛世的繁荣, 或许从这些破烂王的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摸出这个年代城市不能轻易触摸到的脉搏”。
时间、生命和身份的焦虑 篇5
每个人在其自身的生命经验中认出和成为自己。个体所处的时代，成长生活的地方，所受的教育，在变化的世界中的遭遇、抉择和行动，种种经历构成了人的生命经验。其中，首要的就是时间意识。
二○一四年以来的三部中国电影思考了生命意识和身份焦虑这个主题。它们是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贾樟柯的《山河故人》和管虎的《老炮儿》。主题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巧合：《白日焰火》中的张自力刚好三十岁；《山河故人》中的沈涛、张晋生正好四十岁，导演本人四十多岁；《老炮儿》中的六爷五十多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是中国人生命中标志性的时间点，既象征着开端也表示结束。夫子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这三部电影，从纵向时间上来说，呈现了不同年龄阶段人们面临的苦恼和克服焦虑方式的不同；从横向时间上来说，呈现了我们时代普遍焦虑的状况。
一、张自力：找点事儿做
《白日焰火》有黑色电影的典型特征：凶杀、犯罪、碎尸、阴冷的街道、昏暗的灯光、大量人物背影镜头和极少的对白。天空总下着雪，夏天只在回忆里出现。刁亦男用黑色电影的方式探讨了严肃的主题：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想要找到存在感，他怎么办？
一九九九年的夏天，而立之年的刑警队长张自力经历了人生的变故。他离婚了，实际上是妻子抛弃了他。一起棘手的杀人碎尸案件，两位同事意外被嫌疑人开枪打死，自己中枪受伤。出院后，因伤转岗调离公安局，在一家企业的保卫处上班。
离婚证上两人的身份证号码耐人寻味。张自力的身份证号码已经是十八位。中国于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发布国家标准：GB11643-1999《公民身份号码》，身份证号码才从十五位变更为十八位。他的离婚证颁发日期是一九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还未到身份证号码的升级日期。妻子的号码是十五位，却既不符合十五位，也不符合十八位的号码标准。可能只是电影制作人员的疏忽，但是，这个错误增加了电影的荒诞效果。身份证并不能告诉我们，也不能告诉他本人，“张自力是谁？”在身份焦虑这个问题上身份证是无效的。
婚姻和事业双重失败。五年来，张自力沉迷于酒精，成为同事调侃逗乐、领导揶揄讽刺的对象，甚至连摩托车都因为醉酒被路人调包成了一辆破嘉陵50。上班无事可做，偶尔消防演习时教厂子里的职工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三十五岁的他变成一个无所事事的酒鬼，没有丝毫存在感。
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打交道的对象消失后，他不得不终日面对被不知所措折磨的自己。这个状态让他感到恐惧，比忙碌的生活更加难熬。
有一天，马路边偶遇老同事王队在执行公务，两起碎尸案又正好与五年前的当事人相关。这次邂逅让他意识到人活着总得找点事儿做，这个事情最好是自己得心应手的，他最得心应手的还是破案。沉睡了很久的职业敏感被唤醒，他开始偷偷地调查这起案件。案件围绕着荣荣干洗店女工吴志贞展开，两人因此产生关联。
吴志贞是一个冷漠伤感的美丽女人。她的相貌气质、衣着打扮与电影中的其他人物、街景格格不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与张自力无所事事要找点事儿做相反，吴志贞想要摆脱男人们的纠缠：老板的性骚扰，躲在暗处像鬼魅一样监视她的丈夫梁志军，还有那些因她死去的男人们。她期待爱情。不过，她对男人的态度又有些暧昧，或许是因为被人搭讪、跟踪，满足了女人的虚荣心。张自力的出现是新的麻烦，也是新的可能。
为了寻找线索，张自力找各种机会接近吴志贞。干洗店的老板对张自力早有觉察，闲谈时暗示他：“人呐，就是不能给自己找麻烦。”老板见过很多男人，他们不是来店里洗衣服，而是找机会想认识吴志贞。
张自力的确给自己找麻烦了。凶手梁志军跟踪他，王队发现，在抓捕时反被梁用冰刀砸死。失去好友坚定了张自力破案的决心。通过吴志贞设下圈套，梁志军在警方的抓捕中被击毙。
爱情是新的麻烦，两人共同的麻烦。吴志贞想摆脱纠缠，却又一步步陷入到她和张自力的纠缠中。在张自力摁住吴志贞的铁桥上，写着很应景的涂鸦，“爱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要经历的还……”
要经历的还有“五年前的碎尸案”，它是张自力生活的转折，更是纠缠吴志贞的痛苦记忆。张自力通过那件皮氅，最终确认了死者是“白日焰火”酒吧的老板李连庆。他沉浸在不断弄清楚事情真相的兴奋中，故意在摩天轮约会，吴志贞知道秘密被发现，她装傻，身体的靠近让本来可能是审问的对话成为情不自禁的激情。肉体确立了二人的亲密关系。然而，最终他还是把证据交给了警方，吴志贞被捕了。
张自力从始至终都以为自己的目标是破案，直到最后失去吴志贞，他才意识到爱情。庆功宴上熟练地恭维领导、附和笑话，回到曾经熟悉的庸常生活，他再次感觉到了疏离和孤独。工作的成功，也没有从真正意义上解决他的焦虑。从刚刚获得的一点欣快中，他再次陷入困顿。最后，他在高楼屋顶放焰火是爱情的表白，也是幻灭。也许，他会再次沉迷于酒精。正如《云上的日子》中最后一个故事的对白，男人说：“如果我说我爱上你怎样？”女人回答：“就像在光亮的房间点燃蜡烛。”白天的焰火就像是光亮房间里点燃的蜡烛，一切努力可能都只是一场徒劳，包括爱情。
然而，《白日焰火》的意义在于，人只有在看似徒劳的努力中才能收获暂时的存在感和爱。张自力的努力，充满了西绪福斯式的荒诞感和悲剧性。找点事儿做就是给自己找麻烦，但是，总比麻木和不为所动好。身份焦虑的真正意义恰恰在于追问和思考这个问题本身，并尝试付诸行动。《白日焰火》讲了木心先生的一句话：“生命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
二、贾樟柯：身份与故乡
如果说贾樟柯之前的电影呈现了时代变化中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情感，影像断裂零碎，《山河故人》则是一个转折，他开始审视时空变迁中个体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剪辑不隐瞒素材的断裂性和零散性是贾樟柯著名的真实原则，然而，所有的断裂和零碎都是以连续和完整为前提的，否则断裂和零碎根本就无从谈起。断裂和连续是事情、事件、事物在时空变迁中呈现出的样态，也是我们理解它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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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折，也是人们通常的认知过程。人们最先总是看到差异和不同，后来又总是在差异和不同中找到一致。人们在差异中认出自己，也是在共同的东西中确认自己。
《山河故人》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和情感的故事。故事呈现了主人公和生活世界时空变迁的关联。贾樟柯选择了三个标志性的时间点，世纪之交的一九九九年，主人公四十岁的二○一四年，二十一世纪走完了第一个四分之一的二○二五年。
一九九九年的山西汾阳，一场三角恋，左右为难的女教师沈涛选择了“更有本事”的晋生，梁子远走他乡。二○一四年，不惑之年的沈涛已经离婚，经历了老友重病、父亲去世、儿子疏离，她领悟到，“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生命本身是孤独的，每个人能做的只有放手。
二○二五年，在澳大利亚的海景房中，五十一岁的晋生跟自己的儿子张到乐语言不通，只能靠谷歌翻译交流。父子俩争吵的核心问题是自由。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说：“自由不可估量的幸福不在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环境允许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在于可以不受阻碍地、无所顾忌地，径直去做自己认为正确和适宜的事情。”（杨武能译）父亲相信自由是前者，儿子认为自由是后者。
晋生所理解的自由就是在中国不能买枪而在澳洲可以买枪。他买了各种枪，可是他没有对手。没有对手，他很孤独，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没有了对手，自己是谁也就变得无从规定。他得到了以前无法得到的，却也失去了不该失去的。二○一四年为了躲避国内反腐，他带着儿子移民澳洲，事实上，他是逃犯。十一年来，故乡无法回去，儿子也没再见过妈妈，甚至忘记了她。晋生的身份焦虑是他根本就没有了身份。
即将成年的到乐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不想上大学，他觉得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他的焦虑是不知道妈妈是谁，他说自己没有妈妈，其实是埋怨。Mia老师唤醒了他对母亲的记忆：那首叶倩文的《珍重》、妈妈的名字还有脖子上的那串钥匙。他渴望去见妈妈，可是又觉得时间隔得太久了。Mia告诉他，“时间并不能摧毁一切”。
“时间并不能摧毁一切”，即便改变了的一切，也不是因为时间，只不过，我们只能通过时间和空间来理解世界的改变。《山河故人》显然不是要讲物是人非或者说山河依旧、故人不再的感伤情绪。在快速变化的中国，贾樟柯一直强调他的电影的文献性。对他来说，真正的文献是对生活的描述，是个体的生命经验。《山河故人》以时间和情感为故事线索，揭示了承载生命经验的容器：山河、故人和静物。它们保存了生命经验在时间中呈现出来的连续性。
山川河流是我们和古人的连续。年复一年的流凌是汾河开春的信号，几易寒暑却一如既往。古人也曾望着同样的流凌思考生活，感慨人生，唐代汾阳王郭子仪如此，清代编修《汾阳县志》的戴震也如此。故人是我们过去生活的保密者和见证者。没有他们，我们的秘密变得死无对证，没有他们，我们无法理解自己。“静物代表着一种被我们忽略的现实，虽然它深深的留有时间的痕迹，但它依然保持沉默，保守着生活的秘密。”（《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2009）某种意义上，静物保守着身份的秘密。
食物和用具最适合承担这个角色，以电影中腌制的西红柿和汾酒为例。以前到了冬天，山西天寒地冻，蔬菜只有土豆白菜，夏末家家户户都要腌好西红柿，留着冬天吃。在物质匮乏年代用来过冬的食物，后来成了山西人的饮食习惯和共同的生命记忆，它们深深地烙着生命的印记，没有被时间和经济富裕改变。腌西红柿瓶出现在《站台》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崔明亮家的窗台上；出现在《天注定》中，二○一三年刘会计家的窗台上；出现在《山河故人》中，二○一四年和二○二五年沈涛家的窗台上。时间横跨五十年，可以说，贾樟柯的电影腌了半个世纪的西红柿。
玻璃瓶装的汾酒是沈涛父亲带给战友的礼物，也是《三峡好人》中韩三明带去奉节的礼物，梁子把它放在矿灯管理处的窗台上，晋生把它放在澳洲海景房的茶几上。这些人的生活大不相同，汾酒却建立了他们之间的连续性。
电影中婚礼和葬礼居然是同一个司仪，这个现象看似荒诞，其实是断裂和零散生活背后的关联。这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之间的关联，也是人生喜庆和悲伤的关联。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主持婚礼和葬礼的是那个家族中的司仪，也是同一个人。
电影的功能就在于“使看不见的东西看见”，《山河故人》呈现了我们视而不见，或无法说出的内容。贾樟柯依然是严肃思考的导演，山河、故人和静物，其实就是故乡，这是他不惑之年的自觉。如果让他来回答，我是谁？答案也许是故乡。人们离开故乡后拥有了故乡，那里保留了我们身份的秘密。贾樟柯和费里尼一样，总是用不同的方式讲同一个故事。
三、六爷：死亡与救赎
《老炮儿》是一部关于一个天命之年的老男人自我救赎的电影。影片一开头就在观众看六爷和六爷看世界的双重视角里展开。
六爷住胡同，他真名叫张学军，年龄五十多岁，丧偶，靠经营一家小杂货店为生，有一个不怎么回家的儿子，爱管闲事儿，爱发牢骚，有正义感，心脏不好，性能力出现间或的勃起障碍，坐过牢。他是个“讲究”的闲人。他喜欢别人喊他六哥或六爷。六爷衣着谈不上讲究，但干干净净，头发也理得干干净净。他手头并不宽裕，但对卖力气挣钱十分不屑，有点看不起体力活儿，但又不歧视干体力活儿的人。他讲究的不是排场，是规矩和礼数。话匣子说他早年曾威震江湖，是数得上号的人物。在儿子晓波眼中他就是一个整天瞎溜达，在家里唠叨吹牛的闲人，过去威震江湖不过只是会打架而已。儿子的评价是他的隐痛。
六爷看到一堆不合“规矩”的人和事情。电影呈现了现实生活中被我们忽略的各种尴尬，他看到的世界变坏了。他在意的规矩一再被破坏，比如，男人要有个男人的样子，不能打女人，朋友遇到麻烦要倾力相助，对年龄大的人要尊敬，做人要讲道义，事情要一码归一码。
儿子和官二代谭小飞的女友有了瓜葛，挨了打，为报复划了人家的法拉利-恩佐，人被扣了起来。话匣子和灯罩儿让六爷报警，他不报警。后来因为他们知晓了小飞父亲以小飞的名义在海外银行存有巨款的秘密，父子俩被殴打。话匣子让他别报警，他偏偏把举报信寄给了中纪委。话匣子的行为前后是一致的，她只是关心六爷，想以最安全的方式解决眼前的麻烦。六爷的行为前后也是一致的，之前不报警，因为他觉得儿子有错在先、理亏，打架不丢人，偷偷划人家的车是丢人的。在六爷的眼中，打架、不懂规矩还不是坏人，即便是小飞的朋友，那个飞扬跋扈、满身戾气的强壮男孩。话匣子把那张对账单搞清楚后，他说：“这是真的坏人。”对待坏人，自然应该用对待坏人的规矩。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说，举报给中纪委来收拾贪官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出路。贾樟柯的《天注定》中大海起先想到的也是写信给中纪委。《老炮儿》结尾时，电视新闻里出现南方某省高官贪污受贿被抓，儿子谭小飞几年前过失致人死亡被公诉，则明显落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俗套，直接减弱了六爷“野湖约架”的美学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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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飞在和六爷的冲突中，没有真正弄明白六爷。他一直在看《小李飞刀》，他对六爷产生了好感和敬意，以为这样的人只是在书中才有。他对六爷的理解止于江湖规矩，止于对承诺的遵守。开始他想以一百万跟六爷交换对账单，被拒绝后，又想按六爷的方式“约架”，胜则拿回对账单，败则任由六爷自行处理。约架有约架的规矩，六爷遵守这个规矩，然而对账单的事情早已超出了江湖规矩。李寻欢一切以义为重，六爷以规矩为重，他们的前提都有是非善恶。如果小飞认同这样的是非和善恶标准，那他就是真的叛逆了。至于他漂白头发，开法拉利-恩佐，不满于父亲的安排，根本和叛逆无关，反而尽显乏味和做作。他在消费父亲的罪恶，而且在事实上成为父亲贪污受贿的参与人和受害者。他并没有对抗父亲的价值标准，也没有拒绝父亲贪污受贿得来的钱财，更没有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小飞只是通常意义上的“某二代”。
每个人都没有办法选择父亲，但可以尝试选择生活。比如，电影《我私人的爱达荷》中基努里维斯扮演的斯科特，为了让有权有势、虚伪狡诈的父亲蒙羞，自甘堕落去做男妓，和流浪汉一起厮混。旅法的格鲁吉亚著名导演奥塔伊奥赛利阿尼的电影《再见，我的家》也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一个巨富人家的男孩，他厌倦母亲安排的奢侈生活，厌倦空虚苦闷的家庭，一出家门就偷偷换上普通随意的衣服，在酒吧里做服务生，洗盘子，在街头和小偷、流浪汉做朋友。
然而，正是小飞父亲这个暗中对手的出现让六爷重新打量自己，以一个“讲究”的方式成为了六爷，这是他希望儿子眼中的自己。坏人的出现和身体愈来愈频繁的“死亡信号”让他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医生的建议，话匣子的担心，他都明白。他不是不想治病，但一来没钱，治病会给别人添麻烦；二来他有比看病和生命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约架是他青少年时代最拿手的事情，这回有了神圣的意义，因为对方是真正的坏人，他决定去赴死。这是天命之年，六爷的自我救赎和超越。他穿上那身仪式感极强的将校呢大衣，背上军刀，回到熟悉的野湖，死亡让他再次成为少年时代传说中的六爷。这个选择和决定终于让我们认出了他是六爷，而不只是个爱管闲事儿的北京老大爷，六爷用死亡克服了身份的焦虑。
从成长教育小说的视角来看，六爷的学徒期是未完成的，他没有一技之长。从影片零碎的镜头可以知道他应该有木匠手艺，刨子使得很溜，也许早年学过木匠活儿。可是在关于那个年代北京的电影、电视剧中，似乎很多男人都有点木匠手艺，《本命年》中的李慧泉也会使刨子。少年时代的威震江湖只是荷尔蒙的作用或过剩力比多的驱使，正如作家阿城所说，“青春这件事，多的是恶。这种恶，来源于青春是盲目的”。他在庸常的生活中困顿地活着，就像那只笼子里的鸵鸟。他似乎一生都没有走出青春期。
这个人的生活出过岔子，天命之年仍然一事无成，他对敛财和社会地位不感兴趣，生活在北京的底层。但是，他的身上保留了单纯、善良、勇敢和真诚，这是情人话匣子对他死心塌地的原因，也是赢得小飞女友尊敬的原因。女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电影结尾处，少年时代的老哥们赶来的场景，似曾相识。他们走出看守所，有人挂了绷带，看来已经打过架了，不是《长大成人》里的白日梦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谎言。一大群人，都是国内成名已久的老演员，管虎的朋友们，如陶泽如、连奕名等等。突然觉得电影在这里出戏了，对管虎来说，《老炮儿》这部电影是他的“约架”。可是，对手是谁呢？
四、小结：选择和认同
人无法获得一劳永逸的救赎，以解决身份的焦虑。希腊文中，奥德修斯的一个含义就是，“制造麻烦”。奥德修斯离开二十年后，终于回到故乡，与妻子相认。同床前，奥德修斯对妻子说，“亲爱的妻子，我们的磨难还没有结束……”人都在不断的制造和解决麻烦中经历自己的一生，确认自己的身份，都有可能自我救赎。哪怕他只在一刹那超越自己，置生死于度外，视名利如粪土，敢于挑战常识的暴力，承认自己的错误和过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所生活的时代。
与《本命年》中那个时时刻刻如有隐忧，酒后逡巡街头被抢劫少年刺死在北京寒冷冬夜的李慧泉相比，这三部电影的主人公，对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有清醒的自觉。他们不再将命运交给时代，而是相信自己的选择，这意味着自己承担责任。身份并非他人赠予，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和认同。
弗罗斯特的 The Road Not Taken（《未走之路》）中有句名言：“我选了一条人迹稀少的行走，结果后来的一切截然不同。”（曹明伦译）究竟是选择造成了不同，还是因为我们不同所以有了各自的选择，也许是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三部电影让我们意识到，怎样度过时时刻刻不知所措的生命是每个人自己的任务。我是谁？答案就在其中。
身份焦虑 篇6
严歌苓是一位美籍华人, 著名旅美作家, 美国21世纪著名中文、英文作家, 好莱坞专业编剧。她的作品大多是中英文的, 她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意识, 有很多是关于移民的生活, 深刻挖掘了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的艰辛和无奈, 也提醒人们对社会的的思考。这与她到美国的经历有关, 刚到美国之时, 深切的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也亲眼目睹了华人移民的受歧视的悲惨生活, 这对于她的写作有很大的触动和思考。
在她的作品中《少女小渔》《扶桑》《橙血》《蜜语者》等都是以其移民的视角真切地再现了不同阶段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 她几乎也把自身的这一段经历完全糅合到这部小说里。这些作品都是以美国的华人底层人民为主角, 严歌苓以含蓄, 细腻的方式再现他们的现实生活。本文拟从移民的生存焦虑下重构身份角度, 揭露移民危机。
二、移民焦虑
在20世纪中期, 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移民热, 很多华人都希望能迈出国门, 在向往的美国到开创一片天地。通过各种渠道, 终于是迈出了这一步, 但到了美国, 他们将面临又一次“劫难”。
《少女小渔》的主人公小渔为了男友江伟来到美国, 为了谋生, 她在华人聚集的服装厂打工, 非法的移民身份使得她只能“打黑工”, 小心翼翼的生活, 如果非法身份被移民局发现, 就被迫遣返, 他们的“美国梦”就此破灭。身份的焦虑带给他们的生存境遇的各种问题。为了能实现他们的美国梦, 能留在美国这片人人向往的土地上, 获得那张宝贵的绿卡, 他们选择结婚。小渔的男友为了得到一张绿卡, 在小渔不知情的情况下出一万美金典“妻”, 被嫁给了潦倒的债务缠身老作家马里奥。婚姻在三人中间, 作了一次最纯粹的利益交换。在这场骗局的婚姻里, 小渔无非是最大的受害者。当马里奥问及小鱼是否知道结婚这件事以及是否会同意, 江伟坚决的回了一句:她别无选择。
小渔在结束了一天的打工生活后还要在杂货间学习英语。作者也常常走进小渔的生活轨道, 把自己的一段国外历程揉进在这部小说中。特殊的身份使得作者有了“他者”的视角, 可以说, 小渔是作者自己当时的一段真实写照。初到美国, 作者有种“在‘那里, 过了很久, 呆了很久, 却无法进入, 一种他乡的奇异性使她的精神难以呼吸。熟悉的拐杖一旦丢失, 陌生, 便在一种无助的精神中使人进入脆弱和敏感的沼泽”。“那里, 您不是在自己的地方, 亲爱的。”望着窗外平静的海湾, 一伸手, 便能摸到一把湿漉漉的迷失” (严歌苓, 2010) 。移民生活在惶恐之中, 处处小心翼翼, 小渔和男友以及其他的华人移民一样, 时时刻刻处在生存和生活的焦虑中。
小说《扶桑》, 塑造了一百多年前, 在美国旧金山第一代华人移民女子扶桑与白人少年克里斯、华人移民大勇之间的爱情故事。严歌苓表示, 写《扶桑》的目的不是只为讲述一个故事, 而是要把我们几代移民的生存状态, 以及人们所有的思考都容纳进去。
扶桑被拐卖到美国做妓女, 容忍是她最凸显的特征和形象, 眼神“平实而真切”, 不露任何淫荡, “任人宰割的温柔使她的微笑带一丝蠢”;当她坐在笼格般的窗内面对嫖客时, 露出的是“沉默而心甘情愿的笑”;她甚至没有喜怒哀乐的情感挣扎, “嘴角挂着永久的两撇笑”。如此的温柔端丽又如此的麻木放荡, 如此的包容宽厚又如此的智力低下。可能她已麻木, 失去反抗的斗志和勇气, 任人宰割。
三、身份重构
关于身份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尤其是移民身份的认同和重构, 建构主义认为:身份具有社会性, 是社会的认同和给予, 是生存的的本质状态, 而且身份是动态的, 不是静止的, 是在社会环境中不断变化和演变的。但何为身份, 移民初到异域, 不仅要面对生存的困境, 更需要重新建构身份, 但新的身份的建构, 会牵涉到文化, 性别, 种族, 还要考虑更多的社会因素, 新环境的无法适应, 新身份的无法确定, 成了新移民对自己身份认同的焦虑根源。
第一次身份重构:小渔的身份发生了改变, 成了美国人马里奥的合法妻子。这样一个身份的转变真实地显现小鱼的本质, 善良, 正直, 坚毅的一面。严歌苓以细腻的手法和洞察内心的方式再现了像小渔这样的底层百姓的艰辛人生。小渔的也不断的问自己为什么来到这, 她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也只能任由生活摆布, 服从上天的安排, 也许是最好的安排。
第二次身份重构:小渔在拿到绿卡后并没有离开而是照顾马里奥。这是小渔身份重构的高潮, 由为了获得绿卡而被迫与美国人结婚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到与马里奥建立友谊, 她似乎也意识到了作真正的自己, 乐观生活, 正确看待人生。这也正是人性光辉的一面, 小说进入高潮。
而对于扶桑, 她的生活本事可以改变, 有些许的拯救。白人男孩克里斯始终对扶桑怀有拯救之意, 但扶桑还是嫁给了大勇。严歌苓认为这正是扶桑悲惨命运的写照, 移民焦虑的形象的体现。扶桑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 最大的特点就是“忍耐”, 极其坚韧, 打不死锤不烂形象, 可以说扶桑是移民中最底层的、最悲惨的人物生活的写照。主人公扶桑是一个饱受屈辱却又坚守个人尊严和具有华人女性光辉的形象。小说的曲折的故事情节中反映了华人移民在美洲挣扎、奋斗的历史, 对华人移民史有着深入思考。
移民的焦虑和身份的重构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 对本土文化的根深蒂固, 使得移民对新文化的排斥和惶恐, 不愿融入其中;另一方面, 对资本世界的向往和新文化的期待, 又另他们感到兴奋。
四、结语
严歌苓曾说过:“移民, 就像移植植物, 需要连根拔起, 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 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 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 像是裸露的全部神经, 因此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 慰藉也好, 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 (严歌苓, 2006) 。本文以小渔和江伟这样的普通小人物为原型, 展现出华人为了移民实现美国梦, 在其中产生的焦虑, 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重新构建身份, 揭露出每一代移民都曾有过的状态。
参考文献
[1]Anthony Giddens.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M].三联书店, 1998.
[2]张必功.傅腾霄.移民文化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0.
[3]童萍.文化民族性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
[4]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58.
[5]严歌苓.严歌苓作品精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0.
[6]钱超英.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J].深圳大学学报, 2000 (2) :90.
何经泰：源自身份焦虑的拍摄 篇7
何经泰一直供职于媒体，从财经杂志《天下》，到新闻杂志《时报周刊》；从《花花公子》（Playboy）中文版的摄影指导，到《明报周刊》的副总编辑，经历非常丰富。
自1982年从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毕业以来，何经泰一直通过按下手中的快门，来触摸时代的脉搏。透过相机的取景框，他看到这三十多年来，台湾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动荡，也看到台湾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的变迁；当然，出现在他镜头前的，除了野心勃勃的职业政客、顺应时局的成功商人、众星拱月的艺人，还有值得媒体关注的普通人。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天都在拍照，但那些东西不是我的，每家杂志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一直坚持，自己有意识去做的、百分之百从个人出发的影像，才叫属于自己的创作。”
回应时代的边缘三部曲
遵从个人的创作意志，何经泰关注个体小人物在台湾社会剧烈转型中的命运。他拍摄发展中的被牺牲者，他把一个隐蔽的边缘世界，展现在大众面前。其中一个主题是关注社会底层面孔，呈现因维持机器运转而似乎不可避免的肉身工伤；除此之外，他和一个发展时代的选择性遗忘做斗争，在解严多年后，他记录了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迫害受害者。
从1987年开始，何经泰用十几年的时间，陆续完成三个系列：《都市底层》《白色档案》《工伤显影》。这三部曲，使他成为台湾深具社会情怀的纪实摄影师。
在台湾经济发展缓慢不前、社会气氛已愈加民主的今天，探讨曾因社会的剧烈动荡、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被忽略的社会底层人物的命运，似乎并不是一个“当下”的话题。关注社会政治的受迫害者，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牺牲者，像是在翻一笔旧账。
在台湾，知识分子陈映真在1980年代创办的《人间》杂志，成了摄影师关怀社会、发表报道作品的阵地之一。杂志的人道主义关怀，深刻地影响当时台湾摄影的风向。而当时的世界，水俣病、艾滋病、非洲种族屠杀、精神病院、贫民窟、战争难民等纪实摄影题材，正受到广泛地关注与讨论，苦难成了时代的流行，点燃摄影师们前赴后继的激情。
当下，人道主义的精神逐渐逝去，纪实摄影似乎已退潮，用影像表达观念的当代摄影，成了摄影师们热衷的形式。在最后一个系列《工伤显影II》于2003年发表后，十多年来何经泰一直思考并实践着，朝当代摄影转型。
台北的另一面：社会底层
在何经泰常去的一家咖啡简餐厅，他点了一瓶啤酒来配午餐。
目前担任杂志副总编辑的何经泰，赴约时带着杂志下厂印刷前的忙碌感。对于二十几年前凝视过的台湾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命运，他早已过了感动期，已经沉默到不愿诉说细节。
在拍摄《都市底层》系列的前两年，他在财经杂志《天下》担任摄影记者，每天的拍摄对象，除了成功商人就是企业老板，他不喜欢在重复的环境和题材上消耗自己。那时他恰好被另一本综合性杂志《时报周刊》看中，便选择了跳槽，“在《时报周刊》的采访更新闻一点，街头一点，我才真的开始认识台北。都市的角落，之前根本没去过的地点，甚至凶杀案的现场，我也要去拍。”
在台北的角落间穿梭的何经泰，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而
《社会底层》系列，正是从市中心的大安森林公园开始。
和如今的“都市绿洲”不一样，二十几年前的大安森林公园，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违章建筑，住满了当年随国民党来台的军队、军眷和百姓，这些景象，随着日后的都市更新工程而永远消失了。在消失前，何经泰常跑过去，认识那里的居民、流浪汉、乞丐，通过和他们喝酒、聊天来增进了解。
“那时我自己也在摸索，拍的过程很艰难，遭到很多拒绝，那时挫折很大，但慢慢地累积到一定程度，觉得自己可以，就全力来做。”
何经泰买了一台哈苏相机，在台湾的地下道、河堤下、老旧社区、坟场旁、高架桥下，直面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而想继续活下去的面孔。这种正式、严肃的拍摄方式，有别于掠夺式的猎奇拍摄，何经泰深入了解他每一个拍摄对象，每一个站到他镜头前的人，都是在过了自己的那一关后，再来直面镜头，和他一起呈现社会的不可见一面。
当然，拒绝何经泰的比答应的多，“也有人从台湾南部来的，出于很多顾虑，他们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在台北的落魄处境。”
何经泰常在完成媒体的采访拍摄后，穿梭于繁华台北的正反面，“台湾那时候钱淹脚面，股票涨到一万两千点。我常在拍了社会底层、边缘人后，骑着摩托车经过繁华的台北市区。”
对何经泰来讲，他经历过的一次次反差，一定给他内心带来了某种震动，如果他的拍摄最后没能改变社会，但起码也改变了他自己。在那之后的十几年内，他继续记录社会发展忽视的一面。
对抗时代的遗忘
《都市底层》在1990年的发表，引来了社会的关注。
《人间》杂志虽已在一年前停刊，但创办者陈映真仍旧秉持着人文精神，为何经泰的《都市底层》写了篇文章。同时，这个系列所散发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也聚合了具有强烈社会批判意识的作家蓝博洲、艺术家陈界仁、剧场导演王默林等人，和何经泰一起，共同开始接下来的议题：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受害者。
一年后，何经泰的《白色档案》摄影系列完成。
“我拍的人大多是坐过牢的，坐牢在当时算轻的，那时枪毙了不少人。拍政治犯，如果只是拍人像，拍不出东西来。后来，我决定用一块黑布来贯穿所有的拍摄，黑色代表压力、阴影、压迫等。”
退守台湾的国民党，自1949年开始在台湾实行“肃清共党、整肃台湾独立运动人士及左翼人士”的白色恐怖统治。台湾军事法庭在五六十年代受理的案件多达三万多件，被长期监禁、处死的人约七八千。直到1992年，长达43年的白色恐怖才算结束。何经泰拍摄了几十位灾难幸存者的人像，结合口述历史，构成一段检视、评价那个时代的证据。这些对抗时代遗忘的证据，怀揣着时代的良心，必定触发日后人们关于黑暗与光明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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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接下来的《工伤显影》系列时，何经泰在创作形式上费了一些心思，“听到他们的故事时快崩溃了。我在创作上也碰到瓶颈。”
工伤是一个直面有形伤害的系列，这些工伤是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的见证，是社会进步的代价之一。拍这个系列时，何经泰参考美国前卫摄影师乔-彼得·威金（Joel-Peter Witkin）的拍摄方法，将工伤受害者请到了摄影棚。
这一次，何经泰选择了550拍立得相机，他通过控制显影来得到预设的效果，“我想表现人生的不确定性，照片表面药水的流动痕迹，就是我想要的不确定性。”
异乡人的格格不入
这三个系列的共性在于，被摄者处于社会的底层，是被时代遗忘的牺牲者。而作为拍摄者的何经泰，在台湾社会中，也有其边缘的共性。
作为一个出生在韩国的中国人，何经泰似乎一出生就有着天然的流浪气质和边缘者身份。
“我们家住的地方，有点像唐人街，我的韩文不好，因为我们家没有开店，爸爸在外面工作。我很敏感，小时候会常常跟人打架，出去一讲话，我的外来人身份就很明显。我没有语言天分，一直到18岁都懵懵懂懂的。我念的是华人学校，和韩国的文化也不同。那种感觉很抑郁。”
童年期和少年期的何经泰，都以一个外来者的边缘身份而存在，“所以，我后来读到萨义德的那本回忆录《乡关何处》时，感受非常深。虽然在韩国，但我们学习的都是中国文化，父母也一直讲家乡的事。”
“我老家在山东，那时山东穷，抗日战争刚结束的混乱时期，我爸爸就在东北垦过荒。后来跑到韩国寻找工作机会。”何经泰的父母在二十几岁时到了韩国，他们想要在外国寻找机会，创立一番事业。
但刚到韩国不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我爸妈本来在首尔一带生活，打仗后，他们往南跑到釜山。”1956年，何经泰在釜山出生。他成长的年代，韩中并没有外交关系的。
高中毕业后，19岁的何经泰到台北念大学。“台湾是一个热带地区，适应了韩国的天冷，有点不太习惯。刚开始，在台湾也有异乡感，但那异乡感，跟在韩国又不一样。”毕竟，在台湾，语言可以交流。
在政治大学念哲学系的何经泰，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到处打工，赚学费和生活费。“没有办法，别人过年，我没有任何亲人在台湾，只能一个人过年。那种感受很深，归属感严重缺失。”直到结婚后，他才有了融入感：“太太小孩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学生时期的何经泰，对台北的了解只有几条主要途径，直到深入台湾光鲜的背后，了解底层和边缘人物后，“我才发现，自己深入到台北的表层里。”好比文学批评家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家庭，他在回忆录中这么写道：“在我人生的最早阶段，我就是这样一个反常的、令人不安的学生：一个在埃及上学的巴勒斯坦人，一个有着英语的名字和美国护照，却没有什么确定身份的人。”不确定的身份，边缘的社会角色，一直以来让萨义德跟所处环境格格不入，而在何经泰的讲述中，“格格不入”是从他嘴里出来的一个高频词汇。
对一个背井离乡、漂泊流浪的人来讲，心灵上的边缘感，或许促使他走向台湾的社会底层，去寻找某种解决或慰籍。而同时，艰辛的拍摄过程，也背负了年轻的何经泰在步入社会的过程中，想要获得社会承认与肯定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