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精选十篇）

辩诉交易 篇1

关键词：辩诉交易,效率,原则

辩诉交易, 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者几项做出有罪答辩, 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 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其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 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1]在控辩双方就指控的犯罪事实达成协议后, 法院将不再对案件的内容进行实质性的审理, 而仅在程序上对双方协议的内容进行确认。

辩诉交易按表现方式一般可分为明示的辩诉交易和默示的辩诉交易, 明示的辩诉交易是指就有罪答辩可以获取的利益, 控辩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了明确的协议。默示的辩诉交易是指, 不发生真正的交易不达成协议, 但让被告人认识到自己做有罪供述能够避免审判可能会带来的较重刑罚, 使让步成为一种常规事项给予。

辩诉交易最早出现在美国, 19世纪初期当时美国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财富进一步增加, 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但随之而来的是刑事案件大量增加, 犯罪率大幅度上升, 为了有效的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快速解决案件积压的司法难题, 个别州的检察官开始采用同被告人交易和协商的结案方式, 以减少、降低对被告人的指控, 从而获得被告人的有罪供述, 以此来加快案件的办理速度。因为这种结案方式有效的提高诉讼效率, 因而在联邦各州获得了广泛的采用。但直到美国最高法院对1970年的“布雷迪诉美利坚合众国”一案的判决, 才初次正式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地位。我国现阶段面临的情况和当时的美国有点类似, 刑事案件的大幅度攀升, 使得案多人少的矛盾在基层院显的非常突出, 而且侦察机关囿于侦查手段的落后, 在某些案件的证据上并不充分, 如何快速公正的办结刑事案件已成为摆在司法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而2002年黑龙江省牡丹江法院铁路运输法院首次适用辩诉交易审理孟广虎故意伤害案, 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条新的法律途径。

不过, 在现阶段将辩诉交易引入我国也并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的基本国情与辩诉交易制度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土壤还是存在很多差异的, 这就使得对该制度的借鉴也存在很多困难。具体如下:

第一、引入辩诉交易制度会对我国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原则产生很大的冲击。我国的检察机关并没有欧美法系检察官那样的自由裁量权, 其做出的指控必须要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而且公诉机关提交的证据, 全部都要经过法庭的质证, 才能成为法官在定罪量刑时的依据。但辩诉交易的话法院只进行形式意义上的审查, 在没有重大程序或实体错误的情况下, 往往直接就按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宣判了。另外我国刑事诉讼遵从重证据, 不轻信口供的原则, 不能仅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进行定罪, 只有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况是不能认定为犯罪, 而辩诉交易就只是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来进行定罪量刑。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辩诉交易在我国施行造成了阻碍。

第二、辩诉交易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并且使得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受到了干扰。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刑诉法包括我国明确规定, 当证据不足的时候, 应当本着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疑罪从无。而且, 辩诉交易的协议一旦达成, 法庭将不再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审查, 直接按照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做出判决, 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第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会使得检察官和律师降低自身的使命感, 增加社会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感, 特别是现阶段不时爆出司法腐败丑闻的情况下。辩诉交易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精力和时间。但这往往使得两者不再积极收集证据, 追寻案件的事实真相, 而纯粹的通过控辩交易来结案。使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受到损害。

鉴于以上分析, 现阶段在中国引入辩诉交易是不现实的, 需要循序渐进式的改革, 尤其要虑及的是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在本质上的职权主义构造和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辩诉交易进行规制:

第一、对辩诉交易的范围和前提要进行明确并采取一定措施予以限制。对于某些影响恶劣的刑事犯罪、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的案件不宜适用辩诉交易, 毕竟这一类案件犯罪分子主观恶性大, 对其适用辩诉交易, 容易在社会上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所以, 笔者建议辩护交易只适用于轻罪以及过失案件, 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 并且该案件控方的证据存在证明力不足的情况下才可以有条件有选择的适用。当然, 这个适用范围也是可以随着法律完善和试点效果而扩大。

第二、限制辩诉交易的内容, 规范辩诉交易的形式。辩诉交易的内容, 是以被告人认罪为交易条件换取检察官减少指控或者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的建议, 这都涉及到了刑罚的幅度问题。若减刑力度过大则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 无法达到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的目的, 若减刑幅度过小, 则又有可能始犯罪嫌疑人缺乏积极性从而降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因此限制交易的幅度就成为重要内容之一, 同时还应该禁止对案件的罪名和定性问题进行交易等等。

第三、建立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机制和不当交易的救济机制。如果没有审查监督机制, 就很难防止牺牲正义的情况出现。这方面可以采用由上级检察机关和检察院内部制约 (本院检委会) 相结合的方式, 如确实有必要进行辩诉交易, 则必须经过检察长批准并经检委会讨论通过才能够予以实行。在将协议提交法官的过程中, 也可以由法官对该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协议制定过程中有违法的情况, 则应对辩诉协议进行撤销, 将案件发回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补充侦查或者重新起诉。辩诉交易经法官认可并做出判决后, 则不能对协议内容进行上诉、抗诉, 但如果发现协议内容是严重损害司法公正的或者经证明被告人系无罪的, 则应通过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参考文献

浅析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篇2

摘 要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被告人通过委托辩护律师同检察官之间就被告人所触犯的罪名及相应的量刑进行私下的协商，从而达成交易的刑事司法制度。当前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运用于美国绝大多数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之中，为高效审理案件，及时完结审判提供了有利的帮助。但辩诉交易制度也存在着固有的弊端，因此我国在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同时，也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适合于“中国特色”的形式予以合理地适用。

关键词：辩诉交易；评价；借鉴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况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概念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指检察官同被告所聘请的辩护律师，就被告人所触犯的刑法罪名，以及相应的量刑幅度和范围，经由控辩双方通过私下协商，进行交易，最终达成定罪和量刑的一致意见，进而快速审结案件的制度。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运作模式

一方面，辩护律师可以与检察官进行协商，对检察官所指控的罪名进行相应的调整，在被告人认轻罪的前提下，将其中较重的罪名替换成较轻的罪名。或者就监察官所指控的多项罪名进行协商，就其中指控的某项或者某几项罪名有条件地予以撤销。

另一方面，当辩护律师在分析案情后，对于定罪没有协商的空间时，可以与检察官进行量刑上的交易，通过由被告人直接认罪以此来获得较为宽缓的量刑幅度。

（三）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特点

1.交易主体的特殊性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辩护律师结合检察官所掌握的相关证据，基于其辩护策略，对被告人所提出的建议。其实质上是被告人行使自己诉讼权利的一种体现，当被告人选择接受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则会向检察官提出要求进行辩诉交易的请求。从而使得案件无需进入繁琐复杂的审判程序，而直接通过辩护人和检察官之间的私下交易来提前协商定罪罪名或者量刑范围，而后向法官提出，并经由法官向被告人说明和确认，最终完成刑事案件的审判。2.交易内容的可选择性

检察官作为公权力的代表，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其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检察官可以结合特定的案情，提出相应的指控罪名和量刑意见。然而当相关案件对于证据的收集存在一定的难度，使得检察官无法获得确证罪名的确凿证据，难以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检察官就可以主张同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在其可以处分的自由裁量权内，进行协商交易。3.交易结果的合法性

辩诉交易的过程不同于庭审审判的过程，其不具有严格的审判流程和具体的审判程序，大部分的辩诉交易是双方通过自由约定时间和地点，进行协商而达成的。尽管缺乏形式的法律外观，但其实质上体现了契约精神对于美国刑事审判的深刻影响。并且通过判例而确立的辩诉交易制度使得双方的私下约定具备了合法的法律效力。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兴起的原因

（一）基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而兴起

美国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建构下，法院充分注重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充分发挥控辩双方对于推进案件进程的作用，并且被告人对于自己的诉讼权利也具有充分的处分权利，被告人可以基于自由意志而做出承认有罪的供述和放弃审判的权利。因此法庭应当充分尊重被告人的意志，注重形式上的法律正义

（二）注重保障人权的思想观念

美国刑事司法中的米兰达规则、无罪推定等制度，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人权保障思想，而辩诉交易制度也正是通过被告人对于自己诉讼权利的行使，从而达到了对于被告人人权的最大尊重。

（三）检察官履行职务上的独立性

美国的检察官在各自的辖区内能够独立地履行职务，其不受上下级体制的束缚，各地区的监察官各自独立，没有统一管理的机关。由此使得检察官能够握有较大的职务权利，能够在合法的范围内，结合特定的案情，作出适当的让步。

（四）节约诉讼成本的需求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犯罪行为层出不穷，然而由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使得面对众多犯罪时，在以当事人主义为主导的诉讼模式下，将大大地拖延诉讼进程，造成司法资源分配的严重浪费。而辩诉交易制度能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精简审结案件的诉讼流程，从而使得案件能够迅速地审结完毕，最大程度地节约了司法资源。

（五）实用主义思想的引导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检察官通过被告人获取其他案件的线索或者言词证据，并且检察官也避免了因为证据不足而承担败诉责任的风险。而对于被告人来说，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被告人免受长期繁琐的刑事审判程序所带来的心灵上的煎熬，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原犯罪行为可能遭受的较重的刑罚。

三、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评价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积极评价

1.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随着案件数量的日渐攀升，面对案多人少的美国法院，对于诉讼效率有着更高的要求，而辩诉交易制度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一局面，通过辩诉交易制度使得法官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对数个案件的审理，避免了由于案件复杂而带来的审结期间的延长，同时也使得一名法官能够应对众多繁杂的案件。根据2010美国NCSC发布的报告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法官的年审结案件量多达3000多件。由此可见，辩诉交易制度在发挥其节约司法资源，高效审结案件，减轻法官的工作压力上有显著的效果。2.注重被告人权利的保护

辩诉交易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因为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被告人基于自己的意志自愿选择对于其诉讼权利的行使，被告可以基于自主的意志而放弃对于接受审判的权利以及被宣告无罪的权利。并且辩诉交易制度能够使得被告人免受对于不可预测的审判结果的煎熬，及时进行改造，以便被告人更早地复归社会。3.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

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使得刑事审判能够更为及时高效地打击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犯罪预防，体现了司法的公正性。由于辩诉交易制度是基于对被告人的意志的充分尊重和保障，因此，对于被告人未曾实施的犯罪行为，被告人有权予以否认并且拒绝接受辩诉交易，而对于案件情况复杂，证据收集困难的案件，当被告人的确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时，通过辩诉交易制度可以避免因证据不足而使得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从而保证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4.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教化

辩诉交易制度体现了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态度，自愿认罪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被告人对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的认识以及主动改造犯罪的积极性，相比于经过刑事审判而被动接受判决的罪名，将跟有利于被告人的教化和惩戒作用。5.体现了对契约精神的信守

辩诉交易制度通过被告人和检察官的约定，对于定罪或者量刑作出协商，并经由双方认可接受，最终提供给法官进行判决确认。这一过程，是双方对于交易结果认可的信守，是诚信原则的体现。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消极评价

1.不利于发挥刑法对犯罪分子的震慑作用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是代表公权力的检察官与被告人所作出的关于定罪或者量刑上的妥协，检察官所作出的指控并不是基于被告人实际上所实施的犯罪行为，从而出现定罪与事实相背离的情形。因此便不能有效地达到对于被告人的惩戒和震慑作用。被告人通过辩诉交易所达成的轻罪判决结果，不利于发挥刑法的特殊预防的作用，从而有可能引发被告人继续犯罪。2.交易过程缺乏公开性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并没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辩护律师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同检察官进行协商和谈判，由于辩诉交易的进行缺乏第三方的有效监督，由此导致双方之间的协议通常伴随着更多利益的交易。而法官也不参与到辩诉交易的过程中，仅仅在控辩双方达成协议后，向被告人进行真实性，自愿性的确认。然而，实际上当蒙冤的被告人面对诸多不利的证据，即便实际上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但迫于检察官所施加的压力，以及对于经过审判可能判处严重罪刑的恐惧，其也可能接受辩诉交易，从而使得无罪的人遭受刑罚。3.过分扩张检察官的权利

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检察官拥有对被告人提出指控的权力，而为了在辩诉交易上获得更多的优势和谈判的筹码，有可能导致检察官在提出指控时，不当地增加被告人的罪名和提高被告人的量刑幅度，从而导致了其权利的滥用。4.违背了公平原则

在辩诉交易制度中，对于那些经常触犯刑法的被告人而言，其本身拥有更多同检察官进行交易的信息和筹码，然而对于那些初犯和偶犯而言，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检察官提出的条件，从而获得轻罪的指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是辩诉交易也不能成为法外之地，更何况辩诉交易涉及到对于被告人实体权利的处分，更需要严格地予以规制，使得其公平地适用于每个被告人。

四、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

在我国特殊的国情和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下，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并不能充分地运用于我国的刑事审判之中，并且辩诉交易制度明显违背了罪行法定原则以及罪行相适应原则，使得其对于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并没有太多的实际适用价值。但是基于当前刑事领域的轻刑化趋势以及诉讼结构上对于当事人主义模式的借鉴，使得我们可以适当地参考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以符合中国特色的形式，予以借鉴。

（一）注重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适用的过程中给予了被告人对于自己诉讼权利的处分，充分尊重了被告人的诉讼主体资格。而我国曾长期处于“严打”的刑事政策下，仅仅注重对于犯罪分子的惩罚而忽略了保障人权，仅仅追求实体公正而忽视了程序公正，由此而一度使得被告人的权利缺乏有效的保障。

（二）注重公平兼顾效率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辩护交易制度能够及时高效地使得有罪的人得到相应的追诉。即惩罚了犯罪，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公平。在我国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于轻微刑事案件，进行相应的借鉴，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之上，高效地完结对于相关案件的审理。

（三）注重刑罚的谦抑性

刑法作为惩罚犯罪分子，维护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虽然能有效地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但是也不能不加限制地予以适用。而辩诉交易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的轻刑化趋势，更加注重对于犯罪分子的改造，而不是一味地予以惩戒。

结 论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美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广泛运用使得案件的审理得以高效地进行，在美国以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诉讼结构和注重保障人权的思想的指引下，辩诉交易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因此，笔者通过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展开系统的分析，提出我国应当注重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障、注重公平兼顾效率、注重刑法的谦抑性三个方面，对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予以相应的借鉴。

参考文献

初探辩诉交易 篇3

【关键词】辩诉交易;诉权;困难;构建

[ 中图分类号 ]D 922.294 [ 文献标识码 ] A

[ 文章编号 ] 1673-5838-(2009)12-0069-03

一、问题的提出

辩诉交易是起源于美国的一项刑事司法制度。根据美国较为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由此可见,辩诉交易的内容为:从辩护方来讲,不仅包括承认检察官所提起的指控,而且包括满足检察官所提出的其他条件,即做出有罪答辩;从控方来看,对于被告人的宽大处理不仅包括减轻指控罪名,还包括减少指控的罪名以及提出从轻处罚的判决建议等。尽管辩诉交易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伴随着各种质疑之声,但它在美国日益盛行,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辩诉交易在美国问世后不久便得到了意大利、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不同程度的传播和移植。可见,辩诉交易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积极价值的。

2002年发生在我国黑龙江省的“王玉杰诉孟广虎故意伤害案”的结案方式即以类似盛行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引发了理论界的热烈讨论,媒体也进行积极而广泛的宣传,立法机关和实务部门也都开始了积极大胆的探索,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全国各地也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大胆的尝试。那么,辩诉交易到底可否“洋为中用”?如何“洋为中用”呢?笔者以诉权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此问题提出一些管见。

二、辩诉交易中的诉权观念分析

整个人类社会在总体趋势上正步入多元化的时代。人们对自由拥有前所未有的渴望,对不同价值的选择倍加珍视,但却由此带来了对权威的挑战、对认同度的怀疑、对确定性与安全性的嗤之以鼻。这在刑事司法领域同样也显露无遗。以至于传统的对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已无法满足诉讼参与者多元化的利益要求,即总是陷于多元价值间的两难选择而不得兼顾,最后往往出现国家控制犯罪的目标不能达到的同时,还让参与者丧失了应有的主体性。而辩诉交易制度的出现恰好为刑事司法找到平衡的支点。

辩诉交易是公正的对抗式诉讼的产物,它建立在控辩双方利益冲突、角色相对、地位平等的基础上。辩诉交易之所以在美国率先产生,这与美国最早推行对抗式的当事人诉讼模式具有必然联系。它要求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程序主体地位、要求控辩平衡、权利对等,且双方均享有自由的处分权。我国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的是公权力,辩方代表的当事人行使的是公民的私权利。从宪政的理论看,权力只能依法行使,不能与权利交易。而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存在,便为当事人诉讼手段上的平等武装找到了最坚实的理论基础。因为诉权是诉讼权利的根本来源,当事人享有的诉权以诉讼权利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强大的国家诉权相对抗,亦言之,如果将这种对抗解释成为两种诉权之间的对抗,即控诉权与辩护权之间的对抗,则辩诉交易的引入便具有了可能性。

(一)刑事诉权涵义分析

在刑事诉讼中,诉权是控辩双方进行诉讼的基本权能,一方面,它在動态的程序运行中得到满足,体现为个案中控辩双方诉讼权利的行使和保障;另一方面,诉权反映在静态的法律规定中,以各种具体的规范化的诉讼权利为表现方式:当实体法确定的社会秩序或者个人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时,代表国家行使控诉权的侦查追诉机关或者被害人就有了进行诉讼的权能,被控诉方也就有了利用程序为自己洗刷清白的对抗性诉权,诉讼程序启动之时,诉权便从纯粹的理论抽象形态演化成诉讼参加者的具体诉讼权利。【2】

由此可见,刑事诉讼中的诉权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诉权的平等性。刑事诉讼中的诉权包括两种,即国家公诉权和公民私诉权,前者是国家享有的、为了维持法律秩序而进行诉讼、追究犯罪者刑事责任的基本权利;公民私诉权则是刑事诉讼当事人为了不受国家非法侵害、或者为了维护自己受到犯罪行为侵害的权利而寻求司法保护、进行诉讼的基本权利。二者是平等的,任何一方不得违反授权性和禁止性程序规范。

2.诉权的对抗性。任何一方所享有的任何一项诉权,另一方都应当有相应的诉权以为救济。【2】P124

3.诉权的法定性。诉权的平等性和对抗性都体现了诉权的法定性,即诉权的行使必须依法定程序。

4.诉权主体的多元化。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外,公诉案件在侦查阶段有侦查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有检察机关。

(二)诉权理论视野下辩诉交易可行性分析

1.检察机关享有的诉权为辩诉交易的可行性创造了良好的起点

正如古罗马查士丁尼所说:“诉权无非是指有权在审判员面前追诉取得人们的应得的东西。” 【1】 在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所实施犯罪行为侵害了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即该行为同时侵犯了被害人和国家的合法利益,于是,被害人和国家便享有了通过追诉取得他们的应得的东西的权利,可见,这里的“人们”应然地包括国家,只是国家将这种追诉权赋予了公诉机关。再者,既然诉权是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做出公正裁判的权利,难道我们能只因为刑事诉讼法第82条第2项明确规定的“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而否定侦查机关、公诉机关亦欲请求公正裁判的权利吗?难道仅仅只是因为检察机关拥有以国家为后盾的无比强大的权力,而否定在国家或社会利益在遭到破坏时其享有的诉讼权利,如立案权、侦查权、公诉权吗?显然是不能的。最后,我们正在讨论在刑事诉讼中引入辩诉交易的可能性,那么司法权与诉权之间存在交易的可能性吗?答案是否定的。而如果将行使控诉职能的检察机关看作是诉权的行使者,那么将他们同被告人之间的交易看作是两种诉权之间的交易,辩诉交易便不应当再被拒之“门”外了。

2.被害人享有诉权使辩诉交易在我国的适用更具可行性

诉权是一种人权,为所有社会成员平等享有。所以,法律对诉权只是确认,而非赋予。从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来看,犯罪行为不仅侵犯了被害人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侵犯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与此相适应,行使诉权的主体也理应是两个,即国家和被害人。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有着强烈的追诉和惩罚犯罪的愿望,有着参加刑事诉讼、提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主张的渴求。真正科学合理的司法制度应当能够确保被害人的愿望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得以实现。这是刑事诉讼目的之所在。虽然,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固有的追诉权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国家代为行使。但不能因此就认为被害人的诉权已经消亡,被害人不是刑事诉讼主体了。国家、社会利益和被害人的个人利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一致的,但也有不一致的时候,甚至会发生冲突。这时完全不顾被害人的诉求,采取公诉权优越、超然甚至吸收、吞并、否定被害人诉权,从而否定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的态度,其正当性、合理性是不无疑问的。因此,公诉人在做出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决定之前,应当征得被害人的同意,唯有如此,方能反映出被害人的意志所在和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3.诉权的可处分性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适用提供了契机

诉权的行使遵循的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具有可处分性。首先,就公诉案件而言,作为代表国家行使诉权的检察机关实际上享有诉权处分权。虽然对犯罪的追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符合保护社会利益需要的,然而由于社会利益和需要是一种动态的、具体化的存在,对犯罪的追究并不总是符合保护社会利益需要的,有时不予追究反而更好,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等价值的实现。如从保护未成年人等特殊利益群体处罚,不起诉有利于维护社会利益,那么就决定不起诉。检察机关拥有的决定是否提起诉讼上享有的自主处分权亦为辩诉交易制度引入我国提供了良好的肥料因子。再者,对诉的处分权不能仅仅理解为被害人对请求权的处分权,还应当包括被告人辩护权的处分权。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权中的核心权利,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诉权。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根据事实和法律,反驳控方的控诉,以证明自己无罪、罪轻、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一项诉权权利。许多国家的刑事诉讼中允许被告人以放弃诉权作为对其降低指控甚至撤消指控的条件。虽然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明文的类似的规定,但我国当前奉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与辩诉交易中对被告人作认罪答辩的激励功能可谓异曲同工。辩诉交易的本质是被告人与司法机关的合作与认罪换来的法律上的从宽处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中的“坦白”,从狭义上讲,是指犯罪行为被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觉后,对犯罪分子进行讯问、传讯,或在采取强制措施后,或在法庭审理中,罪犯如实交代其所犯罪行的行为;广义上的坦白,还包括自首。由此,坦白行为即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或部分放弃辩护权的行为。“坦白从宽”中的“从宽”,从量刑上讲,既包括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也包括适用缓刑,即从宽行为可视为检察机关处分其公诉权的行为。可见,辩诉交易中被告人的有罪答辩相同于“坦白从宽”中的坦白行为,而“坦白从宽”中的从宽,实质上就是被告人有罪答辩换取的惩罚上的定罪或量刑优惠。

三、辩诉交易在司法实践中的困难

尽管客观存在于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诉权理论为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运行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然而,由于受我国传统的司法观念和固守的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广泛运用还将遇到以诉权为核心的各方面的障碍。毕竟,它内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对传统的司法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若能正视之,并辅之以制度上的建构,那么,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的建构便之日可待。

(一)关于检察机关

作为追诉者的检察机关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他会受到主观和客观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而诉讼在根本上又具有对抗的性质,在个案中,可能通过努力而完全实现正义,也可能根本不能实现而让犯罪者逍遥法外,有时还不可避免地进行妥协,以保证基本的正义的实现,即能将犯罪者绳之以法,但不一定罚当其罚。于是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了诸如“裁量不起诉”、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等。然而,不论是简易程序,还是普通程序简化审,都仅适用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相对的,辩诉交易则适用于事实基本清楚、证据不够充分的案件。可见,检察机关的追诉权限还是受到一定束缚的,由此必然给辩诉交易的施行构成一定障碍。因此,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还需在借鉴各国的基础上扬长避短,以期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同一。关于检察机关的诉权方面,“美国实行辩诉交易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检察官在决定是否提起指控上享有很大的自主权。试想,如果检察官不具有撤销控诉或降格指控的权力,符合起诉条件的就必须起诉并且要将诉讼进行到底的话,那么他拿什么去和被告人作交易,凭什么筹码去换取被告人心甘情愿地作有罪答辩,自认犯罪,俯首听罚。” 【3】 美国检察官拥有如此的自由裁量权,主要得益于其检察体制,即美国的检察职能是以个人负责制为基础的,因此,控方和辩方之间进行自由协商,便不存在任何阻碍了。我国检察官若欲行如此之裁量权,还得待我国检察体制的彻底改革。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的能够达到的。

(二)关于被告人

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把被追诉人规定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享有以辩护权为核心的各项诉讼权利。但从我国的立法和实务情况看,我国刑事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仍不够明显。如在侦查阶段,被追诉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法律上没有赋予被追诉人保持沉默的权利;辩护方收集证据的各种限制等。这些实际上仍然反映着我国根深蒂固的國家公诉权优越性的观念,而未能真正认识到国家公诉权和国民诉权的平等性。

因此应当依据诉权平等理论,确立控辩双方真正意义上平等对抗。只有平等地位上的对抗,才是符合理性的对抗。刑事诉权的平等性本质为控辩双方提供平等对抗的诉讼平台,双方在平等基础上对抗,在平等的对抗中共同寻求公正的司法裁判。刑事诉权的平等性否定追诉方诉权(尤其是公诉权)高于被追诉人诉权的优越地位,使被追诉人成为独立的、与公诉机关平等的刑事诉权主体,彻底摆脱了诉讼客体地位。因此,依据上述分析,应当在刑事诉讼中切实强化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和辩护力度,以利于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更好地适用。

(三)关于被害人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按照刑事被害人诉权的要求突破性地将行使被害人是诉讼地位提升到当事人的高度,但对刑事被害以诉权为核心的各项具体诉讼权利的配置、完善和保护方面还规定得不够具体、全面,致使在理论界有些学者认为被害只能作证人而否定刑事被害人诉讼当事人地位,在实务界存在着对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不力的问题。例如,法律对是否必须通知被害人出庭没有明确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很多情况下法庭不通知被害人出庭,那么,作为被害人诉权中很重要内的主张权、举证权、质证权就无法行使。从保证刑事被害人诉权的充分行使、保护刑事被害人人权的角度出发,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建议增加切实加强诉讼参与权的程序保障以充分实现刑事被害人利益保护的规定。

四、辩诉交易在中国的制度构想

在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是必要的。因此,对其进行制度性确认,避免因其无据性而导致无序性,是中国刑事司法在制度建构上的重要课题。不过,我们也要承认这种利弊相伴的制度一旦设置不当或者实施不当,就可能因过大的代价而出现弊大于利的效应,因此而产生所谓适度确认与规制的问题。尤其是考虑到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在本质上的职权主义构造以及司法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尚有待提高等现实国情,为了防止辩诉交易产生过多的负面影响,对于构建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在制度设计和操作中应当更为谨慎。笔者认为,如果我国要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必须要作以下改造和限制:

(一)明确规定辩诉交易的案件适用范围的条件:1.一般情况下,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只能是有一定证据但不够充分的案件,被告人对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有争议的,不适用辩诉交易程序。2.凡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缓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等的刑事案件,均可以决定适用辩诉交易程序。当然,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及各方面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逐渐地、适度地扩大辩诉交易的案件适用范围。

(二)在交易主体方面,确立包括公诉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辩护律师四方参与协商并取得一致意见的规则。首先,应当赋予被追诉人沉默权和程序选择权,即被告人有自愿选择是否供述的权利,也有自愿选择以何种程序结案的权利。其次,完善被追诉人是律师帮助权、阅卷权以及强化被追诉方证据收集能力,以切实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真正实现有效辩护。在此,我们不妨借鉴美国关于证据开示制度方面的设计,以此不断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从而保障辩诉交易更高效地运行。最后,公诉人在做出适用辩诉交易程序的决定之前,应当征得被害人的同意。唯有如此,方能反映出被害人的意志所在和维护他们的切身利益。

(三)条件限制:1.辩诉交易程序的交易内容只限于在量刑方面的自由裁量权,而不涉及已定罪名的改变。美国以指控较轻罪名来替代较重罪名作为交易条件,在这一点上,几乎对我国的辩诉交易程序不产生任何意义。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定性和定罪是最能把法律的原有之义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的手段,因而是不容置否的。2.为了保证辩诉交易的正当性,在开庭审判时,应当加强法官对辩诉交易的司法审查,这意味着公诉人与辩护方达成交易协议后,必须接受法院的审查,该种审查不仅包括形式上的审查,而且包括事实方面的审查,并且,法官有权撤销公诉机关与辩护方达成的协议。同时,“在其后的诉讼程序中,任何一方均不得以对方在交易过程中的自认作为证据进行抗辩。” 【4】 3.关于刑期的减让。辩方向法院提出从轻量刑之请求,不能承诺大幅度减轻刑罚,因为幅度过大会使司法的公正性遭到破坏从而引起不必要的质疑;过小则会因为可操作性小而大大降低成交率。因此,我们不妨借鉴意大利关于刑罚减轻制度方面的规定,即量刑的最大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

【参考文献】

[1]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15.

[2]汪建成,祁建建.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J].中国法学,2002(6).

[3]卞建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170.

辩诉交易的博弈分析 篇4

一、辩诉交易制度概述

(一) 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及其特征

辩诉交易又称答辩交易, 法学权威著作《布莱克法律辞典》对辩诉交易的定义为:辩诉交易是指刑事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以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者几项的某种让步, 通常是在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 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1]这一制度主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被告方 (被告人与其辩护律师) 与检察官之间达成一种协议;二是这种协议的前提是被告人针对检方指控作出有罪答辩, 提出认罪请求;三是被告人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认罪请求从法院获得较轻的定罪和量刑。如果法院接受此协议, 该起刑事案件便可不经过正当审判程序而终结, 即被告人放弃沉默权、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法庭上与证人对质的权利。[2]

(二) 辩诉交易的基本内容

1. 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对辩诉交易适用案件的范围和适用的时间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而意大利1988年新《刑事诉讼法典》的刑事特别程序中规定了“基于当事人请求适用刑罚的程序”, 其辩诉交易仅适用于判处罚金刑和最高刑不超过三年监禁刑的案件。

德国的辩诉交易最初仅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 但后来, 迫于司法实践的需要, 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犯罪、毒品犯罪以及暴力犯罪和故意杀人等重罪案件。

2. 参加辩诉交易的主体

在美国, 一般情况下, 辩诉交易都是发生在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之间, 由辩护律师帮助被告人行使交易的权利。尽管《联邦刑事诉讼规则》明确禁止法官参加辩诉交易, 但大部分州以及部分联邦法院并不完全禁止法官以变通的方式参与诉讼交易。

英国检察官因为没有美国检察官那么大的起诉裁量权, 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还必须得到法官的允许, 因此, 英国的辩诉交易涉及检察官、辩护律师、法官三方关系。

3. 辩诉交易的主要内容

在辩诉交易进行中, 控辩双方主要围绕着被告人是否认罪以及检察官是否做出让步和如何做出让步这两个问题展开协商讨论。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在其第11条规定:“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或者没有辩护律师的被告人可以进行讨论, 以期达成这么一项协议:一旦被告人就所指控的犯罪或者更轻的或与其有关联的犯罪作出有罪答辩或不与争辩的答辩, 检察官将采取如下行动: (A) 向法官提议撤销其他指控; (B) 建议法庭对被告人判处特定的刑罚, 或者同意不反对被告人请求判处特定的刑罚, 并使被告人认识到, 检察官的判刑建议或者被告人的判刑请求对法庭没有约束力; (C) 同意对该案判处特定的刑罚是恰当的处理。”[3]

(三) 辩诉交易制度的争议

辩诉交易制度长期以来备受争议, 美国总统司法行政委员会甚至认为美国诉讼史上没有哪个问题的争论比辩诉交易理论更大。

反对的理由主要有:

1. 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有学者明确指出辩诉交易侵犯了被告人获得正当程序审判的宪法权利, 违背了不得自证其罪的宪法原则。

2.有违社会正义的价值理念。辩诉交易制度以牺牲正义价值为代价换取效率, 破坏了社会公正体系。

3.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以及法官等人进行辩诉交易主要考虑的是个人利益, 而这些个人利益损害了国家、社会和被害人利益。

4. 与对抗式庭审相悖。辩诉交易制度是对传统对抗式庭审的颠覆, 这种制度的设计有悖于宪法的分权原则, 也造成了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损害。

支持辩诉交易的理由:

1.辩诉交易未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辩诉交易制度本身并不违反宪法, 也不存在“被迫自证其罪问题, 因为它是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

2.辩诉交易更为务实地实现正义。辩诉交易不但为被告人最大限度争取较轻的刑罚提供了条件, 还为被告人的人权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最大化地避免了由于庭审的不确定性带给被告人的焦虑心情, 也减少了被告人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 辩诉交易免除了被害人由于漫长的刑事司法程序而受到折磨。

3.辩诉交易增加了判决的确定性, 提高了判决的及时性, 节约了诉讼资源、司法资源。

二、辩诉交易对我国刑事诉讼的借鉴意义

(一) 中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1. 辩诉交易制度是追求效率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如今, 社会已经进入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突出, 犯罪案件大量增加, 司法部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而且, 现在的犯罪手段不断增多, 犯罪的隐蔽性日益增强, 经济类犯罪案件, 有组织的犯罪案件等疑难案件大量出现, 加大了案件的处理周期和难度。被告人在漫长的诉讼中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遭受精神的煎熬。在这种情况下, 提高诉讼效率成为必然。而我们也逐渐认识到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弊端, 即过于追求事实真相和结果公正, 而忽视了诉讼效率和程序公正的价值。那么近些年来, 我国司法改革凸显了对这些弊端的纠正。例如, 2012年我国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 制定了新的简易程序的适用条件, 其适用范围扩大, 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简易程序的效率价值。

2. 辩诉交易制度是保障人权的需要

2012年我国将人权写入了刑事诉讼法, 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而辩诉交易制度有利于更好的保障人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 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他们的人权很容易受到侵犯。一些司法人员在证据不足或者收集证据难度较大时, 为了获取口供采取刑讯逼供手段或者进行超期羁押, 这都极大地损害了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辩诉交易制度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这些饱受诟病的问题。因为, 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检察官可以以减少指控或减少刑期为筹码来换取被告人自愿认罪。

而对于被害人来说, 他们人身和财产遭受损失后, 往往希望尽快得到赔偿, 不希望诉讼时间过长。现实情况是, 被害人只能在诉讼结束之后才能得到赔偿。而一些疑难案件, 由于长期无法判决, 被害人的损失便长时间没有得到赔偿, 其精神也长时间得不到安慰。即使最终破案, 被害人可能也难有喜悦, 因为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另一方面, 由于现实中大部分的被告人赔偿能力较弱, 被害人实际得到的赔偿比较少。而辩诉交易不仅能够缩短诉讼周期, 让被害人尽快得到赔偿, 而且能够减少被害人在诉讼中各项开支。从这一角度来说, 辩诉交易制度有助于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二) 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有反对者认为, 辩诉交易制度不仅存在缺陷, 而且我国有特殊的国情, 没有辩诉交易的生存的土壤。而事实上, 没有哪一项制度是完美无缺的, 辩诉交易制度也不例外。因为有缺陷而将辩诉交易制度拒之门外是不明智的。对于有缺陷的制度, 我们应该扬长避短, 发挥其优势, 减少其弊端。

1. 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 为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思想基础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以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儒家、道家、墨家等, 特别是儒家的“和”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近代以来, 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得到了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一直以来, 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 化解矛盾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普通老百姓更倾向“私了”。这些都为我国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2.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及契约观念的逐步形成, 为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创造了条件

在辩诉交易的历史沿革, 市场经济和契约观念在辩诉交易制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契约观念逐步深入人心, 人们的权利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得到加强, 人们越来越倾向自由地处分自己的权利。辩诉交易就涉及到被告对自身享有的诉讼权利的处分。而辩诉交易的实质是控辩双方讨价还价, 最后达成协议, 双方都必须遵守这个协议, 交易的结果往往是双赢, 所以, 无论是检察官还是被告人更倾向这种交易。

3. 我国辩护制度的建立为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制度基础

辩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被告人的法律素质往往难以适应现代诉讼活动的要求。在公权力面前,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通常处于不利的诉讼地位, 他们的权利难以有效地得到保障, 容易在受到外界的影响下, 做出违背真实意志的决定, 这显然不符合辩诉交易的制度要求。众所周知, 辩护制度的建立是为了帮助处于弱势的被告人对抗公诉机关。辩护制度增强了被告方的力量, 使检方与被告方的诉讼地位一定程度上得到平衡。而这种平衡, 正是进行交易的前提。交易的前提是双方地位平等。缺少平等, 就无法达成交易, 即使达成交易也很大程度上是强迫交易, 这样的交易是难以持续的。并且, 由于律师有着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交易技巧, 他们可以为被告人是否应该进行交易, 如何进行交易, 怎样才能保护自身利益最大化等方面提供巨大帮助。这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交易的意愿性和明知性。这些为交易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试想, 缺少了律师的帮助, 辩诉交易中被告人权益如何能得到保障呢?这项制度又如何能持续呢?

(三) 建立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几点设想

1. 充分保障被告人自愿性的原则

自愿原则是辩诉交易制度的核心原则。它是被告人认罪的合理性、合法性来源。因此, 要设计合理的程序保障被告人的自愿性, 防止被告人受威胁、被强迫而做出交易选择。

2. 明确辩诉交易的内容

第一, 适用案件的范围。由于我国各项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 法治水平不高, 我们应适当限定案件的范围。辩诉交易在美国适用过宽, 我国还不具备那样的条件。而意大利将辩诉交易限定在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 这又显得过窄, 难以发挥辩诉交易的优势。我国辩诉交易适用范围应是:在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案件。同时, 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 以及累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 不应适用辩诉交易。

第二, 适用主体。现阶段辩诉交易的主体限定在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法官和被害人不应参与辩诉交易。法官因为需要审查辩诉交易协议, 防止协议中的不公平或者违法事实, 所以不应参加辩诉交易。按常理来说, 让被害人参加协商, 更能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但如果让被害人参加协商, 很大可能无法达成辩诉交易。司法实践中, 一些被害人只要求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坐牢, 他们不愿意协商, 不考虑司法人员办案的难处, 只要求所谓的正义。另一方面, 一些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愿意做出赔偿, 希望取得被害人的谅解, 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则漫天要价。如果让被害人参与协商, 被害人很可能漫天要价, 被告人可能因此不愿认罪, 交易就无法达成。当然, 并不说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就一直禁止被害人参与协商。待法治水平足够高, 各项制度完善, 我们可以将辩诉交易主体扩大到被害人。

第三, 辩诉交易的范围。如果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那么现阶段应将辩诉交易的内容应仅限定在量刑上。定罪交易对我国现行的法律原则和法律精神形成极大挑战, 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接受, 所以暂时将交易的内容限定在量刑上。同时应制定统一的量刑折扣标准, 防止交易的随意性和司法腐败。

3. 建立救济机制

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正, 防止不正当辩诉交易的发生, 有必要建立不正当辩诉交易的救济机制。

第一, 制定违约后果的规则。一方面, 若是控方违约, 法官可以按照原来控辩双方所签订的协议内容对被告人进行直接定罪、量刑。另一方面, 在辩方违约的情况下, 检察官可以按照原来的指控罪名, 重新对被告提起诉讼。[4]

第二, 建立审判监督程序。若被告人有证据证明存在强迫交易, 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

若辩诉交易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背司法正义情况, 或在协议结果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 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再审。

三、结论

通过上述有关辩诉交易的博弈分析, 可知, 辩诉交易是各方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控辩双方基于正常审判中的不利因素, 发现进行辩诉交易相对而言更有利于他们的利益, 因而进行协商谈判。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 双方结合自身的优势条件, 利用各种策略, 从而获得相应的利益。这种博弈的结果不是非赢即败, 而是一种双赢。从宏观上说, 这种双赢有利于 (下转第33页) (上接第25页) 国家司法制度的良性运行。由于辩诉交易在提高诉讼效率, 合理地分配司法资源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 对我国刑事诉讼有很好的借鉴意义。而我国也具备了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一些基础。因而, 我国可以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 逐步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服务。

摘要：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 辩诉交易实质是控辩双方之间的讨价还价。各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都有进行辩诉交易的意愿并且会作出“合作”的策略选择, 从而迅速了结案件。只要法治环境良好, 程序得当, 辩诉交易不仅能够极大降低刑事诉讼成本, 提高诉讼效率, 从而使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被害人的利益得到较好的保障。而且有利于被告人回归社会, 从而取得良好治理社会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社会正义。

关键词：辩诉交易,博弈分析,策略,诉讼效率

参考文献

[1]项振华.《美国司法价值观的新发展——评“辩诉交易”》[J].载于《中外法学》, 1996年第2期.

[2]陈光发.《我国应当借鉴吸收“辩诉交易”制度》[J].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5期.

[3]宋英辉, 孙长永, 刘新魁等著.《外国刑事诉讼法》[M].法律出版社, 2006年版, 第192页.

[4]陈光中.《辩诉交易在中国》[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年版, 第203-204页.

[5][美]爱伦·斯黛丽, 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陈卫东、徐美君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辩诉交易及其中国化探究 篇5

摘 要：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刑事犯罪的数量与复杂性不断增加。辩诉交易制度以其节省司法资源、诉讼成本低和高效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引用。本文对辩诉交易制度的概念、特征做了分析，也探究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提出引进该项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辩诉交易；高效；人权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腾飞，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然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犯罪数量的急速增长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起源于19世纪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以其节省司法资源、诉讼成本低和高效的特点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引用，我国可以结合司法实际和国情借鉴这一制度，优化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

一、辩诉制度的概念

《布莱克法律词典》中对辩诉交易的解释：“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者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者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1]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辩诉交易，它是控诉方与辩护方在案件开庭审理前，就控方撤销某项指控或从轻判处，辩方由无罪辩护到有罪答辩进行协商，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经过法官的同意后跳过案件的审判过程直接进入量刑程序。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特征

1.交易主体为控辩双方，地位平等

辩诉交易主体为案件的指控方即检察官和辩护方即被告人及其律师。双方在协议中地位平等，在公平、平等基础上进行协商交易。

2.协商内容具有妥协性

在辩诉交易协商过程中，控方一般以撤销指控，或对于犯有多项性质相同且后果相当的犯罪嫌疑人减少罪行指控数量或降格指控来换取辩护方的有罪答辩。控辩双方对于自己的主张都有所妥协，最终达成合意，形成协议。

3.协商结果具有互益性

交易的结果对于控辩双方都是有利的。指控方通过交易减轻了举证责任，避免因证据不足等因素造成无法将犯罪嫌疑人定罪量刑的结果，增加了胜诉的概率。辩护方获取了法律上的减轻，从轻处罚甚至被撤销指控。

4.审判过程高效性

控辩双方通过辩诉交易达成协议，经过法官的同意之后，案件不再进行开庭审理，直接进入量刑程序。大大提高了司法审判效率，节约了司法资源。

三、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

辩诉交易制度目前并未在我国承认并确立，作为一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制度，对于提高我国的司法效率，提升人们的契约意识，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有着重要的意义。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必要性表现在：

1.提高诉讼效率的需要

案件数量的激增，使得司法机关荷重不断加大，案件的积压不利于社会矛盾的及时解决以及司法公正的保障。及时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大大提高诉讼效率，减轻司法机关的重负 [2]，节省司法资源。对于部分适宜辩诉交易的案件适用此项制度，可以使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集中精力应对复杂案件，提高审判质量，提升司法水平。

2.兼顾公正与效率，实现社会正义的需要

辩诉交易并非是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公正，它是在坚持法律的精神，在法律设置的底线之上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最终由法官做出判断，决定是否接受协议。

3.加强人权保障的需要

司法机关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的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或者超期羁押的行为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可以调动被告人的积极性，同时检察机关省掉一些搜集证据困难的麻烦，双方达到利益的均衡，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被告人的人身权益。

四、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建议

我国存在多种实行辩诉交易制度的障碍，但是该制度具备改善我国司法现状的可取之处，因此我们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我国的国情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具体建议如下：

1.制定实行辩诉交易制度遵循的原则

第一，被告人自愿、明知原则。辩诉交易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主观自愿，被告人应当对自己作无罪辩护与有罪答辩的后果清楚，不得以诱骗、威胁的方式逼迫被告人接受交易。

第二、被害人同意原则。虽然辩诉交易制度的主体是控辩双方，但是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为了安抚被害人的心灵，使其充分表达自己的诉请，充分考虑被害人的意见，征得被害人的同意之后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能够更好地解决犯罪行为所引起的社会矛盾，更好地监督交易的公平、正义，从而取得更好地司法效果。

第三，适度原则。辩诉交易制度并不适合所有的犯罪案件，应当规定其适用范围。辩诉交易制度开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案件取证困难，检察机关没有十足把握胜诉的情况下。另外如果案件社会危害性极大，案情复杂，如果盲目适用该项制度，可能会导致事实真相被掩盖，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第四，法院审查原则。法院作为中立的审判方，虽然辩诉交易制度的实行可以使法院的审判直接进入量刑程序，但是法官需要对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作有效的审查工作，起到监督作用。

2.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我国目前的诉讼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和缺陷之处，限制了诉讼中辩护方权利的行使。应当借鉴西方国家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证据展示、不强迫自证其罪、排除合理怀疑相关制度，汲取优秀之处，丰富我国的制度建设，切实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促进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实现。

3.理念创新，提高民众契约意识

辯诉交易制度是契约理念的重要体现，然而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国家的强势长期压制着民众，人们自觉遵从于强者的命令，却忽视了平等交易中自由意志的表达。我国应当在全社会宣传契约理念，提高公民的契约意识，鼓励公民在平等自愿基础上获取契约利益。

辩诉交易制度具有高效、维护人权和实现正义的价值，能够解决我国目前犯罪案件激增与司法资源有限的矛盾，能够丰富我国司法审判模式，给我国的司法制度注入新鲜的血液。但它自身也存在着诸多争议性为人们所怀疑，我国的社会、文化、法律土壤也存在诸多障碍，但是我相信能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将该项制度优化、去粗取精，发展成为适合国情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Bryan A. Garner： Black Law Dictionary. New York： Thomson West press， 2009， p.1190.

[2]冀祥德.辩诉交易中国化的理论与现实考量[J].刑事法评论，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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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法律思考 篇6

辩诉交易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实效性的司法实践, 典型的辩诉交易制度只存在于美国, 但因为它有效地解决了世界各国司法中共同面临的案件数量与司法资源之间的尖锐矛盾的难题, 逐渐被其他国家所借鉴。但是各国对它的认可及制度化的程度有所区别, 在借鉴过程中也均根据本国的国情做了适度的修改。

一、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评析

1. 辩诉交易制度的内在价值

首先, 辩诉交易制度的正义性价值。正义一直被视为法律价值的核心。但正义的内涵也是不断变化的,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对正义有着不同的解释, 产生了不同的正义观。博登海默曾说过:“正义有着普洛透斯似的脸, 变幻无常, 随时可呈不同形态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当我们仔细查看这张脸并试图解开隐藏其背后的秘密时, 我们往往会深感迷惑。从哲学的理论高度来看, 许多思想家与法学家已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不尽一致‘真正’的正义观, 而这种种观点往往都声称自己是绝对有效的。”

理想的诉讼目的是实现实体正义, 即通过诉讼实现准确认定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的目的, 这也就是理想主义的正义观。但在实践中, 通过诉讼程序完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只是一种理想, 对事实的探求往往只能以一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 立法基于人权和效率的需要对某些事实的调查做了限制, 并且受认识能力的限制, 人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达到相对真实的程度, 而无法达到绝对真实的标准。并且对案件客观真实的发现, 还要受法官自身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知识水平、心理素质、自由裁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这也限制了对案件客观真实的发现, 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绝对公正无法实现。而辩诉交易制度在保障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的同时, 充分发挥了当事人作为程序主体的作用, 鼓励被告人以合作换取宽大处理, 以此达成一种较公正的妥协, 这使得“两利相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半块面包胜过没有面包”的理念得到充分的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有限的公正。这种现实的公正要比理想的公正更容易使被告人及社会公众接受, 也更有利于激发被告人自觉调整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有利于实现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目的。

其次, 辩诉交易制度的效率性价值。和自由、正义一样, 效率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要的价值目标。效率这一概念原属于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但这一概念同样影响着法律领域尤其是司法领域。效率在司法领域中的价值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法律对社会经济生活影响的日益深远也受到广泛关注, 并渐渐成为法律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经济分析法学代表人物波斯纳在其著作《法律经济分析》中阐述了效率的法律价值, 将经济效益作为取舍某一法律制度的重要标准, “当一定的司法资源投入刑事诉讼活动从而‘生产’出合乎规格的一定数量的刑事案件时, 如果是以最少的投入获取了最大的案件处理数量, 则可认为这一‘生产’过程是有效率的或高效率的, 反之, 则是低效率的或负效率的”。

追求司法效率的主要原因在于司法资源的有限。司法资源是由经济发展的有限性和刑事诉讼对司法资源具有高消耗的特点所决定。由于犯罪的过去性、隐蔽性、不可回复性, 任务的完成充满困难, 其需要的各种资源也远远大于大多数其他的国家活动。因此, 合理的资源配置、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就显得尤其重要。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活动迅速有效进行, 使法院早日对案件做出裁判, 降低司法资源的耗费, 以利于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 使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人早日摆脱诉讼之累。因此刑事诉讼程序应当简捷、便利、明确、易懂, 应当在确保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基础上, 达到既不损害公正目标的实现, 又能提高审判活动的经济效率的最佳效果。辩诉交易制度顺应了刑事诉讼追求效率的要求, 充分体现了效率价值, 简化了诉讼程序, 缩短了诉讼周期, 降低了诉讼成本, 提高了诉讼效率, 使司法资源得到了合理的配置, 辩诉交易在诉讼效率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是普通程序无法比拟的。

二、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法律思考

1. 目前我国对是否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三种观点

辩诉交易制度从产生、发展到成为美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石, 仅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种现象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最近也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

有人认为我国应当引进辩诉交易制度, 认为辩诉交易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办案效率, 节约诉讼成本, 可以有效地防范诉讼风险, 并且体现了刑事诉讼的民主性, 是对被告人程序主体地位的肯定, 是追求相对正义的需要。

也有人主张我国不宜引进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他们认为辩诉交易制度违反了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并且也不利于我国刑事司法的统一。这种制度也会进一步纵容在刑事司法当中存在的极少数的“权钱交易”行为。

还有人主张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应当缓行。他们认为辩诉交易的实施, 不仅直接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缺乏法律根据, 而且也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并可能引发更为严重的“暗箱操作”“权钱交易”, 进而助长司法腐败。辩诉交易有可能成为危险交易。即使我国将来采纳辩诉交易作为结案方式之一, 也必须以各项制度进入规范化的轨道为先决条件, 而在此之前, 引进辩诉交易制度应当缓行。

2. 我国移植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现行条件下, 借鉴辩诉交易制度的引进有其合理之处, 确立中国式的辩诉交易程序是可行的。

第一, 辩诉交易制度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相符, 这为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提供了文化背景。除了经济效益外, 社会效益是诉讼程序的另一追求。社会效益是指刑事审判程序在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等价值方面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层面上看, 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中庸之道”“隐忍退让”“和合文化”底蕴的社会伦理要求人们以和为贵、息事宁人, 造成我国人民长久以来的“厌讼”心态;而这些传统观念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或消除。辩诉交易程序减少开庭审判, 从一定程度上和中国人的这些传统观念相符, 符合目前人们的心理, 因而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并且, 辩诉交易程序也体现了我国现行的而且早已深入人心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另外, 它和我国民事审判中所独有的“调解”制度有相通之处。因此, 可以让更多的人接受这项制度, 收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第二,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制度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行为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在此赋予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 拥有自由裁量权是检察官与被告进行辩诉交易的基础。另外,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9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 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 听取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人的意见”。这就为控辩双方的交流进而达成辩诉交易提供了条件。同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款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 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辩护与代理制度作为辩诉交易的条件已初步形成。由于辩诉交易制度主要是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通过律师进行交易, 因此, 必须从制度上保证被告人和被害人具备进行辩诉交易的条件。可见目前我国从制度上已经具备了建立辩诉交易的条件。并且, 我国现有的自首制度的设立, 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的贯彻、刑事案件简易程序的使用、我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尝试, 均与辩诉交易内在的精神和效率价值有着暗合之处, 有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合理成分, 这又为辩诉交易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三, 符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目的。我国现行司法改革遵循的基本思路为“公正优先, 兼顾效率”。单纯地讲求正义或公正, 而否认功利或利益的价值, 这样的正义是抽象的、虚幻的、不现实的, 其结果只会将人们对正义或公正的追求引向纯精神性的道德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要求刑事诉讼必须快速及时, 必须讲求效率, 追求一种各方利益的合理平衡———相对公正。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在刑事诉讼领域,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一个案件从侦查到起诉再到审判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其间又不乏超期羁押、错误羁押的现象发生, 这对于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漫长的等待, 因此, 尽快解决问题比要求完美却久拖不决更能取得社会效益, 我国对这一观念的转变, 也为辩诉交易制度的移植奠定了基础。

三、我国引进辩诉交易制度的具体设计

为了降低诉讼成本, 节约司法资源, 提高办案效率, 缓解公安、司法机关日益加重的负担, 我国有必要引入辩诉交易制度。引进辩诉交易属于法律移植问题, 在移植一项法律制度时, 必须考虑到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 在借鉴国外的优秀理念的同时,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以及已有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的合理成分, 设计出一套真正适合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 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服务。

第一, 限制辩诉交易的内容并规范交易形式。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内容:应将减刑幅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减刑幅度过小, 对被告人缺乏吸引力, 不能激励他积极接受辩诉交易;减刑幅度过大, 则可能达不到惩罚犯罪的目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应当做出规范。借鉴外国经验, 控辩双方在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 达成协议, 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二, 完善辩诉交易的保障机制。辩诉交易是双方利益的妥协, 所以有可能在“交易”的过程中出现司法腐败。因此, 辩诉交易的顺利实施离不开一系列的配套制度作为保障:首先, 充分借鉴外国的立法经验以及国际上普遍适用的诉讼原则和规则, 设立控辩双向的证据交换制度, 这是辩诉交易的前提和基础, 在程序制度的构建方面, 切实调整好控、辩、审三者的关系, 解决好侦诉关系、诉审关系、司法监督和司法责任等问题, 实现诉讼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 使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其次, 辩诉交易一般应通过辩护律师进行, 以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再次, 设立对辩诉交易的监督机制。其主要包括:上级检察机关的监督机制;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设立民选监督机构。

第三, 建立并健全对于不正当辩诉交易的救济机制。在目前我国司法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 不正当辩诉交易的发生在所难免。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不正当辩诉交易的发生, 或者在不正当辩诉交易发生后能够及时加以救济, 必须建立配套的救济机制。我国应当对控辩双方违反辩诉协议的救济机制做出规定:一是在控方违约的情况下, 法官可以按照原来控辩双方所签的交易协议内容对被告人直接定罪量刑;二是在辩方违约的情况下, 检察官可以按照原指控罪名重新提起公诉, 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三是审判监督程序对辩诉交易具有适用性。辩诉交易发生法律效力后, 如果发现或有证据证明交易协议是在严重违反司法公正的情形下达成的, 或者交易协议严重损害了司法正义, 那么, 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理辩诉交易案件并纠正错误。健全救济机制, 有利于促进我国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的良好运作。

第四, 加强法院对辩诉交易的审查并加强对检察官、法官的监督制约。坚持贯彻控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害人三方一致同意的原则, 任何一方不同意都不能适用该程序。检察机关在决定实施辩诉交易时, 应当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只有在被害人同意的情况下, 才能按辩诉交易程序处理。被告人的意见也应得到充分尊重。同时应结合检察官法、法官法的内容, 从制度上杜绝检察官、法官在辩诉交易中谋取私利或者滥用职权、贪赃枉法。同时, 建立对辩诉交易过程的审查机制, 对违法交易的有关人员应从严惩处, 从而保障公正司法, 使辩诉交易目的顺利实现。

浅谈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篇7

辩诉交易, 又叫做辩诉协议或者辩诉协商, 它所讲的最重要的内容是检察官通过进行一定的让步使得被告人做出有罪答辩。在关于辩诉交易的法制历史上, 类似的情形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 史料记载的关于辩诉交易制度的相似情况是在1431年的法国, 神女贞德以有罪的答辩换取了教会法庭的减轻刑罚的判决。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现在, 理论界普遍认为现在应用的辩诉交易制度最早产生于美国, 并且在1970年的布雷迪诉美国一案中, 法院承认了辩诉交易的合法性, 给予了其合法地位。辩诉交易制度被不同的人或词典等赋予了多种概念和内涵:例如美国的《布莱克法律词典》认为:“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被告人就较轻的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 通常是获得较轻的判决或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 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协商达成的协议。”伦斯特洛姆所著的《美国法律词典》则将辩诉交易定义为;“在刑事案件中, 被指控者通过他或者他的律师与公诉人进行协商达成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的程序。”[1]

二、辩诉交易制度的内容

辩诉交易的过程中所应当包含的内容:

第一, 辩诉交易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有罪答辩, 只有被告人同意进行有罪答辩, 检察官才能够与其律师就量刑和罪名进行协商。一般而言, 有罪答辩包含了两种具体的方式, 方式之一就是没有争议的答辩, 也就是说被告人是无条件的做出有罪答辩;方式之二就是进行有交易条件的答辩, 也就是控方承诺减少或者降低指控或者建议法官减刑, 获取被告人之有罪答辩。

第二, 辩诉协商的内容, 是在法庭开庭审理前, 检察官和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就被告人罪名、罪数或者量刑方面所做的讨论, 其中罪名、罪数、量刑就是交易的内容, 通过这个过程, 检察官获得被告的有罪答辩, 从而避免了无罪判决的风险, 而被告人则获得较轻的刑罚, 利于以后其重新步入社会。

第三, 辩诉交易协议是在检察官和被告人平等、自愿、明知 (尤其是被告方) 订立的。辩诉交易是控方和辩方的一种自愿行为。这种自愿行为包含了契约和契约蕴含的平等自由理念。交易的双方是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协商, 并达成协议。被告人的主体地位、诉讼权利要得到充分保障, 并有专业的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以使得被告人能和强大的控方尽量的处于同一位置。交易时, 被告人必须明白做有罪答辩的含义、内容和带来的后果, 在自愿的基础上自主决定是否接受控方提出的有罪答辩。

第四, 辩诉交易的结果。缩减了所应当遵循的争当的庭审程序, 省去了案件了审判时间, 非经陪审团的审判而是检察官与被告人自由协商, 更能得到令双方满意的结果, 进而促使矛盾的减少, 社会秩序的稳定。[2]

三、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的构建

在我国引入辩诉交易, 需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 不能全盘照抄他国的制度规则, 而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对两大法系辩诉交易的不同优点予以充分的吸收, 进而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内容设计如下:

(一) 我国辩诉交易制度适用范围

对于辩诉交易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学者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1、有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对辩诉交易的接受程度应当将我国的辩诉交易范围限于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和单处罚金的轻微刑事案件;2、有学者主张协商的条件主要取决于证据是否存疑, 而不在于犯罪的性质, 控辩双方只能对那些证据确实但欠充分的案件进行协商;3、第三种观点认为对犯罪性质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和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累犯、对危害国家安全以及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绑架等暴力犯罪不应当进行辩诉交易。

针对于观点一, 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主要原因是, 我国目前的犯罪率上升, 刑事案件增多, 但是司法资源出现短缺, 如果我们把可协商的的范围仅限定在一小部分, 恐将很难实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所以, 笔者不太赞同将协商的范围限定于3年以下的轻微刑事案件。针对于观点二, 协商本身就体现了检察官和被告人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 若仅对存疑案件才能够进行辩诉交易, 很明显并未最终被告人的权利, 是对被告人权利的侵害, 有违“尊重和保护人权”这一宪法原则, 同时, 它也违背刑事诉讼民主化的潮流, 检察官和被告人的权利不对等, 会造成辩诉交易的不对等性, 更易造成权利的滥用, 有违辩诉交易制度建立的初衷, 所以笔者也不同意第二种观点。赞成观点三是因为就目前我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的民众不可能接受对重大的刑事案件进行协商讨论, 进行辩诉交易, 所以我国不可能对所有刑事案件都适用辩诉交易, 同时, 这也是因为辩诉交易交易对象是国家的刑罚权, 所以必会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问题, 如果说对所有案件都适用的话, 那么就会使司法的公平、正义受损, 因此赞同我国辩诉交易范围应该排除累犯,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以及杀人、强奸、抢劫、绑架、爆炸等严重危害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二) 赋予被害人辩诉交易主体地位

在英美法系国家一般不支持法官作为辩诉交易的主体, 特别是辩诉交易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的辩诉交易的主体只限于控辩双方, 法官只是作为中立的第三方而存在。而很多大陆法系国家因受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制约, 法官可以成为交易主体直接与被告人就罪名、罪数、量刑进行讨论协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法官应作为中立的第三方, 不参与辩诉交易的过程, 而是要对辩诉交易过程负起监督审查的职责, 置身于辩诉交易程序之外, 以更好的对控辩双方进行监督。

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 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在辩诉交易过程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中的被害人不能参加辩诉交易, 没有实体权利的处分权。但是, 应当考虑到的是刑事案件的发生是在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侵害国家和社会的公共权益, 但与此同时, 我们所想到的最直接的权益受侵害的应该是被告人。在我国, 虽然检察机关是控方, 但被害人依附于检察机关, 同时被害人是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之一, 如果让被害人参加辩诉交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控辩双方的辩诉交易缺乏监督而任由其进行私下的交易, 则很容易滋生权钱交易、权权交易、甚至权色交易的恶劣现象。被害人如果全程参与进来, 则有利于维护自身利益, 同时还能够对控辩双方的交易协商过程进行监督。因此吸收被害人参与到辩诉交易中, 有着很好的积极作用, 如若被害人发现侵害自身利益的协商结果, 就会否认该交易, 从而向有关机关提出异议, 实现对其有效监督。但是在让被害人进入交易的程序时, 也不宜赋予被害人过多的权利, 否则会扰乱辩诉交易的正常进行, 甚至会侵害到被告人的权利, 因此被害人进入到辩诉交易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对控辩双方交易过程的监督。

(三) 交易程序中控辩双方协商的内容

辩诉交易交易的内容在设计中主要包括:

第一, 经过协商讨论被告人同意检察官指控的罪名、指控内容, 或被告人对被害人造成的各种愿意赔偿或被告人不做证据不足的辩护。

第二, 经过检察官和被告人 (或其辩护律师) 的讨价还价和自愿协商, 检察官通常会以轻罪名、数罪减少为一罪或者几罪进行诉讼, 或向法官行使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权等。通常来说, 主要是包涵有关罪名的交易和有关量刑的交易。由于我国的刑事司法的惯例和惩罚犯罪为主的目的, 以及受古代同态复仇思想的影响 (虽然现在我国的法治水平已经提高了很多, 但是这种思想仍然存在) , 所以我国诉辩协商的程序不能对罪名进行交易, 但是控辩双方可以就罪数和量刑部分来进行讨价还价。从另一方面来说, 就量刑部分是检察官向法官提出的建议, 但是最终的判决是由法官或者说是审判委员会做出的, 那么被告人就应该会担心即使做出了有罪答辩, 也不会得到控方承诺的减少的罪数和较轻的刑事处罚, 针对于这种情况我认为, 应由有关部门直接做出相关的规定:如果法官对诉辩协议的审查未发现存在违法违规的现象, 那么法官应根据该辩诉交易协议进行判决, 但同时应当注意法官对于量刑部分的判决不能超过法定刑的二分之一, 这是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找到的一个相对的平衡点。[3]

参考文献

[1]伦斯特洛姆.美国法律词典[M].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189.

[2]陈光忠.辩诉交易在中国[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3 (3) :189-190.

浅析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确立 篇8

关键词：辩诉交易,沉默权,效率价值

一、引言

辩诉交易 (1) 在美国产生并取得良好的成效后, 世界各国及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辩诉交易使之适用于司法实践。辩诉交易制度是在公正和效率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其实质是公正观念转变的产物。当追求绝对公正变得难以实现, 相对公正的选择不失为一种良策。

二、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可能产生的消极方面及其辩证思考

我们在充分肯定辩诉交易制度能够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等优点的同时, 还应看到它的适用所来的缺点。但是笔者认为, 其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足以成为其引进的绊脚石。

( 一) 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要求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实行疑罪从无, 即判决被告人无罪。有人认为辩诉交易在证据不足时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与该原则相悖。其实, 辩诉交易在我国的适用前提应是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达不到法律明文规定的“确实充分”标准的简单案件, 这不是说不存在认定犯罪的证据, 只是证据的标准欠缺而已, 通过协议能促使原来的证据更合法律标准, 因此不存在违反无罪推定原则的问题。

( 二) 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 破坏法制统一

辩诉交易可能导致同罪不同罚, 被告量刑可能直接取决于辩护人的交易水平[1]。可能导致被告人为了获取较轻刑罚, 不承认所犯重罪。针对同种类型的犯罪分子来说不公平, 难以实现法制的统一。只要严格规定其适用的案件类型和救济程序就可避免违反罪行相适应原则。

( 三) 损害被害人的利益

一般情况下, 辩诉交易的主体是控辩双方, 这种规定可能导致控诉机关为了案件及时有效的解决, 滥用此种权利, 最终损害被害人的利益。但是从事实层面来说, 该制度的存在总比案件久拖不结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小。鉴于此, 我国的辩诉交易制度中应对公诉机关进行辩诉交易的条件进行规制, 并设置被害人同意的原则和救济程序。

三、我国辩诉交易制度的构建

关于辩诉交易的制度设计,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辩诉交易的主体

以美国为首大部分国家, 辩诉交易的主体只包括控方和辩方。然而, 我国的辩诉交易主体中应该涵盖被害人。因为被害人也是刑事诉讼中的主体, 注重被害人意见和建议一方面是诉讼民主的重要体现[2]。这可防止被害人因为不服判决上访造成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被害人同意原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对辩诉交易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因此辩诉交易的适用, 检察官和法官要注重听取被害人意见[3]。我国应当建立交易前检方与被害人达成一致意见的机制。承办检察官与被告方交易, 应充分听取被害人的意见, 交易的结果一般应取得被害人的同意, 特别应在被害人获得赔偿或者其他安抚方面进行充分的工作[4]。

( 二) 辩诉交易的范围

《刑事诉讼法》第208 条规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条件。辩诉交易适用的案件应是案件基本事实清楚, 但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标准的被告人认罪的简单案件, 同时辩诉交易应与简易程序形成衔接。同时也适用于那些犯罪性质较为严重, 社会危害性较大的案件中, 例如累犯、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

( 三) 辩诉交易的内容

美国的辩诉交易的内容包括指控交易和量刑交易两种形式, 同时控辩双方也可以就犯罪性质进行交易, 如降格指控。我国的辩诉交易应禁止进行犯罪性质交易, 即不允许进行降格指控。主要在于降格指控与我国罪刑法定的刑法观念与制度不符[5]。针对辩诉交易的量刑的幅度也应该控制在一定合理的范围内, 从轻或减轻的幅度过大, 不利于司法正义的实现, 也会使刑法的应有功能和威慑力减弱, 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 幅度过小, 则会使辩诉交易的存在价值减弱。从轻、减轻处罚应该具有相对的统一确定的标准, 以保证刑罚适用的平等性。

我国应借鉴英国将从轻处罚的幅度控制在原刑罚的l /4 到1 /3 的范围内, 这样既有利于双方达成协议, 又不会使司法公正受到影响。

( 四) 辩诉交易的效力

一个合法的辩诉交易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并经法院审查确认的, 这种协议就有天生的不可撤销性, 但协议的达成造成其他无辜当事人的课通过再审程序进行救济。

辩诉交易对于检察机关、犯罪嫌疑人 ( 被告人) 、被害人都有不同的效力。对检察机关而言: 检察机关达成辩诉交易后, 不允许违约, 未达成协议时, 被告人为达成协议而做有罪供述的有关材料不得作为不利于辩方的证据[6]。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 基于辩诉交易的前提基础, 对于辩诉交易的结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 因为一项合法的协议作出的判决具有终局性。为了保障弱势的犯罪嫌疑人一方, 对于已达成的辩诉交易协议在审查起诉前犯罪嫌疑人享有撤回权, 因此收集的以前为收集到的证据不得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使用。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后, 除非因该协议内容违反公正、损害社会利益, 协议过程受到胁迫等原因, 否则不得撤回协议。对被害人而言: 对被害人同意且得到赔偿的辩诉交易案件, 法院依据辩诉交易达成的协议作出判决后, 被害人反悔要求重新审判的, 不应准许。

( 五) 辩诉交易的审查机制

法院针对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 应从询问被告人是否自愿、被害人是否同意及协议内容是否真实方面进行犯罪法人认罪的真实性和自愿性的审查。从该案是否满足适用辩诉交易的条件, 控辩双方协议有无相关证据的角度对协议进行事实审查。从审查协议的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控罪量刑范围方面对协议进行法律审查。对于协议内容严重违背事实真相等情形的不予准许, 被告人有撤回有罪答辩的权利, 法院应另行开庭审判。

在检察机关内部也应设立制约机制, 如建立检察长批准或检委会讨论决定制度, 这在无明确被害人的案件中尤其重要[4]。

( 六) 辩诉交易的救济机制

针对公诉机关不按协议内容起诉的情形, 在没有合理依据和理由的情况下, 法官应不应采纳其公诉意见, 同时建议检察机关按照协议的内容重新起诉或按达成的协议内容直接进行定罪量刑。同时若出现公诉机关无理由拒绝辩诉交易的情形, 应当赋予被告人自行向法院申请量刑建议的提出请求权。对于尚未得到法院确认的协议, 被害人有权向法院提异议。

四、结论

辩诉交易制度的适用不仅能完善刑事诉讼的制度, 它也能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辩诉交易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 是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追求的衡平选择。我国对对辩诉交易制度应进行改善, 以期为我国司法活动做重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张慧欣.辩诉交易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适用的辩证思考[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03) :221.

[2]冀祥德.辩诉交易中国化的理论与现实考量[J].刑事法评论, 2007 (08) :234.

[3]姚敏.我国认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完善——以辩诉交易为参照[J].理论观察, 2015 (04) :36.

[4]陈卫东.从建立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到引入辩诉交易……——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的借鉴意义[J].政法论坛, 2002 (12) :12.

[5]龙宗智, 潘君贵.我国实行辩诉交易的依据和限度[J].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3 (01) :127.

辩诉交易 篇9

(一) 辩诉交易制度的含义

所谓辩诉交易, 是指检察官与刑事被告人或其辩护律师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以换取检察官较轻犯罪指控甚至不起诉的协商程序。辩诉交易的英文是plea bargaining, 其字面含义是“ (关于犯罪人对犯罪指控之) 答辩的讨价还价”[1]。我国学者将其译为辩诉交易, 而在美国则称为认罪协商。

(二) 国外相关制度概况

在法院掌管法律的美国, 其刑事司法体制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于辩诉交易的广泛适用。在奉行无罪推定的陪审团审判制度深入人心的历史时期, 与其大相径庭的辩诉交易制度却在美国大行其道, 这的确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法律现象[2]。

早在1804年, 美国就有协商之实务[3]。在19世纪30年代末, 作为辩诉交易最重要类型的有罪答辩在普通法案件中开始大量地出现。到了40年代末, 各类犯罪案件都广泛地适用辩诉交易, 使答辩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在警察法院刑事诉讼事件表中, 有罪答辩比例从19世纪30年代的15%上升到1846年的28.6%, 更在1850年达到52%, 1860年达到55.6%, 1880年达到88%之多[4]。

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 当事人以“刑期”交换。如检察官向被告承诺, 将向法院推荐一个有利于被告的刑期, 或者不向法院请求判处法定最高刑, 由法院任意决定。第二, 以“较轻之罪”交换。也就是说, 起诉之罪之犯罪构成要件, 有时包含另一刑期较轻之罪之犯罪构成要件, 双方协商后, 被告同意就较轻刑期之罪认罪, 检察官同意不追究原起诉之较重刑期之罪。第三, 以“数罪”交换。检察官以数罪起诉被告, 协商之后被告同意就一罪或者数罪认罪, 而请求法院驳回起诉状其余之数罪。

在英国, 也存在辩诉交易制度。如果案件进行至审判, 被指控者可以指出他是否答辩有罪。如果被指控者答辩有罪, 诉讼将以简易审判方式被处理[5]。与起诉书审判相比, 简易审判比较廉价, 也不那么耗时, 如果被指控者选择由治安法官简易审判并被定罪, 任何支付控方费用或是他自己的法律帮助费用的命令都几乎能肯定地反应了他选择了比较便宜的审判方式。另外, 判决本身也很可能比如果他被在皇室法院审判更宽宥[6]。

在英国, 采用协商方式处理的案件在逐年上升。目前, 仅在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中, 控辩双方协商之后, 被告作出有罪答辩的就高达65%[7]。

(三) 我国辩诉交易的司法实践

2002年3月, 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以辩诉交易的方式审结了孟广虎故意伤害案。鉴于证据收集方面的困难, 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检察院和被告人孟广虎及其辩护人在审前进行了协商, 双方达成了以被告人自愿认罪和赔偿, 而检察机关建议法院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的协议。于是公诉机关在开庭前向法院提交了辩诉交易申请, 请求法院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予以确认。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接到申请后, 由合议庭对双方达成的辩诉交易进行了程序性审查, 认为辩诉交易协议及申请文本内容齐全, 签字、印章清晰, 格式规范, 决定予以受理。为此, 法院又组织被告方和被害方就附带民事赔偿进行庭前和解, 经调解, 双方达成协议, 由被告人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4万元。孟广虎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此案从开庭到审判仅仅用了25分钟[8]。此案件被称为中国的“辩诉交易第一案”。

此案件在我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近年来, 学界同仁们对辩诉交易制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褒贬之声不一。这项发端于美国的制度, 为什么能够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在种种批评、责难甚至谩骂声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且对许多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的确是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9]。提到辩诉交易, 如果不涉及其对诉讼资源的节约和处理案件的快速, 辩诉交易制度的辩护者势必会面临哑口无言的窘境[10]。

二、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及其意义

在崇尚理性的社会中, 促使人们作出某一行为选择的动因往往在于预期中该行为结果在功利上大于实施该行为所支付的代价。在经济学理论上, 这种功利计算就是运用投入和产出这一基本范畴来判断成本与收益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 著名经济学家加里将人的利益最大化动机运用到了所有个人选择领域, 指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 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11]。

法律的经济分析, 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创立的一种法律研究方法, 用这种方法形成的一整套理论, 则被称为经济分析法学[12]。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3]将其同现行法律相联系, 任何国家的法律都必须讲求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加里·S·贝尔在他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说:“首先, 法律的遵守不是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通常用来防止犯罪和逮捕罪犯。……其次, 法律的执行需要作用于一定规模的资源和惩罚。”美国学者罗伯特·考特等人通过的刑罚的经济分析指出:最优化的威慑效应并不是铲除所有的犯罪, 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很高, 而且社会效益会不断降低。政策制定者需要对有限的资源加以配置, 争取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威慑目标, 也就是说, 在刑法中, 我们的宗旨是使犯罪的直接和间接成本以及刑事审判制度的运转成本最小化。

陈正云在他的《刑法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 刑法的效益包含两个基本因素:第一, 刑法的成本的投入最小化, 也即在能够取得立法者主观上追求的目标的实现所需的各种可供选择的不同量的刑法的成本投入中, 选择最有效、最合理的成本投入, 尤其是刑法自身成本的投入, 使刑法的成本能够最有效率地利用, 而不使刑法的成本尤其是刑法自身的成本的投入量不足或者过剩。因此, 刑法的成本的投入最小化内涵是, 能够足以使立法者主观上所追求的目标得以实现所需的最有效的最小量的刑法的成本投入。第二, 节省刑法的成本投入固然是需要的, 但刑法的成本的节省必须控制在不妨碍立法者所追求的目标在客观上的实现, 而是在能够有效地达成目标的前提下节省刑法的成本的开支[14]。

辩诉交易作为美国刑事司法的重要制度, 以及现在在各国都或多或少的有所发展, 其存在必然尤其合理之处。以下, 我们将对其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加以简要分析其存在的合理依据。

三、辩诉交易的经济效率分析

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想行为模式, 一国的刑事诉讼活动必须以尽可能少的诉讼成本产出尽可能多的诉讼效益。美国1989年就有80%的联邦刑事案件未经审判, 而是经由认罪协商判处。在人口最多的几个郡, 91%的州刑事案件都是由认罪协商判处。认罪协商对疏解法院负荷之重要性, 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Burger说, 若认罪协商的案件减少10%, 则法院需增两倍的人力及设备才足以应付[15]。

大部分主张效率主导诉讼的研究, 集中关注辩诉交易和审判之间的成本比较, 认为辩诉交易节省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资源。一般的, 效率理论更多的依赖于刑事审判制度本身的假定:审判耗时费力, 相应的, 自愿的审判解决方式比审判花费的时间、资源更少。

下面, 我们分别从刑事诉讼的几方当事人角度分析辩诉交易制度的经济效率方面的合理性。

(一) 被告人角度分析

被告人之所以有时甚至是大多数情况下接受辩诉交易, 很可能是接受以下几个因素的考虑:第一, 被告人可能不想花费时间和金钱对抗指控, 尤其是当被告人辩护手段有限或者对有罪判决满不在乎时。第二, 在很多情况下, 考虑到审判可能会处以重刑, 被告人往往没有真正的退路, 检察官的答辩提议也许就是更好的选择[16]。通过辩诉交易, 被告人迅速进入审判程序, 并且, 由于被告人与检察机关的协商, 实际上对被告人的处罚要比不进行辩诉交易而获得的处罚要轻。

在辩诉交易中, 被告人享有处分自己实体权益的权利, 可以作无罪答辩以获得无罪判决的机会, 也可以作有罪答辩, 以使其尽快脱离诉讼程序并争取到较轻的处罚, 美国律师协会《关于答辩的标准》认为:有罪答辩使“当有好的不需公开审判的理由时使公开审判没有必要”并避免了“其他案件处理的延误”[17]。没有人喜欢自己纠缠在诉讼程序中, 其间消耗的不仅仅是人力、物力, 更多的是对被告人造成的心理压力。辩诉交易恰恰弥补了这些不足, 辩诉交易不仅节约了国家的诉讼成本, 同时也节约了被告人因此需花费的大量费用。

(二) 检察官角度分析

辩诉交易允许检察官在一些完全宣告无罪风险很大的疑难案件中获得半个面包———一些指控的宣告有罪[18]。由于证据或法律问题, 法律有罪有时不可能得到证实, 例如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就是由于证据的问题而不能定罪。物证可能丢失, 证人可能丧失兴趣, 每一细节检察官都确信被告人的事实有罪, 但在法庭上要证实案件所需的证据却没有。因此, 站在公众的角度来说, 半个面包比没有面包强。也就是说, 得到一些指控的有罪判决比冒险让一些具有严重罪行的人被宣判无罪要好。有罪之人, 尤其是犯有严重罪行的人, 如果因为某些程序性的问题而被宣判无罪, 他们再次进入社会, 对于公众来说, 将是极大的威胁, 他们对于公众、社会再次造成损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有些甚至是用经济数字所无法衡量的。

“迟到的正义为非正义”。通过辩诉交易, 被告人主动认罪, 辩诉交易获得了如果案件去审判本该获得的同样结果, 但是没有花费审判的时间和费用。例如, 在一个刑事案件中, 检察官由于缺少充分的证据, 法院大部分情况下会宣告被告人无罪。通过辩诉交易, 使案件得到迅速审理, 审判诉讼程序得以简化, 同时节约了诉讼成本, 提高了诉讼效率。

(三) 从法官角度来说

辩诉交易的拥护者认为, 法院需要辩诉交易, 以免法院在严重的积案压力之下崩溃;法官已经习惯性地依赖辩诉交易程序, 以便高效、及时地处理一些案件 (很多评论者将辩诉交易视为缓解案件压力的方式) ;交易缩短了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 (Santobello v.New York, 404U.S.257, 261 (1971) .州法院的重罪案件, 从逮捕到量刑, 审判比辩诉交易耗时长59%。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U.S.Dep’of Justice, Sourcebook of Criminal Justice Statistics—1996, at 477 fbl.5.60 (1997) .审判比辩诉交易耗时长35%) ;[19]辩诉交易减少了开支, 使得法官能够更有效地配置掌握的诉讼资源。

四、小结

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可行性分析 篇10

摘 要：最具“美国特色”的莫过于陪审制度和辩诉交易制度。而辩诉交易制度不仅是美国，在其他法典制和非法典国家的司法实践中也广泛运用此制度。我国虽未引进辩诉交易，但随着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学术界和司法界中对辩诉交易给予了广泛的关注。本文将分析辩诉交易在我国是否具有可行性。

关键词：辩诉交易；当事人主义；诉讼效率

一、辩诉交易概述

辩诉交易（Plea Bargaining），又称辩诉协商（Plea Negotiation）或者辩诉协议（Plea Agreement），是指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在法院开庭审判之前，对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问题进行协商谈判和讨价还价来达成由被告人认罪以换取检察官较轻的犯罪指控甚至不起诉的协商程序。

辩诉交易可溯源于美国19世纪80年代的康涅狄格州，1970年，联邦最高法院才首次考虑辩诉交易的合法性，即在这一年审理的（Brady V. United States）布雷迪诉美國一案中，初次肯定了辩诉交易的合法地位。更具历史意义的是1974年美国修订了《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中对辩诉交易的一般原则和程序做出了明确规定，使之正式成为美国的一项司法制度。

二、我国建立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

（一）现实基础

我国刑事案件数量仍然处于一种逐年上升的状态。据统计，2015年各级法院审结一审刑事案件109.9万件，判处罪犯123.2万人，同比分别上升7.5%和4%。

科技的不断进步，重大、疑难、新型的专业性强的案件日益增多。面对这样专业性的案件，法院大部分缺少关于其专业的知识，给诉讼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案件数量的增加给刑事司法系统带来了压力。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普遍提高，更多的人采用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从而增加更多的司法成本和资源。辩诉交易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可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引入辩诉交易制度，是缓解我国当前司法系统面临压力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二）实践基础

近年来一些司法机关也开始了勇敢的改革尝试。例如，被媒体称为“中国第一起辩诉交易案”的牡丹江铁路中级人民法院处理的一件故意伤害案，采用模仿的则是辩诉交易的方式。全部庭审过程仅用了25分钟的时间，达审判效率十分之高。由于该案证据收集十分困难，控辩双方进行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检察院建议法院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法院也认可了辩诉双方的“合意”做出了最后判决。

由此可见我国已经出现用类似辩诉交易模式解决案件的情况，此案中，法官对这个交易过程进行了实质性的审查，保证了被害人真实意思的表达。更好的得到了双赢的局面，从被害人角度来看，被害人得到了赔偿，不用在经过繁琐的侦查审判程序，可以更好的进行治疗。从控方角度来看，对于犯罪嫌疑人抓捕和证据收集都具有难度的情况下，用辩诉交易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这是最明智的手段。对于被告人来说，这样的模式可以降低自己的量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有效率的诉讼制度。

（三）规范基础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明确法律条文确立辩诉交易制度，但是我国多年实行的“坦白从宽”的形势政策其实与美国的辩诉交易制度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被有关机关发现后，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换句话说坦白自己的犯罪行为是为了得到法律宽大的处理。如果犯罪嫌疑人坦白，那么在量刑上则会有减轻、从轻的刑罚。这种模式很类似于辩诉交易制度，都能降低司法的成本，提高司法效率。当然我国的“坦白从宽”政策跟辩诉交易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无论怎么说，这也是辩诉交易在我国运行的一点规范基础。

（四）理论基础

我国如果要借鉴外国生命力旺盛的诉讼制度，必须先对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进行分析。辩诉交易充分体现了美国人的务实精神，他们追求是实用主义。美国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杜威认为“思想、概念和理论只不过是人为了达到目的的工具，只要对机体适应环境有用，他们就是真理”。正是这种哲学观念，影响了美国的诉讼制度，他们认为司法的首要目的是解决纠纷，而不是绝对的理想和公正。辩诉交易制度既可以使被害人尽快的获得补偿，又可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使被告人也可以避免被判重刑的风险。可以说是各方都可以在辩诉交易中获取利益，这才是这项制度的内在动力。

美国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结构，是辩诉交易的制度基础。我国现处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模式发展的趋势，因此具有制度的土壤基础。我国引入控辩式的庭审方式，成功将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进行融合，逐渐的向当事人主义发展，也重视被告人的权利。此时，控辩双方的权利趋于平等，这恰恰是实现辩诉交易制度的前提和保障。有学者认为，在我国检察机关的权利过大，实行辩诉交易制度很有可能会为腐败提供赖以生存的摇篮。2015年出台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中，削弱了检察机关的部分权利，加强了检察机关的责任。这样看来，我国正在趋近于想达到控辩双方地位的平衡的一种状态。这更能使得辩诉交易在我国可以茁壮健康的发展。

综上所述，辩诉交易制度会提高司法效率，也可以解决司法机关实际面临的一些疑难问题。例如在自诉案件中，被害人很难拿出足够法院立案的证据，这种情况会导致法院不予立案，被害人起诉困难，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如果用辩诉交易制度来解决这类轻微刑事案件，那么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最大化，也不会增加公诉方的负担。因此我国应该引入辩诉交易制度。

参考文献：

[1]李学军主编.美国刑事诉讼规则[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2][美] 弗洛伊德·菲尼《美国的刑事诉讼法改革：对两项改革的历史经验；排除规则与公开的辩诉交易》.

[3]《辩诉交易在中国》，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3月版.

[4]麦高伟.陪审制度与辩诉交易[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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