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艺音乐

鲁艺音乐（精选六篇）

鲁艺音乐 篇1

一、延安时期鲁艺音乐的创作与传播

1.鲜明的时代精神与民族风格。延安时期的音乐创作从内容到题材都是围绕抗战这一主题展开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战。”这样,抗战不但是鲁艺音乐创作的出发点,更是其最终目标,鲁艺创立的宗旨就是为抗战培养干部。当时很多延安的艺术家、音乐家都是为了抗战而来到这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他们的热血与激情,创出了许多动人的旋律与歌词。例如,当时的著名音乐《农村曲》中提到:“加入游击队,前线去斗争,我想跟你去,打死东洋兵。”[1]41这都表达了当时人们抗战的意志与决心,有着感人的艺术效果。延安时期的鲁艺音乐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格,当时陕西根据地很多是农民,他们在战争中担任着重要角色。民间音乐通过舒适的心情,真正展现了他们的情感与心理,其不但适合抗日宣传的内容,而且还创立了新的中式音乐。这样,在强烈民族意识指导下,鲁艺新民族音乐得到广泛传播。

2.西方音乐形式及创作技法的借鉴。延安鲁艺时期,开始追求及探索中西音乐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音乐家们开始尝试创作中式西方音乐作品,这是鲁艺新音乐形成时期的创作特点。冼星海曾说:“音乐推广是我们最高级别的任务,音乐必须有力量、速度。音乐风格及形式并不是要复制模仿西方音乐,创作者可以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新兴中国音乐。”[2]57作为西方音乐内容的音乐会,在延安的鲁艺音乐上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并将其转化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民谣形式。这样,鲁艺音乐在借鉴西方音乐形式的基础上,通过技术创新,最终形成了国家形式的艺术,使得中国传统的旋律,在西方打击乐器及中西乐器的融合下,形成了一种民族化的艺术。实际上,五四运动以来直到抗战爆发之前,一些音乐家已经开始探索新的音乐形式,但在当时背景下还没有传播开来。然而,在延安时期特殊的背景下,该种音乐形式更为大多数的人所接受。

3.鲁艺音乐创作的意义及重要影响。鲁艺音乐在当时发挥了组织民众并鼓励群众投身民族解放斗争的作用。鲁艺音乐产生于抗战时期,特别是当时大型歌剧《白毛女》引起了当时全国广大群众的极大兴趣与欢迎,为中国民族音乐形式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重要参考,开辟了鲁艺新音乐发展的道路。鲁艺音乐作为振奋民心的重要工具,极大提高了战区军民的战斗热情,而且还为当时精神文化生活及生产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鲁艺音乐虽然在表现手法及音乐形式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别,如《白毛女》中的创作形式各不相同,而其创作经验及模式对歌剧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艺音乐为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在汲取西方先进音乐创作形式基础上,将中国传统音乐发扬光大,通过不断创新音乐创作手法,提升中国音乐的质量与水平。总之,鲁艺音乐是无产阶级优秀作品的集成,每部作品都经受了中国革命血与火的考验,推动着中国艺术事业的不断发展。

二、鲁艺音乐教育及新音乐体系的创立

1.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模式。从聂耳时代以来便开始了新式的音乐创作活动,经历救亡运动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思想体系。鲁艺音乐学院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建立的第一所培养音乐人才的院校,其在音乐教育上有着非凡的成就,为培养音乐人才开辟了新的道路。鲁艺音乐教育不但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还为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鲁艺建立之初,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认为一些爱好音乐的青年缺乏应有的理论素养及相应的音乐知识。党中央要求鲁艺应培养抗战所需要的音乐干部,他们应具备各种能力,如不但要有开展歌唱活动的能力,而且还能根据形势的需要创作出各种题材的歌曲,以鼓舞群众抗战热情。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音乐教育模式,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教育体系,其核心应服从抗战的需要,培养切合实际的音乐人才。鲁艺音乐教育就是要让人们了解音乐在挽救民族危亡、鼓舞抗战士气上的重要作用,并吸引学员树立牢固的艺术观。根据以上要求,鲁艺在音乐教育上安排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课。在专业课教材的选取上,还增添了民间音乐的内容,同时还有苏联音乐及国外革命音乐教材等。这些教材在其他音乐院校中是很难涉及的,而鲁艺则将其作为音乐教育的重要内容,以帮助学员扩大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3]106。

2.鲁艺新音乐体系的创立。鲁艺音乐从创建到东北解放区之前主要经历两个方面的探索,其以文艺整风为分割点。前期主要探索音乐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音乐艺术家及音乐创作队伍,他们逐渐成为各地区音乐工作的骨干及主创力量。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思想上探索了当时文艺工作最根本的问题及其解决思路。由此,鲁艺逐渐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创作风格,并采取民间艺术的形式加以改造,创造出新的人民艺术。鲁艺的新音乐指的是音乐与歌剧、舞蹈等融为一体,并在中国传统歌剧基础上借鉴戏曲及欧洲歌剧而形成的一种新音乐,如作品《白毛女》便是音乐与戏剧两种艺术部门师生共同创作的。这种音乐创作形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广受群众、士兵及干部的欢迎。在音乐创作上,鲁艺坚持自己的审美观点,而并不是一味地模仿,根据中国人民的现实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音乐风格的歌曲。例如,第一期学员安波、郑律成等,他们的音乐创作风格便沿着不同于他人的风格进行创作,并强调要从音乐中听到人民的心声。总之,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以来,鲁艺音乐创作便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许多学员深入边区基层,使得以秧歌剧为代表的音乐创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真正形成自己的音乐风格。这些音乐作品广受群众欢迎,同时一些作品鲜明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精神追求与审美情操。

三、鲁艺新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道路

1.鲁艺新音乐的民族化、大众化道路。20世纪初,西方音乐传入中国后便掀起了一股学习西方音乐的热潮,中国的传统音乐则受到了冷落。当时,留学归来的赵元任、萧友梅等人极力提倡中国民族音乐。延安时期鲁艺更将其拓展到民间音乐领域,使得中国音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当时背景下产生了一种新的音乐形式,极大影响了以后的音乐发展模式。1936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民族化问题,强调了中华几千年民族文化遗产及民间文化的重要性。鲁艺音乐已经开始探索中国传统音乐如何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强调挖掘、保护与振兴民族音乐的重要性。鲁艺的教育方针便提出,建设中国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这都体现了鲁艺先进、完备的特点,为鲁艺音乐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1939年初,鲁艺便成立民歌研究会,开始搜集、整理及研究民歌工作,并相继有《绥远民歌研究》、《陕北民歌研究》等问世。冼星海曾在其《为什么研究民歌》文章中提出:“研究民歌就是为了追求真实,更生动的反映大众生活,通过民歌去了解群众真实心声,以创造出最具国际性的歌曲。”[4]67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继承及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性,之后便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及运用民族音乐进行创作的热潮。这次音乐采集活动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正视民族音乐的空前活动,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与保护有着巨大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鲁艺音乐的民族化趋势明显,在创作思想上认真贯彻《讲话》精神,在农村、工厂等地采风,学习民间、民族音乐,采用其素材创作歌曲,以凸显民族风格。这一时期出现的优秀作品主要包括《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蝴蝶泉边》、《洪湖赤卫队》、《长征》、《梁祝》等,其不断充实社会主义的乐坛,成为一代的音乐符号,是中国化音乐发展的里程碑。

2.开辟中国化音乐的创作路径。鲁艺音乐在革新传统音乐与音乐创作上有着巨大的成就,其在挖掘民族音乐的同时,便开始研究如何更好继承与改革传统音乐形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及语言等深入生活实际。在歌曲方面,鲁艺音乐主要以开展群众性歌咏活动为主,创作出反映新时代、新思想的歌曲,涌现了一大批广受群众喜爱的独唱、合唱等新曲目。这些歌曲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冼星海在吸收民间号子、西北曲调、对唱等传统音乐元素基础上,通过多部和声及复调题材而创作的具有时代精神及民族气节的《黄河大合唱》。该作品是一部享誉海内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合唱作品,对后来的大合唱及其他题材的创作具有深远的影响。另外,鲁艺的说唱音乐也有了重大变革,其中以秧歌剧及新歌剧的创作最为成功,其采用当地语言、文学等来展现群众的苦衷与愿望,该形式便契合了当时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并迅速普及下来。同时,他们在秧歌剧基础上,借鉴西洋歌剧中的表现手段,并根据剧情及人物的需要,创作出了《白毛女》这种深刻揭示人民群众生活的大型艺术歌剧。可见,鲁艺音乐采用的正是中国化音乐创作的模式,对中国的音乐工作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艺将中国传统音乐进行了有效的改造与创新,弘扬了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其从人民生活中吸取“养料”,并结合西方优秀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音乐形态不断演进,创作出了符合历史发展、反映社会生活的新音乐。

摘要：鲁艺音乐非常重视音乐艺术的民族化、大众化,并结合世界优秀音乐的表现形式,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发展道路,使得中国音乐不断发展变化并立于世界音乐之林。

鲁艺音乐 篇2

摘 要：延安“鲁艺”的新型音乐体裁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延安“鲁艺”音乐在推动新中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同时，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关键词：延安鲁艺音乐；红色经典；价值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2-0239-02

延安“鲁艺”音乐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20世纪“新音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鲁艺”为新中国的音乐创作摸索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延安“鲁艺”音乐创作从抗战歌曲到大合唱，从以秧歌剧为代表的歌舞音乐，再到新歌剧，完成了中国新音乐创作的跨越，奠定了我国“红色经典”音乐的基础。

一、新型音乐体裁的探索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技术积累

抗战时期，延安“鲁艺”的音乐家创作了大量的歌曲。伴随着延安“鲁艺”歌曲创作的丰富，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相继创作了大型合唱作品《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等。自这两部作品为起点，在延安掀起了“合唱运动”的热潮。之后短短的二、三年间，延安相继产生了三十多部大型的大合唱作品。冼星海自己也认为《黄河大合唱》是一次崭新的尝试。“《黄河》歌曲的创作，虽然产生在物质条件很缺乏的延安，但已经创立了现阶段救亡歌曲的新型歌曲了。”①虽然此后延安“鲁艺”时期创作的大合唱作品中，其艺术成就远没有超越《黄河大合唱》，但是这一时期的大合唱音乐创作，从延安传播至全国，其团结奋进、勇于抗敌的精神在群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大合唱作品的创作也奠定了中国合唱艺术的基础。

建国后50、60年代，随着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的创作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合唱作品。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江上的歌》《祖国颂》《红军根据地大合唱》等等。还有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创作的大型合唱作品《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

新歌剧也是诞生于延安“鲁艺”时期的一种新型音乐体裁。1945年，延安集体创作的《白毛女》被赞誉为中国新歌剧的奠基之作。《白毛女》的成功演出，在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虽然关于创作手法引起了众多争鸣，但毕竟在我国歌剧是新型产物，创作者一边创作一边摸索着中国新歌剧的发展道路。在陆续几年的争鸣、反思和改进的大讨论中，中国新歌剧的发展逐步走上了繁荣的道路。如《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等。1957年“新歌剧讨论会”后的10年间又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如《洪湖赤卫队》《红珊瑚》《江姐》等。可见，延安“鲁艺”初期的歌剧，虽然音乐结构简单、歌剧表现手法不完美，但自《白毛女》诞生后，其创作经验和创作模式影响中国剧坛半个多世纪。

二、民间音乐研究开拓了“红色经典”音乐创作的新模式

“鲁艺”在延安的7年多的时间里，始终坚持对民间音乐进行研究和探索，在音乐领域做出了极大贡献。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一直贯穿于音乐系的教学和创作中。这一时期，对于汲取民间音乐精华而创作的成功经验也备受关注。尤其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演出后，关于民族民间音乐与创作的研究和讨论异常热烈。

1938年7月，延安“鲁艺”音乐系在吕骥的倡导下，成立了“民歌研究会”，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民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出版了《绥远民歌集》《陕北民歌集》。1941年2月，“民歌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该会在探求音乐创作的民族风格，改造和利用旧形式，创造新形式，学习民族传统，借鉴西洋音乐等方面树立了榜样”。②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的《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延安“鲁艺”的民间音乐研究工作得以深入的发展，其视野从收集整理民歌扩展到说唱、戏曲，其创作从歌曲延伸到秧歌剧、歌剧。此后，陕北大地上掀起了“新秧歌运动”，出现一批新秧歌，如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1945年，贺敬之、马可、张鲁、瞿维等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是学习和研究民间音乐的成功体现，它为中国歌剧创作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延安“鲁艺”的民族音乐研究，开拓了音乐创作的新模式。新中国成立后，音乐家继承了延安“鲁艺”音乐的创作传统，开拓了新音乐的发展，创作了大批优秀作品，如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克拉玛依之歌》《蝴蝶泉边》《乌苏里船歌》等等。

三、毛泽东《讲话》精神为“红色经典”音乐指引了创作方向

“政治体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艺术，以支持或反对它们的发展，以给它们一定得激励。古今中外，我们都可以发现政治多少直接或间接地干预音乐舞台，致使一些音乐服务于政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③

延安文艺座谈会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这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理论和政策。”④

延安“鲁艺”的音乐工作者聆听《讲话》之后，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去，投身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向民间艺术学习，并且尽力创作了适应他们的欣赏口味的新音乐。“鲁艺”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作品易学、易唱，贴近生活，反映抗战时事，群众参与性强，曲调简单，节奏明快，深受群众喜爱。音乐家们在向底层民众普及新音乐的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化新音乐的创作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毛泽东《讲话》指引了延安“鲁艺”的创作方向，确立了音乐创作的“革命性、民族性、大众性”的风格特征。延安“鲁艺”的音乐创作受到了当时抗战时局的影响和共产党文艺政策的指引，力求作品以抗战为目的、以现实为题材，服务抗战、贴近民众，扎根民间音乐。建国后的音乐创作也秉承延安精神、“鲁艺”精神，以《讲话》为指导，创作了一大批以“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为特征的优秀“红色经典”音乐作品。endprint

四、专业的创作队伍为“红色经典”音乐提供了人才储备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一直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争，一部分文艺青年及爱好音乐的青年人奔赴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延安逐渐聚集起了一批艺术人才。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办了多所大学，其中包括专门培养艺术人才的鲁迅艺术学院，简称延安“鲁艺”。“鲁艺”聚集了众多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音乐人才，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音乐工作者。

延安“鲁艺”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的第一所培养艺术人才、艺术管理干部的院校。它在音乐教育上创立了一个崭新的体系，在培养艺术人才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鲁艺”音乐的发展和创新不但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有实际工作能力的音乐艺术干部和一批专业创作人员。

建国后，“鲁艺”的众多师生成为各地区音乐工作的领导骨干和音乐创作的主要力量，他们呕心沥血地为新中国音乐艺术的创作、教学及音乐事业的发展继续做着贡献。如音乐家安波，1938年2月入“鲁艺”音乐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从事民族音乐研究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创作了歌剧《纪念碑》和《草原烽火》。1964年，他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任编导和音乐组长。再如音乐家刘炽于1939年入“鲁艺”音乐系，师从冼星海学作曲和指挥。建国后他创作的著名作品有歌剧《阿诗玛》、大合唱《祖国颂》、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等。

延安“鲁艺”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人民音乐家，还培养了众多的文艺干部。如吕骥担任中国音协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李焕之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中央民族乐团首任团长兼指挥等职。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辛勤耕耘，为我国的新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总之，延安“鲁艺”时期的音乐生产和传播活动对国民的音乐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她的历史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艺术范畴内，更体现在政治范畴中。延安“鲁艺”音乐文化的创造奠定了中国“红色经典”音乐文化的基础，当代“红色经典”音乐的流行与传播正是延安“鲁艺”音乐文化精神的传承和社会影响力的必然结果。

注 释：

①冼星海.我怎样写《黄河大合唱》.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22.

②谷音，石振铎.东北现代音乐史料.第二辑（内部资料）.1986.16.

③伊沃·苏皮契奇.社会中的音乐：音乐社会学导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5.140.

④黄华.陕北礼俗音乐的考察与研究.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156.

参考文献：

〔1〕王培元.延安鲁艺风云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曾刚.山高水长：延安音乐回忆录[M].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3〕计晓华.试论延安鲁艺时期中国化的音乐创作[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4，（2）：42-45.

〔4〕白玮.“鲁艺”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塑造[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6，（4）：3-7.

延安时期鲁艺音乐教育的历史实践 篇3

一、鲁艺的创建与历史

1938年1月, 为了纪念在1932年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 延安创作了四幕大型话剧《血祭上海》并公演, 这次公演推动延安艺术界新阵地的建立, 也就成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1938年2月, 由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领衔, 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和周扬作为共同发起人, 发布了由艺术教育家沙可夫起草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 是为了培养抗战艺术工作干部, 便于向群众宣传革命, 并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力量, 使得艺术这样武器在抗战中发挥最大的功效。同期, 大批文艺工作者陆续投奔延安, 也为创办鲁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同年4月10日, 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 设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四个系, 沙可夫同时兼任副院长和教务处处长, 全盘主持鲁艺的工作。1939年夏天, 为配合中共中央加强在华北敌后文化工作及文艺干部培养的决定, 鲁艺与陕北公学、工人学校、青训班合并, 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奔赴前方。同年底, 鲁艺留存延安的部分师生恢复鲁艺, 由吴玉章任院长, 周扬担任副院长。1940年后校名全称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 鲁艺并入延安大学, 成为延安大学文艺学院。1945年日本投降后, 11月鲁艺由周扬带队, 随延安大学一同迁往东北新解放区。1946年7月, 抵达佳木斯并于同年9月更名为东北大学文学院。在延安的七年半时间里, 毛泽东对鲁艺相当关心, 亲自写下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并且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将鲁艺的教育方针定为: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的专门人才, 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毛泽东还指出, 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 是成为一个伟大艺术家不可或缺的条件。而鲁艺在此期间, 克服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坚持办学。其中, 文学系共办学四届, 音乐、戏剧、美术系各办学五届, 培养了685名各类艺术人才。作家马烽、西戎、沙汀、何其芳、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等革命文艺工作者都曾在鲁艺工作学习过。培养出了包括穆青、贺敬之、冯牧、罗工柳、李焕之、郑律成、刘炽、莫耶、王昆、成荫、李波、时乐蒙、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在内的优秀文学家、艺术家。同时, 鲁艺还根据战时实际情况和地方的需要, 培养和训练了大批直接为抗战服务的文艺战士。极大的活跃了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文化生活, 振奋激励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 起到了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战斗作用, 受到敌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延安时期的鲁艺音乐教育

在抗战时期的大背景下, 鲁艺成立之初条件相当艰苦, 利用延安旧城北门外一处半山坡上的土窑洞, 由师生员工自己动手盖起简陋的平房, 并重新挖了两排除土窑洞, 将山下一处废弃了的文庙修整后作为教学活动的场所。图书馆本是高校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 然而鲁艺在建院初期只有大约三四千册图书, 借阅一本文学名著往往需要提前几个月在图书馆预约登记。为了缓解借阅困难, 学院的师生开始自发的动手抄书, 从抄录诗歌、散文、中短篇小说, 发展到抄录剧本和长篇小说。由于国民党长期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 延安的各种物资严重匮乏, 所有机关、学校的物质生活都非常艰难, 鲁艺也不例外。食物以小米饭土豆南瓜白菜为主, 基本上无副食无油荤;单衣每年一套, 棉衣三年一套;七八个人一孔窑洞, 睡火炕通铺。尽管物质条件艰苦异常, 鲁艺的师生却一直保持着高涨的学习热情与奋发的进取精神。可供点灯的油不够, 大家就早睡早起, 充分利用白天的时间学习, 或是在月光如水的夜晚到窑洞外借着月光看书。作为对场地器材要求极高的音乐学府, 鲁艺音乐系没有音乐厅、琴房、音乐教室、甚至仅有一架风琴, 少数几把小提琴及二胡等民族乐器。没有场地, 技能课就在窑洞中进行, 天气许可的时候, 就在室外的草地或山坡上练声、排合唱。缺乏教材, 由曾在上海国立音专学习过的教员自己带来教材。1939年10月, 印度援华医疗队将其从国内带来的一些音乐唱片、书籍和一台唱机赠送给鲁艺音乐系, 使音乐系的教学条件及教学参考资料有了极大的改善, 并由此开设了音乐欣赏课。乐器极度匮乏, 师生就利用各种废旧材料自己动手制作出简陋的低音胡琴、大提琴、小提琴等乐器。直到1941年, 周恩来将一台别人赠送给自己的钢琴由重庆运往延安, 转赠给鲁艺音乐系, 音乐系的师生才开始用上钢琴。正是鲁艺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艺术情调, 为共产党培养了一大批抗战文艺干部和工作者。学生们在这里如饥似渴、分秒必争地读书、学习、互相帮助、互相促进。除了刻苦学习, 鲁艺音乐系的师生还先后组织了民歌研究会、音乐工作团、音乐研究室、合唱团、乐队、演剧团、歌咏队等, 分赴农村与街头, 学习群众的语言, 搜集记录音乐素材及民间小调, 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 对音乐作品创作的形式与内容、表演风格和特色等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抗战时期, 鲁艺的音乐作品除了审美功能, 更多的是适应当时抗日救亡宣传的需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1939年, 根据著名诗人光未然的诗篇《黄河》, 冼星海连续写作六天, 抱病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音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奔放、豪迈、铿锵有力的诗句、旋律和强烈的情感, 构成了这部作品的艺术特色, 被公认为是一部反映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音乐史诗。1945年, 在周扬的倡导下, 鲁艺音乐系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 创作出一部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著名的歌剧《白毛女》, 并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 经久不衰。除此之外, 鲁艺音乐系还创作演出了《生产大合唱》、《农村曲》、《兄妹开荒》、《军民进行曲》、《夫妻识字》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可以说, 延安时期的鲁艺音乐系在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中, 走在了最前列, 成为显示人民抗战决心与力量的中流砥柱。

三、鲁艺音乐教育实践

鲁艺音乐教育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与其在抗战大背景下灵活的办学方式是分不开的。严峻的革命形势和迫切艰巨的任务, 使鲁艺音乐学院从开始就不能如同其他音乐学府一样按部就班的办学, 只能积极适应战时的需要, 运用灵活的学制, 采用形式多样的办学方式, 尽快为前线培养输送艺术干部。就其学习来说, 因现实情况的不同采取的短期培训式学制, 第一、二届学员采取的是三三制学制, 即学员在六个月的学习时间里, 入学后先在学校学习三个月, 然后统一到前线实习, 之后再回校学习三个月毕业。第三届则开始四四制学制, 学员的学习时间为四至八个月, 分为初级和高级班。初级班学员学习四个月后实习, 然后选择留在前线或是返校进入高级班继续学习。这种学制便于学生边学习边熟悉抗战前线情况并为之出力, 是为了适应当时的抗战环境和实际需要而制订的特殊学制, 也是鲁艺音乐系对快速培养抗战服务音乐人才进行的一种探索。抗日战争进入相对峙的阶段后, 鲁艺音乐系及时调整办学方法, 趋向于专门化和正规化, 开始了由普及向提高的发展探索阶段, 并以西方专业的音乐教学体制为基础, 对民族音乐教育进行强化。因此, 第四届学习期限最长, 最初定为三年, 后来由于整风运动, 事实上只学习了两年半。鲁艺于1943年被并入延安大学后, 音乐系的学习年限从三年变为两年, 由于提倡下乡运动, 学生校外实习的时间明显增多, 纷纷奔向部队与农村, 在广大军民中去接受锻炼开展工作。在教学方式上采取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锻炼相结合, 在音乐创作上坚持由自主创作和民间艺术相结合。正是在这一时期, 创作出了一批类似《白毛女》这样有影响力的作品。鲁艺音乐系这种灵活的办学模式, 在抗战时期为前线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音乐人, 创作出的音乐作品, 在受到广大军民热烈欢迎的同时, 也在服务于抗战这一时代主题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并为我国高等音乐教育积累了宝贵经验, 作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参考文献

[1]刘永昌.延安鲁艺开辟民族音乐之路[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 2008 (6) .

鲁艺音乐 篇4

2012年对延安具有特殊的意义, 因为在七十年前的今天, 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延安的讲话纪念日, 所以, 这样一个年份值得铭记, 同时, 在这一年本着一个电视人内心的责任感, 驱使着尝试去拍摄《大鲁艺》这样一部电视剧。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日夜不断的努力, 多为电视工作者不知疲劳, 带着很高的激情讲述了对那段烽火岁月中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经过一段珍贵的历史镜头, 通过对艺人的了解, 让人民可以重回那段让人铭记的历史中。

在CCTV、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电视台三家媒体的合作摄制, 《大鲁艺》的五级纪录片得以顺利完成, 正处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日之际, 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这部纪录片重点讲述了鲁迅美术学院的成立和成长过程, 讲述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整个过程, 同时, 还重点阐述了延安一些很有特点的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 进行了详细准备的记述。从现在年轻一代的角度出发, 这部纪录片很好的重现了那段历史, 对当今社会了解那段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每一位国人观看, 同时从纪录片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角度出发, 也值得一看。

二、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和主要内容

《大鲁艺》这部纪录片从片头一开始就特别的精彩, 十分吸引人的眼球和观看欲望。版画是鲁迅美术学院的王牌专业, 同时也代表着延安时代的美术特色。大鲁艺就是采用的以版画形式为主的片头, 配以鲁迅美术学院经典的院歌, 这样的片头设计直接将观众吸引到了那浓烈的时代氛围之中。

《大鲁艺》在整个拍摄结构非常完整, 十分连贯。从第一集的开始“宝塔山下”为起点, 讲述了毛泽东对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建提议, 在以黄河大合唱为特色文化, 将延安精神逐步推向高潮。第二集“延河春晓”则重点讲解鲁艺的搬迁经过, 是怎么搬到大教堂后, 这时鲁迅艺术学院的文学艺术精英人才众多, 为学院的发展以及办学提供的重要的人才支撑, 学院迎来了重大发展时期。第三集“五月盛会”重点讲述在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 毛泽东为什么要重视文学艺术工作, 怎样与一百多为延安文艺人士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毛泽东的讲话对鲁迅美术学院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扭转了鲁艺“封闭提高”的发展趋势, 让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从此走出了小鲁艺, 走向了大鲁艺, 这就是纪录片种“植根沃土”的主题。在此基础上长了许许多多的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反应了当时生活斗争的艺术作品, 例如:人民熟知的《东方红》《南泥湾》等经典作品。最后一集“风云征程”讲述了抗战结束后, 鲁迅艺术师生走向全国各地实践国家的土地改革运动, 参与解放战争。在祖国站起来以后, 鲁艺师生流向祖国各地, 但是鲁艺师生在党的文艺事业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祖国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大鲁艺》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方面是开阔了眼界, 跳出了鲁艺本身的历史, 从“小鲁艺”为突破口, 重点反映“大鲁艺”, 让人民看到了国家未来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另方面是通过讲述历史和人物相结合。通过讲述鲁艺的艺术老人给人一种真实的冲击感。因为那个年代的亲历者随着年龄的逐步增加, 未来可以采访的机会将逐渐减少, 所以, 《大鲁艺》的史料价值已经被定格。通过采访亲身经历者, 既然今天的人民了解了当时鲁艺人的经历和感受, 同时更重要的是了解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领导对国家文艺事业的重视, 对当时文艺工作者的关爱, 以及那些已经离世的文化工作领导者、文化艺术家的努力与贡献。包括很多现代已经忘却的文艺工作者和艺术家, 但是需要了解历史、牢记历史, 历史不容忘记。

四、总结

在《大鲁艺》的拍摄过程中, 条件和环境十分辛苦, 但是又做的特别的精致, 其中重要的不是精美的构图, 是那些被采访者的眼神, 是被采访中迸发出的永远不应被遗忘的精神。现在人们回头看完历史, 内心总是复杂的, 因为“那是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 一个昭示未来的精神坐标。”为今后的年轻一代了解延安精神、了解鲁艺、了解过去的文艺事业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摘要：延安是国家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在人民心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地方, 在这个贫困的地方, 有中国八大美术学院之一的鲁迅美术学院, 就更为这个地方增添了传奇色彩。通过对上百位鲁艺人的了解, 讲述了在这个贫困地方发生的难忘的经历, 在一连串的历史镜头中, 似乎给人重返现场, 进入这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之中。

关键词：传神之笔,创作,《大鲁艺》,延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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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音乐 篇5

1938年4月10日, 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1940年5月, 鲁迅艺术学院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4月, “鲁艺”并入延安大学, 成为延安大学的一个学院, 更名为鲁迅文艺学院。1945年11月, 由于形势的变化和革命的需要, “鲁艺”师生分散进入了华北、东北等解放区, 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鲁艺”建校时, 坐落在延安北门外的半山坡上, 1939年7月迁到延安东郊的桥儿沟天主教堂。教堂始建于1930年, 竣工于1934年, 1937年1月被征用为中央党校礼堂。“鲁艺”迁来后, 这里就成了一个学习、谈论、研究艺术的高校, 远近闻名。

“鲁艺”创建伊始, 设戏剧、音乐、美术三个系, 院长一职空缺, 沙可夫任副院长, 并兼任教务主任。张庚任戏剧系主任, 吕骥任音乐系主任, 沃渣任美术系主任, 第一届招收学员60余人。第二届招收学员时, 学院增设了文学系。1939年11月, 中央任命吴玉章为“鲁艺”院长, 宋侃夫任党总支书记, 周扬任副院长, 由周扬主持“鲁艺”的日常教学与管理工作。

“鲁艺”最初的学制, 采取“三三制”, 即先在“鲁艺”学习三个月, 然后到部队、前线、基层实习三个月, 再返校学习三个月。1940年, 周扬提出“鲁艺”办学正规化、专门化的要求, 与之相适应, “鲁艺”的学制也延长为三年。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艺工作, “鲁艺”的创建其实也是酝酿已久。早在1936年11月, 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文学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成立, 毛泽东同志到会发表讲话时, 就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 我们也要文的了, 我们要文武双全。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意停止内战者, 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1]41938年2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设宴招待话剧《血祭上海》演职员时, 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需要文化艺术的队伍, 这个队伍需要扩大。应该成立一个抗大、陕公式的艺术学校。我愿意以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校的创立。”[2]3当时, 延安已经有了培养军事干部的抗日军政大学、培养政治干部的陕北公学, 但缺少一所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学校。而艺术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 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艺术工作对于中国革命非常重要, 加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急需大量的艺术干部, 所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很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 也有意要创建一所艺术学校。于是不久, 由毛泽东同志领衔, 与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联名发布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 指出:“在抗战时期中, 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 并且应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 这也就是说, 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问题”;“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广大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 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 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而专门关于艺术方面的学校尚付阙如, 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于是,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宣告成立。

“鲁艺”成立时, 发表宣言, 阐明办学的宗旨是, “培养抗战艺术干部, 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 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3]3。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培养艺术干部的高等艺术学校, “鲁艺”具有完整的高校体制。首先, “鲁艺”有自己的校训:“紧张、严肃、刻苦、虚心”, 这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其次, “鲁艺”有自己的校歌, 即《鲁迅艺术学院院歌》, 由沙可夫作词, 吕骥作曲。歌词是:“我们是艺术工作者, 我们是抗日的战士, 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 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 奋斗到底!学习, 学习, 再学习, 理论和实践密切联系, 一切服从神圣的抗战, 把握着艺术的武器。这就是我们的歌声, 唱吧, 唱吧, 高声地唱吧, 我们是抗日的战士,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再次, “鲁艺”有明确的教育方针, 并在实施教育方针的过程中, 形成了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育方针是:“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 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 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 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 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 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4]786“鲁艺”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比如《鲁迅艺术文学院教育计划及实施方案》就曾明确规定, “本院以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为教学之最高原则”。曾为“鲁艺”文学系学生讲授过《中国市民文学概论》的著名作家茅盾, 也曾说过, “鲁艺”的教学, “并不采取‘填鸭式’的教学法, 它是以学生自动研究、各自发挥其所长为主体, 而以教师的讲解指导为辅佐的”[2]42。

毛泽东同志对“鲁艺”的建立和发展, 一直都非常关心, 并付出了不少心血。他不仅是“鲁艺”的发起人之一, 参与了《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的制订, 而且一直关心着“鲁艺”的成长、发展与壮大, 比如“鲁艺”的校名就是毛泽东同志题写的。1939年, “鲁艺”举办建校一周年纪念活动, 毛泽东同志到会祝贺, 并为之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 革命的浪漫主义”, 对“鲁艺”的工作提出了希望。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之后, 1942年5月30日, 毛泽东又一次到“鲁艺”, 号召“鲁艺”师生要走出“小鲁艺”, 走进“大鲁艺”, 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 学习民间艺术, 创作新鲜活泼,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鲁艺”自1938年4月至1945年11月, 共招收五届戏剧、音乐、美术系学员, 四届文学系学员, 近700人, 还举办过各种形式的艺术干部培训, 为抗战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文学、戏剧, 还是音乐、美术, “鲁艺”师生都创作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文学方面。作为一所高等艺术学校, “鲁艺”师生中爱好文学的不在少数, 因此1941年, “鲁艺”爱好文学的师生成立了草叶社, 并编印了文学刊物《草叶》, 专门发表“鲁艺”师生的文学作品。《草叶》编委会由周立波、何其芳、陈荒煤、严文井等人组成, 从1941年11月1日创刊, 到1942年9月15日终刊, 每两月一期, 共出了六期, 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丰富了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宝库。同时, “鲁艺”还培养造就了贺敬之、康濯、冯牧、黄钢、秦兆阳、马烽、西戎等一大批中国现代著名作家。

戏剧方面。“鲁艺”有自己的实验剧团, 经常进行各种戏剧的演出, 并创作了大量优秀剧本。特别是1942年以后, “鲁艺”师生在《讲话》精神指引下, 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前进, 创作出一大批民族化、大众化的作品, 如《兄妹开荒》等秧歌剧, 而且在秧歌剧的基础上, 创作了我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之作《白毛女》。同时, “鲁艺”的京剧活动也很活跃。“鲁艺”成立了平剧研究团, 演出过京剧现代戏《松花江上》、《松林恨》、《刘家村》等, 还演出了《法门寺》、《四进士》、《打渔杀家》、《群英会》等一批优秀的传统剧目。

音乐方面。“鲁艺”师生创作了一大批脍炙人口、流传广泛的民族音乐精品, 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马可的《南泥湾》、郑律成的《延安颂》、安波的《兄妹开荒》等, 开创了我国民族音乐的新纪元。特别是《黄河大合唱》, 更是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典范之作, 在延安的演出, 盛况空前, 周恩来听后曾为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 为大众谱出呼声!”

美术方面。“鲁艺”对中国现代木刻艺术的发展, 作出了杰出贡献。“鲁艺”不仅成立了木刻工作团, 经常举办木刻展览, 而且在艺术上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被赞誉为“延安学派”。另外, “鲁艺”还拥有古元、力群、王式廓等一大批当时顶尖的木刻家。徐悲鸿在观看了全国木刻展览之后, 就曾异常欣喜地说, “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的天才, 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元”, “古元之《割草》, 可称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5]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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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艺音乐 篇6

1939年2月沃渣和江丰自刻自印创作套色新年画《春耕图》 (一说为《五谷丰登》1、一说为《春牛图》2) 和《保家卫国》, 这两张年画用三色套版印制, 各印了四十份。在延安东门外远郊区拐峁镇被分发给农家张贴在窑洞大门上。在江丰回忆中这幅作品中“男女农民并肩立在画的中心, 男执红樱枪, 女持当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 两人身前站着背木刀的男童。画面用黑红蓝三色套印。”被认为是抗战时期的新年画运动起始。

鲁艺木刻工作团在进行新年画创作时面对的是国民党对解放区的封锁, 年画无法进入解放区。时值新春, 解放区人民对年画的需求无法满足。同时, 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年画中的落后因素, 大量印发社神、钟馗等“神判” (判官图) , 并印上“中日亲善”、“大东亚新秩序”等反动口号, 企图在思想上麻痹群众, 侵华年画在解放区泛滥。3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共对民间艺术和美术宣传工作的重视。1939年冬在北方局敖垴村召开了以部队文艺干部为主的晋东南文艺界座谈会, 朱德在座谈会上提出:“对敌人的宣传我们应当给以回击, 我们应当宣传我们党和人民团结一致抗日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战绩, 这才是文艺工作者应尽的义务。”当下“笔杆赶不上枪杆”, 要求美术工作者“笔杆必须赶得上枪杆”。在进行新年画创作之前,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宣传工作也面临着如何将作品融入群众问题。早期在鲁艺学习使得美术工作者的作品中带有浓重的西化审美倾向, 工作团在前往晋东南的过程中举办的木刻作品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谢春在《抗战时期关于中国新兴木刻“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文中提到鲁艺木刻工作团早期作品在展览过程中被观众认为“作品内容不够深刻, 不够丰富, 不够生动, 最好有头有尾”, “形式不美观, 满脸毛, 不好看, 最好有颜色。”这些意见使木刻工作团工作者意识到了“民族化”的重要性。1940年春节前夕胡一川、杨筠、罗工柳和彦涵四人遵照北方局李大章创作新年画满足群众需求的指示。请了刻字工人, 买来廉价的有光纸, 用民间染布颜料创作出了《春耕大吉, 努力生产》《努力织布, 坚持抗战》、《军民合作》《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保卫家乡》八幅套色木刻年画, 趁赶集时摆摊出售, 反响空前。

彦涵创作了两幅新门神画, 描绘了肩扛步枪的八路军战士和身背大刀的民兵并肩走在一起, 另一张图中妇救会员和儿童团员, 手持红缨枪站岗放哨。上书“保卫家乡”四字。此外, 还有槽头画《春耕大吉》 (受传统《春牛图》的启发) (一个扛犁的农民赶着一头牛朝田野走, 表现民众为支援前线努力生产。画上刻有“努力生产”四字。) 在《保卫家乡》年画中为了适应门画而采用均衡对称的构图, 颜色上采用了喜庆的大红大绿。在图中彦涵将妇救会员的脚刻成了一双小脚。据彦涵回忆这是受当时解放区妇女大多都是小脚的影响, 无意识的举动。数十年后一位美国人认为这幅作品中“连小脚妇女都拿起了武器, 这样的民族是不可征服的。” 胡一川创作了《军民合作》和《开荒》两幅年画。吴继金在《论抗战宣传画》一文中认为胡一川到延安之后的作品与早期作品有明显差异。早期作品明显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 后期由于在敌后的工作开始探索油印套色木刻, 并融入了民间剪纸风格。并认为这种新型的版画为其后续的年画创作提供了“新路子”。《军民合作》以老百姓给八路军送子弹为题, 切合时局。这幅作品在创作中当地民众以生活经验为胡一川提供建议, 全部悉心听取。罗工柳的《实现民主政治》反映了抗战解放区通过民主选举方式来实行的民主政策。《坚持团结, 反对分裂》描绘了民众在战士的引领下团结在中共红色旗帜之下的景象。杨筠的《织布》和《纺线》反映了解放区的生产劳动实践。

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在新年画运动中取得了两个方面的成果。其一是推进了木刻本土化进程。鲁艺木刻工作团早期木刻作品受西方艺术样式的影响, 不被群众认可, 新年画的实践为其吸收本土艺术特色融入群众提供了契机。在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创作中做的第一个实践就是接受旧年画作坊, 掌握旧年画制作流程和工艺, 这为年画的大规模生产打下了基础。另外, 胡一川等人在接受了改造新年画的任务后, 请到了原在新华日报工作的王姓刻字工人又寻访到了民间套色水印师傅赵思恭, 将他们请入工作团内帮助美术工作、推广木刻水印技术。在此之前, 延安新年画大多用油墨手印, 印刷数量受限发行不广。套色水印技术的引入以及旧年画作坊, 使得新年画每种画稿印数多达成千上万份, 因而能够挤进旧年画市场满足群众需要4。此次新年画发行量达数万张, 在宣传力度与艺术效果上远胜于沃渣和江丰的新年画。在题材方面, 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继承了沃渣和江丰的新年画创作的经验, 将把军民作为主题的新年画的样式进一步确定下来, 取代了“神明”图像, 强调群众的主体性, 军人才是真正的守护者, 更加贴近民众生活。正是由于群众审美与新年画创作的结合, 加之套色水印技术在质量和产量上的优势, 使得这批新年画摆脱了旧年画以及西方木刻技法的桎梏, 扎根于本土之中。

其二, 木刻工作团新年画采用了市场化的销售模式。沃渣和江丰二人的新年画在传播过程中采用了散发的方式。彦涵《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年画和木刻活动》在文中提到了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最初是想要通过组织手续散发下去, 后来一些当地民众听到消息后提出想要用钱买, 因此觉得“可以通过出售办法考验一下新年画的效果。”同时罗工柳回忆中提到李大章同志认为赠送会使老百姓认为这是共产党宣传品而不喜欢这些年画。因此, 在农历腊月二十三日, “由胡一川和杨筠带着这些新年画到襄垣县西营集市上摆地摊出售。集市上摆有两种年画, 一种是小商贩的旧年画;另一种是工作团的新年画, 成为鲜明的对照。”5很快赢得关注, 新年画定价“角钱八张”“不一会儿就被赶集的人抢购一空”, 此后一个月中印出的年画全部售完, 标志着新年画市场化初步成功。

在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运动取得初步的成功之时当即受到杨尚昆等同志的表扬。彭德怀得知后在1940年的2月7日专门给木刻工作团送来了表扬信 (现存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信件中高度肯定了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工作, 认为“许多艺术工作者口喊着大众化, 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 而你们则已经向这方面走近一步了。”朱德在鲁艺报告中也提道:“在图画木刻方面, 有‘鲁艺’派到前线去的木刻工作团创作的年画, 极受群众欢迎, 一出版, 群众马上来买光。”王博仁在《走向“大鲁艺”的前锋—“鲁艺木刻工作团”纪实和研究》在文中也认为“新年画的创作和销售震动了晋东南, 它在新木刻运动史上成为了一件大事。”活动结束后, 木刻工作团在在长治筹备成立的木刻工场印制了大量新年画, 孙玉石《庆祝新春, 庆祝胜利》、彦涵《保卫家乡保卫祖国》、杨筠《妇女做军鞋支援前线》等大受欢迎。木刻工作团成员则在各个根据地继续推广新年画。由于新年画在群众之间的好评, 鲁艺成立了年画研究组从理论研究上指导根据地的新年画创作。这都使木刻工作团的新年画得以继续传承推广。

解放战争之后新年画运动持续发展, 1984年全国出版年画品种为3500余种, 发行量高达7亿多张, 在三十多年中增加了近百倍。在新年画运动中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创作推动了新年画的发展, 在年画创新、民族化与大众化上打出了一场漂亮的前哨战。

摘要：新年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大规模开展的新年画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鲁艺美术系学子曾在“创作与实践相结合”的口号下进行美术宣传并在“艺术大众化”口号下探求与民间美术的结合。其中1939年在太行山脉地区进行木刻宣传的“鲁艺木刻工作团”以少数成员、广泛的影响力及对民间美术的成功借鉴, 推动了建国后新年画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新年画创作,鲁艺木刻工作团,新年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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