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分化与流动

2024-07-01

职业分化与流动(精选四篇)

职业分化与流动 篇1

资本全球化正如上文提到改变金融服务产业。出现了新的职业分类包括国际律师、公司会计、财务顾问以及管理咨询者。这些群体在跨国公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形成了新的全球经济舞台。尽管这些职业的经历同所有的体育迁徙经历不完全一样, 但是在某些方面一些体育精英同这些金融企业家们享有共同的价值。博斯曼反对欧足联的欧洲法院行动有效地保证了欧洲体育明星在任何国家工作不受限制的权力, 但是博斯曼建立的权力并不适用于所有运动员。欧洲国家之外的个人就需要遵照选拨程序。体育迁徙者需要在他们各自的体育项目中证明他们的跨国地位。当然剥削劳动力也会发生在这些迁徙者身上。

爱尔兰、加拿大、东欧的运动员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瑞士的赛场上运用他们自己的冰球技巧。北美的俱乐部就雇佣了斯堪的纳维亚运动员。美国的大学同样也在田径、足球、橄榄球、篮球以及游泳项目上雇佣了一些欧洲人。非洲田径运动员也能参与美国大学的奖学金项目, 澳大利亚、加勒比黑人、南亚以及南非的运动员在英国板球运动中也表现抢眼, 在该项运动中效力多年, 为该项目的长期发展做出了贡献。除了上述的角度, 还应从其它角度考虑问题。一个国家提高公民素质并帮他们实现卓越, 这是很好的。这意味着为公民提供基础设施、技术和资金来支持他们在某些领域取得卓越成就。即使其公民并非天资过人, 一个国家能提供支持, 颂扬对卓越成就和相对一般的成功的追求, 这也是好的。这种个人的努力是个体幸福的组成元素, 一个国家提高其公民的幸福水平总归是件好事, 即使他们都没有过人的天资。偶尔, 一个国家会在其公民中发现资质过人的人才。动用更多的资源去培养这些人才合理吗?这是合理的。

2 职业球员跨国流动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概论

从2005年起, 由前足球运动员尚格·云顿创立的法国非政府组织———文化足球联合会已经帮助超过1000名处于不利环境中的非洲球员。笔者研究了非洲球员在亚洲和欧洲的情况。对于非洲球员在欧洲的情况, 研究主要基于2013年10月的一项球员信息统计研究, 研究从30个欧洲足联成员国中选取了456个顶尖俱乐部。入选条件是从赛季开始参加过至少一场锦标赛, 或参加过之前两个赛季中的职业球赛。认为运动员跨国流动可以增强国际交流, 促进单项运动的世界均衡发展, 宣扬球员输出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突出成就等, 并对现有的负面认识进行纠偏, 唤起人们对中国竞技体育“海外兵团”的关注和理解。对球员输入国而言, 运动员跨国流动在促进国家体育经济发展、分流运动员退役就业压力、促进国家体育文化的国际发展等方面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 有研究对欧洲足球俱乐部球员流动规律进行了初步探讨, 相关观点并未得到详细数据的支持, 但对基本观点的把握较为准确。

与之相对, 只有很少一部分忧郁国公民有这种开心的特质。忧郁国的领导人在所有忧郁国公民的支持下, 想要提高国家的人均幸福指数。一些国家试图移民合适的外国人, 是因为这些新国民能改善现有国民的生活。和忧郁国不一样, 外国人的移民一般都能带来一定好处, 这是道德上的不同之处。我们应该问这样一个问题, 要是忧郁国领导人知道这一点, 相信天性开心的移民会给其他居民带来积极影响。因为这个原因而移民外国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欢迎移民是社会中值得称赞的美德, 因为他们能够并且渴望为这个国家做出有价值的贡献。忧郁国愚蠢地追求人均幸福指数和一些国家对国家荣耀的追求之间没有相关区别。在仔细审视这三种假设时, 我们已经揭示了几个概念上的区别, 这些概念区别是认为存在相关的相似性的基础。在忧郁国和新加坡这两个例子中都把不重要的目标本身当作一个目的来追求。一个国家的公民的幸福安康才值得追求, 人均幸福指数是一个有用的指标。然而, 这二者并非等同的。忧郁国注重的是提高人均幸福指数, 却没有认识到这样做的价值。

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因此可以被视为“游牧投资者”, 这些动机涉及到文化、专业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但是迁徙的动机只是迁徙中的一部分, 为什么英国足球教练对斯堪的纳维亚人感兴趣, 这些教练怎么看待这些潜在的迁徙者, 以及国家政策会怎么规定这些迁徙现象?为了建立更全面的足球精英移民方程式, 就有必要探讨足球精英人才的引进。比如说, 人才移民计划是不是只是一个短暂的权宜之计, 它能可持续发展吗, 能解决B国体育成绩平庸的根本问题吗?此外, 你或许还会赞同很大一批评论家的意见, 许多这种运动员入籍背后的雇佣兵动机玷污了神圣的公民身份。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和移民动机有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还有被归化的运动员的福利问题。

摘要:查阅国外相关的文献资料, 本文针对职业球员跨国流动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进行了双向实证分析, 研究认为:对球员输入国而言, 运动员跨国流动在促进国家体育经济发展、分流运动员退役就业压力、促进国家体育文化的国际发展等方面具有战略性的价值意义。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跨国流动,职业球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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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商贩的生存状况和职业感受 篇2

街边流动摊自古以来就是城市的街旁一景。摊贩大多集中在商业闹市区、人流集中区,小摊贩们多为小本经营,他们所贩卖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都是价格非常低廉、大众都消费得起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也是大众需要的,这样因为实惠又需求量大而得以赚取利润的行当在全国上下随处可见。可以说这是大部分人最熟悉的一个行业之一了。而近年来关于流动商贩的生存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街头流动商贩和城管的矛盾事件连连成为新闻的焦点,作为学生的我们也不得不把此次作业的方向放在这些在我们身旁又过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的流动商贩身上。

此次调查中,我们其实分组采访了十多个不同地域的流动商贩,但是为了作业总结得更为精炼、为了得到更高的概括性让老师更能一目了然,我们选择了三个比较典型的流动商贩的采访内容来进行分析和讨论。

首先介绍一下这三个流动商贩所在的城市是一个位于西南山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县级市,人口数量是50万。这三位流动商贩都在这个不大的城市的市中心摆摊。

第一个被我们采访的流动商贩是一位三十五岁的中年妇女,她是在市中心刷皮鞋的。这名妇女皮肤黝黑,十分腼腆,最开始怎样也不愿与我们合作,直到后来说一边刷皮鞋一边问她一些问题她才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用普通话和她交流也很难听懂。但是她在和我们谈起她的生存状况时,却是十分的真诚。这个妇女说原来是一直在家务农,但是实在在家中的农业实在是维持不下去了,因此一个月前跟村上的几个妇女一同买了刷皮鞋的工具上市区里来干这行。她丈夫在外地打工,家中有一个小孩在上小学。她每日早上八点从郊区走路到达市中心,一直到晚上九点才回家,但是即使工作时间这么长,一天的生意也是十分的惨淡。最近几日下雨连连,而且夏天穿皮鞋的没有穿凉鞋的多,刷皮鞋一次三元,她有时一天才能得到十块钱。但是据她说她的同伴一个月还是能赚到五六百块钱的,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生活还怎么养得起自己的孩子,她说她在家中也自己种菜吃,但是很少吃大块的肉,为了给孩子补营养才买肉切成碎末分很多次吃完。在对她的采访过程中,她身旁还有三个也是刷皮鞋的同伴,而这只是市中心比较偏一点的位置,可见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而且她的工作又受到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她的生存状况不禁让我们都感到非常同情。但是她还是非常乐观的,她说希望能把孩子好好养大,能一直读书是最好的,她说她就是没有文化什么也不会才出来刷皮鞋,不希望孩子走她的路。而对于城管的问题,她说她才来一个月就已经见过好几次了,但每次她都能躲得很快,她有同伴因为没有及时躲藏就被没收工具箱了,只能叫苦不迭。问及她刷皮鞋的这段日子遇到了什么样的烦恼或者刁蛮的客人,她说她因为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客人,所以每次刷皮鞋都非常认真努力,客人们都很满意。

第二个被我们采访的流动商贩也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年纪比上一位稍大一些,已经有了一个在读大学的孩子和一个在读初中的孩子。与上个流动商贩不同的是最开始她对我们有着很大的戒心,不愿接受采访的原因是觉得我们可能有不良企图,并非是腼腆,后来进一步说明之后她便非常的大方诚恳的诉说她的生活。她是在商业街卖早餐的,主要是油条豆浆等一些方便常见的吃食,我们采访她的时间是十点半,她的早餐车上已经只剩下几根油条了。她。比起上一个她赚的钱就比较客观了,她说她一个月光靠卖早餐能赚到2000到3000元,成本还比较低,但是虽然她赚得多,但是家中六口人,四个人等着吃饭,上个月丈夫受了工伤,一直卧病在床还没有得到赔偿。因此生活也非常艰难。她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出摊,每天都在十点左右卖完早餐。因为长期这样在寒湿气重的早餐出来站立很久,身体得了许多病。但是她为了家庭,一直每天都坚持出摊,她为自己养出了大学生感到非常骄傲,我们采访过程中也因她的自豪的神色而感受到了她的开心。而对于自己孩子的学费,都是自己和丈夫省吃俭用赚下来的辛苦钱,她也没有申请助学贷款。而说起城管的问题,她和城管的矛盾可比上一位深厚得多,她说她曾经好几次被城管缴收早餐车,然后被迫进行一个星期的停业进行学习休整,在一个星期后又被迫交纳罚金才能把早餐车赎回来。说起城管她有些咬牙切齿,她认为执行工作并没有错,但是她认为城管的工作执行中有许多不公正的地方,交纳餐车的罚金是不合理的,而且很多比较强硬的摊贩也没有被城管进行教育和缴收,有时候和城管的斗争中她说“想死的心都有”,她认为被迫停一星期的业已经是极大的惩罚了,还要交钱才能拿回餐车实在是在剥削自己。她对城市的一些管理提出了很多自己的看法,她认为该城市的临时早餐点设置得不合理,都在一些比较偏又不是居民都习惯了的地方,因此她不得不提心吊胆的在非临时早餐店的地方摆早餐车,因为她在这里已经有了固定的客源。对于未来的生活,她希望能好好把家中的学生都供出去,自己能够攒一点钱养老。

第三个受采访的流动商贩是一个外地来的年轻女人,还不到三十岁,她是在市中心摆小摊卖一些小的手工艺品的,听说我们的来意她非常热情大方。在交谈中我们得知她也刚摆摊不久,是她的朋友回老家去了于是把这个摊子给她,她所在的位置在夜晚是需要缴纳摊位费的,她只能白天在这里摆摊,晚上就有摊主占地方了,她只能找一些偏僻的地方去。而白天却又很没生意,她说来了这几天每天都在等待,自己不是本地人,身旁又没有认识的人,觉得非常无聊,也很无奈。因为此地外来旅游的人也比较多,据说一个月八百到一千块钱是可以赚到的。来的这几天因为都在下雨因此她和城管也没有什么接触,但是她说她理解城管的工作,她说做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难处。她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这个城市立足下去,不想再过飘忽不定的生活了。

这三个流动商贩中赚钱最多的是经营早餐车的那个阿姨,赚钱最少的是刷皮鞋的阿姨,但是最辛苦也经常遭到城管打压的也是早餐车,在流动商贩中餐饮业的商贩的确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我们分析刷皮鞋的阿姨赚钱少的原因第一是服务业的这个方向本身没有太大需求量,其次因为刷皮鞋工具和技术要求都相对简单所以从业人数比较多,竞争比较大。因而即使是流动商贩,看起来都差不多,但是其实还是要根据当地的条件和市场的需求来选择领域会更加赚钱。而我们采访到的都是女性的商贩,并非是我们故意选择女性劳动者,而是在流动商贩中女性数量确实比重很大,因为流动商贩不需要太多劳动量,而且流动商业中的很多领域也适合女性来经营。一个家庭中的男性会找一些需要体力的工作,会比较赚钱。

这三个流动商贩的生存状况给我们极大的震撼,比起我们每个月都衣食无忧过着舒适生活还觉得无聊的大学生状态来说,这些底层人民的生活条件真的是让我们无法想象、充满同情,同时也充满羞愧的。这个世界有太多无法想象的生活,无法想象的苦难,踏入大学的我们不应当以为了自己未来的生活为唯一的目的,自己身外的社会还有很多因为一些自己无法改变的因素而遭受着很多苦难和不公正的人民,在不久的未来,努力工作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身边的社会,努力做出一点点贡献去改善那些让我们这个国家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各种问题。

职业分化与流动 篇3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日益频繁、流动方式层出不穷、流动原因多种多样(蒋春燕、赵曙明,2001)。基于此,从不同视角探析知识型员工流动的原因是正确认识知识型员工流动行为的重要课题。当前文献多从社会环境、组织因素、个人因素三方面分析知识型员工流动的原因,而从人力资本视角研究员工流动的文献并不多见。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获得的知识、技能、经验等质量因素之和[1]。而知识型员工作为高层次、高存量人力资本的承载体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其流动必然受人力资本属性的影响。

1 知识型员工流动的人力资本属性

1.1 人力资本的依附性

人力资本天然依附于其承载者的特性使人力资本的流动外在的表现为员工的流动。人力资本不可脱离人力资本所有者而独立存在,因此不可让渡其所有权(human capital ownership),只可部分让渡使用权。知识型员工作为人力资本的最终所有者拥有根据人力资本产权(human capital property)分享企业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权利[2]。当前知识型员工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其企业制度安排不承认他们凭借人力资本产权分享剩余的权利(袁庆宏,2006)。

同时人力资本的依附性还表现在与物质资本的相互匹配上。一定量的人力资本只有与物质资本相适应,与其他适当的人力资本相互补,才能真正体现人力资本的价值(武晓楠,2005)。人力资本的这一属性使知识型员工为了提升其人力资本效能而趋向流入物质资本雄厚、资源配置合理、企业制度安排得当、能为自身特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提供更为优良的综合匹配条件的企业。

1.2 人力资本的时效性、损耗性

人力资本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和累积的投资过程,具有时效性和损耗性。人力资本的时效性决定了它的损耗性,但是与物质资本损耗不同,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动的智能型资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自我强化、自我丰富、自我发展,从而可以降低人力资本的损耗。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日新月异,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利用,便可能发生人力资本贬值。阿兰.布林德尔[9]由图1表示了人力资本存量在生命开始阶段逐步上升,到某一阶段人力资本存量达到最大,其后逐步下降直至退休。人力资本的时效性、损耗性导致知识型员工趋于流向能及时量才用人、人职匹配,并能连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使员工自身的人力资本不断增值、工作效用实现最大化的企业,从而使自身有限的人力资本在其职业生涯内及时转化为更大的实际价值。

1.3 专业化人力资本的职业刚性

人力资本职业刚性是指人力资本在职业间的流动和再配置需要较大的转换成本。人力资本理论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明赛尔将人力资本分为通用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发现专业化人力资本与其工作之间有着很强的附着力,并且工作时间持续延长,附着力越强。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而一经形成则在短时间内难以转换。因此,在外部环境日益动态性、复杂性的前提下,知识型员工作为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所有者更加注重职业承诺和专业承诺而不是组织承诺。

因此,知识型员工自身所具有的主动性、流动性、成就激励性以及其作为人力资本的承载者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属性内在的决定了知识型员工渴望通过流动而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意愿。

2 知识型员工流动的决策矩阵构建

知识型员工的流动是员工和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人力资本流动是人力资本的所有方和人力资本的使用方联合决策的结果。假设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双方有充分的决策权,我们可以建立以下三个模型。

2.1 人力资本所有者决策模型

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出发,人力资本流动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个体追求其个人利益最大化而进行的选择。此决策过程可以用一个成本收益模型表示。

其中v′为目标或预期工作状态所提供的收益或效用;v为当前工作状态所提供的收益或效用,实际上是人力资本流动的机会成本;k是人力资本流动的直接成本。只有在流动收益大于流动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人力资本所有者才会做出流动决策。

2.2 人力资本使用者决策模型

人力资本是否可以完全流动是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使用者共同决策的结果。人力资本使用者—企业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人力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其决策过程为:

其中I为人力资本使用收益;C为人力资本使用成本,只有在人力资本使用收益大于使用成本的前提下,人力资本使用才可做出人力资本流动决策。

从以上两个模型中也可以理解知识型员工流动的“双刃剑”性质。一方面当F1>0,F2>0时,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可以提高其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增加企业活力,提高组织竞争力;另一方面当F1>0,F2﹤0时,知识型员工的流动(如主动离职)会增加企业的转换成本,可能会带来关键资源的流失风险。

2.3 知识型员工流动决策矩阵

事实上,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成本收益函数的构成是十分复杂的,即模型中的v′和v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情况下,社会环境、组织的人力资本承载力[7]、个体价值观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就使成本和收益比较变得复杂,难以客观、具体、准确,也说明了人力资本所有者流动决策的不确定性。但以上模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人力资本流动的联合决策视角,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建立决策矩阵。

如图2所示,组合1是企业和员工都希望人力资本流动,体现为员工的晋升等;组合2是组织决定人力资本流动而员工不希望流动,往往表现为员工的非主动离职行为或被动离职行为。一般情况下,拥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知识型员工,以改变自己的不利环境,被动离职的可能性较小;组合3是员工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希望人力资本流动而组织不希望流动,表现为员工的主动离职行为如员工主动辞职;组合4是,表示双方都不希望流动。

3 基于胜任力要素的企业的应对策略

从知识型员工流动决策矩阵可看出企业应特别重视组合3有主动离职意愿的员工,并采取适当的、基于胜任力特征的应对策略。

3.1 基于企业差异化的关键员工保持策略

企业要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型员工设计不同的保持策略。应该对有主动离职意愿的知识型员工进行识别,对值得企业保留的关键员工进行保留,避免企业人力资本的恶性流失。

3.2 基于胜任力的职业生涯设计策略

近期研究显示,大约有80%的主动离职行为是可以避免的,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对员工的配置失误造成的(刘燕、王重鸣,2006)。因此,降低员工主动离职行为的关键是加强员工-职位-组织间的匹配。企业应建立基于知识型员工胜任力提升的职业生涯管理机制,对关键的知识型员工实施个性化职业生涯设计,如针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事业困境”的双重职业生涯路径机制,可使不同性格、特质、能力的员工配置到最匹配的职位上,提高人力资本的配置效率,促进人力资本“协同效应”的产生。

3.3 基于团队建设的成就激励策略

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注重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实现,因此他们更加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企业应在知识团队建设的基础上,鼓励知识型员工的相互协作并增加员工的工作自主权、设置有挑战性的目标等,从而使知识型员工获得工作成就感、责任感和自身不断发展。

3.4 基于人力资本增值的员工培训策略

知识型员工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相对于快速增长的知识来说损耗性很严重,在培训不足的情况下,人力资本存量贬值下降得很快。企业应当加大为知识型员工提供在职培训的力度,使其人力资本存量保持和不断增值,从而促进员工和企业的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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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分化与流动 篇4

关键词:农民工,城市工人,职业流动性,差异

0 引言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而言,201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化水平即将达到50%。这意味着,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城市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农村人口[1]。2016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到2.7亿人,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城市的几乎所有行业和部门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然而,由于户籍制度限制,我国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还没有在同一个市场上实现就业均等,非城市户口的外来打工者无法获得报酬好、稳定的工作。和城镇职工相比,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要远远大于城镇居民,拥有较低人力资本禀赋的农民工主要依赖社会网络实现就业或职业转移。

很少有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从事相同工作的行业,多数农民工从事当地居民不愿意做的工作。而环卫行业进入门槛较低,农民工较易进入,与城市工人从事同样的工作,拿到几乎一样的工资,其他的各种福利都一样。现有研究中,没有对同一行业的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职业流动进行对比,对环卫工人的研究多数集中在案例分析、安全保障方面,没有文献对环卫行业工人的职业流动性进行分析。本文将环卫工人作为研究对象,考察环卫行业工人由于户籍差异造成的职业流动性差异和其职业流动性的决定因素,希望通过对比分析,在微观层面了解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就业情况,了解像环卫这一类对人力资本要求较低的行业中工人的职业流动情况。

1 数据来源与基本特征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15年6月对沈阳市环卫工人的抽样调查,获得问卷370份,有效问卷362份,有效率为97.8%。

所调查样本中农民工109个,城市工人253个,而沈阳市环卫行业中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比例大致为1∶2,抽样比例大致符合总体比例。沈阳环卫行业中城市工人更多的原因与城市及行业特点有关。沈阳属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多,而且多数下岗工人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较低,环卫行业是典型低技能行业,因为环卫行业仍属于政府管辖的正规部门,有五险能够保证基本的生活,虽然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但很多城市工人愿意接受该工作。因此,环卫行业出现了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共事的局面,为研究二者的职业流动性差异提供了客观真实的样本。

样本数据的主要统计特征为:环卫行业工人总体男女比例为1∶1.92,已婚者占83.98%;平均年龄41.9岁,最小的21岁,最大的54岁;平均受教育年限9.01年;无技术工人占62.61%;平均月收入在816.09元,不到沈阳人均月收入的一半。

环卫行业中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城市工人的受教育水平整体高于农民工,城市工人中有69.57%,23.32%为初、高中学历,而农民工有22.02%,64.22%为小学、初中学历;城市工人拥有技能人数比农民工多9.85%。

2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职业流动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2.1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职业流动性的差异

本文根据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繁的特点,将职业流动性定义为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多次更换工作而发生的职业变化。

环卫行业工人工作年限中的八成时间从事其他工作,有近九成的环卫工人经历过职业流动,总工作年限平均为19年,从事环卫工作平均不到3年,可见,环卫行业工人的工作稳定性较低。52%和64.04%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次数集中在1~2次;而有14.66%的农民工流动次数为4~5次,明显高于城市工人(14.66%)。

2.2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职业流动性差异的回归分析

2.2.1 模型及变量选择

对环卫工人的流动次数进行统计,没有发生职业流动及发生过1次、2次、3次、4次、5次及以上的样本数量分别为30人、83人、86人、41人、11人和27人。该变量是计数数据(count data),本文选择泊松回归。

本文重点考察身份差异对职业流动的影响,将其作为虚拟变量纳入模型。其他自变量包括人口特征变量、职业信息获取、求职障碍、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差异(见表1)。

注:职业信息来源:0.朋友亲戚;1.招聘广告;2.中介组织;3.劳动力市场;4.社区;5.其他。配偶职业:0.无工作;1.务农;2.力工、零工;3.服务员;4.小摊贩;5.低技能工人;6.办事人员;7.高技能人;8.包工头;9.私营工业加工企业主;10.教师、公务员等。

2.2.2回归结果及解释

对于职业流动次数,本文采用稳健的泊松回归,同时输出比率IRR。由表2结果可知,户口类型、工作年限和找工作困难程度变量通过了检验。(1)户口类型影响流动次数,农民工比城市工人流动次数高29%,与预期相符。(2)工作年限显著正向影响流动次数,外出时间每增加一年,流动次数增加2.4%,由于城市工人职业流动次数少而其工作年限更长,使流动次数增加的比率很低。(3)找工作困难程度显著影响职业流动次数,困难程度越高,职业流动次数越多。可能的原因是找工作的困难程度增加了工人找到理想工作的难度。

职业信息获取对环卫工人的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均不显著,这与环卫工人信息获取渠道分散有一定关系。此外,性别、工作年限和是否拥有技能变量不显著。

3结语

本文的研究表明,环卫行业工人的技能水平相对较低,随工作年限的增加,环卫工人的社会资本提升,其职业流动次数增加,这与刘金枚的研究结果一致;工人职业流动次数随着工作的困难程度增加而增多。

为了更加全面考察环卫工人的职业流动性,后续研究考虑加入是否发生流动、职业类型的变换、打工城市变换等变量,并对工人每一次的职业流动情况进行深入探讨,尽可能全面地考察环卫工人的职业流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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