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国家经济贸易

拉美国家经济贸易（精选七篇）

拉美国家经济贸易 篇1

贸易摩擦的频频发生, 其实质是贸易利益分配不平衡下各国不同经济利益诉求的反映。中国与拉美国家无论从经济还是政治层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中拉经贸关系由于存在着高度互补性而迅速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 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高速增长, 中拉贸易在2005年达到500亿, 2007年中拉贸易总额达到1027亿美元, 2008年中拉贸易额达到1433.9亿美元。中国对拉美出口增长的迅猛势头引起了拉美各国政府和企业的担心, 拉美国家相继发起以反倾销作为主要手段的对华贸易救济措施。

一、中国与拉美主要国家贸易摩擦现状

据WTO的统计数据显示, 1995至2008年6月30日间, 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发展中国家共有20个, 其中9个是拉美国家, 占总数的31%。同期, 全球对华反倾销立案总数640起, 其中拉美国家162起, 占比25.3%;全球最终对华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案件441起, 其中拉美国家115起, 占比26.1%, 这两个数据远大于拉美在中国贸易总额和出口总额中5%和4%的比重, 与中拉实际贸易水平并不相称。2008年, 拉美国家对中国产品共发起贸易救济调查17起, 其中反倾销15起, 特别保障措施2起, 涉案金额近2亿美元。

(一) 墨西哥

1997年, 中墨双边贸易额是5.98亿美元, 2007年, 中墨双边贸易达到149.7亿美元, 其中墨方贸易逆差84.3亿美元, 2008年中墨双边贸易额为368.0亿美元, 其中, 墨方贸易逆差327.1亿美元。中国为墨西哥第十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墨西哥独一无二的地域优势, 吸引了众多出口美洲市场的中国企业的关注。在过去20年里, 中国企业利用墨西哥的优越区位, 以及在容纳家电、家具、服装等产业的巨大潜力, 将大量的此类商品输入墨西哥市场。但墨西哥也是与中国产业竞争最突出的拉美国家, 中墨两国在贱金属、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服装、机械器具及零件、钢铁制品、车辆及其零附件、杂类制成品等方面存在竞争冲突, 其对中国反倾销具有成功率高、反倾销税率高以及背离WTO规则的歧视性行为等特点。墨西哥对中国商品进行反倾销的历史由来已久, 自1991年墨西哥首次对中国的陶瓷产品进行反倾销之后, 中国产品不断遭到墨西哥的反倾销调查。2007年以来, 中国的钢材、纺织品、皮革、牛仔布、油漆刷等产品仍遭墨西哥的反倾销调查。墨西哥对多数中国产品征收额度均超出100%, 平均征收额度为253%, 其中曾对中国的鞋类征收1105%的反倾销税, 创世界之最。

(二) 阿根廷

1997年, 中阿双边贸易额突破10亿美元, 2008年, 中阿双边贸易额143.96亿美元, 中方逆差43亿美元。而据阿根廷统计局统计, 2008年中阿双边贸易额为135亿美元, 阿方贸易逆差7.1亿美元, 阿方统计的巨大贸易逆差额引起了阿根廷政府和企业界的担忧。阿根廷自1991年首次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之后, 双方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阿根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 对华发起反倾销的产品最多的是中阿共同具有竞争力的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劳动密集型产品。2009年初以来, 阿根廷进行反倾销调查中半数以上的调查针对中国产品, 涉及服装、纺织品、鞋类制品、皮革制品、玩具、汽车和摩托车配件等产品。虽然中阿两国政府在2004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阿根廷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但阿根廷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仍没有将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加以对待, 而是采取第三国的替代价格对中国产品进行估价, 导致阿根廷对中国产品制定的反倾销税大部分商品都在100%-500%之间。

(三) 巴西

巴西和中国同为“金砖四国”的成员。1993年, 中巴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双边贸易总额从1999年的15.41亿美元猛增至2005年的121.88亿美元, 2008年双边贸易总额为364.42亿美元。2009年4月, 中国已经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而巴西也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自1989年12月巴西对中国产品发起第一次反倾销调查以来, 巴西先后采用反倾销、实施进口配额、提高进口关税等措施对中国进口商品进行限制。截至2008年年底, 巴西共对中国产品发起了45起反倾销调查, 涉及贱金属、机电、五金化工、轻工、纺织、食品等十几种商品, 巴西对华反倾销的重点是中巴存在竞争的贱金属、鞋类和部分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等, 征收的反倾销税在30%-80%之间, 部分产品的反倾销税在100%以上。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很多新兴市场也因为本国产品的滞销而不断制造贸易摩擦, 巴西是典型一例。2008年12月, 巴西决定对我国输巴鞋类进行反倾销调查。2009年5月, 巴西对原产于中国的合成纤维毯子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商品的正常价值计算将参照美国同类商品对加拿大的出口价, 大大超出了中国相关企业的承受能力。在中巴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巴西对中国产品频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二、中国与拉美国家贸易摩擦动因分析

(一) 贸易自由化和新贸易保护主义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中国威胁论”使我国在国际贸易中遭遇了更多的、比常规贸易保护更隐蔽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引发贸易摩擦。作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中国, 出口的大量增加, 不仅挤占了发达国家本国企业的市场份额, 而且也挤占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份额, 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失去国际市场的同时又面临中国产品对本国市场的冲击。此外, 金融危机助长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状况与贸易保护主义呈负相关关系, 全球性的经济紧缩和整体经济复苏乏力引发了愈演愈烈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导致贸易摩擦加剧。在经济繁荣时期, 各国出于自身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需要, 贸易政策相对开放, 产生贸易摩擦的可能性相应减少;而目前全球经济尚未从金融危机中复苏, 各国政府打着刺激本国经济,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旗号, 进行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而中国在这次危机中, 虽然也难独善其身, 但从2009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 经济总体仍保持7.1%的速度增长, 这必然使中国遭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

(二) 产业结构的雷同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在原材料及人力资本价格上都拥有优势, 因此和大多数的拉美国家一样都以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双方产品的互补性差, 竞争异常激烈, 拉美对华反倾销的焦点产品集中于双方的竞争领域。中国向拉美的主要出口产品为技术含量低的制成品, 包括纺织品、服装、电子产品等, 这些产品与拉美国家存在着比较相似的出口结构, 造成相互竞争拉美市场和美国市场的状况。事实上,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为拉美的三分之一, 中国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拉美国家, 随着双边贸易的发展和贸易逆差的出现, 拉美国家出于本身产品竞争力的考虑, 或保护其国内刚兴起的产业, 不断对中国产品实施贸易救济调查。

(三) 中国企业应诉胜诉率低

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企业把更多的目光放在发达国家市场, 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地区国家由于双边的贸易额相对较小, 加之拉美地区国家经济相对落后, 出于同情弱者的心态和与拉美人民友好感情的多方面考虑出发, 很少就贸易摩擦问题进行政府间的交涉和谈判。此外, 拉美地区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存在违反世贸组织协议的一些规定;政府机构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贪污腐败盛行;再加上语言障碍, 许多企业放弃应诉。而在国际上, 各国审理反倾销案有一项基本规则, 在立案审理过程中, 如果被调查方或被诉讼方不应诉、不提供可靠的资料, 审理机关只能依申请方的资料作出裁定, 因此对拉美国家贸易摩擦案件不积极应诉必然会招致严重的惩治性后果和频繁的反倾销诉讼。

(四) 贸易摩擦具有示范效应

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拉美地区国家都是地区性的大国, 在发展中国家中有很大的影响力, 他们频繁使用的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会引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纷纷效仿。如迄今国际贸易史上最大的反倾销案———1993年墨西哥对中国十大类四千多种产品进行反倾销后, 巴西、阿根廷、秘鲁等国便纷纷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中国出口的产品经常同时在多个拉美国家被提起调查, 有的甚至最终被迫退出拉美市场。而拉美发展中国家对我国贸易摩擦的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例如, 2005年, 中国鞋类遭受了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听证会, 巴西则采取了跟风欧洲的做法。

(五) 政治因素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

政治因素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历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除了国内经济状况和自身发展的需要, 很大程度上受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组织的影响。由于拉美国家的经济能量有限, 还有一些国家仍处于极度贫困之中, 发展的难度较大, 不少国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援助和政策的支持, 因而拉美国家在对国内外的政策方面不得不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与限制, 甚至受其控制。并且由于WTO针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相关条款中规定的发达国家的义务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加严格, 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市场免受中国产品的冲击, 从而通过拉美国家对中国进行反倾销调查来未雨绸缪, 探测中国政府的反应, 拉美国家对中国贸易摩擦的急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就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

三、中国应对中拉贸易摩擦的策略

(一) 政府层面

1. 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外贸出口总额成倍增长, 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使得“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世界。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单靠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困难重重, 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使本已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外贸出口举步维艰。唯有拉动内需, 逐步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 充分利用中国市场规模大、劳动力丰富和居民储蓄水平高等经济发展的内源型要素十分充裕的优势, 坚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利用内部发展要素, 才是发展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其次, 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是拉动外贸增长的两条腿, 中国目前每年的商品输出总量非常庞大, 贸易顺差随之加大, 这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不满, 现在外贸中遭遇的各种贸易壁垒都证明了这一点。而资本输出这条路, 加大对外直接投资, 不仅使商品生产当地化, 利用拉美地区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还可使出口企业在当地享受与东道国企业一样的待遇, 避开非关税壁垒的限制, 争取较大的市场份额。

2. 适时调整对拉美出口战略。

中国以资源与劳动力等比较优势迅速在国际工业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由于中国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两大类工业制成品, 这大大威胁了有着大量相似出口产品的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 因此贸易摩擦不断。只有提升贸易产品结构, 改变贸易结构趋同状况, 才能减少因贸易产品结构趋同与这些国家产生的摩擦。借此中国产品可在国际市场上从比较优势提升为竞争优势, 从而使中国的出口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合理的、有层次的多元化布局。

3. 采取更灵活的经贸合作形式。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竞争的趋势已逐渐由国家间的竞争转变为各区域集团间的竞争。单个的国家的力量是有限的, 尤其是在国际组织中本身处于劣势地位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应该主动承担一个贸易大国的责任和义务, 重视发展与拉美地区之间的经济往来, 加强协调, 尽可能减少贸易摩擦。一方面通过加强多边援助机制对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双边或多边贸易谈判。如中国与智利签署的FTA协定,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和缓解双方的贸易摩擦, 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提供双边经贸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 中拉经贸合作长期持续发展将会具有相对稳固的基础。

(二) 行业协会层面

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桥梁作用, 协助政府在WTO规则范围内与其他成员国协商解决和预防反倾销。行业协会应充分利用信息优势, 关注各类贸易壁垒的发展趋势, 收集对华反倾销信息, 建立反倾销数据库。通过自律机制来协调本行业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布局, 指导出口产品的价格水平, 必要时可以限定最低价, 以此实现在保持价格优势的同时又避免构成倾销, 确保整个行业的利益。当国外提起反倾销诉讼时, 行业协会可以联合所有的涉诉的企业, 统一调配, 积极应诉, 分担风险和分摊经济负担, 增加胜诉的可能性。行业协会还可以积极与贸易伙伴方建立相应行业协会民间对话磋商机制, 减少贸易争端的政治色彩。

(三) 企业层面

1. 提高出口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

一方面, 提高应诉率。在贸易摩擦中, 某些拉美国家违背国际规则和贸易常规, 对很多中国产品征收几百甚至上千的反倾销税率, 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企业的故意刁难和不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如果不采取措施积极应诉, 极可能产生“多米诺效应”, 从而对整个外贸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对已发生的反倾销案, 企业应该积极应诉;对有可能发生贸易摩擦的区域要提前做好各方面应诉准备, 抓住最佳的应诉时机。另一方面, 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开拓国际市场时, 要转变单纯依靠低价竞争的战略, 应提高产品的质量与附加值, 合理调整出口规模和价格水平。企业应掌握国际规则和惯例, 按照规则建立一系列生产销售、质量控制、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财会、管理、进出口、投资等制度, 并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在劳动用工方面, 应注意按照国家与国际相关规定, 规范企业内部用工制度。

2. 加大对拉美的直接投资。

企业可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 到拉美国家进行战略性直接投资, 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联系, 缓解贸易摩擦。我国企业将适用技术和成熟产业转移到市场潜力更大的拉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不仅可以较大地满足东道国, 扩大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释放国内产业中的过剩生产能力。例如, 中国企业可到墨西哥投资, 由于墨西哥特殊的地理位置, 可以享受墨西哥与全世界44个国家及地区所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的优惠, 顺利进入这些国家的市场;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中墨之间的贸易摩擦。而中国目前在拉美主要国家的实际投资主要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企业中, 实际上中国还有不少有实力的企业完全有能力在拉美投资领域中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魏浩, 张二震.发展中国家与中国的经济摩擦及其影响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 2005 (10) .

[2]尤宏兵, 王正娟, 曹明园.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发展趋势与思考[J].特区经济, 2006 (2) .

揭秘拉美国家的“希拉里”们 篇2

“墨西哥的希拉里” 今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这一天，委内瑞拉第一夫人推出了由她自己主持的《家中有塞莉亚》节目，第一次节目的半小时里，她走访了查韦斯建立的医院、与从政府得到住房的人聊天、陪失去丈夫的女子呆了一会儿，该女子丈夫是国民警卫队员，在去年针对马杜罗政府的政治抗议中去世，此外，节目中还回忆了玻利瓦尔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中的关键时刻。

加上已有的马杜罗主持的《和马杜罗保持联系》和国会议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略的《用锤子敲打》，委内瑞拉国有电视台有了三位“重量级”人物的节目。

这立即遭到外界批评，谴责他们利用国有电视台来推动宣传。位于加拉加斯、致力于社会公正的非政府组织成员迪亚兹称：“他们想要尽可能多地占用电视时间，每个节目都有自己的作用。马杜罗是能批准用于解决问题的资金的人，卡贝略负责攻击反对派，现在又有了塞莉亚的家人形象。”

这些都在为塞莉亚的仕途铺路，不过她并非唯一爱从政的拉美第一夫人。

比如，墨西哥也有自己的“希拉里”。今年6月中旬，现年47岁的墨西哥前第一夫人萨瓦拉在自己的社交网络上发布了长约两分钟的视频。她穿着黑色西装外套，一侧肩膀上披着墨西哥传统披巾，宣布了自己参加2018年总统选举的决定。在丈夫费利佩·卡尔德隆于2006年至2012年任总统期间，萨瓦拉曾帮助他推行全国教育活动计划等，也是墨西哥首位担任国会议员的第一夫人。

如果当选，她将成为墨西哥首位女总统。但萨瓦拉与所在党派国家行动党关系紧张，今年1月，她曾称如果没有获得提名，将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

在墨西哥，还有一位第一夫人也被称为“墨西哥的希拉里”。前第一夫人萨阿贡在丈夫福克斯的政府（2000年至2006年）中影响力不小，并在此期间考虑过竞选总统，接丈夫的班。不过，在大选前两年，她要竞选的传言就让福克斯政府产生不小震动，当时多名内阁成员辞职抗议，为了化解丈夫面临的危机，萨阿贡宣布不会参选总统，和丈夫“一起回家享受家庭生活”。

政治的伴侣 在拉美各国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被认为热门人选的还有危地马拉前第一夫人。

为了竞选总统，危地马拉第一夫人桑德拉·托雷斯甚至曾涉嫌闹出“假离婚”。2011年，她作为候选人准备参加当年9月的总统选举，但最后，她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在选票上。当年初，桑德拉与时任总统科洛姆离婚，并宣布：“我现在正与人民结婚。”她希望绕过在任总统直系亲属不得参加大选的宪法限制，不过，宪法法院最终取消了其竞选资格。

第二年，丈夫卸任，桑德拉也早早开始准备2015年的总统选举，她走访数百城镇，积极赢取支持。今年9月的大选中，不知桑德拉能否实现总统梦。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1年的选举中还有一位危地马拉前第一夫人的参与。当时，前第一夫人拉奎尔·布兰登被一位总统候选人提名为竞选搭档竞选副总统，不过没有成功。

和危地马拉一样，秘鲁同样有反裙带关系的相关法律。在1990年至2000年任阿尔韦托·藤森任秘鲁总统期间，其妻子苏珊娜·樋口想竞选总统，但其野心止步于现任总统直系亲属不得参政的法律规定。不过，这一日裔家庭还在延续在政坛的力量，明年的秘鲁大选中，他们的女儿藤森庆子也是热门人选之一，上一次的竞选中她曾败给现任总统乌马拉。

乌马拉的妻子纳丁·埃雷迪有着他身后的“共同总统”之称。去年，乌马拉走访中东之际，纳丁在一次有关医疗改革的活动上，告诉记者政府没有考虑提高最低工资，与时任秘鲁部长会议主席比亚努埃瓦唱反调，乌马拉回国后，比亚努埃瓦即提交辞呈。纳丁也受到指责：第一夫人没有权利代表政府说话。

虽然2013年纳丁曾否认会参加2016年大选，且同样面临现任总统直系亲属不得参加大选的限制，但由于其影响力很大，对纳丁参选的猜测从未中断。

而拉美成功“转型”总统的第一夫人也不在少数。

在诞生了世界第一位女总统贝隆夫人的阿根廷，现任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即为前第一夫人。2007年底，她从丈夫手中接过总统之位。2011年，克里斯蒂娜无悬念连任，这时其丈夫基什内尔已因病去世。她虽然不是阿根廷首位女总统，但是阿根廷第一位民选女总统。2013年，克里斯蒂娜曾表示，在2015年总统任期结束后，自己将不会再次寻求连任。

在克里斯蒂娜之前，拉美还有圭亚那前总统珍妮特·贾根及巴拿马总统米雷娅·莫斯科索，她们都曾是第一夫人。在米雷娅任职期间，巴拿马收回了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而珍妮特是在77岁高龄时接任总统，后因健康原因于1999年辞职。

摘自《看天下》

拉美国家经济贸易 篇3

进口替代发展模式是指通过发展本国工业,将原来主要通过进口获得的产品用本国产品替代,减少对外依附性的同时,进口发展工业所需设备技术等,增加出口。拉美国家资源丰富,初级产品及原材料出口占重要地位,但在当时国际经济局势的压力下,完善本国工业体系,发展民族工业,出口工业制成品才是长久之计,虽然进口替代模式取得了较大成绩,但仍存在失误。目前在次贷危机影响下,研究拉美改革的得与失对制定相关政策和改革的推进有一定现实意义。

一、拉丁美洲选择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殖民地到20世纪末,拉美经济的外部依附性始终很高,一直是工业化国家的原料供应地,民族工业发展滞后,工业设备几乎完全依靠进口,没有独立自主性和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后为了恢复本国经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初级产品的国际需求降低,工业制成品比重上升,国际资本主要流向美国,拉美的依附型经济面临严峻挑战,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走出困境。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部分国家开始启动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模式。通过降低对外国资本和国际贸易的依赖性,从以农业矿业为主转变成以工业为主,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来实现。大量投资,实施保护主义政策和严格的外汇管制,刺激本国企业发展,先进行内向发展的“进口替代”,再进行外向的“出口替代”。

二、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取得的成果

1950—1980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取得了长达三十年的持续增长,年增长率为5.3%,人均GDP年均增长2.7%。开始从落后的农业经济向先进的工业经济过渡。工业逐渐取代了农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工业内部结构也逐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变。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资金不足和保持经济增长,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

三、进口替代过程中的失误

1. 忽视农业的重要性,农业和工业比例严重失调。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农业产值由195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18%左右降至1981年的11%。拉美国家过分注重发展工业和减少对传统农产品的生产及出口的依赖,忽视了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农业基础。进口所需外汇主要依靠农、矿业初级产品的出口,农业发展的滞后又减少了外汇的来源,减少了经济发展的资金。

2. 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

减少对外依赖的关键是完善本国工业部门,增加制成品的出口。在政策实施的前期国外消费品的进口减少,但机械设备、中间产品和某些原材料的进口却逐渐增加,于是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工业化程度越高,对进口设备和技术的要求也越高,则需要更多的外汇,但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滞后,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又很差,而国际市场上能源、设备等价格的上涨高于替代工业品和出口工业品的价格上涨,使拉美在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出现连年逆差,经济发展危机四伏。

3. 对本国企业过度保护。

进口替代是一种保护主义政策,高关税和进口限制使本国企业几乎参与不到国际竞争中,减少了其利用企业先进技术、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动力和途径,因而其产品缺乏竞争力,很难进入国际市场。

4. 财政政策失去平衡。

拉美由于长期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国家为了满足工业化、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服务和国家机构自身的需要,进行大量投资,提供补贴和增加政府行政开支,而税收得不到大量的提供,财政赤字急速攀升,于是大量发行货币,引起通货膨胀。

5. 改革进行的国外投资私人投资短缺。

政府在财政赤字的压力下注入大量资金,抑制了民族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的发展,造成投资下降、资金外流,利率、汇率和政局因素又使投资环境恶化,外国资本减少,只能通过借债解决资金问题,加剧了通货膨胀及借债的规模。

6. 对教育和科技不重视。

过度强调工业发展,对教育的投入欠缺,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素质及能力的提高,大部分国家文盲率较高。科技发展迟缓,教育水平低下阻碍了新技术的吸收利用及进一步的研发和创新,无法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无法提高国际竞争力,无法增加出口创汇。

7. 过多强调经济发展,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社会不公正。

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财富大量向富人集聚,拉美历史上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公现象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使政府不得不削减社会开支,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财富两极分化造成的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四、总结经验

从整体的角度看,个人认为拉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问题出现在具体细节的实施及处理上。(1)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发挥本国优势,并要做到与时俱进。(2)外向型发展模式,过度的贸易保护主义,闭关锁国,历史已经证明其没有出路。(3)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政府不能过多的干预经济,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相结合共同管理调节经济运行。(4)科教兴国战略。(5)积极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6)在稳定的利率汇率及经济贸易政策下,提高财政支出的利用效率。(7)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三大产业比重逐渐调整,不能操之过急。(8)重视社会问题,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缩小贫富差距。(9)与国际接轨,根据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趋势来分析找出可以利用的机会和资源。(10)把握国家经济命脉,金融开放不宜过急。

结语

通过对拉美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利弊分析,得出经济发展中的几点经验教训,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可以从拉美改革中借鉴和学习合理之处,同时避免出现类似错误,全面稳步推进改革,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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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平.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拉丁美洲经济结构改革(1973—2003)[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159-161.

[3]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0-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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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徐世澄.拉丁美洲国家发展战略的经验与教训[EB/OL].http://ilas.cass.cn/cn/kygz/content.asp?infoid=3413,2006-07.

拉美国家经济贸易 篇4

关键词：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015-02

引言

拉美国家大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期间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先后爆发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的金融危机，导致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停滞阶段，并引发了一系列社会政治问题。对于这一现象多数学者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主要是指当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3 000美元（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根源在于当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并没有或错误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导致了金融危机、政局不稳、官员腐败、贫富分化严重、社会动荡不安等经济社会问题。

一、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

拉美国家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和调整经济政策上的失误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对拉美国家外贸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致使拉美国家开始逐渐改变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工业，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生产过去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由此带动经济增长，促进工业化的实现。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工业化得到快速的发展，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国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重工业达到较高水平，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然而，拉美国家的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稳定增长之后，开始出现了从“奇迹”到“陷阱”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仅为1.2%，而人均GDP增长则是负0.9%，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导致这些国家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

（一）经济方面：长期奉行单一的经济战略且未能及时转型，又錯误地选择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第一，长期奉行“进口替代”战略。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发展本国的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化进程、强调拉动内需。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带动部分地区快速发展的同时，问题也开始显现：保护政策使国企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产品质次价高，而且对外封闭使产业链与世界工业脱节；农业强调规模经营导致土地过于集中，失地农民增加。70年代世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则加剧了拉美经济结构危机，工业和经济增长整体下滑，消费市场萎缩。但拉美国家依旧奉行实施将近40年的经济战略，最终导致了80年代的债务危机。

第二，选择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丧失经济政策自主权。面对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困难，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许多拉美国家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一个个“结构性调整”的改革方案，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由此在拉美快速扩散。

1985年拉美国家接受美国的“贝克计划”，实行新自由主义式的经济政策：取消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推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改变了拉美“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模式，但也带来了外债剧增、外汇储备减少、通货膨胀上升、资本外逃、民族工业受挫、大批工厂倒闭及失业增加等问题。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被削弱，公共经济政策形同虚设，最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墨西哥、阿根廷相继爆发的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破产。

（二）社会管理方面：社会政策失当，城市化进程过度超前，公共基础设施滞后

第一，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分配不均。拉美国家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忽视了对发展成果的分配，导致各国的基尼系数不断扩大。从70年代开始，拉美各国的基尼系数都在警戒线以上，最高时升至0.58。至今拉美地区收入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利益集团和外国投资者掌握着国家财富，中产阶层萎缩，贫困人口增加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第二，过度的福利政策。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政治精英为了赢得选举积极推行超越经济发展阶段和财政限制的福利运动，甚至运用外汇扩大进口和实行赤字融资来提高工资增加福利，加之失当的劳工保护政策使就业市场失去弹性，与国有企业和大型私营企业相比，非正式职业人数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与经济发展阶段相脱节的福利政策，致使政府债台高筑，其福利保障也无力实现。

第三，畸形的城市化进程。拉美国家早就实现了78%的城市化率，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其畸形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却不相适应。90年代后期因为农业经济不景气，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造成城市人口急剧增加。然而落后的工业无法提供充分的就业岗位，没有经济保障的他们只能生活在城市的贫民窟里，政府又无力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贫民窟逐渐成了滋生各种社会问题的温床。同时畸形的城市化进程也加剧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地理分布的失衡，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地区更加贫困落后。

（三）政治方面：拉美国家政治动荡导致政府频繁更替、职能缺失和官员腐败

第一，民主制度不完善，政府更替引发社会动荡。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拉美各国掀起民主运动，建立了许多民主政权。但传统的权威主义依旧盛行，几乎各国都发生过军事政变，导致社会运动不断，军事政府独裁和反政府武装叛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第二，政府公共职能缺失。政府对城市规划的失控导致城市不断扩张；失业问题迟迟不能缓解，贫民数量不断增加；贫民窟地区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极度短缺，居住条件恶劣等进一步加剧了犯罪毒品的交易，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社会环境急剧恶化。此外，科技领域的投入不足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创新能力，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三，拉美国家官员腐败加剧“中等收入陷阱”的程度。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同时隐藏着严重的政治腐败。部分政府官员为了能够从公共项目中获取高额利益，积极进行“权力寻租”，暗中推动耗资巨大的政府工程。在国有资产私有化方面，政府官员更是与国际资本相勾结，通过暗箱操作中饱私囊，贱卖国有资产。严重的腐败问题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所带来的社会危机。

二、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国民人均收入也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通过对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历程的认识可以发现影响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因素。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需完善。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问题依旧存在，这些垄断行业损害了市场公平，提高经济运行成本，形成了特殊的利益群体，阻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其次，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上，经济发展长期依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缓慢。需求结构上，过度依赖出口。最后，收入分配方面，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引起社会不满情绪增多，增加了破坏社会稳定的风险。

第二，社会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日益凸显。民生问题突出，表现为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买房难、买房贵等；社会公共服务不均，尤其是农村地区各项公共事业严重滞后；在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此外，就业问题以及社会基本道德、诚信的缺失等问题也日益加剧。

第三，政治因素。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政府官员官本位思想严重，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官员腐败，滥用行政权力占有国家资源形成特权阶层，进而引起公众不满，危害国家稳定。

三、对我国的启示及应对措施

从低收入经济体向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转变是一个量的积累，要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经济体，必须有质的飞跃，要求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转型。

（一）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管理，以服务市场为准则转变相关的政府职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建设公平的竞争机制。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推进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国有资产的监管机制。将国有企业的竞争性业务融入市场，逐步打破行业垄断，同时继续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因此，要打击各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行为，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市场法规和监管体制。

（二）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下行压力越来越大，要实现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必须继续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方面，在发展第二产业的基础上，合理地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保持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增加对科研技术和科研人员培训的投入，提升高新技术对各产业的带动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和结构升级，使企业逐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摆脱代工的低级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不断扩大内需，打开国内市场，降低对外依赖程度。

（三）科学推进城市化，打破城乡二元制结构

一方面预防大中城市的过度膨胀，继续提升其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带动力和辐射力。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城市的户籍改革，使更多生活在城市的外来人口享受统一的教育、医疗等各种社会保障，特别是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人。另一方面，增加对小城市和城镇的投入，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小城市和城镇的规划和布局要与区域内的乡村发展相统一，提升其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吸收的能力，促进公平发展，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以公平为切入点加快分配制度改革，缩小贫富差距

当前我国不同行业和地区间收入差距悬殊，且有扩大的趋势。如何分配社会财富保持社会公平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要利用税收和财政政策调节收入差距，完善支付转移制度，強化政府职能；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工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打击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

（五）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提高政府效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按照管理复杂程度、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此外，要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民主制度建设，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促进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使中国能够早日成功地从中等收入国家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参考文献：

[1]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

[2]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与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

[3]姚洋.中等收入陷阱不是臆想[J].名家评刊，2011，（16）.

[4]马岩.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分析[J].经济研究参考，2009，（60）.

拉美国家经济贸易 篇5

20世纪80年代, 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 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 系统地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 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 受“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 经济学家们开始普遍认为银行私有化可以提高银行体系的经营效率。而其前提是在私有化过程中, 一是政府完全放弃对银行的控制, 二是必须是战略投资人购买, 三是允许外资银行参与私有化, 四是政府不限制市场竞争 (Clarke, et al, 2005) 。

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 拉美国家开始纷纷加大了国内金融部门的开放力度。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爆发, 为外资银行大规模地进入拉美市场提供了契机, 而在拉美国家迅速蔓延的“特奎拉”效应的产生, 是外资银行进入的催化剂。外资银行的进入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1994年, 有步骤、有规模、有限制的引入;第二阶段是1995年到1999年, 大规模地放开国内银行部门, 积极引入外资银行以缓解危机。在此背景下, 拉美国家的外资银行数量开始猛增,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达到了高峰。

二、银行业引入外资的绩效分析

我们以巴西、墨西哥、智利和阿根廷四个国家的银行为研究对象, 按外资持股比例将其分为25%~35%、36%~50%、51%~100%等三类, 分别考察它们从2000~2006年的绩效变动情况。所用银行的财务报表数据及所有权结构均来自于Bankscope数据库, 其中, 选取的外资持股比例在25%~35%以下的银行数目为3个, 36%~50%的银行11个, 51%~100%以上的银行17个。

(一) 安全性方面

从图一可以看到, 三类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总体上都呈下降趋势, 其中第一类和第三类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2002年底达到最大值后逐渐下降, 说明引进境外投资者后不良贷款得到有效控制并明显改善;第二类银行则呈稳步下降趋势。图二中, 资本充足率除第二类银行有所下降外, 另外两类银行都在曲折中上升, 但三者都远远大于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比率要求, 表明了这三类银行对资本的安全性要求都比较高。图三中, 第二类银行表现最为良好, 呈稳步上升趋势。以上表明, 在2002年引进传略投资者后, 三个指标在2003年都有一个相对的调整期, 后均呈现出改善状态。

(二) 流动性方面

如上图所示, 第一类银行的流动性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第二类银行的流动性基本不变, 第三类银行则有所下降。但平均趋势是稳中有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第二类银行尽管于2002年前相比有所下降, 在2003年后流动性比例一直在增加, 这说明引入战略投资者后其流动性有所改善。

(三) 盈利性方面

注:n.a表示数据无法获得。

从上图可以看到, 在2002年, 三个指标比例均有一个最低点, 在“低谷”之后, 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资本回报率趋势甚至出现了几乎重合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 第二类银行在三个指标中均表现良好。

(四) 成本控制方面

注:成本资产比中的资产是期末资产, 非利息支出资产比中的资产是平均资产。

在成本控制方面, 三类银行的非利息支出资产比在2002年后都有不断下降, 但是除了第三类战略投资者持股50%以上的银行外, 其他两类银行在2004后又有回升的趋势, 因此银行在成本控制方面的绩效还有待时日考证。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战略投资者在控制成本方面确有较大优势。

(五) 效率方面

外资的进入, 竞争加剧, 促进整个银行业效率的提高, 银行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中获得的利润下降, 净利息收益率呈不断下降趋势。但从图九中可以看到, 对于净利息收益率这个指标, 第一类银行和第三类银行都呈现出下降趋势, 持股50%以上的银行基本保持不变。这表明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于改变东道国银行业的绩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与东道国本身的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和银行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和业务水平有关。拉美国家尽管在90年代大规模开放本国的银行业, 但是本国银行业的发展水平和经营能力仍然有限, 银行业的经营业绩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存贷差。

三、外资进入对国内经济平稳性的影响

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于本国经济平稳性影响的实证分析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Dages et al. (2000) 通过对阿根廷和墨西哥的分析指出, 相对于国内银行, 外资银行表现出了更加平稳的信贷增长;Peek和Rosengren (2000) , Goldberg (2001) 发现, 当本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 外资银行不会减少信贷供应, 相反, 它们认为这是进行收购、兼并国内银行的机会, 从而增加自己的市场份额。但是, Moshirian (2001) 发现, 糟糕的国内经济条件导致外资银行去寻找外部的投资机会;Morgan和Strahan (2004) 发现了外资银行进入与本国经济不稳定性呈正相关, 由于外资银行可以更好的在外部配置资产组合, 导致了其对国内经济更高的敏感性, 但这一发现仍处于试探性阶段。

我们从实证方面考察外资银行进入对本国经济的影响, 仍然采用上面分析银行绩效时使用的数据, 分别考察四个国家中外资持股比例在25%-35%、36%-50%和51%-100%的三类银行在本国经济波动时的贷款增长及其市场份额的变动情况。

很明显, 从上图可以看出, 银行业的贷款占总资产比随着持股比例的增加而增大, 战略投资者的引入对于扩大银行的资产业务量有极为重大的杠杆效应, 这与外资银行的资本实力、经营效率、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是分不开的。

银行信贷的增长的逆经济周期增长的关系, 以巴西为例用图示进行说明。其贷款占总资产比见下表所示:

从上图可以看到, 巴西外资控股在25%~35%的银行信贷增长率在经济陷入低谷时表现出较强的逆经济周期性, 对抑制经济衰退的发挥一定的作用。其他两类银行的信贷增长也有一定程度的逆经济周期性。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四个国家不同外资控股比例银行的实证考察, 可以得到:

外资持股比例的高低并不与银行的收益和成本有必然的联系, 外资持股比例并不是越高越好, 但是随着外资的引入, 加剧了银行部门之间的竞争, 促进了银行在安全性、盈利性和成本方面的改善, 提高了整个银行体系的效率。

持股比例在25%~35%的银行在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方面均表现出比其他两类银行更优良的数据指标。

东道国本身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和完善程度相对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引入, 对于改善成本有更重要的影响作用。引入外资银行, 通过其示范与牵动效应、促进竞争、有效降低银行体系的利差从而提升东道国银行体系的效率这一路径的传导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同外资持股比例银行的贷款增长与经济波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经济周期性, 是当经济衰退或增速放缓时, 外资持股25%~35%%银行的逆经济周期性相对于其他两类银行表现更为明显, 有助于抑制经济衰退。

参考文献

【1】张蓉《外资银行与拉美银行体系的效率》[J]拉丁美洲研究2006年第8期

拉美国家经济贸易 篇6

一、当前拉美经济增长的形势及原因

1. 当前拉美经济发展形势。

从CEPAL统计的拉美地区的GDP来看, 十年来拉美的经济发展波动比较大。1997年该地区的GDP增长率为5.5%, 在1998年-1999年经济出现滑坡, 2000年有所恢复, 但是从2001年开始经济发展又出现停滞, 甚至在2002年出现了负增长。从2003年开始, 拉美的经济开始复苏, 2004年是拉美地区近十年来经济增长最快的一年, GDP的增长率为5.9%。2006年该地区的GDP增长率初步估计为5.3%。至此, 拉美地区已是连续第4年表现为经济增长, 而且也是连续第三年经济增长超过4%。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趋势与G D P的增长趋势是相同的。

从消费价格指数来看, 在1997年~2006年之间, 除2002年价格指数有所上升之外, 拉美地区消费价格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尤其是2006年, 消费价格指数是近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为4.8%。这说明拉美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在1997年~2006年间, 拉美地区的失业率比较稳定, 一直在9%至1 1%之间波动。从2 0 0 3年开始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但下降幅度并不大, 年均下降幅度为0.56%。2006年是近十年来该地区失业率最低的一年, 城市公开失业率是8.7%。

从经常项目余额来看, 拉美地区从2002年开始, 由经常项目赤字转为盈余, 并且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在2 0 0 2~2 0 0 6年之间, 拉美地区经常项目余额年均增长率为1 1 7.4%。200 6年的余额是十年来最高水平, 为512.94亿美元。

数据来源:CEPAL: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2006.

综上所述, 从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来看, 当前拉美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 发展的态势良好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提到的指标都是整个地区的平均值。对于拉美和加勒比这样一片广阔的土地而言, 这些平均值掩盖了国与国之间以及国内地区间的差异。在进行国别分析时, 应具体国家具体分析, 不能一概论之。

2. 当前拉美经济增长的原因。

当前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美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对拉美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刺激了对拉美出口产品的需求增长和拉美传统出口产品价格的回升。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使拉美石油出口国的出口收入大幅度增加, 改善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内部环境。国际利率持续低迷, 降低了拉美国家的国际融资成本。

有利的外部环境改善了拉美地区的贸易条件, 增加了该地区的收入。该地区整体的商品、服务出口总额在2006年上升了8.4%。从收支平衡来看, 2006年该地区出口商品值增长了21%, 进口值增长了2 0%, 商品贸易保持顺差。尽管拉美地区的服务贸易始终是处于逆差地位, 但是商品贸易的顺差足以抵消服务贸易产生的逆差, 而且拉美地区的服务贸易的逆差还在不断的减少。同时主要出口商品价格, 特别是石油和金属的价格的上升使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在2006年, 拉美地区的贸易条件要比上世纪90年代改善了32.4%。仅在2004年~2006年的三年中, 就改善了2 5%。该地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来源是侨汇的增加。

此外, 在认识到2 0世纪9 0年代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带来的严重后果之后, 近年来拉美国家都注意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近年来, 拉美的政治格局虽然发生了变化, 左派重新崛起, 但是在实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上并没有实质的改变, 从而保持了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二、当前拉美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

1. 财政政策。

近年来, 拉美地区良好的宏观经济表现显著地改善了该地区的财政收入。公共部门的财政赤字在不断的减少, 由2001年的-3.3%下降到2006年的-0.3% (该比值是公共部门财政赤字与G D P的比值)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该地区的外部脆弱性。同时, 该地区的债务也在不断减少。自2 0 0 2年以来, 总外债与GDP的比值不断下降, 从2002年的42.4%下降到2006年24%。

与其他经济繁荣期不同, 特别是与2 0世纪9 0年代的纪录不同。近年来, 该地区的政府在已经能够充分利用有利的经济环境来改善它们的财政状况。平均来看, 在2002-2004年, 当GDP增长7.9%, 财政收入就会扩张3.8%, 基础支出下降2.9%。近年来, 拉美地区较为健康的财政状况要归功于一点, 即自从2003年以来, 作为GDP一部分的财政收入在不断地增长。尽管与此同时, 支出也在不断增加, 但是支出增加的速度要慢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收入方面, 收入的增加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税收的增加, 另一方面, 是受益于外部环境和某些商品价格的改善, 主要是金属和石油。这推动了那些金属和石油主要出口国的财政收入, 如委内瑞拉、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墨西哥。

在支出方面, 2004年拉美国家对政府支出的管理采取了谨慎的态度, 这与原先旧有的模式不同, 即没有追随经济增长而大幅增加财政支出。这一改变是不同的改革和决策结合起来产生的结果, 这些改革和决策包括宏观财政纪律的运行 (如巴西财政责任制法案和秘鲁的财政谨慎和透明法案) 和保持中期财政剩余的承诺 (如智利的结构平衡法规) 。在2005年~2006年, 拉美地区的许多国家增加了它们的支出, 但是更高的财政收入足以抵消开支的增加, 并且还能够保持剩余。

2. 货币政策。

控制通货膨胀仍然是该地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然而, 当前的形势迫使一些中央银行开始在两个甚至三个政策当中进行选择:避免货币过度升值、保持目标通货膨胀率或避免产生更大的财政问题。为了实现这些目标, 有必要增加第四个目标——在国内和国际利率之间保持稳定的差额。全球经济的上扬已经增加了货币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这一点与2002年以前的情况不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从出口和流入资本中获得了大量的外部资金, 这使国际储备膨胀。外币流入会导致本币升值, 因而中央银行必须不时地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更高的石油价格也推动了价格指数的上涨, 从而使一些国家在控制通货膨胀方面的正面临着危险。

在该地区的货币政策安排是多样的,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1) 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秘鲁和墨西哥采用伴随灵活汇率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在这种制度下, 由中央银行来控制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 (2) 那些金融体系美元化的国家很难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 尽管有些国家的美元化并非是官方的。在玻利维亚和乌拉圭, 大部分存款是美元。秘鲁也是一样, 但是秘鲁采用了通货膨胀目标制。 (3) 大部分国家使用货币总量作为政策工具, 并且对它们的汇率市场进行干预。 (4) 三个国家的货币体系与美元挂钩:巴拿马 (从1 9 0 4年开始) 、厄瓜多尔和萨尔瓦多。这些国家以美元为法定货币, 这意味着它们无需货币政策。因而, 他们的利率与国际利率非常接近。在巴拿马, 银行系统高度发展, 效率也比较高, 其利率实际上与国际利率相同。

近年来, 那些为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国家采取连续降低利率的措施, 使用货币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一旦经济进入上升的轨道, 大多数国家的央行开始谨慎地提高货币政策的利率, 以避免与国际利率偏差太大, 减少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其他的央行则转向了更为紧缩的货币政策, 以应对新的通货膨胀浪潮。在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墨西哥和巴西, 这两个国家运行的是通货膨胀目标制。

三、对拉美现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建议

为了保持目前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 并继续推动经济发展, 拉美国家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的同时, 还应进一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1) 尽管拉美国家的经济处于恢复时期, 但这些国家还应继续实施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 拉美国家应继续保持汇率制度的灵活性。

(3) 拉美国家应进一步调整产业政策。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性较强。如果有利的外部条件消失, 其经济也会随之倒退。因此, 拉美国家应该借宏观经济环境有利的机会, 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 建立本地区有特色的产业, 降低对传统出口产品和资源型产品的依赖, 进而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

拉美经济的金融生态之痛 篇7

新自由主义恶化金融生态环境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拉美国家纷纷实行经济改革，普遍推行私有化，降低进口关税，放开对利率、价格和汇率等方面的控制。阿根廷就是在私有化浪潮中，用几年时间把几代人挣下的国有资产几乎全部卖掉，许多涉及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也转让给私人经营，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国家可支配的资产微于其微。与此同时，拉美各国又在提高劳动生产力、扩大出口、提供就业等方面没有做出应有的努力。更为糟糕的是，在教育、公共管理、金融体制改革和银行体系建设上过多依赖外部资本。从而使国家财政赤字增加，失业人口增多，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民怨鼎沸，社会动荡。金融危机前，拉美国家的失业率甚至攀升到了30年来的最高点。可以说不成功经济改革和迅猛的私有化浪潮，是导致拉美国家金融生态环境迅速惑化的重要原因。

过度外债导致金融主权易位

美洲开发银行研究部首席顾问爱德华多，劳拄认为：“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在拄美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结果并非最初预料的那般美妙”。

尽管金融自由化能够促进储蓄和改善资金配置，对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金融和资本顷目自由化的进程应当谨慎把握，对改革的体系，时机，程度务必周密考虑。否则，金融自由化将对金融机构、银行监管部门和整个金融体象形成严峻挑战。因为，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银行过度的风险偏好会为不良信贷风险融资开启方便之门，并最终造成大量不良贷款出现。如果金融自由化与资本项目开放再同步进行，信贷扩张必然可以通过外资流入来筹措资金，或者由银行通过增加对国外的负债直接引入外资。结果，这种战略使该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流动性的冲击。

可以断言，金融资产过分外资化容易造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不稳定。因为外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的特点是有福共事，有难不同当，见利趋之若骛，一有风吹草劝拔腿就跑。在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中，外国投资者—夜之间抽逃的资金就多达200多亿美元。这种釜底抽薪的做法极大地削弱了拉美国家的金融实力，加大了金融危机程度。

我们可以发现，拉美金融风暴的多发区都是债台高筑，外债负担沉重的国家。巴西外债总额达2500亿美元，每年偿还到期外债和利息就需要470亿美毛阿根廷外债1425亿美元4只有230万人口的小国乌拉圭的外债总额也达到9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1％。金融危机前，拉美国家的外债已接近8000亿美元。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不仅影响了一个国家的国内投资，更重要的是使国外资本成为国家金融生态的主体，从而使国外资本左右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断增强，进而影响到金融形势的稳定。

调节机制缺失导致金融危机

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奉行僵硬的货币局汇率制度。由于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因此，拉美国家货币币值长期被高估，从而打击了拉美国家的产品国际竞争力，弱化了拉美国家金融环境改善的机会。

同时，由于拉美国家长期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造成其法律制度一直处于飘摇之中，影响了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完善。

另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对原有企业制度和市场体系进行快速改革之后，朱能及时建立新型、完善的企业制度和市场体系，危害了金融生态调节功能的发挥效用。

而在拉美金融危机中，由于美国政府在处理拉美事务中的政治图谋，以及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强制要求和苛刻态度，使其经济调整政策对拉美国家的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速成了更大伤害，在某种意义上加重了拉美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就曾提出批评认为，IMF提出的政策对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状况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