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

广州……（精选十篇）

广州…… 篇1

市民新闻源于公共新闻, 后者是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反潮流的新闻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闻学理论。最早提出该理论的学者是纽约大学新闻系主任杰伊·罗森 (Jay Rosen) 。市民新闻, 即用户生产信息, 一种私人的新闻作品创作, 与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 遵循新闻专业主义的大众化商业新闻相对应, 市民新闻是在参与制民主之下, 发展、衍生出的遵循新闻业余主义的市民媒介生产的新闻。公民直接参与, 有利于社会民主的发扬。

从2002年《羊城晚报》正式开通全国第一个24小时报料热线起, 市民新闻在中国的发展时间还不到10年, 现存在功利性强、缺乏有序监管等问题。

研究普通市民参与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 有助于把传统新闻与市民新闻的操作联系, 解决实际问题, 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再次, 透视广州一些市民新闻栏目运行的成功与不足之处, 既对媒体信息传播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其本身也是富有新闻价值的新闻事件。

二、市民新闻产生的背景和基础

定期出版的报纸和周刊, 每天滚动播出的广播和电视, 已经不再是现今时代为我们带来外界消息的惟一渠道。在中国, 特别在广州, 市民可以收看到香港、澳门等新闻, 对于新鲜事物的兴趣和求知力越来越强, 令新闻媒体对新闻资源的渴求也越发强烈, 因此, 新闻线索的获得显得尤为重要, 也是决定新闻“好看”与否的关键。在这种大环境下, 一支全新的新闻传播生力军应运而生, 就是这样的一群“新闻报料人”, 以向媒体提供新闻线索、信息以获取相应报酬。另外, 碍于网络等传播渠道在中国会受到一定程度监控, 市民向传统媒体报料就成了他们参与新闻传播的主要方式。

(一) 科技进步与电子通讯技术多样化

以前, 先进的传播技术只存在于大型媒体中, 这是市民大规模参与新闻传播的一道鸿沟。但现在, 几乎每一位市民手中都有一台可以拍照的手机, 另外数码相机、摄像机等也不再是昂贵的器材, 而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 网络快速传播的特性以及通俗易懂的实用性, 网络的影响力也越发强大, 这为市民发布新闻给予了很好的支持, 使任何一个怀抱记者梦想的普通人, 都可以随时随地将自己拍摄的新闻现场视频、图片等, 通过网络传播出去, 而这种姿态是主动、积极地。

(二) 市民主动参与新闻传播的需求和欲望日益高涨

过往, 主流媒体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去报道一些政府的会议、领导的活动, 有一些是需要的, 但是量已经大大超出, 很多市民都开始产生“审美疲劳”。加之现在的新闻节目层出不穷, 同一新闻事件可能有四家、五家甚至更多家媒体前往报道, 新闻已不再“独家”。市民已经不满足于让传统媒体“告知我”信息, 而希望通过自己的能力做到“我发现”信息, 加上技术设备上的支持, 查明事实的真相。因此, 这让不少市民希望更主动地去参与新闻的采集, 找寻自己希望获得的信息。

(三) 媒体在信息源上竞争的结果

如今在广州, 社会新闻、民生新闻已经成为媒体竞争的主战场。各大新闻栏目都设有自己的报料热线, 有专人24小时接听报料电话, 此外它们还开通微博、微信等报料平台, 搭建全方位的报料渠道、所谓“内容为王”, 媒体之间的竞争争夺的都是这一“地盘”, 而报料线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闻内容、新闻价值, 所以提供新闻线索的报料, 无论对哪家媒体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各大媒体也在积极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忠诚的报料人队伍。

在广州某电视台中有这样一类“记者”, 他们虽不是电视台的签约记者, 也不是电视台员工, 但却手拿着由电视台提供的摄像机等专业工具, 穿梭在广州的大街小巷之中, 捕捉许多第一手突发新闻, 有的甚至也负责了电视台某些方面的跑线新闻任务, 然后将拍到的片段交回给电视台, 按拍片数量换取相应报酬。某程度来讲, 这类“记者”还是以平民的身份在采拍新闻, 算是广州市民新闻中最突出的例子。

三、市民新闻的特点

(一) 突发性

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在短促、瞬间的时间里发生, 出乎人们的意料, 因而是不可预知的;突发新闻的发展过程瞬息万变, 在前一个小时或几分钟里是新闻的, 转眼间或许就变成了旧闻, 新的情况又会发生, 所以也是多变的。但是, 市民是无处不在的, 遍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即使是一个从未受过新闻从业训练的人, 当他看到一栋房屋倒塌时, 也会想到要向新闻媒体通报;而一个没有经过新闻专业知识教育却在从事新闻采访工作的人, 他也会很自然地按照新闻采写的规律, 把一起灾祸新闻写得中规中矩。[3]

媒体上有很多突发的重大事故性新闻是来自于市民, 而不是职业新闻记者。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几分钟内, 威州镇的一位普通市民用手机拍摄到了地震发生后人们四处奔走避险的经过。这段视频虽然画质比不上专业摄影机, 更谈不上有特定的取景和拍摄逻辑, 但却是能从灾区里带出的第一手资料, 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地震发生那刻现场的情景。

(二) 新奇性

新奇性是指社会上一些人的奇言怪行, 如撞车党敲诈事件、中学生暴力事件、身穿校服的小情侣在街道上行为大胆忘情亲热等。这些短片或照片播出后增加了市民警觉性, 同时对于片中人物亦有教育、警示和阻吓作用。

市民新闻反映的是社会所有角落、层面的新闻, 凡是有人生活的地方, 都有新闻正在或将要发生。无论发生在哪里的市民新闻都可以通过其特殊的渠道, 把发生的事展现在广大受众面前, 让我们感受生活。

(三) 批判性

在我国, 主流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 一方面要做好各项政策、法规的宣传报道工作, 另一方面也要充当舆论监督的角色, 揭示社会某些突出矛盾和问题, 而很多这类新闻线索都来自于市民报料。

市民对新闻的要求会随着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等因素不断变化。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正日益提高, 但应该说还有一部分市民对政治、对这个社会、对自己的处境存在这样那样的不满意, 他们就有了向媒体报料这种途径, 来曝光社会上依然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 予以批判。

(四) 非正式性

正式的记者、摄像记者等新闻工作者都是经过专业学习、培训的, 而市民记者只能算是“业余新闻记者“, 虽然不可否认, 他们中也有具有很高专业素养的市民记者, 所挖掘和报道的新闻线索、新闻现象有时甚至优于媒体记者。但从整体上来看, 他们的传播手段和渠道等, 均具有非正式性的特征。但在目前看来, 市民记者是传统新闻报道的一种补充。

四、市民新闻在广州媒体中的状况

(一) 市民新闻在《羊城晚报》“广州连线”中的状况

晚报的读者主要是城市中的家庭成员[4], 这是我国市民新闻先在晚报中兴起的基础。2002年12月23日, 《羊城晚报》开设热线专版“今日连线” (现改名“广州连线”) , 是全国第一个正式开通24小时热线的的媒体。发展至今, “读者今天来电”专栏与“昨夜今晨”已经成为该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后, 国内众多报纸相继开通了新闻热线、有奖报料热线, 调动读者踊跃参与。在广州, 较大的几份报纸也都开设了自己的庞大报料热线:《广州日报》热线新闻版、《南方都市报》街区版、《信息时报》民生热线版、《新快报》特快热线版等。可以说, 《羊城晚报》“广州连线”专版开创了市民新闻在广州发展的先河, 拉开了各大媒体抢占市民新闻的战幕。

“广州连线”主要刊登由读者提供的文字新闻和图片, 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直接引用市民所述, 多为“一句话新闻”。这些新闻作者大多是新闻的目击者甚至是当事人, 他们通过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把新闻记录下来并传给报社刊登。二是报社接获市民报料后, 派出专职记者采写的新闻。无论是提供新闻线索还是图片, 刊登后都会在作品上注名报料人姓名和奖励金额 (50元到300元不定) 。我们国家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 市民提供新闻线索要付出劳动, 给他们提供报酬是理所当然的。而这种形式更多地体现了对报料人的尊重和感谢,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市民向报社报料, 提供更多市民新闻。

(二) 市民新闻在广州电视新闻频道《新闻日日睇》中的状况

2004年10月, 广州市电视台新闻频道开办的新闻类节目《新闻日日睇》。这个节目曾被不少市民视为本地平民新闻电视舆论节目的开始。这过去的几年里, 也正是这类平民新闻舆论节目在广州地区的电视媒体风起云涌的时期。在广州地区的电视新闻发展历史上, 似乎还没有过一个时期如此集中地形成大面积的平民新闻舆论节目, 跨越不同的电视台与不同的时段。

最早出现的《新闻日日睇》从主持人风格、报道题材与内容以及报道手法等方面都有较多的非主流元素, 目的是更贴近市民。比如主持人陈扬坚持穿着T恤和牛仔服而不是传统的西服出镜;以市井语言而不是通稿文字讲述与评论新闻事件;报道内容集中于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生活中遭遇的矛盾与困境;报道手法上以批评式报道为主, 更引入DV等新兴的非主流拍摄手法。其中, G4记者是节目的一大亮点。G4, 其实是指由多个记者组成的机动记者组, 承担起每天到广州大街小巷采访的任务, 不做大新闻, 只做市民百姓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的生活小事, 采用现场报道的形式, 每天报道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生活家常事。

“DV特工”曾是《新闻日日睇》的一个栏目, 喊出“人人都是记者”的口号, 鼓励市民拿起自己手中的DV拍摄新闻片段提供给电视台播出。该栏目调动了普通市民参与新闻拍摄的积极性, 因标榜片段源于普通市民之手而深受大众欢迎。早在2009年《新闻日日睇》的特别策划“G4的故事”中, 有几位记者在介绍自己入行的过程时都提到自己正式转为G4记者前曾做过“DV特工”。这样看来, “DV特工”可能是一个为了拉近新闻事件与普通市民之间距离的一个“幌子”, 是让更多普通市民关注节目的噱头。从中看出, 能让观众相信新闻事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 就更能让观众关注身边新闻事件, 关注节目, 《新闻日日睇》就是这样打“市民新闻”的牌。

(三) 市民新闻在广州电台《新闻风云榜》中的状况

《新闻风云榜》是一个娱乐化包装的即时现场直播新闻节目, 是广州电台第一台就转型打造成新闻资讯广播的重要节目。该节目用另一种形式让普通市民参与到新闻事件当中:市民打电话与节目主持人或嘉宾直接对话、发表意见, 这是一个新闻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平等而直接的对话平台。主持人每日会选取若干条本地甚至国内外的新闻, 特别是与市民息息相关或是有争议的事件, 然后邀请市民打电话、发送短信或者上网留言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实, 听众通过打电话等方式与主持人互动这种形式在广州广播发展中已有多年历史, 此前一般出现在深夜谈话性节目。但近年来市民参与政治、教育及经济等各方面的讨论日趋积极, 为《新闻风云榜》这类讨论时事政治的节目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由于这类节目可以主导社会讨论的议题, 甚至影响到政策的制定, 因而具有高度的社会效应。

虽然有部分听众用尖锐的言词批评、奚落、责骂某些政府部门或官员, 被指为过于偏激, 但这类节目仍然是市民参与时事讨论、反映市民心声的最直接的途径。当然, 节目播放市民言论时也尽量经过“过滤”, 观点不至于过度偏激。但同时, 节目本身希望或者市民期待能大胆一些, 敢于批评和接受批评, 正面观点固然需要, 也不要拒绝持对立观点的听众的意见, 否则媒体的中立立场就缺乏前提条件。

在下班时或饭后听听电台, 偶尔还可以发表一下言论, 而且还能听到别人的观点再而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于很多市民来讲, 这就是《新闻风云榜》吸引他们的地方。

五、市民新闻在广州三家媒体中的比较

(一) 《羊城晚报》“广州连线”注重市民提供新闻线索

如今, 报业的新闻竞争已经转向深度报道的竞争阶段, 深度报道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出现。作为生活类报纸, 《羊城晚报》一向注重新闻的可读性和贴近性。贴近市民、读者的写作、报道手法, 是市民新闻坚持的优点。选题决定报道的走向, 市民读者喜欢的是关系切身利益的, 能引起特别注意的, 能满足求知欲的同时能调动起阅读积极性的新闻报道。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情, 其中不乏可做新闻的题材, 这就要求报纸需要从市民那里得到新闻线索。

(二) 广州电视新闻频道《新闻日日睇》注重市民提供新闻画面

电视新闻是声画的艺术, 光有新闻线索还不够, 必须有新闻发生的画面才叫完整。DV记者更贴近大众, 更快进入新闻现场, 是对传统电视新闻来源的补充。DV记者是活跃在电视圈的非专业记者, 各种突发新闻事件的第一记录人, 他们奔跑在不同的事件现场, 为《新闻日日睇》这类民生新闻类栏目提供画面。

(三) 广州电台《新闻风云榜》注重市民提供新闻评论

《新闻风云榜》其实是对一天中已发生的新闻进行梳理、分析, 然后让听众选出最为关注的新闻, 因此新闻评论的贴近性体现在反映民声民意, 针对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发表议论。节目中, 医疗保险、学校收费、住房改革、下岗就业、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 让听众们畅所欲言。这些话题都有一个明确的指向———百姓生存状态。让老百姓说话, 传播的“相关效应”拉近了新闻与听众的距离, 让市民从自己生活的角度评述事物, 才会受到市民本身欢迎。

六、市民新闻的问题与隐忧

广州媒体顺应潮流, 融入了越来越多的市民新闻元素, 丰富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来源, 也增强了媒体与市民的互动。然而, 辩证法告诉我们,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广州媒体中的市民新闻也暴露出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与隐忧:

(一) 隐私问题

市民在公众场合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偷拍下来, 然后在电视、报纸、互联网上公告天下, 公众的隐私权难以得到保障。

隐私是指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而不愿为他人知悉或者受他人干扰的私人事项。广州某报纸曾刊登过一幅由市民提供的照片, 几名身穿校服的中学生躲在学校操场角落抽烟, 个别学生的样貌和校服上的校徽清晰可见。虽然说媒体合理使用有新闻价值的照片并不会涉及侵犯个人肖像权, 但从媒体职责和道德层面上看, 如果能为这些学生的脸和校徽上加马赛克, 也不会影响信息的传播, 同时也能保护照片中的未成年人和学校。

(二) 版权问题

前文讲到, 在广州, 市民向传统媒体报料是他们参与新闻传播的主要途径, 而有些时候主流媒体也会“主动出击”。

广州某些电视台现在喜欢根据网络流传的一些视频和图片来发掘新闻线索, 并直接使用这些视频和图片, 然而很多时候都没有注明出处甚至给予拍摄者报酬, 关键在于我们版权意识均比较薄弱, 无论使用者或是被侵权者。

(三) 真实性问题

有时候部分市民报料可能带有较强的主观判断, 难以做到客观公正, 同时也不排除有人会借助媒体发放有利于自己或失实的报导, 甚至是报复。如果媒体不能去伪存真, 把未经证实资讯当成新闻加以报道, 那么, 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传媒的声誉和公信力。

笔者在广州电台新闻部任实习记者时曾被派处理一宗报料新闻。一名外地工人报料称自己所在工厂将未经处理的废水直接排放入珠江, 但当笔者跟随他到了所讲的工厂附近后, 他却未能带笔者到排水口看看, 因而也未能亲眼证实他所讲情况是否属实, 最终未有做成报道。

(四) 操守问题

明星的照片和录像可以拿到媒体上去换钱, 于是普通老百姓个个变成了“狗仔队”的一员, 给人唯利是图的感觉。而在车祸、火灾等突发事件中, 有市民居然冷漠无情地拿出手机拍照、报料而不是该提供帮助, 更是发人深省的操守问题。

广州市公安局交警部门2003年曾试行“市民拍摄交通违章”奖励办法, 称凡年满16岁的广州市民都可拍摄交通违章, 照片如采用可获20元奖励。该办法一出立刻引起广泛争议, 有市民天天蹲点在各大主干道拍摄违章照片, 被称为“马路偷拍族”, 也有的把拍到的图片和画面卖给媒体。该办法不久后就被紧急叫停。

(五) 过度问题

市民新闻是发生在城市里, 市民身边的各种新闻, 市民既是新闻的主角, 也是新闻的受众, 多做市民新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销售量、收听率和收视率。但当媒体过度追求报道市民新闻时, 也许就会出现一种偏差:将主流新闻与老百姓对立起来。媒体会认为市民不爱看主流新闻, 所以少做, 甚至不去做主流新闻, 而将大部分的资源和人力用去做市民新闻。

广州某电视台在每天傍晚有一档主流新闻节目, 起初主要负责播放党和政府政策、法规等宣传性新闻, 再加上国际新闻、财经快讯以及体育新闻。近年来, 该档节目也打起“街坊牌”, 开设了市民报料热线, 现在每天的节目在固定时段都有两至三条的报料新闻, 但该频道在每天晚上也有另外一档主打民生新闻的节目。该新闻节目所接的报料一般都是交通事故、火宅、居民纠纷等, 每次报道亦千篇一律。虽然该新闻节目收视一直居高不下, 但如此降低自身“档次”, 出发点并不见得是贴近市民, 相反从某程度上看也许是反映出记者们缺少主动发掘新闻线索的途径和眼光。

六、结语

互联网发展速度惊人, 有人断言它将超越报纸、广播、电视成为第一媒体。随着政策的开放和时代的进步, 我们可以预测互联网将会成为市民新闻发布和流通的主战场。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市民新闻将不再受空间容量限制, 也没有发布时间限制。任何一名市民打开电脑随时可以发表自己意见, 并且可以迅速地让其他网友知道。

应该说, 市民新闻报道是广州这个平民城市所特有的。她的崛起具有一定的社会及文化基础, 体现了广州新闻舆论氛围的变化。市民新闻节目、栏目发展至今, 积累了许多成功经验, 形成了许多节目、栏目风格与特色。随着市民新闻节目、栏目向主流新闻方向发展的探讨与尝试, 将会为本地的新闻节目、栏目带来新的发展和变化。

参考文献

[1] .胡正荣.传播学总论[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1997.

[2] .刘富, 张未民.晚报新闻学[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 2000.

[3] .顾理平.社会新闻采写艺术[M].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 2002.

[4] .张新英.民生新闻向何处去[J].今传媒, 2006 (6) .

[5] .广州市广播电视学会.广电文萃[M].广州:广州出版社, 2007.

[6] .邵培仁, 章东轶.市民新闻学的兴起、特点及其应对[J].新闻界, 2004 (4) .

[7] .蔡雯, 甘露.“热线”资源的开发与新闻竞争策略[J].现代传播, 2003 (6) .

[8] .蔡雯.“公共新闻”:发展中的理论与探索中的实践——探析美国“公共新闻”及其研究[J].国际新闻界, 2004 (1) .

广州餐饮，只在广州 篇2

在俏江南天河城店开业5天后，著名火锅连锁品牌海底捞也在官方微博上发布它们签订了广州海珠区一处商铺的消息，在那条微博的评论里，直到现在还有人在留言询问到底什么时候会开业。

在离天河城不到3公里的奥园大厦，正在忙于打理炳胜品味第五家店的炳胜集团董事长曹嗣标也把这一切看在了眼里。与这两家名闻全国的川菜品牌相同，在广州，每到晚饭时间，本土粤菜餐厅炳胜品味的五家店面的门口也都会排起长队。但不同的是，出了广州大概就没有多少人知道炳胜了。而在俏江南进来的时候，曹嗣标知道，他又得面对一个他多次被问到的问题了。

中国有不少以美食闻名的城市，而“食在广州”算是接受度最高的说法之一，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粤菜。但让人惊讶的是，就在这么一个餐饮网点接近5万家、2011年贡献的消费额在700亿元左右的地方，能够走向全国的粤菜餐厅品牌却寥寥无几。在中国烹饪协会发布的一份《2011年度中国餐饮百强企业名单》中，广州只有三家上榜，其中真功夫是中餐快餐连锁，绿茵阁是西餐连锁，广州酒家是其中仅有的一家粤菜代表。

严格来说，广州酒家也没有走出广州，尽管它旗下的饼类品牌利口福甚至已走到海外，不过它所有的粤菜酒楼至今仍只在广州。现在这家历史可以追溯到1936年的粤菜餐厅不再像以前那么兴旺，尽管许多广州人还是会在结婚或者生日的时候选择到那里庆贺。与它相比，如今更多人在提到粤菜代表的时候会推荐相对更年轻的炳胜。

1996年，曹嗣标在广州海印桥南创立了第一家炳胜海鲜餐厅，这是一间只有96平方米的粤菜大排档。到今天，曹嗣标名下除了拥有5家炳胜品味外，还拥有1家炳胜公馆、1家炳胜私厨以及1家金矿KTV—它们分别定位在大众、高端、私房菜和娱乐餐饮。但也只有8家。

曹嗣标今年39岁，要是把广州粤菜酒楼做到有些规模的人凑在一块，他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他也最瘦，挂在他身上的西装外套看起来有点宽松，不少人开玩笑说他“光顾着把好东西给别人吃了”。

现在，许多外地来广州的人常常会被朋友或生意伙伴带到炳胜吃饭，其中一些后来还会找到曹嗣标，希望他能把炳胜开到他们那儿去，或者由他们加盟来经营，并鼓动他粤菜的生意出去一定好做。不过曹嗣标从未答应。

事实上，20多年前，粤菜曾经风靡全国，许多广东人出去开店，从顺德发家的顺峰就是在那个时候进军各地，还把总部搬去北京。但后来粤菜逐渐收缩并变成了高端宴请的代名词，配上华丽的装潢、燕翅鲍主打的价格高昂的菜单，在一个地方只开一家，利润通常还不错。而能够走向全国的连锁粤菜品牌却难觅踪影。

对传统中餐来说，要做大规模，标准化复制一直是最大的烦恼，即使是在同个城市，不同分店在菜品、运营乃至服务水准上都会参差不齐，但曹嗣标认为，其中最难复制的，是粤菜。

曹嗣标说，从原材料采购到上餐桌，粤菜每样东西都要讲究，百菜百味，这样“才能体现粤菜的灵魂”，不像火锅什么都放，可都是那个味，所以容易标准化。

九毛九是一家从海南起家的山西菜，但广州现在是它的大本营。它的执行董事郑如师归纳了粤菜同其他菜系尤其是北方菜系的三点不同。

“首先，粤菜对原材料的要求非常高，广州好菜必须用好料，这是北方所忽视的；其次是菜式特征，粤菜所有的配料都是为了激发主料的原料，海鲜要用姜葱炒，就是为了最大地发挥海鲜的鲜味，而北方的原则是味要盖料，八角花椒等调味料抑制住了原材料本身的味道，品尝的是复合味，一条东星斑和鲩鱼，拿红烧的味道来做是吃不出二者的差别的；最后，南方讲究新鲜，新鲜的东西就是好吃的。北方的气候决定它不需要这个，北方主要就是炖菜和凉菜，方便，保温时间长。”

这些不同让粤菜的做法要精细繁复得多。在一次行业讨论中，广州酒家的厨师提到粤菜里头的原料和酱料，一般酒楼多达500多种，大的酒楼甚至超过1000种。不说原料酱料配料，就是火候、分量、腌制过程等等全得由人来掌控。他们觉得复制的工程太大。

“对于快餐，顾客没有那么高要求，是可以做到标准化的，牺牲质量去满足吃饱肚子的需求，但如果目标是要粤菜的灵魂，就不要同我讲工厂，一定是不行的。”

粤菜对新鲜的苛刻要求，也决定了如果粤菜要走向全国，必然面临运输的问题。广东人说一个菜好吃，通常是讲“味”，鸡有“鸡味”，鱼有“鱼味”。而且，粤菜很少用到地域特征不那么明显的猪肉，而是比较多地使用广东特产的鸡和鱼，“无鸡不成宴”，这种食材就只能从广州运过去。在现代的运输条件下，有些对新鲜度的要求没那么严苛的食材可以运输，但是粤菜很多食材对新鲜度的要求实在太苛刻，比如广州著名的广府菜酒楼唐苑酒家擅长料理一种名为“龙趸”的深海石斑，这种食材讲究的是弹牙，一条重达50多公斤的鱼，切开按份卖，上午吃会有这种口感，下午吃这种口感就没了。“基本上就没有运输到内地的可能性。”唐苑酒家营销总监刘珈郡说。在她看来，没有了这种新鲜度，粤菜的手法也就失效了。

即便能够运过去，也造成了食材成本的增加，损害了粤菜的性价比。而大部分粤菜餐厅在广州本地讲究的是性价比，东西好吃，价格也不贵，但是到了外地就只能做高档酒楼，而且也得靠燕鲍翅这种价格昂贵的干货去覆盖普通菜式的成本。

这就打消了很多人出去的念头。

同样对扩张构成阻力的，还有广州的那些粤菜餐厅的经营者本身。

16年前，曹嗣标对餐饮什么都不懂，他从粤北的清远来到广州谋生—至今他的粤语还有着很重的清远口音，撞进这一行的原因只是看到了别人青菜一斤进货价是两毛，摆到桌上一碟就卖八块，这让他以为这行很好赚。为了讨个吉利，他当时把开张日期定在了8月8日，但直到开业前两天，他还在为请不到服务员苦恼。

他觉得在广州他们这一批人刚做餐饮时大多如此，大家都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读不到书，没有家庭背景，都是从开家大排档不断熬出来的”，一开始只是为了糊口，当生意规模变大，往往就不知道该怎么去“运营一个真正上档次的企业”。

“市场定位、出品差异、流程怎么去精简来提高效益，很多人都没这种概念，到这种瓶颈只能不断学习。”他说。

广州本地的食客的特点也会对他们的经营理念产生影响。伍文辉现在拥有四个品牌，除了水乡居是吃正餐的以外，另外三个都是小食—老西关美食城、老西关濑粉还有石磨老爹，它们代表了外人印象中“食在广州”的另一部分。实际上，准确来说粤菜包括了广府菜、潮州菜和客家菜，“食在广州”这句话多半情况下形容的是广府菜，而且很多人往往遗漏了后面的两句—“厨在凤城，味在西关”。凤城指的是顺德，而西关就是广州荔湾区的旧称。

伍文辉是地地道道的西关人，在这里出生、念书、工作、成家。他对这群人太熟了：他的岳父岳母除了晚上一年四季都是在外面吃，老人家365天360天在酒楼里，“下酒楼就同冲凉一样”，一家人一星期基本都会去餐馆吃一次，“本土年轻人其实更喜欢传统的东西，喜欢吃市井一点的。”

不同于定位在中档的炳胜，伍文辉的生意更贴近老广州而且是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街坊。“广州饮食比较实在，人都吃精了，吃刁了，一提价或者一有什么不好吃，他们就转去别家。这种势利的消费习惯，让广州很少有品牌。”

街坊生意把广州人吃的这种“势利”发挥到极致，大家更关注的是实惠和口味，档次、装修、服务等等都是其次。伍文辉也去过很多城市考察，他的经验是，许多地方的人会看自己是什么阶层然后去对应的地方吃，广州人不同，各种人都会过来他的店吃，有的踩着单车，有的人开着奔驰就过来了，下车吃了两碗濑粉或牛杂，然后又走了。另外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次点菜，广州人的台上会刚刚好吃完，而其他地方的很多一下子把整张台都点满了。这方面广州受香港影响，他们不肯浪费。

主打杭帮菜的餐厅品牌绿茶餐厅2012年底进入深圳，创始人路妍在前期准备时感受到的一点就是这边的装修比较薄弱，“我认为他们可能没尝试过好一点的装修。”

“要装修干嘛？广州人会觉得，装修很高档就很贵，然后就不进去了。”伍文辉说，“以前说某家饭馆服务很好，来了广州大家都很新鲜，但几十块那么一小碟，吃两次就不去了。”

“北京上海更适合一些连锁餐饮去做，但广州是另外一种路线，它是跟标准化不同的一个生存空间。”仲量联行华南区商铺部主管林世松说。以北上广三地比较，他认为另外两座城市的餐饮企业“按照程序去做，亏也不多，但赚也不多”，而广州则很讲究个人魅力，“主事人的眼光和水平高低对生意影响很大”。

李永康今年28岁，他的家族2011年刚刚投资并新开了一家高端粤菜酒楼，并交由他来负责。之前没有接触过餐饮的他为此请教了很多老板。“前辈们对于模式化的东西不在行，更多是稳扎稳打，做好一家店再扩展，”他说，“他们对市场的占有欲不是很强。”

“不同层次的人需求不同，广州市场都没饱和，无谓舍近求远，”曹嗣标说，“人们总说我们胸无大志，但你到外面在一个新的区域开一家店然后就叫出去了？如果只开一间，我不如去佛山东莞开，为什么要去北京上海呢？光出差的成本就很高，那边市场是很大，但我要考虑可不可控，不然一家控制不好就会拖垮你，何况我觉得广州现在都没做完。”

这群人对资本的态度也相对保守。在餐饮行业浸淫多年的陈敏行以厨师的身份在1987年从广州走出去以后，在成都等多个地方服务过多家粤菜餐厅，陈敏行的感觉是，外地人喜欢借钱去运作，迅速扩张，“他们即使一无所有也要拼，拼完再说，”他记得他们最常挂在嘴边的是“我们有用不完的钱，还不完的债”。但广东人，像新荔枝湾的老板就跟陈敏行说过，他从来不在外面借一分钱。

“做酒楼很讲究资金链，资金链越充足运作得越快，资金链一断的话，各方面就不行了。”陈敏行说。

而曹嗣标把那些为了上市而承诺一年要开多少家新店的人称为“打肿脸充胖子”，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也有很多人跟曹嗣标提过上市的事，2011年6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至今我还不理解上市的实质和上市的操作”，1年多过去，他又有了些新的认识，“我的理解是，上市只是为了规范管理和退出—即使我不做了，小孩也不做，推出去上市，还有职业经理人去搞定它。”但是他觉得现在行业里面没有多少值得信任的职业经理人。

同广东其他行业相似，粤菜经营者也大多是家族企业，在广州起家的鲁菜品牌山东老家的CEO赵勇强就认为粤菜家族化严重，而它们的发展取决于领导人的野心有多大。

而这群人并不喜欢快，伍文辉说，本土老板里头当然也有搏命开的，也有不思进取守住家产的，但更多的还是“什么都有，但慢慢去做”的。

现在有很多早期创业的老板，有的退休，有的看到了其他市场机会转投过去了，也有不少面临找接班人的问题，第二代并不是都愿意继续从事餐饮这个行当。

赵勇强也是曹嗣标的朋友，他建议炳胜需要有团队，否则不能扩张出去。但曹嗣标认为这个行业的职业经理人不够职业，会让企业“很危险”。

对他们来说，与职业经理人同样稀缺的，还有厨师人才。

粤菜复制困难产生的一个现象是，既然带不走整个厨房，那就带走里面的厨师。拥有粤菜技艺的厨师变得抢手。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会的副秘书长程钢认为，广东虽然不是品牌输出大省，但实际上是一个人才输出大省，“厨师走出去的非常多”。

30年前广州餐饮起步的时候，广州的厨师都是从香港过来的，而20多年前粤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时，厨师又有大部分是广州出去的。陈敏行就是在1987年的时候开始被人请去深圳、珠海帮忙，3年后，广州的一家粤菜饭店到成都开拓，他成为了总厨。每个月工资有5000块，那时候服务员也才只拿100元，但这都要比在广州翻几倍，这让他有一种优越感。从那以后，他每年有很多时间都是在外地度过。这也使他有机会看到20多年来粤菜在外地的处境。

陈敏行呆过最出名的一个品牌是新荔枝湾，2003年左右是它最鼎盛的时候，当时虽然只有6家门店但年营业额超过3亿元。新荔枝湾2002年在北京开了第一家外地店。陈敏行印象很深的一点是他们“不信当地人，都得从广州调上去才好”。当时所有员工都是从广州各家店挑了最好的抽上去，总共90多人。虽然加工资并送员工去读书，但许多人还是不愿去，去了也不愿久呆。在北京最初的8个月里，他们换了6个厨师长。2003年 SARS过后，它在北京的生意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后来因为租金上涨和人员问题，2008年后也不做了。新荔枝湾后来逐渐衰落，2011年广州的门店已全部关闭。

当时也有很多人去找新荔枝湾想做加盟，但都没能谈下来，陈敏行觉得广州出去的这些人很少愿意给人加盟运营，慢慢的，现在外地的粤菜馆很多都是当地人开的了。

近些年陈敏行在厨房呆得少了，他更多是负责在广东带一些人力出去。他感叹广州人做粤菜厨师的越来越少，“以前我们请厨师，1995年之前要求你要有多少个广州人，到2000年，变成要求你要有多少个广东人，现在已经没要求了，大部分都是广西人在做了。”

这也让曹嗣标很苦恼。很多时候，生意好了，厨师们就会要求提价，这倒还好，但倘若不如意，主厨就会把整个团队都带走，把自家的招牌菜都带给别人或者自立门户。在最初的日子里，曹嗣标和他负责厨房的弟弟曹嗣全也没少为此吃过苦头。

这在客观上也让这些餐饮企业难以建立起成熟的内部管理。“一开分店就影响人力调配，哪怕是做得再好吃也没有办法进行一种现代企业的规划，没办法延续。” 在《南方都市报》做了12年美食记者的闫涛说。

此时，即便是为了解决厨师人才匮乏的问题，标准化也已经开始变得必要，而这客观上可以为进一步扩张打下基础。如今在广州，许多有规模的餐饮企业也会成立一个中央厨房，最早着手的是山东老家，2007年它开始以工厂化模式运作，中央厨房先配好食材和调料包，先做成半成品，到终端厨师只需要做一些加工就 好。

曹嗣标也做出了妥协，在炳胜成立了中央配送中心，这个团队由几十个有经验的厨师组成，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两件事，一是将分店每天需要的菜加工成半成品，另外就是研发指定范围的创新菜品和烹饪技术。但他们按照菜品被分成了几组，加工的时候，每个人只负责一道菜或者多道菜的其中一个环节。

对有些菜式这也能行得通。比如一道豉油皇鹅肠，配送中心把半成品鹅肠送到厨房，厨师的任务就是加上定量的豉油，这样也可以保证质量的稳定和出菜速度。“我们控制了核心技术和汁酱，你走了可能会带走手法，但带不走味道，”曹嗣标这么总结成果，“没控制这些的，厨房分分钟都能要挟老板。”

为了学习管理，曹嗣标两年前参加了中山大学的一个EMBA班，边学边在炳胜搞了流程再造。他自己去了日本丰田的工厂，回来就把管理团队带到丰田在广州南沙的工厂去参观，他很推崇这种流程化，“一个很高科技的产品做到标准化之后，用很低知识的人就能完成，这个是最高水平。”他试图移植到炳胜的厨房和配送中心，使得原来需要十个员工的可以降到五六个，减掉的成本用来给员工加工资。去年他的毕业论文拿到了优秀，写的就是关于炳胜品味横向一体发展的研究。

而不少同在广州起家的外邦菜则已经走上了扩张的道路。

山东老家十几年前以一家饺子馆起家，到了2006年，这家品牌从青岛找过来了赵勇强和另外两个人，用职业经理人打理这家企业。在那之前，这三个人从事的都是IT工作，随后他们给山东老家带来了流程管理和中央厨房，以及更多IT化的手段。目前山东老家在广东以外的6个省有了分店，一共接近40家。

“每个地方有它的饮食习惯和喜好，吃的需求也会不断变，你有没有能力像八爪鱼的触手一样，能伸到各地而且知道那里的人的变化，”他说，“如果有这样的市场触觉和快速反应的能力，那就具备复制出去的条件，不然就没有。”

而这也是俏江南在广州遇到的问题。2012年11月30日，俏江南在广州中信广场的第二家店开业，但当时微博上已经有不少人表达了对他们加收的10%的服务费的不满。“广州的食客们非常懂吃，对吃的研究非常透彻，而且很挑剔，”俏江南执行总裁安永说，“这些食客们这么热情，也给我们很大的压力。”为了适应广州，俏江南增加了海鲜，并缓和了一部分辣的口味。

这促使粤菜经营者开始反思自己以往的坚持。陈敏行在外面这么多年，现在他自己也觉得粤菜有点淡，很多外地人更加吃不惯。

在广州，粤菜之外最受欢迎的菜系就是湘菜，这也并非只是因为湖南人多的缘故。剁椒鱼头在中国很火爆，但以前湖南并没有这个菜—蒸鱼的技艺严格来讲不是湘菜传统做法，直到湖南人来到广州之后把剁椒加了进去，它变成了一种湘粤杂交的结果。

郑如师认为，如今所谓的菜系其实已经在一轮大融合中，它们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现在九毛九不能说是一个地道的北方餐厅。”他们除了在面类上坚持山西的做法，其他的菜现在更兼顾南方要新鲜和搭配合理的特点。他相信这种融合有助于他们走出去。

而对他们来说一个有利的条件则是近两年商业地产的兴起，郑如师说，“餐饮是商业地产产品中一个主要的配套，我们把握了这个趋势，以前比较早期的都是街铺，现在都主要开在购物中心。”

程钢所在的餐饮行业服务协会就正在尝试把不同餐饮企业整合起来，这样在帮助它们选址时可以争取到更宽松的条件，尤其是和购物中心的合作。餐饮企业也可以同其他娱乐场所互补，比如给KTV自助餐提供后 厨。

伍文辉已经决定出去试一试，他打算今年年底把石磨老爹开到武汉或者杭州。现在还在了解那边的铺租、人工及手续流程。不过他目前的一个考虑是，在广州他的客户都定位在街坊，人均消费也就在15元左右，但到那边他很可能需要把它提高到四五十元，毕竟“那边的人群不可能每天吃”。

陈敏行打算慢慢退出这个行业，“太累了”。但他也不确定自己哪天会不会也想去开餐厅，如果开，他就打算开连锁，最重要是标准化流程多一点，不需要太多的人。

广州、粤海关与广州十三行 篇3

广东省会城市广州,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商业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对外贸易史可以追溯到中国汉武帝时代。

据《通典》中记载,在广东封开和揭阳等地方皆有发现春秋时候墓葬,有夔纹及云雷纹的陶器类,以及鼎钺戈之类的青铜器。考古人员在广东省对面山和利羊墩等地方发现战国时代的墓葬,出土器物具有粤越和中原风格,这说明此时中原文明和文化已经由楚越传播到了粤之岭南地带。物与物的交流、交换传承表示具有商业交换性质的行为的出现。广东地区在战国就已进入奴隶制社会。“而广州一郡,屹为中枢,山川绵邈,环拱千里”[1]124。《史记》中记载了广东重镇番禺出产玳瑁和珠玑等。《汉书·地理志》记述,“由黄门译长率领的官方船队,携带大量的黄金、丝绸,从广东徐闻出发,远航到斯里兰卡开展对外贸易活动”[2]493。经过秦汉时期和三国隋朝时期的发展,唐宋时广州港已是繁华显现,帆飘如云,位列中国的第一大港,是闻名世界的东方港市。据《Chinese Repository》中记载,我国与西方各国的所有的贸易活动都聚集于繁华的广州,商贩们从物产丰富多样的中国国内各地云集广州,贩卖特色商货,赚取丰厚的利润,而且,“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各口岸、欧洲各国和太平洋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3]289。

广州作为海关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市舶使”在开元年间设立。宋代沿袭唐制,在公元971 年于广州设立市舶司。据《粤海关志》的记载:“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4]9。浙江时任右布政的石执中于公元1436 年曾奏请称这些年日本等周边国家朝贡越来越少,而且广州市舶提举司官吏在人数上越来越多,请求裁员三分之一。朝廷采纳石执中的意见,于市舶司下设置官牙专门管理与诸番的贸易活动[5]27。据万历年间《泾林续记》记载香山“每一舶至常持万金,并海外珍异诸物”,在进行商业活动时首先报本县,“申达藩司,令舶提举同县官盘验”“,而额外隐漏,所得不赀”,但是真正去报关税的商户“不过十之二三而已”。“继而三十六行,领银提举,悉十而取一”,不过“广人屈指,小官多得钱者必首盐司云”[6]34。广州市舶司所设官牙是一个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商人团体组织,所有外贸货品必须在官设的牙行内进行交易。清政府依据身家富庶程度、是否通晓外语作为标准选拔行商,对选上的商人皆发给其印信文博,并在上面注明商户船户的地址、名字、路引字号以及准售货物数量和种类,每个月这些行商都要去一次官府查验这些信息的属实情况。当诸如马六甲商船之类的外商船只到达后,先是由地方官下达通知,然后由评价者到商船上对所载运货物进行估价。评价者充当中间人角色,也是关税接受者,因为这些商船的利润高达二到十倍,所以对其纳税额度相应也走高,在这些货物当中,对胡椒课税达20%,对染色木材的课税是不少于50%,对商船吨位也要进行征税。评价者起着半官方的作用,他们随身带着马来人,给这些马六甲商人提供食物,也自己购买胡椒。对于牙行的性质,学界普遍认同广州十三行的研究专家梁嘉彬先生在《广东十三行考》中关于牙行的记载“:按有明一代,对外贸易盖以官设牙行为媒介;而牙行又以广东为盛,福、泉、徽商人皆争趋焉”。梁先生认为在明万历以后在广东有所谓“三十六行者出”,这三十六行“代市舶提举船盘验纳税”,“是为‘十三行’之权舆”[7]24。梁先生上文中的明代“牙行”即是广州十三行前身。清朝“沿明之习”,设立广州十三行。海禁政策在清朝一度实行,因清政府在军事上要防范和抗击反清力量,但是战事平息之后开海贸易成为可能,这是设立广州十三行的先决条件。

二、清粤海关与广州十三行

清朝在公元1683 年收复台湾以后派遣大臣石柱等人来到广东和福建进行考察开海贸易相关事宜,在7 月16日谕令“海洋贸易,实有益于民,但创收税课,若不定例,恐为商贾累,当照关差例,差部院贤能司官前往,酌定则例,此事著写于大学士商酌”。次年,经与大臣石柱等人讨论[8]39,康熙皇帝认为台湾收复以后,到了“该取消海禁、允许沿海人民出海贸易”的时候。但是,边疆大臣由于私利考虑而不愿意开海贸易。康熙皇帝指出边疆大臣不愿意开海贸易这一行为的私心所在。然而,与边疆大臣持见不同的江苏巡抚慕天颜、福建总督范承漠、巡抚吴兴柞、广东巡抚李士祯、监察御史李清芳、工科给事中丁泰等人则是不断上疏朝廷要弛禁开海,解决“谷贱伤农、赋税日缺、国用不定”等问题,以实现“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相同一体,令出海贸易,以彰富之治,得旨开海贸易。”1685 年,清廷同时在苏设立江海关、在浙设立浙海关、在闽设立闽海关、在粤设立粤海关。这四个海关正式代替市舶司。四大海关的职责是负责关税的征收和管理对外贸易。随着这四大海关的设立,存在了一千多年的市舶司制度终结,具有近现代性质的海关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

清朝成立粤海关后,由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发布文告《分别住行货税》划分开国内贸易和国外贸易,确定由“洋货行”专门经营与各国贸易事宜。设立金丝行和洋货行两项货品店。金丝行负责自本国内地来到广东省的一切货物,只要货物落地就要赶赴金丝行,去税课司纳税。洋货行负责海外各国各个地方来的货物和出海进行商贸货品,待到出海时其商要亲自赶赴关部进行纳税。这些洋货行即是十三行。广州十三行正式设立,应是在公元1685 年至公元1686 年间,主要依据《粤海关志》中的记载。我们可以由《粤海关志》中关于粤海关监督一职的设立时间来做出上述推测,“粤海关监督一员,康熙二十四年设”[4]430,“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4]1797。十三行,不是指开业经营的洋行只有十三家,这里是一个概称,有时候低于十三家,最多时也会达到近三十家。从下表中我们可以得出,在这一百多年间,只有“在公元1813 年和公元1837 年这两年洋行之数恰好是十三家”[9]5。

关于粤海关的海关监督一职,全称是“钦命督理广东沿海等处贸易税务户部分司”,据梁廷枏记载天下海关“惟广东粤海关专设监督”。粤海关监督由专人任职,而其他三个海关则是由地方官吏兼任。粤海关首任监督宜尔格图由吏部郎中改任此职。马士在其著作《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第一卷末编有《东印度公司的英国船只对华贸易表》,从这个表中可以统计出从公元1685 年到公元1753年英东印度公司到中国贸易商船总共计189 只。到达粤海关的商船只有157 只,占总抵商船数的83%;到达厦门的商船只有17 只,占总抵商船数的9%;到达舟山的商船只有15 只,占总抵商船数的8%;从公元1685 年到公元1753 年没有英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抵达江海关。在公元1737 年到公元1753 年的这16 年里英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只全部来到广州[5]308。

粤海关设立之初年缴关税有20000 至30000 两,公元1727 年则增加到91750 两。到公元1736 年达到200000 两以上,公元1742 年增加到310000 两[10]5,在公元1783 年上缴税额位居清朝各个税关的首位,占全国关税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公元1788 年清廷把粤海关的税收用作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的军饷。在公元1786 年有一份“两广总督富勒浑等为报洋船及关税数目事奏折”,通过一系列具体的所纳官银数目反映出这个时候即乾隆年间粤海关所征收税银一年为期且逐年增长[8]2。

乾隆五十一年到达的船只中有46 只是洋船,另外7 只船来自福建,因为收风入粤本港船只,所纳税银额是将这两类船的课税额合并计算所得。乾隆四十一和四十二年的收银数目比五十和五十一年收银数目多十二万四千两有零。

另有一份奏折,是嘉庆年间前任粤海关监督延丰,向新任监督阿克当阿移交税课款项和库贮银两[8]172,此份奏折反映出粤海关所纳税额相比乾隆年间又有大幅度增长,其中一年粤海关大关各关口共缴银1641971 两多。这种增长趋势稳定持续,在公元1822 年即道光二年,在两广总督阮元所上朝廷奏折中可以看到当时粤海关税收情况:粤海关钱粮自上年10 月26 日起,连闰计至本年9 月25 日止一年期满,经臣阮元兼署关务及臣达三回粤接印,两任共征银248540 余两,较之嘉庆四年钦定正额盈余银855500两,计多收银63000 余两[8]35。粤海关稳定高额的税收入为清朝提供了滚滚财源。粤海关拥有三大职能,征收关税、管理船舶进出港和进出口商品、管理十三行商人和外商。广州十三行商依附于、从属于、服务于粤海关,在承担保商责任时,广州十三行商需取得粤海关监督的批准;任命总商,要得到海关监督的同意;由十三行行商代为缴纳关税;广州十三行行商负责执行对外贸易管理条例。

三、一口通商造就广州十三行

清廷四口通商,但是大多数商船是开往广州进行贸易,形成了固定的贸易路线。作为清政府重要财源的粤海关课税征收的规礼包括放关入口银、放关出口银、签押人员规银、验舱、轿金、缴送等。不时有外商状告粤海关征收的规礼杂费过多。公元1717 年总兵陈昂上奏朝廷声称在广东省东有英国红毛洋商数次认为广州海关征税太重,朝廷后有裁减部分税目,但不久地方官以各种理由增加收礼物银两,英外商开始将市场移入浙海关。公元1755 年,因为关税过重而爆发了洪任辉事件。英属商船以洪任辉为首领,未经粤海关同意,私自变化航行路线朝往浙江宁波进行商货贸易,目的是想摆脱粤海关的沉重税负。在公元1759 年广吏上奏清廷奏折中详细记载此事:夷商洪任辉通晓内地土话方言和汉字,为了逃避粤海关的征税,他弃禁令于不顾,将商船开往宁波,表面是反抗海关陋弊,实际上就是逃避课税假公济私[8]35。最终他并没有实现宁波贸易逃税的目的。洪唆使刘亚匾写下控词并且乘船到天津去告状,列举了粤海关的诸多陋规弊习。乾隆皇帝“怒斥”这一行为,认为此案“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下令将刘即行正法,将洪圈禁。在公元1756年,英国“荷特奈斯”号船携带武器开往宁波,引起清高度警惕。因浙海关在海防设施上没有粤海关坚固,为了海防安全,是不能允许外商船弃广州而奔宁波。关于广东海防的坚固和周密布防,从公元1725 年“两广总督孔毓珣关于奏复洋行贸易及海洋防务的奏折”中可以看出:“战船罗列要口,安设炮台,内御已固……外国番船来中国贸易者俱得获利而去……然系单桅小船不能远出外海,非在洋面擒拿即於登岸就缚不能为患,惟在水师将备的人加以内地谨严可保得广东海洋无事”[8]35。清粤海关战船罗列,炮台林立,防御坚固,从国家安全防护的角度出发,清廷希望将外来商户聚集在广东一带。公元1756 年颁令“关于洋船赴浙加重收税以使商船俱归粤海关贸易”,按照广东省海关的现行则例增加浙海关的税收“,再为酌量加重俾至澳门一带”,藉此举将洋商逼回粤海关。因浙茶和丝绸不仅成本比广州低,而且质量比广州好,宁波加税未能逼退外商。公元1757 年正月初八日,清廷再次提高增收浙海关税额,想以无利可图逼退外商,但外商们在高税之下依然拒绝到粤海关进行交易。

为了不让外商深入中国腹地危及统治,在公元1757 年清政府谕令关闭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三大海关,只允许粤海关对外通商贸易,这就是中外历史上著名的广州“一口通商”:“晓谕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8]107。广州一口通商体制据此确立,开始施行。一直到公元1842 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名城广州是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

公元1757 年,闽浙总督杨应据奏称当外国商贸船只来到我国粤海关的时候,因为语言上的障碍不同,导致了交流上的不畅,国家的禁令与行市课程,外国人根本不了解,所以要选择有殷实家资而且又有通晓番语的商户作为行商,考虑到行商的垄断等因素,多设立行口,让行商们自选,于是广州十三行因此设立[11]1629。作为朝廷利益的代表的粤海关,领导和管理广州十三行,对广州十三行与外商贸易所得进行课税,从而补进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清廷的一口通商政策,使得广州十三行的地位“直凌霄汉”,客观上造就了广州十三行的商贸的繁荣盛况和辉煌历史。广州被确立为一口通商,除了商贸上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军事上。清政府在“虎门、黄埔在在设有官兵……闽浙向非洋船聚集之所,海防即宜肃清……外船专限广州通商,不独粤民有益,且赣、韶等关均由裨益”[7]92。

紧随“一口通商”政策,清廷于同年即公元1755 年,颁布关于广州十三行商在粤海关与欧洲人进行贸易的第一个法令,对行商的信用等要求如下“:名项买卖,无论属现款交易抑或以货易货,皆须严守信用,不得有欺诈行为”[5]454。清政府选取资金雄厚有着良好的诚信记录,而且担保资切实可靠的申请商户,开行设号,与欧洲等国商人进行贸易。广州十三行商善于经营,精于销售,历经八十几年,纵横国际商贸市场,留下了众多粤商的名字,铸就中国商人的辉煌和史绩。

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在八十几年的商业历程中,守信尊规,诚信经营,虽然与外商们在交易过程中没有签订书面契约,没有收据,只有口头上的约定,但是广州十三行商所经营售出货物的质量和数量,从无掺假漏遗,忠实地履行与外商们的口头约定。并且,广州十三行商们彼此之间的互助和对来华外商们的慷慨资助,赢得外商们的一致好评和尊重,享誉中外。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如实评价这段历史中的贸易双方都是有着商业上的道德感,具有诚信的品德和声誉,在世界的任何部分和世界史的任何时期,都还不曾有过超越他们之上的。贸易经营全凭口头约定,从不用一个书面契约,彼此间有很多的互助合同。马士在著作《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对广州十三行商“以诚为本”的经营理念评价极高:“廷官(Tinqua)(即广顺行的陈广顺)对我们(指英商)很忠实……我们对他有好评……廷官的忠实,更加促使我们接受(一批)他交来我们另外的合同才需要的茶叶”[5]227。

据《粤海关志》记载,一口通商之初的十几年,英等国家来华船只平均每年约20 艘,公元1785 年至公元1795年,约有57.5 艘。公元1796 年至公元1820 年约有76.2艘;公元1821 年至公元1838 年约110 艘。公元1759 至公元1833 年间共有5072 艘[4]24。另《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公元1817 至1833 年广州十三行出口货品中茶叶、生丝、绸缎、土布,各项最高年出口值分别是15241712 元、30097167 元、3522456 元、1703486 元。经由广州十三行的进出口货品多达八十多种。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出口货品多为丝绸、茶叶、药材、瓷器等;进口货品多为棉花、棉布、毛织品及金属制造品等。《澳门纪略》中记载:“广州城郭天下雄……香堆满市,火市羽缎哆哪绒……壕畔街连西洋货如山纷杂处”[12]325。广州十三行商馆华丽辉煌,“结构与洋画同”[4]3。

鸦片战争后广州十三行商虽然丧失了一口通商时的垄断地位,但是十三行商们凭着雄厚的资本和广阔的经营资源,把商馆改名为“茶行”,继续与外商进行茶叶、丝绸等经济贸易活动。公元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广东军民出于对广州十三行的愤恨,将鸦片输入和国家被入侵归咎于十三行行商,火烧十三行,“出城烧十三洋行,毁灭英、美、法商馆,后又烧十三行,十三行尽成焦土”[9]5。咸丰年的奏折中也提到“十三行毁于粤人一炬”[8]269。至此,辉煌八十多年的广州十三行退出了历史舞台。

摘要：1757年清政府谕令只留下粤海关对外通商贸易,历史上的广州“一口通商”时期开始。清政府依据身家富庶程度、是否通晓外语为标准选拔行商,设立广州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

广州……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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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本暂行办法所称的劳动保障事务代理，是指劳动保障事务代理经办机构(以下简称代理方)，根据协议，接受用人单位或劳动者个人的委托(以下简称委托方)，在一定期限内为委托方代管劳动者个人档案、代办劳动人事、社会保险等劳动保障事务的行为。”所以说“社保代理”是未来企业用工和劳动者个人享受社保的方式之一，这个行业在中国也逐渐走向成熟。

二、社保代理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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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外国企业及华侨、台港澳企业常驻广东代表机构或分支机构及其雇员；

(五)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的劳动者及其他在职流动人员；

(六)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单位和个人。

三、社保代理的服务内容：

社会保险的险种有5种：养 老，工 伤，生 育，失 业，医 疗。社保年审,残联年审,人事外包,社保费补缴,欠费滞纳金查询,社保证明等

四、社保代理的优势：

（一）社保代理对企业的帮助：

简单地讲，社保代理对企业的帮助是：提高效率，规避风险，节省成本，促进发展

具体而言：

1.帮助人力资源部门从繁重的重复性事务中解脱，专注于核心的战略性工作，从而提升人力资源管理的高度和核心竞争力

2提供接触新管理技术的机会，提高响应的速度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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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降低成本、舒缓资金压力，克服企业很多的规模经济弱点。在国内由于劳工权利意识的高涨、就业安全体系和劳动法令的普及，人事直接间接费用及外围成本不断地爬升，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外包则可以降低企业风险，摆脱杂务干扰，最终引导企业专心经营核心资源，发展核心竞争优势。

5.避免大量投资于人才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6.简化流程，节省时间，提高员工满意度。

广州…… 篇5

第四届大学生（广州）艺术博览会（简称大艺博）在广州琶洲南丰国际会展中心开幕，500位青年艺术家的1480件优秀作品与广州观众见面。作为国内定位于最年轻艺术创作群体的最大规模艺术博览会，大艺博在2015年已经迈入它的第四个年头。

大艺博一直致力于为青年艺术家提供高水准的展示推广平台，向城市中产家庭介绍青年原创艺术，每届大艺博的举办都会成为城市家庭接触、亲近艺术的盛会。3年来，大艺博共展出全国超过2000位青年艺术家的5200件作品，近800位艺术家通过大艺博获得资助，其中45位青年艺术家获大艺博优秀奖项资助。据悉，本届大艺博参展青年艺术家来自国内知名的十大美术院校、艺术学院、综合类师范类大学，以及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美术学院、德国柏林艺术大学、法国图尔宽高等艺术学院、京都造型艺术大学等国外艺术院校。

本届大艺博顺应城市居民对生活品质与生活美学的需求，自创办以来首次涉及设计类展示，在2015大艺博外围展中设置了设计单元，邀请10个由新晋设计师创办的设计工作室参展，他们将设计具有温度与情感的家居、礼品、文具、首饰等作为主创的方向。展览期间，主办方还将为观众设置免费的艺术导览项目，以及开设包括光影盒子艺术体验、来自巴西艺术家的新媒介艺术等在内的众多体验项目。据主办方介绍，本届大艺博将对获奖优秀青年艺术家予以欧洲艺术游学及国内巡展两项奖励，以推动中国艺术创作年轻力量的发展。

广州…… 篇6

1 陈济棠主粤期间内港工程计划和实施

1929年陈济棠攫取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大力发展省营工业、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东投资环境, 广州内港建设正是在陈济棠主粤期间兴工建筑。陈济棠主粤期间, 广东政局相对稳定, 这为广州内港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而陈济棠大力发展广东工商业, 促进广东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促进了广州内港的修筑。

内港开辟前广州市内沿岸码头建筑简陋, 参差不一, 大大限制了珠江水运的发展。据粤海关报告, 广州每年出入口轮船达75万余吨, 平均每日出入口轮船1万余吨。以如此繁盛对外贸易, 竟无内港建设以应对需要。据1929年调查, 广州内港设施略为完善的码头仅有三家, 但均为私有不予租借。而对于珠江沿岸其他码头, 1928年经城市设计委员会主席程天固等人视察后, 认为珠江沿岸码头缺点重重, 亟待改造。如长堤一带, “堤岸线不过数里, 乃大小码头竟逾二百余座, 沿堤毗连, 密如鳞节”, 大小船舶“星罗棋布”, “水路交通咸感妨碍, 市民来往, 尤属危险”。各等码头虽然为数不少, 但建筑方式落后, 堤岸利用不合理, 限制了码头的应有作用, 增加了码头地带的危险性。

内港货舱方面, 仅有招商局货舱、太古货舱、渣甸轮船公司货舱等五家, 而上述五家码头仅有两家专做接贮杂港洋船来往贸易。以广州商业地位仅有两家货舱专门接贮外来轮船来往贸易港口设施落后之情形也就不言而喻了。

广州为南方总汇, 以地位言, 工商业诚有发展希望, 然内港开辟前, 广州与新崛起的上海、香港比较, “工业不振, 商业凋零, 致其衰落之由, 虽不一端, 然以交通窒碍, 实为最大之总因也”。广州虽与外洋通商最早, 但无完善港口, 轮船入口, 又无码头湾泊, 货物起卸, 阻延时日, 较大海轮, 又不能直接入口, 土货输出外洋, 假道香港, 时间经济, 两受损失。由此观之, 无论是从改观市容还是发展交通促进广州工商业兴旺, 内港改造势在必行。

1929年广东省建设厅拟订“全省物质建设纲领”, 广州市拟订“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 要把广州建设成模范之都。1930—1931年, 广东省、广州市政府先后拟订了“建设计划”, “广东民国二十年行政计划”, “广州市政两年计划案”及“繁荣广州经济计划”。1932年陈济棠拟定“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上述计划的制订, 为广州内港修筑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促进了广州内港的早日修筑。

2 内港修筑与广州港口体系变迁

开辟内港为一系列建设工程, 包括填筑海珠堤岸、建设河南堤岸、建设内港码头、建设内港码头仓库、开辟内港马路以及浚深珠江等。广州内港修筑以前, 广州外贸港口主要通过广州城区以东的黄埔港完成。随着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的确立及粤海关报关、纳税等法规的逐渐完善, 外国来粤贸易, 需停泊在黄埔港, 在此办理有关手续。据记载, 当时停泊在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常有百余艘, 绵延长达数里。与黄埔港相比, 从文献记载来看, 广州城内码头仅有天字码头等几座而已, 但这些码头与黄埔港之繁盛情形绝不可同日而语。天字码头多作为官员弃舟进城之处或离城等舟之地, 如林则徐曾记曰:“与邓制军同赴香山, 将军、都统、中丞、榷使俱送于天字码头, 叙谈片刻, 即开舟

清政府于乾隆二十二年 (1757年) 封闭闽、浙、江海关, 只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 广州一口通商地位确立, 外商到达广州之后, 一切进出口业务均由广州十三行包揽经营, “惟带来货物, 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销售, 所置回国货物, 亦令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外国兵船须停泊省河口外, 不得入虎门, 外国人不得在省河内划船游乐。十三行商馆与黄埔之间的走私活动是禁止的, 外商所运货物, 必须在黄埔卸下, 再由小艇运往省城。E.C.Wines在《ApeepatChina》中也曾有同样的记述:“黄埔距离广州城9英里, 为所有外国船只的湾泊地。所有输入广州货物, 均在此卸下, 然后由轻便的西瓜艇运往所需之地。广州出口货物亦是如此。”内港修筑之前, 仅黄埔港承担广州对外贸易的重担。

而随着内港建设的不断进行, 广州市府开始计划内港码头的建设, 工务局计划在河南珠江沿岸, 改建码头六十座。后工务局对河南码头计划建设再次细化, 计划由已成之堤岸南端, 至堤岸转角处, 设立一等码头四座, 为安南、暹罗等海外大轮船湾泊之用。由河南堤岸线之西端, 迤东至洪德路口, 设立二等码头五座, 以为省港澳轮船湾泊之用。三等码头四座, 以为高廉雷琼大轮船或者其他相等轮船之用。由洪德路口以东, 至同安街口, 设立四等码头二十七座, 以为轮船托渡或单行轮渡之用。由鳌洲正街逶东, 至海珠铁桥角, 设立五等码头二十七座, 以为鲜果菜蔬货船及其他相等渡船湾泊之用。又沿堤岸设立六等码头八座, 每座距离约500余尺, 以为渡河电船及横水渡等船艇湾泊使用。1937年, 广州内港建设基本完工, 建成码头数十座, 改变了黄埔港一统广州贸易的局面, 广州内港与黄埔港并驾齐驱, 共同构成了民国广州的港口体系, 影响着广州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历程。

3 内港修筑对广州城市及经济的影响

广州内港的修筑约在陈济棠主粤期间, 陈济棠认为“外侮日深, 民生日敝, 要谋国家人民的利益, 唯一途径只有积极去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建设”。陈济棠主粤期间, 广东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环境之中, 客观上有利于广州建设事业的进行;而陈济棠为发展自身实力, 发展广东经济, 促进广州市政建设, 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广州内港的修筑。与此同时, 粤汉铁路也逐渐向广州延伸, 并于1936年完工。粤汉铁路终点站毗邻珠江, 广州内港北连武汉, 南通外洋, 大大便利了广州对外交流, 促进了广州城市经济的发展

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拉力对于城市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内港修筑前, 广州城市扩展方向主要集中于珠江北岸。至内港修筑、珠江铁桥及其粤汉铁路的完筑, 广州城市开始向珠江南岸延伸。内港修筑后, 河南地区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

1932年8月, 广州市政府公布《广州市城市设计概要草案》, 这一草案将广州全市地域分为工业、住宅、商业混合等功能区。由于内港位于河南, 粤汉铁路与内港也仅一水之隔, 故河南被定为广州工业区, 新辟商业区设于河南西北部、黄沙铁路以东、东山以东以及省府合署以西一带, 模范住宅区也开始在河南各地设立。不难看出, 内港修筑大大促进了广州河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随着内港的修筑和河南地区的兴起, 珠江南岸逐渐发展成广州新兴的城市增长点, 广州城市发展中心开始由一个向多个转变, 交通条件的改善, 顿使河南成为冲要之区, 而这种变化奠定了后来广州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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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8:60-61.

广州…… 篇7

1 广州市标准化工作的现状

1.1 夯实标准化基础成效显著

1.1.1 标准化顶层设计日臻完善

2009年建立了广州市标准化战略联席会议制度, 出台《广州市公共信息标志标准化管理办法》、《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广州市地方技术规范管理办法》等地方法规。2013年颁布了《广州市标准化战略实施纲要 (2013-2020年) 》, 成立了除直辖市外首个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规划管理广州市标准, 发布了《广州市现代服务业标准化规划 (2013~2020年) 》和《广州市标准体系框架及标准制修订路线图 (2013~2020年) 》, 逐步完善广州市标准化体系, 夯实了叫响“广州标准”服务广州市新型城市化的政策基础。

1.1.2 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

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累计资助标准化项目近2, 000项, 资助金额累计超过7, 000多万元, 各区政府累计划拨2, 000多万专项资金资助辖区标准化活动, 标准化激励机制基本建立, 坚实了实施标准化战略的物质基础。

1.1.3 综合标准化水平位居全省第一

到今年6月份止, 全市采用国际标准产品认可超过3, 500个;落户广州的各级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SC/WG) 秘书处共计116个;有效期内广东省名牌产品 (工业类) 219个;建立国家级、省级标准化示范试点61个;推动“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168家, 广东省名牌农产品88个;发布广州市地方技术规范243项;联盟标准21项;企业产品标准备案18, 381份, 登记128, 240份。上述数据均居全省第一。广州市企事业单位获“中国标准化创新贡献奖”共27次, 获第一届“广东省标准创新贡献奖”一等奖项目占全省80%。

1.2 以标准化工作为抓手, 助推新型化城市全面发展

1.2.1 重高新技术转化, 促先进制造业优化升级

广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0家重点企业中43家实现了科技研究与标准的转化, 32家企业完成100多项专利等科技成果向技术标准的转化, 高科技产品产值已占全区工业总产值48%, 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达到18.75%, 万元GDP能耗均下降4.68%, 平均每平方公里创造工业产值高达133亿元。2013年, 广州市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60%, 汽车制造、电子产品制造和石油化工三大产业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46.73%。

1.2.2 重管理创新, 促服务能力提升

围绕新型城市化发展的需要, 以民生、政务、科技服务、物流、信息技术、安全生产、城市管理、旅游为切入点开展“广州标准”研制。如:中央电视台报道的《井盖设施建设技术规范》为广州市规范管理150多万个不同规格的井盖设施提供了技术标准。创新标准化管理领域和方法, 创建了8个国家级、7个省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试点, 发挥以点带面促进服务业水平提升。广州移动公司电子商务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 实现M2M管理平台与40万台各类终端互联互通, 打造了一个亿产业。推动城市规范化管理, 以第16届广州亚运会为契机, 强化了标准化对亚运的服务保障作用, 组织完成了10.6万个公共场所服务标志升级改造, 建立了统一、规范的城市标志体系。

1.2.3 重名牌铸造, 促发展都市型农业

已建立了各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86个, 其中国家级13个, 省级16个。推广增城迟菜心种植农业标准化模式, 带动周边农民增收1.3亿元。推广技术规范, 发布农业技术规范169项, 62个农产品通过国际标准认证, 88个农产品被评为广东省名牌产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促进了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2013年, 全市农业总产值228.87亿元, 同比增长2.7%。全年都市农业总收入1, 758亿元, 增长3.5%。都市农业总产值1, 298亿元, 增长3%。

1.2.4 重综合措施, 促技术性贸易应对水平提升

2013年, 通过开展“五个一批工程” (即完善一批基础设备, 开展一批专项调研, 召开一批专题会议, 组织一批专题研究, 制定一批解决方案) 有效削弱TBT对广州市外贸出口的冲击, 提升了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风险防御能力。围绕广州市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建立了24个产品标准数据库, 收录6万多条标准题录数据, 较好解决了TBT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组织和参与欧美汽车安全技术要求等60项TBT通报评议, 此项工作全国名列前茅。开展欧美玩具技术法规和标准等培训20场, 培训人员2, 000多人。注重风险防控研究, 对100项主要进出口产品进行数据监控和风险分析, 及时发布预警监测信息。开展“三个一”通关模式 (即一次性申报、一次检验、一次放行) 为企业通过平均省时25%。大力实施名牌战略, 精选100家大型企业作为驰名商标重点培育对象, 200家培育为省著名商标, 300家培育为市著名商标。

2 广州市标准化工作的不足

目前, 广州市标准化工作存在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对标准化活动的政策激励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 标准化资助水平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存在差距。政府部门推进“广州标准”尚未形成合力。二是标准化人才不足, 不仅高层次的标准化人员匮乏, 甚至有些企业标准化工作人员尚未配备。全市标准化工程师职业考试尚未落实。三是执行标准化生产不到位, 导致标准化管理没有真正落实到管理上, 存在“说起来重要, 做起来次要, 忙起来不要”的通病。四是技术创新与技术标准的结合不紧, 标准化科研能力总体薄弱, 重点领域标准引领作用尚未凸现。五是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的步伐缓慢, 2012年深圳市主导或参与标准制修订超过120项, 广州市的数量低于深圳市的10%, 研制国际标准的能力与广州市作为省会城市的地位不相匹配。

3 广州市标准化工作的发展方向

3.1 完善标准化工作机制

依托广州市标委会的平台, 充分发挥标准化战略联席会议制度的合力作用, 加强政府部门间沟通协调, 共享行业标准信息和市场动态, 将标准化工作融入各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落实该行业标准化工作的专职机构和人员, 提高标准化工作的覆盖面。落实《广州市标准化战略实施纲要 (2013-2020年) 》方案, 以《广州市标准体系框架及标准制修订路线图规划 (2012-2020年) 》为依据, 结合广州市产业发展的需要, 分步骤有重点制定具有广州特色的标准。实行目标管理, 把叫响“广州标准”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考核体系, 定期检查督导。利用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面向社会共同宣传新型城市化建设标准先行的理念。注重发现、培养和推广典型, 发挥典型带动和辐射效益, 使标准化工作贯穿城市建设的全方位。

3.2 加大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投入

随着标准化工作不断拓展和研究项目持续增加, 现有的资助经费与当前的标准化工作不相适应。一是标准化项目多。广州市企业主导参与各级标准研制的数量从2006年的43项增加到2013年的334项, 增幅为678%, 而资助额度从300万元增加到1, 100万元, 增幅仅为267%。二是资助额度低。按《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主导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省地方标准分别给予不超过25万元、10万元和5万元的资助。以2013年为例, 对应上述标准制修订实际资助额度分别为8万元、5万元和3万元, 仅为原定额度的32~60%。三是与国内其他大中城市标准化资金扶持力度差距大。广州市标准化战略专项基金总额和单项资助额度均低于大中城市水平。上海市、杭州市、深圳市专项资金总额分别是4, 800万元、5, 000万元、2, 000万元。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研制的资助额度方面, 深圳市分别为50万元、30万、15万元, 东莞市分别是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广州市应建立标准化战略资金多元化投入机制, 将标准化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并逐年增加。

3.3 加强标准化人才储备

叫响“广州标准”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大量复合型人才共同努力。从知识结构方面讲, 既要懂标准化业务, 又需具备专业知识;从人员结构方面讲, 标准化人才队伍应涵盖企业、科研院校、中介机构和政府部门等;从人员素质方面讲, 不仅需要精通标准化日常工作的一线工作人员, 而且需要一支走在标准化工作前沿的研究队伍。今后, 要着重建立和完善由政府、企业、专家和中介机构“四位一体”的标准化人才网络。一是加大培训力度。继续开展标准化实施监督员和标准化知识免费培训, 指导和帮助企业建立健全标准化人才队伍, 完善标准化人才网络。二是充实标准化科研力量。建立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制度, 鼓励院校开展标准化学位教育, 调动社会培训机构参与标准化培训的积极性, 发挥中介机构的技术支撑作用, 为叫响“广州标准”不断注入新动力。三是发挥标准化行业协会的作用。宣传标准化战略成果, 扩大标准的影响力, 引导企业加大标准研究的力度, 倡导会员信息共享, 有计划地组织会员开展标准化业务培训, 逐步参与各级标准制修订四是完善标准化专家库管理。围绕广州市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不断完善专家库覆盖面, 建立入库专家的绩效考核机制, 促进专家提高工作积极性。

3.4 加强重点产业标准的研制和实施

一是优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化。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与健康、新材料与高端制造、时尚创意、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推进相关产业标准体系及发展规划研究, 研制和实施产业标准化路线图。二是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标准化。重点选择商务会展、金融保险、现代物流、电子商务、高新技术服务、外包服务、人力资源服务和总部经济等领域开展标准化创新工作。加快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与港澳地区及国外先进地区的接轨步伐, 促进现代服务行业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 优化“广州服务”。三是加快推进先进制造业标准化。着力推进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电子产品、重大装备、造船以及精品钢铁等支柱产业的先进标准研制。加强“标准化良好行为企业”创建工作, 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完善企业标准体系并有效实施, 鼓励企业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转化成标准。四是不断深化都市农业标准化。进一步完善以蔬菜、畜禽、水产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为重点的广州农业标准体系建设, 围绕广州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 加快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名牌产品, 挖掘广州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推动观光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科技农业等都市型农业发展, 提升农业品牌价值和附加值。

3.5 加快参与国际标准研制的步伐

一是摸清底子。统计设立在广州市的国家级、省级专业标准化委员会数量、有能力撰写国际标准专家的人数、专业标准化委员会已发布的国际标准和计划研制的国际标准。二是加强沟通。一方面密切联系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省质监局, 及时掌握国际标准制修订的动态信息;另一方面加强政企沟通, 通过信息平台、行业协会和专业标准化委员会将国际标准制修订的动态信息告知企业, 形成信息传递的“闭环”。三是加强基础标准和标准信息研究。增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通用和共性标准研究的投入, 进一步完善产品标准信息平台, 实施动态跟踪及时更新产品国外标准, 供企业和市民便捷查阅。四是重点奖励国际标准研制。鼓励标准化基础牢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事业单位争取承担国际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发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人才和技术优势, 以自主关键技术为核心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 对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成效显著的给予更多的奖励, 发挥先进单位的示范作用, 增强“广州标准”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赵宏春, 邵雅文.标准有道行者无疆—访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任小铁[J].中国标准化杂志, 2014, (8) :12-21.

[2]赵子军.改革创新筑就中国标准梦[J].中国标准化杂志, 2014, (4) :16-37.

广州…… 篇8

关键词：信息化城市,智慧城市,信息技术,城市规划,广州

1信息化城市与智慧城市

1.1 信息化城市

信息化城市最早由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的曼纽尔·卡斯特于20 世纪80 年代提出。它是指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 通过普遍地采用信息技术和电子信息装备, 更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 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使由于利用了信息资源而创造的劳动价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上升, 直至占主导地位的过程。

1.2 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作为信息化城市的后继城市形态, 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智慧城市以物联网技术为基础, 使城市构建成为一个由新技术支持的涵盖市民、企业和政府的新城市生态系统。将分散信息及数据进行连接并多方共享, 以对环境和业务状况实时监控, 从全局角度分析形势并实时解决问题, 并改变整个城市运作方式。

支撑智慧城市的具体技术主要有以下几项: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高性能计算技术、建模仿真技术、智能科学技术、系统工程技术、标准与安全共性技术及应用技术。

1.3 智慧城市的规划

就智慧城市的规划范围来说, 应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规模、区位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从而分析周边地域的自然和经济环境对这个城市的影响。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城市性质、发展规模和用地空间结构, 而智慧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 还应在确定发展规模的过程中利用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模拟城市发展情景, 使之更为贴合实际发展趋势。智慧城市是依靠通信与信息技术支撑而运行的, 且两者仍在迅速地发展。各类技术快速变化与发展, 导致智慧城市的规划期不能如传统城市规划实践中依照《城市总体规划》长达20 年, 而是把规划期定在2~3 年内, 还需设定明确的阶段与步骤以确保规划实施的进度。

1.4 国外对智慧城市的实践

智慧城市已被世界各国确定为金融危机后振兴经济的关键策略。美国、英国、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都在积极地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于2009 年6 月发布的“数字英国”计划:利用移动的网络优势和信息化产品, 为分布在城市中的企业提供方便、快捷、有效的统一语音、数据、视频的多媒体应用平台, 并注重把分散的、各自为政的信息化系统、物联网系统整合起来, 提升为一个具有较好协同能力和调控能力的有机整体。

1.5 国内对智慧城市的实践

我国对智慧城市、物联网发展高度重视。当今国内已有多个城市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建设计划。如上海浦东首推“中国版”智慧城市45 项标准, 以光网和无线宽带双轮驱动, 全力打造“数字高原、智慧浦东”;宁波市则坚持智慧应用体系和智慧产业统筹推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让“智慧因子”助推强政、兴业、便民。

2广州对智慧城市的实践

2.1 建设“智慧广州”的提出

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先驱, 在对智慧城市的实践也并不落后。如今广州已进入城市化发展完善提升阶段, 随着城市化率逐步提高, 一些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显现, 如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城乡二元结构差距仍较大、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偏低等。为了应对这些困难和挑战, 需要广州寻求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而在中共广州市第十次党员代表大会上, 广州市委已明确提出了建设“智慧广州”的发展道路。

2.2 广州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与优势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 经过多年发展, 对建设智慧城市这一项崭新而且浩大的工程, 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与优势。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点:首先是经济层面。广州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在寻求积极的对策措施, 安全渡过了几次金融危机, 并使自身经济增长保持多年持续稳定增长的趋势。另外, 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增城经济技术开发区3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主导的现代产业园区在近年内不断发展壮大规模, 也为广州智慧城市的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广阔市场。其次在政策层面, 《全国城镇体系规划》里提及, 广州与北京、天津、上海、重庆一起, 被确定为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的建立对于集中力量建设智慧城市将会在国家政策的高度上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广州也有较大优势:广州作为华南地区的信息中心, 拥有较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 是我国长途电信业务三大出口之一, 也是全国互联网3 个核心节点和国际出口之一, 更是国家互联网三大交换中心之一。目前广州市已经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宽带信息网络, 物联网技术相关的研究机构和产业园区也发展迅速。

2.3 广州在建设智慧城市中的实践

“智慧广州”的建设, 随着城市建设与管理信息化步伐加快而扎实推进。在城市建设领域, 广州做出了许多尝试。近年来, 广州积极推进新一代通信网络、光纤入户、三网融合和物联网信息技术应用, 并启动和实施“天云计划”, 推进“无线城市”建设, 提供免费无线宽带网络, 推进实施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城管、智能家居以及天河智慧城、南沙智慧岛、黄埔智慧港等示范试点工程, 加快建设智慧广州。

而在城市管理方面, 广州全市全面实现互联办公系统与网站、行政审批系统之间自动对接, 政务网站正式上线运行。开展工地夜间施工实时管控试点, 并完成多个汽车加气站监控视频共享联网。

在城市交通方面, 广州致力于打造广州信息化大交通格局。智能交通系统已实现面向政府管理、企业经营和市民服务的交通信息化、现代化和智能化。广州市交通信息资源整合平台整合了包括市交委、市交警、广铁、民航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和企业与交通相关的资源, 具有提供全市路况分析、路况视频、公共交通等信息服务功能, 为交通组织和管理提供数据支持和辅助决策。

通过智慧广州的总体规划建设, 平台首次打破政府各部门间的信息壁垒, 实现各个信息孤岛的融汇, 以及跨部门信息资源的全面整合与深入挖掘利用, 有效促进了政府各部门管理水平的提升。

3结语

发展信息化城市, 并从信息化城市往智慧城市发展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趋势, 笔者作为广州人, 能体会到广州在智慧城市建设发展中对城市所带来的变化, 感到十分幸运。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如果“智慧广州”可取得阶段性的成果, 智慧城市的实践很有可能会如同改革开放一般, 从广州等率先实践的城市迅速推广至全国, 或许当“智慧广州”实现之日, “智慧中国”也不会遥远。

参考文献

[1]任荣.论曼纽尔?卡斯特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观[D].上海师范大学2011

[2]孙世界.信息化城市:信息技术与城市关系初探[J].城市规划, 2001 (6) :30-33, 49.

[5]程章, 沈晔.智慧城市研究述评[J].智能建筑与城市信息, 2013 (7) :101.

[9]赵四东, 欧阳东, 钟源.智慧城市发展对城市规划的影响评述[J]规划师, 2013 (2) :5.

[9]张西增, 王新南.智慧城市发展战略与国内外实践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 2013 (13) :5-7.

广州…… 篇9

展品范围球阀、蝶阀、闸阀、截止阀、止回阀、调节阀、控制阀、核电阀、电磁阀、安全阀、疏水阀、节流阀、隔膜阀、减压阀、柱塞阀、旋塞阀、排污阀、低温阀、电站阀、仪表阀门、不锈钢阀门及卫生阀门等; 电动阀、气动阀、自控阀、电磁阀、液动阀、自动阀和手动阀; 阀门执行器、阀门定位器、阀体、阀杆、阀芯、手轮及阀门密封等其他阀门配件; 管件、法兰、过滤器、接头、水暖五金、钢管、卫生管、管道特殊元件和管路系统; 流体密封、流体传动、流体测量、流体控制、流体输送及流体处理等相关产品。

主办单位广州流体展览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开发区青年路7号利丰大厦南塔505室(510730)

广州…… 篇10

4月24日下午，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陈立恩在繁忙的公务后，在办公室接受了《留学生》的专访。当天她身着同色系的西装套裙，搭配花色丝巾，优雅端庄。

陈立恩总领事作为外交官来到广州工作一年了，不过她对广州的感情早已融入血液，她告诉《留学生》记者：“我喜欢广州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我的母亲是香港人，老家在广州，所以我对广州有着不一样的感情。”她用英语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地，中间夹了一个用中文表达的词——老家，此时她的眼光透露着对寻根的执着。

陈立恩总领事在到任之前也来过广州，最近的一次大概在15年前，她记忆中的广州跟现在不太一样，她回忆道：“现在的广州已经是国际化大城市。那时候，番禺边界扩展到海珠区。我的外祖父在海珠区长大，他年轻时曾经参加在沙面岛上的象棋俱乐部。”

到广州工作之前，陈立恩总领事还曾在北京、上海工作过，对中国的南北差异颇有体会。“我一直被中国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打动着。不难看出，广东省是以GDP为主导的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省份，广东人比其他地区的人更灵活、开放，更有前瞻性和创业精神，所以有比较多的民营企业。”她仔细地对比道，“我在这里工作，有助于增加对中国的全面了解。中国很大，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特点，但都是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西兰，那个传说中奶牛数量超过人口总数的国家，一直以来被公认为世界上自然环境最纯净的地方之一。中国人印象中的新西兰，有着一望无际的蔚蓝色天空、广袤无边的绿色牧场、数之不尽的黑白色奶牛，出口各种号称“天然安全”的食品。

陈立恩总领事介绍道：“新西兰出口安全高质又物美价廉的食品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新西兰的食品行业领先于世界的声誉。我们有健全的确保食品安全的体制，所以我相信我们出口业的未来是光明的。”面对目前中国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她表示中新两国间食品安全合作正在不断深化，今年3月，新西兰政府宣布“中国食品安全奖学金计划”，将给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员提供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学习了解新西兰食品风险管理系统的机会。陈立恩总领事认为，中新两国通过官员交流以及奖学金的设立，可以增进对各自食品安全系统的了解。

很多人提到中国时想到的动物是熊猫，提到新西兰时想到的动物是奶牛。陈立恩总领事回应道：“我认为我们的标志是几维鸟（Kiwi）。几维鸟的身材短小，嘴巴又长又细，腿部强壮，由于翅膀退化，因此无法飞行。几维鸟非常胆小，很容易受到惊吓，大部分的活动都在夜间进行。”她一边详细地描述着，一边在笔记上认真地画出了一只几维鸟。

新西兰，那个被誉为“长白云之乡”的岛国，吸引着人们从世界各个角落来亲身体验这里的美丽。新西兰的旅游业十分发达兴旺，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陈立恩告诉记者，新西兰是2014年第一季度最令中国游客满意的目的地，旅游业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政府和旅游业界致力于确保中国游客在新西兰获得最好的旅游体验，“我们优先发展在中国地区的旅游推广服务，增加与中国游客的互动”。

新西兰的自然风光除了吸引大量游客到访，还吸引了很多世界著名电影到新西兰拍摄，例如《指环王》、《纳尼亚传奇》、《钢琴课》。陈立恩总领事还透露了一个消息：“电影《卧虎藏龙》的续集将在新西兰拍摄。”

舌尖上的新西兰

留学生：新西兰优质的食品尤其是奶制品在中国很有市场，甚至可以说新西兰乳业影响中国，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陈立恩：新西兰出口安全高质又物美价廉的食品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新西兰的食品行业领先于世界的声誉当之无愧。新西兰政府一直致力于支持国民生产和出口安全而高质的乳制品、海鲜、水果、红酒、蜂蜜等广受欢迎的食品。我们最大的乳制品公司——恒天然公司在中国建立了一些奶牛场，并参与了一个与中国共同倡议的国家乳制品行业和技术系统，以支持两国乳制品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相信我们出口业的未来是光明的。

留学生：近年来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十分严峻，而新西兰的食品安全受到世界信赖，新西兰有帮助中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吗？

陈立恩：中新两国间食品安全合作在不断深化。今年3月，新西兰政府宣布“中国食品安全奖学金计划”，将在未来提供90万新元给和中国合作的食品安全奖学金项目。该项目是由新西兰初级产业部（MPI）与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共同合作举办的。它也是2013年中新两国签订的食品安全合作协议中首个启动的项目。

该项目给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官员提供了在新西兰梅西大学学习了解新西兰食品风险管理系统的机会。具体的领域包括：食品风险管理、食品生产加工、食品安全标准等，也包括实习。通过官员交流以及奖学金的设立我们可以增进对各自食品安全系统的了解，我估计在未来3年大约会有10名中国官员参与这个项目。该项目目前是中国向新西兰单方向派出人员，在未来我们很可能会有新西兰的官员来中国交换学习。

约翰·基访华效应

留学生：你如何评价目前的中新关系？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