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精选十篇）
二胎政策 篇1
因带领多人致富,鲁戴明被湖州市劳动局评为创业明星,《湖州日报》、《湖州晚报》、《湖州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对其相继报道。
正月初六凌晨4点,鲁戴明被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惊醒:来电的是四川的王万全先生,他说昨天在报刊亭买了本《现代营销》,被月子汤项目深深吸引,激动得一个晚上睡不着觉,虽然知道这个时间鲁老师可能还在睡觉,但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拨起了电话,要鲁老师告诉他银行卡号,等早上银行一上班,就打款交学费!
保安兼职做月子汤
月赚两万改变生活
现年55岁的丁剑,是德清一家生活小区的保安,月工资2000元。儿子刚考上大学,四处用钱,妻子体弱在家,丁剑的工资又低、生活压力让他透不过气来。想创业没有本钱,想换个工资高的工作很难实现,因为自己一没文化、二年龄又大。怎么办?丁剑感到无望和痛苦。
月子汤项目推广人鲁戴明,通过公益组织了解到保安丁剑的情况后,一心想帮助他。于是针对丁剑的实际情况,专门为他设计制订了一个兼职方案。鲁戴明还手把手传授他月子汤技术,随后让他在妇幼保健院附近,寻找一家生意不太好的饭店,利用月子汤的营养配方及营销模式与其合作。丁剑负责定期给饭店配送月子汤药包,让饭店代为加工月子汤并外送,利润丁剑与饭店四六分成。按照鲁戴明的方法,丁剑兼职与饭店合作,刚开始每天就能卖出20多份月子汤。一算账,第一月饭店赚到了近万元,而丁剑也赚到了6千多元,整整是工资的三倍啊,拿钱在手丁剑哭了。
三个月后,丁剑果断辞职,专职做起了月子汤项目。营销上,他复制了鲁戴明的成功经验,印制宣传单发放到妇幼保健院和其他医院产科的产妇手里。同时在不同产房选出三位奶少的产妇,免费让他们试喝3份月子汤。因为月子汤营养高、催奶效果好,全部的试喝成本不足100元,却让持怀疑态度的产妇亲身体验到了月子汤神奇的催奶效果。由此,试喝后的产妇当即订购,她们的行为还带动了其他产妇纷纷订汤。此外,丁剑还针对产妇的亲朋好友到医院看望产妇的情况,把月子汤做成面额100元的礼品券,每张礼品券能订几份汤。丁剑把产妇的亲朋作为目标客户,向其推销礼品券。大家根据需求购买一张或数张礼品券送给产妇,月子汤味道好、营养好、催奶效果更好,产妇们当然高兴。产妇还可以随意组合月子汤(有鲫鱼、猪蹄、乌鸡汤等),随时打电话安排送汤时间,所以有的产妇一订就是一星期。
口碑相传!订汤的产妇与日俱增,丁剑每天就能卖出三四十份月子汤。半年后,丁剑在医院附近租了店面。他结合鲁戴明传授的月子餐、产前餐技术,开设了一家专业的月子餐厅,专门针对产妇提供一系列服务。凭借月子汤项目,丁剑从一名普通保安,成为月赚2万多元的老板,这可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联手营养师搞研发
月子汤品种大提升
月子汤项目,是鲁戴明经理推出,并于2007年面向全国推广。为把月子汤项目做大,鲁戴明还联手国内第一批高级营养师,做过多年营养保健品营销工作的沈建锋,深入研发。他们从均衡汤品营养、及提高催奶效果入手,推出多个品种。同时在原有月子汤内添加了蔬菜和菌菇,产妇营养过剩容易发胖的问题也解决了。另外,根据产妇需求,他们还开发出月子营养餐,解决了产妇的中晚餐问题。这样一来,很多产妇月子汤、月子餐同时订、一起吃,市场份额又大了很多。随后,营养师又开发出产前餐,市场空间越来越大。
江西学员吴秀秀生了对双胞胎,奶水还不够一个孩子喝,试用多种催奶方法不见效,便函授了鲁戴明的月子汤技术。收到鲁戴明用特快专递发来的光盘和资料后,让丈夫按教材上的配方和加工程序熬制月子汤,才喝了二天,奶水就变得又多又白。到了第三天,两个孩子都够喝了。断奶后的吴秀秀看好月子汤前景,最初无店铺经营月收入8000元,后资金充足后开了月子餐厅月收入近2万元。
程高翔是开小饭店的,每天从早忙到晚,生意不温不火,自从引进月子汤技术,增加月子汤外送业务后,每月多赚数万元。
鲁戴明经营月子汤不仅成为湖州市的创业明星,月子汤项目还被《湖州晚报》等八家晚报推荐为平民创业的首选项目。随着慕名前来学习的人增多,鲁戴明开始面向全国推广技术,函授1600元,面授2800元。包括光盘、文字资料和全套营销推广方案,还免费赠送月子餐和产前餐技术。为确保学员利益,每个城市只发展一家。
地址:313000浙江省湖州市环城北路新村6幢1-104室
湖州吴兴唯健餐饮技术推广服务部(原盛世唯康营养顾问咨询有限公司)
电话:13819271745(微信同号)
二胎政策：生二胎大家在顾忌什么？ 篇2
怀二胎的女人犹如一个老司机，程序驾轻就熟，远远不像怀头胎那样小心翼翼，家人也不像之前那样面面俱到，感觉二胎在肚子里就被冷落，但是妈妈受的折磨不会少。所以，想生二胎的。要想清楚自己将要付出的，让他也知道，共同面对。
考验二-生娃压力大，工作根本停不下来
经济基础决定生不生二胎，养一个孩子要多少票子的支撑问问你的爸妈就行咯，社会对女人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一个好女人要生的了娃，也要赚的了钱。生二胎的妈妈在做好自己的生产准备之外，还要帮助爸比一起赚奶粉钱尿布钱，OMG，女人不易，生二胎的女人更不易。
考验三-身体是资本，孕前检查很重要
生第二胎时更要做好孕前检查，因为女性生完第一胎后，身体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且都需要一段恢复的过程，对于能够再次妊娠也是一个未知数，
二胎前做一次孕前检查，可以检查出身体恢复情况如何，是否可以承受第二次怀孕的负荷。
此外，生二胎前的孕前检查，可以了解女性在生完第一胎后身体是否染上其他不合适怀孕的疾病，为怀孕做好一切保障作用。
拓展阅读：二胎政策，对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一个家庭如果想生二胎，在抚养孩子的费用上就会成倍的增长。除了要承担双子女的日常生活费用，还有两项必然会面临的高额支出——住房改善费用及教育支出。
经记者调查，住房升级已经成为众多二胎家庭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想生二胎的家庭中近55%均存在房屋升级的需求。由于二孩的诞生，家庭原先的小面积产品已经无法满足四口之家的空间需要，一个双子女家庭至少需要一套三居产品才够其家庭日常生活的使用。另一方面，二孩的到来让家庭对区位与交通的要求也会变的更高。只有区位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社区，才能帮助双子女家长尽可能的降低日常生活成本，节省时间与精力。
“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研究 篇3
[关键词]“二胎”生育意愿；实证研究；育龄妇女；城乡比较；对策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1-0110-06
On the evaluation of “two-child” policy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fertility desi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JIN Ying-ai
（Law School， Qingdao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Qingdao 26606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tatistic of women at a childbearing age in Qingdao cit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fertility desire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The result shows that fertility willingness of the urban and rural women tends to be convergent， and age， parenting attitud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arents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of family are the major factors to evaluate the“two-child”policy. The paper argues that to implement integrative fertility policy of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in line with the population situation of current China， which is helpful to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flow. And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welfare policy system based on family development and make good service for the key childbearing age crowd， such as elderly and low-income women.
Key words：the fertility desire of the second child； empirical study； women at a childbearing age； the comparis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ntermeasures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使城乡内部人口分化日益加剧，给社会管理和人口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1]。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普遍实施以“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生育政策，使人口出生率完成了由高到低的转变，步入平均每对夫妇终身生育1.7～1.8个子女的低生育国家行列[2]。继2011年国家实施“双独二胎”生育政策之后，为适应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各地从2014年3月份前后开始陆续开放“单独二孩”申请。2014年5月30日，山东省决定实施单独两孩政策，青岛市的“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平稳有序。截至2014年12月，全国有近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其中92万对获得批复，申请情况低于预期[3]。青岛市累计受理单独两孩生育申请30.726万例，办结29.744万例。根据摸底测算，青岛市符合“单独两孩”政策家庭总数约为115726户，占全市家庭总数的4.2%，其中有生育愿望的家庭约为82296户，占符合政策家庭的69%。按生育意愿和符合政策人群年龄构成情况测算，预计今后几年内每年新增出生人口1.4万人左右[4]。
2015年10月29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召开，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在实施之后带来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变迁、老龄人口不断上升、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过重以及究竟人们是否选择生育二胎等问题，重新成为人们对当前生育政策关注的焦点。
一、调研方法
本研究将以人类行为和社会环境理论、差别生育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以山东省青岛市20—49周岁的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以微观（社会人口学和社会心理学因素）、中观（家庭经济条件和家庭关系）、宏观（社区服务和社会政策等）因素为比较维度，分析青岛市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的评价以及生育意愿的一般现状，为政府顺利实施新的“二胎”生育方案提供实时依据。问卷调查于2014年9月1日至同年10月31日进行。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问卷440份，回收率为88%，经过筛选，剔除信息不全等问卷，最终有效问卷为426份，有效率为90%。调查对象中，农村和城镇分别占32.9%（140名）和67.1%（286名）。年龄按20—29周岁、30—39周岁、40—49周岁分组，所占比例分别为54.5%（228名）、24.2%（名103）和20.4%（87名）。
本研究采用的量表主要有自我意识、性别观念、生活压力、生活满意度、养育子女看法、赡养负担、婚姻质量、家人沟通方式等。经检测，各分量的信度系数均达到0.60以上，表明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运用社会研究软件（SPSS19.0）进行频次、百分率、平均值、标准偏差、Cronbachs α分析、t-test分析、ANOVA分析、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二、主要研究结果
（一）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城乡差异
本研究从生育数量、子女性别和生育时间三个客观维度， 即理想子女数、子女性别偏好、理想生育年龄（初育年龄、头胎和二胎的生育间隔），两个主观维度（生育目的、不打算生育理由）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进行描述， 并对城乡间的差异进行比较。
1.理想子女数
20世纪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3个为主，落后地区则以三个以上孩子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2个为主。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多以两个孩子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一个孩子为主[5]。本次调查结果（见表1）显示，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的平均值为 1.65（SD=0.68），选择理想子女数为二孩的各占53.2%和66.1%，选择生育一孩的各占33.8%和28.2%， 选择不生育和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总比例只占5.2%和2.8%。该调查结果显示了青岛市育龄妇女较高的二胎生育意愿，但总体上低于全国公民平均1.73的生育意愿。
2.理想初育年龄
根据37个示范市的工作评估报告得出，我国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超过23周岁，比过去有所推迟[6]。本次调查数据（见表2）显示，农村和城镇育龄妇女的理想初育年龄大致相同，大多数认为应该在25—29周岁之间。表明现代女性的晚生、优生意愿趋势越来越明显，晚育的途径并非是通过推迟结婚来实现，而是通过拉长初婚初育间隔实现。
3.理想生育间隔
山东省2013年通过了《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明确提出“夫妻可以自行选择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时间”，成为我国取消生育间隔的第19个省份。本次调查发现（见表3），在育龄妇女对“理想的头胎和二胎生育间隔”的回答中，占最大比例的各为“3～5年”（40.0%）和“2～3年”（33.1%）。可以看出，人们希望逐步取消生育间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生育时间。
4.子女性别偏好
纵观中国城乡居民的子女性别偏好特别是对男孩的偏好，正随时代更替有所减弱，且部分城市出现喜欢生女孩的现象。可见，“无后为大”“儿子传宗接代”等传统生育文化正逐渐失去其生存的社会基础。调查结果（见表4）中，78.9%和71.3%的农村和城镇调查对象认为“子女性别是男孩女孩无所谓”，不存在性别偏好的倾向，对于子女性别的选择日趋自然。
5.生育二胎的目的和不打算生育二胎的重要理由
育龄妇女生育二胎的目的和不打算生育二胎的重要理由的差异分析结果见表5。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除了传统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功利性生育目的，63.9%的农村居民和70.7%的城镇居民一致认为，选择生育二胎的目的是因为“免于一个孩子太孤单”。对于孩子而言，有兄弟姐妹做伴，可以减少孩子的孤独，避免独生子女的过于自我的性格缺陷；对于父母而言，如果多个孩子，也会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也会免于独生子女万一突发不幸的绝境。从表5中亦可见，调查对象不打算生育二胎考虑最多的是孩子出生后的养育费用和教育费用，而赡养父母压力作为第一理由的比例占的却最少。因此，社会要为这一政策的实施，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忧，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7]。
（二）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和总体评价
1.“二胎”生育政策认知度
调查结果（见表6）显示，城乡育龄妇女对国家“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均高于中间值3.00，说明现代妇女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关心程度较高。“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的地区差异明显（t=-3.59，p<.001），农村居民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认知度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2.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总体评价
从调查数据（见表7）来看，调查对象对“您认为国家有必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吗”这一问题的平均值均高于中间值1.50，认为国家很有必要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而且城乡之间差异并不显著，即城镇和农村地区之间由过去的“城乡二元”变为“城乡趋同”。
（三）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差异比较
1.个人特征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数据（见表8）表明，赞同全面“二胎”生育政策人群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F=3.99，p<.05）。即，40—49周岁的育龄妇女明显比20—29周岁人群赞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这是因为较高年龄段的人群在心理上更成熟，在经济、时间、精力等方面更有优势，大多物质生活趋于稳定。而 20—29周岁的女性本来是生育释放能力最强的育龄妇女群体，但大多考虑生育对事业的影响。
在个人社会心理学因素中，调查对象的生活压力给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带来了显著差异（F=2.98，p<.01）。即，处于较低生活压力的育龄妇女更赞同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而基于生活成本压力比较大的人群会反对生育二胎。
2.家庭因素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1）家庭经济因素
调查数据（见表9）显示，育龄妇女的职业（F=4.04，p<.001）、主观家庭收入水平（F=4.54，p<.01）给“二胎”生育政策评价带来明显的差异。
职业女性在孕育子女期间如果没有强大的亲属支持网络，会通过中断工作来完成家庭与工作角色。教师职业的女性因生育而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由于本身从事教育工作，比较认同两个孩子更能促进孩子健康发展的观念。
不同家庭经济水平的妇女的生育意愿呈中间低、两头高的趋势。一方面，人类对孩子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回报显著，使得子女作为投资的价值增大。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利于推动劳动力增长，缓解经济条件较差的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另一方面，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有能力应对不断上涨的育儿成本，能为“二胎”提供尽可能的教育资源和成长环境。
（2）家庭结构因素
调查数据（见表10）显示，在家庭因素中，养育子女看法（F=3.36，p<.01）和家人沟通方式（F=4.96，p<.01）不同，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看法也明显不同。具有较强的父母责任感和民主的家庭气氛的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更高的认同感。另外，现代的父母在对待子女的生育选择方面，已日益趋向民主， 子女在生育行为方面的选择受到来自父母的干预越来越少。
3.社会环境因素与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的评价
调查数据（见表11）显示，社会环境因素与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看法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这说明育龄妇女在选择是否生育“二胎”时主要根据个人及家庭事务来决定。另外，从表11中，也可以看出，调查对象对目前的孕产休假制度、幼儿园数量、服务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现状的满意度偏低。
（四）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影响因素分析
建立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12）显示，个人、家庭和社会环境变量联合解释支持国家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程度的影响力分别为22%、7%和1%，模型Ⅰ、Ⅱ、Ⅲ的拟合度较好，进入回归方程的变量只有年龄（β=0.23，p<.01）、家庭沟通方式（β=0.19，p<.05）两个变量，而个人因素中的学历、自我意识、性别观念以及家庭因素中的养育子女看法、养老负担，社区服务满意度、生育政策满意度等因素的影响力并不显著。
首先，越拥有良好家庭沟通方式的育龄妇女，越会支持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生育二胎将带来个人生活方式改变、经济成本增高、养育负担加重等问题。一些父母在催促子女生二胎的同时，没有考虑到子女的经济、精神压力。所以家庭成员之间需要通过采取自由、民主、平等的沟通方式，达成较为一致的共识，才能做到互相理解、合理选择。如果沟通不当，二胎还有可能使家庭结构崩解[8]。
其次，年龄越大的育龄妇女，越赞成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年轻人社会阅历浅，受挫感也浅，经济基础还不牢固，所以还没有做生育二胎的准备。据统计，青岛市20—29周岁处于生育旺盛期妇女的人口数量自2009年以来逐渐上升，从2016年开始又呈下滑趋势[9]。可以预见，即使普遍实行“单独二胎”生育政策，也不会出现人口出生率暴涨的现象。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根据以上研究结果，可以得出以下三方面的结论：
1.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一般趋势及其差异
第一，城乡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基本一致，并与计划生育子女数为二孩的统计结果较接近。显示了育龄妇女较强烈的二胎生育意愿。
第二，调查对象多数认为“男孩女孩无所谓”，城乡育龄妇女选择二胎的理由基本一致，不存在性别偏好，子女性别选择对“二胎”意愿的提升作用不再明显。
第三，理想初育年龄为25—29周岁，理想生育间隔是2～3年。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模式一致，晚育已经成为城乡现代女性普遍认同的观念。
2.育龄妇女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认知、评价的特征及其城乡差异
第一，广大城乡居民基本了解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表现出支持的态度，且育龄妇女的赞同度明显高于男性。如果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将满足大多数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
第二，从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必要性评价的差异因素分析结果来看，从事教师职业的育龄妇女和主观认为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上等水平的育龄妇女，40—49周岁比20—29周岁的更认为国家应该放开“二胎”生育政策。同时，具有较强父母责任感和民主家庭气氛的育龄妇女对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有更高的认同感。相反，生活压力大的人群表现的却没有那么积极。
第三，城乡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以自主选择为主，社区与政府环境因素没有给“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结果带来明显的差异。说明人们在面临生育选择时，会更关注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质量，所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现实距离。
3.城乡育龄妇女对“二胎”生育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
第一，年龄是决定认可放开“二胎”生育政策的重要因素。育龄妇女的年龄越大，越容易接受“多子多福”等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 生育二孩的态度就比较明显。
第二，积极的养育子女态度对支持“二胎”生育政策具有正向作用。具有较强的家庭价值认同感的父母，更注重养育孩子过程的乐趣，强调子女数量在家庭完整性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对策建议
1.社会层面
第一，建立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设立计划生育社会公益基金。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城镇无业、下岗居民，独生子女伤亡和大病等特困家庭，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户应给予生活、教育、就医、养老、陪护等方面的援助，引导公众自觉调节生育行为、自愿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借助社会化力量，支持社会服务组织进行专业干预。自实施“二胎”生育政策以来，家庭矛盾、离婚纠纷频发，所以全社会要形成多部门共同关注、多层面预防宣传、多元化解决问题的新常态机制，努力形成预防和化解因二胎生育引发婚姻家庭纠纷的合力，支持有条件的志愿服务组织和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实施心理干预方面的专项社会关爱行动。
2.政府层面
第一，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做好医疗保健服务应对。根据本次调查结果，有较强二胎生育意愿的孕产妇年龄集中于30周岁以上。山东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以来，青岛市单独二孩申请的妇女大部分是高龄产妇[10]。因此，政府要建立以育龄妇女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风险防范机制。相关机构要推出与二胎相关的服务，对有强烈生育意愿的高龄妇女进行重点监测，并增加免费服务项目，以保障产妇和婴儿的健康与安全。
第二，将计生服务融入城乡社区服务均等化建设之中。政府应将人力、财力、物力更多地投向农村社区，建立覆盖社区全体成员、服务功能完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较高的社区服务体系，并大力推进城乡社区交流与合作，着力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构建城乡社区组织互帮互助机制，形成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共同提高的城乡社区和谐发展新格局，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生产、生活需求。
第三，提升“养、教、护”三位一体的生育服务水平。根据人口变动情况，合理规划和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并立足基层，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宗旨。通过围绕服务社会全人口、生命全过程、生育全周期，在妇幼保健、教育、医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配置上采取相应配套保障措施，实行以奖代补、以非货币化的福利服务代替单一的经济补助的办法，以及时为广大育龄群众送去更多、更好、更贴心的公共服务，来应对人口波动带来的影响。
第四，制定有利于农村计生家庭的社会经济政策。根据此次调查结果，贫困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意愿。所以主观家庭经济水平处于“下层”的育龄群体存在较强烈的生育动机。因此，要特别关注农村低收入“二胎”生育计划家庭， 要协助解决这部分困难家庭孕育者的生活照料问题，制定农村独生子女户和双女户父母养老保障的有关政策，切实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惠措施。
第五，建立以性别平等为导向的妇女权益保障新机制。不同职业的育龄妇女对生育二胎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政府需要及时修改和完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将其中与生育二胎妇女权益保护相关的新问题，按照法制化和人性化的方式予以解决，特别是要以性别平等为导向，完善男女双方共同负担育儿的责任，解除育龄妇女和家庭的后顾之忧。
第六，实行“从罚到奖”的计划生育奖扶制度改革。政府应完善立法保护独生子女家庭、尤其是亡残子女家庭的权益，将终身未生育或未收养子女的父母纳入到奖励范围，在住房、养老、医疗、乘车等公共服务上体现出更多的社会关爱和优惠照顾，从单纯的“处罚多生”逐渐过渡到“惩奖并重”的扶助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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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研究 篇4
关键词：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人口,社会经济
一、引言
二孩政策, 是中国实行的一种计划生育政策, 规定符合条件的夫妇允许生育“二胎”。因为是二孩政策, 故第一胎为多孩时, 不可生第二胎。在实行“一孩半”政策后又实现全国全面放开二胎的目标。我国计划生育的实施并不是一层不变的, 而是根据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并完善, 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二、全面放开二胎的利处
(一) 国家政治方面。
“银发浪潮”、“人口海啸”近几年在中国却愈演愈烈, 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严峻, 并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 我国人口红利将加快消失, 老龄化加速以及面临的人才劳动力短缺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2013年提出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 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 否则, 越晚越被动。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胎, 这意味着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全面二孩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 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改善人口结构的不合理性, 是调整经济结构,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 由人力资源大国, 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也必须优化人口结构。专家表示:日趋灵活的人口政策将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人才是强国之本, 开放二胎的政治举措大大解决了可能出现的间断性人才缺口问题, 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实施全面开放二胎政策, 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 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有利于逐步实现国家政策与群众意愿的统一, 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最为重要的一点:部分试点县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表明, 放开二胎后不会引起人口激增问题的出现。
(二) 社会经济方面。
大国崛起与其经济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不仅仅顺应了国家政治发展状况, 与此同时, 对社会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毋庸置疑的推动作用。
2016年中国经济面临着首次出现的“经济新常态”, 提高国民经济成了各部门政府任务的重中之重。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对中国资产在预期上的积极影响不容忽视。而且, 部分直接关联产业仍将会从婴儿潮中受益。按16岁成年前城市农村平均抚养成本20万粗略估算, 二胎婴儿潮所蕴含的消费红利大约在每年1200-1600亿。二胎婴儿潮的到来将拉动相关食品、玩具、母婴医疗、儿童服饰、家用汽车、教育培训等行业的发展;短期钢铁、建材、有色等板块将受益于二孩放开, 目前不景气的房地产也会有所起色, 改善性住房将成为二胎家庭或早或晚的必然选择。不排除人们在预期心理作用下再次出现购房潮。与房地产相关的钢铁、建材、有色等又会形成一定的利好。
其次, 中期纺织、农副等板块将受益于二孩放开。据调查报告显示:随着二孩政策的执行, 生育潮最早或于2016年下半年出现, 而2017、2018年势必出现生育高峰。人口的增加必然带来衣食住行等大宗商品消费的强烈需求, 其中衣食首当其冲。远期能源、化工等板块将受益于二孩放开。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 中国对于能源乃至大宗商品的消耗将再次步入增长轨道。需求端量的变化也会引起质变, 近几年过剩的以玩具加工、家电生产为代表的制造业将迎来“第二春”。
长期来看, 随着放开二胎后新一轮人口红利的形成和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提高, 各类行业都将最终收益。
(三) 个人家庭角度。
人口是迫切的现实问题, 实实在在的摆在我们面前, 全面开放二胎政策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们的生活和睦, 亲里交际及赡养问题。
现在绝大多数的80后和90后均为独生子女, 从小就是祖辈心坎里的小皇子, 小公主。生活中的小自私, 不懂得团队精神和分享, 甚至由争抢心里产生的妒忌、怨恨及报复心理都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长大了, 遇到事情, 没有一个可以分担、商量的人, 所有的压力都要自己扛着。再大一大, 成了家, 立了业, 几代人就这么一个独苗, 就出现了两个人要赡养四位甚至是八位老人的义务, “空巢老人的心理”真是不敢想象!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思想早已在老一辈的人心中根深蒂固。目前在中国, 养儿防老的思想还是比较深的。全面开放二胎更容易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在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环境中, 学会互相帮助、谦虚礼让、分享、包容、奉献, 减轻独生子女我行我素、一人为大的思想, 彼此之间换位思考, 这些都是人类长久不衰的精神食粮。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使老人赡养的问题得到了强化解决从前赡养四位或八位老人的压力减轻了一半。二胎之间一定的年龄差让空巢老人不再孤独, 让父母老了的时候感觉有点依靠。
结束语
从上世纪70年代的“晚、稀、少”政策、80年代严格要求的“独生子女”政策、8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一孩半政策”与“双独政策”、到2013年12月份的“单独二胎政策”、再到2016年1月1日“全面开放二孩政策”, 中国人口的生育政策日益完善。当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 出现利好的同时, 弊端也是不可避免, 希望相关机构政府以及各部门工作人员根据未来社会出现的现实人口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 进一步完善人口和生育政策。
参考文献
[1]宋全成, 文庆英.我国单独二胎人口政策实施的意义、现状与问题[M].南通大学学报, 2015年.
二胎政策 篇5
1.立题背景
1966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以此对人口的出生增长实行计划性调节和控制性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013年，我国又推出单独二孩基本国策，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第一胎非双胞胎，可生二胎。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国统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2016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修正案的实施，最大的体现就是对人口的宏观调控，即政府希望通过两孩政策的实施，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二胎政策是可以解决很多社会与民生问题，但在二胎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相关问题也不容小视，在全面二胎政策的初始阶段，对二胎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也就很有研究的意义。
2.选题
对我国全面二胎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二、本论
(一)我国实施二胎政策的原因
1.家庭层次原因
(1)独生子女养老压力
(2)失独家庭的痛苦
2.社会层面的原因
(1)男女比例失调严重
(2)人口老龄化原因
(3)生育率处于低水平状态
(4)劳动力短缺原因
(二)二胎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忽视家庭需求自我控制人口的作用:家庭需求是一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我控制人口的均衡；但在政策的实施中，很容易破坏该自然调节规律作用的发挥。
2.容易加重家庭抚养的负担:常见现象是越贫困家庭或越贫困地区，生育的孩子越多,这也更容易造成发展不平衡问题。
2.可能激发家庭矛盾，造成家庭动荡:二胎政策最大的影响就是家庭的父母，夫妻会因为二胎问题出现不同意见，造成家庭矛盾；独生子女的家庭，相对于多子女家庭，会得到父母更多的关爱，受教育的程度也更高了，二胎政策很可能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且对家庭已有的孩子，可能出现二胎阴影，造成性格与心理方面的阴影，严重的情况会出现家庭的动荡。
3.高龄孕妇难产率的提高:二胎政策的出台，高龄孕妇不断增加，高龄孕妇的生产问题一直存在，在这政策下，高龄孕妇的危险会有个显著增加趋势。
4.可能侵犯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权利:很多女性有一个事业的心，但由于二胎政策的放开，来源家庭的压迫，必须辞去工作，负起生育二胎和抚养二胎的责任。或是很多企业因为年轻女性可能面临两次生育，而影响工作的成本，企业不愿意招收。现实情况很多是越是缺乏教育的家庭，更想生更多的小孩；同时很多缺乏责任心的父母，也更可能随意生小孩，对于这些情况，就是对儿童权益的侵犯。
5.择偶观的不利影响:独生子女可以直接解决房子等现实问题，结果出现很多错误的择偶观念问题。6.短期内破坏劳动力的供给失衡:女性休产假增多，供给将会减少，我国女性劳动力居多，短期大量减少，很可能出现劳动力严重失衡现象。
7.增加社会就业压力:我国早已存在就业压力问题，如果人口再不断增加，更容易激化这个问题，对于养老问题，更应该从社会公共服务方面进行解决。
(三)针对二胎政策的相关建议
1.优化社会公共服务建设:社会公共服务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之处，必须利用好，在发达国家最大的优处就在于健全的社会公共服务。
2.建立高龄孕妇咨询中心:对众多的高龄孕妇问题，必须提供专业的知道，这样才能有机会降低高龄孕妇出现的众多危险机率。
3.增强教育资源公平的发展:例如取消当地户口的教育要求、当地户口的加分政策，本身的降低录取分数等等措施，还有是增加贫困地区的教育资源。
4.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国家必须加强大学自主创业的优惠与扶持政策，也必须对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进行扩招计划。
5.健全社会保障法:关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问题实施二胎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努力健全养老保险，消减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关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我国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有治病难的，在养老问题中，其实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医疗方面；关于生育保险制度，必须严格规范好生育保险，避免不必要的漏洞。
6.完善配套政策:要保证配套政策跟上全民二胎政策，最基本的就是婚姻法和劳动法。婚姻法中的几个司法解释的更新，看似提倡了男女平等，但忽视了现实国庆和我国的传统伦理，很容对女性造成不公平。劳动法对女性产假的规定，从现实中来看，远远不能满足产妇的需求，国家必须对配套政策进行不断的完善。总结
“二胎政策”探索信号渐明 篇6
“二胎政策将放开”的消息，是在全国两会期间意外传出的。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而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
王玉庆还表示，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执行的是“一孩半”政策（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
对于王玉庆提出的这条“城市复制农村”的政策路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表示，不太可能实现。因为“一孩半”政策本身已经存在明显弊病。
“第一胎生女孩就可以生第二胎，如果是男孩就不行，客观上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过去农村用这个政策，主要是因为社会保障不好，等于是政策上的一种让步；而现在城市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当年农村完全不同。”翟振武说。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村缺乏B超设备，没有造成严重的出生性别比失衡，而现在设备便利，如果“一孩半”政策引进城市，将会加重出生性别比的失衡。
接近国家计生委的人士表示，目前“二胎政策放开”的路径已有大体方向，第一步肯定不会是“全面放开”，会选择从“单独二胎”（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经申请批准即可生育二胎）起步，并在3~4个省份先行试点，而试点的相关条例则要经试点省份的省级人大审议通过。
这次试点主要选择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涉及部分人群。据分析，“双独二胎”已经释放了一部分人群，“单独”再释放一部分人群，将来平缓过渡，梯次进入，逐步扩大，震荡较小。
短暂的“开小口”
目前国家计生部门还没有正式确认有关“二胎政策调整”的消息，但舆论仍然捕捉到了重要信号。这一信号，也被认为是二胎政策此前多年在部分地区探索的结果。
“整个计划生育调整，特别是二胎政策调整，就是由一个个非常小的步骤叠加起来的。”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教授这样表示。
上世纪80年代起从事计生工作的湖北长阳计生局原副局长田文金，对生育政策的变迁有着印刻式的记忆。
“1984年以前，对所有人通通执行‘一胎化’，特别是1982年、1983年，农村每天都有广播大会宣传政策，层层制定规定，发文件，层层发动，开党员大会”。
这段日子正是“一胎化”政策推行最核心的几年。其启动标志是1980年9月25日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公开信的发表，让大部分地方政府开始倾向更严格的控制。8个多月后，湖北省政府将“提倡生育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修改为“推行终身只生育一个孩子”。1981年10月长阳开始具体推行省里的政策，“当时就是狠抓结扎”，田文金说。
然而，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在各地很快遇阻。“特别在农村地区，发生诸多强迫命令的恶性事件”。
1984年4月13日，中央出台了“七号文件”，要求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群众满意、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文件提出：在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前提下，可以有控制地对二孩生育口子开大一点。
各地就此纷纷“开小口”。当年7月湖北省提出“开小口、堵大口、杀歪口”的政策，9月长阳对“开小口”做出具体规定，1985年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成立后，更是将二孩的生育政策放宽到了县内全部城乡居民。
顾宝昌教授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记忆是：“‘开小口’启动很急，下面的状态一直紧绷，上面突然一放开，下面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干脆就不管了。因为下面的工作一直在得罪人，很难。”
如此，从1985年开始，一些地区的计划生育工作几乎停摆。“一开始，计生助理员送一种写着‘可以生二孩’的纸条，催着赶快生，后来有没有纸条都可以生。”田文金回忆。截至1986年年底，长阳全县出生人数由1984年的6597人上升到11429人。
“从1985年到1987年，全国的生育率呼拉一下就上去了。”顾宝昌说。
这样的局面让各方面紧张起来。1987年中央开始收紧政策，当时的“二孩政策”被指为造成混乱局面的“根源”。
1987年10月，长阳发布《关于非农业人口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决定收回“非农业人口的二孩政策”。但是短暂敞开之后，突然“收紧”可没那么容易。“下面是慢慢收，收而不紧，一直到1988年底才算收紧了。”
在中央收紧政策的过程中，因为各地实际情况不一，出现了一种妥协局面。“上面退了一步，比如大多数农村执行的是‘一孩半’，不是严格的一孩政策；下面也退一步，不再坚持两孩政策。”顾宝昌说。
“两孩”试点
上世纪80年代末，就在全国对“二孩”政策收紧之时，一些很少为人关注的地区继续着“放开生育二胎”。
它们中的代表有甘肃酒泉、河北承德、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等，这些地区都曾在80年代中期被国家计生委确立为“二孩”政策试点地区。
1985年，在国家计生委专家咨询组成员梁中堂向国家计生委申请后，山西翼城成为特批的第一个试点。紧随其后，又有20多处地方效仿翼城。而这些试点地区的确立，在当时带有很强的自发性。“基本是下面提出要求，上面点头同意。”顾宝昌说。
然而，随着1987年中央政策收紧，绝大部分地区的“二孩”试点均被取消，而坚持下来的几个试点，则在国家计生委“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中得以保存。
“当年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两个数字，一个是人均800美元，一个是12亿人口。但是到1990年左右，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2亿。”顾宝昌说，80年代末，我国人口形势确实面临很多问题。
时任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提出，这种形势下只能实事求是做工作。最后设计出一个方案，认为可以将20世纪末的人口控制在13亿内。1990年，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方案，并指出人口政策要保持穩定。
在国家保持政策稳定的同时，几个“二孩”试点地区也在坚持。其中甘肃酒泉的试点经历颇为曲折。1986它刚被国家计生委确立为试点，第二年恰逢取消试点；1988酒泉再次争取到“试点”身份，结果1990年《甘肃省计划生育条例》颁布，全省农村推行“一孩半”政策，酒泉则要求继续执行“二孩”政策，最终1995年省里再次明确其“试点”身份。
“酒泉想尽办法坚持下来。而承德、恩施等地方就一直打少数民族牌”。
20多年过去，二孩试点情况如何鲜有公开报道。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一次专门针对“二孩”试点地区的调研。
调研的四个地区是维持了20多年“二孩”政策的酒泉、承德、翼城、恩施，覆盖人口约840万。这些地区均位于我国中西部，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其中一部分属于贫困地区。调研结果显示，多年来，这些地区人口保持低增长，出生率或生育率都低于或接近与它们条件相似但执行“一孩半”政策的地区。
酒泉的情况是，20年来，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均低于全国、全省水平。2000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低于全省的1.7，同时酒泉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比较平缓，200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5.17%，基本实现了试点的预期效果——控制人口，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
调研报告据此给出如下分析：即使普遍可以生育二孩，人们也并非一定要生二孩。主要原因是考虑孩子教育、经济负担和政府号召。生育政策的约束作用已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
一位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官员曾对媒体这样评价：“所有实行试点的地方，都可说是成功的。”而顾宝昌表示，20年来，很多人去考察过这些试点，包括中国人口学会和国家计生委，而最后的总结都是一句话：效果很好，但不宜推广。“政策试点这么多年来，只能让它独自存活。”
“多米诺骨牌”式微调渐进
2001年，一直在“二孩”试点中的酒泉再次跻身“试点”，这一次是“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试点”。
酒泉就此取消了一直被省里要求维持的“生育间隔期”。所谓“生育间隔期”主要针对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广大农村地区和实行“二孩”政策地区。
“在规定‘生育间隔期’的情况下，即便生第二胎在政策范围内，但与第一胎间隔不够4年，就算计划外生育。”顾宝昌说，目前，在全国的很多地区，因为“生育间隔期不足”而造成计划外生育的比例达到了总数的30%以上，海南省的比例则达到了50%以上。
一位基层计生干部告诉记者，为了让人们遵守“间隔期”，花费了大量精力，其中违反间隔受到处罚的占计生处罚的一半。
2002年，海南省计生委开始考虑将“生育间隔期”从4年调整为3年，随后，这个建议写入了《海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草案。提交人大讨论后，令海南省计生委意外的是，意见相当一致：全面取消“生育间隔期”。
海南省率先行动后，迅速引发各地效仿。从2003年到2009年，吉林、甘肃、浙江、上海、广东等十多个省市相继取消了“生育间隔期”。
其中，广东省对这次政策调整所做的背景说明说，依靠生育间隔期错开生育高峰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
2008年湖北省开始行动。这一次，湖北省计生委收到了一份来自国家计生委的报告，湖北省计生委负责政策法规的一位官员说，其中就有关于取消“生育间隔期”的资料。
顾宝昌认为，现在这种局面还是各省各自为政，“中央不可能下一个命令说必须取消生育间隔，都是自行选择”。
那份报告则是国家计生委委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进行的题为“取消生育间隔期对未来中国人口总量的影响”的研究性预测。结论是，取消生育间隔期后，两年后，达到人口峰值时，全国人口总量将比现在的4年间隔期增加640万人。这个数量不会对人口计划造成冲击。
事实上，海南取消生育间隔期后，有关专家就对其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权威的预测报告，加上其他地区的经验，各地在效法时自然觉得风险不大。“下面推得开，上面也认可，何樂而不为？”顾宝昌总结。
同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发生在各地对“双独家庭生育二胎”问题的强调上。
2002年新版的《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特别增加了“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申请生育二胎”的条款。此时距离1980年正式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已有22年，不少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阶段。湖北省根据1979年至2001年历年独生子女领证的情况计算，平均每年出生独生子女约4万人。
这一年，城镇夫妻均为独生子女可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已经在全国27个省市执行。
“1980年公开信就曾指出‘一胎化’是一代人的政策，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顾宝昌说。
2006年9月，北京市人口计生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李芸莉在与网友交流时表示，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希望符合这个条件的都可以把二胎生下来，此举将有利于未来解决北京劳动力和老龄化问题。不久，广州计生部门也表示了类似的态度。
“这是一个信号，也是一种可喜的变化。”北京大学教授穆光宗说，这种变化隐藏了对目前城市人口结构的考虑。“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是421，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种家庭结构非常脆弱，养老问题严峻” 。
二胎政策 篇7
11月15日,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 其中提到要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并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延宕多年的“单独二胎”政策即将正式实施, 同时“单独二胎”政策的推行必将拉动未来房地产与建材市场的需求热潮。
首先, “单独二胎”政策利好房地产市场。中国房地产行业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奇特人口结构的推助。由于住房市场发展日趋成熟, 未来该行业与人口及家庭结构的关系逐渐增强, 尤其是净人口增长率飙升, 导致家庭数目大量增加, 住房需求也随之高涨。住宅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居住与生存, 人口的增减规模、比例, 社会构成以儿童为主、中青年人为主, 还是老龄化为主, 都影响着对住房的不同需求。据预测, 2013年已经生育一孩还没有生育二孩的单独育龄妇女, 大约在1000~1200万人左右, 如果2015年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 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 必将带动居民对改善性住房的需求。二胎婴儿长大成家, 还将拉动新增房地产的消费需求。因此, “放开二胎”政策将延续房地产行业的人口红利, 极大的促进住房刚性需求增速, 对于我国楼市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其次, “单独二胎”政策也间接拉动建筑铝型材市场需求。建筑业是铝型材的三大主要市场之一, 世界上铝总产量的20%左右用于建筑业, 特别在一些工业发达国家, 建筑业的铝用量已占总产量30%以上。随着我国建筑业快速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铝合金门窗幕墙作为建筑物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获得了业界与消费者的广泛认同, 铝型材主要应用于建筑门窗、幕墙、采光顶、雨棚、隔断、装饰材料及结构部件。目前, 铝制门窗在门窗材料中所占比例为55%, 建筑铝型材市场需求主要依赖于房地产业, 房地产市场走势与建筑铝型材休戚相关。如果楼市销量下降, 会直接影响房屋装修的整体面积, 势必造成装修建材产品需求的减少。据数据显示, 2012年我国建筑铝型材消费量约为718万吨, 较10年前增长了近5倍, 由于这几年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愈加严厉, 建筑铝型材增长呈现出放缓趋势。而“单独二胎”政策所增加的住房需求, 可谓是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利好, 它不仅驱动建筑铝型材等各类建材的蓬勃发展, 还带动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大幅度增加, 以及促进建筑装饰装潢市场的繁荣兴旺, 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均全盘受惠。
二胎政策 篇8
一、数据来源及调查方法
此次调查选取了吉林、北京、山西、河南、湖南、重庆六个省 (直辖市) 为样本范围, 共发放问卷2, 500份。按地区配额, 吉林省700份, 河南省500份, 山西省和湖南省各400份, 北京市和重庆市各250份。定性资料的收集采用深度访谈法;定量资料的收集采用入户面访调查、街头拦截式面访调查和网络调查。为了提高问卷的真实可靠, 进行了试调查及复本再测, 得到信度系数0.899, 效度系数0.921。此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 138份, 其中有效问卷1, 870份, 有效回收率为87.5%。回收的纸质问卷采取手工录入, 并与网络问卷的数据整合, 用描述统计中的频数分析法和统计图法, 以及交互分析法和回归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并根据需要绘制各种统计图。
二、政策实施相关问题的调查结果
(一) 了解度。
居民对“单独二胎”政策的了解度调查中, 有57%的居民表示了解该政策, 37%的居民表明不太了解, 6%的居民表示不了解。只有大概一半的居民了解该政策, 所以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
(二) 支持度。
有关居民对“单独二胎”政策的支持度, 我们进行了量表分析。经过计算平均分为4.12分, 众数为5分, 中位数为4分, 所以大多数居民比较支持“单独二胎”政策的。
(三) 符合人数。
在不同户口居民的“单独二胎”政策符合情况的调查中发现, 有888人符合“单独二胎”政策, 占47%;有982人不符合“单独二胎”政策, 占53%。其中, 非农业人口中符合政策的超过一半, 农业人口中符合政策的大概只占三分之一。
(四) 未来几年二胎生育分布状况。
未来几年的生育分布调查结果显示, 2014年生育的比例占4%, 2015年生育的比例占37%, 2016年生育的比例占28%, 2017年生育的比例占7%, 2018年生育的比例占13%, 2019年生育的比例占11%。
(五) 未来五年新增出生人数的预测。
第一步:估计意愿生育人群。通过调查得出在已婚育龄妇女中, 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已有一个子女且愿意生育二胎的比例。我们把“是否愿意生育胎”中回答“是”的作为可能生育的最低估计值为484.567万人, “是”和“犹豫”二者合计作为可能生育的最高估计值为755.023万人, 计算其平均值为619.795万人。第二步:估计未来几年生育分布状况。抽样调查中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已有一个子女且愿意生育二胎的人数已经非常小了, 故只能作粗略的判断。第三步:计算出由于“单独二胎”政策新增出生人数在未来5年内的分布, 2014年新增24.792万人, 2015年新增229.325万人, 2016年新增173.543万人, 2017年新增74.376万人, 2018年新增117.761万人。
(六) 政策的影响。
1. 积极影响。
“单独二胎”政策的积极影响包括减轻下一代的养老负担、增加劳动力、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有利于子女成长四个方面。采用用五级多维量表法, 每个积极影响分数设置为1~5, 大于3分的可以认为积极影响作用比较大。求得每项积极影响的平均分数, 其数值均大于3分, 且各分值相差不大, 表明各项积极影响的作用都比较大, 但作用程度差不多。其中“减轻下一代的养老负担”的平均分最高为3.89分, 积极影响作用最大, “增加劳动力”的平均分最低为3.23, 积极影响作用最小。
2. 消极影响。
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单独二胎”政策的消极影响进行了分析, 其消极影响包括加大就业压力、加大自然资源压力、加大学前教育压力、减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步伐、加重城乡和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其中“减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步伐”的平均分数最低为2.9, 小于3, 而其他各项影响均大于3, 表明居民认为“单独二胎”政策对减缓人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不大, 其他各项消极影响作用相对较大, 从总体分值来看, 各项消极影响的作用相差不大。通过计算得积极影响的总平均得分为3.68分, 消极影响的总平均得分为3.17分, 总的来说, “单独二胎”政策的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七) 存在的问题。
新政策的实施不可能完美, 一些问题也不可避免。调查就“单独二胎”政策的宣传力度、地域差异、政策松严、相关细则明确程度、医疗服务水平、实施难度大小六个方面的问题, 让被调查者对其进行打分, 根据数据, 求出每个问题的平均分数, 比较平均分数的大小得出, 人们认为“单独二胎”政策存在政策较严、实施难度较大、医疗服务水平低等问题, 其中政策较严和医疗服务水平低的问题相对比较严重。
三、结论与建议
(一) 政策实施方面的结论。
57%的居民已了解“单独二胎”政策, 居民支持度较高, 认为实施该政策积极影响大于消极影响, 主要是有利于减轻下一代的养老负担, 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和有利于子女成长。“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增加了该政策实施的难度, 比如, 该政策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医疗服务水平低等。通过对未来五年由于“单独二胎”政策新增出生人数的预测, 得出在未来五年新政策的实施虽然会引起一个小的生育高峰, 但并不会引起人口堆积。
(二) 更好实施我国“单独二胎”政策的建议。
1. 加大宣传, 制定细则。
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 例如政府人员下乡宣传, 张贴通知, 入户走访, 网络宣传等;各省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相关实施细则, 积极推动政策调整的落实。
2. 结合实际, 注重落实。
平衡城乡生育差距, 一些地方还需要继续实施现行的生育政策, 而另一些地方则应当适时地调整人口政策, 完善家庭发展政策, 从而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为中国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口环境。
3. 多项配合, 全面发展。
人口生育政策只是国家调控人口生育行为的政策措施中的一种, 要全面解决各种人口问题还需要有很多其他的制度改革和政策措施的配合和完善, 如养老金制度改革、劳动力就业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
4. 加大教育, 完善医疗。
加大对教育, 医疗的投入, 解决入园难、看病难的问题。完善医疗设施, 改善医疗卫生条件, 提高医疗技术水平, 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值得信赖的就医环境, 也为新生儿的降临提供良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蒋萍主编.市场调查 (第二版) [M].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2
二胎政策 篇9
到底什么水平的生育率是好的生育率呢?毫无疑问,极低或极高的生育率之于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都是有害的。倘真的有“最优生育率”存在,那定是在这两个极值之间。更重要的是,这世上没有人咸美之、皆大欢喜的生育率水平。所谓的“好”或“最优”一定是在特定情境下之于特定对象而言的。那么,假设“全面二胎”政策真能让中国生育率有明显提升,谁又会是政策的受益者呢?
人口规模会阻碍生活水准提高吗
在“全面二胎政策”公布后没多久,一位性格较真的朋友给我发来微信,询问这个问题——“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准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坦诚地说,对这问题的思考让他感到有如精神分裂的困惑。很明显嘛,土地面积必有其上限,过大规模的人口超过自然资源的负荷。如果人口减少了,均摊到每个人的资源就多了,那么生活水准提高是很显然的事情。与此同时,他听到别人说,人口规模下降会阻碍创新,妨害一国之长期竞争力。他又觉得似乎也很有道理。那到底是人愈多愈好,还是人愈少愈好呢?
这问题的答案首先取决于一国之经济结构是怎样的。倘这个国家是以农业为主,那它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土地的供给是有限制的。给定土地数量,劳动力的边际产出随人口增加而递减。所以,生活水准也就会随人口规模的增加而下降。这情境大体与马尔萨斯在《人口论》所描述的状况相似,我们可以称一个只有农业部门的国家为马尔萨斯经济体。
对于以工业为主的国家而言,情况会稍有不同。工业生产除人之外的主要投入是资本(或者设备)。相对于土地,资本(或者设备)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复制和可流动的。设想下,前往浙江省务工的外来劳动力在一夜之间多了一倍。从短期来看,民工的工资会下降,不少民工会失业待业,生活水准会降低。但从长期看,当浙江省内外的企业家会(也包括外资、港资和台资)看到这里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他们就会带着资本纷然而至,或投资建厂或扩大生产。新增的工作岗位会让工资逐渐回到原来的水平。所以,相比于改革开放初期,在沿海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不啻数十倍,但当地生活水准并未因此下降。因经济增长研究而荣膺诺贝尔奖的索罗在其模型中潜在地指出,在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的情形下,人口规模对于人均产出的影响是中性的。故而,我在这称只有工业部门的国家为索罗经济体。
在时下的信息时代中,社会生活中又出现了大量新鲜事物。比如我们每天都在用的微信,这比如你正在痴迷某部大手笔制作的电视剧。我们很难想象,它们会诞生在一个只有十万人的岛国。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对于这类产品的出现和革新,反倒有了促进作用。一方面,假设有企业家(如乔布斯)和天才(如爱迪生、莫扎特和大仲马)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是恒定的,那么一国的人口愈多,这国家里出现的乔布斯、爱迪生、莫扎特和大仲马的可能性也就愈高。另一方面, 人口规模某种意义上即是市场规模,一个巨型的市场适合那些固定投入高、边际成本低的行业(比如软件应用、游戏和电影)发展。我暂且将只有这类产业的国家命名为乔布斯经济体。
总结一下,在马尔萨斯经济体中,生活水准会因人口规模扩张而下降;在索罗经济体中,人口规模与生活水准之间没有直接关联;而在乔布斯经济体中,人口规模对商业创新和技术创新反倒有促进作用。在现实中,一个国家更多是这三者的加总,且三者各自所占比重会随时间而不断变化。当我们讨论人口规模之于国民生活水准的影响为何,须给定一国之当时的经济结构来做判断。比如, 出台一胎政策时的中国更像是个马尔萨斯经济体,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今天的中国则是以索罗经济的成分为主,乔布斯经济占比在迅速上升,马尔萨斯经济占比已较小。人们倾向于基于当下的情境来做判断。这就不难理解,1980 年的中国社会会接受人口规模阻碍经济发展的论断,而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就会对它存有质疑。
“一胎政策”的社会影响
让我们把关注点从宏观经济转移到围观个体上来。全面实行二胎政策是一件好事吗?答案也不确定。我曾在天涯社区一篇帖子的回复里看到,一群反对一胎政策的网友和另一群支持一胎政策的网友在论战。有趣的事情是,我注意到说那些支持一胎政策的网友以女生为主。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支持一胎政策呢?
原因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在大多数社会中,是母亲在承担了生养孩子的主要成本。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率快速提升。很多职业女性常因兼顾事业和家庭而感到疲倦不堪、分身乏术。所以,当她们的丈夫和长辈希望要更多孩子的时候,一胎政策有时被这些妇女用作“挡箭牌”。在“全面二胎”正式宣布后不久,即有女权主义者撰文担忧某些妻子的命运会由之前的“被迫不生育”变成“被迫生育”。
其次,由于“重男轻女”思想的存在,计划生育虽让一部分女婴因选择性堕胎而“消失”,但是那些存活并成长起来的女孩平均来说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一方面,计划生育减少了孩子的数量,使家长们能更重视孩子的质量。即使是在那些有强烈男孩偏好的家庭,倘家里没有儿子,他们也只能把资源投入到对女儿的培养上去。另一方面,哈佛大学学者黄炜及其合作者的工作论文发现,计划生育还改变了家长对女儿、以及女孩对自己的未来预期。具体来说,当家长预期到女儿将来只会生一个孩子,那她将来更可能会是职业女性而非全职太太。那么,今天花费在女儿身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就会有更高的预期回报。
计划生育还会对婚姻市场带来扭曲。让我们把婚姻想成是包括子女、亲密感和劳动分工收益等等一揽子商品的集合。那计划生育可被理解成一种消费税:每个家庭按其特征都会被分到一个可生育(消费)孩子数量的配额,超过这个配额的部分就会被罚款(征税)。公共经济学告诉我们,消费税会减少个体对商品需求,还可能会扭曲个体的消费行为。我和黄炜最近一篇论文就发现:一方面,一胎政策降低了年轻人(尤其是汉族)的结婚意愿;另一方面,在那些汉少通婚家庭享有特殊政策(例如,可多生一胎)的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通婚率明显上升了。在后者的情境下,与少数民族结婚某种意义成为了一种“逃税”的渠道。但是这种扭曲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是有利的。这等于是分给他们可合法多生一个孩子的配额,并允许他们通过婚姻市场来出售这个配额。那么少数民族在婚姻市场上的价值就会相应上升。这也和我们的研究结果吻合。我们发现,在存在汉少通婚家庭特殊政策的地区,一胎政策使得少数民族找到的汉族伴侣的教育程度更高了。
对“全面二胎”时代的政策启示
今天,创业与创新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上的作用日益重要。与农业时代不同,人口规模不只不再是制约增长负担,还成了未来产生更多创新的土壤。但是,创新不只依赖于人口的规模,更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在全面实施二胎政策后,那些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有可能多生孩子。但这些家庭往往缺少条件同时为两个孩子提供足够的教育、医疗等资源。同时,如之前所述,“全面二胎”还有可能对女童接受教育的机会带来负面冲击。在失去了一胎政策的托辞之后,一些妇女还会迫于丈夫和长辈的压力,不情愿地进行生育。
全面二胎政策下代孕法律问题研究 篇10
大约在1980年, 代孕这个新兴生殖技术开始在我国出现。从八十年代到今天, 代孕市场及代孕技术都经过了三十几年的发展进化, 随着新兴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必然也会带来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 尤其是最近几年, 由于代孕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因为我国对代孕技术并未接受过系统的介绍, 所以普通百姓对于代孕的定义也都有自己的看法, 且认识都尚为浅薄。即使是在专业界对这一新兴技术的研究也都尚且不足, 比如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虽然有出现“代孕”这一词, 但也没有对代孕冠以明确的定义, 没有给予其具体的定位。此外, 在我国这方面相关的立法也不足, 只有个别法律提到过零星信息, 因此学术界也因为没有法律根据很难对代孕的相关问题开展讨论, 更无法对代孕的合法界限进行讨论。
因此, 对比国外相关定义并综合我国现在的代孕现状, 笔者认为, 代孕是指将委托人将其指定受精卵子注入选择的代孕妈妈体内, 由该代孕母亲接受并受委托怀孕直到胎儿出生的过程, 并最终将孩子交由委托人夫妇抚养。这一过程中, 接受委托并代替委托人怀孕生子的女性即为“代孕母亲”;委托他人怀孕生子的夫妇即为“代孕委托人”。
二、代孕产生的原因及在二胎政策下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一) 代孕产生的原因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 “礼教”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传统思想的核心,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这一封建传统的思想直到现在对我国民众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中国人都把生儿育女当做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因此, 对于很多无法生育下一代的夫妻来说, 代孕就成了他们选择的主要方式。繁衍后代是人类的天性, 人类要延续就必然要生育。但是, 由于很多现实因素, 很多夫妇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主要包括:一、患有不孕症的夫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全世界在育龄夫妇中患有不孕不育疾病的高达14%, 虽然有些可以通过治疗治愈, 但还是有一部分无法实现其生儿育女的诉求。二、是经济条件较好且对自身形象有较高要求的女性。比如女明星或者其他公众人物, 她们也渴望生育孩子为人母, 但由于工作要求必须保持身材等条件而无法选择怀孕, 但一般来讲, 此类人群都有着良好的经济条件, 此时, 代孕就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三、是已经有孩子的夫妻。在2016年年初开始, 我国证实推行二胎政策, 很多之前孕育了独生子女的夫妻, 也有着将来儿孙满堂的愿望并希望为自己孩子以后减轻赡养父母的负担, 因此, 他们也希望生育第二胎。但是, 由于自身年龄等原因, 而无法实现这一愿望, 这种情况下, 代孕便可成为他们寻求帮助满足自己愿望的一种重要方式。
最后, 代孕技术的飞速发展也是代孕产生的一个基础原因, 科学技术是一切发展的领头军, 代孕依靠科学技术发展得势不可挡, 一方面有着市场需要, 一方面有着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 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体共同促进了代孕的进步与成熟。
(二) 二胎政策下代孕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生育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 我国任何一位公民均可依照自己意愿选择是否生育子女, 夫妻二人的权利平等, 无论夫或妻任何一方决定是否行使自己的生育权, 对方都不得加以干涉。随着经济的发展, 代孕应运而生, 代孕的发展也正是生育权的延伸, 而与此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不管是在国外还是国内, 代孕引发的法律纠纷都不在少数, 主要包含以下几种:
一是关于代孕所生婴儿身份确认问题, 代孕母亲生下孩子后, 孩子是否为委托人指定的精子与卵子结合产生;二是代孕母亲被侵权的问题, 比如前年央视曝光了一起案件, 不少违法中介不但可以借腹生子, 甚至还可按客户要求筛选卵子, 很多女孩的卵子被当作商品供其挑选比较,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女孩由于年龄尚小或者文化知识缺失, 对取卵危害性并不了解, 因此常常对自己身体造成伤害而不自知;三是代孕母亲的探望权问题, 人类区别与动物的地方便在于人类有思想有感情, 在代孕母亲怀胎十月辛苦地生下孩子后, 不免会对孩子产生感情, 而产生想要探望的想法, 但委托人并不一定同意其的探望要求, 这就又引发了一项矛盾。
三、我国代孕的相关立法现状
2001年我国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代孕必须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社会公德等, 并应用于医疗用途,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中进行, 禁止任何代孕的商业行为, 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受精卵及胚胎, 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等相关工作人员不得进行任何代孕技术。
卫生部科技司司长刘雁飞曾表示, 代孕技术的实施, 不仅有违我国伦理道德, 还可能产生一定的社会危害。但是, 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我们国家也是做了一些规定的, 《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受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复函》中规定, 在确定代孕子女的法律地位时, 双方应地位平等的做出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 即做出人工授精的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 法律保护并认可代孕子女与父母的亲属关系, 双方之间权利义务遵循我国《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
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国情, 以及政策、社会因素复杂的原因, 我国代孕市场发展鱼龙混杂, 相关法律也并不完善, 甚至可以说少之又少, 导致了代孕市场的违法现象层出不穷, 不少代孕中介机构“打擦边球”并以此谋取暴利。所以, 面对代孕引起的众多民事法律问题, 我们应当尽快予以重视, 对代孕需求的现状进行分析, 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用以规范我国代孕市场。
四、二胎政策对代孕法律的影响及解决
(一) 二胎政策的出台及对代孕制度的影响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 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 完善人口发展战略,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2015年12月2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 (草案) 》, 该修正案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这也就说明了二胎政策的正式推行, 实施三十几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也即成为过去式。
二胎政策推行, 无疑加速了代孕技术的革新和市场的扩大。主要原因如下:
计划生育于八二年党的十二大会议中被定为我们国家的基本国策, 在此后的两个月, “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的内容也被写入我国宪法, 而计划生育同样也是《婚姻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从实施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起, “只生一个好”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口号, 现代社会, 大部分的80、90还有少部分00后都是独生子女, 这些孩子的父母便是独生子女政策的践行者。而大部分独生子女也有着希望父母为其生育一个弟弟或妹妹的希望, 首先独生子女的成长环境算是比较孤独的, 其次, 独生子女这一代将来赡养老人的压力也是较大的, 通常会出现两个独生子女组成的家庭需要赡养双方四位老人。而如果独生子女有一位兄弟姐妹, 则会缓解这种成长的孤独, 为独生子女将来的人生增加一个可依靠的亲人, 并共同赡养老人减轻独生子女的赡养负担。因此, 不少独生子女父母也因此, 希望生育二胎。
然而, 如今实行放开二胎的政策, 很多夫妇年纪却已在35岁以上, 科学调查表明, 高龄产妇怀孕生子对自身及胎儿都有着众多不利影响: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 不少妇女会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不适宜怀孕生子的疾病, 另一方面由于高龄产妇已不属于怀孕的最佳年龄, 因此对胎儿来说身体更方面机能的条件都比较不如年轻孕妇。此外, 这些很多独生子女的母亲均至中年, 这个年龄阶段, 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正是职业生涯中至关重要的时期, 比如已成为公司高管或者工作较繁忙的一些女性, 想生育二胎, 但因现实经济问题无法放弃眼前的事业或者工作太忙无暇顾及其他而无法亲自怀孕十月生育, 这就产生了“允许生但是没办法生”的矛盾, 也产生了大量代孕的需求。
(二) 我国二胎政策下代孕法律问题的建议
第一, 明确代孕合同及其权利义务。首先, 关于代孕合同, 立法时应直接明文规定代孕母通过合同所生的孩子为委托夫妻的法定子女;对于代孕母亲最好是要求其已婚, 并属于适合怀孕的年龄阶段、身体健康;委托夫妻首先应当是合法夫妻并有正当理由必须寻求代孕帮助的;由于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 因此伦理观念早已深入人心, 代孕应依照公序良俗, 代孕母和委托夫妻之间的身份关系应当排除三代以内直系或者旁系血亲。其次, 委托夫妻的义务应包括:向代孕母交代清楚具体代孕细节内容, 并向其支付代孕报酬, 以及代孕夫妻应依照合同规定完成其他应尽义务。此外, 委托夫妻应有义务接受经过代孕母亲所生子女, 并对该子女进行抚养, 并保证其子女的健康成长环境。特殊情况下, 代孕母亲有故意或重大过失伤害所生子女的行为的除外。最后, 代孕母亲的义务包括:在合同签订以前, 代孕母亲应该配合委托人的相关要求做全面详细的身体健康检查, 并将检查结果及其细则有效告知委托人;代孕母有接受代孕手术的义务;怀孕期间, 代孕母亲应对胎儿的健康状况负责, 按照要求定期接受孕检及身体检查, 并尽到其他妊娠期间必要的注意义务;在代孕母亲分娩后, 代孕母亲还有交还代孕子女的义务。
第二, 明确法律责任。首先是委托夫妻违约的法律责任, 委托夫妻违约的情况主要包括:拒绝向代孕母亲支付或者不完全支付代孕报酬, 此时应对该委托人的财产进行强制冻结或扣押, 代孕母亲一方享有终止合同的形成权;委托代孕的夫妻拒绝接受代孕子女, 该种情况主要发生在代孕母亲产下存在身体或生理缺陷的孩子时, 代孕母亲有权申请强制执行, 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委托夫妻承担。情节严重的, 可以遗弃罪对委托夫妻提起刑事诉讼。代孕母违约的法律责任。代孕母代孕期间违约的情况主要包括:擅自堕胎流产;故意或者过失造成对胎儿发育的不利影响;代孕母分娩后拒绝交付代孕子女等。
第三, 加强代孕亲子鉴定制度的完善。对于代孕亲子身份认定的纠纷大概有:依血缘认定亲子身份。这种认定方法虽然符合我国传统, 但很容易产生很多代孕亲子身份认定的纠纷。按有利于代孕子女的方法认定。该方法对孩子以后的成长是较好的, 但是当精子提供者或卵子捐献者的经济环境比委托人更好时, 按这种方法, 就要认定代孕子女由精子提供者或卵子捐献者与孩子为亲子关系, 这对委托夫妻是很不公平的。法律直接规定委托夫妻享有代孕子女亲权。此种方案的基础是由国家专门立法规定代孕子女的亲权由委托夫妻享有。综合来看, 笔者认为最后方案更为合理。
第四, 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代孕市场。我国代孕制度落后, 相关立法更是少之又少。缺乏有效管理的代孕市场变得有些鱼龙混杂、代孕中介手续不齐全。这就要求,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来规范代孕市场。合理合法的规定能够有效地对代孕市场运作过程实施监督, 并为代孕双方当事人提供可靠的平台。
五、结语
二胎政策, 是我们国家今年开年新推行的重要政策, 它适合我国现在国情的, 是促进我国人口均衡发展、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的重要举措。为了适应这一政策、响应国家号召, 也为了更好地促进我们国家人口、经济、社会多方面的协调发展, 对代孕制度法律问题的研究更是必不可少的, 这一问题如果解决, 将对我国未来二胎政策的广泛推行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二胎制度下代孕的法律现状的探究, 分析了我国代孕法律现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之处,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明确代孕合同及其权利义务、明确法律责任、加强代孕亲子鉴定制度的完善、设立专门机构管理代孕市场等四项解决方案。
由于我国针对代孕的专业研究缺乏, 且没有太多与代孕相关的立法经验, 因此, 本文的一些观点也是通过查阅、参考别国的代孕法律制度而提出的, 这意味着本文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不符合我国代孕现状的不足之处。对于二胎政策下的代孕法律的明确、代孕管理制度的完善, 这些都是我国代孕立法应当重视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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