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精选三篇）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篇1

关键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流通组织化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较快,而且主要农产品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平衡的历史性转折。但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农业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市场开放问题,而是更深层次改革的压力和挑战。而目前我国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不仅是当前制约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焦点所在,也是中国农产品能否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问题所在。其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单个农户不但势单力薄,在与工商企业的交易中常常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无力抵御市场竞争带来的巨大风险;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的国际化和食品供应链体系这种趋势的继续和深化将导致更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从而对小农户参与形成严峻的挑战。因此,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问题已成为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的选择

(一)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农产品流通组织体制的比较

农产品与工业品由于在生产过程、生产组织、社会化程度、产品属性、消费需求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对农产品流通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目前,参与农产品生产与流通的主体是数量巨大而规模超小的农户,这些农户都会以不同的方式在特定时间与农产品购买者发生交易行为,而每次市场交易都会发生交易费用。我们把单个农户进行市场交易所产生的交易费用称为个别交易成本,把单个农户的个别交易成本之和称之为整个社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对每一个市场参与者都是存在的,经过多位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诺斯、威廉姆森等)的完善,我们一般把交易成本分为三类,即获得和加工、处理市场信息的成本、谈判和签订合约的成本以及监测和执行的成本。

在一般情况下,经营主体都会选择一定的组织形式参与交易。根据威廉姆森范式,农产品流通主体选择的组织形式有市场组织、企业组织和中间组织。如果以企业制度把农户组织起来,即农户选择企业组织形式参与交易,则农户的个别交易成本就转化为企业内的计划交易成本,各企业内的管理交易成本之和就构成为社会交易成本。但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和生鲜农产品的生产的特殊性等内在的制度障碍使得农产品生产难以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从而制约着农业企业化在短期内的普遍推广。因此,农产品流通主体常选择市场组织或中间组织参与市场交易。

如果农户选择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中间组织进行交易,农户与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关系既不是完全管理交易关系,也不是完全的市场交易关系,从而能产生较低的市场交易成本。这可以与企业组织和市场组织的比较得出。首先,与企业组织进行比较:农户采取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中间组织进行交易,农户可以比在企业组织里拥有更大的独立性,从而具有比企业组织体制更低的组织内管理成本,虽然内部管理成本会比市场组织体制下要高,但一般不会超过其市场交易成本的节省额。其次,与市场组织进行比较:农户可以利用龙头企业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中间组织的管理职能,进行组织内部的共同计划和安排,这种长期的多样化合约关系会使农产品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有限理性及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程度大大降低,从而进一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基于交易成本分析的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的选择,农产品流通的主体应以中间组织体制为主导,农户的交易行为应通过公司、合作组织等中介组织来进行,应在大力发展龙头企业的同时,积极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二)“龙头企业+农户”和“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的组织模式比较

“龙头企业+农户”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是一种通过合约将产销联合起来的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是我国为提高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化程度而提出的一种新选择。一方面,龙头企业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承担风险的能力,能发挥龙头企业加工和销售农产品的优势。同时龙头企业和农户在保持经营独立性的前提下,以合约的形式进行了双方的责任划分和利益分配,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市场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合约的存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较为稳定的交易关系,龙头企业和农户的一次性交易代替了农户与农产品购买者之间的多次交易,这样不仅能节约交易成本,以及使龙头企业获得相对稳定的农产品来源和加工销售的规模性,而且能降低农户生产的不确定性和交易的市场风险,因而大大提高了农户进入市场的运行效率。

但是在实践过程中,“龙头企业+农户”这种组织形式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等问题。据统计资料显示,在16948个实行合同关系的龙头企业中,有高达38%的龙头企业取消了收购农户农产品并实行保护价的承诺,“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不到20%。造成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实力的严重失衡、合约约束的脆弱性及机会主义倾向,以及签约与履约之间的时滞性、外部交易关系的多变性等。具体分析,如果市场价格高于双方合约中规定的收购价时,农户有把产品高价出售给市场的欲望;相反,如果市场价格低于合约中规定的收购价时,企业有从市场上收购的欲望。由于龙头企业和农户实力严重的不对等,再加上双方的约束力弱,使得“龙头企业+农户”这种组织形式非常不稳定。因此,单一的龙头企业难以代表广大农户利益成为从事农产品流通的主体,“龙头企业+农户”这种组织形式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改进。

“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组织形式就是对“龙头企业+农户”组织形式的改进和完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许多从事独立生产的农户,为了能与农业流通环节的工商企业相抗衡,实现农资购买、农产品生产和加工等流通环节上的规模化经营而进行的合作。其不仅实现了农业流通环节的规模化经营,而且保持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优点一是既没有企业组织高昂的管理成本,又具备企业组织资源配置的优越性;二是既没有市场组织较高的市场交易费用,又保持着市场的灵活性。这种制度非常好地满足了农产品交易的特点。一方面,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解决了交易双方的力量对比不均衡的问题。具体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其规模和实力相对单个农户而言大为增强,由其充当农户与龙头企业交易的中介,而不是由原来分散的农户与龙头企业签约,将会使原来双方权力倾斜的程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矫正。另一方面,由于合作组织一般是在自愿、公平、公开的基础上建立的,成员之间往往较熟悉和信任,再加上当地道德和社会文化的约束,会使得农户的违约率大大降低。如今我国许多著名的农产品加工公司如内蒙古的草原兴发、山东的张裕、王朝、广东的温氏集团等都走上了与农户专业合作组织相结合的道路,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此可见,从目前的现实和农业生产经营本身的特点来看,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是农户走向市场的理想流通主体的选择。

二、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于90年代,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迅速,对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竞争力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从总体来看,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处于发展的初期,面临的问题也较多,主要是规模仍然较小、服务带动能力不强。根据农业部2005年提供的数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组织数量少

调查表明,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村仅占同期村民委员会总数的22%左右,参加组织的农户仅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相对于中国的8亿多农民和目前的农业产业规模来说还是太少。全国平均每4个村不到1个,有的县尚处于空白状态,地区发展极不平衡。这不仅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与发展中国家也相差甚远。如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90%以上的农民参加合作社,连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也有10%~30%的农民入社。

(二)组织规模小

在农业部2005年的调查中,被调查的合作组织注册资本大大低于有限责任公司,而这些被调查的合作组织一般还是规模较大、运行较规范的。这些被调查的合作组织其注册资本多在1~5万元之间,不及一个普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一半,且资产数量有限,多在10~50万元之间。

(三)行业分布不均衡

目前,从事可使农产品增值的加工业的专业合作组织较少,而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居多。同时,在种养品种和服务功能上,又多以蔬菜、水果等为主,而为从事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生产服务的较少。根据《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专题研究报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养殖业、蔬菜和水果的比例分别为:34.4%、31.3%和22.5%,占到总数的88.2%,行业分布极不平衡。

(四)服务带动能力差

在发达国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能为农民提供产品营销、信息、技术指导以及资金等方面的支持,而且能大大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促进农业的品牌化,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产业链。其服务的范围已从单纯的经济领域,延伸到社区治理、社会发展等领域,对农民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提供生产资料购买、生产技术培训、产品销售服务和提供部分市场信息等有限服务,能够提供信用、资金、担保、高技术、大型销售网络、营销、全方位信息等高水平服务的合作组织非常少。服务内容单一、服务层次低、服务带动能力差。

(五)运行机制不健全

从运行机制上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和发展不规范,稳定性和持续差。表现在:一是虽然有《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可依,但配套法规仍需完善;二是许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权不清,导致收益分配缺乏依据,以及责任、债务无法追究的问题;三是缺乏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是对龙头企业和农村能人的依赖程度高;五是组织内成员关系松散,成员的归属感不强等。

三、影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内外部主要因素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普遍推广既与农民参与组织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关,又与组织的运行效果密不可分。前者形成组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推动力,后者则形成组织构建的吸引力。因此探讨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因素,对于把握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态势和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主要因素的研究成果较多。阎寿根(2002)认为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不规范和外部运行环境不够宽松;陈军法(2004)强调了组织与社员利益关系不够紧密的因素;于法稳(2005)强调组织能力的建设,表现为信息化平台的硬件建设和组织成员个人能力尤其是组织负责人的各种能力提高的软件建设等。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影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运行的主要因素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一)外部的制度环境

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需要外部的制度环境保障。农民合作组织的理论与发展实践证明,政府以立法形式承认其法律地位,是其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政府应在立法上、政策上给予支持,并规范其设立,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但目前我国相应的立法还不够完善,致使一方面农民合作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够明确,难以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其经营发展;另一方面政府在管理上也无章可循,表现为管理的随意性强,政府的扶持政策缺乏法律保障,这些都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政府应营造完善的制度环境,进行适当的政府管理、干预和控制,这是农民合作组织广泛、健康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二)文化环境

农民合作组织需要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这包括广大的农民和官员必须认可和熟悉有关合作组织的知识,广大农民应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具有自助、民主、平等、公平、团结的信念和诚实、公开以及与他人合作的道德价值观和习惯,懂得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农业合作组织的必要性和意义,以及信任合作经济。但是目前我国在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建设方面还缺乏其广泛发展的文化环境,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农民的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合作精神,保守、封闭、迷信等小农意识严重,再加上缺乏合作教育和培训,使得许多人对合作组织的必要性和意义认识不够,从而制约着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

(三)组织内部的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

组织内部的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程度将影响组织固定成本的大小,机构设置和管理制度的完善意味着分工明确、权责清楚、管理有序,这是组织正常运作的前提和根本保证。农民合作组织要正常、高效地运作,必须有规范合理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合作组织的内部制度,既要借鉴企业内部的组织管理制度,又要体现其组织特点的公平民主的原则。这包括成员自由进出组织的制度、公开民主的决策制度、高效的经营管理制度、动态公平的分配制度、有效的激励制度、完善的监督制度、通畅的对外沟通制度以及明晰的产权制度。同时也必须加强与完善其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及民主监督的机制。

(四)合作组织领导人的综合能力

基于农民求稳、从众的心理特点,以及文化素质较低的共性,合作组织领导人的综合能力(包括敬业精神、专业知识、管理能力、经营能力、学习能力等)决定了合作组织的吸引力和发展后劲。在目前职业经理人还没有向农业产业转移的环境下,合作组织的发展将受到领导人能力扩张的限制。另外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的农民对龙头企业和农村能人的依赖程度很高,龙头企业的负责人或农村能人常常是合作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对决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他们与合作组织的利益一致时,往往不会出问题;但当他们与合作组织的利益不一致时,企业和个人可能会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牟利,甚至损害合作组织的利益。因此,要重视这一问题,加强对合作组织的规范和引导,保持其独立性。

四、促进我国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对策

我国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组织化程度低已大大制约了农产品的交易效率,为此必须通过横向、纵向一体化构建新型农产品流通组织系统。借鉴国外农产品流通的实践,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本身的特点,选择各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将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的必由之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农产品流通中普遍存在,无论是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模式,还是以法国和荷兰为代表的欧盟模式,或者是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东亚模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在农产品流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究其原因,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能够提高流通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为此,我国应采取相关措施积极推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发挥主体作用。

(一)加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扶持力度

根据目前我国农业、国内外经济形势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需要,以及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不难发现,无论是各种新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还是对传统的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的改革,都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满足农业现代化和市场竞争的要求。近年来,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支持,但总的来看支持的内容比较狭窄。今后,应当根据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财政、税收、金融、交通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突出支持重点,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技术推广与培训、信息服务、品牌培育和营销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二)坚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牵头主体多元化和形式多样化

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数量的扩张,常常会遇到资金、技术、人才缺少的困难,因此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牵头主体多元化,支持多种主体发起、参与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如能人和大户带动型、农技部门牵头型、农业龙头企业联结型、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型以及基层供销社改造型等。这不但有利于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数量的扩张,而且有利于其质量的提高。但要注意的是在由政府牵头时,要注意防止政府过度干预和控制。同时,要坚持组织形式多样化,可根据农户对农产品流通领域服务的多样化需求,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生产型、运销型、服务型和消费型等不同组织形式,而且还应根据农户对农产品流通领域服务的不断变化的需要,鼓励探索和试验新的组织形式。

(三)加强宣传、教育培训和示范,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综合能力

中国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较快,在此背景下,应加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一方面可通过加强研究和教育,培养基层合作组织带头人,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教育与培训纳入到职业技术教育与成人教育之中,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培植典型,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进一步规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章程,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财务管理等规章制度,理顺运行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引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规范化、实体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组织观摩和交流,总结推广经验,循序渐进地提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的综合能力。

(四)进一步增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模与实力,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的自助组织,要保持并不断提升其市场竞争力,一方面需要积极争取政府及其他组织在经济、立法、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支持或援助,另一方面更需要坚持自主、自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竞争主体。为此,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改变原来筹资渠道单一的问题,坚持开放的原则,例如可以适当吸纳一些筹资潜力较大的非农户,特别是一些实力雄厚的法人加入;也可借鉴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小麦合作社的做法,引进股份制机制,在整个社会范围筹资。同时,要大力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间的合作,成立地方或全国性的联合组织,统一开展科研、教育和培训指导,信息共享,在更大范围内组织技术、采购、加工和贸易活动,实现更大范围的规模经济,降低生产和流通成本,进而提高其市场竞争力。

(五)强化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经营中的营销职能

加强农产品营销是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已有的各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往往较重视技术、重视生产,而不重视市场调研、促销等市场营销工作。国外的很多合作组织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新奇士柑橘协会,它是美国加州柑橘生产者的营销合作组织,其运行机制是采取公司管理模式,聘用专职经理,按照现代企业的运作模式,建立高效的管理和决策系统,并充分应用现代市场营销的方法和手段,像卖汽车、卖电脑一样来开展农产品的营销活动。协会使用统一的种植标准、统一的商标(Sunkist新奇士),全球统一价格,聘请专业人士对产品实行营销策划。例如1999年中国和美国签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协议后,该协会就成功地组织和实施了进入中国市场的营销策略:首先是“新奇士”促销团抵达上海,该促销团一下飞机就马上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接着实施了地毯式轰炸的促销广告;最后,在中国各大城市的超市货架上“新奇士”橙铺货到位,取得了良好的销售的业绩。其产品投放的时机、地点、数量、节奏配合得非常到位,体现了新奇士柑橘协会营销体系的效率。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应强化市场营销的职能,包括进行市场调研,收集农产品市场信息;建立农产品销售网络,探索农产品新的交易方式和经营模式,并寻找与开拓农产品新的市场和销售领域,担当农户与超市等商家的桥梁;开展农产品促销工作,以及担当品牌营销的主体,创建和保护农产品品牌等营销工作,从而进一步增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吸引力,以及在农产品流通领域的主体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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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篇2

摘要理想状态下部门银行有其自身合理性和一定的运营效率但从长期来看流程银行在节省成本和提高收益方面更具优势；业务流程再造过程中一部分非核心的支撑型业务更适合外包而不是内部化；流程再造过程中的观念落后及所担负的短期成本过高是造成改革困难的原因这些困难可以理解为行动集团所导致的“锁定”效应从部门银行到流程银行的改革主要应着力于突破观念落后的阻力以及克服短期成本的影响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流程再造是我国银行业提升自身竞争力的理性选择

关键词部门银行；流程银行；交易成本；外包

2005年10月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出席“上海银行业首届合规年会”时直陈国内传统银行组织管理的问题指出当前几乎所有中资银行的业务流程都存在重大弊端仍只是“部门银行”而不是“流程银行”导致针对客户需求的服

务、创新和风险防范等受到人为的限制出了问题部门间相互推卸责任难以查处自此“流程银行”开始成为中国金融界的流行术语流程银行改革成为业内争相追逐实现的目标流程银行一般可表述为“围绕客户的需求通过根本性变革建立贯穿前中后台高效、灵活、创新的各类流程变革组织架构、资源配置与考核体系体现核心竞争力并能实现良好经营绩效的商业银行”而传统部门银行指的则是“金融机构遵循传统的分工理论服从内部管理的需要按照职能分工构建内部组织体系”从传统部门银行向流程银行的转变是一个流程再造的系统工程银行流程再造的实践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风行于美国到90年代中期欧美主要银行基本都已完成或正在进行流程再造活动经过再造后的发达国家银行体系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矩阵式扁平化的组织结构、经营管理系统高度的信息化以及通过模块化等方式优化业务流程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部门银行与流程银行

本文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是基于迈克尔·迪曲奇所著《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交易成本可定义为三个因素带来的成本调查和信息成本、谈判和决策成本以及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成本在这里还要明确交易成本在短期与长期不同的假设短期内管理资源总量是给定的因此对任何一种活动增加管理投入的唯一方式就是从其他活动转移资源；长期内管理和补充资源总量则可以得到增加另一方面管理机构的效益可以描述为销售收入超出所有的生产、销售和管理成本的部分

(一)理想状态下部门银行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分析

现将一家部门银行理解为如下成本与收益的形态(见图1)其中Bf、Bm表示该银行某项业务的管理活动采用组织内部化与市场交易两种不同契约安排下各自产生的效益cf、cm则表示两种交易方式下该银行业务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如图所示cf与cm的形状满足凹函数性质原因在于交易成本(组织成本)本身也存在边际收益递减经济意义表示签订和执行合同活动的产出增加时交易成本随之加速上升交易成本曲线的斜率表明对该银行而言管理产出的单位成本cfBm表示同样的活动由企业内部组织要优于在市场上交易同时注意到Bf与Bm曲线的形状满足凸函数性质这意味着增加管理活动会引

起收入增加或成本降低从而使效益增加但其增加速度将逐渐下降由此可发现传统部门银行的管理活动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即BfBmcm(二)流程银行改革的内部交易成本分析

从现实情况来看管理与组织成本的降低是合理的从cf到cf’体现出了这种优势但针对流程银行改革的实质而言它是一个将交易成本内部为组织成本的过程因此从短期或业务量较小时看一项业务的流程再造可能增加了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传统部门银行的组织方式更具有成本优势在图2中表现为A点以左cf’cf；然而从长期或业务量增多的情形来看流程银行的成本优势就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图中表现为A点以右cfcf’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随着企业内部资产的反复利用将会引起组织成本增加因此短期内这种成本优势不一定能体现出来需要长期、资产反复利用以及业务量扩大到一定范围才能体现出来

另一方面分析一项业务流程再造后银行内部收益的变化情况如图2所示Bf’Bf表明实行业务流程再造后的收益相对更大影响Bf的主要因素包括两方面第一公司实际和预期的技术及它们能支持公司的独特优势的程度；第二保持对生产——销售的控制——从而榨取垄断收益——的能力综合看来这种优势可概括为技术上的独特性及垄断优势传统部门银

行的一项业务流程再造不仅在长期降低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效率的提升、经营目标和服务更为人性化将更有利于创造客户价值、推动产品创新从而有利于形成上述两个方面的因素和条件并最终提高银行的整体收益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给出对传统部门银行进行业务流程再造的经济动因和机理看出无论是从收益还是成本角度考虑流程银行都具有长期优势

(三)流程再造过程中的部门抉择——业务外包

世界发达的银行如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美国第一银行都将核心业务以外的一部分外包出去如后勤服务部门、物资供应部门、信息技术部门等由此使企业能专注于经营其价值链中的核心业务这就表明传统部门银行设置的若干机构可能是不经济的内部化可能反倒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或降低潜在收益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业务再造过程中的部门抉择是基于成本与收益考虑的结果如图3所示给出了一项业务外包情形下的成本与收益曲线并非所有的业务都是内部化的收益更大(即BfBm时)当BmBf时便表明一项业务管理活动交由市场交易更有效率这是因为技术上的独特性以及垄断优势的原因如这家银行在某些业务(如信息技术)上并不

掌握这些优势此问题转化为如何将这些业务外包或出租出去这时的选择将取决于或是机构内部、或是利用市场的管理资源配置的相对成本——即比较cm与cf第一种情况下如果cmcf业务外包将能最有效率的在机构内部进行管理这是由于资产特殊性比较显著或者贸易额较大的原因使完全靠收租可能带来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及由此带来的谈判和监督成本为发挥出规模效应需要银行业务外包时与合作伙伴形成联合大企业的经营模式从图3中可见选择业务外包同时进行机构内部管理的方案使银行可以榨取最大的纯收益(Bm—cf)

二、改革难点及对策建议

我国部门银行想要达到流程银行要求还只是一个目标尚处于探索期改革的观念障碍和短期成本过高仍然是主要桎梏所在传统部门银行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仍处于转型期观念落后仍在商业银行中广泛存在尤

其在基层行更是如此商业银行业务流程再造前后对比可以发现短期之内流程银行的成本可能会提高加之改革本身成本将会更高推动我国商业银行流程再造工程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第一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流程再造过程需要彻底变革各级人员的传统观念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实现再造后业务流程以客户为中心流程中每个人的工作由客户做出评价评价结果纳入绩效考核系统通过这样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再配合以培训教育工作可以有效地促进员工树立起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

第二降低组织创新过程中的短期成本任何一项变革都会带来许多困难流程再造更是如此改革最大的困难不是组织结构如何扁平化、业务流程如何模块化而是原有各分行、支行领导层以及工作人员的去留、重新安排问题这是突破制度“锁定”的唯一途径可供选择的对策建议为总行及各分支行领导层要从长远考虑利用好现有管理模式中总行对分行的统一领导权自上而下推进强制性制度变迁包括调整分支行结构重建模块化、信息化的业务流程按照考核上岗制度重新调整领导干部以及员工的分配和去留

交易成本与经济组织 篇3

供应链上的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从传统的买卖或者供需关系发展成为目前许多企业采用的动态联盟,甚至是虚拟企业合作形式。而且这种合作不再是企业与庞大的上下游企业进行交易,而是只于少数对象进行长期的合作,并借由这种稳定的合作关系创造出彼此最大的利润。 在这种供应链上的稳定的合作过程中,研究者普遍强调信任与承诺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们是供应链上组织间完成经营合作的重要环节,更是组织之间巩固合作关系的无形动力。由于供应链上的各个组织的规模、声望、能力的不同,彼此间的信任程度也存在差异。然而,当前的学术研究多集中在组织内在特征或固有属性的层面来探讨影响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程度的作用机制,鲜有将组织之间合作的外部环境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交易成本的变动所带来的组织间信任的不确定性。鉴于此,本文以交易理论为基础,以供应链上的组织间的信任与承诺程度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在交易成本理论基础上,组织间的信任与承诺对合作组织的财务绩效所产生的影响,以此为合作组织间建立更加健全,稳定的信任与承诺关系提供必要的依据。

二、理论分析

(一)交易成本理论方世荣(2001)指出,交易的进行不仅需要考虑生产成本,而且需要考虑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和交易标的之性质有关;交易成本越高,企业越可能将其内部化,反之则采用外购的方式进行。交易专属性投资与外部不确定性会提高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高低,就是形成企业各种关系的主要因素(Sarkar,2001)。 而不同的交易特性,如资产的专属性、交易环境的变动性、 交易频率的高低又会引发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进而影响供应链上的信任与承诺关系。因此交易成本主要理论内容是建构与人类行为与交易特征两大类的假设上。本文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组织所在供应链中从事资源交易所产生的成本 , 以及进行 企业内部 交易时产 生成本的 总和 (Williamson,2002),并选取交易成本中的特定性资产、环境的不确定性两个变量作为影响信任与承诺的因素,以下作进一步探讨。

(1)特定资产。特定资产是交易成本理论三个重要特性之一(Williamson,1979),意指对特定交易的资产专属性程度。特定资产在企业合作时所表现的价值在于,当双方的合作关系存在时,该资产具有价值;若合作关系消失,则该资产价值也随之消失。合作双方如有特定的资产投资时,彼此的依赖会增加,也更愿意信任对方。特定资产一般分为六种类型:位置的特殊性、实体资产的特殊性、人力资源特殊性、 时间的特殊性、专属性资产、品牌资产。本文重点研究的是上述六种特殊性中的实体资产的特殊性、人力资源的特殊性以及专属性资产,主要强调这些有形资产的投入对组织之间合作绩效的影响。

(2)环境的不确定性。本文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给出的定义:由于资讯的不对称,导致遭受彼此欺骗的可能性。当交易越复杂,未来越不易掌控的情况下,各种契约难以规范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Robert and Kim(2011)认为,组织间相互依赖的时机发生于当组织无法对合作方的策略无法充分掌握时,因而借由与其他组织寻求合作以降低环境所引起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就意味着供应链上的组织之间缺乏充分的信任。倘若组织间的信任程度能弥补这种不确定性,达到无论未来发生何种情况,都愿意彼此信任的程度,进而增强组织间的合作绩效。

(二)信任和承诺近年来,有关组织间信任问题有诸多的探讨,Ring(1994)定义信任是对他人善意的一种信心, 是合作关系成功的重要因素。Joshi(1999)将信任行为及值得信任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但皆属于信任层面。Moorman (2001) 认为信任是愿意去相信交易,且交易伙伴是可靠的。Hosmer(1995)讲信任作了更为具体化的阐述,认为信任是对于伙伴能够诚实的承诺,真诚的谈判以及对投机行为的责难等由伙伴所做的良好行为的正向预期。本文综合各学者的观点,将信任定义为:因供应链上各组织所具备的名誉声望、组织之间资讯共享程度所带来的组织之间愿意彼此相信对方的心理。

承诺是维持长期关系的关键成功因素,合作组织之间愿意以短期利益的牺牲换取长期利益的实现,也愿意因某一特定交易而投入昂贵的资产来表现自己是可靠的。因此,在任何一次合作活动中,都免不了承诺,小至口头承诺,大到签署合约,这些都属于承诺的表现形式。近年研究开始偏重于将信任与承诺结合起来进行描述,认为信任是一种期许,承诺是一种付出,信任是做出承诺的决定因素 (Achrol,2007)。组织间的相互承诺代表着某种程度的牺牲具有潜在的伤害,因此合作双方除非有一定信任基础,否则承诺将不易实现。基于以上观点,本文认为组织间信任程度对彼此间的承诺有正向影响。

(三)财务绩效财务绩效作为衡量组织间合作绩效的评价指标之一,本文将其定义为:衡量企业营运的结果, 财务结果以及策略性目的达成之成效。具体表现为:公司的销售额在合作后是否有提高;公司的利润额在合作后是否有提高;公司的投资报酬率在合作后是否有提高;公司与竞争对手相比较的总成本是否较低。

(四)研究框架根据概念界定,以及部分影响因素的给出,本文透过交易成本理论架构出以组织声望、组织间资讯共享程度为影响信任的两个前置变量;以特定资产、 环境的不确定性作为干扰信任与承诺的干扰变量;以信任与承诺作为两个中间变量;以财务绩效作为结果变量。最后形成图1的研究框架。

三、研究假设

借鉴已有文献和影响因素,提出假设:

(1)组织声望与信任。组织声望是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对企业的整体看法,这些看法包括了品牌、企业形象、客户关系等等,大众对企业形象认知后,彼此口耳相传对企业的看法与评价。利害关系人对企业的评价,使得组织声望成为公司重要的无形资产。声望对于防范投机行为的成本相当之高,声望越高的企业,大多较容易吸引合作伙伴或吸纳人才为其工作,各关系人对其正面的评价与信任带给企业的是一种良性循环 ,使企业运营顺畅并有助其壮大;反之,企业的声望不佳带给企业的是负面冲击,除了可能使企业的经营不顺外,合作伙伴也会对该企业产生不信任感,而不愿意进行更密切的合作或继续维持该合作关系, 由此既会增加组织间管理的潜在成本又会影响整个合作联盟之间的合作绩效(Houston,2000)。因为当供应链上的组织拥有良好声望时,合作伙伴的利益关系人会给与情感上的正面评价,而且会比较喜欢与这种声望较高的企业合作。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组织声望与组织间信任有正相关关系

(2)组织间资讯共享程度与信任。资讯共享是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渠道分享包括彼此的业务信息、财务信息和策略信息。Konsynski(1994)提出组织间通过分享关联资讯, 可以创造出竞争优势,双方通过经常性地资讯交换,加深彼此的关系,使双方对彼此已建立的关系更加信任。Holm (1996)提出合作双方信息共享程度越高,越有助于提升彼此所获得的利益,从而能加强双方合作关系的信任。合作伙伴之间紧密的沟通能够使双方更确切的了解对方,使双方对彼此所建立的关系更有信心。组织间的资讯共享被视为合作伙伴之间的调和剂,并通过必要资讯的交换来减少误会的发生以加深彼此的信任。故组织间有效的资讯共享是影响双方信任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组织间咨询共享程度与组织间信任有正相关关系

(3) 信任与承诺。信任是任何一个合作联盟的基石。 Anderson(2001)提出信任是一个企业的信念,该信念认为对方会执行有利于双方的方案,而不会做出损害交易伙伴的非预期行为。组织间承诺的提出是基于相互间的信任, 当一方对于交易伙伴的可靠度有信心时,并愿意相信对方的承诺是诚实的,而且对方也将会去完成他在此交易关系中的义务责任,这时组织间的承诺就产生了。任何承诺的提出都存在无法兑现的风险,因此双方合作除非有一定信任基础,否则承诺将不易实现。假设信任没有转换为承诺, 那么合作组织间就无法从合作中获得实际效益。因为信任只是停留在心理层面的一种心理期望,承诺才是一种行动付出,只有将心理上的信任转化为行动上的承诺,才会使得合作关系更具体。因此假设:

假设3:组织间信任程度与组织间承诺有正相关关系

(4)特定资产的投入对信任与承诺之间的干扰程度。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特定资产的重要性表现在难以确定该特定资产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了多少。特定资产投入的增加会导致转换成本的提高(Kwon,2004),因为事前的投资一旦进行,事后的关系就不能轻易终止,否则特定资产的投资就会失败。例如公司一旦放弃原来的合作伙伴,寻找新的伙伴关系,其先前投入的特定资产就相当于一项没有价值的投 资 。 特定资产 的投入是 一种有形 的关系投 资 (Morgan,2007),这一投资代表组织对于此次合作关系的认同。但是一旦关系终止,这些投资残余价值就非常低,这些先前投资的回报率接近于零。除此之外,如果企业想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他也将放弃这一投资,重新投入新的资产,而这些新投入的资产将增加转换成本。企业如果不想放弃这一部分特定资产并且还愿意投入特定资产,说明企业与合作伙伴的信任关系是良好的。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的另一方看到这方企业为了维持这种合作关系仍然在做出资金投入,便会更愿意相信这方企业的合作诚意,并做出适当的承诺。由此可见特定资产的投入使得合作双方从心理上的彼此信任上升为行为上的互相承诺,足见信任推动了承诺的实现。因此假设:

假设4:组织特定资产的投入越高,使得组织间信任程度对组织承诺越重要

(5) 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信任与承诺之间的干扰程度。 环境的不确定性是指组织无法正确预测未来竞争环境的程度。由于市场环境的纷繁复杂性,很难对未来的竞争程度做出准确预测,因此将增加交易的成本与难度。再加上交易过程中涉及的交易事项、数量、时间期限等契约问题, 促使交易往往仅在极其专业且少数的组织间进行,也使得交易成本居高不下。江义平(2003)指出当企业面临越不确定性的竞争环境时,将会越愿意形成合作范围广泛且较为紧密的联盟。这种合作联盟不仅需要彼此心理上的信任, 更需要达成某种书面契约或者承诺,从而来维持该联盟的运转。由此可见,企业寻求合作联盟的庇护是为了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压力,当环境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就越信任组织间互联性合作,而这种互联性合作是建立在组织间相互承诺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环境的不确定性影响着信任与承诺的相互关系。因此假设:

假设5:企业所在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组织间的信任程度对组织间的承诺也越重要

(6)组织间承诺与财务绩效。若将供应链视为一个整体组织,而供应链上各节点的企业是组织内的各个个体, 便可将承诺解释为个体对某一特定组织的认同与投入的相对强度。组织承诺强的成员会有两种意愿:坚定的完成组织的目标,实现组织的价值;愿意为组织付出更多的努力,提高合作绩效。因此承诺能让合作组织达到共同目标, 各组织会付出努力并且在自我利益与伙伴利益中寻求平衡,所以承诺被认为与合作绩效有关(Angle,1991)。Gentry (1998) 研究指出组织间的合作绩效通常包括品质绩效与财务绩效。本文重点探讨的是组织之间承诺与财务绩效的相关关系。因此假设:

假设6:企业间承诺性与财务绩效有正相关关系

四、研究设计

(一)问卷设计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其中的变量可分为前置变量、中间变量、干扰变量以及结果变量,共设21个题项。其中衡量前置变量的共5个题项,分为衡量声望的有3个评价方面,分别为组织的行业认可度、组织品牌、组织诚信(Zahra,1996),代号为A1-A3;衡量资讯共享的有2个评价方面,分别财务信息共享、作业信息共享(Kumar, 1997),代号为B1-B2。衡量中间变量的共6项,分为衡量信任的有3个评价方面,分别为组织规模、组织制度、员工素质 (Neeru Sharma,2000),代号为C1-C3;衡量承诺的有3个评价方面,分别为经济性承诺、情感性承诺、持续性承诺 (Moorman,2001),代号为D1-D3。衡量干扰变量的有6项,分为衡量特定资产的有3个评价方面,问项代号为E1-E3;衡量环境的不确定性的有3个评价方面,分别为竞争者、替代品、政府干预(Lambert,2000),代号为F1-F3。衡量结果变 量—财务绩效的有4个评价方面,分别为利润额、销售额、 资本报酬率、总成本,代号为G1-G4。每个题项均采用Likert5点尺度计分。

(二)样本选取本文以制造业为研究样本,调查对象主要为制造业中的食品业、纺织业、汽车业以及设备业、家电业、器械也等类型的企业,调查范围为镇江市地区。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124份,回收率41.3%,其中有效问卷119份。就受访者年龄看30岁以上占81.2%;就职岗位来看,采购与财务部门人员为主要受访者;就教育程度来看,均为大专以上学历,对问卷的理解无障碍,题项的回答可按其知觉进行判断。

五、实证检验分析

(一)效度与信度检验本文以Cronbach’s来检验有关变量的信度。一般认为Cronbach’s α 系数在0.60-0.70为最小可接受值;0.70-0.80为具有较高可信度;0.80-0.90为具有非常高的可信度;若低于0.60则应该拒绝。本文的信度检定如表1所示,发现各变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都至少超过0.60,有的甚至超过0.80,而且验证性的因素分析中的组合信度都在0.75以上,说明本文的调查问卷内部信度达到较高的水准。本文的调查问卷量表均引用国内外专家使用过的量表,并经过专家指导后适度修改而来,故问卷应符合一定的效度。本文还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各变量之间的因子载荷量来验证各变量之间的结构效度,发现除了特定资产中的E1项低于0.5,其余问项的因子载荷均超过0.5,表明本调查各变量的结构效度达到较高的水准。

(二)相关性检验利用SPSS19.0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从各指标的均值,其中组织间对信任的满意度最高,均值达到3.79,而对特定资产项目认可度最低,资讯共享的满意度次之。这表明,我国合作组织间对彼此的特定资产的投入量不够满意,也能说明特定资产这一变量在影响组织间信任程度上作用不明显。 此外,组织间的资讯共享的均值也较低,说明组织对合作方的各种信息资源的掌握程度不满意,信息的共享程度较低,容易产生信息的不对称。这正是导致我国行业因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而造成预测出现较大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削弱了合作本该具有的优势。由此调查可以发现,虽然组织间的信任度很高,但是对于真正体现组织间信任的项目,例如:资讯共享的程度却不高,所以我国目前的组织间的信任还只是停留在口头或者意愿上,而还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而这种表面的信任影响了组织间合作的绩效。因此财务绩效均值也很低。从各变量的相关性来看,信任与组织声望和资讯共享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与资讯共享的相关程度更高;信任与承诺之间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信任与承诺均有正向关系, 而特定资产与信任与承诺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承诺与财务绩效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对先前做出的六个假设,给出一个判定:均予以支持,不予支持。

注:"*" 表示 p<0.05,"**" 表示 p<0.01(双尾检验)

(三)结构方程分析为了检验上述六项假设的判断是否正确,本文以结构方程模型来分析,借以来检查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关联的依赖关系之外,还能够了解整体框架的因果关系。本文以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所得的参数估计值与模型路径图如表3与图2所示。因为特定资产变量在上述检验中发现和信任与承诺的关系不显著,所以在验证时将该变量剔除。本文为了进一步了解整体模式配适度是否合适,其整体框架的配适度判断标准是值约小表示配适度越高,然而值会因样本大小而放大情形,因此需要参考GFI、AGFI、RMR等指标。配适度指数(GFI)在0-1之间,值越大表示配适度越好,通常采用GFI>0.9;调整配适度指数(AGFI)与GFI有相同的性质,但AGFI是经过自由度的调整;残差平方根(RMR)是推估后所剩残差,值越小表示配适度越高,通常采用RMR<0.5。本文研究框架的配适度指标值如表4。由表可知,本文的框架配适度指标值为1129.85(p<0.001),配适度指数GFI为0.86,调整后配适度指数为AGFI为0.79,残差平方根RMR为0.04。本文的GFI>0.9, RMR<0.05,所以研究框架整体配适度达到了可接受范围。 由图2可以看出,承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果为0.51,信任通过承诺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效果为0.22,信任对承诺的影响效果为0.43,信任通过环境的不确定性对承诺的影响效果为0.16,且为显著性影响。从各变量结构模式的路径系数可知,对组织声望的影响程度依序为行业认可度(0.69)、组织品牌(0.69)、组织诚信(0.63);而对资讯共享的影响程度依序为作业信息共享(0.76)、财务信息共享(0.74);对信任的影响程度依序为员工素质(0.78)、组织规模(0.64)、组织制度(0.61);对承诺的影响程度依序为情感性承诺(0.61)、 经济性承诺(0.57)、持续性承诺(0.57);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程度依序为资本报酬率 (0.85)、利润率 (0.81)、销售额 (0.74)、总成本(0.69)。

结构方程参数校估结果

注:“**”表示C.R值>2.32(p<0.01)

注:“*”表示C.R值>1.96(p<0.05),“**”表示C.R值>2.32(p<0.01)

六、结论

本文通过基于交易成本理论提出的特定资产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两个可能影响供应链上的组织间相互信任与承诺关系的外部变量,再结合企业本身所拥有的组织声望以及企业间的资讯共享程度两个变量来综合分析组织间信任与承诺的关系,同时探讨了组织间的承诺程度对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假设。本文对假设进行验证时,利用相关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对镇江50家公司进行问卷调查并做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声望、资讯共享对提高组织间信任均有正向影响;组织间的信任不但有助于合作伙伴之间的承诺程度,还能促使合作伙伴之间财务绩效的提高;同时,环境的不确定性又是影响组织间信任程度的一个外部干扰变量,而特定资产的投入对伙伴之间的信任影响不显著。因此,合作组织一方面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扩大企业声望,另一方面需要合作伙伴,建立沟通模式,培养彼此的信任。同时,信任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更进一层的承诺关系,只有建立的稳定的承诺关系才能维持双方长远计划的合作,降低组织间的交易成本,改善产品品质,提升盈利空间。最后,组织间的信任与所处的环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组织内部所有的决策都必须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当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企业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成本来监督合作伙伴以及预测环境的变化,而合作联盟可以有效的分摊这一成本,并利用整条供应链的系统性来整合产品和技术需求,从而降低风险。可见,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高,组织就越依赖合作,越信任合作伙伴。

本文在研究可能影响信任的几个变量时,只是从文献中选取的最有可能影响信任的几个变量,并没有全面的进行研究,所以并不代表其他的变量对信任没有影响。此外, 本文所调查的企业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供应链上的所有组织,所以,本文只从单方面角度来分析组织间的关系,可能会造成单向的主观回答,在资料的完整性上存在不足,如果能够收集到一个供应链上组织的完整资料,应更具有说服力。

摘要：本文基于交易成本的一般理论,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供应链组织之间的信任与承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对供应链绩效,尤其是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结果发现,组织声望、资讯共享对提高组织间信任有正向影响;组织间信任与组织间承诺正相关;组织间承诺与财务绩效正相关;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影响组织间信任的一个外部干扰变量,而特定资产投入对组织间信任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