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配额交易（精选七篇）
碳配额交易 篇1
1、效率与公平原则
效率与公平是分配基本原则中的对立统一体。配额分配的效率是指在确定性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约束下,实施分配的政府和获得配额分配的企业所能实现的最小成本和最大收益。一方面,配额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应当分配到能够高效利用的接收者手中,从而实现配额资源的最优配置;另一方面,初始分配应当有利于降低管理成本,至少不应导致管理成本的不对称增加。配额的公平分配是指配额分配的经济收益和成本在不同接受者之间的合理分摊。首先,分配方法的选择应当保证公平性,同一类型的企业之间以及新进入企业与既有企业都应获得公平分配的机会。其次,配额分配形式上的公平应让位于实际效果的公平。
2、环境效果原则
环境效果是进行配额初始分配制度设计必须考虑的重要原则。从短期效果看,在一个排放总量确定的制度运行区间之内,温室气体减排数据也是明确的,针对涵盖企业适用不同的分配方法将不会影响环境效果的实现。从长期效果看,即使连续期间的总量设定可以保证温室气体控排水平的稳定性,但依然需要采用有效的分配方法实现减排激励作用。如果分配方法的选择事实上起到了向高排放行业分配更多配额的效果,将不利于整个经济体系完成低碳转型,未来实现更佳环境效果的难度将显著增大。
3、竞争力保护原则
决策者在将能源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产业纳入到碳排放交易覆盖范围时需要考虑短期成本增长对国民经济整体的影响。不同产业的生产成本结构以及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差异,导致这些产业部门在被纳入到配额管理之后呈现出不同的适应能力。因此,决策者不得不充分考虑针对不同产业部门的差别待遇,尤其是在适用分配方法时,有针对性地采用无偿和有偿分配手段。特别是对于那些对配额成本十分敏感且在国民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工业制造部门,无偿分配方式将是首要考虑对象,以便提升这些产业在纳入排放交易的过渡阶段对配额成本的适应和吸收能力。
二、配额初始分配的方法与层级选择
1、配额初始分配的方法
碳排放交易的配额初始分配包括无偿和有偿两类基础方法。采用无偿分配方法需要政府部门事先进行数据收集,并根据数据类型的不同,进一步分为祖父法和基准法。在效率层面,祖父法流程简单方便,而在公平层面,基准法则有利于“奖励先进、惩罚后进”。有偿分配方式则真正体现了污染者负担原则。在效率和公平层面,拍卖和定价销售都优于无偿分配方法。在环境效果层面,有偿分配仍基于排放总量的设定。但由于部分产业的竞争力下降,可能会导致碳泄漏的问题,进而危及到环境效果。因此,在制度运行的初期阶段,有偿分配方式不宜大范围采用,但随着制度运行的稳定和成熟,有偿分配将逐步取代无偿方式成为主要分配手段。
2、基于产业部门的层级分配
在配额初始分配过程中,还需要将产业部门和企业之间的分配层级纳入考虑范围。“政府———企业”的单层模式适合于产业部门涵盖类型单一且纳入企业数量较少的情形,单层模式的优势在于公平性的保障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单层模式不利于产业之间的平衡以及竞争力的保护,不同产业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竞争力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导致形式上公平的配额分配造成事实上的不公平结果。“政府———产业———企业”多层模式适合于分配对象涵盖多个产业部门的情形。在该模式下,配额总量将被分解到各个不同产业,然后对产业内部的企业进行具体分配。多层模式的优势在于有效平衡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准确反映产业内部企业的配额需求,避免了产业之间的竞争扭曲。但是,多层分配模式也会增加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负担,配额在产业分配的标准透明度问题也值得关注,这增加了分配实施准备工作难度。
三、配额分配的补充机制
1、新进入者的配额分配
对于新入者的配额分配方法也可以采用无偿和有偿两种分配方式。如果原先同一产业部门的既有涵盖企业接受了配额的无偿分配,一般情况下也将根据一定标准发放给新进入者免费配额。但遇到的问题是如果既有排放企业使用了祖父法,而新进入者没有历史数据可供参考,只能依照新进入企业所在部门的排放基准,结合企业提交的预期产量或者根据本行业内的平均排放率进行配额数量计算。两种数据比较而言,行业的平均排放强度在公平性方面要明显优于由企业自己提供的预期产量,因为企业在利益驱动下会为了获取更多免费配额而虚报自己的产能。如果针对新进入者统一采用有偿分配方式,虽然可以避免公平性问题,但也需要考虑本产业的竞争力保护问题。
2、关闭和迁出的配额处理
在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运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既有企业的退出情形,因此关停与迁出的配额处理是十分必要的。在实践中,往往采用三种处理方式:全额收回、自由处置和按比例回收。关闭或迁出的配额处理同样需要将配额分配的基本原则纳入考虑。一方面,如果让关闭或迁出的企业自由处置配额会鼓励这些企业出售剩余的配额获利,在免费分配的情况下等同于“关闭溢价”。这种结果对于那些仍然生产且继续上缴配额的企业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关停企业出售剩余配额获利,则可以产生市场激励促使完成低碳转型。如若强行收回配额将对高排放产能的淘汰会产生负面冲击。而且,如果企业是通过有偿方式获得配额,关闭和迁出造成配额无偿收回的情形则会有失公平。
3、早期行动奖励
早期行动奖励是对碳排放交易制度实施之前,涵盖企业已经进行的减排活动进行计量后,给予企业排放配额或其他奖励形式。通常情况下,早期行动奖励机制更多配合祖父法一起使用,以尽可能矫正不公平的实施效果。在效率层面,早期行动奖励都会涉及到对涵盖企业早期活动数据收集和基准的设计,增加了政府部门的管理成本。而在环境效果层面,低排放企业获得奖励的同时,历史上的高排放企业将不得不承担更紧缩的总量限制,因此不会给制度实施的环境效果带来影响。在产业竞争力保护层面,早期行动奖励机制的实施有利于激励产业内积极减排的企业,从而实现涵盖产业在长期内的低碳转型。
四、中国构建全国统一碳市场配额分配制度体系的建议
1、中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
我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构建仍需秉持公平与效率、环境效果与产业竞争力保护四个基本原则。在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引入国民经济体系的初始阶段,涵盖产业和企业的过渡期适应将是中央决策者主要的考虑因素。一方面,产业竞争力的保护要优先于环境效果,尤其是我国目前所处的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并没有完全实现与碳排放脱钩,在排放峰值带来之前很难实现真正的总量约束控制;另一方面,配额分配工作的实施效率优先于实施公平性,以避免给政府造成过高的管理成本。而在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正常运行的高级阶段,产业竞争力保护应当逐步让位于环境效果因素,通过强有力的温室气体配额管理和排放约束,促使纳入产业实现自身的技术改造和低碳转型。配额分配工作的公平性必须是决策者首要重视的问题,通过设计更加复杂精密的分配规则,强化数据收集、基准制定、分配执行和实施过程的监管,保障配额分配真正有利于排放水平的降低,有利于进行低碳技术革新的企业发展,实现配额分配制度在事先设计、分配实施和分配效果多领域的公平效果。
2、中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基本方式
在配额分配方法的适用上,仍然需要中央决策者根据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发展阶段进行选择和方法组合。在国家碳交易启动的初始阶段,分配方法应以无偿分配为主,以有偿分配作为必要补充,在无偿分配中以祖父法作为主体,个别产品实现标准化的产业部门初步采用基准法则。有偿分配的有限适用主要考虑到我国配额二级市场初期发展的不成熟,需要帮助涵盖企业在期末进行履约获得配额的购买途径。在中国国家碳交易的成熟阶段,分配方法应以有偿分配为主体,以无偿分配作为必要补充。有偿分配将以配额拍卖作为主要手段,实现环境损害真正内部化为企业的排放成本,配额收入将进入到国家建立的应对气候变化专项基金,资助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同时可以用来补贴易受配额成本影响的弱势群体。无偿分配转变为辅助手段后也有其继续存在的必要性,可以用于防止碳泄漏的发生以及对国民经济重要产业部门的竞争力保护。在配额分配的层级选择上,由于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覆盖范围的多产业特点,基于不同产业的多层级分配是最佳路径。
3、中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的补充机制
新入者配额分配、关闭迁出的配额处理以及早期行动者奖励是我国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制度构建中必须纳入考虑的主要补充机制。在国家碳交易的初级阶段,在初始分配以祖父法作为主要手段的情形下,针对新进入者则需要建立新的分配规则对其进行配额分配,因此由政府制定产业基准比由新建企业申报预测产能的方式更具公平性。在涵盖企业停产或关闭时,已经获得的无偿分配配额应当被政府全额或按照一定比例收回。早期行动奖励机制的引入对于弥补祖父法分配在公平性上的缺失是十分必要的,以配额形式向早期行动企业进行补发将是我国实践的最佳方式。在我国国家级碳交易发展到成熟阶段之后,针对涵盖企业的配额分配都将采用以拍卖为主体的有偿分配,新进入者的配额分配也将划归到有偿分配体系中,关闭企业也可以保留配额进行自由处置。
摘要：碳排放交易中配额初始分配基本规则涵盖了分配方法的选择、产业部门的层级分配和补充机制。政策制定者在分配基本规则时,需要综合考虑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环境效果与产业竞争力保护四个基本原则。在碳排放交易制度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配额初始分配的基本规则也经历了由无偿向有偿,由单层向多层分配模式的过渡。补充机制的设计则随着制度的日臻完善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
碳配额交易 篇2
关键词：碳配额；市场；交易模式
一、背景
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近年来，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越来越重视并共同做出大量努力来应对该问题。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至今共有189个缔约方。《框架公约》规定，每年举办一次缔约方会议，至今已经举办了21届。历年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很多重要的协定及草案，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议》。在《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上，国际碳交易市场开始发展起来，其中重要的碳交易市场有欧盟碳交易体系（EU ETS），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加拿大魁北克，中国北京、上海、广东、深圳、天津、重庆、湖北，韩国，新西兰，日本东京，日本埼玉及加拿大安大略等地的碳交易体系。《巴黎协议》的通过将促使更多国家和地区加快碳交易市场的建设。碳市场的发展将有利于全球碳配额与碳信用达到更优化的配置，大幅度地降低整体减排成本。并且，成熟的碳市场也能够减弱碳市场价格波动的幅度，降低企业的气候风险。我国的碳市场以碳配额交易为主，本文将探讨我国碳配额市场的建设，以期促进我国碳市场的整体发展。
二、我国碳配额市场发展现状
首先，我国碳配额市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同意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2013年6月开始，我国在两省五市陆续建立了七大碳交易市场，包括北京环境交易所的碳交易中心、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天津碳排放权交易所、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各碳交易市场均以配额交易为主。由表1可见，经过两年多的运行，我国各碳交易市场在交易量和交易额上都形成了一定规模。
其次，我国的碳配额市场目前在由区域性分割市场向全国统一市场转化的过程中。目前，我国各区域市场有各自的碳配额简称或代码，不同市场的碳配额不能跨区域流动。表2显示了各区域碳市场的分割现状。由于各市场间交易的产品不能相互流通，使跨市场套利机制失效，各碳市场配额价格差异明显。在全国范围内，碳配额无法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各地区减排成本差异较大，提高了我国碳减排的整体成本。在2015年9月25日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的碳排放交易体系。目前，我国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全国性碳市场的建设。
数据来源：各区域性碳市场网站
三、我国碳配额市场的交易模式分析
我国目前七大市场在碳配额交易模式的细节上各有特色，但是从整体框架上看，除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外，小额交易均采取竞价形式，主要分为单向竞价和双向竞价两类，而超过一定额度的交易都允许或必须以协议转让形式进行。需要说明的是，各交易系统对交易模式的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但本质上却是类似甚至相同的。
（一）单向竞价与双向竞价并存。（1）单向竞价。单向竞价是指交易中的一方向市场提出包括交易标的保留价，数量和交易方向等条件在内的交易申请，对该申请有交易意向的所有对手方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自由竞价，最终由报价最优者优先成交的交易模式。如卖方提出卖出申请，则买方中出格最高者优先成交。如买方提出买入申请，则卖方竞价者中要价最低者优先成交。北京环境交易所碳排放权电子交易平台的公开交易模式、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的电子竞价交易模式、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的单向竞价模式和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的公开转让模式均属于单向竞价交易模式。
我国的单向竞价交易模式有以下特点：
第一，北京和深圳的单向竞价既允许买方竞价，也允许卖方竞价。而湖北和广州的单向竞价只允许卖方申请，买方竞价。
第二，一般单向竞价模式都允许部分交易，但北京的公开交易模式分为整体竞价交易和部分竞价交易，其中整体竞价交易只允许一个买方对一个卖方一次性成交，不允许部分交易。
第三，北京、深圳和广州的单向竞价分为自由竞价和限时竞价两个阶段，而湖北只包含自由竞价一个阶段，但允许申请挂牌方在竞价过程中修改申请条件。
第四，除湖北外，单向竞价一般以价格优先，时间优先为原则，湖北的公开转让模式允许在价格优先和数量优先中选择。
（2）双向竞价。双向竞价是指买方和买方、卖方和卖方之间同时进行竞价。买方中出价高者和卖方中要价低者优先成交。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的挂牌交易模式、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网络现货模式、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的挂牌竞价模式都属于双向竞价交易模式。其中，广州的挂牌竞价分为申报和配对两个阶段。我国碳配额交易双向竞价的模式采用最普遍的价格优先、时间优先成交原则，均允许部分成交。
（二）协议转让方式。碳配额的协议转让是指买卖双方自行达成交易协议，确定交易价格，数量等交易条件，然后再通过碳配额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模式。协议转让的价格原则上可以由双方自行确定，不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各碳交易市场对协议转让的方式表述略有不同，也可称为协议或协议交易。而深圳的大宗交易本质上也属于协议转让模式。下面统称协议转让。
协议转让一般用于单次碳配额交易量在一定数量以上的交易。我国碳配额的协议转让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市场的协议转让在一定交易量以上是强制性的。如北京1万吨以上，上海10万吨以上和天津20万吨以上的单笔碳配额交易，必须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第二类市场只是为协议转让设置了交易量门槛，协议转让模式是自愿选择的。如湖北1万吨以上，深圳1万吨以上和广州10万吨以上的单笔交易才可以选择，但不强制使用协议转让的交易模式。第三类市场没有任何交易量的限制。如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任何数量的碳配额交易均采用协议转让模式。另外，北京环境交易所也规定，任何交易量的关联交易都必须采用协议转让的模式。
（三）其他交易模式的灵活补充。除了单向竞价、双向竞价和协议转让模式之外，一些碳市场还进行了碳配额交易模式的创新性尝试。主要有广州的挂牌点选和深圳的定价点选模式，两者本质上类似。买方或卖方向市场提出包含交易价格，数量，交易方向等在内的交易申请，即挂单，意向对手方点选价格最高的买方或价格最低的卖方挂单进行交易。点选模式允许部分成交。
四、对我国碳配额市场建设的建议
建立统一的碳配额市场是我国的必然趋势，因此，首先需要进行全国性碳配额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建立统一的交易系统，清算交割系统，信息公布平台，重大气候风险的管理体系等。另外，需要加快配套法律体系的建设，使碳配额交易有法可依。碳市场交易的监管涉及到气候监管，金融监管等多个方面，需要各相关部门配合建立统一的监管系统。同时，也应建立全国性的行业自律协会，共同对市场进行监管。
同时，我国应加快碳配额一级市场的配套建设。我国碳配额的二级交易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目前我国只有广州有真正意义上的碳配额一级市场。一级市场的稳定性直接影响二级市场的稳定，而且一级市场的价格也会对二级市场起到指导作用。我国应建立合理、透明且稳定的碳配额一级市场分配制度，以维护市场的信心，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
我国碳配额交易的影响因素很多，且各地具体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的过程中，应该秉着抓大放小的原则，允许各地碳配额市场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灵活性。如允许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交易模式的创新与补充，自行建立市场准入的门槛，协议交易的门槛，交易的收费标准等。另外，在保证绝大部分碳配额可以全国流通的基础上，允许各地保留一部分不可跨区域流动的碳配额，循序渐进，既保证全国市场的效率，也能够减轻全国市场对地方经济的冲击。各区域市场通过相互竞争与学习，最终会选择出最适合碳配额交易，也最适合各地方经济发展的市场形式。
最后，在保证我国碳配额市场发展稳定的前提下，也要逐步与国外碳交易平台对接。积极做好走向世界的准备，顺应未来全球市场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 吴金旺，郭福春. 国际碳金融市场发展现状与我国对策[J]. 浙江金融，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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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彭斯震，常影，张九天. 中国碳市场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09）： 1-5
[4] 张伟伟，马海涌，杨蕾. 国际碳市场对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财经科学，2014（02）
碳配额交易 篇3
国外, 碳交易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已不容忽视。2014年, 适用于所有欧盟28个成员国的汽车碳排放控制目标在欧洲议会以压倒性赞成的表决结果通过。美国也颁布了类似法规, 截止目前, 已有11个州要求到2025年, 每家汽车制造商零排放汽车最少占其总销量的15%。如果其零排放汽车销量低于此目标, 他们将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支付高额的罚金, 包括禁止在该州销售汽车, 要么从其他汽车制造商那里购买信用, 这都将减少短期企业价值。而特斯拉汽车公司获益颇大, 2013年零排放信用高达1.88亿美元。我国企业通过CDM (清洁发展项目) 也收益颇丰。我国目前对碳延伸到会计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碳排放权及其交易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方面 (如王虎超等, 2010;林银良等, 2011) , 而因我国2014年才最终确定碳交易七个试点省市 (包括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湖北和重庆) , 相关研究几乎没有涉及。2013年, 国家发改委颁布首批10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南, 以此为参考和补充, 各试点省市相继出台了各自的标准, 在碳配额、碳交易方面做法各有特色。那么, 不同试点省市碳交易标准有何差异?这些差异对短期企业价值有哪些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研究。
二、理论逻辑
按照企业财务的定义 (Rappaport, 1986) , 将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FCFF) 按折现率折现成为企业价值。该定义应用到碳资产上, 企业价值会因碳配额发放和碳交易所带来的现金流入流出而发生变化。具体而言, 现金流入包括碳排放剩余配额卖出收入和核准减排量售出收入, 现金流出包括碳排放配额的有偿购买 (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 、减排技术的投入、碳排放超出规定范围的罚款以及碳税等。
不考虑中国核准自愿减排量 (CCER) , 本文的基本研究逻辑如图1所示。截至2014年10月27日, 国家发改委四次CCER项目备案审核会议上, 14个项目已经进入减排量备案的审核程序。首批项目减排量签发在即, 这将对各试点省市的纳入碳配额企业的现金流进而对短期企业价值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 本文还加入一级市场拍卖、CCER、碳交易所本身规定等, 比较不同试点省市的标准差异, 动态研究碳配额、碳交易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截至目前, 国家发改委明文规定了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指南, 七大试点省市也相应分别出台了碳排放报告指南, 并相继成立了交易所, 产生了不同标准。因目前我国碳排放交易规定有效期截止2015年, 短期看, 利润表的分析与现金流量分析基本无异, 这也为本文从现金流角度分析碳配额、碳交易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提供了较好的分析思路。
三、试点省市碳配额、碳交易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一) 试点省市碳配额总量差异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国家“十二五”对全国所有省市碳强度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 下降指标细分规定, 各试点省市根据碳强度下降总体目标确定碳排放配额总量。具体区分如表1所示。按配额总量发放从高到低排列, 依次为广东、湖北、上海、天津、重庆、北京、深圳, 配额总量越高, 企业配额富余的可能性更大, 或者配额缺口的可能性更小, 企业更不可能购买碳配额, 企业现金流出的可能性降低, 相比于碳配额量小的企业, 碳配额量更大的企业价值更大。
数据来源:各省市发改委网站
(二) 试点省市碳配额分配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从碳配额分配即碳交易一级市场来看, 七大试点省市都包括无偿发放的方式, 首次付出的部分成本是免费的。相比于其他省市, 广东、深圳和湖北较为特殊, 在一级市场都有成本的付出, 但又对企业价值有不同的影响。广东省是首个设立有偿配额的试点省份, 深圳市进行过一次拍卖, 对象是2013年实际碳排放量超过配额的管控单位。湖北省在免费发放配额后对政府预留的3%配额进行有偿拍卖。
广东省规定企业必须先有偿竞拍后配额才得以解冻, 才有资格分配到免费的剩余配额, 因此, 相比于其他试点省市的标准, 广东省的纳入配额企业为拿到配额在一级市场首先付出了成本, 导致现金流出, 降低企业价值。
2014年3月31日, 湖北省碳交易政府预留配额以每吨20元的价格成功拍卖, 成交量200万吨。从图2来看, 2014年4月1日最低的成交价为35.01元/吨。湖北预留配额的拍卖价20元/吨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成交价, 因此, 湖北纳入配额企业更愿意参与拍卖, 成功竞拍的企业付出的现金流更少, 与其他企业相比提升企业价值。
数据来源:中国碳交易网
深圳2014年6月6日组织了碳配额首次拍卖。拍卖总成交额265.63万元人民币。但深圳市规定, 拍卖获得的碳配额最多只能是配额缺口的15%。而深圳市2014年6月6日交易市场成交价为68.11元/吨。这说明拍卖价低于二级市场交易价, 具有碳配额缺口的企业如果按照深圳的标准, 成功参与拍卖会减少企业的现金流出, 企业价值减损的程度也更低。
(三) 试点省市CCER规定差异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我国规定, 1吨核证自愿减排量 (CCER) 可抵消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CCER作为低成本减排及履约的工具, 七个试点省市对此有不同的规定, 比较如表2。截至2014年10月27日, 国家发改委四次CCER项目备案审核会议上, 14个项目已进入审核程序, 首批项目减排量签发在即, 这将对各试点省市的纳入碳配额企业的可交易碳量、企业现金流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较大的影响。
数据来源:各试点省市交易所网站
从表2看出, CCER项目来源按地域限制程度从大到小排列, 分别是湖北、重庆、广东、北京、天津、深圳、上海。其中, 湖北和重庆规定100%用辖区内的CCER进行抵消, 广东规定70%使用本省CCER, 北京规定外地CCER使用量不得超过50%, 且优先使用河北省、天津市等与本市签署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建设、大气污染治理等相关合作协议地区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北京和湖北试点将辖区内CCER进一步限定在纳入碳排放配额管理的企业组织边界范围外产生。天津、深圳和上海试点对CCER没有地域限制。如此看来, 在节能减排项目数一定的情况下, 如果企业按照湖北和重庆的标准计算CCER, 则二氧化碳的抵减量小于按照其他省市的标准计算的CCER。
项目类型方面, 北京和重庆试点将水电项目排除在外。减排量产出时间方面, 北京试点将CCER限定在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重庆限定在2010年12月31日后投入运行的CCER项目。项目类型和减排量产出时间来看限制最多的是北京, 其次是重庆。
在使用量方面, 天津、深圳、湖北以及广东的抵消比例皆为10%, 重庆的抵消比例为8%, 上海和北京的抵消比例为5%。在碳排放配额一定的情况下, 抵消比例越低, CCER的实际可使用量越少。
数据来源:本研究整理
表3整理了各试点省市CCER的限制程度比较, 1-8表示限制程度从低到高 (8表示最高, 依次递减, 如果限制相同则分数相同) 。北京和重庆碳排放CCER的限制最大, 其次是湖北, 上海、广东, 限制较小的是深圳和天津。
比较CCER的交易价格和碳交易二级市场价格, 以年平均成交价格 (图2) 来看, 最低的成交价为湖北25.01元/吨, 而目前, 市场中只有两笔CCER的交易价格是公开的:一是龙源碳资产公司在北京市场以16元/吨的价格, 卖出一万吨给东北中石油, 二是中广核风电公司在广东市场以20元/吨的价格, 卖出一万吨给广东中石油, 说明CCER的交易价格显著低于二级市场成交价。而明年履约期CCER市场的最大需求将达1.1亿吨, 试点内备案项目年减排量不足300万吨, 这其中的缺口相当大, 企业更愿意交易CCER来抵减碳排放量, 因此, 企业受到CCER的限制越多, 企业可使用CCER的比例更低, 企业碳排放缺口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其他企业碳排放配额的可能性越大, 现金流出越多, 减少企业价值。如果不考虑各省市碳配额总量的多少以及其他条件的变化, 企业按照北京、重庆CCER的标准比按照其他省市的标准计算的企业价值更低, 企业按照深圳和天津CCER的标准计算的企业价值更高。
(四) 试点省市碳交易所规定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表4列示了不同试点省点交易所对碳排放交易的不同规定, 上海和北京限制自然人参与交易。上海成交价涨跌幅度相对其他省市较大, 为30%, 深圳大宗交易涨跌幅也为30%, 结合图2中国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近一年来成交价来看, 各试点省市成交价格差异较大, 上海、深圳、广东的成交价格涨跌较大, 重庆、湖北开市以来成交价较为稳定, 因此, 按照重庆和湖北的标准企业现金流较为稳定, 企业价值也较稳定。
数据来源:各试点省市碳排放权交易所
四、结论与建议
我国GDP约占全世界GDP总量的9%, 但能源消费却达到了全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的19%。我国政府对此也高度重视, 2013年开始在全国设立7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本文正是基于这一背景, 比较试点省市的不同规定, 研究碳配额、碳交易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这是以往研究的空白, 也正是本文研究的创新点所在。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碳配额、碳交易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碳配额总量比较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碳配额一级市场即分配方式比较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CCER比较及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碳交易所不同规定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
假定各试点省市配额总量在企业间平均分配, 同时考虑各试点省市纳入碳排放配额发放和交易的不同企业数, 企业按照湖北的标准得到的碳配额量最多, 企业价值最大。从碳交易一级市场看, 广东省实行有偿配额, 企业必须先付出现金流才能申请配额, 因此企业按照广东省的标准价值更小, 湖北、深圳均进行了配额拍卖, 因拍卖价小于二级市场成交价, 企业现金流出小于二级市场购买付出的现金流出, 企业价值减少的程度降低。从碳交易二级市场及交易所规定角度看, 上海、深圳、广东的成交价格涨跌较大, 重庆、湖北开市以来成交价较为稳定, 因此, 按照重庆和湖北的标准企业现金流较为稳定, 企业价值也较稳定。如果按照深圳、上海的标准企业价值波动幅度也较大。这对各省市碳排放交易可能有如下建议:企业碳配额总量的确定及分配要考虑各行业企业碳排放的实际情况, 碳配额太紧会导致企业现金流出显著增加, 打击企业发展积极性;太松无法达到推动企业节能减排的目的;配额拍卖可能是碳配额缺口企业较欢迎一种方式;鼓励机构投资者和个人参与碳排放交易, 促进碳交易市场活跃与稳定。
摘要：截至2014年6月, 全国七大碳交易试点全部上线。各试点省市碳交易标准差异较大, 本文以此为背景, 比较不同标准差异, 并分析其对短期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各试点省市碳配额及碳交易的标准差异对短期企业价值有较大影响。从碳配额看, 按照湖北的标准短期企业价值最大;从碳交易一级市场看, 按照广东的有偿标准短期企业价值最小;从碳交易二级市场看, 按照深圳、上海的标准短期企业价值波动幅度最大。为激发碳减排动力, 碳配额标准应考虑企业实际情况, 探索完善碳交易二级市场。
关键词：碳配额,碳交易,CCER
参考文献
[1]王虎超、夏文贤:《排放权及其交易会计模式研究》, 《会计研究》2010年第8期。
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制研究 篇4
我国基于粮食安全提出的耕地保护红线, 是对城镇化发展中建设占用耕地的硬约束。参照我国正在实施的污染物排放额交易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8年的“气候变化与配额交易研讨会”上提出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机制[1], 弥补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不足。土地生产当量就是界定出一个单位标准耕地的生产当量 (如一亩耕地生产的稻谷) 。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的基本思路:界定和分配土地生产当量配额, 允许配额在不同地区间进行买卖, 形成全国性土地生产当量交易市场, 在保证粮食产量不变的总量平衡目标下, 以粮食产量为配额使城镇化用地数量的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的程度挂钩, 实现耕地占用与开发之间的占补平衡, 保障粮食生产的总量平衡。该制度以市场方式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在保障粮食供给的前提下, 较好地解决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制约问题。
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具有三大优势:第一, 可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力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突破;第二, 交易资金的一定比例投入农业生产, 解决农业投入不足问题;第三, 根据市场价格来判断何地的土地更具有稀缺性, 从而解决城镇化优先发展问题。
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的提出引起了各方争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2008) 认为, 土地直接折算成粮食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各地区适宜生产的粮食品种不同, 而且还要考虑到运输成本;此外, 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如何考虑到指标设计中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卢锋 (2008) 认为, 土地生产当量不一定折算成粮食, 如借鉴标准燃料以“焦耳”计量, 可以用农产品产生的卡路里衡量土地生产当量。汤敏 (2008) 提出, 对存量土地全部进行这样一项工作确实很困难, 但可以从增量土地入手, 即对现有的建设用地指标按照土地生产当量的办法进行配额交易[1]。靳相木、沈子龙 (2010) 认为新增建设用地管理的“配额-交易”是对现行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 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2]。
二、土地生产当量及配额交易制
(一) 土地生产当量
目前, 国际能源组织 (IEA)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CED) 采用“油当量” (1吨油当量=11 630千瓦时) 概念来描述一国能源的生产量或消费量, 煤炭、原油和天然气都可以换算成“油当量”。由此可见, 人们可以用“标准土地生产当量”来表示土地的生产能力, 如某个1单位高产田可能是1.5个标准土地生产当量, 某个1单位低产田可能只有0.3个标准土地生产当量。
如何确定“标准土地生产当量”呢?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以1个人一昼夜享用2 300大卡热量的食物消费作为粮食自给自足标准。我国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刚性限制最低人均耕地面积0.8亩就是根据这个标准得来的。显然, 以人均消耗的能量作为衡量标准, 比计算最低人均耕地面积要科学, 因为人所需的热量是惟一的, 而耕地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当然采用能量标准后, 衡量耕地的标准也随之改变, 不再以面积计量, 改为耕地产出物的热量计量。
世界不少发达国家计算粮食自给率就是采用热量计量, 本文同样借鉴这种思路, 用热量来衡量土地的产出。土地生产当量的单位选取“大卡”, 如何确定一标准土地生产当量呢?我国在计算最低人均耕地占有量0.8亩时, 采用了世界平均粮食亩产320千克, 由于1千克稻谷的热量约为3 430大卡, 那么可以假定:
标准土地生产当量=平均粮食亩产量×单位稻谷热量=320×3 430=1 097 600 (大卡) (1)
以一人昼夜消耗能量2 300大卡计算, 则一人一年平均需要839 500大卡。若标准土地生产当量取1 097 600大卡, 一人一年平均消耗约0.765个标准土地生产当量的热量, 似乎与最低人均耕地保有量0.8亩基本吻合。
(二) 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机制
配额交易制源于排污权交易制度。排污权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于1968年提出, 其内涵是政府作为社会的代表及环境资源的拥有者, 把排放一定污染物的权利像股票一样出卖给出价最高的竞买者[4]。
20世纪下半叶, 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 环保专家认为这是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导致“温室效应”所致。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 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通过了旨在限制工业化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明确要求2010年全球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减少5.2%, 这个减排目标是通过向各国分配减排配额来实现的。
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机制, 是一种基于总量控制, 以市场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政府有效管理土地的方法[3]。它能够在一定区域内, 在土地生产当量总量不低于应保有的土地生产当量总量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交换的方式调剂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资源的数量, 从而达到保护耕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这种配额机制不需要政府筹集大量资金, 政府的作用通常表现在监督管理, 并对违反规定者给予处罚。
三、土地生产当量计算
通常所说的粮食概念, 指的是“五谷杂粮”, 包括谷物、豆类和薯类等。但是耕地出产物还有一些油料作物, 比如花生、油菜籽、芝麻等, 且比重不小。因此在计算我国土地生产当量时包括“五谷杂粮”和油料作物。
(一) 选择主要农作物
我国的粮食作物主要包括谷物类、豆类和薯类, 而谷物类中产量最高的是稻谷、小麦和玉米, 除此之外根据地区差异还有谷子 (小米) 、高粱及青稞等;油料作物主要选取芝麻、花生和油菜籽。表1列出主要农作物每千克所提供的热量。
(二) 各省区市土地生产当量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出全国各省主要作物的总热量。
式中aij代表各省各种主要农作物的产量, bi代表各种作物的单位热量。
将各省各种作物的产量及各作物的单位热量带入矩阵得到以下结果[7]。
通过总量控制制度, 制定合理的总量控制目标, 使土地使用者能够在总量控制目标的规制下, 合理地安排自己的行为;通过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 使土地使用者的行为自动发生在使用成本最低的土地上。但是, 我国长期以来重视的是土地数量控制, 忽视了土地质量的下降, 造成了土地的破坏和浪费[5]。中国目前现行的土地法律体系中没有专门的有关总量控制具体实施的统一法规。
(二) 初始分配
根据全国及各省市制定的土地生产当量总量控制上限指标,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初始分配。土地生产当量的初始分配可以看作是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的一级市场, 主要是指配额由全国土地管理部门向省级分配土地生产当量配额指标, 然后由省级土地管理部门以此向下分配指标, 应由国家管理部门及各级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组织进行。
(三) 确认配额权
交易实质上是产权的交易, 明确的产权是交易的先决条件。要建立节地配额交易的法律制度和节地配额交易市场, 必须首先从法律上确认配额权。只有在法律确认配额权的前提下才能进行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6]。配额权是指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限额, 土地使用者对此限额所享有的支配、使用并享受利益的权利。此种对配额的权利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获得: (1) 以行政分配的形式, 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将配额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土地使用者; (2) 以拍卖等市场行为形式, 即政府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将配额分配给符合条件的土地使用者。配额权具有物权性。首先, 这种权利具有直接支配物的性质。其次, 该种配额权也具有物权的排他性。取得配额权后, 对其享有配额的自由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均不得侵入或干涉[7]。配额权应该符合下述条件:必须得到法律确认, 向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登记;权利的主体必须明确;应该是可以计量和拆分的权利, 应该有量的概念和时间的概念;应该是拥有者可以依法占有、利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四) 市场交易
市场交易可以看作是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的二级市场, 国家应设立专门的交易委员会进行管理。交易市场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交易规则, 收集和发布市场信息, 自动撮合买卖双方的成交价格和数量, 对交易进行清算、交割和过户等。
1.申请。
指土地生产当量配额出售方与购买方向城市土地节约利用主管部门提出交易的申请, 应提供双方的详细情况介绍资料、交易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说明。
2.审核。
土地生产当量配额交易必须经城市土地利用主管部门审核后方可进行。城市土地利用主管部门最好在对交易双方有所了解的前提下进行审核, 审核包括对交易双方的审核和对交易本身的审核。
3.协商。
交易双方就交易数量、交易价格、交易时间等具体内容进行协商, 达成协议并签订书面合同。
4.发证。
交易双方就交易达成的初步协议需上报城市土地利用主管部门审查。若符合要求, 城市土地节约利用主管部门批准交易协议、给交易双方颁发土地生产当量配额证书, 监督交易的正常进行、交易费用的合理分配使用和交易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益。
参考文献
[1]张友.央行建议设土地生产当量交易市场[EB/OL].http://www.21cbh.com/HTML/2008-6-9/HT-ML_Y2QGQFSVMEAM_2.html.
[2]王文革.论节地配额交易制度[J].湖北社会科学, 2009 (6) :102-106.
[3]靳相木, 沈子龙.新增建设用地管理的“配额-交易”模型———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对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 2 (7) :86-91.
[4]宋丽平.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法律建构[EB/OL].http://www.riel.whu.edu.cn/show.asp?ID=357.
[5]单胜道, 吴次芳.外部地价论[J].浙江大学学报, 2000 (3) .
[6]L.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碳配额交易 篇5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签订,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各国实现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 该市场也不断发展成熟。大多数国家都抓住这一契机, 努力实现本国减排环保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如欧盟于2005年启动了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的排放贸易体系, 实现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间的结合, 其交易金额占到全球总量的75%。[1]美国虽然拒绝参加这一公约, 但其气候政策也以节能减排为方针。从2009年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可知, 美国国内制定了分阶段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 2020年时温室气体排放量须降低17%, 至2050年排放量须降低83%的目标, 并将仿效欧盟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2]而我国虽然是全球核证减排量 (CERS) [3]一级市场中最大的供应国[4], 但由于缺乏自己的交易市场, 在碳排放权交易的游戏规则及交易价格形成中没有话语权, 只是以极低的价格将核证减排量卖给国外企业, 处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微笑曲线末端。而事实上,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所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未对后京都时代的各国减排义务做出实质性安排, 但是从未来国际气候大会的谈判走势来看, 全球减排已是不可扭转的趋势;中国作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 [5]也必然会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因此, 与其对碳关税等贸易壁垒进行反对, 不如尽早构建国内碳交易平台及相关法律制度, 逐步在这一国际交易中掌握主动权, 既有利于十二五规划中环保目标的实现, 也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二、国内产业结构升级要求实现碳排放资源的最优配置
碳排放权交易及其配额分配的法律制度的建立也是国内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长期以来, 我国一直在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模式, 目前资金和低碳推广技术是制约产业升级的主要障碍。而逐步市场化的碳排放交易行为, 可为我国应对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国家发改委CDM项目管理中心统计显示, 截至2008年12月23日, 我国已有82个项目的0.96亿吨经核证减排量获得国际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签发, 这为我国企业带来的直接收益已达近7亿美元。[6]因此, 建立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就可以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实现碳减排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而达到环保和经济升级的双重目标。
诚然,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是一项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从法律、政策、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创新。而其中, 对碳排放权配额进行合理有效的分配, 是整个交易机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且是保证交易市场成功运作的基石。因此, 下文将以对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为重点, 从法律的角度分析其运作基础、制度设计、操作流程及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关系等。
三、建立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应以行政许可为运作原理—法律界定毋庸置疑, 二氧化碳等六种温室气体现已成为国际市场中极为稀缺的资源, 从而使其拥有了一定的价值、价格, 也就促成了交易的发生。那么, 在进行国内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时, 首先应该解决的就是碳排放权分配的法律界定问题。法律地位和功能的界定对资源配置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7]只有对配额分配在法律上的运作原理进行明晰, 才能降低社会成本, 并保证后续交易的顺利进行。
结合国内外的有关实践和我国实际情况, 可对碳排放权配额分配作出如下界定:它是由政府环保部门对于企业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进行的一种行政许可, 持有排放配额的企业拥有在规定时间内、按照法定方式和途径排放不大于被许可量的温室气体, 和在节余时进行碳排放权配额交易的权利。但是, 当许可申请出现欺诈等不符合法律规定或是企业实际运营出现应被撤销配额许可的事项时, 环保部门有权撤销配额许可。
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本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行政许可, 但由于其独特的生态属性和社会公益属性, 对其实际许可、分配时也应有自己的特点。第一, 它以市场为主导进行分配和交易, 最终目标是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因此, 在确定许可分配的具体数量时, 应当充分考虑各个企业节能减排技术的运作成本和发展潜力;对于可能运用高科技的新型企业和污染严重的传统企业予以不同的配额分配, 并对其未来竞争力的变化趋势作出相应评估。[8]第二, 由于碳排放权配额的分配许可具有环保领域的社会公共利益和示范———推动效应, 必须使公众意见成为决策制定中重要的一环, 把公众参与提升为公众决策。此外, 还应给予率先实行减排、交易的企业一定的优惠, 并对新加入的企业作出相应规定。
(二) 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分阶段确定排放总量目标—分配前提
排放权初始配置是指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 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的一种分配行为, 它是进行有效配额分配的前提条件, 也是决定“排放池”资源总量和交易水平的重要因素。[9]事实证明, 排放总量超过或低于实际需要, 都不利于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交易市场的持久繁荣。若排放总量过低, 减排目标过高, 势必会给企业造成较大的减排成本和节能压力, 影响企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若总量大于实际需要, 减排目标过低, 又会导致碳交易市场的萎靡甚至是虚置。因此, 在制定总量目标时, 必须充分考虑一国当前的环境容量、排放情况和未来科技减排可能达到的水平, 寻求可行区域的最优化选择, 制定科学合理的目标, 既能保证企业的正常盈利, 又能促进节能科技和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
此外, 我国还应借鉴德国等国的经验, 采取分阶段推进的总量控制形式, 规定以十年为一个减排期, 首先为2012年到2022年确定总量目标, 如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2年减少20%, 下一个减排期的总量目标可根据上一阶段的执行情况相应提高, 并以此类推, 按这种模式逐步推进
(三) 合理设计分配制度—分配方式及许可流程
分配制度是碳排放权配额分配法律制度的核心, 直接决定着企业的可供排量和利益分配。目前各国碳排放权的分配制度依是否需2011年第11期中旬刊 (总第462期) 时代Times要支付费用可分为无偿取得和有偿取得, 有偿取得又可分为固定价格取得和拍卖取得两种方式。[10]在我国, 国家环保部门应当按照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现阶段的减排目标、企业科技水平和市场活跃度预期等进行立法上的科学分配。
首先, 在分配方式的选取上, 应当采取从无偿划拨到有偿购买方式的转变。碳交易市场建立初期, 鉴于调动各参与者的积极性是这一时期的主要需求, 应按照祖父分配法[11]对排放配额进行分配, 对满足条件的企业无偿划拨当年的排放配额。企业若通过节能减排、技术革新实现配额节余, 则可将节余指标或保有、或在碳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而对于超额排碳的企业, 则必须按照规定购买超过的数额。当然, 为保证企业交易的积极性, 超额配额购买的成本应当小于或等于企业自身治理碳排放的成本。当市场较为成熟后, 分配方式更需体现企业的公平竞争和经济效益, 应逐步降低无偿划拨的数量, 提高有偿购买的配额比例。至于购买的方式, 可采用招标、拍卖、协议认购等。总之, 应从各个阶段市场机制最重要的需求出发, 采取渐进方式, 逐步实现从无偿划拨到有偿购买的过渡。
其次, 上文已经提到, 碳排放权的配额分配在法律上属于行政许可的范畴, 即应遵循“申请—许可”的分配流程, 但由于配额本身缺乏严格的界定标准, 实际许可的运作就必须兼顾这一特点。因此, 宜采用“申请—评估—听证—批准”的许可流程:
第一, 由企业向主管碳排放交易的环保部门提出配额分配申请, 由主管部门进行初步形式审查后进行公示;第二, 进入公示的企业向环保部门指定的专业评估机构申请评估, 由评估机构根据祖父分配法来确定可行的排放数额, 并将这一意见反馈给环保部门;第三, 环保部门将评估数据公开并召集听证会, 由各利益相关主体充分讨论数额分配的合理与否, 并形成听证报告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第四, 环保部门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意见及听证报告, 审核并批准一定的排放配额;第五, 通知企业并向社会公示。
此外, 环保部门还应对企业的排放配额进行年度审核, 根据企业当年排放状况、交易状况等对排放数额进行动态调整。例如若企业将过多的节余配额保有而不进行交易, 则应相应地减少其配额分配, 以促使企业积极参与排放交易, 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整体减排目标的实现。
(四) 配额分配与清洁发展机制的关系—制度衔接
目前, 我国参与碳排放权全球交易的主要途径是清洁发展机制、核证减排量的交易以及相关金融中介服务。据有关专家测算, 2012年以前我国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额的转让收益可达数十亿美元, 中国已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因此, 建立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以及作为其基石的配额分配法律制度, 必须考虑如何将其与基于项目进行交易的清洁发展机制有效衔接。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下的一种双赢减排方式, 它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 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 在我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都可以按照《京都议定书》中的清洁发展机制转变成有价商品, 向其他国家出售。但是, 国内企业低价出售二氧化碳排放权, 低成本的CDM项目已成为西方投资机构眼中的“廉价肥肉”, 例如, 国家发改委规定二氧化碳保护价是8~10欧元/吨, 而国际市场价格是13~14欧元/吨。国际上的一些碳买家低价从中国购买企业的碳排放量, 再转手卖掉, 就能获得超过30%的利润, [12]这样的交易模式极大地了损害我国碳交易的收益权;最后, 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和规避项目交易风险等。因此, 由于种种不确定性, 中国碳排放交易的长远重心应是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在国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建立之初, 清洁发展机制应与配额分配机制相结合, 统筹国际、国内配额资源, 不仅有利于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节能技术, 更能提升国内企业的减排积极性。当碳排放市场相对成熟后, 我国的重心就应转移到国内碳排放交易机制, 建立自金融Finance NO.11, 2011 (Cumulativety NO.462) 己的分配及交易体系, 不断提升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的话语权。此外, 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我国中西部地区可以开展清洁发展机制, 以达到整体减排的目的。
四、结语
目前, 《京都议定书》缔约国尚未对后京都时代的减排方案达成共识, 各国都有可能根据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减排策略。但是, 从长远来看, 中国不承担减排义务的局面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 中国最终要加入减排行列。面对这样的趋势, 我们应当尽早建立国内碳交易市场和配额分配制度, 对接国际战略。只有从国际化的视野提升我国的减排实力, 才能增加我国在这一国际环境贸易中的话语权。
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只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其他各个要素, 如交易监管、融资方案及配套措施, 特别是统一交易平台的形成, 都需要法律对其加以设计和构建, 使这些要素有机形成碳排放交易机制这一复杂而高效的网络。在这一机制的逐步构建和完善中, 我们应当进行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产品创新, 从节能减排的角度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促进低碳经济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冷落生:《构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法律政策思考》,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2010年第7期。
[2]新华网:《美众院艰难通过清洁能源安全法案》,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6/28/content_11612795.htm.
[3]核证减排量, 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的英文缩写。核证减排量是清洁发展机制 (CDM) 中的特定术语, 指联合国执行理事会 (EB) 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颁发的经过指定经营实体 (DOE) 核查证实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只有联合国向企业颁发了CER证书之后, 减排指标CER才能在国际碳市场上交易。
[4]根据联合国CDM项目执行理事会公布的数据, 我国注册项目671个, 占全球总数35.15%, 获得的合法CER1.686亿吨, 占总量47.51%, 项目数量和减排数量均居世界首位, 排第二的是印度, 第三是韩国。
[5]有关研究预测显示, 虽然我国目前的人均排放量很低, 但是年排放总量却已经超过全球总量的10%, 成为位居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户, 并有可能在2010～2020年间成为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国家。参见张坤民, 何雪炀:《气候变化与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的展望》, 《世界环境》1999年第4期。
[6]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清洁发展机制在全球范围及我国的进展概述》, http://www.cdmfund.org/list_detail.asp?ID_ID=IDID090226101751165802.
[7]参见洪名勇, 施国庆:《论制度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8]参见李蜀庆, 张香萍:《论建立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 《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0期。
[9]李挚萍:《<京都议定书>与温室气体国际减排交易制度》, 《环境保护》2004年第2期。
[10]参见任捷, 鲁炜:《关于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构想》,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
[11]祖父分配法是指基于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或者相应的可以印证排放量的相关数据, 或者在历史数据无法取得的情况下根据目前的排放量推算, 来确定分配给每一企业或者其他个体的碳排放权数量。
碳配额交易 篇6
关键词：最优经济增长模型,排放配额,配额分配原则,未来需求,前瞻性原则
碳减排已成为热点问题,学者们也对碳排放权分配原则开展了大量研究。Bohm等提出净人均减排费用均等化的分配方案有利于短期公平,而基于人口规模的初始配额分配方案有利于长期公平[1]。Kverndokk提出按人口规模分配排放权配额是一个较好的方案,具有公平性和可行性[2]。Janssen等改进了人均排放权均等方案,同时考虑了人口规模、GDP水平和能源使用量对排放权配额的影响作用[3]。Cramton,Kerr认为拍卖形式优于世袭制(Grandfathering)配额分配原则[4]。Rose和Stevens(1998)对气候保护政策中排放权配额分配的公平性进行综合比较[5]。Miketa等基于公平角度对全球9 大区域,按人均排放机制和排放强度原则进行了配额分配比较[6]。在国内,徐高玉等按人口、GDP、人口和GDP组合的分配准则对全球各区域未来碳排放权进行了计算和分析[7]。陈文颖等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提出了碳排放权的“两个趋同”分配方法[8]。王铮,吴静等考虑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以1860 年、1900 年、1990 年分别作为历史排放起点年,模拟了全球合作减排的配额公平性和方案有效性[9]。丁仲礼提出应基于未来碳排放配额来分配碳排放权[10]。郑立群构建了公平与效率权衡模型,对中国各省碳减排责任进行了研究[11]。
以上研究多是基于全球尺度对国家配额方案进行分析,鲜有更小尺度上的配额分配与比较,且多数方案未考虑经济、未来能源需求等因素。对此,本文在更小尺度下,基于分配公平和效率原则,依据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获得的碳排放需求量,综合考虑5 种配额分配原则下30 个省市自治区的碳排放配额,以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实现区域公平发展为目标,比较分析各种排放权分配方案,试图选出最优原则,为中国省区碳排放配额分配框架的设定提供参考,并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碳税政策的制定提供研究基础和借鉴。
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1. 1 各省区碳排放量估测模型
由于区域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增长相关,因此针对两者建立模型,首先确定各省市的经济增长趋势,继而得出各年的GDP和能源消费量,再根据未来的能源结构和分品种能源碳排放系数,得到未来若干年的碳排放量。经济增长趋势的确定基于碳排放动力学模型[12]计算,并推算出经济平稳增长下各省区的经济最优增长率[13]。
其中,A0和v为初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 α 与γ 分别为资本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τ 为能源强度,即能源投入与经济产出的比; N0、n、ω 分别为初始时期的总人口、人口增长率以及劳动参与率; σ、ρ 为效用函数中的参数; ε 为折旧后剩余比例; θ 为进口比例与世界市场能源价格的乘积,指能源综合成本。
模型(1)中,初始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及其增长率,资本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由回归估计计算。σ,ρ 根据各省市历史增长数据与理论上的最优增长率校正得到,固定资本折旧率为9. 6% ,ε = 0. 904,劳动参与率 ω 参照王金营等的预测值[14]。
当社会经济达到稳态时,产出与消费需增长速度相等。式(1)为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最优经济增长率,由下式计算获得未来经济总量,即:
其中 τ 表示能源强度,Y表示经济总量,E表示能源消费量。
根据最优经济增长率获得的经济总量,结合能源强度式(3),可获得各省市自治区未来的能源消费量E. 并通过未来能源结构和各能源品种系数获得未来能源碳排放需求量:
其中M(t),E(t) 分别为第t年的能源碳排量和能源消费量。φc,φo,φg分别为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排放系数,Stc,Sto,Stg分别为t年煤炭、石油、天然气所占的能源比例。由于能源消耗的排碳量与其含碳有关,可以认为不存在地区差别,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碳排放系数采用朱永彬等的测算值,分别为1. 0052、0. 753、0. 6173(每单位标准油所释放的单位碳等价物)[15]。
1. 2 碳排放配额分配原则及模型
通过国际上碳排放分配原则的优劣比较,本文选取适合中国省区碳配额分配的几种原则,即基于排放、人口、GDP、支付能力以及综合考虑人口和GDP的原则。
对全国30 个省市自治区配额量计算的5 原则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MQTi和MQT分别表示省区获得的配额和全国总配额,x为不同分配原则所采取的指标(碳排放量、经济总量、人口总量),下标i和t分别表示省份和时间。t0和T分别取2010 年和2050 年。
在前瞻性原则、GDP原则和人口原则下,x分别代表碳排放量、GDP和人口指标; 在支付能力原则下,x由式(6)指代:
在GDP-人口原则下,式(5)的具体形式为:
式(6)和式(7)中,P和GDP分别表示人口和经济总量。
1. 3 数据来源
能源消费量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能源强度的时间走势通过对中国各个省区1995 ~ 2005 年的能源强度进行拟合得到。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区统计年鉴(1980 ~ 2010),国内生产总值以及资本存量均换算为2000 年的可比价格。其中由于资本存量没有直接数据,本文沿用了张军,吴桂英等对永续盘存法中各变量的解释和相关参数的测算[15]。能源数据来自《中国能源统计年鉴》(1980 ~ 2010)。劳动力采用各省统计年鉴(1980 ~2008) 中的年底从业人员数,未来人口数据根据历年人口变化规律通过逻辑斯蒂模型预测得到。
2 省区碳排放需求量、配额分配结果与分析
2. 1 中国省区未来经济总量及碳排放需求量
由模型(1)获得未来各省区最优平稳经济增长路径,根据式(2)、式(5) 获得未来各省区及对应的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需求量,由于涉及中国30 个省区2010 ~ 2050 年的估测数据,数据量较大,本文仅列出2050 年的数据,如表2所示。
从表2 可以看出,全国各省区中,人口量最多的是中部地带的河南省,其他人口达到1 亿以上的省份还有东部沿海地带的广东省,西部的四川省。通过东西部经济总量的比较分析发现,在未来的经济平稳增长的过程中,各省区在允许碳排放量自由排放的情形下,获得的经济总量的差距将会不断增大,并形成东西两极分化的格局。经济总量基本按东、中、西呈阶梯式递减,中国东部沿海地带经济总量普遍要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带。全国经济总量突破5万亿元的省份有18 个,突破10 万亿元的省份有11 个。碳排放需求量中,碳排放需求量最多的是能源大省山西省,老工业基地辽宁省和河北省的碳排需求量均达300Mt C以上。其中,西部地区的甘肃,青海,宁夏,直辖市中的重庆,天津,北京,以及海南省和黑龙江省的能源碳排放需求量都低于50Mt C。与2010 年的碳排放需求量相比,西部地带的大部分省份碳排放量都有所上升,到2050年区域之间的碳排放量差距相对缩小。
2. 2 中国省区碳配额分配结果与分析
根据公式获得未来前瞻性原则、GDP原则、人口原则、GDP-人口原则以及支付能力原则下2010 ~ 2050 年累积碳排放权配额,结果见图1 ~ 图5。
(1)前瞻性原则
由图1 可知,前瞻性原则下省域分配的碳排放配额较均匀,大部分省份处于图中二级水平。在此原则下辽宁、河北等的配额量大于其他原则下的配额量,处于全国前三位和后三位的省份分别是:河北、山西、山东,海南、青海、甘肃,从中可见在前瞻性原则下分配配额较多的是能源大省。东部沿海地带的配额量较多,其中配额量分配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和山东省。以第三产业发展为主的海南省由于其未来碳排放需求量很少,其配额量分配也是全国最少的。老工业基地辽宁,历史经济基础较好的广东省碳排放需求量保持了以往的趋势,故其配额量较多。中部地带中产煤大省山西省的配额量高于其他省份,配额量在全国居第三。西部地带中内蒙古分配的配额量较多,青海分配的配额量最少,这与青海未来经济发展较慢碳排放需求量相对较少有关。直辖市中上海的配额量最高,可见其未来碳排放需求量也更多。
(2)GDP原则
由图2 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所分配的配额量要大于其他原则下的配额量,碳排放权配额较大的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带。其中江苏省,广东省配额量都超过9000Mt C,而山东省的配额也超过了7000Mt C,分居全国前三位。与其他各原则下相比,西部地带的省份在该原则下的配额量最小,说明该分配原则会使区域差距加大,导致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尤其是西部省份的配额量更少,从而限制其未来经济的发展。
(3) 人口原则
由图3 可知,在人口原则下配额分配较多的省份有河南省,四川省等省,这些省份都位于第三等级上,配额量都低于6000Mt C。该原则下的配额量大于其他四大原则下配额量的省份有海南省、安徽省、湖北省、河南省和黑龙江省,其中除海南省在东部沿海经济带外,其他四个省全部分布在中部地区,表明按人口原则分配碳配额对中部地带最有利。而西部地带的省区由于经济和自然因素,其历来人口较少,在这一原则下所分配的配额量也较少,但优于GDP原则下所分配的配额量。
(4)GDP-人口原则
由图4 可知,在GDP-人口原则下,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几大区域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区域内部配额差距相对其他原则要小,其配额分配较为均匀,且并没有出现超大值和超小值的极端情况。结合图4 可以看出,该原则下配额量较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带,配额量最多的省份是广东,其次为江苏省,山东省。主要原因是这些省份经济基础较好,GDP总值远大于其他省份,加之人口规模也较大,从而分配的配额量较多。西部省份中青海,甘肃等省由于其GDP过低,人口规模也较少,其分配的配额量也较低。
(5)支付能力原则
由图5 可知,在支付能力原则下,直辖市除重庆,东部地区除河北外,其他直辖市和东部沿海地带的省份所分配的碳排放权配额量普遍低于其他四个原则,中部地带的省份在这一原则下分配的配额量较为均衡,西部地带除内蒙古分配的配额量远低于在其在前瞻性原则下分配的配额量外,其他西部地带的省份分配的配额量则普遍大于在其它四大原则分配的配额量。从图5 可以看出配额量最大的省份是四川省,达到7544. 45Mt C,远超过其他省份。其次为河南省,河北省,云南省,贵州省,其配额量超过4000Mt C,位于第三等级上。可见在该原则下西部省份分配的配额量相对较多,这意味着西部地带在未来的碳交易市场中可以出售多余的碳排放权来获得更多的资金投入,从而促进其技术水平提高,进入减排与经济同时发展的良性循环。不过,对于碳排放需求量较大,经济发展也较低的省份则有一定的减排压力。
3 讨论
①中国是一个省际差异非常大的国家,各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地区均存在程度不等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从而导致区域陷入一种“两难”境地,如果注重经济增长则难以避免环境污染,反之,则可能失去高能耗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进而导致区域资金缺乏而无力进行环境治理。因此,如何合理解决这个困境,对中国减排目标的顺利完成和中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②各省区的碳排放权配额随分配原则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各种分配结果均有其逻辑正确性。总体而言,碳排放权分配过程中,公平性是总原则,但因对公平的理解不同而存在分歧。一般可将碳排放权分配原则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分配的公平原则,重点关注减排责任分担的公平,可衍生出平等主义原则,支付能力原则等;二是基于结果的公平原则,重点关注区域减排后的福利变化,可以衍生出补偿原则等;三是基于过程的公平原则,重点关注碳排放权分配过程的公平,可衍生出市场原则等。理解不同的分配原则将有助于制定中国各省区碳排放权分配方案。
③中国减排目标的完成依赖于各省区的共同减排行为,而各省区的减排动力又取决于各省区的减排责任划分。基于此,为调动各省的减排积极性,提高减排效率,中国在设计未来碳配额分配方案时,需准确估测未来各省区的碳排放需求量,并针对不同的区域特点制定不同分配方案,力争达到减排总体效益最优。
4 结论
基于未来需求角度,从前瞻性原则、GDP原则、人口原则、GDP-人口原则和支付能力原则角度,对各省区的排放配额进行了分配。结果表明:
①在前瞻性原则和GDP原则下,东部沿海地带经济发达的省区和能源消费碳排放大省所获得配额较多,这样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大冲击,有利于未来经济平稳地增长。在人口分配原则下,中部地带的人口大省河南、东部沿海地带的山东、广东所获碳排放配额较多,有利于碳排放在人均意义上公平、平等。在支付能力原则下西部地带的省份获得的配额较多,可以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到发达省份,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碳配额交易 篇7
关键词：碳配额,总量设定,配额分配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2015 年9 月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双方再次发表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承诺将在2030 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并计划于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2015 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提出,“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在碳配额总量设定中,由国家发改委采取自上而下的设定方法,对各地区碳配额总量进行统一规划。借鉴国外低碳经济运行机制的外部环境,了解其他国家碳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制度措施,对我国设定碳配额总量与配额分配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内外碳配额总量的设定情况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总量控制的方法选择上,目前发达国家已经运行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基本实行了绝对的总量控制。而我国为了承担大国责任,履行减排任务,也积极参与到碳交易实践活动中。从2012 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启动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实行的大都是相对的总量控制目标。具体设定情况如表1 和表2 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碳市场报告2014》《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及展望》。
资料来源:《中国碳市场报告2014》《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及展望》。
二、国内外碳配额分配情况
配额分配是碳市场建立的关键因素。纵观国内外碳配额分配情况,国外主要采取的是免费分配方式,配以固定价格出售、拍卖相辅的方法。我国试点配额的分配特点为: 几乎所有配额免费分配,拍卖作为分配方法使用很有限( 见表3) 。
资料来源:根据收集的资料整理而得。
三、国外及我国试点省市碳配额总量设定与配额分配的经验启示
( 一) 碳配额总量设定应当具有一定弹性
在总量控制目标的选择上,从碳配额总量设定的国内外经验看,一般情况下,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选取不同类型的总量控制目标。发达国家一般采取绝对总量控制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相对总量目标,因为相对总量控制目标仍然可以允许碳排放量的增加,以适应经济增长的需求。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后,发展中国家可采用绝对目标或将相对总量控制目标转化成绝对总量控制目标。
在配额总量设定的依据上,配额总量设定是根据历史排放数据估算未来排放数额的基础上作出的,因此在设定时必须考虑国家经济发展现实和经济发展规划。换言之,总量设置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市场稀缺性问题,使企业具有较强的减排动力。所谓依据自身的经济发展现实而定是指在制定排放总量时需要分析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等情况,这些客观现实决定了总量设定的现实意义或可实现性。所谓根据经济发展规划而定指的是必须考虑影响管制对象碳排放总量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
( 二) 碳配额分配方法应具有灵活性
从国际经验看,当今国际市场上在碳排放交易体系初始阶段主要采用免费分配为主,拍卖和固定价格出售等为辅的混合机制。形成这种分配格局的原因在于在碳排放交易体系初期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免费分配可以减少这种阻力,使之更易被企业所接受。随着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逐步推行,免费分配的比重会逐渐减少,逐步向拍卖方式过渡。从我国试点配额的分配特点来看,几乎所有配额都是免费分配,拍卖作为分配方法使用很有限; 分配方法的设计中较多地考虑了企业需求; 各试点的分配方法、参数设计方法及具体数值具有差异; 基于排放的祖父法是应用最广的免费分配方法; 事后调整的分配方法应用更多,尤其在电力热力行业。
从对国内外经验的比较分析可知,配额分配的历史法应用较广,但存在已释放减排空间的先进企业反而得到更少的配额,且无法覆盖新增产能的问题。基准法的使用可弥补历史法的缺陷,但把握的尺度还存在难度和复杂性,应用方面还局限于电力和供暖行业。拍卖法仅限于广东和湖北两地试点,被认为是成本效率最高的方式,但初期会加重企业负担,削弱其国际竞争优势。每一种方法都有利弊,综合行业特点、区域差异、技术水平、淘汰落后产能等因素,选用混合式方法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案,灵活性在配额的分配过程中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张益纲,朴英爱.世界主要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分配机制研究[J].环境保护,2015(10):55-59.
[2]刘长松.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对中国实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的启示[J].鄱阳湖学刊,2014(2):54-63.
[3]袁丽娟.我国碳排放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构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5):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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