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精选十篇）
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篇1
随着国家开发利用海洋战略的不断推进,海洋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但是,要实现海洋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运用系统思维将海陆经济的发展统一起来,国家提出的海陆统筹的“六个衔接”正是将陆地和海洋的发展定位、发展规划、资源有效利用、生态环境建设、管理、减灾防灾防控体系相衔接,统筹海陆各方面的发展。海洋经济作为国家实现海洋战略的重要保障,也是陆海统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尤为重要。
海陆统筹最 早由海洋 经济学家 张海峰在2004年提出,海陆统筹是在综合考虑海陆资源环境特点、海陆社会经济和生态功能以及海陆资源环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社会经济系统的活力和潜力的基础上,以海陆两系统协调为基础进行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1,2],海陆统筹是从地域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海陆发展的问题。孙吉亭等提出要从决定机制、作用机制、调节机制3个方面深入研究海陆统筹机制,探讨海陆系统的协调和平衡[3]。范斐等认为海洋经 济与陆域 经济协同 发展是实现海陆统筹、推进海陆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途径[4]。也有一些学 者运用博 弈论研究 合作博弈行为、演化路径和稳定性[5,6,7]。
2海陆经济的关联关系
2.1陆域经济对海洋经济的基础关系
海洋经济由于自身的特点要较多的依赖于 陆域经济,陆域经济为海洋经济提供诸多要 素, 支撑海洋经济的发展,这奠定了陆域经济对海洋经济的基础关系。
2.1.1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证
海洋经济发展需要各种自然资源作为保障, 由于海洋经济区与陆地经济区的交叉重叠性,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增加海洋空间、海面、海洋生物和海底矿产等资源开发利用有效性的同时,还需要借助沿海地区陆地资源。
2.1.2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和科学技术
陆地区域提供了从事海洋产业活动的所有 劳动人口。沿海陆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提供给各海洋产业劳动力的状况,从而对海洋产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造成影响。科学技术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和最活跃的因素,决定了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向。现代海洋经济的持续发 展,同世界经 济发展的 总趋势一 样,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和技术。因为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多变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海洋的开发和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依靠高新技术的发展,陆域科技力量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创新能力的高低,进而影响到海洋经济的产业结构、生产效率和发展速度。
2.1.3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发展资金
生产资金是陆域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生产资金包括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两部分。生产资金对陆域产业发展的作用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1资金投入的增加可提高陆 域的产出 水平。陆域投入的生产资金越多,能容纳的劳动力越多,生产增长越快。2资金产出率的提高可加快陆域产业发展。3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可使陆域不断采用先进技术装备,提高生产能力,降低消耗,改善生产条件,合理布局生产力等。
2.2海洋经济对陆域经济的拉动关系
由于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的密切联系,作为沿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海洋产业的发展,也会带动陆域产业的发展。
2.2.1能够缓解陆域资源和能源危机
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是人类未来发展的重要途径。海洋油气资源、海洋矿产资源、温差能、潮汐能、海流能、化学能、波浪能等海洋资源和能源的开发利用有利于缓解世界能源危机;盐和海水是提炼镁、溴、钾的重要化工原料;滨海砂矿和海底金属矿产资源可以提炼锰、铜、镍、钴、金红石等工业原料。 这些海洋资源可有效补充陆地相关产业所需原料和能源,从而保证陆域经济的发展。
2.2.2产生“乘数效应”
“乘数效应”是指投资的增加将会引起更大的乃至数倍的增加值的增加。由于海陆产业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关联性,海洋产业的发展会带动相关陆域产业的发展,从而获得“乘数效应”。
2.2.3发展海洋产业可以缓解区域就业压力
发展海洋产业不仅可以直接吸引劳动力就业,而且还可以间接带动陆域产业就业能力的提高,例如钢铁、装备制造、造船、化工、服务业等[8]。
3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模型构建
由上述分析可知,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存在着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联关系,这是一种海陆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的海洋经济和陆域经济的发展中,二者的发展是竞争与合作并存的,若要达到二者的协同发展,需要一个演化的过程和条件。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中寻找到一条支配性的、内生性的规律非常重要。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竞争 与合作关系的不 同,导致了不 同的海陆 经济组织、结构的演化路径。
3.1基本假设
(1)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海洋和陆域经济是有限理性的,而并非“全知全能”。即海洋和陆域经济只能通过分析历史状况,提取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为下一步的策略提供参考。
(2)海洋和陆域经济都具备搜寻、选择、模仿以及学习的技能。
(3)海洋和陆域经济都有“独立”和“合作”两个选择策略。
“独立”是指海洋或陆域经济致力于自身的发展,而不考虑自身发展对对方的影响,同时也损失了由于协同合作而带来的额外收益的一种 行为策略。
“合作”是指海洋经济或陆域经济考虑自身的发展可能对其他产业造成的影响,从而加入到海陆相关产业 组中,与海陆产 业组中产 业在政策、资源分配方式、活动方式等方面达成一致,进而共同承担风险并分享由于协同合作而带来的额外收益的一种行为策略。
3.2参数设定
M为参与者X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则X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是1-M ;N为参与者Y选择“独立”策略的概率,则Y选择“合作”策略的概率是1-N ;λ为产业选择独立发展导致产业间矛盾产生的损失值;π为产业选择独立发展获得的正常收益。
α为海洋或陆域经济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的损失率。这里假定一段时期内所有产业的α 值为既定的且相等,具体损失值与经济的发展水平(L1、L2)密切相关。
β为海洋与陆域经济的相关度,相关度越高, 协同效应越高。这里假定一段时期内海洋与陆域经济的β为既定的,两产业的协同效用值的大小与相关产业组的发展水平(L )相关。
3.3模型构建
A为海洋经济系统中任意产业,B为陆域经济系统中任意产业,并且二者存在相关关 系,S为可能的策略集,S = {“独立”,“合作”} 。
海洋与陆域经济博弈的收益情况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基于此,A、B的支付矩阵如表2所示。
海洋经济采取独立发展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海洋经济采取合作发展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海洋经济的平均收益为:
所以,海洋经济选择独立发展策略的复制者动态为:
同理:
4海陆产业耦合系统协同演化动态分析
海洋与陆域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的演化博弈过程可以由式(1)、式(2)构成的微分方程组来描述。复制者动态方程反映了博弈方学习的速度和方向,当复制者动态方程为0时, 则表明学习的速度为0,此时该博弈已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
因此,当式(3)成立时,海洋与陆域经济系统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解方程组可求得海洋产业系统与陆域产业系统有5个可能的动态均衡点: (0,0), (0,1), (1,0), (1,1),,而系统平 衡点的稳 定性可由海陆产业系统相应的Jaconbian(雅克比) 矩阵的局部稳定分析获得。对式依次求M,N的偏导数,可得动态系统的Jaconbian矩阵为:
演化均衡是指在动态系统中局部渐进的均 衡点,在两种群两策略的双矩阵演化博弈中,演化均衡等价于演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EES)。若动态系统中,某稳定点满足det(φ)>0,tr(φ)<0,则为局部渐进稳定点, 为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动态稳定点φ(0 ,0)的Jaconbian矩阵为:
同理:φ(0,1)
同理:φ(1,0)
同理:φ(1,1)
不同初始状 态下各均 衡点的稳 定性分析 如下:
(1)当αLi<βL(i=1,2)时,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3所示.
海洋或陆域经济加入海陆产业组后,获得额外收益高于加入产业组的成本,即αLi<βL(i= 1,2)时,点(0,0)为演化博 弈的稳定 点,也就是 (合作,合作)策略为系统长期演化的稳定策略。 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合作和合作的策略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海洋和陆域经济通过观察学习和模仿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选择,逐步向合作方向发展,如图1所示。
按照限定条件,对α、β、L1、L2、L设置相应的数值,运用Matlab进行数值验证,由于此种情况与λ无关,所以λ为任意数值。结果显示,不论是何种初始值,通过多次博弈,动态收敛于稳定状态(0,0),海洋与陆域经济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和稳定状态如图2所示。
(2)当αLi>βL且αLi-βL <λ(i=1,2) 时,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4所示。
海洋和陆域经济加入海陆相关产业组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αLi-βL<λ, 也就是说海陆经济加入海陆产业组后整体的损失值降低了,但是由于显性利润的驱使,参与者选择“合作”策略的动机并不强烈。此时,海洋和陆域经济会选择加入或不加入海陆产业组,此种情况下 (0,1),(1,0)均为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的动态均衡点,即(合作,独立)和(独立,合作) 都是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的稳定策略。
如图3所示,平面AOBC指海洋和陆域经济博弈的动态过程。临界线ODC标志了系统收敛于不同状态,即ODCA部分表明系统收敛于(独立,合作)状态,ODCB部分表明系统收敛于(合作,独立)状态,由于系统的演化过程漫长,因此, 哪个象限都不稳定,系统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一种独立与合作共存的局面。
同理,按照限定条件,对α、β、L1、L2、L 、 λ设置相应的数值,运用Matlab进行数值验证。 结果显示,不论是何种初始值,通过多次博弈,动态收敛于稳定状态(0,1)、(1,0)点,αLi>βL且 αLi-βL <λ(i=1,2)时,海洋与陆域经济策略选择的动态演化过程和稳定状态见图4。
(3)当αLi>βL且αLi-βL >λ(i=1,2) 时,各局部均衡点的稳定性分析如表5所示。
海洋和陆域经济在加入海陆产业组时依然会考虑加入前后收益或成本的大小,由于αLi>β L且αLi-βL >λ(i=1,2),也就是说,海洋和陆域经济加入 海陆产业 组后整体 损失值升 高了。此时海洋和陆域经济会选择“独立”策略。此时, 演化动态均衡点是(1,1),即(独立,独立)是系统演化稳定策略(图5)。
同理,对α、β、L1、L2、L 、λ设置相应的数值,运用Matlab进行数值验证。结果显示,不论是何种初始值,通过多次博弈,动态收敛于稳定状态(1,1)点,αLi>βL且αLi-βL >λ(i=1, 2)时,海洋与陆域经济竞合策略的动态演化过程和稳定状态如图6所示。
模型的推导为进一步解释海洋与陆域经济的协同行为提供了有益借鉴。经分析得知,初始状态参数决定了鞍点D在演化博弈策略域中的位置,海洋与陆域经济的演化趋势可通过分析鞍点来讨论[9,10]。
5海陆经济竞合策略选择
由式(3)可知,影响海陆经济竞合协同演化的参数有:海洋和陆 域经济获 得正常收 益的同时,选择“独立”而承受的额外损失λ;一个海洋产业或陆域产业加入产业组后,由于法律法规,活动空间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值,导致自身能力无法尽情施展而受到的损失率α;此海洋产业或陆域产业与海陆产业组的相关度β、海陆产业组的发展水平L 。
若α值偏大,相对于固定的经济规模,海洋产业或陆域产业加入海陆产业组的损失值就会大, 如果α偏小,损失值就会小。α大小的影响因素有技术水平和资源,当海陆产业技术水平高,资源相对匮乏时,α值较高;反之,α值较低。α值高促使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偏向于选择 “独立”发展策略,α值低则推动海洋和陆域经济偏向于选择 “合作”发展策略。
如果β值偏大,说明海洋产业和陆域产业与即将加入的海陆产业组间存在技术共用、资源共享等比较有利的关系;β值越大,则加入相关产业组获得的额外收益也就越大,反之,收益越小,较高的β值促使海陆经济偏向于选择“合作”发展策略。
如果λ值偏大,说明产业越有动力与其他产业联合,λ值偏小,说明产业与其他产业合作的动力不足,λ大小与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则资源相对充足,各产业各得其所, 相安无事,λ值越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增产业及技术水平提高均会导致矛盾的增多。λ 值较高会促使产业倾向于选择“合作”策略。
如果L值偏大,说明海陆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越高,海洋产业加入产业组中获得的额外收益越高;反之,海陆相关产业组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加入产业组获得额外收益就越低。较高的L促使产业偏向于选择“合作”策略。
6结论
数学模型预测林业经济效益的研究 篇2
一、林业企业经济效益及其特点
林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是指人们在林业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在保护生态平衡的前提下，为了培育和经营森林、生产木材和林副产品，以及其他社会效果而研究应用林业技术方案、技术措施和技术政策后，所获得的生产成果与劳动消耗、劳动占用之间的对比关系，或者说林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林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1.复杂性
林业企业作为一个综合性物质生产部门，包括生物生产事业性质的营林生产和野生动物培育，采掘工业性质的木材采运生产，加工工业性质的木材机械加工和再加工生产，化工工业性质的林产化工生产等。这些生产无论在生产条件、劳动对象、生产工艺、生产组织等方面，还是在采用的具体劳动工具、技术措施等生产技术上，都有很大差别。
2.不稳定性
林业企业在林业生产中的营林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大，有着明显的地区性和季节性，影响营林生产的可变因素较多。森林采运生产以森林资源为对象，露天作业，同样受自然因素的左右，作业条件也千差万别。
3.长期性
由于林木生长时间长，决定了营林生产周期长。天然林或人工林达到成熟期，短则十几年、几十年，长者上百年。这样，一项技术方案、技术措施是否先进合理、经济有效，往往当年看不出经济效果，需若干年后，甚至一个生产周期终了才能表现出来。因此，考察林业企业的经济效益，不能只根据当年或短期的效益进行评价，还必须考察林业生产阶段或整个生产周期的长期经济效益。
4.持续性
营林生产的经济效益不仅表现在采取技术措施的当年，而且往往具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性。如林内进行抚育采伐的技术措施，不仅当年促进林木的材积生长，而且会长期加速林木的积材生长。又如营造速生丰产林而采取的深耕改土、增施有机肥料的技术措施，不仅当年收到实效，而且数年内还有显著的作用。
二、林业企业经济效益的预测方法——指数平滑法
指数平滑法对不同时刻的数据赋予了不相等的权重，其权重分配原则是：“重近轻远”，即对近期的数据特别看重，对时间上相隔越远的数据，给予越小的权重。
1.一次指数平滑
(1)基本公式。若以α代表权数，新权重原则下的加权平均值为：
(2)平滑常数α的取值。在S法的操作中，决定α值的大小至关重要。在实际中，常常通过多条不同的途径来选择比较得出合理的`α值。选择时可参照如下的经验判断：
一是当认为初始值可靠程度不高时，则倾向取α值偏大;
二是当原始数据波动明显而迅速时，则应取α为偏大值;
三是对于变化波动较小的时间序列，则应取较小的α值;
四是对于长期较稳定，但短期不规则的波动，宜取较小的α值。
2.二次指数平滑
(1)基本公式。所谓二次指数平滑，是对一次指数平滑的数列再进行一次平滑处理，即对原始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二次指数平滑。二次指数平滑值用符号St[2]表示(相应一次指数平滑值表示为St[1])，计算公式如下：
基于光滑支持向量机的经济预测模型 篇3
关键词：经济预测模型；支持向量机；加函数；光滑函数；Newton-Armijo算法
1.引言
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篇4
自主创新能力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持续发展日益重要。从理论上看, 自主创新最核心的问题实质是自主创新进程中知识本身的增长, 如何生产知识的问题。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伴相生, 它们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使得技术进步的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 如何从宏观层面构建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将是研究的重点。而与其它论题相比, 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在学界较为少见, 大部分的理论模型侧重于研讨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专门性涉及知识增长与技术进步的模型并未曾单独提出。
在索洛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 资本也仅是具有龄级结构的物质资本[1], 因而其不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只能增加产出。因而该模型对生产函数的假定以及对生产要素的简单划分不能清晰地解释知识增长的机理。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内生化, 视技术进步为社会经济系统内部不断变革的动力。但在对知识增长 (技术进步) 制成因素的不同理解下, 内生增长模型的形式则多样化。较为简单的干中学模型认为追加的资本不仅直接增加生产产量, 而且间接地推动新思想的发展从而生产更有效率[2]。但其缺陷在于它认为学习 (知识的积累) 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副产品, 这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专门生产“学习”机构的现象相悖。鉴于此, 保罗·罗默的“研究和开发与增长”模型引入一个独立的R&D部门, 用以生产新技术[3]。该模型指出知识 (新思想) 生产的三种制成要素:资本, 劳动, 技术水平。卢卡斯等提出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通过将人力资本内生于增长模型之中, 揭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的不大变化却能导致人均产量的较大变化[4]。这样, 人力资本的引入更强劲地解释了资本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 使得资本的内涵更为宽泛。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 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 人力资本积累正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干中学、R&D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构成了技术进步的三个主要来源, 为此, 本文试做如下拓展:①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资源就是所要探讨的技术进步 (自主创新) 的制成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参数也是影响到经济增长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水平的参数, 无论是人力资本、创新概率、创新规模, 首先影响的是技术进步水平, 进而带动产出的增长。②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两类重要的投入要素, 构建自主创新的演化模型。物质资本包括R&D的基础设施、包含物化技术的资本设备等各种有形资本, 是自主创新的必需要素。人力资本由于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甚至递增的特质, 不仅可以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率, 还直接决定着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深度, 在自主创新中更为重要[5]。
2 模型构建
假设1:自主创新中知识的生产由物质资本量、人力资本量和一定的技术进步水平决定 (1) 。
假设2:人力资本变化率与投资于人力资本上所花费的时间和技术进步水平正比。
本文采用C-D函数来构建模型, 原因如下:一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两者都是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要素, 只有进行适当配置才能使产出最大化;二是相比于线性模型来说, 该函数便于运用一系列的数学法则进行动态分析, 可以刻画自主创新进程中的技术演进轨迹。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 α≥0, β≥0, γ≥0, A (t) 为技术存量, R (t) 为技术进步中的实物资本存量, H (t) 为技术进步中的人力资本存量, S表示花费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时间,
该模型具备如下特点:
①实物资本以n速率增长, 即
②模型综合了“干中学”与“研究和开发与增长”模型的优点, 将技术进步看成是投入到知识生产中的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较符合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规律和特点。
3 动态分析
该模型有两个具有内生行为变量gH和gA, 从而对gH和gA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解自主创新进程的推进。
根据动态经济学的方法, 由 (1) 可得:
除了gA的初始值由R (t) , H (t) 的初始值以及各参数决定以外, gA以后的行为由 (3) 决定。因此, 若
同理, 由 (2) 可得:
除了gH的初始值由R (t) , H (t) 的初始值以及各参数决定以外, gH以后的行为由 (4) 决定。因此, 若
情形1: β+γ<1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技术演进模式下, 技术进步的稳态变化率是实物资本投资率的函数, 实物资本投资率的不断加大, 将使技术进步的速率更快。当然, 当技术进步达到稳态后, α, β, γ的值越大, 技术也进步越快。这种创新类型往往意味着沿既定的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技术创新, 揭示了在物质基础资源和人力资本的稳定供应下技术进步的演化过程。
情形2: β+γ>1
在此情形下,
情形3: β+γ=1
此时
总体来说, 自主创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渐进式创新 (β+γ<1) , 此阶段现有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还不够高, 而实物资本投资率起着主导作用。在创新主体的技术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状况下, 创新进程的加快主要依赖于实物资本的投入 (新技术设备的引进、技术专利的国外购买等) , 创新主体只能扮演着“追随者”角色, 他们在持续的科研努力和持续增长的投资作用下, 通过对技术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 沿着固定的技术发展轨道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赶上甚至超过领先者, 最终实现技术追赶, 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轨迹;二是跨越式创新 (β+γ>1和β+γ=1) 。创新主体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存量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创新主体打破旧的束缚, 采用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使技术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它既可以是某个技术发展阶段所用时间的超常规缩短, 也可以是某技术发展阶段的省略或者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
4 结语
总的来说, 创新资源就是影响自主创新及其效率的因素:R&D投入、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技术人才的储备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 它们将导致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而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则是转化为现实创新能力的基础。在自主创新进程中, 各种创新资源在数量上的积累和储备使得技术出现质的飞跃, 最终将导致拥有真正核心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的实现。人力资本具有其独特的性质, 以被投资人作为载体, 把人、知识与技能联系起来, 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从这个意义说, 增加科研投入, 提高科技人员收入, 努力改善我国科研投入和科技人力资源投入不匹配的状况, 是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举措。海外人力资源也是潜在的研发人力资源, 而且大部分是高精尖科技人才, 他们不仅能够缓解国内技术人才不足, 而且还能建立国际技术创新网络, 便于技术扩散和流入。因此, 如何对我国海外人才的利用方式进行创新, 突破以往人力资源开发的传统观念, 让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加入到我国自主创新的大军中来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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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 篇5
作者：刘文超
学术月刊 05期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02-0073-11
演化经济学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启发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反主流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的直接开创者是旧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凡勃伦在18的论文《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中，开启了运用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的尝试。之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影响力微弱，但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演化经济学的强劲复兴。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破冰之作。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汇集在演化经济学这一旗帜之下，他们不仅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而且从熊彼特、哈耶克甚至马克思等人处获取灵感，广泛地吸收了当代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当前，这个学派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纲领与范围：坚持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运用“多样性―遗传―选择”的分析范式，研究创新及其引致的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等主题。当代演化经济学已被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①
人类行为理论向来是经济学流派争鸣的“兵家必争之地”。演化经济学注重人类行为基础的研究，它认为，只有当批判的武器指向主流经济学的这一核心原则和微观基础时才有效；同时认为，一些反主流学派因为没有提出任何有关行为人的理论以取代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学说，新古典体系的中心仍然没有受到挑战，而演化经济学正在经济学的核心发动一场理论革命。②本文旨在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在逻辑，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方式与深度，演化经济学提出的人类行为理论替代方案的内容与实质，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是否超越了“理性人”假设。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
为了便于展开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动机、能力和相互作用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简化处理和标准化界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行为的新古典假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理性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的内涵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命题：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一)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被认为是追求自身效用满足的利己者：消费者通过消费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生产者通过利润的追求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效用的满足程度由效用函数来描述。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偏好是决定效用函数形式的内在依据。进行个人行为模型的构建需要效用函数作为逻辑起点，但效用函数的特征和性质要以个人偏好的假定为前提。“新古典理论主要是由有关个人偏好的假定编制而成的。”③在新古典世界里，人的偏好具有利己性、主观性、外生性、同质性、稳定性等特征。
古典经济学尤其强调人的利己“本性”，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要把经济学变成“自利的力学”“苦乐的微积分”的主张，曾一度把人性利己观推向了顶点。但在新古典体系确立之后，利己“人性”已成为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了，它体现在市场主体对效用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
偏好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感受，它自然是主观性的。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的特征是可以把握的，由此形成所谓的心理规律或偏好公理，但是这些心理规律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是不可知的，在经济分析中它是不能也不需要进一步还原的最原初的因素和起点，是绝对的外生变量。对于所有个人而言，都受不可溯因的相同的心理规律支配，无一例外，所以不同人的偏好具有同质性，给定完全相同的客观条件约束的人，遵循相同的心理规律，必然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动。
新古典经济学还假设偏好是稳定的。首先，偏好是情境无涉的，也即个人偏好不会随着个人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次，偏好是制度无涉的，这是指个人的偏好不会因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个人偏好是比制度更本源的经济范畴；再次，偏好是关系无涉的，人的偏好不会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人不会有从众心理，也不存在炫耀性消费。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偏好抵制了一切外在环境因素的渗透和塑造。
(二)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
在经济学中，“理性”用来描述人的行为能力特征。但理性的确切含义在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追求自利的市场活动主体，在市场交易中，会进行盈亏得失的精密计算。而从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最大化选择，确切含义是，市场行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使得所追求的目标最大化的决策。明确的最大化假设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
第一，最大化假设为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微积分方法引入经济学开辟了道路，个人的选择问题就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问题。第二，由于个人选择问题被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所以决策过程被忽略，选择是瞬间做出的。第三，在行为建模时，可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调整，但最大化原则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通过对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各种变换，给予经济增长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推理过程都是数学中的最优化方法。第四，最大化假设的合理性来自一些隐含的假设。这些隐含的假设包括充分信息，即行为者完全知晓备选的行动集合；个人具有足够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掌握最大化的相关理论；运算分析过程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运算是不会出错、不需要修正的。
(三)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市场均衡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个人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社会协调问题和行为确定问题。
按照前述的两个假设，每个人都从私利和效用的最大化出发选择行动，那么整个社会会不会因此而陷于利益冲突和全面瘫痪状态？这是“理性人”假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此，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表达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天然和谐统一的观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用更为精巧的均衡理论论证了分散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另外，根据最大化原则进行推论得到的仅仅是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但要确定具体的行为本身，还需要以实现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为条件，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均衡假设满足了这一要求。
均衡价格是一个美妙的变量，它是所有个人追求最优化的结果，但又独立于每一个人；它使所有有关的个人都选择了对他来说最佳可能的行为，且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之间具有一致性。④在模型中，均衡价格、均衡数量的确定只需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联立方程组得到，但现实经济是否均衡、是否存在均衡价格，却不是由数学能证明出的，对此，“市场均衡”的判断与其说是现实经济的揭示，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假设、一种方法论工具，“均衡是市场经济学家描述现象并预言事物未来发展方向与结果的原则性工具”。⑤
二、“理性人”假设产生的方法论根源
“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并非来自经济学家随心所欲的编造，它是服从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需要的。
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和方法论上的演绎主义是自古典时期以来经济学的主流传统。经验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归纳和演绎是进行推理的方法，它们可以将直接知识扩展到间接知识。19世纪是科学哲学中归纳观点盛行的时代，但即使如此，在经济学中演绎方法却居支配地位。
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哲学上的归纳主义全面衰落下去，逐渐兴起的是由美国实用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推理模式。“假说―演绎”模式的兴起与“归纳问题”有关。“归纳问题”是指由大卫・休谟注意到的归纳的合理性问题：经验证据由单称命题构成，要得出的结论是全称命题，无法通过归纳方法对全称命题提供一个归纳性的证明。“假说―演绎”模式用演绎方法取代归纳方法来解决“归纳问题”。这种推理模式认为，待解释的事件由初始条件和至少一条普遍定律演绎推导出来，这些初始条件包含了对被解释事件的说明，也就是通过把所要解释的事件归入普遍定律来得到解释。在演绎中所用到的普遍定律并不是通过对事件的观察进行归纳得到的，它仅仅是一种假设，甚至是猜想。由初始条件和假设演绎推理得到预言陈述，这个预言如果经过经验观察证明是真的，那么，假设就得到了确证，是可以接受的。可见，假说演绎法是力图回避归纳问题的，因为“根据这种观点，科学理论是(演绎地)‘基于’经验观察之上的，但并非原原本本(归纳地)‘建立在’那些观察之上”。⑥
20世纪中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说演绎方法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实施，并且以更为丰富的变种的形式存在，约定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是典型代表。
在约定主义者看来，理论或模型不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而只是相对于现在可接受的约定的标准来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理论只有好坏，没有真假”，理论工作者的目标就是根据普遍接受的好理论的标准选出“最好的”理论。选择理论的标准有“简单性”“一般性”“数学上的精确性”“可证实性”“可证伪性”等等。约定主义方法论的实质是通过对经济理论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的做法，来回避归纳问题。约定主义是用理论好坏的判断代替了理论真假的证明。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科学哲学中“假说―演绎”模式在经济学中最直接的体现。弗里德曼的观点是：经济理论的唯一功能是进行经验预测；预测最准确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好的假设的检验标准是其有助于理论的预测；一般地，理论越是有意义，其假设就越不现实；不应因假设的不现实而贬低有预测能力的理论。“那些真正需要的、有意义的假说，它们的‘假设’是对现实粗略的、不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一般来说，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现实。”⑦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已把理论假设的功能性推向了极端，使得经济学假设避开了任何形式的批判和检验。
萨缪尔森提倡一种“描述主义”的方法论，也即，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事件，而不能超越可观察的经验事件本身去探究所谓的内在的深层的原因。科学理论的解释无非就是对时间先后继起的经验现象之间连结关系的合适的描述。对经济学而言，所有个人行为假设的连结即构成一个所谓经济“理论”的东西。“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⑧萨缪尔森的描述主义是为数学模型建立者服务的，事件之间的没有因果机制的连结最有利于用数学函数关系来表述。正如马克・布劳格认为的，描述主义“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二者都是用理论的描述代替理论的解释，用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功能来阻止对假设前提的任何质疑。⑨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演绎主义方法论主张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对新古典经济学演绎方法的特征做如下概括：(1)演绎法是归纳法的替代；演绎是从假设前提出发，逻辑一致地推导出一定的结论；为了避免无限回归，作为逻辑起点的假设前提要避免做进一步的证明。(2)假设前提无所谓对错，只是产生预测的方便的工具，可以通过理论的预测力对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验证。(3)经济理论通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简单化的处理、通过数学的运用，实现其形式上的精确性、简单性；假设前提要符合经济理论对精确性、简单性追求的这一要求。(4)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象表层的拟合，而不是深层的揭示；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关系就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推动着演绎过程的展开，“没有事件的连续性，演绎的理论化模式将无从起飞”。⑩(5)均衡是理论的闭合条件，演绎结果要进行均衡处理。
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主义方法对人的行为假设提出了特殊要求，由此出现了“理性人”假设所呈现的重要特征。可以说，“理性人”假设获得了演绎主义的内涵。
第一，演绎法都有一个逻辑起点，这个起点类似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一”是世界万物的因，但它不能再有因，否则因果追溯下去将无穷尽。支配人的行为的动机作为理论推理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起到这样的功能，它是各种由人的行为构成的经济事件的根本原因，但它也必须能阻止对自身的探因。这就要求人的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本性”，能够对情境、制度、关系等社会环境具有十足的免疫力，它是超级稳定的。
第二，演绎法具有逻辑一致的特点，初始条件明确给定的状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给定行为人的初始条件和动机，他的行动必然是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样的行为被称为是理性的行为。这样就必须对人的行为进行一系列限定，避免不可预测的或反常的结果的出现。行为人的偏好集是严格凸的，而不仅是凸的；行为人追求的是“最大化”而不能是“满意”，因为前者的解是唯一的，而后者的解有多个。为了具有可预测性，还要求外在的扰动是不允许的，信息是不成问题的，错误是不能发生的。
第三，演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演绎结论对现象的良好拟合，由于演绎过程是逻辑一致的，所以要实现推论对现象的拟合就只有调整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为了实现理论结论与现象的一致，可以对假设进行任意的“裁剪”。例如，根据一般的效用函数特征的设定可以逻辑一致地推论出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但是当观察到吉芬商品现象时，就必须也只能通过改变效用函数的设定来进行重新解释，在其中强调了需求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区别。但是当进行理论分析时一般又会忽略这种反常情况，而又回归原来效用函数的假设状态，收入效应会被弃而不谈。
第四，演绎过程是经验事件的连续连结，经济过程被看做人的行为的连续连结：“无论何时有事件X，则有事件Y”。例如，函数关系Q=f(P)，Q/P＜0，它表明：每当有价格P的上升(或下降)则有需求量Q的下降(或上升)。这种以事件连结为特征的演绎方法要求人的行为是易于理解的。这要求人是原子式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例如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类的区别；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因果机制，例如群体的行为完全等同于个体的行为，劳动供求与劳动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市场个人行为，与工会等无关；变量之间只有量的关系，没有质的差别，例如生产函数Q=f(L，K)中，劳动L和资本K之间是可以无摩擦地进行替代的，劳动者被当做机器来处理。
第五，均衡假设在演绎方法论中承担了重要职能：作为模型的闭合条件，它使推论的结论是确定的，而不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例如供求的均衡得到了唯一的、确定的市场价格和行为者选择的数量。
三、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
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并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把人性视为“永恒给定的东西”，它是外生变量，是无因之因，仅仅服务于逻辑推理需要的工具。演化经济学认为，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都具有前因后果，对事物的科学解释就是要阐述它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序列，人性假定也不能逃避因果解释。无论人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都必须对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进行说明。没有因果过程的、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仅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不仅仅是基于理论上逻辑论证的需要，它必须是对人类行为的“真实描述”。为了成功解释人类行为，我们应该借鉴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经验性结论。与之相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武断、傲慢的态度进行排斥。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没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就像机器人或自动机，按照输入的程序机械地、确定地运动。凡勃伦对此有过经典的描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像一个孤立的同质的欲望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刺激消失又恢复原状。他评论道：“他们把人性视为一种被动的、实质上是无生命的、永恒的给定的东西……这种快乐主义的个人，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原动力。不是生命过程的中心。”(11)霍奇逊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虽口头上强调“选择”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对人类自我反省、智能、意图这些观点的深入分析，所以陷入了机械论中，其理论中的人类行为像是由自动控制来完成的，没有给“真实”的选择留下任何余地。(12)如果仅仅把行为主体看作“欲望的小球”或是“自动机”，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那么，这种主体更接近于低级生物，例如蚂蚁或蜜蜂，而不是人类。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全知全能的最大化者。对演化经济学而言，人的“超级理性”假定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必须理性思考所有事物，我们的理性系统将会因为数据的过于庞大而陷入瘫痪。”(13)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超级理性假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行为人一定具有解决手头任务所需的恰当运算法则和知识，但从不解释它们是如何、在何时做到的，因为超级理性的假定已使这种关于人的行为能力如何获得的探讨成为多余的了。
第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解释社会整体现象，要从作为其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人开始，进一步把个人还原到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所谓自然状态。演化经济学认为，抽掉制度因素的做法并不可行，社会整体现象是由所有个体互动产生的，这种互动必然涉及人们的语言制度、行为规则和风俗习惯；人永远是社会存在，这必然导致制度与人是同生共存、不能分离的。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真正地剔除社会制度因素，把人还原到原始自然状态，他们都是把一些制度因素作为假设前提偷偷地塞进理论中，例如，私有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自由契约制度等都是他们暗含的假设。
第五，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系统是静止的均衡状态，个体间的行为是一致的，实现了完全协调。演化经济学批评均衡理论把经济系统看作一个保守的封闭系统。考虑到经济系统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差异性，考虑到行为主体与结果的相互影响，经济系统的动态不稳定性就应该得到承认。新古典均衡假设，抽掉了时间因素，把静止看作常态，把市场竞争看作是瞬时资源分配。这种做法并未阐明竞争性斗争本身，因为它忽视了真实经济过程的研究，不确定性、暂时的收益和损失、技术进步的摸索性质、企业的特点和战略多样性统统消失。演化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是千差万别而不是同一，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是斗争与冲突而不是一致性交易，这些行为特征都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个体的完全协调的均衡假设相违背。
四、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缺陷产生的本体论根源的揭示
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是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本体论的批判。本体论是关于世界存在的根本状态的观念，又称“世界观”。它是比认识论、方法论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范畴，正是人们在关于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上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本体论观念支配着人们的理论思考，但它往往是潜藏在人们的意识中发挥作用，当事人并非都对自己的本体论观念有自觉的认识。“演化方法讨论的是基础性的问题：它不仅要求对新的理论空间进行深入探讨，而且要求重新思考其本体论范式预设。”(14)经济学习惯从自然科学处获取灵感，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范例和模板，但当它借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时，无形中也习得了自然科学的本体论观念，并由之塑造出了自己的核心假设。在演化经济学看来，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设的深入批判，需要追溯它的起源，因为在起源中隐藏着本体论。
新古典经济学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它把世界看作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转的机器。这种世界观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对牛顿物理学的顶礼膜拜和倾情专注的模仿。对杰文斯而言，经济学理论与力学类似：交换法则类似于杠杆的平衡法则，财富与价值的性质，正如力学的理论，以无限小量能力的均等为根据。所以他自称要创立的经济学是“自利心与效用的力学”。马歇尔看到了人类社会非机械性的特征，但他还是认为力学类比是必要的，他说：“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15)
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崇拜和模仿的牛顿物理学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它又给我们描述了怎样的一幅世界图景呢？牛顿根据一些选择出来的现象，例如月球、地球的运行轨迹及其质量特征，用数学推算的方法推出自然界的力及力的基本定律，然后再把这一结果推广到所有行星的运动上去，于是整个太阳系的错综复杂的运动，就可以从这一基本定律中推演出来。进一步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从这一最简单的重力原理中去寻找原因，而重力产生的原因不必知道，这是一个次要而无关的问题。牛顿展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由受重力支配的有质量的物质组成的，重力法则对所有事物都适用，无一例外；在重力法则支配下的事物的运动是确定的，给定初始条件可以追溯它的过去，也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事物被简化为质点，可以任意地分割或加总，其内在力量不会改变，都会受到重力法则的支配。这是一个原子、静态、确定的世界，由此多普菲把机械本体论概括为三个公理：(1)同质的世界。事物之间没有差别，受到不变规律的决定。(2)无结构的世界。实体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实体特征是独立于其他实体的，不会因整体结构改变自己的内生力量。(3)无内生变化的世界。在系统中，只有连续的运动或静止，系统内不会内在地、自发地发生变化。(16)
依照机械本体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才能够得到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企图把经济学建立在对微观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特征的分析基础之上，他们选择了牛顿力学范式：确立支配个人行为的普遍适用的“力”及其规律，由这一规律去解释所有由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复杂经济现象。(1)在这里，借助于数学的演绎法作为唯一重要的方法，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确定的、封闭的系统中，初始条件与结果之间是确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对完备的初始条件和基本规律的运用必能推导出与客观事实一致的结果；另外，人的效用追求就像重力一样牵引着人的运动方向，只有进行计算才能确定这些力作用的结果。(2)由个体推论整体，由个人说明社会的还原论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社会整体无非是个人的简单加总，不存在整体结构，整体不会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个体属性不会因社会因素的侵入而改变。(3)个体特征被看作是外生变量不予研究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支配人行为的力及其规律是永恒的、普适的，能否发现它存在的原因并不会对预测结果有任何影响。(4)经济均衡思想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没有外在能量的输入，没有内在力量的累积，相互作用的力必将形成稳态均衡，直至有外力的干扰。
可见，演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机械本体论，只有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演绎方法论的主张才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而“理性人”假设完全是服从演绎方法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它构成了演绎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得到了演绎方法论的辩护。所以“理性人”假设得以成立的最深层的根源是机械本体论。
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主张
机械本体论是有问题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揭示出世界的存在不同于牛顿物理学所描述的状态：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牛顿的封闭、静止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特例；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系统，重要参数的微小变化能够引起戏剧性的结果，所以在开放的条件下，自然界没了必然性；现实世界作为一个不断有能量注入的系统，当外部控制参数达到临界值时，就会产生新的巨观模式，所以宏观结构是存在而且会变化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牛顿物理学隐喻应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本体论预设负责。“力学隐喻排斥了知识、质变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使经济学陷入均衡系统的困境，其中不存在任何系统错误，也没有任何累积性的发展。”(17)演化经济学家反对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思维，他们转而求助于生物学尤其达尔文进化论。达尔文的主要见解是，物种进化是环境对更适合生存和繁殖的变异不断地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思想撼动了传统的机械本体论立场：首先，达尔文的进化论以生物的多样性为前提；其次，达尔文认为，物种进化过程是适应和选择的过程，个体与环境是互动的有机整体；再次，达尔文进化论展现的是持续的无止境的变化，因为变异是持续不断的；最后，达尔文通过累积的因果解释说明了物种的起源，他的信念是“万事皆有因”。达尔文进化论蕴含着与牛顿物理学截然对立的本体论观念：世界是一个充满奇特事物、新奇不断涌现的、多样性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结构的系统，这个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地、无止境地演化。
演化经济学不仅通过生物学隐喻的运用间接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而且通过自觉的思考和探索来界定和明确自己的本体论立场。它提出了一系列支撑演化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命题，其中多层级本体论和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具有重要地位。多层级本体论认为，实在具有不同的层级，例如，自然的、生命的、人类个体的和社会的层级。一切事物都分属于不同的层级，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每一层级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同时又对其他层级具有依赖关系。各层级之间以“涌现”特征产生关联，高层级事物是其组成元素的低层级事物的“涌现”。涌现现象是系统整体的性质，涌现物具有其组成成分所不具有的性质。较低层事物的原则是较高层次原则或假设的基础，另一方面，较高层级的系统对较低层级的系统具有约束和塑造的作用，二者分别被称作向上、向下的因果机制。
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是对多层级本体论的延伸。这种本体论认为，心智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却是自主的一部分。“心智是世界的一种要素，但同时它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镜像，这种镜像指导着包括科学观察者在内的人类行为。”(18)研究人类行为的任何方法都必须承认心智的客观实在性，“心智重要，这种思想是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本体论假定”。(19)由于心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导致了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之中，所以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承认心智独立性的二重本体论为展开对人类认知过程的分析铺平了道路，脑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应被纳入到人类行为理论的研究；承认心智和世界的二重存在性，才能探究主观心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及其持续的交互作用；强调心智重要的本体论排除了建立形式化演绎体系的可能性，因为人类学习是开放过程，由此导致世界状态的集合是变化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不能被包容进一个封闭的、决定论的演绎系统。
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它不同于原子、静止、封闭的机械本体论。本体论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对人研究的结论，而且它会带来方法论的变革，由方法论的变革影响到对人的研究。这种世界观将直接否定数学化演绎方法的应用，它更倾向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比较方法、抽象方法、经验观察方法都将得到重视。在方法论上没有了对演绎方法的依赖，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为了方便进行演绎而对人的特征过度抽象的现象将会避免，而更为全面、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将被综合进来。下面将看到在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演化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新见解。
六、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一)人是创造和利用规则的动物
演化经济学认为，知识主导着行为者的认知和行为。知识是行为者对世界的状态、自己的目标和偏好、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解。知识是通过行为者与环境互动、不断的试错而习得，通过规则的形成而得到保存。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依赖的是已有的规则，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规则又被称作“习惯”或“惯例”，它类似于生物体的基因：基因储存着自然环境的信息，决定着生物体的体征，规则储存着知识，决定着行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被遗传，规则则通过模仿、教育而被传承。规则可被区分为认知规则和社会规则。认知规则是指人的认识论规则，社会规则指群体互动中的人的行为规范。
依规则进行认知，就是把面对的问题看作是已经发生过的老问题，按照已有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解决。这些经验规则储存了以往成功认知活动的知识，只有当这种经验规则无法适应新情况，与现实产生明显冲突时，耗时费力的审慎思考才登场；通过审慎思考，摸索出新的认知，然后，这些新的认知就会变成规则、惯例，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行为人又可按惯例“因循守旧”的进行思考。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行为是遵守社会规则的。社会群体又有不同层次，例如，个人组成的企业、企业组成的产业、产业组成的整个市场，每一层次的群体都有自己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同样储存了该群体的集体知识。纳尔逊和温特把类“基因”概念――惯例――引入到对企业的研究。他们认为，企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投资、研发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惯例，企业的运转依这些惯例而进行。“一个组织的活动惯例化构成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企业依靠运用来“记住”知识，正如个人依靠运用来记住技巧。(20)社会活动的惯例化表现为个人行为的惯例化，社会知识必定存在于个人的记忆里，但其内容主要取决于个体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构环境的存在，因为组织化知识是默示的知识，只有通过群体成员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才能使这种知识呈现出来。
(二)人的行为是相互适应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他是处在主客观世界、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之中，个体的行为特征是由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而相互决定的。个体的行为创新会改变环境(群体状况)，而环境的变化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反馈，于是在个体与整体环境之间产生了循环―累积关系。二者的关系之所以是循环的，因为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之所以是累积的，因为每一种新的情况是此前情况的变化，同时又引起了后面的变化。这种行为者―环境互动关系最关键的特征可描述为：个体的行为决策不仅是它自身特征的函数，而且是群体中其他个体行为决策的函数。例如现实中某些人之所以采取一种行为，仅仅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这表现为“追随效应”和“从众心理”；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因为别人都在采取这样的行为，所以决定了我不这样做，这是一种追求“标新立异”“不落俗套”的反应。循环―累积关系还会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当一个群体中存在多种创新行为时，可能会因某种事件使得某种创新行为在群体中的采用获得了更大比重，此时该种创新就会相对其他创新获得了“规模经济”，最终排挤掉其他选项而获得了支配地位，虽然被选择保留的此项创新未必是最优的。个体间互动与循环累积的另一个结果是“适应逆转”现象。通过行为创新，起初适应环境的个体并不能保证永远适应，因为随着采取适应行为的个体行为的累积作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行为在新形势下也许变成不利的了。循环―累积的分析方法，既没有把个体视为给定，也没有把环境视为外生，而是通过二者的互动关系使它们同时得到了内生解释。
(三)人性是社会嵌入的
个人对自身之外的社会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为个体行为以社会环境作为约束条件而调整，而且表现为个人内在的偏好、目标、意愿等所谓人性的改变，“标准和规则也并不仅仅是理性行为者决策和行动的‘环境’，它们同时在偏好中被内在化，并通过行为被复制”。(21)“经济制度将交往的特征普系施加到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们身上，影响他们的交往、交往的方式和相互间的关系、所完成的任务，以及所期望的回报……影响着其人格、习惯、品味、身份和信念。”(22)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会通过心理机制影响个人的偏好。任何形式的理性都依赖于认知框架，通过认知框架信息被精炼、被解读，成为对决策者的操作有意义的内容。认知框架是关于问题是什么、需要达到的目标、可能的行为集合等的信念，这些信念来自行为人的集体经历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社会因素会影响认知框架，从而改变人的偏好。例如在货币制度和金钱文化中，对金钱本身的追求成为行为人的主要偏好和动机，但在一个实物经济制度中，人的认知框架是与货币无关的，在解读信息时，不会与货币联系起来，所以不会产生金钱偏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偏好是易变的。在人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随着实现的可能性的变化，人们的认知框架会改变，由此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最终，满足程度往往是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退而求其次”。
(四)个人之间是存在个性化差异的
人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都拥有从他的个人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唯一性。人的差异性根源于人类心智的开放性。人的心智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系统，而又极易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人的认知状态是千差万别的。认识上的多样性产生了行为的多样性。由于人的认知框架是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塑造的，人的认知和行为是社会嵌入的，所以处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中的人会有不同的特征。但即使生活在相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性要归因于导致人类心智开放性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即人类心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虽然人总是习惯借助经验规则来思考和行为，但当人们面对新环境时，或对现状不满意时，学习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派上了用场。新状况的界定、对自己状况(偏好、目标)的认知离不开人的想象和联想；设定了问题之后的解决对策的采用不是已有备选项的选择，而是备选项的创造，这需要人的创造力；对创造的备选项的评估不是对当前感受的评价，而是对备选项将来能带来满足的预期，这依赖于人的想象力。想象力和创造性是人的主观因素，它们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不仅形成了个人特性，而且还形成了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新奇会非规律性地出现。依曼特扎维诺斯(C.Mantzavinos)的说法，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只能在行为的可预测性和随机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23)
(五)个体行为的协调表现为动态演化过程
以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宏观上的结果是对微观多样性进行市场协调的产物，这种协调的内在机制是“多样性―遗传―选择”原理，协调的结果是经济系统作为内生的、永无止境的结构变迁过程，结构变迁的过程表现为个体之间“脱协调―协调―脱协调”的循环往复。
经济系统中的成员，作为消费者或生产者的个体，是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存在遗传机制确保个体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保持连续性；经济系统的个体成员面临经济环境的选择压力，他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是有差别的，适应性强的个体重要性上升，适应弱的个体重要性下降，甚至消失。通过选择过程，个体的多样性减少，经济系统形成新的结构。然而，由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导致系统中的新奇、创新会不断出现，新奇和创新的出现和扩散又恢复了经济系统中成员的多样性。由此，选择机制再次发挥作用，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迁。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过程是内生的，这个内生因素就是创新行为。梅特卡夫(J.Metcalfe)为此特别提出，经济演化应是三阶段过程：多样性、选择以及从选择过程所产生的反馈。(24)在他们看来，选择结果对创新的方向具有引导作用：选择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引导了创新方向；选择的结果导致企业获得了不同的利润，而利润对于创新来说是可利用的资源；选择的结果导致了个体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变化是创新赖以产生的基础。所以，演化过程的反馈特征导致的结果是“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种子”。(25)
个体之间的协调状况是与创新和多样性的变化连在一起的，个体之间的协调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多样性的减少，个体之间的行为相互适应，产生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秩序，但随着创新的出现，多样性增长，已有的互补过程就会产生混乱，系统就有了脱协调，经济运行出现了摩擦和波动。经济过程表现为个体通过不断的学习寻求适应的过程。
七、关于演化经济学人类行为理论的几点评价
第一，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理论的“破”与“立”均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得理论分析更具穿透力和说服力。新古典经济学为“理性人”这一核心假设在方法论上构筑了厚厚的保护带，工具主义等方法论上的主张已有效回击了来自各方面的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而演化经济学通过批判更具根本性的机械本体论，摧毁了演绎方法论的根基，一旦演绎方法论被抛弃，则演绎方法论所辩护的“理性人”假设中的那些教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同样，演化经济学把自己的行为理论基建于本体论基础之上，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基础是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以此世界观为基础来理解人类社会与人的行为。本体论层面的公开对比，使得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的科学性更具说服力。
第二，演化经济学借助多学科的融合打开了人性黑箱。新古典经济学服从理论体系构建的演绎方法的需要，把人性限定为一种抽象的假设，他们禁止关于人性的进一步探讨。而演化经济学却追求把经济学建立在真实人的基础之上，坚持运用累积因果原理，追寻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他们通过对演绎方法的否定排除了对人性展开深入研究的障碍；通过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实现了把知识、人类心智、认知框架等心理学概念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通过多层级本体论，建立了心智与生物体、社会结构的联系；通过心理机制实现了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联。演化经济学打开了通往人性研究新领域的通道。
第三，演化经济学重视对人的心智的分析，使经济理论更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重要，由心智出发推论出一系列结论。它强调了心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的作用：由于主观性的影响，不确定性、随机性会扰动经济系统，使之处于不稳定、不可预测的状态，所以经济系统是开放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创新会不断涌现，市场行为表现为以创新为手段的竞争过程，而不再是价格调节的瞬时资源配置方式。演化经济学强调了心智的不完备性，由心智的不完备引申出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制度规则的运用被认为是人类演化出的行为能力。关注心智使得经济研究更加接近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现实：真实的竞争过程、整体的非均衡状态、个体的多样性的生存形式，而不再迷恋于被经济学高度抽象的没有任何摩擦与冲突的均衡和谐状态。
第四，抛弃阶级分析方法的人类行为理论，将导致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无法深入。演化经济学把社会的多样性归结到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做法能够容纳进创新与新奇，但它带来的后果是规律性无处可寻，随机性将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失去意义。演化经济学承认引起行为多样性的原因包括社会结构，可事实却是，社会结构是以阶级、阶层、集团为内容的，它并不会带来个体上的差异，它只能带来阶级、阶层等整体范畴上的人的差异。演化经济学没有强调阶级关系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少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视角，而且也少了凡勃伦激进制度主义者的传统。这里的问题是，个体的异质性重要还是阶级、集团的异质性重要，社会的进化是阶级结构的变迁还是种群的变迁。不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制度主义的利益冲突分析法，社会结构就无法进入研究的范围，如此，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将大打折扣。
①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②③[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7、35页。
④[美]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236页。
⑤[美]罗斯・M.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鲁昌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5页。
⑥[美]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92-93页。
⑦[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⑧P.Samuelson,“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Rep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5,1965,pp.1164-1166.
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⑩[英]安德鲁・布朗：《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第86页。
(11)[美]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8页。
(12)(13)[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杨虎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173页。
(14)(15)[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11页。
(16)[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8-19页。
(17)[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第72页。
(18)(19)[瑞士]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90、91页。
(20)[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2页。
(21)[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第416页。
(22)[美]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周业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第282页。
(23)[美]C.曼特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梁海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第6页。
(24)[英]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冯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119页。
(25)[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第25页。
基于西方经济学演化规律的当代分析 篇6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演化规律；选择性配置
一、经济学前史
所谓经济学前史，我的概念是在亚当斯密定立经济学坐标之前的经济学萌芽阶段。在西方兴起的重商主义阶段，这是人类在脱离自然经济之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也是财富积累的加速阶段，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使全世界的金银货币通过贸易的渠道流向本国，是使本国致富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手段，这种观点无论是出于资本家的贪婪还是精明商人的本能，或者是政治家的野心，在我看来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虽说商人不像农民那样从事具体的生产性劳动，但其创造的价值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虽然依赖劳动人民的产品，但却是他们实现了产品的最大利润，商人使世界经济连成了一个整体，这种看似的低买高卖的手段却实现了要素的最优配置，如果不是对于价值的那份贪婪式的追求，我们很难想象还会有多少的资源浪费会发生在我们的周围？
威廉佩蒂告诉我们“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人的劳动、土地的价格以及资本的利息被认为是创造价值的源泉，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他们似乎发现了创造价值的真正要素，不是商人的投机买卖，而是他们对于农业和商业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如何利用三类价值要素来创造更大的价值。历史走到这里，经济学似乎已经露出了她神秘的面纱，选择性的经济配置似乎已经指引着人们走向光明！
二、古典经济学与边际革命
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横空出世，她主要为我们阐述了三点。第一，分工生产，相互交换能迅速增加财富。在我们现在看来，分工产生的专业化必然会提升生产的效率，也就是增加了单位时间的价值财富，并通过交换实现价值。第二，劳动创造的财富随劳动人数的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价值在当时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劳动被认为是社会价值的来源，劳动的效率、激烈的竞争也被考虑到经济学的范畴之中。第三，分工与劳动都决定于资本，有资本才能分工，才能获得更多的劳动力。资本带来的设备改良极大的促进了分工的进步，同时，斯密也认识到资本来源于人们的储蓄习惯。古典经济学的第一要义就是经济人假设，这是经济学最本质的定义，也是一直延用至今的假设。因为人具有主观性，而对于经济学规范性的研究必须制定一个统一的前提，这就是经济人。经济人追求的是利己，但在追求的过程中实现了利他，这种利他是整体追求利己的结果，也就是实现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后期的经济学表明，结构性及有效性需求的问题是贫富差距的结果，也就是在自由的市场中，贪婪吞噬了公平，自由竞争与自由追逐个人利益被看做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财富的进一步增长遭到了需求的瓶颈，社会的愤怒终于在德国演化成了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著作在我看来是资本世界对于自身的反省，也是激起了经济学界分化的源头，人们认识到，价值财富的目的不在于生产出来，而在于人们能够享受起这些财富，如果剥削消灭了大众需求的能力，那么财富真的与垃圾没有区别。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引起的经济危机告诉我们财富的增长不是永无止境的，我们需要在经济增长与大众福利之间寻找一种均衡，选择性的经济配置更要合理性，因此，边际革命产生了。
三、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革命
所谓新古典经济学即边际主义经济学，它们在继承古典主义效用分析法的基础上，认为边际效用才是经济人决策的基础，从而进一步发展到一般均衡理论，形成洛桑学派，强调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市场整体均衡，但是这种边际的均衡还是基数效用论的，直到后来的帕累托提出了“序数效用论”及无差异曲线的概念，边际主义才开始有了正确的航向。
帕累托认为，效用是可以排序并比较大小的，同时不同的人的效用水平也存在差异，并可以通过距离原点远近来表示。如此细化的数学方法引入，使得经济学问题的解决显而易见，这一点在帕累托解释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时候更是显露无疑。另外，帕累托在解决社会分配问题方面提出只有提高整体国民收入水平，才能够实现国民收入重新分配或者收入均等化，同时在社会福利方面，他提出的帕累托最优也是指导社会改革的基础。
在我看来，帕累托之所以能对前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如此之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巧妙的运用了数学方法解释经济问题，这种直观无暇的解释方法在当代应用的体现就是计量经济学的飞速发展，计量经济模型的运用使得主观的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客观无可争辩的模型来替代，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帕累托完成了近似于斯密经济人假设的定义，有了这种坐标式的指引定位，未来的时代必将是飞速的。
四、当代经济学与后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能够被迅速接受的原因还在于满足了当时经济大萧条的需要，解决了时代的问题，但是这种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政策似乎违背了经济自由的原则，进而被当时的部分经济学家所反对。凯恩斯经济理论认为，能够促进消费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其次就是促进投资的低利率政策，由此也就出现了国家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要点在于乘数理论或者说是杠杆效应，国家投资对于消费的拉动作用是循环而持续的。利率政策就是货币政策，通过控制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来拉动经济的增长，但是唯一要避免的就是流动性陷阱对于货币的吞食。同时，为了避免过度的干预，凯恩斯经济也在为竞争构建规则，也就是新的经济秩序——社会市场经济，这也被经济学界标榜为第三条道路或者是经济人道主义。
由此西方经济学也就迈进了有计划的经济增长时代，这里的计划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规划，相比较原来的经济漫无目的的增长来说，经济的有效增长可以被人们测算出来，这就使得经济学再次进入了百家争鸣的时代，类似于当年的马歇尔，这时的萨缪尔森对经济学进行了再次的综合，时代的推手就是当年西方国家陷入的滞涨困境，因而，历史也就进入了后凯恩斯时期。他们所强调的现代经济增长更加注重人均国民收入的水平，把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定义为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创新，同时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是实现创新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弗里德曼所提出的货币主义学说也是对于凯恩斯货币政策的时代性发展，并看到了货币政策在长期与短期内不同的调整效果，最后认为只有奉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才会是经济有秩序的增长。
后期诸子百家的经济增长理论不胜枚举，在此不做赘述。
五、总结
通过以上对于经济学的历史阶段发展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追求，也都有每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与问题，但是经济学唯一坚守的就是对于经济增长的热爱，换句话说，也就是每个时代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增长本身的那一份坚守，才使得他们能够被历史铭记，并指导当代人民进行合理的经济建设与改革，同时也只有经济理论得到大众的认识与理解，才能够真正的实现一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张平.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J].法制与社会.2008（05）
[2] 李文一.微观经济思想史学习心得——从马歇尔到凯恩斯[J].现代经济信息.2014（15）
[3] 贾根良；姚开建.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与“新经济思想史”研究[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
基于自组织增长模型的经济增长预测 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模型,零售价格指数,投资总量,国民生产总值
一、引言
2007年, 广东经济保持了又快又稳的增长势头。消费品的供应以及消费者的信心都比较充足, 消费品的价格、消费品的数量以及全省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本文侧重研究商品零售总量以及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和某些经济因素的关系, 这些经济关系包括零售价格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以那些对总零售商品总量和广东国民生产总值影响大的经济变量的变动为依据, 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 政府应采取适当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广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为此, 我们研究了诸如零售价格指数的值、总投资、人均可支配和在过去10年的人均消费水平 (1996-2005) 的经济变量, 以此来佐证本文所提出的理论。
二、经济模型
自组织方法首次在1967年由乌克兰的控制理论专家A.G.Ivakhnenko提出。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在复杂多变量系统上的应用自组织方法变为可能。如今, 自组织方法在分析以及决策方面的功能已非常强大。本文提出基于神经网络的自组织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可以用Kolmogorov-Gaborkolm多项式表达, 举例如下:
因此, 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广东省的国民生产总值可以用一个含零售价格指数、总投资量、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方程来表示:
其中, y1零售商品总额, y2表示国民生产总值, x1表示含零售价格指数, x2表示总投资量, x3人均消费水平, x4人均可支配收入, m=4。
自组织工具有两个关键点:
1) 处理黑箱的的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关系;
2) 通过网络中各因素的状态来对网络的功能加以描述。
以下为构造自组织经济增长模型的步骤:
1) 将两个输入归为一组并标记为, 下标i=1, …, n表示输入组的号码, n=m (m-1) /2在第一层, 下标j表示那些层。
2) 计算最优输出的的系数:当输出的误差ηij与第j层输入比较时, 获得的系数是最小的。
3) 得到最小ηij和相应的对于第j层的输出yij () 。
4) 输出yij () , 把它作为下一层的输入。
5) 如果输入数大于1, 回到步骤1) , 否则将输入作为最后的输出y。
图解如下:已选定系统的4个输入。在第2层, 3个因素为局部最小误差, 标记为黑体w2, w3, 和w5。当其他因素不是局部最小误差时将其删去, 而这3个因素被选为第3层的输入。如图1所示。
三、试验结果
表1所示为广东省1996年到2005年的数据。
将数据代入基于神经网络自组织的式子和系数 (2) 和 (3) 可得到以下式子:
四、经济预测及基于模型的控制
等式 (4) 和 (5) 表明了零售价格指数、总投资量、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商品零售总量及国民生产总值产生了非线性的复杂影响。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量可以用下式表达:
等式 (6) 表明在总投资增长加快的情况下, 零售价格指数、总投资量、人均消费水平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呈现出单调的影响, 而总投资量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 如果政府需要希望国民生产总值在2010年达到82000亿, 可行的方法是在零售价格指数、人均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增加10%, 并且增加2.3%的总投资量。对历史数据的研究表明, 这是一个可行并且可以达到最优的方法。
近些年来, BP神经网络模型发展迅速并且应用于许多领域上。由于神经网络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并且通过学习我们可以分析在一些于复杂经济问题有关的数据的复杂关系, BP神经网络模型已经得到很好的实现。为了与自组织经济增长模型进行比较, 我们运用相同的数据建立BP神经网络的经济增长模型。这里我们运用动力系统的梯度跟踪最优化算法。在模型训练阶段, 选择η=0.001和α=0.9。训练后误差率为0.0001, 最后的训练结果如图4和图5所示。图4显示的是ANN的模型结果, 图5显示的是普通ANN模型的预测结果。
将图4、图5对图3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提出的自组织经济增长模型和ANN模型的曲线的拟合程度相当, 但是在预测方面, 自组织经济增长模型的精确度却比ANN模型高得多。更进一步, 我们可以发现当训练数据很小时, ANN模型存在过度拟合的问题, 而自组织模型由于其最优化的综合特性避免了过度拟合。以上这些特性使得自组织模型的预测过程更为灵活、客观且接近于真实系统的值。
参考文献
[1]、Y.-L.Kang, and K.-Q.Yan, “Self Organizing Methods and a Model Study on the Growth of West China’s GDP,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 vol.36, no.2, pp.206-210, Apr.2001.
[2]、康继军, 张宗益, 傅蕴英, 开放经济下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国的经验, 数量经济及技术经济研究, 2007年, 24 (1) :3-12
[3]、广东省统计年鉴, 2006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
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篇8
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总人口、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有关,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网址:http://tongji.cnki.net/kns55/index.aspx) 提供的我国1978～2009年的相关数据, 在经济运行平稳的基础上, 对我国何年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及相应的财政收入进行预测.
二、符号说明
1. k:年份 (k=1, 2, 3…分别代表1978年, 1979年, …) ;
2. y:财政收入;
3. xi: (i=1, 2, 3, 4, 5) 分别表示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总人口、固定资产投资;
4. a, b, K:“S”型曲线 (阻滞增长模型) 的未知统计量.
三、首先利用回归分析法构造财政收入的预测模型
1. 绘制财政收入与各因素的散点图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提供的1978～2009年的原始数据, 分别绘制出财政收入与各因素的散点图 (见图1) .
2. 确定出财政收入与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建立财政收入预测模型
由图1, 可知财政收入与各因素呈现出线性关系, 为确定其线性相关程度, 进一步计算出财政收入与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总人口之间的线性相关系数 (见表1) .
由表1可知, 各相关系数均大于0.5, 说明财政收入与各因素之间呈高度线性关系.由此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可得到财政收入的预测模型 (见式 (1) ) .
四、利用阻滞增长法确定我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间及相应各年的财政收入值
1. 确定各因素与年份之间的关系
当一个国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时, 经济发展迅速, 财政收入及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总人口、固定资产投资等增长速度较快.当发展中国家逐步进入中等发达水平国家时, 经济发展增速减缓, 财政收入及国民收入、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总人口、固定资产投资等增长速度逐渐放缓.当进入了发达国家阶段时, 财政收入及各因素增长渐渐趋于平缓, 据此变化规律, 其增长速度可由S型阻滞增长曲线进行描述, 其模型一般为:
为便于计算, 选用1978～2009年各因素的原始数据来进行分析, 可求得相应的S型增长曲线预测模型:
国民收入预测模型:x1= (3)
工业生产总值预测模型:x2= (4)
农业生产总值预测模型:x3= (5)
总人口预测模型:x4= (6)
固定投资资产:x5= (7)
2. 确定我国进入发达国家的年份及财政收入与各因素的数据
将k (k=1, 2, …, 分别代表1978年, 1979年, ……) 值分别代入 (3) (4) (5) (6) (7) 式, 得到各因素的预测值, 再将其代入财政收入预测模型中 (见式 (1) ) , 可得到1978～2100年的各因素预测值及相应的财政收入值.为了更加直观的观察出我国进入发达国家的年份, 利用预测出2000～2100年的财政收入值数据绘制成散点图 (见图2) .
由上图可知, 当年份为2050年时财政收入增长趋于稳定, 预示在这一年我国将进入发达国家.在2050年时, 我国的财政收入与各因素的具体数值如下表2.
3. 误差分析
将相应年份的k值代入式 (1) 中, 预测出2000～2009年财政收入的值, 并与原始数据比较, 计算误差如表3所示.
对表3相对误差的结果分析可知, 最大误差为8%, 精确度均高, 说明预测的准确性较高.
摘要：本文使用了回归分析法和阻滞增长 (Logistic) 方法, 建立了相应的数学模型, 解决了财政收入及我国何年进入发达国家的预测问题.
关键词：财政收入,回归分析,阻滞增长 (Logistic) ,发达国家
参考文献
[1]刘慧颖主编.MATLAB.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篇9
关键词：经济管理,预测模型,优缺点
引言
经济预测是预测的一个分支, 是指以准确的调查统计资料和经济信息为依据, 从经济现象的历史、现状和规律性出发, 运用科学的方法, 经过对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情况的调查, 获得了大量的资料、数据和信息, 通过对这些资料、数据、信息的整理、分析和研究, 不仅可以对经济活动的现状做出恰当的定性、定量结论, 深化对经济活动内在规律的认识, 而且还能够结合经济现象的历史状况, 运用科学的方法, 对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前景进行测定。预测是各级领导和经济管理工作者制定政策, 做出决策, 编制计划及进行科学管理的重要依据, 经济预测的定义已经显示了它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而在进行预测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预测模型的选择.本文着重研究了经济预测中常用的逐步回归分析模型、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模型, BP神经网络分析模型, 灰色预测GM (1, 1) 模型和组合预测模型, 并对它们的优缺点进行了比较。
一、逐步回归分析
在实际经济问题中, 人们总是希望从对因变量有影响的诸多变量中选择一些变量作为自变量, 应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最优”回归方程以便对因变量进行预报或控制。逐步回归分析正是根据这种原则提出来的一种回归分析方法。它从一个自变量开始, 视其对因变量Y的显著程度, 从大到小依次逐个引入回归方程.当引入的自变量由于后面变量的引入而变得不显著时, 要将其剔除, 引入一个变量或者从回归方程中剔除一个变量都称为逐步回归的一步, 每一步都要进行F检验, 直至既无不显著的变量从回归方程中剔除, 又无显著的变量可引入回归方程为止。主要步骤见文献[1]
逐步回归分析有几个问题:一是分析时, 多数自变量是组合变量, 它们之间存在有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这会使得分析结果很不稳定, 以至有时某个因素是否选入对回归方程产生很大的影响, 使建模者左右为难;二是选中的自变量, 有时与我们所希望的有较大的出入, 从专业知识方面认为是重要的变量往往落选, 使我们很难信服地接受这样的“最优”回归模型;三是所建立的回归方程模型, 有的因素的回归系数符号反常, 这与经济背景不符合;四是考查外界影响因素时, 有些因素是不能随意去掉的;最后, 它不能对试验结果是多个指标, 对多个目标变量同时建模分析。从上述这5个问题可以看出逐步回归分析方法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建模过程的需要。
二、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
偏最小二乘回归是一种新型的多元统计数据分析方法, 它于1983年由伍德和阿巴诺等人首次提出。近十几年来, 它在理论及应用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发展。它在一个算法下能同时实现多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一般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数据结构简化以及两组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特别当各变量集合内部存在较高程度的相关性时, 用该方法建模, 其结论的可靠性和整体性较好。偏最小二乘法可以有效地克服样本容量小于变量个数时进行回归建模以及多个因变量对多自变量的同时回归分析等问题。
偏最小二乘回归的基本作法是首先在自变量集中提出第一成分, t1, (t1是自变量集X= (χ1, χ2, …χm) T的线性组合, 且尽可能多地提取原自变量集中的变异信息) ;同时在因变量集中也提取第一成分u1, 并要求t1和u1相关程度达到最大。然后建立因变量y1, …yp与t1的回归, 如果回归方程已达到满意的精度, 则算法中止。否则继续第二对成分的提取, 直到能达到满意的精度为止。若最终对自变量集提取r个成分t1, t2, …tr, 偏最小二乘回归将通过建立y1, …yp与, t1, t2, …tr的回归式, 然后再表示为y1, …yp与原自变量的回归方程式, 即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式。具体步骤见文献[2]。
在分析中, 如果出现多重共线性的情况, 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解决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优势。然而, 偏最小二乘法也有它的弱点, 比如, 它对影响点是非稳健的, 一个或几个影响点的存在, 可以严重改变回归的结果。其次, 偏最小二乘回归选成分[2]的过程也存在缺点。
三、BP神经网络预报模型
BP人工神经网络理论是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种人工智能理论, 它是对人脑或自然的神经网络若干基本特性的抽象和模拟, 是一种非线性的动力学系统。BP神经网络的学习过程是由正向传播和反向传播组成。在正向过程中, 输入信号从输入层经隐层单元逐层处理, 并传向输出层, 每一层神经元的状态只影响下一层神经元的状态.如果在输出层不能得到期望的输出, 则转向反向传播, 将输出的误差按原来的连接通路返回。通过修改各层神经元的权值, 使得误差信号最小。得到合适的网络连接值后, 便可对新样本进行非线性映象。建模的具体步骤见文献[3]。
BP人工神经网络为非线性的梯度优化问题, 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部极小问题。当输入样本较多且具有多重共线性时, BP神经网络会降低网络的训练速度和效率, 影响预报精度, 学习算法通常需要上千次或更多, 以上原因大大限制了BP网络的推广应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改进算法, 比如Levenber g-Mar quar dt算法, Quasi-Newt on算法, 共轭梯度法, 弹性BP算法, 一阶正切算法, 学习率自适应的BP算法等。在一系列的改进算法中, 由于各种算法各有优缺点, 对一个给定问题来说, 很难说那一个算法是最合适的。它取决于多种因素, 如问题的复杂度、训练的样本数、网络的权重和偏差数、误差目标等。
四、灰色预测GM (1, 1) 模型
经济系统中的数据可以看成是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的灰色随机量。通过关联分析, 并对原数据进行生成数处理, 可得到规律性较强的数据序列, 然后建立相应的微分方程, 预测出经济系统中的未来数据及发展趋势的状况, 这就是灰色系统理论用于经济预测的理论基础。
五、组合预测模型
在对实际经济问题进行预测时, 人们往往事先无法确定哪种预测方法最佳, 因为每种预测方法的适用条件不同, 预测前很难准确判断出适用条件。每种预测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信息特征, 能从不同角度反映未来情况, 舍弃一种预测方法都极有可能使宝贵的经济信息资源得不到充分的利用。从预测的可靠性和风险性考虑, 仅仅使用单一预测模型对复杂经济系统进行预测是不可行的, 为了尽可能多地利用有用信息Bat es和Granger提出了组合预测理论, 组合预测模型不同于以上几种模型, 他不是根据各项历史数据建模, 而是将不同的预测模型进行适当的组合, 得到比任何一个独立预测值更好的组合预测值。组合预测模型一类为权系数组合预测法, 如最优组合预测法, 变权重组合预测法, 这类方法的特点是认为参加组合预测的各个模型之间是一种线性关系。一类为非线性组合预测法, 使用较多的是人工网络方法。
六、结语
以上经济预测模型在实际应用中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比如应用任何模型进行预测前都需要对变量进行筛选, 需要对预测结果进行相关系数、平均绝对误差和平均相对误差以及预报模型拟合值, 相关性进行计算检验。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应该根据实际问题的特点选择适合的模型进行预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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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演化模型经济预测 篇10
上海世博会已经结束,但是世博会对我国上海及其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远没有结束,尤其是对我国上海市的经济方面的影响会呈现出短期、长期和综合等方面的效应。因此,对上海世博会做定性或定量的研究,不仅可以总结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而且可从中寻找出本质的规律,为未来政府部门或相关团体在申请或举办类似重大事件提供指导或参考。
1 上海世博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上海世博会举办时间是2010年5月1日至10月31日,但是分析上海世博会的影响要追溯到2000年3月17日,即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成立,因为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会导致上海经济政策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上海市政府或相关部门对经济投资的决策,也影响到国内外企业界对上海经济发展的关注。2002年世博会的申办成功,世博园的投资建设一方面会拉动政府部门大量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也会刺激国内外企业界预期收益的大量投资。
然而,作为世博会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我们应参考上海无世博的经济发展,为此我们就要考虑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的自然经济发展,因此收集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数据也是本文要做的重要工作。
我们选取上海市1978—2009年的生产总值以及三大产业产值作为长期经济影响的主要指标[1]。在分析研究中,必须考虑上海在没有申办世博的情况下生产总值的年变化趋势。由以上分析,在研究世博影响时,我们可根据2000年之前的数据建模,来预测2000到2009年的产值,再与实际相比较,实际与预测值的差值即为世博带来的长期经济变化。
针对短期经济的影响,我们选取了世博直接参观人数和近期上海机场客运吞吐量两个指标。因为影响短期经济变化的主要行业有交通、旅店、餐饮,而这三个行业经济指标的变化量均因上海客流量的增加而导致,故客流量是我们要研究的经济对象。对具体客流量的选择,一方面我们要考虑到当年5至10月的世博开馆所带来的剧烈影响,同时又不能忽略在当年世博临近所带来的影响。对于前者,我们选择世博举办时间2010年5月到10月这六个月的参观人数为度量指标;对于后者,我们选择机场旅客月吞吐量为指标。选择2010年上半年机场旅客吞吐量作为研究指标是因为机场旅客往往是旅途遥远,会在世博会开幕之前赶到上海,看世博并游玩上海其他景点及上海周边城市的可能性很大,故在世博前后对上海的交通、旅店以及餐饮等行业均有促进作用。
2 世博经济影响力建模
2.1 模型的假设
①世博对餐饮、旅游、住宿、交通等方面经济影响都与到上海参观世博人数有关;②世博对其他经济指标的长期影响都在生产总值中有所体现;③将上海市2000年以后的经济分为自然经济和世博经济两个主要方面;④以2000年上海世博委员会成立当年1月为分界点研究世博长期经济影响力[2];⑤世博短期经济影响的时间跨度为2010年1月到2010年12月。
2.2 世博长期经济影响力
2.2.1 模型的分析
根据上海市历年来的生产总值,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生产值的数据,定量评估世博对上海经济方面的长期影响力。为了便于说明世博对上海经济的长期影响,消除量纲因素,我们引入贡献率和长期经济影响度概念。
定义1 贡献率[3]也称权重,指一个地区单位时间内某产业产值增量对总产值增量的比值大小。设αi表示某地区第i(i=1,2,3)产业的贡献率,例如,第i产业贡献率为:
其中xi表示第i产业自然生产量预计值,用x′i表示第i产业实际生产量的值,用x表示生产总值的预计值,用x′表示实际生产总值。
定义2 长期经济影响度是每期生产总值对某定值的相对变化率大小的度量,它的变化反映某事件在某时间点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所带来经济方面量与质的变化程度。
本文考虑到世博影响是从2000年3月17日上海世博会申办委员会成立时开始,为研究方便,不妨取2000年1月为参考值进行研究,故可取中长期经济影响度L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Q为2000年第1个月的上海生产总值,xi表示第i产业(i=1,2,3)一定时期(比如某月)的产值,αi表示第i产业的权重。
2.2.2 模型的准备
1)对月份进行编号:
为了使长期和短期对应变量相等,我们将月份从1978年1月开始编号。对应月份与t的取值说明如下(见表1)。
2)无世博影响下上海市生产总值的变化趋势:
针对无世博影响下上海市经济的发展,我们选取了1978-2000年上海市生产总值数据[4]的散点及拟合曲线(如图1)。
其中t取值1,13,25,38…对应于1978年起各年的1月份,总产值对时间的拟合曲线模型如下:
x=0.1073t2-12.882t+570.96
3)无世博影响下上海市三大产业生产值的变化趋势。
运用Excel软件,使用上述相同方法可得到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拟合曲线模型,综合如下:
4)上海市世博经济中三大产业的贡献率。
记αi为第i产业贡献率,即第i产业实际增量变化量与上海生产总值实际增量变化量之比。用xi表示第i产业自然生产量预计值,用x′i表示第i产业实际生产量的值,用x表示生产总值的预计值,用x′表示实际生产总值。将以上各数据代入如下模型:
我们可以求出世博经济中三大产业的贡献率。
据2000年后各项指标[5]。搜集到1978年至2009年全社会对上海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同样利用t值编号表,用Eviews对投资总额进行处理,以下是处理过程以及程序运行的结果。
我们运行Eviews软件,得到散点图如图4。
通过拟合,我们可得到如下二次曲线模型:
R2=0.9023,F=133.9291。
下面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t=265时,z=1869.67,用L1表示投资总额的无量纲化后的结果。
用L2表示总生产值的无纲量化后的结果,通过问题一的求解可以知道:
L=0.5L1+0.5L2
2.3 世博短期经济影响力
2.3.1 模型的分析
为了便于说明世博对上海经济的短期影响,我们引入短期经济影响度的概念。
定义3 短期经济影响度(S)是每期人流变化量对某个定值的相对变化率大小的度量,它的变化反映某个事件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量与质的变化程度。
本文考虑到世博的开展对2010年经济方面的突出影响,相对于问题一中长期经济影响,本问题研究的是短期经济影响。为了与问题一中长期经济影响度保持数值的可比性,仍以月为变化单位,短期经济影响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t为从1978年1月为起始月算起的月数,第t月机场吞吐量为n,第t月世博园区参观人数k。
2.3.2 模型的准备
1)机场旅客吞吐量与时间的关系:
搜集整理到2010年前7个月的上海机场客运吞吐量得出线性拟合方程
n=38.4t-14341
2)世博参观人数与时间的关系:
从上海世博会官方网站搜集到世博会开幕以来每天的世博参观人数[6,7,8]。上海世博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多元性、阶段性、带动性、非均衡性和长效性的特点。以下我们对世博会在上海经济方面的影响做具体报告。
4.1 经济影响的阶段性与带动性
世博会的影响从上海世博委员会申请至今,经历2000年以前的普通发展期、2000年到2009年的世博长期影响期,以及2010年世博开展的短期影响期。上海生产值在2000年有了一定量的提高,在2010年有了跨越性的突破。这主要是由于世博会的筹办、举办对工业、旅游业、餐饮业等等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迅猛增长的各行业建设拉动了上海经济的增长。这种产业链形式相关性又会促进并引起上海各行各业的规模扩大和数量增加,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市场。
4.2 经济影响的非均衡性与多元性
对于长期经济影响度的分析,我们得到上海三大产业生产值的变量,并可以看出在申请世博后,三大产业对上海生产总值的影响程度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迅速增长的第三产业成为带动上海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一定程度得到发展的第二产业大大促进了上海的城市化建设脚步,世博使得上海走出了世界,使得世界人民走入了上海。导致大量资金投入上海金融市场,商场和工业建设得到提高。相对于第二、第三产业而言,第一产业在上海生产总量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4.3 经济影响的长效性与机遇性
通过模型四经济影响度预测模型对世博给未来上海带来的与日俱增的影响,向我们定量地展示了世博后效应。世博的后效应主要表现在上海在国内国际的知名度的提高,城市建设设施改善所带来的长期有利影响,大量金融资金投资所造成的经济乘数增量,文化的交融加速了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机遇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无处不在。
4.4 对上海世博建设的建议
世博会作为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使上海的金融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和从业方向影响深远。人多是使得上海世博参观者抱怨排队时间过长的客观原因之一,但同时也从侧面引射出上海政府应该采取必要措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世博园内人员疏导与管理。总之,世博带来各种有利影响的同时,也存在不利的影响,上海市相关部门应该将类似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综上分析,上海世博经济影响力带来的益大于弊,我们应该把握住世博这个机会,将上海将中国的名声打出世界,让世界看到中国突飞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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