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农民工

农民、农民工（精选十篇）

农民、农民工 篇1

从逻辑结构上看, 农民、农业、农村在我国目前以至于将来, 是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农民是农业和农村的主体, 农村是农民和农业的地域, 农业是农民和农村的主业, 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彻底解决, 都依赖于另外二者的互动。农民、农业、农村三者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早已形成共识。显然, 作为一个也带有“农”字头的概念, 农民工不过是农民这一主体所分化出来的一个次层次概念, 它与农业、农村之间形不成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历史发展过程上来看, 农村改革30年, 也是农民流动30年, [4]从收容遣送人身上的限制, 到这卡那证经济上的盘剥, 直到目前的引导和服务, 政府在农民流动问题上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农民以自我的健康和金钱为代价, 以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受损为代价, 为争取流动权以保证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具体来说, 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 从1952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政策导向以杜绝农民流动为主。在政策上允许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建国初期, 部分进入城市找工作的农民引起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1952年11月26日,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社会司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应劝阻农民盲目向城市流动》一文, 由此, 制止农民流向城市的各种文件和政策先后出台。1956年12月30日,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7年12月18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到1958年1月9日, 我国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将城乡置于二元结构之中, 同时亦将农民禁锢于农业和农村之中。

第二阶段,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2003年, 政策导向以限制农民流动为主。在此期, 乡镇企业这一畸形儿在夹缝中破土而出, 由此带动乡镇企业周边地区的农民成为“进厂不进城, 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职工, 即农民工。随着我国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 又拉动了农民的流动逐渐跨越地域界限, 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大批农民的流动, 一是带来了显性的交通问题, 春节前后大批返乡返城农民所形成的蔚为壮观的春运潮, 让交通部门不堪忍受, 社会舆论也为之推波助澜, “盲流”、“民工潮”频繁出现在各大媒体和各种政策文件中;二是加剧了城市就业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一些曾长期以铁饭碗为荣的城市职工成为“下岗职工”, 农民工的出现无疑触动了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 减少了城市的就业岗位。从保护城市居民既得利益的角度出发, 一些地方政府就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一是加重农民流动的经济和行政成本, 建立外来农村劳动力“务工证”制度;二是设立门坎, 严格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 农民工只能从事本地劳动力不愿意选择的行业及工种;三是采取行政手段, 直接对流动农民进行清理、遣送或收容关押。

尽管如此, 在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双种压力下, 各种篱笆并不能羁绊住农民流动的步伐。每年, 春运期间的民工潮依旧, 农民收入中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依旧, 人类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趋势依旧, 农民依然以每年不断增加的速度浩浩荡荡地进入城市。

第三阶段, 2003年以后, 政策导向以引导农民有序流动为主。2003年, 在和谐发展的大背景下, 以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公正问题著称的新一届领导者上任, 公共政策也出现了有利于农民工的新变化。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为标志, 政府逐步清理和取消了对待农民工的歧视性规定和多方面的限制。2003年,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 要求取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 取消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职业工种限制, 取消专为农民工设置的登记项目, 逐步实行暂住证一证管理。2006年1月, 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这是中央政府关于农民工的第一份全面系统的政策文件《意见》。政府从农民权利的角度而不是仅仅是城市市民的角度, 从和谐发展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制定政策, 是我国政府管理上一个质的飞跃。[5]

农民在夹缝中不断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工业, 从而推动政府不断调整政策。目前, 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指引下、在追求城乡统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总体政策环境下, 农民工政策由此步入绿灯阶段, 但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滞后效应, 农民工依然问题多多。

农民工, 是流动中的农民。在我国, 农民不仅仅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农民的职业特征 (农业生产者) 和身份特征 (农业户籍) 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农民工”的概念, 经历了从“盲流”到“进城农民”, 再到“农民工”的过程, [6]一般是指具有农村户籍身份、有承包土地, 但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 [7]“农民”表明他们的社会身份, “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 “农民工”就是这种身份与职业的独特结合。[8]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 随着旧体制的分解和新体制的确立, 农民工将分别归属与不同的群体和阶层中。一部分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 在城市中逐渐有了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 有了相对固定的居住场所和人际关系, 城市将是他们的最终归宿地;一部分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城市, 但工作的流动性、相对较低的经济收入、具有保障功能的责任田、亲情和乡邻所构建的人际关系, 将作为巨大的拉力, 促使一部分农民工回归到农民群体中去, 农村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农民工的最终归属地。在我国, 农民不是一个以职业为特征的概念, 也不成其为一个阶级或阶层。农民工像农民企业家、农民艺术家、农民科学家、“民办教师”一样, 都是带着“农业户口”标签而从事非农职业的农民。

农民工问题, 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 是长期以来对农民经济上剥夺、社会上排斥的结果, 是“城市偏向”社会政策实施的结果。农民问题的根源是农民权力的缺失,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也在于权力的缺失。在国民财富的3种分配手段中, 以政府为主体的财政分配是国民经济分配的总枢纽, 社会政策是运用行政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收入的重要形式。农民和农民工的贫穷, 表现为有形公共品的短缺, 农民及农民工所享用的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通信、电力、燃气、教育、卫生保健、住房等等生产生活条件的落后;农民和农民工的贫穷, 更大程度上表现为政策实施结果所造成的无形公共品的短缺, 表现为农民、农民工作为社会公民的公民权的短缺:其一、我国农民是公认的“二等公民”。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建立起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 人为地将全体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民户口, 从此, 农民在户口登记、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就学就医、粮油供应、税费负担等各个方面享有和承担与城镇居民完全不平等的权利和义务。目前, 这种明显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有所突破, 但农民、农民工要想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权利, 中间还有很难的坎要过。其二、农民及农民工的“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仍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1982年5月国务院颁布实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长达21年之久。如今, 公然侵害农民的人身自由的事件、特别是一些公然限制农民行为自由的文件并没有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而中止。其三、长期以来, 农民和农民工没有代表自我利益的相关组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利益实现程序, 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各利益集团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今天, 农民工在文件上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在实践中,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差别待遇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其四、财产权、继承权、劳动权、休息权、物质帮助权、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 是我国城市市民而非农民及农民工享有的社会经济权的重要内容。[9]

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滞后效应, 是剥夺农民权利和权益的手段, [10]也是直至目前仍然在剥夺农民工权利和权益的政策保证。户籍制度固化了农民工 “非农业户口” 的农民身份, 在非农非工的夹缝中, 农民工只能享有农民的权利而非城市市民享用的公民权;劳动就业制度与城镇户籍捆绑在一起, 对农民工在从事非农活动中, 在就业机会、工种选择、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护、职业技能培训上, “同工不能同酬, 同工不能同时, 同工不能同权”, 强化了农民工低下的经济地位;与生俱来的、城乡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 是农民工和市民之间存在着的一道天然屏障。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 无论他们贫富如何,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社会救济政策的差别, 促使农民工在社会生活、社会行动、社会心理上依附于农村;教育制度、基础设施制度近几年逐渐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 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逐步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路等公共产品提供的职责, 目前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进城农民享受城市住房的各项优惠上。

政府及其政策, 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农民工的困境, 是农民在城市化发展道路上仍然被旧有制度束缚着手脚的一种体现。农民工面临诸多问题, 身份尴尬、工资待遇、劳动环境、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社会歧视、权益受到损害、公共产品缺失, 等等, 都可以归根到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滞后效应对农民权利和权益的剥夺上, 农民工不过是农民身上的一根体制尾巴。经常出现的问题从规律上找原因, 普遍出现的问题从制度上找原因。把农民工问题放在社会转型和变革的大背景下, 从农民的视角看待农民工、从农民权利和权益的视角分析农民工问题, 才能找到釜底抽薪的根本方法。农民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农民工问题的最大障碍, 仍然是制度供给中的不足和不当, 是政策的错位、越位和缺位, 解决农民和农民工问题, 必须创新和改造现存的土地、户籍、就业、 社会保障、教育等社会制度。

要想富余农民, 必须减少农民, 这种观点早在20世纪已经为大多数人认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农村劳动力逐渐向外转移, 农业部门在GNP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 这种现象在现代农业政策理论中被称为农业的改造进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相对需求中恩格尔系数的降低, 农民向市民的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我国的农民工数量将不断增加, 但农民工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向市民转型的一个过渡概念, 他们在地理居住的意义上已经接近市民, 但在权利行使、文化素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依然保留着农民的特征。以人为本、消除排斥、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每一位农民, 使农民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是继土地改革、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真正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 是加速推动经济社会进步,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农民工问题的症结表现在政策上, 根子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必须放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 从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去努力。

参考文献

[1]刘小年.农民工政策的阶段新论——兼与胡鞍钢教授商榷[J].探索与争鸣, 2006, (03) .

[2]刘维佳.“三农”衍生为“四农”——农民工问题有多么重要[J].中国经济信息, 2006, (12) .

[3]郑功成, 黄黎若莲.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06) .

[4]赵树凯.农民流动三十年[J].中国发展观察, 2008, (01) .

[5]岳经纶.农民工的社会保护:劳动政策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6, (06) .

[6]陆学艺.农民工称谓解析[N].人民日报, 2007-04-30.

[7]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8]朱悦蘅.农民工权益保护的路径选择——基于政府角色的分析[J].经济管理文摘, 2007, (12) .

[9]周作翰, 张英洪.论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权利[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5, (01) .

体验农民工生活 关注农民工问题 篇2

大二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刚结束，我和我的一个室友就有了一个暑假打工的念头。在中介公司的介绍下，7月30号，我们就和我们学校的一百多位大一大二的校友搭乘南昌到惠州的火车来到了惠州博罗县长宁镇喜运来印刷制品厂。博罗县长宁喜运来印刷厂于1996年成立，是香港喜运来实业有限公司的下属机构，在广东佛山、福建福州、越南均有工厂.长宁喜运来05年4月购地自建60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现有员工3500余人，专业生产手挽袋，礼品袋，贺卡等纸制品的大型港资企业。公司通过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产品全部出口美国、俄罗斯、荷兰等多个国家。

公司座落风景美丽的广东省旅游名胜罗浮山脚下, 工厂内环境优雅，车间装有冷气设备；员工宿舍美观适用，每间（4人间）宿舍配置独立的浴室、卫生间、洗衣池、阳台，并安装有热水器,主管级住单人间；食堂清洁明亮，饭菜香味可口；厂内有医疗室，聘有专职的注册医生和护士；公司设有大型的娱乐室，有桌球、乒乓球、篮球、羽毛球、录像室、阅览室；公司安排举行文艺晚会和年终抽奖活动，年终双飞旅游活动；公司还定期开展各种类型的知识培训，为员工提供学习和交流经验，优秀员工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晋升制度及福利调薪制度；公司注重人才培养，并与全国10余所大中专院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带着些许兴奋和盲目，我们来到了厂里，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打工生涯。在进车间工作之前之前厂里先帮我们安排了住的宿舍。首先厂里的人事部门工作人员带领我们来到了厂里的食堂饭厅，吩咐我们先把饥饿的肚子填满，心想公司还真够人性化的，然我这颗疲惫的心得到了慰藉。之后我们就在那里上交了身份证、毕业证、健康证的复印件和两张照片并领了厂牌，然后给我们介绍了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最后，我们就被告知等到明天就可以正式上班了，之后我们就回各自的寝室整理行李休息了。

第二天，我们吃完早餐就被分别分配到不同的工作部门开始上班了，该厂有工艺部、啤机部、粘盒部、丝印部、信封部、烫金部和后勤部7个部门，我被安排到啤机部上班。然后给我们分别统一配备了不同部门的厂服，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工作车间，刚到车间就听到机器转动所发出来的轰隆隆声，看到了车间的员工都在忙个不停，但大多都有说有笑的，他们似乎都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但也有不少人却面无表情，显得很无奈。经过部门经理简短讲解和老员工简单认真的培训以后，我们就开始工作了，虽然我们做的都是些容易上手的活，中间也有休息的时间，但是一天工作下来就是十二个小时对于我们这些过惯了悠闲生活的大学生来说，根本仍受不了这样的工作强度。所以不到一个星期就有好多学生由于仍受不了这样的工作都相继做了“逃兵”。虽然累了点，但是我还是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坚持了下来。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不熟悉那里的环境，不熟悉那里的人，一切都是陌生的!在学校的时候整天只知道学习、上网、打球„„„什么事都不做，那时候天真的认为大学生是要以毕业出来就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总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来到这儿以后，却只能干一些普通人一样的苦力活，心里总有说不出的辛酸和痛苦，这时才感觉到大学生是多么的不堪一击！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而且刚工作的时候，并不适应一整天对着一大堆的货物不停地干，工厂里面的生活和校园生活真的是一个地狱一个天堂，自己所学的在这儿一无是处，用都用不上，本想着通过这次锻炼的机会能够学到与自己专业相关的知识，但没想到来到这里只是机械地做这些手工劳动，完全没有与自己的专业挂钩，自己来到这里真的是一种浪费。在那时才感觉到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发誓一定不能再浪费自己的大学光阴了，要努力学好自己的专业知识！没有知识只能干这些体力劳动，只能干这些毫无生趣的机械工作，一辈子只能生活在别人的掌控之中，只能不停地为别人工作，而自己却得到那么一点可怜的工资！当时有一种想逃跑的冲动，但经过几天的思考，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即使自己以后毕业了，到企业仍需要适应新的环境，现在何不抓住机会锻炼一下自己的心智呢？自己的专业知识没有学到，但这却是我毕业之前最后一次能够很好地接触社会的机会了，留在社会，我要学到更多的东西，带着这些渴望，慢慢地学会了与人交往，慢慢地学会适应厂里面的生活，最后我也是受益匪浅！

由于时间的限制，我只在厂里工作了四十五天，这个厂有白班和夜班，每一个月倒一次，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白班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八点半，夜班从晚上八点到第二天八点。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我在那里上都是白班，也比较幸运。在公司的这四十五天，厂里开了两次会议，内容都是些最近厂里出现的问题，各车间的负责人都会及时地解决，同时各车间在上班和下班也都会把车间的所有成员集合起来开大约十分钟的会，这时组长会及时通知上面传达的事情，并针对车间前一天以及当天出现的问题批评教育大家。而且厂里面的规章制度特别的完善，对产品的质量要求也特别高，车间的走廊都张贴着要求质量的标语，如果哪件产品的质量出现了问题，都会追究负责那一道工序的员工，并会对那个员工做一定的处罚。各个车间的负责人也都是从员工中选出的有能力的人。公司最讲究团队合作精神，所以工厂里的员工之间都相处得比较好。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我还是比较喜欢厂里的环境的，厂内有篮球场、排球场、羽毛球场还有图书馆以及阅览室，周末全天播放电影，丰富大家的生活。无论厂区还是生活区的卫生都是很干净的，非常适合工作和学习！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个厂每年都能够取得较大的进展呢？为什么公司刚刚成立几年就分别在苏州、深圳建立了分厂，而且分厂的规模也是相当的大？工作了一个月后我终于知道了，因为他们有健全的管理规章制度，同时能够吸纳有用人才，公司的员工也都是能够尽职尽责。总之各方面的工作都呈现出一种蒸蒸日上的局面，这样的企业又怎会不兴旺发达呢？而这又使我想到我自己，如果我们能够像管理公司那样管理自己，我们的大学就不会虚度过去了，我们也就不必担心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了！

在这次打工体验的过程中，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公司里的那些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在工厂里我认识了许多来自农村的打工仔，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深刻的体会到了农民兄弟朋友艰难的、屈辱的打工生活。他们大老远的从农村来到这大都市里来，不是为了取代城市人的地位，更不是想把他们的钱挣光，他们也没那能力，他们图的仅仅是能够养家糊口的一点生活费和子女上学的学费而已，他们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拿的却是最低廉的工资；他们为城市的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得不到城市人的承认，还被他们歧视，他们往往是被边缘化的。

虽然谈论农民工问题是关系到我国人权、民生等这些让政府神经极为敏感的话题，但是农民工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社会和伟大复兴的重大问

题，也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不能逃避的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农民进城从事非农工作，却未改变农民身份，未被城市认同接纳，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农民工是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自相矛盾的称谓，但深刻反映了他们的“边缘人”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地，但离开了；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不享受社会保障；他们为城市贡献巨大，向往城市，但不被城市接纳，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

国务院指出，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农民工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获得报酬最低。从事行业主要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工种。在城市，他们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被限制和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没有享受基本的国民待遇和子女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利。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政府和市民对农民进城务工的自私荒谬认识（让农民进城为自己服务，但子女教育和伤老病死都回老家）和依靠自己的垄断权力而排斥农民，长期实行二元户籍制度和一系列愚蠢的歧视政策。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出来。如果现行法律政策没有重大调整，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长期存在，我们所提倡的共同富裕，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

我个人认为，农民进城就业和农民变为市民，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既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又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基本思路应当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明确目标、统筹安排，分阶段逐步推进。

第一，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第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

第三，坚持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第四，坚持公平对待农民工，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五，坚持推进体制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最后，我希望大家都来关注这些被我们社会边缘化的农民兄弟朋友们吧，只有全社会去关注，去关心关心他们的生活了，你才不会为你现有的舒适生活而感到理所当然，你也不会为生活中的那点不快而大发脾气了。也只有农民工问题得到了解决，我们才能有未来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也才能真正拥有明天那幸福美满的生活！

学院：环 化 学 院

农民工“司令”回豫抢收农民工 篇3

“只要到我公司，管吃管住，无论有无工作，每月都能领到1300元至1800元工资。”从年初经济危机时的四处退工，到现在的大批量招工，张全收大胆放出豪言：“我的金融危机已经度过!”

接连多日，记者对张全收的招人之旅全程跟踪，探访其是如何度过这场经济危机的?他的这次大规模回乡招工，能否被视为经济危机很快就要结束的信号?如果占中国出口相当份额的珠江三角洲再次有工作了，是否预示着中国最大的增长发动机就要再次开始转动了?

“民工司令”的战前总动员

8月14日凌晨4点，风尘仆仆自深圳赶回的张全收一行不敢在郑州停留，他要急着回家。他的家在驻马店市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但张全收并没有先回村，而是领着司机、秘书直奔驻马店西园宾馆，在这里，一帮人忙活开了，有布置会场的，有打印宣传材料的，有通知人的……

第二天上午，西园宾馆二楼容纳百人的会议室座无虚席，从驻马店市各个县区赶来的村民们在认真听着张全收的报告。主席台上的张全收说到激动处，便拿着话筒站起来讲：

“我这次回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招够两万人，这两万人都要靠与会大家的帮忙了，当然，凡是帮我招人的，我都不会亏待大家。”

会议室内的这些村民，是张全收新招的驻马店市各县区负责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张全收招人。由于突然而至的民工荒，让张全收不得不改变以前坐等工人上门的做法，他准备在驻马店采取一个新的招人模式，以各个县、乡、村为基地，设立众多的业务代表帮他招人。

对于这次会议，张全收称其为“战前总动员”，现在打电话找他的，大多都是要人的，其实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与他合作的企业现在究竟缺工多少。

“路费报销不?”8月15日，在西园宾馆的会议室内，来自确山县刘庄乡的王根喜冲着张全收发问。王是村委会副主任，被张全收发展为招工业务员。

“报销路费，大病、工伤全包，但要干够一个月以上。我怕有些人是为了白坐车过去玩。”张全收拍着胸脯向台下100多名业务员表态。

8月16日，张全收的“报告会”转移到了汝南县常兴乡，为了迎接这位全国闻名的“农民工司令”，当地政府不仅在乡政府大楼前挂上了欢迎的大红横幅，还组织全乡各个村的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前来参会。听着张全收的报告，百丈屯村59岁的贺国喜老汉有些不相信地问记者：“会有这好事儿?有活没活干都能保证一月领1000多元工资?我儿子、媳妇都在深圳打工，旺季时好找活，淡季时就得回来等，这下好了，我给他们说说叫他们找‘张司令去。”

常兴乡党委书记赵银中告诉记者：“常兴乡有16万亩耕地，是典型的农业大乡，总人口5.7万，劳动力1.5万，乡里的主要产业也就是劳务输出。现在有了‘张司令这么好的平台，我们会抓住这个机会，以乡民政所、社会保障所牵头，认真组织，把此次劳动力转移，作为秋收前后的重点工作来抓。”

接下来的几天，张全收一行不断奔波于驻马店市下辖各县区乡村，一场接一场地作着报告。

8月19日下午，正阳县的大雨没能阻止张全收的报告。正阳县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宇兴陪同他一起来到雷寨乡。王宇兴告诉记者：

“正阳县全年劳务输出在207人左右，但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减少至19万左右，现在有好多急于外出打工的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张司令的‘招兵买马真是雪中送炭。”

“司令”变“旅长”

文化程度不高的张全收靠干体力活在社会上闯荡多年，在砖瓦场、建筑队打过工，炸过爆米花，也开过小巴，如今仍能脱口而出爆米花时的顺口溜：“左手拉、右手搅，大脚一蹬又一毛”。

几经努力，转战深圳的张全收创办了“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专招河南籍老乡。他负责给老乡们找工作、发薪、维权，包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而他则向这些用人企业收取管理费。自2003年至2008年的几年间，由于珠三角地区闹“民工荒”，张全收和他的农民工迎来了他们工作的黄金年代。鼎盛时期的2008年，在全顺公司的农民工每月最低工资能拿到1200元，工人人数也猛增至1.8万人，张全收因此得名“农民工司令”。他曾放出豪言：“2009年，将用工规模扩大到2.5万人”。

然而话音未落，金融海啸的寒流就已经越过了太平洋，将他打了个措手不及。2008年12月5日下午，广东省河源市一家工厂打来电话，说要退回400名工人。第二天，张全收凌晨4点就起床出发，这一天他要连跑4个地方，都是因为工厂退工，他要亲自处理善后。而此后，他接到的类似电话越来越多。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年底，在我国1.3亿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中，大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无法找到工作而大规模返乡。2009年春节过后，更大的压力向张全收袭来。刚过农历正月初十，他的公司就来了5000多名农民工。虽经四处奔走，但至2009年2月底，还有1800人待在宿舍区里。

广东省政协不久前组成专题调研组对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就业压力进行专题调研显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广东省已经有277农民工下岗，而今年一季度企业用工量同比减少20％左右。

但就在张全收的危难时期，他被河南省推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今年3月，他带着提案到北京参加了“两会”，其中6条提案全都是关于农民工和农村问题的。

“民工慌”变“民工荒”

不过，幸亏这种困境没有维持太久，转机自今年4月份开始，一些大企业订单逐渐增多，珠三角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开始活跃起来。陆续又有工厂上门要人。这令张全收紧绷了几个月的神经稍为放松。

突然而至的“民工荒”可能是张全收在年初做梦都不会想到的。8月20日中午，远在深圳的恒泰玩具厂行政总监于枫再次拨通了张全收的电话，这一次，他仍在问他要人：“我现在缺7300人，你能不能先给我100人?”恒泰是张全收的老合作伙伴，厂子里有500多人是全顺公司的。

记者随后与深圳多家企业负责人联系，均声称“缺工”。东莞某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市场策划许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作为珠三角最大的制造业人才招聘基地，高峰的时候，每一场招聘会都会有5000人来应聘，而现在只有不到3000人，工人少了，要人的工厂却多了，巨大的供需缺口让工人变得很吃香。”

事实上，目前不仅是珠三角出现用工紧张。长三角也出现类似情况。

记者日前从温州市劳动就业中介机构和一些中小企业了解到，当地部分行业近期也出现“用工荒”。全市(以温州市区为主)大约用工缺口15万人，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服装、电子、电器、眼镜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

深圳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

4月份以来，深圳市由年初的岗位缺口首次转为了用工缺口，6月份的用工缺口更是超过了6万人。

短期合同成就张全收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教授曾跟踪调研张全收的公司多年，对他公司的运作模式了如指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张全收的回乡大规模招人，与南方新一轮的‘民工荒有关，但要由此判断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为时尚早。现在的经济确实在回暖，这与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前段时间大批的农民工回乡有关系。但经济危机是否过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作为东莞市劳动局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主任，萧欣欣一直关注东莞企业的用工情况，对于目前企业订单的增加和劳动力的短缺，萧欣欣认为主要是国外的生活，必需品通过前半年的库存消化之后需要补充，目前绝大多数企业的订单都是一个季度的短期订单，而在往年总是在年初就已经下了全年的订单。对于目前这种用人的火爆究竟能维持到什么时候，萧欣欣称“没有多大把握”。

与萧欣欣的观点相同，深圳市统计局综合处处长夏有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隐忧：“深圳市今年上半年出口是一1 8，1％，而东莞上半年的出口为-24 2％，这表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不可掉以轻心。”专家、官员的担忧，同样在张全收的招工过程中得以显示。在张全收作报告的一个乡，一位乡社保所所长与记者交流：

“现在我们以政府的名义大批给‘张司令招人。现在他可能缺人，工资也会有保障，但过完年会是什么情况呢?于建嵘教授在电话中也称：“张全收可不傻，赔本的买卖他不会干。不过通过这些年对他的跟踪调研，确实发现他干的这个行业不仅替政府分了忧，也承担了不少社会责任，自己也从中受益。他所说的包吃包住，包工伤、包大病都是可靠的，也经受了考验。”

短期合同如何调配成长期合同

对于这些担忧，张全收则笑称：

“不是问题。”一是因为，他的合作企业已从原来的100多家增至200多家，况且他现在与这些企业签订的都是常年合同。因为这些合作企业遍及电子、服装等几十个行业，不同行业的淡旺季不可能同时出现。像一些日资企业，往往是春节前后是用人高峰期，而一些玩具及圣诞礼品卡企业，往往是6月至10月份为用人高峰，春节前后则正好是淡季。这样他的公司就好像一个屯兵场，随时可以调配，基本上能保证招来的工人常年有工。另外，有些企业对于一些技术熟练工人即使不缺工也不愿意退回来，因为怕万一来了订单不好再找到熟手。对于这些厚道的企业，张全收笑着说：

“他厚道咱也厚道，他缺工时，咱都紧着他先送。”受金融危机影响，一些劣质企业均已倒闭，而留下来的企业都是信誉比较好、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与这些企业合作更有保障。张全收趁着这少有的空闲时间，大量培训工人，从每天早晨的跑操、喊口号，到白天的技能和安全培训，这些训练有素的工人，是让好多企业愿意用工的重要原因。

恒泰玩具厂行政总监于枫也承认，用张全收的工人虽然多交了些管理费，但划算，一是省去了四处招工之苦，二是淡季的时候节约了开支，还有就是他的工人好管理。

于建嵘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其实张全收的这种模式在国外早就有了，所不同的是张全收根据中国的国情有了一套自己独创的东西。根据国外运作的情况看，这种用工模式迟早会替代单个农民工直接对公司打工的老模式。至于张全收的这种模式还能走多远，规模能壮大到何种程度，于建嵘说：

农民、农民工 篇4

会议指出, “十一五”期间,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工作, 统筹谋划, 建立了农民工工作协调机制, 出台了统筹推进农民工工作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劳动力资源配置不断优化, 农民工权益维护不断加强, 农民工社会保险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工生产生活环境不断改善, 关心关爱农民工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农民工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肖志恒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紧紧围绕“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核心任务, 深入实施“六项幸福工程”, 从维护农民工的切身利益, 提升农民工幸福指数入手, 突出重点, 系统推进, 努力开创我省农民工工作新局面。一是坚持促进农民工就业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合, 努力夯实农民工创造幸福生活的基础。要注重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 充分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积极作用, 着力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二是坚持农民工技能素质与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结合, 努力增强农民工谋求幸福的能力。要进一步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区域合作机制以及培训激励机制, 着力加强技能培训。三是坚持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结合, 努力强化农民工稳定幸福的保障。要进一步维护农民工薪酬权益、社保权益以及职业卫生和生产安全权益, 确保农民工各项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四是坚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结合, 努力营造农民工共享幸福的环境。要在优化公共服务上下功夫, 加快出台配套政策, 解决农民工享受公共服务难的问题;在完善基础建设上下工夫, 进一步健全基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平台, 夯实农民工工作基础;在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夫, 加强学习研究, 切实把各项农民工政策落到实处。

读《农民!农民!》有感 篇5

我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从我国的国家性质可以看出，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之一，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制度的变革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乡土中国”，要认识中国，必须认识乡土。《农民！农民！》是以农民问题为主题的专访，在这本书中，我读到了李昌平、温铁军、于建嵘、杜润生等著名专家对农民问题所进行的深刻性剖析。

“三农”指农民、农村、农业。这本书就很好地突出了这三个重点对象，并提出了很多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虽然是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但他们的基本民主权利同样需要得到保障，因此要不断改革和完善我们的民主制度。对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向来习惯于倾听上层的意见，专家学者的意见，而忽略了基层“最沉默的声音’’。其实，改革是人民大众的事业，它的命运跟每个人的痛痒相关，因此人们不但有表达的意见和权利，而且他们的意见和权利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随着时代步伐的不断迈进，农民的素质亟待提高，我们的政府等相关部门理应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农民也应不断通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学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农村是农民生活的场所，要统筹城乡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对于城乡发展差距，我们的政府财政部门要不断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投入，促进教育、医疗的公平。农民要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发展蔬菜、水果种植、家禽饲养、水产养殖等特色农业，提高家庭经济收入；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农业的财政补贴力度，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此外，政府要加强对化肥、农药的市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农药化肥制假售假、哄抬价格的违法行为。

农民、农民工 篇6

据介绍，长春建工集团拥有10万名农民工，占全市农民工总数的1/3以上，是该市吸纳农民工数量最大的企业。近年来，“夫妻双双来打工”的现象增多，但因建筑工地条件所限，这些夫妻白天一同劳作，晚上只能回到各自的男女工集体宿舍，“相隔几米难团聚”。为了解决该群体的生活需求，长春市总工会与长春建工集团携手运作，首批在该集团的3个工地建设了60间彩钢板“夫妻房”，每个房间都配备了基本家具和生活用品，供农民工夫妻免费入住。

工地集体宿舍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5平方米，这个夫妻间足有6平方米！打开房门的那一刻，来自四川省仪陇县的农民工范修民分外惊喜——嶄新的双人床上被褥整洁，右侧墙上挂着时钟，左边墙上贴着他们夫妻的合影；棚顶彩色拉花高悬，流光溢彩；窗上贴着一幅“福”字剪纸，喜气洋洋；床头柜上还摆放着健康手册……

“工会组织想得周到细致，真有‘家’的幸福感，感觉像做梦似的！”49岁的川籍农民工彭华民，和妻子在新居内相拥而坐，乐得合不拢嘴：“我们两口子在外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在工地上住在一起！我们文化有限，嘴不会说，但干起活实在卖力，明年我们还要来这儿打工！”

“我们把夫妻房分配与吸收农民工入会相结合，工会会员可以优先申请。”长春建工集团党委书记兼工会主席姚维生告诉记者。夫妻房建设有助于增加工会组织的吸引力、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企业技术骨干，今后他们还将根据工地上农民工夫妻的实际数量，量力而行，进一步加大“夫妻房”的建设力度。

“农民工不仅是‘中国梦’的践行者，也是‘中国梦’成果的共享者。”长春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袁玉树介绍。包括“夫妻房”建设在内，作为农民工的“娘家人”，长春市总工会今年共拨款20万元开展“圆梦农民工系列行动”，具体分为“组织维权、亲情关爱、特色培训、文化生活、培育典型”五大板块，整体受益农民工过万人。

农民、农民工 篇7

张海超是河南省新密市刘寨镇老寨村村民, 2004—2007年间, 他到新密市曲梁乡的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上班, 先后从事杂工、破碎、开压力机等有害工种, 不幸得上尘肺病。面对职业病鉴定难题, 2009年6月22日, 张海超毅然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开胸验肺, 以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病情———尘肺三期, 被媒体称为“开胸验肺”事件。

在中国尘肺医疗基金会的帮助下, 2009年9月份, 张海超来到中国煤矿工人北戴河疗养院准备接受肺灌洗手术, 2009年11月份成功出院。

农民、农民工 篇8

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是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正常人口现象。截至目前, 我国外出的和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工总数估计约有2亿人;失地农民总数约4000万-5000万, 每年至少有300万农民成为失地农民。据推测, 在2001年到2015年期间, 中国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 (不包括市镇人口自然增加的4000万人) 的城镇化速度, 将产生2.5亿左右的失地农民。大部分失地农民在城镇靠打工谋生, 类似农民工, 但他们没有土地。因此, 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失地农民医疗保险权益保护的政策、策略及措施不仅具有非常实用的应用价值, 而且迫在眉睫。

1 农民工与失地农民现状

有研究显示, 北京的流动人口中, 贫困范围三倍于当地人口, 有25%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处于贫困状态, 在无锡和珠海等地的调查结果同样证实了这一点[1]。由于大多数农民工文化水平较低, 缺乏专业技能, 因而职业选择面非常窄, 通常职业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劳动条件简陋和有危险性, 并且收入低、没有或低福利、缺少保障和不稳定等[2]。

在城市人口普遍反映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上, 居于城市最底层的农民工更是举步维艰。大多数农民工得病后一般不去医院就诊或推迟就诊, 实在得了重病、急病, 只要手头有点钱, 或者能筹到钱, 他们才去医院求治[2]。同时, 农民工是肺结核、乙肝等传染病的高发人群。由于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低, 患病后因惧怕失去工作和受到社会歧视, 他们有症状后常常不到医院就诊, 诊断延误率高[3]。据调查[4], 农民工在患病的情况下不就诊的原因除了自感病轻, 认为没有必要外 (北京64.27%和广州37.9%) , 经济因素 (经济困难、费用过高) 是首选, 北京市占23.98%, 广州占61.4%。

2 农民工与失地农民医疗保险问题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民工医疗保障权益, 颁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国发[2006]5号) 。但是, 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是以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正规就业为前提的。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36.05%的城市外来人员从事商业、服务业, 而非正规部门是商业、服务业的主要构成部分。所以, 在现有制度框架下, 至少三分之一左右的农民工无法受益。

实践表明, 目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在农民工中的覆盖率偏低 (参保的农民工人数仅约3000万人) 。由于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强, 即使在同一个城市流动, 具体工作地点和单位也是经常变化, 而缴费与工作单位密切相关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目前尚无法适应这些变化, 以至于无法及时做出调整。这是导致农民工参保积极性不高、参保率低, 即使参保了也退保率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以下简称新农合) 由于保障水平较低、就医地点和医药费报销等均有严格限制, 也很难起到医疗保障功能。目前关于失地农民医疗保险问题通常的做法有以下几种: (1)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如哈尔滨市; (2) 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如青岛市; (3) 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如河北省; (4) 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险, 如苏州市和上海市。这些做法也存在问题。如, 将其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却未能有效覆盖失地农民的未成年子女;相对于失地农民来说,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率偏高, 新农合的保障水平又偏低;而由各地方政府单独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制度, 目前只在经济发达地区实行, 并不适于全国推广。

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作为规模庞大的城镇弱势群体, 游离于合理的医疗保障权益机制之外, 直接背离并损害了公正的基本规则, 不同程度地阻碍着人口的合理流动, 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 进而妨碍着正常的社会分化进程。

3 对策与建议

针对农民工和失地农民风险抵御能力差, 自我保障能力差等特点, 以及他们生活和工作在城镇, 已客观上已成为城镇居民的事实, 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更适宜他们。

3.1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设想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是我国在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之后又一重大举措, 主要解决城镇非从业人员的看病就医问题。自2007年首批88个试点启动以来, 2008年又扩大了229个。截至2008年11月底, 全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过亿, 达到10012万人;已有999万人享受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目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财政收入增加较快, 全面建立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条件基本具备, 时机已经成熟。

城镇化进程是推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条件时机成熟的重要因素。城镇化进程带来了城镇实际居住人口数量和结构的改变, 新增人口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主。在社会不断进步、国民权益保护意识提高及户籍等各项改革继续深入的当今, 作为一项惠民政策,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若忽略城镇化进程的影响、继续局限于城镇户口, 其公平和公正性也将受到质疑, 其政策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将受到重大挑战。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惠及农民工和失地农民是改善民生和医疗公平、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3.2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覆盖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的可行性

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为城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们极大地支持和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缓解了城市部分行业劳动力供需不平衡的矛盾。有专家估计, 我国20世纪最后20年有9%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中, 劳动力流动的贡献占到1.5个百分点[5]。以广东省为例, 农民工对广东经济发展的贡献率高达25%[6]。因此, 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作为城镇弱势群体, 政府有责任保护其各项权益, , 理应将他们纳入当地医疗保障规划, 列入地方财政预算。

农民工和失地农民可以有效优化城镇人口年龄结构, 缓解城镇老龄化趋势。如, 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型人口结构的地区之一。据2000年上海市人口普查资料显示, 与上海本地人口相比, 农民工人口以20~34岁间的青壮年构成为主, 该年龄段人口比例高达63.1%。而本地人口在20~34岁间的比例仅占25.0%, 相反50岁及以上人口高达25.6%。而且, 本地人口的老龄化程度正在进一步加剧。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可有效改良城镇参保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是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众所周知, 疾病风险及发生率, 尤其是慢性病发病率和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强烈的正相关。纳入年轻态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不仅可以有效拓宽筹资来源, 并通过改善人口结构, 从而整体上降低基金风险。

此外, 将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激发其建设热情。农民工参加所在城镇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后, 可以不受工作单位限制同城内自由流动, 大大提高农民工参保的积极性;该制度还可以覆盖举家迁往城镇的农民工的未成年子女和父母, 解除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另外, 对于政府来说, 唯一的选择就是生活在城镇的失地农民市民化, 首当其冲的就是将其各项社会保障权益市民化, 尤其是医疗保障权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有效覆盖所有失地农民及其未成年子女, 且缴费水平较低, 能满足失地农民的基本医疗需求。

4 结论

“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之一。积极推进和完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实现该目标的优先途径。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可有效改良城镇参保人口年龄结构、拓宽筹资来源、降低基金风险, 并激发其建设城镇的热情。这不仅有利于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建设, 还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促进社会稳定和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李路路.向城市移民: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116-133.

[2]邢维刚, 谢启文, 杨清等.北京市外来人口贫困问题研究.青年研究, 2002; (8) :26-35.

[3]黄起烈, 陈伟, 张兴树.深圳市外来人口肺结核病防治效果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防痨杂志, 2001;23 (6) :360-363.

[4]房莉杰.农村流动人口医疗保障研究综述.甘肃理论学刊, 2006; (5) :50-54.

[5]刘怀廉.落实科学发展观, 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光明日报, 2005-04-07 (08) .

农民、农民工 篇9

本次展览在彰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画创作成就的同时,注重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双重探索,从“农民画时代”与“时代画农民”两条主线入手,反映出一个伟大时代与农民、农民画之间的种种联系。展品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农民画时代——全国农民画作品展”,展示了我国27个省区的400件作品,并从中评选出优秀作品46件;其二是“时代画农民——新中国农民题材美术作品展”,展示了近现代美术史上以农民为题材的经典作品100件;其三是“来自画乡的报告——全国农民绘画文献展”,展示了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由专家走访农民画乡,收集的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农民画从起步到发展再到成熟的第一手资料,内容包括历史照片、实物、调研报告、论文等。

7月6日和7日,展览的主办方先后在杭州和嘉兴市秀洲区举办研讨会。研讨会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秘书长、《美术观察》主编李一主持,与会者包括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吴长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凤凰卫视主持人王鲁湘,《美术》执行主编尚辉,浙江美术馆馆长马锋辉,浙江画院副院长池沙鸿,浙江省美协秘书长骆献跃,农民画研究者左汉中、陈永怡、陈琦,以及农民画作者代表缪惠新等。与会者回顾了我国当代农民画的历史,探讨了农民画所具备的特殊艺术形式,分析了相关现象,总结了经验。

与会者首先肯定了本次展览的重要性。吴长江认为,农民画作者代表了广大农民,各地的农民画反映了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值得学界深入研究。发展农民画,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很有帮助。许江认为,农民的主题永远是中国画家的主题。一些以农民为题材的绘画作品代表了当代中国的艺术水平。许江还强调,要作好宣传工作,真正把农民的心胸、农民的情怀展示出来。

与会者还从学理意义上分析了农民画的价值。梁江认为,本次展览的许多作者来自农村生产的一线,对生活有真切的感悟,作品很真实,很有特色,很有时代精神。作品的艺术语言很贴切,题材、情感与艺术语言完美地整合在了一起。王鲁湘说,农民画或者画农民,体现出互动的过程。同时,“农民”和“时代”两个词互为主宾,体现出互相关怀的意思,这个主题概念非常宏大。

对于农民画的概念界定问题、时代界定问题,与会者的发言也颇有见地。陈永怡和陈琦结合自己对农民画的田野考察活动阐述说,学界首先对农民画这个概念要做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如此才便于开展深层次的研究。马新林指出,当前大家普遍认为“农民画”是指农民原创的、平面装饰性的、带着浓厚乡土气息的、以农村生活为主题的绘画。这一概念在美术界已约定俗成。我们要不要保持这种印象?值得深入探讨。王鲁湘认为,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农民画,有这样的农民画运动和农民画家的群体,其历史渊源要上溯到1942年。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对后来的状况影响深远。尚辉说,从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民间绘画就是农民画。但是,我们说的特定意义上的农民画却是在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从这一意义出发,中国农民画的发展可分成三个时期:从1942年到70年代末为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前是第二阶段,新世纪以来是第三阶段。

对于当代农民画的发展宗旨与策略,与会者也发表了意见。池沙鸿结合自己对农民画组织、辅导方面的研究,阐述了坚持农民画活动的宗旨。他特别指出三点需要注意之处,一是让农民继续画当代、画自己“心里”,二是避免艺术语言的“城市化”,三是培养农民画家的“自己创作”意识,避免行政手段的过多干扰。殷双喜提出五点建议:第一,要坚持举办全国农民画展,使之具备连续性;第二,农民画的价值要重新得到认识,因为农民画里包含的各种信息都非常有价值;第三,要重视农民画的资源;第四,关注农民画的产业问题;第五,重视专业人士对农民画的辅导问题。此外,马新林、马锋辉从美术馆公共教育和作品收藏等角度分析了展览的意义。骆献跃结合自己参与筹办展览的体会,表达了对农民画价值的认识。

农民、农民工 篇10

一、农民概念中的职业属性是自然的、分工的结果

在原始社会, 由于工具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们更多地是向自然索取, 从事采集野果和狩猎的活动。随着对自然的认识, 对养殖动物技术的提高, 人们逐渐掌握了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律, 于是人们开始定居下来, 专门从事农牧业活动。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的分工。这次大的分工对于人类生存、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十分深远的有历史意义。相应地, 原始的流动的“狩猎人”开始向定居的“农民”转化, 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在《现代汉语辞海》中, 农民是“长时期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经济大辞典》中将农民定义为“农民是个人或集体部分占有生产资料, 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人。”这些定义都是侧重农民是一个职业的定义, 就像工人从事工业生产因而成为工人那样, 农民因为从事农业生产因而才成为农民, 从职业定义上看, 农民和工人没有本质的区别, 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马克思指出:“自耕农的自由所有权, 对小生产来说, 在这种生产方式中, 耕者不管是一个自由的土地所有者, 还是一个隶属农民, 总是独立地作为孤立的劳动者, 同他的家人一起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土地的所有权是这种生产方式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这里, 土地的所有权是个人独立发展的基础。它也是农业本身发展的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1]此时的农民阶级又是封闭的、落后的。“每一个农户差不多是自给自足的, 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 因而他们取得的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 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我们这里所说的小农, 是指小块土地的所有者或租佃者—尤其是所有者, 这块土地通常既不大于他以自己全家的力量所能耕种的限度, 也不小于足以养活他的家口的限度。因此, 这个小农, 也如小手工业一样, 是在握有自己的劳动资料这点上不同于现代无产者的一种工人, 是一种属于过去的生产方式的残余。”[2]在上述农民内涵中, 农民的概念是限于职业属性的, 是指从事农业生产的社会成员。

二、农民概念中的身份属性是人为的、强加的后果

在西方语汇中, 涉及农民的词汇还有一个词是peasant。刘文纪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词来源于古法语, 是由古拉丁语pagus派生, 意思是“异教徒、未开化者、堕落者”, 带有强烈的贬义, 是对卑贱者的贬称。在古英语中peasant可作动词用, 意思是“附庸、奴役”, 而作名词时还兼有“流氓、坏蛋”的意思。因而peasant是代表一种低下的身份。因为当时卑贱者大多种田, 这个词就与农业有了联系。不仅英、法、拉丁语如此, 俄语、波兰语等欧洲语言中农民的词汇也有类似的特点。与此相对应的另外一个英语词汇是Farmer, 是一个职业的概念, 指的是经营农场和农业的人。这个概念与渔民、工匠、商人等职业并列。秦晖主张参照“工商业者”、“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之类的称呼, 把Farmer译作“农业者”。从语言上考证, Farmer以Farm (耕种土地) 为词根, 强调的是职业的含义, 农民作为人类分工的结果, 首先是体现它的职业属性。长期以来, 中国农民是身份农民而不是职业农民。1958年1月《户口管理条例》实施后, 农民与农村户口紧密相连, 固定为户口意义上的农民, 为农民紧紧贴上了身份上的标签。农民与“贫穷”、“落后”、“弱势”划等号, 成为“二等公民”。

三、由身份农民回归到职业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的理性选择

农业现代化要求农业内部要搞好分工, 只有细致的分工才能有更高的效率, 因此分工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分工包括人才的分工, 要求农民由通才向专才转变。职业农民的产生和壮大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职业农民包括职业的种地农民、职业的畜牧养殖人、职业的农业经纪人等。在发达国家, 与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应的农民是职业农民, 他们拥有相当规模的土地, 用现代化的农业工具从事农业生产, 通过农业合作社等方式组织起来进入市场, 农业经济效益比较高, 农民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没有太大的区别, 甚至有的还高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就发达国家的农民现存境况看, 虽然仍留有少数农民, 但很明显, 他们的身份意义已经完全被职业意义取代, 不再是卑贱的社会地位和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目前中国农民素质普遍不高。在城镇化快速进程中, 中国有文化的、年轻的农民大量涌向城市, 留在农村的是“993861” (老人、妇女、儿童) 部队, 由这些老弱病残的人搞农业, 为中国未来现代农业的发展埋下了深深的隐患。要让一部分热爱农业、懂农业的人去经营农业, 获得比较高的农业收入。中国农业现代化要求推动身份农民向职业农民转化, 在发展现代农业, 推进农业现代化大背景下, 当前培养职业农民十分重要和紧迫。现代农业呼唤“职业农民”, 只有建立一支热爱农业、钟情农业、精通农业的“职业农民”队伍, 农民小康、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有真正的希望[3]。

四、未来中国居村农民是职业农民的新兴阶层共同体集合

法国社会学家H.孟德拉斯曾指出, “农民是相对于城市来限定自身的。如果没有城市, 就无所谓农民, 如果整个社会城市化了, 也就没有农民了。”[4]居村农民是个综合概念, 它包括职业农民、个体小农、农村商人, 农业企业家, 农村经纪人, 在农村周围打工者等。伴随市场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 农民阶层分化加快, 居村农民已经从单一的种地小农阶层分化出工人、商人、创业者、中介者和职业农民等。居村农民在中国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据统计,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是51.57%, 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 中国进入了城市型国家行列。照此发展下去, 如果每年城镇化率达到1个百分点以上, 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60%。但即便如此, 届时仍将有近6亿人是居村农民。居村农民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核心问题是, 要让居村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在基础建设、公共服务和收入水平方面与城市居民具有同等的权力和相同的待遇。

五、职业农民阶层的形成是居村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

市民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战争中, 希腊人将俘虏变成奴隶, 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而希腊人则称为市民, 拥有广泛的自由。所以市民概念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奴隶的, 是相对于奴隶来设定的, 核心内涵是是否拥有自由的权利。当时的希腊主要由城邦组成, 城邦不是现在的城市, 类似于现在的农村集镇, 包含很多农村地方, 所以古希腊市民的含义不单单指城市居民, 它是指拥有广泛权利, 有充分人身自由的希腊公民[5]。从上述分析中,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市民的概念和农民的概念不是平行的概念, 市民的概念外延要大于农民概念, 市民是农民的上位概念, 农民是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市民概念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拥有权利, 这些权利包括自由权利、平等权利、参政权利等与自身利益息息相关的权益, 如果一个人能拥有自身的权益, 并能较好使用这些权利, 我们就可以说他就是个市民, 而不管他是农民、还是工人, 抑或是商人。

在中国, 农民市民化通常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它是一个地域空间概念, 是指人们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集聚;也是一个职业转换概念, 是指人们从农业生产作业者转为城市工业生产作业者;还是一个身份的概念, 农民市民化意味农民进城后, 享受城里人的待遇, 社会地位得到提高。现代化是一个减少农民的过程, 但是让中国众多的农民进城变为城市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是没有现实可行性的。一方面, 中国“城市病”已经集中爆发, 空气雾霾、水质污染、食品毒化、车辆拥堵、传染病流行, 城市容纳人口承载能力达到极限;另一方面, 农村“凋弊病”也正在生成。对于13亿人口的大国, 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 粮食是比天大的事。现在农村大部分留下的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人员, 未来谁来种地成为大问题。当前农民变城市居民的拉力和推力都不足。在此情况下, 如果继续按照中国户口意义上的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划分, 简单推进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 在实践中必然会产生系列问题, 城市将会病得更厉害, 农村也会渐入膏肓, 城乡二元结构进一步固化, 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市民的概念, 让市民回归本义, 在积极推进进城农民市民化同时, 也要关注居村农民市民化问题, 为农民就地市民化提供政策优惠支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83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568.

[3]孙成栋.现代农业呼唤“职业农民”[N].盐阜大众报, 2012-07-22 (3) .

[4][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李培林, 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