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

话语体系（精选十篇）

话语体系 篇1

在传播全球化时代, 国际传播在界定一国国家形象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 而公共外交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要利用大众传媒来阐释和促进有利于本国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美誉的国际形象。[3]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助于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而消极的国家形象则可能会使一国在国际交往中处处受挫, 付出更多的成本和代价。正因如此, “各大国更加重视软实力在综合国力建设中的作用, 把外修形象、争取国际支持摆在突出位置, 注意综合运用各种资源, 加强内外政策的亲和力, 努力提升国际形象”。[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中国十分重视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形象定位和行为判断, 通过不断改进、加强公共外交, 逐步打造出一个合作、友好、负责任的国家形象。“中国自己如何看待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国, 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未来。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 而‘声誉资本’的缺乏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5]

国际话语权的确立是通过提升国家的国际传播软实力来体现的。国际传播力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由影响力和传播力构成。“传播力展示的是一国的信息可以抵达的范围, 影响力则重视信息是否能被当地的受众接受, 并对其认知、情感和态度、行为产生影响的能力。”[6]“只有传播力没有影响力, 再强的传播力也是枉然。”[7]然而, 尽管中国国力提升, 传播技术发展迅速, 但中国未能实现应有的国际话语力, 这就需要我们在传播的影响力方面下功夫, 研究怎样的传播方式, 运用什么传播手段更容易让外国受众接受, 并入眼、入脑、入心。“国家形象作为一种软实力, 它关系到一国能否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实现自己的短期和长远目标, 影响到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地位、经济参与程度以及凭借自身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能力。”[8]

一、国家形象困境心理溯源

“中国自己对中国的想象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想象有很大的差距”, [9]皮尤研究中心在2008年进行的民调显示:和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民众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过分乐观, 中国国家形象并未因为举办奥运得到扭转。“在研究国家形象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这种‘我形象’ (自我形象) 与‘他形象’ (外在形象) 的反差, 在国际社会都带有普遍性。”[10]“2007年3月6日, 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一份关于国家形象的调查显示, 以色列和伊朗的国际形象最差, 美国倒数第三。”[11]“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内外政策是不断变化的, 它的国际形象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如果用某种思维定势或过期的报道来评判某国的国际形象, 显然得不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这种情况也是造成中国负面形象过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的记者查尔兹所说:就公众整体而言, 受访者的观念仍然受到了传统的国际政治划分的影响。”[12]

究其为何国际报道中更加倾向于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 这可以用心理学上的图式和投射理论来解释。要想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 首先要对中国的历史形象作简要考察。纵观我国近几百年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发展, 何怀宏在《中西文化的相遇与冲突》一文里概括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反应大致在17世纪是好奇, 在18世纪是赞美, 在19世纪却是颇有点鄙视了。”[13]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 我国力争树立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但是在不少境外人士看来, 中国仍然是一个有强大威胁的国家;中国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而且每一点都是致命的, 中国的发展只是暂时的, 必然走向崩溃……”[14]《中国人德行》一书中对中国人的近代形象有过非常精辟和客观的见解, 中国人“死要面子”、“勤劳”、“麻木不仁”、“缺乏公共意识”、“守旧”、“缺乏同情心”……书中的观点对于研究当今的中国形象仍具有借鉴意义, “这本书也被认为是世界上研究中国事实性‘最详尽’、‘最客观’的著作之一。”[15]史料中所提到的中国人的形象, 无时不刻都在影响着外国人看中国人的思维模式。

美国等西方社会总是拿中国的“霸权主义”说事, 然而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的根源却在于单极霸权主导的世界格局。“也许在今天这个出现全球化市场和核武器的世界里, 曾为历史上崛起的势力提供动力的担忧和野心无法再向以前那样发挥功效了。中国官员或许从历史中汲取了教训, 认识到新崛起的国家一旦过度自信就会招来愤恨和反对。”[16]美国深知由于自己的过于自信和强势已经在别国播下了爆发的种子, 而仅靠武力来征服别国的同时也埋下了仇恨。西方社会惯用自己的那套思路去看待别国的发展, 这可以用心理学上的“投射效应”来解释。“为什么你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没有注意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马太福音7:3) [17]个体在进行社会认知时, 会不自觉地将自身具有的一些人格特点投射到客体身上, 将一些本不属于对象的心理行为特征强加到对方身上。

二、在国际传播视野下构造国际话语体系的途径

1948年, 拉斯韦尔 (Harold D.Las s w e ll) 提出了一个用文字形式阐述的线性传播过程模式, 形成了“5W”传播模式。在“5W”传播模式基础上, 逐步形成传播学的五种分析。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射箭要看靶子, 弹琴要看听众、做宣传的人, 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 乱成一顿, 是万万不行的。”我们对于自己传播的对象,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 多数处于没有做调查、研究和分析的状况 (至少体现在公开的文献上) 。没有坚实的理论研究基础, 我国的外宣水平要想上一个新台阶困难重重。[18]国外受众由于生长环境、教育、风俗、语言、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在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政治立场上与国内受众存在着很大差异。因此, 必须因时、因地制宜, 针对不同的情况, 采取不同的传播方式和技巧。随时必须注意国际舆论动向, 区别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 “根据各国、各阶层、各领域对象的具体情况, 在充分了解外国人的思想实际、兴趣爱好、接受能力及他们的疑虑甚至误解之后, 开展有针对性的传播工作。唯有如此, 对外传播才能避免自说自话、传而不播的状况。”[19]

(一) 受众分析

从舆论学的角度, 依据对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关注程度及其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力, 公众可以分为四个层次:普通公众、专注问题的公众、舆论精英和舆论领袖。2011年, 新华社在时报广场租用了18米的巨型广告屏幕, 它俯瞰路透和Conde Nas t等主要媒体的办公场所, 这无疑标志着中国官方媒体将在世界舞台上展开竞争, 并将对外传播的目标受众锁定在政治精英上。中国期待着在国际问题上出现自己的声音和思考并亮出自己的见解。

基于新媒体技术, 传播信息的方式正在变革, 受众在不同媒介上的注意时间逐渐变化, 大量的青年群体从电视机前消失, 网络媒体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传播渠道。美国已经关注到中国的青年一代, 他们利用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交流和沟通, 其言论影响到国家的舆论走向。洪博培说, “即使无人宣布, 我们也早已不知不觉的身处在一场战争中了”, 而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是互联网技术, 只有将信息真正影响到美国的年轻一代, 才能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大多数, 美国的年轻人比任何其他阶层都具有可亲近性, 我们不能轻视利用互联网来传播信息这一重要的渠道。“所谓被动的收听者、消费者、接受者或目标对象, 这些典型的受众角色将会终止, 取而代之的将是下列各种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按照班迪里的观点, 受众最初是由技术的发明者所建构的, 然而, 后来的媒介发展史也显示, 使用者们最终‘革新’ (reinvent) 了技术。” (Rice&Rogers, 1980) [20]

(二) 控制分析和内容分析

传播效果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层是信息能否及时而广泛地到达接收对象;第二层是接收对象是否真实了解并正确理解和接受了发出的信息;第三层是信息对接收对象是否产生了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21]提升我国的传播力和话语权, 首先就要先确保外国公众真正理解我国的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 而不是他们从其他渠道了解的信息进行的理解。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首先要保证信息的可信度, 在国际社会中, 国际传播不求物质回报但求被相信和接受的政治、文化信息, 可信性是国际传播的关键所在, 这就要求进一步提升我国媒体的公信力。媒体公信力是媒体使公众信任的力量, 是媒体履行新闻传播功能时在受众中产生的影响力。新闻报道的公信力来源于新闻报道的真实、可靠和权威。诺伯特·维纳在其著述《控制论》中说, “人类对新挑战的反应可以分为‘个体发生’和‘系统发生’两个类型”。政治权力属于“个体发生”, 网络空间的自由发展则是“系统发生”。当它们出现不平衡时, 国家便会出现毛病并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如果现存的政治体制和国际格局不能应付社会诉求时, 就会出现层出不穷的问题。

“先入为主”是受众接受信息的普遍规律。在遇到突发事件时, 如果谁能在第一时间发布真实的信息, 抢占先机, 就能够得到舆论的主导权, 才能让小道消息和谣言不攻自破, 而一味地缓报、瞒报信息则会致使媒体陷入被动。只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 抢在外媒报道之前, 做出有深度的新闻, 用事实说话, 平衡报道, 才能抢得传播报道的先机, 才有可能让外媒大量转载我国媒体发出的报道。在危机情况下, 不妨让那些暗示或者带有政府形象的信息远离与政府密切关系的组织, 并且由在危机事件中没有利害关系的、独立于政府和政府压力集团之外的第三者发出, 让压力集团参与到问题中, 不仅可以缓解事件对他们带来的不利影响, 还能使政府获得“重视舆论”、“积极透明”、“积极的”公众形象。在“3.14”事件充斥着外媒的歪曲报道时, 网友自创的anti-cnn网站, 通过互联网传播西方媒体在事件中的使用的照片和文字错误, “开辟了针对西方舆论的第二战场, 这种非官方的民间传播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信息, 向世界宣告‘3.14’事件的真相, 击败了西方的不实报道。”[22]

“原美国参议员克里斯托夫·冯·霍伦 (Christopher Van Holle n) 认为, 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着媒体对外交的议程设置效果。其一是报道的密集度和连续性 (length of cove rge) , 其二是所报道的主题的性质 (nature of is s ue) 。……‘大众舆情 (所产生的压力) 能否真正改变政府的具体政策, 取决于媒体报道的长度和深度。如果真是在电视画面连珠炮般的倾泻、轰击下, 它肯定是有效的。’”[23]对于某一突发事件, 只有经过媒体的高密度、长时间的持续性报道, 影响受众的认知模式和情感态度, 进而引起国家的足够重视, 从而对国家间的外交行为产生舆论压力。某些信息是天生的新闻, 因为它具有普适性, 例如人道主义、饥荒、灾难等, 发生在广州佛山的“小悦悦事件”震惊了整个社会。虽然小悦悦已经长别于世, 但是她对于我们心灵的震撼却是巨大的!国外媒体也在事件发生后进行了紧密的跟踪报道, 引起了国外受众大量的评论和热议。“无论国际公众心理有多复杂, 在智力上的国别差异有多大, 有一点却是简单而最可把握的,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同此心。……这就意味着, 只要媒体报道的内容与大众基本的感情需求契合, 就可引起共鸣, 博得同情和积极回应。”[24]

(三) 媒介分析

不同的媒介, 决定着信息传播不同的范围、方向、强度和时效性, “媒介即信息”, 其实是一套隐蔽的服务环境——革新造就的服务环境, 使人改变的正是这样的环境, 而不是技术。媒介作为一种社会象征, 不仅传递信息, 还依靠传递的信息来塑造人类生存的环境。“任何媒介或技术的‘讯息’, 是由它引入的人间事物的尺度变化、速度变化和模式变化。”[25]“传播的理想效果是靠媒介建构环境或营造气氛获得的。正如约书亚·梅罗维茨 (Joshua Meyrowitz) 所言:电子媒介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带到相同的‘地方’, 于是许多从前不用的社会角色特点变得模糊了。由此可见, 电子媒介最根本的不是通过内容影响我们, 而是通过改变社会生活的‘场景地理’来产生影响。”[26]

在国际传播中, 为营造浓厚的国际舆论氛围, 通过多种媒介传递信息, 多感官、全方位的刺激国际受众, 要想最大限度地塑造目标国家的公众, 首先依靠的是媒介的权威性。媒介的权威性来自于新闻的专业化, 在这里, 有一个容易忽视的问题, 那就是新闻的翻译问题, “新闻翻译绝不是两种语言的简单转换。相反, 它处于一张由众多操控因素构织的网络之中:一方面, 新闻价值、翻译语境、读者的期待等都决定译者选择什么材料进行怎样的翻译;另一方面, 意识形态、诗学、媒介拥有者、权力话语等历史因素也对其进行操控。”[27]Ande r Le fe ve r认为, 翻译实践是与一定的历史相关照的实践, 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按照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对原文进行重新阐释的实践, 它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受众在阅读新闻时, 也会认同媒介所提供的信息, 被这些信息所蕴含的意义同化。

(四) 效果分析

传播效果既是传播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又是传播活动的中心。“国际政治传播的受众即接收对象有两个层面:直接层面为国际社会的公众, 它代表了国际舆论;间接层面为国家决策层, 它代表了目标政府。一则公关信息材料一旦成功地进入国际性媒体, 不仅会影响媒体的报道议程, 还可能进一步影响国际公众舆论的‘公共议程’和外国政府的‘政治议程’。”[28]如果一个媒体的报道可以引导受众关注什么, 谈论什么, 将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在某些新闻要素上, 淡化受众对其他新闻要素的关注, 那么媒体对舆论的议程设置功能就是成功的。伯纳德·科恩指出, “媒介或许未必能告知受众怎样思考, 但确实能告知他们思考什么”。[29]麦库姆斯与肖认为:“大众传媒能够作用于个人的认知改变, 从而构建其思维方式, 媒体的这种影响力就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30]媒介可以按照政府优先考虑和关注的政策议题进行重新安排和改写, 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外交政策议程。一国政府通过影响本国媒体对国际舆论的议程进行成功设置, 从而营造了一种有助于本国的积极的外交政策空间, 在目标国中催生出有助于本国的传媒势力和氛围, 间接设置了他国的传播议程。密切关注受众的意见, 并及时进行反馈, 通过搜集、组织并选择适当的传播方式发布信息, 不断更正和改进自己的意识和传播手段。受众为中心, 以受众为镜鉴, 受众的反应和提供的信息是我们信息收集的重要线索, 在网络时代尤要注重网络舆论, 让网络扩宽国家与民众交流的宽度和深度, 利用反馈, 不断地审视自我, 发出最真实的感叹, 向世界说明中国。

三、结语

论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 篇2

关键词：政治；外交；话语体系；主导权

1《外交方法之演进》分析

《外交方法之演进》本是1953年11月尼克尔松在牛津大学所做演讲的整理。因此，尼克尔松对所挑选的每个时期的介绍与分析必然不会面面俱到，而是挑选自己认为有价值的部分来讲评。

1.1 对全书的简要分析

全书不单单是介绍了四种分开的外交模式，而是按照时间顺序，挑选了每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模式。

通过尼克尔松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外交在专业化、职业化的方面逐步完善，但是，对于外交来说更加核心的东西――外交的理念，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被继承发展，或被修改，或被抛弃。尼克尔松不但想介绍外交在形而下方面的衍变，更想介绍出外交在形而上方面的变化中所透露出的经验教训。

外交虽然在不断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本身更受重视了。外交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尼克尔松认为，外交应当被重视，外交才能应当被表扬，外交应当被正确地理解。笔者推测，这也是尼克尔松做这篇演讲的原因之一。但是在现实中，外交被轻视，大使被误解。这些对外交与大使的亵渎是尼克尔松所不能忍受的。

1.2 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是否正确

尼克尔松并非介绍了所选时代的外交的方方面面。一方面，这是由于受限于演讲的方式；另一方面，这是出于为现实考虑的目的。

尼克尔松对这些时代外交的评价具有个人色彩，它们对当今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外交的手段与目的是否分离是本书潜在的评价标准。因此诸如优待客卿、近邻同盟等希腊外交原则并没有被介绍。理解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历史知识，而是为了“同化”我们过去的经验。

除了尼克尔松的评价标准，对当时的国家而言，它们所选择的外交方式是否最切实有效是另一种评价标准。利己主义是每个国家不变的选择，务实是每个国家选择外交方式的原则。无论是公开外交还是秘密外交，能否预见二者中哪个更能达到目的，更具备有利的长远影响，是国家应当运用智慧做到的。

1.3 思考总结

尽管尼克尔松对所选时代的外交的评价具有片面性，但是他所陈述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实力最强的国家会主导外交的方式与走向，他们采取的外交方式对当时整个国际社会的外交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能够主导外交话语体系，为己所用。

尼克尔松所选择的这几个时代的外交有着明显继承与创新关系。历史启发我们思考：距离尼克尔松的演讲已经有半个多世纪，我们现在的外交对旧外交模式有哪些需要继承与创新，又有哪些需要扬弃。我们不能是因为某种外交模式是希腊的或者罗马的就继承，也不能因为是意大利甚至西方国家的外交就批判，而应该看这些方式哪些更能为现实服务，引导国际社会走向理性与和平，最终实现“外交”的目的。

外交话语权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发现部分外交用语的含义在中西对译过程中发生了细微的变化，但是这些细微的变化如果被放大到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中，往往会产生不小的误解。对中国来说，中西对译是外交的开展中必然经历的过程，我们在用别人的话语体系来表达自己、理解别人，于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概念和观点并不能够被西方语言准确地理解并传达给各方。这些引发了笔者对话语权的思考。

2.1 外交话语权的含义

“话语权”不同于“说话权”，“说话权”是行为主体发出语言的权利，而“话语权”是行为主体追求其表达语言的含义能够被确认的权利。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讲话者通过言语或其他方式对议程设置及其结果进行影响、控制，谋取舆论的主动，从而达到既定目的的权力。其言语的影响力大小就是话语权的大小。

外交话语权与国际话语权有着众多的重合之处。在国际组织与国际会议逐步发展、国家间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国际话语权是指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发表自身意见、定义国际事件、制定和评价国际规则、参与和控制国际事务的权力。外交话语权则是在外交相关领域有关话语及方式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它与国家实力有关，对于表达立场与观点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2 对书中及历史上有关外交话语权的简析

尼克尔松在演讲稿中引用了很多非英语词汇，因为这些词汇的本意更能够表达出它应有的意思。在整个阅读过程中，笔者渐渐意识到了不同语言对译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等和语义表达不准确问题。那么，在外交实践中，我们将哪一套话语体系应用于整个国际社会，以及为什么选择这套体系作为标准？

2.3 当今国际社会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

选择什么语言来描述、解释别国，在很多情况下是为本国利益服务的。掌握外交话语权就有利于控制、掩饰、操纵话语，隐藏部分信息，传达想让他人知道的信息，于是外交就更像是权力的运用。在现实国际生活中，各国为权力和利益的诉求而进行的“话语包装”就是对话语体系资源进行利用的普遍实例。

外交话语权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外交话语权薄弱会使得一个国家在部分场合十分被动，不但显得这样的国家对自身立场与行为的表意十分模糊，别国也无法从外交这一最直接的途径了解本国的意图，对对方语义的理解发生偏差，造成国家间越来越多的误解，最终导致一定的后果。

当今国际社会的外交话语体系的主导权明显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他们在外交领域不但具有先天历史文化的优势，更有着综合国力方面的优势，形成了目前的外交系统由西方大国主导、外交规则由大国制定、外交思维符合西方国家的一贯逻辑的形势。小国在综合国力方面处于弱势，虽然它们恰恰是更需要外交的政治实体，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这些国家没有外交话语权，争取自身利益的尝试更容易失败，通常只能处于被“被表达”、“被解释”与“被选择”的不利地位。

对中国外交的思考

历史家杨念群曾经如是评论：“自20世纪以来，中国的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处于话语劣势地位，这使得中国在话语体系上没有自信，极大地妨碍了中国外交的开展。

3.1 中国外交的话语体系

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上升，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中国话语权的增长与综合国力增长的不协调阻碍了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从而阻碍了中国的发展。

我们无法准确理解别人的话语，也无法用别人的话语准确表达自我。中国对西方国家的部分攻击与指责疲于应对，只能翻来覆去地重复已有观点，对于更清晰准确地解释自身观点则无能为力。“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既可以看作是历史与文化留给我们的自豪，也可以看作一种自嘲。

在无力改变现行规则且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在体制内尽可能地争取自身利益。温家宝在谈到如何加强和改进外宣工作时，提出要“尽量使用国际社会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交流”。对接内外话语体系，提高话语权是中国要努力做到的。例如“中国梦”虽然一方面被指责越来越虚化理想化，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梦”也更具有包容性，更能够被别的国家理解。外交用语要更加准确化，对“中国特色”式的表达要谨慎运用，在没有将中国的思维与善意普遍传达给世界之前，中国不能一直以自我为核心，也要根据国别和地区差异，针对不同受众，转变话语体系。

3.2 对中国外交内部问题的反思

对民众而言，外交本身就具有神秘性。我们在加强教育力度，使民众对外交的基本了解更加科学的同时，更应对外交本身进行应有的调整和改进。一个体系不论内部是怎样运作的，要想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就必须能够做出理性而科学的判断，采取最行而有效的方法。

在短期迅速提高整个社会对外交理解的科学性是不可能的，社会看到的只是外交与国家其他机构一起提出的方法与带来的结果。中国的外交要想正确地发挥它应该有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上层建筑，而非指责只能看到最终结果的民众。比如在2014年于北京的举行apec会议期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与日本首相之间的互动被国内各大媒体渲染成了一次极度不愉快的会晤，中国领导人倨傲无礼，日本领导人显得更加谦恭有诚意。中国传达给国内民众和世界人民一些怎样的信息，中国被解读成一种怎样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但是也取决于自己。

因此，发展中国外交应当“内外兼修”，忽视了哪一方面，中国外交都会面临着“猪八戒照镜子”的困境。

参考文献

[2] [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

[3] [苏]b?？？?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0月。

注释

[1][苏]弗？鲍爵姆金等编，《世界外交史》，叶文雄译，上海：五十年代出版社，第22页到第26页。

[2]王志珂，《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转引自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3]邹应猛，《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东南亚纵横》，2010年10月。

中国崛起挑战美国对华话语体系 篇3

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是一项非凡的挑战。许多人将20世纪称为“美国的世纪”，就像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一样。然而，联合国2007年的研究指出，21世纪，至少会有12个国家在“人均全面发展”指数方面超过美国。

中国尚未达到这一步，而且未来能否达到还有待观察。但显而易见，中国已经拥有远多于美国的后备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更多的电话和互联网用户，以及增长更为迅速的国内生产总值。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增长了10多倍。尽管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还落后于美国，但2000至2006年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从930美元增长到了2000美元，增幅超过两倍，而且这种超高速增长仍在继续。同时，中国政府正在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高科技研究——这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因为中国已经在航天和军事领域拥有了很多领先成就。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多例子来，但想说明的无非是一点：美国好像正在丧失其全球实质性霸权地位，日益取代它的国家正是中国。

美国并未忽视中国的发展。它不能，也许也不应当忽视中国的发展。在即将与中国展开的较量中，在理论上，美国拥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态度：比如敌对，冷淡，友好，顺应潮流。但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无论是美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精英，还是平民百姓，都不是完全自由的。美国长期以来看待中国的方式，对于美国在对华物质和文化关系中将要选择的路线，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

让我们假定，美国民众和精英的终极诉求是与中国和谐相处。为了达到这种状态，美国看待和谈论中国的方式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革。在美国的话语体系中，存在着一种显著的二元对立，即“温文尔雅”和“毫不客气”——美国人必须要解决这种对立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努力将“毫不客气”转变成“温文尔雅”。

但是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美国人一贯将“文明”等同于资本主义加民主，也就是将文明等同于他们自己那样的形态。

可以这么说，美国理解中国的方式来源于其看待自己的方式。自建国以来，美国就一直深信自己与众不同，肩负着特别的命运和使命。甚至在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之前，美国就将自己设想为世界眼中的“山上之城”。对于移居美国的第一批清教徒而言，文明的灯塔是在由“旧世界”迁往“新世界”的西进美国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等到他们在美国安定下来，文明的浪潮便改变了方向：转而从美国流向西方和东方。美国已然被“选定”为世界进步史中的“下一个”，就代表着文明的下一个最高阶段。

在美国人的理解中，其边界不仅是领土意义上的，也是符号和道德意义上的——居住在这些边界之外的人，则不仅是不幸的，也是异类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文明、未开化的。在自我捍卫的过程中，他们在任何情况下均诉诸道德，在多数情况下运用政治手段，偶尔也会动用武力。而其他取得了进步的国家和民族则被认为是从“野蛮”走向了“文明”——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民主转型、资本主义发展和教育等方式，或通过上述手段的某种结合。伴随着这种进步，这些“他者”则从美国的敌人变为朋友。实际上，美国人常常将他者的进步称为“美国化”，这种说法表明了在美国人的设想中文明的局外人是如何变成局内人的。

当恐怖分子们撞毁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时，乔治，布什总统仍然表达了上述观点，并否定了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反恐战争被描述为(唯一的)文明与“他者”之间的冲突。

最大的矛盾在于，中国既不是同类，也不再是异类

对于美国这个“文明帝国”而言，中国长期以来似乎都是落后的“东方”——一个劣于真正“文明”、不够人道的地方。正如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西方文明的关键任务“除了控制、牵制他者，便是(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调适性的权力)管理他者”。

共产党的胜利，将中国从“仰美国人鼻息”的东方落后国家，变成了其在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中的竞争对手。美国再也不能忽视这个古老而奇异的“中央王国”了。当时中国已经加入了苏联主|导的“共产主义阵营”，为了迫使难以捉摸的红色中国重新走向“文明”之路，美国采取了政治对抗，甚至战争的种种手段。与此同时，中共领导人也坚称，世界革命是使资本家们变得文明开化的唯一手段。他们将资本家视为帝国主义者、战争贩子和野蛮人。在那个时期，美国和中国的话语体系一直处于对抗状态。

到了尼克松一基辛格时代，美国采取了现实主义政治的政治路线，美国和中国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这也将美国置于政治话语体系上的两难困境：美国政府再也不能将中国视为“东方”，并对其置之不理了，但它也不能期望后者会皈服大写的“美国文明”。作为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美国总统承认，不可调和的体制之间未来有可能并存。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走上了美国人眼中又一次通向大写的“文明”的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美国继续试图拥抱中国这一日益强大又更具挑战性的“他者”，并试图将其纳入美国文明之中。这种努力最终失败了，而美国领导人们则将责任全部归咎于中方。

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它无法轻松地将这个越发强大、但仍与自己大相径庭的“他者”吸纳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东方学”已不再时髦，而美国人则再也不能将中国人归为外来的异类。美国人开始看到，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勤劳而又野心勃勃的中国人与美国人并无二致——即使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制度下，但也同样是实用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如果这个令人钦佩的民族选择拒绝美国的体制，对于美国将构成一项重大的话语挑战。

美国很难站在中国的角度上理解问题，同时，它也不可能与世界上最大最有效率的工厂决裂。

于是，对这个矛盾的政治修辞解决方式是，美国领导人推出“经济接触”政策，该政策号称不仅有利于美国，而且旨在“将中国引入世界”——不管怎样，文明的灯塔都坚决要照亮中国。并借此将这一新生的巨人引入全球体系之中。由此，“皈依文明”的政治修辞仍可继续，中国与美国的差异以及时常表现出的对抗情绪，可以通过“皈依文明的进程远未完成”得到解释。

创新党报宣传要改变话语体系 篇4

改变党报话语体系, 首先是要用新闻语言做“翻译”工作。新闻话语的本质属性是用事实说话, 用通俗易懂的、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反映新闻事实、传播思想观点。只有坚持这种属性, 注重使用新闻语言, 我们的宣传报道才会入耳入脑, 否则就是无效劳动。

改变党报话语体系, 第二是要用群众语言做好“贴近”工作。传统党报话语体系有一个明显的弊端, 就是居高临下、一本正经, 动不动就是“强调”、“指出”、“号召”、“要求”等, 拒人千里之外。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则:第一, 观念上存在模糊认识。在一些人看来, 党报是办给各级领导干部看的, 文件语气、书面语言没什么不合适。报纸照搬文件、讲话, 还要你做什么?群众语言使用不够的第二个原因, 是工作中存在惰性。从2007年开始, 新华日报已连续四年坚持记者基层联系点制度, 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推动记者队伍的思想业务作风建设, 学会用他们的语言去反映事实, 表达情感。

话语体系 篇5

【摘要】网络话语是一种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与信息化技术的语言与交流方式，高校学生以网络话语为媒介，在网络环境下满足其对个人情感宣泄与社会交往朋友圈扩张的需求。以哲学为理论基础，探讨哲学视角下高校网络德育的话语体系建设，对建立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的平等互话机制以及提升德育教学的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高校网络德育哲学视角话语体系

一、引言

话语是人们书写或者表达所依赖的语言，其存在于解释活动与理解活动中。德育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法律和心理健康的教育，德育通常以话语作为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媒介与桥梁，教师以书写或言语的形式向学生传达道德等德育内容的重要性与思想，学生以对德育的理解为基础与教师进行话语交流，教师与学生之间以理解为导向形成一种交流机制，这种机制所依托的正是话语，因此话语是实现在德育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理解、达成共识的重要方式，也是教育话语中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之一。德育教师通过德育话语可以顺利开展其教学任务，完成教学指标，实现自身作为德育教师的人生价值。在高校的德育活动开展过程中，德育教师能否一定高度的话语权、能否经由自身的话语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话语能否得到被教育对象的认可与信服，是教育主体能否实现教学目标的关键所在。话语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话语本身就是社会权力的直接体现，也是社会权力下的产物，话语的垄断即意味着权力的独霸，话语的拥有即意味着权力的拥有，话语的缺失则意味着权力的丧失。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教师的话语权力是影响德育开展效果的重要因素，也是德育教学任务顺利圆满完成的必要条件，高校应高度重视德育话语权的分配与利用，充分保障德育的成效与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信息化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之智能手机市场的逐步扩大与普及以及移动互联网（2G、3G、4G）建设的日益完备，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的生产与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在任何有网络信号的地方通过智能手机、计算机等终端访问到互联网上共享的各类信息与数据，也能以网络为媒介尽情表达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与认知，这种借助网络技术表达或宣泄自身的思想与态度的模式即新一代的网络话语时代。网络话语与传统话语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传播媒介、传播速度、影响力等均非传统话语所能媲美，这种带有青年亚文化色彩的网络话语依托高校学生得以迅速传播并广为接受，为高校德育话语体系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

二、高校网络德育话语体系建设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反复强调与重申实践的重要性，在开展德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充分注重教育主体与被教育者双方之间的无障碍沟通与交流，以话语作为德育传播以及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媒介，保障二者之间能够相互理解、话语能够合理均衡分配，进而在德育所传播的思想、道德等方面达成共识，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强化德育教学的实际成效。因此，德育教学应当注重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教学，实现二者的相辅相成与对接关系，进而使得德育教学走下理论化、抽象化的神坛，走向实践的现实论域。

现阶段我国德育教学中存在一定的话语权失衡现象，在德育教学过程中，本应处于重要地位的被教育者所拥有的话语权不断被弱化，学生只能被动地接收德育教师所传递的理论知识，而无权表达自己对于现象或现实最主观的想法，沉重的教学任务给德育教师的教学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转而施加到学生身上，形成对学生思维与思想的束缚，话语的失衡与重心不稳使得德育教学模式过于僵化，学生的想象力与表达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扼杀，极大地违背了德育教学挖掘学生潜能、释放学生天性、培养学生主体性的初衷与目标。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高校德育教学应当改变传统“灌输式”教学模式，以学生为教育主体，强化学生的话语权，注重生命的个体化表达与成长，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以学生为本的中心思想，以人文主义精神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努力促进学生身心素养的全面提升，建立有利于学生终身发展的学习机制、教育机制与成长机制。

三、哲学视域下网络德育话语体系建设研究

网络话语面向的用户群主要以高校学生为主，高校?W生本身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是互联网技术与信息化技术使用最为广泛的群体，学生借助各类社交网络平台与移动终端可以极为便捷地发送与接收数字化信息，数字化信息在互联网中可以不受限制地共享与转发，具有极大的受众面与影响力。如何以哲学为指导思想与理论支撑，借助网络环境与网络文化，打通德育话语的教材、学科与教学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建立德育教师、学生之间高效的沟通机制，实现对学生个体的人本化培养，是建设高校网络德育话语体系的关键所在。

1.加强网络话语的研究，消除网络话语差异。对于大学生而言，网络环境是其释放自我的新天地，能够为其带来乐趣与满足感，满足其对个人情感宣泄与社会交往朋友圈扩张的需求，在这样的情感需求与社会需求下，大学生充分调动其自身的学习能力，快速掌握网络环境，快速融入到网络环境与网络文化中。而对于德育教师而言，部分教师由于年龄等因素的限制，对新事物的接受与融入能力较差，甚至对新事物产生一定的抗拒心理，难以跟上日新月异的网络话语，导致教师与学生在网络话语方面存在一定的代沟，教师无法有效、敏感地捕捉学生的思想与行为，不利于学生德育成效。因此，教师应当抱持着学习的心态融入到网络环境中，充分吸收网络环境下属于高校学生的青年亚文化，深入理解网络话语的内涵与符号标志，掌握在高校学生中广泛使用的网络话语，适应学生的网络交流方式，然后在德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应用网络话语，以寻求与学生之间的无障碍沟通，真正走近学生，拉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实现以网络话语为依托的心灵交流。

2.加强网络话语策略的研究，平衡德育话语权分配。随着互联网文化的兴起，学生借助网络环境发展自身的文化空间，在网络环境下形成了话语权独霸，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师的权威与话语力量，德育教学的成效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德育教师应当加强对学生网络表达方式与接受习惯的研究，对其在网络环境下的话语策略进行深入分析，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德育课堂中，使得传统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模式转变为学生与教师共同引导、平等发展的教学模式，借助互联网这一媒介打破学生对教师独霸的不满，形成互动式的平等对话方式，使得德育课堂的话语权能够均衡分配。

四、结论

网络话语的出现代表着新一代高校教育模式的转变，对于高校德育教学而言，网络话语能够为高校德育教学提供更为丰富且多样化的手段，推动传统教育模式与教学方式的深入变革，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建立新型渠道。

参考文献：

[1]齐尚晓.公共生活视域下高校德育话语转型研究[J].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17，（01）：99-104.[2]孙金晶，丁慧民.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德育话语权探索[J].学理论，2016，（12）：238-240.[3]徐志刚.生命哲学视域下高校德育话语体系建构探析[J].教育与职业，2015，（22）：62-64.[4]张翠萍，董瑞军.基于生命哲学的高校德育话语体系建构[J].学术探索，2015，（06）：143-146.基金项目：

1.本论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新常态下基于校园微信平台的大学生德育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5B04）。

2.湖南省教育厅2016年科学研究项目《高校“互联网+德育”模式创新的运用研究》（项目编号：550）。

话语体系 篇6

其一，当前文艺创作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文艺创作还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种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理论是对文艺现实的总结和抽象，在创作成就不足、创作积淀远远不够的情况下，还难于完成“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

其二，当前文艺理论研究者中缺乏像王国维、鲁迅那样的文艺理论“大师”，更缺少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难于有人担当起“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构建”的重任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①的《前言》开头写道：“针对钱学森之问，这是对我很大的刺痛，也是鞭策。”温家宝总理说出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感受。2010年5月4日在与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语重心长地用钱学森的话让大家来反思。从上文可以见出：钱学森认为中国当代是一个大师缺失的时代；并且，钱学森的看法得到了较多人的赞同。钱学森之问似乎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领域而言，因此有论者明确地指出：“前段时间，钱学森之问引起了广泛的争论，那主要是自然科学领域的事情，在人文社科领域，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②彭国华亦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关于“钱学森之问”的热烈讨论。钱老的问题，核心在于我们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级的杰出人才，可以将其概括为“大师难产之问”③。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钱老一人在关注，学术界的有识之士也一直在思考和探讨。应该说，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错综复杂，除了对现实情况进行深入调研之外，如果缺乏对学术史和学术大师产生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很难对其进行较好解答的。

其三，当前的社会环境令人忧虑。在过分量化（甚至有些疯狂）的学术评价机制下，不少文艺理论研究者被迫一门心思追求课题、获奖，急功近利，即使具备某种能力也难于静下心来构建体系。我们可以将当前社会环境存在的现实问题梳理、总结为五个方面：第一，学术管理部门太过重视学术管理。近些年来，学术管理部门对学术管理非常重视，且可以说是越来越重视，其负面影响也不小，比如说“计划学术”“审批学术”“政绩学术”、学术研究“指标化”、学术界“官本位”、“全民学术”“学术大跃进”、过分重视“学术评价”、学术评价等同于“记工分”等等现象，就與学术管理界的“太过重视”学术管理不无关系。第二，学术管理的方法太过繁杂。近些年来，由于学术管理界越来越重视“学术管理”，理所当然“学术管理”的方法（门径、手段）便越来越多，越来越繁杂，在高校系统，有各种级别（即行政级别）的研究课题、研究项目、研究基金，有各种级别的研究基地、研究平台、研究团队，有各种级别的研究计划、研究指标，有各种级别的验收、评估、评比、评奖，有各种级别的“建设工程”“人才工程”等等，可谓名目繁多，数不胜数。这样的结果是造成高校的办公室、实验室经常有人在加班加点，甚至是通宵达旦，可他们并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而是在做迎合“学术管理”需要、为“学术管理”服务的材料（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假材料）。第三，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者太多。由于现在是“全民学术”时代，加之相当部分人从事学术研究仅仅（或主要）是为了借助学术研究去获取现实利益（包括金钱、名誉、权力、地位等等），因此管理界人士参与学术研究者甚众，且有越来越多的趋势。我们看到，多数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和学报编辑委员会就是由全部学校负责人和二级机构负责人组成，科研成果奖、教学成果奖、重大（重要）科研项目如果没有重要的行政负责人主持就不可能取得，等等。第四，学术管理太过苛严。学术管理界对学术研究的管理、要求之严，给学术研究者施加的压力之大，从纵向看可谓史无前例，从横向看也可能是世（全世界）所罕见。高校的主要工作和工作目标都是围着各种各样的检查、评估、验收、评价、评比、排名转，高校负责人和教师的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乃至兴奋点）都被迫放在应对考核、统计、打分、评优上面。这样带来的最直接的效果是，在学术研究中急功近利、单纯追求数量、粗制滥造、简单重复、学术泡沫、学术垃圾、虚假繁荣，更严重的后果则是抄袭剽窃、弄虚作假、学术腐败。第五，用于“计划学术”的经费过多。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学术经费不断增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物质保障，也大大改善了学术研究者的研究和生活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术的发展，无疑是好事。但是其负面作用也不可忽视。由于我们现在实行的主要是“计划学术”“审批学术”，学术经费的分配权主要掌握在学术管理者的手中，所以得利的主要是学术管理者自己和一部分学阀、学霸、学术掮客乃至学术腐败者。

不过，尽管现实如此，但对构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我们还是应该有积极的追求和期待。我认为从思维方式和寻找路径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借用著名哲学学者方克立先生“马魂、中体、西用”的命题。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2006年提出的，其基本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旨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和外来文化的“他山之石”地位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准确揭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质内容和现实道路。

注释：

①石毓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探讨钱学森之问》，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俞立平：《人文社科领域学术大师为何缺乏？ 》，引自“俞立平教授博客”2011年11月6日。

话语体系 篇7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逻辑基础

就逻辑而言,首要问题是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区别于资本主义话语体系的最大特点。其次,还需要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物质基础,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基础,它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话语体系所体现的性质。

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入中国,中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结合中国实际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并且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1]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一再强调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反对照本宣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础上的系统化的话语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出的就是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成功范例,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扭转中国的话语劣势的重要举措。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须依靠中国硬实力。硬实力是一种可以“触摸”到的物质力量,硬实力包括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赢得国际话语权,就需要依托中国的硬实力。当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3年,中国发起“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随后又成立亚洲投资银行,共有57个国家成为创始国,带动了各国经济的发展。习近平在蒙古国发表演讲中,对“中国是想借别国经济发展的顺风车来实现自身的发展”给予回应称“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2]体现了中国的包容、共享的理念,同时赢得了国际话语权,进而体现了我国话语体系的对外吸引力。“只有力量才能赢得尊重”。[3]中国要依托自身的实力,逐步打造中国对外话语体系,不仅让中国制造走出去,更重要的是要让中国的价值理念走出去。习近平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承载着中国的价值观念,话语体系能否拥有巨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综合国力的提升,硬实力为话语体系“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逻辑核心和逻辑内容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然存在一个硬核,这一硬核处于整个话语体系的中心,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基本理念就是这一核心。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到,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为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依托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内核”力量的迸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核心与灵魂,承载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重要使命。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具有高度地一致性,无论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的高度凝练,凝聚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国梦的价值引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国外先进文明成果的继承、发展与创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为一个概念体系,无论是学理概念还是日常生活概念构成的话语体系,都反映和体现着某种观点和思想。作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撑起了整个话语体系,但话语体系的建构需要有内容来丰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系统化、规范化的关于中国建设和改革观念、思想的话语。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必然承载着意识形态化内容。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要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正如湖北大学杨鲜兰教授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我国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思想和思维形式上的反映”。[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所以可以说是实践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生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离不开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吸收与创新,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在其背后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的力量,它支撑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西方依托文化产业不断渗透西方的意识形态,宣扬普世价值观,并不断扩大中国市场,进一步向中国传输西方意识形态。为应对来自西方意识形态的挑战,首先要树立起对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的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建构起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逻辑原则

建构话语体系的原则即依据什么样的准则来建构话语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需要坚持三个逻辑原则:发展性原则;学理性原则,普遍性原则。

首先,话语体系的建构并不是一个静止完成的时态,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随着时代的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在一不断的创新与发展,它开放性地进行吸收、借鉴和再创新,从毛泽东时代革命话语体系中汲取经验,进行创新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话语,将这些重要理论系统化、规范化,并通过话语的形式进行传播。这一不断发展的过程体现了话语体系的发展性。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表现形式,所以其建构必然要具备学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作为我国主流话语的构建体系,涵盖了指导中国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繁荣以及生态文明的行动指南的理论体系,体现了逻辑的科学性,在我国多元的话语格局中占据了主流话语的地位。

再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要将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转化为大众话语,让老百姓能听的懂,潜移默化的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将话语本身所承载的理念、思想、理论、观念、价值、原则等内容让普罗大众广为了解、认知,并最终形成认同。[6]在当今的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创新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议题。话语作为沟通的桥梁,要以真实的数据说话,将中国精神、中国道路融入小群体,以小见到,以微见著,使中国能被世界“感知”到,普遍性原则归根到底就是实现“大众化”的过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逻辑目的

首先,从国内视角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弘扬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树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引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蕴涵着中国价值、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主张,建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无论是革命建设年代,还是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今天,所以其建构的目的首先要基于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符合人民群众所认同的民族风格、民族习惯,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大众化的要求,大众化的过程就是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的产物,中国道路的实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一部分,所以进一步树立道路自信,成为构建话语体系的目的。

其次,从国际角度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为了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赢得国际话语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潮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的建构与创新,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也是融入世界潮流的选择。讲述“中国故事”就是在传播中国的文化,叙述中国的发展,展现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光辉历程,在2002年,俄罗斯学者雅科夫·贝格尔在其文章《中国全球化,世界中国化》中论述了全球化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对世界也产生的巨大影响,特别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吸引力。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提出,西方对现代化的垄断将随着东亚的崛起而被彻底的击败。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话语权的增强,中国道路给世界的震撼,在潜移默化中对世界产生了导向力与影响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2-63.

[2]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重要演讲[N].人民日报,2014-8-23(01).

[3]中共中央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思格斯马克思思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9.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61

[5]杨鲜兰.构建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难点与对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

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及创新 篇8

一、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点

(一)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内涵

“话语”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discourse”,20世纪后期,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福柯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提出著名的“话语即权力”的论断。从他的观点来讲,话语与权力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权力的实施离不开话语的表达和创新,同时,权力又为话语的表达提供重要保障。现代意义上的话语即“言说”。话语权不仅指说话和发言的资格,更重要的是指话语的权威性、主导性和影响力。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时既要注重“说什么”,还要注重“怎么说”。因此,目前构建和创新高校意识形态工作话语体系成为各大高校刻不容缓的任务。在开展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工作中,要科学设置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贯彻落党的精神实质,深入学习和领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能够把说理话语与叙事话语相联系,更加关注大学生的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用党的“三个自信”武装自己,强化广大师生的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让理论话语在现实生活中有张力和活力,切实推进和加强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发展创新。

(二)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特点

1. 话语多样化明显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着各种文化的交流碰撞,海量信息充斥着广大青年学生的视野,各种资源、信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微博、微信、QQ等新的交流媒介的运用,为广大青年学生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服务平台。他们通过对自媒体、新媒体、他媒体和全媒体信息的广泛运用,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逐渐出现了“手机话语”“网络话语”“博客话语”等新的话语表达方式。这一发展趋势对大学生传统的话语表达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逐渐消解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需要校党委领导、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高校辅导员通力合作,积极实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时代转换。

2. 话语网络化明显

互联网作为一把“双刃剑”,给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网络知识、信息的广泛性、海量性、具象性等特点,使广大青年学生热衷于网上学习和查询资料,但由于近年来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不断渗透,大学生并不能对信息进行有效筛选,从而使这些网络话语、价值观念逐渐融入到他们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青年学生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因此,他们通过熟知的网络话语不断更新着传统的话语体系,既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现实要求。

3. 话语娱乐色彩浓郁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思想领域异常活跃,人们的思想观念、话语表达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高校大学生,他们作为时代的先锋,对热点问题、时政问题、难点问题最为关心,通过自己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随着网络话语的推陈出新,各具特色、幽默、诙谐、生动的表达方式颇受大学生喜爱。这些活泼、新奇、娱乐性强的话语有利于增强他们交往的趣味性,减轻他们学习和就业的压力。但由于西方思想文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不断渗透,逐渐淡化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观,消解着大家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而不利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立。

二、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西方霸权话语强势渗透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目前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把中国的发展壮大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毋庸置疑,高校作为学术交流、知识分子云集的主要场所,其主流思想观念是国家发展的“风向标”,引领着一个国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因此,西方国家通过校园论坛、社团、协会等交流的主要群体,以及期刊、杂志、网络等重要交流媒介,大肆向大学生宣扬其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思想,使西方的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在我国高校粉墨登场,对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产生了极大的危胁,对高校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二)基础理论创新相对滞后的困境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多期叠加“新常态”的关键时期,两个“百年目标”不断临近,一些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也被逐渐提上日程。如民众所关注的公平正义、收入分配、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教育质量、道德失范等重要社会问题,从而导致人们对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产生质疑。一方面,由于我们的理论创新相对滞后,不能对此类问题及时作出科学、权威的回应;另一方面,西方多元文化思潮的不断影响和渗透,使我们所信仰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受到质疑。因此,我国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科学理论基础受到了冲击,大学生的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变化,这些情况都日渐消解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失去了主导权和领导权。此外,西方各种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风起云涌,气焰正盛,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了重大的消极影响。

(三)传统话语方式地位弱化的劣势

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表现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合力。中国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大国,不仅要在经济、国防、设备等硬实力方面占有优势,文化软实力作为一国发展壮大的核心支柱,必须与硬实力发展相一致,甚至要引领硬实力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精髓,引领着整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未来的走势,因此我们要确立优势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进入新世纪,我国网民成倍增长,尤其是当代大学生,过度依赖网络,手机、平板、电脑客户端,微博、微信、博客等公众号及服务平台,散布着片面化、碎片化的海量信息,不断渗透到大学生的日常交往、学习和工作。在全球化信息共享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深谙信息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影响,正如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福曾说过的:“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武器,它可以用来颠覆政权。”(1)因此,西方霸权国家借助现代化的媒介,通过网络信息的覆盖和掩饰,公开地传播着隐蔽性和渗透性强的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理性的价值观念。

三、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现实路径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品质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底色,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话语创新的理论指南。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品质,任何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与客观现实相联系的,再美好的愿景一旦脱离实际,不具可操作性,也会成为空谈。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实践的观点,中国从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具体国情,逐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密不可分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品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品质体现其科学性,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神秘化,而应该把它与社会价值、集体价值、个人价值相联系。它是实现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体。因此,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元促进作用的理论品质。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园地。面对我国经济社会经历的深刻变革和重大调整,各种文化思潮交流碰撞,我们更要筑牢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建立以校党委领导、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宣传部门牵头引导、各院系部门共同参与、广大党员干部榜样示范的工作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论指南,在实践中增强对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再认识,在讲座、论坛、杂志等重要载体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宣传,让其“进课堂”“进教材”“进大脑”。

(二)健全教师职工队伍,落实制度服务保障

教师在构建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高校教师,尤其是留学归国的年轻教师,在受过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熏染以后,一定要保持社会主义的本色,不应成为西方国家的“代言人”和“传声筒”,要努力提升政治敏感度,在教学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严于律己,兼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近年来,高校校园的“学术不端”“学术腐败”问题也日渐凸显,上至院士、博士、下至学者、教师,脚踏实地搞科研的较少,论文买卖现象比较严重,“十年磨一剑”的作品凤毛麟角,“一年磨十剑”的作品屡见不鲜,严重影响着高校的思想理论课主渠道的教育质量,尤其是面对西方文化渗透时,不能做出科学有力的回应,更不利于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与创新,不仅需要教师队伍的不断健全,更需要完善配套的制度规则。高校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主力军,不仅是学生的知识导师,更是学生的人生导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主体意识。因此,要建立健全教师的培训学习机制和定期考核机制,不断丰富教师的知识结构,提升其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通过科学有效的评估和反馈,使教师能够及时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尤其是在高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和话语体系构建上,要努力同国家和集体的主流意识保持一致。

(三)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有力回应西方挑战

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历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它承担着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职能。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只是局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课堂讲解,多以教材、期刊、杂志的方式呈现给学生,除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其他专业课学习涉及较少。讲授方式枯燥乏味,理论性强,晦涩难懂,广大学生厌学、弃学。因此,我们应平衡好理论规范性与话语通俗性的关系,在意识形态话语表达时,既要具有说理性,不脱离理论本意,也不能过度随意化,要把握好“度”的原则。同时,要说学生听得懂的话,理论联系实际,对理论进行具体化、生动化的讲解,不“歪曲走板”,努力达到“信、达、雅”的效果。创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还应该处理好视野和方法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属于文化的一部分,面对文化多元化的趋势加强,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看待全球化的话语环境。应积极学习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成果与表达方式,不应盲目排斥和抵制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要以全球性的视野创新我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在确立主体意识形态话语的立场、观点基础上,思考应如何借鉴和借鉴什么,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自说自话。提升借鉴的艺术性,用科学的方式批判吸收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优秀成果。

(四)加强网络舆情管控,构建和谐校园环境

互联网的全球化成为当前全球一体化最重要的表现,传媒领域、舆论生态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尽管其带来的机遇不可估量,但其带来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其中最为严重和激烈的应属舆论争端。目前高校师生的工作、学习、生活都以互联网为依托,他们是网络上最活跃的群体,对时政问题、热点问题、社会难题尤为关注。因此,构建和创新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必须充分发挥高校师生的主力军作用。但是,面对网络上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舆论争端、西方文化思潮的渗透,我们必须聘请专职技术人员对网络信息发布人和发布内容及时进行审核,构建网络舆情监督机制,对论坛、公众平台、博客发布的信息及时跟进,对频繁制造舆论争端,影响网络环境和谐的“大咖”进行限制和处罚,尤其对隐秘传播西方意识形态观念的人员和信息,要严格把关,精细筛选。创建公众平台和公众号,及时发布和分享与学生有关的时效性信息,构建网络空间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从而掌握网络话语的主导权和管理权,使网络空间环境与校园生活环境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总体上引领我国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不断发展创新。

摘要：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被逐渐运用于各个领域,当代大学生的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日益呈现出多样化、网络化、娱乐化等特点。因应目前我国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本文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与价值性品质、健全教师职工队伍、落实制度服务保障、创新教育教学新方式、加强校园网络舆情管控等方面进行现实路径探究,以实现高效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关键词：高校,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建与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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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颜旭.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及对策[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5,06.

[5]朱培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及其构建[A].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06.

话语体系 篇9

1 新时期推进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1 是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需要

社会主义中国的迅速崛起, 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恐慌, 遂从价值理念、民主观念以及制度模式等方面加紧了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 大力推销其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 妄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此同时,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由于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许多中国人的价值观趋于多元化、碎片化和非理性化倾向。因此, 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感召力和公信力, 就必须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根基。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体现的是西方社会演变进化中渗透的人文精神,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民族文化性格, 体现中国精神[1]。突出中国特色, 真正唱响中国声音, 树立起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权和话语权, 直接影响着能否抢占世界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

1.2 是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迫切要求

从实质上来看, 话语体系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涉及思维方式、思想认同、价值立场等多方面的话语系统。而科学的话语体系, 在思维视野、执政理念、制度设置和实践方法等诸方面都是一种理性的飞跃, 呈现于人的是一种全新的诠释。理论创新是行动的向导, 理论的自信自觉是政治上坚定自信的前提。因此, 新形势下构建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就是要从时代特征入手, 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来支撑, 自己讲起来有底气, 别人听起来也服气[2]。因此, 提升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关键是要切中当代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发展困境, 提升实践成就和历史经验, 从而实现重大理论方面的新的突破和进展。

2 高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任务

2.1 政治背景

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是医学院校当前和今后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面对现实“中国问题”而构建的科学而强大的中国话语体系, 其所荷载的特定思想价值观念的核心就是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要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就必须要在打造融通中外的新的话语体系上下功夫[3]。当今经济全球化时代立足于新的伟大历史起点, 我们要集中智慧构建以建设为核心、面向未来、更具道义感召力和思想穿透力的话语体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2.2 国际和国内背景

其一是“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以及观念上的束缚和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影响, “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和传播语境直接导致了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显得微弱。最新的调查显示, 当代国际受众借助于西方媒体了解中国的信息获取率高达68%, 仅有22%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这种源于“他塑”而非“自塑”的中国形象,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定意义上造成了“中国性”的缺席和“西方性”的附着。其二是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滞后, 原创概念不多。与中国道路的丰富实践相比, 当前话语体系建设相对滞后, 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明显不足。因此, 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打破西方话语体系的垄断和控制, 形成独立的话语体系, 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得以真实呈现, 这是我们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应肩负的历史重任。

3 依托医学院校的优势构建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3.1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内涵解读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内在统一。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实质内容和内核, 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则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表达方式和表述形式。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正是在两者双向互动基础上形成发展而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理论学术观点的创新, 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内容;二是理论学术观点表达方式、表述形式的创新, 即话语体系, 包括概念、范畴、表述及其话语方式的创新, 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形式[4]。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 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 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决策研究中不断提升医学院校主流话语体系的表达水平和表达能力。

3.2 构建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路径选择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积极推进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必须从战略使命、战略阶段、战略重点以及战略举措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首先要明确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使命。医学院校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力量, 第一是基于其服务社会功能的外源性需求, 是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和解读好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梦;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医学院校自身发展的内源性需要, 因而在实践操作层面, 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要秉承政治性、思想性和学术性兼容并包的原则, 充分发挥其方向引领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构建起具有医学院校特色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第二要明确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阶段。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 必须顺应医学药学理论发展、中医院校的实力发展以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发展的阶段化要求, 立足医药领域发展的前沿问题, 深入研究回答上述领域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第三要明确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战略重点。完整的医学是由医学科技和医学人文所组成的科学体系, 这决定了医学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所拥有的思想启蒙、方向保证、精神激励以及决策保障功能。哲学社会科学的这些重大作用决定了医学院校人文社会科学承担着三重使命:参与科学决策、构建现代人文社会医学和培育医学人文精神。医学院校在构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过程中, 必须始终围绕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塑造这个核心内容, 建构医学人文教育理念, 彰显医学人文魅力;以医学人文精神这个主旋律, 引领特色鲜明的医学人文教育模式的构建, 引领医学人才的培养, 塑造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创新和分析批判精神、团队合作精神以及表达、沟通能力等, 凸显医学人文精神特有的文化影响力。

3.3 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要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

深化医学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 推进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创新, 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第一要解决好核心概念与概念体系的关系。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创新, 必须重视和创造与核心概念相应的学术概念体系。核心概念是位于学科中心的概念性知识, 包括对重要概念、原理、理论等的基本理解和解释, 这些内容能够展现当代学科图景, 是学科结构的主干部分[5]。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提炼并形成一系列核心概念体系, 进而对社会重大问题、现象、关系做出科学系统地理论阐释, 进而跃升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主流思想观点和话语体系。第二要处理好真理性与价值性、目的性与规律性的内在统一。从科学属性的层面理解, 哲学社会科学具有真理性与价值性的双重属性, 是建立在一定知识基础上的价值体系。目前我们的大学往往取其科学性的一面而大力发展, 我们的评价也往往大力提倡哲学社会科学的自身繁荣而忽略了其价值性的一面。大学的主旋律应是育人而非制器, 是培养高级人才而非制造高档器材[6]。今天的许多大学的培养目标亦能看出“制器”已成为大学的主要目标。因此, 从哲学社会科学价值性与科学性兼备的特征出发, 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增强学术影响力, 建设好校园学术讲堂、学术文化和学术信息传媒这3大载体, 建立起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发展与加强育人功能促进两翼的协同育人理念和模式。第三要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思维转换。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必须从思维的内容、思维的方式和思维的话语等方面, 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思维转换。从思维内容的转换来说, 既要立足于广阔的国际视野来深入研究中国问题, 又要基于中国立场研究世界大势。从思维方式的转换来看, 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 既注重思维的独立性, 形成中国对世界问题的独立见解, 又要具有全球性的开放思维, 阐释和回答改革开放过程中带有全局性和规律性的问题, 消除困惑和误解, 加深世界对中国发展的广泛认同。从思维话语的转换来看, 要努力做到“中国话”和“世界语”的相互联系和转换, 把本土语言翻译成国际化的语言, 把国际化的语言融通于本土语言, 寻求特殊与普遍的价值联结。

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构建, 必须立足于自身内源性发展的需要, 积极借鉴各方面的优势, 整合各方力量, 本着严谨、认真、谦逊面向现实和中国问题的学术态度, 不断强化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价值的认识。直面中国自身发展的奇迹, 深刻而系统地阐释中国道路成功的理论奥妙和思想力量。惟其如此, 才能真正有效地推动我国医学院校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建设和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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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雒树刚.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N].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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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颖芝.刘恩山.核心概念在理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记忆事实向理解概念的转变[J].教育学报, 2010, (1) :57-61.

话语体系 篇10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话语体系,话语转换

近年来，困扰着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的问题之一就是教学实效性问题。在形势与政策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症结很大程度上在于传统的话语体系无法适应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因此，如何改变“想教并非想学”的尴尬，如何改变“所教不合所学”的窘境，如何“改变结论重于过程”错位，这是摆在形势与政策教师面前的任务，也是形势与政策教育创新话语体系的必要性所在。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话语体系的界定及内涵

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话语体系构成要素主要包括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话语主体、话语客体、话语内容、话语方式、话语语境等五个方面。通俗地说，就是“谁在说”、“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何种语境下说”的问题。其中，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是核心内容，也是能否引起学生共鸣的关键所在。从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角度而言，以当前社会的热点、大学生的兴奋点作为契合点切入，理性地进行价值表达及思想传播，培养大学生正确认识到国家绝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大学生自我定位的参照，理性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使个人的发展努力融于国家、社会的发展之中，由此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这是创新话语体系重要意义所在。

二、创新认识形势与政策教育话语体系中的话语主体及话语客体

在形势与政策人才培养过程中，面临的话语客体主要是“90后”大学生。“90后”大学生拥有非常突出的群体特征，如较强的独立意识、个性张扬自信、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吸收能力及利用能力非常强等等。尤其是在信息的获知方面，他们能够很快获取国内、国际上的前沿信息、动态，也可以迅速地接触西方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在纷繁复杂的价值理念及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大学生的价值标准、行为选择皆出现多样化趋势。必须看到一点，那就是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虽然给学生们提供了非常便利信息通道，但是却很少能接触到有高度、有深度地解读，由此导致学生容易迷失在海量信息中，使得诸多问题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由此可见，话语主体对话语客体方向性的引导至关重要，对学生来说，碎片化的信息需要升华为一种整体的认知。

当代大学生的这种群体性特征，也向形势与政策教师———课堂的话语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教学实效性，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以适应新时代大学生的要求，必须在形势与政策课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上下工夫。传统的课堂模式中，教师垄断知识的“信息不对称的模式”早已被打破。目前，形势与政策课学科综合性强与教师专业背景相对单一、教师个体知识的有限性与学生群体信息涉猎的广泛性之间的矛盾是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作为课堂话语主体的教师，如何能够将学生们头脑中的碎片化的信息变为整体认知、如何将知识的堆积变为思维提高、如何将简单的评判提升为甄别能力。这些都向形势与政策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高要求。在其过程中，最为核心就是话语主体与话语之间的“脑门”通道是通畅的，不是梗阻的。在师生之间是有沟通默契的，这就要求话语主体对于话语客体客体来说，话语主体的话语内容是学生感兴趣的，话语方式是学生喜欢的方式。

三、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话语内容、话语方式的创新

（一）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话语内容的创新

形势与政策教育的话语内容涵盖广泛，既包含稳定的形势与政策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重大方针政策、国情国策等，也包括即时的内容，即当前的形势、政策及社会热点问题等。因此，必须把握形势与政策话语内容的张力，既要保持当前的形势、政策、社会热点问题的动态性、即时性，又能够透过问题表象去深度阐释其背后的理论、政策等，保证课程的深度和高度。这也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本身的要求。

形势与政策课的话语内容非常丰富，其中大国话语、自信话语尤为关键。大国话语是以战略性思维来描述国际国内大势、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话语。大国话语，既包含中国立场，也包含国际视野，也是中国特色外交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等多维度及国内、双边、地区、全球多层面。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的话语主体要善于在课堂上运用大国话语来阐释大国道路和价值观念，传播大国形象和声音，并切实回应外界对于中国国家形象、能力责任、发展前景的质疑、猜测、挑战。运用大国话语，使大学生的认知由“碎片化”走向系统化，并能深刻理解党和国家政策方针，并能够站在一定的战略高度去分析和处理问题，进而把对形势与政策的认识统一到党和国家的科学判断和正确决策上来。

另外，自信话语在形势与政策的话语内容中的分量也是非常重的。自信话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的自信话语,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信念和意志的表达。从国内层面看，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高人民的福祉。从国际上看，中国坚定不移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遏制霸权主义，伸张国际正义，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合作共赢的重要力量。

通过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话语内容的深刻拿捏把握，努力在“90后”大学生身上培养起战略性思维、全局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信心。引导90后大学生关注国家前途和命运，深刻体悟“即将踏入社会的我之于中国，中国之于我都是必不可少的”；引导学生建立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认同及互赖关系，这也是高校“形势与政策”人才培养的关键所在。

（二）形势与政策教育话语表达方式的创新

在形势与政策课授课教学过程中，被学生们欢迎的话语表达方式是话语体系创新的关键所在。如果教师的话语表达方式，并不是学生们喜欢的方式，那么话语内容实质上就等于失去了传播通道，更不要提与学生们产生共鸣了。

那么，在形势与政策的话语表达方式中尤为重要的是，在课堂上话语主体的话语表达方式是贴近学生、贴近生活的。有时，可能只需要加几个年轻人常用的时尚话语，就可能在课堂上得到极好的效果，并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这些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素材，绝不是简单地讲故事、聊八卦、看视频，而是按照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体系主题进行设计、创造、创新、凝练、升华，从而使所用案例、素材具有鲜明的价值导向和理论光华。这就要求形势与政策的教师不但要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也要去了解和体味不同的生活方式，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了解和体会多样化的生活。最终，将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结合起来，不断提高自己思维转换和话语转换能力，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形势与政策课话语表达方式还应该体现一种思维的圆融，即多视角、多层次的思考问题，掌握辩证法，让自己的思维更加辩证、更加灵活、更加自由。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而言，话语本身不是目的，通过话语来表达和传递思想才是目的所在。话语是思想的形式，是思想传播的途径。因此，最为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搞通，把党的大政方针搞透。思想的通透、理论的会通，这是形势与政策教师的必备能力，只有具备如此能力，才能在话语表达及转换上有更好的表现和效果。在教师的思维高度、深度不断提升引领的过程中，培养学生形成思维自觉性。这种思维自觉性会练就学生透视事物的“慧眼”，使其拥有甄别标准、甄别能力，无论面对何种信息迷雾，都不会迷失方向、忘记初心。

总之，形势与政策的教师要成为一名真正的审视者、反思者、继承者，且行且思，使每一堂形势与政策课，都具备易懂的语言、喜欢的方式、鲜活的事例、透彻的说理，做到因时而进、因势而异。惟有如此，形势与政策的话语体系才能有血有肉、形神兼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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