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经济结构

空间经济结构（精选十篇）

空间经济结构 篇1

关键词：区域,空间,区域的空间结构,城镇空间结构,川渝经济区

一、区域与空间

空间, 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中心事物而言的一个场所。在这里, 空间指的是经济的空间, 它具体表现为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间, 表现为地壳表面的一部分, 它是物质存在的载体。空间是一个三维结构, 具有非均质性、差异性和内聚性的基本特点, 同时, 空间的形成还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现实的可塑性。

区域, 相对于空间来理解, 是一种具体化的特殊化的空间。从本质上来说, 区域的内涵应小于空间的概念, 区域是特殊化了的空间。在理论上, 我们研究的区域是对现实真实区域的抽象, 主要表现为区域是引入了人及其关联要素的活动的一个地域空间。区域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内在结构紧密性、相对稳定性和动态性的特点。

由此, 我们可以对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区域下这样一个定义:区域是一个内在特性相似、内部结构相对稳定, 而又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

二、区域的空间结构

区域, 就象一个生物体一样,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这种整体结构性, 正是区域经济在现实中运动和发展的依托。如果我们要分析一个区域的经济体系, 试图了解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就必须分析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所有的主要结构。其中, 包括区域的产业结构、区域的空间结构、区域的运输结构、区域的投资结构、区域的技术结构、区域的外贸结构、区域的消费结构, 等等。

我们这里所说的空间结构, 一般是空间的经济结构, 指经济区域内各经济单元的相互关系。我国著名空间结构理论学者陆大道对空间结构是这样下定义的:“空间结构是指社会经济客体在空间中相互作用及所形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值得注意的是, 把握空间结构既要分析空间内各种要素的系统性和相互关联性, 同时, 更要强调要素的动态性, 因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各要素之间的关系, 包括其位置关系, 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因此, 空间结构也是一个三维概念。

从大量的区域开发与区域发展案例中可以得出, 区域的空间结构反映了区域发展的本质, 它从空间分布和空间组织的角度来考察和分析区域发展的状态。要判断一个经济区的发展是否健康, 区内各组织是否协调有序, 与区外的关系是否紧密, 以及资源的利用是否处于最佳的状态, 等等, 都要进行区域的空间结构研究。在分析区域空间结构的实践中, 我们需要考虑的除了运费、地租、集聚这三个基本因素外, 还包括资源分布、气候与地形、社会结构、历史特点等, 而且除了市场调节外, 还涉及到政府的政策、方针、制度的制订与实施。

在这里, 通过对区域的空间结构的研究, 主要是要达到以下主要的具体目标:第一, 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所处阶段, 因为不同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经济空间结构有不同的特征;第二, 揭示区域经济空间分布特征、集聚与分散的关系及其效益;第三, 预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状态的演变趋势;第四, 根据空间结构演变规律和实际趋势, 对具体区域空间结构提出调整方向及实施此种方向调整的途径。

三、区域的城镇空间结构

从总体上来说, 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都是以节点、轴线和域面这三种空间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 节点通常指的是一个经济中心, 一个具有极化作用的经济中心。具体的说, 节点的作用表现出来就是不同的城市功能。而由节点与节点共同组成的空间系统也就是这里我们所说的城镇系统, 即城镇体系。城镇体系是区域空间结构的重要方面, 从来就是区域规划者重视的问题。而从70年代中期开始, 我国学术界也对此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城镇空间结构体系表现为城镇的地域分布、排列及其组合状况, 其中主要包括全国性的城镇地域分布状态和各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地域分布状态。而城镇空间分布一旦形成, 将会对区域发展如城乡空间布局、土地利用、建筑景观、社会生态、居民生活方式等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并进而影响到政府决策与城镇、区域规划。

按照张敦富教授的观点, 他认为城镇在空间上聚集以至形成城镇带, 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渐推进的过程,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人口和产业不断向中心城镇集中;第二阶段, 中心城镇的向心力相对减弱, 开始出现卫星城镇;第三阶段, 城镇规模继续扩大, 出现城镇群和区域性城镇带。借鉴这一思路, 我们在进行区域城镇体系的空间布局实践时, 通常考虑的是一下三种布局模式:

1、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增长极的布局模式。

城镇具有高度的聚集性, 是区域人口、经济、信息、技术、金融集中地, 具有较强的极化作用, 即以其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和优越的条件将周围区域的经济发展潜力吸引过来;城镇还具有辐射功能, 必然会产生扩散作用, 即对周围地区提供市场、提供经济技术支援以及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增长极带动区域整体发展, 从而形成了规模有序、有机联系的城镇空间布局体系。这种布局模式具体表现为有区域特色的城镇圈或城镇群。

2、城市发展轴的布局模式。

一般的发展轴主要是指两个大的中心城市带动交通线上的若干中心城镇的发展。这条轴线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集聚作用, 通过其影响范围内的客体带动区域的发展。通常情况下, 该轴线是交通干线、能源输送线、水源及通讯干线等线状基础设施经过、周围又有经济实力和开发潜力的地带, 可以分为海岸发展轴、大河河岸发展轴、铁路干线沿线发展轴和复合型发展轴。这种布局模式具体表现为轴线及其附近地区若干不同级别的中心城镇联结起来的经济密集带。

3、城市网络布局模式。

发展轴进一步演化从而形成一个由若干发展轴联合起来的网络, 这种网络布局的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更强。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扩大了的“点”或点的集合, 是最高程度的空间集聚形式。对于网络所在的区域来说, 意味着增长结果的分散化和增长极点的分散化, 而对于更大的区域来说, 则将整个网络区域视为一个巨大的增长极。简单的说, 它是节点、轴线和域面三种空间形式的结合。这种布局模式具体表现为有强大经济实力、人口密集的经济区。

四、川渝经济区城镇空间结构分析研究

川渝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中国家重点建设的长江上游经济带的主体, 是西部三大经济带 (区) 中西北西陇海兰新经济带、西南南贵昆经济区的重要衔接区和战略接替区, 在中国西部地区及长江流域开发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地位。

川渝经济区位于长江上游, 西部最大的两个中心城市 (重庆和成都) 也都集中在此, 是我国西部经济的重心所在。成都作为西部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之一, 是西南地区的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讯枢纽;重庆作为西部地区惟一的直辖市, 是长江上游最大的中心城市和集水路空运输方式为一体的交通枢纽和内河口岸。除了长江黄金水道外, 以成渝、内宜、成乐、成绵、成南、成雅高速公路等为骨架的公路交通网已初步形成, 以成渝、成昆、宝成、襄渝、渝怀、川黔铁路为骨架的铁路交通网也已基本建成, 再加上较为发达的航空线路, 川渝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十分突出, 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中之重。由于解放后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政策和战略扶植, 目前川渝地区在地域上自东向西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重化工业体系、以成都为中心的轻纺工业体系, 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以重庆、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 以重庆和川南 (宜宾、泸州、自贡) 为中心的化工、机械工业基地, 以成都、绵阳为中心的电子工业基地、以德阳为中心的装备制造工业基地, 以及以成都、泸州、宜宾为中心的食品饮料工业基地。

从总体上来看, 川渝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不高, 城市分布极不平衡, 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区、重庆都市区和主要交通线上, 形成了三个相对集中的城市密集区。其中, 有11个城市 (包括一个特大城市、4个中等城市) 集中在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上, 而该平原的面积不过1万平方公里左右;有7个城市 (包括一个特大城市和1个中等城市) 分布在以重庆为圆心、半径为100公里的范围内;有7个城市 (包括4个中等城市) 分布在以自贡为中心的川南地区。其余地区城市比较稀少, 经济也相对落后。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的制约, 川渝地区大多数地区城市发展缓慢, 没有形成具有聚集效应的城镇体系。除了重庆、成都、攀枝花、绵阳、乐山、泸州、宜宾、自贡、内江、雅安等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发展相对较快之外, 大多数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中心城市尤其是农村小城镇发展程度很低, 而且城市发展网络密度不高, 经济社会联系不强。这严重制约了川渝地区空间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削弱了川渝经济区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重地的带头作用, 从而影响到全国经济发展的进程。

针对川渝经济区城镇空间结构的现状及问题, 如何认识和把握重庆、成都两个经济龙头的作用,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布局, 成为越来越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参考点轴开发理论, 首先要充分依托重庆和成都两大中心城市, 大幅度加快川渝中心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 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与优化上, 放在提高城市质量、经济总量和现代化水平上, 通过配套的市场体制建设, 完善服务功能, 创造体制优势, 发挥其经济、技术、人才优势, 带动川渝其他地区的发展;在依托两市的同时, 要重点抓好宝成——成昆铁路沿线和成渝高速公里沿线的发展, 以此为发展轴, 向四周扩散, 积极发展大中城市, 加快发展农村小城镇, 促进周围地区的协调发展, 最终形成以重庆、成都、攀枝花、绵阳、乐山、自贡、雅安、宜宾、泸州、德阳等中心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核心、中小城市为主体、小城镇为基础结构合理、分布均衡、功能互补、联系密切的川渝城市网络体系。

参考文献

[1]张敦富, 《区域经济学原理》,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1998

[2]陆大道, 《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 科学出版社, 1999

[3]吴传钧, 《中国经济地理》, 科学出版社, 1998

[4]孙久文, 《区域经济规划》, 商务印书馆, 2004

空间柔性结构的变结构控制器设计 篇2

空间柔性结构的变结构控制器设计

对于一类由中心刚体和挠性臂构成的.空间柔性结构,采用变结构控制理论设计了空间柔性结构控制器,并证明了闭环系统的稳定性.所设计的控制律可在控制柔性结构位置的同时有效抑制其高频振动,仿真结果验证了所提出方法的有效性.

作 者：万海轶 作者单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七研究室,北京,100083刊 名：科技创新导报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年，卷(期)：“”(10)分类号：V24关键词：空间柔性结构 振动控制 变结构控制 稳定性分析

上海的发展空间在于经济结构转型 篇3

从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建设“两个中心”的意见，到浦东、南汇两区合并，再到发布九大高新技术产业化意见，一季度以来连续出台的战略性经济政策，扩大了人们对上海未来发展的想象空间。大家期待着，即将召开的九届市委八次全会进一步明确上海的经济发展方向和路径——从GDP一度低迷的态势中突围，更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去年年末，上海将2009年的工作中心和重点确定为“四个确保”，“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位列第一。但今年第一季度的情况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构成了严峻挑战。来自上海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海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3.1％，大约相当于全国的一半——国家统计局报告，第一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6.1％。

并非上海对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估计不足。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帮企业、保增长”屡屡成为上海高层领导在各个场合强调的关键词，各区县和相关职能部门也都抓紧出台落实相关政策，抓项目到位、通融资渠道、提行政效率，全力招商、安商，稳商。这些努力，稳定住了企业的情绪，但经济重新活跃，还受制于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其中之一，是上海经济的外向程度较高。目前，上海的外贸依存度超过16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而统计数据显示，受金融危机影响，上海第一季度出口和进口总额都出现了两位数负增长，前者负增长超过20％，后者负增长达32.1％。

重量级利好坚定突围决心

艰难的开局中，上海经济走向的战略性突破更具意义。

今年3月16日，市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全国“两会”精神，“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是会议的一大重点。其实，“转型”对上海来说并不是新名词，在国内很多城市的经济结构还是“二三一”的时候，上海已经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布局；较早地进入经济转型期，让上海首先遇到了其他地方没有遇到的问题。然而，知易行难，怎么转型在过去数年一直困扰着上海。

3月25日，国务院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简称《意见》)，确立了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的战略目标。对于身处金融危机压力之下的上海来说，这无疑是坚定突围决心的重量级利好。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意见》在税收制度方面释放出了一定空间，不但对制约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一大政策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而且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中央对上海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解难题，以改革建制度，为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体制环境的期望。

第二季度展开强有力突破

2009年的第二季度，上海展开了强有力的突破。

5月初，南汇、浦东两区合并得到国务院批准，浦东新区幅员由原先532.75平方公里增至1210.41平方公里，是原来的两倍多。更令人关注的是，新浦东在原先的陆家嘴、外高桥、金桥、张江四大国家级开发区之外，又拥有了洋山保税港区、临港新城等国家重要产业集聚区——金融、航运，贸易等重大要素资源的聚集，为上海“两个中心”建设设置了核心动力区。

5月底，上海先进制造业的突破方向也得到确立。在《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实施意见》中，上海列出了新能源、民航制造、先进装备、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汽车、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九大产业，提出了在2012年把这九大产业的产值提高到1.1万亿元的目标，而眼下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总产值大约为6500亿元。需要强调的是，除了现实的经济效益之外，上海还希望通过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带动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抢占高端，带动先进制造业走工业化和信息化“两化融合”之路，带动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成长。

自上而下酝酿出突破勇气

政策上的创新，空间上的布局，产业上的谋划，令上海自上而下酝酿出突破的勇气。

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动把央企“拉”进了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队伍。他们通过召开服务央企情况通报会、形势与政策介绍会等形式和上门走访、答疑解惑等服务手段，推介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九大重点产业和项目指南；

结合上海新的经济战略，本地国资国企的整合重組进程也在加快。其中，申能集团在推进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项目投资开发的同时，开始谋划建立项目开发的盈利模式；上海电气打破传统管理，展开了美国GE航空S-1000，S400，英国罗·罗SABRE等生产许可证等认证，计划全面进入国际国内航空领域；

区县的活力同样被激发出来了。承接了新能源产业发展任务的奉贤，确立了到2012年新能源制造业产值达150亿元、占全市新能源制造业总产值30％以上的目标，与此相匹配，土地，资金和人才政策目前都已到位；而刚刚在空间储备和要素集聚上都获得了巨大支持的浦东，行动更为迅速，有关支持金融机构发展，促进股权投资企业发展、推进总部经济和服务外包发展的各项实施意见目前都已出台，有关航运服务业的扶持政策和促进国际贸易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的办法，距离实施也只有一步之遥……

空间经济结构 篇4

城市空间结构包括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和城市外部空间结构, 其中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主要寻求城市功能和城市形态的完善, 城市外部空间结构主要寻求地区之间城市关于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合作。在城市竞争已经成为地区竞争的标志的背景下, 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目前地区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抓手。对于国内外发展形势进行分析, 在调整城市空间结构过程中, 不光要调整内部结构, 还要注重外部结构的调整。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外部空间结构协调进行调整已经是任何城市在发展中必要的选择路径。根据城市化发展规律, 30%~70%是一个城市化快速推进的时期, 其中50%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30%~50%是城市化加速推进的时期, 50%~70%是城市化减速推进的时期。按照这一规律来看, 我国已经超过50%这个转折点, 这就意味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 中国的城市建设将由过去的加速推进转变为减速推进;应该说快速的城市建设, 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持久动力, 但与此同时,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经济的发展, 城市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出现各种矛盾。城市空间无序开发、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公共服务建设滞后于城市建设, 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等, 这些矛盾与问题严重制约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 城市外部空间环境迫使城市进行区域合作。为了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 作为单体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资源优势会不断丧失, 要主动寻求与周边城市的区域合作, 形成错位发展, 其中城市综合竞争力中的指标涉及很多方面, 外部竞争力也是一个方面。因此, 基于理论与现实的要求, 对于任何一个城市, 在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 除了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之外, 还要进行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

2 丹东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历程分析

2.1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调整——从紧凑式走向组团式

随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建设和谐社会, 区域合作日益加强、全球化不断推进, 丹东城市空间发展进入加速扩张时期。由于自身条件的影响, 丹东城市历史扩展过程中比较紧凑, 土地利用效率较高。随着各大项目的不断推进, 未来仍然需要土地指标做支撑, 而丹东可利用的土地指标有限, 因此, 在发展过程中需要转变发展方式, 要求丹东在未来发展中, 空间布局要集约化, 要提高每寸土地的投资回报率。城市空间的调整从之前的紧凑式发展转变为组团式发展, 因此, 丹东市规划主要分为四大组团:一是丹东新区组团。该组团是未来丹东重点发展的组团, 主要划分为五大园区, 分别为口岸物流园区、商贸服务业园区、仪器仪表园区、环保产业园区、振兴产业园区, 目前发展比较成熟的产业是仪器仪表、依托港口的现代物流业等, 未来新区组团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承接丹东老城区的产业与人口转移。二是东港组团。该组团依托港口发展临港产业, 形成临港产业体系, 主要划分为再生资源循环纺织园、装备制造园、临港产业园等, 重点发展的产业主要是装备制造、再生资源利用产业。三是前阳组团。主要划分为现代物流产业园、纺织工业园区、县区项目示范区、装备制造工业园等, 重点发展的产业是纺织服装, 在丹东市所占比重较大, 是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集散地。四是大孤山组团。主要划分为港口核心区、新型能源产业区、精密铸造园等, 重点发展海洋红港区, 依托港口优势发展临港产业以及精密铸造产业等, 其中海洋红港口成为丹东未来新的东北东部澄海通道, 发展的潜力很大。组团之间通过绿化和廊道体系分隔, 规划出三湾, 进而实现了沿江沿海整体城市功能的优化。

2.2 城市外部空间结构调整——从圈层蔓延走向轴向拓展

丹东的地理位置是“三沿” (沿边、沿江、沿海) , 如何将“三沿”区位价值转化为“两带”经济优势, 是各届领导关注的问题, 不管是辽宁沿海经济带还是东北东部经济带, 主要的是寻求区域合作, 重点发展沿江沿海经济带, 这是丹东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为此, 在丹东市委十届八次全会中提出一个战略举措是“西进东联”战略, 进而提高丹东的对外开放水平, 做大丹东的经济总量。应该说西进东联战略是顺应世界发展规律, 也是适应丹东发展的需求。通过合作的力量把自己做大做强, 进而加强与周边区域的经济合作。除了与大连、与东部城市合作之外, 还需要向北拓展, 因此, 丹东规划出三个经济区。以丹东市区、东港市区为核心, 包括五龙背、楼房、虎山、九连城、金山镇、同兴、前阳、汤池在内, 形成南部经济区的核心区。这一地区生产、生活、生态紧密联系, 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产业及结构升级, 规划人口规模百万以上的带形城市, 成为第二、第三产业发达, 功能完善, 门类齐全, 分工协作的都市经济发展区。北部经济区包括以凤城为核心的市域乡镇。这一地区今后要以加强资源深度开发为重点, 发展煤炭、建材、机械等地方性工业的同时, 发展板栗、山楂、柞蚕、中药材、烟草等农业经济作物, 走工、农协调发展之路。东部经济区是以宽甸县属区域为范围 (不包括虎山镇) 。这一地区今后发展要充分利用生态环境和矿产资源优势, 发展硼石开采与加工为重点的硼化工业的及菱镁石、理石、石灰石开采加工的建材工业, 水电业, 旅游业, 形成东部特色产业区。

3 丹东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

3.1 首先要理念新:一切为了市民的幸福生活

顶层设计固然重要, 理念也重要。人们常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政策的设计, 应该是要从实际出发的, 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作为指导的话, 政策的设计很有可能是零散的, 各项政策之间是相互重复的。在建设大气秀美新丹东, 实施生态立市战略的过程中, 要有科学准确的城市发展理念做支撑。对于目前丹东的发展现状, 不管是建设外在的“大气”, 还是内在的“秀美”, 未来丹东拉大城市空间, 做大城市骨架的过程中, 要充分考虑市民的幸福感, 只有将市民的幸福福祉与空间调整紧密联系, 才能更好地建设生态宜居的城市。

3.2 关键是内涵新:港城一体化重点推进

依托港口发展城市是世界各个港口城市发展中总结的规律, 港口和城市在发展中是一个共同体,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城市为港口提供腹地需求, 港口为城市提供产业支撑, 所以任何一个港口城市不能剥离港口而发展。丹东港在城市空间调整中非常重要, 近几年丹东港口发展迅速, 带动丹东产业高度集聚, 临港产业发展成为集群, 使得城市空间向港口扩展, 城市沿江沿海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上是普遍规律, 因此, 充分利用港口资源, 发展临港产业是丹东未来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

3.3 重心是产业新:现代产业引领产业体系高端化

没有产业的城市就没有灵魂, 城市空间调整离不开产业支撑。目前, 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 丹东的工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同时工业结构得到了不断的调整, 呈现“两低一高”的特征, 分别是第一产业高于辽宁省平均水平, 第二、三产业低于辽宁省平均水平。因此, 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要从产业结构进行调整, 对于丹东的产业体系来讲, 产业要转型, “转什么”、“往哪里转”、“怎么转”?本文认为丹东产业转型要紧扣产业核心竞争力这个关键要素, 促进产业合理转型与城市内外部空间结构调整紧密结合, 进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 比如现代化农业、现代物流业、养老产业、休闲旅游产业等产业体系, 进而为建设大气秀美新丹东提供完善的经济基础。

3.4 根本保障是制度新:区域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各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 都是盯着国家项目不放, 但是, 在开展区域合作方面, 很多相邻地区是竞争对手, 不是合作伙伴, 甚至在与周边城市开展区域合作方面存在相互排斥和恶性竞争等问题。因此, 丹东未来发展中要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 重视开展多层次的国内区域合作, 比如:与辽宁省内其他地区的有机联动;与东北其他省区的协同互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深合作。

参考文献

[1]许彦曦, 陈凤, 濮励杰.城市空间扩展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研究进展[J].经济地理, 2007 (3) .

[2]许学强, 周一星, 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空间经济结构 篇5

[摘要]多中心城市区域是当代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也是区域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多中心区域空间结构的研判也是制定适宜区域政策的前提，是推动多中心城市区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利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各城市2013年、2008年、2003年的统计年鉴数据，以县（区）行政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辅以城市行政空间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测算蓝色经济区最近10年的空间组织格局演变过程。研究发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经历了从“核心-边缘”特征明显的单中心模式到“多中心”结构特征的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其空间发展的“去单核化”和“多中心性”特征较明显。

[关键词]主成分分析；多中心空间结构；格局演变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5）02-0008-06

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以多中心城市区域为代表的城市群体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高度城市化地区的重要特征和普遍现象，目前关于多中心城市区域的研究也已成为西方城市和区域规划空间研究的一大热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推动着城市间跨界联系的不断强化，城市功能在城市边界地带、新兴交通站点和城市新区等地点集聚，从而带来城市功能的跨界重组，形成若隐若现的功能节点网络，重塑了各城市区域空间结构。随着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多中心城市区域内部城镇被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电信电缆所传输的密集的人流和信息流——“流动空间”——连接起来。各类资源要素在全球和地区尺度上快速流动，推动着不同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技术流交互作用，进而形成城市网络。在城市网络中，主导的空间形式由之前的地方空间变为流动空间。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运作的社会架构、通信技术发展推动不相邻的节点间的物质流动，形成网络组织。城市区域则可以被看做是社会空间流动过程。

多中心城市区域最显著的特征是其形态与功能的多中心性，前者主要是指不同规模、相对独立的城镇或城市组团的区域分布状态，后者强调构成城市区域的各个节点之间显著存在的功能性联系。同时，越来越多跨越区域界限、超越单一政府权限的跨域事务的产生迫使区域空间治理模式产生了变革，形成了“多中心-多层次”的区域治理格局。国内对城市区域多中心结构的定量测度研究龅括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多中心两个层面，前者的研究普遍基于人口、GDP等社会经济指标的静态的城市属性数据的分析比较；后者主要借鉴西方相关领域的分析模型和指标，包括连锁网络模型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同时，城市间多中心和多层次的空间治理与空间政策研究成为重要议题。国内对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城市区域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定量测度研究才刚起步，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研究尚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如黄蕊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对浙中城市群所做的空间组织特征演变分析；高友才选取10项指标对中原经济区展开多中心多层次的城镇网络构建研究；张志斌等以人口统计数据为基础，对兰州市人口空间结构演变格局及调控路径展开分析；邱灵对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结构演化机理展开研究；朱政等对珠三角多中心结构及影响进行分析。有关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相关分析，胡宇娜等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蓝色经济区的旅游产业竞争力展开分析；张建伟等综合运用20个指标对蓝色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展开实证分析；苏杰等专门针对蓝色经济区的物流能力展开主成分分析。本文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2012年、2007年和2002年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研究设计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逐渐成为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主流形态，也是现代城市研究的新方面。山东半岛是环渤海地区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结合部、黄河流域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发展基础良好，在促进黄海和渤海科学开发、深化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提升我国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山东地区先后出台实施了“一群三圈”的区域空间发展结构（2003年）、“一体两翼”的区域发展战略（2007年）、《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2009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2011年）和《山东省城镇化发展纲要（2012-2020年）》（2012年），整个山东正在从联系松散的城市体系向相互作用有序发展的区域转型升级。本文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研究单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方法，具体测度蓝色经济区的空间组织格局状况。

（一）研究区域与单元

根据《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经济区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市的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海域面积15.95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6.4万平方公里。为了更加详细地表征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区域内部城镇节点的功能状态，选择县（区）作为研究单元。根据研究需要，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规划中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及滨州市的滨城区、惠民县、阳信县、博兴县和邹平县，共7个城市空间单元和56个县（区）空间单元。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研究过程中使用SPSS19.0和ARCGIS10软件作为数据分析和空间可视化的技术支持工具。定量研究中所采用的指标数据源于《山东省统计年鉴》（2013年，2008年，2003年）。在指标的选择上，本着科学性、权威性和可获取性的原则，从经济指标、人口社会指标、商品活跃指标方面选取了GDP、工业总产值、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末总人口、人口密度和社会零售品消费额8个具体指标（见表1）。根据选定的指标值对每一年份每个空间单元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及聚类分析，以此分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12年、2007年和2002年3年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

在主成分分析中根据各主成分解释方差占原始指标变量方差的比重，运用公式（1）计算各主成分的权重；同时结合各主成分的得分，运用公式（2）算出各空间单元的综合得分。

Fi=Ci/∑Ci （1）

Sj=T（Sij×Fi） （2）

其中，Fi为各主成分的权重系数，Ci代表各主成分的贡献率，Sij代表空间单元j在主成分Fi上的得允Sj代表空间单元j的综合得分。

（三）评价过程

在2012年、2007年和2002年3个时间点上，用SPSS统计软件对每个年份每个空间单元的8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城市和县区两个空间单元分别处理），接着计算标准化处理后的各指标的相关系数，得到相关系数矩阵，然后求出相关系数矩阵对应的特征方程的特征值及其特征向量，最后按特征值由大到小的顺序计算主成分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2）。

分别对2012年、2007年和200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选取前3个能够较为准确地代替原始变量的主成分。各年份提取主成分的载荷矩阵见表3，其中载荷系数代表各主成分解释指标变量方差的程度。

利用SPSS统计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求出能概括各项指标的有效主成允但在城市空间单元上，在对3个年份的数据分析中，每个年份均只能提取出1个有效主成分，它们的贡献率分别为85.71%（2012年）、86.34%（2007年）和80.32%（2002年），3个年份的主成分贡献率都达到了80%以上，能较好地概括出所有指标表达的含义，主成分可以表征为城市综合实力因子。

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多中心空间格局分析

从县（区）和城市两个空间单元上，分析和总结2012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多中心空间格局特征。

（一）县（区）空间单元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多中心空间格局分析

在县（区）空间单元上，可以提取3个有效主成分，它们的贡献率分别为F1：48.22%，F2：19.98%，F3：14.38%，前3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2.58%。由系数矩阵将3个公因子表示为8个指标的线性形式。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377X1+0.151X2+0.841X3+0.789X4+0.618X5+0.747X6+0.816X7+0.869X8

F2=-0.157X1+0.912X2-0.164X3-0.448X4+0.556X5+0.049X6-0.308X7+0.328X8

F3=0.853X1-0.080X2+0.131X3-0.153X4+0.366X5-0.468X6-0.074X7-0.133X8

但单独使用某一公因子并不能对各县（区）单元在整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地位做出综合评价，因此，以各公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变量得分：

F=λ1/（λ1+λ2+λ3）*F1+λ2/（λ1+λ2+λ3）*F2+λ3/（λ1+λ2+λ3）*F3

F1代表经济发展综合实力因子，F2代表人口集聚程度影响因子，F3代表商品活跃影响因子。

根据主成分分析计算的综合得分，对各年份的空间单元进行系统聚类。聚类方法采用最近距离法（Nearest Neighbour），即合并最近的或最相似的两项，用两项最近点的距离代表两项间的距离，项间等间隔距离选择欧式距离平方法（Squared Euclidean Distance）。在得到的聚类结果中，得分较高的空间单元类别表现出更强的中心性，得分较低的空间聚类的中心性则相对较弱。为了分析比较的需要，本文将空间单元划分为6个等级（见表4）。

2012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56个空间单元中，市南区独占鳌头，综合得分最高，且其他空间单元与其有较大差距；其次是黄岛区和即墨市，综合得分也都超过1；烟台的芝罘区、龙口市，威海市的环翠区也都进入空间单元的前10。

总体上来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县区空间单元上的多中心空间格局具有如下特征：

（1）单中心主导模式已经形成。由于经济势差的客观存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空间结构已经形成以青岛市城市核心区为主导的单中心区域空间格局，其他周边城市核心区已不构成对其领导核心地位的挑战。

（2）梯级式次中心功能网络体系基本形成。以青岛市市南区为中心，烟台、威海、潍坊、日照、东营、滨州等地的城市核心区形成阶梯状、层级式中心地体系，各中心地之间频繁强烈的社会经济联系塑造了该区域多中心的功能网络体系。

（3）东西、南北区域差距客观存在，东西差距比南北差距显著。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各县区区域发展差距较为明显，东（胶东三市）、中（潍坊、日照）、西（黄三角二市）差别显著，南（青岛、日照）、中（潍坊）、北（烟台、威海、东营、滨州）社会经济发展相对均衡。

（二）城市空间单元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多中心空间格局分析

在城市空间单元上，由系数矩阵将一个公因子表示为8个指标的线性形式。因子得分函数为：

F1=0.879X1+0.781X2+0.982X3+0.862X4+0.994X5+0.950X6+0.961X7+0.976X8

得到综合因子得分，并求出各城市排序，结果见表5。

采取最近距离法进行城市聚类，可以将7个城市空间单元划分为3个等级，青岛为一级中心，烟台和潍坊为二级中心，潍坊、威海、东营、滨州和日照为三级中心。

总体上来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城市空间单元上的多中心空间格局具有如下特征：

（1）青岛市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地位较为稳固。青岛与周边城市之间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核心-边缘合作关系。

（2）“主-次”核心功能体系初步形成。以青岛市为区域中心，烟台-潍坊为区域次中心，其他城市为区域功能节点的分工协作、互利共赢合作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多中心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一）从“核心-边缘”结构特征显著到“多中心”结构特征的演变

结合各空间单元的得分和聚类分析结果，可以发现2002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市南区和荣成市为一级中心，二级中心仅有3个（见图1），市南区周边地区和荣成市周边地区县（区）等级均呈同心圆模式向外递减，存在大量的6级中心，城市总体等级偏低，发展程度较低，因此，2002年蓝色经济区城市“核心-边缘”特征明显，多中心特征不显著，高等级中心较少，多数县（区）还处于低水平的发展态势。2007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以市南区为一级中心，二级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多达13个（见图1），市南区的区域核心地位下降，被大量相似等级的县（区）所包围，初步显现出多中心结构特征，但是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多中心结构，县（区）发展、经济实力和城际联系都有所欠缺。2012年，虽仍是以市南区为一级核心，但烟台和潍坊地区的县（区）迅速崛起，形成新的增长极，地位也直逼市南区，经济实力、商品市场活跃度和人口聚集度都对市南区初步构成了威胁，威海市县（区）因其高速的发展态势在高等级中心占据了一席之地，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已经初步形成了青岛、烟台、潍坊三大增长级，“多中心”结构特征明显。

（二）经济集聚辐射能力成为影响县（区）等级的重要因素

经济实力是反映县（区）等级进而影响城市群空间组织形态的重要指标。从表2三个主因子在各个年份提取的贡献率可以看出，F1所占比重最大，能最有效地反映空间单元的等级。2000年F1特征值为，2.968，贡献率为42.40%，2007年F1特征值最高，为3.959，贡献率达到了49.49%，2012年F1相较于2007年稍有落后，但仍然是各项主成分中最高的，特征值为3.858，贡献率为48.22%。蓝色经济区内县（区）之间经济发展和实力存在一定差距，青岛的经济核心地位仍然十分明显，青岛市内部县（区）受市南区的辐射带动也高于其他县（区），因此青岛市内部县（区）等级相对较高。区域内部较大的经济差距会对区域结构优化形成障碍，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也会阻碍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因此蓝色经济区在根据自身实际打造第一增长极的同时，理应避免单方面的极化现象，可通过扩散和辐射效用，推动新的城市增长极的出现，提升区域整体经济实力。

（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逐渐形成了“1主2副4次”的多中心空间格局

根据2012年各空间单元的聚类分析结果可以发现，青岛市南区是毋庸置疑的一级中心。受市南区的辐射带动作用，青岛市其他县（区）等级也都较高，烟台和威海的县（区）也都有较多的二三级中心，青岛的经济实力、人口集聚程度以及商品活跃程度都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中居首位，烟台和潍坊稍次之，威海、日照、东营和滨州发展程度相当，紧随其后。结合城市空间单元下的聚类分析结果可以判断，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逐渐形成了青岛1个主中心，烟台、潍坊2个副中心，威海、日照、东营和滨州4个次中心的多中心格局。

（四）青岛一直处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中心地位，多年来未发生变化

从表5可以看出，第1到第7分别是青岛、烟台、潍坊、威海、东营、滨州和日照。虽然在县（区）空间单元上，各个空间单元10年来位次有所变化，但是城市这一层级的综合实力排名并无变化。究其原因，可能是青岛等山东老牌强市对外开放和工业发展较早，有—定的经济基础，从而吸引人口形成集聚效应，促进其持续发展。而其他城市由于社会环境、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经济的相对落后，导致其并没有形成集聚效应，因此经济发展基础和提升速度不及领先城市。

五、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空间组织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分析

（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影响

1970年代以来，全球化使整个世界悄然巨变，原有的国家系统与城市体系发生重构。1990年代后，在信息化、网络化与全球化三股力量推动下，全球经济趋向于一种网络化的结构，城市在网络中成为集散中心。在这个联系网络中，每个城市都承担—定的功能，依据其在网络中的位置和协调控制能力，有着不同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每个城市都可以直接参与全球竞争，在区域整体网络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多个中心也在逐渐形成。目前，青岛在该区域的网络中承担着最重要的核心功能，也拥有着较高的世界城市地位，在其辐射影响以及新的功能需求下，多个次级中心正在崛起。

（二）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

在城市区域的发展过程中，区域性交通网络的建设将对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内，各组团之间通过快速交通（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际快速铁路）连接起来，为增强区域内城市联系提供了强大支持，各类交通网络构成了各层级中心之间的通道。区域交通网络不仅增强了青岛的核心辐射能力，也扩大了烟台、潍坊副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使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城市的辐射功能不断加强。因此，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深刻影响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空间结构。

（三）产业集聚和扩散

全球范围内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是以东北亚区域I生国际城市青岛为龙头，带动山东半岛城市群外向型城市功能整体发展的城市密集区域，是全球城市体系和全球产品生产服务供应链的重要一环。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提出，山东半岛城市群新型城镇化步伐加快，并正在加快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结构的提升和转变。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所拥有的较为先进的区域产业结构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带动着环渤海周边地区的产业集聚和扩散，这为区域空间组织格局的演变，提供了永不枯竭的动力。

六、结论

知识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篇6

自工业革命以后, 城市地域就是人类最具典型性的生存空间。无论是将城市看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聚集的、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还是看成“与大规模人口及独特的组织制度和生活方式相联系的聚合体”;或者是看成“各种经济活动因素在地理上的大规模集中”, 其所具有的空间上的密集性、经济上的非农业性和构成上的异质性这三个基本特征, 却是人们的共识。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正是规模经济规律和聚集经济规律, 决定了城市具有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而如果有什么力量可以直接影响城市地域内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那么, 一定会是城市的空间结构。

在当今知识经济极度发达的条件下, 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 从而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 改变人们对城市地域的传统认识。知识经济, 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是区别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而知识化、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虚拟化、软性化、中空化、知识资本化、可持续化和全球化是其基本特征。

那么, 知识经济是如何影响城市的空间结构演变的呢?从它对于改变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的作用上即可以得出结论。

对规模经济效应的影响

1.通常所说的规模经济, 是指人们根据生产力要素的量态组合方式的发展、变化和规模要求, 通过选择和控制企业或其他经济实体的规模而获得的经济效益。规模经济, 本质上来源于生产力因素的不可分割性和生产的专业化。各种生产力要素都有不可分割的最小的自然单位, 这就产生了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的区别。只有大规模的生产, 才能把一定量的固定成本分摊到大批量的产品中去, 从而使单位产品成本降低, 而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专业化则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 只有达到足够大的经济规模, 才能实行合理的劳动分工, 实现合理的专业化;经济规模愈大, 劳动分工则愈细, 专业化程度也就愈高。就一个限定的地域范围来看, 规模经济的来源还包括集中化和协作化两方面。诸多企业集中一地并进行经济技术协作, 可以节约通讯和运输费用, 可以互相提供生产条件, 取得综合利用原材料的效益和节约仓储、保管等项费用;还可以共同建立并利用生产和生活性基础设施, 共享经济技术信息等等。

2.回顾人类城市发展的历史, 企业基于规模经济的激励而推动城市区域的形成和增长是普遍的现象。 (1) 知识经济可以改变生产力要素不可分的程度, 一定程度上减弱规模经济效应。由于知识在社会生产中的贡献占到了主要地位, 而知识又具有较之其他要素更高的流动性和可分性。体现在生产中, 就是数字化规范的普遍采用和大量成熟的中间产品的出现, 以及信息成本的迅速下降, 导致生产力要素的可分性增加, 传统意义上必须大规模集中生产方有利可图的领域, 分散生产也可以获取利润。 (2) 知识经济可以极大地改变劳动分工的状况, 降低规模经济效应。工业文明产生于对相同劳动的大量专业化的集中, 以机器实现分解了的简单劳动, 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知识经济则会打破对生产集中的依赖, 不但可以继续大大降低简单劳动的成本, 而且可以通过有效降低复杂劳动的组织成本, 使小规模和分散的生产同样可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如果再加上产品在市场上售出的成本, 则可以肯定, 在工业制成品领域, 这种新的非规模经济的优越性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对聚集经济效应的影响

1.聚集经济, 是指“因企业 (或活动) 设址接近另一个企业 (或活动) 而产生的经济活动中的节约成本”。这些节约,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空间集中所产生的规模经济利益。企业、人口的空间集中, 不仅可以节约交易费用, 而且可以产生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 从而降低社会经济活动成本。 (2) 空间集中所产生的大数法则利益。具有异质性的多个行为个体及其活动的空间集聚, 使任何一项活动都会有足够多的个体与之相适应, 从而可以减弱由社会经济活动波动所带来的损失。 (3) 空间集中的互补性利益和信息传送利益。由于上述聚集经济影响, 在一般情况下, 企业和居民为追求潜在的外部利益, 趋向于地理上的集中, 这就是聚集经济效应。正是这一效应, 推动了城市的形成、发展和扩大。

2.在知识经济条件下, 聚集经济效应将趋向减弱。 (1) 从历史阶段上看, 知识经济出现的基础是市场体系已高度发达, 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可以很容易在市场上得到满足。 (2) 从经济成本构成上考虑, 交通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大大下降, 随着合同体系的发达和信用等级观念的普及, 洽谈、缔约等交易费用亦大为降低。另一方面, 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 大大减小了人们交流资讯、达成合意所需的时间和费用, 很多经济行为无需面对面进行, 生产所处的地理位置与其生产目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重要, 以至出现了许多在家办公的人。 (3) 从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考察, 智力劳动已成为生产中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而智力劳动又呈现出两种趋势:原发性智力活动的大规模集聚和应用性智力活动的高度分散。在更广的范围上看, 后者是主要的趋势, 因而也构成对聚集经济的替代。

知识经济条件下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

1.影响。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推动现代城市在空间上发展壮大的主要机制,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会有所减弱, 工业经济时代城市区域迅速膨胀的历史不会再现。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必定走向衰落, 因为以下因素会起到相反的作用: (1) 生产和社会发展存在梯次。不仅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 而且即使在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的发达国家, 传统产业也还大量存在。因此, 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规律仍将在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起作用。 (2) 现代生产所依赖的基础条件往往十分复杂, 城市基础设施长期建设的成果, 可以有效降低下陷成本和生产的运营成本, 足以吸引那些不需彻底重建基础设施的产业的进入。因此, 城市的已建城区仍是企业重要的选址目标。 (3) 信息产业作为知识经济的龙头和重要推动力量, 其本身需要高密度的资金投入。城市原有的高密度人口为信息产业提供了天然的市场需求, 而相对集中地建设网络基础设施, 显然比分散建设节约成本。铱星公司的破产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而就普通居民选址来说, 除非新的技术可以帮助人们摆脱对固定网络的依赖, 而又不致大规模提高信息取得的费用, 否则, 仅从信息成本考虑, 城市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 (4) 政府对土地利用的控制, 制约着生产要素向城市外的扩散。基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考虑, 各国政府对农地、自然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繁殖地等非城市用地向城市用地的转化, 都做出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 新辟城区的综合成本将持续提高, 对旧城的改造将是城市土地利用的主要渠道。原建成区仍将维持对新增生产要素的吸纳。 (5) 城市在人文上的吸引力仍将持续下去。人们总是要最大限度得到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满足, 太喧嚣时需要安静, 太安静时又会有寂寞感。“社会性”这一人的本质属性, 总是要以某种形式反映出来, 所以, 聚集经济不会消失。虽然社会交往的方式将会进一步变化, 但是, “虚拟社区”终究无法代替真实的社会, 大数法则仍将有助于吸引人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 (6) 生产要素的外迁, 有明显的时间阶段性。这也是维持城市旧有繁荣的重要原因。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特征分析 篇7

根据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体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其空间经济结构特征,主要有轴线特征、圈层特征、网络特征等。然而这些划分大都依据空间距离和地理因素并参考了传统的行政区边界进行划分的,对经济因素考虑的不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可能会发生变化;城市群各城市群之间的边界并不是线状的,而是重叠型的,一些城市同时处于两个甚至三个城市群的影响之下。鉴于以上考虑,本文用城市流强度指标及万有引力模型,从经济因素角度界定了该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

一、城市流强度的测度与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确定

城市流是指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等空间流在城市群内所发生的频繁、双向或多向的流动现象,它是城市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本文采用城市流强度的定量分析方法,量化了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对外联系与辐射能力以及各城市在区域内的联系地位,确定了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核心,与中心城市。

(一)城市流强度测度原理

城市流强度主要依据城市功能衡量。城市流强度是在城市间的联系中,城市外向功能所产生的聚射能量以及与其他城市或城乡之间相互影响的数量关系,公式为:

式中,F为城市流强度,B为城市功能效益,即各城市间单位外向功能量所产生的实际影响,E为城市外向功能量,i指第i个城市。一般以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即从业人员人均GDP来衡量B(B=GDPi/Li);E的衡量主要取决于该城市某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LQij,公式为:

其中Lij为i城市j部门从业人员数,Li是i城市总从业人数,Lj表示整个区域中j部门从业人数,L为所在区域中总从业人数。LQij<1,表明i城市j部门不存在外向功能,即Eij=0;若LQij>l,则i城市j部门存在着外向功能,因为i城市的总从业人员中分配给j部门的比例超过了所在区域的分配比例,即j部门在i城市中相对于整个区域有优势,可以为城市外界区域提供服务。因此,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为:

则i城市m个部门总的外向功能量Ei为:

这样,i城市的城市流强度Fi为:

其中Ki是单位从业人员所提供的外向功能量,反映了i城市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称之为城市流倾向度。城市流倾向度增强意味着该城市的总功能量的外向程度得到增强,说明它在带动本区域经济增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市流倾向度下降则正好相反。

本文采用2007年长三角城市群16个地级以上城市,14个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从业人员数据来计算城市流强度。16个城市相关数据采用市辖区数据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市辖县的功能不是城市功能的主体,城市的各项功能主要集中体现在市辖区,市辖区的情况,基本反映了城市各个主要方面;第二,便于比较分析。由于地级市所管辖县的数量不等,且不时会发生变动,可能有县级市从原地级市分离,成为地级市,而市辖区相对稳定,便于城市之间的对比。

(二)各城市外向部门区位商

利用公式2,计算出16个城市14个主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结果显示:14个外向部门中,有半数部门的区位商所有城市均大于1,分别是信息服务软件、金融业、科学综合技术服务、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福利、文化体育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组织,表明城市群1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这几个部门具有外向功能,具备向周边乡镇扩散的能力;除上海的所有外向部门的区位商均大于1外,其余城市均有个别部门的区位商小于1,表明上海是该区域的核心城市,具有较强的对外辐射功能;对批发和零售业与居民服务其他服务业两个部门,除个别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区位商均小于1,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区域城市普遍为居民提供的各项服务不够完善,批发和零售业不够火热;城市规模大,就业人员区位商不一定高,如上海的运输仓储邮政业区位商为3.38,舟山则为3.61,上海金融业区位商为5.74,而湖州则为11.95,由此可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与城市规模不是绝对相关的,它反映的是从业人员行业分配的一个相对数量关系。

(三)城市流强度的测度结果与中心城市的确定

根据相关数据,利用公式3、4和5可计算出i城市j部门的外向功能量Eij以及各城市的外向功能量Ei、城市流倾向度Ki、城市流强度Fi,其中区位商小于1的,Eij均假定为0,Ei为每个城市各部门外向功能量的总和。结果显示:上海的外向功能量高达176.05,居该城市群的首位,并且是位居第二、第三城市(南京和杭州)的将近6倍,表明上海在整个城市群各城市联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南京与杭州的外向功能量虽然没有上海高,但却也远远高于其他地级城市,分别达到33.92和31.81;此外,宁波与无锡的外向功能也较高,其外向功能量分别达到13.01和10.02;上海在每个外向型部门都展现了比其他城市较强的外向功能量,尤其是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科学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业、卫生社会保障福利、公共管理社会组织具有更强的外向功能量,通过这些行业的传导与辐射推动了该城市群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南京、杭州、宁波的运输仓储邮政业、金融、科学综合技术服务、教育等行业也都具有较强的外向功能量。

根据计算的城市流强度值Fi,文章把长三角城市群16个地级以上城市分为四大类:一是具有超强城市流辐射功能的城市——上海(Fi为3698.72);二是具有较高城市流辐射强度的城市——南京、杭州(Fi达到800以上);三是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值的城市——无锡、常州、苏州、宁波(Fi在200以上);其余城市则具有较低城市流强度值(Fi不足200)。上海市超高的城市流强度值表明其是该城市群的最核心城市,具有引领该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是该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南京与杭州作为该区域副省级城市,城市流强度值虽然不及上海,但也远远超过了临近周边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发展有带动作用,可以作为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无锡、常州、苏州作为距离上海较近又空间毗邻的城市,近年来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三个城市的带状分布形成了苏锡常城市带,镇江作为距离此城市带最近的城市,城市流强度达到130.11,表明此城市带有延伸趋势,具有扩散功能;宁波作为浙江省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经济城市,城市流强度达到378.55,对其周边城市具有一定的辐射能力,并且其外向功能量达到13.01,超过了无锡、常州和苏州,因此可以作为一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二、城市联系度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特征

(一)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联系紧密度

本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来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的联系度,并根据城市联系度及中心城市来确定该区域网络结构的节点、通道。引力模型最早是指1867年牛顿提出的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模型,公式为F=GMm/r2,其中G为引力常数,M、m为两物体的质量,r为两物体间的距离。Tinbergen(1962)和Poyhonen(1963)对其在经济学领域做了延伸,提出引力模型,认为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与它们各自的国民经济总量(GDP)成一定的正比例关系,与这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成一定的反比例关系,并在实证方面得到很多学者的印证。随着引力模型的广泛应用,区域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等领域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并对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修正(田志立,1995;陈鹏,2006;王晔倩,2006等)。学者们常常使用的引力计算模型为(6):

式(6)中,Fij是城市i和j间吸引力,K为引力常数,r为距离的摩擦系数(一般K=1,r=2),Si、Sj分别是城市i和j的规模,有的学者用城市GDP来衡量,有学者用城市人口衡量。陈鹏(2006)对此模型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模型为:

式(7)中,µ为城市职能参数,P为城市人口,G是城市GDP,а是城市空间距离交通工具修正参数,Dij为城市间的空间距离。陈鹏对各参数值也进行了界定:

式(8)中,DSiK是城市第i种主导部门的强度,Ai是该区域第i种部门的人均生产总值占全部部门人均生产总值的比值,λi为城市的第i种主导部门的职能参数,λg为城市的行政职能参数,Lf为市区常住人口,Lw为市区外来人口。

本文认为主导部门越强,越能吸引新的投资进入,城市间吸引力也应该越大,但该修正系数µ在城市主导部门强度强度城市间的吸引力应该主导部门DSiK越大时则越小,并且主导部门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城市的内向职能,作者认为外向功能量更能反映城市的外向职能,因此本文用前文提到的城市流倾向度K衡量城市的职能参数µ,模型变为:

关于经济距离修正参数а,考虑到江浙沪16个城市(除舟山外)都可以通过汽车这种通勤方式到达,有些城市间还可用火车通勤,某些城市还可用航运通勤方式,个别城市间汽车、火车、航运三种方式都可以(由于16个城市间相隔较近,不论是人流还是货物流都很少用航空通勤,因此本文未考虑)。本文综合考虑运量、费用和使用率等因素,参考罗明义(1999)办法,重新定义距离修正参数а:只有汽车时为1,火车+汽车为0.7,航运+汽车为0.6,火车+航运+汽车为0.5(因为舟山是岛城,只有航运通勤方式а,修正参数定义为1.2)。根据相关数据计算出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值以上的城市与所有城市的联系紧密度,如表所示: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数据与公式3.10计算

(二)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

从表1可以确定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长三角城市群基本上仍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结构。由表知,具有中等城市流强度以上的城市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紧密度中,上海与其他城市的紧密度除个别城市外都比较大,其中上海-苏州、上海-无锡、上海-杭州、上海-南京、上海-南通、上海-嘉兴、上海-宁波、上海-绍兴、上海-泰州的经济紧密联系度均比其他城市与这些城市的经济联系紧密度大,表明这些城市发展是以上海为中心的。纵向比较这些城市与上海经济紧密联系度,发现以上海为中心向外形成4个圈层:第一圈层是苏州,与上海经济紧密联系度高达85.24;第二圈层是无锡与杭州,与上海经济紧密联系度在20左右;第三圈层南京与南通,经济紧密联系度也达到了15左右;第四圈层是嘉兴、宁波、绍兴和泰州,这些城市与上海的经济紧密联系度低于10。

第二,长三角城市群具备网络发展的趋势。数据表明,上海-常州、上海-扬州、上海-镇江、上海-湖州、上海-舟山、上海-台州的经济紧密联系度在所有城市与这些城市的联系中并未达到最大,表明这些城市的发展并不完全以上海为中心,如常州与无锡的经济联系更紧密些,经济联系紧密度达到13.62,扬州、镇江与南京的经济紧密联系度要比与上海大,其中镇江与南京的经济联系紧密度达到10.72,远远高于与上海联系度4.84,湖州、舟山、台山与杭州的经济联系紧密度也分别比上海大。这些表明,随着该区域经济的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结构有逐渐向网络结构演变的趋势。

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形成了具有发展潜力的苏锡常都市带。苏州与无锡、无锡与常州的经济联系紧密度比较大,分别为7.44和13.62,表明苏州、无锡和常州正形成该区域具有发展潜力的苏锡常都市带,该都市带的发展将会带动周边城市及县级市的发展。

三、简要结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经济发展现状。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得城市的作用超出国界,处于开放经济的环境。本文利用城市流强度和引力模型,对该区域空间经济结构特征进行了界定。

首先通过城市流强度的测度,对中心城市进行了界定,指出除上海外,南京、杭州、无锡、常州、苏州、宁波均可培养成为该区域经济整合的中心城市,通过中心城市带动周围城镇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其次,建立引力模型测算了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间的联系紧密度,界定了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特征,即目前该区域仍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但具备了网络发展的趋势,除此之外,该区域形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苏锡常都市带,成为该区域未来发展的一个增长极。

摘要：本文以构成长三角城市群的16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空间经济结构,分析该城市群空间经济结构特征有利于选择适合该区域经济整合的机制、模式与路径,为未来该区域经济整合、经济重构提供政策依据。得出结论认为目前该区域仍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圈层结构,但具备了网络发展的趋势,除此之外,该区域形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苏锡常都市带,成为该区域未来发展的一个增长极。

空间经济结构 篇8

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对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集聚趋势进行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第四部分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原因及空间非一体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理论解释,第五部分为结论及政策涵义。

一、文献综述

在大量有关空间非一体化的理论文献中,Helpman(1984)[2]、Markusen(1984)[3]与Markusen(1995)[4]等最先探讨有关跨国公司如何选择生产地点的问题,这类文献把厂商经营环境看作外生,并未考虑厂商生产地点的选择也会对经营环境产生影响。Davis(2001)具体研究了生产地点选择与产品销售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最终产品和原材料的运输成本对生产地点选择的影响[5]。Ota和Fujita(1993)则考虑厂商各部门在同一个城市内的地点选择问题,他认为厂商通过选择各部门在城市内的分布影响了城市的产业布局,该模型有助于理解城市中心与郊区的不同[6]。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2005)将Ota和Fujita的结论加以扩展,讨论厂商空间非一体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该模型说明了厂商将总部、研发等非制造部门置于少数核心城市,而将产品生产部门置于外围城市的发生机制,他们认为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下降是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关键原因[1]。经验研究方面,Franz-Josef Bade et al(2004)等利用德国九种类型城市的就业数据研究发现,随着传递成本(Transmission Costs)的不断降低,城市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s)集聚在中心城市,而生产部门则集聚在外围城市[7]。Klaus Desmet and Maral Fafchamps(2006)通过分析美国1972—2000年不同规模城市就业结构的变化,发现制造业有向边远的外围城市扩散的趋势,而服务业则向中心城市集聚[8]。Vanessa Stranss-Kahu and Xavier Vies(2009)用美国30 000个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了1996—2001年美国公司总部分布的变化趋势,发现总部有明显地向交通设施完善、公司税赋低、生产性服务业发达的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9]。

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多从行业视角探讨经济集聚问题,如李国平和范红忠(2003)[10]、范剑勇(2004)[11]、金煜等(2006)[12]、樊福卓(2009)[13]等对我国地区工业集聚及工业专业化的研究,黄雯和陈大中(2006)[14]、杨向阳等(2009)[15]对我国服务业集聚的研究,这些文献都隐含一个前提假设,即行业内的厂商是空间一体化的。但事实上,厂商的生产组织方式正发生重大变化,总部与生产部门的分离对城市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相关文献中,研究长三角各城市经济结构变化的较多(晨海和樊福卓,2004;梁琦和詹亦军,2006;杨向阳和童馨乐,2009)[16,17,18],这类文献应用不同的测度方法,发现我国经济活动的地区集聚趋势明显,尤其是东部发达省份集聚了大量工业,上海等核心城市集聚了大量生产性服务业,但都没有对这种空间非一体化的变化趋势给出理论解释。陈建军等(2009)的研究与本文的主题比较接近,他们研究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与发展趋势,但他们忽视或没考虑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同时生产部门也在向外围城市集聚,因此仅仅解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成因并不能完整理解发生在中国的空间非一体化现象[19]。

针对以上不足,本文应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重点探讨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聚而产品制造环节向外围城市扩散的内在机理。本文借鉴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2005)的研究思路,但与他们的研究不同的是,在解释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原因时,不仅考虑总部成本的因素,也考虑生产部门成本的因素,因此本文的结论可能更符合现实。具体而言,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集聚趋势进行统计描述和比较分析,然后借鉴Gilles Duranton和Diego Puga(2005)的模型并加以扩展,对空间非一体化的原因及空间一体化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合理解释,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二、城市经济结构转变趋势:特征性事实

(一)统计指标的说明

由于我们无法获得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因此本文用就业在行业间的分布来衡量城市经济结构的发展趋势。借鉴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等产业集聚测度方法,本部分我们构造了一个统计指标来考查不同层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相对集聚程度及其发展趋势:

其中,是i城市t年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servit代表i城市年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代表t年全国城市平均水平,Sit衡量了i城市t年的生产性服务业水平。是i城市t年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manuit代表i城市t年制造业从业人员,代表t年全国平均水平,mit衡量了i城市t年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如果smit随着t增大而逐渐增大,则说明i城市发生了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反之则说明发生制造业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

本文将分别计算2003—2008年东部地区100个城市的smit值,之后根据对城市的分层,计算各层级城市平均的sm值,以反映各层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

(二)数据选取

中国在2003年对行业分类进行了调整,“按行业分组的单位从业人员”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15个行业调整到现在的19个行业,其中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从原来的11个行业调整到现在的14个行业。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3—2008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选取东部地区11省(直辖市)(1)100个城市的各行业从业人员等数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有些地区个别指标的数据不全,我们按照当年相应省份的统计年鉴或《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进行补齐。此外,由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所选取的都是市辖区数据。

关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Noyell and Stanback(1983)[20]、Coffey and Bailly(1991)[21]等从服务对象、基本属性和基本功能等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进行了阐释,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生产性服务业主要提供中间需求性质的服务产品,其服务对象面向生产企业而非最终消费者。但是国内学者对生产性服务业外延的界定还存在不少差异,本文综合考虑了程大中(2006)[22]、陈建军等(2009)[19]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文献,将生产性服务业界定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

(三)城市分类与计算结果

综合考虑行政级别、城市规模等因素,本文将东部100个城市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北京、天津和上海三个直辖市,第二层级为除直辖市外8个省的省会城市,第三层级为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以外的89个地级市。根据我们对度量指标和对统计口径的界定,分别计算各年各层级城市的smit值(见表1),各层级城市以及北京、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东部地区的比重(见表2),各层级城市以及北京、上海制造业从业人员占东部地区的比重(见表3)。(2)

(四)对计算结果的分析

根据本文的计算结果(见表1),省会城市sm值变化趋势与直辖市基本相同,因此我们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作为核心城市,把地级市作为外围城市。从表1、表2和表3中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从绝对比重上看,直辖市尤其是北京、上海两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东部地区的比重较大且逐年增加,6年间增长了2个百分点,而制造业从业人员占东部地区的比重较小,并且逐年降低,6年间减少约4个百分点;省会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所占比重都略有增长,生产性服务业增长了约1.3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接近1个百分点;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逐年降低,6年时间降低3.2个百分点,而制造业比重逐年增加,6年间增加2.8个百分点。第二,从各层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对集聚趋势即sm值上看,直辖市sm值逐年增大,表明发生了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省会城市sm值略有增长,表明该层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速度略快于制造业,即生产性服务业也有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但不如直辖市显著;地级市sm值逐年降低,表明发生了制造业相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且集聚趋势明显。

三、城市经济结构转变:基于Duranton-Puga模型的一个解释

(一)模型设定

1.消费者偏好的设定。有m个最终产品生产部门。消费者有Cobb-Douglas式偏好,并且在最终产品上的支出相同。我们用上标指代部门和工人的职业,用下标指代城市。于是i城市h行业的消费者间接效用是:

其中l代表个人的消费支出。总消费者价格指数是:

其中Ph表示h部门的最终产品价格。最终产品可在城市间自由贸易,因此在所有城市的价格相同。所有劳动者可以在各城市自由迁移和转换职业。

(二)厂商成本函数的设定

最终产品厂商有两个部门:总部和生产部门。每个厂商可以采用两种组织方式中的一种:空间一体化和空间非一体化。空间一体化厂商的总部和生产部门位于同一个城市,空间非一体化厂商的总部和生产部门位于不同的城市。总部使用劳动力(经营管理者)和生产性服务业提供的服务作为投入产品生产总部服务(Headquarter Services)。生产部门结合总部服务和特定中间投入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性服务和特定中间投入产品由外部供给者提供,并且不可跨地区贸易。但是,各行业的总部使用相同的生产性服务,生产部门使用的中间产品在各行业间却是不同的。

从这样的投入产出结构我们可以得出,所有工人分属于2m+1个职业。我们用0代表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工人,并且从事生产性服务业的厂商也用0来表示;用h表示h部门的总部雇佣的劳动者,h=1,…,m,与该部门最终产品相关的变量也用h表示;用m+h代表从事h部门中间投入品生产的劳动者,也用m+h代表生产该中间投入品的厂商。最终产品厂商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有Cobb-Douglas式的成本函数,总部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为η,生产部门成本比例为1-η。因此,总部在i城市而生产部门在j城市的h行业的厂商成本函数为:

其中xih,j表示产出,cih,j是单位生产成本,且有:

Hih,j是总部成本,Qjm+h是生产部门的成本。其中总部成本又分为Cobb-Douglas式的总部直接雇佣的劳动力成本和从外部购买的生产性服务两部分,所占比例分别为μ和1-μ。i城市有一个内生决定的生产性服务的供给量si0,所有进入总部成本的变量具有不变的替代弹性,θ>0。因此,位于i城市空间一体化的厂商总部成本是:

其中wih代表i城市h行业每单位劳动的工资,Qi0是i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相对价格指数,且有:

其中qi0(k)是i城市k类生产性服务的价格。

每个厂商要把总部服务传递给位于另一城市的生产部门,这种传递造成的成本是冰山成本(Iceberg Cost)。因此,空间非一体化厂商比空间一体化厂商的总部投入成本要高,我们用参数ρ>1来衡量:

空间非一体化的厂商将生产部门设置在外围城市,但外围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交通运输业欠发达,无疑增加了生产部门的运输成本(3),我们用b>1来衡量:

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用特定中间投入品进行生产,i城市h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的量Sim+h是内生决定的。h部门所有特定中间投入品以不变替代弹性进入生产部门的成本函数。因此,i城市h部门的特定中间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指数为:

其中qim+h(k)是i城市h部门的第k种特定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生产性服务和特定中间投入品由垄断竞争厂商生产。i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供给商生产第k种服务的成本函数是:

其中yi0(k)代表生产性服务业供给商的产出。括号内的表达式是单位劳动需求量,它由一个常数和一个变量组成。从该表达式可得生产性服务业每种产品的生产是规模报酬递增的。相似的,i城市h部门的第k种中间投入品的成本函数是:

下面我们引入两个引理,这两个引理给出了总部和生产部门成本的简化表达式。(2)

引理1 i城市h部门空间一体化厂商的生产部门成本是:

引理2 i城市h部门空间一体化厂商的总部成本为:

其中Qi0=(li0)-θwi0。

一个城市的生产性服务部门雇佣更多的工人将生产出更多种类的中间服务,这会使总部成本降低。由于不同部门的厂商总部都要使用生产性服务,一个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增加将降低本地所有部门的总部成本。另一方面,中间产品生产者雇佣劳动量的增加降低了使用该中间品的本地生产部门的成本。总部使用的生产性服务和生产部门使用的中间投入品,都提升了地方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而且,由(7)和(8)式可得空间非一体化的厂商和空间一体化的厂商面对相同的生产性服务价格指数和中间投入品的相对价格指数,地方化经济在各种组织形式下都适用。

(三)城市内部结构的设定及城市的形成

我们用最简单的标准形式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建模。生产活动在城市中心进行,我们把它称为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它周围是居住区。居民往返于居住地和CBD之间,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单位劳动供给的一部分,这个损失等于2τ与距离的乘积。给定职业、收入和该城市的土地竞租曲线,每个消费者选择居住地以最大化效用,这等同于选择居住地以最大化净收入。因而,工作在i城市h部门的消费者最大化关于z的函数wih(1-2τz)-Ri(z),z是消费者的居住地与CBD之间的距离,Ri(z)是i城市的级差地租。居住地点套利可能性的存在保证了工资收入相同的居住者的往返成本和租金支出相同。各行业的劳动者根据收入把自己归为不同的类别,工资收入高的住在离CBD较近的地方(他们往返时间的机会成本更高)。城市的边缘在距离中央商务区Li/2处(Li是i城市的总人口)。地租函数是连续的、凸的和分段线性的。城市边缘的地租标准化为0,对城市地租积分得到总地租:

用lih代表i城市h行业CBD的可用净劳动力,它等于Lih减去h行业的所有工人往返时间。对所有行业加总得到:

接下来我们描述城市的形成机制。最简单的是考虑有大量完全竞争土地开发者的情况,这些地产商控制了一个城市所有潜在开发用地。开发商对特定行业的工人予以补助,用Tih代表i城市h行业的工人从开发商处得到的补助。每个地产商试图最大化净收入:

约束条件为每个工人获得在其他地方可获得的最高消费收入

受厂商利润为零的约束,这里的厂商分为在一个城市内仅有总部、仅有生产部门或两者都有三种类型:

积分式表示空间非一体化厂商在所有城市的产出总和,代表非一体化厂商的最低生产成本,代表非一体化厂商的最低总部成本。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保证了工人会得到和其他地方一样多的净收入,因此工人参与约束条件(15)式是有约束力的。相似地,厂商的参与约束条件(16)～(18)式也是有约束力的。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和土地开发商都是完全竞争的,均衡时它们的利润为零。因此,一个住在距离CBD为z的i城市h行业工人的消费支出等于工资收入和转移支付的和减去房租支出:

在厂商利润为零的约束条件下,土地开发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等同于最大化转移支付之前的消费支出与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之间的差距。因此有:

引理3土地开发者的利润最大化目标等同于

约束条件为(16)～(18),lih≥0和(13)式。

(二)城市类型的均衡解

在以上模型设定的基础上,这一部分我们将证明在均衡时存在三种类型的城市:仅有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仅有最终产品生产部门及为这些生产部门提供中间投入品部门的城市;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和生产部门及其中间品供应商都有的城市。

引理4均衡时,属于不同空间非一体化厂商的总部和生产部门不会存在于同一个城市。

空间非一体化厂商的总部只会位于能够提供最低总部成本的城市。相似地,空间非一体化厂商的生产部门只会位于能够以最低成本提供相应中间投入品的城市。假如一个城市既能够给空间非一体化厂商最低的总部成本,也能够给另一厂商提供最低的生产成本,并且这两个厂商的利润为零,那么厂商可以通过选择空间一体化而获得正利润,因为节省了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土地开发商能够通过降低转移支付从这个未利用的利润机会中获得租金,因而厂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工资以使工人的收入保持在。因此,在均衡时同一行业中属于不同空间非一体化厂商的总部和生产部门不会存在于同一个城市。

引理5均衡时,每个城市最多只有一个行业的生产部门。

由于土地开发者能够获得城市工人的所有消费剩余,每个开发者的行为如同最大化城市的总工资收入。均衡时,厂商利润为零,这意味着最大化了城市的总产出。因为地方化经济的存在,在给定的城市和行业中,最终产出增长比例高于该城市和行业雇佣劳动量增长比例。因此,总产出的最大化意味着劳动力在不同行业中间产品生产中的分配有一个拐点解,所以单个城市只存在一个行业。

引理6均衡时,每个城市或者只有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或者只有生产部门及其中间品供应商,或者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和生产部门及其中间品供应商都有。

由引理4和引理5可知,在均衡时共存在五种类型城市,除了引理6所提到的三种类型外,还有两种类型:同时有一体化厂商和非一体化厂商生产部门的城市;同时有一体化厂商和非一体化厂商总部的城市。但是,由于生产性服务及特定中间产品生产中存在地方化经济效应,我们可以证明,这两种类型不满足土地开发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所以均衡时仅存在三种类型城市。

(三)结论

在我们的模型中,厂商要权衡空间一体化收益与空间非一体化收益的大小。一体化的收益来自于生产部门只有较低的总部需求;非一体化的收益来自于,在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设置总部的成本较低以及在制造业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设置生产部门所需的成本较低。因此,厂商是否选择空间非一体化及其对城市经济结构的影响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相对于将总部服务传递给位于同一城市的生产部门,将总部服务传递给位于其他城市的生产部门所带来的成本;其二,将生产部门迁往外围中小城市所带来的成本。我们用下标I表示空间一体化厂商,由(4)式、引理1和引理2,h行业空间一体化厂商的单位生产成本可以表示为:

用下标M表示空间非一体化厂商,用下标H表示空间非一体化厂商总部,由(4)、(7)、(8)、引理1和引理2得,空间非一体化厂商的单位生产成本可以表示为:

其中σ=θ(1-μ),将(21)和(22)两式相除得到:

为常量,γ=ησ(1-μ)+(1-η)ε。显然,式(23)表示空间非一体化厂商与空间一体化厂商的单位生产成本之比。如果比值为1,则空间一体化与空间非一体化无差别。如果比值大于1,即b1-ηρη>ν,那么厂商选择空间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如果比值小于1,即b1-ηρη<ν,那么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的组织形式,核心城市集聚了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制造部门集聚于外围城市,并且外围城市的厂商只专业从事一类制造业及其中间产品生产。可以看出,在(23)式中,运输成本(b)、信息传递成本(ρ)以不同方式影响厂商是否选择空间非一体化。随着运输成本和信息传递成本下降,必然有空间非一体化厂商与空间一体化厂商的单位生产成本之比小于1,即b1-ηρη<ν,此时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

四、研究结论及政策涵义

本文对总部及生产性服务业向中心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的现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较高或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高时,厂商将总部和生产部门置于同一个城市;与此相反,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较低并且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低时,厂商将总部置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少数核心城市,把生产部门置于拥挤成本较小的外围城市。大量厂商选择同样的组织方式,影响了城市的就业格局及经济结构,这反过来又使这种组织形式选择变得有利可图。最终结果是:大量厂商将总部、研发等非制造部门置于少数核心城市,而将产品生产部门置于外围中小城市,不同类型城市的经济结构表现出按功能集聚的特征。

本文的理论解释有如下几点政策涵义对于城市发展政策是重要的:(1)促进信息产业自由竞争,完善通信网络建设。通信领域中的技术进步及其广泛应用,极大提升了信息传递速度,降低了远程监督及协调成本,对厂商的生产方式产生深刻影响。促进通信行业自由竞争,形成竞争性的通信产品价格,完善通信网络建设,扩大网络覆盖面积等措施将降低信息传递成本,对企业选择空间非一体化战略有促进作用。(2)降低运输成本,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相对于核心城市,外围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落后、运输效率低下、仓储物流成本高等成为厂商空间非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因此,有必要大力加强外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3)促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土地价格反映了土地资源稀缺程度,是企业选择生产地点的重要参考因素,政府干预土地市场价格,扭曲了资源配置。东部沿海城市集聚了大量企业,人口密度大,相应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高,会促使低利润的制造业搬离,如果人为降低工业用地价格,使得本该搬离的企业延迟迁移,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不利影响。

土地成本,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招商引资的热情,即使在大城市,厂商也几乎以零成本获得土地使用权,迁往外围城市在用地成本方面可以视为保持不变;但外围中小城市的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产部门迁往外围城市,必然造成物流成本提高、运输效率下降等问题所带来成本的增加。本文用运输成本来表示这些成本。

摘要：将东部100个城市分为三个层级,分别测算各层级城市2003—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向少数核心城市集聚,而制造业向外围城市扩散。基于Duranton-Puga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总部服务的传递成本或生产部门运输成本较高时,厂商选择空间一体化;反之,当总部服务传递成本较低并且生产部门运输成本也较低时,厂商选择空间非一体化;大量厂商生产组织方式的选择进一步影响城市的就业格局及经济结构,不同类型城市经济表现出按功能集聚的特征。

空间经济结构 篇9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既不能解释长期增长的大部分原因,也不能解释国家间收入差异的大部分原因;除资本积累外,模型中唯一的收入决定因素是“劳动的有效性”。那么,到底什么是“劳动的有效性”呢?不同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提出的研发模型、干中学和人力资本等模型通过引入知识、人力资本等要素构成“劳动的有效性”,解释了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并且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手段便是教育。Mankiw,Romer and Weil(1992)采用扩展的索洛模型对经济增长差异中的教育投入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累计增长率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同时证明这一数据处理方法有利于消除索洛模型中不可解释的残差项的影响[1]。豪尔与琼斯(Hall and Jones,1999)、克莱尔与罗德里格斯—克莱尔(Klennow and Rodriguez-Clare,1997)估计实物资本密度、学校教育年限与残值对各国每工人平均产出的贡献,这些最穷国和最富国之间的差异仅约1/6大致来源于实物资本强度的差异,不足1/4的部分大致来源于接受学校教育的差异。并且实物资本、学校教育年限与残值的贡献并不是独立的[2][3]。亨德里克斯(Hendricks,2002)估计了不同量的教育的报酬,其结论表明,由于各国间某些人力资本的较小差异,所以存在某些较大的残值的差异[4]。Krueger和Kumar(2004)认为,高等教育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对新技术的适应和创造能力较强,职业教育发展较快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要低于优先发展高等教育的经济体[5]。钱晓烨、迟巍、黎波(2010),陈仲常、马红旗(2011),以及刘智勇、胡永远、易先忠(2008)等基于中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从业人员的教育水平与省域创新活动是高度相关的,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对技术创新的贡献显著大于中等或初等教育水平劳动者的贡献[6][7][8]。上述模型基本上将截面划分为东、中、西或选取部分省域数据分析来考虑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空间异质性或时间上的异质性;或者采用面板协整方法来分析我国不同教育层次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部分学者简单地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构造生产函数或采用美国学者丹尼森指数法计算不同层次教育水平的贡献率来分析某个省份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刘萍、林鸿(2010)采用卢卡斯扩展模型计量分析了四川省不同学历层次积累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4.586 2)高于物质资本量的产出弹性(0.063 8),劳动力投入是四川经济增长的关键;人力资本对四川经济增长贡献较小,其中中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四川经济增长有相对强的解释力[9]。张根文、黄志斌(2010)指出,安徽省2000—2007年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0.77个百分点,由教育带来的增长率所占份额为23.59%,其中高等教育的贡献率为1.6%;全国的平均水平为2.78%[10]。

本文的研究与这些文章有较大的差异。首先,将不同层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视为最终产品生产的直接投入要素,即考察人力资本对卢卡斯式作用机制的检验;同时随着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经济对技术进步的吸收和创新能力不断得到提高,即尼尔森—费尔普斯式作用机制的检验;由于我国发展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性,因而为了研究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各省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本文以省域为单位构造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卢卡斯作用机制的空间异质性。

二、理论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生产函数表示在一定的技术进步下各生产要素投入量与最大产出量之间的数量关系。通过各级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一方面表现为卢卡斯作用机制,即各级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投入到产品生产过程,由于教育可以提高投入的劳动力素质,从而会极大提高产出效率;另一方面表现为尼尔森—费尔普斯式作用机制,即随着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经济对技术进步的吸收和创新能力不断得到提高,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间接作用。因而,本文借鉴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模型基础上,建立如下的生产函数:

其中,Y为产出,K为资本,而A为劳动的有效性,H为工人提供的总的生产性服务,它包括自然劳动(个人天生技能)和人力资本(后天获得的技能)的贡献,即人力资本。本模型假定,每工人的人力资本量仅取决于他所接受的教育年数。同时由于劳动者接受教育水平差异,形成的人力资本存在层次性,造成其技术水平的差异,其产生的外部效应不同[12]。因而,设H(t)的表达式为:

式中P(t)、S(t)、C(t)分别表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将人力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代入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得如下形式:

其中,β2=γμ,β3=γν,β4=γτ。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1. 各层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

采用豪尔与琼斯对人力资本存量的计算,仅考虑接受学校教育的年数。具体地说,假定Hi的形式为:

其中,Ei是i国工人平均接受教育年数;φ(Ei)是增加1年受教育时间而增加的教育回报率。豪尔与琼斯利用相关的微观经济证据表明,增加授受1年的受教育时间而增加的教育回报率随学校教育年数的上升而下降。基于这种证据,因而本文采用分段线性函数表示,利用Psacharopoulos,G.&Patrinos,A.(2004)计算得到的中国教育回报率设定初等教育的斜率系数(教育年限为0-6年)为0.180,中等教育(教育年限在6-12年间)的斜率系数为0.134,高等教育(教育年限在12年以上)的斜率系数为0.151[12]。

2. 劳动力投入。

劳动力投入数据采用各年年均从业人员数量。

3. 物质资本投入。

根据新古典理论,产出在消费与投资之间分配,且投资的份额是外生且不变的,假设现有资本以速率δ折旧,因此有:

其中,K(t)为当年资本存量;K(t-1)为前一年资本存量;I(t)为当年投资;δ为经济折旧率,一般取9.6%[14]。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计算中涉及的数据包括2000—2009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资本投入量、劳动力投入量以及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存量的面板数据,有关的基础数据来自于2001—2010年各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为了消除价格波动影响,使用2000年为基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资本投入和GDP序列进行调整,同时,为了减少序列波动及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再对数据做自然对数变换。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模型有固定影响模型和随机影响模型,当数据中所包含的截面成员是所研究总体的所有单位时,固定影响模型是一个合理的面板数据模型。由于本文研究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同层次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因而选择固定影响面板数据模型。固定影响面板数据模型划分为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其形式的选择和设定非常关键,否则会产生设定的偏差,从而影响参数估计的有效性。经常使用协方差分析进行模型的设定,具体如下:

H1:斜率在不同的截面样本点上相同,但截距不同。

H2:斜率和截距在不同的截面样本点上都相同。

分别构造在H1成立下的检验统计量

和H2成立下的检验统计量

其中,N指的是截面样本点的个数,T指的是时序期数,k指的是解释变量个数;S1、S2、S3分别指的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各自对应的残差平方和。首先检验H2,若F2的值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H2,则可以认为样本数据符合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无须作进一步检验;如果拒绝H2,则需检验H1。如果F1的值小于给定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则不能拒绝H1,从而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变截距模型,反之,则认为样本数据符合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

运用EVIEWS6.0构建得到不同类型模型的残差平方和,采用上述公式计算得到两个F统计量分别为F1=5.727 5,F2=54.687 6,在给定5%的显著性水平下两个自由度均大于120相应的临界值为1.25。由于F2>1.25,所以拒绝H2;又由于F1>1.25,所以也拒绝H1。因此,模型采用变系数的形式。

由于随机干扰项在不同横截面个体之间是相关的,即协方差不为零,此时最小二乘法将失去有效性,因为它没有考虑不同截面之间相关的信息,因而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变系数模型,相关结果如表1如示。

从表1变系数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判定系数R2为0.999 2,F统计量为922.883 3,其伴随概率为1.34E-151,这说明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DW统计量为2.23,这表明模型基本上不存在序列相关性。

根据模型输出结果,各省截距项大于1的地区依次为:北京、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天津、黑龙江、辽宁、四川等;大于0小于1的地区依次为:辽宁、四川、福建、安徽、陕西、山西、湖北、河北、重庆、河南、湖南、广西等;其他地区为负值。由于截距项代表的是技术进步状况,数据越大表明该地区的技术进步效率越高。回归结果表明,北京、广东、江苏、山东、上海等地是我国技术进步效率最高的省份,这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存量较高。一方面,这些地区高等学校密集,从而培养了大量的高等教育人力;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而吸引了大量高等教育人才就业。

表2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中,物质资本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变量显著性检验,表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物质资本弹性系数估计值大于0.8且排在前十位的省市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广东、福建、山东、江苏、辽宁、河北等;其他省份的资本弹性系数在0.36-0.74之间;尤其是随着西部开发,部分西部省份的资本弹性系数明显强劲,如陕西、重庆、四川等。这充分显示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特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的特点非常显著。内生增长理论指出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科技进步,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劳动有效性”。因而,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难以长期维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势在必行。那么,今后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转轨进程中,如何提高“劳动有效性”是关键所在。根据内生增长理论,通过教育这一关键要素形成知识、人力资本及技术吸呐和创新能力,从而提高“劳动有效性”,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相较于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偏弱,其弹性系数估计值在0.317~0.011之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两个特点:一方面,我国劳动资源丰富,大部分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另一方面,劳动力质量偏低,多数产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从而造成其对产出贡献明显不足。劳动力产出弹性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相比较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产出弹性远低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产出弹性在0.197~0.317且排在前十位的省份依次是:宁夏、西藏、甘肃、湖南、海南、河南、青海、吉林、贵州、江西等。经济发达省份如浙江、江苏、上海、广东、北京等,劳动力弹性系数偏小,虽然这部分地区每年都吸引大量劳动力,但由于劳动力质量参差不齐而且以没有经过培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因而呈现出劳动力要素投入多而产出少的特点。由此可见,提高劳动力质量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是提高劳动力产出弹性的关键所在。因而,我国要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培训,从而为经济发展供给专门人才。

相对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由各种不同等级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不足,并呈现出区域的不平衡性和层次性。由初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欠发达地区表现突出,如海南、青海、宁夏、西藏等地;而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贡献度则不明显,如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地。由中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则呈现出两个梯度,一个梯度是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度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江苏、山东、福建、上海、浙江等地,其产出弹性在0.07~0.12,值得重点关注的是重庆市,其中等人力资本产出弹性也达到了0.056;其他省市属于第二个梯度,其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0.01~0.048,中等教育发展明显滞后。由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大致分为三个梯度,第一个梯度高等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0.058~0.109,包括的省市有北京、山东、广东、重庆、上海、湖北、浙江、天津、福建、四川、河南、湖南、江苏等;第二个梯度高等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0.037~0.054,包括的省市有黑龙江、宁夏、安徽、江西等;第三个梯度高等人力资本产出弹性在0.005~0.03,包括的省市有云南、内蒙古、西藏、河北、广西、山西、陕西、辽宁、吉林、青海、贵州、海南、甘肃等。另外,各个层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系数整体上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欠发达地区初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作用往往比较突出,而中等教育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作用不突出,如内蒙古、海南、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省份,由于其中等职业教育比较成熟,中等职业教育对产出弹性明显突出,其对经济增长贡献高于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如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等地;高等学府较集中且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弹性系数高于初等、中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如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总体而言,各省份各层次人力资本对产出的贡献总和基本上与一般劳动力相持平,这说明,人力资本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现,这对于我国投资驱动型和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造了纳入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重点分析物质资本、技术进步水平、一般劳动力、初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首先,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这主要是由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均衡所致。随着经济改革推进,各地应结合自身情况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加强生产要素流动性,从而实现经济均衡发展。

其次,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层次性和梯度性。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一般劳动力次之,各层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拉动,一般劳动力供给相对过剩,中、高级人力资本供给相对贫乏。而只有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源泉,因而,我国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难以长期维继,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势在必行。那么,今后我国在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的转轨进程中,如何提高行业的科技吸收和创新能力当为关键所在。根据内生增长理论,通过教育尤其是中、高等教育这一关键要素形成知识、人力资本及技术吸纳和创新能力,才能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从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中等职业型人才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应该加以优先发展。同时,随着我国高校扩招进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迫在眉捷,从而增强素质型人才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作用[13]。

再次,经济发达地区中等、高等人力供给对经济增长作用巨大;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中等人力资本供给匮乏。因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必须加强对中、高等人力资本的吸引,及时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推动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流入。

摘要：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造了纳入不同层次教育水平(初等、中等、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重点分析物质资本、技术进步水平、一般劳动力、初等教育人力资本、中等教育人力资本、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和不平衡性;各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层次性和梯度性。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一般劳动力次之,各层次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经济发达地区中等、高等教育形成的人力供给对经济增长发挥重要的贡献;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这种影响并不显著,中等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供给匮乏。

做你家的空间结构大师 篇10

当灯光将笼子的轮廓投射到墙上。会是在哪个空间?

梦境中的灯光与音乐

电影里每一层梦境的穿越，都以音乐为集结的信号。而事实上，光源与声音，永远能让设计更加生动迷人：艺术画框里的音响、造型活泼随性的灯管、笼子里的灯光……恍如梦境。

PIumen灯泡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改变了传统单调的平行或螺旋式排列，拗起了造型——看到它就想到在空气中画圈的焰火棒，不过再牛的人也不能让焰火的生命延长，设计师却可以：看这造型独特的plumen灯泡，是不是很像焰火棒在空中划过留下的光痕?

与此同时，墙上的几何艺术图形画作正播放音乐；笼子里的光影放大。令人仿佛身处其中……不禁问自己，这是梦里的第几层?

意识“正在生长”

凳子向上长出靠背，变成椅子。再当它旁逸斜出一扶手，又成了扶手椅；横着长，就是长椅；往前长，便是安乐椅，甚至是一张床……是的，如果我们像这样亲眼看见家具的功能随着它的生长成熟而变化，也许就能发现更多新线索，甚至是“纯天然”的设计！那时，家具设计不是由人体需求而定，而是由它们“自长成材”。

摩天轮、大树、滑梯、过山车、巨型秋千……恣意生长的凳子们，如同《盗梦空间》里小女孩瞬间复刻的城市，意识的生长可以如此迅速而又盘根错节。这正是想象力的绮丽之所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同身受。

挑战重力定律

在《盗梦空间》里，作为片中重头戏之一的失重场景，有没有让你兴奋得辗转反侧、难以自拔，我们大概是没有机会一亲迪卡普里奥的芳泽了，但中国设计师徐五四的失重咖啡杯(zero Gmvity coffee cup)与日本工作室的“悬柜”，也能让我们小过一把瘾。

潇洒地45度站立，骄傲地嘲讽着物理定律……简直宛如独一无二的迈克尔·杰克逊的影子。

除了倾斜之外，还有什么场景仿佛克服了重力?

这一把椅腿单薄如细绳的木椅上，还能任人蹦跳?直径15mm，仅一根手指头粗的纤细椅腿，单薄脆弱的外形与其承载力竟出乎意料地不成比例！巧妙之处在于椅子内暗藏的“骨骼”——由手工刨制而成的木头组件包覆铝骨架，如此单纯的外形并非在追求结构上的“极简机能美”，而是想探究材料元素间彼此独立却又能融合为一体的形式。

空间错位的美感

Cobb跌进浴缸，他在上一层世界对水的感受被传递到下层的梦境里，产生了超现实的效果，整个日本宫殿被滔滔大水淹没——这是导演灵感与胆量的完美结合：特效组搭建了庞大的宫殿内部的场景，并把共计5000加仑的水储存在精心布置于场景各窗口处的26个水箱内，它们在机关驱动下按顺序被依次打开，“水漫金山”由此产生。

Nendo日本工作室带来了与之异曲同工的“空间穿越”：“黑色细线条”的椅子和衣架打算呈现一种存于平面空间的草图或象征书法的状态，轻微的黑色轮廓就像是空气中的画图痕迹，走近来看，却是极简的立体设计——轻易地破除了“正面”与“背面”的关系，在某个纬度上完成两维到三维的转变，以多面的、绵延形变的方式，使物体的形态在“组合”与“解构”之间进行交替衍变。

这一套“简到极致”的黑色金属作品，大概会让你的客人一次过足“空间穿越”的瘾。随心所欲的掌控力电影罩的Cobb挑战极限，誓要造出三层以假乱真的梦境来一个“完美犯罪”，他极大的思想掌控力，让人叹为观止，而他的造梦师同样出色：火雨街道、宾馆电梯、冰雪迷宫……个个真实得让进入者们忘了这只是梦境。所以，眼睛所看到的，并不能反映这个世界的真实——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许幽灵椅(TheGhost of a Chair)是最能体现这句话之玄妙的玩意儿了：来自设计师Valentina Glez Wolhets的创意，幽灵椅采用聚酯材料制作，模仿的是在椅子上罩一块布的形态——那

么，椅子到底在哪里呢?椅子其实就在那里，椅子其实又不在那里。

“鬼影波纹”(Phantom-waves)展现了另一种“掌控”的概念：利用光学原理，在每一个长方体形及圆柱形花瓶的四周，纵横交错安置好偏光膜，于是在曲线裁切之处便产生了迷人的波浪幻影，当花朵枝叶插入花瓶时，仿佛在穿透层层水面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