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精选四篇）
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 篇1
中国古代辩证思想大体可以分为三条主线:一, 儒家辩证法思想的集大成作品《周易》;二, 佛家辩证法思想;三,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辩证法系统。这三大辩证法系统各有各的特点。
(一) 儒家的辩证思想
《周易》一书从头到尾都充满了辩证色彩。它的符号排列, 由简到繁, 阴阳对立。有简单的符号对立, 例如阴爻和阳爻;有复杂的卦象对立, 如乾为阳、为男、为天, 坤为阴、为女、为地。
《周易》全书的宗旨都在描述着事物之间联系的普遍性, 如《周易·说卦传》里说:“乾为马, 坤为牛, 震为龙, 巽为鸡, 坎为豕, 离为雉, 艮为狗, 兑为羊。乾为首, 坤为腹, 震为足, 巽为股, 坎为耳, 离为目, 艮为手, 兑为口。”由此可知不仅自然中物与物之间有联系, 同时我们个体内部, 不同的器官之间也有着神秘的联系。
《周易》更加关注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乾为《周易》首卦, 可谓开篇即言“变”, “各正性命”的目的是遵循规律, 寻理而行。
(二) 佛家的辩证思想
佛家的思想中无处不在的辩证色彩是其吸引古今中外人们的魅力所在。例如其中的“六相说”表达了一切事物, 互涉互入、圆通无碍。这六相既同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 又同时表现在每一事物之上。再如“缘起说”, 反对孤立, 讲究现象之间的互相依待、增上相应。这些都具备深刻的辩证意味。
(三) 道家的辩证思想
老子的《道德经》虽然篇幅不长, 只有五千多字, 但是却体现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认为“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老子认为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
二、我国古代辩证思想对毛泽东辩证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的辩证思想从根本上来说, 批判继承了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髓, 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例如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一)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
《周易》诞生了中国最早的矛盾概念。例如, 八经卦中的乾坤二卦, 就是矛盾二字的最好解释。其中, 在六十四卦中, 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形成了相互对应的关系。《周易》的绚烂魅力也是出之于这些玄而又玄的结构和思维。而在《老子》中, 老子提出了长短、刚柔、美丑、有无、难易、高下、音声、前后、损益、强弱等一系列矛盾的概念。通过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对立现象的观察, 提出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双方的运动变化和相互作用。同时提出了“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声音相和, 前后相随”等经典语论。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思想, 例如在《矛盾论》中, 毛泽东说“形而上学, 亦称玄学。这种思想, 无论在中国, 在欧洲,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 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毛泽东用“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的本质属性。“相反”就是矛盾双方的斗争性。“相成”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之下, 矛盾双方的同一性。
(二)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
中国古代哲学对知行关系问题进行过长期的争论。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代表著作, 而且科学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知”和“行”的关系问题, 提出了辩证的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孔子十分重视言行一致, 反对言而不行或言过其行。荀子说“不闻不若闻之, 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 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认为“行”对于我们的认识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种理论是否正确, 最关键就是看它在实践中能否被检验。孟子提出了:“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 其良能也;所以不虑而知者, 其良知也。”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我国古代哲人的观点, 例如, 接受了荀子等人的观点, 认为:“一切知识, 离开了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同时, 他又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 理论和实践, 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体现了他在知行观上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实践论》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关系的总结, 脱离了朴素辩证法, 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继承和发展, 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
三、结束语
韩非子朴素的辩证发展思想 篇2
──《中国哲学》学习体会
杨 玉 龙
“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关于发展变化的思想，虽然没有专门的论著，成系统的理论，但散见于言论性、综合性著作中的思想是十分丰富、十分深刻的。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以及《孟子》、《庄子》、《荀子》等等诸子百家都涉及和论述了辩证发展的思想。其中，韩非子作为先秦时期最后一位思想大家和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形成了朴素的辩证发展思想。这些思想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和社会发展史上都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韩非，战国末期的韩国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春秋争霸即将结束，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这一时期，社会大变动，科学大发展，必然促使哲学思想的活跃和进步。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综合了法家的三大思想，创立了法、术、势兼用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子运用大量浅显易懂的故事，说明了许多深刻的哲学道理，形象地体现了他对事物发展、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和认识，包涵着丰富的辩证发展思想。
一、“矛盾”之说
为了推行法治思想，反对异己，韩非经常运用矛盾律和排中 1
律来揭露其他学派自身的矛盾，说明对立的思想或事物是不能同时存在的。《难一》篇中，他运用一则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现在我们用矛盾一词就来源开此，但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他的目的是要反对儒家、墨家思想，说明“势治”和“贤治”是不相容的，矛盾之说的实质是要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禁止相互对立的各种学派，使法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个思想中体现了较丰富的朴素辩证发展思想。①关于事物发展中矛盾的同一性和不平衡性思想。由于时代的特点，韩非较多的重视对立面的斗争。他认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对立面是不相容的，也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双方的斗争，才加快了事物发展的进程。但他对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即对矛盾的同一性并非完全否认。他认为“明主之道”，如能“明法制，去私恩”，即使“君臣异心，相交以计”，但仍然可以“以计合”，形成对立的统一体。他还说，“君臣不同道”，“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参同，上下和调也”。这就是说，君臣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如能各就自己的地位发挥作用，也可以做到“上下和调”。这就说明，在事物的发展中，不能只强调斗争性，还要强调统一性，否则，事物发展就会受到阻碍。②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性思想。韩非指出“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在韩非看来，奉法与否和执法是否坚决，是国家强弱转化的条件。他还以水、火为例，来说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水本来可以克火，但若把水限
制在锅里，火就可以反过来克水，把水烧开，这就是因为水失去了胜火的条件。这些思想是合乎辩证发展思想的。③关于斗争在摧毁旧事物中的作用。在如何对待历史、如何对待古与今、如何对待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上，韩非认为，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斗争在社会发展、社会变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亡征》篇中指出，蠹、隙是木折、墙坏的内因，那么疾风、大雨就是外在的客观条件。韩非通过对事物内、外因的分析，说明大风疾雨式的社会变革和斗争是摧毁行将灭亡的旧势力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样才能加快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步伐。
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进化论
韩非在论述事物发展变化的同时，还认识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韩非继承了商鞅等前期法家关于古今异势、因时变法的观点，并深入吸取了老子和荀况等人的哲学思想，提出应根据盛衰存亡之理来“变古易常”，主张“美当今”，反对“法先王”。从进化的历史观出发，韩非强调“因时变法”，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当时的现实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因而，“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在韩非看来，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统治措施也要作相应的改革。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古今异俗，新故异备。”他举例说，如果在夏朝还有人在树上筑巢而居，钻燧取火，一定要遭到鲧和禹的讥笑；如果到了商、周时代还把疏导江河作为最首要的事，一定要遭到商汤和周武王的讥笑；那么，现在还去赞美他们的治
国方法，并拿到今天来实行，也一定要遭到“新圣”的讥笑。可见“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的这些观点，对于商鞅以来地主阶段的变法活动，作了有力的理论论证，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些实际和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客观要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
韩非还对历史的发展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人类社会“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是一个发展过程。其原因在于人口增加较快，而社会财富却增长较慢，所以“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这是试图从社会的物质原因，从社会内部的矛盾现象，去探求社会发展变化的原因，具有合理的思想因素。
三、“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的发展规律论
韩非在《说林上》中讲了一个故事，纣王做了一把象牙筷子，箕子因此而很害怕。因为箕子认识到，纣王做了象牙筷子，一定不能再使用陶土制作的碗来盛羹了，而一定要用犀牛角或玉做杯子，有了这样的杯子，一定不能用来盛豆饭了，而是要盛旄象豹胎等美食；接着也一定不能再穿粗布的衣服，住茅草屋了。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追求欲望，那么，天下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满足了。圣人看到细微的地方就能知道事情的发生，见到事物的开始就能知道事情的结局。这个故事从三个方面体现了辩证发展的思想：①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的。韩非提出了“道理相应”的自然发展规律观，他继承发展了老子关于道的思想，认为，“道”
是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与客观事物相始终的一般本质和规律性，是体现在各种事物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中的普遍规律。韩非认为，与道相对应的是“理”。韩非所说的“理”是指一切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具体法则。千差万别的事物之所以互不混杂，就在于各有其长短、大小、方圆、白黑等形象和轻重、坚脆等性质，“理”就是事物的这种特殊性、特殊规律。不同的事物，各自具有不同的规律性。“道”是综合万物之理的总规律，“道”寓于“理”之中，“理”离不开“道”，又体现了“道”，这样，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被人们所认识。②透过事物的现象可以看到事物的本质。韩非不仅辩证地论证了“道”和“理”的客观性，而且还认为“道”和“理”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他说：“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协处以见其形”。这就是说，事物发展的规律，可以通过“道”在具体事物中表现出来的现象、功用去认识和掌握。③事物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就象故事中讲的纣王一样，他的欲望是从改变筷子开始的，但随之会越来越大，进而演变成贪欲，进而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最终导致亡君亡国。这就说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无到有、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总之，在战国末年，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坚决反对复古，主张法治，主张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建立，韩非思想的影响是深远的。但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有其严重的局限性。他一方面承认“道”“无常操”，“与理相应”，“与时生死”。这就是说，“道”不是凝固不变的，但同时他又追求一种“常道”。这也是他的政治思想两重性的反映，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形而上学。此外，韩非由于较多强调对立面的斗争，把矛盾的对立性绝对化为势不两立；在政治上主张唯暴力论，认为只要依靠权势、暴力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懂得事物矛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 篇3
关键词：唯物辩证法；老子；朴素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0—0014—02
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中的一朵奇葩，它是以“道”为中心的辩证法思想体系，把“道”作为先于宇宙而存在并生成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的思想体系包含矛盾学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论述了量变对质变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物极必反”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出现的时间相比较要早两千多年。
一、关于老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
老子认为，万物都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老子比较系统地揭示了事物本身是矛盾统一体的存在，矛盾着的对立面双方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孤立的，如有无、长短、高下、前后、刚柔、强弱、祸福、生死、静躁、胜败、攻守等等，均为对立统一。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天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即天下人都知道美之所以为美，是因为一定有了丑；都知道善之所以为善，是因为一定有了恶。因此，“有”和“无”是相对而生的，有了“有”才有所谓的“无”，同样有了“无”才有所谓的“有”。此外，“难”和“易”是相对而言的，“长”和“短”是相互比较而成的，“天”和“下”是相互倾覆反转的，“音”和“声”是相互应和的，“前”和“后”是相互依随的，这是普通的常理，是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他又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观点，他认为，宇宙万物都包含阴阳两个对立面，阴阳二气在运动中相互激荡，从而得到统一。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则认为，万物由矛盾的双方构成，矛盾是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性构成了事物发展的动力。
两者均是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性，相比较而言，老子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思想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影响，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比如，关于“有”与“无”，他把“道”说成是“无”，认为“道”是这样的：“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无”是天下万物的最后根源，而“有”则是“无”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也包含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它更强调矛盾在事物运动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更好地利用矛盾帮助事物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
尽管老子的思想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不可否认，老子的矛盾观包含的积极因素远远大于其消极因素，对后世的哲学研究乃至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军事战略战术中的运用，在战术上，他主张“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在战略上，他提出“柔弱胜刚强”的指导思想。除此之外，老子还列出善恶、美丑、天地、阴阳、上下、长短、大小、难易、雌雄、强弱、进退、得失、祸福、贵贱等七十多对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反相成的矛盾，这些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面对我们这个急速发展的社会，人们注意到的往往是“有”而忽视“无”的作用；只注意矛盾一方的作用；而忽视矛盾另一方的作用，贪大求全、短期行为、急躁冒进等行为都是这一错误思维造成的。老子关于“有”与“无”相互配合发挥作用的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事物对立两面在作用，在处理各种事务中平衡矛盾双方的力量，发挥两方面的积极作用具有重要义。
二、关于老子的“物极必反”思想
老子不但看到了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而且还看到了斗争中的矛盾双方各向自己对立面转化的可能性，并进而提出了“物极必反”的规律。他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即灾祸中隐藏着幸福的萌芽，幸福中潜伏着灾祸的根源，“祸”可以转化为“福”，“福”也可能转化为“祸”，正常可以变化为奇异，善端也可以引出妖孽。为了延缓和防止事物向不好的方向转化，老子提醒人们重视“微明”，因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尚处于萌芽状态的矛盾是容易处理的，重视“微明”就可以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也就是说，当事物处于转化的萌芽状态时，及早察觉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
不仅如此，老子还持着“物极必反”的观点，认为人类行为应当遵守的准则，除了“知常”、“知和”之外，还要“知止”，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知常”即知道、了解事物的规律性，“知和”即知道、了解和谐是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法则，“知止”是指知道事物自身所应有的限度，以限制或禁止自己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类不仅应当了解事物的规律性，知道和谐是自然界万物生存发展的法则，还要知道事物自身所应有的限度，并限制和禁止自己的行为。
其实，老子的“物极必反”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度”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度是质和量的统一，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限度。任何事物都是在度的范围内，特定质和特定量的统一。这种统一表现在：(1)度是质和量的互相结合，一方面是量中有质，另一方面是质中有量；(2)度是质和量的互相规定，一定的质规定量的活动范围，一定的量又规定质的稳定性。质和量相互结合、相互规定，构成事物的度；一旦超出度的范围，质和量的统一体就会破裂，某物就转化为他物。其很系统地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度”的作用，对于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而老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由于较多的关注“度”，而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消极避世，为了保持“度”，事物的发展就只能停留在“量”上，不利于社会的进步；人与人的相处，为了不起“祸”，就只能尽量减少接触，导致人际关系的冷漠等等。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细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以后再去回顾老子的“物极必反”思想仍然是颇有收获。十六大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今天，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的需要进一步提高，社会商品总量不断增加。同时，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在急剧上升。森林、沼泽、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正在被急速地消耗着，越来越多的珍惜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水资源急剧恶化，空气质量越来越差。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未来将是这样一个社会：渔民们无鱼可捕，草原变成一片沙漠，人们每天的生活用水比油还贵，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更是消失殆尽!这就是人类为了寻求迅速发展，在“人定胜天”的号召下不顾自然规律，忽视发展的“度”所导致的后果。这样的一个未来是我们谁都不愿面对的!
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延续，指出社会的发展要“和谐”。根据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其实质就是把经济发展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紧密联系起来，实现良性循环、和谐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共识，即一定要树立“适度增长”的意识，“知止”，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才能够持续发展。而这种观念和意识，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提出，这足以说明其超凡的智慧。
三、老子关于事物变化发展的质变量变规律
关于事物的发展变化，老子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始于量变，当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发生质变，由量变开始到发生质变再到量变，如此周而复始，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固有规律。他认为，“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即再粗壮的树木也是从小树苗长起来的，再高大的楼房也是由小砖头一点一点砌成的，再遥远的旅程都是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很精辟的论述，指出了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没有足够的量变就不可能发生质变的道理。老子还告诫人们“图难乎，其易也为大乎，其细也。天下之难，作于易天下之大，作于细。”他认为，要克服重大困难，必须先从易处着手，要想做成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则认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统一的，量变是质变的必然前提，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这和老子的质变量变规律不谋而合。
老予关于社会发展要遵循“度”的思想对于我们这个急于发展经济，人心浮躁的社会相当有借鉴力。社会的发展不是一代两代人就可以实现的，而是靠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积累起来的。现如今，为了发展经济，违反法律，破坏生态平衡，只要是可以促进社会发展的方法不计后果地加以利用，严重违背了老子的质变量变规律的思想，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拔苗助长”，最后因为严重缺乏营养而枯萎。
辩证看待中国古代童蒙读物的价值 篇4
首先, 这些童蒙读物承载了很多优秀传统文化理念, 甚至就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的蒙学历史悠久, 是中华文明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蒙学中, 童蒙读物不仅作为儿童基本的识字课本, 同时也被作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方式。比起那些儒家经典, 这些旧时教孩子们的“小玩艺”, 能更真切具体地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其中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方面:第一, 这些传统童蒙读物往往把政治、历史、社会、人生等多种知识统合到一起, 以琅琅上口的诗歌语言作载体, 深入浅出, 妇孺皆知, 流传极广。第二, 与当时主流的“官学” (或说“大学”) 相辅相成, 很能反映特定时代的历史文化风貌, 是当时社会文化的一面镜子, 甚至是“活化石”。第三, 还能反映古代特定历史时期其他政治、社会信息, 比如宗族观念、人伦关系、人才标准等, 其体现则是“礼”文化、“孝”文化、“重学”文化等。第四, 中国古代童蒙读物一般都体现了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或朝代的文教政策, 整体上则又渗透了以往历史的文化内涵。第五, 大部分童蒙读物中还反映了许多民俗文化的内容, 这种与精英文化所不同的文化信息, 如衣食、居处、俗语等方面, 更能作为活标本让后来研究者感受到当时的社会风气的原生态。
其次, 这些童蒙读物保留了中国古代童蒙教育的成功经验。秦汉时期, 启蒙教育基本以教化为主, 即“书同文”。因此, 儿童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掌握识字。随着整个国家、社会教育的日益发展, 魏晋南北朝特别是唐朝以后, 儿童的教育日益被重视, 出现了较为系统的理论, 如南北朝时期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就是典型的一例, 其中提出了所谓“教子婴孩”。相应地, 这一时期的童蒙读物在内容上有了新的突破。典型的如《千字文》, 不仅包括识字, 还包括自然、务农、读书、饮食、居处、园林、祭祀等各方面的生活常识。
这时期一个重要进步是, 人们已开始重视儿童的个性问题, 日益关注儿童蒙学的基础启蒙作用, 逐步增添了生活的各方面教育。此后, 真正把蒙学教材中道德教育特别是儒家伦理推到极致的则是宋朝以后, 这主要是由于理学的兴起并得到官方的不断强化, 理学家尊崇的道统最终也被推衍到儿童阶段。尤其是大批理学家参与童蒙读物的编撰, 进一步强化了童蒙读物的理学化。如宋朝朱熹的《小学》、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元朝程端礼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明朝吕本中的《童蒙训》、清朝罗泽南的《小学韵语》、张履祥的《训子语》等, 这类童蒙读物已经开始从教育自身出发, 把儿童当作“教育个体”, 即主张所有受教育者都是一样的, 如朱熹认为“蒙养弗端, 长益浮靡”。
宋朝以后, 除了许多以理学主宰的童蒙读物外, 还陆续出现了内容丰富多彩、分类较细的童蒙读物, 并得到广泛流传。大致来说, 这些读物可分为识字、伦理道德、历史、诗歌、名物制度和自然常识等类别, 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名物蒙求》《日记故事》等即是代表。以上两大类童蒙读物都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儿童发展的特点, 强调儿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儿童被视为“特殊的个体”, 既考虑到儿童身心发展特点, 又注重儿童教育的特殊性。
再次, 保留了古代童蒙读物编写的成功经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 “三、百、千”等流传甚广、经久不衰, 直到现在还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究其原因, 这种成功值得后来者深思。第一, 在形式上, 古代童蒙读物的编排格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大都能结合汉字特点, 多以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 或采用对偶方式, 押韵, 篇幅短小, 琅琅上口。像“人之初” (《三字经》) 、“赵钱孙李” (《百家姓》) 、“天地玄黄” (《千字文》) 、“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增广贤文》) 等, 都简洁明了、通俗上口。第二, 在内容上, 特别注重故事性、生活化, 因此较符合儿童学习特点, 便于识记, 易于接受。如《三字经》的“人之初, 性本善”;《龙文鞭影》的“子史须通, 重华大孝”等。第三, 编辑者极为严谨认真。如宋朝的童蒙读物大部分是由当时知名的理学家如朱熹、程若庸、胡炳文、罗泽南等所编, 编者学识水平都极高。总之, 中国古代童蒙读物特别注意实用性、时代性、趣味性。
最后, 古代童蒙读物具有丰厚的文献价值。如《汉书·艺文志》“小学”部分著录了先秦两汉时期共十家三十五篇蒙书, 完整保存至后世的却只有两种, 一是管子的《弟子职》, 一是史游的《急就篇》。此外, 许多未见著录的童蒙读物则根本无从考证了。到今天, 许多童蒙读物只闻其名不见其书, 个中原因, 或已失传, 或为朝廷所禁毁, 或被人为损毁, 或为战火所焚, 或为某些“国际人士”偷运国外 (如敦煌藏卷) 。所以, 能有幸流传下来的, 实在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我们应当倍加珍视。对童蒙读物这份教育遗产的保护, 也是继承传统教育文化的重要课题, 因为这涉及到史料的完整性、延续性, 涉及到对教育遗产的整理与继承发展。
但是, 我们也应当注意到, 随着时下一股复古热的兴起, 仿佛凡是古老的都是文物, 凡是年代久远的都值钱。对于古代童蒙读物, 社会上的很多人也存在这类想法。其实, 由于时空环境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古代的童蒙读物也需要经受双重标准的审视:这就是历史标准与现实标准。按照这两重标准, 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的童蒙读物, 包括读物中的内容与主题思想, 一旦放到如今的现实环境里, 用到21世纪的孩子们身上, 未必合适, 甚而还会出现副作用。所以, 对待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 我们同样需要科学务实的态度, 需要辩证地加以对待。
一是寻求当下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交集”, 有选择地撷取传统童蒙读物的精华, 用于时下的启蒙教育;二是要做好疏解工作。普通的阅读者容易把“怀古”、“好古”当成时尚, 没有心情也无能力加以甄别。这就需要专业的研究者、社会文化、教育机构 (如高校、出版社等) 组织有权威有资质的专家、学者为公众做好古代童蒙读物的宣讲解读工作, 这不但利于传承传统优秀文化, 更有利于去除那种盲目跟风的社会不良习气。三是对于一些确实有必要让孩子了解的教育内容, 同时用古代童蒙读物教育儿童比当下其他教育手段、载体更简洁、更便利, 效果更好, 可以适量选择古代童蒙读物。除此之外, 社会的各种文化组织、机构在宣传鼓动方面应当把握好“度”, 适可而止, 不应夸大其辞, 变成某种拿现实孩子的发展命运作噱头大发古人财的谋利行为。
总之, 我们认为, 古代童蒙读物具有历史性和时代性。因此, 既不能一味地肯定甚至迷信, 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全盘否定。这就需要有披沙淘金的能力, 以便对其做出辩证的分析,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即“择其善者从之, 不善者而改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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