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信仰

孤独的信仰（精选三篇）

孤独的信仰 篇1

一、是神话的信仰, 还是理性的信仰?

信仰有神话的信仰和理性的信仰之分。初民时期, 人对神话的信仰是世界各个民族的必经阶段。如在古希腊, 神话“构成了信仰的‘日课经’”, 也是“这一群人集体知识的百科全书”。 随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全面和深化, 对神话的信仰逐渐被理性的信仰所替代。今天, 哪怕是从未进过学堂的农妇, 也不会相信水旱涝灾抑或风调雨顺是老天爷喜怒哀乐的结果。有人可能要问, 在科学发达的西方,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笃信宗教呢?其实, 这种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与其说是是信神或信上帝, 不如说是信神或上帝的教诲。这种教诲往往体现了与某种超越的终极关怀联系在一起的普遍价值, 与自然科学无关。

几百年来, 与自然有关的神话一一破灭, 然而, 由于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向往, 各种与社会有关的神话却你唱罢后我登场。这类神话一旦被哪个国家的政治野心家所利用, 不仅该国的国民被拖入深渊, 还可能祸害世界, 如希特勒德国。他们煽动仇恨、鼓吹暴力、杀戮同类、剥夺自由, 强迫全体国民无条件信仰他们虚构的神话, 而这一切都是在“建设美好社会”的名义下进行的。 这种信仰显然与以“爱人”为教旨的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南辕北辙。作者说:“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太多的经验教训, 这样的信仰不仅是赝品, 而且更是危险品。它会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带到自我毁灭的边缘。我们不能饥不择食, 而把这样的赝品和危险品当成了信仰。”赝品终究会被识破, 神话也终究会破灭。如重建这样的信仰, 无非是把神话延续下去, 无非是把流感病毒从H1N1变异到HXNY, 真不知还有多少人将要被戕害。

二、是神道设教的信仰, 还是宗教自由的信仰?

为了进一步说明那个时代的信仰是个什么玩意儿, 作者引用了邓晓芒教授《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这篇文章的部分论述。 邓先生发现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所谓“神道设教”的伪信仰, 起初的“神道”是代表自然法则的运行, 要求在位君主要顺应天命治理国家, 发展到后来, 却成为以特定的鬼神信仰, 强迫子民盲从迷信。在此传统的统治术基础上, 现代统治者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化的“神道设教”, 所谓“道” 就是统治意识形态, 而“教”则是党政国家机器。“它会具有某种能让老百姓爱听的自然之理和顺应民意的内容;它同时会用某种系统的说辞, 通过一整套的组织方式来统治并教育民众。因此, 顺应民意与教育群众是它的两个组成因素”。如希特勒德国,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向德国人民作出美好许诺:消灭贫困、保障就业、民族复兴、国家富强, 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履行了承诺, 但是它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什么呢?是世界大战和奥斯威辛集中营。今天的德国人民肯定不会希望希特勒的国社党再来统治一遭, 那么是他们的信仰缺失了吗?当然不是, 而是神道设教这种骗术在德国已经破产。

三、是“诚于恶”的信仰, 还是“诚于善”的信仰?

显然, 对神道设教的信仰决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 但是, 单从“信仰”的词义本身来说, 这种信仰似乎也符合。那么, 怎样才能划分这两种不同的信仰呢?作者根据信仰的价值, 借用梁启超在《论宗教家和哲学家之长短得失》一文中的区分, 把信仰分为诚于善的信仰和诚于恶的信仰。宗教意义上的信仰即是诚于善的信仰, 因为它提倡用此岸世界的人类之爱去达到彼岸世界的美好社会。诚于善的也可以是世俗的信仰, 如对民主等一些普世价值的信仰。

诚于恶的信仰虽也有建设美好社会的口号, 但这只是作为幌子以售其奸, 它用的手段是把人划分成等级, 鼓吹某种族的优秀或某阶级的先进, 唆使一部分人去消灭另一部分人, 反对人类之间的博爱。为了使前一部分人甘愿受其调遣和后一部分人“死得瞑目”, 设教者必然要从精神上控制人, 剥夺人的信仰自由, 而且要“从娃娃抓起”, 使人从小就认识到“宇宙真理”只有它一家, 其他的都是“腐朽的”、“没落的”思想, 要“拒腐蚀、永不沾”。这样, 众人都成了他们的驯服工具, 前一部分人认为自己成为后一部分人的掘墓人是历史的使命, 后一部分人则认为自己确实有一种“原罪”, 就应该接受改造, 就应该“灭亡”。

所以, 诚于善的信仰把人放在第一位, 尊重人的自由, 包括信仰自由;而诚于恶的信仰则把人当作工具, 试图统一人的思想, 只许人接受钦定意识形态的教育, 实际上就是不允许人有信仰自由。

四、是“照着做”的信仰, 还是“想着做”的信仰?

正如作者所说, “一个民族或社会如果没有以自由为灵魂的信仰, 那么敌视自由的神道设教便有机会成为方便的信仰代用品, 不仅控制个人的精神和思维方式, 而且也渗透到整个群体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中去”。所以, 信仰的灵魂应该是自由, 即使是宗教的信仰, 一旦抽去了它的自由灵魂, 也会成为神道设教的工具, 如中世纪的基督教。神道设教的信仰不允许人们有自己的思想, 不允许人们怀疑, 只许“照着做”, 甚至乐意看到群众的狂热与狂信。真正的信仰应该是个人通过自由、理性思考获得的信仰, 结果可以是某种宗教或政治的信仰, 也可以是自由而理性地不相信某种宗教或某种政治意识形态, 不管哪种结果, 都应该表现为一些具有普世和恒久意义的价值, 如自由、平等、尊严、人权原则等, 最重要的, 这些都应该是自己独立思考得出的结果, 而不是“宣传、蛊惑、洗脑”的结果。

孤独的信仰 篇2

宗教信仰和道德信仰的发展是一条曲折的道路。不过,并非任何一种曲折都与前进呈正相关性,更不是曲折本身就意味着进步。人类历史上曾遭受过重大的挫折,经历过漫长的道德黑暗期。如,欧洲曾放弃了古希腊的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传统而接受基督教,中世纪四五百年的宗教统治造成了漫漫的道德黑夜;近现代在全盘否定基督教,以个人主义的实用信仰来代替价值信仰后,又导致了新的精神荒芜,迄今仍让人看不到道德精神复苏的迹象。因此在宗教信仰与道德信仰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就离不开真正洞悉历史必然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当下的中国,克服倒退性、萎缩性的道德信仰危机,消极的宗教信仰，建构真正合乎人性完善和发展需要的道德信仰,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任何道德都是特定时代的社会利益关系的反映,在阶级关系还存在的时代里,受制于领导集团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道德信仰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道德信仰中的指导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为道德信仰的确立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不论是从道德的超越时空的全人类性或普世性上看,还是从其时代性和阶级性上看,道德都是利益的反映,体现了一定利益集团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声明自己的理论具有阶级性。它之所以有敢于标明自己理论阶级性的政治勇气,是因为它的无私性,它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学说,是关于劳苦大众自我解放的学说。合理的道德对社会和个体都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的双重价值和意义。以此为根据道德的信仰化便是道德存在的特有方式,个体合理的道德信仰便既是个体幸福的重要条件又是个体生命价值提升的重要前提和主要标志,社会合理的道德信仰是人类文明的表征。第二,马克思主义确保了道德信仰的科学性。在人类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对社会邪恶的道德控诉即价值批判。然而,单纯的道德呐喊,其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和不能持久的。道德化的批判必须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才是真正有力的。道德价值目标的实现,唯有建立在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基础之上方是可能的。道德信仰作为对终极目标的虔敬之情,本身就具有非理智性和非逻辑性的一面,如果缺乏正确的哲学世界观的引导,难免陷入盲目性、蒙昧性乃至反理性的宗教信仰泥潭。马克思主义的魅力和强大指导力量不仅来源于其道德的力量,更来源于其科学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辩证法精神,确保了其科学性。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为指导,使我们能够正确揭示道德的社会本质和人性根基,使社会主义道德既由于有其现实的社会存在基础而避免流于抽象与空乏的永恒道德的梦呓,又由于科学地揭示了道德的人文根基和道德发展的总趋势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为指导,使我们能够第一次正确而全面地估价道德对社会和个体的功能和意义,免却滑入唯道德论和非道德论之两极;同时,使个体在确立自己的道德信仰时能够自觉地投身到人民群众的道德生活实践中去,避免过去所难以避免的独善其身的狭隘性和唯心主义的心性修炼路径。

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与信仰包容 篇3

日期：2012-04-09 作者：卓新平来源：文汇报

当代中国的信仰理解与信仰包容 ——卓新平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信仰论坛”的讲演

社会道德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仰可以为道德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对道德的高扬，也可以让相关道德原则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信仰。

信仰作为人的重要精神活动，有着广泛的涵括和巨大的影响，因此，不要低估信仰的力量，而要尊重各种信仰，促进同一层面的信仰对话，提倡不同层面的信仰包容及平等共处。

卓新平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宗教理论、基督教神学。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2部，主编及合著10余部，发表论文80余篇。代表著有《宗教起源纵横谈》、《宗教与文化》、《尼布尔》、《世界宗教与宗教学》、《当代西方新教神学》、《当代西方天主教神学》、《宗教理解》、《基督宗教论》、《基督宗教研究》、《圣经鉴赏》等。

“老人跌倒该不该救”、“幼儿被车碾压路人视而不见”，一些原本并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却成为时下社会热议的话题，现代道德观念和准则中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返老还童”真使人感到悲哀。中国社会对信仰的关注确实到了该反思、“该补课”的时候了。

实际上，社会道德如果没有信仰的支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信仰可以为道德的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然，对道德的高扬，也可以让相关道德原则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信仰。中国自古就有将道德诚信作为信仰的诉求，比如民间的“关公崇拜”就是诚信、仗义的“神化”，只可惜关公崇拜在重物而没有精神情操的氛围中也出现了嬗变，现在多把关公敬为“财神”，其原来的价值意义蕴涵却已被人们所遗忘。正是在这种道德及意义危机中，中国人重新开始呼唤道德价值和信仰意义的回归，找寻我们失落的精神家园，如在“离开雷锋的日子”又重提“雷锋精神”、重塑“公民雷锋”形象；广州和武汉联手上演《信仰》之剧，以文艺形式让信仰重新登上当代市民社会的舞台；甚至关公崇拜也被有识之士以“申遗”方式，谋求其返璞归真。

信仰究竟是什么呢？“信仰是个鸟儿，黎明还是黝黑时，就触着曙光而讴歌了。”印度诗人泰戈尔曾以这样的诗句作答。在此，我想从信仰理解、信仰分层、信仰包容这三个方面来探讨信仰问题，以信仰呼唤来求信仰回归。

信仰理解

在人类文化活动中，信仰是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灵性生命的最高境界。人追求理想，有信仰，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

研究思想文化问题，不能绕过对信仰的关注评说。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现象，反映出人类在认知和实践上的超前把握及决定，体现出人追求超越性和神圣性的境界。其中“信”为认知上的超前性和超理性，“仰”则是行动上的超越性和敬畏性，指往上的、超然的、折服的心态及相应的行动选择。信仰虽然可能有神秘性因素，但更多体现敬佩、推崇和神圣的境界。

信仰被视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一种“人们把握世界的方式”，其涵括面较宽。信仰以向往、憧憬、追求甚至自我牺牲、奉献的态度及方式表达出人们对某一事物、事业、理想或幻想，对某一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执著和信守。信仰是对尚不能肯定之事物的肯定，对不可知的“强知”。在人类文化活动中，信仰是精神生活的最高追求，是灵性生命的最高境界。人追求理想，有信仰，从而形成了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

人们对信仰的不同理解，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种认为信仰乃为宗教所独有，只有被信仰的对象具有神圣性、精神性和超越性才值得“信”且“仰”，任何世俗理念、个人、物体、主义或理想都不具有这样的特征。

另一种则认为信仰不只是宗教信仰，有更宽泛的蕴涵。西方社会多强调信仰的宗教意义，却也没有断言信仰只有宗教这种唯一形式。《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在解释belief时将之译为“信仰”，其定义为“在无充分的理智认识足以保证一个命题为真实的情况下，就对它予以接受或同意的一种心理定势（或态度）。”可以说，信仰与信念、信赖、理想密切关联，甚至就包含这些内容，其所指既可以是宗教的、也可以为世俗的。与之相似，中国的《辞海》在解释“信仰”时也持上述宽泛之态，认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这里，宗教和“主义”可同为信仰的对象。

按照第二种理解，信仰是一种涵盖较广的概念，可以包括宗教又多于宗教，涉及人类精神文化的多层面内容，通常被人视为“是人对一种事物，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人性观，甚至是对一种虚幻的世界观的向往和追求，是一种源于现实的更高的心理追求和实践努力的方向。是与信念和理想紧密相关的一个概念。”由此来看，信念可以包含在信仰之内，信念中虽暗含未知、猜测和神秘的因素，但其作为人们把握世界之独特方式的基本观念，却被相关人群视为确信或坚定的理想。因此，信仰具有前瞻、远眺、希望、渴慕的因素，它虽无现实中的确定性，在相关人群中却有心理上、情感上的确定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将持一种开放态度，涵括神圣与世俗两大层面。而且，从对信仰根本特点的理解出发，人们也理应发现信仰之中及信仰之间都有着很大的商讨、探究的空间。

信仰是人类求知的产物，显然，这其中也有对尚无法获得答复之问的“自答”、“自解”。人们在此意义上通常也将信仰视为“未来学”范围，指出其认知特征即对“未知”、“未来”的前瞻、预设、断言、宣称。实际上，人的认识过程是极为复杂和漫长的，有着求知本性的人类与生俱来就在不断探索、询问，而其答案在留给后人后也仍在不断调整、完善。用有限的认知去谈论无限的世界，用局部存在去把握整体，这就进入了信仰的领域。在此，信仰和科学乃在同一起跑线上。由于宇宙的无限性，科学探索会永无止境、永在途中。信仰关涉未来学、预测学，是人的精神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前瞻功能。信仰作为人的重要精神活动，有着广泛的涵括和巨大的影响，因此，不要低估信仰的力量，而要尊重各种信仰，促进同一层面的信仰对话，提倡不同层面的信仰包容及平等共处。

信仰分层

人类的信仰不可能是单一的，信仰分有层次，不同层次的信仰可以和谐共处，甚至同时共信。此外，同一层面的信仰也可分为多种，彼此同样可以从相互排斥经过对话、理解而走向共同存在、和平相处。

人类的信仰不可能是单一的，信仰分有层次，不同层次的信仰可以和谐共处，甚至同时共信。此外，同一层面的信仰也可分为多种，彼此同样可以从相互排斥经过对话、理解而走向共同存在、和平相处。一般而论，信仰可分为世俗信仰和宗教信仰两大层面，其中世俗信仰从“此岸”、“今世”的角度关注人类相关领域的未来发展，对之表达一种追求、坚信和确认；宗教信仰则设定一种终极神圣或终极实在的存在，认为一切，包括未来均在这一超然神圣存在的把握、掌控之中，人们对其认知、信仰则多为神秘化的形式，但同样也并不排斥理性认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样，信仰的存在就有了各自不同的空间或领域，而不同信仰之间的对话或跨信仰沟通自然也大有可能、大有作为。

1、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是人类各组织团体在社会政治活动中所持守的信仰，是其对所追求的政治目的的坚信。政治信仰虽也面向未来，却有其明确的此岸性、属世性，是其生存处境中的社会理想追求，即以政治手段来改善或革新其所在社会。人们在政治信仰中的不同，就形成了不同党派、“主义”和政治主张。政治信仰因为其此岸性而彼此关联密切，多有交融互渗；不过政治信仰的排他性也非常明显，不同政治理念、信仰间有着非此即彼的尖锐斗争，甚至往往不可调和、妥协。尽管如此，政治信仰中仍有对话的空间和实践。一种政治信仰并不是孤立形成的，而往往是综合、继承的结果。政治信仰表面的排他性并不可能完全排除其内在的互渗性、关联性甚至共构性。

在中国社会所常论及的共产主义信仰，其实质即一种政治信仰。有些人认为共产党员不要有信仰，这实际上把共产党人的精神持守、理想追求都否定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信仰，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信仰，我们相信其在未来一定会实现，但现在尚未实现，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此，不少共产党员为其信仰而奋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自我，虽然看不到其信仰的实现，却已表现出对其“信”之坚定和在“仰”之行动上的忘我，体现出这种政治信仰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在政治信仰层面上有一定的排他性，其信仰的坚贞就包括对其所持信仰的专一和坚守。不过，不同的政治信仰之间仍然可以对话和交流，在特定时机甚至可以相互包容和共同合作。各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团结合作代表着人类政治民主的积极发展。

就共产主义而言，其信仰也绝非一家独成，马克思是犹太人，同时也是19世纪的德国人，其思想精神有着明显的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传统积淀，也反映出德国源自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理性、思辨和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大组成部分也有着西方文明的思想文化渊源。所以说，政治信仰尽管有较强的排他性，但对同一层面的信仰和其他层面的信仰仍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吸纳性。

2、民族信仰

民族信仰是相关民族之魂，是其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撑。民族信仰与民族精神有密切关联，民族精神因其继承性、延续性和永恒性而成为了信仰，对其民族精神的持守就是其民族信仰的表现，信仰本民族的精神即意味着守护其精神家园、传承其民族文明。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都保持着对其民族精神的信仰和追求，犹太民族就具有与神立约的契约精神、期待“复国救主”的救赎精神、忍受磨难痛苦的赎罪精神和精明睿智的“选民”精神；视为信仰的民族精神还包括理性思辨、执著严谨、社会批判的德国民族精神；崇尚自由、追求民主、欣赏浪漫的法国民族精神；冒险创新、稳健有序、规范优雅的英国民族精神；群体至上、直率顽强、欧亚融通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等。这些民族信仰有些与宗教信仰相关，有些则各有侧重，并不完全重合。有些民族以其信仰来维系，保持其血缘关系、血脉传承的纯洁，守护其人种学意义上的民族存在，而有些民族则以其信仰来形成新的族群观念，淡化原本多元各异的民族或部族来源。此外，民族信仰在有些民族中被高扬、凸显，在有些民族中却成为沉潜、内在的精神动力。

中华民族信仰以向心凝聚、整体共构的“大一统”思想作为其核心精神理念。这种“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的一统观念乃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民族信仰的这种一统观念自远古以来就已经用祖先崇拜和民族图腾的形式固定并流传下来，如“炎黄子孙”所表达的统一祖先的信仰，“龙的传人”所折射的民族图腾之凝聚观念。此后，这种“渊源共生”、同根同源的信仰观念又进一步扩展，从而形成其更具有文化特质的“海纳百川”、“和谐共融”的中华一家的“大民族”信仰。从此，血缘、语言，甚至宗教信仰都被置于次要地位，而统一的中华民族意识才具有最为重要的位置。

3、文化信仰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精、气、神，是各民族及各社群的灵魂所在。这里所言的文化并非泛指的文化，而有着相应民族、相关国度文化的特质性。文化的这种民族、国家特色导致其提供的精神家园也各不相同。相关人群在其文化中的安身立命，也使之有着相应的文化信仰。钱穆曾指出，对于本国以往的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也只有这样，“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英国也曾有政治家在谈到文化信守时强调，可以“失去印度”，但不能“忘掉莎士比亚”。相关的文化或文化认同及共识也可以超出国土、跨越国界，有更为宽阔的辐射和影响，在政治信仰各异的处境中仍能达到文化信仰的相同。例如有海外华人曾提出，基于“文化中国”的理念来构建“中华文化共同体”，实现文化上的“同情共感”、“同体共爱”，达到“情深而文明”的境界。

文化信仰保持了一种内蕴的精神力量和外延的包容涵括。在中华文化信仰中，其内蕴的精神力量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使命。而中华文化信仰在外延上则体现在其海纳百川、宽和共融的文化气势上。“大一统”民族共在的奥秘，就在于“多元通和”的气魄，从而使中华文化成为开放包容、和谐共生、宽容中和的“和合文化”。这种“和合”性就具有牟钟鉴所言“多源性的综合，多样性的交渗”。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全球治理的无序和国际力量的失衡，使不少人希望能借助于中华文化“多元通和”的文化信仰来达成全球平衡、世界和谐的文化共识。在多元世界中，人们已有经济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尝试，虽不太成功却也稍有成效。日本学者西川博史提出，全球化的人类应相互尊重彼此的价值观和现实利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拥有“共同体价值观”，并通过逐渐培育这种相互理解的共同价值观来建立一种“文化共同体”。这种发展应该就是典型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4、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是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核心层面，给人类提出了“成圣”、“敬神”的要求和追求。其参与敬拜的形式即有建构性的团体组织，也有弥散性的个人自我。而且，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及国家中，多种宗教并立共在、各自发展也是铁的事实。宗教信仰关注宇宙的始终、人类的死活，以及现实生活中的痛苦、磨难、困境和迷惘，而其回答往往是彼岸的、来世的、超越的、超脱的，其真与实多会深藏在其虚无缥缈、似非而是的表述、暗示或引导之中。故其学问亦为“神学”或“玄学”。

宗教信仰的产生已形成了不同的特色，人们可将之分为三类，一为绝对一神论的宗教信仰，二为二神以上之多神论的宗教信仰，三为抽象、升华而似乎呈现为“无神”的宗教信仰。值得注意的是，这三大宗教信仰的生成板块都在亚洲，而且自古延续至今的文明宗教基本上是这些源自亚洲、传到全球的宗教信仰体系。因此，亚洲的“宗教性”、亚洲人的“信仰”特性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同理，主张、推崇信仰包容，促成信仰融合，作为亚洲文化核心地区的中国显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要担负义不容辞的责任。宗教信仰之间的排斥和纷争，在亚洲地区及亚洲宗教中格外突出，这也使化解冲突、和谐共存成为亚洲宗教信仰理应体现出的时代新兆、未来远景。

由此可见，人类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与宗教关联密切，有着复杂交织。中华文化在其长达五千年的历程中显然有着宗教的身影，“上古神话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蕴涵并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此后在儒、佛、道三教的历史中，宗教信仰得以集中和凸显。“敬天”、“法祖”、“仁爱”、“礼治”、“德政”等乃宗教、伦理、律法的有机共构，体现出仁、义、礼、智、信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离开儒、佛、道则会被架空，缺失关键内容。

信仰包容

信仰的专注性、忠贞性使各自对话和包容有着一定张力或风险，但人类为了在一个共同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仍在继续努力。

信仰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应该包括政治信仰、民族信仰、文化信仰和宗教信仰等领域之内和其各领域之间，但实际上也都只是取得了相对成功。信仰的专注性、忠贞性使各自对话和包容有着一定张力或风险，但人类为了在一个共同地球上的生存和发展，仍在继续努力。其最新进展之一，就是“世界不同信仰间和谐周”活动的开展。今年的主题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寻找共同点”，其基本共识在于承认每一种信仰都有自己的特征、传统和做法，所以应该承认和尊重不同信仰传统所共有的价值，形成相关的共同原则，并使之成为人们得以在多样化基础上团结起来的“共同点”。仅就宗教而言，宗教信仰所指导、规范的社会实践标准和伦理规范不一定就与社会政治层面的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必然矛盾、相悖；宗教信仰之思曲折地反映出人的现实需求和追求，因而其向往的真、善、美、圣也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可以与社会需要的真理、完美、和善及神圣求同、共在。

信仰包容是全球化的时代精神及需求，关系着人类的信仰如何承担文明共存的责任，有效完成其时代任务的重大课题。对此，宗教信仰和其他任何层面的信仰并未达其完善或理想之境，但已看到沟通、和解和融汇的希望。所以，我们在全球化时代的精神反思中必须包括并积极推动人类信仰层面的深刻反思，并将这种反思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

其实，在信仰追求中，过程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的实现，我们必须重视、把握、欣赏或警惕的是这一过程。信仰所问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从何来”、“人往何去”，其实很难找到真实、准确的答案。实际上，“人从何来”，不知道，也不需要弄清楚；“人往何去”也不知道，同样也不需要说明白。而人在来去之间的过程则可以知道，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只有从其来与去之间的过程才能回答、解释“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关注信仰问题，关键就在于对信仰者的人生经历及社会参与的关注、研究、重视，是其今生今世而不是什么“彼岸”之“神”。探讨有“神”、无“神”，弄清“唯心”、“唯物”，实际上是哲学认识论问题，而并非社会存在论问题。从纯学术层面可以继续不断探究这一问题，但在社会政治层面则可以对之扬弃、超越。

综合信仰的哲学宗教理解和社会政治理解，信仰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即有没有信仰文化，其内涵和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其实，中国有着久远、深厚的信仰文化，中国是一个与神圣结缘的国度，中华民族的信仰情结亦有其与众不同之处。由于现实关切容易成为其关切的焦点，因此使中国各层面的信仰有着特别的趋同性、共构性，人们不太强调此岸、彼岸的截然区分，神人之间也没有无限分离的距离。尽管这容易造成其挤在同一层面而彼此不容的悲剧，却也使这种信仰理解有着对我们的直接贴近感和亲切感。中国的圣人崇拜比不少宗教中的圣徒崇拜多了人文的内容、社会的蕴涵。在中国宗教信仰的神明体系中，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会被“神化”，成为真神；同理，中国政治信仰中的人物及其思想、学说、理想，也可以高达宗教崇敬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