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法与问卷调查

访谈法与问卷调查（精选四篇）

访谈法与问卷调查 篇1

交通出行, 作为基本需求之一, 直接影响了市民日常的生活。然而, 近些年来, 随着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其中有若干个城市的人口承载量、环境承载量不断挑战其自然承载量。因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多带来的交通拥堵问题给城市居民出行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为应对交通拥堵问题, 各地政府采取众多不同的措施。除了对特殊拥堵地段采取一系列限流措施, 在车辆数量控制方面, 主要有两种方式, 以北京为代表的摇号政策以及以上海为代表的拍卖车牌政策。显然, 相关调控政策在效果上较少获得实证验证, 而与此同时, 社会舆论对此褒贬不一, 特别是2014年12月, 深圳突击限牌之后引来多方争议。在以往交通拥堵解决问题的研究中, 多基于经济学的角度, 如拍卖车牌政策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 尝试用货币数额代替需求, 已达到资源配置最大化。对此, 有国外学者认为, 当涉及历史, 社会关系, 现实的时候, 经济学就消失了。为了更好的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应该更深入探讨市民的交通需求内容, 特别是与地理情况, 社会关系等角度入手, 以此进行综合探讨。

2 研究方法与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以及问卷调查法结合进行分析。深度访谈是社会科学质性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 他通过与被调查者深入访谈, 了解与之相关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 试图揭示相关社会现象的形成过程, 并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以及方法。深度访谈研究目前在国外属于较为成熟的质性研究方法, 能有效弥补采用计量角度分析问题的局限性, 能更好的揭示市民交通需求的具体内容。本文主要基于深度访谈法分析得出相应结论。

在采用深度访谈法的基础上, 我们基于深度访谈所获得的相关内容, 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再进行一次补充调查。问卷调查法可以弥补深度访谈法在代表性上的缺陷, 以此可以支撑本文所提出的结论。

本研究对象总体以上海市市民为主。在深度访谈法中, 本文选取了6位上海市常住市民。对象主要区别于不同年龄段, 社会关系, 居住时间长短, 身份地位等因素, 这样对象的选取使得被调查者的观点和见解更全面, 更具有代表性。访谈时间为2015年11月前后, 访谈时间跨度为半个月左右, 考虑到需要被调研对象长时间的配合, 调研地点多选择于当地咖啡馆, 上海市图书馆等闲适场所。访谈时间多为60分钟左右 (应受访者要求, 部分私人信息隐匿) 。

进行完深度访谈后, 根据所获得的资料, 我们从社会背景, 居住地点, 用车需求, 限牌政策态度等方面对问卷进行设计, 主要于人民广场, 陆家嘴, 淮海路三个地点进行问卷调查和回收, 有效回收221份样本, 受访者多属于中产阶级, 平均年龄30至35岁, 男性比例达63.2%, 本地居民 (定义居住十年以上, 稳定落户者) 占到了56%。

3 调查发现

3.1 社会公共资源过于集中城区, 加之级差地租导致对应地段和时段交通压力偏大

笔者在对6位采访者进行参访时, 对象纷纷指出交通拥堵压力多见于早晚班高峰期和节假日, 拥堵路段多为连通各大城区的枢纽, 如内环高架、延安东路附近。拥堵原因一方面源于汽车保有量的增长, 其在特殊时段中心城区与郊区间交通需求是造成拥堵的直接原因。家住闵行区的吴先生表示, 由于交通拥堵。他每日上下班在路上所耗费的时间长达2个多小时, 同时, 各项社交娱乐活动, 医疗等需要, 使其频繁往返于城区与郊区之间。

2015年年末, 上海市商品房均价为32144元/平方米, 其中, 静安区2015年上半年均价89500元/平米, 土地极差地租趋势明显。高房价促使市民向郊区发展, 而根据问卷调查显示, %的调查对象居住在非中心城区, 而上下班用时 (表) 往往超过平均值%, 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有车样本中, 非中心城区居民相比, 在用车需求上更依赖于刚性需求。

从两个角度上来说, 一方面, 城郊基础设施, 以及相应的交通地理特征与中心城区存在相当的差异, 另一方面, 由于级差地租因素, 使经济有限的城市居民向郊区转移, 与此同时却扩大了相关交通需求。现存的上海牌照拍卖制度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出行的必然性是一种刚性交通需求, 提升购车成本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由资源分布不均所引起的交通需求问题, 改变的更多是出行成本, 对于未购汽车且居住在郊区的访谈对象认为, 限牌制度增加了出行困难, 无一例外的对前者抱以负面态度。

3.2 本地居民占有更多资源优势, 相应交通刚性需求相对较低

近年以来, 上海车牌价格及竞拍人数水涨船高。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显示, 2013年共有325324人投标, 相比2012年共增长56622人。受上海车牌拍卖影响最大的是潜在的购车者, 其对高昂的价格, 较低的汽车中标率, 以及不可避免的交通问题感到不满意。已居住五年的邓先生提到, 上海拍牌给其带来不小的困扰。邓先生已经申请车牌竞标半年, 依旧没有结果。甚至不惜出动全家老小一起竞拍, 以提升成功概率。为抑制车牌价格过快上涨, 上海与2013年10月引入警示价机制, 在竞拍拍照的基础上, 引入摇号制度。“不仅需要钱, 还要靠运气, 拍卖制度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邓先生表示, 不少黄牛和代拍公司提供相应“增值服务”, 政策公平性值得怀疑。在调查问卷中也显示, 非本地居民与政策态度倾向呈负相关关系, 达-0.36, 而未拥车的非本地居民负相关程度更高, 达到-0.45。在询问周围人对政策的态度时, 邓先生坚决表示并没有人认同政策观点。

与此相反的是, 家住徐汇区的本地居民沈先生却赞同政策的推行, 他将上海交通拥堵原因归咎于车辆数量的激增, 遏制汽车数量是有效手段。沈先生于2002年以2万元左右的价格拍得车牌。目前, 上海车牌并未设置使用年限, 也就是说, 在早些时候购得车牌, 成本最低, 享受的效益最大。公共道路作为一个非竞争性的混合商品, 对其使用并不会影响他人的利用, 由于牌照价格在历年来前后不一致, 使得先购买车牌者成本更低, 更拥有在优先使用的权利。混合商品的性质导致公共道路存在一定饱和度, 随着消费者人数的增加从而会减少每个消费者可以从中获得的效益的公共物品或服务。这种物品的效用虽为整个社会成员所共享, 但在消费上具有一定程序的竞争性。这就是说, 这种物品或服务在消费者的数量达到拥护点之后, 消费者人数再增加, 其边际就不再为零。由于本地居民在早年更容易获得车牌, 使得其与外来人员在资源上占有优势。

在土地资源方面, 本地居民也相对拥有资源优势, 本地居民位于中心城区住房相比外地籍居民高出26%。以目前一线城市高额房价, 对于来自外地想永久居住在大城市的市民是一种巨大的壁垒, 对于本地居民也是在资源上占有的一大优势。由于居住地段的影响, 本地居民交通需求压力相对较低。

由于资源优势的影响, 外地籍居民相对于本地居民拥有相对更多交通刚性需求, 而目前想阶段采取的限牌政策加剧了资源不均的程度。更早拥有车牌和住房的本地居民在城市资源分配对象上属于既得利益集团, 使得其在交通出行方面占据优势。随着车牌价格以及房价不断上涨, 外地籍居民想要在资源使用上接近本地居民, 付出的代价也将会越来越大。

3.3 社会关系群体的不同导致交通需求条件分化

根据访谈内容和随后的调查问卷分析, 不同社会关系群体在交通需求上存在极大差异。根据交通拥堵时段来看, 居住在中心城区以及在无固定时段工作的人群最不易受拥堵的影响, 而这一类人群在社会角色上存在一定特征。

一是受工作背景的影响, 根据调查数据显示, 在各行业人员中, 公务员以及工商个体户及其他在政策态度上总体趋近于正面, 而服务人员以及技术人员在这方面相对偏负面看法。造成分化的原因多样, 在地缘优势上, 公务员与工商个体户及其他拥有更多的资源, 较能避免在城区内转移所面临的交通拥堵问题, 而工商业个体户在出行时段上与一般群体不一致, 较能避免早高峰拥堵问题。

除此之外, 分化还跟年龄有较大的相关性。限牌政策对年轻人的生活影响呈显著相关 (-0.42) , 由此延伸对政策的态度也是更加偏负面性, 又很大一程度上是由于还未拥有汽车, 原因并非由收入不均所造成, 年龄与收入相关程度不高, 所以很大程度上由于政策所造成的汽车拥有壁垒。

那么, 如何根据影响程度划分不同的社会群体呢?对于在城市资源拥有情况的不同上分类, 有研究将群体分为弱势群体, 强势集团, 中产阶层三个部分。弱势群体有着极为复杂的社会背景, 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 年龄较低, 未拥有汽车, 外来户籍, 以及居住在郊区的这几类群体相对偏向弱势群体地位, 这几类群体并非相互独立分割, 不过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在交通竞争上的竞争力不足。现行交通限牌政策推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压力, 但一定是以这一类社会群体的牺牲为代价的, 从社会总效益的角度上来说, 政策的推行未必能带来积极的一面。而强势集团在资金, 资源, 权力, 社会关系上处于优势, 本地居民, 高收入的工商业个体户, 公务员群体都属于强势集团, 由于早期资源的易得性, 在类似交通这类公共商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垄断地位, 限牌政策抬高了拥车进入壁垒, 一定程度上向强势集团倾斜, 加重了与弱势群体的分化程度。而中产阶级介于两者之间的缓冲层, 其群体规模决定了社会稳定性, 在相应交通资源分配上, 成为中产阶级的条件较难定义, 对交通资源的占有且介于弱势群体及强势集团之间。目前, 中产阶级数量仍未达到理想规模, 这也是造成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4 结论

公共资源配置不公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它影响了教育, 医疗, 道路交通等各方面公共领域中。影响交通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来自住房资源, 住房决定了市民日常出行的交通需求, 居住在离市区较远的市民更依赖交通, 需求也更加刚性化。随着房价不断攀升, 促使更多经济能力有限的市民向远郊发展, 同时却与其他市民竞争公共交通资源, 形成恶性循环。而限制车辆牌照的发放, 作为政府调控交通的初衷, 变相提高公共交通资源进入壁垒, 加重资源配置不公。

另一方面, 社会群体存在差异, 在公共交通志愿配置中, 既得利益集团属于强势群体, 拥有地缘、经济, 权力等各项资源优势, 在公共交通资源的竞争中占有强有力的垄断地位, 房价不断提升, 竞拍难度的不断加大, 优势就越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而低年龄, 外来户籍, 峰中心城区居民作为弱势群体, 在竞争交通资源时处于弱势地位, 从社会公平性角度来说, 政策有损弱势群体利益, 故在调查中出现政策态度分化严重, 两极化发展。

4.1 分散中心城区不必要的公共资源, 向非中心城区扩散, 降低城区间刚性交通需求

许多公共基础设施不必围绕中心城区发展, 想分中心冲去扩散, 可减少郊区刚性交通需求。通过政策引导, 发展郊区自给自足的能力, 将部分医院、学校、公园、娱乐场所, 办公地点向郊区移动, 降低级差地租对交通拥堵的影响。

4.2 对应弱势群体增加倾斜性政策

在处理交通拥堵问题时, 应当同时兼顾社会公平性问题。弱势群体为社会发展承担了代价, 他们的权利不应该受到二次侵害, 在制定相应政策时, 政府应出台相应配套的倾斜性政策, 可考虑对低年龄段, 有贡献, 居住地较偏远却有极大交通需求的市民提供特殊照顾, 避免弱势群体在交通资源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保障弱势群体在交通上的基本需求。

4.3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增强与私家车在效用上的竞争力

公共交通作为出行的一大方式之一, 很大程度上不及私家车灵活高效, 提升公共交通效用竞争力。事实上, 在国外, 如纽约, 新加坡, 在公共交通上建设力度极大.纽约在此方面有较大的前瞻性, 公共交通网络覆盖了城市大部分, 既便利又经济。新加坡实行公交现行制度, 把握住时效性, 同时加收高昂的拥车费用。给新加坡居民带来极大地方便。结合来看, 国外城市治理交通主要由完善的公共交通, 以及收费政策调节道路情况, 比起竞拍政策, 这些手段更加多元化, 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供需问题。

摘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城市机动车数量的激增给城市交通、环境等带来一系列的恶性影响, 为了深入理解城市交通现状, 提出相关建议, 对深圳、上海等地进行了相关人员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从而获取一手资料, 并对相关数据资料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最终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1) 分散中心城区不必要的公共资源, 向非中心城区扩散, 降低城区间刚性交通需求; (2) 对应弱势群体增加倾斜性政策; (3)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增强与私家车在效用上的竞争力。

关键词：交通,刚性需求,上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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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王辰光, 吕廷杰, 陈霞.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私车牌照分配政策分析[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16 (3) :83-88.

[3]产业与科技论坛——刘德吉.上海车牌拍卖的政策效应分析——基于公共政策视角[J].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8, (01) :130-133.

[4]市场与人口分析——王桂新, 张得志.上海外来人口生存状态与社会融合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 2006, (05) :1-12.

调查问卷访谈提纲 篇2

您好，我们是华侨大学06级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为了探讨城市的扩张给农村的环境带来的利与弊，提供科学的分析与研究，为政府制定社区环境方面的有关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合理化建议。我们进行了社区环境状况方面的调查。

本调查以不记名方式进行，希望您在填卷时不要有所顾虑，怎么想的，就怎么填。问卷的质量取决于您的态度,希望您能如实填写。

衷心感谢您的合作！

填表说明

① 请在符合您的情况的想法的问题答案号码上划上“√”号

② 如果所列问题答案项不适合您的情况，请在问题下的空白处填写您的具体情况

调查问卷

1.您对政府或者居委会对社区管理的总体满意度

A、很满意 B、比较满意 C、不太满意 D、不满意

2.与以前相比，你对你目前生活的环境满意程度如何？ Ａ．满意

Ｂ．比较满意 Ｃ．不太满意

Ｂ．不满意

3对社区生活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

A、十分满意 B、较满意 C、不太满意 D、十分不满意

4.对于引起社区环境变化的因素，你赞成下列哪种说法 Ａ．外地人口的不断涌入 Ｂ．社区居民个人素质因素 Ｃ．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问题 D.城市的不断扩张

E．其他（请说明）＿＿＿＿＿

5.对泉州市政府实施的一些占用田地的重大工程是否满意

A、都满意 B、多数满意 C、少数满意 D、不满意 E、不了解

6.对于政府对社区管理的措施，你持什么样的态度？

Ａ．赞成 Ｂ．比较赞成Ｃ．不太赞成 Ｄ．不赞成

7.外来人口出现后，你觉得对你们村的影响

A 有利 B 有害 C 有利也有害 D 不知道

8.在目前存在的种种环境问题中,你意见最大的是(多选)A.．水污染问题 B.噪音问题 C.废气物问题 D． 交通设施问题 E.安全问题

F． 混杂的公共停车场和文化娱乐设施 G． 其他(请说明)_______

9.和以前相比较你居住的社区治安状况 A有改善 B没变化 C 变差

10.你对你所居住的社区，安全感程度如何 A．很强 B．较强 C．凑合 D．不满意

11.你认为社区治安秩序出现状况，原因归咎于 A．社区保安不尽职责，玩忽职守

B．外来人员流动量大，成分复杂，素质低下 C．政府不重视，管理制度不健全 D．其他________

12.你怎样看待外来人员对社区环境的影响 Ａ．承担全部责任 Ｂ．承担部分责任 Ｃ．承担一部分责任 Ｄ．其他（请说明）＿＿＿＿

13.认为社区绿化面积缩小的原因在于 A．外来人口的进入,从而减少了绿化面积

B．城市的扩张,在原有的绿地上兴建工厂厂房，与树争地 C．人们随意乱丢乱弃垃圾废物导致植物生存环境遭破坏 D．政府对绿化方面管理的力度不够

14.据你所知，在你所处的社区中居民在茶余饭后的活动主要有 A.到邻居家串门

B．与家人呆在家中看电视，休息，不出家门 C．到平常邻里常聚集的地方活动 D．散步

E．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__.随着外来人口的剧增，和过去相比，现在与邻里相处最大的变化是 A．文化交融，凝聚力更强

B．语言和生活习惯存在障碍。难于沟通，互动频率低 C．为保持地方特色而对外来人口排斥

16.在你现在所处的社区,居民是否经常串门? Ａ．频繁

Ｂ．基本正常

Ｃ．不太正常

Ｄ．不正常．

17．在你所处的社区中居民的主要文化活动有 A．阅读书，刊，报，杂志等

B．观看社区播发的电影，电视，录像等

C．参加一些由社区举行的文体活动，如安全知识宣传。体育项目竞赛等 D．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__ 18.你认为在你所处的社区内在，在生活基础设施状况方面存在的问题有 A．无停车场或停车场小 B．邮政不便

C．医疗卫生状况不佳

D．电，气，水，暖等生活资源供给不足 E．其他(请说明)__________

19.你认为社区治安秩序出现状况，原因归咎于 A．社区保安不尽职责，玩忽职守

B．外来人员流动量大，成分复杂，素质低下 C．政府不重视，管理制度不健全 D．其他_________.您对社区及周围空间在下列问题的严重性进行打分。（最高5分）

河水的污染 ＿＿＿＿＿＿

工厂噪音的污染＿＿＿＿＿＿＿

工厂废弃物的污染＿＿＿＿＿＿＿＿

大片绿地 树木的流失＿＿＿＿＿＿＿＿

空气质量的下降＿＿＿＿＿＿＿＿＿＿.随着外来人口的剧增，和过去相比，现在与邻里相处最大的变化是 A．文化交融，凝聚力更强

B．语言和生活习惯存在障碍。难于沟通，互动频率低 C．为保持地方特色而对外来人口排斥

22.您对下列问题的看法？

非常满意 满意 无所谓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社区治安 社区医疗 社区娱乐 社区教育 社区文化活 23.你对以下设施的满意度是？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图书室 ＿＿＿＿＿＿＿＿＿＿＿＿

活动中心＿＿＿＿＿＿＿＿＿＿＿＿

体育设施＿＿＿＿＿＿＿＿＿＿＿＿ 超市＿＿＿＿＿＿＿＿＿＿＿＿＿＿

邮＿＿＿＿＿＿＿＿＿＿＿＿＿＿＿ 银行＿＿＿＿＿＿＿＿＿＿＿＿＿＿ 24.对所居住的社区的综合印象

A、很好 B、较好 C、一般 E、较差 E、差

访谈提纲

1.田地消失了，随着而来的是一排排的高楼大厦，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2.面对这不断变化的环境,您认为给您带来了什么? 3.您对社区总体生存环境的评价?

4.现在生活条件改善了,您有没有感觉到越来越幸福?如果没有,为什么? 5.您认您所处的社区内存在着哪些不足?依您看应该如何解决? 6.您认为政府搞开发区建设对自己及周边居民的最主要影响是什么? 7.您对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社区事务的方法有何看法? 8.您认为当地过去的环境问题有： 9.您认为当地目前的环境问题有： 10.您认为当地将来的环境问题有：

从调查者到融合者——邓飞访谈录 篇3

从业10年之际, 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微博的出现, 这一新的社交媒体给予邓飞从记者身份向他处转型的契机:2011年2月, 发起“微博打拐”社会运动;同年4月, 发起“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运动”, 这两项运动改变了中国诸多弱势人群的生存困境———“免费午餐运动”让几百万贫穷孩子吃上了中午饭;“微博打拐”让众多家庭破碎者重新实现了团圆梦。邓飞以及这两项运动吸引了社会的关注, 还触发了政府相关政策的迅速调整。通过这两项运动, 身为记者的邓飞从一个单纯的报道者转变为公益项目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时至今日, 邓飞掌舵下的公益项目已增至六个, 包括四个儿童项目和两个环保项目, 这些项目确立的标准是按其社会严重程度来定的。当前, 邓飞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公益, 所供职的《凤凰周刊》保留其职位和待遇。

本次就邓飞身份的转型进行深入访谈, 以期透过这一转型来探究中国传媒生态及记者转型现状的身份话题。

从调查记者转型公益的原因

赵智敏:您做调查是2000年开始, 其实, 您在读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做调查了, 算起来已有13年。回顾您的调查生涯, 十几年前做调查和现在相比, 您感觉这个空间有变化吗?

邓飞:2003年以前, 调查环境是比较宽松的, 出现了像《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那样的市场化媒体。后来, 舆论监督一度跌入低谷。到了微博时代, 我们有新的渠道可以传播信息和表达意见, 它是有起伏变化的。现在已经无法压制信息的流动了, 所以国家要采取新的办法管理微博。

但《南方周末》只是一个湖泊, 微博是面大海, 管理者要付出更多的人手、付出更大的成本才能管住微博。但即便管住了微博, 还有新的技术和工具, 比如微信。你不知道还会出现什么,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信息流通必然更加快速, 人和人的联合合作也必然更方便。

赵智敏:在做调查记者时您对自己的要求和今天做公益您对自己的要求有何异同?

邓飞:相同的第一点是人要正派, 做调查记者如果想着搞人家的钱, 报道失实伤害到他人就会成为被告, 做公益如果贪钱, 就会失去信任, 所以都需要正派正直。第二点是人要诚挚。做调查记者时人不诚挚, 不被人当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采访, 得不到这样的采访者, 他就不会帮助你。每次我采访的时候, 心里都是很感激很感恩的, 因为他给我提供了信息。就好像现在大家对我的捐款, 我是感恩的。第三点是要理性、克制。用正确的方法, 去做正确的事情。

不同的地方是:做调查记者时我只需要把这个问题报道出来, 但是做公益只发现问题是不够的, 你还要去找解决方案并尝试。所以, 以前是单纯的记录者、观察者, 现在是一个行动者、执行者、组织者。

赵智敏:以前做记者对您有无帮助?

邓飞:我做了10年的调查记者, 调查中国问题出在哪里, 形成一定的判断力、洞察力。另外, 数年的特稿训练, 意外地帮助我得到一种能力———除了发现问题之外, 还要去尝试提出解决方案、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不停地锻造思考力。

当我们得到一个工具后, 就可以尝试去改变我们的观察、思考, 变成一个行动者, 水到渠成。感激我以前做记者的积累。

赵智敏:这种准备也是不自觉的?

邓飞:不自觉的。阴差阳错, 造化弄人。

赵智敏:在微博、微信上您说对中国要有信心, 这是基于您当时的心态还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邓飞: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以前是去做调查记者, 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并解决它, 让这个国家能变得更好一些。所以我以前调查那么黑暗的新闻事件, 自己没有被负能量打倒, 没有沉浸到黑暗中去, 就是因为自己心里是有希望的、有信心的。

赵智敏:怎么看自己有这样一种信心的根基?

邓飞:第一, 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第二, 从逻辑上看, 现在的黑暗丑陋是不正常的, 这种不正义、不正常的东西注定是要失败的, 我有这样的认识。第三, 如今我们得到微博这样的工具一方面促使大家觉醒, 加速推动思想启蒙;另一方面我们有行动力, 我们自己去改变。在我没有发现微博之前, 我认为我们可以改变是因为这样的东西是不正确的, 这样的东西注定要被清除, 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微博缩短了这个时间。

赵智敏:问您一个私人问题, 从照片上看您很辛劳, 像快四十岁的人了吧?

邓飞:你看到过我两年前的照片吗?我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两年头发白了。

赵智敏:做公益之后这种外形上的变化很大?

邓飞:变化很大, 我做记者, 开始写一些黑暗的新闻, 都是皱着眉头去采访, 皱着眉头写稿子, 因为这都需要调查, 你要沉浸到那种氛围里面, 需要不停地思考。但做公益之后, 我发现心态更加开放、更加有希望, 因为你自己就在促成改变。但是因为我自己没把握好节奏, 一路狂飙, 飙了六个项目, 全部都在那里运行。两年里, 我把很多人一辈子的事情做完了, 但是我又是个外行, 做公益比做企业还要难。

赵智敏:为什么难, 是没钱吗?

邓飞:不是没钱, 是我拿着大家的钱, 接受大家的委托, 在众目睽睽之下去完成一个公益任务。如果是自己的钱,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但我拿着大家的钱, 要让他们满意, 并且要让大多数人满意, 这个就很难了。更难的是, 我们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支出是被严格控制的, 又要马儿跑得快, 又要马儿不吃草。

但这些艰难, 可能就是我要接受的训练, 需要更用心去解决。

赵智敏:2011年4月为何会转型到公益, 您在凤凰周刊的领导对您做公益是什么态度?

邓飞:4月做“免费午餐”得到了全国爆炸式的反应, 因为以前打拐也得到了良好评价, 在单位写了11年的报道, 他们看到我做公益也有良好的评价, 我们社长一直很支持我, 所以他们到现在还给我开工资。

赵智敏:如果没有单位的支持, 会干下去吗?

邓飞:那我也要干呀。

赵智敏:也要干?

邓飞:对呀, 当然干。

赵智敏:那还要一边完成单位的任务, 一边做公益?

邓飞:没有, 不用完成任务了, 没任务给我。没有领导支持的话我肯定就会辞职了, 因为我做的事情需要我完全投入, 我不能脚踏两只船, 这样的话两边都做不好。左手监督, 右手公益, 现在监督更多的是通过微博, 但如果要我写篇报道, 现在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

另外, 我不想再写一篇篇报道了, 改变太少。

赵智敏:您觉得一篇报道改变得太少, 这也是您当初转型的理由吗?

邓飞:对, 很少有像我这样写了11年报道的记者。写了11年, 是人都会有疲劳。另外, 我看到我写的报道以后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只是换了个人名地名, 会很失望, 会有沮丧感。虽然用报道救了两条人命, 但我觉得改变太少。

赵智敏:您曾写过一段话, 中国不缺少写文字的人, 但缺少行动者, 这是不是您当初转型的原因呢?

邓飞:对。我写了本书叫《我这样使用生命》。

微博和微信之于公益的价值

赵智敏:您微博上现有300多万粉丝, 可以说您是个微博控吗?微博与您所做的事业是什么关系?

邓飞:别人发微博是他额外的工作, 但我发微博本来就是我的工作。我利用我所有的零碎时间发微博。微博一方面是展示我们在公益领域的努力, 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 我还要表现我记者职责的存在, 监督公权力。公益和监督, 我两个都没有停止。如果你在微博上只是去做公益, 你的微博影响力就会衰败, 因为好事不出门, 大家对一个天天做好事的人不会那么有兴趣, 这就是传播的特点。更重要的是, 我还是一个记者, 监督的天职是不能放弃的。

所以, 我的微博会有两种不同的力量, 会呈现两种面貌。我只要停下来, 有一点时间, 我就会发微博, 和大家的互动还是比较多的。

赵智敏:但是现在很多人对微博功能的认知有些沮丧, 过去觉得微博可以围观改变中国, 最近有一种论调, 觉得围观不能改变中国, 好像大家有种纷纷退去的趋势, 您没有退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邓飞: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 从来不可能有一味灵丹妙药, 吃下去就会好, 它需要我们持续的思想启蒙、公共教育和训练———这个过程不可避免, 围观就是实现启蒙、教育和训练的第一步。所以, 我赞同围观可以改变中国, 当然, 我认为行动会更加有力地改变中国。

赵智敏:现在微博上不仅仅是围观, 还有博弈, 争吵得不可开交, 令人无所适从。

邓飞:微博上出现了很有趣的变化。过去, 公知几乎一边倒, 现在出现很多人来和公知们骂战, 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虽然有争吵、有骂架, 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到洞若观火, 免予被蒙蔽的。一件事是有规律的, 是有基本是非曲直的标准的。比如湖南临武瓜农被打死, 不管有人怎么跳, 一个人被打死了, 这就是恶, 是大恶。

网络水军说瓜农也打了人, 瓜农是自己死的, 肯定会有这种声音, 我们要容忍这种多元性。如果微博上都是一边倒的声音, 这也很可怕, 这和我们反对的声音有什么区别呢?信息就是通过公开、自由流动而实现自我净化, 真相和真理得以凸显。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后, 就会明白即使我们挨骂了, 我们也不会离开微博。

赵智敏:您说过:“做公益必须要依靠网络的力量。”这是您做了两年多公益的深切体会吗?您在运用网络这个力量时是怎样整合的?

邓飞:网络是手段、工具, 功力是在现实生活中的。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要找什么样的人去微博上喊一嗓子, 这些人和资源就会跳出来, 我再通过微信把他们放到一个微信群, 用群的方式开始工作。

很多人看到我以前做的事情, 觉得我靠谱, 志同道合的人就在一起, 我为大家提供良好制度———透明、公开、民主和道义等, 让大家各得其所, 最后拼装起来, 形成合力。

赵智敏:身为媒体人, 利用微博发展公益有什么优势和不足吗?

邓飞:我的优势就是快速传播、整合资源和良好的视野, 但我不是一个专业公益人, 执行中不会做得那么精细, 但是我们可以找专人去做, 去做精细。

赵智敏:您粉丝量超大, 所以估计每天@您微博的信息一定很多, 您会对哪些类别的信息加以转发?

邓飞:标准就是符合我的价值观, 合乎我关注的焦点, 或者是有传播价值的。比如瓜农被打死, 我关注这个事件就是为了避免更多这样的人被打死。比如贺卫方老师的文章, 他合乎我的价值观, 我会转发它。还有孩子、污染的问题我会转发, 因为那是我关注的焦点问题。

赵智敏:现在大众对微博有厌烦症, 认为上面的负面东西比较多。如果大家以后对微博厌烦了, 会对免费午餐有影响吗?

邓飞:肯定会有影响, 一个社会热点不可能持续成为社会热点, 大家对免费午餐的关注肯定不止一年, 我们需要不停地研发制度, 采取更多的方法, 比如拍卖, 让它持续获得大家的关注, 成为热点。我们不放弃任何一个帮助我们的工具, 比如现在最火的微信, 还有最新的易信。

赵智敏:对, 您在微信上玩的时间多吗?

邓飞:微博对我来讲是一片大海, 微信是一个加工厂, 我把大海中捞的资源在微信中进行整合, 对我而言, 两者都很重要。

赵智敏:其实, 民众通过微博、微信在做更多的沟通, 有时会对一个公共事件去表达不满, 您觉得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不满态度会持续吗?

邓飞:会持续的。我一直说微博是上帝给中国人最好的礼物, 它赋予了人民更多的力量, 让人民可以迅速联合, 联合既可以做公益, 也可以抗议, 或者维权行动。政府试图使用以前的方法, 不适用对付微博微信, 用控制湖泊的方法去控制大海显然是虚弱的。现在已经无法阻挡信息的快速流通, 他对政府的执政能力、执政体系、执政方式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公益改变了什么

赵智敏:您认为做公益比写调查报道影响更大, 目前看来, 您已经改变了哪些?

邓飞:第一, 我们激活了人们的爱和善良, 改变了国民人格。第二, 我们采取行动, 激发民间自治能力, 民间开始建立新的组织体系和建设能力。第三, 我们改变了和政府的关系。以前和政府的关系有三种, 其一求政府, 其二骂政府, 其三对政府绝望, 不信任政府。现在, 我们还和政府合作来解决社会问题, 因为政府不可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 这是常识。我们每个人都是问题的制造者, 因此也要成为问题的解决者, 我们是公民, 要参与行动, 和政府一起去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 只要我们联合起来就可以改变。

赵智敏:微博上您有一段说给李克强总理的话, “李总理, 他们把您的钱是怎么用的”, 您还记得吗?当时为什么要发这样的话?

邓飞:对, 因为现在国家160个亿的国家营养改善一直在出问题, 我们觉得正确的办法是要给孩子们去做饭而不是牛奶和面包, 也不是食品伤害和有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我们觉得给孩子们做午餐是这160个亿最恰当的使用方法。但是我们国家领导人不一定能掌握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才在微博上喊话。

赵智敏:您觉得他们听得到吗?

邓飞:我不管他们听不听得到, 告诉他们是我的职责。只要我们持续地喊, 他们会听得到。

赵智敏:您说这是您的职责, 这时您的身份是什么?

邓飞:公民。你说我是记者也好, 志愿者也好, 都行。不管是记者、志愿者还是一般的公民,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让正确的声音传播, 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赵智敏:你们做公益、做水污染、打拐, 做得很成功, 是不是有上层的支持?

邓飞:我们不可能有上层的支持。因为我们做调查记者, 不和公权力保持距离的话, 你就不可能有较大的作为。

赵智敏:那您的公益呢, 有上层支持吗?

邓飞:我们拿到了很多奖, 最高是李克强总理颁发的“中国慈善奖”, 有很多部委表达了对我们的敬意和谢意, 但具体什么支持, 确实没有。

赵智敏:那你们的生存之道是什么?

邓飞:我觉得我们的生存之道就是中立, 只有中立才能做到融合, 如果你自己不中立、不公平, 就会失去别人的信任。

赵智敏:您现在全力做公益了, 还保留着记者身份, 是这样吗?在微博里, 您还是用记者这个身份来监督一切的, 这两个身份有没有冲突?

邓飞:一个是好人形象, 一个是严厉的批评者形象, 会有冲突的。我不是一个单纯的记者, 除了批评, 我还有建设的方式。我有两种力量, 但是不管是公益还是监督, 我都努力让自己公平、诚实、正派, 没有私利没有私心。所以更多的人认可我, 觉得我敢言, 这是记者的职责。还有我不去抱怨, 带着大家去改变和解决问题, 这样的形象也很好, 认可我的人还是很多的, 所以我也没想着要去改变自己。这也是特色。

赵智敏:如果说当初您做调查记者的时候会有来自各方面的控制, 那您现在做公益有没有有形无形的控制?

邓飞:没有。现在控制我的是我的组织治理能力。

赵智敏:这是来自自我的问题, 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力量。

邓飞:所以说我希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能够解决他们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也会有自己能力的瓶颈, 所以我选择去读中欧国际商学院, 来提高自己的能力。

赵智敏:那现在您的角色是什么?

邓飞:我联合了环保界、法律界、学界、媒体界各个类别的精英形成了一个团队, 我们的方法包括展现、检测、救济 (止水) 、追责、综合治理 (包括和环保局合作, 我们的目标是解决问题。动员当地人民) 、政策的游说, 推动政策的改善。我们联手政府解决中国的水污染问题。可以这样说吧, 我是一个融合者了。

赵智敏:融合者, 能具体谈谈吗?

邓飞:我要争取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的力量, 来做成每一件公益大事。对政府来说, 我要呼吁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 但是我不会去接受他们的采购, 因为我是做模型的, 我的任务不是承接政府多少采购, 而是要做出模型, 我不能变成一个包工头, 否则就丧失了我的优势和核心资源。我和政府合作的前提是必须保障我们的模型和运行公开透明, 你不透明的话我不和你合作。

在寻求地方政府支持方面, 我通过各种途径说服地方政府的加入:一个是通过媒体, 继续游说, 媒体 (党报、党媒) 和政府的关系不错。另一个是摆明利害关系, 约定规则。政府认为这个事情是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我们不干预, 做的是增量, 纯粹是帮助政府来增加资源。我们采取透明公开、平等合作的方法, 让政府觉得我们靠谱, 可以控制。

我还通过各种途径寻求与企业的合作。以微博为例, 微博就像大海, 透过微博可以捞到鱼虾, 还有共同领域的志愿者看到我们会主动联系, 把社会的各类资源激活, 比如天猫店、银联都有, 不期待大家每个人都捐款, 我希望大家变成我们的伙伴, 大家结合起来, 这样我们就会多姿多彩无处不在, 这就是联合的力量。

赵智敏:您在2013年开始这样说:2013年, 我将如此使用生命。1.建立中国乡村儿童联合公益, 统筹儿童公益。2.联合多界, 阻止中国地下水污染。您觉得您的时间够用吗?

邓飞:我现在要做的三件事, 是人、流程标准化和系统的优化, 实现专业治理, 保障项目能够自我运行。我不是火车头, 整个团队有内生动力, 那我就可以功遂身退了。

赵智敏:最后呢?

访谈法与问卷调查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平顶山市所辖10个县 (市、区) 疾控中心的流行病科 (手足口病主管科室) 科长和副科长, 均从事手足口病疫情管理、现场处置和督导检查等一线工作, 共计20名。

1.2 方法与内容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 访谈员事先经过统一培训, 一对一在被访者办公室进行访谈, 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 由访谈员负责其访谈对象的录音转录整理工作。访谈内容包括:被访者基本信息、手足口病防控督导组织设置、聚集性病例发生及发现情况、托幼机构防控措施落实情况、托幼机构聚集性病例发现和处置中存在问题及建议等。托幼机构类型及数量由各县区疾控中心前期统计获得。

2 结果

2.1 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20名访谈对象中, 副高级职称4名, 中级职称12名, 初级职称4名;主管科长10名, 副科长9名, 业务骨干1名;均自2008年手足口病纳入法定报告丙类传染病管理以来, 从事手足口病防控工作至今。

2.2 托幼机构手足口病防控督导责任科室

10家县级疾控中心中, 5家由流行病科负责, 1家由消杀科负责, 2家由学校卫生科负责, 2家由流行病科和学校卫生科共同负责。

2.3 托幼机构类型及发生聚集性病例情况

经初步统计, 平顶山市非注册托幼机构相对较多, 占44.17%。见表1。

2012年1-9月, 全市共发生聚集性疫情46起, 其中托幼机构发生14起, 占30.43%。托幼机构发生聚集性病例中, 按发生地理位置分类, 城区8起, 城乡结合部2起, 乡镇2起, 村托幼机构2起;按托幼机构类型分类, 注册公立3起, 注册私立6起, 非注册5起;有13起造成托幼机构停课, 1起造成托幼机构停园 (发生在非注册托幼机构) ;14起均由疾控机构监测发现, 均未通过医疗机构、托幼机构报告发现。

2.4 托幼机构防控措施落实情况

在手足口病高发期间, 各项防控措施注册公立托幼机构优于注册私立托幼机构, 非注册托幼机构整体较差。其中, 教室通风大部分托幼机构均能够执行, 但晨午检、因病缺课登记等措施, 仅有注册公立托幼机构能够开展, 私立托幼机构普遍执行不到位;在洗手设施、环境卫生、消毒工作和健康教育等措施执行上, 注册公立托幼机构整体优于私立托幼机构, 而非注册托幼机构普遍较差。

2.5目前防控中存在的问题

被访者认为目前缺乏部门联动, 不能及时发现发生在托幼机构的疫情, 易造成蔓延;幼教人员传染病防治知识整体薄弱, 负责传染病报告人员设置不足;托幼机构用于传染病防控资金较少, 投入不足;非注册托幼机构在某些地区占一定数量, 多处于无明确管理状态, 其硬件建设整体较差。

2.6看法及建议

被访者认为要完善与教育部门信息沟通机制, 托幼机构发现疫情, 及时报告;应与教育部门联合, 开展托幼机构手足口病的防控指导督导工作, 将传染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作为托幼机构审批的重要依据;可适时开展消毒监测工作;要开展对幼教人员知识培训, 做好对适龄儿童家长健康教育;要加大对非注册托幼机构的监管力度, 有被访者不赞成盲目取缔。对于托幼机构目前所采取的防控措施, 大部分被访者认为有效开展晨午检、因病缺课登记是避免手足口病患儿入学的重要手段;教室勤通风、勤洗手是避免托幼机构内传播的最简单有效的途径;做好托幼机构环境卫生、消毒工作和健康教育等措施虽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 但也十分必要;部分被访者认为出现聚集性疫情后停课 (停园) 存在一些弊端, 可以适当调整。

2.7不同类型托幼机构内发生暴发疫情的可能性

被访者均认为非注册托幼机构发生暴发疫情的可能性最大, 注册私立托幼机构次之, 注册公立托幼机构最低。

3 讨论

3.1 非注册托幼机构比例相对较高

平顶山市位于河南省中南部, 地处伏牛山山区, 所辖有1个国家级贫困县, 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 农业人口基数大, 比例高, 外出务工人员多, 目前注册托幼机构数量尚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托幼机构服务需求, 加之非注册托幼机构多位于农村或城乡结合部, 地处偏僻, 多以家庭为依托, 查处难度大, 这些客观因素, 共同造成了全市非注册托幼机构比例较高的现状。

3.2 非注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相对薄弱

非注册托幼机构大部分教师是未有相应资质的社会人员, 未接受过专业培训, 对儿童仅能起到看护的作用, 在传染病早期发现上, 更是无从谈起;基础设施较差, 多租用民房, 活动场地小、空气流通差、采光不足, 容易造成部分传染病的传播;卫生状况较差, 存在生熟不分、食品加工人员无健康证明、儿童共用毛巾餐具等隐患, 缺乏必要的消毒柜、紫外线灯和消毒液等消毒设施及用品[3]。有被访者认为盲目取缔非注册托幼机构, 可能会带来儿童看护难的问题, 造成较大的家庭负担, 认为可广泛吸纳社会资金, 加大政府公共设施投入, 将现有非注册托幼机构纳入监管视野, 逐步进行改造和有机整合。因此, 非注册托幼机构的管理策略应进一步探索。

3.3 托幼机构疫情报告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14起托幼机构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均由疾控机构监测发现, 这应与托幼机构疫情报告制度不健全和相关人员配置不足有关。托幼机构未能及时将疫情信息报告给疾控机构, 部分托幼机构还存在着报告疫情后实施停课 (停园) 影响经济收入和以后招生的顾虑, 非注册托幼机构在报告疫情后还面临着关闭的风险, 托幼机构尤其是非注册托幼机构在手足口病等传染病疫情报告上整体主动性较低, 这也是14起聚集性疫情中非注册托幼机构所占比例并不大的原因。在手足口病网络病例报告中, 存在着将托幼儿童报告为散居儿童的现象[4], 增加了通过监测发现手足口病聚集性疫情的难度。因此, 不断完善托幼机构疫情报告体系十分重要。

3.4要完善对托幼机构传染病的防控管理

目前, 对托幼机构手足口病防控技术督导多由卫生系统承担, 在卫生系统内, 又多由疾控机构的流行病科等某一个科室承担。现有以单一系统、单一科室开展技术督导的模式, 不利于托幼机构防控中存在问题的整改, 不利于手足口病的整体防控。应在手足口病高发期, 形成卫生系统主导、教育系统配合的手足口病防控联合督导模式, 在卫生系统内部, 形成疾控机构流行病科、消杀科 (学校卫生科) 等多科室联动, 具有执法权的卫生监督机构参与的督导模式。逐步将现有对托幼机构在手足口病高峰期的技术督导, 转变为定期不定期的汇集传染病知识、疫情报告和消毒卫生等整体传染病防控技术指导, 形成对托幼机构常态化传染病防控技术指导机制, 逐步改善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现状。此外, 有被访者认为托幼机构出现聚集性疫情后停课 (停园) 存在一些弊端, 易在群众中造成恐慌情绪, 也会影响托幼机构与卫生部门配合的积极性, 建议仅对病例及其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 开展医学观察, 对病例接触物品进行消毒。有报道表明停课措施可降低托幼机构疫情持续时间>7 d的病例数量, 但不能缩短疫情的平均持续天数, 对控制聚集性疫情的效果不明显[5]。停课在控制手足口病疫情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进一步研究。

此次调查, 通过与手足口病防控基层一线人员访谈, 初步了解了平顶山市托幼机构类型及数量、托幼机构防控存在主要问题及建议, 结合目前非注册托幼机构所占比例及存在的诸多问题, 提示在平顶山市非注册托幼机构发生手足口病暴发疫情的可能性较大, 应加强对各类托幼机构监管力度, 按照卫生部于2012年5月印发的《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工作规范》[6], 规范各类托幼机构的建设, 有效控制手足口病疫情。

参考文献

[1]谢清梅, 李宗瑾, 李艳艳, 等.平顶山市手足口病重症病例空间聚集性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12, 28 (5) :614-615.

[2]闫芳.黑龙江省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治情况简析[J].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2011, 27 (2) :165-166.

[3]刘利英, 闫雪.北京市怀柔区民办幼儿园手足口病的发病因素分析[J].职业与健康, 2010, 26 (12) :1389-1390.

[4]田靓, 朱仁义, 范俊华, 等.上海市2009年托幼机构手足口病聚集性病例流行病学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 2011, 32 (5) :596-598.

[5]肖新才, 陈纯, 丁鹏, 等.停课措施对控制托幼机构手足口病的作用[J].中国学校卫生, 2012, 33 (5) :529-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