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纠纷调解

医患纠纷调解（精选十篇）

医患纠纷调解 篇1

“网络调解医患纠纷, 既省力又省钱, 对患者和其家庭来说, 十分需要, 日前很受欢迎。”指着医疗纠纷法庭墙上挂着的一块电视屏幕,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马雪涛对笔者说。

据悉, 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医疗纠纷法庭于去年11月挂牌成立, 海口市所有医疗纠纷案件的一审审理和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审查确认统一归属医疗纠纷法庭管辖。该院从一开始就改变传统受理案件模式, 建立了独立的特殊网络立案调解通道, 通过与本市各医院网上链接的方式, 对符合受理条件、医患双方现场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进行审查确认。这种方式, 既简便了案件审理环节, 又节约了各方诉讼成本, 防止医患矛盾扩大, 稳定了医患关系和医疗秩序。 (卜云彤) ■

医患纠纷调解典型案例 篇2

医患纠纷调解典型案例 2011年大年初三那天，一产妇来到某医院进行剖腹产手术，出于顺产对新生儿更为有利的考虑，医生建议其顺产。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之后，医生发现胎儿被脐带缠住，只得又将胎儿塞回母体子宫，转为剖腹产。当时正值春节期间，医院人力十分紧张，只有两个医生值班。在给该产妇注射了麻醉剂之后，另一产妇因大出血入院，情况十分危急，不立即抢救随时可能母婴均不保。权衡之下，医院决定先对后者进行抢救，最终后者获得母婴平安。可先进来的产妇

却因注射麻药时间过长，导致胎儿窒息，生下来便已死亡。该产妇原本就属高龄产妇，又是经过多年看病才得来的这一孩子，心理上根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双方因此发生纠纷。患方及其亲属认为：

一、医院在给产妇注射麻药之后就将其弃之不管，导致胎儿窒息死亡，存在医疗过错；

二、当时虽值春节期间，但生病不分时间，医院没有紧急预案，造成了这一惨剧；

三、患方本缺乏生育能力，经多方求医才在三十多岁的现在怀上这个孩子，对于胎死腹中的结果，医院必须赔偿患方精神和经济双重损失；

四、患方所在地正值拆迁，小孩出生后本可分得60平方米的房屋和其他多大数万的拆迁补偿。综合以上四点，患方提出了60余万的赔偿要求。

医方则认为，春节期间属特殊时期，每个员工都有休假的权力，医院医护人员不如平常时期实属正常。而且医生在当时情况下选择先救另一危急产妇属权衡

之后的最优选择，不存在医疗和管理过错。医院已进到救死扶伤的责任，坚决不考虑赔偿问题。

该纠纷发生后，产妇及其家属跟医院多方理论，但双方各执己见，矛盾无法调和。大年初五，产妇家属聚集了包括其亲属在内的一百多人到医院，定要医院给个说法，眼看着一场医疗纠纷就要演变为医闹纠纷，矛盾激化只在片刻之间，双方都迫切希望第三的介入。

在接到双方当事人的调解申请后，区政法委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调查了解情况后，随即成立了由区卫生局和区司法局组成的调解工作小组。同时明确了要求：尽最大努力做好家属、亲属及群众的疏导工作，坚决杜绝医闹事件发生，确保平稳解决该起医患纠纷。当日，调解工作小组成立后，调解人员马上与患方所在地基层司法所取得联系，邀请他们协助化解这一纠纷，并向其保证调解工作小组一定对该纠纷公平、公正处理，绝不偏袒任何一方，请

求其劝导部分亲属和群众先回家，仅留下产妇家属和亲属3人参加调解会，从而杜绝了医闹事件发生的根源。随即，调解人员将了解到得情况写成书面材料，隐蔽相关当事人和医院情况，邀请相关医学专家就相关问题从医学专业角度进行阐述和论证，并请求其出具了专家意见书。专家认为胎盘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充当胎儿的肺，进行着气体的交换。产妇生产过程中，胎儿已离开母体，医生因胎儿被脐带缠住又将其塞回，导致胎儿从母体获取氧气不足。再者，麻醉药物本身也会会通过两种方式对胎儿产生影响，即直接抑制胎儿呼吸、循环中枢，或通过抑制母体呼吸循环而间接对胎儿产生影响。过量的麻醉药或手术中妈妈出现了因呼吸抑制的低氧血症，都会影响宝宝的氧气供应和代谢废物的排出，直接威胁着宝宝的生命安全。因此，在选择剖宫产麻醉时，医生必须慎重考虑用药的种类、剂量、时机和方法，以防止对胎儿产生直接或间

接的不利影响。该产妇顺产不成，胎儿已脱离胎盘，形成缺氧状态，医生在给产妇注射麻醉剂之后又将产妇弃之不顾，在麻药长时间的作用下，胎儿严重供氧不足，从而窒息而死，存在明显医疗过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承担赔偿责任。同时，经查阅相关规定，调解人员认为，医护人员与众劳动者无异，均享有休息权，在节日期间回家休息团圆合情合理，但医院并非单纯营利组织，同时还负担治病救人的社会重担。医院在特殊时期应备有应急措施，以备紧急之需。医院在本纠纷中应备不足，导致产妇没有及时进行手术，直接导致了胎儿胎死腹中，存在管理过错。

在明确责任划分后，调解人员马上组织医患双方在驻医院调解工作室进行协商。调解会上，调解人员首先听取了当事双方就此纠纷的陈述，并安抚患者一方的情绪，打消了他们的抵抗情绪，使之相信调解人员的公正之心。然后就《湖

南省处置医患纠纷暂行规定》向医患双方作了详细的说明，并阐述了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引导双方就调解之事达成协议。然医患双方一再坚持己见互不相让，调解进展并不顺利。在此情况下，调解人员决定对医患双方进行背对背的调解，以便了解双方的要求，避免双方因不知对方思想动态而导致久调不决。一方面由调解员找产妇及其家属做思想工作，从“情、理、法”多角度入手，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并就采取过激行为产生的严重后果进行分析。另一方面由调解员凭借专家意见书找医方做工作，就整个医疗过程和医院管理进行分析，并从道义、责任心等角度和医院领导进行商讨。通过此举，医患双方都向协调工作组吐露了心声，交了底。

在基本摸清楚医患双方的思想动态后，接下来就是赔偿数额问题。患方赔偿要求高达数十万，医方却希望只稍作补偿，差距依然很大。调解工作小组进行合议

后决定继续找双方单独做工作。首先是患者一方。调解人员根据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对该事故的赔偿数额做了一个可能性分析，告知患方根据法律规定可能获得的赔偿数额，以及该种纠纷诉讼中可能存在的困难，以及诉讼的成本，劝导患方家属降低期待额，提出合理要求，以最好的保障自己的权益。然后是医院一方。调解员继续从道义、责任心的角度与医院领导做工作，并以人道主义和强弱对比为切入点，建议医方提高赔偿数额，既安抚患者也维护医院的正常运营，节约纠纷处理成本。在做通双方的思想工作后，调解工作小组决定召开新一轮调解会，并根据双方对赔偿数额的要求提出了折中方案：医院免除患者住院等各项费用，并一次性补偿患者及其家属6万元，同时向患者家属赔礼道歉。调解伊始，方案一抛出，马上得到了医患双方的认可，当场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至此，这一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医患纠纷得以妥善解决，有效避免了一场医闹事件的发生，有力维护了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简要点评：医患纠纷是近年来新兴的纠纷，由于其专业度高，责任难划分，以及矛盾容易升级为特点，一直是调解中的老大难。

从调解工作小组在处理整个医患纠纷的过程及调解结果来看，“第三方”参与协调处理医患纠纷固然有其优越性，但其技巧更为重要。首先要抓好调解介入的时机，只有当冲突已经明确，矛盾双方对第三方介入的需求已经迫切之时，调解才能充分发挥其第三方功能。其次是专家制度的引入。医疗技术鉴定是个非常麻烦的过程，而且出于医疗机构组成人员的特殊性，患者对医疗鉴定往往抱有怀疑的态度，因此独立的专家意见可以对医疗纠纷的化解起到很好的参考借鉴作用。然后需要背对背的调解。当事双方都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在不知道对方底牌的情况下，谁都不会做出让步。背对背调解能帮助了解双方 的思想动态，以帮助寻求最适宜的调解方案。最后需适时的提出第三方建议，既集中双方的需求，又能拉近矛盾差距，促进矛盾的解决。

医患纠纷调解 篇3

我国医疗制度改革进程的缓慢和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快速增长的矛盾客观存在，“医患纠纷”成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却时刻都有可能面对的“潜在炸弹”，一旦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发生暴力伤害事件。

先梳理几起2014年2月和3月接连发生的伤医案件吧。

2月17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北满特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孙东涛在出诊时，患者李某某手持钢管击中其头部，经抢救无效死亡。

2月18日，河北易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医生李爱新在办公室写病历时，被突然闯入的病人杜某某割喉，所幸凶手慌乱中未能刺中颈动脉，李爱新抢救后脱离危险。而据凶手供称，他伤害李爱新的原因是他在医院做疝气手术后效果不佳，产生报复心理。

2月20日，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一怀孕护士被病人及家属殴打，造成脑震荡和先兆流产。

2月25日，南京口腔医院女护士被患者打伤，导致女护士脊椎损伤、心包胸腔积液，在医院接受治疗。

3月4日，广东潮州发生辱医事件，百余家属押着值班医生游街。

……

据统计，2013年全国被媒体报道的袭医案件就发生了30起。中国医院协会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起，医务人员人身受到攻击、造成明显伤害的事件正在逐年增加。

面对频频爆出的伤害案件，所有医护人员都表示愤慨和担心，更多人在微博中表示要“严惩凶手，还医院安宁”，“以后说什么也不让子女从事这个高危行业了”。而普通网友表现出的舆论倾向，除了表示对行凶者的谴责外，更多的人以自己切身的就诊经历同情凶手，或者冷静反思事件所产生的前因后果，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当下不够完善的医疗改革：看病难，看病贵。

医患关系为何落得如此紧张？本文不加详述。北京市于2014年成立的医患纠纷调解援助第三方公益机构——北京京翰律师事务所医患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似乎可以成为解决医患纠纷的另一个途径样本。

很多医疗纠纷源自双方不理解

“这些本是不该发生的悲剧。”张文生在办公室里，和记者谈及不久前频频爆出的患者暴力伤害医生的事件。

这和他曾经是医生的经历有关。1998年医科大学毕业后，张文生进入医院当了一名内科医生。2001年离职后，他又从事医药销售。直到2009年，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改行成了一名律师。

“我做医生那会儿，也会遇到患者或者家属与医生发生言语冲突的事情，但是没有遇到过严重的暴力伤害案件，一般就是患者或家属跑到医生办公室大闹、辱骂医生等。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和其他患者会出面劝阻，或者报警让警察处理。”

正如中国有句话说的那样，“隔行如隔山”，在张文生看来，很多医疗纠纷都源自医生和患者的沟通渠道不畅、信息不对称。最明显的就是，医生不能理解患者，患者也不能理解医生，大家都没有换位思考。

眼下解决医患纠纷的途径有三条：医院的医患办公室、卫生部门的医患调解委员会、法律诉讼。但是一般而言，这三条路要走成功，都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前二者由于有医院和政府的背景，患者轻易不会信任；后者走法律途径会公平些，但是诉讼是一场耗时耗钱耗精力的持久战。

张文生决定和北京另一名律师周厚兴，以及其他对此有兴趣的律师、医生一起，成立一家独立的第三方医疗纠纷调解与法律援助中心，避开有医院和政府背景的医患办、医调委，为矛盾的各方提供一杆各自都认可的“秤”。

2013年11月底，就在该机构成立没几天，张文生就接待了一起口腔科患者的医疗纠纷。口腔医院在为患者做植牙手术中出现偏差，患者认为这是起医疗事故，医院该为此赔偿。而张文生在仔细查看病历和医生手术细节后发现，手术偏差是在医疗允许的一定范围内的，且没有对患者的咀嚼功能产生影响，只是有些影响美观，因此无法认定为医疗事故。张文生不断跟患者解释，患者最终答应放弃索赔。

“这样的患者在医患纠纷案中并不少见。”张文生说，他接手过的众多医患纠纷案，很大一部分都是患者“小题大做”。不过，大部分患者“小题大做”并非是为了要讹诈医院，而是对医学知识不了解，容易把小问题想得过于严重。而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以及新兴媒体的宣传，当下患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在遭遇治疗问题时已不再是过去的唯医命是从，而是认为既然花钱看病，院方就应该服务到位。有的病人和家属对医疗工作特殊性缺乏认识，一旦花了钱但病未治好或者遭遇意外的医疗事故，就认为医院方应该赔偿。

同时，由于对医疗调解丧失信任，一些患者在发生纠纷后，既不申请医学会鉴定，也不愿费时费力地到法院诉讼，一味坚持“私了”，要求医院高额赔偿。久而久之，一些医生就把患者的“私了”视作一种“无赖行径”，形成了恶性循环。

“患方的不理性也和医院霸道、强硬的态度有关。”周厚兴说，经常是患者找到医院，人家根本不理，一句话“你告我们吧，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就把患者堵了回去。

事实上，医患纠纷伤害的绝不仅仅是患者和患者家属，医护人员在这种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也日益缺乏安全感和职业认同。中国医师协会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呼吁尽快建立健全医疗责任险。

我们解决社会矛盾而不添乱

中心成立以来，张文生接到100多个咨询案例，但调解案例不多，而由于更多人对这个新兴机构的不理解，调解的案例中，成功的也不算多。“不被理解也很正常，让患者、医院能够接受你，还需要一个过程。”张文生说，他们当初选择将调解中心挂靠在律师事务所下面，主要也是考虑到独立第三方的身份，不论怎么说，民众对律师事务所的信任程度要比有政府背景的机构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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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生表示，律师对患者的指导是规避医患矛盾激化的第一道防线。一个专业的律师应该在第一时间，理智地去判断问题，告诉当事人在现有框架内如何去做，律师的思路甚至决定着矛盾发展的方向。

中心成立后，他曾经接待了一对“慕名而来”的六旬夫妻，这对夫妻请求张文生为他们做一件“奇葩”的法援：告医院。原来，该夫妻中的丈夫的母亲前不久突然腹痛，送到医院后被诊断出急性阑尾炎穿孔，医生告知需立即手术，否则生命难保。但夫妻俩顾虑太多，觉得手术不如保守治疗，迟迟不肯在手术书上签字，磨蹭了4小时，在医生一再催促下才签字手术。由于老人年龄太大，术后出现了并发症，不久就去世了。

夫妻俩认为，医院不顾老人90岁高龄的风险，执意要做手术，导致了老人的死亡，所以医院有过错。而张文生听完叙述后仔细查看手术通知书和病历后不禁哑然失笑：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急性阑尾穿孔是一种高致命性疾病，手术时间稍有耽误极有可能让患者丧命，夫妻俩对医学常识不了解，认为是医生手术失误。于是反复跟老夫妻俩解释，医院没有过错。

夫妻俩不依不饶：“张律师，我母亲是死在医院的，我们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管他医院有错没错，就想争个理。只要你能打赢官司，我们给你多少钱都好商量。”

对于夫妻俩的无理要求，张文生断然拒绝了：“我们机构成立是为了给社会解决矛盾的，而不是给社会添乱子，这官司给多少钱，我都不会打的。”

但对于真正是医院有过错的援助案件，律师们也会尽最大努力收集证据，据理力争，保障患者的合法利益。

周厚兴遇到的医疗纠纷案例中，医院存在重大过失、过错的占到约10%。比如不该做的手术做了，没有及时观察，没有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等。

不久前，朋友老孟给周厚兴打来电话：“我闺女在医院看病出了问题，法院竟然判定医院没有责任，您是律师，帮我看看。”

老孟的女儿因感冒去医院打针，但治疗后出现了神经受损，手脚不能自由活动。与医院调解不成，老孟诉诸法庭。随后，法院委托医学鉴定学会给女儿作司法鉴定。

“医院对女儿造成的伤害太明显了，走司法鉴定本来抱着很大希望，没想到最终的司法鉴定认定医院没有责任。”一不懂医，二不懂法，老孟也没在鉴定书里找到任何漏洞。

在要来老孟女儿的病历和司法鉴定书后，周厚兴又让老孟从医院找来相关药物的使用说明书，比对之后，他吓了一跳：“一个感冒用药，实际用量比说明书规定用量竟然多了近5倍！”

尽管手握“铁证”，但周厚兴还是不确定法院会不会采信，因为在医患纠纷案中，医学鉴定报告书作为一份权威证据，是法院判案的重要依据。

不过，周厚兴还是鼓励老孟上诉，“这是白纸黑字的铁证，一眼就能看出来问题，我有信心！”果然，法院随后推翻了之前的鉴定结果，判定医院依法赔偿老孟女儿的损失。

周厚兴说，医疗纠纷诉讼中的鉴定环节是通过听证会的形式进行的，这个环节是为了鉴定医院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然后成为确定赔偿金额的依据。但参与听证会的专家往往都来自医院，难免与被诉讼的医院扯上关系。因此，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往往也被诟病为“老子为儿子鉴定”。而在这背后，凸显的是医院对医学专业知识的垄断。

张文生也说，在他所接手过的案件中，没有一家医院在答辩时主动承认他们有过错，他听到的永远是“操作符合规范”这样的答案。

如何突破医学壁垒，从医学鉴定报告里找到漏洞，是周厚兴与张文生成立援助中心的重要目标。而作为民间非政府组织，出具的鉴定结果如何能取信于医患纠纷案的双方，是最让他俩伤脑筋的是。

艰难的探索

目前，中心共有4名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兼职的，另有一个专家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大医院的行业专家。目前张文生正在积极与中国医学会沟通，争取得到更多的专家支持和技术参与，形成一个专家资源库，弥补当下医调委中的组成人员没有专业知识的“短板”。

而监督委员会是一个由社会人士、人大政协委员们组成的监督团队，他们的作用主要是监督调解案件的全过程，有无不公平、偏袒的现象。在遇到需要调解的案件时，中心会临时成立调解小组，根据事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同与患者沟通相比，中心的律师们与医院沟通似乎更容易受阻。由于没有政府背景，医院对于这样的民间组织多少有些不信任和抵触，这样的沟通鸿沟还不能在一两天内填平。但中心的任务除了调解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外，还更注重“上医治未病”，争取把纠纷在萌芽阶段就消解了。张文生提出今年的目标是在北京一些医院建立“医院风险防控”，深入到医院管理层沟通，告诉他们如何与患者展开交流。如果发生纠纷苗头，如何通过医院的医护人员或者专职医务社工，及时让患者主动找到该中心得到专业的调解。这项工作已经得到北京市卫生部门的支持。另外，他也打算在北京有专职医务社工的医院开展工作，让医务社工在医生无暇顾及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化解矛盾、积极引导”的作用。

据北京航天总医院统计，该院65%的医患纠纷通过沟通解决了，没有赔偿，30%通过北京市医调委解决，5%通过法院判决解决。医务处吴晓说：“医患矛盾的处理非常复杂。我们有的案子在法院一拖半年、一年才判决。如果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简化调解当然好。”

张文生律师认为，中心16字宗旨——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合理诉求、促进平等。应该成为解决医患矛盾、建立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路。在此基础上，中心将充分发挥专业研判、畅通渠道、化解争端、建言献策的职能，并开展各项工作，比如日常咨询、纠纷调解和法学研究。

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常委王德文是中心的最初设想者之一，他在向丰台区政协提交了“为改善医患关系建立社会公益性法律服务组织的建议”的提案。他认为，第三方调解机构有具备医疗背景的专业律师、广泛的医疗专家、法医专家顾问团，能够最大限度解决医疗和法律双重专业性问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知名人士的加入有助于形成很好的公信力；高效、公益的工作作风又减轻了时间和经济成本，且不占政府编制。

“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构是独立于体制内的第四种调解渠道，填补了空白，是一种创新。”王德文赞扬道，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合理身份和终极目标应该是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公益组织。此次北京率先成立医患矛盾调解的第三方公益机构，在全国是一个有益尝试。

目前，中心所有的工作人员均是义务劳动，没有报酬，甚至连出差食宿等费用也是自掏腰包，这让张文生等人有些为难。因为定性于公益性质的机构，且是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收费肯定行不通，但是由于财力有限，他们的业务范围目前只能确定在北京地区，稍远的就无能为力了。他希望全国各地有同样想法和理念的律师、医护人员加入到这个机构中来，成立类似于“分支机构”的形式，服务帮助到更多的人。

（编辑·麻雯）

mawen214@163.com

松阳县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探讨 篇4

1 存在的问题

1.1 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未能体现

在司法部、卫生部和保监会联合发文的“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 (司发通[2010]5号) 文件中提到“ 要积极争取党委、政府支持, 建立由党委、政府领导的, 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相关部门在化解医疗纠纷、维护医疗机构秩序、保障医患双方合法权益等方面的职责和任务, 指导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可见, 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是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成功的保障和前提。而实际上目前松阳县尚未成立“党委、政府领导的, 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来指导或领导医疗纷纷调解委员会工作, 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以下简称医调会) 仅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1.2 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主体不清, 司法介入不够

卫生部门是医疗机构的主管部门, 以往出现医疗纠纷请求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医学会鉴定, 患方认为有“父子相护”之嫌;在对医疗纠纷的评判和度量上, 群众信任度不高。近年来由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的事实证明, 卫生部门单独处理医患纠纷力不从心, 效果不明显[1]。 近年从各地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机构来看, 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自己和卫生局没有隶属关系。他们或隶属于司法部门, 或隶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医患之外的第三方, 与双方都没有利害关系, 既不袒护任何一方, 又可以缓冲彼此的对立情绪, 消除双方顾虑, 赢得信任, 利于纠纷的化解[2]。在2009年11月27日召开的全国创建“平安医院”、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 司法部副部长郝勇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大力推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 为化解医疗纠纷提供组织保障;建立一支既懂医又懂法、专兼职相结合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员队伍;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保障机制。这也说明司法行政机关应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主体。而松阳县的医调会办公地点设在县卫生局医政科, 第三方机构之“独立于医疗行政部门之外”的概念未能得到体现, 存在明显的主体不清。

1.3 无专职调解员, 无工作经费落实机制

天津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由12名具有临床医学、药学、法学等方面资质的专业人员组成, 还拥有由9名律师和9名司法鉴定人员组成的人才库, 其人、财、物均来自政府财政的直接补贴, 与医疗卫生机构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宁波市医调委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 由司法部门负责调委会的日常管理和人员招聘, 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由财政保障。调委会还专门选任了一批责任心强、业务精专的专业医疗人员从事调解工作。负责医疗纠纷调查、评估、鉴定的理赔处理中心同样配备了具有临床医学、药学、卫生法学和保险等专业资质的专职工作人员[2]。在松司[2009]17号文件中提到“医调会根据工作需要聘请专职调解员若干名, 专职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工作……”, 但事实上尚未聘请“专职调解员”, 对医调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补贴等亦尚未明确落实。

2 对策建议

2.1 加强政府对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天津市政府用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明确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的地位, 《天津市医疗纠纷处置办法》由市长签署。在调解委员会办公大厅里, 这份“市长令”在醒目的位置占据整整一面墙。以“市长令”统筹协调多部门[2]。只有在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才能统筹协调各个部门, 组成跨卫生、司法、社保、商业保险等多个领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真正发挥医调委的作用。这个领导和支持包括部门协调、人员调配、经费落实等方面。我县也应成立由党委、政府领导的, 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牵头, 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来指导或领导医疗纷纷调解委员会工作。

2.2 坚持医调会中立性、独立性、公平性和援助性原则

中立性指医调会与医疗纠纷当事人或医责险法律关系主体无利益关系, 没有行业本位、部门本位和地方本位, 这是保障调解机构公平正义的体制保障。即医调会的设立单位和负责人应是医疗卫生行业之外的机构和组织, 其它地区的一般模式是以司法部门为主体, 依托人民调解委员会建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总干事谢启麟认为, 理想的第三方调解机构一定要是非营利的, 应该是政府作支撑的。也有专家指出应由政府指定一个中立的、公益的、完善的机构当然最好[3]。独立性指医调会属独立法人单位, 坚持独立工作, 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扰, 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医调会主持的调解协议是保险公司理赔或医疗机构赔偿的依据。公平性指医调会属于群众团体, 没有上级主管部门, 不代表任何一家医疗机构的意志, 保证其的公平、公正。即医调会以事实说话而不是“和稀泥”, 既要保证患者的合法利益, 又要在评判医疗纠纷的客观性和专业性上保障医方的合法权益。援助性指医调会调解医疗纠纷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用。

2.3 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调解人员队伍

医疗纠纷调处工作是在医方、患方和保险人三者利益夹缝中进行, 是一项高风险、高难度、高技术的综合性边缘学科专业工作, 需要有一批具有医疗临床经验, 同时还要懂法、懂心理学、懂保险、沟通能力强的专业人员。组建一支一人多岗, 一岗多能, 训练有素, 多学科相结合的高素质的专业团队是做好调处工作的决定性因素[4]。医调会应选调具有良好沟通能力的和具有调解经验的调解员来担任医疗纠纷调解员, 可以从各乡镇的调解员中选拔产生并进行医疗、保险等相关知识的培训。

2.4 公安、司法、保险、镇乡村联动做好医疗纠纷调解

该县地段性综合医院——古市医院近年已经尝试将“人民调解”引入医疗纠纷解决中, 为医患双方提供一个沟通、协商的平台, 使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也开了松阳县第三方处理医患纠纷的先河。古市医院成功处理医疗纠纷, 有五点可借鉴之处:其一, 取得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 镇政法书记亲自部署处理工作;其二, 公安派出所和镇司法所早期介入、积极协调, 镇乡村联动做工作;其三, 古市医院上下一心, 积极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司法部门, 在适度的情理范围内作出让步;其四, 古市医院历年都参加了医疗机构责任险, 与相关保险公司的良好协作关系使处理医疗纠纷事件有了后盾;其五, 调解工作地点设在镇司法所, 由具有多年人民调解经验的调解员主持调解工作, 避免了以往在医院内处理医疗纠纷, 患者家属在医院聚集影响医疗秩序, 以及以往由卫生局人员或医院工作人员主持自行协商调解工作时彼此不易沟通的现象。

参考文献

[1]沈洋.江西第三方调处机制效果明显, 破解医患纠纷难题[EB/OL].中新网, h ttp://www.ch inanew s.com/jk/hyxw/new s/2009/02-06/1552261.sh tm l.

[2]曹政, 颜秋雨, 康平.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更具公信力的“缓冲带”[EB/OL].健康报网, h ttp://www.jkb.com.cn/docum en t.jsp?doc id=106098.

[3]晓崔.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面面观[J].医院管理论坛, 2007, 5 (127) :30.

大通卫生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方案 篇5

（试行）

为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发挥人民调解在预防、化解医患纠纷中的独特优势和职能作用，做好人民调解与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医患纠纷工作的衔接配合，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大通乡卫生院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工作方案。

一、机构设置

1、医调委在市卫生局的配合下，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开展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医调委组织结构为两级：市医调委和乡医调委，办公地点分别设在市调处中心和乡调处中心内，各设主任1人，常设1-2名调解员，具体负责受理和调解本辖区内的医患纠纷。针对每起医患纠纷，分别成立专门调解小组，小组成员由调解主任、调解员、相关医学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卫生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保险机构相关负责人等人员组成。

2、医调委调解医患纠纷，按照自愿平等原则调处，不向调解双方收取任何费用。

二、受理范围

1、医调委调解的医患纠纷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医疗事件损害赔偿纠纷、医疗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其它影响较大的纠纷。医患纠纷中的双方当事人均可向医疗机构所在地的医调委申请调解；如果一方当事人申请调解，另一方当事人同意的，应当受理进行调解。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医患纠纷，不予受理：（1）当事人虽属本辖区居民，但在非本辖区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医患纠纷；（2）当事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医患纠纷（法院委托除外）；（3）人民法院已结案的医患纠纷；（4）已申请或正进行行政调解的医患纠纷。

3、对涉及个人隐私、未成年人以及当事人要求不公开调解等情况的纠纷，医调委应当不公开调解。

三、处理程序

医调委的基本工作程序：

1、受理医患纠纷；

2、由调解主任、调解员、相关医学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卫生部门相关负责人以及保险机构相关负责人等人员组成本次医患纠纷的调解小组；

3、调解小组分别听取、记录患方和医方的陈述，并收集证据，必要时应录音、录像；

4、在专业调委会小组的组织下，医学专业人士对医患纠纷进行认真调查取证，出具调查结论并签名（调查结论分两种情况：一是不需做医疗技术鉴定的以调查意见为参考依据；二是需做医疗技术鉴定的以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为依据。），法律专业人士对调查取证过程和调查结论出具法律意见书并签名；

5、调委会主任召集调解小组分析研究案情，依据医学专业人士出具的调查结论和法律专业人士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以及医患双方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调解方案；

6、根据调解方案，调解小组分别与患方、医方进行疏导，做好协调工作，公布医学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的调查结论和法律意见书，进行初步调解，直至达成和解的意向；

7、正式调解由调委会主任主持，医学专业人士、法律专业人士分别宣读调查结论和法律意见书；医方代表、患方代表分别发表意见、提出要求，如能达成和解意见，医患双 方签署调解协议书；如调解无效，应告知医患双方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

四、应急处置办法

1、患者在医疗过程中死亡，其尸体应立即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对停尸闹事或要挟医方的，立即告知患方户籍地政府派员进行教育劝解。对劝解无效的，由公安机关协助医院采取强制措施，将尸体移至太平间、殡仪馆或公安机关指定的其它存放地点。

2、如患者死亡，医患双方不能确定死因或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可延长至7日。尸检应当经死者近亲属同意并签字。尸检费用由医疗机构垫付。对拒绝或者拖延尸检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所有责任由拒绝或拖延方承担。

3、对医患纠纷引发的刑事、治安案件，卫生行政部门、公安机关负责人，在接报案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医调委协调相关单位及患方户籍地政府共同做好处置工作。

4、对医患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分不同情况处理。对属于医疗责任事故引发的，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对不属于医疗责任事故，但医疗机构有过错的，按实际过错处理。对无理取闹、实施违法行为的，根据具体情况依 法处置。对在幕后操纵“医闹”的组织策划者和骨干份子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同时避免事态扩大和纠纷激化。

五、调解协议

1、医患纠纷调解组织调解纠纷，一般在一个月内调结。一次调解不成的经市调处中心负责人批准，可以延期进行调解。对疑难复杂案件的调解期限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

如何应对医患纠纷 篇6

8未复印封存病历,导致败诉

【案例】

2009年2月,刘涛遭遇交通事故在医院治疗了八天后,突然被医生告知需进行截肢手术。“又不是什么大问题,治了那么多天还得截去右腿,这不是见鬼了吗?”虽疑问重重,但面对医生的一再解释和规劝,刘涛考虑性命要紧,不得不同意手术。

出院后,刘涛回想起医疗过程,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他查看病历发现,有许多地方被涂改,遂怀疑病历存在造假,提出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请求医院赔偿损失21.5万元。可最终,刘涛由于无法提供证据,只得接受败诉的事实。

【说法】

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出现涉案病历被涂改或被修改的情况,患者一方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进行审查。确有必要的,应当告知患方先进行申请文件检验等。即对此种情形,患者也有举证责任。

另一方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患者有权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历资料、护理记录以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资料。病历资料包括两部分,客观性病例资料,患方可以要求复印;主观病历资料,由于涉及医护人员对患者病情的研究决定等,属于内部信息,不能复印,但可以要求封存。

刘涛因为没有当即请求复印、封存病历资料,从而导致举证不能。

8未告知手术风险,不属医疗事故也应赔偿

【案例】

2009年3月,郭芳跌伤后被送到医院,经诊断为L1骨折并截瘫,进行了腰椎体骨折后手术。术后,郭芳伤情恢复较好。

半个月后,郭芳突然出现呼吸困难、眼睛上翻、呕吐、头痛等病状,医生诊断为下肢深静脉栓塞。经救治,恢复正常。可仅过了五天,郭芳又因同样的病状而死亡。

司法鉴定认为:在郭芳出现下肢静脉血栓时,医院应进行初期预防治疗,并告知风险。而医院却未予溶栓、抗凝、祛聚治疗,且未告知死者或家属此系死亡率很高的病例。

医院之举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治疗措施偏颇且不得力,具有医疗过错。

【说法】

就医疗过错造成的损害,医院同样应作出赔偿。《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其中已明确:患者既有权充分了解医疗活动所含的风险,也有权获得适当、合理的医疗。以此对应,医院应当详尽告知患者治疗风险,并征得患者同意,然后进行适当、合理的治疗。否则,就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8虽无医疗过错,医院不能举证也须担责

【案例】

2009年5月,旅游归来的谢莉突发高烧,在家服药无效后,被送进医院治疗。四天后,谢莉在医院死亡。

就其最终的死亡原因,医院表示不明。其夫陈斌遂以医院救治不力、方法欠缺等为由,诉请法院要求责令医院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共计15.6万元。而医院则一再坚持自己无任何过错,断然拒绝。

让医院没有想到的是,法院最终却判令其酌情赔偿,理由是:医院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医疗行为与谢莉的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不存在医疗过错。

【说法】

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8)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即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本案中,医院认为自己没有过错,自然也就必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另一方面,该规定第二条还指出:“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法院基于医院不能举证,于是作出了不利于医院的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诉讼中,患者应对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负有初步的举证责任。即应当首先证明其与医疗机构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接受过医疗机构的诊断、治疗,并因此受到损害。否则,其请求权是不能得到人民法院支持的。

8未按协议手术,违背约定应赔偿

【案例】

2009年6月,叶韵在个体医生处确诊难产后,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医院认为鉴于当前病情,母婴之间只能选择一个生存者,当然也会尽一切努力,力求母婴安全。

夫妻最后决定,选择让叶韵生存,双方据此签订了《手术协议书》。手术中,医院担心抢救叶韵手术更加复杂,后果难以预料,遂在未经与患者丈夫洪亮协商(叶韵处于昏迷)的情况下,临时决定放弃抢救叶韵,改为救治婴儿。后婴儿得救,叶韵却死亡。

医疗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医院的诊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看着嗷嗷待哺的婴儿,加之难以忍受丧妻之痛,洪亮遂以医院违约为由,诉请判令医院赔偿叶韵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23.7万元。医院则以既非医疗事故,也无医疗过错而拒绝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医院未与患者家属协商即擅自改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说法】

的确,鉴于本案不属于医疗事故,也无医疗过错,如果洪亮以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为由请求医院赔偿,是无法得到法律支持的,但这并不等于医院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不论什么性质的违约行为,只要损害了公民的生命、健康,就应当给予经济赔偿。从2008年2月4日最高法院公布的医疗纠纷的案由上看,患者对医患纠纷可根据自身的情况行使选择权,即选择侵权之诉(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还是选择违约之诉(医疗服务合同)。在存在医疗合同,而医院未按照合同履行并损害了患者的生命权、健康权,且不构成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的情况下,选择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无疑对患者有利。

8条件差而未转诊,违反首诊义务责任难逃

【案例】

2009年11月,邱健车祸受伤后被送往医院。经CT检查及X线检查,确诊为脊椎原发性严重损伤。医院出于创收目的,虽明知没有相应的条件,仍坚持为邱健治疗。

出院后,邱健脐平面以下深浅感觉消失,双下肢构成二级伤残。不久,得知实情的邱健申请了医疗事故鉴定。鉴定结论为:邱健的截瘫主要是原发性损伤所致。医院将邱健收治后,虽已择期手术且手术方案恰当,也未违反医疗常规,但医院拒不将邱健转院治疗,违反了首诊医师负责制,属于医疗过失。

因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邱健提起了诉讼。法院审理认为,医院明知风险而未告知并预见危害,且具有主观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遂判决医院赔偿邱健8.31万元。

【说法】

一方面,《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医疗机构对危重病人应当立即抢救。对限于设备或技术条件不能诊治的病人,应当及时转诊。”即转诊义务是医疗机构的一项法定义务。

本案中,医院明知自身条件有限,却为一己之私,不告知邱健真实情况,未及时将邱健转至或劝导其转到有治疗条件的医院,让邱健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承担风险,从而丧失了及时治疗的条件和时机,明显违反了法定的转诊义务。

另一方面,对于邱健的损害后果,医院虽不希望发生,但其应当预见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是已经预见但轻信可以避免,且邱健的损害在客观上也与之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即符合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医院自然不能免责。

(作者为江西省兴国县人民法院法官)

医患纠纷调解 篇7

卫生部发[2007]204《关于推动医疗责任保险相关问题的通知》文件中要求各级卫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要本着“积极探索、稳步推进”的原则,在全国推动医疗责任保险工作。充分依靠第三方化解医疗风险,减少医患纠纷,改善医疗执业环境。2006年8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在全市首批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化解医患纠纷。“医调委”运行已有两年余,现将前阶段的工作情况作回顾性的总结。

1 浦东新区“医调委”组织架构及运作

“医调委”属群众性组织,下设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室,与业已存在的街镇人民调解工作室联动。新区人民调解协会对其进行工作指导和相关业务培训。医调委常设人员由三名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两名法律界专家组成,均受过系统的培训并取得人民调解员资格。

此外医调委还聘请了内、外、妇、儿、病理、医院管理的资深专家组成专家组,承担医疗纠纷定性分析及宣教培训任务。医调委下设医患纠纷调解工作室,负责受理浦东新区内各级各类医疗结构发生的医患纠纷。

2 医调委的特点

“医调委”是从事医疗争议的调查、调解及防范指导等工作的群众组织,是独立于患方、医方、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同时依法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它既不同于解决医患纠纷的行政途径、法院途径,也不同于医患双方的自行协商解决,“医调委”因其自身的客观性、专业性、保密性、经济性、亲和性决定了人民调解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行性,具有较高的公信力[2]。

3 医调委取得的工作成效

3.1 群体性突发重大医患矛盾减少,政府满意。

在近几年全国两会期间、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浦东新区医疗机构发生多起闹访的突出医患纠纷,医患工作小组协同警方及时控制了事态的发展,并通过医调委深入、细致的调解工作,化解了多起突出医患矛盾,为确保重要时间节点的稳控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3.2 司法诉讼医患矛盾数量减少,减轻了法院压力,节约了司法资源。

2006年通过法院诉讼解决的医患纠纷为61起,2007年和2008年分别为47起和25起,三年来呈减少趋势,在上海市其它区县法院受理医患案件逐年增加的背景下实属不易。

司法诉讼作为医患矛盾的最终解决途径,由于对司法的过高期望和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化导致法院压力加大。近几年,涉法涉诉医患矛盾上访大量增多,是信访工作的一个突出问题。许多经法院两审终审或者经更高级别的法院复核再审后的医患矛盾,已确认法院判决无误,经当事人一再上访,由工作

组或相关部门开启协调之门,一方面使无理缠诉者寻到了可乘之机;另一方面,在司法终局裁决之后,增设了行政性的救济手段,不符国际公认的司法是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法治原则,有损法律的权威性[3]。

而人民调解化解的医患纠纷,医患双方通常在一个和谐氛围中平息纷争。两年来,浦东新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化解的棘手、复杂的医患纠纷160余起,签署了122份人民调解协议书,赔偿额度从数千到几十万不等, 赔偿总额达500余万元,至今无一例毁约,已显示出其解决医患纠纷的可行性和良好的社会效应。

3.3 纠纷赔偿额与诉讼途径相仿,化解所需时间明显减少。

快速、低廉的解决程序减少了当事人时间的付出,并且医调委是免费调解的,医患双方均满意,出现了双赢的局面。

4 人民调解医患纠纷赔偿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问题

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标准一直是协商和行政调解的重要参考依据。我们对两年来签署的122份纠纷案例进行了评估分析,案例的定性由医学专家、法律专家及医院管理专家组成的鉴定小组完成。122例调解案例根据纠纷的性质分为非事故组、事故组。同时对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同期结案的41例医疗纠纷诉讼案例进行分组, 根据纠纷的鉴定结论分为非事故组、事故组。比较通过两种途径解决的纠纷在赔偿金额与结案时间的差异。

4.1 89例定性非事故的人民调解案例,赔偿金额在0.25 ～4.05万,均值为1.33±0.93万;25例法院诉讼定性非事故的案例,赔偿金额在0.28～2.9万,均值为1.51±0.88万;两组数据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注:组间比较,*P<0.05

从表1中可以看出,性质较为接近的医患纠纷其处理方式虽然不同,但赔偿金额相差不大。人民调解解决纠纷其耗费时间明显低于诉讼途径,充分显现了人民调解简便、快捷的优势。

4.2 33例定性为事故的人民调解案例,赔偿金额在1.10～29.5万,均值为11.96±6.34万;16例法院诉讼定性事故的案例,赔偿金额在1.30～21.50万,均值为9.65±5.62万;两组数据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4.3 非事故组及事故组的组间比较,人民调解途径的结案时间显著低于诉讼途径(P<0.05)。

5 有待解决的问题

人民调解虽然是一个便捷、高效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在具体操作中以下问题有待解决:(1)在医患纠纷的人民调解工作中,人民调解员的作用举足轻重,如何从体制及机制上确保建立一支长期稳定的高素质的调解员队伍是推进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保证;(2)由于“医调委”调处的医患纠纷未经过医学会等专门机构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卫生行政部门无法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医疗机构和事故责任人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如何避免监管盲区有待于进一步探讨;(3)人民调解缺乏理赔资金保障,部分纠纷错过了化解的最佳时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化解效果和后期发展,如何实现与保险资金的联动是目前需解决的问题。(4)医调委虽聘请专家承担医疗纠纷的定性分析,但专家分析意见没有事故鉴定结论具有权威性。此外由于人民调解是自愿协商的方式,双方只是对于赔偿数额达成和解,实际工作中调解主要依据纠纷具体诉求、医患双方情绪、社会背景及维稳工作要求等进行调解,这客观上造成了调解的工作弹性过大。如何避免纠纷的定性分析流于形式,纠纷的赔偿真正做到公平、公正,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引入人民调解制度化解医患纠纷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们只有不断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才能真正找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郑力,金可,颜雪琴,等.111例医疗纠纷的调查分析[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6,22:250~252.

[2]顾桂国,娄继权,陈道友,等.引入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初探.〔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7,23(6):403~404.

医患纠纷调解 篇8

一、医患纠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作为省会城市, 南昌拥有各级各类医疗机构2209所, 特别是省、市大型医院聚集, 仅二级及以上医院就有66所, 医疗技术处于省内“龙头”地位, 医疗服务辐射全省, 诊疗业务量大、危急重患者多, 因而产生的医患纠纷数量也相对较多, 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据不完全统计, 2010年期间, 南昌地区发生医患纠纷315起, 其中属于“医闹”、“群访”、“暴力索赔”等方式278起, 占医疗纠纷总数的88.3%。而2011年全年医患纠纷接近500起, 直接导致了“政府闹心、社会揪心、患者伤心、医生寒心”的尴尬局面,

如何妥善化解医患纠纷、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 还百姓一个平稳祥和的就医环境、还医生一个安全有序的工作环境、还社会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成为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

二、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模式及特点

医患纠纷成因复杂, 涉及面广, 调处医患纠纷是一个系统工程, 不是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就能解决的问题。南昌创新理念、创新工作机制和管理模式, 探索了一条符合省会城市实际并行之有效的医患纠纷化解新路径。

(一) 首创“省市共建”的调处模式

鉴于省市医疗机构共存的特殊情况, “南昌地区医患纠纷预防和调处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市部门领导共同组成, 统一对省市医疗机构医患纠纷的预防和调处工作进行领导, 省市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索赔金额在2万元以上的医患纠纷全部由南昌地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受理调解, 市医调中心运行经费由省市两级财政全额拨付, 调解工作不收取医患双方任何费用, 全面履行“免费咨询、免费受理、免费调解”的方针, 工作经费不受任何一方制约,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调解”。

(二) 形成“一主四辅”的工作格局

南昌地区医调中心自2011年12月正式成立以来, 南昌市所辖的4个县根据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先后成立了医患纠纷调解中心, 形成了“一主四辅”即以主城区为主、四县为辅的医调工作格局。市、县两级分别建立了医患纠纷预防调处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医调办分别设在市、县综治办, 具体负责协调指导、推动促进, 并深入本辖区医患纠纷的预防和调处工作。

(三) 创新“三调联动”的工作方法

以人民调解为平台, 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于一体化解医患纠纷, 不仅在医患纠纷领域建立了新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和科学合理的解决机制, 而且有利于发挥社会力量, 从而有效地修复受损的医患关系, 化解医患矛盾。为此, 南昌地区医调中心从社会各界选拔组建了专业调解员、兼职调解员、特约监督员、特约调解监督员、医学咨询专家及法律咨询专家等六支队伍, 共同化解医患纠纷。同时, 对于调解不成功的纠纷, 直接由中心巡回法庭受理, 进入司法诉讼程序, 不推向社会, 不留后患。

(四) 出台“一大四小”的保障措施

为进一步规范医患纠纷调处行为, 确保调处工作有效开展, 南昌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了《南昌市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 《办法》管宏观、定原则, 具有纲领性和权威性。围绕《办法》, 在不同层面配套制订了四份具有具体操作性的文件, 即《关于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若干意见》、《南昌地区医患纠纷应急处置预案》、《南昌市公安局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方案》以及《南昌地区医患纠纷现场应急处置工作流程》等。所有文件相辅相成, 从医患纠纷的源头预防、第三方调解、现场处置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作出了明确规定, 为有效预防和依法调解医患纠纷奠定了坚实基础。

南昌地区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 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实践, 是省市共建的典范, 是部门联动的成果, 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实效性。

三、建立和运行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几点启示

我国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也是各类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面对医患纠纷, 南昌市从省会城市的实际出发, 建立了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 为创新社会管理模式, 妥善化解其他领域、行业的矛盾纠纷, 提供了参考和借鉴的启示。

(一) 依法治“闹”是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前提

要使社会管理创新常态化, 必须抓好法治建设, 运用法律手段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 引导人民群众理性合法表达诉求、解决问题, 不断提高社会管理创新的法制化水平。南昌在探索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过程中, 始终坚持法制理念, 依法调处、依法治理, 同时引入司法程序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 努力营造理性维权、坚持依法调解医患纠纷的良好氛围。

(二) 制度创新是解决医患纠纷的关键环节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就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 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 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南昌市在探索建立第三方调解机制过程中, 坚持以制度创新为关键环节, 从预防机制、运行机制、现场处置机制、调解机制、理赔机制、反馈机制、责任查究机制、经费保障机制等八个方面入手, 建立起了维护、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防线。

(三) 多元互动是解决医患纠纷的有效保证

医患纠纷调解 篇9

松阳县位于浙西南山区,建县于公元199年。县域面积1 406平方公里,总人口24.06万,其中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8.1%,是个典型的农业大县。2014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 039元。几千年的农耕文化,富裕了的农民,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激烈动荡的世界,鼓涨了的口袋和传统的农耕思维的脑袋碰撞和影响着这个农业大县的农民们的行为。可以说,“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松阳县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1]。这些冲突也突出体现在医疗纠纷处置中。

2 医疗纠纷中患方心态基于《乡土中国》理论的分析

2.1 熟人好办事,对陌生环境的无从信任

费孝通在《血缘与地缘》中提到亲密社群的关系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拖欠着未了的人情,人情的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和依赖,离开自己熟识的村子在外的人们常常不被视作自己人,不被人所信托[2]。在中国人的眼里,亲近自然就产生信任,自己人最可靠,而陌生人都是可疑的。建立在人际关系规范下的信任不但是熟人社会的秩序基础,也是人们本体安全感的所在[3]。故而,人们在看病前和来到医院后,会想方设法找亲戚、托关系,试图通过“熟人”社会接近医务人员,通过人情的往来建立与医务人员的“熟识感”,希望自己能受到有利或优先对待。他们对于医务人员的信任也往往是基于“熟悉”,同样的病程,熟识的医生的用药和解释,他们就会相信,而不熟识的医生,他们就会不信任。

2.2 老实会吃亏强烈的自我保护心理

医疗行为中,患方因专业知识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处于被动和弱势,加之对诊疗结果的高预期、诊疗过程巨大的机会成本、以及社会舆论的推波助澜等等,导致对医方的过度警戒和易激状态。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患者,这种过度警戒和易激状态会有更突出的表现。在医疗纠纷过程中,突出体现出强烈的自我保护心理,这种自我保护心理常常有获取最大利益和特点和倾向[4]。“老实会吃亏”的心态使他们试图以强势来达到使院方让步的目的。

2.3 人多力量大,出事了大家都是“自己人”

在农村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之间有遇事互相帮忙的道义上的传统,如果谁家遇到较大事情发生,有村民不去,那么该村民及其家人便会在道义上失礼,被其他村民看不起,在村中的地位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当本村的人遭到外人的人身伤害时,作为成年村民如果不管不问,更被看作没情谊、不懂规矩,自然他家的事情以后也不会有人去过问。因此,为了不在道义上输理,每当有村民与外人发生纠纷时,其他村民便也主动参加[1]。在医疗纠纷中,当听说村里谁家人被医院“治”坏“治”死了,要找医院讨说法去,村子里平时关系较好的人家都不会拒绝,特别是亲戚朋友,更是要放下手头的活去“帮忙”。这也正是费老所言的乡土社会中人情的来往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

2.4 “乡土礼俗社会”,法律意识淡薄

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是 “熟人社会”,是礼俗社会,人与人之间从熟悉得到信任,维持秩序所用的力量不是法,而是“礼”,是一套一代一代人累积出来的经验和规矩,是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在乡土社会里,“负责地方秩序的父母官,维持礼治秩序的理想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2]。向死者致祭,亦是乡土社会一项很重要的传统礼俗。在医疗纠纷中,住着新宅子,踹着厚票子的新农民们还是沿袭了这套“天经地义”的规矩。就近一两年,发生在本省的逼迫医务人员向死者下跪、在医疗机构摆花圈拉标语设灵堂、挟尸要价等现象也并未杜绝。其种种,俨然费老笔下的无需法律的 “乡土中国”。而“人死为大”的乡土意识也使公安机关在医疗纠纷处置时执行力不足。

2.5 成本与效益,不愿选择诉讼解决

在医疗纠纷中,患方多不愿采取诉讼途径来解决,除了传统的乡土社会的“畏讼”心理,还有诉讼途径的高成本有关,这个成本包含了货币成本、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包括了诉讼费用、医疗鉴定的费用、律师代理的费用、误工费、交通费等,即使最后胜诉,还得考虑疾病的参与度,责任承担比例下降使得患者不能得到全部的赔偿,甚至可能出现负效益的局面[5]。相比一般民事判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诉讼判决的预知性低,而使患者需承担败诉的风险增高,故而他们的机会成本的考量正基于此。在时间成本方面,医疗纠纷的特殊性,使鉴定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如果对审判结果不满意而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医疗纠纷诉讼更加陷入时间的拉锯战。在一项医疗纠纷的解决时间跨度调查中,对77例医疗纠纷进行了整理后发现其平均跨压时间为22个月[6]。更有经历数次鉴定,审理期达数年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成本与效益的考量使医疗纠纷中患方很少主动选择诉讼解决,农村地区更为明显。

3 松阳县当前背景下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思考

3.1 争取政府重视,积极推进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

201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彰显了我国大力发展人民调解制度的取向,也充分说明人民调解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截止2011年10月,全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 358个,推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的县由2011年初的746个增至1 019个。除西藏、港澳地区外,地、市层面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体系已初步实现全覆盖。司法部基层工作指导司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已达3 447个,比2011年增加802个,增幅为30% ;医调委人数为22 106人,比2011年增加5 238人,增幅为31.2%[7]。

松阳县亦于2009年12月成立了医调委,但其组织框架、工作机制、运作方式等均存在不完善之处。①医调委仅由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并未能体现 “党委、政府领导的,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牵头,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相关部门参加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来指导或领导医疗纷纷调解委员会工作。②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主体不清,司法介入不够。松阳县的医调委办公地点设在县卫生局医政科,第三方机构之“独立于医疗行政部门之外”的概念未能得到体现,存在明显的主体不清。③无专职调解员,无工作经费落实机制。医调委尚未聘请“专职调解员”,对医调会的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补贴等亦尚未明确落实。

据笔者悉,近几年来,松阳县卫生部门就医调委建设工作进行了多次、多方的协调,但无显效。笔者无从调查和不敢猜测是《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在各地具体落实和推进的步骤差异化,还是某些部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医患纠纷处理吃力不讨好”的懒政意识和对医患纠纷处置对于社会和谐建设的重大意义等的滞后认识,亦或是医调委建设工作尚未摆上政府一把手领导的案头,等等导致了医调委建设的“梗阻”和迟滞。而只有在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才能统筹协调各个部门,组成跨卫生、司法、社保、商业保险等多个领域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落实医调委的人员编制、工作机制、经费等具体细节,真正发挥医调委的作用。

3.2 在现阶段积极完善行政化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建设

基于松阳县作为有着千年农耕文化背景的农业大县,其农民的乡土意识根深蒂固,以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受阻,机制建设严重滞后的实际背景。笔者以为,完善行政化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建设,正是当前解决松阳县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行政调解由于一方是政府机关,在依法治国,转变政府职能的今天,很多观点认为行政调解是与法制的精神相悖的一项制度,然而,它有低成本、专业性、权威性等特点,构建以行政调解为主导的行政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政府职能调整、行政模式转换的现代行政趋势的必然要求。对中国行政调解制度进行有效的改革,解决农村纠纷,维护农村稳定将发挥重要作用[8]。行政调解是在民主协商与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体现了当事人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原则,突出了“和为贵”,契合现代行政的服务理念、合作理念。此外,从功能的角度来讲,行政调解不仅具有纠纷解决、行政指导的功能,还有政策形成的功能[9]。

分析2012-2014三年间县域两家二级综合医院处理的75起医疗纠纷,其中医院自行协商33起,第三方调解22起,申请医学会鉴定4起,通过法院判决1起,未处理终结15起。总赔付额156.54万元,其中,由第三方调解赔付额135.1 万元,占总赔付额的86.3%,单例调解金额6.14万元。且此第三方调解大都是政府相关部门牵头下的行政调解模式。可见,患方对政府行政部门主导的调解认可度更高。且大都患方出于时间成本的考量一般会选择不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厘清双方责任的方式达成调解。

从以往松阳县行政调解成功的医疗纠纷案例来看,其可借鉴之处有:其一,当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由政法书记亲自部署处理工作;其二,公安派出所和镇司法所早期介入、积极协调,镇乡村联动做工作;其三,调解工作地点设在乡镇司法所,由乡镇司法所聘请的具有多年人民调解经验的调解员主持调解工作,避免了以往在医院内处理医疗纠纷,患者家属在医院聚集影响医疗秩序,以及由卫计局人员或医院工作人员主持调解工作时彼此不易沟通的现象[10]。

综上,笔者认为,由司法主导的,患者所在单位或居住地乡镇人民政府、公安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积极参与的行政化医疗纠纷调解,是为现阶段松阳县医疗纠纷调解的最可行模式。

3.3 引导医疗机构参加医疗责任险和保险公司对行政调解结果确认

当前松阳县基层医疗单位均在卫计局统一部署协调下参加了医疗责任保险,而县域内两家二级综合性医院均未参加医疗责任保险,这基于两家综合医院历年来从未参加过医疗责任险,保险公司对于县级综合性医院近年来较大的医疗纠纷补偿额核定了较高的保险费率,医院不能接受。从近年来赔付的医疗纠纷来分析,很多案例并未交由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责任鉴定,而是采取自行协商或行政调解的方式处理,而在自行协商或行政调解协议中往往不予明确双方责任,仅作人道补偿等描述,这是医疗机构基于对自身社会信誉等的考量而选择和接受的。对于患方而言,自身的述求最终以期望的经济补偿来实现,也不会过于执着于调解协议上的责任分配和描述。而保险公司方面,仅对医疗机构确有责任结论的医疗事故鉴定赔付进行理赔,对无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并不认可,也使医院参加医疗责任保险的积极性受挫。故,达成一纸经济上的调解协议只是“治标”,在医疗纠纷行政调解中,调解主导方细致耐心有效地处置,使患方心理得到适度宣泄,引导患方提起医疗事故责任鉴定,以鉴定结果作为调解依据,从而达到一个医患双方都接受的调解结果,避免简单的“和稀泥”,以及以“解决纠纷”为唯一目的让医疗机构作出让步,以求快速达成调解结果的现象。而这正是保险机构的意愿,也是保险机构认可行政调解协议的条件和基础。

在现实中,基于对知晓医疗机构参加了医疗责任险会使患方的赔偿期望增高的考虑,保险机构会选择不参加调解。笔者认为,只要明确保险机构对行政调解协议的认可,对是否参与调解过程,可由保险机构自行决定。

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前,作为化解医患矛盾的一道防线,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根植司法行政的沃土,已然叶散花开。在变动不居的社会,医疗纠纷调解职能的“开拓疆土”和“守土有责”同等重要。

摘要：近年,各地“人民调解”或称“第三方机制”处理医患纠纷机制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文章分析了松阳县后乡土社会的特性及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机制建设滞后情形下医疗纠纷调解模式,对顺应当前后乡土社会与医调委建设困境下的医患纠纷调解工作机制、运作方式等提出对策思考,以期达到第三方机制参与的医患纠纷调解效果。

关键词：后乡土社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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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蕾.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心理探析[D].天津:南开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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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李威,王梅红,桂平静,等.医疗纠纷人民调解若干问题分析[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4,35(7):61-63.

[8]唐茂林,蒙晓毅.新农村视野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纠纷解决的成本为视角[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39.

[9]喻少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行政调解[J].学术界,2007(6):184.

医患纠纷调解 篇10

何梅谈到, 2011年的医改工作中她最关心的是基层医院的建设。她说:“现在基层医院公立性的地位已经确立, 但在实际操作中, 国家给医生的补贴, 以及给医院的建设补贴, 只有部分医院能够得到, 而且也还只是得到部分补助, 大部分医院还是要自主运营、自负盈亏, 还是要走市场机制, 这与国家确立的医院公立性标准相矛盾。基层医院在医院建设上面临生存困境。”

何梅解释说, 现在国家医保体系建设得比较完善, 投入也很大,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大病医疗可以报销70%, 这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基层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但各级医院存在着获取利润度不同, 基层医院获得利润比较低, 运营就比较困难。

何梅进一步解释说, 医改的基本政策方针是把医疗重心下移, 让基层医院接诊更多常见病、多发病患者。而医保体系建立后, 群众就医更加方便。大医院拥有高端人才多、设备精良、医疗技术先进的优势, 相对基层医院可以争取到更多患者资源, 基层医院竞争力相对较弱, 就医患者比较少, 这种状况与医改初衷不符。

针对此问题她建议:“要加大对基层医院建设的投入, 把基层医院的技术和设备都提上档次, 获得患者的信任, 让更多常见病、多发病患者在基层医院就医。在医改中政府应既考虑患者也考虑医生, ‘双向同步’搞医改, 进行得会更好一点儿。”

此次“两会”上, 医患纠纷也成为很多代表的关注点。针对此问题, 何梅谈到:“现在医患纠纷也是一大难题, 原因是医患之间的不信任。现在医生为了保护自己, 不敢为患者冒任何风险, 这严重影响了医生的积极性, 也影响了医学科学的进步。医疗是个很复杂的过程, 人体结构也很复杂;正常的用药、治疗都存在一定的副作用, 这在医疗活动中是不可避免的。而患者这一方, 他们往往不理解这一点。他们觉得到医院付钱看病, 就应该将病治好, 否则就可能会与院方发生冲突。现在做医生的压力很大, 建议媒体正面引导民众对医疗卫生的理解, 不要影响医生的就业积极性。”

对此, 何梅建议, 医患纠纷须加大力度去规范, 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导向, 让大家明白医生是个职业, 它有自己的行业道德规范, 它是个有技术含量的特殊职业。对于医患纠纷, 可以运用第三方调解, 由政府、公安局等部门牵头成立一个调解中心, 调解医患纠纷, 保障患者利益的同时, 也维护医生的权益。还有一点, 在临床医疗中, 应以尊重生命为原则, 不能时时处处以患者意愿为准, 不能怕起争执。以我所在的医院为例, 我院是妇女儿童医院, 在孕妇需做而不愿做剖腹产时, 我们就以尊重患者生命为原则, 耐心给孕妇及其家属解释, 讲明白不手术会对孕妇及胎儿产生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