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

东方社会（精选十篇）

东方社会 篇1

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无产阶级革命重心的转移

欧洲工业革命的扩展使得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848年爆发了一场有工人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最终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导致了革命的失败。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对东方社会的殖民扩张使得此时的东方落后国家一方面承受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侵蚀,另一方面又承受着国内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压迫,新的阶级矛盾不断刺激着这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进行。“马克思恩格斯热情讴歌了亚洲国家人民反侵略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从革命的高度充分肯定了其历史意义。”[1]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心的转移使得马克思将研究视角转移到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与地区的东方世界上来。

(二)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盛行

19世纪50年代,俄国兴起一股民粹主义运动,它以浓厚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著称。俄国民粹派相信俄国村社天然地孕育着社会主义,可以直接从村社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的磨难。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得益于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在整个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受到俄国民粹派有关俄国村社的启发与影响,借鉴和吸收了民粹派思想的合理部分,并对其思想进行重新思考,对其进行了批判和超越,进而提出了适合俄国发展的社会道路。

马克思在当时的背景下开始关注东方社会,在对东方社会的特殊性及现实性进行综合分析与考虑后,形成了有关东方落后国家发展的社会理论。

二、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

(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

1. 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

东方民族大都沿大河流域聚居,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不存在土地私有是那里的普遍现象。在东方,土地历来也是与权力联系起来的,是权力的象征,如果论所有权,确切来说土地是君主所有,私人对土地只是一种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关系,并不存在所有权。土地买卖的发生本质上来说不过是土地占有、使用与具体支配的权力在人们之间不断转换,而土地最终还是归国家所有。

2. 农村公社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组织模式。

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是构成社会体系的基本单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组织模式,保障了社会的存在及发展。由于这里幅员辽阔,气候适宜,极有利于农业的生产,其自身包含了适合生产的一切条件,因此,这种村社实行自给自足的封闭型农业生产。这样的一种村社制度,导致村社中的生存及生活需求都依赖于村社中的生产,且这种生产几乎全部用于满足村社需求,村社与村社间分别是独立的单位,之间并不产生任何接触。

3. 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政治基础。

东方社会普遍存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农村公社由于它的封闭性及分散性使得村社没有能力承担起大规模公共工程,这种需要就落在了政府身上,这样,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便应运而生。二是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使得他们生活彼此隔绝,国家利益、上层社会的权力之争与他们无关,思想封建愚昧。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便是在这样的温床下恣意妄为地存在着。三是东方社会国家的土地公有制。东方社会国家的土地公有制决定了其政治形式只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财产对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公社而赐予他的。”[2]专制君主是国家土地的唯一所有者。

(二)马克思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1.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提出

马克思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以下简称跨越论思想)是在其晚年对俄国的发展道路的考察中明确提出的。欧洲国家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失败后,革命热情低迷,与西方国家不同,东方社会国家的革命热情却持续高涨。在对俄国现状进行分析后,“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乐观判断,俄国革命指日可待。”[3]1872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外文译本在俄国公开出版,这在俄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社会各个阶层围绕俄国村社的命运及俄国未来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此时,俄国“劳动解放社”成员维·伊·查苏利奇给马克思写信,请求马克思就俄国的社会发展尤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发表看法。马克思三易其稿,最终对查苏利奇进行回复,其中就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说法。而在1882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表明了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至此,马克思的跨越论思想成熟,也正式公诸于世。

2. 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条件

(1)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后,发现俄国的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和私有的二重性,即农村公社虽然土地公有,但是房屋及其附属的园地等财产都是属于私人所有,而且农民生产的劳动成果也不再是共同分配,而是归农民所有。农村公社的二重性注定了其两种前途命运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这也孕育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础要素。

(2)与资本主义处于同一时代条件。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封闭生活、生产力落后的现实,资本主义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形成,社会生产力也有了迅猛的发展。“关于它的发展方向,强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农村公社同时共存的独特历史条件下,有可能吸取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进步成果,达到现代化的生产力与共产主义公有制度的最佳结合。”[4]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便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痛苦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有利成果来发展自己。

(3)与西方革命相互补充。马克思在分析了俄国国内的现实条件和国际环境后指出,俄国要实现跨越,必须要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的革命只是推翻了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避免了农村公社的破产,肃清了各方面的破坏力影响,保证了农村公社的正常发展。但是若要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还需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就要求俄国革命要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互补充。

3. 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步骤

(1)俄国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俄国沙皇政府无论对俄国内部还是西欧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一方面,在俄国内部,沙皇的统治压榨着农民,对农村公社起着破坏作用。另一方面,俄国沙皇政府对于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无论是俄国农村公社更有利的发展,还是为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扫除障碍,俄国都应先进行资本主义民主革命,消除俄国沙皇政府的统治。

(2)西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按照马克思的设想,俄国农村公社要想实现跨越必须从资本主义那里借鉴有力成果,这就需要得到西欧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西欧的无产阶级需要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才能给俄国树立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并为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物质来源和技术支持,帮助俄国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大力发展生产力来改变落后的状态。

(3)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建设将会给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树立榜样,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国家的经验及帮助下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从而陆续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西方革命热情低迷的时候将研究视角转向东方社会,他们研究了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发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三位一体的特征,即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农村公社及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并在晚年在对俄国具体发展道路的论述中提出了“跨越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促使其发现了适合东方落后国家发展的道路,为东方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以后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与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

摘要：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与西方社会理论相对而言的,它指引着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但在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现阶段,不时会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之声,甚至在东方社会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质疑。为此,系统梳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并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做进一步的界定,这不仅能够使人们正确地认识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更有利于坚定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该理论的指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时代背景,内容

参考文献

[1]许开轶,何海洋.马克思恩格斯东方社会理论的历史镜像与生成逻辑[J].学习与思考,2013,(2):58.

[2]涂成林.马克思晚期东方社会理论的转型——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跨越‘卡夫丁峡谷’”[J].学术研究,2014,(11):3.

[3]张奎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再反思[J].求是学刊,2014,(5):15.

暑期新东方咨询顾问社会实践报告 篇2

一、实践目的培养独立思考、独立工作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通过参加一些实践性活动巩固所学的理论，增长一些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不要简单地把暑期社会实践作为挣钱或者是积累社会经验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借机培养自己的创业和社会实践能力。

二、实践内容

在北京新东方学校客户服务部店面商务中心担任咨询顾问一职，主要负责的是咨询课程和维护报名大厅的秩序。在正式上岗之前我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时间培训，虽然去年的时候我来过，对业务流程了解一些。可是一年没有碰触这些课程有些生疏了还有部分的课程有所改进。虽然和去年的培训东西差不多，但是我却有不一样的体会。每天面对来报课的家长，我们都得以笑脸迎接(即使我们受了委屈)，家长的问题我们都得一一回答并且让家长信任我们他报的课程就是对的，我们都得找各种理由去说服家长，让他们满意不仅仅是我们的课程还有我们前台的服务。在新东方工作的这段时间我也学会了化化淡妆，因为这是公司的要求，做服务行业的工作面貌一定要好。每天早上的化妆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

三、实践结果

在这为期56天的实习生活中，每一天新东方都给我新的体验和新的知识，从一个不切实际的象牙塔学生到一个慢慢面对现实的社会人。在学校的时候总是天天无所事事，上网聊天玩游戏谈恋爱消磨时光，在学校这麽好的环境我居然是这麽消极的度过，现在想想真的有点后悔，悔不当初。在新东方的每一天晚上我都会看看一些职场方面的书籍来增添自己对职场方面的不足，并了解这个现实的社会。实践的时候我默默地做了个做了个决定回到学校一定要好好学习至少不再那么的浪费青春，想想暑假看的电视剧“北京青年”，剧中的何东很有魄力的去重走一回青春，我不能像他那样应经走过的青春却因为自己后悔当初再重走一次，所以现在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有计划的度过每一天。

四、实践总结

通过这段时间的实习，我发现自己还存在着很多的不足，需要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不断改进。

(一)、做事不够细心。在新东方工作的日子里，由于我的不细心给我工作上很大的困扰。比如说，有家长问我，我们家的孩子想出国，英语不太好应该怎么办，能不能给我们孩子做一个规划。这时我就很为难，因为我对课程不太了解也不敢对家长们乱说。如果我能理解熟悉课程也许我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一次，在存证待转上有一次出现了问题，在听课证上明明写的是实缴50元优惠1530元，我扫了一眼就认为是实缴1530元优惠50元，一次的惨重的教训为了不让主管知道我就主动的打电话向家长道歉，并希望他可以再来新东方我在给她重开一张证明。可是明明约好的下午来家长却没有来。没有办法我不埋怨家长因为这是我自己出现的工作问题，为了不给家长带来工作上的困扰我就给家长发短信，表明我的歉意希望家长能够体谅与谅解。做事的不够细心只能给自己带来工作的压力，而且没有人会主动的帮你，不细心的后果只能自己去承担并积极的去解决。

(二)、做事不够主动。还记得在新员工培训会上，李钢校长曾提到要积极主动，proactive, pro是之前的意思，active是活跃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在还未布置工作之前就主动去做，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积极主动地去做别人交给我们的工作，而我在实习期间每天都只是努力地完成指导老师安排的工作，很少去思考我能够主动地去做什么，没有做到pro与active的结合。

(三)、做事不够灵活。“不懂就要问”是好的，但是遇事总是问就比较讨嫌了，而我可能就是那个比较讨嫌的人了，每天总是师父师父的叫，不能够独立地处理问题，不能随机应变。

(四)、做事不注重细节。每次在指导老师交给我任务的时候，我总是想着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任务完成，而忽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问题。

虽然56天的实习时间不足以去了解总部前台全部内容的，但是我真的非常感谢新东方能够给我这样一个锻炼的平台和机会，让我去体验到与学校学习生活完全不同的公司工作生活。也许这56天不能改变我的一生，但是足以影响到我对人对事的看法，以及对我自身职业生涯的规划。“追求卓越，挑战极限，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带着这份新东方精神，追逐梦想，永不放弃。

浅析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 篇3

关键词：东方社会理论 卡夫丁峡谷

对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思考是马克思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题。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个主题在马克思那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对现代化的思考主要限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的本性，揭示现代化的本质、内在矛盾及历史进程，从而形成了他的西方社会理论，即资本主义理论。第二阶段从70年代到80年代，马克思思考现

代化的视野由西方扩展到东方，探讨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路径问题，从而形成了其东方社会理论。

一、马克思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晚年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并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理论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第三卷“地租篇”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印度、中国、阿尔及利尔等西欧之外的东方国家的资料。其中奇特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引起了他极大兴趣。马克思一度中断《资本论》写作，为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做了大量的笔记（学术界称之为“人类学笔记”）。在这些笔记中包含着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二是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青年革命者之间频繁的通信，使他们注意研究俄国问题。

马克思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成果”等著名论断就是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提出来的。

二、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质

东方社会理论，它是相对于西方社会理论而言的，主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数国家和地区的东方世界为背景，特别是以印度、俄国、中国三国为典型，是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现实社会状况以及未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质是探讨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思考后发展中国家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理论构想。它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人类学笔记”的探索过程。其主要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研究印度、俄国和中国的文章、通信以及晚期的《人类学笔记》中。这样，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就在逻辑上呈现为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社会结构层面。这个层面主要研究社会形态的演变，揭示现代化的本质及在不同民族发展的共性特征；二是文化传统层面。这个层面主要研究现代化在不同民族发展的具体表现和个性特征。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正是在这两个层面的结合上思考现代化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本质上是探讨东方社会现代化问题，并进而反思世界现代化运动规律的理论；其二，就现代化的研究而言，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比他的资本主义理论更为重要，若不研究东方社会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完整而深刻地了解马克思的现代化理论。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出与东方社会的历史定位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是马克思研究东方社会的重要成果。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探讨东方问题，这些探讨主要集中于他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若干时事评论以及同恩格斯的有关通信中。在这一时期的论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亚洲式社会”的概念，并初步断言“亚洲式社会”是一种在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发展过程等方面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社会类型。但是，马克思的立论还未涉及到东方社会当时具体的社会形态、历史基础和演变过程，也未能揭示未来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是将资本主义的殖民同化视为东方社会的前途。这也反映出，当时马克思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还是将世界各国的历史发展纳入同一种社会发展轨道的“世界历史”观念。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马克思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地租、商业、高利贷等问题的研究，同时多方面地涉及到对东方社会经济、政治等现象的论述，并且明确提出了人类历史的分期，发现了“亚细亚生产方式”，揭示人类原始公社制度的发展方向可以有三至四条途径，即东方形式、古代形式、日尔曼形式以及与东方形式有密切关联的斯拉夫形式。马克思对东方形式的论证，除了沿袭“亚洲式社会”的观点外，又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角度加以深化，认为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普遍建立而消失殆尽，在东方社会却一直保存到现代，从而成为一种同资本主义社会并存的形式。可见，马克思在对东方社会的论述中，一直视亚细亚生产方式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形态。但是，此时马克思还没有科学的原始社会概念，仅把亚细亚视为原始社会的同义词。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马克思主要研究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和村社制度。在其5个《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深入探讨了当时世界广大地区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历史命运等问题。一方面，马克思揭露了殖民当局对东方社会土地所有制性质的歪曲；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东方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一时期，由于马克思接受了原始社会概念，纠正了过去把亚细亚所有制形式作为原生的社会形态的做法，并确认亚洲各国存在的农村公社实质上是一种从原生态到次生态社会过渡时期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从而正确地解决了东方社会的历史定位。

四、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一)、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

东方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关于东方社会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构想。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特别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马克思早期、中期与晚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在早期和中期，马克思通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更替是有规律可循的，提出了社会形态及其历史分期理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2]，取而代之的是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这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有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性，将普遍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为此，在思索未来社会主义将在哪里取得突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工业发达、财富积累较多，以及生产力较高而定。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3]但是，到了晚期，即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目睹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趋于衰退和沉寂，以及受一些学者研究东方社会取得重要进展的启发等原因，马克思把视线和研究重点逐渐转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提出了著名的“卡夫丁峡谷”的构想，即东方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现代化理论是马克思在通过对俄国社会进行深入研究和缜密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晚年的研究，主要以具有典型东方社会特征的俄国为对象。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俄国是一个庞大而落后的帝国，它还完整地保留着农村公社、土地国有和封建专制国家三者的结合。像这样的国家，它的前途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哪里？马克思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改变了以往认为俄国将走资本主义老路的设想，第一次突破了以西欧社会发展为背景的“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认为俄国不应再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而应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在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思想具体体现在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1881年给查苏里奇的信以及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

(二) 、马克思认为俄国应走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基本思想是：（1）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不是社会普遍发展道路，《资本论》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也不应该成为一般社会历史哲学。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意味着俄国即将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马克思对此评论道：“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4]马克思认为，在西欧，从原始公社占有制度开始，经历了长期一系列的进化，现在已经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是西欧各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仅仅限于西欧，如果把它扩展到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就是对他的“侮辱”。[5]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笔记的重要成果，就是坚决反对用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作为惟一尺度来衡量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反对把世界历史简单地、机械地挤压到西欧模式中去。（2）俄国农村公社的两重性决定其两种命运。马克思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异同，认为西欧与俄国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小土地所有制与以公社土地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区别。俄国农村公社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社会、无阶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二重特征。不同性质的土地所有制结构决定了其不同的发展道路。（3）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第一，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得如此完整和广泛的唯一的欧洲国家。它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掠夺者的征服物。土地公有制使他们以后便于耕作，俄国有广阔的平原，这种土地的天然优势，使得他们适合大规模地使用机器。俄国农民有劳动组合的习惯，有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社经济过渡。第二，俄国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但它的农业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关系还处在很不发达状态，社会主义肯定不能建立在如此落后的生产力上。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俄国公社必须积极地吸收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正因为俄国公社与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同时代，因此它能够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肯定性的成果，而避免资本主义初生时期的阵痛。第三，俄国革命促进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反过来支持和促进俄国革命，就能使俄国同西方一起走向社会主义胜利。“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

(三)、恩格斯的补充和完善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恩格期指出：“毫无疑问，公社，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劳动组合，都包含了某些萌芽，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展起来，拯救俄国不必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7]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一文中又强调指出，这一论断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东方社会理论改变了先前在资本主义理论中对社会形态演进采取的历时性叙述方式，不再把社会主义看作只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演化出来的社会形态，而是采取了一种共时性的叙述方式，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东方社会现代化的现实性力量，突出东方社会现代化发展路径的相对独立性。历史发展不是“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推进的线性进化论，这就破除了现代化发展路径的“欧洲中心论”，强调历史发展的差异性、多样性。

五、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影响和指导着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在这一理论的启发下，列宁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著名的“一国胜利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而且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以及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崭新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探索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实现社会主义前途，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成功之路。在这一理论的直接影响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伟大社会变革。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进程，不是按照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理论，而是按照其东方理论发展的，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几乎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由此可见，东方社会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课题。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动因并非是单一的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的结果。当这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又成为一个崭新的重大历史课题。

六、小结

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或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低级阶段。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由于不是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不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产生的，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通过革命产生的，因此东方国家一旦成功地跨越以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较低，必然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初级阶段。东方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东方国家实现跨越以后，必须正确对待资本主义。马克思在东方社会理论中原则性地指出，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不能脱离世界而孤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6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12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130.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26.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 篇4

一、中国各阶段的理论思想

(一)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东方理论的具体尝试。

毛泽东思想的确立为我们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独有的革命道路。邓小平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 这个原理, 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 在军阀割据的时候, 在敌人控制最薄弱的地区, 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 用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政权。”[2]同时毛泽东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国多次陷入危机时挽救了党和国家, 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 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创新突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中国的春天。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 我国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科学发展方向。根据中国的自身特点,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出与中国实际相符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经济上, 实行改革开放,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但同时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并以按劳分配为社会主义经济分配方式主体, 逐步实现中国经济复苏。在政治上, 坚决确立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民主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在文化上,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三)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丰富发展。

20世纪90年代,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这是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体布局。这一重要思想将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准确把握历史发展定位, 坚持科学价值取向,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发展。我们的发展目的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四) 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深刻剖析。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确立了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并科学地回答了党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举什么旗, 走什么路, 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关联我党我国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党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为指导结合国际环境和中国国情的又一次成功创新, 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

(五) 伟大的“中国梦”———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实践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为指导, 准确把握时代进程、中国国情, 研讨并规划我国社会现阶段合理布局, 继续贯彻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理论, 形成伟大中国梦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繁重艰巨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新的伟大成就。坚定了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信心, 坚定了我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

二、我国社会发展各阶段理论成果对比分析

(一) 我国社会发展各阶段理论成果的联系。

中国各阶段的理论思想一方面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一脉相承, 另一方面各阶段理论也形成了一个继承与创新发展的体系。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 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创造了前提条件, 并初步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中国历经十年文革后, 确定了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的中国发展方针, 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描绘了宏伟蓝图, 并拉开了伟大实践的序幕。以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实施“三步走”战略的征程中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分阶段的发展构想。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 必须倍加珍惜, 始终坚持, 不断发展。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届党中央坚持了中国梦的传承性和连续性, 指出:“这个梦想, 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后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 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奋斗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先辈们不懈奋斗的目标, 也是当代中国人的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 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3]

(二) 我国社会发展各阶段理论成果形成的独特背景及贡献。

1.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 是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揭开了第三世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篇章。

2.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主题逐步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邓小平理论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 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及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 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 并创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被理论界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3.“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国人民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带领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创立的。新世纪给了我们新的发展机遇, 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各种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党不断坚持理论创新,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阐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好党这个根本问题”, 它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性的认识。

4. 科学发展观。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仍然处于并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发展不够全面、发展不够协调, 发展不够公平, 为了解决一系列发展的问题, 我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理论。科学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理论的科学思想, 是马克思理论中发展观点的创造性贯通, 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发展”, “现阶段中国社会要实现什么的发展”, “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是马克思东方理论历史性的飞跃。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大大提升, 广大人民群众总体上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但是, 改革开放引发的经济建设大潮随及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 使一部分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嬗变。整个社会风气和社会道德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乱象[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种复杂形势与时代要求的需要下提出的。

三、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现代意义

(一) 不同发展时期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从我国社会发展各个时期的理论成果,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一系列理论与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是一脉相承的, 这既充分体现了我们的集体智慧, 又体现了我们对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理论的形成与成熟, 分别从政治、文化、经济、生态、法制、发展等不同领域填补了马克思东方理论各方面在实践指导上的空白, 是马克思东方理论在实践理论上突破性的飞跃,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次较具体、较全面的丰富和完善, 对于切实增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在指导实践上的实效性, 推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深邃内涵的关捩起到了不估量的关键作用。

(二)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指导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和建设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20世纪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是在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 取得胜利的国家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所以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后, 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些问题都比较茫然。要想科学解决这一历史性课题, 必须把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与本国实际结合, 不断努力探索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 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经验教训, 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崛起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科学性与可能性的最好证明。

(三)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推进。

近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特别是苏联的“解体”, 东欧的剧变,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被资本主义制度和平演变, 还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上的贫穷, 同时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的萎缩, 一度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怀疑, 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借此大做文章。但中国作为东方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 用自身的实践向世界再一次证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科学性。对正处于低潮中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起到了振兴作用, 同时对马克思东方理论的进一步推广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一系列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理论与实践的伟大结合, 普遍与特殊、理论到现实必然性的有力证明, 是我国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作出的杰出贡献。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东方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及各方面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理性指导, 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行的有力思想保障。本文从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着手, 梳理我国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新认识, 从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东方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科学继承和开拓创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EB/OL].http://wenku.baidu.com/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26, 第2 卷

[3] .刘开法.论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J].扬州大学学报, 2013

东方社会 篇5

摘 要：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尽管一再强调西方先进文明对东方社会发展的重要外部推动作用，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东西文明的对话和交流，其意不在于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来消解东方文明的民族性，而是通过东方社会内部机制的彻底更新，既吸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同时根除东方文明的落后性，使东方文明在具有世界性的同时而不失民族性。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当代全球文明对话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全球化；文明对话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0-0033-03

19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把落后东方社会纳入晚年马克思的研究视野，他以俄国等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研究为题，探索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新规律，由此形成了有别于早期资本主义理论的东方社会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马克思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普遍性与社会发展道路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原则，一方面分析了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理论可行性，一方面考察了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的现实不确定性，给后来者留下了一道未解的谜题。如果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理论可行性的分析是放眼世界历史所做的逻辑推理的话，那么，他对东方社会“跨越”发展现实不确定性的考察则是扎根东方社会所做的现实考证。这表明，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尽管一再强调 “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给我们喻示了一道这样的问题：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世界历史背景下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流？后来的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东方社会正是在东西文明的碰撞和交流中一路踽踽前行的。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处理和看待当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对话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试图从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出发，立足全球化时代背景，对文明对话的必然性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价值限度等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探索。

一、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的必然性

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主要以备受资本主义冲击的俄国农村公社为研究范例来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那么，当时的俄国社会是一种怎样的发展情形？在人类历史上，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欧亚民族的奇异融合体。因此，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总是内在地包含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俄国在东西方之间探寻徘徊的历史。18世纪开始的彼得大帝改革打开了俄国通向西方的大门，开启了俄国的现代化进程，但是俄国的东方色彩并未消失，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西方与东方相互斗争、彼此纠结的历史。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使俄国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农奴制的残余也依然保留着，农民不仅没有挣脱农奴制的束缚，而且又套上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在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俄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阵痛，“俄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为思想界争论的焦点。其中，民粹派试图为俄国找寻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大肆歪曲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一部分人热切期盼马克思对当时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发表看法。正是在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的交往和论战中，为了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准确判断，探索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马克思晚年不惜花费大量精力，专门研究东方社会，进而形成了东方社会理论。

从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形成背景来看，当时俄国社会正处于“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俄国国内民粹派故步自封，主张“向后看”，坚决反对西方文明对村社文明的入侵。也就是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俄国民粹派那里找不到一丝出口。马克思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当然，他既不是一味赞美西方文明的先进发达，主张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取而代之，也不是盲目讴歌东方文明的淳朴美好，主张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顽固抵御，而是详细考察和分析了东方社会所处世界历史环境和内部发展状况的双重现实，客观地指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历史条件下文明对话的必然性。首先，从东方社会的外围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无限攫取剩余价值的本性决定了它并不满足于在民族范围内生存，它要打破民族界限，不断开拓世界市场，通过资本的扩张在世界范围内生存、发展、壮大。为此，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276这个“世界”就是普天下的资本主义世界，即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这即是说，无论东方社会是否愿意或做何种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都会以势不可挡之态侵入东方社会，在那里传播自己的文明，而不管这种文明对东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其次，从东方社会自身发展来看，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的自西向东拓展，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还一味坚守之前的与世隔绝的生存发展状态，那么，其结果必然是被历史发展潮流所淘汰和淹没。东方文明固然有其特殊性，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它毕竟是一种落后于西方文明的传统农业文明，如果不吸取和融合西方文明的一些先进性因素，或迟或早都会湮没于世界文明的大家庭。总之一句话，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文明对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时代使然。反而言之，如果拒绝文明对话，东方社会只能自取灭亡。

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东方落后国家是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交融中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的。西方文明作为一种高于东方文明的先进文明形式，不断地从外围冲击、碰撞传统落后、故步自守的东方社会，迫使东方社会改变原有的发展轨迹和前行方向，推动东方社会现代化加速超前发展。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先进西方文明的外来冲击和碰撞，东方落后国家就无法摆脱传统落后农业文明的禁锢和束缚，更无法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和融入世界历史的大家庭。基于此，马克思晚年大力强调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对东方社会发展和前行的积极外部推动作用。不过，马克思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进一步指出，东方社会借鉴吸收西方积极文明成果的目的不是要重走西方社会发展的老路，而是要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不断加速自身发展进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融入世界历史发展潮流。这就告诉我们，在当代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先进西方社会，还是落后东方社会，都不能抵制外来积极文明成果，不能闭关自守谋求发展，而是应该相互借鉴，互通有无，最大限度地实现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否则，就会犯别的国家犯过的错误，就会不断重复别的国家走过的老路，从而错失全球化发展带来的良好发展际遇。不过，在这里，有一个根本点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外来积极文明成果的吸取应该建立在自身机制变革和更新的基础之上，要符合自身发展实际。

二、由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看全球文明对话的价值限度

马克思晚年在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尽管一再强调 “与西方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世界历史环境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主张用先进西方文明消解或取代传统东方文明，而是进一步指出了东方文明的独特性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文明对话过程中必须把握的价值限度问题。当代全球化是马克思所处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晚年东方社会理论对我们如何正确把握当代全球化历史条件下文明对话的价值限度问题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时代特征就是全球化，而与全球化同存的另一个历史事实是全球文明冲突的大量存在，从而极大地影响了全球化发展进程。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经提出 “文明冲突论”的观点，其中心点是：认为世界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将受到文明冲突的左右[2]102。不可否认，不同国家和民族由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碰撞产生过文明冲突甚至是暴力冲突事件，而这些事件也确实对全球化发展进程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完全由文明因素引发的冲突其实是不存在，任何一种表面上看来是文明冲突的事件实质上都有其深层经济或政治根源，而且，从整个世界发展的趋势来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和对话才是主流，文明对话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这主要是因为人类共同生活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同时又生活在不同的社会体制和不同的文明形态之中，因此，必须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来更好地促进全球化发展进程，但与此同时必须把握好文明对话的内容和限度。

首先，要通过文明对话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处与世界的和谐发展，这既是文明对话的首要出发点，同时也是文明对话的根本主旨之所在。尽管西方学界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充斥着“文明冲突论”的观点，但我们仍应清醒地看到，不同文明间关系的主流是不同文明在沟通交流中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在竞争比较中求同存异，竞相发展，而唯有积极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才能有效遏制所谓“文明冲突论”的进一步滋生和蔓延，为实现人类的和谐共存与世界的和谐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要尊重不同文明本身的民族性和特殊性，这是文明对话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相对东方文明而言，作为一种先进文明的西方文明是一杆立在东方文明前方的标尺，如何向标尺靠拢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不是用西方文明的先进性来消解东方文明的民族性，而是通过东方社会内部机制的彻底更新，既吸取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同时根除东方文明的落后性，使东方文明在具有世界性的同时而不失民族性。简而言之，落后东方社会的历史只有在实现内部机制根本变革和更新的基础上吸收和融合先进西方文明，才能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总的来说，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交流和对话，是为了取长补短，相互借鉴，最终达到双方共赢的目的，而不是以一种文明形态消解另一种文明形态。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明对话的目的不是在全世界实现一种统一的文明形态，恰恰相反是要实现文明形态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发展，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共存和世界的长治久安。最后，要避免文明对话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是文明对话必须遵循的价值限度。在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文明是以国家为主要载体的，而不是如哈特和奈格里所言是由“超国家的机体”[3]2为载体，所以，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尊重和维护不同国家的主权和利益，保证每一个国家和民族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融入全球化发展潮流，共同为全球化的阔步发展奏响和谐的音符。总之，当代全球化发展的动力不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而是东西方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结果，只不过，不同国家和民族参与创造的方式不同。在这个过程中，东西方文明相互碰撞，相互交融，而正是有了不同民族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才有了当代全球化的不断向前推进和发展，未来和谐的全球化发展图景更有待于不同民族的共同参与创造，更有待于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层次的对话和交流。

作为一个后起的东方大国，中国正大步行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道上。较之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还远远落在后面，正处于奋起直追的关键时期。众所周知，在当代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落后国家共同构成了世界现代化运动的主体力量，但毫无疑问，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主导地位。面对当代全球化这一发展现实，中国要使自己在当代全球化发展潮流中更好地立足、生存、发展和壮大，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要面向世界，主动构架中西文明对话的桥梁，积极吸取西方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一定要正确处理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因为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不是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盘西化，而是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和中西文明对话的同时，一定要扎稳根基，独立自主。面对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我们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制定可行性政策和措施，抢抓机遇，迎接挑战，迎头赶上。只有这样，才能搞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和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东方社会 篇6

关键词：生态意识,自然,宗教,形成

亨利·戴维·梭罗 (1817—1862) 是19世纪美国文化巨匠中的一位“异人”;是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自然阐释者, 现代环保之父, 是美国环境主义的“第一位圣徒”, 他在美国乃至世界生态文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笔者认为其生态意识的形成有特殊的原因和历史背景。

一、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促成了梭罗生态意识形成

梭罗出生于美国“超验主义”文化的摇篮——马塞诸塞州康科德镇的一个小店主家庭, 他的母亲从小就培养孩子们热爱自然的情怀, 常常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带孩子们出门远足、野炊, 聆听鸟儿的歌唱, 梭罗自幼就对自然有浓厚的兴趣。

梭罗在哈佛期间, 深受当时在哈佛讲学的超验主义思想家爱德华·钱宁、爱默生的影响, 梭罗除了去教室和图书馆之外, 常常溜进坎布里奇的田野, 或在查尔斯河畔闲逛, 观察这一带的野生动植物。

梭罗从哈佛毕业后回到了康科德, 他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哈佛学子那样或成为牧师, 或成为律师, 或成为商人。尽管当时在波士顿, 从商至少是一个能带来较大物质利益的职业, 梭罗对此却不屑一顾。他几乎每天都步行外出, 足迹遍及康科德地区周边的乡村、田野、湖泊、河流, 尤其是瓦尔登湖林区的每一个角落。他在日记中记下他所见所闻的各种自然现象:何时花开, 何时鸟叫。在阳光和煦的星期天上午, 当他的邻居们整齐清洁地坐在教堂做礼拜时, 他却涉过康科德河齐肩深的河水, 查看水里的生物;当他的邻人们忙着耕地时, 他却爬上最高的松树去找鸟窝、松球, 或欣赏风景。

1845年7月4日, 梭罗搬进自己在瓦尔登湖畔建造的一所小木屋, 开始了他为时两年零两个月的独处生活, 这是他进行简朴生活的实验, 他生产和劳动来维持生计, 用大部分时间来观察自然, 阅读和写作, 并详细记录自己的观察、活动和思想, 后来写成了《瓦尔登湖》 (以下简称《瓦》一书。

在《瓦》中, 他写一年的春夏秋冬, 雨雪阴晴, 写各种飞鸟, 小猫小狗, 写湖中的野鸭, 林间的松鼠, 写屋边的老鼠, 地上的蚂蚁;他写树叶飘零的沙沙声, 写过路大雁的阵阵惊寒, 写狼嚎, 写冰面在初春开裂时的咔嚓声。在梭罗的笔下, 瓦尔登湖是一个活生生的社会, 野鸭、松鸡、鸫鸟、松鼠、兔子、狐狸、土拨鼠是它的常住居民。冬去春来, 树木历尽枯荣, 这是生命的循环, 是自然机体活力的证明。

正是由于在充满了自然气息的康科德小镇, 梭罗自小就深受自然的熏陶, 成为一个真正的自然爱好者, 同时又因为受爱默生及其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 使梭罗成为自然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正是因为康科德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环境造就了梭罗的生态意识, 康科德对梭罗的生态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东方哲学思想对梭罗的生态意识的影响

梭罗的自然思想体现在他众多的自然作品 (nature writing) 和笔记中, 他关于自然的基本思想是超验主义的。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 在相当程度上与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道家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

梭罗在其作品中, 特别是他的代表作《瓦》中, 不但大量地征引了印度佛教的故事和思想, 还先后在10次援用了中国《四书》中的内容。梭罗从不讳言他对包括中国古典哲学在内的东方思想的崇敬:在日记中写道, “这些古书多么动人心魄, 荷马、孔子的情趣多么高贵!”。

梭罗在他的代表作《瓦》等著作中也多次提及印度教的人物和思想。印度教认为万物都是梵天的一部分, 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是不可分的, 人类只要调整好自己的精神状态, 就可以和这个精神世界沟通。他在瓦尔登湖居住的时期, 夏天太阳升起时, 跳到瓦尔登湖中洗个澡, 潜心体会“荀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的道德含义, “这是个宗教意味的运动”, 是梭罗“所做到的最好的一件事”, 他认为“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 使他的生活“跟大自然自己同样地简单”, “同样地纯洁无瑕”, 从而以清新的身心迎接新一天的到来。

从现象上看,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山林的隐居, 颇似中国道家的风范, 有时又与中国儒家的修身养性是极其相似的。但儒家修身养性, 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有着强烈的人世的功利性。梭罗在对儒家这种思想的取舍也有选择的, 并非完全照搬。虽然他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隐居”生活为的是实践儒家修身养性, 以“至诚无息”的精神“止于至上善”的教导, 他却并没有打算将儒家修身养性的“治国平天下”目的贯彻到底的意思。他喜欢在洁身自爱的岁月里坚守一份难得的宁静和耐心, 他从个人修身养性的角度吸纳儒家道家的思想, 与孔孟之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认为自己是“按照了智慧的指示, 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这一点谁也无法动摇他的信念, 他自豪地引用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 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语录勉励自己在任何贫穷和卑贱的阴影包围中都要依然如故。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中国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思想的开创者老子和庄子同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梭罗有着共识。“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梭罗也有着强烈的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意识。他说;“我更愿将人看成是自然界的栖息者, 或自然的一部分, 而不愿意把他看成社会的一分子”。

梭罗是大自然的崇拜者、观察者、讴歌者和守望者, 他的足迹遍布他的家乡康科德的每一个角落, 他的书中处处流露着他对大自然的亲近、热爱和崇敬。老子不仅崇尚自然, 而且主张师法自然。老子告诫人们不要自恃聪明而高高凌驾于天地万物之上, 不要依仗强大有力而妄为滥施。而庄子“天与人不相胜也”、“无以人灭天”的睿智也深刻表达了要保持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和谐相处的思想。两千多年后, 梭罗似乎在呼应着老庄的思想。他意识到工业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他像“房顶上的公鸡唤醒邻居”一样, 唤醒人们对大自然的意识, 呼吁人们去保护自然, 拯救自然, 因此梭罗也被誉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

在生活方式上, 中国的儒家与道家与东方的古典哲学一样, 在通常情况下都是否定物质生活, 蔑视世俗享受, 崇尚一种超脱的情操。梭罗与老子所倡导的思想可以用一个“朴”字概括。道家提倡返璞归真, 而梭罗也追求生活俭朴, 精神充实。老子深深感到, 当今世界的种种问题都是人们对外在物质的强烈欲望带来的, 只有返璞归真才能使人抵御物质的诱惑, 保持心灵的宁静。梭罗也真切地看到大部分人过的是沉重而可悲的生活, 而对于物质的极度追求是导致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 把人的精神解放出来的方法就是“简朴, 简朴, 再简朴”。在他看来, 金钱使人类丧失灵魂, 使人精神扭曲。在瓦尔登湖, 他将生活需要降到最低的限度, 以此来证明人们不需要忙忙碌碌, 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衣食住行上, 人如果能满足于简单的生活, 他就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更为丰富的精神生活。

总之, 我们不难看出梭罗的生态意识的形成, 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生态背景, 他的生态意识在当今的文学、生态保护乃至于经济界都广泛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当今的中国社会正如150多年前的美国工业社会迅猛发展历史时期, 像梭罗那样对自然的认识、对自然的态度和对自然的保护意识值得我们社会各界人士的学习与借鉴。

参考文献

[1]梭罗著, 徐迟译.瓦尔登湖.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

[2]立人.梭罗:一位西方文化贤人.佛教文化.2004年第1期, 第29-34页

[3]张冲著.新编美国文学史 (.第一卷)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东方社会 篇7

巴黎公社失败后, 西欧革命转入低潮, 而此时东方俄国的民粹主义革命运动正逐渐兴起, 马克思随之对俄国的农业公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俄国农业公社和革命前途问题, 马克思在相关文献中曾有三次涉及并加以分析阐述。

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 虽然未就“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 还是与此相反, 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 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1] (p129) 这一问题给出明确回答, 但在信中, 马克思提出如果俄国继续走1861年改革所开始的资本主义道路, “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 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 (p129) 即农业公社的存在是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良好契机, 农业公社如果选择继续走1861年的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俄国将失去革命的最好时机, 从而将受到资本主义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 当然也必然要遭受资本主义的苦难。

1881年2月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 (第三稿) 中, 马克思对俄国农业公社的认识已经深化, 在认识深化的基础上, 马克思对俄国农业公社的特点及其发展道路做出了深刻分析, “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 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1] (p450-451) “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 而它的历史环境 (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 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 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 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 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 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1] (p451)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的发展可以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 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决于历史环境的影响。农业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的大规模组织的合作劳动以及机器使用的同时并存, 为农业公社不必经历资本主义阶段的痛苦而可以直接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肯定成果提供了可能, 即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只要赋予农业公社一个能够正常发展的环境, 这一经济形式将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

在1882年1月《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 马克思再一次阐明俄国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 他指出, “俄国公社, 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制形式, 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 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1] (p326) “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 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 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 (p326) 在马克思看来, 如果俄国能够先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作为信号继而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 这样东西方革命能够相互补充形成一个较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在此情形下, 俄国的农业公社便可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马克思前后三次关于俄国农业公社命运和革命前途的探讨总体上都肯定:在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组织合作劳动及机器使用的先进成果, 农业公社将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即俄国在借鉴吸收资本主义阶段的先进成果的基础上, 不必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可以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马克思东、西方革命理论的比较

1848年2月,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先期对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入研究,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社会发展趋势做出了如下论述:“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 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 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当生产力一开始突破这种障碍的时候, 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状态, 就使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 再容纳不了它们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 (p472) “资产阶级所无意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的进步, 却使工人们因成立团体而达到的革命团结, 代替了他们因相互竞争而引起的分散状态。于是,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 资产阶级借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 也就从它的脚底下抽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2] (p478-479) 马克思恩格斯还认为, 要推翻资产阶级, “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 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 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 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 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2] (p489-490)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 而社会主义革命则是这一固有矛盾激化的必然产物, 工人阶级必将发动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此, 他们对西欧国家提出的可能革命路径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基础上推翻资本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综合马克思对俄国农业公社命运和革命前途的设想, 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描绘了东、西方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 但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 由农业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东方革命道路;一条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基础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西方革命道路。[3] (p50)

上述两条道路既有不同点, 又有共同之处。两者的不同点在于:首先, 两者的起点不同。东方革命道路是以生产力尚不发达的农业公社为起点;而西方革命道路则是以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为起点。其次, 两者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不同。东方革命道路是由农业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中间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 在社会形态上具有非连续性;而西方革命道路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转变, 中间没有跨越任何社会阶段, 社会制度变迁具有连续性。第三, 转变的内容不同。东方革命道路由于跨越了资本主义阶段, 则其在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 必须要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共同转变;而西方革命道路由于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 其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则主要是生产关系的转变。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对于这两条道路———在农业公社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借鉴吸收的东方革命道路和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西方革命道路, 马克思事实上都强调了一个共同的前提, 即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之上,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其他文明成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前提。马克思强调这一前提, 意在指出:社会制度的更替可根据该国的具体情况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生产力的发展却不能因此而出现断层, 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

综上所述, 马克思、恩格斯的东、西方革命理论虽然在内容上各有不同, 但实质上都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为指导,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体现。

三、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的偏离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 马克思认为农业公社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大规模组织的合作劳动以及机器使用的同时并存, 可以使农业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如果农业公社能够得以正常发展, 这一经济形式将成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起点。

笔者认为,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社会化生产及大工业机器的使用三者结合的生产方式是农业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和前提, 即强调了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吸收;另一层含义为:土地集体所有制、社会化生产及大工业机器的使用三者结合的生产方式首先应该是在农业公社中获得发展, 也即强调了农业社会主义化 (土地公有制与先进生产力相结合的农业)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地位。

列宁以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为指导, 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建国后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将土地全部收归国有, 但余粮收集制却严重的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也使农民与工人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抗加剧, 虽然之后逐步组建了国有农场、公社、劳动组合和共耕社, 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农业生产非但没有增加, 反而呈下降趋势。而且, 由于限制粮食和产品的自由流通, 本来就几无粮食的农民更是失去了生活来源。[4] (p184) 最终, 导致了喀琅施塔德水兵暴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已经危及到苏维埃政权的稳定。若将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同马克思有关俄国农业公社命运和革命前途的论述两相比较, 不难发现其对马克思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两个主要的背离点。第一、马克思认为以农业公社为基础的俄国革命的发展可以跨越制度形态, 但生产力阶段却不能因为制度形态的跨越而出现断层, 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社会制度形态的转变———转变为社会主义制度, 即生产关系实现了跨越, 但伴随着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 生产力并没有发生跨越。相反, 由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不配套反而导致了生产力的严重衰落。第二、马克思认为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农业公社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起点, 也即强调了农业社会主义化在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地位。这里的农业社会主义化意味着土地公有, 农业生产高度发展, 农产品供应充足, 农民生活富裕。只有农业实现社会主义化, 才能为其他行业的社会主义化提供最基本的物质和生活保障。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尽管实行了土地国有化, 但余粮收集制的实行却严重的限制了农业的发展, 农业生产逐渐衰落, 粮食供应紧张, 农民生活贫困, 社会矛盾加剧, 经济、政治形势恶化。这明显有悖于马克思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设想。

此外,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发现资本主义生产内在固有矛盾的基础上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即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这一理论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全人类, 每个人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却导致了生产力的衰退, 从而使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危机重重, 人民生活水平不仅停滞不前, 甚至趋于恶化,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就更无从谈起, 从而偏离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终极目标。

四、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的回归

国内不断恶化的政治、经济形势, 尤其是喀琅施塔德水兵暴动促使苏维埃政权不得不调整之前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新经济政策于1921年3月开始推行, 随后又推出贸易自由和租让制度。这一系列新经济政策推出的过程同时也是列宁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转变的过程, 是由最初对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的背离开始向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回归的过程。

首先, 列宁意识到“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问题, 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5] (p50) “要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 就需要有粮食和燃料。从整个国家经济的角度来看, 现在最大的“阻碍”正是这方面引起的。要增加粮食的生产和收成, 增加燃料的收购和运输, 非得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 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不可。”[5] (p207) 在此, 列宁将农民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 并强调了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稳定、国家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没有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工人生活的改善以及社会主义建设都将是空中楼阁。而这一思想恰恰是马克思关于俄国农业公社如果“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 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1] (p451) 这一论断的最好阐释。

其次, 列宁在《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中提出:“只有有了物质基础, 只有有了技术, 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 只有大规模电气化, 才能解决小农这个问题。”[5] (p53) 另外, 他还认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 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 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5] (p199) 此时的列宁已经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没有大资本主义技术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就无从谈起。而这正是马克思关于俄国农业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所强调的前提条件:必须吸收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其他一切先进成果, 才有可能实现顺利过渡。

第三, 列宁认为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这种代替是与交完粮食税之后的自由贸易, 至少是与地方经济流转中的自由贸易相联系的。”[5] (p208) 同时, 列宁还认为租让是苏维埃政权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最简单的方法。他还提出“党和苏维埃机关全体工作人员的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把租让 (即和“租让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相类似的) 政策的原则和原理运用到自由贸易及地方流转等等的其他资本主义形式上去。”[5] (p213) 在上述论述中, 列宁提出的地方经济流转、自由贸易以及租让制等都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措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 列宁已经开始主动调整生产关系, 以使生产关系适合于生产力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而这一点则可视作列宁对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在俄国国内的具体运用。

第四, 列宁认为“毫无疑问, 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5] (p50) 他还强调“至于变革的形式、方法和手段, 马克思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 他非常懂得在变革时会有怎样多的新问题发生, 在变革进程中整个情况会怎样变化, 在变革进程中情况会怎样频繁而剧烈地变化。”[5] (p203) 列宁的上述论述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深刻理解和领会。着眼于实际, 着眼于历史条件的变化,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事物的一贯态度。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 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 (p14) 马克思对俄国农业公社命运和革命前途的设想就是在具体分析研究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背景的俄国特殊国情的基础上提出的。列宁根据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提出新经济政策, 采取适合于国情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办法恰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实事求是精神的生动体现。

此外,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与时俱进, 即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学说。这就要求这一理论体系必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发展变化的俄国具体实际的结合, 在实践中富有创造性的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仅是向马克思主义的回归,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它为东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摘要：马克思根据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提出了两条不同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 列宁以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为指导在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列宁在建国初期实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而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后列宁及时调整思路实行了新经济政策, 从而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的回归, 也为东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关键词：马克思,列宁,俄国,新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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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聪明, 陈凡.列宁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东方学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J].理论探讨, 2008, (05) .[3]朱聪明, 陈凡.列宁新经济政策对马克思东方学说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J].理论探讨, 2008, (05) .

[4]郑异凡.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 2010, (02) .[4]郑异凡.苏维埃政权的危机和列宁的应对之策[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双月刊) , 2010, (02) .

[5]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5]列宁全集:第2版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回到东方——谈东方涂钦的艺术创作 篇8

本土与当代

中国有油画么?中国有当代艺术么?这好像是个很傻的问题,但其实是个很尖锐的问题!自舶入中国以来,油画的本土化努力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效果到底如何?这似乎也无须多说,无论传统的还是当代的,从本土化上看都差强人意。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光头大嘴是中国的么?是,但又总觉得不那么本色;在布面上营造的中国山水是中国的么?当然也是,但更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既能从传统中透视当代,又能从当代中返观传统的中国当代艺术本土版本,到底能不能出现?

据说赵无极当年到了香港,去看林风眠,问:“我怎样再画下去?”林风眠说:“太抽象,回到东方。”这话出自林风眠之口显得意味深长。许多人曾感叹当代艺术家在艺术上、文化上的一些形态,重复演绎着西方文化的精神病态。早在二、三十年代,哲学家梁漱溟便曾预言:人类图存文明的去向第一期在西方,第二期在中国,第三期在古印度。中国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博大、深邃、神秘与此得到必然的吻合。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因为许多时候一些东西方的智者都深深地感到“西方病了”,所以又重新回头来研究东方文化。

近年来,青年艺术家东方涂钦的艺术创作,在对东西方文化的杂融上显示了他超强的悟性。他从现代水墨诗意地转入布面综合技法,把中国传统和当代元素认真消化并融通创新,在油画本土版本的创造上走出了可喜的一步,并因此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成为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从传统文化的滋养到西方艺术的浸润,从中国式的纸上书写到西方化的布面涂鸦,从诗歌的启蒙到色彩的自觉,东方涂钦把传统文人的诗书画概念,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重新作了阐释,使传统文化艺术自然而然地凸显出其当代性。在书写、岩画、涂鸦等视觉符号的基础上,他的作品显得变化无穷而又具有强烈的东方特征和当代意味。所以说,在文化转型和继承与发展上,东方涂钦的创作具备了文化自觉的当下意义。

传统与前卫

当代艺术变化多端,观者见仁见智。许多人面对东方涂钦的作品看法不一,有人说他的创作形态比较复杂,感到难以归类。有人说他比较传统,也有人说他比较前卫。到底应该怎么来看他的艺术创作?

我以为,倘若单以传统或前卫来给东方涂钦的艺术定位,都有片面之嫌,思想传统者或觉其前卫,思想前卫者或觉其传统。明解过犹不及,必执中庸之道,他根植于东方文化深厚的诗书画修养,形成了独立不倚的艺术思想。从形而下的绘画工具和媒材,到风格迥异的艺术语言,他不拘于任何材质工具和图式,自由地、诗意地抒写自己的思想心志。所以有人说他画的是心象。

比如世纪初他创作的《唐人书写》系列,就是心象的极度自由表达。后来《唐人书写》又转化为他绘画的重要元素。东方涂钦把《唐人书写》作为他的精神旨归,表达了人与艺的“风”、“骚”,我认为这与屈原、张旭、怀素、米芾、徐渭、朱耷等人的“疯、癫、狂、肆”一脉相承。

通常架上艺术的表达抒发不外乎点、线、面,中国书法经过几千年的延续、发展、锤炼,具备了传统和当代的最基本的绘画审美元素——即点、线、面的审美内涵。日本美术评论家金原省吾曾说:“艺术之基础不在点,不在面,而在线也。东洋画即以线构成,故有线始有面,线为东洋画最初最终之要素。”以书入画的历史由来已久。东方涂钦在完善了他的《唐人书写》后,其内在的精神旨趣和点、线、面之审美元素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我的中国红》、《我的中国蓝》《岩石的歌唱》、《二手玫瑰》、《二手水墨之杨柳青》、影子《我非我》等多个绘画系列作品,这些作品中《唐人书写》线性的贯穿,是东方涂钦的艺术区别于当代广告式、漫画式艺术追求的最重要一点。

书写与绘画

看东方涂钦的创作从《唐人书写》切入,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这样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说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传承,也有当代的化入。中国绘画“以写为法,以骨为质”是它的重要法则,也是艺术家“写意”艺术手法表现的精髓,“写”必须熟谙书法艺术的法则,“骨质”必须具备书法艺术线条的力和韵,非长期实践无以了解此中境界。东方涂钦在用笔的《中国红》和用刀的《中国蓝》系列作品中,都表现得比较充分,其点线面旋律的精练、顿挫、反复,书性笔趣俱佳。“一懂境界(这属于诗)、二懂矛盾(这属于哲学)”(美学家韩玉涛语),使得他的艺术创作在文化观念的表达和阐述上有了新的突破,开辟了拥有东方神韵的现代大写意艺术的美学之路。东方涂钦继承了传统艺术的精髓,因而在文化理念和创作手法上与当代艺术区别开来,拉开了距离。中国书法、绘画皆以线呈道。清代画家普荷有语:“若有一笔是画也非画”,一语道破中国书画艺术的玄机。法国艺术家罗丹说:“一线通宇宙”。从另一方面解读了“太抽象,回到东方”的内在意旨。中西文化上的差异致使他只知“道”,但没有做到。

东方涂钦的《唐人书写》介乎于传统与现代转换期,既有传统绘画美学因素和法则,又具备前卫艺术的先锋性,因而他的艺术由抽象——具象——抽象内在辩证地演绎着。自我艺术思维的敏锐触觉,以及对古代哲学、美学、文学的解读与实践,使得他的创作达到了自觉自律的高峰——他高度重视内在精神的发掘,骨子里追求精神和个性的美。东方涂钦的这一审美情趣与西方绘画艺术是文化本体上的区别。

具象与抽象

经常听到有人谈论东方涂钦绘画的抽象或具象。“似与不似之间”与“不似之似似之”是一个学术问题,我们欣赏东方涂钦的绘画,在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变换、重叠、错置、流变,已非“似与不似之间”与“不似似之”所能概括讨论。

“似与不似之间”与“不似之似似之”,许多学者、美术家多内迷其理作枝蔓臆解。或落于“知”障,或落于“事”障,不悟本体。齐白石云:“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黄宾虹说:“画有三:一、绝似物象者,此欺世盗名之画;二、惟绝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写意亦欺世盗名之画;三、惟绝似又绝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画。又,画者欲自成一家,非超出古人理法之外。作画当以不似为真似。”齐白石此论属于绘画的文化本体层面,黄宾虹此论属于哲学的文化本体层面。二者各有优劣利弊,互补可以言道。梁漱溟曾指出:“西洋文艺界有所谓写实主义,印象主义者,有如西画力求毕肖实物实景之类;而中国人反之,以为作画不在摹拟外界对象求其形似,却能创造性地表现自我内在的精神或意趣,故尔盛行写意一派而轻视‘画匠’。此其趣尚不同十分明显。除在末流上彼此各有所短之外,较核论之,西洋未免浅薄却踏实,中国画可能入于高深却显空疏。其分别正在前者从乎‘身’而后者则向往乎‘心’也。这样看来从身出发的文化艺术向往乎心(这里的‘心’是指中国文化内学体悟之心,是西方人心向往之的境界),从心出发的文化艺术向往乎人类自身和人类自身以外。”

东方涂钦的绘画艺术是中国式意象的写意艺术。以“三相”概括,即:世俗相、自然相、文明相。“三相”破才能达到绘画的最高境界“无对相”,方可“一法不存,纵横中度;万法俱显,左右逢源”。那就是一种艺术极致,是对万事万物的表达解读。东方涂钦对此理解颇深,他的创作是所谓时间化了的空间艺术,像《唐人书写》的流变只是即物见心,心却不随物转。其点线面在画面上转换、转化,不为事障,不被理碍,寄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把刀、笔同生活的感受、生命的体悟相融合,使主体和客体自然的贯通,通过书写、涂鸦等这些基本的艺术元素,应该说他寻找到了适合自我个体表达生命的一条深微、闳阔的写意艺术的美学之路。

线条与涂鸦

东方涂钦的这种表达方式在瓷器上也有上好的表现。2006年到2008年他多次去江西景德镇烧瓷,我有幸在场观摩过。面对新的媒材,他表现得很自然,在瓷器上创作了一批风格非常鲜明独特的作品。东方涂钦画瓷不拘材质与器型,《唐人书写》式的自由挥洒俱多,随之错落、纵横、重叠,只见抽象线条,又不失传统中国艺术中“一块元气团结而成”的气象。东方涂钦最自信的也是他的《唐人书写》所锤炼出的艺术直觉。旅法艺术家熊秉明博学多识,他极其推崇中国书法艺术,曾同西方艺术做过深入浅出的比较:“西方艺术只有雕刻绘画,在中国却有一门书法是处在哲学和造型艺术之间的一致。比起哲学来,它更具体,更有生活气息,比起绘画雕刻来,它更抽象,更空灵。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东方涂钦画瓷涂写由形而意,由意而神,由神而虚,性情所至随涂随写,纵横交错,重重叠叠,构成了中国人文精神特有的生命情调和艺术意境。“空寂处见流行,流行处见空寂,唯道集虚,体用不二。”书耶?画耶?情也!性也!有人问思想家帕斯卡尔写诗记录下什么?他回答:我什么也没记下来,我只记录下来思想的逃逸。东方涂钦是入乎其内写之,出乎其外观之。主观客观统一,体验生命的律动。因此,自然也不必问其因之、所之。

在瓷器绘画的历史上曾留下不少叹为观止的艺术珍品,有所谓“一笔书”、“一笔画”都出现在民间的艺人们手上,他们先一步完成了现代派大师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在晚明画坛以徐青藤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们始窥此中端倪,“元四家”黄、王、倪、吴均无此笔法,“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须八法通”的赵子昂也不过是说说而已!林风眠一生中都在苦练此种笔法,画作往往是百里挑一,可见此笔法之难!

东方涂钦的作品风格繁殊,他有时通过几根线笔的勾勒,物象就神态毕现,有时也有繁笔复笔对心灵感应自然的漫述,两个极端应该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的作品《佛》,六七根线概括出三尊佛的慈悲之境,观音、弥勒、佛本相,神态毕现,一片祥和,令人拍案叫绝,西方绘画就产生不出这几笔。东方涂钦在研究用笔之道中,悟出书画理法相通笔法相近,便自觉遵从书家法度。画家重骨法,以书入画的原则,就是书写艺术的点、线、面,使之于画面揭示事物内在美,是写画不是描画,这是中国画用笔的关键,也是抽象画赖以感人的唯一要素。即使是他最近的《我的中国蓝》系列,没有用笔而是全部以刀作笔极富书写意味,作品线条的笔感也非常强烈。因此,他的绘画有着感人的自然美和生命力。

读书与创作

读书修养对艺术创作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其实无须多说。但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大多数艺术家偏偏难以做到。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当代艺术过于广告式的图案化、漫画式的趣味性,因此大多数作品显得单调、直白、空泛,而无文化上的自觉和内涵。齐白石有一印:“常欠读书功”。告诫弟子一定要多读书。有人说欣赏东方涂钦的画,能清晰地感受到作者其中透露出的深厚文化内涵和艺术素养,应该说这和他喜欢读书思考有着直接关系。

记得丰子恺曾评论其恩师弘一法师说,学宗教的人不必多花精神去学艺术的技巧,因为宗教已经包含艺术了。而学艺术的人必须进而体会宗教的精神,其艺术方有进步。东方涂钦不但认真读书,而且近年来也遵从内心的自觉,经常参禅读经,并常有心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种艺术修为方式。我个人也一直认为,多画只是技巧上的成熟,未必会产生更多的内涵。技巧是表达思想的工具。看书少,你的范围只能在形而下的层面重复。多读书,你的范围就越广,构建就越高。东方涂钦的绘画作品传递出了许多方面的学术价值,艺术风格比较独特,极其简单而又极有意味,既有传统文化的综合特质(诗、书、画的东方神韵),又具备现代文化艺术的创造性、先锋性,这也许就是近年来他广受欣赏和关注的重要原因。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太古汇东方之恋 篇9

1995年,比尔·盖茨访问广东之后直接去了香港,留不住他的理由是“广州没有我认识的酒店品牌。”20年后的广州,当然已经今非昔比,在城市中轴线上,无论是已开业还是未掀面纱的国际大牌酒店,足以让今时的土豪们,不用再去香港找酒店住。而文华东方带着其优雅迷人的东方气质耀眼进驻太古汇,更是全新定义了广州酒店的新奢华标准。

文华东方毗邻广州太古汇商场,这里的土地和香港一样寸土寸金,要想在这样的闹市区中建造一个有传统中式的东方味道的酒店,本身就很难,而广州文华东方酒店却胜在了巧妙的设计上。设计的序曲从大门前寓意招财的水纹石砖就已开始,而进门之后别有洞天,你会发现酒店并不是那种“开门见山”直接看见大堂的格局,而是融合了传统的中式设计手法,采用了一进二进的空间布局。穿过对称的长廊才会来到第二进的大堂,左右对称的大堂接待处给人一种幽远宁静的观感,环顾四周,中式建筑中常见的黑白灰无所不在,沉练优雅。

一进门口只见出自雕塑名家之手、运用从世界各地回收而来的再生环保松木材料及金属夹制作而成的“迎客松”遒劲映入眼帘。

翘首之间,突然发现原来大堂顶端的照明设计也是颇有讲究,灯光和光影的结合,就如古代的铜钱一般,寓意着“招财进宝”之外,更与酒店“天圆地方”大设计理念契合。不过在这一片宁静深远的中式氛围中,也有一些犹如跳脱于尘世之外的灵动。大宴会厅就是一例,闪耀多彩的LED灯光照耀下,管状纹路的地板甚至神奇般拥有了立体3D的效果。而那些可组合可移动、据说还能变换颜色的吧台,以及角落那件由文华东方扇形标志组成的球形装置艺术,都让我赞叹许久。

值得一提的是酒店里多处摆放着大大小小的“苔藓”,这些价值不菲的生命为酒店带来了具有东方神韵的日本园林设计风格,而它们嫩绿的颜色,更是跳脱出东方设计的沉练,更让人时时眼前一亮。

曾被Forbes评为中国最令人期待开幕的酒店,一定还有很多值得探究的细节。电梯厅作为大堂的“中轴线”,正对酒店前台,而其中充满神奇道具的电梯就是一个有趣的串联点。比如步入电梯,会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放置了一张深褐色的真皮座椅,真正让人可以“坐”电梯,让上上下下也成为一种享受。

天河区的房屋密集,去过广州的人都知道,这里的酒店通常也只能往上空间发展,但在这样拥挤的地段,文华东方酒店的客房,却还是能感觉到足够的空间感。如果你住过很多广州的酒店,就会发现,文华东方的标准客房可以说是全广州市同等级客房中最大的。

这次我住的标准客房,打开窗帘就能俯瞰到繁忙的天河城市街景,客房的设计也很特别。设计师Tony Chi在客房的设计里套用了传统四合院的概念,走道在四扇门的围绕中形成了一个“密闭的天井”,房间内中式元素一脉相承,在温暖柔和的色彩基调中,光滑的木饰及柔软的面料无处不在。另一亮点则是让总经理Clemens引以为傲的以水疗中心为概念的浴室,采用了“干湿分离”的设计,还配有水流按摩浴及“热带雨林”淋浴设备,用起来很方便,也很贴心。

在宽敞的浴室里,大浴缸面对一整面落地玻璃,脚下的城市在渐渐静谧的午夜格外迷人。文华东方酒店的设计师季裕棠大师擅长把玩摩登中国风,他的个人审美情趣和搞怪个性在以中式古宅为格局的客房空间里暴露无遗:爱马仕风的储物盒、私人物件、老相框充斥全屋,干湿浴室被请进东西厢房;一中一西的双台盆和艳丽的中国红则是设计师个性的展示舞台。

其实大部分的酒店是用心去了解消费者后为消费者开创不同的服务类型的,一个客人来文华东方酒店想要享受到的是足够的奢华和低调,它的高端是你可以慢慢去品的,不是说一下子很震撼的那种大型的空间视觉给你,连它的玻璃都是透明的、隔音的,早期文华东方酒店就是这样的基调。因为关心,所以了解了它背后的故事。

提到设计,就不得不提及文华东方的管家柜Valet Closet。其实管家柜的设计在欧美一线品牌的酒店里并不少见,但是在大陆尚且属于“新鲜事物”。事实上,管家柜的存在,对于提升服务的便利以及客人的私密感有着显著的作用。柜子连通着客房内外,住客有任何需要,即使是要一杯现磨咖啡,都可以电话告知服务人员,很快就会将住客要求的相应物品备好,打开门外的管家柜将物品放入其中,住客只需要打开房内连通柜子的门,就可以拿到所需物品,根本不需要开门与服务生面对面。这样的顶层设计,从硬件到服务,都把一份对住客的贴心做到前瞻,留给宾客的,唯有在心中默默感叹这设计的独到与方便了。

住在文华东方酒店,美食当然少不了。这家酒店的餐饮一贯以超卓的餐饮水平、敢于创新的精神蜚声国际,还是全球获得最多《米其林美食指南》星级殊荣的酒店集团。当然,虽然中国大陆地区不算在米其林指南的评比范围内,也依然阻挡不了文华东方在内地酒店餐饮的高水准发挥。广州素来就是美食之都,在广州驻扎的奢华酒店在美食和用餐环境上的用心自然要下更多工夫了。对于酒店控来说,这里的美食不可不尝。

作为文华东方酒店集团在大陆的第一家城市酒店,除了令一众酒店迷翘首期盼,也让各路热爱美食之士对其餐饮设施充满期待。而其中,值得造访的便有这家粤菜餐厅“江-由辉师傅主理”。餐厅的名字很特别,中餐餐厅很少冠以大厨名字作为餐厅名,酒店在这一点和欧美一些标榜知名主厨的餐厅有着相同的概念和想法,除了对大厨的信任,更多一份尊重。

辉师傅目前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著名年轻厨师之一,翻看他所制定的菜单,菜式在保留粤菜精致的同时,还融入了不少西方食材和现代的表达方式,让人对菜式平添几多期待。

当然,如果不是来到四楼的Ebony餐厅,就不会知道原来太古汇上还有一个如此别致的私家庭院和休闲泳池。餐厅是半开放式的,食客们可一睹大厨们在展示着法式烤炉、木制烤箱的开放式厨房中大展厨艺,享用着空运的新鲜海鲜等各种环球美食。

不过除了饕餮美食之外,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还可闲庭信步至同一楼层的文华水疗中心。水疗中心设计匠心独运,在功能和视觉美感方面均出类拔萃,坐落在单独的建筑中,与酒店主楼相分离,可眺望对面清幽的屋顶园境平台。附有顶盖的走廊引领访客观赏独具巴厘岛风格的游泳池、欧式花园以及户外餐厅的部份景观。经过走廊的数个拐角,宾客可在途中探索水疗的独特之处。

文华东方在服务上的细致一直为人称道。从进门的一刻开始,门童、前台、宾客关系主人,一直到陪伴客人抵达房间介绍设施,其品牌功力已经得到了一定展现。可以那么说,文华东方最美的莫过其员工,在硬件花样百出的当下,好酒店和出众酒店的区别或许就在人。文华东方不缺高颜值的员工,但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许是他们的气质、笑容与智慧。

且不说在广州的酒店圈了,其实,不论私心还是口碑,广州文华东方酒店不得不说是在国内做的最好的一家文华东方酒店,这个不止是我朋友圈中有目共睹的好评,更多还在自己的一处体验细节。中午在中餐厅就餐,喝的是巴黎水加柠檬片,晚上在行政酒廊入座时,行政酒廊的员工就已贴心主动问我,是否要来一杯Perrier with lemon……这些细微的服务,看起来或许不起眼,但和一些服务淡漠的酒店相比,者不仅考验一家酒店的客史档案系统,更是一个五星级酒店的评星底气。

TIPS

广州文华东方酒店

201 3年开业,位于太古汇核心地带,享尽便捷交通优势。酒店临近地铁三号线石牌桥站、广州火车东站,搭乘港铁城际直通火车约2小时便可直达香港,与白云国际机场也相距不远。

豪华客房2175元起。

东方汇文华客房3083元。

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路389号,近天河太古汇广场。

“东方学”所描述的“东方” 篇10

人们用许多词语来表达这一［东西方之间的］关系：贝尔福和克罗默［注１］就用过好几个。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要使这一简单对立关系不那么单调枯燥，不可忽视下面这一事实：东方人生活的世界虽与西方不同，然而却有着完备的组织结构，有其民族的、文化的和认识论的独特特征和内在一致的原则。然而，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人所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却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操作机制，东方才得以为西方所确认。关于东方的知识，由于是从强力中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东方、东方人和东方人的世界。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表达方式来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上一样），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

人们是否可以将人类现实划分为———人类现实似乎已经被划分为———具有显著差异的文化、历史、传统、社会甚至种族而能全然承受这一划分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是否能全然承受此划分的后果，指的是是否有办法避免，比如说，将人分为“我们”（西方人）和“他们”（东方人）所显示出来的敌意。因为这类概括性区分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用来强调一些人和另外一些人之间差别的重要性，通常会带来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当人们使用东方人和西方人这样的范畴作为学术分析、研究和制定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时（贝尔福和克罗默就是这样使用这些范畴的），其结果通常是将这一区分极端化———东方变得更东方，西方变得更西方———并且限制了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接触。简而言之，从一开始直到现在，现代东方学作为一种处理异国的思维形式，典型地表明了“东方”与“西方”的僵化区分所产生的下面这一令人遗憾的趋势：将思维硬塞进一个西方的或东方的狭小的车厢内。由于这一趋势处于西方东方学理论、实践和价值的核心，西方对东方的强权因而就被人们想当然地作为科学的真理而加以接受下来。

为了更好地阐明我的观点，不妨举一两个当代的例子。拥有权力的人会经常审视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世界。贝尔福经常这样做。我们的同代人亨利·基辛格也这样做，很少有表达得像他的“国内结构与对外政策”一文那么坦率的。他所面临的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美国在处理其在世界上的行为时必须面对国内力量和国外现实的双重压力。出于这一考虑，基辛格的话语必须在美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确立一个两极对立的关系；此外，他当然意识到自己是以美国这个重要西方强国的权威声音在说话，这个国家的近期历史和现实状况使其不得不面临一个不那么乐于接受其权力和统治地位的世界。基辛格感到，美国处理与工业化的、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比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容易得多。同样，美国与所谓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印度支那、近东、非洲和拉美）的当代关系令人棘手，这一点甚至基辛格也无法遮掩。

在这篇文章中，基辛格以语言学家所说的二元对立作为其方法论的出发点：他表明，对外政策有两种类型（预言性的和政治性的），两种技巧，两个时期，等等。当文章在历史回顾部分的结尾处直接面对当代世界时，他将这一世界相应地分为两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前一部分，即西方，“深信现实世界是外在于观察者而存在的，知识由对数据的记录和分类组成———越准确越好”。基辛格提出的证据是牛顿引发的科学革命，这一革命未曾在发展中国家发生：“未受牛顿思想早期影响的那些文化继续保持着下面这一本质上属于前牛顿时代的观念：现实世界是几乎完全内在于观察者而存在的。”因此，他补充道，“与西方国家相比，经验现实对许多新兴国家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从未经历发现这一经验现实的过程。”

与克罗默不同，基辛格在论及东方人的不精确时不需要引用阿尔弗莱德·赖亚尔爵士；他所做的论断具有足够的确定性，不需要特别的论证。我们有牛顿革命，他们没有。因此，作为思想者，我们的处境比他们好。很好：所用的方式最终与贝尔福和克罗默的几乎完全一致。然而在基辛格和英国的帝国论者之间有着６０多年的时间距离。无数的战争和革命有力地证明，基辛格既与“不准确”的发展中国家联系在一起、也与维也纳会议［注２］之前的欧洲联系在一起的前牛顿时代的预言性类型并非完全没有取得过成功。基辛格———这一点与贝尔福和克罗默不同———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一前牛顿的视角给予必要的尊敬，因为“它为当今的革命风暴注入了润滑剂”。因此，在牛顿之后的（现实）世界，人们的职责是“在危机迫使人们不得不建立一种国际秩序之前，主动建立一种国际秩序”：换言之，我们仍然必须找到一种可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方式。这与克罗默所构想的与发展中国家相抗并且最终能使某一中央权威受益的协调运行的机构难道有什么差别吗？

当基辛格将世界划分为前牛顿与后牛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知现实的方式时，他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这一做法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知识谱系的基础上。但他的这一区分与东方学家将世界划分为东方与西方两大部分的传统做法如出一辙。与东方学家一样，基辛格的划分并没有摆脱价值判断的局限，尽管他力图采取一种不偏不倚的姿态。因此，他的文章到处充满像“预言性”、“准确性”、“内在”、“经验现实”和“秩序”这样的词汇，它们要么指称有吸引力的、熟悉的、令人向往的优点，要么意味着危险的、特殊的、没有秩序的缺陷。我们将会看到，传统的东方学家与基辛格一样，将文化间的差异首先构想为用以将这些文化区分开来的边界，然后又将其构想为迫使西方对文化他者进行控制、容纳甚至统治（通过支配性的知识和其中所隐含的权力）的推动力。这样不无偏激的区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维持这种区分必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自不需要我在此多言。

另一个例子与基辛格的分析相吻合———也许太相吻合了。《美国精神病学杂志》１９７２年２月号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是哈罗尔德·格里顿，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的退休人员；文章的题目（《阿拉伯世界》）、语调和内容都有着强烈的东方学色彩。格里顿对阿拉伯人所做的心理分析横跨１３００多年的时间，涉及一亿多人。文章本身旨在揭示“阿拉伯行为的内在机制”，这对我们来说是“反常的”，但对阿拉伯人而言则是“正常的”。在这一颇有些令人欣慰的开头之后，我们被告知：阿拉伯人强调顺从；阿拉伯文化是一种羞感文化，这一文化的“声望体系”具有吸引追随者和扈从者的能力（我们被补充告知，“阿拉伯社会是并且总是建立在主仆关系的基础上”）；阿拉伯人只能在对抗的情境中存活；威望仅仅建立在支配别人的基础上；这种羞感文化———以及伊斯兰本身———具有内在的复仇欲（在此格里顿非常得意地引用了１９７０年６月２９日［埃及］的《金字塔报》，以表明“在１９６９年埃及破获的１０７０起谋杀案中，人们发现，凶手的犯罪动机２０％来自洗刷羞耻的欲望，３０％来自满足真实或想像的犯罪欲，３１％来自血腥的复仇欲”）；对西方人而言，“阿拉伯人可做的惟一合理的事是制造和平……而阿拉伯人却不受这一逻辑的支配，因为客观性在阿拉伯文化体系中没有价值。”

格里顿接下来更加充满激情地说，“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阿拉伯文化的价值体系要求群体内部的绝对团结，但同时它又鼓励其成员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对其内部团结往往具有消解作用”；在阿拉伯社会中，“重要的只是结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阿拉伯人“自然地”生活在一个“以焦虑为特征”的世界里，这一焦虑“表现为普遍的猜疑和不信任”，被人称之为“自由弥散的敌意”；“诡辩的艺术在阿拉伯人的生活中得到高度发展，伊斯兰自身也同样如此”；阿拉伯人复仇的需要超过了一切其他需要，如果不这样，阿拉伯人就会感到一种“自暴自弃”的羞辱。因此，如果说“西方人认为和平在价值体系中具有很高的位置”，如果说“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时间的价值”，那么这一点对阿拉伯人来说却并不成立。“实际上”，我们被告知，“在阿拉伯部落社会中（阿拉伯人的价值观即从中产生），事物的正常状态是冲突，而不是和平，因为巧取豪夺乃其经济的两大支柱之一”。这篇旁征博引的文章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表明，为何在西方和东方价值体系的梯级上，“同一元素的相对位置迥然有异”。ＱＥＤ（证讫）。

这是东方学自信心登峰造极的表现。没有哪一论断性的概括不被认定为普遍真理；没有哪一种对东方特性的理论列举不被用于描述现实世界东方人的行为。一边是西方人，另一边则是东方人（阿拉伯人）；前者有理性，爱和平，宽宏大量，合乎逻辑，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本性上不猜疑；后者却没有这些优点。这些论断源于一种什么样的观点，这一观点虽经集体形成然而却又有其特定的内含？是什么样的特殊技巧、什么样的想像动力、什么样的体制和传统、什么样的文化力量使克罗默、贝尔福和当代政治家们在描述东方时出现如此惊人的相似？

摘自萨义德著《东方学》一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版。摘录时个别语句有删节。

［注１］贝尔福（１８４８～１９３０），曾任英国首相、外交大臣，１９１７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克罗默勋爵（１８４１～１９１７），曾任英国驻埃及代表和特命全权总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