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精选十篇）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1

1 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本文以班级为单位, 按照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 选取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富蕴县、清河县、福海县的13 ~ 18岁683名哈萨克族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最终收回有效问卷608份, 有效率为89. 02% 。其中男生312名, 女生296名; 初中生301名, 高中生307名。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 ( 15. 00±2. 43) 岁。

1. 2方法调查问卷采用“生活压力量表”[4]和“青少年行为问卷”进行调查[5]。“生活压力量表”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因素, 即异性关系发展、学业压力、同伴人际关系、自我认同与期许, 量表采用1 ~ 4级计分, 分别为非常困扰、有些困扰、很少困扰和没有困扰4个选项, 量表最终得分越高表示学生压力越小, 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 92, 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青少年行为问卷”主要包括违纪行为、攻击行为、神经质、退缩、考试焦虑和学习适应不良等6个维度, 共60个项目, 问卷采用1 ~ 4级评分, 分别为完全不符合、少部分符合、大部分符合、完全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问题行为越严重, 该量表各因子的Cronbach系数在0. 661 ~ 0. 871之间, 总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 921, 具有较好的信、效度。

1. 3统计学处理本研究采用SPSS 17.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 统计方法采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等[6], 以P < 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生活压力与问题行为的相关分析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生活压力的4个维度与问题行为的6个维度均存在负相关关系 ( P值均 <0. 01) 。表明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的生活压力各维度得分越高, 学生问题行为各维度得分就越低。见表1。2. 2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生活压力与问题行为总分的回归分析以生活压力问卷的4个维度为自变量, 以青少年行为问卷的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采用全部进入法, 结果表明, 整个回归方程调整后的R2值为0. 265, 表明学业压力、人际关系、异性关系和自我认同4个维度解释了行为总分变异量的26. 5% , durbin-watson值为1. 635, 表明残差之间相互独立。对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析显示F = 54. 371, P <0. 01, 说明回归模型有统计学意义。由表2可以看出,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异性关系发展和自我认同对问题行为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 P值均 < 0.01) , 同伴人际关系对问题行为总分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 t = 1. 017, P > 0. 05) , 并且从4个变量的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 ( VIF) 值可以看出, 4个维度间不存在共线性, 表明该回归方程模型可行。

注: P 值均 < 0. 01。

注: **P < 0. 01。

3 讨论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生活压力各维度与问题行为各维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表明哈萨克族中学生较高的生活压力与较多的问题行为同时出现。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哈萨克族中学生问题行为受到生活压力各维度的影响, 其中来自学业压力的影响居于首位, 其次是自我认同与期许方面的影响, 随后是来自异性关系发展的影响, 同伴人际关系的影响列最后一位, 与唐毓首[7]、吴焕好[8]的研究结果一致。哈萨克族中学生问题行为各维度与生活压力各维度两两间呈负相关关系, 即生活压力4个维度得分越低, 问题行为越显著。笔者认为, 哈萨克族长期以来主要以游牧生活为主, 生活的地点不固定, 加之牧民家庭文化程度较低, 传统游牧生活的思想也造成了家庭对孩子上学受教育事情漠不关心。调查显示, 仅有23. 5% 的家长认为孩子上学很重要, 有32. 1% 的家长认为孩子是否上学无所谓。另外长期游牧生活, 家庭自身的劳动力相对比较欠缺, 因此游牧家庭让孩子上学显得更加困难。另外, 上学的学生中很多都是由老人照看 ( 占71. 2% ) , 父母多半时间在外放牧, 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学生与父母交流较少, 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倾诉。调查显示, 哈萨克族父母1 a中与孩子在一起生活和交流的平均时间仅为43. 4 d。同时, 学生也急切的想通过学习改变自身生活现状, 在这一过程中学生自身将承受较大的心理压力, 在无形中学生的学习压力即成为影响其问题行为的主要因素。加之中学阶段学生正处于青春发育期, 往往存在着对家庭父母的依赖及自身独立性之间的矛盾, 渴望自身独立[9,10]。但在心理、生活能力等方面不够完善, 这样极易造成学生自我认同与期许不高, 同时也会表现出违反学校校纪校规的行为[11,12]。

生活在边远山区的哈萨克族中学生在好奇与茫然的环境中既要传承本民族文化的精华, 又要吸收和接受现代文明的成果, 学生自身充满了矛盾与困惑。针对这一现状, 各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应重点考虑如何减轻本地区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学业压力,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自信心。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 学校应对哈萨克族中学生定期进行心理健康状况测试, 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13]; 其次, 学校应定期开展针对学生或家长的讲座及教育活动, 还可通过主题班会、知识竞赛等形式让学生及家长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以不断促进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 另外, 学校体育教师和班主任应积极引导哈萨克族中学生不断参与体育锻炼[14,15], 让学生在锻炼中学会沟通、学会自我调整, 减轻学生心理负担, 以达到提高本地区哈萨克族中学生身心健康的目的。

摘要：目的 了解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生活压力与问题行为的关系, 为改善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健康状况提供支持。方法 采用生活压力问卷和青少年行为问卷, 对从新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市、富蕴县、清河县、福海县分层整群抽取的608名哈萨克族中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生活压力4个维度与问题行为6个维度均存在负相关关系 (P值均<0.01) ;对回归模型进行方差分析显示 (F=54.371, P<0.01) , 回归模型有统计学意义。哈萨克族中学生的学业压力、异性关系发展和自我认同对问题行为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t值分别为-4.374, -3.274, -5.857, P值均<0.01) , 同伴人际关系对问题行为总分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t=1.017, P>0.05) 。结论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生活压力对问题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应采取有力措施缓解学生的生活压力, 提高身心健康水平。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2

我国塔吉克族现今主要居住于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塔什库尔干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帕米尔高原东部。这里地理位置特殊，西北与塔吉克斯坦接壤，西南与阿富汗接壤，南部与巴基斯坦相连，东南和东部与叶城、莎车县相连，北面与阿克陶县相连。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高原冰川环境使这里成为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汇冲之地，也使塔吉克人经历了复杂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演变进程，最终形成了如今以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信仰为主体、多元共生的宗教文化。

一、塔吉克族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历史变迁

关于塔吉克的族称，中国社会科学院何星亮指出，‘塔吉克’一名源于‘大食’，而‘大食’似即突厥语‘tash’（石）的汉译音[1]（p82）。塔吉克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其形成历史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那时塔吉克人的直系先民东伊朗部族就在帕米尔地区居住并进行活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帕米尔地区经历了复杂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变迁过程，塔吉克人的先祖中融汇了塞人、粟特人、花刺子模人、巴克特里亚人等成分，以后又融汇了中亚其它民族的成分，吸收了希腊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原文化，将诸多文化因素融入当地文化之中，在保留东伊朗语的基础上逐渐发展，逐步发展成今天我国的塔吉克族，并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的独特高原文化特色。

塔吉克族及其先民在曾信仰过多种宗教，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原始多神崇拜、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拜火教）信仰、佛教信仰和伊斯兰教信仰。自新疆有人类活动开始，塔吉克先民便居住在这片土地上，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等普遍存在于塔吉克先民的日常生活中，如对太阳的崇拜、对慕士塔格的崇拜、对鹰和马的崇拜等。约公元前4世纪，发源于古波斯地区的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今喀什、和田地区。塔吉克先民与波斯毗邻，人种相同、语言相近，可能更早接受琐罗亚斯德教[2]（p88）。琐罗亚斯德教传入之后，其善恶二元论的思想及其对火的崇拜等便对塔吉克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朅盘陀国时期，佛教成为其国教。朅盘陀国&&敦信佛教，敬崇佛法。[境内]有十多座寺庙，僧徒五百多人，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3]（p405）佛教在鼎盛时期，修建了许多寺院庙宇。之后，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朅盘陀国灭亡，伊斯兰教传入，佛教被取代，寺院庙宇被毁，许多珍贵的佛教文献资料也都未得以流传。大约公元8世纪前期，阿拉伯人征服中亚之后，伊斯兰教开始在中亚地区迅速传播，9世纪时，伊斯兰教在中亚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10世纪中叶前后，喀拉汗朝统治者皈依伊斯兰信仰，奉逊尼派为官方伊斯兰教教派。自此，新疆地区开始正式推行伊斯兰教，主要信奉的逊尼派。据学者推论，塔吉克人应该比新疆地区其他穆斯林更早接受伊斯兰教，因为伊斯兰教是先从中亚地区经帕米尔高原传入新疆南部的[4][p28]。

二、塔吉克族的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信仰

大约11世纪时，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分化出来的重要支派伊斯玛仪派在法蒂玛王朝任命的传教代表纳赛尔·霍斯鲁的传播下，进入我国塔吉克地区，我国塔吉克人开始接受什叶派伊斯玛仪派信仰。伊斯玛仪派吸收了祆教、基督教、佛教的部分哲学思想以及古希腊哲学和伊本·西那为代表的中世纪塔吉克波斯哲学观点，具有复杂、神秘的哲学理论体系，与传统教派有所不同，其反对宗教活动中的表面形式和教法礼仪，倡导内心醒悟和虔诚笃信，因此被成为巴颓尼叶派（内学派）。自伊斯玛仪派产生以来，便以进步、改良的态度在伊斯兰世界社会、政治和宗教舞台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自接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信仰后，塔吉克族成为我国唯一一个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玛仪派的民族。这一信仰的改变是是塔吉克人社会历史和文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帕米尔人的社会发展进程，更新了古代帕米尔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并且重铸了帕米尔与中亚其他地区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是塔吉克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和里程碑[5]（p98-99）。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塔吉克族中有少部分人成为逊尼派信徒，目前伊斯玛仪派信仰仍然是塔吉克族的最主要宗教信仰形式，融入到了塔吉克族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仪派信仰既与我国其他民族的信仰伊斯兰教具有许多共通之处，但也具有自身的特色，在礼拜方式、宗教活动场所、朝拜方式等方面与我国其他穆斯林存在着差异。塔吉克族的乃玛孜主要是在自己家中完成，在重大节日如肉孜节、古尔邦节期间，会参加群众性的乃玛孜。群众性的乃玛孜在被称为加玛艾提哈那（聚会所）的地方完成。塔吉克族的加玛艾提哈与清真寺的结构布局不大相同，不设伊玛目站立之位的壁龛，而在西面的墙上设有悬挂伊玛目画像的龛洞。塔吉克族认为，应该朝拜当世伊玛目，并将朝拜过当世伊玛目的人称为巴颓尼哈吉（意为内在的哈吉）。

三、塔吉克族宗教信仰生活的文化多样性

塔吉克族的伊斯玛仪派经历了一个本地化的过程，逐步与当地的民俗文化和宗教遗风等水乳交融，使其伊斯玛仪派信仰打上了深厚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印记以及中原文化对帕米尔的深刻影响力，更具有浓郁的当地文化烙印。

1、拜火作为一种文化习俗生生不息

新疆哈萨克族美食 篇3

熏马肉可谓是哈萨克族美食中的一绝。哈萨克语叫苏热特，产自美丽的伊犁大草原，以素有天马之称的伊犁马为原料。主要熏制技术：挑选膘肥体壮的马驹宰杀后，先将马肉剁成块状，撒上盐，用绳子串起来，挂在一间土房的木架上，地面上堆放天山雪松枝，用暗火熏蒸，直到熏干，即成熏马肉。主要特点是熏味浓郁，色泽艳丽，芳香四溢，在制作过程中，不添加防腐剂、色素等任何化学物质，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食品。

熏马肠与熏马肉一样是哈萨克族喜爱的肉制品，其制作方法：马的精华在肋骨，挑选好二至三岁的膘肥马驹宰杀后，取其马肠，用水洗净，将马的肋条切成条肉，撒上盐和佐料等，再将马肉切成碎肉和块肉，用调料拌均，塞进1 m多长韧性较好的马肠内，两头用竹签扎牢，熏制20余天便成，久不变质。主要吃法：将熏马肉、熏马肠清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冷水，然后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慢慢熬煮大约1 h左右，出锅后放凉，将其切成薄片，是饮酒佐餐的佳品，吃到嘴里有一股松油和马肉的清香，慢慢咀嚼，越嚼越香，味道极美。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4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1985, 1995, 2005年新疆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中哈萨克族7~18岁中小学生身高数据及2010年测试数据进行分析[4,5,6,7]。其中1985年1 160人, 1995年1 184人, 2005年为1 409人, 2010年1 460人, 共5 213人。以1岁为1个年龄段分组。

1.2 方法

测试均按照《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实施方案》和《检测细则》中有关规定和计算方法实施, 采用统一规定的器材测量身高, 测试时间为9—10月[8]。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对身高动态变化进行分析。

2 结果

2.1 1985—2010年新疆7~18岁哈萨克族中小学男生身高变化

在25 a横向比较中, 7~18岁12个年龄组男生身高都出现了增长。25 a增值范围在5.17~9.11 cm, 平均增长6.87 cm;增长最大为9岁年龄组, 25 a增长9.11 cm;增长最小的为18岁年龄组, 增长了5.17 cm。对各年龄阶段纵向比较可知男生身高变化总趋势是随着年龄增长呈递增趋势。

前10 a, 9, 10, 11, 16岁男生的身高增长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后10 a除15岁外, 其他年龄阶段身高增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1) ;近5 a, 9, 10, 13, 15岁年龄段增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见表1。

注:与1995年比较, *P<0.05;**P<0.01;与2005年比较, △P<0.05, △△P<0.01。

1985—2010年25 a间哈萨克族男生身高均值总体上保持增长趋势;1995—2005年增长幅度最大。哈萨克族男生的身高变化基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 并出现了多次交叉现象。

2.2 1985—2010年新疆7~18岁哈萨克族中小学女生身高变化

1985—2010年哈萨克族女生身高增长情况与男生相似。25 a间12个年龄组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增值范围在2.80~9.79 cm, 平均增长5.98 cm;增值最大为10岁年龄组, 增长了9.79 cm;增值最小的是16岁年龄组, 增长了2.80 cm。哈萨克族女生身高呈现出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增的趋势。

前10 a 7~17岁年龄段女生身高增长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后10 a 7~14岁女生的身高增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近5 a中8, 9, 10, 12, 17岁女生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见表2。

注:与1995年比较, *P<0.05;**P<0.01;与2005年比较, △P<0.05, △△P<0.01。

哈萨克族女生7~13岁各年龄段身高增幅较大, 随着青春发育期的结束, 在13岁以后各年龄段身高增幅趋于平缓。

3 讨论

新疆哈萨克族中小学生身高在25a中基本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提高的, 差值在青春期阶段达到峰值, 之后随年龄的增长差距逐渐减小, 这一现象符合目前人类生长发育的普遍规律。值得关注的是在2005年以前各年份哈萨克族中小学生的身高增长幅度较为明显, 多数年龄段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近5 a来身高依然不断增长, 但增长的幅度略有放缓。

25 a来新疆哈萨克族中小学生身高不断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首要因素, 经济的发展改善了营养膳食结构和食品卫生条件。有研究发现, 身体形态的发育与GDP水平呈正相关, GDP的提高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改善, 从而提高了发育水平[9,10]。

学生长期生活的校园环境, 也是影响身体形态发育的重要因素。近年来, 新疆教育部门在培养学生参加体育锻炼习惯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首先从教师开始, 利用每年假期进行继续教育培训, 及时更新体育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将最新的教学方法应用到日常的体育教学中。教育部门还下发相关文件, 进一步强调了体育课程的重要性, 加大了检查力度。2010年调研显示, 经常挤占或不上体育课的现象降至12.2%, 比2005年降低了8.3个百分点。学校各项体育设施和活动开展逐渐增多, 调研显示, 2010年有15.9%的学校没有举办过运动会, 这一结果虽然高于全国水平[13], 但相比新疆2005年水平降低了19.3个百分点。家庭环境也是影响学生健康的重要因素, 家长对体育锻炼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孩子本身[11,12]。调查显示新疆家长周末让孩子以学习为主的2010年占到了27.7%, 参加以体育锻炼为主的仅占11.2%。另外, 2010年学生业余时间看电视的比例比2005年下降了4.8个百分点, 这与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有很大关系, 学生基本都有一部手机, 多数学生还有电脑等先进的电子设备, 使得多数学生改变了业余时间以看电视为主的娱乐方式。新疆近年来开展的学生饮用奶及爱心午餐工程也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边远地区学生的健康水平, 促进了哈萨克族中小学生身高的不断增长。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5

关键词：现代化；定居；国家向度；牧民向度；适度定居

“现代化”常常被用来描述现代发生的社会和文化变迁的现象。根据马格纳雷拉的定义，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包容一切的全球性过程。现代化往往被理解为工业化、技术化，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安居”方能“乐业”，“游牧”与“现代化”相去甚远。

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新疆哈萨克族人口为1580277人，新疆哈萨克族主要集中在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包括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占哈萨克族人口的78.5%①，大部分在阿尔泰山、天山的山地草原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生活，主要从事畜牧业及种植业。

新疆哈萨克族定居是有阶段性的。1949年以前新疆哈萨克族社会可以说处于宗法封建社会，宗法（包括部落、氏族）只是一层外壳，生产关系是以对生产资料——牧地、牲畜的占有为基础的。当时在牧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同时又存在着“氏族制度”的残余，但是，封建制的占有仍然是牧区主导性的生产关系，另外加之游牧经济自身的脆弱性，社会动荡不安。在“天灾”“人祸”的双重挤压之下，很多牧民丧失了自己的牲畜，或被雇佣，依附于比较富有的牲畜大户（比如巴依）；或定居下来，从事种植业，哈萨克族称之位“脚踏者”。与农耕区相比，牧区牧民对牧主的人身依附程度更甚。

建国以后，新疆哈萨克族社会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萨克族社会的发展基本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步调相一致，纵观六十几年国家牧民定居政策的演变，以及结合哈萨克族社会发展状况，哈萨克族定居分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1957），牧民定居政策的提出；第二阶段（1958-1975），牧民定居政策大力倡导；第三阶段（1987-），牧民定居工程的大力推进。

一、新疆哈萨克族定居原因——国家向度

（一）自然环境的变化

1949年以后，新疆哈萨克族牧区在党中央“慎重稳进”的大政方针指引下，牧区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牧区“人多力量大”，但达到一定限度，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庞大人口的需求之间矛盾就会日益凸显。尽管与农耕区相比，牧区的人口增长率不是那么迅速，但也远远超出了草原的承载力，因此，由人口问题而带来的其他一切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自然环境的恶化。

据统计，目前新疆全区天然草地面积80%已经退化，并且天然草地每年以0.5%的速度退化，生态环境总体上呈现局部改善与部分恶化并存的局面。1.49hm2/羊（每1.49公顷的草场面积饲养一只羊），该统计数据，一方面说明了草场面积的退化，草场品质质量的下降，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游牧经济的低效益。

（二）社会环境的变化

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领域的生产力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传统游牧经济的局限性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日益凸显。

1.传统游牧经济社会的教育问题

哈萨克族这个俗称“马背上的民族”，据1949年调查资料显示，在新疆哈萨克族牧区95%的牧民是文盲。由于游牧生产方式的特殊性，长期以来，哈萨克族社会很少甚至没有固定的学校，只有有钱的人家将毛拉请到自己的帐篷教授自己的孩子一点经文知识。

2.传统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及低效益性

传统的游牧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长期以来牧民民自给自足，当然也有交换，都是在小范围内进行，并不成规模，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传统游牧经济具有生产周期长、经济效益低等特点，因此，也使得哈萨克族手工业发展缓慢，很难转变为独立的商人阶层。像哈萨克族的手工艺品刺绣等也只是为了满足自家的使用。

（三）中国传统观念 “以农为本” “安居乐业”思想意识的影响

1950年周恩来在《关于西北地区的民族工作》中明确指出：“明年的财政计划，应该照顾少数民族，要让他们逐步从游牧变成定牧。②”“照顾”其实代表了当时大部分人对待“游牧民族”的一种态度，这是善意的，的确，当时不止新疆哈萨克族牧区，整个戏本边疆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较之内地落后，而新疆哈萨克族牧区较之新疆的农耕民族经济水平还有段差距。笔者认为，这与传统游牧生产是一种生态低效的经济形式，仅仅从经济效益的产出来看，它确实不如农区精耕细作产出的高。但是不同文化类型（比如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能仅从其经济效益去评判它的优劣。但是，在建国之初，国家满目疮痍，生产力水平相对于英美等发达国家及其落后，解决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是当务之急。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农业是社会的根本。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即使像蒙古族、满族非农民族，入主中原后，也大力发展农业，因为他们需要仰仗从事农业的汉族来维护家族在中原的统治。

有人认为，游牧民定居是游牧民族历史飞跃阶段。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说法，牧民定居在某些方面确实给牧民带来益处，牧区的教育、医疗、卫生水平等有了质的飞跃。越来越多的新疆哈萨克族青年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走出牧区，成长为社会精英。然而，随着牧民定居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草地被开垦为农田，尤其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大力提倡“粮食自给”，新疆37%的草场被开垦。当时，新疆地广人稀，随便开垦出几十亩的农田，养活一家的口粮是没有问题的，单位面积的土地产量低，可以靠数量来提高产量。在国家政策的导向下，成批的牧民被有组织地安排定居在各个当地政府规划的定居点，其中大部分牧民变成了农民，从事种植业，牧业成为副业。粮食的供给暂时性得到了解决，随之而来的却是草场生态的严重恶化及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新疆哈萨克族定居原因——牧民向度

（一）主体的自主选择

新疆哈萨克游牧民大规模定居，当然主要因素是国家的政策导向，但这也不排除作为游牧文化主体——牧民的自主选择。

90年代，国家推出了一些列定居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牧民纷纷定居，不可否认牧民开始确实是被这些优惠政策所吸引，并非出于自身需要。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奶制品、肉类、蔬菜、粮食等需求日益增大，定居后的牧民从事畜牧业的同时从事种植业或者其他行业，生计方式的多样化，也带来了多种收入，生活水平日益增高，这种“示范”效应尤其在未定居的哈萨克族年轻人中间反响强烈，再有一部分就是热忱宗教活动的人，伊斯兰教8世纪以后逐渐传入哈萨克族各部，新疆哈萨克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早已是适应游牧生产的哈萨克族化的伊斯兰教，比如教义、教规及宗教仪式的简洁化，新疆哈萨克族穆斯林一般在毡房内做礼拜，由于游牧生产的特点，一天做礼拜的次数是远远达不到五次的，一般城市中的哈萨克族比牧区的哈萨克族更注重宗教仪式。随着哈萨克族逐渐有了固定的住所，随之会产生过宗教生活的需求。

（二）国家政策导向

由于游牧经济生产方式的移动性，新疆哈萨克族的教育发展水平十分落后，据有关数据显示，新疆哈萨克族牧区1949年全国解放时95%的牧民是文盲。致使牧民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十分被动，面对问题的选择，往往“从众”。这对于国家与牧民双方都是十分不利的，牧民由于自身能力的局限并不能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同样，由于国家在制定一项政策时因听不到“当事人”的“声音”难免有所欠妥。对国家以行政手段大力推进定居产生排斥的大多是50—60岁的哈萨克族老人。

个案叶热勒·肯依斯 则克台村村民，1958年出生，应该上学的年龄却赶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可以说是一个文盲，他认为，定居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自己只有放牧的技能，下山之后，又要盖房子，交水费、电费等费用，开支一下多了起来，生活压力挺大的。像叶热勒老人这种情况的还很多，其实在他们中间还存在这样的忧虑，就是“游牧”的传承，现在年轻人很少有人愿意放牧了，他们老一代的游牧人离开后，恐怕哈萨克族中没有人“游牧”了。就像叶热勒老人所讲的“我们哈萨克族就是在游牧中成长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游牧终会随着“现代”游牧的发展，逐渐隐退，这是技术的进步，更是社会的进步，只是国家落实一项政策时，不要“一刀切”，应该在切实深入了解政策实施对象的过程中不断使政策完善。

针对新疆哈萨克族定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适度定居”的策略。这里讲的“适度定居”包括四层涵义：1.定居人群的适度；2.“定居”重在“居”；3.定居力度的适度；4.适度保留定居牧民的血缘纽带。下面分别对此做一一解释：

定居人群的适度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并不是所有的游牧民都要定居；第二并不是一家全部定居。对于定居确实困难的，比如，年龄大一点的，除了放牧没有其他生存技能的，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可以延缓定居。笔者认为，一家并不一定全部都要定居，这样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可以在家庭内部得到互补，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可以增强家庭的免疫力及抵抗力。

“定居”重在“居”，笔者认为，定居并不是用行政手段将牧民变为农民，改变“游”牧生计的实质，今天的草场退化并不是“游”牧生计方式的移动性造成的，而恰恰是这种移动性使草场有了“喘息”“生息”的机会。“定居”重在“居”，重在以现代技术为支撑改善游牧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比如制造适合游牧生产的保暖性的毡房，而不是直接将其与草原分离。

定居力度的适度，在定居过程中，多遵循牧民的意愿，除非国家重大项目的实施，不要轻易动用行政权力，更多的行政力量可以放在组织牧民生产上面，更多的关注草场的管理。

适度保留牧民的血缘纽带，在组织牧民定居时，尽量让牧民自由组合，这样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组合，有利于游牧生活的顺利进行，可以弥补以地缘为基础设立的社会组织结构在游牧管理中的不足。

注释：

①娜拉.新疆游牧民族社会分析[M].乌鲁木齐：民族出版社，2002：1-2.

②李晓霞新疆游牧民定居政策的演变[J].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2：84 .

作者单位：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6

关键词：英语习得障碍,哈萨克族学生,学习动机,影响因素

一、引言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英语习得状况不尽相同, 有的少数民族学生初中就开始英语学习, 有的是高中甚至有的上大学以后才开始学习英语。因此要因地制宜, 具体分析不同地区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及影响因素。本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昌吉州部分高中哈萨克族学生。独特的文化氛围和语言环境造就了哈萨克族学生开朗, 外向的性格特征, 以及很强的语言天赋和接受外来文化的能力, 但是也使得他们在英语的学习上要比内地的汉族学生情况要复杂特殊, 英语习得情况也差强人意。学习动机是维持学习活动的重要因素, 学习动机的缺失及学习动机的不明确也会造成英语习得困难, 因此本研究将主要以学习动机理论为基础分析新疆高中哈萨克族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并调查研究影响学生英语学习动机因素。从而可以在以后的英语教学中, 尽量减少这些因素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影响, 增强其英语学习动机, 提高英语学习效率。

二、理论依据

加拿大Gardner , Lambert (1972)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把动机划分为两大类, 即融合性动机和工具性动机。融合性动机是指学习者想对目标语社团的文化有所了解或存有特殊兴趣, 希望与目标语社团的成员交往并融入到该社团的生活中去。工具性动机是指学习者为了外语的实用价值和带来的好处而去学习外语。Atkinson, McClelland, Clark& Lowell (1953) 则把外语学习动机分为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是指学习者对英语语言本身或英语学习活动感兴趣并且可以从语言学习活动本身获得愉快与满足。外在动机强调的是把外语学习当成是一种为了达到某一目标的途径。

我国现有的有关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研究有:文秋芳教授 (1995) 提出的表层动机和深层动机模式、高一红等人借鉴经典及扩展模式的理论框架, 提出的中国学生英语学习动机的工具性、文化性、和情境性三大动机类型等。

三、研究设计

研究对象主要来自新疆昌吉2所中学双语班的高一, 高二年级哈萨克族学生。调查方法主要采取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调查问卷包括两部分共30道题, 前15道题主要是调查学生英语学习的动机的类型, 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级量表形。后15道题是调查影响学习动机的因素。在自习课上, 班主任说明填写方法, 并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共100份, 回收有效问卷96份。调查问卷采用无记名方式, 调查问卷真实有效。调查问卷在调查期间, 分别对各双语班的英语教师以及10位英语习得层次不同的学生进行了个人访谈。

四、研究结果分析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以及访谈记录, 高中哈萨克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一、工具性动机。在接受调查的96位同学中有47%的同学认为他们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以后能适应时代要求, 找一份好工作, 同时也可以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即高一虹提出的“个人发展动机”。还有38%的学生认为他们学习英语主要是因为学校要求学, 为了能够完成学校考试, 类似于“成绩动机” (高一虹) 。由于这两项都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去学习英语, 因此85%的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动机就是工具性动机。这与外国学者Dornyei , 1990、Noels, 2001的观点一致, 即外部动机或工具型动机是外语学习的主要动机。但是原一川教授2009调查结果显示外部动机或工具型动机并不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动机。由于现在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不管是经济还是教育都投入了大量财力和物力, 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及教育都得到了发展。少数民族学生也对英语的学习有了新的认识, 因此动机也会有所改变。二、内在动机。11.8%的受试者对英语电影, 英语歌曲以及英语本身都有很大的兴趣。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Gardner提出的融合性动机, 不同的是, 文化上的差异使他们没有想融入到目标语群体中的意向, 仅仅是感兴趣。

从调查结果分析中发现虽然少数民族学生有学习英语的动机, 可是动机在他们英语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以致于英语学习情况并不乐观, 英语学习困难。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因素有:一、学校家长不重视, 学习情境复杂。接受调查的82.3%少数民族学生来自于民族聚集地或是较偏远的牧区, 家长文化水平低, 自身对英语没什么认识, 对学生英语学习也没要求。学校虽然对双语班开设了英语课, 但是由于教材、教师、教学模式等都是基于汉族学生模式而设立的, 不符合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特点, 教学目标不明确。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二、缺乏正确的英语学习策略和方法, 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英语学习时间少。56%的少数民族学生没有课前预习, 课上记笔记, 课后复习的习惯。59%的学生很少制定学习目标。53%的学生在英语学习投入的时间很少。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投入的时间少, 缺乏正确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 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英语习得情况较差, 有较强的失败感, 必然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动机。三、文化、习俗的不同以及英语焦虑感。哈萨克族信仰的是伊斯兰教, 而英语国家信仰基督教。文化不同, 信仰不同必然形成学生跨文化障碍。加上生活中接触英语的机会几乎没有, 上英语课多数感到焦虑, 长期下去就会影响英语习得, 弱化学习动机。

五、结语

高中哈萨克族学生由于处在一个多元环境下, 英语习得要比汉族学生困难的多, 特殊的语言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也造就了他们不同的动机, 同时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英语动机, 对英语学习失去兴趣。总的来说, 影响哈萨克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有三个方面:学习情境 (学校, 课程, 班级, 教师, 课本等) ;缺乏正确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文化差异及英语焦虑。由于研究样本有限, 因此研究结果不是很全面。但是希望此研究可以在激发、维持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上给予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3]高一虹, 赵媛, 程英, 周燕.中国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动机类型[J].现代外语, 2003, (1) .

[4]Dornyei, Z. (1990) .Conceptualizing motivation in foreignlanguage learning.Language Learning, 40.

[5]Noels, K.A. (2001) .New orientations in language learning motivation:Towards a model of intrinsic, extrinsic, and integrative orientations and motivation.Motiva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7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 网络新词新语指的是“网络用语”, 是多在网络上流行的非正式语言。多为谐音、错别字改成, 也有象形字词。网络新词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递最新的社会发展信息。

吴伟清在《网络新词新语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一文中将网络新词新语定义为互联网上产生的新词语。安康、余春苗、林妍在《网络新词语与流行文化》一文总结得出, 网络新词新语是指由一定的网络用户群体在网络虚拟空间大量使用的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鲜活性等网络特色的词语。网络新词的使用者是在汉语语境下的用户群体。网络新词, 这个研究对象是汉语中的一个新的分支;是汉语普通话在网络这个特殊“地域”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异现象。

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已经成为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的一个部分。如何进行汉语网络新词新语的教学, 充分发挥网络新词新语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 如何改善和加强少数民族汉语学习者的汉语学习这一任务十分必要。

二、新疆塔城托里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汉语教学概况

塔城托里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有五个班, 分别为三个文科班, 两个理科班, 学生总数249人, 近几年来, 该校实行新版汉语教学计划, 高二年级结束时已完成了高中三年的汉语课程的教学计划 (6本必修教材, 6本选修教材) ;高三开始实行汉语专项训练。部分学生已参加过汉语水平考试 (HSK) , 并有学生获得HSK中等8级证书。从高三年级第二学期开始以高考专项强化训练为主, 但从强化训练及模拟试题的题型分析来看, 知识性的考题还是占了其中的主要部分, 试题对汉语能力的考查仍然显得相当薄弱。通过对高三年级第一学期模拟考试成绩的统计, 其中, 有34%的学生成绩在100分以上 (试卷总分150分, 其中汉语基础知识70分, 阅读50分, 作文30分) , 有66%的学生成绩是在100分以下。在试卷卷面统计中发现学生在作文方面失分较多。

学校很重视汉语教学, 每年均派出部分教师参加自治区组织的各类教师进修及培训, 2012-2013学年由一位汉族教师为高三年级理科班教授汉语课程, 其它班级的汉语课程均由哈萨克族教师教授。

三、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分类及有限整理

1. 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分类

在对黄爱华《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新词的处理研究》一文的研读基础上, 笔者认为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分为如下八类。

(1) 旧词新义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即选择一个在意义上与新事物有相同、相通之处的旧词语, 再赋予它新的含义。例如:“菜单、窗口、恐龙、青蛙”, 等等。

(2) 完全创新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其中, 包括谐音创造, 如:斑竹 (版主) 、大虾 (大侠) 等;外来借词, 如:伊妹儿 (电子邮件、E-mail) 、猫 (调制解调器、modem) 等。

(3) 英语缩略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如:BBS (电子公告牌系统, Bulletin Board System) 、WWW (万维网World Wide Web) , 等等。

(4) 拼音缩略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如:“MM (妹妹) 、GG (哥哥) , 等等。

(5) 数字谐音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用与中文读音谐音的阿拉伯数字串成的符号来代表词语甚至句子。如:“9494 (就是就是) 、5555 (呜呜呜呜, 哭声) 、886 (拜拜了) 等。

(6) 表情符号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使用它们在电子邮件和新闻稿中表达感情和语气。如:“ (挤眉弄眼) 、^0" (哈哈大笑) 、*_* (看花了眼) ”, 等等。

(7) “火星文”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是指由繁体字、异体字及各种符号组成的特殊文字。如:“ (我是中国人) ”、 (心情不错哦) , 等等。

(8) 其它网络广为流传类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此类新词新语因近期发生某一事件, 或某一事件因广为流传, 或因媒体宣传或炒作某一事件而形成的网络新词新语。如:“好声音”、“元芳你怎么看”、“高富帅”、“白富美”、“江南Style”, 等等。

2. 汉语网络新词新语有限整理 (2012年12月31日、2013年4月1日两次整理)

笔者在撰文之前通过“搜狗新词”及“百度搜索”汇总并整理出2012年十大网络用语:“好声音”、“元芳你怎么看”、“高富帅, 白富美”、“你幸福吗”、“江南Style”、“躺着也中枪”、“舌尖上”、“最炫民族风”、“给跪了”, “”。

其中, “”一词在2013年4月1日“百度搜索”中的相关词条为100, 000, 000条;“好声音”的相关词条为89, 400, 000条;“舌尖上”的相关词条为26, 900, 000条;“江南Style”的相关词条为20, 300, 000条;“最炫民族风”的相关词条为16, 600, 000条;“高富帅, 白富美”的相关词条为15, 000, 000条;“你幸福吗”的相关词条为12, 000, 000条;“给跪了”的相关词条为4, 950, 000条;“躺着也中枪”的相关词条为4, 730, 000条;“元芳你怎么看”的相关词条为1, 990, 000条。

四、调查设计及实施

目前,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大致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对被调查者应用行为, 包括使用方式、时间、频率、地点等进行实证调查与定量研究;二是对被调查者的行为模式、行为类型与行为逻辑进行实证调查与理论分析。本研究属于第一类研究, 即“应用行为”的实证调查研究, 主要目的在于系统调查和总结、分析哈萨克族学生中学生群体在在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应用行为方面的基本特征, 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汉语学习的总体状况、网络学习行为、对网络中汉语新词新语的认知能力。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新疆塔城托里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学生, 采用了抽样的方法。调查时间为2013年三月, 采用了班级集中发放并回收问卷, 共发放问卷20份, 回收问卷20份, 经检查有效问卷20份。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如下。

(1) 性别:男生10%, 女生90%。

(2) 专业:高三文科班。

(3) 生源地:100%的学生来自县城。

五、调查分析

1. 高三年级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以及汉语学习兴趣分析

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对一个学生的学习起着支持、推动和促进作用, 如果学生对某件事有了兴趣, 他就会展开丰富的联想, 持之以恒地去接触它。从问卷中我们发现20名学生中14名学生参加过汉语水平考试 (MHK, HSK) , 而没有考过的有4名, 汉语虽然是一门基础课程, 但部分学生学汉语的目的是为了考试, 问卷第四题是“学习汉语中那一项内容最难”, 13名受访者选择“语法”, 原因是学生的汉语基础较差, 所以, 学习汉语语法困难较大, 在教学过程中提高学习兴趣很重要, 教师经常给学生进行汉语语法、课文内容、汉语练习的方面的讲授, 教师教学方法单一;部分教师上课时积极性不高, 总是照本宣科, 这样就无法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除了课文以外学生也只有依靠参考书、词典来进行汉语学习。大部分学生认为自己的汉语水平不高, 水平也只有简单的读写能力;学生学习汉语中环境问题也不可无视, 县城中没有很好的汉语交际环境, 学校的网络教学和多媒体教学设备因故障或管理等原因使用率不高, 在日常生活中学生通常使用哈萨克语交流, 一天学习汉语的时间也只有一到两个小时, 对于学习汉语的学生而言一天只有两个小时学习汉语, 除了一两个小时外均用自己的母语来进行交流, 其汉语水平很难提升。学习第二语言, 必须进行更多的交流, 在交流中才能提高自己的汉语学习兴趣, 从而使汉语语法、语音、听力水平同步提高。问卷中还提到上课举手方面的问题, 有13名选择上课偶尔举手, 笔者分析学生为什么“偶尔举手”的原因为:一是学生汉语水平较低, 汉语基础不高, 即使举手也没有水平回答问题;二是上课时学生不注意听讲;三是学生对汉语没有兴趣, 学生没有沉浸于汉语学习中。16名学生选择在上课时认真听讲的状态只能保持20分钟, 这也对学习汉语效果有很大的影响。

2. 高三学生网络新词新语学习情况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的进步, 青少年作为年轻一代与网络联系更加紧密, 接受新生事物也更快。通过对问卷进行分析, 哈萨克族高三年级学生的网龄大部分为1至3年, 而且上网主要目的是信息获取, 用QQ或MSN等即时交流。受访者认为上网对自己学习有影响, 但影响很小。而在问卷对受访者考察“顶”、“赞”等网络新词新语时, 知道或使用过的学生极少, 从中笔者判断网络新词新语还没有完全地融入到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之中, 学生也认为此类网络新词没有太大的必要进行掌握。同时, 因为其汉语水平较低, 对网络新词也没有很大的兴趣, 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台家用电脑, 而调查中学生的年龄均为18岁, 可以看出学生还没有对汉语网络新词新语普遍认识。

3. 网络新词教学中最大的影响因素———教师引导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汉语是国家通用语言。在汉语学习中, 学校、教师能否把网络新词新语融入到教学中, 而最大的影响是什么也是本研究的关键所在。从问卷中得知, 哈萨克族中学生从三年级开始接触汉语, 形成了一定的汉语基础, 因为没有更好的条件接触网络新词新语, 所以, 现在仍对网络新词新语较为陌生, 应该将网络新词实施于高中、初中甚至小学汉语教学中。兴趣是汉语学习的先导, 学生都喜欢接受新的事物, 在教学中如果能够合理地穿插网络新词新语的教学, 可以使学生提高汉语学习兴趣, 同时丰富了汉语词汇;同时, 另一方面要给学生提醒网络新词虽然好用, 但因为网络新词新语不完全符合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标准性要求, 所以, 不能过分使用。

六、汉语网络新词新语教学对策

1. 课堂教学中合理安排汉语网络新词新语的教学环节

兴趣对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汉语网络新词新语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也能激发学生的汉语学习兴趣, 学生都喜欢接受新的事物, 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对学生来说并不陌生, 把网络新词新语带进课堂上, 用新的教学方式来让学生快速地记忆汉语网络新词新语, 使用分组讨论的形式进行网络新词新语的教学;再如, 课前五分钟安排学生用汉语网络新词新语来讲一段小故事、笑话或即兴表演等。

2. 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辅助汉语网络新词新语教学

多媒体教学在基础教育中已普遍使用, 教师利用多媒体手段, 来进行汉语网络新词新语是很好的手段, 教学中教师使用多媒体播放汉语网络新词新语的相关音视频, 如:流行歌曲、幽默的录音或短片等, 可以使学生学习在汉语网络新词学习以外同时理解汉语网络新词新语的产生情况, 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汉语听说能力, 还能提高学生的汉语思维能力。

3. 发挥第二课堂教学的潜在优势进行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学习

第二课堂学习是近些年语言教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之一, 第二课堂学习的形式有:竞赛、语言学习角、广告创意大赛等。第二课堂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种途径, 可激发学生多看课外书, 多听广播, 多和身边的同学用汉语交流。例如学生可以利用“汉语角”的形式, 自己创作一些表演, 比如:现在带有汉语网络新词新语的广告很多, 现在的学生也喜欢创新, 自己可以模仿设计一些汉语小广告来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七、结束语

汉语网络新词新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不断涌现, 使得近些年人们对这些网络新词新语有了关注和热情, 这些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可以代表社会的变化, 经济的进步。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和教学中, 利用学生喜欢新的事物的这一特点, 辅以优质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进行汉语网络新词新语的学习, 把汉语网络新词新语带入到汉语学习课堂中, 可以使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兴趣氛围和语言环境氛围的共同影响下提高汉语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华锦木.对少数民族汉语教学论[M].乌鲁木齐: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

[2]丁文楼.双语教学与研究[M].乌鲁木齐:民族出版社, 2007.

[3]梁林梅, 赵建民.大一学生网络应用行为调查研究——以南京高校为例[J].电化教育研究, 2013, (1) .

[4]施宇.大众文化语境下网络新词的传播学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2, (12) .

[5]黄爱华.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新词的处理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2, (10) .

[6]林玲.汉语网络新词的判定及造词方式[J].成都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8, (2) .

[7]行玉华, 白迪迪.浅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网络新词的教学策略[J].天津电大学报, 2012, (6) .

浅谈新疆哈萨克族柯赛绣的艺术特色 篇8

新疆哈萨克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西汉时, 天山北部的乌孙、突厥、契丹一部分和后来的蒙古人, 长期结合发展而成为哈萨克族的先民。我国哈萨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北部, 小部分在甘肃和青海等地, 其语言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有文字, 多兼通维吾尔语。哈萨克族多信奉伊斯兰教, 但仍信奉萨满教, 主要从事畜牧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建立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及三个自治县。

在哈萨克家庭中, 男人在草原上放牧, 女人在毡房内操持家务。子女的教育父、母各有分工。父亲培养男孩骑马、放牧, 母亲教女儿学刺绣、习礼仪。哈萨克人家挑选儿媳妇, 第一看中的是贤惠, 贤惠的标准是女孩所绣的绣品质量高和自我修养好, 第二才是她的相貌和家庭财富。教育女儿能干和贤惠, 要从挑针刺绣开始, 当她们还是八九岁的女童时, 就在妈妈口手相传下, 就拿着绣花针学手艺。绿色的玫瑰、蓝色的薰衣草、黄色的野菊花都被心灵纯洁、懂得装扮生活的哈萨克女性们用五彩毛线绣在花帽、坎肩、围裙、头巾上, 表达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表现出她们高超的刺绣艺术。

柯赛绣的发明者柯赛·阿娜生于16世纪末, 是一位“花木兰式”的传奇人物。柯赛·阿娜从小跟母亲学习刺绣技艺, 特别是图案的设计方法, 尼勒克百里大草原给了她无尽的灵感, 各种花草鸟兽随手拈来皆能入画入绣。柯赛·阿娜创新设计的刺绣图案为草原上的动物、花草等, 层次分明, 颜色鲜艳。她发明了多种绣法, 其刺绣制作技术独具特色, 别具一格, 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她美丽、聪慧, 为了4个儿子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同甘共苦团结一心, 她设计发明了四角毡帽, 毡帽四个面紧紧向中心会合, 寓意深刻。柯赛·阿娜自幼习武, 练得一身好功夫, 被众人推选为部落女首领。战时能上马领兵打仗, 闲时能设计图案绣精品。人们为了纪念她的贡献, 便将部落和刺绣命名为“柯赛部落”和“柯赛绣”。

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尼合买提·蒙加尼主编的《哈萨克族简史》中写道:“康居人用木梭编织毛织品、麻织品……用图案来装饰居所的墙壁。”[1]“哈萨克民族的图案是受到居住在哈萨克地域的游牧部族艺术的影响而在许多世纪之中逐渐产生的, 并达到某种规范的图案种类。”[2]图案艺术源于人对自然的感悟都渗透人的思想和情感。古老的岩画图案艺术给了哈萨克刺绣图案极大的启发。在哈萨克图案中, 伊斯兰美学赋予了几何纹或植物纹以象征意义。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 先有图案然后有刺绣。哈萨克图案是刺绣的基础和要件, 而哈萨克刺绣通过色彩丰富的纹样, 提升了图案的美感和魅力。哈萨克图案形成的物质基础和他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印证了艺术源于生活的客观规律。唐布拉大草原那风景如画的天然画廊, 以及潇洒自如、自给有余的游牧生活, 给哈萨克妇女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使她们创作出大量精美的刺绣图案。

柯赛绣图案的设计来源于大自然。哈萨克妇女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 有水一样的灵性和柔情。她们刺绣图纹主要取材于美丽的日月星辰、高耸的雪峰、清澈的甘泉、绿色的草原、五彩的鲜花、丰硕的果实、温驯的牛羊、奔驰的骏马、远飞的天鹅、展翅的孔雀以及吉祥喜庆的民族图案, 往往连环对称、寓意丰富。这些来自生活或自然中的原型, 经过图案设计, 被哈萨克妇女绣到服饰鞋帽、绣到日常用品、绣到哈萨克毯房里的地毯、绣到联结各种栏杆的彩带和马具上。

柯赛绣图案艺术是柯赛·阿娜的发明, 也是勤劳和智慧的哈萨克族人民不断努力和积累的结果。由于受生产方式、地理环境、审美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哈萨克族刺绣装饰图案形式多样, 无所不包。从居家毯房里的壁毯、帷帐等大型用品, 到生活中的服饰、提包等日常用品, 都留下了色彩艳丽、高贵典雅的美丽图案, 充分反映了哈萨克族人民情感细腻、装扮生活的审美情趣。

柯赛绣制作手法生态自然, 先是在牛奶里加盐调和成汁, 在准备好的白色棉布或红、紫、黑三种颜色的绒布衬底上, 用尖木椎当笔, 上牛奶加盐做成的涂料, 勾划出飞禽走兽、草木花卉、抽象纹饰设计成的各种图案。再于阳光下将布料晒干, 用骆驼毛线绷平在木框上, 再用刺绣针穿上各色细毛线, 一针一针地在布面上沿着画好的图案去刺绣。布面上刺绣比较容易, 绣花毯比较复杂一些, 在薄毛毯上绘制好图案, 用钩针和彩绒刺绣, 还有的刺绣者根据自己喜好用各式布头剪出喜爱的花纹, 再以彩色粗线镶边, 缝绣在素色毛毯之上。

柯赛绣的色彩是原生态的, 它光彩照人, 究其原因是其用大自然的生态颜料将各种绣线染成色, 然后再用各色彩线去刺绣, 赤、橙、黄、绿、青、蓝、紫, 来自大自然馈赠的各种颜色, 以红、紫、白、黑为底色, 红的更红, 蓝的更蓝, 鲜艳逼真, 秀丽精细, 又不失原始草原的风格。大红大紫, 重彩浓墨, 营造出喜庆吉祥的氛围。

柯赛绣的基本刺绣方法有以下几种:1.锥针绣:将面料绷在设计好形状的绷架上, 用锥针从面料的正反面来回刺绣, 要用带钩的锥针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2.钩针绣:不用面料, 只用钩针将线挑钩成各种各样的图案。3.十字绣:用专用的绣线和十字格布进行刺绣, 绣法纹饰缜密精细。4.平针绣:是最普通的一种刺绣方法, 也最常用。5.珠子绣:也叫串珠刺绣, 将珠子、珍珠用线串起来固定在布上, 或用织、编、搭配组编技法的总称。6.贴花绣:将用线挑钩的图案贴在毡片材料上, 再用绣针缝绣。7.点缀绣:用彩线缝好的图案, 缀缝在服饰前襟和肩肘的醒目部位。8.菱形绣:按照菱形对角线设定的图案结构对面料刺绣。9.镶拼绣:即把要绣的毛毯剪成各种纹饰, 然后染色, 缝绣拼接, 缀连成体。10.绒绣:用特制的绣针在面料上来回刺绣, 使绣品正面的毛线尽量留长, 绒毛感较强。正是由于柯赛绣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刺绣技法, 不拘章法, 技法为表现的内容服务, 而为后人所推崇。

柯赛绣的艺术特色鲜明, 其不刻意追求写实而追求对美的幻想和夸张, 无论是图纹还是配色都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柯赛绣构图严谨, 往往运用连环对称的手法, 清新而不繁复, 活泼而不落俗套, 绣法没有固定模式, 简单大方, 和哈萨克族游牧民的那种与大自然亲近的生活习俗一致, 表现了哈萨克族牧民健康朴素积极向上的风格。创作的各种图案想象力丰富而奇特题材多种多样, 色泽绚丽, 对比强烈, 线条流畅, 人物活灵活现做工精美绝伦, 是哈萨克族刺绣特定阶段中最有价值的刺绣精品。

柯赛绣是哈萨克刺绣艺术宝库中最耀眼的明珠, 传承着古代先祖们留下的编织刺绣文化传统, 是世世代代相传的珍贵宝藏, 是崇高的文化艺术。我们今天研究柯赛绣, 可以认识到哈萨克女性勤劳、贤惠、勇敢、热爱艺术的宝贵品质和艺术审美情趣;可以在振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美新疆的同时, 把柯赛绣这个哈萨克族特有的传统手工艺文化产业做大做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基因, 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 传统文化不能转基因。”这是全国非遗保护专家田青告诫我们的。笔者非常赞同他提出的两点措施:一是国家要修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将各地非遗的传世之作、现在传承人的精品之作, 收藏到这个非遗博物馆里, 起到一种传承保护和引领示范的作用。二是生产型保护, 就是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的一些项目, 比如柯赛绣手工技艺, 包括民间美术等, 通过生产型保护, 产业化的发展, 增强继续发展的动力, 就能够把这个项目保存下来, 继续传承下去。尼勒克县已经这样做了, 一是修建精品刺绣博物馆;二是生产型保护, 组建合作社进行商品化生产;三是打造软实力, 注重品牌效应。他们注册了“柯赛绣”商标, 并成功申报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不久尼勒克县再度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中国哈萨克族刺绣之乡”。随着时代的发展, 柯赛绣这朵奇葩必将在新疆大地上越开越鲜艳。

摘要：柯赛绣是哈萨克族特有的刺绣工艺, 也是刺绣艺术宝库中耀眼的明珠。柯赛绣图案设计精美、层次分明, 色泽艳丽醒目, 刺绣技术独具特色, 具有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目前柯赛绣已成功申报了新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需要进一步加强传承和发展。

关键词：柯赛绣,图案,色彩,技法

参考文献

[1]西仁·库尔班, 阿布都许库尔·肉孜, 高雪.中国塔吉克族.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

[2]哈萨克简史组.哈萨克族简史.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3]田青.非遗是民族基因, 传统文化不能“转基因”.见:“让传统文化活起来”2014两会文化系列访谈.http://culture.people.com/GB/22226/376838/index.html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9

现在社会性别理论已是一个全球性的人类共有的学术概念, 在国际上的传统应用主要集中在探讨女性地位、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构成以及推动妇女解放等方面。随着学科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 社会性别的具体研究也在朝着一个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着, 这其中, 就有饮食人类学中对“饮食与社会性别”的探讨, 如我国学者张珣就著有《文化建构性别、身体与食物:以当归为例》, 彭兆荣所著《饮食人类学》一书中也有《饮食中的社会性别》一文。从饮食的角度去关照社会性别既是饮食人类学中一个不可被忽视的议题, 也是社会性别研究发展当中一个新的视角。本文探讨的当代新疆哈萨克族饮食中的社会性别就是对此进行的一次小小的尝试。

在饮食与性的关系中, 古老中国有一句经典命题, 就是“食色, 性也”。虽然世人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但是却都逃不掉食色皆为人类本性这一范畴。但是正如彭兆荣在《饮食与社会性别》中所说“食色的意义和意思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 而是直接的、社会化的、赤裸裸的, 甚至带有男性化、权力化、暴力性的表达”[3]。因此, 饮食和性、性别的关系除了有人的自然属性外, 还与人的社会属性有着更加重要、更加复杂的关系。故而饮食人类学中有作为人类本能需要的饮食与性的讨论, 也有作为社会的和文化的饮食与社会性别的讨论, 特别是在饮食满足了人的自然需要之后, 社会和文化会赋予饮食和性别更加深刻的含义。

哈萨克族是一个游牧民族, 其饮食里有浓厚的游牧生活的特点, 在饮食传统结构中, 主要食物取自牲畜。肉食和奶食是其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面食是次要的食物, 很少吃蔬菜。在这样一种饮食结构中, 所体现的社会性别的内涵非常值得探讨。

就肉类饮食而言, 其放养的牲畜一般都是羊、牛、马和骆驼,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羊 (一般为哈萨克羊) , 一般为食用宰杀的都是羊, 其次是牛。哈萨克人在长期的畜牧业生产中, 对他们所放养的家畜有着特殊的钟爱, 不仅十分熟悉这些动物的习性, 而且对它们的躯体都了如指掌, 每种动物的每一个部位都被细致地加以分类和命名, 并且他们还形成了代代相传的用羊髋骨肉接待客人的习俗。然而在其肉类食物当中, 起重要作用的是男性, 比如放牧牛羊的为男性, 牲畜也一般由男性宰杀、烹饪, 男性在很小的时候就要学着去识别牲畜的各个部位, 并且熟悉每一个部位在食用过程当中应该分给什么地位和背景的人。虽然在非常时刻, 如家里没有男性或者男性都外出只有小孩没能力宰牲时, 家里的妇女也会承担宰牲的角色, 然而此时妇女会找一个木棍 (约20—30厘米) 夹在膝盖中间来宰羊, 这种将木棍夹在两膝之间的仪式就是一种身份转换的象征, 代表者女性在特殊的情况下扮演男性的角色。在以上情况下, 家中的女性也会承担起肉食的处理和烹饪过程。

由此可以看出, 在哈萨克族里, 男性绝大部分出现在与肉类有关的饮食当中, 而女性则在肉类饮食中处于“缺场”的状态。从其生产生活方式来进行关照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游牧这样一种生产类型, 起主导作用的必然是身体强壮于女性的男性, 因为只有男性才可以完成放牧这样的任务。而宰牲、解羊 (把羊不同的部位分解开来) 这样一类大量耗费体力的活动, 由男性来完成也有其生理方面优于女性的优势。这样看来, 我们可以得出哈萨克游牧的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男性在其肉类饮食当中必然充当重要的角色, 这种“男在女缺”的社会分工似乎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分工过程。由于放牧、宰牲、解羊等活动均有男性来完成, 那么自然而然, 在进行分盘 (1) 这种食用活动是时也是有男性来完成。这种由生理而产生的社会分工, 在时间沉淀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 并作为一种社会范式被保留下来。

奶制品在哈萨克族的饮食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哈萨克有句谚语叫做“奶子是哈萨克人的粮食”。他们的饮食是一日三餐制, 早晚一定会喝奶茶, 再辅以各种奶制品。一般称吃饭为“恰依依西”, 意思即为“喝茶”。哈萨克人饮食大量的奶制品, 把奶制品看做十分珍贵的食物, 他们还创造了一系列以“奶”为主题的奶文化。哈萨克制作奶制品的历史相当久远, 品种丰富多样, 有鲜奶、奶茶、奶皮子、黄油、奶疙瘩、马奶、酸奶子等十几种花样。在哈萨克奶类饮食当中, 妇女具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和作用。首先, 挤奶是妇女的活动, 早晚挤奶的时候, 妇女就会提着奶桶将鲜奶挤出。然后, 哈萨克妇女会将这些鲜奶加工成为各种奶制品。同时, 她们还会将羊肚子缝制成制作和贮藏奶制品的工具。不难理解, 由于男性外出放牧, 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 家中的饮食自然要以女性为主来制作, 因此女性就在奶制品的制作中享有独一无二的地位。草原上果蔬类食物的缺乏, 饮食结构比较单一, 奶制品出现填补了饮食的多样性, 从其营养价值中我们还可以看出, 女性在饮食当中, 完全独立的发挥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并在其劳动过程当中催生出了哈萨克族“奶文化”这样一种游牧民族的文化形式。因此, 虽然在肉类饮食与奶类饮食当中存在着不同的男女分工, 但是这种分工使得哈萨克男女在各自的领域当中发挥着各自独特的作用, 而且这种分工是在其重要的饮食领域当中——肉食和奶食, 男女各占自己的一片天空, 各司其职, 相异相依, 是男女社会分工中一种理想的分工状态。

面食和蔬菜虽然在哈萨克的传统饮食结构当中没有肉食和奶食的地位重要,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以及社会转型的不断进行, 这两样饮食在哈萨克族的饮食当中发挥的作用已越来越大, 尤其不能忽视的是:这两样饮食在哈萨克族的饮食发展中是受到了外界因素的逐渐影响的。以蔬菜为例, 蔬菜的制作一般以炒菜为主, 而在家庭的厨房中, 进行炒菜这一活动的一般是家中的女性, 男性则很少参与, 像炒菜一类的烹制方式, 哈萨克这样一个受到农耕民族影响的游牧民族也必然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的。当然, 同样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特别是女权运动的不断发展, 女性不断从家庭中解放出来, 不断进入职业领域, 以及男性对女性越来越多的尊重和理解, 在“家庭厨房”这个场域里, 男女的分工越来越倾向于均衡, “炒菜”不再仅是女性角色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现象在哈萨克族人的生活中也在发生和演绎着。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一, 在哈萨克传统饮食当中, 其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肉食和奶食的地位和作用, 而肉食和奶食的分工则体现了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性别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 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饮食当中的社会性别分工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哈萨克长期的游牧历史, 赋予了男性和女性与食物之间不同的联系, 并形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分工选择, 这种相异相依的性别分工和角色期待是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果。二, 在哈萨克族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既在传统饮食中有着不同的男女性别分工, 又受到现代饮食性别分工的不断影响, 由传统和现代两方面呈现出来的不同特点,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人们追求均衡饮食的意识不断增强, 现代饮食结构当中的蔬菜类, 在其烹制过程中, 男女性的社会地位渐渐是趋于均衡的, 饮食结构中的性别差异会渐渐弱化, 逐步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三, 同时, 随着新疆哈萨克族社会的不断转型以及牧民定居工程的不断推进, 目前哈萨克族社会存在着定居和游牧转场的二元结构, 这种现实决定了肉食和奶食在城镇和牧场这两种不同的场域中会体现出明显的区别和差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 哈萨克族饮食中的社会性别会受其社会转型和牧民定居的影响, 从而产生新的发展方向。

摘要：社会性别理论解释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差异, 并强调了社会性别的内涵。饮食人类学从饮食的角度关照社会性别, 并解释社会性别在人类饮食中的演绎和诠释。本文就当代新疆哈萨克族饮食结构中社会性别的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并分析其中的原因与其呈现的特点。

关键词：哈萨克,饮食,社会性别

参考文献

[1]雷欣.社会性别理论探析[D].华中科技大学, 2008.

[2]付红梅.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06, 18 (04) :25.

新疆哈萨克族中学生 篇10

一、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现状

中亚五国中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经济实力最雄厚的国家，自1992年哈萨克斯坦与我国建交以来，新疆依托地缘优势和国家优惠政策与哈萨克斯坦的边境贸易迅速发展， 在哈萨克斯坦对我国的贸易中，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额占到70%以上，到2011年，哈萨克斯坦已连续18年成为新疆最大的贸易伙伴。2011年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的进出口贸易额达到105.97亿美元，首次超过1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4%，占新疆对外贸易的46.4%， 对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2004年以来，中亚五国与我国新疆的贸易一直保持增长势头，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陡然下降，201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经济逐步摆脱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步入复苏轨道，对外贸易快速回升，基本恢复到了危机前的水平。2011年中亚五国与新疆贸易额达169.84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其中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贸易额占62.4%； 2011年新疆对中亚五国的贸易额占新疆对外贸易额的75%，其中对哈贸易占新疆对外贸易额的70%， 新疆与哈萨克斯坦正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但是，由于哈萨克斯坦与新疆一直以来采用易货贸易、旅购贸易、边境小额贸易、边境互市等贸易方式，这些贸易方式并不属于正规国际贸易中通行的贸易方式，就目前新哈贸易规模来讲，这些松散、落后的贸易方式已不适应且会导致贸易行为不规范、贸易秩序混乱；在这种贸易方式下双方政府制定的相关贸易政策也必定会呈现出短期性、不稳定性的特点， 尤其是俄白哈关税同盟成立以来，要求成员方规范贸易行为，哈萨克斯坦作为新疆的主要贸易伙伴必须规范贸易行为，抓住机会、减少冲击。因此，评价双边贸易行为并提出规范贸易行为的对策建议是持续、稳定双边贸易发展的关键问题。

二、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贸易中的不规范行为及评价

（一）贸易政策规定与执行问题

自1992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之后主张改革开放，各种立法纷纷出台，相应的执法机构也已建立。但由于市场法规秩序发育较晚，对法律法规认识水平差异较大，遵法、守法、执法仍然是当前哈萨克斯坦法规管理中薄弱的一环。

伴随入世计划的启动，哈萨克斯坦非常重视贸易政策的法规化，但现阶段仍然缺乏与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规范相一致的贸易政策法规，现行贸易政策的短期行为普遍、变动频繁、无法预见。例如：哈萨克斯坦进口关税税率通常每年调整一次，对个别贸易商品随意加收临时关税，不定期的进行贸易税费的调整。2009年11月对2008年6月的《关于对进出口商品实行许可制》决议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新决议自2010年1月起开始生效。受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三国关税同盟海关关税配额机制的影响，哈萨克斯坦大幅调整贸易政策，如2011年在2010年 4000美元/车的关税基础上又增收1500美元左右，农产品关税调整幅度最大，以番茄为例，2010年还是400美元/吨，2011年高达600美元/吨。2011年5月开始，哈萨克斯坦为治理“灰色清关”问题，除了大幅提高关税，还开展大规模关税检查活动，设置苛刻的货运限重条件，突然改变以往包车包税通关做法，要求对进口货物通关征税时按品种进行分类，分别按不同商品税率缴税，由于哈方相关人力严重不足，大大影响了通关业务办理，对边境贸易混装货物出口造成较大影响，导致大量中小商贸企业和托运公司蒙受损失；目前，哈方海关执行近乎苛刻的《中哈双边国际汽车运输协议》，对于原协议规定的总车限重55吨，单方面更改为限重38吨，超出限重0.1吨，整车货物就会按退运处理，哈方道路运输部门也将签发的货车运输许可证由原来的150美元/份上调为600美元/份；

在货币政策方面频繁的汇率调整，使新疆对哈贸易企业几乎失去了对坚戈的信心。2008年，哈萨克斯坦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政府突然减少放贷规模，进出口贸易商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导致哈萨克斯坦进口商支付能力大大下降，新疆外贸出口大幅下降，来新疆的哈萨克斯坦贸易商数量较之前减少。

我国现行的对哈贸易政策主要是针对双边小额贸易、边民互市贸易，相关贸易政策变动频繁，一般1-3年内就调整一次，优惠政策也有短期化的特点。如进口税收减半政策是边境贸易各项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国家不断调整边境贸易进口税收范围和减少优惠幅度，先后取消了钢材、成品油、非合金铝锭、精矿、铜材、锌等边贸进口关税和增值税减半计征优惠政策，再加上优惠政策在实际业务中可操作性不强，不能落实到位。边境贸易政策的不稳定，导致边贸企业注重眼前利益的短期行为多，进出口商难以制定边贸发展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影响着边境贸易的长远发展。

（二）通关、检验检疫的不规范行为

哈萨克斯坦在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的撤销方面与我国相比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高关税、非关税壁垒相当普遍而且主要是针对中国。哈萨克斯坦对从我国进口的大宗商品，如纺织品、服装、鞋等进口税率均在10％以上而且征税方法不规范，哈萨克斯坦的关税有从量税、从价税和混合税三种形式，海关在征收时往往并不按规定，而是按高的征收方式计征，使企业纳税的金额高于预期。另外，哈萨克斯坦已对本国有色金属和废钢材的出口，提高了5%-10%的出口关税，并实行严格的许可证管理，大幅度提高出口成本价，无形中增大了我国出口的成本。2009年11月俄白哈关税同盟签署《海关法典》的协定，2010年7月6日全员运行，最直接的表现是哈萨克斯坦平均关税水平由6.2%提高至10.6%。2011年7月21日俄白哈关税同盟委员会还通过了对包括我国在内的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保护性关税的决定。

我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海关程序、监管环境，包括报关单证、海关印章标识方面还缺乏相互认可，不断地协调造成工作重复、通关效率低下。例如，哈萨克斯坦海关要求，进口商采用单据复印件或传真件报关时，必须经过公证并向哈海关致函确认其内容的真实性；通关时，企业必须向哈海关提供中央银行用以监督贸易过程中资金使用情况而出具的“交易护照”，否则不予放行。除此之外，哈海关繁琐、不合理的单证要求增加了通关成本和风险，对进口货物通关造成了实质性障碍。

检验检疫方面哈萨克斯坦执行国际标准的程度很低，其检验检疫制度制定和变更透明度很低，检验检疫程序复杂，我国企业很难获得哈萨克斯坦检验检疫标准和程序方面的信息， 如我国检验检疫单证要求6份，哈萨克斯坦对检验单证要求多而且复杂。哈海关法明确规定，只有在三种情况下，进口货物才需提供进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但哈海关在通关过程中经常要求不属于这三种情况的进口货物提供原产地证明，否则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定税率的两倍征收进口关税。除此之外哈萨克斯坦还对部分进口商品制定了特别检测规定，部分进口商品必须通过哈萨克斯坦标准化、度量衡和检测中心进行的国家安全检测，以确认进口商品对人体健康、财产及生态环境是否有害。我国向哈萨克斯坦出口的机电产品如洗衣机、冰箱、照明设备、食品加工设备等都必须接受哈萨克斯坦技术调控及计量委员会的检验。这一规定既增加了企业的检验费用，又给企业带来极大不便。

长期以来新疆与哈萨克斯坦通关做法不符合国际规则使灰色清关盛行，增大了中哈贸易的交易风险和成本。新疆70%的商品是以旅游购物的形式出口，多数商品的托运形式以混装为主，由于报关、托运手续繁琐，各口岸没有规范化的清关公司，外贸企业无法正常办理每项货物的申报手续，通关中不得不选择包车包税的做法，商品到达哈萨克斯坦后无法提供合法有效的手续，大多按走私或被征收惩罚性关税。在旅购贸易方式下，虽然完成了出口程序，但由于行为的不规范，一旦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是不能索赔的；而哈方进口也不是按正规贸易报关，他们采取包税报关有很大的随意性，将此种贸易统计为非正规贸易。目前，内地及新疆中、小外贸企业对哈出口商品混装通关是否可行并不明确，也不了解对方执行的通关政策，无论企业还是其他贸易辅助部门只看到分类报关费用高，没有意识到规范报关会在降低风险、成本、鼓励出口附加值高的商品、规避假冒伪劣商品出口中的作用。

（三）贸易术语的选用不符合国际惯例

正规的国际贸易规定佣金1-5%是合理合法的并写在合同里，而现在中哈贸易中佣金多是合同之外的现金交易，贸易企业的许多费用不能进入成本，资金去向无据可查。1992年至今，无论新疆还是内地中、小企业与哈萨克斯坦贸易方式基本采用旅购，进出口贸易中贸易术语90%都选用FOB阿拉山口，除非客户要求用CIF，佣金不在贸易术语中显示、也不反映在合同的其他条款中，这意味着佣金不能进入交易成本。

按照国际商会2000年或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中对FOB、CIF的解释，本来适用于水上运输指定的装运港船上、装运港口、装运港船舷，无论是2000版还是2010版《通则》中贸易术语都有十几种之多，但目前大多数新疆与内地外贸企业最常选用的还是FOB、CIF这两种，主要原因只是长期贸易习惯，大部分边贸企业固守传统，不能积极地对贸易术语的选用加以调整，导致风险加大。

在边境贸易中使用FOB贸易术语显然是违背国际惯例的、不规范的，使贸易术语在合同中形同虚设根本没有发挥其简化交易手续、缩短洽商时间、节约费用及妥善解决贸易争端的作用。

（四）贸易结算方式风险较大

目前，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金融市场秩序较稳定，结算体系日趋完善，结算渠道较通畅。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的银行已建立直接的结算关系，哈对新疆进出口贸易主要采用的结算方式有两种，即现钞和转汇，多数交易的结算是以现钞结算。这种结算方式蕴含着很大的携钞风险和信用风险，容易引发债务纠纷，最终造成大量美元现钞脱离银行结算体系。哈萨克斯坦与新疆的现汇贸易全部采用的是电汇方式结算，外汇收入全部汇入外贸企业名下；中、小企业现钞结算全部使用美元；哈萨克斯坦贸易商携带入境后直接持有，结算时以外币现钞支付给国内的出口商，部分现钞在市场上兑换成人民币进行支付。这种结算方式已成为中、小、微型民营外贸企业的主要结算方式，约占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结算总量的90％。

像信用证这种安全、便捷的支付方式只是在个别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之间，涉及交易时间长、金额大的贸易中使用，在中、小企业之间的贸易结算中几乎不被使用，特别是哈萨克斯坦贸易商一般不愿意接受信用证结算方式。采用预付货款方式结算的我国进口商和采取赊销方式的出口商因哈方失信而损失惨重的事例屡见不鲜。

（五）贸易运作不按国际协议、规则办事

自1992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与我国签署了许多不同层次、种类的双边经贸合作协议，但并未发挥预期的作用，相关协议实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双方企业在贸易中对法规、国际规则、惯例理解和运用不到位。如哈萨克斯坦《关税法》规定，哈萨克斯坦海关对进口产品的价格实施“海关审计”，如果审计结果高于申报价格，哈海关将对进口商处以罚款。但是，自2002年10月起，这一工作完全由哈萨克斯坦授权的私人机构承担，这些私人机构在审计过程中通常以国际价格为基础确定进口产品的海关价值，导致大约20％通关货物的价值被高估。

根据哈萨克斯坦法院对进口商申诉的裁定，哈海关根据审计结果所做的处罚中，85％都是错误的，但是，目前哈海关仍然没有就上述措施做出任何改变。哈萨克斯坦海关在实践中仍然存在许多与WTO《海关估价协议》不一致的地方，哈财政部第402号命令对部分进口产品规定报关条件价格，如果报关单上列出的价格水平低于条件价格，一律采用条件价格作为海关征税基础。这种估价方法完全违反了哈萨克斯坦《关税法》关于海关估价的规定，与WTO规定的海关估价原则不符，对进口产品造成了不合理负担。哈萨克斯坦《海关事务法》还明确规定，只有三种情况下进口货物才需提供进口货物的原产地证明，但哈海关在通关过程中经常要求不属于这三种情况的进口货物提供原产地证明，否则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定税率的两倍征收进口关税。这种随意的、无视本国法规和国际规则的贸易习惯，不但使双边经贸协议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还增加了双方企业的贸易风险。

三、规范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双边贸易政策、协议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我国与哈萨克斯坦自建交以来已签订的经贸合作协定为双边经贸合作的运行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合作机会和环境，从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进程来看，地方政府在促进双边经贸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新疆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同哈萨克斯坦政府间具有针对性的贸易协商、交流，为国家制定高层次双边协议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新疆政府应分阶段、分步骤针对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现状调整地方贸易政策，使国家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签订的协议更加适用、有效，以减少双边贸易的风险和交易成本，切实解决和消除双边贸易摩擦和障碍。

我国政府也应加快出台推动双边经贸合作配套性强的措施，坚持符合国际法规、国际惯例以及稳定的政策法规，为促进双边贸易行为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规范奠定政策基础。

（二）加强国际贸易规则、惯例在贸易运作中的作用

就目前中哈贸易发展现状来看，无论是我国内地企业还是新疆本地企业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贸易必定会从简单的互市贸易、小额贸易、易货贸易向规模化、专业化的大宗国际贸易转变，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及贸易辅助部门，必须改变以往与国际规则、惯例相悖的贸易习惯和做法，自觉规范贸易行为。

新疆外贸企业及贸易辅助部门应该了解和掌握国际贸易中现行的国际贸易规则、国际贸易惯例、相关的贸易协议；政府应该通过政策约束和资金投入扶持新疆从事对哈贸易的大型企业，要求这些大型企业率先按照国际规则、惯例规范贸易行为，从而带动中、小企业贸易行为符合国际规范。

（三）提高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质量

在哈萨克斯坦与新疆贸易中人民币结算还没被广泛接受，从贸易各方便利及安全的角度出发，政府应该推动银行本币结算服务，使人民币尽早承担边贸支付和结算货币的职能，不要只局限于通过美元现钞、个人储蓄账户或地摊银行等非规范的渠道。

建议我国政府从新疆与哈萨克斯坦贸易实际出发， 进一步加强同哈萨克斯坦银行业的沟通和联系， 除了开办中、哈之间的账户行或代理行业务外，应该尽快建立人民币境外结算系统， 争取使美元、人民币、卢布或坚戈直接通汇， 进而解决困扰中哈贸易多年的大量现钞结算等问题。中国银行新疆分行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更加主动、积极地为中小企业办理进出口押汇、定期结汇、票据贴现、信用证抵押放款等多种融资业务。

（四）加强双边贸易辅助部门和企业之间的交流

要想规范外贸企业行为使其贸易持续、稳定发展，贸易辅助部门提供的服务质量和有效性至关重要。政府应加大投入加快完善和规范海关、商检、银行、保险、运输等贸易辅助部门的信息提供及履约服务功能，为进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切实解决制约企业发展的信息障碍，改善新疆企业的贸易运行环境。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加大对外贸易信息服务的专项资金投入，使信息服务的覆盖更加全面；强化各辅助部门的网站建设，为边贸企业提供更全面的贸易信息服务。

参考文献：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课题组. 促进新疆边境小额贸易外汇管理工作的思考[ J] . 新疆金融， 2006（ 4）.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 新疆统计年鉴[ J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3]张丽君，王玉芬编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与边境贸易发展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