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精选十篇）
利益冲突 篇1
2000年, 中国第一次对“利益冲突”有了意义表述。随后, 我国对防止利益冲突虽然也已经做出了一些规定, 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政策法规由于政治色彩浓实施效果并不乐观。现有的诸多研究表明不良行政行为的实质就在于“利益冲突”,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重要举措, 研究利益冲突问题在我国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定义
要研究公职人员利益冲突, 就必须从认识其概念起步。很多国家对利益冲突管理已经进行了专门化立法, 那么什么是利益冲突呢?学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 观点不一, 其中比较主流的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角度来看的, 认为利益冲突是政府人员的私人利益干扰了他为公众谋求公共利益。胡琴认为, 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或个人的信仰可能会妨碍他在管理公共利益中的决断, 从而难以做到秉公执法。在公共组织中的个体微观角度看, 公职人员也并不总是为公共利益考虑的, 他们往往会更加关心个人的利益。从个人利益干扰和影响公共责任的角度, 第二种观点认为, 利益冲突是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公共职位所应尽的公共责任和义务之间的冲突。苏马斯·米勒 (Seumas Miller) 、彼德·罗伯茨 (Peter Roberts) 和埃德沃德·斯培恩斯 (Edward Spence) 认为, 从应用哲学的角度来看, 利益冲突正是造成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它往往发生在一个人的自身利益和其被委托的职责存在相互矛盾的时候。第三种观点, 利益冲突的发生在于逻辑主体是公职人员的同时还担当了其他的私人角色, 比如父亲、丈夫或者是朋友等社会角色。库珀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认为利益冲突就是“我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与公职人员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它包含了角色冲突和权力资源间的冲突, 以公谋私就是其中的典型。”这种由于多重社会伦理角色导致的利益冲突是政府廉洁形象的一个很大的不利因素。
综上可知, 无论学者从哪个角度进行利益冲突的概念定义, 最后都会归结到公职人员的自身利益对公共利益的僭越。笔者认为, 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是一个道德问题, 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还是一个角色管理的问题, 其实学者们不同的视角下所做出的定义也是存在着其内部契合点的, 公共责任和公共伦理都和公共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发生的原因
林兴指出, 中国的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相对滞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 “公仆”的理论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他的缺陷是忽视了公职人员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第二, 是对腐败认识上的欠准确性, 中国在对公职人员“不能腐败”的制度建设方面少有成就;另外盲目排斥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往往是以退避三舍的态度来对待很多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治制度。库珀在他的文章中, 建设性地把利益冲突范围进一步推广, 扩展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组织利益和私人的利益、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但是他的观点也存在着不完善性, 比如忽略了公共权力与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公共权力制约机制与反权力作用机制的缺失也是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同的特定经济利益必然会在不同政治主体的相互关系中体现, 于是就会出现不同利益群体围绕公共权力进行博弈和斗争的状况, 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利益冲突。切实可行的公共权力制约机制和反权力作用机制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均衡利益、缓解冲突的作用。相反, 公共权力制约机制与反权力作用机制的缺失, 则会使冲突不断扩大化, 加剧冲突。
四、完善利益冲突管理的建议
公共权力的腐败, 利益冲突是其主要原因, 所以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利益冲突问题。重视利益冲突, 为探索新的反腐之路、特别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一) 国外的经验
国外对于“利益冲突”的概念的确定要比国内早, 管理相对于国内已经相对成熟, 其中OECD国家的做法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1.财产申报。财产申报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能够帮助公众评判政府职员公务的执行情况。美国财产申报制度分公开申报和秘密申报两种。申报内容包括个人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状况, 包括股票、债券、共享资金、养老金、能带来收入的不动产, 个人通过其他劳动、投资及奖励所获得的利益, 接受礼品、住房及招待消费, 本人在外任职情况以及为将来所做的安排和制定的个人协议等。
2.资产处理。廉政监督部门要对个人财产申报做出详细的审查, 并且要对那些存在利益冲突可能性的资产进行处理, 处理的形式往往有出售、委托和回避。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取公平交易的方式将这些问题资产出售以消除潜在的利益冲突。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有效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方法之一。加拿大详细的规定了回避接受优惠的相关制度, 其公职人员必须要避免任何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优惠的情况。此外, 许多国家还对任职也实行了回避制度, 禁止具有一定血缘关系的两人在同一个部门或者是能够构成上下级关系的单位任职, 禁止公职人员参与其亲属的任职、调动和处罚事务当中。
4.对离职后的行为实行限制。如今出现了一种在各国都很常见的新型利益冲突类型, 即政府公职人员在离职之后到某些私人企业后利用原有的关系网络继续“发挥余热”。美国等国家都对此种行为都已经做出了具体的限制规定。这种限制分为对就职范围和再就业时间上的限制两个方面。首先是范围的限制, 规定禁止到与其之前的政府岗位有密切的工作关系的公司或单位任职。其次是时间上的限制, 在一定的期限内不得与原任职单位有业务关系, 如此一来, 等到时间限制解除之时, 该公职人员原先的关系网已经淡化, 也就不能为其谋求多少个人私利了。
(二) 梳理国内发展脉络, 立足国情, 量身定做
世界各国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上的经验是十分值得借鉴的, 但是鉴于中国所特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 我国更应立足国情来探索中国式的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道路。中国在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变迁过程可以分为探索 (1984-1992年) 、发展 (1993-2002年) 、加速推进 (2002年至今) 三个阶段。纵向比较这三个阶段, 呈现出我国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注重制度的执行力、日趋国际化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完善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应从如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 进行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立法, 重视对权力的制约, 使现有制度系统化;第二, 构建防止利益冲突行政伦理教育体系, 使得公职人员“根红苗正”;第三, 加强文化建设, 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对利益冲突“零容忍”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
1.完善制度体系, 重视权力制约。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可操作性差是一项亟待克服的弱点。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管理的法律体系系统化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手段。对公职人员进行权力的合理配置, 防止一手遮天的权力滋生是防止利益冲突的重中之重, 具体的方法可以采用加快轮岗速率、压制利益团体、避免期权交易载体出现等。明确划分出公权与私利的利益边界, 使干部领导和公职人员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任职前的资产处理制度、在职期间的财产申报制度、回避制度、离职后行为限制制度, 系统化地将公职人员在任职前、在职、离职三个阶段的利益冲突行为进行规范, 有效规避公职人员在各个阶段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
2.关注行政伦理, 构建防止利益冲突教育体系。观念性要素在防止利益冲突中是有效发挥制度约束作用的内控基础, 廉政教育在防止利益冲突的过程中,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家公职人员教育体系中, 廉政教育和伦理培训必须要被上升高度, 使其成为公职人员实现职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培训目标是帮助公职人员了解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法规, 特别是帮助他们树立防止利益冲突的观念。在公职人员的培训中就要对其详细说明未来可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利益冲突问题、正确的解决方法、违反规定之后的处罚方式等, 并且要对其不断地进行意识强化, 让“利益冲突不可触碰”的种子他们在内心深深地扎根, 在日后的工作中时刻提醒自己严格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
3.营造正确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是一种软环境, 潜移默化地渗透人们的思想意识中, 从而形成心理调控机制。从中国历史文化传承来看, “利”是“官”的附属品, “官”是“利”的代名词, 所以在中国公职人员的利益冲突管理也是一场十分艰巨的思想文化斗争。笔者认为营造一种“崇尚廉政、褒扬廉政”、“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心理文化氛围是十分有必要的, 当社会的各个阶层都认可这种文化时, 那么利益冲突行为就会如同过街老鼠般“人见人打”, 再无藏匿的地方, 在加之严格系统的法律制度共同作用就能够真正使对于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防治获得社会文化心理的支持。
参考文献
[1].胡琴.论政府利益及其冲突治理[J].行政与法, 2002 (10) .
[2].Seumas Miller、Peter Roberts、Ed-ward Spence:Corruption and Anti-Cor-ruption:An Applied Philosophical Ap-proach.Pearson Education Inc.2005.pp46-59.
[3].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4].林兴.利益冲突制度的探讨[J].广西社会科学, 2005 (9) .
[5].周梦柯, 温志强.浅谈公务员利益冲突:危害与化解[J].科教导刊, 2010 (12) .
[6].美国《行政部门雇员道德行为准则》 (Standards of Ethical Conduct for Employ-ee of the Executive Branch) .
[7].陈哲明.加大防腐力度正确处理教育制度监督三者的关系[J].四川气象, 2005 (02) .
防利益冲突总结 篇2
我校积极学习《关于建立健全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意见》，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高领导干部思想意识，规范领导干部行为，着力打造廉洁干部队伍，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成立工作小组，加强组织领导
学校领导一直高度重视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应上级要求，我校成立以学校领导干部放置利益冲突工作小组，加强了组织领导。学校工作小组在结合我校实际的基础上，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明确要求，扎实推进。
二、提高认识，建立档案
接到上级通知，我校领导高度重视，召开了领导干部行政会，传达意见精神，要求领导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牢固树立防止利益冲突观念。此外，我校应通知要求，下发家庭信息登记表采集干部职工的工作履历、兼职情况、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等情况，全面掌握并及时上报相关部门。
三、重视宣传、加大教育力度。
学校加强防止利益冲突规范教育。将教师职业道德建设贯穿于领导干部防利益冲突一系列教育过程中。同时学校要抓好防止利益冲突的先进典型教育和反面警示教育。开展向先进典型学习活动，注意发现、培养在防止利益冲突方面的先进典型，并充分发挥他们的导向作用。利用案例开展警示教育，使学校领导干部增强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观念，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四、健全制度，严格执行 应通知要求，我校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实验高中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关于利益公开、回避等都被纳入制度当中，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也做了严格的要求和规定。我校通过召开干部行政会，要求全体领导干部严格遵守执行防止利益冲突各项规章制度，并下发相关制度、文件材料，集体学习，提高认识。
五、积极稳妥有序推进。
学校领导小组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加强与相关人员的沟通协调，及时与相关人员交流谈心，积极争取各方面支持。学校还注重做好廉洁从教工作的推进渗透，务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同时学校正确处理开展活动与做好日常教学工作的关系，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六、发现问题，整改纠正
学校要求领导干部明确有关政策界限和纪律要求，进行自省自查，同时结合近期教职工反映的领导干部利益冲突问题进行排查。要针对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研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坚决予以纠正，并积极引导领导干部落实整改措施。
我校的领导干部防止利益冲突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时间短，制度不够健全、程序不严密导致防止利益冲突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工作的前瞻性不足，实际贯彻不够得力，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利益冲突 篇3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应用于企业实践时，面对众多的、极具差异的（有的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企业的运行可能显得无所适从，从而背离企业目标。笔者认为，公司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全体利益相关者，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甄别，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笔者认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应包括企业核心股东、管理者和员工，应该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二、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要求不仅会有差异，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往往都是站在自身利益需求的角度来对企业提出要求，希望企业尽量履行更多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
（一）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上，即发生在股权相对集中、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持股数额对比明显的公司中。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少数股东的表决权仅在理论上存在，由于其持股比例太小，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很小，中小股东“理性的无知”和“搭便车”问题，使大股东常常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欺诈、打压少数股东，如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予以持有最低股份的限制、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资产、排挤少数股东选派的代表进入公司机关、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股份从而扩大对公司的控制权、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股利分配政策等。
（2）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从事经营与管理活动，但经营者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利益，使股东的期望和既定的财务目标异化，股东将不得不负担一部分由于经营者的利己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即“代理成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追求目标的不同。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不同，二者追求的目标必然存在着偏差。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对待风险的差异。经营者认为自己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投入企业，而股东只是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投入到某一企业中，因而认为自己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所有者大得多。三是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以增加企业价值。然而，经营者是否努力以及努力的程度，股东却难以判断。
（3）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作为公司的两种资金提供者，既有相同的利益，也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归结为四类：一是股利发放政策。股利增多会使股权价值上升，但同时会削弱企业未来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从而使企业债券的价值下跌。二是债权稀释问题。对已经发行的债券的持有者而言，如果企业再发行新的优先级别等于或高于旧的债券时，其所拥有的旧债权就会受到削弱。三是资产置换问题。股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有可能投资高风险的项目，而对债权人而言，其借贷资本的收益是确定的，公司项目投资风险的增加只会导致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增加。四是投资不足问题。企业可能会放弃那些可以为其带来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即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债券持有人获得，那么企业就会拒绝这一项目。
（二）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冲突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认识，强调股东是公司的主人，职工是为资本赚钱的工具，是被公司所雇佣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股东与职工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股东与雇员的利益冲突，主要在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不平等的，雇员处于弱势地位。
三、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是永恒的话题，企业运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断冲突、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在企业总体利益既定的情况下，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则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可理解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它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来协调企业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
（一）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理论上，所有股东都具有相同的权力和平等的收益而被认为是同一利益主体的。但实际上，当股东构成中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又相对分散时，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就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由此产生了博弈行为。
如前所述，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的大量侵占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中小股东来说，由于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和对“参与成本”的考虑，在公司治理中缺乏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而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在公司中往往处于无奈或无助的地位。对中小股东而言，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利的方式往往不是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而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由于中小股东缺乏参与意识，对投票权与诉讼权的放弃和缺失，使得大股东成为这场博弈中的赢家，从而可以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解决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股东权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结合。股东权平等原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遵循的原则。股东权平等首先是形式上的平等，即股东享有同股同权、同股同利，这是为了保证少数股东并不因为持股份额少而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配公司利润等方面处于不公平地位。但仅此是不够的，由于持有股份数额的悬殊，控股股东对于公司事务有单方面的决定权，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成为一种形式，控股股东的强势地位会造成少数股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有必要在坚持股东权形式平等的同时，兼顾或追求实质上的平等，强调对少数股东的特殊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方面赋予了新的权力，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保证了中小股东有充分的发言权，避免其被控股股东所操控。
（2）股东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论及公司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人们一般会想到公司权力在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相互牵制。为了有效地制衡控股股东，许多国家创设了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制度，通过扩大外部董事和监事的比例，以解决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较为现实可行的作法是由少数股东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利益关系人提名，股东大会在提名范围内任免，并且在表决时控股股东应予以回避。随着公司治理外部系统的作用增强，学者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提供相关的立法保证和方便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手段（例如网上投票、累计投票制的实施）等，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逐渐增强，博弈双方的态势将发生变化，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护。
（二）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股权的过度分散、监督成本和“搭便车”问题，使股东与经营者的力量对比中，经营者居于公司的优势地位，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反而处于劣势，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和“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局面。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激励，通过激励报酬计划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鼓励他们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动；二是监督，对经营者进行监督，并在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时，减少其各种形式的报酬，甚至解雇他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股东可以更好地制衡经营者的行为，从而协调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1）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平衡股东与经营者利益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机构投资者常常掌握公司较大比例的股份，拥有专业的投资经理，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能力，因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维护股东权益、制约经营者。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满足了股东们权力制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为股东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2）突出董事会在协调股东与经营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经营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经营者有可能通过操纵会计信息，运用者在委托投票权的竞争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股东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委托一些品行端正、学有专长的人组成董事会，通过董事会选任和监督经营者。通过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结合的董事会结构，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三）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员工在博弈过程中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如果缺乏参与精神和合作精神，那么员工就更加处于劣势。因此，只有寻求突破，才能改变这种劣势，公司治理系统为员工提供了突破的渠道，即员工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经理层对于股东、董事会所拥有的信息比较优势，在员工这里可能不复存在，因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通过员工的执行才能完成，员工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系统所提供的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以手中的信息作为筹码进行博弈。这样，公司治理系统下的经理层与员工之间可以不断地进行重复博弈，并向有利于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
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即利益均衡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和利益的分割，实践证明，企业所有权的配置从“股东独享”向“利益相关者共享”演变，前者是企业所有权的初始缔约状态，而后者则是反复博弈后的稳定状态，也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配置状态。公司治理系统为博弈各方提供了一个相互制衡的长期博弈框架，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多方长期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四、结论
让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是合理和可行的。首先，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了高度的专用性投资，并承担了剩余的风险，其行为是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企业的经营好环也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因承担的剩余风险相对较小，且自身数量和身份难以确定，资产不容易量化，因此其参与公司治理在目前不应该提倡。其次，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可以有效地防止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形成具有互惠共生性质的利益相关关系。因此，公司共同治理的发展趋势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达到利益各方的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
［4］付俊文、赵红：《利益相关者理论综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本文系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校级课题“基于行为经济学的公司治理机制改进”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利益冲突 篇4
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英国等国家逐步发展起来的, 该理论认为:利益相关者是指那些在企业中进行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一定风险的个体和群体, 其活动能够影响该企业目标的实现, 或者受到企业实现其目标过程的影响。
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公司的目标是通过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达到利益相关者总体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应用于企业实践时, 面对众多的、极具差异的 (有的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 企业的运行可能显得无所适从, 从而背离企业目标。笔者认为, 公司治理的主体不应该是全体利益相关者, 应该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甄别, 确定核心利益相关者。笔者认为核心利益相关者至少应包括企业核心股东、管理者和员工, 应该让核心利益相关者成为公司治理的主体。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的发展趋势将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二、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要求不仅会有差异, 而且很可能会产生冲突。这是因为各方利益相关者往往都是站在自身利益需求的角度来对企业提出要求, 希望企业尽量履行更多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
(一) 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冲突。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体现在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的利益冲突上, 即发生在股权相对集中、控制股东与少数股东持股数额对比明显的公司中。在资本多数表决原则下,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仅在理论上存在, 由于其持股比例太小, 对公司事务的影响很小, 中小股东“理性的无知”和“搭便车”问题, 使大股东常常漠视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往往利用自己在公司中的优势地位, 欺诈、打压少数股东, 如对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予以持有最低股份的限制、利用关联交易侵占公司资产、排挤少数股东选派的代表进入公司机关、在公司增资时以特别优惠的价格得到新股份从而扩大对公司的控制权、采用有利于自己的股利分配政策等。
(2)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中, 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会发生的。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够从“股东利益最大化”目标出发从事经营与管理活动, 但经营者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而牺牲股东利益, 使股东的期望和既定的财务目标异化, 股东将不得不负担一部分由于经营者的利己主义行为而发生的成本, 即“代理成本”。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追求目标的不同。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法律地位不同, 二者追求的目标必然存在着偏差。股东的目标是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 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二是对待风险的差异。经营者认为自己将大量的人力资本和个人财富投入企业, 而股东只是把自己财富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投入到某一企业中, 因而认为自己所承担的风险远比所有者大得多。三是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股东期望经营者能加倍努力工作, 以增加企业价值。然而, 经营者是否努力以及努力的程度, 股东却难以判断。
(3) 股东与债权人的利益冲突。股东与债权人作为公司的两种资金提供者, 既有相同的利益, 也会存在利益的冲突。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可归结为四类:一是股利发放政策。股利增多会使股权价值上升, 但同时会削弱企业未来偿还债务本息的能力, 从而使企业债券的价值下跌。二是债权稀释问题。对已经发行的债券的持有者而言, 如果企业再发行新的优先级别等于或高于旧的债券时, 其所拥有的旧债权就会受到削弱。三是资产置换问题。股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有可能投资高风险的项目, 而对债权人而言, 其借贷资本的收益是确定的, 公司项目投资风险的增加只会导致其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增加。四是投资不足问题。企业可能会放弃那些可以为其带来正的净现值的投资项目, 即如果一个净现值为正的项目所带来的好处主要由债券持有人获得, 那么企业就会拒绝这一项目。
(二)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冲突
基于资本雇佣劳动的认识, 强调股东是公司的主人, 职工是为资本赚钱的工具, 是被公司所雇佣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股东与职工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股东与雇员的利益冲突, 主要在于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雇员处于弱势地位。
三、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
企业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发生冲突是永恒的话题, 企业运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断冲突、调整和平衡的过程。在企业总体利益既定的情况下, 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可能是冲突的, 而最终利益的分配则是各方博弈的结果。公司治理从根本上可理解为一种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机制, 它通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式, 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 来协调企业多种利益相关者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
(一) 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理论上, 所有股东都具有相同的权力和平等的收益而被认为是同一利益主体的。但实际上, 当股东构成中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控股股东而其他股东又相对分散时, 大股东和中小股东就成为不同的利益群体, 由此产生了博弈行为。
如前所述, 控股股东对公司资金的大量侵占以及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 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中小股东来说, 由于普遍存在着“搭便车”和对“参与成本”的考虑, 在公司治理中缺乏参与股东大会的积极性, 而信息不对称导致其在公司中往往处于无奈或无助的地位。对中小股东而言, 最便捷、最有效的表达意见和行使权利的方式往往不是股东大会上的“用手投票”, 而是在资本市场上的“用脚投票”。由于中小股东缺乏参与意识, 对投票权与诉讼权的放弃和缺失, 使得大股东成为这场博弈中的赢家, 从而可以肆意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解决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 主要从以下方面着手:
(1) 股东权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相结合。股东权平等原则是各国公司法普遍遵循的原则。股东权平等首先是形式上的平等, 即股东享有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这是为了保证少数股东并不因为持股份额少而在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分配公司利润等方面处于不公平地位。但仅此是不够的, 由于持有股份数额的悬殊, 控股股东对于公司事务有单方面的决定权, 少数股东的表决权成为一种形式, 控股股东的强势地位会造成少数股东在事实上的不平等。因此, 有必要在坚持股东权形式平等的同时, 兼顾或追求实质上的平等, 强调对少数股东的特殊保护。我国新修订的《公司法》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方面赋予了新的权力, 健全了对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机制, 保证了中小股东有充分的发言权, 避免其被控股股东所操控。
(2) 股东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论及公司之间的权力分立与制衡, 人们一般会想到公司权力在公司各部门之间的分配与相互牵制。为了有效地制衡控股股东, 许多国家创设了独立董事和独立监事制度, 通过扩大外部董事和监事的比例, 以解决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较为现实可行的作法是由少数股东及其他非控股股东的利益关系人提名, 股东大会在提名范围内任免, 并且在表决时控股股东应予以回避。随着公司治理外部系统的作用增强, 学者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媒体的高度关注、政府提供相关的立法保证和方便中小股东参与治理的手段 (例如网上投票、累计投票制的实施) 等, 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意识逐渐增强, 博弈双方的态势将发生变化, 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有效保护。
(二) 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后, 股权的过度分散、监督成本和“搭便车”问题, 使股东与经营者的力量对比中, 经营者居于公司的优势地位, 作为所有者的股东反而处于劣势, 形成了“内部人控制”和“强管理者、弱所有者”的局面。协调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激励, 通过激励报酬计划使经营者分享企业增加的财富, 鼓励他们采取符合企业最大利益的行动;二是监督, 对经营者进行监督, 并在经营者背离股东目标时, 减少其各种形式的报酬, 甚至解雇他们。在以下两种情况下, 股东可以更好地制衡经营者的行为, 从而协调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1) 发挥机构投资者在平衡股东与经营者利益冲突中的重要作用。机构投资者常常掌握公司较大比例的股份, 拥有专业的投资经理, 具有参与公司治理的动机和能力, 因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维护股东权益、制约经营者。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崛起, 满足了股东们权力制衡、降低代理成本、提高效率的要求, 为股东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代言人。
(2) 突出董事会在协调股东与经营者冲突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经营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 经营者有可能通过操纵会计信息, 运用者在委托投票权的竞争中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股东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委托一些品行端正、学有专长的人组成董事会, 通过董事会选任和监督经营者。通过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相结合的董事会结构, 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股东与经营者的利益冲突。
(三) 企业与员工的利益平衡和相互制衡
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博弈, 员工在博弈过程中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 如果缺乏参与精神和合作精神, 那么员工就更加处于劣势。因此, 只有寻求突破, 才能改变这种劣势, 公司治理系统为员工提供了突破的渠道, 即员工可以通过合法的方式对经理层进行监督。经理层对于股东、董事会所拥有的信息比较优势, 在员工这里可能不复存在, 因为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必须通过员工的执行才能完成, 员工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系统所提供的合法途径参与公司治理, 以手中的信息作为筹码进行博弈。这样, 公司治理系统下的经理层与员工之间可以不断地进行重复博弈, 并向有利于共同治理的方向发展。
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即利益均衡的核心内容是权力和利益的分割, 实践证明, 企业所有权的配置从“股东独享”向“利益相关者共享”演变, 前者是企业所有权的初始缔约状态, 而后者则是反复博弈后的稳定状态, 也是企业所有权的最优配置状态。公司治理系统为博弈各方提供了一个相互制衡的长期博弈框架, 而良好的公司治理是多方长期博弈所形成的一个相对稳定的均衡结果。
四、结论
让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为公司治理主体是合理和可行的。首先, 核心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进行了高度的专用性投资, 并承担了剩余的风险, 其行为是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 企业的经营好环也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非核心利益相关者因承担的剩余风险相对较小, 且自身数量和身份难以确定, 资产不容易量化, 因此其参与公司治理在目前不应该提倡。其次, 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可以有效地防止寄生关系和偏利共生关系, 形成具有互惠共生性质的利益相关关系。因此, 公司共同治理的发展趋势是核心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 达到利益各方的利益均衡。
参考文献
[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1]杨瑞龙、周业安:《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2]杨瑞龙、周业安:《企业共同治理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3]任云海:《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商业研究》2007年第3期。
执业利益冲突审查制度 篇5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所的业务活动和律师的执业行为,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树立律师的良好职业形象，根据河南省律师协会《律师执业避免利益冲突规则》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所所有执业行为。
第二章 利益冲突事项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法律事务，是指各项委托代理事项，包括各类诉讼代理、仲裁代理、非诉讼代理、常年或者专项法律顾问以及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可由律师从事的其他法律业务。
第四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是指本所代理的委托事项与本所其他委托事项的委托人之间有利益上的冲突，继续代理会直接影响到相关委托人利益的情形。
第五条 本制度所称利益冲突行为，是指本所或者同一律师已经或者拟代理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委托人之间存在相悖的利益关系，但仍然接受委托代理的行为。
第六条 本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
(一)在同一诉讼或仲裁案件中，同时接受对立双方委托的；
(二)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在此前任一程序中代理一方，又接受对方委托的；
(三)担任常年法律顾问或者专项法律顾问期间，又在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接受该法律顾问单位或个人的对方委托的；
(四)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不得同时接受对立双方或者存在利益冲突的各方委托，而接受委托的；
(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或者其近亲属与该所承办的法律事务或其委托人存在利益冲突而接受委托人委托的。 第七条 同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
(一)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同时接受虽非对立但存在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委托的；
(二)在同一刑事诉讼案件中，担任两上或两个以上被告人辩护人的；
(三)担任各类诉讼代理人、仲裁代理人、非诉讼代理人期间，又在其他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接受该委托人的对立方委托的；
(四)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在此前任一程序中代理一方，又接受对方或者虽非对立但存在利益冲突的他方委托的；
(五)在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代理双方或者多方的。但是，以非代理人的身份从事涉及双方或者多方法律事务的除外。 第八条 本所不同律师办理本制度第六条所列法律事务，应当向拟委托的委托人及相对方当事人书面说明，并告知其有权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书面异议。在合理的期限内未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同意。
经委托人签发豁免函表示同意，本所律师的下列行为不属于利益冲突行为：
（一）本所不同律师分别接受同一案件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
（二）在公司重组、并购、改制、投融资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本所律师分别接受同一事务双方或多方委托。第九条 同一律师在承办法律事务过程中，有下列利益冲突行为，必须向拟委托的委托人说明，并且取得相关委托人的书面同意：
（一）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接受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委托，办理无事实争议的具体性事务；
（二）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同时接受可能会有利益冲突的两方或者两方以上的委托，进行协调、调解工作；
（三）在同一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曾经建立过委托代理关系，又接受对立方或者利益冲突方的委托的，但仅提供过法律咨询意见的除外；
（四）在同一诉讼或者仲裁案件中，曾经建立过委托代理关系，又接受对立方或者利益冲突方的委托的，但仅提供过法律咨询意见的除外。
律师向委托人履行了本条所列告知义务，而相关委托人未在合理时间内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已经取得了相关委托人的同意。
第三章 利益冲突事项审查
第十条 在接受委托之前，本所应当进行利益冲突查证。只有在委托人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才可以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第十一条 委托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律师应当向拟委托的委托人明示，在取得相关委托人书面同意给予豁免后，方可报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第四章 利益冲突事项的处理
第十二条 律师接受委托后，在办理业务中发现利益冲突情况，应书面告知委托人暂时中止代理行为，并立即向律师事务所报告，由律师事务所统一处理利益冲突事项。
第十三条 律师事务所发现本所律师正在办理的业务中有利益冲突事项，应视情况分别做出处理：
（一）本所同一律师在同一业务中接受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应当对律师予以批评，并保留一方委托人的委托，解除与其他委托人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解除委托关系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二）律师事务所数个律师分别接受同一案件双方或多方委托人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应当商请各方委托人签发豁免函；委托人拒绝签发豁免函的，根据本制度确定的原则，保留一方委托人的委托，解除与其他委托人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解除委托关系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三）律师事务所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有利害关系的案件中，分别接受委托人委托，或办理的后一个法律事务与前一个法律事务存在利益冲突的，应当协商解除一个案件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该委托 3 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协商不成的，应当解除后一个案件的代理或委托关系，退还该委托人已缴纳的代理费用。
（四）本所律师代理与本人或其近亲属有利益冲突的法律事务时，应当解除委托关系或将案件移交本所其他律师办理。
第十四条 对本所律师在执业中出现的利益冲突行为，针对本制度所列情形，通过下列方式进行防止和补救：
（一）督促律师履行告知义务；
（二）查验相关委托人的豁免文件；
（三）指令律师不得接受委托；
（四）拒绝签署委托代理合同；
（五）及时终止委托代理合同。
第十五条 本所、律师因违反本制度而导致委托人损失的，本所应当根据委托代理合同的规定向委托人承担责任，律师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向本所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委托人因未如实说明利益冲突情况，造成本所、律师违反本制度的，应当由该委托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之剖析 篇6
“铁底，政策底，技术底，底底被穿；牛股，金股，潜力股，股股被套”。
用这句俚语来评价2011年证券分析师的预测，可谓恰逢其时。
分析师有何利益冲突，竟无一正确预测今年的股市走向？
近年来，发达国家频频爆出著名证券分析师丑闻，导致其证券分析师的声誉受到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受挫；而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中国，证券分析师职业更是面临重大困境。
如何解决证券分析师利益冲突问题，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证券分析师是分析证券并做出建议的人员。其作用在于通过优于一般投资者的信息搜集途径和专业分析能力，向市场参与者提供合理反映证券内在价值的价格信息，从而减弱证券市场的价格偏离，促进市场的有效性。
然而供职于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分析师，其对于股票市场的判断和观点或多或少会受到来自外界，诸如机构投资者、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等诸多因素的干扰。
靠嘴吃饭：扮演何种角色
部分分析师与主力机构或庄家等相互勾结，误导中小投资者，在毫无基本面价值支撑的股价拉升中扮演“黑嘴”（在利益的诱使下误导大众，操纵股价的证券分析师）的丑角。
汪建中就是利用北京首放及其个人在证券投资咨询业的影响，通过“先行买入证券，后向公众推荐，再卖出证券”的手法操纵市场，获得非法盈利，从“名嘴”变成了“黑嘴”。
分析师的预测普遍“乐观”。分析师更愿意给出增持评级的投资建议。根据某机构对注册分析师荐股纪录的统计，自2006年11月以来，分析师买进建议占所有建议的86.2%，而卖出建议仅占0.5%。这些统计都显示，我国证券分析师的预测普遍“乐观”。
还有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分析师。分析师将尚未发表的研究观点有选择性地与个别投资者交流，使其获得时间优势。
一个也不愿开罪：基金、上市公司、券商
分析师、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和上市公司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依存关系？
众多高素质的证券分析师聚集在证券公司的研究所或研发中心，构成证券分析师的主力军，其收入来自券商。
综合类证券公司的收入通常来自经纪、投资银行和自营这三块业务。
基金公司则是研究所最大的客户群，掌握着交易席位，拥有评判证券分析师优劣的话语权。
券商如果开罪基金，基金就可能停掉其所在券商的交易席位，券商可能因此损失数以万计的交易费用。
北京某大型券商研究所的首席评论员也不例外，一旦在基金给予的评价中落马，其职称和奖金将立即下调。
“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这顶佳冠，能给分析师带来更多被采访、在主流媒体上发稿、发布公司深度价值报告等机会。而这顶佳冠的投票者恰恰就是机构投资者。
基金分仓带给券商的收入，以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排名成为悬在分析师头上的两把大刀。
分析师除了需要来自基金的肯定外，还需要上市公司的支持。
到上市公司实地调研、维持良好的关系，沟通到动态信息，是证券分析师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
股价则关系着上市公司的切身利益。上市公司往往“迫使”分析师做出利己的调研报告。
分析师的收入来自券商，券商也是其最直接的压力来源。
分析师的报告攸关证券公司券商诸多收益。投资银行业务方面，机构投资者是证券公司所承销股票的主要购买者；经纪业务上，机构客户巨大的股票交易量所产生的佣金是券商收入的重要来源。
券商受到这些利益上的压力，最终会传导给它的证券分析师，迫使他们不能做出一些不利于客户的分析报告。
基金、上市公司、券商，一个也不愿开罪。
发展之碍：行业自律、信息隔离、法律缺陷
目前，我国的证券监管自律体系中，主要有三方组成：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的行业协会和各种证券市场参与机构。其中以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两类组织尤为重要。
自律的一般性含义是，某一行业的从业人员自己组织起来共同制定行业规则，借此约束自身的行为，实现这一行业内部的自我管理，保护行业自身的利益。从契约法的角度，自律就是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自身共同签订的一种合同契约。由于是特定行业的从业人员基于合同签订的合同，所以它具有天然的优势。
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从业人员的自觉性较差。而自律的具体制度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
首先，证监会与证交所之间的职责划分不明确，而法律对证交所的性质、地位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证交所许多职能在很大程度上都要证监会的授权，证监会也代替证交所行使了一部分自律监管职权，致使证交所看起来像一个证监会的“派出机构”。
其次，证交所本身在组织形式即会员制上存在很大缺陷，会员券商开展证券交易时比一般投资者拥有更多的从事交易、获取信息的便利，新会员的加入一般要经过原会员同意，就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这些都会阻碍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职能的有效发挥。
然后，上市协议不是由证交所和上市公司商议决定，而是政府部门硬性规定的产物，不能体现为市场参与主体相互竞争和相互妥协的产物，而是游离于利益关系之外的产物，也就不能发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的职能。
另外，证券业协会存在着依附于证监会、政府色彩太浓等问题。
我国证券公司除了行业自律方面的问题外，在信息隔离上也处于初级阶段，内幕交易时有发生。具体问题有：证券公司业务信息不受约束地跨部门传递，证券公司研究咨询人员炒卖自身所推荐的股票，证券公司研究咨询人员违规发表严重失实的研究报告等。目前信息隔离的规定大多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和系统性。
法律上也存在责任制度不够健全、市场参与者权利义务关系不够明晰等问题。
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规章和规则原则性比较强，还不能完全确定当事人之间的具体权利义务关系。证券市场的合同体系还有待完善，法律责任界定尚不明确，市场各方的利益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
例如，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界定证券投资建议的不实分析预测；分析师分析失误还是主观虚假陈述、误导投资人；投资人投资损失是因自己操作失误还是因分析师诱导而造成等等，目前还没有更明确的规定。
此外，还有证券从业人员缺乏遵守“防火墙”的意识问题。
一个也不能少：自律、法律、“防火墙”、中立机构
关于如何解决我国证券分析师的利益冲突问题，我们需要在结合我国具体制度背景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
政府纠正市场缺陷、进行行业监管，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成本高、效率较低，难以随着不断发展的证券市场进行及时灵活地调整；其二，地方政府往往掌握着一些上市公司的股权，其监管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问题。
行业自律是各个国家普遍看重的监管手段。加强行业自律，首先应更大地发挥证券交易所的作用。
新证券法第102条规定：“证券交易所是为证券集中交易提供场所和设施，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实行自律管理的法人实行会员制。”
应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证交所在行业自律中的地位和职责，使其不再是证监会的“派出机构”，明确其在行业自律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应加强证券业协会的作用。进行制度上的改革，还原证券业协会自律法人的地位。确定证监会为证券业协会惟一的监督机构，而不是直属上级机关，由证券业协会自主确定其职能，树立其权威性，而不是由证监会赋予其职能。
“防火墙”是自律的延伸。美国证券业协会建议，巩固强化证券公司中投资银行业务和研究之间的“防火墙”。首先，研究部门的分析师不应向投资银行部门汇报。其次，分析师报酬不应直接与投资银行交易、经纪业务收入或资产管理费挂钩。最后，分析师不应将研究报告报投资银行或公司管理层审批。
我国的“中国墙”建设可以参考发达证国家券市场的做法，在业务隔离的同时，更加注重信息隔离，防止重要、敏感信息非法流通。
法律是制度的最终屏障。我国法律法规不应只进行原则性规定，而更要界定民事、刑事责任，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在执行上，应严格执行，对于严重影响市场秩序的行为依法惩治。
也有资深人士建议：成立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机构，对证券分析师的绩效做出客观评价。
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的鉴别 篇7
在科学活动当中, 科学家的公、私两种利益遭遇对方, 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人利益会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 也并不必然意味着恶性后果的发生。在当下社会与境中, 这种遭遇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必然的、肯定会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只是一个中性的“描述语词”, 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感情色彩。然而, 如果对其不加控制、任其发展的话, 利益冲突就会引发科学家的偏向行为, 就会对科学研究造成危害。[2]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进行控制, 必须首先对其予以鉴别, 也就是要搞清楚究竟哪些科学家有利益冲突、搞清楚他们利益冲突的状态和严重性。
一引发利益冲突的社会与境
以往人们认为, 只要公共财政源源不断地支持基础科学研究, 社会就能收获科学这只“金鹅”产下的“金蛋”。然而日本、西欧等国家开创的技术创新“非线性模型”的出现, 使得以往“基础研究导致技术创新”的信念开始破灭, 科学发展的“线性模型”越来越多地遭人诟病。人们渐渐对等待失去了耐心, 慢慢地不再相信这个神话。
自20世纪80年代起, 整个社会文化都在倡导推动大学和企业的联合、加快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以美国为例, 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案, 开始积极引导大学与企业间各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企业不断加大对学院科学研究资助的份额, 积极地投身于汲取最新科学研究结果以加快其市场开发;科学家积极主动地转向企业以寻求更多的外部经费资助, 并越来越注意发掘其科研成果当中所蕴涵的经济价值。其结果, 大学与企业不再各自为政, 它们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了;科学家不再划地为营, 他们与企业联合合作的形式越来越多了。
如果说此前科学家与企业的联合与合作还是零零星星的话, 那么现在, 二者之间多种形式的互动和交融不仅制度化了, 而且还形成了一种潮流和趋势。那些能够这样做的科学家, 越来越多地被社会所接受和尊重, 并被认为是时代的“弄潮儿”。相反, 那些恪守传统的科学家, 则慢慢地被认为是固步自封且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在这种新的社会与境下, 学院科学家与企业互动的范围越来越宽、程度越来越深。这些合作关系, 对于学院科学研究获得外部资源、推进科学研究、步入问题前沿、加速知识产品的商业转化、增进公众享有社会福祉的权利和增强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等方面都颇有助益。然而, 也正是这些关系, 却使学院科学家处于利益冲突之中。
二究竟哪些科学家有利益冲突
就其内容来讲,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可以分为经济利益冲突和非经济利益冲突。
经济利益冲突, 是指由于科学家 (或机构负责人) 对自己经济利益的过分顾及而在做出职业判断时, 有可能损害其职责所代表的主要利益的一种境况。
以生物医药科学家和企业的关系为例, 大致有以下五种情况, 构成了其外部经济因素:其一, 企业向医学研究者提供礼品;其二, 培训合作关系、企业对学术会议或参加某些会议的科学家予以赞助;其三, 医药企业为科学家个人提供研究资助;其四, 医药企业对整个学院实验室进行资助、研究者持有所研究公司的股票;其五, 科学家自己成立公司开发知识产品等。贝克尔曼 (J.Bekelman) 等人对生物医药领域进行系统分析之后发现, 将近50%的研究者曾经接受过来自企业的礼品礼物;约有25%的研究者曾经接受过来自医药企业的资助;[3]克里姆斯基 (S.Krimsky) 、斯泰尔弗克斯 (H.Stelfox) 等人的研究发现, 有三分之一的课题负责人在他们所研究的项目中有各种各样的———如专利权、股票期权、担任顾问或董事等———预期经济利益;有63%的作者与企业有经济上的瓜葛。[4]仅就经济上的利益冲突来看, 似乎还不能说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是“无处不在的”。至多可以说, 处于经济利益冲突之中的科学家并非个例, 而是“比较普遍”。
科学家的非经济利益冲突, 是指由于对经济因素之外其他因素的过分顾及而使科学家 (或机构负责人) 在做出职业判断时, 有可能损害其职责所代表的主要利益的一种境况。引发科学家产生利益冲突的非经济因素, 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科学家的个人因素、科学建制之内的职业因素和学科传统因素。
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如意识形态、民族情感、道德标准和宗教情结等因素, 会使他们处于利益冲突之中。假如一位审稿人在宗教或价值观上持有“强烈反对对胎儿细胞进行研究”的观念, 结果却被要求审阅一篇论文, 其内容恰好是关于使用从流产胎儿那里获得的细胞株作为对某种病毒感染进行鉴别的诊断工具, 这位审稿人自然会对这篇文章观点的正确性和方法的可靠性提出质疑、甚至是反驳。[5]科学家的职业因素———如归属感、独创性、对某种思想学派的忠诚、在高质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获得同行的承认、对声望和名声的渴求以及获得科研经费的竞争压力等等因素, 也使科学家们处于利益冲突之中。如“有时候, 科学家对他们职业学会和学科小团体的忠诚, 甚至会超过他们对民族、国家的忠诚”, 以至于会造成科学家的“效忠效应” (allegiance effect) [6]。此外, 科学家的教育背景和哲学信仰等学科传统因素, 也会使科学家处于利益冲突之中。如此看来, 只要科学家这个社会职业还存在,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就会身不由己地处于利益冲突之中。
在任何活动中, 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着自己的预期收益。“唯一没有预期收益的人, 是那些对某一问题一无所知、毫不知情的人。”[4]科学家对个人利益的关照, 是一种合理预期。马克思主义也认为, 追求利益是人类从事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由此看来, 似乎没有哪位科学家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甚或说, 利益冲突就是科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利益冲突的状态鉴别
就其状态来讲, 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 可以分为实际利益冲突和潜在利益冲突。
实际利益冲突, 是指科学家对次要利益的顾及, 实际上已经超过了他对主要利益的关注, 由此已经引发了科学家的偏向行为, 并对其职业判断造成了伤害。
直白地讲, 鉴别利益冲突是不是实际发生了, 要看它是不是已经影响了科学活动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是不是已经有损于某一职业所代表的主要利益。具体的判断要牵涉两方面的问题:其一, 是按动机判断还是结果判断;其二, 是由当事人判断还是由其他人来判断。
很明显, 对利益冲突实际发生与否的判断不能仅仅从动机出发。动机仅仅构成了利益冲突发生的一个初始诱因, 除此之外, 并不能用动机来解释更多的东西。归根结底, 要从最终结果上来判断利益冲突是不是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比如, 似乎并不能说某科学家一旦接受了企业的礼品、研究资助, 他 (她) 就真的发生了利益上的冲突。
判断利益冲突是否发生, 不能仅仅由当事者本人说了算。经验研究表明, 科学家往往不承认自己有利益冲突, 或是即便承认自己有相互抵触的两种利益, 也常常过低地估计或过分地缩小利益冲突对自己的影响。行为科学的调查表明, 有很多人 (61%) 认为自己不会受礼品的影响。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却有很少人 (16%) 认为他们的同行也不会受此影响。“很显然, ‘大多数医生不会发生偏向’和‘其他大多数医生会发生偏向’这两个命题不可能同时正确。”[7]对这一现象合理的解释是, 人们 (包括科学家) 常常过高地评价自己的道德行为, 而常常过低地看待自己有问题的行为。如此看来, 根据同行、机构 (伦理) 审查委员会 (IRB) 或独立第三方来判断利益冲突发生与否, 往往更可取。
潜在利益冲突, 是指尽管科学家 (或机构) 有自己的个人利益或次要利益, 但这些次要利益并没有发挥作用。此时, 科学家或机构负责人的个人 (次要) 利益并没有凌驾于主要 (公共) 利益之上, 个人利益并没有对其职业判断或研究结果的真实性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因此, 潜在利益冲突只是一种可能性, 而不是现实性。
四利益冲突严重性的鉴别
若要对利益冲突进行管理, 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搞清楚某一具体的利益冲突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种后果究竟有多严重。
某一具体利益冲突的严重程度, 主要取决于如下两个方面:“ (1) 在某种境况下, 次要利益过分影响其职业决策的可能性; (2) 这种影响所产生的害处或坏处的严重性。”[8]具体说来, 这两个方面在三个层面上的对比 (见表1) , 决定了某一具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
之所以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缘于每一具体的利益冲突事项、所涉及的行为主体都有其特殊性, 并不存在对任何人的影响都完全一样的影响因素。只有把该次要利益和当事者的主要利益结合起来, 加以对比考察, 才能确切知道这种利益冲突的严重性。以经济价值层面为例, 同样是接受来自企业价值100美元的礼物 (如参考书、T恤衫) , 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讲也许“无所谓”;但是对于一个研究生来讲, 这件事或许会在他 (她) 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 在关系层面和自由度层面都是如此。由此, 可以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同样的经济价值, 对于不同主体的影响可能不同。
对同一个当事人来讲, 不同数额的经济价值, 对该科学家的影响也往往不同。接受一件印有企业标识的T恤衫和自己成立公司两种情况, 对科学家决策的影响程度颇为不同。显而易见, 在与企业结成的五种经济关系中, 从左至右, 随着经济价值由少增多, 其影响也将由小至大, 其所引发的不良后果的可能性也将依次递增。该递增态势如下图所示:[9]
由此, 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经济价值越大, 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越大。
同样, 对于同一个科学家来讲, 研究结果与自己利益关联的紧密程度不同, 对于主体的影响也往往不同。如果研究结果直接和自己手中股票的价格相关, 同时又和单位的利益相关, 可以想见研究者将会首先关照自己手中的股票。由此, 可以得出的第三个结论是:研究结果和研究者越是利益攸关, 其对研究者所造成的影响可能越大。
在估量某个科学家的利益冲突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时, 所应考虑的第二种因素便是科学家与企业关系的范围、跨度和涉及面究竟有多大;如果可能造成不良影响, 这种不良影响的涉及面、影响面究竟又有多大。一个和企业有着10年合作关系的科学家, 要比一位与企业仅仅有偶然联系的科学家从企业那里所感受到的影响更深些;一位在企业董事会长期任职的科学家, 要比一位刚刚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的科学家从企业那里所感受到的影响更深些。而那些更能感受到企业影响的科学家, 往往要比其他科学家的利益冲突所造成的影响更严重些。由此, 可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是:科学家与企业所建立关系的时间跨度越大、涉及面越宽、程度越深, 则其对科学家的影响也就越大, 由此可能造成的危害也就越大。
在衡量利益冲突所可能造成的影响时, 所应考虑的第三种因素, 是当事人在做出决策时的自由度究竟有多大, 与此相应, 他 (她) 为此所应承担的责任究竟有多大。可以想象, 一位不受任何制约的、自主设计临床试验的科学家, 要比一位必须运用某些公认科学标准———如“大样本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方法———的科学家更自由些。一位在研究结果和伦理问题等方面不必向任何人报告的科学家, 要比一位必须定期向机构审查委员会汇报、并接受审查和许可的科学家所负的责任更小一些。不言而喻, 如果发生利益冲突, 前者的利益冲突所可能造成的影响, 往往要比后者的利益冲突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大得多。一言以蔽之, 科学家决策的自由度越大, 他 (她) 所负的责任越小, 由此可能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反之, 科学家决策的自由度越小, 他 (她) 所负的责任越大, 由此可能造成的危害就越小。[8]
同个人利益冲突相对应, 对科学活动中相关机构 (或机构负责人) 利益冲突的评估也主要基于以下四个因素:“机构的主要使命和其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大小;机构在完成其主要使命时的自由度;机构利益冲突可能造成危害的严重性。”[10]一般来讲, 当某一机构在完成其主要使命的同时, 又要追求其经济利益, 所引发其利益冲突的可能性就很大。比如说, 卫生保健机构的主要使命是保障公众的权益, 要进行治疗、教学和生物医药等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一旦这些卫生保健机构开始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 就会处于其利益冲突之中。大学的使命是对人才的培养, 其最基本的任务是教学和科研。而一旦将经济利益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大学也会处于利益冲突之中。
五结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 “利益冲突”这一术语仅与法律、经济或社会其他建制相联系。人们倾向于认为, 科学家即使不是道德高尚的, 也是坚守“默顿规范”和科学传统的人。其他领域的从业者, 或许会因一己之私利而置委托人的利益于不顾。但在科学建制之内, 一方面, 科学家的“无私利性”传统所摒弃的, 恰恰是那些过多地关照自己利益的做法;另一方面, 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和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相去甚远。然而, 时代的变迁, 深刻地改变着科学家置身其中的社会与境。政府对大学-企业关系的推动, 极大地改变着科学家的活动方式。社会对加快技术转移速度的期待、科研成果中蕴藏的商业价值的发现, 不断地促使着科学家进入一个与经济效益直接相关的新领域。“求真”与“求财”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并融合起来, 此时, 经济利益冲突的发生就不足为奇了。
随着科学家职业的分化, 随着科学从“小科学”演化为“大科学”, 随着科学建制化的完成, 科学的传统形象与科学的社会化形象间的差异, 越来越多地被勾画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随着科学的社会属性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出来, 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又悄然地发生着改变。理论上讲, 科学社会化、“个人”和“科学家”角色的冲突, 规定了利益冲突发生的必然性。在这个意义上, 利益冲突是科学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所以如此, 是由于“作为个人”的科学家, 在一切活动中都会本能地关照和偏袒自己的利益。而“作为科学家”, 社会却要求所有承担这一角色的人, 首先要保证科学研究的真实性和结果的可靠性、要保证的是公众利益而非一己之私利。尽管发现科学活动中也存在着利益冲突, 实际上这并不可怕。行为科学和经验研究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 人们 (包括科学家) 会本能地关照自己的预期收益;利益冲突本身也并不必然导致恶性后果。由是观之, 可怕的倒是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不重视、不鉴别、不控制。
对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进行鉴别, 就是要鉴别“究竟谁有利益冲突”、“其利益冲突的状态”和“他 (她) 的利益冲突究竟有多严重”。在当今的社会与境中, 有经济利益冲突的科学家比较普遍;如果把非经济利益冲突考虑进去, 几乎所有科学家都处于利益冲突之中。大多数情况下, 这些利益冲突只是以潜在的、“有苗头的”形式存在着。但是, 如果对这些潜在利益冲突不加控制, 极有可能会由此引发科学家的偏向行为, 从而对科学研究的真实性、科学知识的可靠性造成危害, 并进而威胁公众对科学事业的信任度。如果科学家完全抛弃传统而成为唯利是图的商人, 如果科学活动等同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活动, 对科学事业带来的只能是伤害。因此, 对科学活动中利益冲突加以控制, 颇为关键。
从形式上看, 将科学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分为实际/潜在的利益冲突, 带有明显非此即彼的“二分”性质。从实际效用上看, 将利益冲突分为实际/潜在的两个方面, 也会引发两方面的问题:“第一, 这种区分表明, 除非决策者把次要利益凌驾于主要利益之上, 冲突不会发生, 而只有冲突的迹象。第二, 与实际利益冲突相对应而被创造出来的潜在利益冲突, 打开了对它进行管理的过度主观的大门。”[11]但是此种区分, 便于鉴别不同利益冲突的伦理性质和实际后果, 消解了“利益冲突”概念本身的贬义色彩, 会更利于对利益冲突进行控制。
相比较而言, 经济利益冲突虽然隐蔽但更容易量化控制;非经济利益冲突尽管明显但难以量化管理。因此, 制定利益冲突政策对经济利益冲突进行社会的外部控制;发挥同行评议、科学共同体内部控制的作用对非经济利益冲突进行管理, 是保证科学研究的真实性、科学知识的可靠性和科学事业的可信性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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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及治理 篇8
一、利益冲突概念在我国的使用和发展
所谓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的个人利益与其公职身份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近年来,我国先后颁布了数十项涉及利益冲突的法规政策,主要包括: 1984年出台的《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97年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 1998年下发的《关于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有关问题的通知》; 2007年颁布的《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 尤其是2010年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中要防止利益冲突,这也是我国目前有关防止利益冲突最为具体和详尽的规范性文件。
利益冲突这一廉政用语首次出现在党中央的正式文件之中,始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同年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检查工作汇报会中,何勇同志再次强调要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2010年的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和2011年的第六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均强调了有关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问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1]。可以说,利益冲突的防治已经正式纳入我国的廉政体系建设之中。
二、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
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包括了个人思想品质和党性修养的因素,也涵盖了现行制度的缺憾,以及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状态。
1. 思想根源———少数领导干部党纪法纪观念淡薄,理想信念缺失
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第七部分“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中,正式提出“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不仅要模范遵守国家法律,而且要按照党规党纪以更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决同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2]。2012年,各级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65 787件,涉及218 6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 173人 ( 含厅局级950人、省部级以上30人) 。2013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7 551件,涉及51 306人,同比分别上升9. 4% 和8. 4%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超过50人,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公职人员突破20万人次。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背后凸显的是我国的反腐倡廉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接受党纪政纪和法律监督的意识薄弱。甚至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动摇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和党员义务。客观上讲,多数蜕化变质的领导干部不是一夕之间就完成内心的转变的,他们也曾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过对党和人民积极的有益的贡献。但是,随着他们地位的提升、权力的扩大、道德的滑坡,他们逐渐丧失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忘记了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未能以平和之心对待权、利、名、位。
2. 文化根源———人情社会和关系社会的历史传统
中国素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历史文化传统。一些领导干部认为,自己发达了,掌握了某种稀缺资源,而这种稀缺资源能为自己和家人、朋友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同时碍于亲属朋友的面子,对自己又是举手之劳的事情,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正是这种浓厚的人情关系和裙带关系的推动,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利用手中的规划许可权、行政审批权、自由裁量权、公共资源分配权等,为自己和身边的亲朋好友牟取高额利润甚至是非法回报。其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如收礼金、接受干股、收受购物卡、古玩字画等个人行为,也有纵容亲属、子女以投资入股、合伙经营等方式变相敛财的家族式行为,更有为家族势力建构利益集团的合作共赢型模式。这种以人情为支撑的潜规则严重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影响公权的正当行使,严重损害了社会普通民众在教育、收入、就业、医疗等方面的权利公平,损害了社会经营性主体在参与竞争、获取资源分配、实现良性发展等方面的机会公平,损害了行为相对人在利益协调、矛盾处理等方面的规则公平。这种只顾一时之利,而罔顾事实的人情利益之网最终也证明必然是害人害己的。
3. 制度根源———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不完善
一是权力内部制约力不够。我国现行制度体制下,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互相制约、互相协调的有效机制尚不成熟。三大权力中的任何一项权力如果过于庞大都会使其他两项权力的运行出现困难。决策权过于强势会导致执行权和监督权受阻,甚至是三项权力出现集中于一个主体来行使的局面; 执行权过于集中会诱发部门之间为争取本系统执行权的不受干扰而在立法环节抢夺法律的制高点,这样,权力的来源本身就出了问题。结果是一事不再罚原则难以坚守,部门林立且缺乏协调。同时,由于我国行政执法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边界模糊,导致实际工作中越位执法和缺位执法时有发生。二是制度的执行力不强。西汉法学家恒宽说过: “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法律的尊严在于实施,法律的活力也在于实施。好的制度就是以执行到位为其最终的归宿的。如果制度不能以其本来的宗旨和原则被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那么无论是它的生命力还是它的权威性都会受到质疑。而实际工作中,以领导人意志为转移,罔顾法律制度的约束滥用执行权,或者以所谓的批示、文件作为执行依据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提升制度的执行力已是迫在眉睫。
三、利益冲突的治理
对利益冲突的治理,每个国家都针对本国国情建构了符合现实要求的架构和模式。就中国而言,在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之下,构筑立体化的治理模式应是最佳之选。
1. 加强思想教育和廉政文化宣传
要通过反腐倡廉教育和领导干部官德教育的实践活动,传递这样一种思维和理念,即权力的本源来自于人民,公共资产的所有权人是国家和社会,一切可能发生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冲突的事项必须回避。作为国家公职人员,首先,要恪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律底线。领导干部手中的公权来自于人民的委托,来自于法律的授予。只有法律明确授权的事项才是公权行使的范围,这种公权的行使是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终取向的,不能同任何的个人利益产生纠葛,如果出现就必须停止行使该项公权。其次,要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权力和义务永远是相生相伴的,在行使公权的同时法定义务必须被履行。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知法、守法、护法、爱岗、敬业、廉政是最起码的道德和法律要求。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社会道德体系尚不成熟,在所谓的羡富、攀比、自我价值实现、利益集团等观念的冲击之下,一种扭曲的价值观、权力观、世界观正在渗透进文化领域,所以在公与私的界限、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博弈中,思想教育和廉政文化宣传必须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要让“家国同构、公私一体”的传统文化彻底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取代,要让廉政文化成为这个社会的常态[3]。积极开展学习《廉政准则》《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党内法规,筑牢思想道德防线。
2. 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体系
防止利益冲突被多数国家视为有效预防腐败的手段之一,如德国的《公务员兼职法》、西班牙的利益冲突办公室、香港的《公务员事务规例》、英国的利益登记与声明制度等等,在实践中的确有效地遏制了腐败发生的可能性。近年来,我国也先后颁布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 1984年) 《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 1997年) 《关于中央党政机关与所办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有关问题的通知》( 1998年) 《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 2007年) ,对防止利益冲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除此以外,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也明确规定了有关地域回避、职务回避和近亲属回避的内容; 200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七) 》,以及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对利益冲突有所涉猎。除了理论探索外,我国的实践也在有序推进中,2009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印发了《温州市国家工作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暂行办法》,该办法界定了回避的范围包括“近亲属”“拟制血亲”和“近姻亲”,提出了“七个不得”以切断“以权肥私”的“利益供应线”,同时规定了利益冲突回避内容和程序的公开公示制度。2010年2月,浙江省杭州市出台了有关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主要是界定了利益冲突的类型和官员的配偶、子女就业、经商等信息公开事项。无论是理论上的探索还是实践中的尝试,都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的治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条款之适用上,对约束公职人员的日常行为和树立法律的权威方面作用巨大。在看到希望和成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并不完善,主要表现为: 一是这些制度比较分散,散见在准则、条例、规定、法律甚至报告之中,很不系统,缺乏完整性,对一些敏感问题的界定也不清楚、明朗; 二是这些制度约束的对象不尽相同,标准各异、尺度不一,而且时效性和局限性倾向明显,难以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4]。更为重要的是,从完整的逻辑思维考量,大多数制度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惩罚性条款,可操作性不强,强制执行力受限。针对上述问题,可以考虑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经验适时制定《防止利益冲突法》,主要从利益公开、利益回避、利益处理方面架构防止利益冲突的基本制度,形成权力、义务、责任的完整性逻辑关系,使每个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清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哪些是属于自己可以追求的正当利益,哪些是自己不能触碰的不正当利益,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二者的边界。这样就使得所有的公职人员有一个可供遵循的利益规则,并在这个规则的范围内正当行使权力,避免因利益的越界而损公肥私。当然,如果短期内出台法律有困难或者是条件不成熟,也要强化公职人员的从政规范体系建设,突出罚则的建设。
3. 加强制度的执行力
对利益冲突的治理是一个整体性工程,需要一种链条式的防范机制。首先,需要执行利益公开制度,也就是要让每个公职人员做到服务并尊重公共利益,同时保持涉及利益时的中立性,要确保公正执法、自觉守法、崇尚司法,所有公职行为必须公开、透明,最大程度地避免本人成为利益冲突的直接介入者,所谓的亲情、友情要远离职务行为,因为阳光是最好的灭腐剂。这也与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向社会公开政府职能、法律依据、实施主体、职责权限、管理流程、监督方式等具体要求相吻合。其次,要执行利益回避制度,就是要彻底贯彻2006年的《公务员法》。因为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按照法律既定内容和要求彻底被实施下去,那么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对这个社会它都将是一纸空文,所以《公务员法》中有关回避的内容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执行到位。《公务员法》第68条规定: 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以及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关系的,在涉及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岗位等方面要进行任职回避; 第69条规定: 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要实行地域回避; 第70条规定: 公务员执行公务时,遇有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或者涉及第68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5]。不仅要防止利益冲突,而且要在具体事项、具体个人、具体领域、具体环节中落实,就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防微杜渐,斩断利益冲突的链接环节。再次,要执行监督制度,也就是发挥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的合力,形成科学有效的监督体系以增强其实效性。这些监督主体既包括自我监督也包括外部监督,既要求自律也强调他律,这种合围式的模式能最大程度地监控利益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减少成本、提高实效。当然任何一种监督手段的运用都必须以合法为其前提条件,只有涉及公权力行使的领域,才是人们可以监督的范围,而且不能以监督公权为名而行侵犯私权之实。
航空公司之间利益冲突的协调 篇9
航空公司之间的矛盾与竞争
1. 在航线布局上。
根据1996年公布的《国内航线和航班经营管理规定》, 中国民航总局对于航线的经营和管理一直采取严格的审批制。直到目前, 任何一家民航企业要获得一条“理想的航线”均非易事, 不仅需满足涉及上座率、市场容量等方面的条件, 而且要经过民航总局层层审批, 很多时候还要获得竞争对手的同意, 越热门的航线越难进入。从2001年起, 民航总局提出实施航空枢纽工程, 开始控制非基地航空公司在枢纽机场的经停。在2002年的航班安排中基本取消了在三大全国性枢纽 (北京、上海、广州) 和六个地区性枢纽 (成都、西安、沈阳、昆明、武汉、乌鲁木齐) 的经停航线。这种中枢辐射式航线网络结构的设计, 有效地利用了航空运输服务的范围经济性, 优化了航线资源的配置。但同时也在客观上造成三大枢纽与六个区域性枢纽之间的航线在位企业明显减少, 基本上排除了非基地航空公司的经营。重组后的三大航空运输集团, 可以继续承担与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基地相关的所有干线的经营, 而在20多家地方航空公司中, 只有海南航空公司因兼并了北京的新华航空和上海航空而成为“幸运儿”。其它地方航空公司则失去了三大基地间的航线资源, 最后仅保留所在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和重点旅游城市飞往三大基地以及除三大基地外其它城市间有限的干线航线资源, 从而为三大航空运输集团腾出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干线资源可以说是航空公司的生命线, 尤其是与三大基地相关的干线, 几乎都是黄金航线。对于航空公司而言, 谁能够获得这些黄金航线, 谁就有了盈利的基础。2000年, 民航总局曾公布过108条竞争最激烈的干线。虽然数目只占国内总航线数的十分之一, 却有25家企业投入国内总运力的70%进行竞争。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航线上的运营收入占全国运营总收入的60%。这些航线中有一半左右都与三大基地有关。借助2002年的业内重组, 三大航空运输集团将热门航线资源瓜分殆尽, 使单个地方航空公司在干线竞争中与三大航空运输集团站在了迥然不同的起跑线上。
2. 在航班管制上。
在抵离三大枢纽的航线上, 航班管制一直较为严格, 非基地航空公司在这些航线上的航班量所占比例一直很小, 对市场的垄断或竞争结构没有影响。其它多数干线航线对非基地航空公司航班数量的管制经历了从最初较为宽松到逐渐严格的过程, 其航班数量在总航班量中所占比例趋于缩小, 竞争地位下降。在中西部地区的干线航线上, 非基地航空公司的航班所占比例下降幅度不明显, 甚至有所上升, 说明这些航线上的竞争在进一步加剧。
3.在航班时刻上。
在影响旅客选择航班的多种因素中, 航班时刻一直处于最重要的地位, 分别有39.02%、43.2%和31.74%的旅客在购买机票时首先考虑的是航班时刻。商务旅客尤其重视其差别。因此, 那些能够使航班获得较好时刻的航空公司无疑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实际操作中, 当航班数量确定后, 航空公司需要就所执行的航班时刻与有关机场所在地的空中交通管制部门进行协商。政府部门对此一般不直接干预, 只是制定指导原则和某些限制性规定, 其中往往包括要优先满足基地航空公司对航班时刻的需求。因此, 各航空公司在不同机场 (特别是在各自枢纽机场) 的航班频率和航班时刻有较大差异。如国航在首都机场、东航在上海机场、南航在广州白云机场的航班频率较高, 航班时刻都是每天的热点时间。在这三个机场乘机的旅客都首先选择三大航空公司的航班。
改革后的状况
目前, 随着民航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进行, 有关政府部门对航空公司异地设立基地、设立分公司和开辟航线的管制都有了较大的放松。如海航成立了新疆分公司, 深航成立了南宁、无锡和广州分公司等;深圳到新疆航线, 原来由新疆航空公司独家经营, 目前为南航和深航共同经营。
特别是在航线准入上, 在2006年3月颁布的放宽部分航线市场准入的《中国民用航空国内航线经营许可规定》中明确规定, 除涉及民航总局核定的受综合保障能力及高峰小时飞机起降架次流量限制的机场航线、繁忙机场和飞行流量大的航线, 以及飞行安全方面有特殊要求的机场航线, 航空公司进入运营还需民航总局审批外, 申请国内货运航线和其它航线运营不需民航总局审批, 只需按相应规定到民航总局和各地方管理局登记备案即可。
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国有大型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按过去的规定, 只有基地航空公司才有申请本基地始发航线的权利, 而新规定并没有作这种硬性限制。例如, 民航总局批准南航在首都机场设立基地, 独立运作一个候机楼, 开辟了一些原属于国航市场范围的许多新航线。同时, 也批准了国航深圳—上海—大阪的国际客运航线, 允许国航进入原属于南航和东航的市场范围。民航总局在随后的通告中还允诺, 安排春秋、吉祥等民营航空公司进入部分京沪穗“大三角”和热点航线。
协调航空公司之间利益冲突的措施
虽然目前对国内航线准入的管制有所放松, 但繁忙机场和飞行流量大的航线主要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间的航线, 而这些赚钱的黄金航线还在民航总局手中, 需要审批才能进入, 并未真正放宽, 对航空市场不会有太大的影响。而且虽然航线航班准入放松了, 但是航空公司取得了航线之后必须去空管局申请时刻。如果时刻申请不到, 一切都是空谈。在航线航班的评审中还有一些限制性条件:各航空公司现有航线航班客座率达到72%时才能申请增加航班;两家以上航空公司经营同一航线、同时申请增加航班时, 新增航班按各航空公司在该航线上的现有市场份额进行分配;每年旅客流量在40万以上的航线允许四家公司经营, 10～40万的航线允许三家公司经营, 10万以下的允许两家公司经营。这些都会加剧航空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对这些利益冲突应采取协调措施:
1.在航线使用上要体现公平公正原则, 改变目前根据基地公司需要来分配市场资源的管理政策。基地建设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 需要一定的航线航班资源, 但不能为此而挤占他人的空间。而且, 航空公司设立基地应遵循物流运行规律。由于当前授予航线航班资源向基地公司倾斜, 因而航空公司便把建立基地作为争取航权的手段。基地数量过分膨胀, 既不利于航空公司控制成本和提高运行效率, 也不利于促进落后地区民航市场的发展。
2. 针对当前不同航空公司为争夺优质航线资源而产生的矛盾, 应逐步采取市场化手段加以解决, 即建立健全航线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应按照市场化改革方向, 改革目前通过行政审批来分配航线的制度。通过招投标等方式, 实行航线资源有偿使用, 逐步建立主要由市场配置航线、航班资源的机制, 以确保航空公司之间的平等竞争。对航空资源紧张的始发机场, 应根据航班时刻紧缺的程度征收资源调节费, 然后用这笔调节费建立“扶贫基金”, 专款专用, 补贴“老、少、边”地区的航线和机场的营运成本, 促进全国航空运输市场协调发展。同时, 还可把由航线资源有偿使用取得的资金收益作为建立专项民航建设基金, 用于空管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和人才培养。这样既调整了航空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 还为其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外部支持和技术保障。
3. 航班时刻的分配与协调要坚持公平公正原则。把新增加的航班时刻留出一部分, 优先分配给市场的新进入者和连接“老、少、边”地区的航线航班, 以确保航空公司不分新老大小、地区不分贫富都有均等的竞争和发展机会, 使市场机制发挥对垄断行为的威慑作用。航班时刻分配要逐步过渡到国际通用的50/50规则 (即50%的新增航班时刻优先分配给市场新进入者) 。还要加强航班执行率的管理, 取消航空公司虚占时刻, 促进稀缺资源有效利用。应开设航空时刻交换市场, 允许航空公司之间自由交换航班时刻, 以提高运行效率, 逐步使国内航班时刻的分配与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
供应链联盟内部利益冲突分析 篇10
一、冲突产生的原因
供应链联盟伙伴在总体目标上应该是一致的, 但由于各方所处的立场与利益追求不同, 对联盟总体目标的认识并不一致;同时各方自身的目标也想要通过联盟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经营资源的作用与贡献, 提升企业经营绩效。于是在一致的总体目标之下, 伙伴之间在许多具体的目标上, 仍然会存在不一致。由于现有文献侧重定性分析冲突原因, 为了更加有效地分析联盟冲突的原因, 本文从现有定性研究的结果中选出8个造成供应链联盟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 对河海大学来自不同行业的1 2 0名M B A学员进行问卷调研, 调研结果如表1。
由表1可知: (1) 造成企业供应链联盟内部冲突形成的重要原因主要是节点企业的逐利行为、资源贡献与利益所得不配匹、强势企业对联盟的控制这三个方面, 均值都超过8.0, 这三个方面也是影响企业利益的重要因素, 把它们引起的冲突归为利益冲突, 因此利益冲突是联盟冲突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原因。 (2) 第8项外部环境变化引起联盟冲突的程度最弱, 均值为6.0, 而1—7项原因均值都大于7.0, 且这些因素主要集中在联盟内部, 说明联盟内部冲突主要是由于联盟内部因素引起的, 外部环境变化对联盟冲突的影响不大。 (3) 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文化差异对联盟冲突的形成也有较大影响。
二、利益冲突的表现
由上可知:利益冲突是企业供应链联盟最根本、最重要的冲突。主要表现为:
1. 节点企业的逐利行为是联盟不稳定的内在动因
供应链联盟的联合通常不够紧密, 具有合作风险。合作风险是双方缺乏必要的沟通造成相互信任的缺失而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的产生既可能是由于合作成员理性的不合作, 也可能是由于非理性的不合作。理性的不合作指的是合作成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不合作行为, 或称为机会主义。对于单个企业而言, 理性的不合作是合理的, 但是对于整个联盟而言, 可能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只是每个合作成员在可能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以伙伴利益为代价去追求自身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因此, 由于联盟利益具有动态性特征, 企业的行为选择也因此产生动态变化。一旦企业觉得采用某些损害联盟契约关系的行为可以使自身获得更大的利益时, 就会产生这种行为动机, 使联盟运行缺乏稳定性, 难以达到整体效率的最优状态。
2. 资源贡献与利益所得不匹配
供应链联盟利益分配的原则为“风险分担, 收益共享, 投入资源与收益所得对称”, 在投入资源中, 有形资源比如生产性资源尚可以衡量, 但是无形资源比如创新资源和社会资源具有创造潜在价值的能力, 它们对联盟的潜在贡献难以精确量化, 使最终利益分配比例难以确定。创新资源的投入还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 如何保证企业既获得技术合作开发的利益又保护好技术核心竞争力也会成为利益冲突的原因。在社会资源上, 企业依赖当地政府资源和市场获得能力能否精确测度尚需要很长时间的跟踪论证, 不确定因素很多。
3. 强势企业对联盟的控制
企业间通过联盟合作可以实现资源互补, 获得整体性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整体性资源使联盟内部每一个企业都从中受益。联盟内部企业的实力有强有弱, 强势企业有可能通过对资源的控制权为自己谋取更多的资源优势和利益, 这种贡献与所得不成比例的行为会引起合作企业的不满, 从而对强势企业采取非合作态度, 产生利益冲突。
三、利益冲突的协调
1. 联盟内部利益冲突的自行协调
作为联盟内部成员, 企业之间会进行某些方面的合作, 然而作为独立的经济个体,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企业各自可能采取积极合作战略, 也可能采取消极合作战略。联盟企业内部成员对联盟的看法各有不同, 有的是抱着长期合作的态度, 以获得企业联盟带来的价值增值整体利益, 有的则只是希望借联盟的机会从联盟内其他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管理理念等, 一旦获得这些优势, 企业就会认为联盟已经失去对自身的吸引力, 从而退出联盟。在联盟内部, 各个企业之间既存在共同的利益, 又有着利益冲突, 在处理利益共享与利益冲突的过程中形成一种企业间的动态博弈过程, 通过这种动态博弈过程, 联盟企业内部的冲突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
假设有A、B两个企业结成联盟。设A企业有两种投入成本选择, 在A企业具有长期合作意向时, C=6 0, 在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时, C=40。若B企业选择消极合作, A企业对应收益为65, 42;若B企业选择积极合作, A企业对应收益为7 5, 4 5。B企业积极合作投入成本为30, 消极合作投入成本为20。在A企业具有长期合作意向时, B企业选择消极合作, 收益为2 5, 选择积极合作, 收益为4 0;在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时, B企业选择消极合作, 收益为2 5, 选择积极合作, 收益为3 2。如表2。
收益净值等于在每种情况下的收益减去每种情况下的成本。
假定有两个时期, T=1, 2。
在T=1时, 设B企业开始只知道A企业有长期合作意向的概率为μ, 有短期合作意向的概率为1-μ。
若T=2, B企业选择合作, 则两企业会在合作过程中进行库诺特博弈。
假定μ的值<1/2, 则B企业认为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的概率较大, 此时, A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自身利益, 希望向B企业传达自己企业具有长期合作意向, 促使B企业选择积极合作战略。如果A企业确实具有长期合作意向, 将选择投入成本为C=60, 如果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 选择投入成本为6 0不是A企业的最优选择, 所以A企业会选择投入成本为C=40。B企业根据A企业的行为选择将调整自己的先验概率, 比如B企业认为A企业具有短期合作意向的概率为1-μ, 在此概率下A企业选择C=4 0的概率为β, 则A企业选择投入成本为C=60, 将使B企业调整先验概率, 得到后验概率, = (1-μ) *β+μ* (1-β) 。经过调整后的后验概率如果小于1/2, B企业将选择消极合作, 因为在此种情况下, B企业如果选择积极合作会在较大的概率下获得较少收益。
同理, 当μ的值>1/2, B企业将选择积极合作。
当联盟内的企业由两个扩展到n个时, 这n个参与企业将在上述条件下进行一个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过程, n个企业的冲突将以博弈机制协调, 达到一种贝叶斯均衡, 每个企业在博弈过程中选择可以获得最优效用水平的战略行动。
2. 制订联盟协议条款
通过协商谈判, 在联盟企业之间制订协议条款。联盟条款中要明确联盟企业需要为联盟做出的投入比例, 以及联盟相应的利益分配机制。协议条款具有权威性、强制性、明确性。联盟内部可以通过共同约定违反协议的惩罚措施保证协议得到有效执行, 如果个别企业违反利益分配协议所遭受的惩罚大于它的收益, 它就会选择遵守协议约定。
协议条款的可能协调方式有集中式协调和分布式协调两种。如图1和图2
第一种是集中式协调。在协议条款的达成过程中, 联盟内部必然会产生对控制权的争夺, 因为控制权的大小涉及到利益分配的控制。实力强大的企业由于其在联盟中的重要性就很有可能取得最大的控制权, 在联盟内部最终会形成一种集中式的协调方式, 通过核心企业建立一个协调中心对节点企业进行协调, 协调管理中心负责整个联盟的管理、监督与控制, 这种协调机制能够确保联盟高效优化地运行, 但是对外界变化的反应速度慢而且存在着协调瓶颈, 其特点是各个节点企业的局部利益受到联盟整体利益的制约。这种协调如果处理得好, 具有控制权的核心企业可以利用自己在联盟内部的地位和权力对不协调的事件做出比较有效的处理, 有利于联盟内部的稳定。对于联盟内弱势节点企业, 虽然其在联盟内话语权和控制权相应较小, 但是如果通过联盟合作, 仍然可以获得超值收益, 就会选择留在联盟内部, 并对于联盟内其他更强势的企业作出某些让步, 以换取自身从联盟中的利益所得。反之, 如果强势企业过度维护自己企业的利益, 伤害了联盟内部其他成员的利益, 冲突将难以协调。
第二种是分布式协调。当联盟内部的企业实力大致相当时, 或相对于联盟的利益而言, 这些企业所占据的地位类似, 则联盟企业一般通过分布式协调方式来解决冲突问题。每一个节点企业既是任务的执行者同时也是决策者, 这种协调机制克服了集中式协调的缺点, 能对外界的变化做出快速的反应, 但由于每一个节点企业关心的只是它自身的局部利益而非系统的整体利益, 因此必须通过相应的协调管理使节点企业的局部利益与联盟的整体利益趋同或近似一致。一般联盟内部建立共同的战略目标框架, 通过融合式的谈判方式规定协议条款内容, 并充分体现联盟各方的利益, 产生一种公平的分配机制, 保证联盟内企业成员在根本行动方向上一致。
3. 基于协议将联盟动态成本重新协调
通过联盟会使联盟的总成本减少或者利润增加, 但是其中某一个企业 (供应商或零售商) 的成本也许会增加, 因而它不愿意执行协议, 有偏离联盟的动机。因此在节点企业之间协调契约应具有协调企业利益的机制, 即能对成本增加的企业有所补偿, 使联盟处于动态平衡中。
参考文献
[1]李海婴汤继文翟运开:供应链联盟的交易创造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 2004年第12期
[2]陈震红董俊武:战略联盟伙伴的冲突管理[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