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GF-C（精选七篇）
VEGF-C 篇1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及其家族是肿瘤血管生成最新发现的重要调节因子之一。而VEGF-C是VEGF家族中新发现的一个成员,VEGF-C与其受体(VEGFR-2/Flt-4)特异性的相结合,产生信号转导,在很多肿瘤的转移,生长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4]。
1 一般资料
1.1 标本来源
收集我院肝胆外科2010年4月至2011年3月期间有病例完整、经手术切除并病理检查确诊为PHC的标本120例,按肿瘤直径:直径<5cm者44例、≥5cm者76例;组织学中、低分化者68例,高分化者52例;TNM分期:Ⅰ/Ⅱ期者38例,Ⅲ/Ⅳ期者82例;本组所有病例中有53例具有转移相关资料,其中36例术后经B超、CT或MR影像学检查确认有转移,部分患者还伴随有复发情况。选取同期90例因肝血管瘤或肝内胆管结石行手术切除的正常肝组织作为对照。
1.2 试验方法
采用S-P(链霉素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酶连接)法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具体操作如下:
(1)石蜡切片脱蜡到脱水。用PBS冲洗3次,每次5分钟。
(2)用H2O2(3%)在室温下孵育10分钟,利用PBS冲洗3次,每次5分钟。
(3)将切片置p H=6.0的枸椽酸缓冲液中加热至94~97℃,保温持续10分钟,静置冷却40分钟后,再用PBS冲洗3次,每次冲洗5分钟。5%正常山羊血清封闭,倾去血清。
(4)滴加稀释好的滴加一抗,在4℃孵育过夜。用PBS冲洗3次,每次5分钟。
(5)滴加生物素标记的二抗(1%BAS-PBS稀释),室温孵育1小时。PBS冲洗3次,每次5分钟。
(6)加用PBS稀释的链霉素卵白素(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37℃条件下孵育1 h。PBS冲洗,5 min×3次。DAB显色。冲洗充分,用苏木素复染,再用中性树脂封片;阴性对照为PBS。
1.3 判定标准
根据Schind等[5]提出的标准,VEGF-C蛋白细胞质着色,判断标准分以下两种:染色强度,无染色:0分,淡黄色:1分,黄色:2分,深黄色:3分;染色面积,无染色≤10%:0分;细胞染色面积10%~25%:1分;染色面积25%~50%:2分;染色面积>50%:3分。判定积分之和,按照半定量评分标准:阴性:0分,弱阳性:≤3分,阳性:≥4分。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 13.0软件进行统计学计算,分析VEGF-C免疫组化结果的组间差异。RR(相对危险度)与CI(95%可信区间)评价VEGF-C的蛋白表达与肝癌细胞及其转移之间的相关性。双侧比较,P<0.05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VEGF-C蛋白在PHC组织中高表达
肝癌组织微阵列通过VEGF-C蛋白抗体的免疫组化染色后,有效肝癌肿瘤样本数为120例,正常肝组织90例。正常肝组织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为5.6%(5/90),PHC病灶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为65%(78/120,P<0.01图1),见表1。
2.2 VEGF-C蛋白表达与肝癌组织不同临床分期及转移正相关
在本研究中,VEGF-C蛋白在肝癌组织不同临床分期表达阳性率为:Ⅰ/Ⅱ期:39.47(15/38)、Ⅲ/Ⅳ期:76.83%(63/8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有转移[包括淋巴结和(或)远处转移]的原发病灶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为76.40%(68/89);在无转移的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为54.84%(17/31),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OR值为0.415(95%CI为0.248~0.694),见表2。
3 讨论
现有研究表明[6]肿瘤血管的生成与肿瘤的生长、浸润转移等密切相关在;所有促进肿瘤血管生成的因素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VEGF有增加增殖和内皮细胞转移的作用。同时VEGF同时可以促进血浆蛋白渗透形成纤维支架,激活水解酶体系,促进细胞基质降解,从而增加内皮细胞的转移和新血管的生长;VEGF家族中最新发现的一个成员VEGF-C[7],与其受体(VEGFR-2/Flt-4)特异性的相结合,产生信号转导,在很多肿瘤的转移,生长和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8]。VEGF-C是Joukov等[9]用Flt-4层析法从PC-3(来自人前列腺癌细胞系)中分离纯化得到的,VEGF-C又被称为淋巴细胞生长因子,特异性地激活淋巴管内皮上的Flt-4。通过研究外内外文献发现[10],VEGF-C具有通过刺激肿瘤血管生成而促进肿瘤细胞生长。
本项目研究分析了通过对VEGF-C组织微阵列免疫组化染色,发现在肝癌组织原发病灶,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明显高于作为对照的正常肝组织;VEGF-C蛋白表达与肝癌组织不同临床分期及转移正相关,说明VEGF-C在肝癌病变和转移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结果提示,肝癌组织中的VEGF-C检测可以作为评价肝癌病变及转移的指标并且非常简单易行,数据更加客观与灵敏。从理论上说假如术前发现VEGF-C表达呈阳性,可以考虑在手术前进行全身化疗,减少肝癌转移的机率;同样,我们可以通过外周血VEGF-C的检测,发现其是否呈阳性来作为肝癌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一种指标,这对肝癌的治疗和诊断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摘要：目的:探讨VEGF-C在肝癌不同病变时期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使用石蜡包埋组织(其中120例原发性肝癌,90例同组行手术切除的正常肝组织)构建组织微阵列,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了解VEGF-C蛋白表达情况和肝癌病理临床的关系。结果:VEGF-C蛋白在肝癌组织原发病灶的表达阳性率为65%,明显高于作为对照组的正常肝组织(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为5.6%,P<0.01)。而发生转移〔包括淋巴结和(或)远处转移〕的肝癌组织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为76.40%,相比无转移的肝癌组织VEGF-C蛋白表达阳性率(54.84%)有统计学意义(P=0.03)。结论:VEGF-C蛋白在肝癌原发组织高表达,且与肿瘤的TNM分期、转移情况呈正相关。
关键词：VEGF-C,肝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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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GF-C 篇2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研究对象
2003~2011年于中国医科大学就诊的妇科患者, 因诊断或治疗等原因行诊刮或宫腔镜检查及手术治疗, 获取子宫内膜标本均经病理学诊断证实。随机选取正常增殖期子宫内膜15例,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22例, 子宫内膜腺癌75例。其中子宫内膜癌根据2000年国际妇产科联盟 (FIGO) 手术病理分期标准进行分期, Ⅰ~Ⅱ期45例, Ⅲ~Ⅳ期30例;组织学分级, 高分化 (G1) 28例, 中分化 (G2) 21例, 低分化 (G3) 26例;组织类型均为子宫内膜样腺癌。所有患者治疗及手术前均未接受过放疗、化疗或激素治疗。
1.1.2 实验试剂
一抗为鼠抗人OPN单克隆抗体, 兔抗人VEGF-C多克隆抗体, DAB显色液试剂盒, 均购自北京中山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实验方法
所有标本均在同一条件下采用免疫组化SP (Streptavidin-Biotin-Peroxidase Complex) 法进行染色。均设阴性和阳性对照。用PBS替代一抗为阴性对照, 用已知阳性片为阳性对照。
1.2.2 结果判定
OPN和VEGF-C的阳性定位均在细胞浆, 染色为棕黄色。采用双盲法:随机计数10个高倍镜视野至少1 000个腺上皮及肿瘤细胞的阳性细胞数。评分方法:A项:按细胞显色有无及深浅对染色强度评分:0分为无色, 1分为浅黄色, 2分为棕黄色, 3分为棕褐色;B项:按阳性细胞所占的百分比评分:0分为阴性, 1分为阳性细胞≤10%, 2分为11%~50%, 3分为51%~75%, 4分为≥75%。每例染色积分=两种评分相乘 (A×B) , 进行半定量分析, 积分≥3分为免疫反应阳性。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1.5统计学分析软件, 统计学处理采用χ2检验, 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OPN和VEGF-C在不同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OPN和VEGF-C在正常增殖期子宫内膜组织 (normal proliferative endometrium, NE) 中很少表达, 在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组织 (atypical hyperplasia, AH) 中表达增加, 在子宫内膜腺癌组织 (endometrial adenocarcinoma, EC) 中呈强阳表达。本研究在正常增殖期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子宫内膜腺癌中, OPN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26.67%、72.73%和80.00%, VEGF-C的阳性表达率为13.33%、54.55%和73.33%。分别对各组的阳性表达率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 OPN及VEGF-C在子宫内膜腺癌及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增殖期子宫内膜组织 (P<0.05) , 见表1。
注:覮与NE组比较
2.2 OPN和VEGF-C在子宫内膜腺癌组织中表达情况
OPN和VEGF-C在子宫内膜腺癌的阳性表达随着肿瘤细胞分化程度由高到低呈逐渐增强的趋势, 低分化腺癌与高分化腺癌比较表达增加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同时OPN的阳性表达与临床分期、肌层浸润及淋巴转移有相关 (P<0.05) ;VEGF-C的阳性表达与子宫肌层浸润程度及淋巴转移有相关 (P<0.05) , 与子宫内膜腺癌临床分期无关 (P>0.05) 。见表2。
注:1) G1与G2比较;2) G2与G3比较;3) G1与G3比较
3 讨论
OPN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分泌型钙结合磷酸化糖蛋白, 最早由KERRY等于1983年从骨基质中分离出来而得名, 是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matrix, ECM) 中的一种非胶原蛋白, 分子量为41~75 k D。OPN带负电荷、具有亲水性, 其分子N端含有特异的与细胞黏附有关的RGD (Arg-Gly-Asp) 结构域, 经磷酸化后可以和整合素受体 (如αvβ3、αvβ1、αvβ5、α5β1等) 结合;C端能和黏附分子CD44结合, 担当细胞黏附蛋白和细胞因子的功能[4]。OPN可能通过以下几方面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作用: (1) 与肿瘤细胞的整合素受体结合, 使肿瘤细胞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 (如MMP-2、MMP-9、MT-MMP) 及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物 (u PA) 等, 降解ECM, 促进细胞的黏附和迁移, 介导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2]; (2) 通过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苏氨酸激酶 (PI3K/Akt) 信号途径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5]; (3) OPN可通过趋化作用使内皮细胞迁移, 并可通过激活VEGF受体或上调VEGF效应最终促进血管生成[6], 从而促进肿瘤生长; (4) 改变宿主的免疫反应。
近年来, 通过对恶性肿瘤组织 (如膀胱癌[7]、乳腺癌[8]、卵巢癌[9]及结肠癌[10]等) 及体外试验研究发现, OPN在恶性肿瘤组织及血清中的过度表达, 与肿瘤的发生和侵袭转移有关。COPPOLA等[11]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发现子宫内膜癌中OPN的阳性表达率为71%。本研究结果表明, OPN在正常增殖期子宫内膜中很少表达, 在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中表达增加, 在子宫内膜腺癌中阳性表达率为80.00%,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 证实了OPN与子宫内膜腺癌的发生发展过程密切相关, 与朱耀魁等[12]研究结果一致。可见OPN在子宫内膜细胞恶性转化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同时OPN在低分化癌的表达明显高于高分化, 癌晚期及有淋巴结转移者OPN的表达明显升高, 结果显示OPN与内膜癌的恶性程度相关, OPN的高表达预示着预后不良。
VEGF-C是VEGF家族成员, 其基因位于染色体4q34上, 可特异性地结合血管及淋巴管内皮细胞表面受体VEGFR-3, 具有促血管和淋巴管生成的作用。VEGF-C在许多恶性肿瘤中有过量表达, 肿瘤细胞产生VEGF-C可能以旁分泌方式作用于肿瘤组织内或周围组织的血管及淋巴管内皮细胞上相应受体发挥生物学作用。VEGF-C主要生物学功能包括: (1) 刺激内皮细胞有丝分裂, 刺激血管及淋巴管生成[13]; (2) VEGF-C与受体结合后, 可使RAFTK酪氨酸酶磷酸化, 活化细胞骨架蛋白, 促进内皮细胞的迁移, 同时还可激活Ras/MAPK信号转导通路或JNK通路, 诱导内皮细胞肌动蛋白重组, 刺激其增殖[14]; (3) 增加血管通透性; (4) 促进某些蛋白水解酶的作用使ECM降解。VEGF-C在肿瘤微血管生成和转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和肿瘤的生长、侵袭、转移呈正相关[15,16]。SEKI[17]等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癌中, VEGF促进肿瘤血管形成, 提高子宫内膜癌的侵袭能力。本研究结果证实, VEGF-C在不典型增生子宫内膜及子宫内膜腺癌中高表达, 与正常子宫内膜相比, 差异显著。同时在子宫内膜高侵袭特点的因素中, 如分化程度、肌层浸润深度以及有否淋巴转移中比较均有显著差异, 提示VEGF-C的高表达与子宫内膜腺癌的预后相关。
OPN和VEGF-C在生理功能和信号转导通路上有许多共同之处, OPN与整合素受体αVβ3结合, VEGF-C与VEG-FR-3结合, 二者均可通过激活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信号系统, 参与细胞增殖周期的调控。国内外研究显示OPN和VEGF-C在恶性肿瘤的发生及发展中, 尤其在促进肿瘤血管生成方面有明显的相关性。TANG等[18]在胃癌组织中发现OPN和VEGF的表达水平密切相关, 且二者表达水平的提高与肿瘤血管密度直接相关。TAKANO等[19]在恶性星形细胞瘤中发现OPN在肿瘤微血管中的表达与VEGF密切相关。TANAKA等[20]研究认为OPN和VEGF在促进血管生成过程中具有协同作用。因此认为二者在肿瘤侵袭及转移过程中存在相关及协同作用, 是肿瘤发展中较为重要的生物学蛋白及因子, 为肿瘤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OPN和VEGF-C可通过相互作用机制促进肿瘤生长及转移。一方面, VEGF-C能诱导OPN的表达而促进肿瘤进展。SEIPELT等[21]通过动物实验研究证实了VEGF能增加OPN在组织中阳性表达率。OPN也可被经VEGF诱导的凝血酶可裂解成两个功能区后发挥促黏附作用。SENGER等[22]报道在人真皮微血管内皮细胞中, VEGF可诱导OPN及其受体αvβ3的表达, 促进凝血酶对OPN的剪切, 因此认为, VEGF在调节血管形成中涉及到整合素αvβ3, αvβ3与OPN的结合及OPN的凝血酶的剪切。另一方面, OPN能通过促进肿瘤组织中的VEGF-C的表达, 并上调VEGF-C的效应来促进肿瘤新生血管的生成, 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及转移。CHAKRABORTY等[23]通过体外细胞培养及转染技术研究, 发现人乳腺癌MDA-MB-231细胞经过OPN c DNA转染后, 癌细胞中VEGF的表达明显增高, 而转染OPNi或用OPN抗体则会相反。CUI等[24]报道, 在动物模型中种植了OPN基因敲除的肺癌细胞株, 肺癌相关的恶性胸水中VEGF浓度明显下降, 研究表明重组OPN提高了内皮细胞和间皮细胞的VEGF的分泌, 且呈浓度依赖性。WANG等[25]通过体外转染胃癌SGC7901细胞成SGC-OPN-细胞, 并在裸鼠体内进行研究, 使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RT-PCR) 和蛋白质印迹技术检测OPNm RNA及相关蛋白表达, 发现VEGF的表达明显升高。研究表明, OPN可通过磷脂酰肌醇3激酶/丝-苏氨酸激酶 (PI3K/Akt) 信号通路激活VEGF, 从而促进肿瘤血管的生成, 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26]。KUMAR等[27]体内及体外实验证实, 通过抑制PI3K/Akt信号途径, 从而抑制与肿瘤血管生成相关的OPN与VEGF-C的表达及作用, 可抑制乳腺癌细胞的生长。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 子宫内膜腺癌中OPN和VEGF-C的表达均增高, 尤其在低分化癌和淋巴转移的患者中表达升高一致。说明二者在子宫内膜腺癌的发生、侵润及转移中相关。OPN与VEGF-C可通过协同作用, 促进肿瘤血管形成, 肿瘤局部血管内皮通透性增加, 促进肿瘤细胞生长及远处转移。当OPN与VEGF-C联合表达时, 增加子宫内膜腺癌的恶性程度, 患者预后较差。
VEGF-C 篇3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27例标本取自中南大学2003-2010年间所有行膀胱全切并行淋巴结清扫的膀胱肿瘤患者, 并且经病理证实为BTCC。男94例, 女33例, 平均年龄57岁 (39~78岁) 。初发37例, 复发90例。淋巴结清扫范围包括膀胱周围淋巴结及脂肪组织, 髂总血管淋巴结节, 髂外血管淋巴结, 闭孔淋巴结和髂内血管淋巴结等。10例对照为前列腺手术时取的正常膀胱黏膜组织。追查72例复发肿瘤根治术前1~2年病理检查。标本均经10%福尔马林固定, 常规石蜡包埋。
1.2 肿瘤组织VEGF-C表达的检测
兔抗人VEGF-C多克隆抗体、即用型SP免疫组化试剂盒、浓缩型DAB显色试剂盒及EDTA抗原修复液购自北京中山公司。以SP法进行免疫组化染色。高倍镜下 (×400) 随机观察3个视野, 染色结果结合阳性细胞百分率和染色强度进行半定量分析。染色强度:阴性0分;染色弱但明显高于阴性对照1分;染色清晰2分;染色强3分。阳性细胞百分率<10%0分;10%~25%1分;25%~50%2分;>50%3分。两项指标之和0~1分为阴性 (-) ;2分为弱阳性 (+) ;3~4分为阳性 (++) ;5~6分为强阳性 (+++) 。
1.3 肿瘤组织的病理检查分级
根据WHO/ISUP 1998, WHO 2004分级法, 分为低级别尿路上皮癌 (非浸润性和浸润性) 和高级别尿路上皮癌 (非浸润性和浸润性) 。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SPSS 10.0统计软件包进行非参数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为P=0.05。
2 结果
2.1 病理检查结果
盆腔淋巴结阳性病例数:术后病理检查盆腔淋巴结阳性46例, 阳性率为36.2% (46/127) 。根治术肿瘤标本低级别尿路上皮癌32例, 淋巴结阳性7例;高级别尿路上皮癌95例, 淋巴结阳性39例。追查72例复发肿瘤根治术前1~2年病理检查, 低级别尿路上皮癌34例, 高级别尿路上皮癌38例;根治术中有盆腔淋巴结阳性分别为4例和25例。
2.2 正常膀胱组织和BTCC中VEGF-C蛋白表达比较
BTCC组织中VEGF-C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正常膀胱组织, 两者相比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2.3 BTCC中VEGF-C蛋白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淋巴结转移组癌组织中VEGF-C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淋巴结未转移组, 两者相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2。
2.4 VEGF-C评估BTCC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
VEGF-C (-、+) 为低表达组;VEGF-C (++、+++) 为高表达组。VEGF-C (++、+++) 高表达、病理阳性者40例 (a, 真阳性) ;VEGF-C (++、+++) 高表达、病理阴性者26例 (b, 假阳性) ;VEGF-C (-、+) 为低表达、病理阴性者55例 (c, 真阴性) ;VEGF-C (-、+) 为低表达、病理阳性者6例 (d, 假阴性) 。VEGF-C诊断的灵敏度=a/ (a+d) =[40/ (40+6) ]×100%=87.0%, 特异度=c/ (c+b) =[55/ (55+26) ]×100%=67.9%, 准确性= (a+c) / (a+b+c+d) =[ (40+55) / (40+26+55+6) ]×100%=74.8%。
2.5 VEGF-C预测淋巴结转移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
追查72例根治术前1~2年肿瘤标本检测VEGF-C表达。VEGF-C高表达, 淋巴结阳性24例 (a, 真阳性) ;淋巴结阴性3例 (b, 假阳性) ;VEGF-C低表达, 淋巴结阴性40例 (c, 真阴性) ;淋巴结阳性3例 (d, 假阴性) 。灵敏度=a/ (a+d) =[24/ (24+5) ]×100%=82.8%, 特异度=c/ (c+b) =[40/ (40+3) ]×100%=93.2%, 准确性= (a+c) / (a+b+c+d) =[ (24+40) /72]×100%=88.9%。
2.6 VEGF-C联合病理分级评估膀胱癌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
高级别尿路上皮癌、VEGF-C高表达, 淋巴结阳性37例 (a, 真阳性) ;淋巴结阴性14例 (b, 假阳性) 。高级别尿路上皮癌、VEGF-C低表达, 淋巴结阴性42例 (c, 真阴性) ;淋巴结阳性2例 (d, 假阴性) 。联合组诊断的灵敏度=a/ (a+d) =[37/ (37+2) ]×100%=94.9%;特异度=c/ (c+b) =[42/ (42+14) ]×100%=75.0%, 准确性= (a+c) /a+b+c+d) =[ (37+42) / (37+14+42+2]×100%=83.2%。低级别尿路上皮癌、VEGF-C高表达, 淋巴结阳性6例 (a, 真阳性) ;淋巴结阴性2例 (b, 假阳性) 。低级别尿路上皮癌、VEGF-C低表达, 淋巴结阴性23例 (c, 真阴性) ;淋巴结阳性1例 (d, 假阴性) 。联合组诊断的灵敏度=a/ (a+d) =[6/ (6+1) ]×100%=85.7%;特异度=c/ (c+b) =[23/ (23+2) ]×100%=92.0%, 准确性= (a+c) /a+b+c+d) =[ (6+23) / (6+2+23+1]×100%=90.6%。
3 讨论
在浸润浅肌层的BTCC中约50%淋巴管内有癌细胞, 而浸润深肌层者几乎全部淋巴管内有癌细胞, 且早期以淋巴道转移为主。有淋巴结转移的BTCC患者预后一般不良, Stein JP[2]报道一组大宗病例 (1054例) 行膀胱根治性切除和双侧盆腔淋巴清扫术后, 若淋巴结阴性, T2期的5年和10年生存率分别为89%和78%, T3a期为87%和76%, T3b期为62%和61%, T4期为50%和45%, 而淋巴结阳性患者的5年和10年生存率分别为35%和34%。可见BTCC的淋巴道转移是影响肿瘤预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关注BTCC的淋巴道转移和探讨其机制显得非常重要。目前临床诊断BTCC盆腔淋巴结转移最常用的检查为螺旋CT和MR, 近年各组报道结果差异较大, CT诊断盆腔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为43%, 95%置信区间为37%~57%[3]。因此, CT诊断BTCC淋巴结转移的临床可行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 (VEGF-C) 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3 (VEGFR-3) 的特异性配体, VEGF-C/VEGFR-3通路通过增强淋巴管内皮细胞的趋化性、细胞增殖和淋巴管的增加, 包括管径的增大和数量的增加, 诱导淋巴管生成介导恶性肿瘤淋巴道转移[4]。目前大量的研究表明, VEGF-C在肿瘤的淋巴结转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许多恶性肿瘤包括乳腺癌、结肠癌、胃癌等[5]组织VEGF-C表达明显高于正常组织。在正常膀胱组织与BTCC中VEGF-C蛋白表达情况显示后者明显高于前者, 并且Logistic回归多变量分析发现VEGF-C的高表达是BTCC淋巴结转移唯一的独立影响因素[1], 显示在BTCC中检测VEGF-C的表达情况是一项预示盆腔淋巴结是否转移的有用指标, 术前通过检测肿瘤活检组织VEGF-C的表达情况来了解肿瘤的恶性潜能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VEGF-C评估BTCC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是87.0%, 67.9%, 74.8%, 显示了VEGF-C在评估盆腔淋巴结转移方面的价值。对于VEGF-C高表达的BTCC患者, 通过加大淋巴结清扫力度和范围, 可以避免术后淋巴道或淋巴结的进一步转移, 从而提高治愈率。本研究通过回顾分析检测72例BTCC根治术前1~2年肿瘤标本VEGF-C的表达情况, VEGF-C的高表达27例, 淋巴结阳性24例;低表达45例, 淋巴结阳性5例。VEGF-C预测BTCC患者1~2年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是82.8%, 93.2%, 88.9%, 显示VEGF-C在预测盆腔淋巴结转移方面的价值。对于高危的BTCC患者, 在是否保留膀胱的决策中参考肿瘤标本VEGF-C的表达, 评估其存在淋巴转移的风险, 在临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及时的根治性膀胱切除加盆腔淋巴结清扫可以提高BTCC患者的生存率。
肿瘤的病理分级与BTCC的复发和侵袭转移行为密切相关, 也是影响患者预后最重要的因素[6]。本研究显示低级别BTCC淋巴结阳性率低于高级别BTCC淋巴结阳性率, 显示高级别BTCC疾病进展风险大, 侵袭可能性增大, 淋巴结转移机率增高。于是本研究联合VEGF-C与肿瘤的病理分级诊断淋巴结转移, 结果显示高级别BTCC中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均高于单一VEGR-C组。低级别BTCC特异性和准确性高于单一VEGR-C组。提示二者联合应用诊断BTCC淋巴结转移具有良好的协同性。在目前临床缺乏满意的诊断BTCC盆腔淋巴结转移的技术和方法的情况下, 术前肿瘤病理分级和检测VEGF-C表达可有效地评估BTCC淋巴结转移风险, 指导临床及时的根治性膀胱切除加盆腔淋巴结清扫。
摘要：目的 探讨膀胱尿路上皮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 (VEGF-C) 联合膀胱癌病理分级预测和诊断淋巴结转移的临床价值。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方法研究127例膀胱癌行膀胱全切患者术的肿瘤VEGF-C的蛋白水平的表达, 术后常规病理检查淋巴结有无转移。追查根治术前12年病理结果及VEGF-C的蛋白水平的表达。结果 膀胱癌组织中VEGF-C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正常膀胱组织, 且淋巴结转移组癌组织中VEGF-C蛋白表达显著高于淋巴结未转移组。VEGF-C评估膀胱癌淋巴结转移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准确性分别是:87.0%, 67.9%, 74.8%;高级别膀胱癌中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94.9%, 75.0%, 83.2%;低级别膀胱癌中分别为85.7%, 92%, 90.6%。结论 VEGF-C与膀胱癌淋巴道浸润和转移有显著相关性, 检测膀胱癌VEGF-C表达能够评估盆腔淋巴结是否转移。联合膀胱癌病理分级可提高诊断价值。
关键词：膀胱尿路上皮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淋巴结转移,病理分级
参考文献
[1]ZU XB, TANG ZY, LI Y, et al.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C (VEGF-C) expression in bladder transitional cell cancer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lymph node metastasis[J].BJU Int, 2006, 98 (5) :1090-1093.
[2]STEIN JP, LIESKOVSKY G, Cote R, et al.Radical cystectomy in the treatment of invasive bladder cancer:long term result in 1054patients[J].Clin Oncol, 2001, 19:66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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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NOGAWA S, KITADAI Y, TANAKA S, et al.Expression of VEGF-C and VEGF-D at the invasive edge correlates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J].Cancer Sci, 2004 Jan, 95 (1) :32-39.
VEGF-C 篇4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
随机选取我院2010~2014年间的结肠癌蜡块60例,术前均未经任何治疗。请两名病理医生复阅切片并验证诊断。对照组20例来源于距离癌组织大于5cm并经病理学证实的癌旁正常结肠组织。结肠癌患者年龄35~78岁,平均(56.5±1.5)岁,男31例,女29例。临床分期:T1+T2共23例,T3+T4共37例;分化程度:中-低分化41例,高分化19例;淋巴结转移:发生转移42例,没有发生转移18例;肿瘤直径:小于5cm者32例,大于或等于5cm者28例。
1.2主要试剂
羊抗人RegⅣ多克隆抗体、兔抗人VEGF-C多克隆抗体(美国Santa cruz公司),小鼠抗人D2-40单克隆抗体(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1.3方法
采用En Vision法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检测RegⅣ,VEGF-C,D2-40在正常结肠、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并计数D2-40阳性的微淋巴管密度(LMVD)。染色步骤按En Vision试剂盒说明进行,判读结果。
1.4判断标准
RegⅣ、VEGF-C的阳性定位于细胞质,呈淡黄色或黄褐色。
LMVD计数参考Weidner等的方法:D2-40染色阳性的单个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计为一个阳性微淋巴管,不一定要有完整的管状结构,在低倍镜(100×)下先选取微淋巴管最丰富的区域,然后在(200×)视野下计数LMVD,每例计数5个视野,并求其均值。
1.5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9.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组间阳性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组间比较用t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检验。
2结果
2.1 RegⅣ、VEGF-C在结肠癌中的表达
RegⅣ和VEGF-C阳性表达均定位于细胞浆,呈淡黄色或棕黄色(图1~4),结肠癌组共有35例表达RegⅣ,阳性率为58.3%,正常组有1例表达RegⅣ,阳性率为5%。结肠癌组有40例表达VEGF-C,阳性率为66.7%,正常组有3例表达VEGF-C,阳性率为10%,结肠癌组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见表1。
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RegⅣ与VEGF-C在结肠癌中表达的相关性
60例结肠癌组织中,RegⅣ阳性35例,(其中VEGF-C阳性28例,阴性9例),RegⅣ阴性25例(其中VEGF-C阳性9例,阴性16例)。经Spearman等级相关性分析显示,RegⅣ与VEGF-C表达呈正相关(P<0.05)。
2.3结肠癌组与正常组D2-40标记的微淋巴管的关系
结肠癌组织和正常结肠组织中均可见D2-40阳性标记的淋巴管,形状不规则,为扩张状或闭锁条索状,管壁较薄,多由单层内皮组成。正常结肠黏膜固有层中未见明确微淋巴管,固有层底部及黏膜下层可见少量扩张的微淋巴管。结肠癌组织间淋巴管较少,癌旁间质内微淋巴管增多,正常组微淋巴管5.33±1.80,结肠癌组微淋巴管31.39±10.60,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结肠癌浸润和转移是导致结肠癌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血管/淋巴管新生在肿瘤的形成和转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VEGF-C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家族(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s,VEGFs)成员,是淋巴管生成主要的调节因子。VEGFR-3是VEGF-C的特异性受体,属于酪氨酸激酶受体家族成员,VEGF-C与VEGFR-3结合后,可诱导VEGFR-3酪氨酸激酶磷酸化,促进淋巴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和迁移,与LVD增加、浸润和淋巴结转移显著相关[3]。
D2-40是淋巴管内皮细胞特异性标记物,通过免疫组化标记淋巴管内皮检测微淋巴管密度(Lymphatic microvessel density,LMVD)来反应淋巴管新生的活跃程度。部分恶性肿瘤中淋巴管调控因子的蛋白表达和LMVD与淋巴结转移相关。D2-40主要表达于淋巴管内皮,阳性部位为淋巴管内皮细胞质,呈棕黄色。
再生基因家族成员4(regenerating islet-derived family,member 4,RegⅣ)是Reg家族最新的成员,最初是通过炎症性肠病c DNA文库高通量测序确定的[1]。RegⅣ在人类胃肠道恶性肿瘤中表达上调,它可以增加抑制凋亡相关的蛋白质Bcl-2、Bcl-xl和survivin的表达,并能有效激活结肠腺癌EGFR/Akt/AP-1信号通路,Reg信号中断对于人类胃肠道腺癌的治疗干预可能是有效的[4]。RegⅣ还是人类结直肠癌细胞分裂和增殖的关键调控因子,其诱导的有丝分裂涉及Akt-GSK3β-β-CateninTCF-4信号,是人类结直肠癌治疗的潜在靶点[5]。
RegⅣ在女性生殖系统中的研究已有报道,杜芳等应用免疫组化、定量RT-PCR和Western blotting的检测方法显示RegⅣ可以在正常大鼠的卵巢中表达,多囊卵巢综合征时表达下降,推测RegⅣ与卵泡颗粒细胞的增殖、凋亡及卵泡的发育成熟与和闭锁有一定的关系[6]。
胥瑾[7]等通过RNA体外干扰技术下调胃癌细胞株中的REG4的表达,结果提示REG4基因具有促胃癌细胞生长,抑制胃癌细胞凋亡的作用,干扰REG4基因表达可以抑制胃癌细胞增殖,促进胃癌细胞凋亡。有研究显示[8],在大肠癌组织中高表达RegⅣ蛋白,用PCR测定大肠癌中RegⅣ基因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织。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似。但是RegⅣ在对于肿瘤的脉管生成是否有影响,其可能的机制是什么,尚未见有报道。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结肠癌组织中RegⅣ与VEGF-C的表达升高并呈正相关,结肠癌组织中微淋巴管的数量明显增多,由此推测RegⅣ和VEGF-C共同参与了结肠癌的发生和发展,可能是通过促进微淋巴管的新生而促进了结肠癌的发生、发展和转移,其作用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摘要：目的:研究RegⅣ和VEGF-C、D2-40在结肠癌组织中的表达,并探讨RegⅣ与淋巴管新生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60例结肠癌和20例正常结肠组织中RegⅣ和VEGF-C表达情况,并用D2-40标记微淋巴管,计数微淋巴管密度(Lymphatic microvessel density,LMVD)。结果:RegⅣ和VEGF-C在结肠癌中高表达,与正常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并且两者呈正相关。D2-40表达的LMVD计数在结肠癌组显著增加(P<0.05)。结论:结肠癌组织RegⅣ和VEGF-C高表达并呈正相关性,说明两者共同促进了结肠癌的发生和发展,VEGF-C是淋巴管生成的调控因子,结肠癌组织中微淋巴管密度增加,推测RegⅣ可能间接的促进了微淋巴管的形成,促进了结肠癌的转移,为结肠癌的治疗思路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结肠癌,RegⅣ,VEGF-C,D2-40,微淋巴管密度
参考文献
[1]Hartupee JC,Zhang H,Bonaldo MF,et al.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c DNA encoding a novel member of the human regenerating protein family:Reg IV[J].Biochim Biophys Acta,2001,1518(3):287-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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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杜芳,王继东,姚珍薇.再生基因Reg IV在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模型大鼠卵巢中的表达[J].生殖与避孕,2012,32(11):721-727
[7]胥瑾,耿排力,吕有勇.体外RNA干扰抑制REG4基因表达对胃癌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J].青海医学院学报,2012,33(1):27-30
VEGF-C 篇5
关键词：鼻咽癌,VEGF-C,颈淋巴结转移,关系
鼻咽癌是我国常见的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之一, 由于该病早期临床症状不明显, 往往被确诊时已至中晚期, 因此治愈率低, 患者的预后较差[1]。有研究显示,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 (VEGF-C) 是淋巴管、血管内皮细胞调节因子的一种, 也是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血小板源生长因子 (VEGF/PDGF) 家族的新成员, 当VEGF-C与VEGFR-3结合后, 对淋巴管的生成会产生强大的作用, 与肿瘤的淋巴结转移及扩散有着密切的关系[2]。该研究通过对该院2008年1月—2012年12月收治的46例鼻咽癌患者与42例鼻咽癌颈淋巴结转移患者组织进行VEGF-C检测, 探讨分析VEGF-C表达与鼻咽癌颈淋巴结转移的相关性,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该院收治的鼻咽癌患者46例为研究对象, 作为鼻咽癌组, 其中男26例, 女20例, 年龄25~67岁, 平均年龄 (53.1±11.8) 岁, WHO分类:未分化型非角化性癌22例, 分化型非角化性癌18例, 角化性鳞状细胞癌6例;TNM分期:I~Ⅱ期26例, Ⅲ~Ⅳ期20例;同期选择该院收治的鼻咽癌并发颈淋巴结转移患者42例为颈淋巴结转移组, 其中男性32例, 女10例, 年龄29~62岁, 平均年龄 (37.8±20.0) 岁, WHO分类:未分化型非角化性癌20例, 分化型非角化性癌17例, 角化性鳞状细胞癌6例;TNM分期:I~Ⅱ期23例, Ⅲ~Ⅳ期19例。所有患者活检前均未接受放化疗及其他治疗, 同时, 所有患者军签署知情同意书, 并该研究获得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抽取空腹静脉血4 m L, 采用免疫组化染色法SP法进行检测, 具体操作如下:将制作好的石蜡切片, 置于恒温箱内60℃烘烤30 min, 并浸入二甲苯溶液内脱蜡并水化;加入过氧化物酶阻断剂, 室温孵育20 min, 以抑制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 并采用柠檬酸缓冲液微波加热进行修复抗原;选用非免疫性动物血清封闭10 min, PBS洗涤;加入经抗体稀释液稀释至1∶100的VEGF-C兔抗人多克隆抗体, 4℃孵育12 h, PBS重复洗涤3次;加入生物素标记的二抗, 室温孵育20 min, PBS重复洗涤3次;滴加链亲和素-过氧化物酶溶液, 室温孵育20 min;再经DAB显色 (浓缩型DAB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 苏木素复染, 封片操作后, 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并拍照。
1.3 判定标准
采用染色阳性大肠癌组织切片为阳性对照片, 阴性对照片以非免疫血清代替一抗。阳性表达为细胞膜或细胞质均呈棕褐色或棕黄色颗粒。将每一切片选择3个视野, 显微镜×400, 每个视野计数100个肿瘤细胞, 共选择3个视野的平均百分数进行结果判定[3]: (1) 依据棕阳性黄色的面积及强弱判定:阴性:阳性细胞<10%;阳性:10%~50%;强阳:>50%。按阳性细胞百分率进行结果判定:0分:<10%;1分:10%~50%;2分:>50%; (2) 计分根据染色强弱:0分:淡黄色;1分:黄色;2分:棕黄色。阴性:以上两项合计0~1分;阳性:合计2~3分;强阳性:合计4分。
1.4 统计方法
运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所得数据, 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组间对比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VEGF-C的表达比较
颈淋巴结转移组患者VEGF-C表达阳性者34例, 阳性率达到80.95%, 而鼻咽癌组患者中VEGF-C表达阳性者20例, 阳性率仅为43.48%, 组间对比发现, 颈淋巴结转移组的阳性率显著高于鼻咽癌组, 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3.004, P<0.05) , 见表1。
2.2 鼻咽癌组无淋巴结转移、伴有淋巴转移患者VEGF-C表达
对于鼻咽癌组患者, 按照有无淋巴结转移分组, 各组间的VEGF, 伴有淋巴结转移患者的VEGF-C表达呈阳性者15例, 阳性率为57.69%, 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10% (2例) , 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036, P<0.05) 。见表2。
3 讨论
鼻咽癌是临床较为常见的恶性肿瘤, 尤其在我国南部地区发病率较高, 目前对于鼻咽癌的治疗仍多以放疗为主, 但据统计发现, 经放疗治疗后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仅为50%左右, 多数患者因复发或者远位转移而导致治疗失败[4]。颈部淋巴结转移是鼻咽癌转移的首发症状, 占到鼻咽癌转移的60.30%~86.10%, 且大多为双侧转移[5]。此外, 颈部淋巴结转移往往发生在鼻咽癌早期, 往往鼻咽部尚未发现病灶时, 并可表现出颈部淋巴结转移[6]。因此, 早期进行淋巴结转移的诊断和控制, 对于鼻咽癌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VEGF-C是目前研究发现的新的VEGF家族成员, 具有特异的淋巴管生成作用, 逐渐被广泛关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C被认为与肿瘤的新生淋巴管形成和淋巴结转移有密切关系。VEGFR-2、VEGFR-3都是VEGF-C的受体, 促进机体的血管生成的原因是VEGF-C与VEGFR-2结合, 促进机体淋巴管的生成则是VEGF-C与VEGFR-3结合[7]。目前, 大多数恶性肿瘤如:肺癌、结直肠癌、胃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纤维肉瘤及恶性黑色素瘤等组织中VEGF-C检测值均显著高于正常组织, VEGF-C高表达与肿瘤淋巴管形成、淋巴结转移和患者的预后关系密切[8]。王文欢[9]等通过对32例胃癌患者的VEGF-C在胃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肿瘤淋巴结转移的关系研究中发现, 胃癌组织VEGF-C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胃组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 且淋巴结转移组的VEGF-C的表达与未转移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表明胃癌细胞VEGF-C高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 可作为评估胃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参考指标。祝英杰[10]等通过对卵巢癌患者血清VEGF-C水平与卵巢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 卵巢癌患者血清VEGF-C水平明显高于良性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以血清VEGF-C浓度为2 400pg/m L作为分界值, 血清VEGF-C>2 400 pg/m L组的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率高达77.78%, 较血清VEGF-C≤2 400 pg/m L组 (27.78%) 显著降低, 表明血清VEFG-C水平能够有效预测卵巢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此外, 李文光[11]等研究发现, 鼻咽癌组织中VEGF-C及其受体Flt-4的阳性表达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且有淋巴结转移组的VEGF-C阳性率显著高于未发现淋巴结转移组, 表明VEGF-C的高表达可能参与促进鼻咽癌的淋巴结转移。因此, 检测VEGF-C在鼻咽癌组织中的表达可能会在预测鼻咽癌颈淋巴结转移、复发及评估预后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意义, 并可能为鼻咽癌提供新的治疗措施。
该研究结果也显示, 鼻咽癌组中, 伴有淋巴结转移患者的VEGF-C阳性率为57.69% (15例) , 显著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10% (2例)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同时, 颈淋巴结转移组VEGF-C阳性率为80.95% (34例) , 显著高于鼻咽癌组43.48% (20例)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提示, VEGF-C阳性率在鼻咽癌颈淋巴结转移患者组织表达值较高。田峰[12]等通过对鼻咽癌 (NPC) 患者外周血血清VEGF-C表达水平的检测发现, 鼻咽癌患者血清中VEGF-C表达水平较良性疾病对照组、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且淋巴结转移组高于无转移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相关性分先发现两者间成正相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0.756, P<0.05) , 结论与该研究相一致。此外, 肖芸[13]等通过对26例未化疗鼻咽癌淋巴结转移患者采用免疫组化发进行VEGF-C检测, 并将检测结果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进行比较, 发现转移组VEGF-C阳性率显著高于未转移组。这些都表明鼻咽癌组织内VEGF-C表达水平的升高, 能够有效促进其向颈淋巴结的转移, 但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证实。
VEGF-C 篇6
关键词：乳腺癌,VEGF-A,VEGF-C
肿瘤已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近30年来, 肿瘤研究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 Folkman[1]于1971年提出肿瘤血管新生 (Angiogenesis) 的概念, 以新生血管为肿瘤治疗的“靶点”已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已知有数十种促血管生成及抑制血管生成的因子, 其中VEGF-A被认为可能是最强的促血管生成因子[2], 其在肿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血管新生。VEGF-C是VEGF家族中最强的促淋巴管生成因子。本研究旨在探讨VEGF-A和VEGF-C在人类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1999年1月至2001年1月经手术切除, 病理诊断为乳腺癌者98例, 其中包括42例转移淋巴结石蜡切片 (患者术前均未接受化疗和放疗) 。患者年龄27~81岁, 平均55.8岁。病史3个月~10年。根据1989年我国乳腺癌诊断标准[3]进行分类, 98例乳腺癌中, 原位癌4例, 浸润性导管癌94例, 其中伴淋巴结转移者42例, 无转移者56例。
1.2 方法
主要实验仪器:正位相差照相显微镜 (Leica公司) , 光学显微镜 (日本Olympus公司) , 微波炉 (日本National公司) , 电子天平 (SARTOIUSAG公司) , 微量移液器 (德国BRAND公司) , pH计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公司) 。主要试剂:磷酸盐缓冲液 (PBS) 、柠檬酸盐缓冲液 (抗原修复液) 、0.1%胰酶消化液。采用SP (链霉菌抗生物素-过氧化物酶) 法, 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对照设置:用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 选VEGF-A、C高表达乳腺癌为阳性对照。
1.3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判断
(1) VEGF-A、VEGF-C染色乳腺癌细胞、间质脉管内皮细胞胞浆呈现棕褐色为阳性。PCNA以癌细胞及内皮细胞核呈现棕褐色为阳性。 (2) 低倍镜下分别选取VEGF-A (+) 癌细胞、VEGF-C (+) 或PCNA (+) 癌细胞最密集区。 (3) 乳腺癌细胞VEGF-A、VEGF-C表达强度, 按癌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着色深浅打分:0分为无色, 1分为淡黄色, 2分为棕黄色, 3分为棕褐色。按阳性细胞数所占百分比打分:0分为阴性, 1分为阳性细胞百分比<10%, 2分阳性细胞百分比11%~50%, 3分阳性细胞百分比>51%。染色强度与阳性细胞百分比的乘积:≥3分为 (+) , 即0~2分为 (-) , 3~4分为 (+) , 5~7分为 (++) , 8~9分为 (+++) 。乳腺癌细胞PCNA表达分级按文献报道方法进行分级。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两个独立样本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两个变量相关性分析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多个样本之间的两两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VEGF-A、VEGF-C在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分布特点
VEGF-A阳性细胞为弥漫性细胞浆着色。98例乳腺癌组织中, VEGF-A染色阳性84例, 阳性率为85.7%。VEGF-C阳性细胞为弥漫性细胞浆着色。VEGF-C染色阳性率为90.8% (89/98例) 。
2.2 VEGF-A、VEGF-C蛋白表达与肿瘤细胞增殖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VEGF-A蛋白表达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VEGF-A阳性率在淋巴结转移组 (100%) 明显高于未转移组 (75%) , 二者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 (P<0.05) 。由表1可见, 随着VEGF-A表达的增强, PCNA的高表达增多。采用RXC的等级相关α2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见表1) 。VEGF-C阳性率在淋巴结转移组 (98%) 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 (86%) (P<0.05) , 见表1。
2.3 VEGF-C表达与PCNA表达的关系
随着VEGF-C表达的增强, PCNA表达也增强。采用RXC的等级相关α2检验,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3 讨论
本研究发现, VEGF-A、VEGF-C在乳腺癌组织中呈现高表达, 阳性率分别为85.7% (84/98) 和90.8% (89/98) , 阳性细胞主要是肿瘤细胞和新生血管内皮细胞, 说明VEGF-A、VEGF-C蛋白主要由肿瘤细胞通过旁分泌作用于既存血管诱导血管新生而发挥作用, 新生血管可以通过自分泌作用进一步增强血管新生的能力。本研究中可见癌旁组织乳腺部分导管上皮细胞也呈VEGF-A、VEGF-C阳性表达, 提示VEGF-A和VEGF-C在乳腺导管上皮细胞增殖过程中可能起一定作用, 二者表达增强可能是乳腺癌发生的早期事件。
注:*P<0.05
98例乳腺癌中, 14例VEGF-A阴性, 9例VEGF-C阴性, 它们的微血管数量与阳性例标本相比明显减少, 无1例发生转移。推测VEGF-A、VEGF-C在肿瘤血管生成和肿瘤转移中有重要作用, 同时也提示肿瘤血管形成还受其他生长因子的调控。肿瘤细胞增殖活性检测表明, 随着乳腺癌细胞VEGF-A及VEGF-C表达强度增强, 肿瘤细胞的增殖活性逐渐增强, 与Kushilinskii等[4]报道相同, 他们对乳腺癌标本免疫组织化学检测中, 发现VEGF-A表达水平与肿瘤细胞增殖密切相关。刘芳等[5]研究表明VEGF-C可通过与受体结合促进乳腺癌细胞增殖。
本研究结果发现, 98例乳腺癌组织中淋巴结转移组VEGF-C的表达明显高于未转移组, VEGF-C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在对多种肿瘤组织的研究中发现, VEGF-C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呈正相关[6]。VEGF-C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也有利于肿瘤细胞的转移。Makoto等[7]研究表明VEGF-C在淋巴结转移中起一定作用, 但不是必需的。
综上所述, VEGF-A、VEGF-C可促进MCF-7细胞的增殖, 阻断二者的表达, 在一定程度上可抑制MCF-7细胞的增殖。VEGF-A在乳腺癌血管生成中起重要促进作用。VEGF-C与乳腺癌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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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芳, 张雅洁.VEGF-C及其受体Flt-4在乳腺癌细胞增殖及转移中的作用[J].癌症, 2003, 22 (10) :1053-1056.
[6]Kitadai Y, Amioka T, Haruma K, et al.Clinicopath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C) in humanesophageal squamous cell carcinomas[J].Int J Cancer, 2001, 93 (5) :662-666.
VEGF-C 篇7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临床资料
收集2005年10月-2010年8月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62例PTC,诊断严格遵照WHO(2002)分类标准。其中男性13例,女性49例;年龄18-67岁,平均45岁;40例有淋巴结转移,22例未转移。TNM分期,Ⅰ期-Ⅱ期45例,Ⅲ-Ⅳ期17例。甲状腺瘤21例,男性8例,女性13例;年龄23-61岁,平均43.5岁。标本以4%多聚甲醛固定。
1.1.2 试剂
鼠抗人HIF-1α单抗、VEGF-C多抗、D2-40单抗、 S-P及DAB试剂盒、MAX007TM原位微信号(DAB)放大试剂盒均购自福州迈新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免疫组化
按说明书行抗HIF-1α、VEGF-C、D2-40免疫组化SP法染色,设癌旁组织为对照组。切片常规脱蜡至水,高温高压进行抗原修复,一抗HIF-1α、VEGF-C、D2-40 (1:200)4℃孵育过夜。DAB显色,苏木精复染,PBS代替一抗作为阴性对照,用预实验中已知的阳性切片作为阳性对照。HIF-1α、VEGF-C染色后加染MAX007TM原位微信号放大剂。
1.2.2 结果判断
HIF-1α阳性染色主要表现为细胞核或细胞核及部分细胞浆内呈现棕色或淡棕色颗粒。综合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占总细胞数的百分比进行半定量评分。
VEGF-C以癌细胞质和部分细胞膜有棕黄色颗粒为阳性细胞。参照CASCINU等[5]在高倍镜下随机选择5个视野,计数100个细胞/视野,阳性细胞≤10%为阴性,阳性细胞>10%为阳性。
LVD计数采用WEIDNER法[6]。D2-40染色棕黄色的单个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为一个淋巴管计数,在200×(0.785 mm2)光镜下计数阳性染色脉管最丰富的 5 个视野,求其平均值。
结果判断由两名高年资病理医师采用盲法阅片方式完成。
1.2.3 统计学处理
数据统计使用SPSS17.0统计软件。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先行方差齐性检验,两样本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参数间相关性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2.1 HIF-1α、VEGF-C、D2-40在PTC(瘤内和瘤周)、癌旁及腺瘤中的表达
HIF-1α、VEGF-C常规染色后信号较弱,加染MAX007TM后获得良好效果。HIF-1α表达主要位于细胞核,部分细胞质和(或)细胞核有表达;VEGF-C主要位于细胞质,部分包膜也有表达。肿瘤边缘HIF-1α、VEGF-C表达明显增多。癌组织、腺瘤和癌旁正常组织中HIF-1α阳性率分别为85.48%、19.05%和20.97%,VEGF-C阳性率分别为64.52%、23.81%和16.13%,癌组织中两者的阳性率均高于腺瘤和癌旁组织。D2-40表达见于瘤细胞间、纤维间隔、包膜下及包膜内,瘤内淋巴管较少,管腔较小或成裂隙状;瘤周淋巴管稍多,管腔不规则,部分扩张成囊状。瘤周LVD高于瘤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HIF-1α、VEGF-C、D2-40表达的相关性及其与临床病理的关系
经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HIF-1α和VEGF-C在PTC中的表达呈正相关(r=0.555,P<0.05),HIF-1α、VEGF-C的表达与LVD也呈正相关(r=0.372,P<0.05)。由表2可见,HIF-1α、VEGF-C的表达与淋巴结转移及临床分期有关系,淋巴结有转移者和HIF-1α、VEGF-C阳性表达者的LVD数明显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和阴性表达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指标与年龄和性别无关。
3 讨论
多数实体肿瘤具有缺氧的微环境,肿瘤细胞对缺氧微环境存在自身调节和适应。1992年,SEMENZA等[7]在研究缺氧诱导红细胞生成素(EPO)基因表达时,在肝癌Hep3B和HepG2细胞株细胞核提取物中,发现了一种核转录因子,并命名为缺氧诱导因子-1 (HIF-1)。HIF-1是由120kd的α亚基和91-94kd的β亚基组成的异源二聚体。HIF-1α仅在缺氧细胞内表达,是唯一的O2调节亚单位,决定HIF-1的生理活性。ZHONG等[8]分析179例肿瘤标本发现,19种人类常见肿瘤中,13种有HIF-1α不同程度表达,提示HIF-1α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等密切相关。研究证实,去除HIF-1α基因或阻断HIF-1α转录可使胰腺癌细胞不分泌VEGF,并可抑制肿瘤血管的形成,证实缺氧导致肿瘤组织中HIF-1α激活和过表达,诱导其靶基因VEGF表达上调,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和耐受缺氧[9]。
VEGF-C是VEGF家族的成员,具有调节血管和淋巴管生成的作用。VEGF-C功能的发挥依赖于与受体的结合,受体分为VEGFR-3与VEGFR-2两类。与受体VEGFR-3结合可介导和启动MAPK,诱导淋巴管内皮增殖和生长,促进肿瘤淋巴管生成[3]。BUNONE等[10]发现VEGF-C在有淋巴结转移的甲状腺癌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无转移癌组织及正常组织,推断VEGF-C的过表达与甲状腺癌淋巴结转移相关。
D2-40是新近发现的一种单克隆抗体,可识别一种分子量为40kDa的氧连接型唾液酸糖蛋白,该糖蛋白特异性地表达于淋巴管内皮而不表达于血管内皮。
本研究结果显示HIF-1α、VEGF-C在PTC癌组织中表达明显高于癌旁及腺瘤组织;淋巴结转移组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无转移组,与肿瘤TNM分期有关,Ⅲ期/Ⅳ期表达率明显高于Ⅰ/Ⅱ期。相关分析发现,二者表达呈正相关,HIF-1α、VEGF-C的表达与LVD均值也呈正相关。表明PTC组织中HIF-1α基因的激活与VEGF-C过表达密切相关,二者的高表达对肿瘤的生长和进展有重要意义。可能的机制是:缺氧所产生的生理性刺激可使HIF-1α基因激活并过度表达,可能通过多条信号转导通路诱导VEGF(包括VEGF-C)表达上调。VEGF-C可能通过介导和启动受体酪氨酸激酶信号系统(MAPK),诱导淋巴管内皮增殖和生长,促进肿瘤淋巴管形成,进而使肿瘤细胞通过淋巴道进行转移播散。HIF-1α、VEGF-C可能在PTC发生、发展与转移过程中起协同作用,提高其侵袭及转移能力,影响甲状腺癌的生物学行为。HIF-1α、VEGF-C、D2-40可作为PTC诊断、预后判断的指标,以HIF-1α、VEGF-C为靶点治疗肿瘤可望成为PTC临床治疗的一个重要手段。
摘要：目的 探讨甲状腺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PTC)HIF-1α、VEGF-C、D2-40表达及其相关性与临床病理意义。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SP法检测62例PTC组织中HIF-1α、VEGF-C、D2-40的表达,计数淋巴管密度(lymphatic vessel density,LVD),结合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PTC组织内存在HIF-1α、VEGF-C的表达,与癌旁组织及腺瘤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淋巴结转移组表达率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高分期组(Ⅲ期/Ⅳ期)瘤内HIF-1α、VEGF-C较低分期组(Ⅰ期/Ⅱ期)为高,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HIF-1α表达与VEGF-C表达呈正相关(r=0.555,P<0.05)。PTC瘤周LVD较瘤内为高;瘤周LVD与临床病理特征有关,高分期组(Ⅲ期/Ⅳ期)的瘤周LVD较低分期组(Ⅰ期/Ⅱ期)为高,淋巴结转移组较无转移组为高,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HIF-1α、VEGF-C表达与LVD成正相关(P<0.05)。结论 HIF-1α、VEGF-C在PTC癌组织中表达上调,二者表达呈正相关,与LVD也呈正相关,其异常表达参与了PTC的发生、发展,联合检测上述指标可能为甲状腺癌诊断、治疗、预后判断提供有力的临床指导。
关键词：甲状腺乳头状癌,HIF-1α,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淋巴管密度,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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