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移

2024-08-08

空间转移(精选八篇)

空间转移 篇1

一、初始发展时的主要优势

1. 分工与专业化优势。

亚当·斯密认为, 劳动分工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源泉, 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他将分工分为:企业内分工、企业间分工、产业分工。企业间分工形式实质是中小企业集群优势所在。正是因为这种分工, 企业集群才会具有无论是单个企业还是整个市场都无法具备的效率优势。企业集群保证了分工与专业化的效率, 与此同时还能将分工与专业化进一步深化, 从而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集群的发展。这种良性循环将大大促进整个集群效率的提高和收益的增加。

2. 外部规模经济优势。

马歇尔认为, 中小企业集群是基于外部规模经济而形成的。他认为生产或销售同类产品的企业或存在着产业关联的上、中、下游企业集中于特定的地方会使专门人才、专门机械、原材料产生很高的使用效率, 而这种使用效率是处于分散状态的企业所不能达到的, 这种高效率形成了外部规模经济, 从而促使中小企业集中在一起, 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

3. 技术创新与扩散的优势。

空间扩散理论认为, 一项创新由于能够提高系统运行的效率和创造出更高的价值, 或者能节约劳动和节约资本, 使创新者与其周围的空间产生差异。根据技术创新空间扩散理论, 中小企业集群的形成主要受扩展扩散过程的支配, 由于剧烈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对创新信息依赖, 企业围绕技术创新源的空间集聚才能使企业处于有利的地理区域, 因此, 企业趋向于选址在技术创新起源的邻近区域, 从而形成了企业集群。

4. 交易成本的优势。

根据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 中小企业集群这种中间性组织形态可以获得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中小企业集群可以在采购、销售人才获得等各个方面获得交易成本最低的优势。而交易成本最低的优势又刺激了中小企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不断扩大在交易成本方面的优势。

此外, 中小企业集群还获得了政府在基础建设方面的优势, 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企业集群也使得企业可以获得众多的配套企业, 这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减少也有重大意义。处于集群中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保持信息占有上的优势。此外, 中小企业集群也有很强的学习优势。

二、进一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障碍

虽然中小企业集群在初始发展时获得了上述众多优势, 但是由于地理空间局限性使得中小企业集群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弊端, 同时集群外的企业也难以获得集群带来的众多优势。这就造成中小企业集群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障碍。

1. 中小企业集群在地理上集中所产生的成本递增。

中小企业集群在地理上的集中使得土地资源的价格随着集群的发展而逐渐上涨。中小企业集群所处的地理空间是有限的, 土地将变成最为稀缺的资源, 企业间的竞争转变成对土地获得能力的竞争, 容易导致不正当竞争的产生。集群内的企业如果想扩大生产规模, 往往要为土地的获得付出高昂成本。土地价格的抬升将逐渐超过企业因为处在企业集群中所获得的好处。集群中的企业在集群外投资成本往往可以低于在集群内投资的成本, 但是脱离了企业集群又无法获得处在集群中的众多优势, 从而造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局面。

2. 空间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递减。

中小企业集群的一个重要优势是可以获得很强的规模优势。然而, 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由于土地的有限性、邻近地区劳动力的限制和邻近地区原材料的不足等众多问题, 集群的规模效应就无法获得快速的扩大, 只能够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来获得更多的规模经济。然而, 在企业数量上增加的可行性远比技术创新的可行性要可靠得多。中小企业集群规模经济的增长速度将呈现放缓的趋势。

3. 新企业进入集群的成本过高。

现代的经济竞争不仅仅是企业间的竞争, 更是供应链之间、集群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考虑到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应该从企业总体上 (包括集群内和集群外的企业) 进行考虑。集群外的中小企业为了进入集群, 不得不面对土地资源的昂贵价格, 同时在融入集群之中时也会存在巨大的成本。集群外中小企业进入集群的成本如果过高, 集群的转移速度就会受到影响, 并影响国家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4. 集群内的中小企业存在恶性竞争。

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很多中小企业集群中, “逐底竞争”十分明显。浙江省企业调查队曾对全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进行专项调查, 认为“行业恶性竞争” (即“逐底竞争”) 是影响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占被调查企业的39.5%。如永康具有专业化分工的成本优势的滑板车生产出口量占全国的90%, 一家企业研制成功某新产品, 上百家企业很快模仿, 产品生命周期只有两个月。由于竞相压价, 永康曾经失掉沃尔玛百万辆滑板车订单。另我国2005年出口的化纤染色布和印花布每米平均价格0.8~0.9美元, 袜子平均价格每双0.21美元, 领带平均价格每条1.6美元, 几乎接近成本价。这些出口品绝大部分都来自于沿海的中小企业集群。由于恶性竞争和出口秩序不规范, 沿海地区中小企业遭受的国际贸易摩擦也日益增多。2005年, 浙江省发生国外各类贸易调查案件涉案金额8.97亿美元, 居全国前列。

三、空间转移需要的条件

中小企业集群为了突破上述发展障碍, 必然产生地理空间转移的现象, 而进行空间转移则需要一定的条件。

1. 所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全面完善。

随着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进行, 基础设施的完善已经不再是中小企业集群所独有的优势。各个地区不但完善了交通、电力等必备设施而且部分地区甚至建立了标准化厂房。在基础设施方面, 企业已经具备了向集群外转移或在集群外建立新企业的条件。

2. 中小企业间的信息交流顺畅。

中小企业逐步实现的信息化建设, 使得部分中小企业不但具备了与外部沟通的便利条件, 而且还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一旦存在一个信息平台, 企业与企业间的沟通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如果能够由核心企业建立一个完善的供应链管理系统, 中小企业的管理信息系统完全可以实现与整个供应链的对接。只要建立一个信息平台, 集群外的中小企业一样可以获得充分的信息。

3. 新型物流配送体系的建立。

随着物流企业的逐步成熟和交通的便捷, 即使远离集群的企业一样可以获得配套企业的支持。运输距离上的成本逐渐下降, 而快速的响应速度将是企业争夺的焦点。企业的竞争除了交易成本方面的竞争, 交易效率的竞争将逐渐走向竞争的核心。集群外企业虽然存在供应半径较远的现实情况, 但是一样可以获得快速的采购和销售, 并且凭借集群内企业所不具备的特殊竞争优势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4. 限制人才流动的障碍能够被打破。

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就业环境的恶化, 人才的区域流动性增强, 一些人才开始向中西部流动, 人才的就业观念也得到了改善, 并且随着交通通讯产业的发展, 可以实现研发和生产的异地进行。只要存在一个有效的信息平台, 远离集群的企业也可以获得高素质的人才。集群外企业在人才方面的不足将逐渐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 处于集群外的企业加入集群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 空间上的限制是可以得到弥补的, 中小企业集群的空间转移具有可行性。

四、空间转移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中小企业集群空间转移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第一, 新兴生产区域在新的起点上如何规划和发展问题;第二, 对于产业转移迁出地, 则是中小企业集群内企业的升级, 以及正在升级的中小企业集群地理稳定性问题。

1. 新的生产区域的规划和发展问题。

从企业来说, 办新的分支工厂或整体迁移显然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例如, 在东莞一些最早迁移到内地甚至东南亚的部分服装企业已经遇到了困难。另一方面, 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外迁后, 可以带动相关的上下游企业相继外迁, 促进迁入地的产业升级。这方面也有一些好的实例, 例如, 随着宁波雅戈尔集团在重庆的设厂, 带动高端衬衫布料厂毛纺厂, 以及辅料生产企业, 包括钮扣、羽纱等相关配套企业落户重庆, 带来了当地产业的全面升级。

对于承接中小企业集群空间转移的地区, 特别需要注意不同的产业特征有不同的空间组织形式, 而不能简单地套用工业园区模式或打造所谓产业集群。产业特征不同将导致企业对区位需求不同。比如, 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敏感, 往往会选择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区位, 有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其手工性较强, 在区位选择上会倾向于具有产业历史渊源的有手工技能的区域。而那些污染较严重的资源型产业, 其承接地要特别吸取转出地的产业过度集聚的教训, 需要认真做好规划, 对于资源储量、品位、水源、能源、运输条件, 尤其是环境容量等需要做评估, 不能简单地规划工业园区而把污染严重的企业放进去, 而是需要按照工业布局的环境因素, 把工业企业布局到城市的下风下水和环境自净能力强的区位。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集群的含义, 需要“集而有度”, 新的产业区需要新的起点, 所需要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相关企业的配套协作和共享创新基础设施等。

2. 正在升级中小企业集群的地理稳定性问题。

当前, 我国的产业转移迁出地主要是沿海发达区域, 而这里的部分中小企业集群已经开始升级。例如, 东莞的大桥镇是玩具企业集聚的地方, 近年面临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玩具成本总体上涨大约50%, 原料塑料从最开始的6000元/吨已经涨到了14000元/吨。因此, 也出现了企业分厂迁移, 到广东清远、广西、江西、湖南、江苏, 以及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地。20世纪90年代深圳很多玩具加工厂迁移到东莞, 玩具企业的总部设在香港或者深圳。现在, 东莞的毛绒玩具等科技含量低的制造环节开始转移出去, 电子玩具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玩具产品会保留而且迅速发展, 有的公司把总部设在东莞, 加工基地则迁移到内地或者海外。

又如, 广东佛山陶瓷一方面加速淘汰落后的小企业, 治理污染, 另一方面加强工业设计, 发展陶瓷文化艺术。佛山作为全国建筑陶瓷生产者服务业中心的地位已经初步形成。佛山有七八种陶瓷专业报刊, 是陶瓷专业媒体机构全国第一、陶瓷行业协会作用最强的地方, 集聚了大批陶瓷专业人才, 有强大的陶瓷行业职业经理人队伍, 集中了陶瓷科研、设计、学校、咨询机构和大型企业, 相关产业配套齐全, 世界建筑陶瓷信息流通迅速。可见, 随着该集群的升级以及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该集群的地理稳定性还将增强。

五、对策措施

当前, 对中小企业集群空间转移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 让中小企业集群外的企业获得足够的信息和配套企业的支持。

首先, 通过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来促进集群的空间转移。通过行业协会的中介组织的活动来促进集群内外企业的接触, 为中小企业集群空间转移创造有利条件。

其次, 继续推动物流企业发展。物流业发展后, 集群外的企业可以得到配套企业的快速响应, 同时也延长了集群中企业的供应半径。有了信息和物流的支持, 虚拟集群的成本会降低, 而效率会得到很大提高。

最后, 必须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平台, 方便转移后集群内企业的沟通和交易, 加快技术在集群内的传播速度。有了信息平台的支持, 处于集群外的企业也可以获得足够的信息。

饮料业增长空间巨大 增长点将转移 篇2

作为消费者,人们所考虑的因素除去饮料最基本的解渴功能,情感和审美的个性化需要开始成为主导。鉴于以上原因、新秦研究咨询对中国居民进行了一项关于饮料产品消费习惯的调查。

一、饮料类型矿泉水/纯净水最受欢迎果汁类成新宠

调查发现,在目前的饮料市场上,矿泉水/纯净水在人们日常所饮用的饮料中所占的比重最大,达到42.5%,其次是果汁类饮料,占到21.8%,植物蛋白饮料所占的比例只有0.7%,而蔬菜类饮料则只有0.4%。在碳酸饮料、牛奶类/酸奶类饮料不能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的今天,果汁类饮料已经成为人们的新宠,果汁饮料汇集了新鲜水果的精华,融营养、保健为一体,深受消费者喜爱。而矿泉水/纯净水由于既能解渴,且健康卫生、价格便宜这一性价比的优势,成为大多数人的首选,大大高于其它品种。

除此之外,选择饮料的类型也和消费者的年龄有关。矿泉水/纯净水饮料在40—49岁人群的选择比例略高于其他年龄段,果汁类饮料在年龄分布上,随着年龄段的上升,百分比呈现一定地下降趋势,相反,茶饮料则随着年龄段的上升,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二、品牌选择

在品牌的选择上矿泉水/纯净水饮料方面,农夫山泉、娃哈哈品牌独占整头,碳酸饮料方面,则是可口可乐及百亭可乐两大品牌遥遥领先。男性消费者对于可口可乐这一碳酸类饮料的喜爱程度要明显高于女性消费者,相应地,女性消费者对于统一鲜橙汁多这一果汁类饮料的喜爱程度要明显高于男性消费者。此外,康师傅及统一的茶饮料也排在较前位。(由于品牌众多,故只罗列出排名前十位的饮料品牌)

三、购买因素

消费者在购买饮料时的考虑因素主要是味道、健康效果、品牌,而且在购买饮料时成分构成及价格也是主要因素。对于一个饮料产品来说,好喝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与此同时,在目前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问题的今天,饮料的健康效果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仅要喝出美味,也要喝出健康。

在选择饮料的时机方面,大多数人是选择在口渴时及运动后喝饮料,这也是解决人们最根本的生理需求。同时调查研究也发现,40岁-49岁这一年龄段的被访者选择在起床后饮用饮料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年龄段。而20岁以下的被访者多数为学生,因此,他们在工作中饮用饮料的比例较低,而在学习时饮用饮料的比例较高。

在了解饮料的渠道方面,调查显示:对于购买饮品的信息收集途径,54.5%的人还是通过电视这一传统的广告渠道获取信息,其次店面的宣传单及各类促销活动也是收集信息的主要渠道。自90年代电视普及以来,收听广播的人数有所下降,所以从收音机广播中获取信息的比例也较低,仅为8.1%。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分布研究 篇3

1 区域产业转移研究概要

1.1 研究背景

对于产业转移,研究的学者很多,但大多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原因、路径、机制、对策、建议等,其中魏后凯[1]对产业转移对企业、转入区和转出区竞争力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吴晓军、赵海东[2]对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影响因素、必要性,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障碍及其对策建议进行了系统分析。刘艳[3]结合中国实际,经过30年的“极化”发展并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将边际产业转移出去,从而对传统的“梯度转移”理论提出质疑,并指出是产业集群产生的后天优势使东部优势进一步加强,对边际产业产生粘性,难以向西部地区转移。朱华友、孟云利、刘海燕[4]从集群视角对产业转移的转入区和转出区提出了对策建议。

1.2 研究方法

国内关于产业转移的论文,定性理论研究较多,定量实证研究较为欠缺,而且在分析过程中大多将中西部合在一起作为欠发达地区,笼统地讨论发达地区对中西部的产业转移。笔者认为,西部承接的产业转移与中部不同,且存在竞争替代性,在地理位置上西部要想承接东部乃至国外的产业转移必须要经过中部地区。即西部地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必须大于中部地区,企业才愿意转移到西部。所以本文采用对比分析的实证研究,对西部地区各省区之间的资源禀赋进行了对比,并与中部地区进行了优势比较,只有那些对中部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资源、基础性产业,才能吸引到东部相关产业的转移。

1.3 产业转移的类型

产业转移既是转出区产业升级的结果又是转入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选择,还是经济一体化、企业主体追求动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战略决策。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经济现象,按照其特点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转移主体的性质、转移的内在机理差别,区域产业转移划分为市场扩展型与成本节约型。根据转移的客体差别,产业转移可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根据转移的空间流动方式,区域产业转移可以划分为垂直转移与水平转移;按照产业转移涉及的地域范围不同,可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区际产业转移和城乡产业转移两种类型[1]。本文将主要按照转移客体的差别来划分西部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类型的空间分布。

2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布局特点

西部地区承接的产业多布局在消费支出水平高、交通便利的都市圈和城市群,以产业园和工业园为依托,形成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有较稳定的分工协作和纵横的网络关系,有利于产业组织的协调。随着竞争的加剧,转移企业不再遵循传统的产业转移阶段进行投资,而主动带动和引导相关投资,鼓励相关供货商联合投资,加大零部件供给当地化战略的实施力度,发展配套产业并建立产业群,将整条产业链搬迁[5]。

西部地区既是资源富集区,又是生态脆弱区,既担负着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资源动力的职能,也肩负着国家重要生态屏障的功能。依据主体功能区划,西部大多数地区都被划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即“限制”和“禁止”资源环境条件恶劣地区较大强度的工业化和较大规模的城镇化。因此,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必然是资源环境承接能力较强的“优先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西部各省(市、区)的大中城市尤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城市群成为产业转移的优选地。具体来看,西部产业转移承接地主要分布在成渝经济圈、关中城市群、呼包鄂城市群、滇中城市群、南宁经济圈、未来的兰西银经济圈、天山北坡经济圈、贵阳经济圈等。

3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力的空间分布

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广西等12省(市、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6省。产业转移是发达地区(高梯度地区)对欠发达地区(低梯度地区)的技术、资产、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转移与扩散。根据产业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有在经济、社会基础差距不是很大的地区才有能力承接发达地区相应产业的迁入,因此产业转移是优先向技术水平较高、基础设施较好、人力资本较发达和自然资源较丰富的地区优先跳越式转移。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力的计算须综合考虑地区自然资源丰度和社会经济资源丰度,借鉴梁欣然[6]《区域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差异的相关性研究》一文的计算方法并进行了改进。

3.1 自然资源丰度

由于有些资源难以量化和数据的难以获取,本文以能源资源、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非金属等主要矿产代表当地的自然资源丰度;能源资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资源储量和水电发电量。由于当地的水电资源储量难以取得,就以当年的水电发电量为标准;从铁矿、锰矿、铬矿、钒矿、钛矿等矿产储量来代表黑色金属的丰度;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储量主要指铜矿、铅矿、锌矿、铝土矿、菱镁矿、硫铁矿、磷矿、高岭土等矿产的丰度,见表1。自然资源丰度NR的计算方法为:将自然资源分为三大类,即能源储存量、黑色金属储存量、有色(非)金属储存量。先计算各省某种矿产指数,计算方法为:①能源矿产折算成标准煤。该省的能源矿产指数为该省的能源矿产总数(折算后的标准煤)÷西部12省平均值;②有色、黑色金属矿产储量指数计算方法为,该省该种矿产资源量÷西部12省该种矿产平均资源量,然后计算该大类资源指数为各种矿产指数的乘积开N次方(N为该大类矿产种类数);③各省自然资源丰度NR计算方法为,将能源指数设为M1、黑色金属指数为M2、有色(非)金属指数为M3,则NR

undefined。

注:根据《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资料计算所得。

3.2 社会经济资源的丰度

社会经济资源是当地发展的后天基础,是当地历史、社会、文化、政策、自然资源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石,在现代社会中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经济资源用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源投资、地方财政收入、城市化水平、技术人员占从业人员比例、非消费性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当地专利申请数量、私营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和外商投资数量等指标来衡量。各省区的社会经济丰度采用指数计算法:先计算上述9个指标的西部12省(市、区)的平均值,然后计算各省(市、区)各资源指数(表2),即(各省该资源水平÷西部平均值)×100%,设9个指标指数分别为N1—N9,则西部各地区社会经济资源SER为:undefined。

注:资源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

3.3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力分析

根据关凤峻[7]对我国近15年(1985—2001年)统计数据分析表明,自然资源丰度(NR)贡献率平均在30%左右,且随着经济技术发展呈减弱趋势。因此本文采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30%,剩余70%为社会经济资源丰度(SER)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 率来综合 计算 西部各 省承 接产业 转移的竞争力指数(UICI):UICI=NR×30%+SER×70%。通过计算,得出西部各省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力排名(表3)。

数据来源:根据表1、2整理所得。

综合西部12省(市、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丰度,将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划分为三类:优先承接区、一般承接区、承接障碍区(图1)。根据表3,将承接产业竞争力排在前五名划为优先承接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陕西、广西。竞争力在6—9名的为一般承接区,包括新疆、甘肃、云南、宁夏。竞争力在后3名的为承接障碍区:青海、贵州、西藏。需要说明的是,此划分是根据各地区综合承接产业转移竞争力来区分的,因此并不妨碍贵州、西藏等省区承接本地具有相对优势资源的特色产业。如贵州的煤碳、锰矿、铝土矿资源相对丰富,可以此为基础承接相关科技水平较高的东部资源型企业,延长产业链条,走集约化发展之路。

4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类型空间分布

从空间看,产业转移更容易向地理位置相邻或相近的区域转移,中部地区联东贯西,区位优越,是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区。西部地区要想承接横跨中部的发达地区和国外产业转移,其竞争优势要大于中部地区。总体看,西部地区具有的资源优势并非经济优势,仅靠市场的作用是难以吸引外迁企业入驻的,但通过内外环境的改善,如中央政府统筹生产力布局并出台区域产业转移指导政策,地方政府加强承接产业转移的软硬件建设,在土地出让、税费减免、信贷融资等方面给予优惠可有效弥补承接地竞争力的不足。因此,在下列西部地区承接相关类型产业转移的分析中,本文还是采取单要素的比较优势分析法。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在空间上表现出从东往西、由沿海向内陆依次递减趋势,西部地区的高级生产要素—社会经济基础的比较劣势与初级生产要素—自然资源、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决定了西部只能承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与少量的技术密集型产业。

4.1 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承接分布

劳动力资源丰度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显著特点是技术含量低、劳动力需求庞大、工资占其主要成本,其产品市场随着东部地区的消费结构升级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因此,一地的劳动力丰裕度、工资水平和有效市场需求决定了其迁入地。根据2008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和中西部地区各省(市、区)发布的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从整体上看,中部6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14582万人,西部12省(区)为15142万人,但外出从业劳动力总量中部为4918万人,大于西部外出从业劳动力4035万人,且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无疑,中部6省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区位、劳动力优势。但从各省(区)具体分析(表4),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3197万人,大于中西部其他各省,外出劳动力总数为1285万人,占西部地区总外出劳动力的1/3,如果加上重庆外出劳动力数量,则巴蜀外出劳动力数量将占西部地区的1/2,远远高于其他省(区),也高于中部各省外出劳动力总数。广西的外出劳动力为680万人,虽仅占西部外出总人口的15.47%,但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丰富,潜力巨大。

注:新疆农业普查数据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根据中西部各省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整理。

区位优势分析: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一般加工贸易进口零部件、原材料成本和出口产品物流运输成本至关重要。四川位于青藏高原东南部,本处于第二阶梯,但海拔较低形成凹地,构成四川盆地,位于西部的地理中心。由于地处内陆,远离沿海,加之交通不便,自古就有“蜀道难”之说,“天府之国”的优势难以发挥。但随着交通条件的不断改善,成渝经济圈作为西部交通枢纽的地位不断突显。四川省与铁道部签署部省纪要,在原来4条基础上新建6条出省大通道,形成成都至周边省会城市贵阳、兰州、昆明、西安、武汉“4h交通经济圈”,成都至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地区“8h交通经济圈”。四川将全面打通北、南、西、东四个方向的出川铁路大通道:北部拟建兰渝线,南部将连通四川与北部湾、珠三角,西部铁路连接西藏、青海、新疆,东通道是四川连接重庆、长三角地区的重要通道[8]。重庆位于我国地理位置中心,到2012年重庆经兰州到新疆的高速铁路一开通,重庆的货运经铁路从重庆—兰州—新疆—莫斯科—鹿特丹欧亚大陆桥到达欧洲只需要13d,比东部地区海运更高效。同时,公路、水路、航空通道的扩建以及内陆唯一“水运+空运+铁路”保税区的设立,重庆的区位优势更加突显。广西位于中国南端,东连“珠三角”,西接越南沟通东南亚,南端的防城港、北海市是大西南的出海口,优越的区位优势有利于承接东部和国外的加工贸易服务业。综合劳动力资源、区位优势的分析得出:成渝经济圈在承接面向国内需求市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南宁经济区在承接面向国外市场特别是东南亚市场的一般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

4.2 资源密集型产业承接分布

资源储量分析: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从主要能源储量看,西部地区的石油储量约占全国总储量(包括海域)的28.67%;其中新疆、陕西分别占全国的15%、7%,西部天然气资源占全国的81.19%,其中几个大的油气点分布在陕西、新疆、四川,分别占全国的23%、21%、18%,这3省份的天然气资源总量占全国的60%以上。煤碳资源西部各省均有分布,占全国的50.61%,其中内蒙古、陕西、贵州、新疆分别占全国的25%、8%、5%、4%。从主要黑色金属储量看,西部地区铁矿石储量占全国的29.18%,其中四川铁矿石储量占14%、内蒙古占6%。西部地区锰矿石储量占全国的62.94%,其中西藏储量占全国的35%、贵州占11%。铬矿石西部储量极为丰富且较为集中,云南、内蒙古、甘肃储量分别占全国的39%、27%、22%。西部地区钒资源储量占全国的75.54%,仅四川就占57%、广西占12%。西部地区原生态铁矿资源占全国的97.75%,几乎全部集中在四川,占全国的97.54%。从有色金属、非金属矿产储量看,西部地区铜矿储量占全国的39.29%,云南、西藏、内蒙古分别占全国的9%、8%、8%。铅矿资源西部占全国的66.86%,云南、内蒙古分别占22%、19%。西部锌矿资源占全国的77.05%,云南、内蒙古占全国的1/2,分别为34%、16%。铝土矿资源西部占全国的54.64%,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分别占28%、18%。西部硫铁矿石储量占全国的40.54%,四川占全国的22%。西部磷矿资源占全国的52.11%,贵州、四川分别占21%、20%。高岭土矿石储量西部地区占全国的29.89%,主要分布在广西,占全国的28.39%。

承接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可行性分析:资源密集型产业具有极强的地域指向性。从西部各地资源储量的分析可见,西部地区能矿资源极为丰富且各种矿产集中分布在某几个地域甚至一个区域,为西部各省发展专业化的采掘业、原材料加工业、冶金、能源产业提供了基础。西部传统的能矿产业发展与地方经济的粘合度低,突出表现在大规模开发能源、矿产等自然资源和推进重工业化并没有在增加就业、解决民生等方面给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带来实惠。实践证明,重化工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有限[9]。因此,西部地区资源的开发除了在政策上协调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外,在产业上应建立资源深加工、延长资源型产业链,吸引、承接发达地区产业链的中下游企业,增加资本迂回度,带动地方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由低价倾销资源向出售高附加值的资源型产品转变,增加当地就业,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当地资源开发深加工—就业率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承接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分布:从以上分析可见,各地可根据资源禀赋发展各具优势的原材料、能源化工、冶金工业。但总体看,承接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主要区域为:一是天山北坡经济圈。新疆的主要能矿资源组合较好,煤碳、石油、天然气极为丰富,均居全国前列,主要分布在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哈密三大盆地,可作为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积极承接东部沿海能源重化工企业及产业集群的入驻。二是关中城市群。陕西的能源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陕北,能源储量仅次于新疆,地理位置优越,紧邻消费区。三是内蒙古的呼包鄂城市群。内蒙古的煤碳、天然气主要分在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储量分布在内蒙古北部、中北部,紧邻环渤海城市群,优势的区位、丰富的资源将有利于呼包鄂城市群的产业承接与升级。四是成都经济圈。四川的能源矿产资源丰富、种类齐全,集中分布在川西南、川南、川西北,是我国重要的冶金与化工基地。

4.3 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承接分布

整体看,西部地区是由初始要素的密集投入带动发展,技术科研实力弱,尤其是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对经济的贡献率低。但一些省份科技实力较强,可率先承接东部地区和国外的电子技术、光机电一体化、医药化工、生物工程、新能源研制及开发等高科技产业。

承接技术密集型产业基础分析:陕西、四川和重庆的高等教育发达,科研院所实力雄厚,为本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的智力支持。西部地区是军工企业的集中地且实力雄厚,如四川拥有全国一流的航空整机研发能力;现有航空产业相关企业和研究院所30多个,职工4.5万人,其中各类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2万多人,专业人才配套齐全、结构合理[8]。通过西部军工企业产品、技术、项目的军转民用,促使区域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降低与东南沿海和国外高新技术产业承接势差。高新技术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国总体实力还较弱、发展资金很有限、地区差异很大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不能搞平衡,要选择有条件的地方来发展,集中优势资源,形成一定的规模[10]。一些经济基础较好和科研实力较强的陕西、四川、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工业增加值占所在地区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东部的水平,是西部地区承接高新技术产业优先、重点发展的区域。

西部地区承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分布:经过上述分析,四川、重庆和陕西构成的“西三角”能在一定程度上承接起发达国家和地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构筑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5 小结

产业转移是实现中国三大地块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重要战略措施。本文综合各区域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状况,从区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出发,分别从整体和部分两个方面划分出西部各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力空间分布和承接产业转移的类型空间分布,有利于指导西部各省区选择和承接适合本区域发展的潜在优势产业,发展本地经济,进而促进整个国家地域的专业化分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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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制造业产业空间转移实证研究 篇4

产业转移主要指产业区域转移,一般地说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以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经济过程,是一个具有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动态过程。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促进区域间产业分工体系的形成;从新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产业转移是空间结构的自组织动态演化的一个关键环节,是中心区域的扩散过程的表现;从宏观角度把握判断区域间产业转移的发生,可以用图1来表示[1]。

由图1可知,如果在T0时期,L产业是A地的相对优势产业、B地的相对劣势产业,但是经过了一个时期(T0—T1)后,到了T1时期,L产业在A地变成了相对劣势产业,而在B地成为相对优势产业。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在A、B两地之间出现了产业转移,L产业的发展中心从A地转移到了B地。

判断在A、B地区之间发生了产业转移最基本的条件是两地区之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联系的主要纽带是产品和要素的流动。在这里,我们并没有把直接投资作为判断产业区域转移的条件,也就是说,即便在A、B两地区间没有发生可以观察到的直接投资,我们依旧可以认为两地间发生了产业转移,只要有了较为密切的经济联系,有了相对密集的产品和要素的流动,产业区域转移就有可能发生。

我们还可以将产业区域转移的判断条件进一步放宽。即,在经过T0—T1时期后,A地尽管依旧维持着L产业的相对优势,但A、B两地之间在L产业上的优势差距已经大为缩小,也就是说,出现了A地L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弱化,B地L产业的区域竞争优势强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旧可以判断在A、B之间发生了产业区域转移。这种观点也就是本文研究的立足点。

长三角自扩容为两省一市25个城市以来,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显得尤为突出,比如苏北和浙西一带,其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杭州、南京等一线城市,如何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如何实现长三角经济的一体化?我们认为长三角经济圈内的产业转移是实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下面我们以长三角制造业为例,对长三角是否发生产业转移、产业如何转移、以及转移后的制造业布局做实证研究。

2 长三角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测度

2.1 制造业产业集聚

首先,我们使用产业平均集中率[2]指标对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集聚的情况做实证,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平均集中率指标:

上式中,Eik为地区i行业k的工业总产值,Vik为地区i行业k的产业集中率,Vi表示地区i的产业平均集中率,直接衡量该地区所有产业的平均占有率,它的范围在0~1之间。

表1是长三角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变化情况。通过表1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一,江苏相对于其他两省市来说,仍然拥有短期内不可动摇的制造业优势,不过这一优势已呈非常缓慢的缩小趋势;第二,浙江的制造业平均集中率呈稳步上升趋势,从1998年的0.250 0上升到2007年的0.341 9;第三,上海却从1998年的0.305 8下降到2007年的0.220 1,上海以制造业占主体的格局慢慢转向以其他产业为主体的产业格局,而劳动密集型、一般资本密集型的制造业行业将向周边地区转移,上海自身只保留部分技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都市信息型的极少数制造业行业,凭借这些行业的绝对优势来实现生产的独家垄断地位。因此,从总量水平来看,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浙江承接了大量的上海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各行业。

资料来源:上海、浙江、江苏历年统计年鉴

接着,我们进一步从制造业各行业的角度分析产业的变化和专业化情况。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3]来揭示各行业的空间集中程度变化。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一种测量产业集中度的综合指数。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总收入或总资产百分比的平方和,用来计量市场份额的变化,即市场中厂商规模的离散度:

其中,X表示市场的总规模,Xi表示i企业的规模。

从表2的计算结果总体变化趋势上看,根据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判断28个制造业行业中的20个行业的产业集中度是上升的。因此,随着长三角内产业体系的增强,产业的集中趋势是主流。在一体化水平很高的情况下,在有限的地域空间内某一产业肯定是集中在一个地区,以便取得规模经济的优势并将产品供应给其余地区。这样每个地区都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单个产业的集中度上升。在表2的总共28个行业中,只有少数行业发生了扩散。其中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下降的行业是烟草加工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中烟草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集中度下降的幅度较大,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平均从0.390 0下降到0.330 0~0.360 0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从原先市场份额占有度较高的省市向周边省市扩散。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江苏和浙江历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如果我们结合表3的最高市场份额来看,发现这些行业的市场份额最高省市或者发生份额明显下降,或者所属省市发生变化,如上海的烟草制品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市场份额分别从1998年的0.477 0、0.499 6下降到2007年的0.372 6、0.431 0,江苏的专用设备制造业从1998年的0.523 4下降到2007年的0.479 1,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最高市场份额省市则从上海转为江苏。透过这些行业市场集中度下降,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特征:这些行业要么是地方政府垄断型,或者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2.2 长三角制造业的空间转移

我们认为产业优势的变化和产业集聚导致了长三角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长三角地区内部的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以产业转移为载体的“集聚—扩散”演化过程,表现在以上海为核心的中心区域的向外扩张[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就开始显现出向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过渡的经济发展特征,表现在三次产业的构成中,第二产业比重的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由于上海和浙江之间在空间距离上互为邻域,经济联系紧密,上海和浙江在制造业的诸多产业领域方面呈现出先后继起的“雁型发展”形态[5]。

表3是1998—2007年制造业二位数行业在长三角各省市之间分布的此消彼长过程,我们主要关注的目标是:是否有长三角制造业的内部空间转移。从总体制造业来看,表4是1987—2007年长三角两省一市制造业生产总值及其占长三角制造业生产总值的比重。

从表3中我们发现,至少以下行业发生了比较明显的产业转移: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纤维制品业,橡胶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廷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江苏和浙江历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江苏、浙江历年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转移的具体行业、路径如下。

(1)从上海直接转移进入浙江的行业只有家具制造业,1998年上海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370 5,而2007年浙江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为0.563 7,这一结果似乎出乎一般学者的意料。因为按照一般学者的研究,浙江应该主动承接大量从上海转移过来的制造业,但实证表明只是承接了家具制造业。

(2)从上海间接转移进入浙江的行业有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和橡胶制造业,这2个行业先由上海转入江苏,再由江苏转入浙江。以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为例,上海从1998年0.425 1转移至江苏2002年0.452 5再转移至浙江2007年0.464 7。

(3)从上海转移进入江苏省的制造业行业有:医药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其中,上海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市场份额在1998年为0.559 1转移至江苏2007年的0.583 9;上海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在1998年为0.405 7转移至江苏2007年的0.422 8。

(4)从江苏转移至上海的行业只有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这与我们对长三角产业转移趋势的判断也是一致的。江苏在该行业的市场份额从1998年的0.397 8转移至上海2007年的0.432 9。

(5)由江苏转移进入浙江的产业有:饮料制造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品业、化学纤维制品业、塑料制品业、化学纤维制品业。浙江承接了大量由江苏转移过来的产业,这与范建勇(2004)对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研究也是一致的[6]。其中,江苏在饮料制造业从1998年0.392 9转移至浙江2007年的0.422 8;江苏在纺织业从1998年0.528 4转移至浙江2007年的0.533 2。

从上述产业跨省市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首先,浙江在1998—2007年没有将制造业产业转移至上海或江苏。它只有吸纳上海或江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橡胶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品业,化学纤维制品业,塑料制品业等,这说明,浙江一旦获得某一产业的竞争优势,它就具有根植性。其次,江苏呈现出既有转移出去、又有吸纳入内的双向动态过程,如医药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吸收的行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而转移出去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最后,从上海的角度讲,一般转移出去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具制造业,饮料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革制品业,橡胶制品业,吸纳的则是资本密集型、港口型工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通过表4可知,上海的制造业份额是下降的,从1987年的0.313 7下降到2007年的0.188 4;而浙江的制造业份额相应得到提高,从1987年的0.249 2上升到2007年的0.336 8;相应地,江苏的制造业进出相抵,份额保持在0.44左右,2007年略微上升达到0.474 8,主要是承接了上海转移过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3 结论

综上所述,长三角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产业转移现象,其内部产业转移呈现出以下特征。

(1)长三角两省一市制造业集聚态势日益集中,浙江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

(2)上海正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或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江浙两省,而上海恰恰吸收的是港口型和都市型工业,如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3)浙江尽管在目前阶段其制造业优势要弱于江苏,但是,浙江通过“只进不出”的方式,正在踏踏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增强其制造业总体市场份额。

(4)江苏目前还维持着制造业的强劲优势,表现为它在多数行业维持着市场份额最高的龙头老大地位。

总之,从趋势上看,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增强,它正逐渐改变着两省一市的制造业分布。就上海来说,它越来越专业化于其具绝对竞争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港口型、都市型的少数行业生产;而浙江利用其生产成本的优势和民间资本的优势基本专业化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江苏目前还凭借着强大的市场规模优势暂时维持着诸多行业的竞争优势,其制造业龙头老大的位置依然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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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转移 篇5

一、产业转移和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变化

“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我国工业生产呈现快速扩张的态势,自2005 年到2013 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从77 230.8 亿元增加到210 689.4 亿元,增长了近三倍①。这期间,产业在区域间的转移逐渐进入“高峰”状态。

一方面,中西部各省区普遍加速引入省外资金,工业产业成为东部省份向外输出投资的主要领域。例如,安徽省近年来一直积极承接来自长三角的产业转移,从2007 年到2013 年,吸引的省外资金从2 160.9 亿元迅速增加到6 796.7 亿元。在这几年里,四川吸引的省外资金从1 972.8 亿元增加到8 697.5 亿元;新疆从636.1 亿元增加到4 327.8亿元,吉林从756.9 亿元增加到5 279.9 亿元②,其他中西部各省情况大多也是如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是这些省外资金的主要来源地。工业产业目前仍是这些省外资金进入的主要领域,例如,2013年,安徽省吸引的省外资金16.2%进入装备制造业,10.6%进入家电和电子信息业,7%进入化工行业;甘肃省进入能源、采矿、建材、农产品加工、化工、装备制造业的省外资金所占比重达到51.2%③。

另一方面,各类“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不断涌现,相关招商活动、区域合作此起彼伏。除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黄河金三角(跨山西、陕西和河南)、湘南、湖北荆州、甘肃兰白经济区等国家级示范区外,各种省级、地市级的示范区也在不断设立。许多地区纷纷成立专门领导机构,并派出各类高层次高规格的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广东、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等沿海发达地区进行招商推介,积极吸引各类产业项目。此外,各地还针对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开展相关配套工作,包括“载体配套”“政策配套”“人力配套”等。

伴随着产业的转移,我国工业生产布局也出现了开始“向西”偏重的态势[1],即中西部欠发达区域工业生产的比重不断上升,而东部发达地区工业的比重相对下降。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在2013 年达到146 792.7 亿元,是2005 年的2.7 倍多;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2013 年工业增加值分别达到69 012.2 亿元和51 709.4 亿元,分别是2005 年的3.6 倍和4.2 倍,显然中西部的速度快于东部地区①。如图1 所示,2005 年东部地区工业生产的增加值占全国的63.56%,此后逐年下降,到2013 年降至54.87%,九年累计下降8.69%。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呈持续增加态势。中部地区从2005 年占全国的22.22%上升到2013 年的25.8%,共上升3.58%。西部地区上升的速度更快,从14.22%上升到19.33%,上升幅度超过5%。在“十一五”初期,中部和西部的工业生产规模之和,大约是东部地区的六成左右。但到“十二五”中期,中部和西部的工业生产规模之和已接近东部地区的水平,而且还有进一步反超的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公布数据计算得出。

二、主要污染物排放的空间格局演变

近些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我国污染物排放的总量在不断攀升。2012 年,我国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635 519.1 亿立方米,是2005 年的2.36 倍;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达到332 509.24 万吨,是2005年的2.47 倍;只有工业废水的排放量略有减少④。尽管总量在增加,但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和工业生产布局的调整,我国工业污染的空间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如图2 所示,近年来我国东部地区工业污染物排放占全国的比重在下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总体上则呈上升趋势。就工业废气而言,2005 年东部地区排放占全国的53%,到2012 年下降到了45%,而中部地区占比上升了2%,西部地区占比更是上升了6%。就另外两种污染物而言,中部地区固体废物的排放略有下降,但工业废水的排放大幅上升;西部地区工业废水的排放有所下降,但固体废物的排放大幅上升;而东部地区这两种污染物的排放所占比重都在下降。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东部省市工业“三废”的排放量,或是出现下降趋势,或是以较慢速度上升。相反,中西部省份基本上都在快速上升。以工业废气为例,从2005 年到2012 年的八年间,北京的排放量从3 532 亿立方降至3 264 亿立方;上海从8 482 亿立方升至13 361 亿立方,上升了57.5%;浙江从13 025 亿立方升至23 967 亿立方,上升了84%。而中部地区的安徽和河南,其工业废气排放量到2012 年都已大大超过浙江、广东等沿海工业大省,相对于2005 年分别上升了325.9%和125.8%。西部地区的陕西和新疆,也分别从4 916亿立方和4 485 亿立方,升至14 767 亿立方和15870亿立方,分别上升了200.3%和253.5%④。

数据来源:根据2006年和2013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整体上说,我国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有由东向西转移的趋势,这与我国工业生产分布所发生的转移态势基本一致。随着我国工业生产越来越多地“西移”,中西部地区正越来越成为污染物排放的“重灾区”。以危险废物排放为例,2005 年全国工业危险废物的排放量是339 万吨,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工业生产规模快速扩张,危险废物排放量剧增,到2012 年时已达3 465.2 万吨。这一期间,全国大多数地区危险废物排放都在增长,但并不平衡。在东部地区主要是山东省排放量全国最大,2012 年排放量达820 万吨;若扣除该省,其他东部地区整体占全国的比重实际是大幅下降的,北京、上海、广东、辽宁等地排放量虽在增加,但比重都在大幅下降。

除山东省以外,全国工业危险废物排放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是吉林、湖南、四川、云南、青海、新疆,共六个省区。如表1 所示,这六个省区的排放总量从2005 年的20.5 万吨剧增到2012 年的1 505.6 万吨,增长了70 多倍,增速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业危险废物排放量从3.8 万吨增加到444.2 万吨,在全国仅次于山东省;青海省在2006 年之前排放量是“0”,而到2012 年时达到了404.3 万吨,居全国第三位。这六个省区占全国的比重也从6%增加到43.4%,大大超过三个东部工业大省广东、江苏、山东之和。而这三个东部省份2012 年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29%,是这六省区的2.23 倍。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这六省区近些年大量承接了容易产生危险废物的造纸、化工、冶金等重污染行业。产业转移带来的污染转移由此“可见一斑”。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三、当前重污染行业的污染情况和空间变化

包括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在内的重污染行业,既是国民经济发展所必不可少的,又在产业转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行业过去多集中于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等东部省(市),但现在这些行业在广西、河南、云南、湖北、甘肃、宁夏、安徽、湖南等中西部省区越来越多地分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工业污染的“西移”和扩散。以下用2013 年数据进行说明。

如表2 所示,在造纸和纸制品业,湖南、广西成为废水排放量较大的地区;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湖北、河南是废水排放量较大的地区;而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河南、山东、山西、贵州和黑龙江五省共排放废水7.7 亿吨,占全国的53.6%。具体到化学需氧量、氨氮、石油类排放、挥发酚、氰化物等水环境污染物领域,情况则更加突出。例如,在农副食品加工业的化学需氧量排放上,云南、广西、甘肃、黑龙江、河北占全国的45.0%;在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石油类排放上,内蒙古、江苏、山西、江西、河北占全国一半以上,除江苏外其余全部为中西部省区;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领域,山西和内蒙古挥发酚的排放占全国的79.9%,山西、河南和河北氰化物的排放占71.8%;在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领域,湖南、新疆、湖北、安徽、甘肃的氨氮排放占全国的49.2%,全部为中西部省区,石油类排放中河南、湖南等中部省份也已成为排放大省。

资料和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数据整理得出。注:表中数据和资料均由环境保护部根据各行业、各地区重点调查企业得出。

再看废水重金属污染物、空气污染物以及危险废物各行业各地区的排放情况。如表3 所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是废水重金属排放最多的行业,这些行业大多数也都属于重污染行业。而且在这一领域中,东部沿海地区只有广东、江苏、浙江等少数省份排放量较大,而湖南、湖北、江西、云南、甘肃等中西部省份已然成为主要的排放区域。例如,就铅的排放而言,湖南、甘肃和广西就占全国的52.0%,其中湖南一省就占到全国的近三分之一。废碱、废酸、石棉废物、有色金属冶炼废物等危险废物,主要由造纸和纸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这四个行业产生,除山东、江苏外,新疆、青海、四川、云南这四个西部省区是主要的排放区域。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三个行业产生了全国68.2%的二氧化硫、86.6%的氮氧化物和70.7%的烟(粉)尘,这当中除辽宁、广东、山东、江苏等东部省分外,山西、内蒙古、四川、贵州、河南、新疆等许多中西部省区也是排放的重要区域。

四、结论和政策启示

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我国当前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2]。考虑到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所处的工业化阶段显然差异很大。在我国目前只有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地区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相当一部分东部沿海省份已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但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尚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或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迈进的阶段,个别地区甚至还处在工业化初期阶段。而近十多年来,恰恰又是我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的一个阶段。由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亟待优化升级[3],在产业转移的作用下,当前各区域工业布局的调整态势将越来越明显,工业生产在空间布局上正由东部向中部和西部转移,由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扩散。

资料和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环境统计年报》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4》整理、计算得出。

现阶段我国工业污染物排放的空间分布,发生了与工业产业分布尤其是重污染产业空间分布相类似的变化趋势。这说明,产业的转移同时也带来了污染的转移。虽然我国工业分布目前东部沿海地区仍是重心,但随着工业生产分布的变化,尤其是重污染产业分布的变化,许多中部和西部的省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逐渐成为许多污染物排放的主要区域。巨大的区域差异也造成了区域之间环境规制的差异,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逐渐成为污染排放的重点区域,许多重污染行业越来越多地进入到这些地区。自东部沿海许多地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时沦为“污染天堂”之后,我国许多欠发达区域,也正形成区际产业转移背景下新的“污染天堂”。

相对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往往是以更大的污染为代价,污染增长往往超出工业增长的速度。例如,由于地理位置相邻,安徽承接了来自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大量产业转移。2012 年安徽的工业增加值是8 025.84 亿元,浙江是15 338.02亿元,浙江是安徽的近两倍,但当年浙江工业废气排放量是安徽的80.8%,固体废物排放量也只有安徽的37.7%⑤。青海省2012 年工业增加值只有895.89亿元,仅占到全国的0.45%,但其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占到全国的3.82%,其中危险废物排放量占全国的11.7%⑥。从我国国情出发,经济发展梯度“东高西低”,自然地理梯度“西高东低”,产业由东向西转移,但要素、人口密集的东部发达地区却处于重要水系的下游,伴随产业转移而带来的污染转移和扩散,如果处理不当,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效应极有可能被放大。这给我国现阶段的生态保护和治理带来了新的压力。要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下,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入手思考治理的途径:

1. 站在国家高度,《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已经颁布,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工业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并在巨大区域差异作用下的一种必然现象。但产业的区域转移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调整要严格执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区域的划分,充分考虑开发的秩序、强度,实现人口、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2. 站在地区发展的角度,要“从全局看局部,发现局部成功的整体价值”[4]。中西部地区发展工业经济和承接产业转移,是本地区发展战略的需要,但也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潜力;东部发达地区也不能简单地将“落后产能”一转了之,而应在转出产业的同时,充分考虑流域等自然地理因素,在与其他相关联地区在形成产业转移的对接时,也力争形成生态保护上的协调。

3. 从产业发展自身来看,工业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是国民经济必不可少的,产业转移对于调整生产力布局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因此对于现阶段的产业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污染转移,积极的态度应是发展和治理相结合[5]。工业产业在转移的过程中,位置选择要充分考虑人口、交通、生态的因素,同时污染治理的资金、人力、物力要有充分保证,环境规制的标准要严格、科学并保证执行到位。

4. 从人的因素来看,要积极引导公众的有序参与。污染治理需要公众积极参与,但参与要有序,要引导公众增强对于工业发展和污染治理的科学认识,努力形成社会共识,使公众能够以更加理性和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工业污染的治理中,同时加强生态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真正保护公众的生态权益,最终使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污染转移在社会大众的关注下得到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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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4)[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

[3]杜传忠,刘英基.区际产业分工与产业转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4]徐根兴.地区战略的科学定位与有效执行[N].学习时报,2014-09-29.

空间转移 篇6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契机中, 安徽省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一员, 是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辐射最近的地区。尤其是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设立, 对于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 优化区域分工, 推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至关重要。中部崛起战略和“皖江”战略实施对于安徽物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在产业转移过程中, 一方面生产资料的转移使得制造业要释放部分或全部的物流需求, 而另一方面则要求物流业要能够承接这种需求。安徽物流业要抓准发展机遇, 借助于产业转移带来的物流需求空间的提升, 安徽省区域物流网络空间要做到合理构建, 区域物流特征与产业转移需求要能够无缝对接, 进而带动安徽物流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2安徽省区域产业聚集展望与物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

2.1 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行业分析

安徽省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 充分利用要素禀赋优势, 结合各地区现有产业发展状况, 进一步减少行政壁垒, 加强对外开放, 逐步将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重点产业基地。2010年1月, 国务院正式批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并将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这是我国首个以产业转移为主题的区域发展规划。“皖江战略”为推进安徽参与泛长三角区域发展分工指明了方向, 为进一步打造“农产品供应”、“能源原材料”、“装备制造”、“科技创新”、“旅游休闲”的品牌产业基地提供政策保障。

安徽省目前已经形成了以骨干企业为支撑的五大支柱产业:一是马钢、海螺水泥、铜陵有色为代表的优质材料产业;二是以江汽、奇瑞为代表的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三是以淮南、淮北矿业集团和皖能集团为代表的能源产业;四是以丰原生化为代表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五是安庆石化、佳通轮胎等为代表的化工产业。这些优势特色产业具有明显的产业聚集效应, 为承接长三角核心区的产业转移、进一步融入长三角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础。

2.2 安徽省重要产业聚集地物流发展现状与特点

2.2.1 安徽省物流产业发展状况

2008年, 安徽省物流业实现增加值608.2亿元, 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8.3%, 全省共有运输、仓储及综合物流企业2000家左右, 具有一定规模的第三方物流企业200多家。目前, 安徽省初步形成了公、铁、水、航空运输并存的综合运输体系。2008年年底, 全省公路里程14.88万公里, 其中高速公路2506公里,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 铁路通车里程2878公里, 拥有长江、淮河两大黄金水道和四个一类口岸, 通航里程达5596公里。近年来安徽省重点建设了粮棉油、冷藏、危险品等一批专业仓库, 信息基础设施加快发展。物流园区建设起步, 配送设施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一批区域性物流中心正在形成。

2.2.2 主要物流城市发展特色

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长江沿岸城市凭借长江黄金水道、沿江高速和沿江铁路, 承接南京物流圈, 逼近杭州物流圈, 接轨长三角国际物流中心, 依托本地市场, 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 逐步形成皖江物流发展轴。该地带是安徽省吸纳长三角国际资本转移, 尤其是吸纳重化工业的国际投资, 以及吸引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的桥头堡, 应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区位、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 积极承接东部发达地区物流产业梯度转移和经济辐射。

资料来源;2009年《安徽统计年鉴》 公路密度以国土面积计算

马鞍山是全国主要的钢铁产业基地之一, 大量的钢铁产品通过铁路和水运输出;安庆是安徽省重要的石油化工工业城市, 原油的输出和化工产品的输出主要通过管道和铁路运输;芜湖作为安徽省水陆交通的枢纽城市和工业加工城市, 是安徽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和钢材的主要中转地。同时, 各种省内工业发展所需的原材料制造和加工企业, 如钢材、木材、纸、煤炭等, 也从芜湖中转到各个目的地。芜湖市作为安徽省最主要的物流需求聚集地, 它一方面担当这大部分的货物集散和中转的职能, 另一方面, 由于其拥有越来越多的新型工业企业, 在现代物流管理理念的影响下,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物流, 提出各种综合物流需求。

合肥、阜阳、蚌埠是安徽重要的铁路枢纽城市, 在南北物资调配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也是较发达的工业和贸易城市, 在安徽物流格局中构成物流大三角。

3产业聚集与安徽物流网络空间布局发展的联动运作机理

区域网络空间是由区域内物流节点、物流带、物流圈有机结合, 逐步构建而成。区域内的物流节点通过服务于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 推动产业聚集的不断成熟, 随着聚集规模的日益扩大, 物流经济客体在具体地域空间位置关系、集聚程度、相互作用的方向和强度等空间结构上, 由聚集点向线状基础设施方向延伸, 辐射一定范围的物流产业带, 物流产业带的形成推动现代物流技术、设备等重要设施的发展, 从而形成现代化的物流圈。同时物流空间布局的合理规划对于推动产业聚集的发展, 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又起到重要的作用。

3.1 皖江城市带产业聚集的孕育推动皖江外向型物流产业带的形成

根据“增长极”理论, 一个地区具备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发展条件、能力而成为增长极, 其“极化”效应促使物流经济的空间聚集, 表现为点状聚集和线性聚集两种形态。点状聚集的特征是物流活动集中区域为面积狭小的城市区域, 如物流中心城市;线性聚集是指由于物流资源及其带动的相关产业沿着物流资源流动的线性公用基础设施周围进行集聚, 而使得聚集区域呈现线性通道特征, 如物流通道。

从图1中可以看出, 在皖江城市带规划中, 马鞍山、芜湖、铜陵、池州、安庆从区位上看处于主轴带, 主轴线的一端马鞍山靠近南京, 是皖南地区与江苏省产业承接的枢纽城市, 主轴线的另一端, 安庆市是皖西交通枢纽中心, 同时也是安徽省重要的化工产业基地。主轴线上的城市凭借长江黄金水道、沿江高速公路和沿江铁路, 承接南京物流圈, 逼近杭州物流圈, 接轨长三角国际物流中心, 成为吸引长三角产业转移的桥头堡。该地带的区位、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 使得该地带逐渐将发展成为以主轴线为基础, 辐射宣城和黄山的皖江外向型物流带。

3.2 沿淮工业、能源产业聚集的发展促使沿淮区域物流园区的形成

依据沿淮城市群资源型产业特色及其“扇形”腹地特征, 以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管理理念, 整合链结产业、交通通讯设施、市场等要素, 依托铁路和高速通道形成以蚌埠为龙头, 蚌埠—淮南—阜阳和蚌埠—宿州—淮北两个工业重型化与城镇密集化高度协同的“走廊”为两翼, 各级物流基点均布的现代物流中心服务体系。

蚌埠、阜阳是皖北地区老工业城市, 是承接东部和中部的交通枢纽中心城市, 凭借两地的资源优势利用产业转移的契机建设集管理、仓储、配送、加工为一体、面向进出口的区域综合物流园区, 服务于淮南、淮北、宿州南部、阜阳东部的煤—电—化一体化重工产业集团。依托区域物流园区的建立, 借助于高速公路和铁路枢纽、商贸基地, 不断提升沿淮物流服务竞争力促进沿淮地区产业聚集的成熟和发展, 推动区域经济的竞争力的增强。

3.3 产业聚集的不断成熟和发展推动安徽现代物流圈的建立

在现有产业集群内, 彼此相互关联的上下游企业将综合物流系统将产品的包装、运输、装卸、仓储、保管以及由此所发生的信息管理和传递的所有过程。充分利用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结构, 实现了运输、物流的一体化。空间集聚效应降低了产品的运输、库存成本, 集群的人脉关系产生的信任和契约机制, 加快了资金流、信息流的传递。因此, 这种集群化的作业, 使得企业的运作成本明显降低。在一个产业集群内部容易形成贯通运输、仓储、包装、加工的综合作业系统的物流链。产业集群内部的各个企业所形成的原材料从供应商到制造商变为产品再到分销商、零售商最终转移到客户的供应链关系, 使得集群内部的各企业同步运行、相互协调, 保障了物流链每个环节的连续性。同时, 物流链的每个环节又可以作为节点, 连接具有供需关系的不同企业, 形成集群内的分拨网络系统, 建立起各企业生产、需求之间紧密的联系。通过产业集群与区域物流的协调运作, 提升集群竞争力, 促进现代安徽现代物流圈的形成。

合肥市作为安徽省物流枢纽城市, 承接南北东西, 目前形成多家具有较强实力的现代物流企业, 如安徽省徽商集团、安徽新华发行集团、安徽中邮物流有限公司、中外运合肥物流有限公司、安徽徽骆驼物流有限公司等。现代物流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带动合肥物流产业的发展和相关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 承接产业转移的中部崛起战略, 需要高效率、一体化、现代化的物流服务体系的建立, 这将促使以合肥为中心的现代物流圈的形成。

4总结

产业发展不是企业的简单集聚, 而是相关产业配套体系的完善和配合, 同时也需要外部宏观环境的支持。从总体上看, 安徽省产业整体实力较弱, 经济竞争力水平不高, 在承接产业转移, 发展重点产业形成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时期, 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 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优化资源配置、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形成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竞争力强的优势产业集群。沿淮物流园区、合肥物流圈、皖江物流产业带以及我省物流枢纽城市的合理规划和布局, 各自发挥资源优势, 共同推动区域物流一体化的实现, 带动安徽区域经济的发展。

摘要:安徽物流网络空间的合理构建对于安徽承接产业转移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文中通过分析安徽现阶段产业集群的发展重点, 结合主要物流枢纽城市的发展特征, 从产业集群与区域物流网络空间系统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区域物流网络系统的南北两带和中心一圈空间结构的规划和构建。

关键词:产业转移,物流圈,物流产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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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家贵等.安徽物流发展蓝皮书[M]安徽:科技出版社, 2009, 1.

空间转移 篇7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模式、机制、动因等问题的研究上。对产业转移效应也有一定的研究基础,但对产业转移的区域空间溢出效应却少有人关注,有关研究文献非常缺乏。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失,涌现出了一些考虑空间相关性的理论模型。Ertur C等[2]. 采用开拓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1980—1995 年欧洲138 个地区的人均GDP的时空动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区人均GDP的空间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及空间异质性。Keller等[3 - 4]研究结果表明距离在溢出扩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现有产业区域间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因此这些研究结论并不一定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环境。

当前,中国区际产业转移规模不断扩大,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备受重视,因此研究产业转移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学者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也在产业转移与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张公嵬等[5]利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测算区域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产业转移效应,发现中西部地区TFP增长率平均高于沿海地区5 ~ 6 个百分点,认为技术进步的差异造成了区域生产率差异,产业转移会强化区域内竞争,从长期来看,通过溢出效应,会缩短行业内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和效率差距,提高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李颖等[6]利用2001———2009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统计数据,采用半参数估计方法对东、中、西三大区域纺织业与其他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通过产业转移,区域间资源配置在行业选择上可以达到“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效果。不过这两篇文章在实证上并没有考虑区域的空间相关性,这可能会对实证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

在现有文献中,因为空间实证方法的复杂性,研究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的增长很少考虑实证数据的空间相关性。因此,本文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发展一个综合考虑时空变量二维特征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产业转移的区域增长效应以及空间异质性特征。本文将从区际产业转移出发,就国内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做实证分析,根据实证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文章余下部分的结构安排为: 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与模型的设定; 第三部分介绍模型的参数估计过程并分析实证结果; 最后一部分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2 理论框架与模型设定

2. 1 理论框架

2. 1. 1 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目前,学术届对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尚无定论。潘未名的研究表明产业转移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 而张弛则认为产业转移不仅不会对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而且还会促进当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发达地区将当地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产业转向其他地方,不仅可以腾出空间发展高端产业,还能整合资源,提高整个区域内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于转入地,专业转移有利于经济增长水平提高、资源优化配置、就业潜力提升、经济结构改善等。但是,产业转移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一面。对转出地,产业转移可能会带来大量生产要素的流失,从而导致“产业空心化”; 对转入地,引入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后,促使本地区资源利用的强度加强,加重了区域内的承载压力,从而不利于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难以确定。

2. 1. 2 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产生于非市场性交易,它通常指资源特别是知识在没有合约关系下的非自愿扩散,所以又称外部经济[7]。目前对产业转移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数都停留在行业层次上。行业层次上的溢出主要是指产业转移能够给当地产业带来技术上、管理上以及企业文化上的影响,从而间接提高当地企业的绩效。如果把产业转移的溢出效应放在空间维度来考虑,那么对产业转移溢出效应的研究就自然地由“行业内”和“行业间”扩展“地区内”和“地区间”。因为东部发达地区转移出来的企业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区间,在相近的地区之间,承接过来的先进产业不仅会对本地的企业产生积极影响,而且还会对其他地区的企业产业溢出效应。当中西部承接过来的先进产业展示当地企业不知的新产品、新工业以及营销技巧时,相邻的当地企业将会率先获得相关的溢出好处。但是随着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一个地区承接的先进产业所体现出的较高的全要素生产效率,从而产业的溢出效应,并不会仅仅局限于地理区域和行政范围,它会扩散到相邻地区,然后延伸到更远的地区。这是因为转移过来的企业基于成本的考虑会从其他地区获得原材料,从而与其他地区的企业建立联系。另外,其他地区政府通过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先进企业与当地企业加强合作,获得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溢出效应。

2. 2 模型设定

Aitken &Harrison和Caballero &Lyons的对数—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存在2 个计量经济学上的问题:一是,因变量中加入滞后变量产生了方程联立性问题; 二是,模型中可能会存在遗漏重要变量的问题。因为除了资本、劳动和产业转移以外还有很多影响总产出的因素没有考虑。例如,组织机构质量、基础设施水平和中央政府优惠政策差异等[7]。因为这些因素都是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所以容易产生序列相关性问题,从而夸大产业转移对总产出的影响。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文采用Driscoll&Kraay发展的一种空间GMM方法,具体如下:

其中:i、t、Y、K、L分别表示省份、年份、总产出、资本和劳动;TR代表产业转移,W为空间权数矩阵,εit为随机误差项;α0~α6为回归系数;αs反映区际产业转移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和程度。Wln Yit和Wln TRit-1分别用来测定其他省份的产出和引进的产业转移对本地区产出的影响,反映中国各区际之间的依存关系与空间溢出效应。δ和μ表示其他与产出有关的时间和空间因素,比如地区较好的基础设施或中央的优惠政策。这种基于一阶差分的GMM方法已经在增长和生产率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框架,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 国内区际产业转移有利于承接地区的经济发展。

假说2: 中国区际之间存在依存关系,各省的经济发展产生空间溢出效应。一省经济发展的提升对相邻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正向影响。

假说3: 中国区际产业转移存在空间溢出效应,一省承接的产业转移对相邻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3 参数估计与实证结果分析

3. 1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目前,我国产业转移的承接地主要是中西部地区,因此本文选取中西部17 个省、市( 四川、重庆、陕西、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山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 的年度数据用来检验近年来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区间选定为2001—2014 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的统计年鉴、统计公报,部分数据来源于各省份商务厅。为了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对所有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指标均以1978 年为基期进行了相应的价格平减。其中,产业转移用各省每年的国内省外实际到位投资额表示,个别数据根据其他省份的平均增长率计算得到。

3. 2 空间加权矩阵的设定说明

在空间计量回归模型中,空间加权矩阵的设定起着关键作用,是地区空间地理效应的直接体现,正确的设定可以更好的衡量空间溢出效应。在已有的研究空间溢出效应的文献中,一般将Wij直接设定为地区i和地区j的地理邻接性[8 - 9]。如Anselin、苏方林、黄苹等。另外符淼等[10]用省会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代表地区i和地区j之间的地理空间距离,从而设定Wij。但是,产业转移空间效应的溢出,不仅仅取决于地理距离,还与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相关。经济发展程度相近的地区之间合作技术障碍更少,合作交流更加全面,因而更容易获得溢出效应。而且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技术的转移和知识的传播不会因为距离远而形成阻碍。在这种情况下,产业转移溢出效应的发挥更多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程度、技术吸收能力相关。所以,在影响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距离比地理距离更重要。基于以上考虑,本文在设定空间加权矩阵W,同时考虑经济发展距离和地理距离2 种因素。

记W1为地理空间加权矩阵,W1ij表示第i行第j列元素; W1ij= 1 / dij,其中,dij为i地区与j地区省会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记W2为经济发展水平距离加权矩阵,W2ij表示第i行第j列元素。为了不与模型的解释变量总产出Y之间产生自相关性,从而影响到模型的估计精度,本文用地区人均收入的差距来表示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距离。所以,W2ij= 1 / | yi- yj| 。其中: yi、yi分别表示地区i和地区j,2013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来源于2014 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张征宇的处理方法使W1和W2均为斜对角元素为零的对称矩阵且行和为1。于是,可以得到总的空间加权矩阵为

参数0≤β≤1 决定了地理空间距离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距离因素在空间加权矩阵中所占的比重。β 的取值需要通过实证分析确定,β 越接近0,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越大; β越接近1,则表明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越大[11]。

3. 3 实证分析及估计结果

3. 3. 1 空间加权矩阵W的确定

空间加权矩阵中包含了地理距离和经济发展水平距离2 种因素,β 的取值决定着模型最终的估计结果。模型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检验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可以用 α6的t统计值及其相对的拟合优度来确定 β 的取值。β 的变化步长取0. 1,然后进行10 次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 所示。

将表1 中的t - 值及回归拟合优度绘制成图,可以发现当 β = 0. 3 时,t - 值和拟合优度达到最大值,且此时 α6接近最大值,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当β = 0. 3 时,空间加权矩阵达到最优状态,如图1所示。

所以,在影响产业转移溢出效应的各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距离占据着主导地位,占比达到了70% ,而地理距离因素只占30% 。

3. 3. 2 回归结果分析

确定空间加权矩阵后,使用MATLAB7. 1 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

注: * 、**、***分别表示在1% 、5% 、10% 水平下显著。

通过对表2 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Δln TRit - 1系数为正,且在1% 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产业转移有利于承接地区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内的外溢效应。这也说明转移过来的产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更加先进,而当地的企业可以通过模仿先进技术、与其加强竞争与合作等途径获得溢出好处。另外,中西部各省通过积极承接一些东部地区优质产业,在产业规模不断增大的同时获得了规模经济效应。大量的产业集聚使得区域内部整体交易成本下降,通过产业转移释放的资金、技术、先进管理经验有力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与假设1 完全一致。其次,ΔWln Yit在1% 的检验水平下呈显著性,表明我国区际之间经济发展存在依存关系。随着地区间劳动力、资本、知识的快速流动,合作交流不断加强,一省的经济发展对其他省份的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这一结果与潘文卿的实证结果相符,他使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工具研究了1998—2009 年间中国各省区人均GDP的空间分布格局与特征,结果显示出中国地区的经济发展还与周围省域经济增长的随机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影响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会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间接的扩散效应[12]。最后,考察核心变量ΔWln TRit - 1。该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假设3不符合,因此不能证明中国区际产业转移存在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周围区域承接的产业转移不能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换句话说就是,产业转移的影响无法延伸到其所在地区以外的周边地区和地理更远的其他地区。产业转移溢出变量不显著的原因: 一是,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的规模没有达到预期水平,影响不深远,且从东部转移出去的绝大多数产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的产业链较短,对国内企业生产的中间产品需求不大,地方采购份额较低,缺乏跨地区的企业合作,因此大大减低了产业转移的溢出效应程度。二是,省际之间存在恶性竞争,产业同构非常严重。在主要以GDP作为政绩考核的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不根据地方实际需要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而通过各种税收、土地等优惠政策不惜代价的盲目吸引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发展地方经济。这样承接过来的产业往往与邻省的产业同质化,生产的产品差别不大,导致区际之间产业布局混乱,更不能实现区际之间协同发展,削弱了区际产业转移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可以预见,随着区际之间经济的开放和整合,产业转移规模的不断扩大,空间溢出效应会越来越显著。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西部共17 个省市2001—2014 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产业转移在地区间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如下: 第一,区际产业转移有利于促进承接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存在非常显著的正溢出效应,某一区域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同时会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第三,受中国目前产业转移结构和规模的影响,产业转移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对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首先,中西部地区必须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加快经济发展。为了更好的承接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产业,中西部地区需要提升区域承接转移的能力,具体包括优化市场制度、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另外,要想获得产业转移在地区间的溢出效应,必须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纽带作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存在明显的技术梯度,东部与西部的差距巨大,如果没有中部地区的过渡,东部对西部的辐射很难形成。因此,产业转移应该充分考虑各个区域的经济特性,有选择、有重点的审慎进行。

其次,遵循空间均衡的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中央政府在统筹地区产业转移政策时,应该考虑产业的空间布局,避免产业结构严重同构,引发省份之间的恶性竞争。一方面将产业政策区域化,根据各个地区的区域特色和产业基础,制定出各地区支持发展和限制发展的产业序列,然后综合各地区情况,确定各个产业,尤其是重点支持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在全国的布局; 另一方面,国家在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时,应该以产业政策为指导,变地区倾斜为产业倾斜,在加大对中西部投资力度的同时,注重将调整经济空间格局与调整产业结构统一起来,将区域协调与产业转移统一起来[13]。

空间转移 篇8

自2011年至今, 已有多篇文章研究蓝色经济区的空间布局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探讨合理布局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如肖汝琴、陈东景 (2014) 运用城市流强度模型分析了七个地市三次产业间的辐射能力, 张广海等 (2013) 研究了人口和经济的空间耦合关系;二是研究某一特定产业或城市的空间布局问题, 如张广海、朱微微 (2012) , 李淑娟、王冉 (2015) 分析了旅游景区的空间结构。关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问题, 张晓青等 (2014) 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工业集聚与扩散的区域效应研究》中有涉及, 但其是以区位熵为指标, 说明工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资源环境及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现将在此基础上, 以空间集中度为指标, 详细探讨蓝色经济区各地市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变化, 分行业说明其空间转移路径。

一、制造业的空间集中度分析

空间集中度 (SP) 指数计算公式为:

上式中, xrk为子区域r中k细分行业的工业总产值, crk为子区域r中k细分行业占总区域中k细分行业的份额。δr, s是子区域r和子区域s之间的距离, α为一个能调节SP指数大小的常数, 此处取α=100, 以使SP指数不致过小。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六地市间, 现以高速公路里程数衡量它们之间的距离, 并将两地市间的距离除以所有六地市间配对距离的总和, 以标准化距离权重。SP指数值越大, 制造业地理集中度越小;SP指数值越小, 制造业地理集中度越大。

现计算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的SP指数, 表1列出了2009和2013年指数并加以比较。根据2013年指数, 地理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分别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1.569)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1.742) 和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1.778) ;2013年地理集中度较低的行业分别为: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681) 、医药加工业 (2.544) 和农副食品加工业 (2.525) 。

根据表1中第5列比较2009-2013年行业集中度变化趋势, 共有15个行业呈现出集聚趋势, 12个行业呈现出扩散的趋势。其中集聚趋势较大的行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362)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36) 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238) , 即这些行业在空间上出现了明显的地理集中趋势。扩散趋势较大的行业为: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1.41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432) 和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254) , 这意味着这些行业从原先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地市向周边地市扩散。

二、制造业各行业市场份额变化与制造业空间转移

为进一步分析制造业各细分行业是如何在蓝色经济区六地市间空间转移, 进行产业集聚或扩散, 分年度测算了细分行业中各地市的市场份额, 计算公式如下:

根据表2可以看出, 这些存在扩散的行业, 要么市场占有率下降, 要么最高市场份额的地市发生了交替变化。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009年日照的市场份额最高, 为0.332。2013年, 潍坊获得了最高的市场份额, 为0.308和0.280。又如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009年青岛的市场份额最高, 为0.266。2013年, 转为东营获得了最高的市场份额, 分别为0.301和0.362, 这说明这些行业在蓝色经济区内存在空间上的转移;再如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烟台始终占据了此行业的最高市场份额, 但2009年为0.825。2013年虽然降幅收窄, 但仍继续下降至0.516, 这说明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在蓝色经济区内呈现出一定的扩散趋势。进一步观测表2中存在空间扩散的行业可以发现, 这些行业要么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要么是资本密集型行业, 如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要么是高新技术行业, 如医药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要么是食品饮料业, 这说明蓝色经济区六地市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非常重视这些资本密集型或高新技术行业所带来的优势和垄断利润;同时, 由于区域内交通便利程度提高, 食品饮料类行业多向食品产源地扩散。虽然新经济地理学的中心-外围论认为, 在区域一体化发展中, 产业地理集聚和地区专业化程度会上升, 但通过分析表2中出现空间扩散行业的特征, 可以认为, 这并没有违背理论预期, 空间扩散多由于政府主导的制度因素造成, 而且食品饮料业的扩散符合一体化发展第二阶段的情况, 即当中心区内产业集聚过多, 带来劳动力成本提高等问题, 产业便开始有序向外围区域扩散。

表3中列出了具有集聚趋势的各行业市场最高份额及所属地市, 潍坊在纺织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这类轻工业行业具有最高份额且产业集聚趋势明显。东营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具有最高份额且产业集聚趋势明显, 烟台和威海在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具有集聚优势, 青岛则在包括服装鞋帽制造业到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等多个行业具有集聚优势。

三、研究结论

根据新经济地理的中心-外围理论, 当考虑规模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时, 区域经济一体化将影响区域内产业的空间布局。现通过测算制造业空间分散度指数和各细分行业市场份额, 说明了制造业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空间转移情况。

(一) 六地市中青岛制造业门类齐全, 蓝色经济区内很多行业在向青岛转移。青岛具有集聚优势的细分行业包括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等九个行业, 在有扩散趋势的行业中, 农副食品加工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空间迁入地即为青岛。

(二) 东营制造业中石油化工行业突出, 且其结构较单一。经测算, 食品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的市场最高份额由青岛转移至东营;东营固有的具有集聚优势的细分行业为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三) 蓝色经济区确立后, 烟台制造业结构与其他五地市趋同。且有转出趋势, 部分细分行业扩散到了同区域的其他地市, 如医药制造业的最高份额地市转移到潍坊和威海,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则由烟台转移至青岛。

(四) 蓝色经济区确立后, 潍坊制造业种类结构越来越全面, 随着部分行业向潍坊迁入, 其地理集聚程度在增强;目前潍坊在蓝色经济区内形成了鲜明的轻工业特色, 在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三个行业都具有集聚优势, 此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最高市场份额亦从日照转入潍坊。

(五) 威海的产业结构缺少专业化特色, 且存在扩散趋势。在存在空间扩散的诸行业中, 农副食品加工业的最高市场份额由威海转出至青岛, 虽然威海2013年获得了医药制造业的最高市场份额, 但平均而言, 威海不是制造业空间迁入地。

(六) 日照的产业集聚程度六地市中最低, 制造业最不发达且有持续转出趋势, 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最高市场份额由日照转移至潍坊。如何有效的融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是日照制造业今后发展的方向, 向东营学习, 先承接一些非资本密集型产业 (如食品制造业) , 是一条可行之路。

随着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确立, 区域内六地市间制造业既竞争又有协作, 这在研究的空间转移中便可看出, 制造业合理分工和融合是本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只有明确各地市的制造业分工情况, 结合各自的比较优势, 才能促进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在区域内合理的承接、转移, 保证制造业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青, 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工业集聚与扩散的区域效应研究[J].东岳论丛, 2014 (7) :118-123.

[2]肖汝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城市群空间联系定量研究[J].经济地理, 2014, 34 (8) :75-80.

[3]宋廷山, 郭思亮, 刁艳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碳排放的时空特征及差异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4 (2) :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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