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制约因素（精选十篇）
社会制约因素 篇1
关键词：系统论,和谐社会,制约因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从系统论观点看，任何地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 必须要理顺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协调各子系统, 从而实现整个社会总体效益最大化, 并走上持续发展的轨道，因此, 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现有的科技文献中, 有关和谐社会的定性分析，社会学、哲学等领域研究的内容已较多。而有关和谐社会建设的系统分析、系统评价、系统建模等定量研究的文献较少。本文旨在从系统论出发, 从经济学视度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看作一个复杂系统, 分析目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的经济影响因素，从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中, 找出哪些因素是导致社会发展不和谐的主要因素, 哪些是次要因素, 从而使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一、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因素分析
系统论认为, 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整体功能, 如果其结构不合理, 必然导致系统的整体功能下降。社会结构是指在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社会中存在的各社会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关系。社会结构是社会的框架, 社会结构合理是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结构不合理, 必然会把社会距离拉大和社会矛盾激化;反之, 社会结构合理, 社会距离适当, 社会矛盾也会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社会管理、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难度比较小, 成本比较低, 和谐社会容易构建。
对于系统而言，它都包含有许多种因素,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了该系统的发展态势。社会和谐发展是涉及到社会、经济、自然的复杂问题, 为了研究方便, 简化问题, 本文从经济结构、贫富差距、社会财富分配、社会福利、环境等不同侧面分析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经济因素。见表1:
由表1可知：造成目前社会不和谐现象的经济因素主要有:
1、贫富差距扩大。
我国社会结构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由于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出现社会阶层中贫富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阶层人数相对较少。而社会发展的相对理想模式是中等收入阶层人数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 整个社会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例如, 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一般为60%, 而我国中等收入人口比重大约只有7%左右。虽然从7%与60%的比较可以看出“中等收入人口比重”这个指标能够充分说明我国目前贫富差距之大的形势很严峻, 但由于从目前的统计数据很难获得该指标每年较为准确的数字, 因此利用中等收入人口比重来测算社会结构很难实现。而且在我国目前对于中等收入的标准没有明确的界定。这为研究社会和谐发展增添了障碍。本文选择基尼系数作为描述我国社会结构的贫富阶层扩大、中间阶层人数较少这一现状的定量指标。因为基尼系数是世界各国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的, 是国际公认的描述区域内部居民贫富差距的一个较好的定量指标，它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定量指标, 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
按照国际惯例, 基尼系数在0.2以下, 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 0.2-0.3表示“相对平均”, 0.3-0.4为“比较合理”, 同时, 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 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我国居民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超过0.4的警戒线, 达到0.414, 从1984年的0.24到2005年的0.47, 在20年的时间翻了一番, 足以表明随着我国G D P的快速增长, 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后, 社会总产品丰富而普通百姓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满足感, 幸福指数下降。居民对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社会治安、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社会公共品的需求与社会公共品短缺低效的矛盾已成为当前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2、城乡发展的不和谐。
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5年的具体数值来看,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2000—2004年分别为2253.4元, 2366.4元, 2475.6元, 2622.2元, 2936.4元。5年内,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始终在2 0 0 0-3000元, 而且还远远达不到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6280元的一半。由此可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与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较低，表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是相对滞后的。同时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对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影响最大。
3、产业结构的不和谐。
首先，第一产业G D P、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也是影响社会和谐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目前我国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产出都不理想的状态是导致农民不增收, 从而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影响因素。从5年的具体数据来看, 第一产业GDP的平均年增长速度为8.39%, 而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37%, 这显示地方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远远小于农业GDP的增长。实际上目前地方财政资金紧张, 几乎没有能力对农业发展给予资金支持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农民长期的低收入、高负担, 使得几乎没有资金积累以投入农业。因此, 要改变农业投入不足、第一产业GDP增长缓慢、农民不增收的现状必须从政策上给农业以支持, 从而快速增长第一产业GDP, 提高农民收入, 增加地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及农民自有资金的投入能力, 最终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其次，消除一个地区贫困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展经济。GDP的增长应该为消除贫困做出贡献。也就是说伴随着G D P的增长基尼系数应该呈下降的趋势。而我国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随着我国G D P的快速增长, 基尼系数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而且上升速度很快并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有5年的时间。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产生的新的增加值在向社会的分配过程中有不公平的因素, 使得财富向少数人聚集。随着时间的延长, 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 并最终导致社会结构产生新的划分。
4、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首先，从5年的具体数据来看, 能源消耗明显扩大, 甚至超过了G D P的增长速度。可以预见, 如果今后能源消耗的增长速度继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 那么能源供给是难以支撑的, 最终将会出现不仅经济增长难以实现, 而且社会也难以承受。因此, 从这个角度看该指标对社会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 我国能源消耗的主要部门在第二产业, 而第二产业产生的G D P占我国G D P的主要份额, 这也说明我国的济增长还是以过多的能源消耗为代价。所以, 我国要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必须降低能源的消耗,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经之路。其次，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用于科研的财政支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用于社会福利的财政支出指标看，这4项指标都是有关社会事业发展的指标, 表明他们对于和谐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较小。这也暗示, 大力发展社会事业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政策体系
1、建立全方位的支农扶农政策, 实现农民增收, 缩小城乡差距。
从税收、信贷、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法律等各个方面完善支农扶农各项政策, 发展农业生产力。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民进行经济、法律知识的免费授课与培训, 提高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严格监管农资市场、严惩坑农害农行为。
2、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 加快服务型社会建设。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加强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指导, 加强农民职业培训;鼓励信用社、银行给予农民低息小额贷款, 鼓励农民开办家庭经营性第二三产业。
3、建立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社会分配秩序, 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 适当提高低收入行业的工资水平;同时, 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通过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扩大就业、关注特殊群体利益, 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
4、坚定不移地走资源节约型社会之路。降低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 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
5、建立机会平等的环境机制。机会平等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社会对人们利益的满足能够与他们对生产的贡献成正比地增长, 即贡献愈大, 社会对其回报也愈高, 以激发最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用公民平等、机会平等、资源开放、公平竞争的公共政策, 开辟不同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的合理通道, 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通道, 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实现良性、公正合理的互动。与此同时, 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 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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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庆芳.从指标体系看构建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中国经贸导刊, 2005 (8)
社会制约因素 篇2
就在这股对社会工作者紧迫需要的潮流下，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的制度保障，确定职业规范和从业标准，加强专业培训，提高社会工作人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水平。”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对于社会工作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就在这几年来，在东莞，广州，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陆续推出相关政策在不同的机构购买岗位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专家预计，在未来十年内，公民将慢慢形成社工意识，而政府也将随之出台配套政策。社会工作，这个新兴的职业将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作为一个东莞人，对东莞的推出的相关政策有一定的了解。东莞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试点地区，《东莞市社会工作试点方案》《东莞市社工、志愿者联动工作实施方案》《东莞市财政支持社会工作发展实施方案》《东莞市发挥公益性社会组织在社会工作中作用的实施方案》《东莞市社会工作人才专业技术职位设置及薪酬待遇方案》《东莞市社会工作人才教育培训方案》等文件陆续出台，社会工作在落实社会政策、解决社会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伸张社会正义、实践社会民主、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作为一名刚刚接触这一专业的大一学生，我认为只有加快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才能保证建立起专业社会工作的就业岗位，使得广大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有才可施，从而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在社会工作发展的着眼点是本土化和创新，要政府，群众团体，基层社区相结合，在重要的社会工作领域寻求突破，挖掘传统社会工作的价值。但我们知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其制约的因素在专业社会工作原体制和行政性半专业化社会工作的共生及互动过程中呈现出来，表现在，第一，从人们对社会认知度层面来讲，社会工作概念的专业理解与社会理解充满歧义，专业形象卑微低下，专业教育呈超常态发展，毕业生缺乏清晰的就业市场，专业地位无从谈起，且就业岗位不多，造成一些毕业生进了机关、企业等单位从事“不对口”的工作，第二，从专业化走在职业化的层面来讲，社会工作岗位设置待规范，岗位
吸引力不强，提高社会工作人才素质的途径不畅。社会福利组织专业化水平低下，迫切需要大批受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存在社会需求与社会工作教育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
第三，从政府和相关政策的层面来讲，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仍处于“政府主导型”的社会工作机制，导致大量社会福利资源滞留政府部门内部，社会福利机构缺乏走狗的资源现——福利资源短缺、福利资源的单位占有、福利资源的行政配置。
第四，从相关政策的层面来讲，政府对社会工作出台的政策很少，政府无法有目的落实社会工作职业化、专业社会工作水平的低下不能适应社会工作带来的挑战。对社会工作者的评定，月薪等没有明确标准，难以吸引大量人才。理论建设滞后，经验不足，庞大的社会工作体系还没有建立。
社会制约因素 篇3
关键词：行动者；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纯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
中图分类号：C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073-04
一般来说，哲学社会科学场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行动者，各自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资本进行交流、竞争的实践空间，它是科学场域的次场域。场域是一个力量关系的场所，作为社会场域中的次级场域的科学场域也不例外，它是一个为保存或改变这种力量关系的较量的场所。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是依靠各自拥有的科学资本进行交往的，科学资本分为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纯科学资本是一种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是建立在同行认识和承认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社会制度和科学体制的产物，与行动者本人的科研能力没有必然联系。科学资本除了能够产生知识效果之外，还可以部分地通过这些效果获得特权，比如：规定科学场域中的游戏规则和游戏的合法性等。科学资本不同于经济资本，显然，爱因斯坦的资本不是金融性的。科学资本家是在科学场域里拥有话语权的资本家，与经济场域的那些资本家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但是，科学场域和经济场域一样，其间有权力的关系，有资本和权力集中的现象(甚至是垄断)，也有为了争夺生产资料(职位、职称、声誉、待遇等)和再生产资料(任命权、任职权等)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斗争。总之，哲学社会科学场域具有科学场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一、两种资本的关系：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
处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的行动者所拥有的制度化科学资本是以政府权力为基础而形成的，政府权力是一种国家认可的制度化的权力，这种权力与科研机构、行政部门的领导层和学术评审委员会所占据的优势位置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权力与作用于科学场域的生产资料以及再生产资料的权力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纯科学资本是行动者依靠独立于制度化的个人声望而形成的权力，这种个人声望完全建立在同行认可的基础之上，这种认可并不具体化，也没有制度化，尤其是那些通过互相尊重的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这两种科学资本有着不同的积累法则，纯科学资本主要通过对科学进步的贡献以及科学发明、发现和创造积累起来；而制度化科学资本，主要通过政府权力和与之相应的体制策略来实现。纯科学资本的得到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社会科学家的发明创造需要知识的长期积累，并且提出的观点能够指导社会实践。两种科学资本在实践中是互相冲突的，比如在教授、研究员、博导、院士等位置的遴选和科研项目、科研奖励的评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制度化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倾向于组织一些程序，完全按照行政管理的那种运作逻辑进行，而纯科学资本的拥有者则更倾向于依据申报者的个人声望，按照同行专家匿名评审的逻辑进行。
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纯科学资本和制度化科学资本，理论上难以共存，实践上却相依为命，二者往往存在着反比例关系。一方面，纯科学资本所有人拥有的科学声望越大，其政治声望反而很小；另一方面，制度化科学资本所有人的政治声望令人如雷贯耳，其科学声望却微乎其微，科学管理人员尤其如此。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言：“这里也许有一个无法解决的冲突。任何机构，特别足像我们这样复杂的社会，缺少了管理机关便无法存在。知识分子进入管理机关对我们有好处，这一点我不怀疑，但是我又想，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正常运行，而不是思考和批判。这两种责任是相互矛盾的。我知道，我也亲眼目睹，当艺术界的人由批判转入管理机构或展览会的组织工作时，他们发生了多么大的、无法避免的变化。”在现实的科学场域中，为了避免两种权力的彻底决裂，造成纯科学资本家陷入最无权力的境地，人们往往采取折中的妥协方法，即两种科学资本为了创造最大的效益，常常共存于同一个研究室，这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葛兰西曾说过：“何谓‘科学本身，这一问题必须提出来。科学改变了人们，使他们和以往不同，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不正是‘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吗?”在葛兰西看来，由于科学家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世界的知识被赋予了科学的权威，因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也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已经卷入到为夺取符号资本而进行的斗争之中，这种斗争必然涉及到其他从事符号资本生产的科学家的权力范同。因为，在科学场域里，行动者都是在谋求提出有关社会世界的新观点并希望使之普及化、合法化。这样以来，科学场域就不可避免地同时遵守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一是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所希望的政治场域的逻辑，在其中，观念所具有的力量，主要是决定于提出这种观点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的函数；另一是纯科学资本家所追求的科学场域的逻辑，在其最理想的状态，只承认真理的力量。科学场域所遵守的政治场域的逻辑，使得科学活动难以获得完全的自治，而受制于时势；由此，就会造成逻辑上不一致的命题，即与经验观察相矛盾的命题(纯科学资本与制度化科学资本存理论上对立、实践上统一)能够在科学场域中长期存在。
二、两种资本对立的表现：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度
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的科学场域中，很少有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存在，科学家的活动完全是自主的，甚至，可以和艺术、游戏相媲美。“权力成其为权力，知识成其为知识的本质而言，权力与知识原则上都不受对方的影响”。随着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特别是资本家用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代替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统治策略的转换，肉体上的强制与压迫渐渐让位于象征性暴力的更温和、更隐蔽的统治策略的时候，科学场域的自主度就会受到威胁。“象征性暴力的一个效果，就是将统治和顺从的关系改换成情感关系，将权力改换成神秘的‘克里斯玛(charisme，韦伯语，意为屏障)，或者改换成能够在情感上引起神秘魅力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早期的统治活动动辄与警察和监狱联系在一起，然而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警察与监狱的作用远远比不上学校和科研机构。在封建社会里，教会这种制度就是负责将以对武器、土地和财富的控制为基础的地主的权势，转换成神授的权力，教会的权威被用来为新兴尚武阶级的统治提供合法性明证，并进一步巩固这一统治基础。在当今社会里，为社会再生产提供正当性明证的这项工作已由学校和科研机构接管。作为知识和符号的生产者——社会科学家无意中取代了中世纪教会中的教士和神父的位置，成为生产和维持既定社会秩序的特殊工具。针对制度化科学资本对哲学社会科学场
域的渗透，社会科学家们并没有听之认之，他们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反抗，不断揭露出影响科学场域运作的社会因素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制度化科学资本对纯科学资本约束；通过增强科学场域相对于外部力量和权势的集体自主性，科学家的个体自主性的条件，以及科学场域中理性沟通的社会机制在不断地形成。在当今的科学场域中，社会科学家从政治经济权力中分离出来了一部分权力，获得了一些自主性，这一成果是启蒙运动以来，层出不穷的纯科学资本家同制度化科学资本家斗争的结晶。
在当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制度化科学资本挤压纯科学资本已经达到相当的程度。社会科学家正在从公共论辩中被挤出去，位居跨国公司、私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的高级管理人员正在威胁着科学家经过长期斗争获得的自主性。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越缺乏自主度，其竞争就越不完善，行动者也就越容易在科学斗争中引入非科学的力量；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获得的独立程度越有限，越不完全，世俗权力就越能够借助外部权力介入这一特殊的场域，这种介入是通过对学术头衔、职位、津贴、荣誉等的控制，使学术委员会成员中的制度化科学资本能够维持一定数量而实现的。相反，科学场域越独立，其竞争就越纯粹和完善，科学工作就越能排除社会力量的干扰，使科学活动中的检查、评比、审核等工作变得规范化。如果外在的力量和约束少的话，建立在理性和争论基础上的纯科学的竞争就会进展得比较顺利。然而，科学活动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科学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为求得自我生存而对经济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取决于科学场域抵御外侵、自我保护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学科开展正常的科学活动所需要的经济资本的数量不同，从这个方面来看，数学家比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需要经济资本多的学科的科学家拥有相对多的独立性。社会科学虽然需要经济资本少，但由于大部分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因此，社会科学场域更缺乏自主性。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针对社会学这一研究社会的科学变成实用社会学，并成为支配阶级的统治工具时，曾主张“科学必须发掘隐秘”。然而，“社会科学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能得到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社会学是很费钱的……)，同时又能保证独立性而不蜕化。由于社会学家对自主性的必要性没有清楚的感受与思索，由于他们缺乏集体思考，社会学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实用科学，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科学之外的目的”。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的自主性、独立性不断受到形形色色外力的威胁。当今社会最可怕的外力要算是新闻界，而新闻界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
科学在古代是被作为人的以自身为目的的自由活动来看待的，它既不是为了生存，也不是为了实用。但是，伴随着商业社会的来临，科学活动作为自由活动的性质被遮蔽了，它沦落为科学家的生存工具和谋生手段。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但是，这只是科学在商业社会的表象，科学活动的自主性质只是被遏制了，并没有被消除，科学在当今社会实际兼有工具性(目的性)和自主性的双重特征。而恰恰是这种被遮蔽的自主性成为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力，科学的自主性要求科学家不是把科学作为谋生的手段，而是作为事业、作为生命来看待和追求，也正是有了对纯科学资本充满敬意的科学家的存在，才使科学场域在今天仍然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自主性。
哲学社会科学场域缺乏自主性，会导致一些科研人员时常转变成科学活动管理人员，从全职的科研人员转变为或多或少地参与到科学研究当中的兼职研究人员。正如法国的科学场域经过1968年5月危机的集体反思后得出的格言：“忙忙碌碌的研究员随处可见，而能够出成果的研究员却凤毛麟角。”这种现象非常符合日丹诺夫规律，即科学生产者在科学场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也就是说，缺乏纯科学资本的研究人员更需要制度化的科学资本，制度化科学资本的增加和外界的干预的结果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被制约。
三、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转化：知识权力化
由于纯科学资本向制度化科学资本的转化，使现代科学技术同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一方面是现代知识及其理性力量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场域进行无穷转化的结果。为了使当代科学技术成为社会极少数技术特权阶层所垄断的专利，在其生产和运用过程中，总是穿着神秘化的外衣。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过程同文化的神秘化过程相互补充、相互依赖；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运作过程中之所以采用神秘化手段和程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使社会行动者产生“误识”和“合谋”。“任何支配，如果不通过使人们误识(misrecognized)作为支配基础的任意武断性(arbitrary)，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可(rec-ognized)，就不能维持自身的存在”。今天，现代科学技术的神秘化，已经达到使其彻底异化的程度，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社会统治力量的宰制手段，成为社会大众崇拜的对象和受到新奴役的强有力的工具。更可悲的是，现代科学技术在宰制社会行动者时，社会成员在其受到奴役时，不但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奴役，反而觉得当代科学技术是社会大众的“救世主”。正如伽达默尔所说：“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由于支配阶级看到科学技术蕴含着无穷的能量，把它作为社会再生产运行的工具，所以，科学技术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社会领域也成为统治力量。
知识权力化的直接结果是，科学技术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支配力量，并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社会统治和宰制的主要手段，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显著下降。当代社会不折不扣地成为了科学技术专制的社会；而少数掌握和控制科学技术的“精英”分子，简直成了横行于一切场域的科学技术贵族。科技在当代社会的泛滥及其在社会场域的肆虐，已经使当代社会实现了全面的技术化，不但在经济场域，而且，在政治和文化场域也实现了技术化。科技贯穿一切，管理一切，宰制一切。科技本来就是理性的一种表现，但在现代社会中，它同理性的关系转化成双重性
和吊诡性，现代科学技术往往既是理性的，又是反理性的；现代科技的社会效果往往既是肯定的和积极的，又是否定的和消极的。现代科技的这种双重性格主要决定于产生它的具体的社会文化条件。“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基于某种新社会达尔文主义：‘最优最聪明者(哈佛的格言)得胜……在统治者国际的世界主义观念的后面。有一种才能哲学：最有才能的人主宰，有工作。这意味着，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就没有才能。这里有胜者和败者，有贵族，我称之为国家贵族，即那些拥有中世纪意义上所有特征的贵族。他们是靠教育，据他们自己说是靠才智获得权威。他们说这种才智是先天的禀赋，而我们皆知，事实上它是社会所赋予的，才智的不平等乃是社会的不平等。才智论意识形态极适于解释一种类似主人和奴隶之间的对立：一边是有才能、占有很少高薪职位的全权国民。他们可以挑选雇主(而其他人最幸运的情况是被雇主选中)，可以在国际劳务市场上获得很高的收入”。布迪厄1996年10月在雅典希腊劳工全会上的这段讲话，揭示了才智论的虚伪性以及知识权力化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知识权力化在意识形态上的表现就是才智论。才智论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学术上的成功主要是归功于遗传轮盘，它是在或多或少的随机基础上分配智力与能力的。才智论在社会分层中，尤其在证明当前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体系合法化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传统的支配阶级不同，现代发达社会的精英不再根据出身来证明他们对特权的要求是正当的，而是号称自己有科学资本。在当今追求民主和平等的社会中，权力需要有能力背景来支持，才智论使得那些在教育上成功的人，标榜自己有能力、有专长、博学多才，从而理所当然地在科学场域中，甚至在其他社会场域中占据关键的有利位置，并因此有资格获得非同一般的物质报酬。相反，教育不成功的社会行动者则被贴上无知和无能的标签，这些社会经历和体验则有助于证明他们应当被排除在特权之外，而且让他们觉得自己从事体力劳动和处于从属的社会地位也是应当的。
社会制约因素 篇4
1 现状与问题
1.1 基本情况
近年来, 在省市植保部门的大力推进和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盐都区植保社会化服务工作得到了较快发展, 主要表现为:服务组织数量逐年增加。截止2013年底, 盐都区有专业化防治组织63个, 比上年新增8个, 其中经工商、民政登记注册的植保专业合作社24个, 比上年新增3个。从业人员素质明显提高。目前, 盐都区从业人员3167人, 其中持证上岗数398人, 较上年新增108人。装备数量不断增加。拥有各式喷雾药械2973台, 比上年增加153台, 其中大中型药械43台, 新增4台。作业能力明显提升。盐都区专业化服务组织日作业面积达3800hm2。2013年, 盐都区建立1个666.67hm2、4个333.33hm2全承包示范区, 重大病虫统防统治累计面积13.152万hm2次, 稻麦重大病虫专业化防治覆盖率平均57.4%, 其中小麦56.2%, 水稻58.5%。
1.2 运行模式
1.2.1 全程承包防治
植保专业社与农户签订病虫防治合同, 明确防治目标, 农户一次性交纳防治承包费用, 合作社负责农户某作物整个生长季节的病虫害防治。如大冈镇好兄弟植保专业合作社, 2013年稻麦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达1420hm2, 其中水稻全承包面积620hm2。
1.2.2 代防代治
即根据农户临时性防治需求提供防治专业服务。在病虫害防治适期, 由农作物病虫防治组织传递信息, 做好宣传, 植保专业合作组织提供机动喷雾器, 农户在市场上自己购药或机手带药农户购买, 由专防队员实施防治作业, 代防代治防治费用由需防农户交纳, 一般收服务费5~7元/667m2。
1.2.3 集体统防统治
即在粮棉高产增效万亩片, 于病虫防治适期统一组织开展病虫统防统治。通过统一采购农药, 统一时间, 由专业化防治队统一开展防治, 由项目实施单位和农户共同承担相关费用。
1.3 主要成效
解放了农村劳动力, 解决了外出务工人员及缺少劳力家庭的后顾之忧;提高了防治效果, 专业防治田与农民自防田相比, 对路农药使用率达100%, 防效平均提高11.67%;降低了防治成本, 在水稻病虫防治中实行专业化防治比农民自防平均减少农药防治1.64次, 平均节约农药、用工成本25元/667m2;加快了新型植保器械、新技术的推广应用, 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减少了农药污染和农产品农药残留, 保护了生态环境, 保障了农产品质量安全。
1.4 存在问题
1.4.1 组织数量少
目前, 盐都区经工商登记的合作社仅24个, 远远低于省市要求, 尚有张庄、盐龙、新区、冈中、北蒋、滨湖、北龙港等7个街道没有经工商登记注册的服务组织。
1.4.2 组织规模小
除好兄弟、宏彬等几个植保专业合作社外, 其余组织在硬件投入及人员配备上都达不到省“五有”的要求, 日服务能力在33.33hm2以下, 服务以代治为主, 开展全承包服务的组织较少, 进行合同管理的更少。
1.4.3 管理滞后
部分组织机构虚设, 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无专门管理人员、无管理制度与财务制度、成员管理不规范、档案不完备等。
1.4.4 无认定标准
社会化服务组织认定标准、行业标准、行业服务规范未出台;从业人员劳动保护、安全防护、人身保险等无标准;服务双方遇到纠纷时没有评价依据。
2 制约因素
2.1 效益低
因大部分合作社牵头人管理能力不适应大面积全承包服务需要, 损耗大、效益低, 甚至亏本。据对4个合作社5个机防队重点调查, 水稻全承包收150元/667m2服务费, 平均共进行防治8.2次, 支出药剂成本67.6元, 用工工资45.1元, 机械成本10.5元, 管理成本4元, 合计支出127.3元, 毛利润22.7元, 与农药销售商零售利润差不多。如果算房租、财务成本、合作社基本没有利润甚至亏损。好兄弟合作社丰乐机防队、永益合作社界河机防队2013年就亏本。
2.2 风险大
2.2.1 安全风险
现有机手以老人、妇女为主, 身体素质较差, 水稻打药高峰期大多处在高温时期, 长时间连续打药, 稍不注意就可能中毒。
2.2.2 防效风险
好兄弟植保合作社丰乐机防队, 在2013年水稻全承包服务时, 遇个别农户因播种量高, 田间纹枯病大发生, 与正常密度田块比, 防治效果下降, 农户认为是稻飞虱为害, 要求机防队加大对后期稻飞虱的防治, 多用药1次。永益合作社界河机防队在防治三代稻纵卷叶螟时, 防效差的田块补治了1次。
2.2.3 经济风险
好兄弟合作社戴伙机防队今年承包33.33hm2水稻病虫防治, 收服务费1.3万元, 另有6.2万元由村委会担保, 少数农户因少报面积或密度过高造成纹枯病防治效果不好, 导致余款收不回。永益合作社界河机防队也存在少数农户不交服务费现象。
2.3 装备差
2.3.1 自动程度差
目前, 打药机械仍以肩背手拉为主, 劳动强度大, 防治效率低, 防治质量无保证。
2.3.2 机械质量差
据了解, 好兄弟、宏彬两合作社2010~2011年购买的11台手推式喷药机目前只有2台能用。机械损坏不但增加了维修成本, 浪费人力, 还严重影响防治进度, 影响防治效果。
2.3.3 维修难
乡镇无专业维修点, 机械坏了要到盐城买配件, 找人维修。
2.3.4 成本高
大冈好兄弟合作社2012年添置、更换、维修机械的费用达到43380元, 折10.5元/667m2。
2.4 留人难
2.4.1 收入低
大部分农户农田面积小, 田块零碎不连片, 服务效率低, 1人1d的服务面积1.33hm2左右, 一个虫期最多服务3.33~4hm2, 每天纯收益70元左右, 与承担的责任、付出的劳动强度极不成比例。同时, 由于病虫害防治有其特殊性, 每年就那么几次, 机手虽专业但不能成为职业, 大部分时间机械闲置没活干。
2.4.2 工作苦
大热天机手要背30kg的机械在水田中作业7~8h, 一般人吃不消, 青壮年不愿意干。
2.4.3 不安全
由于经常和农药打交道, 安全没保障, 不如外出打工。因此, 目前机手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及妇女较多, 人员也不稳定, 发展后劲差。
2.5 矛盾多
农户少报面积现象普遍, 核实难度大, 遇到病虫大发生时田块间防效差别大, 纠纷多;少数群众比较挑剔, 不能有一点小毛病, 导致有的机防队打药次数比其他农民还多, 为降低成本, 机防队只能选择普通药剂;有的农户想得到服务, 又不愿意交费。有的农户怕交了钱得不到按时服务, 或怕防效不好。
3 对策建议
3.1 强化行政推动, 构建服务网络
农作物病虫害属自然灾害范畴, 专业化统防统治是适应现阶段农业农村生产实际, 提高防灾、减灾效果的重要措施, 不仅具有很强的公益性质, 而且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专业化统防统治是“组织+技术”的社会化服务行为, 是农村社会化服务重点内容之一, 发展初期政府除进行政策扶持外, 针对性地引导和强有力的行政推动是关键。政府除要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目标任务、考核措施外, 在购机、用工、保险、燃油、药剂、培训、宣传等方面要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乡镇政府更要主动作为, 结合联耕联种, 制定具体推进措施, 同时明确村委会及村级综合服务社的责任, 在规定时间成立植保专业化防治合作社或防治专业队, 通过3~5a努力, 构建起覆盖盐都区的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网络。
3.2 加快土地流转, 统一作物布局
当前土地分散种植的模式, 不仅田块零碎, 不利于大机作业, 同时由于每户种植作物品种不统一、栽培方式不统一、生育期不统一, 不利于搞统防统治, 严重影响病虫害的防治效果。通过流转, 促进土地向种植大户、家庭农场集中, 实现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 有利于统一作物布局, 有利于病虫害综合防治, 也有利于大型喷药机械作业, 对推广植保专业化防治必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3.3 加速药械更新, 提高防治效率
加大植保新药械购买的补贴力度, 将机载大型植保机械等先进植保机械纳入农机补贴范围, 鼓励合作社投资购买先进植保机械, 提高防治效率。在各镇建立植保机械定点维修点, 方便合作社和农民进行维修。强制淘汰老式低效、跑冒漏滴手动喷雾器, 可采取以旧换新等形式调动农民更新植保机械积极性, 提高高性能新式喷药器械的普及速度。
3.4 推进农资连锁, 提高用药档次
借鉴苏南等先进地区做法, 组建区级农资连锁配送服务站, 严格按照招标采购程序, 选择优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新品种, 零差价配送到各连锁网点, 供应给农民, 提高高效优质药剂的普及率, 减少用药次数和农药污染,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药利润实行政府补贴。
3.5 加强培训管理, 提高服务质量
合作社使用的农药品种必须是优质对路的药剂品种, 原则上为省市区植保站推荐品种, 有条件的机防队可由区站统一配供。加强机手的录用和培训工作, 从事植保专业化防治的弥雾机手必须身强体壮, 身体健康, 上岗前必须进行职业道德、病虫防治技术、安全用药知识、机械操作和维修等方面的培训, 经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规范服务行为。合作社实行全程承包服务的, 必须与农户签订规范的承包协议。出现药害造成经济损失或未达约定防效的, 应由责任人和机防队赔偿实际损失。建立防治标准、效果评价制度和收费管理制度, 农业部门需制定统一的最低防效及农户的投诉处理程序和统一的最高收费标准, 使服务双方遇到纠纷时有一个公正的协商解决依据。
摘要：通过对植保专业合作社专题调研, 总结了近几年盐都区植保专业化服务工作取得的成效,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重点分析了制约植保专业化服务发展5大主要因素, 分别为效益低、风险大、装备差、留人难、矛盾多等, 并提出了强化行政推动、加快土地流转、加速药械更新、推进农资连锁、加强培训管理等5条对策和建议。
制约物流发展的因素 篇5
目前，在中国制约物流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以下几个方面：
中小工业企业在国家“放小”“扶小”政策指导下，进行改制和新机制规范运作的改变，国家对中小工业企业的信贷金融政策，以及引导中小企业调整、改革和发展的主要措施，市场竞争、社会的发展变化都将成为影响中小企业的外部环境因素。但是，中小工业企业长期采用“大而全”“小而全”生产模式和经营观念，物流活动及其组织管理呈现分割和封闭状况，必定对物流公司发展产生内在的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观念的影响
中小工业企业一般实行单一的生产管理，企业经营范围封闭，缺乏进入市场和社会的一体化模式，习惯于传统的企业储运方式，重生产、轻储运，难以形成现代物流管理思想，对物流公司存在认识上观念上的障碍，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根本因素。
结构的影响
中小企业量大面广，总规模不小，但组织和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复投入，在相当多行业形成产品供大于求、结构性过剩，普遍存在产业关联度较低，缺乏社会化、专业化分工协作，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重要因素。
技术的因素
虽然信息产业给中小企业注入了大量高新技术，但资源与技术构成不合理，普遍存在设施设备老化，物流技术水平低，难以适应现代化专业物流发展的需要，是影响物流公司发展的主要因素。
管理的因素
大多数中小工业企业在较大程度上缺乏较为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缺乏管理组织能力在生产管理上处于混乱状态，在组织经营上处于无序状态。产前没有市场调研，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产中没有生产控制，没有营销策略；产后没有售后服务，是制约物流公司发展的基础因素。
人才的因素
多重因素制约房价反转 篇6
上海的老张决定加快实施购房计划。
考虑到孙子出世之后自己要搬过去跟儿子同住，老张决定把自己现有的房产出售掉，然后买一套大面积的住房。就在他找房子的时候，恰逢“红五月”的出现，市场的回暖已经让老张心中有些忐忑。进入6月之后，市场热情并未回落，这让他有些心慌了。面对这种境况，他不得不加快买房进度，“说实话，我这也是担心房价上涨啊。”他如是说。
其实，老张的担忧并非毫无道理。目前市场的变化的确有些出人意料。6月16和17日，南京重现排队买房现象。如复地新都国际原本定在6月16日开盘，但在前一天晚上7点左右，听到风声陆续赶来排队的购房者达到100多组，开发商只能星夜开盘。此外，位于南京江宁区的同曦青春水岸，也在开盘之初就有人排队选房；另一个江宁区的楼盘骋望骊都销售情况也不错，80套新房源在一小时之内就卖掉了56套。
为何又出现排队买房呢，一位赶来排队的购房者对当地媒体表示，“最近总听人说有楼盘重新开始涨价了，最近又赶上降息和利率折扣优惠，我自己也害怕房价会再涨啊。”其实，这样的心态已经普遍存在。
就在6月份初，杭州、深圳、上海等颇具风向标意义的城市，购房热情并未随着淡季的到来而下降，反而出现了持续升温迹象。如上海、深圳等地出现了千人购房景象，或者推出房源遭到抢购。
新房市场的高涨情绪，已经波及到二手房市场。据汉宇地产市场研究部监测结果显示，6月份前半个月，不少刚需板块的成交活跃程度较5月份上半月进一步增加，如宝山高境板块、浦东周浦板块的带看量上涨两成。
债务重压尚未解除
观察市场如何变化，我们不妨从考察房企债务压力方面着手。
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房价的变化与房企的债务压力有着直接关系。衡量房地产企业债务压力最主要指标为带息债务，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应付利息等。根据万得资讯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2年第一季度，沪深两市总共126家上市房企带息负债总额为6134.38亿元，较之2011年底的5791.91亿元，增长了342.47亿元，房企债务压力加剧。
我们观察另一个指标——货币资金的变化，便不难发现房企目前的日子并不好过。数据表明，2012年第一季度，126家上市房企货币资金总额为2222.13亿元，较2011年末的2216.07亿元，仅增加6.06亿元，也就是说，出现在两个多月前的“金三”行情，对房企资金短缺现状并无明显改善。众所周知，货币资金拥有量的多少，标志着房企偿债能力和支付能力的大小。而目前货币资金总额基本不变，负债持续增加，对上市房企来说，前景并不乐观。通过对比发现，2012年第一季度带息债务与货币资金总额差达到3912.25亿元，为近年来新高（见表1）。
此外，一年内到期的带息债务总额已经超过货币资金总额，如果开发商不想办法筹钱，将出现资金链断裂风险。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第一季度，126家上市房企一年内到期带息债务总额达到2438.90亿元，以现有的货币资金来偿债，尚存216.77亿元的缺口。
除了市场整体债务压力，我们同时还应该观察标杆企业的负债情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标杆房企对房价的影响起着巨大作用，因此单独观察诸如“招保万金”等在内的国内标杆企业的带息债务总额的变化，更具现实意义。
本刊选取包括万科、金地、招商地产等在内国内14家大型房企来作为考察对象。通过对比发现，这些企业在2012第一季度，带息债务总额为3373.61亿元，已经超过2011年底的3164.56亿元，也是近年来新高。再观察具体企业，发现之前带息债务接近或者超过百亿元规模的房企，在2012年第一季度，负债规模再次上升。如万科2012年第一季度的负债规模达到553.31亿元，较2011年末，增加了46.18亿元（可见表2）。这表明，国内大型房企依然承受着不小的债务压力。
房价上涨暂无可能
从资金面、政策面等多个方面分析来看，房价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从资金面来看，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到目前为止，开发商资金链状况并无改善。从市场整体情况而言，带息负债总额仍在上涨，但由于货币资金总额无法大幅攀升，这意味着房企资金链仍然偏紧。在信贷政策并无明显放松的前提下，通过销售来回笼资金，还是最为务实的选择。
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大型房企带息负债总额的进一步上升，这使得大型房企即使存在涨价的冲动，但迫于现实，也必须采取“以价换量”策略来加快资金的回笼。在标杆企业仍在采取平价或者打折促销的情况下，部分资金链不是很紧张的企业，也不敢贸然提价，它们能做的，最多是“捂盘”等待市场进一步好转。
此外，从政策面来看，近期各部委重申调控不动摇，其实也已经把房价上涨的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6月5日，住建部强调坚持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国家发改委也申明不会松绑地产，央行新闻发言人对“房贷7折利率”进行了澄清。这表明，除了正常的市场需求外，投机性、投资性需求仍然毫无机会。
分析近期部分楼盘热销的原因，不难发现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开发商仍在降价促销来加快资金回笼速度。如南京同曦青春水岸，折扣价为13000元/平方米，起售价更是只有11900元/平方米。而另一个楼盘骋望骊都，售价更是低至9000元/平方米左右。
鉴于此，近期房价上涨的可能性不大。但由于刚需压抑了很长时间，加之房贷利率水平的下降，以及开发商降价促销力度不减，可以预见未来市场交易活跃程度仍然比较高。
社会制约因素 篇7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 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一方面需要专业性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足的人才;另一方面需要“金字塔”型结构的技术人才梯队。高等职业院校是为我国经济建设输送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主要力量, 怎样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 为经济建设提供人才的保障, 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1.1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内涵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 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 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以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三大职能。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理解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上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包含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个方面, 都属于高职院校服务社会的职能。狭义上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是指除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以外, 高职院校所承担的其他职能。主要是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根据自身的资源提供服务的一切活动。比如承担社会人员培训, 为社会提供科技咨询, 为社区提供人文教育等。
1.2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意义
1.2.1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是自身历史使命的需要
自1999年以来,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 占居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自此, 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高职院校以“服务区域经济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的历史使命走向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舞台。
高职院校是承担着为区域经济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责任, 也承担着“教育就是就业”的社会稳定、发展的使命。高职院校与其他本科高校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主要以培养“蓝领”技术工人为主, 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除了人才的需求外, 还需要大量其他方面的支持和合作, 这为高职院校提供较好的实现其功能的平台, 也是其历史使命需求的必然。
1.2.2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30年发展进入完善阶段, 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问题之一是: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本性的研究。要研究人的本性、人的动机、人的需要、人的素质等。高等职业院校主要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的保障。怎样培养在德、智、体、美各方面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的人才, 是高等职业院校现阶段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 我国经济体制正进行改革, 其中基础产业中的制造业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中国制造2025”概念的提出, 代表着中国在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过程中的顶层设计和路径选择, 意义深远重大。影响制造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较高”。创新能力不足制约着我国企业的发展, 而创新能力依赖人才。所以解决创新能力核心问题就是人才的培养。除了高职院校自身培养人才以外, 其他社会人员的再教育, 再发展都需要高职院校发挥其社会服务职能。
2 目前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现状
2.1 部分院校办学定位不足, 社会服务职能缺失
在我国“国家性示范高职院校”建设项目验收中, 社会服务职能是其中重要指标之一。但是在很多高职院校办学过程中, 社会服务职能缺失。很多高职院校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为其全部职能, “社会服务职能”没有体现。这些院校认为只要培养好人才, 也是为社会提供服务, 是一种狭隘的办学思想。
2.2 部分院校社会服务职能主要以承担政府性培训项目为主
很多高职院校设立培训或继续教育部门, 承接政府或企业相关的职业资格培训。这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功能的一种体现, 也是今后高职院校主要职能之一。但是, 如果把“社会培训”与“社会服务职能”划上等号就是一种片面的理解。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发展赋予不同的内涵。
2.3 随机性、随意性社会服务较多
因为某个企业的需求, 提供临时性的咨询;因为某个领导的关系, 给某个社会活动提供帮助。这种随机性、随意性的社会服务在高职院校经常发生。这些服务活动没有计划, 没有规律, 也不受人关注。一方面体现高职社会服务的需求在日益增大, 体现其历史使命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体现社会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功能认识不足。
2.4 参与社区的各种活动形式主义严重
在高职院校的发展过程中, 与周围的社区接触较多, 但主要是以学生活动为主。学生进行义务劳动, 看望孤寡老人等活动。而这些活动很多时候流于形式, 对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没有提供较好的帮助。
3 制约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因素分析
3.1 社会对高职院社会服务职能认识不足
虽然说“社会服务职能”是高职院校三大职能之一, 但不管学校还是政府、社会、行业企业都对此职能没有充分的认识。劳动法中已经明确“社会服务职能”是高职院校必须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现阶段, 包括部分高职院校对此职能都认为是可有可无。
3.2 高职院校研究地方经济较少, 与市场脱轨
虽然近10多年来, 高职院校教学改革如火如荼, 但主要是对人才培养过程的研究, 针对区域经济的布局结构、发展趋势、存在的问题等几乎很少涉及, 高职院校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使命感不强。对于怎样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全国范围研究较少, 缺乏社会服务职能经验。
3.3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缺乏法律法规保障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内容包含哪些, 应该怎样履行, 这些都应该以法律法规形式制定, 才能保证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发挥。同时, 要不断总结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找出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良好的体制机制, 而现阶段还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没有建立体制机制。
3.4 政府、行业的作用缺失
作为高职院校的主管和监督部门, 政府应该进一步进行调研, 明确高职院校所应承担的社会服务功能, 并形成探索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良好机制。在此基础上, 进行法律法规的制定, 保证社会服务职能发挥。
行业协会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重要的协调和规划者, 应该及时公布区域中本行业发展的趋势、人才的需求、存在的问题等数据, 为政府、企业、学校的决策和发展提供依据。另一方面, 行业应该主导企业参与到与学校的合作中, 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职能。
4 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展望
4.1 资源共享
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场所, 其拥有的各种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在满足培养人才的需求同时, 应该对社会无偿开放。比如体育馆, 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对社会人群开放, 提供锻炼场地;图书馆, 可以对周围社区开放, 为社区居民提供精神粮食。不同的资源怎样对外开放, 要进行研究, 找出一种非常有效的实施途径。作为对社会责任的一种体现, 资源共享是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手段之一。
4.2 科技服务, 信息咨询
科技服务是指运用现代科技知识、现代技术和分析研究方法, 以及经验、信息等要素向社会提供智力服务。高职院校有丰富的科学技术资源, 应该实现其科技服务、信息咨询的职能。比如针对“三农”问题、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及调整、科技成果转化农业技术、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提升、城镇化建设进程提供服务;针对企业生产技术改进提供帮助;针对企业管理问题, 提供较好的管理策略咨询。“科技服务, 信息咨询”一方面体现社会需求的趋势;另一方面也对高职院校师资力量提出更高要求。
4.3 开展文化活动, 构建文明社会
高职院校还有一项重要历史使命是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作为文明的传播和传承之地, 高职院校一方面承担着对在校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文化传承教育;另一方面也担负着对周围社区, 对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的影响。高职院校要撤掉“思想的围墙”, 要以自身的文化感染、融化周围社区, 要通过广泛的文化活动, 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建文明社会。
4.4 建立终身教育场所
随着文明社会的不断发展, 对人才素质的需求越来越高, 终身学习的理念已经深入全民心中。只有不断学习, 才能最好的体现和发挥个人的自身价值, 体现人生意义。高职院校要与社区、行业企业相结合, 要建立终身教育学习的机制, 要能容纳不同年龄段、不同层次、不同技术要求的社会人员继续学习的需求, 要不断探索教学手段和更新教学资源, 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自身职责。
高等职业学院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承担着重要的责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其社会服务职能作用将日益凸显, 我们应该作好充分的准备。
摘要：从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的内涵及重要意义出发, 通过对我国现阶段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现状及成因分析, 找出深层次原因, 并给出我国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实现的途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范倩.地方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研究[D].济南:山东经济学院, 2011.
[2]百度百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683877.htm.
社会制约因素 篇8
一、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的路径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在传统认识上是与形式设计相对应而存在的, 是作为形式设计的基础蓝本。实际上这种理解是片面的, 在形式与内容设计之上还有处于统筹地位的总体设计和概念设计, 此外对于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也有待重新思考。本文将在梳理博物馆内容设计与总体设计、概念设计、形式设计之间关系的基础上, 重新定位内容设计的路径和流程。
(一) 与概念设计、总体设计、形式设计的关系
第一, 与概念设计。概念设计在工业设计、建筑设计、服装设计等领域已被广泛接受并采用, 但在博物馆陈列设计理论中“概念设计”的概念仍旧十分不明确, 实践中也很少被有意识地在设计流程中使用。概念设计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即形成概念的思维过程和作为思维过程结果的概念。概念设计的过程和概念设计的结果, 均可称为概念设计。后者最终形成或为文字或为图像等形式的表述, 为下一步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提供指引与路径。前者的思维过程是一个线性过程, 概念的完全形成大致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首先, 在主题、素材和各种制约因素之下为陈列确立一个核心概念;其次, 将核心概念分解为更为具体化的陈列表现元素;再次, 由核心概念出发为整个陈列设定一种情境 (基调、氛围、风格) 。内容设计便是依此概念元素、情景进行具体内容的设计和安排。
第二, 与总体设计。关于总体设计的任务, 张文彬曾在广东中山文物系统九九年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颁奖暨学术讨论会上评价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馆时说了这样的解释:“展览要注重提高文化含量, 增强市场开拓意识, 注重效益。这次获奖的南京博物院艺术陈列馆, 达到了建筑与陈列、艺术与科技、内容与形式、设计与制作、管理与服务的和谐统一, 饱含着浓郁的东方神韵, 表现出很高的文化品位和学术含量。”[1]其中的这五个统一, 便可以概括出总体设计的任务。陈列总体就是要抓好这五个统一。它是在原来以内容和形式相统一为主要内容的总体职能的扩展和延伸。它将总体的任务延伸到建筑、科技、管理和服务, 使博物馆陈列更加贴近现代博物馆教育、审美和服务的功能, 更加符合博物馆陈列要增大文化含量, 提高文化品位, 适应观众审美的需求, 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这是一种对陈列设计更高一层的认识, 体现了陈列设计应有的全局观念。内容设计应该是在这种博物馆整体观念之下进行的, 在内容设计的过程中将博物馆的文化品位、服务意识、社会定位等相关方面的内容一并考虑进去。
第三, 与形式设计。形式设计与内容设计关系之讨论是陈列设计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有助于推进陈列设计的实践活动。在现实工作中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内容设计人员在进行内容设计时很少运用形象思维的方法, 致使设计出的陈列大纲, 类似于教科书的纲目, 缺乏形象的陈列构思, 提供给形式设计人员的陈列方案基本上是提纲加文物加文字说明, 没有体现任何陈列所需的形象性构思。同时在讨论内容设计方案时, 形式设计人员也没有兴趣。内容设计方案通过后, 内容设计人员将方案交给形式设计人员后就完事大吉, 很少和形式设计人员进行再一步的沟通、切磋、磨合。诚然, 筹办一个陈列, 起步是始于陈列的立意和主题的确定, 下一步是陈列内容的设计, 但实际上陈列的内容和陈列形式的结合却贯穿陈列的全过程。陈列内容设计人员从陈列的立意开始就要有陈列形式的意识, 陈列内容的设计就要受陈列形式的制约, 同样, 艺术设计人员从接受一个陈列的设计任务开始, 就要熟悉陈列内容、主要展品, 构思符合陈列主题的陈列布局, 参观路线, 陈列设备, 陈列室采光、陈列室的氛围、色调, 以及陈列所处的大小环境。这种内容和形式设计的反复磨合十分重要。两者之间在观念上应是双管齐下、互相照应的关系, 而非是有所谓先后顺序的, 当然内容设计还是处于基础性地位的, 但这种基础性地位的完善是建立在内容设计对形式以及形象性要素的包容基础之上的。
(二) 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的相关流程
陈列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中包括总体设计、概念设计、内容设计和形式设计等几个重要环节, 这些环节在陈列设计的体系中处于不同的地位, 并存在着相互的制约与影响, 因而便出现了如何理解与安排这些设计环节才更合理、更能实现设计步骤的优化问题。基于前文对内容设计与其他三个设计环节的关系的认识与解读, 将通过图表的方式来更直观地展示陈列设计的流程以及内容设计在其中的地位与作用。
其中, 概念所分解的具象化元素可能会左右内容设计的基本框架, 而情境的具象化表达对形式设计的定位有直接的影响, 也会间接地影响内容设计时的考虑。
以上是从纵向的思维过程来解读概念设计的含义, 而在纵向的思维过程中应包括哪些横向的要素呢?有四点:1.对主题的哲学思考;2.对主题文化特征的分析;3.博物馆时空的想象;4.创新探索。这四点决定了陈列概念设计的高度与深度。
第一, 核心概念的确立。核心概念不同于陈列主题, 它是深入挖掘主题本质并加以创造性表述的思维活动的结果。首先, 对陈列主题内涵的准确把握, 需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解, 并在分析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炼出主题的精神内核;其次, 运用创造性思维将其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即为核心概念。核心概念已不是主题, 它是主题的本质、灵魂或亮点的意象化或具象化的表达。这一思维过程是遵循一般思维框架的, 包括分析、综合、抽象与概括, 其中又包含一些技巧, 如联想、类比、演绎、移植、形象思维等。
第二, 元素的分解。一个核心概念是一个系统, 因此有分解为元素的可能, 而这种分解也是为进一步设计所必需的。概念是贯穿于整个陈列的若明若暗的线索, 陈列的不同部分会呈现不同的概念侧面与表述方式, 即我们所说的元素。这种分解也体现了一定的创造性。不同的元素分解方式会形成陈列内部单元之间的不同关联, 为内容设计的结构框架打下基础。
第三, 情境的设定。核心概念所呈现的是一种意象化或具象化的表达, 这种表达需要有一定外在的情境 (环境) 与之相适应。这里我们抽离核心概念中的感性因素, 并将其依存的背景具体化, 即为我们所谓的情境设定。具体化的背景未必会在陈列中处处落实, 或许不能直接达成现实, 但在进一步设计中却具有启发和拓宽思路的作用。情境设定主要确定陈列的基调、氛围和风格, 为形式设计奠定基础。
在此基础上总体设计也被派生出来, 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陈列设计的相关方面的补充设计和社会推广, 另一部分是进行内容与形式设计之间的统筹与协调。前者包括展览的门票设计、相关纪念品的设计、广告宣传设计、以及相关图录的出版等。后者则要选出一个总体设计的负责人, 进行内容与陈列之间的时时沟通工作。
在此基础上, 便是主体的内容设计, 它应是在形象要素的指导之下进行的, 待初稿拿出后与形式设计者多次商讨与修改之后, 再进入实质的形式设计阶段。
二、制约内容设计的社会性因素及应对
陈列设计是受相关方面因素制约的, 诸如馆舍、资金、藏品等等, 其中有一些是来自博物馆自身的条件限制, 而另一部分则属于来自博物馆之外的社会性影响。来自馆内的限制多是硬性的, 进行陈列设计时不得不予以遵循;而来自馆外的影响则属于柔性的, 虽然看似对陈列工作不会造成直接的影响, 但实际上, 陈列展览的成功、取得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都是在尊重这些因素基础之上实现的。因此, 这些因素必然成为探讨博物馆陈列内容设计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 观众
博物馆是为人们提供文化服务的机构, 是体验人类自然、历史遗迹的重要空间。对于众多背景多元的观众来说, 他们来博物馆的参观目的和要求是不尽相同的。做好不同观众群体的分析, 明确各个展示主题带给观众的是什么, 观众在博物馆展示中能得到什么, 怎样才能留得住观众, 是提高展示水准的前提条件。
近年来据调查表明, 参观博物馆的观众越来越多, 人们逐渐把博物馆当作获取知识和社交休闲的场所。观众参观博物馆的目的更加明确了, 对博物馆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了。因此, 在内容设计过程中需要通过对目标观众的分析, 制定相应的陈列方案, 在陈列中充分考虑各类不同观众的不同心理需求和体验要求, 进行有的放矢的内容设计, 更多地引导人们参与其中, 使观众在博物馆展示空间内通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实物、媒介或道具, 多方位体验博物馆所要传达的信息知识。
此外, 要使观众在参观中获得收益, 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激发他们的兴趣。在历史性陈列中内容通常是相互关联的, 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但博物馆的观众与阅读图书的读者不同, 他们是在行走与站立的交替活动中获取信息。虽然我们也规定了观众的走线, 但观众有自己的自由, 他们未必会遵循设计师的意图;另一方面, 如果展览内容间的逻辑性太强, 观众会觉得紧张, 这些都会影响观众参观的情绪和心态。为了能尊重观众可能出现的自主选择, 同时又不至于使观众感到困惑, 让他们能在一种更为轻松随意的形式下参观, 设计者又必要将陈列安排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展项, 每个展项构成一个反映某时期某一社会生活领域的独立方面, 与另一个展项并不存在互相依赖的关系。即使观众遗漏某一些项目, 也不影响他们的观看和理解。
(二) 社会需求变化对博物馆陈列内涵的影响
博物馆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其作为传播历史文化信息的传统形象, 在当今社会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博物馆陈列设计是陈列设计的主体通过陈列展示的对象, 将一种理念、思想和意图转化为一种可视形象的创造性行为。更确切地说, 是陈列设计人员站在传播主体的角度对文化记忆中的陈列对象 (文物、艺术品、自然标本) 与受众之间互动进行的一种认知、解读和思想诉求的创造性过程, 其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情感、主题陈诉与文化传播, 都经历着一个深刻的变化。[2]正如瑞士博物馆陈列展示设计专家哈罗德·泽曼所说, “70年代的博物馆开放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 当尝试着在博物馆中进行公然可见的变革时, 不仅仅要把被禁锢的艺术品解放并还给博物馆, 更要使艺术品与外界发生更多的联系。”[3]这样观众便希望在看博物馆陈列展示的同时, 除了能获取最基本的信息外, 还希望能从中获取更多富有人情味的东西, 比如情感、沟通和共鸣等等。
另外, 随着人们知识水平和欣赏水平的日渐提升, 博物馆陈列展示的理念也在进步。“传统意义的博物馆文化的构成是以实物为基础的博物馆藏品通过陈列展示而构筑的历史记忆。但是, 从根本上来说, 博物馆应该为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合理和谐的秩序提供文化意义上的论证, 也即提供表征人类文明进程和生存理想的历史演进, 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构成和思维方式。它不仅肩负着为公众传播历史与文明的使命, 同时, 着眼于现实与未来, 它还肩负着为人类社会塑造未来的使命。因此, 在反思和批判中提出并建构体现现代公共理性和人类公共利益旨向的博物馆文化理念, 是博物馆表征自身存在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现代方式。”[4]
因此,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 一个成功的博物馆应该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憩息地。博物馆在从事陈列设计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那些代表现代博物馆陈列设计的最新文化符号:信息 (知识) 、娱乐和审美, 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把没有生命的文物变成活灵活现的教材, 把博物馆不仅办成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天堂, 还办成一个文化交流活动中心和休闲娱乐场地。
参考文献
[1]张文彬.“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评选活动会上的讲话, 转引自韦纯学.《陈列设计中的“形式”和“内容”小议》, 《中国博物馆》, 2005年第2期, 第61页.
[2]陈军科.《博物馆陈列展示的文化效应与价值一一博物馆文化形态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中国文物报》2003年3月7日.
[3]Reesa Greenburg, Bruce W Fergson:Thinking about exhibition, Chapter2.London:RoutledgePress, 1996.
社会制约因素 篇9
高校体育运动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大学生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群体进行体育运动的状况。大学生们参加体育活动带有很强的社会目的的,是根据社会和自身的需要来选择运动项目的。现今的大学生参与体育活动不仅仅是来满足锻炼身体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在大学群体中满足自身的心理需要。排球运动要在高校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符合大学生们的心理需要。排球运动在高校的发展就会受到社会心理学因素如社会动机、社会态度、社会影响、群体心理、应付方式和归因、文化变迁和人格心理等的影响,对这些影响因素与现今流行时髦的运动项目进行比较分析,对排球的普及与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分别对陕西省14所高校的大学生进行随机抽取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330份,回收318份,回收率为92%。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期刊网文献检索,以及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图书资料,进行逻辑分析与归纳。
1.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编制心理问卷,对问卷进行重测信度检验,两次测验间距为12天,随机抽取40名进行重测,相关系数为0.78,一致性较好。
1.2.3 访谈法
对所调查的部分对象随机抽取,对所研究的内容以开放式的问题进行访谈,同时对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进行访谈。
1.2.4 数理统计法
将调查的所有数据运用统计软件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处理。
2 结果和分析
2.1 参与排球运动的社会动机的比较分析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讲,人们在参与体育活动的行为及其表现出来的效果各不相同,而产生这些差异的最直接,最基本的一个因素就是动机。所谓社会动机就是这引起、维持、推动个体活动以达到一定目标的内部动力。每个人的一切社会行为及活动方向都是有一定得社会动机所驱使的,它是社会影响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心理中介。
用阿特金森的“期待—价值”理论分析: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人的行为倾向是动机强度、对行为目标的主观期待概率(Ps)以及诱因价值等的函数Ta=Ts-Taf=(Ms-Maf)Ps(1-Ps)
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当任务难度中等,即Ps=0.5时,Ps(1-Ps)的值最大,那么追求成功与避免失败的合成动机(Ta)是最强烈的。而当任务难度很高或很低,即Ps值趋向1或趋向0时,则追求成功与避免失败的合成动机(Ta)强度最低。
根据图1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排球项目的Ps值最低,只有0.15,网球项目的Ps值最高,为0.55,篮球和羽毛球的Ps值分别为0.45和0.48。这说明,第一:在其他因素一定的情况下,高校大学生为了追求成功的体验更趋向于篮球,羽毛球,网球等成功概率的主观估计比较适中的运动项目;第二:大学生在进行运动时选择排球项目的社会动机强度较低。相对于进行篮球、羽毛球和网球的社会动机比较强,导致了在高校体育活动中进行排球运动的人数较少,影响了排球运动的发展。
2.2 参与排球运动的社会态度的比较分析
社会态度是个体对社会存在所持有的一种具有一定结构和比较稳定的内在心理状态。是一种综合性心理过程,是由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部分组成[2]。采用五分心理量表,对人们参与四种球类运动的态度进行调查。了解四种球类项目在社会态度上的得分是否存在差异,对四种球类项目在社会态度上的得分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对大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社会态度的社会认知指标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网球、羽毛球和篮球得分分别为3.45、3.69、3.57分,排球只有2.07分,与三项运动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主要是在选择体育运动时,对排球运动的评价和判断上认为这一项目对自己没有意义或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选择参与其他球类项目则有一定的意义或能较好的发挥自己的能力。对运动项目的社会情感则决定喜欢还是不喜欢、接近还是疏远的社会态度,从四项运动的比较中也明显看出人们对选择排球运动所持为不喜欢或疏远的态度。在对参与体育运动的社会行为的比较中,网球、羽毛球和篮球三项的得分为3.24、3.65和3.86,排球却只有0.69分,差异非常显著。充分说明大学生社会行为反应的倾向直接指向于现今流行时髦的运动项目,对待排球的社会态度是消极或抵抗的态度。
2.3 社会影响和群体心理对排球运动的影响
社会影响是指在他人的作用下,引起个体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变化。从参与人数比例上能比较清楚地反映出某一项目的社会影响和群体心理状况。如果只能从四种球类项目中选择一种项目作为自己的运动方式,通过问卷调查得知,各种球类项目的选择人数比例见表2。
从表中可以看出,只有8%的大学生选择排球作为自己的主要运动方式,而选择网球、羽毛球和篮球三项运动的比例分别为28%、34%和30%。远远高于排球项目。从中说明现今排球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很低。分析其原因为:其一是社会群体中参加排球运动的人数很少,远没有羽毛球,篮球和网球的运动人群多,导致很多人放弃了选择排球这运动,根据社会心理学中的从众现象,人们很自然的选择流行时髦的体育项目,而疏远排球项目;其二高校偏轻于对群众排球的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排球运动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其三是高校排球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严重滞后,在校园中没有进行多形式、多层次的宣传,没有对排球运动的魅力进行深挖掘和拓展;没有在学生中形成明星效应等。
2.4 社会归因对排球运动的影响
归因是指人们对他人或者自己行为原因的推论过程。根据韦纳的归因理论,人们对行为的归因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大学生群体选择体育项目所表现出来的群体心理中的内部归因就是说这个群体的能力和努力能进行此项目,并得到成就感;外部归因就是指所选择的项目本身的难度。通过问卷调查人们参与四种球类项目归因上的方式选择比例,结果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内部归因上,排球最低,为18%,说明个人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能进行排球运动;篮球最大,为75%,是人们认为在能力范围内最容易进行的运动项目。其次是网球和羽毛球,分别为62%和68%。而在体内部归因的比较中,排球外部归因的比例是最高,为82%,说明排球运动的难度是四个比较项目中最大的,篮球运动的难度最小,为25%。从比较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学生对进行排球运动的归因倾向于外部归因,归因于任务的难度和运气。排球运动的基本技术的特点导致人们在归因是很容易归因为外部因素,从而忽视了内部归因,忽视了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这种归因并不利于个人去努力学习,从而制约了排球在高校的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大学生群体参与排球运动的动机强度远远低于网球、羽毛球和篮球等项目,为了从体育运动中获得成就感,更容易选择难度较小的运动项目。(2)在参与体育运动的社会态度的认知指标网球、羽毛球和篮球得分分别为3.45、3.69、3.57分,排球只有2.07分,与三项运动存在显著性差异。(3)只有8%的学生选择排球作为自己的主要运动方式,而选择网球、羽毛球和篮球三项运动的比例分别为28%、34%和30%。远远高于排球项目。说明现今排球项目的社会影响力很低。(4)大学生对排球学习的归因倾向于外部归因,归因为排球运动难度太大,这种归因不利于社会群体通过努力在排球项目中获得成就感。
3.2 建议
高校应加大对排球运动的宣传,积极营造浓厚的排球氛围,改变学生参与排球运动的动机和社会态度,提高排球在高校体育运动中的影响力,在参与排球运动上找到正确的归因方式。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比较法等方法,对陕西高校排球运动发展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大学生群体对参与排球运动的社会动机强度较低,社会态度不稳定,排球运动的社会影响力较弱,参与运动的归因倾向于外部归因。从而揭示制约陕西高校排球运动发展的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因素,为高校排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参考。
关键词：排球,高校,社会心理学,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邓光庆,刘驰聘.影响我国普通高校排球运动发展的主要因素[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3,(12).
[2]章志光,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53-154.
[3]唐家强.推动排球运动发展的真正动力分析[J].职业圈,2007,(18).
[4]全国13所高校高等院校《社会心理学》编写组.社会心理学[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57-158.
社会制约因素 篇10
1 人口状况
人口是制约一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全民健身事业的推进也要以我国的人口状况为依据。我国人口基本国情具有总量大、增长快、素质低、发展不平衡等特点。近年来又有城镇化加速、流动人口增加、贫富差距拉大、人口老龄化、人口肥胖化和残疾人社会需求增强等人口问题出现,成为制约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瓶颈性的问题。
我国有超过13亿的总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经常参加健身活动的人口比例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我国存在许多参加健身活动的困难人口———学术界一般称为体育弱势群体———这一群体规模庞大、种类繁多,如:流动人口,2005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14735万人,这些人大多无固定职业、收入和住所,在基本生活保障方面都面临很多问题,在健身方面更是困难重重。再如:我国正处于急剧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当中,2005年我国人口中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老年人具有生活保障、维护健康和适度余暇三大需求,人口老龄化对体育健身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挑战。
应对各种人口问题不仅是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的需要,也是民族生存、安定团结的需要。要从和谐发展和人口安全等视角来看待人口问题的应对。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的长远问题和重大问题,甚至是瓶颈性问题。我国全民健身发展目标的确定、道路的选择、模式的运用必须考虑这些人口问题的影响。而这些人口问题的存在,对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和谐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2 阶层分化
全民健身分化。不同阶层在体育健身方面的需求、拥有的资源和趣味也往往不同,这就要求全民健身事业的领导层必须把握我国当前社会的阶层状况。
有学者经过调查分析提出我国有十大社会阶层,按照高低次序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约占各阶层人口总和的2.1%);经理人员(1.6%);私营企业主(1.0%);专业技术人员(4.6%);办事人员(7.2%);个体工商户(7.1%);商业服务人员(11.2%);产业工人(17.5%);农业劳动者(42.9%);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4.8%)。
依据这一调查结果来看,我国国民主要集中在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两个阶层上(占总体60.4%)。从比例上看,农民毫无疑问应该成为全民健身工作的主要对象,但在实际当中,农民整体的健身参与比例是比较低的,这已经被大量的相关调查证实和揭示,这也是今后工作必须加强的———占国民近半数的群体健身水平上不去,“全民健身”就只能算是空头口号。
居于较上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人员四大阶层人数比例虽然小,但拥有丰富的经济、文化资源,是全民健身事业的主导性力量。全民健身政策制度的制定、思想理论的形成、方法技术的推广、资金设施的建设常由他们决定、执行或实现。对这四大阶层的影响必须给予充分重视,但要避免发生话语权的垄断、资源分配上的偏颇,要警惕全民健身事业丧失公益性的可能性。
3 国民体质
全民健身事业的基本任务在于增强国民体质,而国民体质状况究竟如何———这是有的放矢开展健身活动必须要掌握的。自1995年以来,国家已经开展了数次大规模的国民体质监测活动,在对一些国民体质指标变化情况的评价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有的来自官方(主要是国家体育总局和教育部),有的来自媒体,还有一些来自学术界,而其议论的焦点或许在于我国青少年体质水平的变化上。一种声音以较积极的态度断定我国青少年体质水平有的指标在上升,有的指标在下降,而整体有所改善;而另有一种则不无悲观地声称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二十余年下滑。自2006年以来全国范围内一浪高过一浪的青少年健身活动热潮和日益强有力的保障措施来看,主流观点至少已经认可了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面临严重问题,必须认真应对的立场。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在其制定之初就明确规定以青少年儿童为重点,确实是明智之举,但众所周知,《纲要》只有几页纸,在可操作性上较美国的《健康公民2000年》相去甚远,所以需要各地方政府和体育行政部门制定具有本地特色的更加细致的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在笔者看来,深入调查、了解国民体质的真实情况是以更加科学、务实的方式开展全民健身事业的必由之路,这不仅需要国民体质监测,更需要具备健康社会学和社会医学的视角与方法。当前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求社会成员在体质方面应具备的或许并不是跑得更快、跳得更高这样的运动能力,而是维护身体健康的能力———例如,终生体育的习惯、防治现代文明病等。所以,“增强国民体质”的基本方针不应动摇,但应该重新审视其内涵。
4 国民性格
不仅国民的身体方面(即国民体质),而且心理方面———国民性格———也是全民健身工作需要理性对待的因素。国民性格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在群体层面体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心理、行为特征。国民性格与体育之间的关系既密切又微妙。同样是高度规范化的盛大的体育赛会,在中国西周表现为等级、礼仪森严的射礼,而在古希腊则是宗教色彩和竞争性极强的古奥林匹克运动。同样是面临承办奥运会的问题,在中国几乎是众口一声全力支持北京奥运,而英国人则在担心伦敦奥运能否征召足够的热心的志愿者。同样是足球世界杯的赛事,巴西队热情洋溢、德国队一丝不苟、韩国队如拼命三郎、而中国队则……体育毋庸置疑地受到国民性格的影响,而国民性格又以各种方式体现到体育中。在开展体育事业时考虑国民性格因素是非常有必要的。全民健身是一项以全体国民为对象的社会事业,而国民都是有血有肉的鲜活个体,在他们身上总是难免体现出一些稳定的心理、行为反应特征,这些特征即非心理学所揭示的“普遍人性”,也非某一个体独有的“纯粹个性”,而是带有浓厚文化、传统、民族色彩的“群体特性”。当将国民性格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之下与时代需求相比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优劣判断——适应时代需求的国民性格特征应当坚持和发扬,不适应时代需求的国民性格特征则需要改变,而那些与时代需求无关或关联不是很迫切的时候则可听之任之。在解放前,就曾经有人认为国民体质孱弱、国民性格软弱、武风不振等是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所以要大力开展体育尤其是推行国术。这种认识方式虽然流于简单,但不无借鉴意义。
中国国民性中较受认可的积极品质有勤劳、节俭、爱好和平、包容性强、适应能力强等;较受批评的消极品质有保守、矫饰、奴性强等。这些特征可能对全民健身起到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中国人的勤劳、节俭,这是中国人持家的重要理念,也是成功兴办各种社会事业的法宝,其典型表现是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实现了体育事业的跨越式发展。勤俭理念在当代中国社会财富极大增长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过时,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以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严重消耗为代价的,也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所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中央提出了建设“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和要求,这在全民健身体育事业中是有体现的。
5 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系统地、自觉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思想体系”,“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上层建筑的部分,表现在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形式之中。”“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存在的反映,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意识形态从观念上制约全民健身乃至体育事业的发展方向和道路。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常代表了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旨趣,所以对全民健身事业的影响可能要比国民性格更强有力。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为标志的思想观念体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与指示、一定时期国家执政的方针、原则等也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意识形态与体育意识形式联系是无形而紧密的,“中华体育精神”就可以看作上二者有机结合的产物。无论采用何种方式表述当代中国体育的主流意识形式,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多层次且多维度的,混淆其适用层次来指导体育工作,常常会引发一些微妙的问题。例如:“增强国民体质”是在体育各领域得到普遍认可的理念,但从对象的全民性出发,惟有群众体育或全民健身才有可能做到(注意:“增强国民体质”与“增强体质”不同);“为国争光”也是得到广泛认可的理念,但为国争光的主体是竞技体育中的部分工作者。“增强国民体质”与“为国争光”二者谁轻谁重?这并不是个单纯的认识问题,新中国体育事业几十年的道路似乎一直试图在二者之间求得一个历史的平衡。全民健身事业的开展并非是孤立的活动,它必然需要从中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场阈中获取自身的资源,所以存在一个与其他体育领域———主要是竞技体育的资源博弈问题———而这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社会上流传过一种观点,即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基本实现了“奥运争光”的目标,今后———“后奥运时代”———工作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全民健身上来。这一说法如果上升至主流意识形态,则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整体格局包括全民健身事业的面貌肯定要有重大的改变。但是,这一说法具有严重的理论缺陷,即将中国体育事业看作一个可以在某一时点突然断裂的、从而告别历史的、走上新道路的刚性系统,忽视了历史的惯性,该理念在一段时期内是难以施行的。但是,并不排斥全民健身事业在今后发生重大策略挑战的可能性,毕竟,全民健身是要服从国家发展的大局的,而当前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对“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等理念是高调提倡的,而且各种随机因素和重大事件都有可能促发全民健身事业的革新。
6 重大事件
重大事件是改变一些事物面貌与发展道路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体育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更加强势的社会活动面前时常要“俯首称臣”。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美苏冷战左右着奥运会的进程,“911”恐怖袭击使奥运会不得不担负起沉重的安保成本。在中国,2003年爆发的“非典”使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饱受冲击,但体育事业却得到广泛赞誉;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对中国不利的声音,突如其来的“汶川大地震”转移了世界的视线,中国人在抗震救灾过程中展现出的伟大精神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可以说,重大事件对体育的发展既是挑战也是契机。
当前,世界正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当中,许多国家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而体育事业又该如何应对?中国是有可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力量,而全民健身事业又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呢?当然,全民健身有其独特的宗旨和要求,将其与应对金融危机联系起来未免显得过于牵强,但谁又敢断定全民健身不会有所作为呢(请想一想全民健身在促进消费、拉动内需方面的价值)?何况,除了金融危机外,还有可能会出现其他领域的危机、灾难或者重大福音,全民健身事业总不能持“盲人瞎马”的姿态对此不闻不问吧?
7 结语
总而言之,全民健身事业的良性发展有赖于对各种基本因素、重大问题的理性认识。理性的发展政策是决策部门考虑的问题,而学术界应该发挥出理念上的先导作用。本文就制约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人口状况、阶层分化、国民体质、国民性格、意识形态和重大事件等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黄聚云.制约我国社会体育和谐发展的若干人口问题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7(1).
[2]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