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创新（精选九篇）
演化经济学创新 篇1
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创新作为知识的源泉,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一环。而经济组织内部的创新也已成为其不断提升内在竞争力和确保其竞争优势的根本保障。但是,由于组织内部的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使得搭便车行为得以存在,这不仅影响到了创新的开展,甚至导致了一些高效创新模式,如开源软件中的“个人—集体”创新模式,在一般性经济组织中的应用失败[1]。因此,分析成员创新与搭便车行为间的相互影响,从而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并最终提高组织创新的效率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组织成员创新的相关研究主要包含2个方面:一是关于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和提高机制的分析,如Bharadwaj、Menon指出员工的创新是其个人努力和利于创新的组织系统的共同结果,高水平的组织创新机制会产生显著的创新绩效[2],Martins、Terblanche研究了组织文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3],以及Bommer、Jalajas对于创新氛围和创新感知对创新绩效影响的验证[4]等;二是关于减少公共品提供中搭便车行为的研究,如Sefton、Shupp、Walker比较了奖励与惩罚对于减少搭便车、提高合作水平的效果[5],Kosfeld、Okada、Riedl则研究了限制搭便车行为的惩罚机制在组织中的内生形成[6],而Krajbich、Camerer、Ledyard等甚至提出了用神经方法测度成员对公共品的估值从而使得用经济方法解决公共品提供难题成为可能的思想[7]。本文则主要是从组织演化的角度考察了创新成果作为组织内公共品时,成本和收益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
本文使用演化博弈来分析组织内部的创新活动是基于2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从组织中的成员个体角度:其一,成员并非是完全理性的,对最优决策的发现需要在反复博弈中动态学习,博弈的均衡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其二,成员并非是独立个体,而是存在个体间的相互影响;其三,成员的行为模式是存在惯性的,做出改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经验积累。二是从理论角度:传统非合作博弈理论由于侧重于一次性或短期均衡的预测,对于现实中存在的多均衡情形则难以说明哪个均衡可以达到以及如何达到,而演化博弈侧重于人群间长期趋势的形成,并且可以较好描述均衡的达到过程。
1基本模型假设
假设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组织内,其成员具有有限理性,由于组织规模较大或组织规模较小但是成员行为存在惯性,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遵循复制者动态。成员各自面对着不同的创新机会,进行创新的成本(主要是脑力和时间等)由个人承担,而创新成果具有公共品性质,其在组织内部是可以无成本共享的。设组织中进行创新的成员比例为x,则相应不进行创新(搭便车)的比例为1-x。个体创新的期望收益为U,成本为z,分享他人成果的收益为 V,多人独立创新或联合创新的期望收益为P。从创新的角度,组织的运作就可以看作是由所有成员间的两两随机配对重复博弈构成,得益矩阵见表1。
根据本文情境,显然有V>0和P-z≥U-z。其中第2个不等式描述了创新成果(如知识)间的互补性[8]。此处的创新的互补性可以是时间上的也可以是空间上的,并不要求组织成员的同时行动或者成果的同时获取,它反映的是组织成员创新行为间的协同效应,并且,当且仅当成果间不存在互补性时等号成立。由得益矩阵,可知创新者的期望收益为(P-z)x+(U-z)(1-x),而组织成员平均收益为(P-z)x2+(U-z)x(1-x)+V(1-x)x。由复制者动态方程可知:
2问题分析
2.1演化模型分析
记式(1)右端函数为F(x),根据微分方程稳定性理论[9],系统的均衡点存在于使F(x)=0的不动点x*上。并且当F’(x*)<0时,该点为稳定的均衡点,也就是当x<x*,F(x)>0,函数单调递增,而x>x*时,F(x)<0,函数单调递减,这意味着,即使由于小的偏误或者突变使得x偏离了稳定均衡,复制动态仍然会使它们回到x*上[10]。
令F(x)=0,由式(1)可解得x的3个不动点
将3个不动点的x值分别代入式(2),得:
另外,由x的实际意义,
或
回到具体问题:
第一,当U-z<0[11]所带来的成就感也可以看作是对个体创新收益的增强,因而同样可以统一于内。而所得出的结论不仅适用于组织创新,对于其他结果具有公共品性质的问题如知识共享、组织公民行为等,或者其他类型的创新主体如合作研发企业等也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在本文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可以从以下2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文中的变量进行深入探讨,具体包括:其一,细化分解,比如可以将期望收益U分解为物质收益和非物质收益,或者短期确定性收益和长期不确定性收益,藉此考察组间竞争、带薪休假等等包含了非物质收益因素的创新激励制度,或者固定创新奖励与员工参股分享收益等创新收益分配方式对于均衡结果的影响;其二,增加环境变量,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对已知内部变量的影响,比如可以考虑外部市场环境、供求关系对于创新收益实现的影响,并进一步与前面提及的创新收益分配制度综合考量,又如增加研发环境因素,包括设备状况、资金支持投入等对研发成本的影响;其三,增加已有变量之间的关联,本文中的变量是被相对独立对待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P≥U加以定性描述,而根据具体的组织内部创新的情况,两者间的关系显然可以进行更为细致的刻画,而搭便车收益V也会在特定情况下与前两者产生具体的关联。
二是对文中的结论进行验证,当然,受限于实际经济组织内部创新数据难以直接获得的客观情况,验证可以从2条途径入手:其一,通过进行问卷调查以辨析影响组织创新的主要影响因素,或者对具体因素水平下的理论与实际创新水平进行比较;其二,更为直接的,也是目前开展相对较少的,就是进行交互性实验来进行验证,这既可以实现对被研究因素的准确控制,又可以对本文理论所描述的演化过程进行直接的观察。而根据客观条件,实验可以采取实地实验[12]的多种不同形式,如实验室实验、自然实地实验等。
参考文献
[1]Von Hippel E,Von Krogh G.Open source software and the“pri-vate-collective”innovation model:issues for organization science[J].Organization Science,2003,14(2):209-223.
[2]Bharadwaj S,Menon A.Making innovation happen in organiza-tions:individual creativity mechanisms,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mechanisms or both[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0,17(6):424-434.
[3]Martins E C,Terblanche F.Building organisational culture thatstimulates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3,6(1):64-74.
[4]Bommer M,Jalajas D.The innovation work environment of high–tech SMEs in the USA and Canada[J].R&D Management,2002,32(5):379-386.
[5]Sefton M,Shupp R,Walker J M.The effect of rewards and sanc-tions in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J].Economic Inquiry,2007,45(4):671-690.
[6]Kosfeld M,Okada A,Riedl A.Institution formation in publicgoods gam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9,99(4):1335-1355.
[7]Krajbich I,Camerer C,Ledyard J,et al.Using neural measures ofeconomic value to solve the public goods free-rider problem[J].Science,2009,326(5952):596.
[8]汪丁丁.知识沿时间和空间的互补性以及相关的经济学[J].经济研究,1997(6):70-72.
[9]马知恩,周义仓.常微分方程定性与稳定性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0]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11]秦永恒,万迪昉,姜帆.“个人—集体”创新及其效率改进:一个实验研究[J].软科学,2011,25(1):75-79.
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 篇2
作者：刘文超
学术月刊 05期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02-0073-11
演化经济学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启发下发展起来的一个反主流经济学派。演化经济学的直接开创者是旧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凡勃伦在18的论文《为什么经济学还不是一门进化科学》中，开启了运用达尔文主义重建经济学的尝试。之后，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一直非常缓慢，影响力微弱，但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演化经济学的强劲复兴。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被认为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破冰之作。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汇集在演化经济学这一旗帜之下，他们不仅继承了凡勃伦的传统，而且从熊彼特、哈耶克甚至马克思等人处获取灵感，广泛地吸收了当代生物学、认知心理学、复杂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当前，这个学派逐渐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纲领与范围：坚持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运用“多样性―遗传―选择”的分析范式，研究创新及其引致的结构变迁和经济增长等主题。当代演化经济学已被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①
人类行为理论向来是经济学流派争鸣的“兵家必争之地”。演化经济学注重人类行为基础的研究，它认为，只有当批判的武器指向主流经济学的这一核心原则和微观基础时才有效；同时认为，一些反主流学派因为没有提出任何有关行为人的理论以取代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学说，新古典体系的中心仍然没有受到挑战，而演化经济学正在经济学的核心发动一场理论革命。②本文旨在揭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在逻辑，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批判的方式与深度，演化经济学提出的人类行为理论替代方案的内容与实质，进一步探讨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是否超越了“理性人”假设。
一、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
为了便于展开个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对人的动机、能力和相互作用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简化处理和标准化界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个人行为的新古典假设，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理性人”假设或“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的内涵可归纳为三个基本命题：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一)个人目标：效用的自我满足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被认为是追求自身效用满足的利己者：消费者通过消费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生产者通过利润的追求间接实现自身效用的满足。效用的满足程度由效用函数来描述。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偏好是决定效用函数形式的内在依据。进行个人行为模型的构建需要效用函数作为逻辑起点，但效用函数的特征和性质要以个人偏好的假定为前提。“新古典理论主要是由有关个人偏好的假定编制而成的。”③在新古典世界里，人的偏好具有利己性、主观性、外生性、同质性、稳定性等特征。
古典经济学尤其强调人的利己“本性”，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19世纪70年代，边际学派要把经济学变成“自利的力学”“苦乐的微积分”的主张，曾一度把人性利己观推向了顶点。但在新古典体系确立之后，利己“人性”已成为经济学隐含的假设了，它体现在市场主体对效用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中。
偏好指的是一种心理状态、心理感受，它自然是主观性的。这种主观的心理状态的特征是可以把握的，由此形成所谓的心理规律或偏好公理，但是这些心理规律产生的原因和过程是不可知的，在经济分析中它是不能也不需要进一步还原的最原初的因素和起点，是绝对的外生变量。对于所有个人而言，都受不可溯因的相同的心理规律支配，无一例外，所以不同人的偏好具有同质性，给定完全相同的客观条件约束的人，遵循相同的心理规律，必然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行动。
新古典经济学还假设偏好是稳定的。首先，偏好是情境无涉的，也即个人偏好不会随着个人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其次，偏好是制度无涉的，这是指个人的偏好不会因经济、政治等社会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个人偏好是比制度更本源的经济范畴；再次，偏好是关系无涉的，人的偏好不会受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影响，人不会有从众心理，也不存在炫耀性消费。由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偏好抵制了一切外在环境因素的渗透和塑造。
(二)个人能力：最大化选择
在经济学中，“理性”用来描述人的行为能力特征。但理性的确切含义在经济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追求自利的市场活动主体，在市场交易中，会进行盈亏得失的精密计算。而从边际革命以来的新古典时期，理性行为代表最大化选择，确切含义是，市场行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使得所追求的目标最大化的决策。明确的最大化假设已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志。
第一，最大化假设为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微积分方法引入经济学开辟了道路，个人的选择问题就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问题。第二，由于个人选择问题被简化成了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所以决策过程被忽略，选择是瞬间做出的。第三，在行为建模时，可对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调整，但最大化原则是不容置疑的。例如在经济增长理论中，通过对生产函数、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进行各种变换，给予经济增长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推理过程都是数学中的最优化方法。第四，最大化假设的合理性来自一些隐含的假设。这些隐含的假设包括充分信息，即行为者完全知晓备选的行动集合；个人具有足够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能力；掌握最大化的相关理论；运算分析过程是不带感情色彩的；运算是不会出错、不需要修正的。
(三)个人之间的协调：市场均衡
市场均衡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个人行为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它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社会协调问题和行为确定问题。
按照前述的两个假设，每个人都从私利和效用的最大化出发选择行动，那么整个社会会不会因此而陷于利益冲突和全面瘫痪状态？这是“理性人”假设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此，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表达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天然和谐统一的观点，而新古典经济学家用更为精巧的均衡理论论证了分散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另外，根据最大化原则进行推论得到的仅仅是经济主体行为的规则，但要确定具体的行为本身，还需要以实现经济主体之间的协调一致为条件，新古典经济学以市场均衡假设满足了这一要求。
均衡价格是一个美妙的变量，它是所有个人追求最优化的结果，但又独立于每一个人；它使所有有关的个人都选择了对他来说最佳可能的行为，且各经济主体的行为之间具有一致性。④在模型中，均衡价格、均衡数量的确定只需由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联立方程组得到，但现实经济是否均衡、是否存在均衡价格，却不是由数学能证明出的，对此，“市场均衡”的判断与其说是现实经济的揭示，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假设、一种方法论工具，“均衡是市场经济学家描述现象并预言事物未来发展方向与结果的原则性工具”。⑤
二、“理性人”假设产生的方法论根源
“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并非来自经济学家随心所欲的编造，它是服从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独特方法论需要的。
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和方法论上的演绎主义是自古典时期以来经济学的主流传统。经验主义者认为感觉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归纳和演绎是进行推理的方法，它们可以将直接知识扩展到间接知识。19世纪是科学哲学中归纳观点盛行的时代，但即使如此，在经济学中演绎方法却居支配地位。
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哲学上的归纳主义全面衰落下去，逐渐兴起的是由美国实用主义所倡导的“假说―演绎”推理模式。“假说―演绎”模式的兴起与“归纳问题”有关。“归纳问题”是指由大卫・休谟注意到的归纳的合理性问题：经验证据由单称命题构成，要得出的结论是全称命题，无法通过归纳方法对全称命题提供一个归纳性的证明。“假说―演绎”模式用演绎方法取代归纳方法来解决“归纳问题”。这种推理模式认为，待解释的事件由初始条件和至少一条普遍定律演绎推导出来，这些初始条件包含了对被解释事件的说明，也就是通过把所要解释的事件归入普遍定律来得到解释。在演绎中所用到的普遍定律并不是通过对事件的观察进行归纳得到的，它仅仅是一种假设，甚至是猜想。由初始条件和假设演绎推理得到预言陈述，这个预言如果经过经验观察证明是真的，那么，假设就得到了确证，是可以接受的。可见，假说演绎法是力图回避归纳问题的，因为“根据这种观点，科学理论是(演绎地)‘基于’经验观察之上的，但并非原原本本(归纳地)‘建立在’那些观察之上”。⑥
20世纪中叶，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说演绎方法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实施，并且以更为丰富的变种的形式存在，约定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是典型代表。
在约定主义者看来，理论或模型不被认为是绝对正确的，而只是相对于现在可接受的约定的标准来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理论只有好坏，没有真假”，理论工作者的目标就是根据普遍接受的好理论的标准选出“最好的”理论。选择理论的标准有“简单性”“一般性”“数学上的精确性”“可证实性”“可证伪性”等等。约定主义方法论的实质是通过对经济理论根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的做法，来回避归纳问题。约定主义是用理论好坏的判断代替了理论真假的证明。
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方法论是科学哲学中“假说―演绎”模式在经济学中最直接的体现。弗里德曼的观点是：经济理论的唯一功能是进行经验预测；预测最准确的理论是最好的理论；理论假设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好的假设的检验标准是其有助于理论的预测；一般地，理论越是有意义，其假设就越不现实；不应因假设的不现实而贬低有预测能力的理论。“那些真正需要的、有意义的假说，它们的‘假设’是对现实粗略的、不精确的、描述性的表述。一般来说，一种理论越有意义，它的假设就越不现实。”⑦经济学中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已把理论假设的功能性推向了极端，使得经济学假设避开了任何形式的批判和检验。
萨缪尔森提倡一种“描述主义”的方法论，也即，科学理论仅仅描述经验事件，而不能超越可观察的经验事件本身去探究所谓的内在的深层的原因。科学理论的解释无非就是对时间先后继起的经验现象之间连结关系的合适的描述。对经济学而言，所有个人行为假设的连结即构成一个所谓经济“理论”的东西。“一个解释，就像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⑧萨缪尔森的描述主义是为数学模型建立者服务的，事件之间的没有因果机制的连结最有利于用数学函数关系来表述。正如马克・布劳格认为的，描述主义“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二者都是用理论的描述代替理论的解释，用理论对现实的描述功能来阻止对假设前提的任何质疑。⑨
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演绎主义方法论主张进行梳理之后，可以对新古典经济学演绎方法的特征做如下概括：(1)演绎法是归纳法的替代；演绎是从假设前提出发，逻辑一致地推导出一定的结论；为了避免无限回归，作为逻辑起点的假设前提要避免做进一步的证明。(2)假设前提无所谓对错，只是产生预测的方便的工具，可以通过理论的预测力对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验证。(3)经济理论通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简单化的处理、通过数学的运用，实现其形式上的精确性、简单性；假设前提要符合经济理论对精确性、简单性追求的这一要求。(4)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象表层的拟合，而不是深层的揭示；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关系就是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事件之间的先后连结推动着演绎过程的展开，“没有事件的连续性，演绎的理论化模式将无从起飞”。⑩(5)均衡是理论的闭合条件，演绎结果要进行均衡处理。
新古典经济学的演绎主义方法对人的行为假设提出了特殊要求，由此出现了“理性人”假设所呈现的重要特征。可以说，“理性人”假设获得了演绎主义的内涵。
第一，演绎法都有一个逻辑起点，这个起点类似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一”，“一”是世界万物的因，但它不能再有因，否则因果追溯下去将无穷尽。支配人的行为的动机作为理论推理的逻辑起点也必须能起到这样的功能，它是各种由人的行为构成的经济事件的根本原因，但它也必须能阻止对自身的探因。这就要求人的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固定不变的“本性”，能够对情境、制度、关系等社会环境具有十足的免疫力，它是超级稳定的。
第二，演绎法具有逻辑一致的特点，初始条件明确给定的状况下，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给定行为人的初始条件和动机，他的行动必然是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样的行为被称为是理性的行为。这样就必须对人的行为进行一系列限定，避免不可预测的或反常的结果的出现。行为人的偏好集是严格凸的，而不仅是凸的；行为人追求的是“最大化”而不能是“满意”，因为前者的解是唯一的，而后者的解有多个。为了具有可预测性，还要求外在的扰动是不允许的，信息是不成问题的，错误是不能发生的。
第三，演绎法所追求的目标是演绎结论对现象的良好拟合，由于演绎过程是逻辑一致的，所以要实现推论对现象的拟合就只有调整理论假设。也就是说假设的现实性并不重要，为了实现理论结论与现象的一致，可以对假设进行任意的“裁剪”。例如，根据一般的效用函数特征的设定可以逻辑一致地推论出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但是当观察到吉芬商品现象时，就必须也只能通过改变效用函数的设定来进行重新解释，在其中强调了需求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区别。但是当进行理论分析时一般又会忽略这种反常情况，而又回归原来效用函数的假设状态，收入效应会被弃而不谈。
第四，演绎过程是经验事件的连续连结，经济过程被看做人的行为的连续连结：“无论何时有事件X，则有事件Y”。例如，函数关系Q=f(P)，Q/P＜0，它表明：每当有价格P的上升(或下降)则有需求量Q的下降(或上升)。这种以事件连结为特征的演绎方法要求人的行为是易于理解的。这要求人是原子式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质的区别，例如不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类的区别；不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层因果机制，例如群体的行为完全等同于个体的行为，劳动供求与劳动价格之间的关系是完全市场个人行为，与工会等无关；变量之间只有量的关系，没有质的差别，例如生产函数Q=f(L，K)中，劳动L和资本K之间是可以无摩擦地进行替代的，劳动者被当做机器来处理。
第五，均衡假设在演绎方法论中承担了重要职能：作为模型的闭合条件，它使推论的结论是确定的，而不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例如供求的均衡得到了唯一的、确定的市场价格和行为者选择的数量。
三、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
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的内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并对之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第一，新古典经济学把人性视为“永恒给定的东西”，它是外生变量，是无因之因，仅仅服务于逻辑推理需要的工具。演化经济学认为，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事物都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都具有前因后果，对事物的科学解释就是要阐述它的累积的因果关系序列，人性假定也不能逃避因果解释。无论人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都必须对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进行说明。没有因果过程的、外生给定的人性假设仅是主观臆造的东西。关于人的行为的假定不仅仅是基于理论上逻辑论证的需要，它必须是对人类行为的“真实描述”。为了成功解释人类行为，我们应该借鉴认知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经验性结论。与之相反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一直以武断、傲慢的态度进行排斥。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没有主观能动性，他们就像机器人或自动机，按照输入的程序机械地、确定地运动。凡勃伦对此有过经典的描述：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像一个孤立的同质的欲望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摆动，刺激消失又恢复原状。他评论道：“他们把人性视为一种被动的、实质上是无生命的、永恒的给定的东西……这种快乐主义的个人，不是精神上的一种原动力。不是生命过程的中心。”(11)霍奇逊指出，新古典经济学虽口头上强调“选择”的重要性，但由于缺乏对人类自我反省、智能、意图这些观点的深入分析，所以陷入了机械论中，其理论中的人类行为像是由自动控制来完成的，没有给“真实”的选择留下任何余地。(12)如果仅仅把行为主体看作“欲望的小球”或是“自动机”，正如新古典经济学那样，那么，这种主体更接近于低级生物，例如蚂蚁或蜜蜂，而不是人类。
第三，新古典经济学把人看作是全知全能的最大化者。对演化经济学而言，人的“超级理性”假定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必须理性思考所有事物，我们的理性系统将会因为数据的过于庞大而陷入瘫痪。”(13)演化经济学认为，人的超级理性假定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行为人一定具有解决手头任务所需的恰当运算法则和知识，但从不解释它们是如何、在何时做到的，因为超级理性的假定已使这种关于人的行为能力如何获得的探讨成为多余的了。
第四，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解释社会整体现象，要从作为其基本构成单位的个人开始，进一步把个人还原到没有任何社会背景的所谓自然状态。演化经济学认为，抽掉制度因素的做法并不可行，社会整体现象是由所有个体互动产生的，这种互动必然涉及人们的语言制度、行为规则和风俗习惯；人永远是社会存在，这必然导致制度与人是同生共存、不能分离的。事实上，新古典经济学也无法真正地剔除社会制度因素，把人还原到原始自然状态，他们都是把一些制度因素作为假设前提偷偷地塞进理论中，例如，私有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自由契约制度等都是他们暗含的假设。
第五，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系统是静止的均衡状态，个体间的行为是一致的，实现了完全协调。演化经济学批评均衡理论把经济系统看作一个保守的封闭系统。考虑到经济系统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行为差异性，考虑到行为主体与结果的相互影响，经济系统的动态不稳定性就应该得到承认。新古典均衡假设，抽掉了时间因素，把静止看作常态，把市场竞争看作是瞬时资源分配。这种做法并未阐明竞争性斗争本身，因为它忽视了真实经济过程的研究，不确定性、暂时的收益和损失、技术进步的摸索性质、企业的特点和战略多样性统统消失。演化经济学认为，市场主体是千差万别而不是同一，是生存而不是最大化，是斗争与冲突而不是一致性交易，这些行为特征都与新古典经济学有关个体的完全协调的均衡假设相违背。
四、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缺陷产生的本体论根源的揭示
演化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是基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本体论的批判。本体论是关于世界存在的根本状态的观念，又称“世界观”。它是比认识论、方法论更深层次、更根本性的范畴，正是人们在关于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上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不同。本体论观念支配着人们的理论思考，但它往往是潜藏在人们的意识中发挥作用，当事人并非都对自己的本体论观念有自觉的认识。“演化方法讨论的是基础性的问题：它不仅要求对新的理论空间进行深入探讨，而且要求重新思考其本体论范式预设。”(14)经济学习惯从自然科学处获取灵感，把自然科学作为自己的范例和模板，但当它借用自然科学的范式时，无形中也习得了自然科学的本体论观念，并由之塑造出了自己的核心假设。在演化经济学看来，对新古典经济学核心假设的深入批判，需要追溯它的起源，因为在起源中隐藏着本体论。
新古典经济学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它把世界看作一个服从机械规律性、可用数学计算的运转的机器。这种世界观来源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对牛顿物理学的顶礼膜拜和倾情专注的模仿。对杰文斯而言，经济学理论与力学类似：交换法则类似于杠杆的平衡法则，财富与价值的性质，正如力学的理论，以无限小量能力的均等为根据。所以他自称要创立的经济学是“自利心与效用的力学”。马歇尔看到了人类社会非机械性的特征，但他还是认为力学类比是必要的，他说：“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似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平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之意。”(15)
被新古典经济学的早期开创者崇拜和模仿的牛顿物理学具有怎样的特征呢？它又给我们描述了怎样的一幅世界图景呢？牛顿根据一些选择出来的现象，例如月球、地球的运行轨迹及其质量特征，用数学推算的方法推出自然界的力及力的基本定律，然后再把这一结果推广到所有行星的运动上去，于是整个太阳系的错综复杂的运动，就可以从这一基本定律中推演出来。进一步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从这一最简单的重力原理中去寻找原因，而重力产生的原因不必知道，这是一个次要而无关的问题。牛顿展现的是这样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由受重力支配的有质量的物质组成的，重力法则对所有事物都适用，无一例外；在重力法则支配下的事物的运动是确定的，给定初始条件可以追溯它的过去，也可以准确预测未来；事物被简化为质点，可以任意地分割或加总，其内在力量不会改变，都会受到重力法则的支配。这是一个原子、静态、确定的世界，由此多普菲把机械本体论概括为三个公理：(1)同质的世界。事物之间没有差别，受到不变规律的决定。(2)无结构的世界。实体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实体特征是独立于其他实体的，不会因整体结构改变自己的内生力量。(3)无内生变化的世界。在系统中，只有连续的运动或静止，系统内不会内在地、自发地发生变化。(16)
依照机械本体论，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才能够得到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家们企图把经济学建立在对微观个体的认知和行为特征的分析基础之上，他们选择了牛顿力学范式：确立支配个人行为的普遍适用的“力”及其规律，由这一规律去解释所有由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复杂经济现象。(1)在这里，借助于数学的演绎法作为唯一重要的方法，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确定的、封闭的系统中，初始条件与结果之间是确定的对应关系，通过对完备的初始条件和基本规律的运用必能推导出与客观事实一致的结果；另外，人的效用追求就像重力一样牵引着人的运动方向，只有进行计算才能确定这些力作用的结果。(2)由个体推论整体，由个人说明社会的还原论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社会整体无非是个人的简单加总，不存在整体结构，整体不会具有个人所不具有的属性，个体属性不会因社会因素的侵入而改变。(3)个体特征被看作是外生变量不予研究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支配人行为的力及其规律是永恒的、普适的，能否发现它存在的原因并不会对预测结果有任何影响。(4)经济均衡思想也是易于理解的。因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没有外在能量的输入，没有内在力量的累积，相互作用的力必将形成稳态均衡，直至有外力的干扰。
可见，演绎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是机械本体论，只有持有机械本体论观念，演绎方法论的主张才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而“理性人”假设完全是服从演绎方法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它构成了演绎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得到了演绎方法论的辩护。所以“理性人”假设得以成立的最深层的根源是机械本体论。
五、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主张
机械本体论是有问题的。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揭示出世界的存在不同于牛顿物理学所描述的状态：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牛顿的封闭、静止的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特例；世界是一个非线性系统，重要参数的微小变化能够引起戏剧性的结果，所以在开放的条件下，自然界没了必然性；现实世界作为一个不断有能量注入的系统，当外部控制参数达到临界值时，就会产生新的巨观模式，所以宏观结构是存在而且会变化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牛顿物理学隐喻应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错误的本体论预设负责。“力学隐喻排斥了知识、质变和时间的不可逆性，使经济学陷入均衡系统的困境，其中不存在任何系统错误，也没有任何累积性的发展。”(17)演化经济学家反对牛顿物理学的机械论思维，他们转而求助于生物学尤其达尔文进化论。达尔文的主要见解是，物种进化是环境对更适合生存和繁殖的变异不断地进行自然选择的结果。达尔文的思想撼动了传统的机械本体论立场：首先，达尔文的进化论以生物的多样性为前提；其次，达尔文认为，物种进化过程是适应和选择的过程，个体与环境是互动的有机整体；再次，达尔文进化论展现的是持续的无止境的变化，因为变异是持续不断的；最后，达尔文通过累积的因果解释说明了物种的起源，他的信念是“万事皆有因”。达尔文进化论蕴含着与牛顿物理学截然对立的本体论观念：世界是一个充满奇特事物、新奇不断涌现的、多样性的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结构的系统，这个世界在时间的长河中持续地、无止境地演化。
演化经济学不仅通过生物学隐喻的运用间接地接受了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而且通过自觉的思考和探索来界定和明确自己的本体论立场。它提出了一系列支撑演化理论体系的本体论命题，其中多层级本体论和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具有重要地位。多层级本体论认为，实在具有不同的层级，例如，自然的、生命的、人类个体的和社会的层级。一切事物都分属于不同的层级，整个世界被看作一个层级结构。每一层级都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稳定性，同时又对其他层级具有依赖关系。各层级之间以“涌现”特征产生关联，高层级事物是其组成元素的低层级事物的“涌现”。涌现现象是系统整体的性质，涌现物具有其组成成分所不具有的性质。较低层事物的原则是较高层次原则或假设的基础，另一方面，较高层级的系统对较低层级的系统具有约束和塑造的作用，二者分别被称作向上、向下的因果机制。
心智与世界二重本体论是对多层级本体论的延伸。这种本体论认为，心智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却是自主的一部分。“心智是世界的一种要素，但同时它也是关于世界的一种镜像，这种镜像指导着包括科学观察者在内的人类行为。”(18)研究人类行为的任何方法都必须承认心智的客观实在性，“心智重要，这种思想是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本体论假定”。(19)由于心智的主观性和创造性，导致了世界处于不断的变动和不确定性之中，所以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承认心智独立性的二重本体论为展开对人类认知过程的分析铺平了道路，脑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应被纳入到人类行为理论的研究；承认心智和世界的二重存在性，才能探究主观心智与客观世界之间的联系及其持续的交互作用；强调心智重要的本体论排除了建立形式化演绎体系的可能性，因为人类学习是开放过程，由此导致世界状态的集合是变化的，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不能被包容进一个封闭的、决定论的演绎系统。
演化经济学的本体论是一种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它不同于原子、静止、封闭的机械本体论。本体论的变化不仅直接影响对人研究的结论，而且它会带来方法论的变革，由方法论的变革影响到对人的研究。这种世界观将直接否定数学化演绎方法的应用，它更倾向一种多元的方法论，比较方法、抽象方法、经验观察方法都将得到重视。在方法论上没有了对演绎方法的依赖，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为了方便进行演绎而对人的特征过度抽象的现象将会避免，而更为全面、经验性的研究成果将被综合进来。下面将看到在新的世界观的指导下演化经济学关于人类行为的新见解。
六、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一)人是创造和利用规则的动物
演化经济学认为，知识主导着行为者的认知和行为。知识是行为者对世界的状态、自己的目标和偏好、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理解。知识是通过行为者与环境互动、不断的试错而习得，通过规则的形成而得到保存。人类的认知和行为依赖的是已有的规则，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规则又被称作“习惯”或“惯例”，它类似于生物体的基因：基因储存着自然环境的信息，决定着生物体的体征，规则储存着知识，决定着行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基因通过生物繁殖而被遗传，规则则通过模仿、教育而被传承。规则可被区分为认知规则和社会规则。认知规则是指人的认识论规则，社会规则指群体互动中的人的行为规范。
依规则进行认知，就是把面对的问题看作是已经发生过的老问题，按照已有的方式来进行思考和解决。这些经验规则储存了以往成功认知活动的知识，只有当这种经验规则无法适应新情况，与现实产生明显冲突时，耗时费力的审慎思考才登场；通过审慎思考，摸索出新的认知，然后，这些新的认知就会变成规则、惯例，在以后遇到类似问题时，行为人又可按惯例“因循守旧”的进行思考。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行为是遵守社会规则的。社会群体又有不同层次，例如，个人组成的企业、企业组成的产业、产业组成的整个市场，每一层次的群体都有自己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同样储存了该群体的集体知识。纳尔逊和温特把类“基因”概念――惯例――引入到对企业的研究。他们认为，企业的生产、管理、销售、投资、研发等各方面都有一定的惯例，企业的运转依这些惯例而进行。“一个组织的活动惯例化构成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企业依靠运用来“记住”知识，正如个人依靠运用来记住技巧。(20)社会活动的惯例化表现为个人行为的惯例化，社会知识必定存在于个人的记忆里，但其内容主要取决于个体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构环境的存在，因为组织化知识是默示的知识，只有通过群体成员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才能使这种知识呈现出来。
(二)人的行为是相互适应的
演化经济学认为，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物，他是处在主客观世界、个体与社会的交互作用之中，个体的行为特征是由个体间的交互作用而相互决定的。个体的行为创新会改变环境(群体状况)，而环境的变化会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反馈，于是在个体与整体环境之间产生了循环―累积关系。二者的关系之所以是循环的，因为它们之间是互为因果的；之所以是累积的，因为每一种新的情况是此前情况的变化，同时又引起了后面的变化。这种行为者―环境互动关系最关键的特征可描述为：个体的行为决策不仅是它自身特征的函数，而且是群体中其他个体行为决策的函数。例如现实中某些人之所以采取一种行为，仅仅是因为别人都在这样做，这表现为“追随效应”和“从众心理”；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因为别人都在采取这样的行为，所以决定了我不这样做，这是一种追求“标新立异”“不落俗套”的反应。循环―累积关系还会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当一个群体中存在多种创新行为时，可能会因某种事件使得某种创新行为在群体中的采用获得了更大比重，此时该种创新就会相对其他创新获得了“规模经济”，最终排挤掉其他选项而获得了支配地位，虽然被选择保留的此项创新未必是最优的。个体间互动与循环累积的另一个结果是“适应逆转”现象。通过行为创新，起初适应环境的个体并不能保证永远适应，因为随着采取适应行为的个体行为的累积作用，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样的行为在新形势下也许变成不利的了。循环―累积的分析方法，既没有把个体视为给定，也没有把环境视为外生，而是通过二者的互动关系使它们同时得到了内生解释。
(三)人性是社会嵌入的
个人对自身之外的社会环境的适应，不仅表现为个体行为以社会环境作为约束条件而调整，而且表现为个人内在的偏好、目标、意愿等所谓人性的改变，“标准和规则也并不仅仅是理性行为者决策和行动的‘环境’，它们同时在偏好中被内在化，并通过行为被复制”。(21)“经济制度将交往的特征普系施加到组成这个社会的人们身上，影响他们的交往、交往的方式和相互间的关系、所完成的任务，以及所期望的回报……影响着其人格、习惯、品味、身份和信念。”(22)演化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会通过心理机制影响个人的偏好。任何形式的理性都依赖于认知框架，通过认知框架信息被精炼、被解读，成为对决策者的操作有意义的内容。认知框架是关于问题是什么、需要达到的目标、可能的行为集合等的信念，这些信念来自行为人的集体经历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也就是说社会因素会影响认知框架，从而改变人的偏好。例如在货币制度和金钱文化中，对金钱本身的追求成为行为人的主要偏好和动机，但在一个实物经济制度中，人的认知框架是与货币无关的，在解读信息时，不会与货币联系起来，所以不会产生金钱偏好。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偏好是易变的。在人们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随着实现的可能性的变化，人们的认知框架会改变，由此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最终，满足程度往往是与环境的变化相适应的“退而求其次”。
(四)个人之间是存在个性化差异的
人是千差万别的，每个人都拥有从他的个人思想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唯一性。人的差异性根源于人类心智的开放性。人的心智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创造性的系统，而又极易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干扰，所以人的认知状态是千差万别的。认识上的多样性产生了行为的多样性。由于人的认知框架是受到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塑造的，人的认知和行为是社会嵌入的，所以处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中的人会有不同的特征。但即使生活在相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人也是千差万别的，这种差异性要归因于导致人类心智开放性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即人类心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虽然人总是习惯借助经验规则来思考和行为，但当人们面对新环境时，或对现状不满意时，学习就开始了，在此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派上了用场。新状况的界定、对自己状况(偏好、目标)的认知离不开人的想象和联想；设定了问题之后的解决对策的采用不是已有备选项的选择，而是备选项的创造，这需要人的创造力；对创造的备选项的评估不是对当前感受的评价，而是对备选项将来能带来满足的预期，这依赖于人的想象力。想象力和创造性是人的主观因素，它们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这不仅形成了个人特性，而且还形成了人的行为不确定性：新奇会非规律性地出现。依曼特扎维诺斯(C.Mantzavinos)的说法，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只能在行为的可预测性和随机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23)
(五)个体行为的协调表现为动态演化过程
以演化经济学的观点，宏观上的结果是对微观多样性进行市场协调的产物，这种协调的内在机制是“多样性―遗传―选择”原理，协调的结果是经济系统作为内生的、永无止境的结构变迁过程，结构变迁的过程表现为个体之间“脱协调―协调―脱协调”的循环往复。
经济系统中的成员，作为消费者或生产者的个体，是异质的、千差万别的；存在遗传机制确保个体的特征和行为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保持连续性；经济系统的个体成员面临经济环境的选择压力，他们对环境的适应性是有差别的，适应性强的个体重要性上升，适应弱的个体重要性下降，甚至消失。通过选择过程，个体的多样性减少，经济系统形成新的结构。然而，由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导致系统中的新奇、创新会不断出现，新奇和创新的出现和扩散又恢复了经济系统中成员的多样性。由此，选择机制再次发挥作用，导致经济结构发生变迁。经济系统的结构变迁过程是内生的，这个内生因素就是创新行为。梅特卡夫(J.Metcalfe)为此特别提出，经济演化应是三阶段过程：多样性、选择以及从选择过程所产生的反馈。(24)在他们看来，选择结果对创新的方向具有引导作用：选择的结果产生了新的市场价格，市场价格引导了创新方向；选择的结果导致企业获得了不同的利润，而利润对于创新来说是可利用的资源；选择的结果导致了个体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变化是创新赖以产生的基础。所以，演化过程的反馈特征导致的结果是“行业在每个时期的状况带有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种子”。(25)
个体之间的协调状况是与创新和多样性的变化连在一起的，个体之间的协调是一个动态过程。随着多样性的减少，个体之间的行为相互适应，产生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和秩序，但随着创新的出现，多样性增长，已有的互补过程就会产生混乱，系统就有了脱协调，经济运行出现了摩擦和波动。经济过程表现为个体通过不断的学习寻求适应的过程。
七、关于演化经济学人类行为理论的几点评价
第一，演化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理论的“破”与“立”均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使得理论分析更具穿透力和说服力。新古典经济学为“理性人”这一核心假设在方法论上构筑了厚厚的保护带，工具主义等方法论上的主张已有效回击了来自各方面的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而演化经济学通过批判更具根本性的机械本体论，摧毁了演绎方法论的根基，一旦演绎方法论被抛弃，则演绎方法论所辩护的“理性人”假设中的那些教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同样，演化经济学把自己的行为理论基建于本体论基础之上，公开承认自己的理论基础是有机、系统、动态、开放的世界观，以此世界观为基础来理解人类社会与人的行为。本体论层面的公开对比，使得演化经济学的人类行为理论的科学性更具说服力。
第二，演化经济学借助多学科的融合打开了人性黑箱。新古典经济学服从理论体系构建的演绎方法的需要，把人性限定为一种抽象的假设，他们禁止关于人性的进一步探讨。而演化经济学却追求把经济学建立在真实人的基础之上，坚持运用累积因果原理，追寻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他们通过对演绎方法的否定排除了对人性展开深入研究的障碍；通过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实现了把知识、人类心智、认知框架等心理学概念引入到经济分析当中；通过多层级本体论，建立了心智与生物体、社会结构的联系；通过心理机制实现了主观能动性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联。演化经济学打开了通往人性研究新领域的通道。
第三，演化经济学重视对人的心智的分析，使经济理论更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重要，由心智出发推论出一系列结论。它强调了心智的主观能动性对经济的作用：由于主观性的影响，不确定性、随机性会扰动经济系统，使之处于不稳定、不可预测的状态，所以经济系统是开放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创新会不断涌现，市场行为表现为以创新为手段的竞争过程，而不再是价格调节的瞬时资源配置方式。演化经济学强调了心智的不完备性，由心智的不完备引申出制度的产生及其功能，制度规则的运用被认为是人类演化出的行为能力。关注心智使得经济研究更加接近丰富多彩的经济生活现实：真实的竞争过程、整体的非均衡状态、个体的多样性的生存形式，而不再迷恋于被经济学高度抽象的没有任何摩擦与冲突的均衡和谐状态。
第四，抛弃阶级分析方法的人类行为理论，将导致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无法深入。演化经济学把社会的多样性归结到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个人创造力和想象力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做法能够容纳进创新与新奇，但它带来的后果是规律性无处可寻，随机性将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失去意义。演化经济学承认引起行为多样性的原因包括社会结构，可事实却是，社会结构是以阶级、阶层、集团为内容的，它并不会带来个体上的差异，它只能带来阶级、阶层等整体范畴上的人的差异。演化经济学没有强调阶级关系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少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视角，而且也少了凡勃伦激进制度主义者的传统。这里的问题是，个体的异质性重要还是阶级、集团的异质性重要，社会的进化是阶级结构的变迁还是种群的变迁。不坚持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制度主义的利益冲突分析法，社会结构就无法进入研究的范围，如此，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效果将大打折扣。
①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社会科学战线》第1期。
②③[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任荣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57、35页。
④[美]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费方域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第236页。
⑤[美]罗斯・M.斯塔尔：《一般均衡理论》，鲁昌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第5页。
⑥[美]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第92-93页。
⑦[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上册，胡雪峰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第130页。
⑧P.Samuelson,“Professor Samuelson on Theory and Realism:Repl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5,1965,pp.1164-1166.
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26页。
⑩[英]安德鲁・布朗：《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主义》，陈静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第86页。
(11)[美]托尔斯坦・凡勃伦：《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张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58页。
(12)(13)[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杨虎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9、173页。
(14)(15)[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经济学的演化基础》，锁凌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11页。
(16)[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朱志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8-19页。
(17)[英]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论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学的演化》，第72页。
(18)(19)[瑞士]库尔特・多普菲：《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第90、91页。
(20)[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世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12页。
(21)[英]杰弗里・M.霍奇逊：《制度经济学的演化》，第416页。
(22)[美]萨缪・鲍尔斯：《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和演化》，周业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第282页。
(23)[美]C.曼特扎维诺斯：《个人、制度与市场》，梁海音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第6页。
(24)[英]梅特卡夫：《演化经济学与创造性毁灭》，冯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第119页。
(25)[美]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第25页。
演化经济学创新 篇3
[关键词] 制度经济学 经济学演化 人文关怀 社会科学
一、引言
法经济学是不是单单用经济学的方法去分析法律？那么经济学的方法是什么？难道经济学就只有成本收益分析吗？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我们不难找到科斯所指的成本收益分析法不是经济学方法，或者说的更准确些，那不是纯正的经济学方法，而是一种会计方法。他所说的成本也不是被大多数所认为的成本，他们更强调的是机会成本。如果只用这一简单的理论去分析法律或与制定法律有关的事宜，那不就显得有些过于单一了嘛？就算是把制定法律的成本降到了最低点，就算法律制定与执行效益提高了，但这是不是科斯这一类学者开创的理论呢？在科斯看来的法制度经济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二是考虑法律制度如何对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他自己认为自己属于后者。这里以这样的开头，是为了让学者们更能明白，所有的学科总是可以通过创新和有创新意识的人去办的。在中国同样也会出现像科斯一样的伟大的学者吗？这样的一些学者们可以通过利用各种专业工具对社会各现象进行分析解释，对社会现实创新性地利用现有工具进行诠释吗？
在当今的中国国内缺乏的最多的是创新意识和有创新意识的人。对于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是如此，其他学科也会如此的。因为在中国各界精英们并不感到迫切需要使自己西方化，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办事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中国求生存和成功。可是这一点却不适用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因为他们发现要有所成就的最好办法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所以中国长期以往，理论学家们的创新能力就大大减弱了。
关于这一点，杜志华在《制度的选择与创新》（1996年《读书》10期）中做出了精辟的解释。他总结为三点:
第一，是理想与现实的错位;
第二，在采借与选择中丧失了自我;
第三，在“反激进主义”旗帜下的固守传统，抱残守缺。
1995年，陈岱孙教授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工作中，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一概肯定照搬照抄的倾向变得空前严重起来。”主流经济学既不能得出私有制和追求利润是不道德或不公平的结论，也不会使我们得出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配置显然很好的结论。因为关于私有制和竞争市场是有效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严格的假设。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许多不同中国人在选择自己国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时，一定得懂得国别、国情的不同。科斯在对这一问题解释中有一个更为漂亮的例子：交通规则在美国与阿拉伯就应不同，因为一个用汽车一个用骆驼。他认为制度可以这样来理解，它是从一群人、一个社会中生成的。它是利益相互冲突着的人及其组织之间妥协的产物。
二、经济学到底要做什么: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回顾
20世纪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00年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这是一个主要以引进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期。以梁启超、朱执信、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这些先驱们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精神，从总体上学习西方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思想，试图用这个对中国人来说属于新思想的民主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来改造处于没落时期的封建社会，在引进和传播西方民主资本主义思想过程中，也就是最早地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包括传播和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他们有时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后来以陈独秀、李大钊和毛泽东等人为主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传播学习和实践。
第二阶段:从1950年到1965年为止，这时中国经济学形成和发展为主要任务，是在进一步介绍和学习的基础上吸收、消化和应用时期，是从“建设”的需求出发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制度进行“扬弃”并探求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为主。
第三阶段:文革时期是中国经济学缺失的十年。中国经济全部忙于“阶级斗争”和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建设。
第四阶段:始于1978年，这是中国经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这是一时期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开放和发展，而且是经济学在中国的全面复兴。通过对经济学全面的吸收消化和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为中国经济从计划走向市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指导 。
通过百年的历史我们不难看到，先人们用了更多的时间在引进吸收，不断地引进和吸收，这也是为完成自己理论学科建设少不了的工序，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消化得太慢，吸取的不多或者是全部吸收这些全部会成为问题，太慢对我们经济发展所迫切之需理论供给不足，经济改革就会放缓脚步，全盘吸收也将会使中国经济步南美后尘，中国不仅要吸取外来西方主流经济，以及其他理论，而且还要努力形成与我国实践相适合的并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这样的理论更多的应该是中国经济界不断完善总结中国改革之成果的结晶。
三、演化视角的中国经济学缺乏人文关怀
要不要经济学回归人文关怀？
从常识出发的学者们都会认为这一问题是不需要来回答的。因为这是一个经济学基础的问题，也是最一般的问题。但也正是如此，由于学者们早已习惯了用已有的知识去解释新问题，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问题是不值得回答的。其实这一问题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因为我们不忘记经济学是一门社会学科，现代一些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划地自限，将使其理论脱离现实，往往流于追求技术性（纯数学）操作，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
演化经济学创新 篇4
自主创新能力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和持续发展日益重要。从理论上看, 自主创新最核心的问题实质是自主创新进程中知识本身的增长, 如何生产知识的问题。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伴相生, 它们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使得技术进步的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看, 如何从宏观层面构建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将是研究的重点。而与其它论题相比, 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在学界较为少见, 大部分的理论模型侧重于研讨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专门性涉及知识增长与技术进步的模型并未曾单独提出。
在索洛模型中技术是外生的, 资本也仅是具有龄级结构的物质资本[1], 因而其不会对技术进步产生影响, 只能增加产出。因而该模型对生产函数的假定以及对生产要素的简单划分不能清晰地解释知识增长的机理。内生增长模型将技术内生化, 视技术进步为社会经济系统内部不断变革的动力。但在对知识增长 (技术进步) 制成因素的不同理解下, 内生增长模型的形式则多样化。较为简单的干中学模型认为追加的资本不仅直接增加生产产量, 而且间接地推动新思想的发展从而生产更有效率[2]。但其缺陷在于它认为学习 (知识的积累) 仅仅是一种无意识的副产品, 这与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专门生产“学习”机构的现象相悖。鉴于此, 保罗·罗默的“研究和开发与增长”模型引入一个独立的R&D部门, 用以生产新技术[3]。该模型指出知识 (新思想) 生产的三种制成要素:资本, 劳动, 技术水平。卢卡斯等提出的人力资本积累模型通过将人力资本内生于增长模型之中, 揭示了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的不大变化却能导致人均产量的较大变化[4]。这样, 人力资本的引入更强劲地解释了资本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 使得资本的内涵更为宽泛。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具有外部性, 而且与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 人力资本积累正是经济得以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和产业发展的真正源泉。通过以上分析可见, 干中学、R&D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构成了技术进步的三个主要来源, 为此, 本文试做如下拓展:①经济增长中的创新资源就是所要探讨的技术进步 (自主创新) 的制成要素。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参数也是影响到经济增长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中技术进步水平的参数, 无论是人力资本、创新概率、创新规模, 首先影响的是技术进步水平, 进而带动产出的增长。②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两类重要的投入要素, 构建自主创新的演化模型。物质资本包括R&D的基础设施、包含物化技术的资本设备等各种有形资本, 是自主创新的必需要素。人力资本由于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甚至递增的特质, 不仅可以使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率, 还直接决定着技术创新的规模和深度, 在自主创新中更为重要[5]。
2 模型构建
假设1:自主创新中知识的生产由物质资本量、人力资本量和一定的技术进步水平决定 (1) 。
假设2:人力资本变化率与投资于人力资本上所花费的时间和技术进步水平正比。
本文采用C-D函数来构建模型, 原因如下:一是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两者都是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要素, 只有进行适当配置才能使产出最大化;二是相比于线性模型来说, 该函数便于运用一系列的数学法则进行动态分析, 可以刻画自主创新进程中的技术演进轨迹。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 α≥0, β≥0, γ≥0, A (t) 为技术存量, R (t) 为技术进步中的实物资本存量, H (t) 为技术进步中的人力资本存量, S表示花费在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时间,
该模型具备如下特点:
①实物资本以n速率增长, 即
②模型综合了“干中学”与“研究和开发与增长”模型的优点, 将技术进步看成是投入到知识生产中的技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 比较符合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规律和特点。
3 动态分析
该模型有两个具有内生行为变量gH和gA, 从而对gH和gA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就可以了解自主创新进程的推进。
根据动态经济学的方法, 由 (1) 可得:
除了gA的初始值由R (t) , H (t) 的初始值以及各参数决定以外, gA以后的行为由 (3) 决定。因此, 若
同理, 由 (2) 可得:
除了gH的初始值由R (t) , H (t) 的初始值以及各参数决定以外, gH以后的行为由 (4) 决定。因此, 若
情形1: β+γ<1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技术演进模式下, 技术进步的稳态变化率是实物资本投资率的函数, 实物资本投资率的不断加大, 将使技术进步的速率更快。当然, 当技术进步达到稳态后, α, β, γ的值越大, 技术也进步越快。这种创新类型往往意味着沿既定的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技术创新, 揭示了在物质基础资源和人力资本的稳定供应下技术进步的演化过程。
情形2: β+γ>1
在此情形下,
情形3: β+γ=1
此时
总体来说, 自主创新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渐进式创新 (β+γ<1) , 此阶段现有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存量对技术进步率的贡献度还不够高, 而实物资本投资率起着主导作用。在创新主体的技术水平尚处于较低水平的状况下, 创新进程的加快主要依赖于实物资本的投入 (新技术设备的引进、技术专利的国外购买等) , 创新主体只能扮演着“追随者”角色, 他们在持续的科研努力和持续增长的投资作用下, 通过对技术和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 沿着固定的技术发展轨道以相对较快的速度赶上甚至超过领先者, 最终实现技术追赶, 这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技术轨迹;二是跨越式创新 (β+γ>1和β+γ=1) 。创新主体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存量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创新主体打破旧的束缚, 采用新思路、新机制、新方法使技术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它既可以是某个技术发展阶段所用时间的超常规缩短, 也可以是某技术发展阶段的省略或者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
4 结语
总的来说, 创新资源就是影响自主创新及其效率的因素:R&D投入、技术引进、技术改造、技术人才的储备等。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 它们将导致知识的积累和创新, 而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则是转化为现实创新能力的基础。在自主创新进程中, 各种创新资源在数量上的积累和储备使得技术出现质的飞跃, 最终将导致拥有真正核心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的实现。人力资本具有其独特的性质, 以被投资人作为载体, 把人、知识与技能联系起来, 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从这个意义说, 增加科研投入, 提高科技人员收入, 努力改善我国科研投入和科技人力资源投入不匹配的状况, 是推动自主创新的重要举措。海外人力资源也是潜在的研发人力资源, 而且大部分是高精尖科技人才, 他们不仅能够缓解国内技术人才不足, 而且还能建立国际技术创新网络, 便于技术扩散和流入。因此, 如何对我国海外人才的利用方式进行创新, 突破以往人力资源开发的传统观念, 让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加入到我国自主创新的大军中来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Barro R J, et al.Economic growth:Advanced seriesin Economics[M].McHraw Hill, 1995:45~48.
[2]Arrow K J.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by doing-i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 :155~173.
[3]Freeman C.Innovation and growth[M].NewYork:Handbook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 Press, 1994:123~145.
[4]赖明勇等.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R&D、与技术外溢[J].中国社会科学, 2005, (2) :32~44.
[5]冉茂盛, 毛战宾.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分析[J].重庆大学学报 (社科版) , 2008, (1) :56~59.
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经济学思考 篇5
演化经济学是从有限理性的角度思考, 根据生物进化的观念来关注经济变迁过程。它的重点基本落在组织层次方面, 分析论述的内容是当企业遇到市场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及风险, 应怎样按照自身的“惯例”来行事, 经受住环境的考验与选择。学者们也积极尝试将这一理念放到区域经济发展中。
从演化角度来看, 区域间也存在如同市场内的企业一样出现竞争。区域创新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影响区域创新力的重要因素就是共同的知识基础与区域内行为人的多样性。区域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为经济行为人的多样性产生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与选择作用。一方面, 区域内的经济行为人利用区域中累积的知识可以再相关知识领域增强提供机会。另一方面, 区域共享知识基础还能发挥出选择机制的作用, 避免引入或创造不符合当地背景的知识内容。
二、区域内的制度环境
(一) 区域局部变革
它是经济行为人的搜寻创新和区域环境选择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结果。经济行为人, 比如企业遇到各种局部问题或常规问题或局部锁定时, 通常就会促使局部变革的发生。这种变革方式从行为主体来讲, 大部分属于一种适应行为, 可预见性极强, 有较强的选择作用。也有助于为政策制订者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
(二) 结构变革
即根本性变革, 若区域经济陷入困境及锁定状态时, 通常会促使和原有的发展轨迹完全脱离, 使区域产生根本性变革。该变革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是源于区域自身内部;二是由其它多种渠道引进。该变革形式对环境选择影响很小。
三、从演化视角提出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 笔者尝试提出一些基于演化理论基础上的一般区域政策建议。
首先要不断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 不断改进区域制度环境。提升区域共同的知识基础, 必须通过强化沟通与交流, 主要包括区域内经济行为人之间、经济行为人和区域内外部之间等的信息交流、沟通。同时, 在此基础上促使各经济行为人加强学习、交流, 从而让知识, 尤其是默示知识得到有效转移, 甚至产生创新。改进区域制度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 即确保区域保持开放性。针对流动性资源, 例如资本、企业等, 实施“退出”机制, 确保区域“即使遇到压力集团的抵制, 也一定要提供合适的制度, 从而形成具有吸引力的区位性要素”。
处理区域内的局部变革问题时, 区域政策带有微调的特性。此时, 区域政策的基本目标为:进一步促进区域多样性的产生;确保区域选择过程的有效发生;努力排除锁定状态。
区域内的多样性基本依靠创新来激发。因而, 要强化区域内的学习能力。比如, 政策制订者可加强企业、科研院所、风险资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 从而确保相关知识、信息流动的及时、通畅, 进而促使区域学习与创新的产生。
区域内相关创新的发展及扩散均依靠区域内市场以及非市场环境具备的有效选择机制来达到。在此条件下, 实施政策微调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政策的制订来关注对四周环境的提升, 用以弥补环境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由于局部变革与路径依靠有可能引起次优问题, 因此, 在制订区域政策时, 还应注重减小新的区域锁定风险。政策制订者应着重建立“区域层次的冗余”, 即区域各组织间松散的联系。而区域层次的冗余极难建立在市场基础上, 重点取决于相应的政策。因此, 政策制订者要重视区域系统的开放及多样化, 主动刺激促进开放性及多样化, 避免强大的组织控制区域系统并仅为其再生产服务。
针对根本性变革时, 区域政策的目标为重构区域发展路径, 建立新的系统, 并且防止早期锁定。在这种背景下, 相对于局部变革, 政策制订者会获得更多的自由与选择。比如, 在重构区域经济体系过程中, 可选择很多新的技术、制度等, 而不必如局部变革一般, 只能在原有的路径下发展。区域政策的着力点不仅要提高区域的适应能力, 保持多样性, 而且要促使区域资源向新的发展机会、新的发展轨迹开放, 同时加强区域内各个组织间的新交流与沟通。
下面, 我们对比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来进一步说明根本性变革的区域政策特点:
1、相对于局部变革, 根本性变革极少受到当地实际环境的影响, 更偏重于制订普通意义上的政策。局部变革则带有明显的地方特征, 大多数会受到专门化知识及技术的影响。2、局部变革通常是在原有系统基础上的微调, 区域仍旧护按照原有形态进行发展;根本性变革则是完全脱离已有的发展形势, 在组织、技术、制度等方面重新构建。3、局部变革的区域政策的目的在于促使区域内相关要素、组分间的沟通, 加强知识、技术方面的交流。根本性变革则重点在于刺激区域内的要素及组分进行新的交流, 从而达到创新以及找到新的发展路径的目的。 (4) 局部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有限, 必须在原有的技术、知识区域内进行政策制订, 因而政策成功率较大。而根本性变革政策制订者的自由度偏大, 不过, 成功率较小。
摘要：根据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基础, 简要探讨面对区域间竞争、区域发展中面临的各种局部变革或根本性变革, 应如何在区域政策方面进行完善。通过演化思想从区域政策的操作角度来分析研究政策目标、政策制订及相关方面等, 以便更好地理解区域政策的制订。
关键词：区域经济政策,演化经济学创新,思考
参考文献
[1]金铸.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化经济学思考[J].现代管理科学2013 (2)
演化经济学创新 篇6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演化经济学,复制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
一、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概述
“演化”, 即Evolution, 原本是生物学的概念。生物学上多译为:“进化”, 指生物在不同世代之间具有差异的现象, 以及解释这些现象的各种理论。后来也被其他学科所运用, 经济学上多译为:“演化”。众所周知, 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包括以下三种机制:遗传机制;变异机制;“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机制。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演化经济学目前还没有形成一整套成熟的、完整的、系统的学术体系, 但是关于遗传机制、变异机制和选择机制这三大机制是所有演化经济学家们都广泛认可的。
二、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运用
(一) 充分发挥复制机制的作用, 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1.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一些好制度可以被我国直接“复制”过来。西方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一方面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 另一方面对于保障劳动群众的生活与安全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内容丰富、范围广泛、覆盖面大, 奉行“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包揽一切的福利政策, 在客观上为稳定经济和带动经济发展起到了“安全网”、“减震器”的积极作用, 顺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我国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社会保障的很多具体制度、方法、惯例可以被我国直接“复制”过来。
2.在复制时, 要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渐进性、阶段性特征。我们在运用“复制”机制复制西方国家的一些好的制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化过程具有渐进性、阶段性的特征。
由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转轨完全是一种“渐进性改革”的过程, 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过程也必然是一个“渐进性改革”的过程。而充分考虑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过程的“渐进性”特征, 就能够避免犯“冒进主义”的错误, 就不至于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采取一些过于激进、过于超前的改革措施。
同样, 把握好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阶段性的特征, 就能够使得我们在“复制”西方国家的一些好的制度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我们自身所处在什么阶段, 这样, 在“复制”时, 就能够和本国国情相结合, 和本国实际相结合, 这样就不至于盲目照搬、生搬硬套。
(二) 充分发挥变异机制的作用, 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我们在通过“复制”机制复制西方国家的一些好的做法的时候, 还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很多在国外看似很好的具体制度、方法、惯例, 一搬到国内就变形走样。这就是变异机制发挥了作用。因为国外的制度之所以成为制度, 都是有其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实践根据的。因此, 国外的制度被复制过来之后, 如果我们不具备相应的实践条件或配套机制, 借鉴过来的这些制度往往难以派上用场。
变异机制发挥作用的原理启示我们:一方面, 是要注意到具体制度的条件性、现实性, 不要以为我们把国外的一些好制度复制过来之后就完事大吉了;另一方面, 要学会主动利用变异机制的作用, 创造条件促使复制过来的制度朝着有利的方向进行变异, 阻止其向有害的方向发生变异, 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制度的优势, 限制住制度的弊端。
因此, 我们把北欧国家的某些好的福利制度复制过来以后, 一方面要防止其向有害的方向发生变异, 另一方面还要创造条件促使其朝着有利的方向进行变异。
(三) 充分发挥选择机制的作用, 推进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国家连续保持了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计划经济时代所不具备的某些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可是这些年以来, 政府过于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忽视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以致于:与计划经济时代比较起来, 我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是扩大了, 而是缩小了;社会保障的程度不是提高了, 而是降低了。尤其是, 当前人民群众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地区间、城乡之间发展越来越不平衡, 人与资源环境关系越来越恶化, 这些问题都给社会增加了很多不和谐的因素。
因此, 演化经济学中的社会选择机制作用原理在目前的中国有着特别的涵义。如果我们今天采取的改革措施仍然在加剧整个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那就必将被社会所遗弃、所淘汰。今天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应该放在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方面。为此, 要进一步加大投入, 提高保障水平, 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只有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才最适合目前现实需要, 才能够存续下来并得到发展, 其适应度才能够充分显示出来。
参考文献
[1]石宏伟:《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江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5期。[1]石宏伟:《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江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7年第5期。
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演化研究 篇7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成为国内外各位学者的研究热点。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海洋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随着沿海经济区的形成及海洋资源开发的逐步深入,我国海洋经济区域差异随之凸显,针对差异演变,依据国情,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
研究主要包括与区域发展相联系,采用多种分析指标进行的描述性分析,这些分析指标包括Theil指数、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标准差等,以及包括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分析[1,2,3]、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4,5,6,7,8]、区域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9]、以不同尺度对区域差异的研究[10,11]。在指标选取方面除了以人均GDP为指标来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情况,也有少数学者采用多指标综合来研究地区间经济差异[12]。针对对海洋经济差异方面,张耀光、韩增林等主要是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及空间结构差异做了分析;张耀光等运用洛仑兹曲线、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对沿海各省、海岛县的海洋经济地域时空系统及三次产业结构的空间变动进行了分析研究[13];栾维新对海陆经济一体化问题进行了研究[14];韩增林等从海洋经济的不同尺度划分从时空多维角度上分析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变动[15,16]。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多种定量分析方法,选择不同的空间尺度,采用单指标及多指标,从时间和空间角度综合分析海洋经济区域差异,使研究内容更加科学全面。
2 研究范围与方法
2.1 研究范围
本文首先将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的基本空间单元,同时响应国家“十二五”规划中重点发展经济区的决定,将基本空间单元所归属的经济区作为二级空间单元。
2.2 研究方法
为了能在时序和空间分析上达到更好的效果,本文将莫兰指数、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多元统计中的主成分分析有机组合来分析中国区域海洋经济差异及其成因。Thile指数最早由Theil and Henri于1967年提出,它比基尼系数、阿特金森尺度等描述地区间差异(或称不平等度)的指标更符合我们的要求[17]。塞尔系数有两个指标,Theil系数T(以GDP比重加权计算)和Theil系数L(以人口比重加权计算)[18]。本文用Theil系数T来衡量我国海洋经带之间的差异差异。系数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异越大。与变异系数等其他指数相比,塞尔指数测度出的整体差异可分解为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利用此功能,我们将总体海洋经济区域差异分解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带的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
2.3 数据来源
本文将1996—2010年作为重点研究时段,以沿海11省市区为研究区域。1996—2008年海洋各产业的相关数据取自1997—2011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3 中国海洋经济区域经济差异演化研究
3.1 中国经济区域海洋经济差异的总体演化特征
分别采用变异系数(V)和Moran′s I指数对1996年以来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了定量分析(表1)。1996—2010年的Moran′s I统计量检验结果发现,Moran′s I指数通过5%—10%的显著性检验。全局Moran′s I统计量及其检验结果明确说明,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在沿海各省区分布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高(或低)的省区倾向于集聚在一起,同时一个省份的人均海洋产业GDP受到邻省的影响,即某个省份倾向于与其周围邻居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通过Moran′s I统计量的变化趋势发现,Moran′s I在1996—1997年段有平稳小幅上升,但相关系数较小,1998年突然下降,直到2000年保持较低的值,表明空间相关性减弱,这符合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状况。受1998年金融危机对海洋产业的影响,无论是国内外或各省之间的海洋经济合作难以得到有效开展,使各省之间海洋经济联系受到负向影响,导致1998—2000年各省海洋经济空间相关性较弱(图1)。然后,随着国家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从2003年开始,Moran′s I统计量不断增大,2005年后区域稳定,一直有小幅上升。自1996年以来,我国沿海各省海洋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中分布,海洋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是发达地区集中在环渤海经济区的天津市,长三角的上海市、浙江省和泛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福建省。正是泛珠三角地区内部空间差异的缩小,才能使全国总体海洋经济空间差异不断缩小,趋于稳态。
由图1可见,变异系数和莫兰指数两个不同指标衡量的我国区域海洋经济省际差异的演变具有相似的阶段性特征。从总体上看,1996—2010年我国沿海各省经济差异逐渐减小,变化速度减缓。1996年以来我国沿海各省海洋经济差异时序分布规律与各省GDP分布规律具有相似性。通过对各省人均海洋GDP进行Moran′s I指数计算可见,各年份各省海洋经济水平表现出相似值之间的空间集聚,即海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趋于相邻,较低地区则趋于同较低地区区域相邻,并观测到Moran′s I指数与差异系数变化趋势一致性,说明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分布的两极集聚现象是我国海洋经济局部差异扩大的主要表现。
3.2 空间特征演化研究
为了更好的通过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差异认识整体经济发展差异演化,本文采用Thile指数对我国重点开发的三大沿海经济区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通过对图2和图3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①三大海洋经济区海洋经济差异变化幅度无论区内、区间总体由震动趋于平缓,呈现均衡发展态势。泛珠三角经济区内部差异始终在总体差异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呈现下降趋势,其波动幅度远远大于环渤海经济区和长三角经济区,发展最不平衡,说明珠三角地区海洋经济差异极化速度远高于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经济区。②其中总体差异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96—1998年迅速下降,并在1998年到达最低点;1998—2000年差异逐渐扩大,进入迅速上升阶段,并在2000年到达最高点;2000年之后到2004年升级海洋经济发展的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又开始迅速下降,我国沿海经济各省及个经济区均进入了均衡发展时期。③对我国海洋经济总体差异进行分解后可见,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经济区内差异,区间差异仅占较小部分,地带内差距始终是影响海洋经济差异的支配性力量。
从贡献率看(表2),三大经济区区内差异有一定的收缩态势,但始终保持在55%以上,对总体差异的贡献不容小觑。其中,环渤海经济区海洋经济发展差异对总体贡献率较高,2004年达到84.21%;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差距对总体贡献呈明显上升态势,由1997年的9.69%上升为2008年的118.75%,一跃成为海洋经济差异的主导力量;泛珠江三角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由1996年的74.9%下降到2008年的-76.2%,区级差异贡献率有所波动,但贡献率相对微弱。综上所述,三大经济区海洋经济总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内各省海洋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且以长三角经济区区内差异最为明显。
3.3 指标综合分析
基于上述对海洋经济差异进行单一指标的差异演化研究,笔者选取了21项具有代表性的海洋经济综合指标见表3。针对差异演变划分的关键年份即文中提到的1998年、2000年、2003年,根据数据矩阵,应用SPSS软件进行标准化处理,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和方差分析,再根据特征值及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计算主成分载荷矩阵,计算主成分得分系数和主成分得分和我国沿海各省海洋经济系统3年的综合得分(图4)。
我国海洋经济差异扩大的根本原因是发达地区发展在速度和总量上的快速发展,因此应从发达经济区发展内部驱动动态变化入手来分析经济差异的时序演化特征。1996—1998年间长三角经济区和泛珠三角经济区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遭遇通货膨胀、金融危机、“两国论”等经济、金融、政治影响,海洋经济发展受到遏制,省际差异达到最小,其中滨海国际旅游业发展速度明显低于往年,国际油价下滑导致海洋油气产量也比以前减少,但我国加大了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延长了休渔期,加大科技推广力度,使近海洋资源量明显回升。从主成分得分中可见,只有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这5省海洋经济发展在全国水平之上,且除了广东省之外其余各省得分均较低,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即长三角与泛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区海洋经济总体水平较低。
1999—2000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滞后影响仍然存在,但国家一直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一方面,国际经济增长态势拉动了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带动了海洋经济系统中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发展,重要城市港口吞吐量明显回升。另一方面,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我国三大沿海经济区海洋经济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呈现出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好的发展态势。虽然得分中依然只有5省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但明显看出上海、浙江、福建、山东4省市比1998年得分平均高出50%,经济区内各省市差异在2000年达到历年来的最高点。
2001—2003年:一方面,受到美国、日本和欧盟三大经济体系经济步伐放缓,国际需求大幅下降,对外向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和泛珠三角地区海洋经济发展有所削减;另一方面,国家政策倾向西部地区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三农问题和“非典“的巨大冲击,导致我国沿海各省海洋经济发展相对受阻,区域总体差异拉大速度有所缓减。
2004—2010年:三大沿海经济区海洋经济差异均有收缩态势,与区域整体经济差异变化趋势大致相同,长三角地区海洋经济发展平稳,经济差异略有下降;同期,广东省作为泛珠三角的龙头省份在全国海洋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推动泛珠三角区域海洋经济加速发展。统计表明,落后区域包括广西、海南,加强了滨海旅游业发展。福建省自2003年以来提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实施“成珠接长”发展策略,海洋三大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减少了长三角海洋经济差异,在2004年之后开始有所上升。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海洋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同时地域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总体呈现扩大趋势,个别年份有所波动。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南北差异,南部沿海地区由于较好的产业基础,海洋经济总量高于中部和北部。但由于外商投资重心向北转移到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使中部的海洋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部和南部。中国海洋经济的总体差异主要来源于地带内差异。在区域内部差异中,中部地带内部差异远远大于南部和北部,地带内差异总体呈现扩大趋势。
4.2 建议
演化经济学在研究中小企业中的应用 篇8
据有关资料统计, 近年来我国在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万家, 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99%, 其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实现利税、出口总额已分别占全国的60%、57%、40%和60%左右, 流动领域内的中小企业占全国零售网点的90%以上, 中小企业还提供了大约75%的城镇就业机会和75%以上的GDP[1,2,3]。中小企业在激活市场竞争、满足多样化需求、发展国际贸易、振兴区域经济、扩大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我国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技术水平偏低、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内部管理水平低、安全事故频发、竞争手段单一、政府的政策或服务跟不上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些问题近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焦点。现有中小企业问题的研究着重于静态和比较静态分析。现代企业理论认为, 中小企业行为是所有中小企业成员之间及中小企业与服务、监管组织之间博弈的结果。在过去的10 多年间, 企业理论与博弈论工具的结合, 丰富了中小企业研究的内容。不对称信息理论的引入, 对中小企业融资、安全监管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分析框架仍基于完全理性假设, 要求参与人必须具备博弈规则及收益函数等“理性共同知识”, 强调均衡是参与者分析和反省的结果, 在复杂的、多层次的交互推理中, 参与人不会犯错误, 不会怀疑对方的理性、能力、信任, 这些前提和假设往往脱离中小企业现实经济活动的环境, 在分析微观个体决策如何演变为宏观经济现象方面缺乏解释力。
演化经济学是一门借鉴生物进化的思想方法和自然科学多领域的研究成果来研究经济现象和个体、群体行为演变规律的学科[4]。演化经济学对微观经济个体采用有限理性假说, 以多样性和复杂性代替简单同质性, 重视经济问题中的随机因素和筛选机制, 强调描述“尘埃是如何落定的”[5]而不仅仅是尘埃落定之后的世界。这些根植于新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为我们动态分析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小企业的决策是以日常惯例为基础的, 比如生产计划、价格确定、研究与开发资金的分配等都遵循以惯例为基础的行为方式。当中小企业的运转出现异常而使收益低于某一限度时, 有可能对“惯例”进行调整而“搜寻”, 中小企业也可能通过研究和开发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 即“创新”。当有几种方案可供选择时, 中小企业的选择受“选择环境”的影响。这些充分说明中小企业决策遵循着“试探、学习、适应、成长”的行为逻辑, 中小企业的行为是一个包含微观个体之间的模仿、学习和试验的动态演化过程。因此, 以演化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中小企业问题具学科的合理性和内在的必然性。
2 新古典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
2.1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通常新古典经济学包括以Marshall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 也包括以Samuelson和Solow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主体采用完全理性假设, 对经济主体的目标采用最大化假设, 采用的分析方法为一般均衡。
(1) 完全理性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决策者是完全理性的。这要求:①行为主体始终以自身最大利益为目标, 具有在确定和非确定性环境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②行为主体出色地掌握了与最优化决策相关的所有知识 (信息) 并能正确地运用这些知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完全理性假设是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结构性支柱, 只有如此, 才能确保符合帕累托最优均衡状态的存在, 研究者以此为基础抛开现实世界中各种纷繁复杂表象的束缚, 致力于对均衡和本质规律的研究。
(2) 目标最大化假设。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企业是按照一套决策规则去经营, 企业的行为由这些规则决定, 这些规则反映在企业的最大化行为中。企业行为最大化模型通常包括三个方面:①企业的目标。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 通常把利润或市场价值作为企业谋求最大化的目标。②明确说明企业知道实现目标的一套方法或生产集合。生产可能性集合是企业关于转变商品的可能性的知识状态的描述或各种投入产出的组合。在新古典经济学中, 生产集合被认为是给定的, 一般都假定不同企业的生产集合都是相同的。③在内外部限制条件都已给定的情况下, 在一整套可供选择的行动中, 企业根据目标最大化来选择行动。
(3) 一般均衡。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又一结构性支柱是均衡的概念。在一个新古典模型中, 充分的均衡可能是, 在两三种不易区分开来的意义上, 与模型整个结构内部许多不同成分或变量有关的均衡。在所有这些均衡条件的作用下, 得出关于经济行为本身的结论。比如,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决定行为者实际行为的价格的实际数值是由供求均衡的条件决定的, 该条件挑选出特定价格, 在这一价格, 愿意购买的总量正好等于卖者希望出售的总量。
2.2 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特征的主流经济学开始陷入持久的危机, 其研究的对象、目标特别是前提性假设受到越来越强烈的挑战, 对现实的解释面临许多自身难以逾越的先天性障碍, 由于其越来越不能反映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 从而招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强烈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 加上自然科学革命性的进展, 尤其是耗散结构理论、量子力学理论、现代数学理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及生物演化思想对经济理论的渗透推动了演化经济理论的形成。Nelson和Winter[6]在198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是演化经济学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二人提出的个人“技巧”和组织的“惯例”等概念已经成为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基础, 而且以“惯例”为基础的演化分析框架已成为应用演化理论分析问题的典型模式。
(1) 个人的技巧。
“技巧”是指一个光滑序列的协调一致的行为能力, 在其正常发挥的情况下, 对目标通常是有效的。比如, 善于打网球的能力是一种技巧, 权衡雇佣哪一个工作候选人也是一种技巧。技巧是描述个人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个人的技巧类似于组织的惯例, 通过考察技巧在个人发挥功能中的作用, 就可以理解惯例在组织发挥功能中的作用。
理解技巧要把握以下几点:①技巧是程序化的。在组织的各级水平, 技巧都有可以认识的“单位”, 较大单位是较小单位的组织起来的复合体, 且小单位可以在复合体中保留某种个性。技巧的组织方案是连续的, 一种技巧的构成单位执行的顺序是关于技巧本身的重要结构。②构成一件有技巧地完成的事情的基础知识,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默示知识。这意味着, 技巧的完成并不完全知道完成事情的细节, 而且发现很难或不可能清楚说明那些细节。③运用技巧往往需要作许多“选择”, 而且选择过程是高度自动的, 人们并不知道选择正在进行。新古典理论认为能力和选择之间有鲜明的区别。演化理论认为, 技巧和选择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运用一种技巧的过程中进行的行为选择, 是这种技巧所代表的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般不涉及审慎思考。通常技巧是行为顺利和有效进行的渠道, 但附带的风险:做得好的事情可能是件错事, 或者没注意到周围不正常的情况可能使完成的事无效。从可以得到的选择中进行有技巧的挑选行动, 是技巧本身的组成部分, 也是一种能力包含的种种选择。审慎的选择正常情况下局限于挑选大规模的将要开始行动。通常, 自动进行的选择可能完全脱离技巧的渠道。需要技巧完成的事被审慎的选择修改, 就加大了行为可能有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但审慎细致和小心翼翼可能导致行动本身迟缓拖拉、配合不好和缺乏技巧。④技巧范围的模糊性。一种复杂技巧的完成涉及许多更基本行动单位的多层次整合, 涉及环境的关系, 所以技巧的结构是复杂的, 加上清楚地说明技巧所涉及的默示知识会受到很多限制, 所以一种技巧的范围有些模糊不清是不可避免的。一个拥有某种技巧的人, 试图在特定情况下运用这种技巧时, 实际能完成什么是不确定的。
(2) 组织的惯例。
新古典理论把组织的行为看作明确界定的能力集合中的最优选择。演化经济理论注重组织行为方式的连续性和来源, 以“惯例”这一主要概念在较广阔的演化框架中讨论组织的行为。惯例指整个组织中重复的活动方式, 个人的技巧, 它使组织或个人完成的事顺利有效、运转正常。演化理论认为, 一个组织的活动惯例化构成储存该组织专门操作知识的最重要形式, 组织主要靠运用来记住惯例。技巧、组织和“技术”在发挥功能的惯例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很难准确地说其中一个要素在何处起始和终止。组织记忆的能力和范围是有限的, 每个组织成员必须知道自己的工作, 而不需要知道别人的工作, 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协调配合有相当部分是隐含的形式, 这种隐含的信息量可能远远超过个人的记忆能力。组织中明显的冲突一般沿着可预测的路径, 并停留在可预测的范围内, 这些路径和范围与正在进行的惯例是一致的。总之惯例的操作涉及组织内部冲突的全面休战。害怕打破休战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有助于使组织保持在相对不灵活的惯例上。管理者通常情况下会努力保护惯例, 使其不受破坏, 但维持现有惯例往往是一种操作的目标, 而不是最终目标。对惯例的变异有时是有益的。组织的控制过程倾向于抵抗变异, 甚至抵抗表现为合乎愿望的变异。传统的生产力论暗含任何可行的生产活动可以毫无错误地重复进行, 演化理论认为惯例的复制有些潜在的障碍, 完全复制是不可能的。
在理解组织的惯例时, 还需注意以下几点:①惯例和技巧的相似之处。个人作为组织成员在组织运用其技巧, 因此组织能力的特点就直接受到个人有技巧行为的特点的影响。惯例是组织的技巧, 一种组织惯例的完成情况涉及到构成它的许多次级惯例的一体化, 一个惯例与组织的环境交互作用, 并作出许多“选择”, 这些选择取决于组织的内外部状况, 不涉及高层领导的审慎思考。组织的惯例和个人的技巧的相似之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组织行为的有限理性。②惯例与创新。“惯例”是程序化的, 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知识, 并且是自动进行的选择, 它控制、复制和模仿着经济演化的路径和范围。创新是通过研究和开发去寻找原来没有的技术和惯例, 一个组织的惯例发挥功能有助于创新的出现, 因为现行的惯例往往引起对问题的反映, 进而导致产生创新来解决现行惯例的问题。现实中经受的挫折推动了对创新 (新奇或变异) 的搜寻。在某些情况下, 比如企业利润低得无法忍受时, 企业被迫搜寻新技术和新的组织形式, 导致企业惯例发生改变。③惯例——组织的基因。惯例是组织的记忆, 执行着传递技能和信息的功能, 但惯例并不是达尔文主义严格意义上的基因, 而是拉马克式的基因, 它具有学习效应的获得性遗传和变异特征。比如, 日韩经受经济危机的挫败, 被迫对其体制模式加以变异, 但某些遗传特征仍会保留下来, 由于演变的路径依赖, 不可能完全采用英美式体制, 而与原有体制有较多的相似性。惯例的演化受选择环境的影响, 组织的环境不仅影响组织行为多样化的产生, 而且新行为的引入亦改变环境。
2.3 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演化经济学是随着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与批判而逐渐得到学者们的关注的, 二者在方法论、认识论、企业概念、时间感知和随机因素等方面持有不同观点。
(1) 方法论上的差异。
新古典经济学是建立在原子论和机械论基础上的, 基于完全理性和一致性偏好这些简单的假设而对每个个体的需求函数和每个企业的生产函数进行汇总, 得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 求解一定外部环境下的最优控制或最优路径, 以及经济系统的均衡特征。演化经济学借鉴生物演化的思想, 刻画每个个体的行为及其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演化模型中考虑了组织和制度因素以及个体行为到集体行为的形成机制, 更能表现经济主体行为的多样性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
(2) 认识论上的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主体是完全理性的, 即经济主体以收益最大化作为其行为的唯一目标, 且出色地掌握了与最大化决策相关的所有信息, 并能利用这些信息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种完全理性假设的现实性明显是有问题的, 因为它意味着经济主体绝对不会犯错误, 决不会冲动和不理智, 即使在复杂的多层次交互推理中也不会糊涂。事实上不仅人们的个人选择经常会犯错误, 集体决策同样也经常会犯错误。人类社会频繁发生各种战争冲突, 有些单位选择领导人的盲目性和低效率等, 都是人类集体选择决策理性不完全的证据。演化经济学在西蒙“有限理性”假定的基础上, 接受了马奇在行为主义企业理论中提出的满意假说。人的知识和计算能力的限制使人不可能考虑所有的因素, 在决策时只能做到有限理性。由于不可能充分地预见到新奇的创造, 也不可能预先知晓努力的特定结果, 行为主体就无法采取最优的行为, 更现实的情况应该是试错过程。
(3) 同质性和异质性。
新古典经济学为了数学建模和简化分析, 通常假定个体或企业是同质的, 即以收益或效应最大化为目标, 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依据相同的行为规则进行决策, 各企业间不存在技术或产品质量上的差异或各个体间不存在偏好上的差异。演化经济学则考虑了所有这些差异性, 事实上, 这些差异性对分析宏观上涌现的群体行为、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也是必要的, 多样化的经济系统大大降低整个系统受不确定性影响的可能, 分散了创新风险, 使系统的创造性得到足够保证, 从而引发长期的经济增长。
(4) 时间感知的差异。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的调整是瞬间完成的, 重视均衡本身以及如何消除均衡, 而轻视达到均衡的过程。它忽视了所有与时间流逝有关的问题, 即使讨论时间问题, 也把时间看成是对称的或可逆的。演化经济学强调过程与时间的重要性。在现实经济中, 受有限理性的制约, 经济主体只能依据自己对未来发展趋势以及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对策的预测独立地进行决策, 这种决策过程是一种适应性的“试错”和学习过程。过去的演化过程将对今天的现实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今天的行动也将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演化经济学认为这个演化过程是不可逆的。
(5) 随机因素的作用不同。
新古典模型中, 不确定性因素以给定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形式出现在数学方程内, 不确定因素往往被过滤掉而集中注意一些重要变量的平均值, 并且认为即使存在不确定因素, 理性代理人仍可找到最优化行为。演化经济学认为, 决策和搜寻创新的过程是一种试错过程, 企业在尝试各种各样的战略, 每一回合都有一部分战略被置换, 甚至可能出现突破性的新技术, 很难用概率分布来描述这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使长期最优化决策难以实现, 很难预测演化过程的长期趋势, 除非筛选过程的适应性标准确定和一定时期内没有突破性的新技术出现。
3 在中小企业研究中的应用实例
3.1 在分析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的应用
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融资难的问题却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1,7], 探索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演化经济学把制度定义为“日常惯例”, 可以利用惯例的演化规律来分析制度的演化。制度给人们带来的规模收益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并最终使得制度变迁可能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轨迹:当收益递增普遍发生时, 制度变迁不仅得到巩固和支持, 而且能在此基础上一环紧扣一环, 沿着良性循环轨迹发展;当收益递增不能普遍发生时, 制度变迁就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 而且愈陷愈深, 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状态。研究成果表明[15],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演化存在路径依赖, 现有的制度与过去的制度紧密关联, 从不同初始条件出发的演化路径在收敛到均衡状态之前决不会重叠相交。收敛到均衡态的时间长短与选择不同策略的人群的初始比例有关, 该比例越接近均衡态收敛速度越快, 如图1所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演化的路径依赖表明:要使改革达到理想效果, 制度干预 (制度创新) 的时机选择非常重要。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演化可能锁定于劣制度。通过调节制度参数, 可使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的演化跳出不良“锁定”。数值实验结果表明:信用担保业的健康发展需要对风险的合理分担;信用担保业长远发展需要改变银行的强势地位。
3.2 在研究中小企业安全监管中的应用
安全生产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 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任务, 是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目前中小企业的安全生产形势严峻, 工伤事故多发, 安全绩效较差。随着中小企业安全问题的凸显, 关于中小企业安全生产规制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管制效果和安全监管上[8,9,10,11,12,13,14], 但缺乏从演化的视觉对规制本身的形成机理进行剖析。中小企业安全规制既有政府等组织寻找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和谐的外部规则的制度创新过程, 又有中小企业为寻求内部稳定与收益之间平衡而自发从事制度创新的过程。在制度变革过程中, 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目前由于内部规则的重作用, 加上外部规则的无效使得中小企业安全生产问题严重。中小企业的安全规制有赖于外部规则的重塑, 来诱导内部规则的革新。我们研究了:通过有效的规则安排和利益协调, 使得制度的演化跳出不良“锁定”, 引导中小企业的安全行为朝着良好的、期望的方向演化[16]。
3.3 在研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的应用
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很容易受到各种偶然因素 (如信息、技术、市场等不确定性) 的影响, 因而其过程和结果都是高度不确定的。这一高度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努力程度。在中小企业的创新过程中, 偶然性和必然性就共同发生作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来自于消费者需求提供的线索、同类技术线索和科学研究成果的应用几个线索的集成过程。积极探索技术创新的必然性, 正确把握技术创新过程中的机遇, 是中小企业能够实现创新的关键。中小企业组织结构灵活, 能对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反应, 具有较好的动态柔性。这一特点使得中小企业对环境中大量的不可预测性能作出快速反应, 可把偶然性中有利因素和必然性结合起来, 并尽可能减少不利因素和负面影响。
演化经济学认为在技术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多态的复杂均衡情况, 既可以“锁定”于优技术, 也可“锁定”在劣技术。演化过程的选择环境起着重要作用。“环境”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企业行为和交往规则的形成、与产业有关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或通过政治手段。对于具有回报递增效应的技术或产品, 政府应鼓励中小企业积极进行产品和过程的革新, 以防止锁定于劣技术现象的发生。对于具有动态回报递减效应或动态回报不变的技术, 政府的政策应是鼓励竞争, 让市场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所依赖的激励因素产生于企业主动追求获得暂时垄断和创新利润的机会。但是, 知识与信息作为创新的成果, 具有传播特性, 使得创新者无法永久地占有这种创新所带来额外利润, 新的和更好的创新会使得原来的创新失去价值。进行创新性研究和开发的中小企业, 在同有技巧的模仿者进行的竞争中, 甚至有输掉的可能。所以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应采取适当的扶持保护政策。
4 结束语
演化经济学基于个人的技巧和组织的惯例来认识经济活动, 与新古典经济学在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同质性和异质性、时间感知、随机因素等方面持有明显不同的观点, 它借用生物进化论的思想, 同时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 使认识论基础更切合实际, 更为人们所接受。从这个意义来说, 应用演化经济理论作为分析工具, 能够更加深入、更为实际地研究中小企业问题。以上仅从信用担保、安全监管、技术创新三个方面简略地分析了演化经济学在研究中小企业问题中的应用, 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摘要：结合中小企业研究的理论与中小企业的实践, 说明应用演化理论来研究中小企业具有学科合理性和内在的必然性。首先从个人的技巧、组织的能力和行为等方面阐述了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然后从方法论、认识论、企业与竞争的同质和异质性、时间的感知、随机因素等方面分析了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 在此基础上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安全监管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说明演化经济学在中小企业研究中的应用。
演化经济学创新 篇9
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与应用
(一)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观点。演化经济学是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为基本思想, 将经济系统与生物系统加以类比和研究, 从而形成的新的经济学理论。该理论框架借用生物学基因遗传机制、变异 (创新) 机制、选择机制的运作, 为解释经济系统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变化的研究框架。演化经济学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富有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新领域,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相比, 演化经济学注重对“变化”的研究, 强调时间与历史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地位, 强调制度变迁。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目前演化经济学主要涉及到组织、技术和制度三个维度, 并正逐渐扩张至主流经济学一直忽视的空间地理维度。
对于产业组织的演化研究, 也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学领域的一大热点。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学的铁律, 他认为自然选择会对变异和遗传产生作用, 并会导致旧物种的灭绝和新物种的产生, 这种“天择”和“适者”恰恰类似于经济社会中的市场竞争。在纳尔逊和温特的著作中, 他们将经济系统视作一个开放的演化的复杂的动态系统, 他们借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本思想, 提出企业在市场中互相竞争, 赢利的企业规模扩大, 而不赢利的企业规模收缩、直至被淘汰出局, 这就是在经济社会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二)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决定组织形式的两大视域。为什么有的企业会赢利, 而有的企业会亏损呢?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企业组织形式。决定企业组织形式主要涉及到两大视域:
1、分工与交易。银行、证券与保险等金融活动是满足各种金融需求的分工的产物, 但作为一个企业组织, 只要内部组织费用低于市场交易费用, 它就会把相关金融业务都纳入自己的体系。从金融业发展历史看, 由于客户需求和金融技术 (包括金融创新和信息技术的支持) 的发展, 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种类越来越多。这导致的主要结果就是同一金融机构生产多种金融产品而每类产品又需要组织系统支撑, 综合演变的结果即是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
2、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决定了金融企业为什么存在以及规模大小。金融企业是选择市场交易, 还是选择组织内部交易, 取决于交易成本的大小。为最大限度地降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 金融企业总会越来越多地选择组织内部交易。然而, 当金融企业规模扩大 (即将金融市场交易更多地变为金融企业内部交易) 超过某一点时, 金融企业内部组织的成本就会上升, 就有可能发生规模效益递减。
二、金控集团的基本理论
(一) 金控集团含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大恐慌后, 美国银行间所建立禁止银行跨业的行业防火墙机制, 在欧陆系的综合银行的强力竞争下欠缺竞争力, 所以在金融业百货公司化的市场趋势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以银行控股公司经营不同金融行业。根据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监管协会世界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界定, 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 所属的受监管实体至少明显地在从事两种以上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务, 同时每类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同”。目前, 知名的金控集团, 国际上有美国的花旗、日本的瑞穗、德国的安联;国内有华融、民生、平安、中信、光大、上海国际等。随着金融企业组织形式不断演进, 大型金控集团已成为金融集群化、国际化背景下业界优选的企业组织形态, 成为世界性潮流。
笔者认为, 金融控股集团是指在同一母公司控股下, 拥有两家以上的子公司从事银行、证券、保险或其他金融业务的集团公司。在金控集团中, 控股公司可视为集团公司, 其他金融企业可视为成员企业。集团公司与成员企业间通过产权关系或管理关系相互联系。各成员企业虽受集团公司的控制和影响, 但要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
(二) 金控集团基本特征
1、集团控股, 联合经营。金控公司大多采用集团公司的组织形式, 即集团有一个控股母公司, 在此之下有若干个子公司从事不同的金融服务业。站在集团控股母公司的层面, 这些从事不同行业的金融子公司追求的是协同优势。它们是通过控股母公司的资本运营纽带, 形成了一个联合经营的组织架构。
2、法人分业, 规避风险。金融控股公司并不能直接从事金融业务或其他商业。也就是说, 站在控股母公司的层面, 它不存在混业的问题。但它可投资控股的范围则包括了银行业、票券金融业、信用卡业、信托业、保险业、证券业、期货业、创投业、外国金融机构等。它控股投资的若干子公司可以分业经营上述行业种类中的一个。这样, 每一个行业产生的风险, 都限在每一个子公司内, 在“有限责任”的制度设计下实现风险不交叉传递。
3、财务并表, 各负盈亏。从控股公司的角度, 集团是要追求财务并表的, 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也就是说控股公司有一套集团的财务并表, 并据此开展集团内部的资本运营以及对各个子公司开展绩效的考核。但是, 对各子公司而言, 它们也有自己独立的财务, 并且做到对投资权益的负有限责任。
三、演化经济学视角下金控集团成因与发展动因分析
(一) 金控集团的演进。金融控股集团 (包括其他类型的企业集团) 就是既非单体金融企业、也非金融市场, 而是介于金融市场与单体金融企业之间的一种“中间形态”, 是金融市场和单体金融企业的“混合形态”。历经1998年、2008年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 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已成为金融集群化、国际化潮流下业界优选的企业组织形态。
(二) 金控集团成因与发展动因分析。从金融控股集团发展的角度来看, 金融市场组织形式演化的内在逻辑有三条主线:范围经济、防范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纵观国际趋势, 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已成为世界金融集群化、国际化发展背景下金融市场组织的潮流, 主要因为具备三大优势:
1、金融控股集团具有较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集团控股、联合经营是金融控股集团的重大运营特征。金融控股集团有一个控股母公司, 可能是单纯的投资机构, 也可能是以一项金融业务为载体的经营机构, 前者如金融控股公司, 后者如银行控股公司、保险控股公司等。金融控股集团的范围经济效应表现在三大方面:一是多元金融业务的协同效应。集团母公司统筹规划各种子公司的发展业务, 协调各子公司联合经营, 将不同地区、不同金融品种之间的优势加以组合利用, 并通过在精简的组织机构上扩展金融服务产品的种类, 降低平均成本, 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多元化业务的范围经济和规范经济效应;二是推动业务创新, 由金融零售转向金融批发。通过金融部门内部各要素的重新组合和衍生, 在控股公司下, 子公司独立运作, 业务发展空间更大、自由度更高, 有利于各子公司在各自领域更充分地发展业务并实现业务和产品的交叉销售。20世纪后半叶是金融创新业务飞速发展的时期, 与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金融创新业务主要内容包括:“金融超市”或“一站式金融服务”以及网络金融服务;三是构建起产业资本、虚拟资本融合的通道, 成为拥有庞大资产体量的金融寡头。众多先例证实, 随着大型金融控股集团不断壮大, 它们必然通过资本市场控制各类实体经济。很多金控集团甚至成长为横跨实业界和金融界的巨无霸, 最大限度地追求范围经济。比如, 2006年台湾地区前十大企业集团, 金融控股集团就占了一半, 分别为霖园、兆丰金融控股、富邦、新光、华南金融控股, 其资产总额达6.4万亿元新台币, 相当于当年GDP的65%。
2、金融控股集团具有较强的防控金融风险能力。金融深化的初级阶段, 金融风险的生成一般集中在某个特定领域, 扩散速度相对较慢、广度相对小, 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能够较好地应对、防范和化解本领域的金融风险。随着金融创新大大提高了信用杠杆化程度, 金融风险蝴蝶效应更加显著。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 一旦遭受金融风险“核裂变”, 在很短时间内就可能被击垮。然而, 如果金融业务能够多元化, 从静态上讲可以依靠不同地区、不同品种金融资产, 分散金融风险;从动态上看, 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的周期, 金融风险可能在时序上被拉平, 而不至于集中在一个时点上暴发。
同时, 金融控股集团自身的两大特征, 也有利于防范“准混业经营”可能产生的市场风险和集团内部的财务风险:一是子公司法人分业经营, 能够较好地规避风险。不同金融业务分别由不同法人经营。它的作用是防止不同金融业务风险的相互传递, 并对内部交易起到遏制作用;二是财务并表, 各负盈亏, 能够较好地防范集团内的财力风险。根据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 控股公司对控股51%以上的子公司, 在会计核算时合并财务报表。合并报表的意义是防止各子公司资本金以及财务损益的重复计算, 避免过高的财务杠杆;另一方面, 在控股公司构架下, 各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控股公司对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相互之间的责任, 仅限于出资额, 而不是由控股公司统负盈亏, 从而防止风险扩散。
3、金融控股集团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金综合调度更便利。控股公司在资金调配上拥有更大的灵活性。例如, 当银行因资本金过剩要降低资本金水平时, 需要得到有关监管当局的认可, 这一过程可能会耗时较长, 而控股公司则没有上述限制, 有利于减少时间成本和不必要的监管成本, 提高资本金的使用效率。比如, 在后续融资时, 母公司向控股公司注入其他资产, 一般不需要特别监管;然而, 任何资产注入上市银行时, 一般都要接受监管;二是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不同金融业务的营销网络资源可以共享, 从而极大地提高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 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比如银行的一个网点, 可以同时销售证券、基金、保险等不同金融服务产品, 将分别设立网点要节省许多人力和设立网点的费用。
参考文献
[1]巴曙松.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何在[DB/OL].新浪财经, 2004.7.23.
[2]常爱民.浅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选择[EB/OL].安徽律师协会网.
[3]陈蕾, 张爱群, 惠勤.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现状与模式选择[J].合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3.
[4]樊浩峰.西方金融控股公司理论研究综述[J].河北金融, 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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