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投资协议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精选十篇）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 篇1

关键词：《投资协议》,防御性条款,东盟

►►一、《投资协议》文本法律问题的分析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投资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于2009年8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正式签署, 这标志着双方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协议》包括27个条款, 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 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为双方投资者创造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环境, 进一步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自由化。然而, 自由化投资条约无疑是对东道国外资管辖权的限制, 《协议》审慎设计了一些针对性、防御性的条款, 在投资自由化和国家主权之间寻找某种平衡。

(一) 澄清一些关键术语

投资的范围定义得越宽泛, 东道国承担的义务就越大。《协议》针对1.1 (4) 中相对宽泛的投资定义作了防御性设置, 如规定资产应是一方投资者“根据另一缔约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后者境内投入的”。缔约方意在引导投资者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 一旦发生投资争议被提交国际仲裁解决, 东道国可基于该规定将仲裁适用的法律指向其国内法, 主张所涉资产不构成条约项下的投资。

《协议》将投资者中“一缔约方的法人”的界定也进行了细化, 根据第15条“利益的拒绝”揭开法人的面纱, 以排除非缔约另一国的国民在缔约另一国借壳成立或控制的公司为投资者。由于《协议》中包含了“保护伞条款”, 这种做法可以有效避免投资者通过在东盟国家设立公司从而成为条约中的适格投资者, 发生争端时将中国诉至国际仲裁。

(二) 对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的防御性设置

《协议》第14条详细规定了投资者与东道国间争端解决机制, 其中, 14.1适用于因东道国违反下列条款对某一投资的管理、经营、运营、销售或其他处置等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或损害的投资争端:第四条 (国民待遇) 、第五条 (MFN) 、第七条 (投资待遇) 、第八条 (征收) 、第九条 (损失补偿) 、第十条 (转移和利润汇回) 。14.2 (1) 适用于:本协议生效前已发生的事件引发的投资争端、已解决的投资争端或者已进入司法或仲裁程序的投资争端。笔者特别注意到, 通过穷尽式地列举相关协议条款, 排除了东道国因违反其他条款义务的行为而被诉诸国际仲裁的可能性, 其中最重要且可能被违反的是透明度条款;并通过列举管理、经营等处置行为而将“准入、设立、获得、扩大”排除在外, 否定了投资者将东道国在外资准入阶段的措施提请争端解决的可能性, 大大减损了准入前MFN的实际价值。

NT和MFN条款的例外规定也对争端解决起了防范作用。首先, MFN在投资领域并不是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其适用及内容是缔约方约定的结果。借鉴NAFTA明确MFN条款不适用于协定所包含的解决投资者—国家间争议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 《协议》5.3规定, MFN不包含要求给予另一投资者除本协议规定内容之外的争端解决程序, 从而将MFN限制在实体性规范, 避免了如Maffezini案类似问题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协议》第6条, 它规定NT和MFN不适用于任何现存的或新增的不符措施及这些措施的延续或修改, 但各方应当尽力逐步消除不符措施。通过这种“冻结条款”的嵌入, 保证东道国能够继续实施并维持现有的与NT、MFN不同的保护措施;又通过“回撤条款”表明东道国承诺以后取消现有歧视措施。这于中国并不鲜见, 但豁免“新增的”不符措施尚为中国投资条约的首例。它允许协议生效后还能采取不符措施而不违反条约义务, 这使得了NT和MFN两个条款有名无实。

公平与公正待遇也是投资保护中的核心制度之一。然而国际条约关于公平与公正待遇有不同的规定, 没有确定的标准可循, 因而易被投资者用来作为索赔的依据, 使东道国政府遭受讼累。《协议》的第6条在规定给予投资者公平公正待遇的同时, 从两方面提高了其适用门槛:一是它仅指缔约方在任何法定或行政程序中有义务不拒绝给予公正待遇;二是违反本协议其他规定或单独的国际协定的决定, 并不构成对该待遇的违反。这样实际上就将公平与公正待遇排除在投资者的可诉事项之外, 使其在条约的解释和适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 例外条款的适用

从投资条约的实践来看, 为避免国家基于安全、重大利益等采取的外资管辖措施受条约义务羁绊, 在条约中设置例外条款是最为直接且运用非常普及的安全模式。

中国对外签订的BIT很少规定将一些国家“重大安全例外”排除在国际仲裁的适用范围之外, 如2003中德BIT和中国—荷兰BIT就没有相关例外规定。《协议》在此处借鉴GATS设定了三个例外条款:第11条“国际收支平衡保障措施”、第16条“一般例外”和第17条“安全例外”。这些

规定都是在基本沿用GATS的基础上添加GATT的某些要素, 因此对三个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或可参考WTO相关案例。

《协议》17.2中“基本安全利益”、“紧急情况”等都是容易引起争议的措辞, 如缔约方能否援引第17条作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外资管制措施的例外?条款列举的事项大都涉及国家军事安全领域、公共安全健康问题, 似乎不包括经济危机。然而, 与GATT和GATS不同的是, 《协议》17.2加入了“包括但不限于”的字眼表明上述列举并非穷尽。因此, 缔约方有理由为其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限制投资措施辩护。

►►二、对《协议》的评价

透过《协议》具体条款, 可以确定其对投资的保护水平大体上与中国2000年后签订的BIT相当, 但《协议》第6条“不符措施”使得MFN和NT的实际效力大打折扣, 此处对投资的保护力度逊色于其他新签订BIT。其主要原因是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若采取与各国单独签订BIT的方式则可能不会出现此种限定;过度自由化也会使我国在与加拿大、美国的BIT谈判中受到牵绊, 可见我国在投资待遇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决不为局部利益所左右的, 保护投资者利益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之间的一轮轮博弈, 使得《协议》中自由化条款与防御性设置齐飞的景象处处可见。另一方面, 投资协定不像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往往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等多方面的规则, 其实现缔约方之间利益交换与平衡的难度较之FTA更大。在NAFTA等FTA的示范和WTO贸易自由化推动下, 晚近签订的FTA多数包含了投资自由化内容。《协议》将违反准入前MFN、透明度等带有FTA色彩的条约义务的东道国行为排除在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范围之外, 使得该协议更像是FTA中的BIT, 蒙上了些许传统BIT的色调。

参考文献

[1]协议第15条规定缔约方可以拒绝给予另一方投资者本协议的利益:1.另一方投资者, 如果该投资是由非缔约方的人拥有或控制的法人进行的, 且该法人在另一方境内未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2.另一方投资者, 如果该投资是由拒绝给予利益一方的人拥有或控制的法人进行的

[2]Chapter23Dispute Settlement of FTAA (Draft Agreement) , footnote 13, http://www.ftaa-alca.org/FTAADraft03/ChapterXVII_e.asp, 2011年6月3日访问

[3]Maffezini v.Spain案认为MFN条款适用于程序性待遇只要不违反公共政策且没有明确把争端解决排除于MFN条款适用范围时就可以适用。Emilio Agustin Maffezini v.Kingdom of Spain, ICSID Case No.ARB/97/7, Decision of the Tribunal on Objections to Jurisdiction, paras.54-59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篇2

2002年11月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简称《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框架协议》是未来自贸区的法律基础，共有16个条款，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包括的内容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除少数敏感产品外，其它全部产品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都逐步取消。

（二）谈判时间安排

货物贸易的谈判从2003年初开始，要求于2004年6月30日前结束。服务贸易和投资谈判也从2003年开始，并要求尽快结束。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商定将以农业、信息通讯技术、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促进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为重点，并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

（三）自贸区建设的时间框架

双方从2005年起开始降低正常产品的关税，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建成自贸区，2015年与东盟新成员建成自贸区，届时，中国与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将实行零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双方的贸易将实现自由化。

（四）“早期收获”计划的主要内容

为使双方尽快享受到自贸区的好处，双方制订了“早期收获”计划，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主要是《税则》第一章至第八章的农产品)实行降税，到2006年这些产品的关税降到零。

（五）关于给予东盟非WTO成员多边最惠国待遇的承诺

在签订《框架协议》时，越南、老挝、柬埔寨尚未加入WTO。为了帮助这些国家发展，中国同意给予东盟非WTO成员以多边最惠国待遇，即将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适用于这些国家。

（六）有关贸易规则的制订

中国与东盟将制订原产地规则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争端解决机制等贸易规则，以保证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常运转。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业已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对亚洲和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货物贸易协议》

2004年11月29日，第八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老挝万象召开。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东盟10国领导人的见证下，时任商务部部长***与东盟10国的经济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简称《货物贸易协议》）。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降税进程全面启动。这标志着《货物贸易协议》正式进入了实施阶段，也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进程全面拉开了帷幕。

《货物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降税安排和非关税措施等问题的法律文件，共有23个条款和3个附件，主要包括关税的削减和取消、减让的修改、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保障措施、加速执行承诺、一般例外、安全例外、机构安排和审议等内容。主要内容如下：

（一）自贸区产品的分类

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

在正常产品中，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两者的共同点是最终税率均为零，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享有一定的灵活性。

在敏感产品中，按敏感程度不同，又分为一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两类。两者的共同点是最终税率可不为零，区别是一般敏感产品要在一段时间后把关税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而高度敏感产品最终可保留相对较高的关税。

（二）正常产品的降税模式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货物贸易谈判采取的是“否定列表”（negative list）方式，凡是没有列入敏感产品清单的产品均视为正常产品。因此，在中国－东盟自贸区框架下，绝大多数的产品都是正常产品。

《货物贸易协议》详细规定了正常产品关税减让的模式，其中，对东盟新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协议所体现的一项重要原则。主要规定有：

1．降税步骤

对中国和东盟老成员，正常产品自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2007年1月1日和2009年1月1日各进行一次关税削减，2010年1月1日将关税最终削减为零；对东盟新成员，从2005年7月起开始降税，2006年～2009年每年1月1日均要进行一次关税削减，2010年不削减关税，2011年起每两年削减一次关税，至2015年将关税降为零。

2．降税的起点税率

《货物贸易协议》将产品按其降税起点税率的高低进行分类，每一类都遵循一定的降税模式，最终将关税降为零。一般来说，目前实施税率较高产品降税幅度较大，降速较快，关税较低的产品降税幅度较小，速度也较慢，这样可以保证全部产品的稳步降税。与中国和东盟老成员相比，东盟新成员的产品分类更细，降税更为平缓，从开始降税到取消关税的时间也较长。

3．二轨正常产品

二轨正常产品的降税模式与一轨正常产品完全相同，区别仅在于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按降税模式降到5%以下时，可保持不超过5%的关税，在比一轨正常产品更晚的时间降为零。对中国和东盟老成员，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但是，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制，中国和东盟老成员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150个六位税目，东盟新成员不得超过250个六位税目。

（三）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

1．敏感产品的种类

敏感产品是各方出于国内产业发展考虑，需要进行保护的产品，因此其最终税率不为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敏感产品按其敏感程度，分为一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中国对东盟10国提出一份敏感产品清单，同时适用于10国；东盟10国则分别针对中国提出各自敏感产品清单，其中所列的敏感产品只适用于中国。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各方按照其各自情况，分别提出了不同的敏感产品。我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木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

2．敏感产品的上限

敏感产品要受到两个指标，即税目数量和进口金额的限制。也就是说，敏感产品的数量不能超过一定税目，同时一方敏感产品所影响的进口额也不能超过该方进口总额的一定比例，但协议同时也对东盟的新成员做出了特殊安排。各国的敏感产品上限如下：

（1）中国与东盟老成员：不超过400个六位税目，进口额不超过进口总额的10%（以2001年数据为基础）。

（2）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不超过500个六位税目，不设进口额上限。

（3）越南：不超过500个六位税目，不设进口额上限，但越南应在规定时间内对敏感产品进行一定幅度的关税削减。

3．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

一般敏感产品和高度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有所不同，一般敏感产品由于敏感程度较低，其最终税率要低于高度敏感产品，但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也要受到一定约束。

（1）一般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

中国与东盟老成员：2012年1月1日削减至20%，2018年1月1日进一步削减至5%以下。

东盟新成员：2015年1月1日削减至20%，2020年1月1日进一步削减至5%以下。

（2）高度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

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应在2015年1月1日将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至50%以下，但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不应超过100个六位税目。

东盟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将高度敏感产品的关税削减至50%以下，但越南的高度敏感产品的数量不应超过150个六位税目，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不应超过150个六个税目。

（四）原产地规则

原产地规则是确定产品“身份”的标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以“增值标准”为基础。《货物贸易协议》规定，如一产品的本地加工增值不低于该产品总价值的40%，则该产品可被认为是原产于中国－东盟自贸区的产品，在进出口贸易中享受自贸区的优惠税率。早期收获产品由于以农产品为主，基本上采用“完全获得”标准。少数有特殊情况的产品，如纺织品、羊毛制品等，采用了加工工序、税号改变等其他原产地判定方式。

目前，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使用的是不同于WTO原产地证书格式的E表（Form E），在我国由国家质检总局及各地的检验检疫部门颁发，凭此证书可以在通关时享受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优惠关税。

（五）保障措施

贸易救济措施是进出口贸易的“安全阀”，主要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货物贸易协议》规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反倾销与反补贴措施适用WTO的相关规定。但在保障措施方面，为保证各自的国内产业不受到严重冲击，协议规定了自贸区的保障措施，允许各方在必要时采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保障措施的主要内容是，由于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部的进口激增，使某一产品的国内生产部门受到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时，一缔约方可以启动保障措施，对来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产品提高关税。但为避免滥用保障措施，协议同时还规定了各缔约方使用保障措施的限制性条件。其一，就具体产品而言，保障措施可使用的期限为从该产品开始降税之日起到完成该产品降税的5年内；其二，一次实施期限不得超过3年，且延长期不得超过1年；其三，实施保障措施的税率不得高于该产品采取保障措施时的最惠国税率；其四，自贸区保障措施不得与WTO保障措施同时使用。

（六）数量限制和非关税壁垒

各缔约方不应保留任何数量限制措施，非WTO成员的缔约方也应逐步取消其数量限制。同时，各方应尽快确定其仍保留的非关税壁垒，并逐步取消。这一规定对于切实保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自由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七）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在《货物贸易协议》第十四条中，东盟10国明确承认中国是一个完全市场经济体，并且承诺对中国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十五条（反倾销替代国定价条款）和第十六条（特殊保障措施条款）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纺织品特保条款）。这一规定对我国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为我国企业在自贸区内争取了公平和公正的贸易竞争环境，而且也对推动世界上其他国家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八）其他问题

在技术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和知识产权协议等方面，各缔约方应遵循WTO的有关规定；其他协议中没有被特别提及或修正的WTO多边货物贸易条款，在被修正后应适用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还就自贸区的透明度标准、加速降税安排、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及有关程序和机构性安排做出了规定。

《货物贸易协议》的签署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为全面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服务贸易协议》

服务贸易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1月14日，第10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菲律宾宿务召开。会上，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东盟10国领导人的共同见证下，中国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简称《服务贸易协议》）。目前，除柬埔寨之外的所有国家均已完成《服务贸易协议》的国内法律审批程序。《服务贸易协议》于2007年7月1日起正式生效。

《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了双方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开展服务贸易的权利和义务，同时包括了中国与东盟10国开放服务贸易的第一批具体承诺减让表。各方根据减让表的承诺内容进一步开放相关服务部门。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我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作出市场开放承诺，东盟10国也分别在金融、电信、教育、旅游、建筑、医疗等行业向我国作出市场开放承诺。这些开放承诺是根据中国和东盟国家服务业的特点和具体需求作出的，主要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双方正就第二批服务部门的市场开放问题进行谈判，以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间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一）《服务贸易协议》文本介绍

《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基本参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模式，包括定义和范围、义务和纪律、具体承诺和机构条款4个部分，共33个条款和1个附件。附件列出了中国与东盟10国的具体承诺减让表。主要内容如下：

1．定义和范围部分

规定了所有与服务贸易相关的定义和协议的管辖范围，包括法人、自然人和服务提供者等定义内容，均同WTO/GATS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并将行使政府职权的服务排除在协议范围之外。其中的自然人定义是确定何种个人可以享受自贸区优惠待遇的规则。协议同样采纳了WTO《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自然人定义，规定一方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个人（即持绿卡的外籍人）可以同其公民一样视为该方的自然人，享受自贸区的优惠待遇。但由于中国、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老挝目前尚未出台有关外籍永久公民从事商业活动的相关法律，协议规定，对上述5国而言，其他方的自然人只限于公民，即其他方的外籍永久公民不能与其公民一样享有自贸区的优惠待遇。一旦上述5国颁布了相关法律，应与其他缔约方就是否将外籍永久公民纳入自然人范围进行谈判。

2．义务和纪律部分

主要包括透明度、国内规制、相互承认、保障措施、补贴、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条款，对各方开展服务贸易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做出了规定。同时，协议纳入了加强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参与的条款，以支持东盟新成员服务业的发展。

3．具体承诺部分

包括市场准入、国民待遇、渐进自由化、具体承诺减让表、减让表适用方式和减让表的修改等条款。协议参照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模式，规定各方提交的具体承诺减让表作为附件构成协议的一部分，在减让表中列明具体开放的部门和措施。

关于具体承诺的适用方式，协议规定，中国向东盟10国提交一份统一的减让表，适用于东盟10国，东盟10国分别提交各自的减让表（共10份），适用于中国和东盟其他国家。

4．机构条款部分

包括联络点、审议、争端解决、协议生效等条款，对实施协议的程序性问题做出了规定。协议规定，本协议应于2007年7月1日正式生效，如一方届时未能完成国内审批程序，则该方在本协议下的权利与义务应自其完成此类国内程序之日起开始。

（二）各国具体承诺（减让表）和开放部门介绍

各国以减让表的形式列出各自在服务部门的具体开放承诺。具体承诺是各国在其各自WTO《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诺基础上，作出的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各国主要承诺内容如下：

1．中国具体承诺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承诺主要涵盖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包括计算机、管理咨询、市场调研等）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部分服务领域，允许设立独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及允许享受国民待遇等。

2．东盟具体承诺的主要内容

新加坡：在商务服务、分销、金融、医疗、娱乐和体育休闲服务、运输等部门作出了超越WTO的出价，并在银行、保险、工程、广告、非武装保安服务、药品和医疗用品佣金代理和零售、航空和公路运输服务等部门作出了高于其WTO新一轮谈判出价的承诺，在不同程度上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如在外资银行准入方面，取消了对新国内银行的外资参股股比在40%以内的限制。

马来西亚：在商务服务、建筑、金融、旅游和运输等部门作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与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的出价相比，新增了会展、主题公园服务、海运、空运等部门的具体出价，并在金融、建筑及工程等领域作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如在保险领域，放宽了对外籍管理人员的市场准入限制。

泰国：在商务人员入境、建筑工程、中文教育、医疗、旅游餐饮和海运货物装卸等领域作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

菲律宾：在能源、商务服务、建筑及工程、旅游等部门作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与其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的出价相比，在采矿和制造业建筑服务等我国较为关注的部门作出了进一步开放的承诺。

文莱：在旅游和运输等部门作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特别是在运输服务方面，增加了海洋客运和货运服务、航空器的维护和修理服务等我方关注领域的市场开放承诺。

印度尼西亚：在建筑及工程、旅游和能源服务方面做出了高于WTO水平的承诺，特别是在民用工程、煤的液化和气化服务等我国关注领域作出了进一步开放的承诺。

越南、柬埔寨、缅甸：具体出价与其WTO的承诺基本一致，主要涵盖商务服务、电信、建筑、金融、旅游和运输等部门。

老挝：在银行、保险领域作出了具体开放承诺。

根据渐进自由化条款的规定，上述出价作为第一批市场准入承诺的减让表，同《服务贸易协议》一并签署。目前，双方正就第二批市场准入承诺进行谈判，在谈判结束后，将签署《议定书》，以将第二批减让表纳入《服务贸易协议》。同时，根据审议条款，未来双方可就服务贸易进一步开放问题进行磋商，实现服务贸易逐步自由化的目标。

《服务贸易协议》附件

（一）中国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外商股权式合资企业中的外交比例不得少于该合资企业注册资本的25%；二是允许在中国设立外国企业的代表处，但代表处不得从事任何营利性活动。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除与属下类别的自然人的入境和临时居留有关的措施外，不作承诺：一是已设立代表处、分公司或子公司的高级雇员，应允许其入境首期停留三年；二是外商投资企业雇佣的WTO成员国的高级雇员，应按有关合同条款规定给予其长期居留许可；三是服务销售人员入境期限为90天；四是合同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仅限于以下部门：会计服务、医疗和牙医服务、建筑设计服务、工程服务、城市规划服务、计算机及其相关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教育服务、旅游服务；五是机器设备配套维修和安装人员，入境停留时间以合同规定期限，但最长不得超过三个月。

2.国民待遇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对于给予视听服务、空运服务和医疗服务部门中的国内服务提供者的所有现有补贴不作承诺。对于中国入世后制定的给予任何新部门的和分部门中的国内服务提供者的所有补贴不作承诺。在自然人移动方面，除与市场准入方面的自然人入境和临时居留有关的措施外，不作承诺。

（二）文莱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公司经理、高级管理人员、专家等级别的内部人员调任，属于公司内部人员调任性质的，首次入境期限为三年，此后可延期两年，即总期限不能超过五年。

2.国民待遇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除已经以商业存在形式建立的公司，不作承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半数成员，以及私人公司的半数经理人员必须是文莱公民或居民；所有在文莱国外设立的公司在文莱建立分支机构后，必须指定一家或多家本地代理商，承揽公司的某项或多项服务。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除市场准入方面与自然人有关的措施外，不作承诺。

（三）柬埔寨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既得权利：对于设立或审批现有外国服务提供者从事经营或提供服务的许可证或其他形式中所列所有权、管理、经营、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的条件，将不会使之比柬埔寨加入WTO之日时更具限制性。

投资激励：在商业存在方面，根据《投资法》规定，寻求激励的投资者有义务为柬埔寨人员提供充分和持续的培训，包括提升至高级职位的机会。

自然人移动：一是商务旅行者入境签证有效期为90天，初始居留期限为30天并可延期；二是负责建立商业存在的人员不受最高居留期限限制；三是公司内部流动人员（含高级管理人员、经理、专家）需要提供临时居留和工作许可，许可证的年限为两年并可每年进行延期，最高累计年限为五年。

2.国民待遇限制

补贴：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方面对补贴不作承诺，包括与研究和开发有关的补贴。

税收措施：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方面没有限制。

土地：在商业存在方面，非柬埔寨籍自然人和法人可以租赁但不能拥有土地。

投资激励：在商业存在方面没有限制。

自然人移动：在自然人移动方面，除与市场准入方面所指类别的自然人入境和临时居留有关的措施外，不作承诺。

（四）印度尼西亚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外国服务提供者实现商业存在的方式包括设立合资企业和/或代表处；二是合资企业应为有限责任公司，并且外国合伙人在有限责任公司中所占比例不能超过49%。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一是只有董事、经理和技术专家/顾问允许居留两年，期满后可延长两次，每次两年；二是经理和技术专家的入境取决于经济需求测试；三是商务人员的短期入境和居留期限最长为60天，最长可延长到120天。

2.国民待遇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非居民纳税人从印尼获取利息、版税、分红、服务收入费等收入时，需代扣20%的所得税；二是任何外籍人士都不允许在印尼拥有土地。但是，合资企业拥有土地使用和建筑权，可以租赁/承租土地和资产。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一是所有在印尼提供服务的外国自然人都应交纳政府征收的相关费用；二是所有合资企业和代表处雇用的外国人士，其他类型的法人，以及个体服务提供者都必须持有劳工移民部发放的工作许可证。

（五）老挝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跨境交付方面，银行和企业从境外借款需经过老挝银行批准。

在境外消费方面，老挝居民境外进行直接或间接投资须经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用于海外投资的资金转拨须经老挝银行批准。携带超过2000美元的外汇出老挝需要经过老挝银行批准。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合资企业应按照老挝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设立和注册，外国投资者/服务提供者的股权比例不得低于总投资权益的30%；三是外国投资企业的组成和注册应遵守《老挝企业/商业法》；三是外国企业的分支机构或代表处由老挝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批准。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经老挝有关职能部门批准，外国企业在必要时有权雇佣外国技术人员和专家。老挝政府为外国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他们雇佣的外籍人员及上述人员的直系家庭成员在老挝领土出入境、旅游、驻留提供便利。

2.国民待遇限制

在跨境交付方面和境外消费方面，和市场准入方面的内容相同。

在商业存在方面，外国服务提供者可以在老挝境内租赁土地并可以转移租赁权益，可以拥有土地上的附属物和其他可移动财产，并转移上述所有权收益；外国企业应根据老挝相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缴纳年利润税和其他税费。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外国服务提供者及其在老挝境内工作的外籍人员应按照10%的统一税率为其在老挝境内获利的收入缴纳老挝政府个人收入所得税。

（六）马来西亚部分部门承诺

基础电信服务领域，在市场准入限制方面，一是跨境交付、境外消费没有限制。二是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须收购现有的已注册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股份；对于网络设备服务和网络服务提供商，外资股份最高不能超过30%；对于应用服务提供商，外资股份最高不能超过49%。三是上述公司的经营控制权应掌握在马来西亚公民手中。对于马来西亚电信，外资总股份不能超过30%，任何单一国家外资股份不能超过5%。在国民待遇限制方面，一是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和商业存在没有限制；二是在自然人移动方面，除WTO水平承诺外，不作承诺。

建筑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方面，境外消费没有限制。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仅限代表处、地区办事处、合资企业，且外资总股份不能超过30%；二是非马来西亚境内成立的外国建筑公司可与当地合作者共同完成下列建筑项目：（1）完全由外国投资资助的建筑项目；（2）按贷款条件由国际投标贷款资助的建设项目；（3）外国投资占50%（或以上）的项目，且国内专家无法提供相关服务；（4）全部由马来西亚投资的建筑项目，且国内专家无法提供相关服务。分包业务必须由当地分包商承揽。建筑服务领域的国民待遇限制方面，境外消费没有限制。在商业存在方面，对代表处、地区办事处和当地合资企业没有限制。

高等教育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方面，跨境交付除依照外国教育机构与马来西亚教育机构签署特许协定或合作协定外，其他不作承诺。境外消费除依照特许和合作协定出国的学生可以境外消费外，其他不作承诺。商业存在仅允许设立外资股份不超过49%的机构，且必须经过经济需求测试。其他承诺：在商业存在方面，外资股份超过49%时，需经过下列额外的经济需求测试：（1）所提供课程对马来西亚来说是关键性课程；（2）属于研究项目；（3）属于与当地机构合作研究项目；（4）外国学生的比例。

（七）缅甸部分部门承诺

广告服务、印刷和出版服务领域，境外消费没有限制。

海洋国际客运领域，境外消费没有限制。海洋国际货运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限制方面，跨境交付和境外消费没有限制。在商业存在的市场准入限制方面，一是允许外国服务提供商以商业存在的模式提供服务。二是无国有企业股份的企业须遵守1914年颁布的《缅甸公司法》，服务类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的最低外资资本金要求为相当于30万美元的缅甸货币，投资涉及国有企业的，须遵守1950年颁布的《特别公司法》和1914年颁布的《缅甸公司法》。三是外国组织或个人不允许在缅甸拥有土地，可以通过长期租赁的方式获得土地。四是外国经理、专家和技术人员可以在缅甸居留一年，并可延长。在自然人移动的市场准入限制方面，只有经理级人员可以在缅甸提供此类服务。

（八）菲律宾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在参与法定专属菲律宾公民的企业经营活动时，外国投资者的管理权限应限于其在该企业实体中所占的股比份额。二是全部主管及管理人员必须是菲律宾公民。三是只允许菲律宾公民或菲律宾公民所持资本比例不少于60%的公司或协会可以拥有公共土地外的其他土地并通过租赁获得公共土地。

四是外国投资者只能租赁私有土地。

自然人移动方面，允许国外非居民到菲律宾提供服务，条件是申请之时没有菲居民与之竞争、能够或愿意提供此类服务。

2.国民待遇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从事非制造业活动的外国公司（不含银行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出于自身需要可以借入比索，但应遵守资产/负债比例为50∶50的规定。二是禁止银行向非居民提供比索贷款。

（九）新加坡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公司内部人员调任的首期入境期限为两年，此后每次可延期三年，但总的居留期不能超过八年。

在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方面，任何部门或分部门中关于市场准入的具体承诺，无论采取何种服务提供方式，都不能逾越金融部门设立的限制性规定。

2.国民待遇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外国人注册的公司必须有一名本地经理，即该经理是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或新加坡工作证持有者（但是，如果这个外国人本人是新加坡永久居民或新加坡工作证持有者，则无需雇用本地经理）。二是公司至少有一名董事必须是本地居民。所有在新加坡注册的外国公司的分公司必须雇用至少两名本地居民为代理人（所谓本地居民是指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或新加坡工作证持有者）。三是希望注册商业企业的外国人必须雇佣一名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或新加坡就业许可证持有者为经理（新加坡永久居民或新加坡就业许可证持有者设立商业企业时不必如此）。四是至少一名公司主管是本地居民。五是在新加坡登记的所有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必须至少有两名本地居民做代理（本地居民包括新加坡公民、新加坡永久居民或新加坡就业许可证持有者）。

（十）泰国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除在具体部门另行规定外，本承诺中各个部门或分部门的商业存在只能通过在泰国注册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实现，同时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外资股份在公司的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能超过49%；（2）外国股东的人数必须少于公司股东总数的一半。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一是允许商务访问者临时在泰国居留，经申请可获得工作许可，最初的入境期限为90天。在符合移民局和劳工部就业厅规定的相关标准的前提下，负责设立商业存在机构工作人员的入境期限可以延长至一年。二是公司内部调动人员经申请可获得工作许可，首期入境期限为一年。在获得最初的雇主对雇员任职时间的证实，并符合泰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对雇员的入境期限进行三次延期，每次延期不得超过一年。

在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方面，外国公民或视为外国所属的本国公司不允许在泰国购买或拥有土地，但可以租用土地并拥有建筑物。

2.国民待遇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除在具体部门另行规定外，外资股份在注册资本中所占比例不超过49%的商业实体没有限制。

（十一）越南水平承诺

1.市场准入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一是除各服务部门和分部门特别指出外，外国服务提供商可以在《外商投资法》许可范围内，建立如下形式的商业存在：业务合作合同；合资企业；100%外商独资公司企业。二是允许建立外国服务提供商的代表处。代表处不能从事任何直接盈利的经济活动。三是本协议生效前已经实施的、涉及外国服务提供商在越南组建公司、运作经营或提供服务的许可法规或相关协议所规定的控股条件、企业动作和业务范围等限制不应比本协议生效时的限制条件更为严格。四是允许外国服务提供商通过购买越南企业股份的形式持股，且任一企业中外国投资者拥有的总股份不能超过注册资本的30%，只有经越南法律许可或经越南主管当局批准，允许例外。五是本协议生效一年后，除通过购买合资商业银行股份的出资方式，以及未作出承诺的部门外，外国投资者持有越南企业股份不能超过30%的限制将被取消。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一是公司内部人员调动，可获得在越南入境和首期三年短期居留许可。该居留许可可以根据公司运作的需要延长。二是在越南境内已建立商业存在的外资公司在越南境外已雇佣的、不能被越南公民替代的、即将参与越南境内外资公司业务活动的经理、执行主管和专业人员可以获得在越南入境和短期居留许可。三是服务销售人员的居留时限为90天。四是负责在越南以商业存在模式筹建法人公司的经理和执行主管可以在越南短期居留90天。五是在越南没有通过商业存在模式提供服务的外国公司的自然人雇员，可以入境并在越南短期居留最长不超过90天，或不超过合同所规定的期限。六是允许计算机及相关服务部门、工程服务部门的此类人员入境。

2.国民待遇限制

在商业存在方面，获得补贴的资格仅限于授予越南服务提供商，即在越南境内设立的法人，或其中一部分；除此之外没有限制。《投资协议》

投资促进与开放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双方分别于2004年11月和2007年1月签署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和《服务贸易协议》后，投资成为双方谈判重点。经多轮谈判，2009年，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中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与东盟10国的经贸部长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简称《投资协议》）。

该协议致力于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公平的投资体制，通过双方相互给予投资者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投资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为双方创造更为有利的投资条件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从而进一步促进双方投资便利化和逐步自由化。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研究 篇3

关键词：东盟；直接投资

一、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之间的投资基本上是单方面的，主要是东盟国家的资金流向中国。与东盟对中国的投资相比，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数额较小，发展缓慢。但进入21世纪后，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宽领域的快速发展时期。截至到2009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规模累计为95.7亿美元，基本接近100亿美元的目标，投资规模迅速扩大。从2003年到2009年，中国每一年对欧盟的直接投资的流量都在逐步增加，体现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逐步扩张的趋势。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初步对东盟进行直接投资尝试，直接投资产业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及原材料领域。随着中国和东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合作的深入，中国在东盟的直接投资逐步渗入到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服务业等各个领域。2000~2003年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到2004年中国的直接投资则更多的进入金融服务业以及贸易和商业领域，投资额分别为11659万美元和7244万美元；2009年在继续保持传统采掘和矿业以及制造业投资比重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大了批发零售的直接投资。

二、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投资的相对水平较低，总体规模偏小

目前中国真正有实力、有条件“走出去”对东盟的企业还是比较少的。与欧盟、美国、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该地区的投资相比，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水平仍然较低，总体规模并不高。2009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二十位的国家地区中，只有新加坡榜和缅甸上有名，位列第五和第十九，其余东盟国家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比重都非常小，不在前二十名之列。

（二）投资的产业分布不合理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上还与主要的发达国家存在很大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地调整和优化。目前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电力煤气供应、采矿业，2009年末这三种产业分别占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 33.6%、17.3%、13.0%。中国对东盟投资的服务业还处于初级阶段，虽然占投资存量总额的比重较高，但直接投资数额的绝对值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相比远远落后。技术服务、计算机服务以及金融服务业在服务业中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都较高，也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投资领域争夺的主要产业，可是中国对东盟这三个服务业的投资额所占比重还不到10%。而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在农、林、牧、渔业和采矿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所占比重较大，说明中国的服务业在东盟的投资市场地位还很弱，而中国更看重的是对东盟资源领域的直接投资。

（三）投资国别分布不平衡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尤其是新加坡就占了52.4%。这种投资不平衡的状态将会持续，结局有对经济发展水平高、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直接投资额继续快速攀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贸易关系不太密切的国家的直接投资额提高速度缓慢，这将会进一步拉大中国与各东盟国家间直接投资发展水平的差距。

三、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建议

（一）对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要以扩大市场和获取资源为主。

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的一些行业如纺织业、小商品制造业等发展迅猛，而国内市场容量是一定的，现在这些行业市场容量已经接近饱和，在国内市场中企业竞争激烈、利润率低，发展潜力有限，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很多行业和部门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生产、营销上面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竞争相对较小，相对于他们，中国在这些行业上是拥有比较大的优势的，利用中国在技术熟练度、营销方式、人力管理等方面的优势，占领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一方面能够解决我国产量过剩的问题，为企业创造利润，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能使中国的企业积累对外投资的经验，提升对外投资的水平。

（二）充分利用东盟的资源优势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及其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借助于国外资源合作开发来获取中国经济发展所急需的某些资源，已经成为目前中国利用国外资源满足国内需求的有效途径。东盟与中国地理位置相邻，且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的拥有量十分富足，因此加强与东盟部分国家在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森林、橡胶、农产品等领域的合作开发应该作为中国目前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战略标。具体来说，中国的石油天然气生产企业应积极加强与文莱、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联系，建立稳定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供应基地;东盟的农产品资源丰富多样，中国应与东盟开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如在东盟部分国家建立农业技术合作中心，对中国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积极派遣农业专家和技术工人到东盟进行技术指导，以带动国内农产品和农业机械产品的出口。中国企业应继续加强对东盟自然资源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在东盟建立战略性资源开发供应基地，以弥补中国国内的资源短缺和满足国内需求，能够为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有效改善提供可靠的资源供应。

参考文献：

[1]李世泽.基于OLI模式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J].中国与东盟,2007,(06).

[2]周雪春.加快中国对东盟服务出口的途径探讨—论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J].东南亚纵横,2008,(12).

[3]李建伟.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策略选择[J].东南亚纵横,2008,(10).

[4]郝忠胜.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J].管理观察,2009,(05).

[5]林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08,(03).

中国对东盟投资高速增长 篇4

据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上半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43.9%。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1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7%。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达1364.9亿美元,同比增长54.7%。

投资合作是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重要内容。作为由中国和东盟10国政府共办的年度经贸盛会,每届博览会都设置投资促进专题,围绕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资源开发、园区招商、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举办东盟10国推介会、中国重点省市投资推介会、投融资项目对接会、项目信息发布会等投资促进活动,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到东盟国家投资。

将于今年10月20日至24日在南宁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将紧扣中国一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加强与东盟10国投资促进主管部门的合作,加大投资促进力度,进一步办好投融资项目对接会,为项目与资本的撮合对接搭建快捷高效平台,为双方企业开展投资合作创造更多商机。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 篇5

大学志愿者招募的通知

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各班级：

根据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的统一安排，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将面向广西民族大学各学院招募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志愿者。

本届博览会开幕时间初定为9月3日，志愿者面试时间为7月4日，培训时间为8月20日。请各班长根据通知所附文件，按要求组织班级同学参加志愿者招募，并于7月1日（星期一）17:00前将各班纸质版报名表统一收集后上交到402办公室。（电子版发送到420345308@qq.com，并请每位报名的同学在面试时自带一份纸质版报名表）。感谢各班级的配合和大力支持。

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展现更多商机 篇6

汇聚资金项目 推动投资合作

2015年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年，将会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带来更多投资合作机会。本届东博会投资合作专题将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与东盟国家开展投资，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国家以及区域外国家之间的投资合作。

本届东博会的投资合作专题设置国际经济和产能合作展区，展示国际工程承包、劳务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信息科技、能源开发和园区招商，以及铁路、电力、有色金属、建材和工程机械等产能合作重点领域。

助跑产业园区 推动产能合作

近几年来，东博会通过举办东盟产业园区招商大会等活动，推动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成效明显。截至2015年，已有58个产业园区在东博会上集中展示，几百家中国企业与项目代表与东盟产业园区负责人进行面对面洽谈，达成了合作协议。

本届东博会投资合作圆桌会主题设为“加强临港产业及物流园区合作，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此举旨在顺应当前国际“一带一路”发展以及海洋合作的趋势，进一步加速中国与东盟临港产业及物流园区合作，从而务实地推动海上互联互通快速发展。同期举办的东盟产业园区招商大会也将继续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产业园区招商、推介提供平台。本届东博会还将首次举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论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举办系列精彩活动 传递最新合作资讯

本届东博会将继续举办精彩的投资促进系列活动。其中主要包括中国及东盟10国投资推介会、中国—东盟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中国驻东盟国家使领馆经商参赞与企业家交流会、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合作洽谈会、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东兴—芒街跨境经济合作区推介会和东盟—广西—香港经贸交流等。

“中国—东盟使领馆经商参赞与企业家交流会”将邀请中国驻东盟国家使领馆经商参赞就中国企业赴东盟国家投资合作的热点问题与企业进行现场交流，中国知名企业家代表也将与参会嘉宾分享投资东盟国家的经验。“企业跨境投资与贸易合作洽谈会”将由中国和东盟10国有关部门、投资促进机构、园区、招商引资项目、融资项目、“走出去”企业、股（债）权投资机构及金融机构等代表将参会，共商合作发展大计。此外，“中国—东盟基础设施合作论坛”“东盟10国和中国重点省市投资推介会”等系列活动，将为参会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提供最新权威资讯。

中国与东盟投资合作成效显著

2014年是中国与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第2个10年的开局之年，中国与东盟投资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合作实施了电力、桥梁、农业及制造业等一大批项目，特别是中国设立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并向东盟提供优惠融资支持，促进了东盟国家经济发展，造福当地人民。

中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研究 篇7

关键词：中国与东盟,国际投资,保护制度

自中国与东盟正式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 (China-AseanFreeTradeArea也简称为CAFTA) 以来, 双边投资规模不断增大, 面对如此迅猛发展的经贸形势, 双边投资的政治风险问题也日益受到了关注。由于历史的原因, 东盟一些国家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仍然存在, 例如中菲南海主权争端、越南印尼排华事件、柬埔寨内乱、中国工人在菲律宾遭受绑架、杀害等, 这就需要一个完善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来调整和平衡双方的投资利益关系。因此, 就我国与东盟投资保护制度进行研究, 找出现有保护机制的缺失, 对于维护双方投资者的安全和利益, 促进CAFTA相互投资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立与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意义

(一) 政治战略意义

从政治上看, 中国与东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承诺要和本地区的欠发达国家一起发展。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整个时代的大背景之下, 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可以在CAFTA中得到认可, 使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强大以后不是地霸、强权。因此, 完善CAFTA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对于构建睦邻友好的国际政治关系将在世界范围内起到极大的示范作用。

国际投资表面上看只是一个经济问题, 但如果没有国家间法律制度的相互协调, 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在CAFTA中, 既有社会主义国家, 也有资本主义国家, 还有君主立宪制国家, 在这些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中寻求一种法律的协调与合作, 这本身就说明了意识形态正在淡化, 政治互信正在增强。从而摒弃了以前相互防备、毫无信任的做法, 开启了国际区域合作的新模式。

(二) 经济战略意义

中国与东盟均在不同程度地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 也的确有了很大进步, 然而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要求相比, 仍存在不少差距。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东盟国家间, 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阶段各不相同, 有些甚至差距明显, 对于相互投资领域合作的目标、开放的承受能力是不尽一致的, 在这一地区至今仍存在一定的、甚至是严重的投资壁垒。特别是管制过严的法制环境使外资望而却步, 影响到双边的投资贸易发展。

无论是经济全球化, 抑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 都不只是某一国或地区的单方行动, 而是需要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的集中体现就是通过法律博弈达到法律协调, 最终实现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中国与东盟间投资必然涉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安排, 即以法律、合同联结交往, 以制度、规则解决中国、东盟国家基于投资产生的利益矛盾。可以说建立合作型投资法律机制成为不可或缺的, 甚至可以说是基本的制度措施。

(三) 外交战略意义

从外交上看, 中国与东盟间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 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关系的深化, 增进了相互了解, 提升了合作水平。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传统的睦邻友好关系, 完善相互间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既是中国“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外交方针的具体体现, 也是东盟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应充分发挥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在消除贫困和实现区域合作方面的积极影响, 坚持遵循平等协商、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积极参与CAFTA项目的规划与实施, 并结合区域特点不断提出合作倡议, 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不断深化合作。

(四) 国家安全意义

目前, 中国与东盟国家大多数仍是发展中国家, 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 区域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各国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边界、领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和争端, 也影响着该地区的合作。协调与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法律制度, 包括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 将使该区域内的利益集中到一起, 各方本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和精神积极进行开发合作。在经济合作中, 各方不断加深了解, 消除隔阂和猜忌, 增进政治互信, 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这对于区域间政治环境的改善以及国家安全的保障将会大有裨益。这样反过来也将更一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 加快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中国与东盟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 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现状

国际投资保护制度是国际投资法中的核心内容之一, 指的是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入国单独或共同地 (含双边或多边条约) 通过立法、司法、执法和争端解决机制等途径对境外投资者或外来投资者利益进行维护所形成的一系列规则的总称。在国际投资关系中, 投资风险主要是指政治风险, 因而政治风险便成为国际投资法刻意避免或减少的主要对象。以防范和化解政治风险的角度进行研究, 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就可以划分为战争或内乱风险保护制度、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汇兑限制风险保护制度和东道国违约风险保护制度四种。

1.战乱风险保护制度

战乱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境内具有政治动因的战争行为或国内动乱, 包括革命、内乱、政变、破坏和恐怖主义而造成的有形资产的毁损与灭失。美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也将其称为政治暴力险, 即由于战争、革命、内乱或具有政治动因的暴力冲突、恐怖主义或破坏活动而造成的资产或收入损失。中国与大多数东盟国家的国内法并没有对战乱风险保护制度做出明确规定。但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对此问题都做了较为具体的列举, 且都体现了加强对外国投资者予以保护的理念。例如, 中国与新加坡、印尼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一方予以恢复、赔偿、补偿或其他处理;中国与马来西亚、缅甸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采取任何恢复、补偿、赔偿或其他解决办法;中国与泰国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可能采取的有关援助;中国与文莱的协定中规定为:缔约另一方予以恢复、补偿或其他有价值的报酬等等。在这些协定中虽然都承认对战争或内乱风险所造成的损失给与赔偿, 但并没有进一步对可操作的具体赔偿标准予以界定。迄今为止,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尚未发生过一起战争或内乱风险。但是, 这一地区时而也会发生国内武装冲突、骚乱、恐怖活动等类似的情况。因而, 对处理战乱险问题预作规定仍是必要的。

2.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

财产征收风险是指东道国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或征收措施, 致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财产遭受部分或全部损失的可能性[7]。财产征收风险通常包括了国有化、征收、征用等三种具体情形。另外, 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 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的有效控制, 使得外国投资者使用和处置本企业财产的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等。在实践中也被认为构成了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中国对涉及外资国有化、征收问题的立场是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情况而采取务实的办法。由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 所以在法律制度上就更倾向于积极利用和保护外资。东盟国家的财产征收风险保护制度经历了一个由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逐步向为外商投资者提供保护主动保护的演变。这是因为东盟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格局发生了变化, 从而使得东盟国家相应地调整或改变了外资政策。

中国与东盟各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国有化和征用问题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且这些协定的基本精神都是为缔约双方的投资者提供有效的保障和进行适当的补偿。例如, 以中国与印尼的协定为例, 该协定第六条规定:一、只有为了与采取征收的缔约一方国内需要相关的公共目的, 并给予补偿, 缔约任何一方投资者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投资方可被国有化、征收或采取与国有化或征收效果相同的措施。此种补偿应等于投资在征收决定被宣布或公布前一刻的价值。此种补偿不应不适当地迟延, 并应有效地实现和自由转移。二、缔约一方依照有效法律对在其领土内任何地方设立或组织并由缔约另一方投资者持有股份的公司之资产进行征收时, 应保证适用本条第一款的规定, 从而保证拥有此种股份的缔约另一方投资者得到上一款规定的补偿。

3.汇兑限制风险保护制度

汇兑限制风险是由于东道国防止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 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 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具体来说, 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风险:一是资本不允许自由转移;二是资本不能够自由兑换。前者指投资者不能将投资原本、收益或其他合法收入的货币财产转移出东道国的风险;后者指投资者不能将投资原本、收益或其他合法收入的货币财产从当地货币转换成母国货币或其他种类货币的风险。

中国作为东道国, 在汇兑限制风险问题上, 对外资及其权益的转移原则上是不设限制的。至于具体操作办法, 可按照外汇管理程序办理。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均确定了资本可以“自由转移”的原则。例如中国和柬埔寨的协定规定:“一、缔约任何一方应依照其法律和法规, 保证缔约另一方投资者转移在其领土内的投资和收益, 包括: (一) 利润、股息、利息及其他合法收入; (二) 投资的全部或部分清算款项; (三) 与投资有关的贷款协议的偿还款项; (四) 本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第 (四) 项的提成费; (五) 技术援助或技术服务费、管理费; (六) 有关承包工程的支付; (七) 在缔约一方的领土内从事与投资有关活动的缔约另一方国民的收入。二、上述转移应依照转移之日接受投资缔约一方通行的市场汇率进行。

4.东道国违约风险保护制度。

东道国违约风险是指东道国政府不履行或违反与投保人签订的合同, 并且投保人无法求助于司法或仲裁机构对毁约或违约的索赔作出裁决;或该司法或仲裁机构未能合理的期限内作出裁决, 或虽有这样的裁决但未能执行[9]。虽东道国应当为外商投资提供适宜的投资环境, 但由于种种原因, 东道国也可能在接受外国投资的过程中发生毁约或违约行为。所以, 这就需要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来维护外商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以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

中国的外商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并没有涉及到东道国的违约问题, 也没有规定中国作为东道国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发生的纠纷如何处理。目前, 就中国加入的国际条约来看, 仅有一项条约与此问题有关:即1989年加入的《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中国愿意按照这一公约解决自己作为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纠纷。东盟国家的外商投资法中, 大多也没有规定东道国与外来投资者之间发生纠纷如何处理。但有的国家主张用东道国法律规定和法律允许的合同约定来解决此类纠纷。例如在越南, 外国投资者与越南政府机关对BOT、BTO、BT等合同发生的纠纷, 可依据各方在合同中约定的方式解决, 不过该合同必须符合东道国的投资规则。

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中规定, 如发生东道国政府的违约行为, 外国投资者可选择:第一, 由当事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第二, 提交东道国有管辖权的法院;第三, 提交双方共同组成的仲裁庭;第四, 提交解决投资争端中心进行调解或仲裁。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第1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马来西亚政府关于相互鼓励和保护投资协定》第7条等都体现了上述争端解决的精神。

(二) 现行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缺失分析

1.国内法层面

(1) 中国的国际投资保护滞后。

第一, 目前国内法律对海外直接投资的保护几乎是一片空白, 主要是靠一些部门规章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管制。这些规章主要有:外贸部1981年发布的《关于在国外开设合营企业的暂行规定》、1985年制定的《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国家外汇局1989年发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国家计委1991年发布的《关于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中的部分条款。因此, 可以看出, 当前我国缺乏一部系统调整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律, 不仅在客观上阻碍了海外投资的发展, 而且使得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合法地位也难以确定, 无法通过立法对企业境外投资进行宏观管理和有效指导, 企业在境外投资过程中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利益难以保障。

第二, 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审批机关混乱, 各自为政, 审批程序繁杂。因为没有一个权威的专门审批机构结果就造成了管理多头绪、体制松散的恶果。同时, 国际市场风云变幻, 繁杂拖沓的审批程序很容易让海外投资者坐失良机, 造成损失。

第三, 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国务院1985年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规定》, 授权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营有关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的保险业务, 但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者们在海外所承担的风险却缺乏明确的规定。虽然我国参加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 但该公约的局限性很大, 我国现今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能得到该公约的保护。因此, 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将会严重制约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发展。

(2) 东盟有关外商投资的立法仍需修订和完善。东盟国家虽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为外国投资者的合法财产和权益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但东盟国家现行的外商投资立法仍存在很多不完善和不协调的地方, 某些涉及外商投资保护的规定, 如政治风险设定的条件、风险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争议的解决等不够明确和具体, 甚至不合理。某些规定已不合时宜或相互矛盾、冲突, 不能适应利用外资的新形势。法律的透明度、连续性和协调性也亟待加强。有些东盟国家已陆续对原有外商投资法做了局部修订, 但并没有对外颁布现行完整的外商投资法。

2.国际法层面

(1) 双边投资协议有待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议大多是20世纪80至90年代签订的, 签约时的时代背景与目前形势已经有了很大差别, 协议中的某些内容已明显过时。这些协定中虽然都规定了有关相互投资政治风险保证的内容, 但各个协定对某些具体内容的规定却不尽相同, 在法律适用上难以完全协调。例如, 在对外资企业的征用或国有化方面, 中泰、中文、中马、中越等双边协议规定的征收的条件、补偿数额、补偿时间等方面都有着多种不同的规定;在投资原本和收益的汇出方面, 各个双边协定均要求缔约一方应允许另一方的投资者自由转移与投资有关的款项, 但是各个协定对于可转移款项的范围、转移的方式、转移的货币及适用的汇率等规定并不完全一致;在投资争议的解决方面, 各个双边协定在争议解决的途径、时间安排、仲裁员的委派、仲裁规则的制定、裁决的依据等问题上的规定也不完全相同。因此, 这些双边投资协议中不合时宜、不够协调的地方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2) 多边投资保护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目前, 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所签订的多边投资保护协议——《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已经生效, 试图通过这种形式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提供法律上的保护, 但在实践中它却很难发挥效用。这主要是因为:第一, 该争端解决机制未明确将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的私人、企业发生的争端列入到争端解决的范围。而当今时代, 私人和企业才是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动的主角。第二, 非违约之诉未纳入调整范围。所谓非违约之诉通常是指缔约方在没有违反其所担负条约之义务情况下引起另一缔约方利益的丧失或受到损害。本争端解决机制仅仅适用于在申诉方因为被申诉方违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规定的义务而造成申诉方基于该协议而得到直接或间接利益的损失或无法代顿该协议规定下的经济目标时, 启动该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并未规定非违约之诉发生时是否可以启动该机制。而现实的情况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 公然违反国际协议, 赤裸裸的、直接的损害外商财产权的行为已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采取间接地、迂回曲折的方式达到目的。所以, 该多边投资保护措施在实践中难以真正发挥出保护外国投资者的作用。

三、完善投资保护法律制度的思考

(一) 国内法层面

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要求各国的立法和司法与国际规范接轨。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 要在各种贸易交往中减少摩擦和争端, 完善各自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制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1.完善和健全国际投资保护法律体系

(1) 完善现行法律保护体系。当前,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加强对各自有关外商投资保护的国内立法的修订和完善工作, 对一些不合时宜、不够协调、与其他层次的法律相互冲突的规定进行调整和修改。提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 增强法律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尤其是对外商投资政治风险保证的规定要更加合理明确。例如, 对于战争内乱险, 虽目前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均未做出规定, 但东盟地区时常会发生国内武装冲突、政变等不稳定因素。因此, 对这类问题预先做出规定仍有必要。中国与东盟国家可在各自的国内法中确定一种“合理补偿”的标准和方法, 这对于解决国际投资中的政治暴力风险将会大有益处。

(2) 健全国际投资法律制度。目前, 中国与东盟一些欠发达国家的海外投资法律制度还很不健全, 海外投资管理经营在一定层次上还面临着无法可依, 难以对国际投资行为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针对这种情况, 中国与东盟一些国家的国际投资立法的当务之急应是在总结投资与立法的实践经验, 并结合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的基础上, 制定出统一的全面的《国际投资法》, 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作为调整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基本法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境外投资的地位和作用, 明确国家保护境外投资的原则和立场。具体来说可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对海外投资实践做出宏观的、指导性的规定, 规定立法的目的和宗旨, 明确海外投资和海外投资企业的概念、性质和地位。第二, 海外投资的审批和管理办法。规定企业海外投资的标准、投资领域、组织形式、设立资金要求、投资期限、外汇管理要求、盈利能力与海外融资能力等。

2.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方向, 提供保证或保险, 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 若承保的政治方向发生, 致投资者遭受损失, 则由国内的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制度。一个有效运行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很好地分散、消化海外投资者的政治风险损失, 使投资者得到更充分、廉价而有效的保护。中国与东盟多数国家为发展中国家, 海外投资不发达, 相应的保险制度也不健全。而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已逐步形成一套较完整的海外投资保障制度, 其框架大致包括公力保证和私力保证。所以, 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向发达国家吸取有益的经验, 建立起自己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具体来说, 这一制度要以双边投资协定或双边投资保险协议为前提。因为它不只是单边的行为, 而应是双边的行为。这一制度还要依托一个载体, 可以在国有商业保险公司中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设此项业务, 也可以另行设立一个专门的保险公司来承办此项业务。而这些都要由法律明确承保范围、承保责任。另外, 还需明确海外投资保险的承保范围为非商业风险中的其他险。同时, 要明确承保的条件——合格的投资、合格的投资者、合格的东道国。如果中国与东盟国家都能建立起这样一种海外投资保险机制, 必将有力地推进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关系的发展。

(二) 国际法层面

1.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

由于条约本身的历史性以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的利益冲突, 导致双边投资协定在订立、解释及实施上都存在着不少困难。因此, 这就需要不断地修订和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边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主要是对同一风险设定的条件、处理的标准和方法上应尽可能保持一致或确立较为一般的标准。特别是要对国有化与征用、投资与利润的转移、代位求偿等问题做出更加明确统一的规定, 并对双边投资协定中关于东道国违约险的规定进行补充和完善。此外, 为了实现双边投资协定对相互投资的法律保护, 必须建立完善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在争端解决的途径、时间安排、仲裁员的委派、仲裁规则和依据等方面的规定要统一明确, 以便妥善解决双边投资争议。

2.有效运用多边投资保护机制

(1) WTO体系的投资保护协议。目前, WTO体系现已付诸实施的主要投资文件是《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以下简称《协议》) 。根据该协议, 各成员方实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不得违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国民待遇和取消数量限制原则。该协议还附有一份清单, 具体列举了5种违反上述原则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中国与东盟国家 (WTO成员方) 投资措施, 无论是针对外国投资企业还是针对成员方本国企业, 都要受《协议》的约束。如果违反该《协议》就有可能导致东道国的风险。

中国与东盟大多数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 各方除了应积极灵活地运用《协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外, 还须为这一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做出自己的努力。例如, 《协议》并未将限制跨国公司的转移定价和市场垄断行为纳入其中。所以,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以后制定WTO新规则时就当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

(2) 完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争端解决机制。正如前文所述, 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签订的《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已经生效, 但其仍然存在一些缺陷, 尚需在实践中不断完善。首先, 协议中应当增加有关投资人与东道国之间争端的解决机制。协议可以参照NAFTA第11章的相关规定来建立私人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具体制度包括:磋商和仲裁方法的结合、专家资格及其候选名册以及其他仲裁程序规则 (如ICSID规则、UNCITRAL规则等) 。其次, 拓宽协议的管辖范围。即协议不仅可以适用于违反《全面合作框架协议》的违约行为, 而且也适用于非违约行为。比如, 可以参照NAFTA第2005条第3款的规定, 对于涉及环境保护的争议, 当被请求方书面要求适用NAFTA机制时, 则由该机制解决争端。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分析 篇8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环境分析

(一) 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投资的有利因素。

中国和东盟各国有着有利的环境基础:1、相互间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相似的历史状况, 而且规模庞大的华人也分布在东盟各国, 这一分布网络成为中国和东盟在相互投资方面的重要联系和纽带;2、地理上的优势, 中国与东盟各国相距短, 双方可以就近投资, 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经营风险、投资风险等;3、中国与东盟各国资源禀赋各具优势, 产业结构各有优势与特点, 双方的互补性较强, 合作潜力强, 有利于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等等。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双边通过不断地削弱贸易关税, 降低或是取消贸易壁垒, 为各国之间的相互投资减少阻碍, 为国际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提供了更加便利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 随着双边货物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也促进了投资自由化的发展, 使得投资的阻碍因素不断削弱。

(二) 中国和东盟各国的官方推动作用与支持。

从2002年11月4日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简称《10+1协议》) , 到2009年8月15日《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政府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 (简称《投资协议》) , 再到《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等一系列文件的签订, 这些协议是服务于自由贸易区的区域性投资安排, 它为投资者及其投资提供了高水平的保护, 为在中国和东盟间建立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奠定了基础。在签订协议的基础上, 双方互为合作战略伙伴, 建立的多种磋商机制, 如“10+1” (即是东盟十国与中国) 、“10+3” (即是中国和东盟十国、日本、韩国) 、“APEC”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等, 以及永久性的中国-东盟博览会 (南宁) 的建立, 都为双方的投资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有助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扩大相互投资合作的范围。

(三)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和平稳定。

中国与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的。当今世界, 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 中国通过不断努力发展, 在世界中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 经济也快速增长, 而东盟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新的发展战略、新的发展目标的制定, 都有利于双方之间的相互投资和吸引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作用分析

国际直接投资既会对东道国, 也会对投资国产生影响,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 产生的影响都不具相同, 应将横向分析和纵向分析相结合。以下主要从国际贸易、资本、技术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等方面来阐述中国和东盟的投资作用。

(一) 国际投资会引起资本在国际之间的流动。

对东道国的投资会导致东道国的资本增加, 而投资国的资本减少, 提高资本在市场的配置作用和资本资源的利用率。通过国际投资产生的利润或是亏损, 会导致资本流入或是流出, 从而导致国际收支顺差或是逆差。在中国和东盟的相互投资中, 主要是东盟对我国的投资, 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我国的国际顺差。

(二) 国际投资作为国际贸易产物, 反过来也会促进国际贸易发展。

国际投资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以避开东道国和经济集团设置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使得投资者和东道国的企业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而且投资国选择是否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比较优势, 比较投资还是贸易, 通过比较出口贸易中的运输成本和直接投资生产中所需要付出的固定成本来选择是投资还是贸易。从这个角度看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代替对外直接贸易, 投资成为贸易的另外一种形式,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各国通过相互之间进行投资, 代替对外直接贸易, 减少相应的成本, 促进利润的提高, 同时也提高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及时有效地占领市场, 加强贸易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 国际投资越来越成为各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三) 国际投资会促进技术的转移, 对

东道国和投资国产生技术效应, 而技术效应的产生取决于技术转移的方式, 可以是转移给直接投资建成的独资企业以及参与的合资企业, 等等。技术转移有利于东道国的技术升级和优化, 为东道国带来示范作用, 引领着东道国企业的学习与改进、完善;也会形成竞争效应, 促使东道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通过技术创新, 提升技术水平, 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中国与东盟的直接投资既是技术转移的手段, 也是学习和引进先进技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四) 国际投资在促进技术转移的同

时, 也会直接关系到投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产业升级和产业内部分工的发展。技术转移产生的技术效应会推动产业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投资国通过改变东道国的要素配置结构, 引导消费需求, 以及对当地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 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根据弗农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 可以得出:适当的国际投资也会对投资国产生积极效应, 在投资国进行产业和技术转移的同时, 开发研究新的更高技术水平的产业, 带动本国的技术升级。

(五) 从对东道国和投资国的社会效

应看, 国际投资会提高东道国的就业率、提高人们的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 适时的直接投资还会为东道国提供及时的帮助, 帮助部分处于资金匮乏期的企业, 使得它们能够渡过难关。中国和东盟相互之间的投资, 一方面为东道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通过培训和指导员工们为东道国开发了人力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东道国的人才素质和质量;另一方面相互交流与沟通人才相互互补,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投资国的人才流失, 给投资国造成一定的损失。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前景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相互之间的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使得国际投资在这一贸易区内发挥着资本流动效应、技术转移效应、产业升级与优化、促进贸易发展的作用。当然,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 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但是中国和东盟各国要坚信未来的发展是一片光明的, 只要中国和东盟各国齐心协力, 共同合作,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坚持互惠互利,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 抓住各种发展的机遇。

在当代的发展中, 经济全球化是主流, 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变现形式, 推动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区域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中,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扮演着领先者们的角色, 它们创造着一个个瞩目的成绩, 在它们的引领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它们为前鉴, 从中汲取营养, 又注入新颖的因素, 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使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进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着。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国际投资方面一直主要是东盟对中国的投资, 中国国际收支顺差。鉴于此, 在以后中国应加强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发挥中国的潜力, 提高中国在这一投资体系中的作用, 也为东盟各国提供更多的支持与帮助、促进东盟各国的技术升级、产业升级与优化;东盟各国应继续扩大对于我国的投资, 通过技术转移和技术创新, 提高生产率, 为东道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在实施中, 首先应该发挥政策的扶持作用, 通过双方的官方支持, 更好地促进双边投资的发展;其次, 要保持双边投资的平衡, 避免失衡, 中国要加强对东盟各国的投资, 使得这一体系内的投资额得以平衡;再者, 双方应积极扩大和创新投资领域, 把投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工业, 扩展至服务业, 例如旅游行业、环境保护行业等等, 既能够实现双方的利益, 又有利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

摘要：中国和东盟各国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旨在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提高各国的国际竞争力。在这一自由贸易区的体制下, 各国把国际投资放在重要的位置, 通过积极创造更有利于投资的环境, 发挥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作用。本文从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投资环境出发, 分析国际投资对各国的影响, 展望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投资方面的未来前景。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国际投资,投资环境

参考文献

[1]薛荣久.国际贸易.

[2]李荣林, 宫占奎, 孟夏.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研究.

[3]王勤.东盟国际竞争力研究.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 篇9

关键词：东盟十国,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面板数据,国别差异

一、引言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意味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简称CAFTA) 的建成。2009年8月中国与东盟又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 为双方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自由, 公平, 便利的投资环境,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投资项目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这不仅促进了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也优化了产业结构, 提高了各国的对外开放能力。那么在CAFTA的运行过程中, 中国对东盟各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是如何的, 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文献综述

有关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 国外理论研究的代表观点有:蒙代尔 (Mundell, 1975) [1]最早提出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间是一种替代的关系。小岛清 (1978) [2]则认为国际直接投资与贸易间是一种互补关系。国内大多数研究成果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进出口贸易, 二者为互补关系。项本武 (2005) [3]利用2000-2001年我国对49个国家的出口贸易额和直接投资额, 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 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出口创造效应。李颖洁 (2009) [4]利用2003-2007年我国对东盟十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和进出口贸易数据, 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 得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在总体上是进出口创造型的结论。张春萍 (2012) [5]利用1996-2010年我国对18个国家直接投资和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 得出我国对其中主要国家的直接投资是进出口贸易创造型, 但存在国别差异。

综上所述, 我国对东盟地区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国内研究较少, 多数研究将东盟作为整体分析, 很少注意其国别差异, 同时短期和长期的贸易效应也会有所不同。本文以CAFTA为研究背景, 以东盟十国为研究对象, 选取2004-2012年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流量、存量和进出口贸易数据,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分析我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可为研究发展中国家间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学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三、实证研究

(一) 构建实证模型

本文将分别研究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对于进出口的影响, 为此, 中国对东盟的出口EX和中国对东盟的进口IM为因变量,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流量OFDL和直接投资存量OFDC为自变量, 建立以下模型:

其中, i为横截面个体, 代表1-10个东盟国家;t为观测时期, 代表2004-2012年;EXit和IMit分别代表t时间中国对东盟i国的出口和进口;OFDLit和OFDCit分别代表t时间中国对东盟i国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α0、α1、α2和β0、β1、β2为待估计参数;e1it和e2it为误差项。若α1为正, 表示在短期内,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出口创造型;若α2为正, 表示在长期内,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出口创造型。若β1为正, 表示在短期内,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进口创造型;若β2为正, 表示在长期内,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进口创造型。系数为正, 数值越大, 贸易创造效应越强;系数为负, 表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为出口 (进口) 替代型, 且绝对值越大, 贸易替代效应越强。

(二)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4-2012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进出口贸易额,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 建立面板数据模型, 这样能够克服分析中容易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提高估计的有效性。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来自201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进出口额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三) 面板模型的选择

Huasman检验的目的是确定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

结果如表1所示, 在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 Huasman检验的P值<0.05, 因此拒绝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 应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同理, 进口效应中, P值<0.05, 建立固定效应模型。

(四) 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

1.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

注:R2=0.9779;修正后的R2=0.9748

模型 (1) 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回归方程为:

其中, 虚拟变量

从表2可以看出, 调整后的R2=0.98说明该模型拟合得很好。从ln OFDL的系数, t值和P值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说明短期内, 流量不能促进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 短期的出口创造效应弱, 而且有微弱的出口替代效应。从ln OFDC的系数, t值和P值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长期内, 存量能够促进中国对东盟出口增长, 是出口创造型的。从短期和长期效应来看, 对外直接投资是具有滞后性的, 一定的时间后投资才能转化为生产力, 且这种生产力将会长期带动中国相关产业及商品的出口。

回归结果显示,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增长1%, 则对东盟的出口增长0.47%。回归方程不同国家的截距差异表明中国对东盟十国直接投资的出口固定效应存在国别差异, 固定促进效应从高到低的顺序为: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文莱、老挝。

2.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进口效应

注:R2=0.9651;修正后的R2=0.9602

模型 (2) 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回归方程为:

其中, 虚拟变量

从表3可以看出, 调整后的R2=0.97说明该模型拟合得很好。ln OFDL的系数, t值和P值可以得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的回归系数不显著, 说明短期内, 流量不能促进中国对东盟进口的显著增长, 短期的进口创造效应弱。ln OFDC的系数, t值和P值得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 说明长期内, 存量能够促进中国对东盟进口显著增长, 是进口创造型。

回归结果显示,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存量增长1%, 则对东盟的进口增长0.3%。国别差异的固定促进效应从高到低为: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缅甸、老挝、柬埔寨。

四、结论

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的长期贸易效应大于短期贸易效应。从短期来看,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创造效应并不明显, 甚至有微弱的出口替代效应,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进口创造效应也不明显, 短期内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是不能够带来明显的进出口贸易增长;从长期来看,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与出口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存量与进口也成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 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能够促进进出口贸易。从整体来看,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出口贸易效应大于进口贸易效应。同时, 中国对东盟的各国的直接投资均具有贸易创造效应, 但是存在着明显的国别差异。

中国对东盟各国的贸易效应存在着国别差异, 一方面与东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要素禀赋有关, 另一方面与各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关。我国对东盟大多数经济体的直接投资是能够促进我国资源性产品的进口, 用来满足国内生产需求, 同时转移了国内过剩产业和边际产业, 促进大量机器设备和技术的出口, 这将有利于中国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和技术的过度依赖, 改善我国国内外的经济环境[6]。

参考文献

[1]Mundell, R.A.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7:321-335.

[2]kojima.K.FDI:a Japanese Model of Multinational Business Operation[M].Groom help, 1978.

[3]项本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因素与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4]李颖洁.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J].经济论坛, 2009 (9) .

[5]张春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2 (6) .

中国-东盟投资协议 篇10

4月27日, 在皮革行业经济运行暨2012中国真皮标志排头品牌发布会召开期间, 中国皮革协会与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皮革行业走进东盟投资推介会”。中国皮革协会理事长苏超英先生出席并主持了本次会议。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中方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许宁宁先生、老挝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先生、菲律宾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查夫鲁拉oGo马萨胡德先生在会上就东盟投资政策与贸易环境进行了专题演讲, 印尼驻华大使馆贸易参赞马龙珞先生、缅甸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莱敏吴先生及越南驻华大使馆参赞阮文荣先生出席了会议。来自2012全国地方皮革协会工作会议及中国真皮标志排头品牌发布会的部分行业协会、品牌企业和媒体代表参加了推介会。

会上, 东盟各国使领馆参赞对与会企业和媒体提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答和互动交流。会后, 双方均表示将以此为契机, 共同抓住机遇, 深化贸易合作, 实现优势互补, 在合作共赢中实现中国与东盟皮革产业的共同繁荣与发展。据悉, 中国皮革业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合作由来已久, 双方产业互补性强, 合作潜力巨大。近年来,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关税互惠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和中国皮革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进一步加快, 双方贸易额逐年增加, 中国自东盟进出口皮革、毛皮及制品出现大幅增长, 2011年达到8.7亿美元, 占皮革、毛皮及制品进口总额的11.8%, 同比增长28.4%, 居我国皮革、毛皮及制品进口第二位。2011年, 上述产品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达到26亿美元, 同比增长21%, 占出口总额的4%, 居第六位。同时, 中国企业对东盟合作和投资更加活跃。作为中国皮革企业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东盟各国在与我国企业实现合作共赢方面有着独特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