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

20世纪40年代（精选十篇）

20世纪40年代 篇1

关键词：高尔基牌汽车,福特公司,苏联最高委员会

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苏维埃联盟时代开始工业化的时期, 私有工业的生产创造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重要的事件, 为了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需要汽车, 1929年苏联的汽车数量总计2万台。苏联最高委员会在审查过众多的汽车工业发展计划后得出结论, 本国的汽车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外国技术的帮助。对此最高委员会提出两个方案:方案一, 出于国防需要的从国外购买汽车。方案二, 购买工厂并且创建一个收集国外汽车型号的卷宗以供本国自主生产。第一个方案允许快速的学习获得需要的技术, 但需要考虑到相当大的外汇开支。而第二个方案有一定的复杂性, 它要求大力加强培养专业知识分子, 工程师, 技术人员以及工人, 同时也大力加强在不同种类生产上的创造与发展。经过比较结果显而易见, 第二套方案在可持续性和提高苏联汽车工业发展上都有绝对的优势。苏联最高委员会更加倾向第二条汽车发展道路, 他们面临的困难仅仅需要解决如何学习国外的技术并且将此运用到本国的汽车制造业上再发展壮大。为此在苏联各大城市中宣起了一场关于争夺苏联第一个“汽车城”的竞赛, “参赛者”有莫斯科市 (俄) , 列宁格勒市 (今圣彼得堡市, 俄) , 哈尔科夫市 (今乌克兰境内) , 雅罗斯拉夫尔市 (俄) , 沃罗涅日市 (俄) 和下诺夫哥罗德市 (原名高尔基市, 俄) , 最后选定下诺夫哥罗德市有两点原因:第一, 自然因素与资源因素, 城市的地理优势与资源优势。该城市离国境线很远, 符合国防的需要, 同时有发达的工业, 必要的森林资源和水资源。第二, 交通因素, 具有高交通通达性。诺夫哥罗德市在当时已经成为了国内大规模的铁路枢纽站, 市旁有伏尔加河与它的支流奥卡河两条通航河流。

苏联最高委员会的主席在1929年3月4日颁布了一条命令, 决定建造年均生产量为10万台的汽车制造场, 而当时只有美国的福特和通用两家公司有这样的生产规模。福特牌小轿车性价比高, 这点对于国家编制生产计划专家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 福特公司甚至在和苏联政府谈判前就已经渐渐发展在苏联的汽车制造业, 从建造年平均生产量为14000台的汽车制造工厂开始着手, 教授如何构画设计图, 将石油生产企业与轮胎生产, 电气工程生产合为一体。

但是苏联的专家没有汽车制造的经验, 因此只好向美国公司寻求帮助其企业周转, 在1929年苏联派出了代表团前往美国与福特公司就购买汽车的事宜进行谈判, 双方签署了合同, 福特公司向苏方提供3千万美元的支助。从这一方面来说, 美国领导了苏联汽车制造的设计和生产任务的实施。革新汽车式样的时间在最初的文本合同中规定的是9年, 实际上签订的协议中时间为5年——1929年3月到1934年3月。每年有50名苏联专家以及实习生被获准进入美国的工厂进行学习。

国家计划委员会签署了关于苏联汽车制造业的合同, 该合同规定到1932年12月31日之前需要297500台载重卡车, 格拉夫马什德拉被任命为高尔基市汽车制造厂施工现场的主任, 到3月15日基本的生产地厂在两个位于下诺夫哥罗德市郊区并且靠近铁路支线的村庄建成。一个跟随重新装备的生产农业用车的工厂“十月的汽笛”在卡娜维那的农村, 一个距下诺夫哥罗德市10公里的地方, 在1929年春秋两季修理了生产车间。同年的12月24日从列宁格勒运来了4车厢的美国原产汽车装置, 1930年的1月完成全部的汽车装配。在“十月的汽笛”工厂成功装配了第一辆载重汽车ГАЗ—АА。第一批生产了10量, 这些车辆由全套汽车装备拼装而成, 被命名为“福特苏联造”而独立的工厂则被重新命名为汽车装配厂。到11月1日所有的工作在莫斯科汽车装配厂结束, 它被称为“以青年共产国际命名” (但后来改名为“青年共产国际”) 。福特公司的汽车样式被计划投入生产, 在1930年11月6日, 第一辆汽车从汽车装配场“以青年共产国际命名”的传送带上下产。到第二年的十一月, 汽车制造厂的基础厂房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建造起来。起初提供给工厂生产的基础性能车型是载人小轿车福特—A型以及货车福特—AA型, 因为从销售记录上看这两种车型都表现出了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良好的掌控力。苏联生产的汽车所有的型号, 装备都是统一的, 统一的发动机、散热器、鈾架、方向盘、操纵杆、制动装置、油箱。统计数据表明:1930年以后苏联生产了2331台АМОФ—15, 885—Я—5和Я—6型轿车, 160台小轿车НАМИ—1以及用进口的零件装配而成的895台АМО—2和4298台Форд—А和Форд—АА型汽车。

1933年8月21日苏联最高委员会决定了关于将每年高尔基汽车的生产量增加到30万台, 并且决定在1938年以前完成改建工厂的计划, 除此之外还计划于1935年在顿河畔罗斯托夫市 (俄) , 1937年在萨拉托夫市 (俄) 和1938年在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 (乌克兰) 和塔什干 (乌兹别克斯坦) 建立汽车装配公司。然而如此宏大的计划却没有十分的顺利完成, 青年共产国际的生产量在1939年8月份减少了近一半, 而学会制造汽车技术的只有顿河畔罗斯托夫市的汽车装配场。到1940年可以代替众多汽车设计以及装配工厂开始进行自主生产的只有一家工厂。1929年的汽车型号不能满足40年代汽车发展工业的要求, 为此苏联开始积极的深入研究新的高尔基货车车型但是成果并不明显。从1939年8月开始汽车建立新的制造队伍, 厂房和分厂。在当时每个军事部门都被配有庞大的汽车数量 (例如, 一个有14438人的步兵师就拥有558量汽车) 。任何像这样的条件, 甚至时间都十分有利于苏联汽车制造业的发展, 但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新的车型苏联将生产量缩减到一半而这并没有能够帮助苏联汽车制造业的前进, 到1941年6月22日全国高尔基牌汽车的生产量为290万台。同比减少了一半, 青年共产国际生产的汽车数量为196.5万台, 顿河畔罗斯托夫市的为3万5千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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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女性文学 篇2

韩国的女性文学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从20世纪代韩国现代小说兴起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韩国女性文学大多表现女性对父权家长制的从属，这种从属在作品中通过诸多方面得以体现，如女性是男性的性欲工具、女性必须寄生于男性、女性被社会疏离和法律地位严重低下等。这时期的女性文学虽指出社会上存在女性遭遇不公正对待的问题，但因为作家的创作没有脱离传统的女性观，因此没能为女性指出正确的活动方向，作品的结局大都与现实妥协。当然，个别小说也主张应该改变不利的社会条件，但这只是特例，没能发展成普遍的社会观念。

20世纪20年代宣传自由恋爱的小说和写实主义小说风靡一时。这时期的代表作家有20年代的金明顺、金一叶、罗惠锡，30年代的朴花城、白信爱、姜敬爱、崔贞熙、金末峰，50年代的康信哉和朴景利，六七十年代的吴贞姬：朴婉绪，以及80年代的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等。这时期产生了一批留学东京的新女性，她们崇尚自由恋爱，挑战父权家长制社会的妻妾制度，提倡女性解放。因此可以说，传播开化思想是20年代女性文学的主流。

进入30年代，女性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表现为女性文学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中占据了自已的一席之地：、要正确理解30年代的女性文学必须联系两个方面，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惨淡的社会现实与反抗意识，另一个是女性意识在社会上的普遍推广。这时期的女性文学在内容上深刻地揭露了这个特殊时代严重的绝对贫困问题。

50年代的朝鲜战争结束后， (论文范文 ) 美国文化在韩国登陆，与此同时，西欧思潮和现代性也深刻影响了韩国社会。这时期的小说与以往不同，倡导女性在物质上和心理上的独立，这无疑加速了小说的现代化进程。

六七十年代，吴贞姬的小说表现出“非小说”特征，旧的小说形式与富于现代性特征的内容有机结合，这成为小说的新鲜看点。

80年代的女性文学重视刻画庸常生活中的女性心理，金知原、姜石景、金采原和梁贵子都在各自的作品里描绘了繁复生活中女性心理上的倦怠和孤独。

到了90年代，女性文学开始从根源上颇有深度地触及女性的个体性和欲求的问题。殷熙耕的《妻子的箱子》《她的第三个男人》，全镜瀵的《幻与灭》，孔枝泳的《存在即是流泪》，李惠敬的《唱歌的女人，不唱歌的女人》，金广淑的《和镜子有关的故事》，吴受妍的《看待事物的七种方法》和郑贞姬的《即将被忘却的午后》等作品大胆地、赤裸裸地展示“性”的问题，作家主观阐释女性作为“人”应该享有的最大幸福，严肃而深刻地思考女性的主体性问题。本文将以20世纪90年代著名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剖析“性”“母性”和“女性的主体性”。

一、重解“性”

90年代以前的韩国女性作家虽也涉及性的问题，但是或美化或夸张。进入90年代，这个问题开始被更详细、更明显地表现出来。殷熙耕是这一时期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以创作大胆著称。在小说《她的第三个男人》中，殷熙耕赤裸裸地描写主人公的性与爱，细腻地描绘了女性的羞耻心和羞愧感。小说主人公“她”和一个已婚男人维持了8年的不正当关系，她精神上自我蔑视，悔恨自己对情人妻子的嫉妒，甚至对情人的爱也使她感到倦怠，连本应满足的男女之欢都莫名地折磨着她。痛苦的她想清算这种生活，但似乎这已经成了习惯，最终也没能果断地结束这种生活。小说中的“她”曾为爱不顾一切，然而被婚姻这个社会契约击溃，对她来说，男女之欢已像毒瘾一样成了戒不掉的习惯。她寻求爱情的.真谛而不得，只能在“习惯”中彷徨：爱情蒸发了，剩下的只有“习惯”了冗繁、烦躁和倦怠的安逸。这也是现代人的世纪末心理。在小说里，爱的行为沦落为不伴随任何责任的、一种普通的心理欲求。从前认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基于爱情的性行为才正当”的价值观被打得粉碎。

一、重解“母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母性的释义也不断地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50年代的6・25战争等历史悲剧迫使韩国的母亲在无衣无食的条件下为了家人必须付出极度艰辛的劳动，承受无法言语的痛苦。到了六七十年代，以越南战争为契机，韩国的产业化初见端倪，韩国社会号召年轻女性为了家人和家庭走出家门，走进工厂。就这样，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了廉价劳动力，从事杂活苦役。韩国社会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实力，不断通过大众传媒向女性灌输“只有牺牲自己和献身才能保住家人，国家才能崛起”的思想。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对女性来说优先考虑自己是不道德的，甚至为自己着想都是罪恶的。80年代韩国的民众意识抬头，女性的自我意识也随之悄然复苏，赵海一的小说《冬季女人》就是这时期的作品。《冬季女人》转变了女性看待“性”的视角，给所有女性的思想注入了新鲜空气。它让女性明白女性也可以开放地对待“性”，母性的释义也不再只是传统的“牺牲和献身”，女性应该在家庭中更具主体性，要积极适应社会的变化。这对当时的女性来说可谓一次思想变革。

如上所述，女性和母性随着时代和历史的变迁不断发展变化。那么，90年代的母性在文学作品中是怎样的面貌呢?从殷熙耕的《贫妻》中可见一斑。

我是单身女人。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十点上班。剩下的时间是自由的。在这段时间里我读书，写字，听音乐，随心所欲。但外出是不允许的……

《贫妻》中丈夫“我”偷看妻子的日记，作家殷熙耕借丈夫的眼睛读妻子的内心。这段日记的作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位普通的家庭主妇。她的日常生活跟所有为人妻的女性没什么两样，要说不同只有一点：她坚持每天写日记。日记是她的内心独白，在日记里，她记录循环往复的家庭琐事，倾诉想脱离庸常生活的渴望。值得注意的是，她把家当成工作单位，把已婚的自己看成独身女人，她在日记中把自己客观化，把孩子、丈夫和自己的生活放在一定的距离之外观察。这使女性心理自控和辩难的复杂情状客观化，完成了对一种普遍真相的返照，同时也可看出现在女性爱护家庭和家人的新方式。

三、寻找自我

20世纪40年代 篇3

[关键词]20世纪30～40年代初；来华朝鲜文人；诗歌；“北方”

[中图分类号]13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5）03-0032-06

中国广阔的地理空间给历代来华朝鲜文人带来了崭新的人生体验与文化体验，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中国”在朝鲜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域意义。由于政治交往、文化交流、人口迁移等因素，不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在朝鲜的文学作品中都包含着大量关于中国山川风物的记述与描绘，如新罗时期崔致远就以“游子停车试问津，隋堤寂寞没遗尘。人心自属升平主，柳色全非大业春”（《汴河怀古》）的诗句描绘唐朝大运河的状况。“燕行录”也收录了大量朝鲜文人描绘中国风物、景象的诗歌、小说、杂录等作品。

近现代，日本侵占朝鲜半岛，致使很多朝鲜文人为躲避国内日本侵略势力的压迫，逃亡或者移居到中国，并以中国为根据地，进行了激烈而持久的抗日运动。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日本在中国成立伪“满洲国”的同时，在朝鲜国内推行朝鲜语抹杀和创氏改名政策，只允许朝鲜人使用日文，致使朝鲜文学进入了黑暗时期，众多朝鲜文人渡过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进行创作。延边大学权哲教授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统计结果表明，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创作的朝鲜文人就达到137人。如果加上东北地区以外的朝鲜文人，数量将更多。这些文人往返于中朝两国，在中国居住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他们以自己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这些作品既渗透了朝鲜本土文化，体现着朝鲜传统文化特色，又表现了中国广阔的自然风土和生活习俗，具有中国文化的特点，有异于朝鲜国内的文学作品。

这些来华朝鲜文人的文学作品中包含大量关于“北方”形象的描绘，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内涵。本文就以因“来华朝鲜人诗歌文学最高峰”而著称的《在满朝鲜诗人集》和《满洲诗人集》为中心，分析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初以中国经历为素材而进行创作的作家的诗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时来华朝鲜人文学作品中“北方”形象的深刻内涵。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本文讨论的来华朝鲜文人笔下的“北方”和行文中出现的满洲也是指日本控制下的中国东北。

一、“北方”形象产生的背景

20世纪30-40年代初，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下，来华朝鲜文人和朝鲜国内文人的作品既有差异点，又有共同点。因为二者处在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间，有不同的经历，所以在作品中有不少差异点；但同时，不论是在中国的朝鲜文人还是朝鲜国内的文人，都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所以二者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共同点。仅就文学形象上看，来华朝鲜文人和朝鲜国内文人的作品中都常表现“黑夜”这一文学形象，这象征着日本黑暗的殖民统治，表现了他们的丧国之痛。而来华朝鲜文人，主要是生活在伪“满洲国”统治下且以满洲为创作空间的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多呈现“北方”和“孤独”、“流浪者”、“漂泊”的形象，“北方”这一文学形象重在表达诗人们远离故土、居无定所的漂泊之感。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朝鲜失去了国家主权，人民失去了自由。相比之下，“北方”——中国东北是一个自由的创作空间。因此，当时迁移中国东北的文人就抱着“我们要在这里创作文坛，维护国内被抹杀的我们自己的语言，拯救我们的文学”的信念，在“北方之国”进行艰苦的创作。20世纪20年代左右，《民生报》开始刊登朝鲜民族语言文学作品，此后“北乡会”创立并发行期刊《北乡》。1930年代后期到1940年代初期，日本对朝鲜实行了国语抹杀政策和创氏改名的耻辱性民族抹杀政策，在这种状况下，朝鲜国内不可能出版发行国语刊物。来华朝鲜文人则在中国创立《满鲜日报》，在东北地区出版发行了《在满朝鲜诗人集》、《满洲诗人集》等诗集。在“母族协和”的名义下，朝鲜国语报刊的发行，给国语创作增添了生气，注入了活力。《在满朝鲜诗人集》的前言写道：“在孤独的旅途中，我们的缪斯女神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历史使命感和方向”，“可怜的缪斯女神”在东土之地开辟了自己崭新的道路。据一位医学者所讲，当时“世人将视线全部转移到了‘满洲国’。从政治到经济，再到学术，对‘满洲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这也同样给朝鲜国内文人带来了极大的神秘感以及无尽的好奇心。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朝鲜国内文人开始有了北迁的愿望。当然，对他们来说，北迁到“满洲国”不仅是为了得到生活上的保障，过上自由的生活，更多的是为了在他国的土地上保存自身的传统文化，继承并发扬民族文学。因此，“北方”不仅成了他们生活的根据地，更成了他们创作的源泉。然而他们所要面临的问题是，他们不仅要适应满洲的生活环境，更要适应当地的文学环境。

北迁到“满洲国”的朝鲜文人们面临着险恶的生活环境：既要面对因政治文化差异而引发的矛盾，又要受到日本军阀名义保护下的干涉，还要遭受中国地主阶级和军阀统治阶级的压迫。北迁的朝鲜文人们在经历这些备受歧视和压迫的异国流浪生活后，促使他们的作品往往超越了个人的层面，而上升到民族层面，形成了民族主体性。

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学观念下，这些文人们在异国政治文化空间里的创作并没有单纯地描述他们的个人体验和感受，而是以这些体验为依托，超越个人的情感，上升到民族共同体命运的层面。因此，不同的来华朝鲜文人们创作出了共同的“北方”文学形象。这和20世纪30年代朝鲜国内诗人以自我为中心而进行的创作、表达自我情感的创作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北方”形象的空间寓意

“北方”形象在来华朝鲜文人的诗歌创作中有“北方、北方天空、北间道、北满洲、北国”等多种表述，借以指代他国的政治文化空间，常和“广阔、沙漠、荒漠、旷野”等相呼应，描绘了满洲凄惨荒凉的自然环境。如毛允淑的《成为间岛之客》：“这苍凉的北间道啊，除了满目的荒野，无尽的凄凉，又有什么呢！远离故土而来的这个地方啊，被人厌弃的北支那，也只能作为悲剧小说的背景出现的北间道！”从中可以看出，对朝鲜人而言，“北方”只是悲剧小说的取材背景而已，此地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和朝鲜国内恶劣的生活环境有什么差别。

这样的“北方”在朝鲜文人眼里又具有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呢？从李燦的《北方图》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北方图》写道：

历史，权利，文明，富贵啊，

所有的一切都被数千里的高山峻岭阻隔。

自古以来从未唤起过人类

一丝乡情的北方啊！

原始，

原始般茂密的丛林，

呼？呼？

北风一年四季呼啸而过，

倦怠的山鸟，昏黄的天空下，

满眼望去，大大小小的岭峰，高低起伏，连绵不绝。

岭峰上那一片一片的花田，花田，花田……

花田边错落着一个又一个村庄。

这首诗将“北方”诗化了。“北方”的历史、权利、文明、富贵都被数千里的崇山峻岭阻断、在人类连绵宽广的怀抱里，却从未唤起过人类一丝的乡情，它与世隔绝，是一块孤独之地。灰色的天空下，峻岭逶迤，森林茂密。朝鲜人移居来到此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活。一眼望去，山间尽是移居来的朝鲜人民所开垦的错落有致的大大小小的田地，还有参差不齐的村落。在漫长的冬日里，只看得见满世界的大雪，只听得见因踩在雪地上而发出的咯吱咯吱的、沉闷的脚步声。

在诗人李燦眼里，“北方”是浓密的森林，是一个能够让人忘记族系的地方，是一个远离故土的封闭空间。

再看柳致环的《绝岛》：“虚无的岁月里/这无垠的狂野是一座孤独的绝岛/火红的夕阳下，在世界尽头的北方，那无助的村庄/……”柳致环于1940年春携家人移居满洲延寿县，经营农场，1945年归国。在满洲长达5年之久的异国生活使他对“北方”之地有着深刻的体验，所以他的诗中多次出现了“北方、北边”等概念。在诗人眼里，“北方”满洲是一片孤零零的、无助的村庄，是世界尽头的一座孤独的荒岛。“旷野、荒岛、世界的尽头、无助的村庄”便是“北方”这一空间概念的集中体现。这样的“北方”对当时的来华朝鲜文人而言，不是希望之地，而是绝望之岛。

当时中国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原来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文人志士，纷纷逃往中国南部地区，而留在东北地区的大部分都是贫困潦倒的百姓。移居到此的朝鲜人过着和国内一样被压迫的生活，贫苦、艰辛、煎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这一切反映在来华朝鲜文人的创作中便是荒凉、绝望的“北方”形象，表达了诗人的强烈否定意识。

原本希望通过奔走他乡，逃离朝鲜本土，奔向“美好”、自由的“北方”，可是情况却并非如此，“北方”带给来华朝鲜文人的仍然是压迫、孤独、凄凉、绝望，所以“北方”在空间层面上是一个将希望变为绝望的悲情空间。

三、北方形象的情感寓意

对于“北方”的抒写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主题，是来华朝鲜文人诗歌中一个共同的主题。在来华朝鲜文人的诗歌中，“北方”在空间层面上是一个将希望变为绝望的悲情空间，但是在情感层面，它是将民族悲痛转变为乡愁的一个与“南方”对立的方位名词。北方是异国他乡，而南方则是故国山川。同时，“北方”对朝鲜半岛人来说，既是一个给予他们生存勇气和希望的诱惑之地，又是一个代表离别之憾和逃离之梦的矛盾之地。

远离故土和亲人，来到遥远、陌生的异国，来华朝鲜文人在他们的诗歌中用泪水和叹息声向我们诉说着朝鲜民族悲惨的命运。“在自己的国家怎么会连一粒米都吃不到呢？这绝不是可以用命运和浪漫来解释的事情，而是当时悲惨的历史现实使得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他们的选择就是去“北方”。

厚厚的积雪下，长长的铁道瑟瑟发抖。

矮桌一角的农夫，身上散发着小牛犊的味道。

他无力地笑着，只要坐上了车，就能去北方啊！

幼小的孩子声嘶力竭地哭喊着，

车窗外的故乡一点一点远离、消失，

苦恼的孩子趴在玻璃窗上，挣扎着。

——选自吴章焕《北方之路》

在去“满洲国”路上的女人，

蜷缩着，酣酣的梦里，梦起了幸福的北国生活。

——选自林春吉《夜行车》

我年轻的孩子啊，离去吧！

北国的天空在等你，

凛冽的寒风在等你，

哦？去北国追寻幸福生活吧！

——选自朴世英《还要离去吗》

在真正踏进“北方”之前，对朝鲜文人来说，“北方”不是一个真实而具体的地点，而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一个概念：“北方——北间道的生活好”，还是将本国文学继续传承下去的创作空间；对国内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家而言，北方是唯一一个可以作为根据地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地方，具有特殊的地理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对送走亲人留在国内的人而言，北方是一个充满离恨之地；对背井离乡的农民而言，北方是他们日盼夜盼的一片新土地，是一片让他们梦想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绿洲；对流亡之人而言，“北方”是寻找民族真谛与幸福生活的空间。

当这些美好的愿望遭遇北方的现实后，所有的希望都变成了绝望。原以为北上能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可当朝鲜人真正生活在“北方”后却要遭受中国官僚资本家的压迫、地主阶级的剥削、“马贼”的残害等痛苦。辛勤开垦的土地被中国地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他们仍然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朝鲜人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北方，却不曾想在这里的处境和在国内一样险恶，一样有着压迫和剥削。痛失国权使他们不得不远离故土，而异国他乡的悲惨生活使得他们产生了更加深刻而强烈的乡愁。

这种乡愁通过对“南方”形象的描绘很好地表现了出来，“南方”形象中所表达的乡愁对我们理解“北方”形象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我们看以下诗句：

因为思念着故乡/死去的灵魂向着南方（千青松《墓地》）

天地被冰冻的那天/一朵芭蕉思念着南国的故乡而哭泣（南胜景《北满素描》）

阳光明媚的后山上的松柏/向着南方的天空像一面旗一样多情（柳致环《归故》）

三月/在泛滥的南风中敞开心胸/深呼吸吧（金朝奎《南风》）

以上诗句中，南方是温暖的、阳光明媚的，有春风、芭蕉，而北方则是天寒地冻的，在这样的对比中，他们表达了对故乡的思念与热爱。对朝鲜诗人而言，故乡的天地之间，所有的生命都是美好的。

再看宋铁利的《桔梗》：“山/水/路/石蛋儿/孩童/狮子狗/在那蓝色的花朵/像彩虹般灿烂中流失的村庄啊！”山、水、路、石蛋儿、孩童、狮子狗，是诗人想象中美好故乡的情景，在“北方”之地思念故土，想象故乡美好、惬意、温馨的场面，表现出浓厚的乡愁。诗人借对故乡田园的描绘，在矛盾和彷徨中寻找归处，借以慰藉那颗远离故土而孤独苦闷的心。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相对于北方，南方是“祖国”。南方是故乡，有快乐的童年和幸福的日子。相比之下，北方是无尽的寒冷，是他乡。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移居人民而言，北方只是为维持生计而选择的地方。因此，诗中经常出现的北方形象充满了寄居他乡的凄切悲凉、乡愁等情感。这也正是来华朝鲜文人思乡意识的文学表达，也可以说是中国生活的表层寓意。

四、“北方”形象的文化寓意

在文化体验中，环境、人种和风俗是移居人民认识世界和理解他民族文化时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对于来华朝鲜人而言，“北方”是一个远离故土和与世隔绝的地域，在诗人的意识里，它是和朝鲜完全不同的文化空间。这种文化空间必然会对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并在诗歌中体现出来。

朝鲜现代诗歌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中国地区有满洲、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其中出现最多的是满洲。我们以山海关为界将这些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居住在山海关以北的满洲地域；一类是居住在山海关以南的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域。前者是朝鲜人聚居地，而后者则是朝鲜人零星散居之地。不同的地域给朝鲜文人的创作带来了不同的影响，使其各具特色。居住在满洲地域的朝鲜文人的诗篇中主要以描写朝鲜移居人民的生活为主，他们往往以否定的眼光看待中国。居住在山海关以南地区的文人的创作则更多地是将中国和朝鲜的命运相联系，以相对肯定的眼光看待中国。但这些生活在不同地域的文人的作品中也体现出共性：即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中表达流浪、苦闷、挫折、矛盾等复杂的思想感情以及在异国生活中对民族主体性的认识。这便是来华朝鲜文人笔下“北方”形象的深层寓意。我们看下面这两首诗：

穿着褴褛的青龙袍敞开双臂在蜘蛛网下睡去的陈君/长长的指甲，厚厚的灰尘/任由长长的胡须长满黑色的脸颊/在黄昏下收割高粱的陈君/迎着寒冬眯着眼远望着天空/吐着唾液的陈君/旁边是毛驴拉着碾子/这地方这百姓啊

——林学洙《旷野集1·在拉滨线安家》全文

在胡国胡同看到的太阳/笼罩在黑暗而悲情的日晕中/布满灰尘的脸/正在捣碎甜果的尼-亚啊

——选自柳致环《道袍》

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日本派遣了作家慰问团到前线慰问日本士兵。作家慰问团的使命就是将日军侵略战争的经验写成作品，鼓励后方国民积极支持并投入到战争中来。1930年代初步入文坛的林学洙作为日军管制下作家慰问团的一员来到中国。他在中国期间，按照日本帝国主义的要求，创作了很多诗作，集结成《前线诗集》一书。这本书虽被后世划为亲日派文学作品，但就描写的角度来说，他在诗中所描绘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于我们了解当时朝鲜文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林学洙的诗歌形象地描绘了当时中国人的形象，展示出当时的中国文化特征。这首诗里所描述的中国人的外貌特征和行为，是当时中国人民的自然生活状态。但是在诗人眼里，这和当时的朝鲜国内非常不同：诗中所描绘的陈君，虽是一个屈服、认命于殖民现实的普通人，但是他的生活习性和大多数贫苦百姓不同，显得悠闲自在，并且拥有当时那个时代最基本的财富——驴。诗人通过描写陈君与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但却悠闲惬意的生活状态，借以表达出自己的失乡之愁和辛酸之情。

在柳致环的诗中，每当傍晚，围绕在夕阳周围的晕光，照着“胡国的胡同”，胡同里，诗人看到的是受苦受难的中国贫苦大众，他们在诗中的形象是邋遢、沧桑的——“沾满灰尘的脸颊，蹲在一边吃着甜瓜”，是可怜的——“衣衫褴褛的人啊向我索求小钱”。沾满灰尘的脏兮兮的脸的邋遢的外貌形象，将甜瓜直接敲碎就吃的当地居民，和以流浪人身份来到异国看别人眼色过日子的诗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让诗人对这个时代与现实感到绝望和无助。这种绝望与无助，让这些移居人民感受到了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

居住在山海关以南地区文人的创作则更多的是将在中国所见与朝鲜本国相联系，进而表达自身对祖国的情感。如：

疾驰的牛车后面/追赶着的七八岁的中国人的女儿啊/扔给她几个铜板/但又索求着的姑娘啊/与苦力互相争吵着/炎日下连续追赶着5里地的少女/看到这些我的心像刀割一样啊/……

——选自吴相顺《流浪的北京》

这首诗表现的是生活在中国北京地区的朝鲜文人的见闻与感受。1918年中国政局不稳，广大劳苦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贫苦生活。但是没有人反抗，而是屈从于命运。在诗人眼里，他们是悲哀的存在。诗人通过描写中国劳苦人民的贫苦生活，联想到自己国家同样处于苦难之中，表达出诗人的悲哀之情。

不论是生活在中国南方地区还是东北地区，在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体验都为来华朝鲜文人提供了诗歌的创作空间，并拓宽了朝鲜国内现代诗文学的创作空间，来华朝鲜诗人的作品中出现的中国自然风土文化是朝鲜国内诗人的作品中所没有的特殊素材，不仅丰富了朝鲜现代诗文学的创作素材，还以此为契机形成了新的作品创作体系。

五、结语

自19世纪末至今，来华朝鲜人移居中国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个半世纪里，移居到中国的朝鲜人在中国艰苦奋斗，拥有着独特的他国文化生活体验。他们从踏进中国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在种族与生存的矛盾中不断探索其主体性。朝鲜和朝鲜文化是这些文人在异国空间里继续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和文化资源，而移居中国的特殊文化体验，又给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作为拥有两种不同文化生活体验的人，他们开创了崭新的文学世界。

朝鲜现代诗人移居中国，给了他们接触与体验中国文化的机会，同时给他们提供了在新的政治文化空间里创造出更加丰富的民族文化的机会。来华朝鲜文人诗歌中“北方”形象的产生，与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时代的黑暗、贫困等社会背景都有关联，同时它又与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地域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密切相关。

北方形象是朝鲜文人移居中国在异国空间生活的生动写照，它是别人的祖国，是绝望的空间，冷漠无情；同时它又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提供了空间，亲如故国。从情感表达层面看，离别之恨、逃亡之梦、强烈的他乡意识、失乡后的乡愁共同构成了北方形象的表层寓意。从文化层面看，“北方”是一个异国空间，表达出诗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痴迷，同时借以衬托对中国生活的否定。有的以他国文化的痕迹作为创作的素材，有的则把中国和自己祖国的命运对等看待，从肯定的角度将其形象化。诗人们在这种异国文化环境中创作，他们所体现的正是本民族的主体性，这就是在华朝鲜文人笔下“北方”形象的深层寓意。

来华朝鲜文人诗歌中的“北方”形象，是朝鲜国内文人文学创作中所没有的。它蕴含着中国大陆式的情节和美，促进了朝鲜现代诗歌语言的多元化，使得朝鲜现代诗歌文学在日本殖民的黑暗统治时期得以传承，确保了本民族文化在异国地域的生存和发展。

对于朝鲜文人诗歌中“北方”形象的解读具有深远意义。本文以一个民族的移居历史脉络和特定历史时期诗歌作品中的文学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一个民族在他民族文化空间中传承发展的可能性，并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当然，移居文人的创作和朝鲜国内文人的诗作在写作技巧和审美方面会存在很多差异，但是朝鲜移居文人的文学作品更是朝鲜文学的延续。

20世纪40年代 篇4

关键词：豫东黄泛区,蝗灾,治理

水、旱、蝗是我国农业历史上三大自然灾害, 其中蝗灾因其旱、涝极易发生和直接危害农作物和草木生态环境的特性, 爆发时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更为巨大, 足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祖先在与蝗灾所进行的斗争中, 积累了丰富的治蝗经验。近年来, 随着蝗灾研究的兴起, 豫东泛区蝗灾引起学术界更多关注。因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本人试图对豫东泛区蝗灾灾情、防治措施进行探讨。

一、豫东蝗灾

1938年6月, 郑州花园口决堤造成黄河改道, 使豫东平原形成了广袤的黄泛区, 芦苇丛生、淤滩满目的黄泛地带, 恰好为蝗蝻的滋生和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 直接诱发了豫东黄泛区蝗灾的发生。笔者根据有关资料, 并参照有关记载, 发现20世纪40年代的豫东泛区蝗灾具有下述特征。

1、蝗虫危害面积大

在1942—1945年间, 蝗虫为害的面积每年皆超过50万亩。就各县来看, 大部分县份遭蝗害的面积都在几千亩、几万亩乃至几十万亩之间 (表1) 。蝗虫危害面积之大, 由此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根据《省府、农林部、行总豫分署治蝗报告》 (河南省档案馆, 档案号:A·B 10-103) 制成。

2、蝗虫数量惊人

因1942—1943年的河南大旱灾和黄泛区内的特定生态环境的影响, 1942—1945年豫东黄泛区内蝗灾连年爆发。大群蝗虫到来时, 遮天盖地, 如狂风骤雨, 数量极为惊人。如1943年, 黄泛区内几乎无县不蝗, 大批蝗虫所到之处, 高粱、玉米、黄谷等多被蚕食一空。“每一株秋禾上常集结蝗虫数十头, 廒集啮食, 禾苗立尽, 危害之烈”。[1]从表2一系列触目惊心的实例中, 可以知见蝗虫数量之惊人, 灾情之严重。

3、蝗害后果惨重

蝗虫的食料主要是禾本科植物, 其最喜食农作物是高梁、水稻、谷子等, 低洼滩地的湿生植物如芦苇、稗草也是偏爱对象。因此, 蝗灾直接损失主要是农作物。严重的蝗灾对农业生产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1941—1943年豫东泛区蝗灾, 不仅使农作物损失极其惨重, 而且引发严重的饥荒, 致使大批灾民或饿死或流离失所 (见表3) 。对于蝗虫危害之后果, 明代郭敦的诗:“飞蝗蔽空日无色, 野老田中泪垂血, 牵衣顿足捕不能, 大叶全空小枝折。去年拖欠鬻男女, 今岁科征向谁说。”[2]

上文主要对黄泛期间蝗灾情形作了讨论, 实际上黄泛区蝗灾并非仅仅发生于黄泛期间, 花园口堵复后, 黄水虽退, 但蝗虫的适生环境并未得到治理。因此, 泛区内蝗灾仍时有发生。如1947年, 豫东泛区蝗灾又起, 为害极其猖獗。5月上旬, 泛区夏蝗发生, “扶沟发现蝗蝻, 渐及西华、淮阳各地, 面积达920平方里, 渐次蔓延达7, 000余平方里”。夏蝗过后, 秋蝗又起, 据河南省善后救济总署治蝗委员会的调查, 其发源地主要集中在“扶沟练寺区、西华区、红花集区及周口区, 各区共计7, 500平方里, 连蔓延面积估计在内约10, 000平方里”。[3]

二、治蝗措施

严重的蝗灾不仅给豫东泛区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而且致使大批民众陷入绝境。在惨重的蝗灾威胁下, 豫东泛区的劳动人民以人定胜天的精神, 根据自身实践继承发扬了前人的优良传统, 将防治蝗灾的经验作了全面的运用,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采取了各种有效的对策, 带领豫东民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灭蝗斗争。

1、人工防治法。

人工防治法是最古老的、最普遍, 也是最切合当时实际的防治方法。

(1) 掘除蝗卵法。由于认识到消灭了蝗卵, 就是将蝗虫扼杀在了摇篮里, 于是政府开始把掘蝗卵作为一项重要治蝗措施来推行。为了鼓励民众挖掘蝗卵, 河南省政府创造性地实行了“以蝗易粮”的奖励办法。正因有了这样的奖励措施, 农民捕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捕蝗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2) 灯火诱杀法。此法是为对付飞蝗。飞蝗为害比蝗蝻烈, 捕打飞蝗比捕打蝗蝻更难, 为此必须采取有效方法来消灭飞蝗。我们利用蝗虫趋光性这一生物学特性来有效地捕打飞蝗,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种方法最宜在晚上捕捉, 因在漆黑的夜里, 大量飞蝗一见灯光, 便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 以便进行歼灭。

2、农业防治法。

所谓农业防治法是指掌握耕作栽培管理措施与害虫危害程度的规律, 有意识地结合或调整土、肥、水、种、密、保、管等方面的农事操作程序, 创造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而不利于害虫繁殖的环境条件, 达到避免或抑制虫害的目的及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 兴修水利。1938年6月9日花园口决堤, 汹涌的黄水在淮河平原上肆意漫决、蚕蚀, 不仅摧毁了豫东地区人民的农田, 还由于携带着泥沙在泛区内沉积, 导致水系紊乱, 并引发新的生态灾害。——蝗灾频发, 对当时百姓的生命财产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损害, 成为当时的全国重灾区。当时的河南省政府非常重视兴修水利。花园口堵复后, 在行总协助下, 黄河水利工程总局进行了豫东泛区水道的整理活动。在1947年间主要完成了西华县颖河疏浚工程。鉴于有些地区农田耕种缺水, 1947年7月, “河南分署组成凿井工作队赴泛区17县, 选择沙覆较厚、附近无水源的农地, 主要采用工赈的方式发动凿井”。至11月30日“归并农垦队为止, 一共凿井1, 606口”。[4]疏浚河道与凿井活动的开展对当时农业生态环境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

(2) 种植蝗虫不喜食作物。历代劳动人民在和蝗虫作斗争中, 仔细深入观察了蝗虫的食性, 列举了多种农作物, 都是蝗虫不喜食的, 在蝗区种植。就在这一客观现实基础上, 河南省政府拟定出农业防治法。提倡农民在蝗区种植, 如黄豆、绿豆、大麻、棉花、荞麦、红薯等农作物, 来预防蝗虫, 并收到了一定功效。关于蝗虫不喜食的作物, 据现代研究证明:因为它们含有胆碱和胡萝卜碱等之类的物质, 故蝗虫不喜食, 今后防治蝗灾, 仍要遵循这个科学原则。

三、治蝗成效

民国时期是河南历史上蝗灾发生次数最频繁、危害最严重的时期, 尤其是抗战后期1942—1943年最为突出。面对空前严重的蝗灾, 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不得不发动大规模的治蝗运动。通过治蝗,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如截至1943年9月, 各地民众前后共计捕杀蝗虫千余万斤。在1945年, 豫东部分县份捕杀蝗蝻数量达十数万斤乃至几十万斤。另外, 1946年3—8月底, 豫东泛区治蝗工作队在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商水等地发动1, 985, 473户农民治蝗, 收购蝗蝻916.465吨, 发动民众围打蝗蝻290.15吨, 毒杀蝗蝻883.94吨[4、5]。在一定程度上, 这既遏制了蝗虫为害猖獗的局面, 又减轻了蝗灾造成的损失。

通过以上论述, 我们知道, 20世纪40年代豫东黄泛区蝗害的发生是气候和地理因素作用的结果。蝗虫肆虐, 不仅给豫东泛区的农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而且也给农村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 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制定了多种措施, 带领豫东民众展开了灭蝗斗争, 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蝗害造成的损失, 但根本未改变“年年灭蝗, 年年蝗”的局面。大量事实说明, 我们有必要加强治蝗历史经验的研究与总结, 尤其要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和完善治蝗专业队伍, 采用最先进的科学手段, 正确地掌握和预测蝗灾情况, 及时有效地进行防治。而且我们还必须群策群力、尽心尽责, 做到常备不懈、有备无患。特别要加强综合防治, 把可能爆发的蝗灾尽力在消灭在萌芽状态, 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的投入取得治蝗斗争的更全面、更有效的胜利。

参考文献

[1]社论:《豫省蝗灾实录》, 河南民国日报, 1943-8-15 (2) 。

[2]吴福桢:《中国的飞蝗》, 上海永祥印书馆, 1951。

[3]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编译处, 河南黄泛区复建工作实况, 行总周报, 1947, (67-68) :4。

20世纪40年代 篇5

其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对军国主义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使得军国主义浓厚，正是这股势力的膨胀，最终酿成了亚洲文明遭到践踏。日本人民痛定思痛，大肆消除法西斯主义，虽然难动摇其根，残余犹在，但民主势力已占上风，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军国主义的抬头。

第三，日本重视科技教育事业，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日本本身是一个资源短缺，农业不发达，领土狭小的岛国。根据本国国情，日本政府把目光转向了科技教育，依靠科技来促进经济的伟大复兴，建立高科技高资本高附加值的新兴企业，通过一系列教育事业，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科技的飞速发展的同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加快产品更新换代，使生产率大大提高。在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只有科技才能兴国，只有科技才能使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日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也正是这样做的。

第四，明治维新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为二战后经济的再次崛起奠定了物质基础。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向帝国主义过程中，日本国家政权还与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促进了基础工业和新兴产业的投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一切使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最大的债务国家变成债权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经济大国奠定了基础。

第五，日本经济的发展与美国的推动也是密不可分的。二战后，日本成为美国的附属国，但由于美苏争霸需要，美国积极地调整战略，扶植日本经济，保留了日本的经济基础，使之不但未遭破坏，反而坐收渔利。此外朝鲜和越南的军事订货在更大程度上刺激其经济发展。

20世纪50年代的天桥市场 篇6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封闭妓院、惩办恶霸、取缔奸商，天桥迎来新的一页。20世纪50年代末，政府曾计划对天桥市场进行拆迁和改造。西城区档案馆保存有1958年和1959年原宣武区“天桥地区拆迁工作规划”、“改造天桥市场规划第一种形式（草案）、第二种形式（草案）、第二个方案（草案）”、“关于改造与改建天桥、拆迁安置工作初步意见”等档案。

20世纪50年代，全国各地的人民来到北京，天桥成为必游之地。天桥不仅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一定的影响。每天有二、三万人游览天桥，节假日高达四五万人。但是天桥的各项设施已远远落后于现实，与首都的发展情况不相适应，比如：房屋条件很差，市场内的建筑基本上是木棚子搭建的，安全性较差；政治情况复杂，天桥市场内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藏身和活动场所，有的摊商是解放后及土改时外地逃来的地主、富农、反动军官等；有些文艺和曲艺人员演出水平很低，有不少是低级趣味及黄色内容。因此，天桥市场必须进行彻底改造，重新建设成为具有社会主义风貌的、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喜爱的集文化、娱乐、休闲的新天桥。

在“天桥地区拆迁工作规划”中档案中，列举了改造天桥市场的工程项目40多项，有马戏杂技所、影院、歌舞厅、京剧院、梆子剧场、评剧场、地方剧场、茶馆、评书馆、小杂技场、摔跤场、曲艺厅、游艺室、洋片场、木偶剧场、棋艺室、图书馆、展览室、书店、美术品商店、工艺品商店、画店、古玩店、中西药店、百货商业、饭馆、小吃店、冷食店、糖果糕点店、土特产商店、服装店、估旧衣服店、理发店、照相馆、浴室、临时托儿站、职工宿舍、食堂、浴室、办公室、室外工程庭园绿化及旋转木马、风车斗、转飞机等儿童游戏场所。

规划方案既保留了天桥以文化娱乐为中心的特点，又相应地设置其他服务行业，主要内容有：

一是交通方面，在建筑基地周围应有容纳一定数量汽车的停车场和自行车存车处。

二是设计要求，天桥全部建筑应有十万人至十五万人的容纳量；表演场所彼此互不干扰，以保证艺术效果；全部建筑布局应是具有共产主义气魄的民族风格；布局要活泼多样，曲折有趣；必须符合群众游逛天桥的习惯，文娱内容的配置应该是左右逢源，哪里都有，任意选择；应有水池和绿化草地。

三是建设地点，宣武区天桥公平市场东至天桥南大街，西至福长街，北至永安路，南至北纬路。

由于经济等一系列原因，以上规划没有实施。1961年8月1日，天桥等地集市作为“黑市”被取缔。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天乐、万盛轩、天桥大剧场及春华园、二友轩、天桥书茶社和公平市场内杂艺场的演出全部终止。自此，天桥市场车马人稀，寂静冷清，渐而消失。

随着文化产业和非遗传承的发展，2011年10月28日，天桥演艺区建设正式启动，计划用三到五年的时间将天桥演艺区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演艺集聚区。届时，天桥不但是“中国的天桥”，而且要成为“世界的舞台”。

20世纪40年代 篇7

1 ГАЗ—AA

ГАЗ—AA型号的汽车是由福特公司的图纸组装而成的。事实上苏联设计师一直持批评的态度对待福特公司的政策, 认为很难完成工作。在1930年苏联方面重新设计了载重卡车, 苏联方面的生产都由本国著名的工程师进行主持, 因为要全凭一张设计图纸制而不是靠模仿一辆经过检验的车辆做模型造出一辆汽车, 并且获得合格证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然而值得一提的是, 到1929年苏联汽车制造场已经有足够的能力自己制造出一辆ГАЗ—AA汽车, 它被安装了功率为40千瓦—42千瓦的四缸发动机, 前轮的直径恰好与一根金属杆连接的弹簧依附挂上, 车架承担重量, 后轮是由两根纵向的不带减震器的弹簧悬挂。车体由两条竖梁以及五条可连接的横梁支撑, 前轮坐落在保险杠和两个牵引勾旁, 牵引装置被安装在车身底部, 散热器用螺丝加固在车身上, 发动机, 框架, 传送装置, 座舱, 底盘, 车箱和支架为了前挡泥板和踏板。在左后方货仓前有一扇天窗。车厢不同于美国生产的原型, 它是由苏联设计师Л.В.Косткиным设计的。1933年的夏天, ГАЗ—AA圆满完成了在卡拉库姆沙漠 (土库曼斯坦境内) 共9500千米的行程 (其中的6000千米是在泥土路上行驶, 1000千米是在沙石路上行驶) 完美地向世界展示了它的坚固性和经济性。

2 ГАЗ—A

在1932年12月, 高尔基汽车制造场的主传送带上下产了苏联第一辆载人小轿车ГАЗ—A。ГАЗ—A型载人小轿车有简单、方便修理的美誉, 它的发动机压缩比低, 这就保证了即使是使用一般质量汽油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很好的工作,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ГАЗ—A轿车不仅可以在高等的第三传送装置正常工作状态下行驶, 而且在空转的状态下可以以每分钟250圈—300圈这样小的周转数行驶。为了调正气门, ГАЗ—A轿车只装置了一个汽化器, 没有汽油泵及其机构, 并不复杂的电气装置让新手司机开起来也很容易上手, 机械师也很容易学习了解其机械构造。在当时, 载人小轿车和载重货车ГАЗ—A的许多部件都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发动机, 前轴套, 挡泥板, 车罩盖, 仪表控制板, 前座椅, 方向盘机构。正是由于有这些可相互替换的配件人才使汽车修理过程简化, 并且增加了汽车配件的储备。ГАЗ—A的突出特点是增加了嵌有赛璐珞窗户的防水帆布蓬, 正切轮胎 (有金属丝辐条) , 由两条有弹性的钢带组成的前后两个减震器。

3 ГАЗ—AAA

ГАЗ—AAA的编排允许提高改善汽车的通行能力, 特点是改善了两个后主动套轴的负担, 在这个小细节上, 一台汽车在土路上的压强相当于两台汽车在公路上的压强。就这个概论而言, 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传动装置。第三载重汽车的传动装置有一个重要的特征, 就是增加传动箱以保证努力扩大主动轮的动力。第三ГАЗ—AAA曾打算安装炮兵牵引车T—20“共青团团员”上的履带, 但是履带在一般的载重汽车上并不合适, 由此需要研究出适合于行驶在不平坦道路上的后轮, 当时采用的是最广泛的英式结构平衡型的轮胎, 对于车架来说有半个椭圆型的弹簧支持球状槌的中心部分。这样的轴套在相适应的不平坦的道路上可能发生歪斜, 因此为了传动装置促使在车架轴套投入尝试按装金属棒, 以此来替代弹簧。

摘要：苏联积极建设自主汽车制造业, 积极改进福特公司所提供的车型, 使其配置条件更适合于苏联本国的需求, 由此苏联汽车制造业连续生产ГАЗ系列汽车 (ГАЗ—A, ГАЗ—AA, ГАЗ—AAA) , 其配置特点符合苏联建设发展的需求。

关键词：ГАЗ—A,ГАЗ—AA,ГАЗ—AAA

参考文献

[1] Долматовский Ю.A.Aвтомобуль за сто лет.М.Знание 1986.

[2] Платонов В.Ф.Полноприводные автомобили.—M.:Машиностроение, 1981.

[3] Чабан Д.В.Краткий cправочник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м автомобилям и прицепам.—M.:Воениздат, 1971.

20世纪40年代 篇8

一、闪耀传统道德光辉的女性

在《四世同堂》中,一提到韵梅,首先让人想到她是瑞宣的妻子,再则是祁老人的长孙媳妇。她纯朴贤惠,温柔善良 ;她懂规矩,守礼节 ;她反对自由,厌恶轻薄,是一个传统道德伦理下的一个女性范本。韵梅没有受过现代新文化的熏陶,她只是个传统的旧式女人,她有着传统美德中作为儿媳的孝道、作为大嫂的忍让、作为妻子的贤惠、作为母亲的慈爱。她爱自己的丈夫,关心瑞宣,替瑞宣分担忧愁和烦恼, 忠实谨慎但在关键时刻又表现出坚强冷静和沉着。作为“新时代的旧派女人”,韵梅没有享受到恋爱的自由,没有获得心心相印的爱情。她从瑞宣那里得到的不是爱情的偎依而是丈夫对妻子所尽的责任,但这些并不能阻碍韵梅对整个家庭的爱、奉献和宽容。对韵梅来讲,她委屈或者说牺牲了自己, 成全了家人和家庭。她几乎失去了主体性,只是按男权社会的要求去行动,去迎合男性。她全身透露着妻性母性,没有解放自己的人性。她是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

二、甘愿沦为金钱和情欲的奴仆

《金锁记》以沦陷时期的上海为背景,描写了出身小市民阶层的女子曹七巧可悲可怖的人生命运。小说成功塑造了曹七巧这一典型人物。

曹七巧出身卑微,原是开麻油店的小老板的女儿,粗朴寻常但也活泼年轻。不幸的是,父母早亡,哥嫂贪财把她嫁给了姜家作了姜家二少爷的姨奶奶。虽然后来成了正室,但丈夫却是个骨痨残废,七巧过着“活寡妇”的日子。出身不好、 生性粗拙,这使得她在姜家备受冷眼,连丫环们都背地里嘲笑她。在不可遏抑的金钱欲和无法满足的情欲的操控下,七巧从纯朴健康的女孩子一步一步沦为心理畸形的恶毒妇人。 七巧自己戴上了黄金的枷锁,丧失了爱的能力,失去了对爱所有的期盼,又用黄金枷角劈杀了她周围的亲人。七巧的一切遭遇看来似乎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值得同情的,然而她却是十足畸形而变态的。

三、自愿走入婚姻“围城”的不完全新女性

钱钟书的《围城》似一颗彗星照亮当时的文坛 , 其闪烁的光华令人赞叹不已。其中孙柔嘉受过高等教育,接受新思想,但骨子里却还是传统的,是四十年代中不完全新女性的典型。

孙柔嘉是女性知识分子中最普遍最典型也是当时社会中最寻常可见的人物。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不丑, 也不美,不聪明,却也不笨,毕竟她成了最后与方鸿渐结婚的人,似乎是最后的胜利者。她表面单纯天真,实则富有心机 ;看似柔顺乖巧,却有自己的主见。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背后是猜疑、嫉妒、敏感,以及由此而生的“无理取闹”。 孙柔嘉满足于自己一手打造的婚姻,无关乎有没有爱情,只是为了寻求婚姻的庇护,然而,方鸿渐却没能给她意料中的期盼,也没有什么上进心,最终以两人互相失望而分手为结局。两人的分道扬镳宣告着柔嘉以婚姻为自己的归宿却注定失败的命运。

四、走向毁灭道路的扭曲者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通过一个叫金素痕的女人在家族婚姻中的惶惑绝望,歇斯底里地挣扎着前行,最后无路可走的悲剧,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追求解放追求自我但同时又在追求解放中消解了自我,毁灭一切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的悲剧女性形象。

金素痕对男权社会是有反抗的。她要读书,要学法律, 敢穿“袒臂的黄底红线的绸旗袍”,她需要“煊赫的家庭地位,财产,和对亲族的支配权”。这一切是与父权社会要求女人所充当的社会角色背道而驰的。然而,在这个背离传统的过程中,她有时通过顺从权势来使自己适应男权社会的奴役。她对悲剧婚姻也是反抗的。为此,她付出的代价是女性人格的扭曲和女权意识的萎缩。男权社会对她的惩罚,是最后夫死子亡。就这样金素痕离传统的路越来越远,并且已不仅仅是对传统男权文化的背离,从她身上,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来自人性深处的那一丝疯狂的邪恶,是人性本身对自我,亲人和世界的毁灭。

鲁迅说 :“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通过对老舍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的《金锁记》、钱钟书的《围城》、 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悲剧女性形象分析,仿佛更能让我们体会到20世纪40年代在抗日战争背景下,大家族中女性的笑与泪,苦与痛,不幸与无奈,让我们对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的悲剧女性有一个更深刻地了解。

参考文献

[1]周坤.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家族小说中的“废墟”意象[学士学位论文][D].长春,吉林大学2011,7-12.

[2]叶松青.论20世纪40年代的女性文学[J].三明学院学报,2005,(3):287.

20世纪40年代 篇9

关键词：艺术歌曲,形成,发展,特色

一、新音乐风格的开端

20世纪20年代艺术歌曲传入中国,而我国于1927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所独立的、规模较大、制度也较为健全的的专业院校——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以此为代表的专业音乐院校,不仅为中国艺术歌曲的表演实践和推广传播作出了贡献,更重要的是为艺术歌曲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持。这些新成立的音乐院校具备了较为科学、系统、完善的专业音乐教育的实力与条件,在这里能够学习到西方的先进音乐理论,同样能够学习到系统的西方音乐创作手法。

通过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为代表的专业音乐院校的建立,为中国艺术歌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拓宽了发展的空间。首先,在20世纪20-40年代,严肃音乐是这些音乐院校的中心,这些院校多以音乐会的形式来展现新音乐文化,所以,很多作曲家都通过音乐学校设立的这个舞台将创作的艺术歌曲传播出去。其次,20世纪20年代初,西洋声乐的演唱方法在很多专业的音乐院校里都有教授,这就是中国人对“美声唱法”的最初认识,这种歌曲的演唱方法则成为了中国艺术歌曲在实践方面的重要因素。最后,传播中国艺术歌曲的另一个途径则是由这些音乐院校设立的音乐刊物,如上海国立音专的《音乐杂志》、《乐艺》等,这些期刊对于传播中国艺术歌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音乐刊物相同的是艺术歌曲作品专集,由出版社出版的《今乐初集》、《新诗歌集》、《新歌初集》、《音境》和《清歌集》等与音乐刊物一样为中国艺术歌曲在文字方面的发展与传播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二、新音乐风格的艺术特点

(一)音乐创作的特点

异于传统作曲技法的应用与实践是这一时期艺术歌曲创作的特点。艺术歌曲的创作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欧洲作曲技法相结合的方法。在艺术歌曲领域中民族化的写作手法已经逐渐成熟起来,作曲家对调式、调性、和声以及歌曲曲式结构方面的布局也已经非常成熟。如江文也在进行艺术歌曲创作的时候跳出了传统创作的模式,大胆地探求浪漫派、印象派、民族乐派、新民族乐派的音乐风格,在追求新颖的作曲技法的同时注重与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相结合。如他的艺术歌曲《台湾山地同胞歌》在运用台湾民族音乐元素的同时还加入了印象派音乐元素。谭小麟也代表了这一时期艺术歌曲的创作,他在创作中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欧洲亨德米特的现代派音乐技法相结合。

在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部分,作曲家在创作声乐旋律的同时,进一步将钢琴伴奏对歌曲意境的烘托、对歌曲情感内容的表现以及对歌曲未尽之意的进一步挖掘发挥了出来。如江定仙创作的艺术歌曲《岁月悠悠》,钢琴伴奏部分中第二段的间奏重复了第一段的第一个乐句,而第二段的第一句旋律后的间奏又是对上一句的模仿,运用卡农模仿的技法将钢琴伴奏与声乐相结合形成了互相补充的遥相呼应的感觉。

(二)歌曲题材的特点

1. 反映社会现实的题材:20世纪20-40年代社会动荡,民族危难重重,内忧外患局面严重。作曲家从现实生活中选取了一些真实的题材,以亲身经历后的灵感进行创作并加入了革命的因素。作曲家将音乐文化作为武器肩负起社会责任,作品中的革命因素和斗争因素以及歌词内容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描写使这些艺术歌曲具有了积极的社会意义。此时期的艺术歌曲大多具有现实主义文学风格,更加注重歌曲的社会功能效用,因此歌曲旋律大多铿锵有力,风格朴实自然。

2. 以古诗词为题材:作曲家用精湛的作曲技术和生动形象的音乐语言表达了以古诗词为题材的艺术歌曲的或浪漫,或壮烈,或吟咏美景江山,或感叹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意境,体现了中国传统古典的韵味美。这一类的艺术歌曲较反映社会现实的艺术歌曲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艺术化,也更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

20世纪40年代 篇10

一、赣南建乡建保运动的进行加强了赣南地域文化认同

赣南建乡建保运动是以实现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为目标的。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是在“对民国史上理想县政尝试失败原因的考察, 对江西本省服务区未能收效的原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制定的, 它“根据实际情形, 人民需要, 用科学方法所订定的具体建设方案”, 赣南在三年计划中将被建设成为“增加抗战力量, 增加生产建设的一个根据地”1。为了实现新赣南建设三年计划, 赣南建乡建保运动“充分运用基层组织”, 即乡与保两级, “发动广大民众”2参与建设新赣南, “能以乡和保为单位来推行建设运动, 当以新赣南启其端”3, 这充分反映了赣南建乡建保运动在全国地方建设中的特殊地位。

首先, 赣南建乡建保运动要建设怎样的“新赣南”呢?通过考察建乡建保运动的政治目标, 可以对其有一个轮廓了解。赣南建乡建保运动的政治建设的总目标即建设一个“除暴安良”的新赣南。“除暴”就是要改变赣南的社会结构, 以新兴的建设力量, 包含新官员和民众的力量, 来打倒贪官污吏, 铲除土豪劣绅, 肃清奸党活动, 破灭非法组织, 及其它一切封建残余的恶势力。“安良”就是在消极方面, 就是要根绝烟赌娼三大害, 改善一切不良的社会习俗, 例如严禁虐待妇女, 抱养童媳, 提倡科学, 破除迷信, 敬老慈幼, 集团结婚, 官民同乐, 扩大社会救济, 以及禁止械斗及调融厂主工人关系等;在积极方面, 要普遍地展开建乡工作, 切切实实地改善人民生活, 实现“人人有饭吃, 人人有衣穿, 人人有屋住, 人人有路走, 人人有书读, 人人有工作, 及人人皆健康”4的目的。

其次, 建乡建保运动是一次地方建设的实践, 它直接关系着地域文化新时期的建设与发展, 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这一新的地方建设运动“关涉了新赣南的一切建设”5, 造就了一个新的赣南地方文化认同。这种认同可以通过建乡建保运动获得的成绩来体现, 主要表现在“1.官民能合作一致, 共同努力建设。2.吏治澄清, 运用干部得法。3.工作干部和人民的竞争心强化。4.社会风气转变, 个个都认识三年计划是新建设事业。5.建乡督导制度运用的成功。6.强有力的政府建立, 大公无私, 除暴安良的口号, 每个人民都有了深刻的印象。7.全体民众都愿为三年计划完成而奋斗”6。由这些成绩可以看出官民合作对赣南地方文化认同提供了基本支撑;社会风气有较大改善, 是赣南地方文化认同的基本表现方式;民心提升、凝聚力提高是赣南地方文化认同的直接反映。

再次, 在赣南建乡建保运动中所形成的赣南地域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其统一的关联。一方面, 建乡建保运动注意向其它省和区域学习, “本区曾组织政务参观团, 考察西南诸省政治建设, 优劣得失, 殊足为今后新赣南建设实施之借镜。”7, 这无疑将赣南与其它区域文化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 建乡建保运动十分注重其与建国之间的关系, 这也体现了赣南地域文化认同与国家文化认同的统一, “直接为赣南造福, 间接替国家争光, 替民族争气”8。并且, 在建乡建保运动过程中, 十分警惕赣南地域文化认同走向对国家认同的背离, 时刻纠正工作中的不良倾向, “现在有少数工作同志, 把赣南工作, 看作是地方性的, 要知道所谓地方性, 就变成过去割据形势;赣南工作绝非狭义地方性的政治, 而是整个建国工作中的一部分”9。正是在这种地方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之下, 赣南建乡建保运动在全国影响力不断扩展, 成为了“执行总裁政治主张最澈底的地方”10。

二、“新赣南”地域观念推动了建乡建保运动的深入进行

赣南的建乡建保运动经历了建乡运动与建保运动两个阶段, 呈现出不断深入的趋势。实际上, 在建乡建保运动之初, 在三年计划基础之上建设的热情是较为高涨的, 然而, 在建乡运动施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 所谓“事业快要得到成功的时候, 困难亦一定愈多”11, 但是以蒋经国为代表的建设者们在建设“新赣南”的影响下能够迎难而上, 通过建保运动等形式继续将运动推向深入, “要为赣南的人民, 打出一条生路”12。

赣南建乡建保运动是一个“新”的地方建设运动, 它受到了一些条件的限制, 也碰到了一些困难:人事方面, 基层组织不完善, 基层干部匮乏;社会条件的制约, 一部分既得利益的土豪劣绅反对建乡建保运动, 同时民众观念落后, “人民思想的顽固, 社会风气的闭塞”13, 缺乏对建乡建保运动的理解与配合。

解决这些运动中出现的困难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动力, 地方文化的凝聚显得尤为重要, 在“新赣南”地域观念的宣传推动下, 赣南建乡建保运动不断深入, 可谓迎难而上。“建设新赣南当然是一种地方建设, 地方建设与地方人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地方建设要能摆脱政府包办方式, 在开明官吏的发动之下, 由地方人自己去办, 并训练地方人民自己去担负这工作, 才是我们现在应努力的地方建设。只有在地方人自己的生活需要里, 为地方建设而努力, 为创造自己乐园而努力”14, 在这种对“新赣南”“乐园”的向往之中, 提供了一种精神动力支持。这种“新赣南”观念的宣传即是运用各种方式“唤起民众积极参加建设”达到所谓“民建民有及民享之目的”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