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就业流动人口（精选八篇）
正规就业流动人口 篇1
在尚未参保的人群中,除城乡低收入人群外,流动人口占了较大比重。根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政府补贴低保家庭成员、特困供养人员等低收入人群参加新农合或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缴费部分,从而提高其参保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流动人口已成为实现“全民医保”的最大软肋。
1 流动人口与城镇职工医保
在流动人口中,正规就业流动人口(注:本研究所称的“正规就业人员”是指与企事业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流动人口,包括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实习生、临时工等,与没有用人单位和固定职业的灵活就业人员相对)的参保情况应引起特别重视。尽管这些人中有相当部分都是农业户籍人口,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参保,但是,作为职工,理应优先从就业身份的角度考察其社会保险地位。这是因为:
首先,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事实上已经不是农村居民,而是城市居民,再参加面向农村居民的新农合,于理不通。其次,他们是雇佣劳动者,理应根据同工同酬的原则,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劳动保障待遇。再次,参加城镇职工医保,淡化其农业户籍身份,有助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在政策层面,社会保险法明确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村居民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应当以职工身份参加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体系。这确定了流动人口未来参保扩面的基本原则。
实际当中,这部分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情况究竟如何呢?准确回答这一问题,无疑有助于明确今后参保扩面的重点。
2 数据和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201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2013年8月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成都、兰州、哈尔滨、三亚八大城市同时展开的问卷调查。调查采取配额抽样和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式,每个城市完成500份样本,最后共获得3801个有效样本。
因调查对 象包括灵 活就业人员,而本文主要考察对象为正规就业人员,因此笔者对数据进行了筛选,共筛选出样本2797个,样本情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非农业户口占35.8%,大专以上学历占43.8%,这与正规就业流动人口的构成是比较接近的,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越来越少,而非农户籍、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员越来越多。
3 正规就业流动人口参加职工医保情况
从调查数据看,有1/3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尚未参加职工医保。未参保比例最高的是临时工,高达72.0%,其次是劳务派遣工(33.9%)。正式工虽然参保比例最低,但仍有超过一成(11.2%)没有参加职工医保。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合同工未参保比例为27.0%,意味着超过1/4的合同工并没有参加职工医保。这一情况应引起特别重视,因为合同工属于相对正式的劳动关系,且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合同中必须载明社会保险等事项,劳动者作为合同的当事人,对包括医疗保险等在内的劳动权益应该是有所了解的。然而,即使是正式工和合同工,也仍然分别有7%和5%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医疗保险。
另一方面,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流动人口是否为城镇职工基本医保所覆盖有显著影响。签订了劳动合同的受访者,有医保的比例达74.0%,无医保的只有21.1%。相反,在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受访者中,有医保的不到三成(27.9%),无医保的比例高达六成。
由于对劳动合同法、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自身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能力及意愿,跟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社会经济变量有关,还跟其是否为外地人以及在本企业的工龄有关。将这些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2),可以看出,性别、健康状况对正规就业人口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保没有显著影响,而城乡户籍性质、受教育水平、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换工作次数、年龄及本企业工龄等则有显著影响:
(1)城乡户籍差别。外地非农户籍、本地非农户籍流动人口参加职工医保的可能性,分别比外地农业户籍人口高出34.2%和129.5%。与此相对照,本地农业户籍流动人口参加职工医保的可能性,与外地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没有显著差别。
(2)文化程度越高,享有职工医保的可能性越大。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口享有职工医保的可能性,分别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流动人口的2.3倍,3.9倍和9.1倍。
(3)换工作的次数越多,参加职工医保的可能性越低。每换一次工作,可能性降低5%强。
(4)本企业工龄越长,参保可能性越高。在单位干满5年的流动人口享有职工医保的可能性,是本企业工龄不满2年的流动人口的1.7倍。
*** p<0.01, ** p<0.05, * p<0.1
(5)年龄越大,享有职工医保的可能性越低。35岁以上流动人口享有职工医保的可能性,要比35岁以下的流动人口低得多。
从上述结果看,在正规就业的流动人口中,文化水平低、年龄大、频繁换工作、没签订劳动合同、本企业工龄不满5年的农民工,最有可能游离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之外。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上述尚未参加职工医保的人群恰恰是最难被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制度覆盖的人群,也是今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参保扩面的重点。学历不高意味着难以获得待遇相对较好的职位,而频繁跳槽又使其失去了提升自己劳动技能的另一条通道——“干中学”。既没学历,又无技能,想享有“正式工”才有的社会保险,谈何容易。
为促进正规就业流动人口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建议:
首先 , 对于人社 行政部门 来说,应强化对劳动合同的管理。一方面,应加强对劳动合同中社会保险相关条款的审核。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社会保险是劳动合同中须载明的事项。然而,在签订劳动合同的人群,未参加城镇职工医保的比例仍高达1/4,说明目前对劳动合同的管理仍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对流动人口的违约行为应适当加以约束。部分流动人口频繁跳槽,跟其违约成本太低有关,因为企业对流动人口特别是刚培训出来的新员工的违约行为大多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
其次,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应转换其给员工上保险的思路。许多用人单位尤其是中小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一方面倾向于把上保险作为对员工“忠诚”的奖励,只有在员工干满一定年限的情况下(比如两个合同期),才会给员工上社会保险;另一方面又因为留不住员工而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财力用来招聘、培训新员工,而新员工经过企业提供的培训和实践甚至是犯错机会的磨练,技能水平稍有提高,往往又选择违约跳槽。这反过来导致企业不得不设法压低新员工的待遇,比如第一个合同期内不给上保险等做法,使得很多新员工容易产生跳槽冲动。如果能适当降低给员工上保险的时间门槛,在新员工特别容易产生跳槽想法的时候,给他们上保险,这些员工可能就会留下来,成为企业的骨干员工。毕竟,员工频繁跳槽既不利于提升员工的职业技能,也影响企业本身的竞争力
再次,对流动劳动力而言,应强化其爱岗敬业意识。大量流动人口的跳槽周期太短、频率过快,大大超出了用人单位给职工上保险所愿意接受的底线。比如,很多企业只有在员工干满一定年限的情况下才会给员工上保险,然而在25~35岁的受访者中,在现在的单位干满2年的仅占一半;在35岁以上的受访者中,在现在的单位干满5年的只有4成,干了不到2年的人数却高达1/3。对在企业就业的流动人口来说,只有自己先稳定下来,才有可能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关系,从而获得更好的劳动待遇和社会保障。
参考文献
[1]发展改革委.上半年社会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新进展[EB/OL].http://www.gov.cn/gzdt/2013-08/07/content_2462605.htm.
正规就业流动人口 篇2
民工子弟学校正规化与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
近年来,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的义务教育问题成了近来关注的.焦点,规模巨大的流动儿童能否顺利完成义务教育,直接关系到我国义务教育制度的贯彻落实,更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实现.本文试图通过对民工子弟学校正规化,解决部分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
作 者：胡丽玲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福州,350007 刊 名：湖南中学物理・教育前沿 英文刊名：CUTTING EDGE EDUCATION 年，卷(期)：2009 “”(12) 分类号：G522.3 关键词：民工子弟学校 流动儿童 义务教育 正规化非正规就业组织可否派遣员工 篇3
问:我所在单位通过一家服务社帮我缴金, 但与服务社未签订劳动合同, 请问我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派遣员工吗?我的劳动关系与谁建立, 如发生争议该找谁?
答:根据法律规定, 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依照《公司法》有关规定设立, 注册资本不得少于50万元。服务社系非正规就业组织, 其从事劳务派遣行为不符合上述法律规定, 应认定为无效。
你的劳动关系应与你所提供劳动的单位建立。若发生纠纷, 可向用工单位直接主张权益。
正规就业流动人口 篇4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和国家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02年进行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和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两份调查数据, 数据调查共包括25744个观测对象。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 本文提取了年龄在16周岁到60周岁且处于就业状态的劳动力, 删除有缺失信息的样本后, 最终获得非正规就业样本2108个, 正规就业样本3954个。
一、非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职业分割
本次调查中, 观测对象的职业种类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非技术人员等11种。根据从业时所要求的技能或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 本文将职业压缩成专业技术人员、普通工人和服务业人员。
表1是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职业取得的多元Logit模型回归结果。从结果看, 职业取得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在两个样本中具有很大差异。首先, 尽管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变量同时提高了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概率, 但是, 对于正规就业者而言, 教育水平的提高还显著降低了他们成为服务业人员的概率。其次, 个人特征变量, 比如婚姻状况、户口等虚拟变量对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职业取得产生的影响非常不同。未婚变量提高了非正规就业者从事服务业的概率而降低了他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概率, 但却没有显著影响正规就业者的职业取得。与成为普通工人相比, 具有城镇户口的正规就业者更少的成为了服务业人员, 但非正规就业者的职业取得和户口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说明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一旦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 与农村劳动力相比, 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最后, 在国有部门或者合资、外资部门就业的非正规就业者更多的成为了普通工人, 而正规就业者职业取得的所有制变量的系数值都不显著。
(注:***,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
二、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者就业差异分解
1、模型方法
本文采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方程式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间的就业差异进行分解。具体可以用下式来表达:
其中, 分别为正规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成为白领工作者的实际平均取得率、第i个变量实际观察值和Logit模型回归系数, Nc, Nnc分别为正规就业群体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样本量。
在扩展后的Oaxaca—Blinder分解方程中, 右边第一项衡量了正规就业群体与非正规就业群体成为白领工作者的实际概率差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可观察特征变量差异引起的;第二项则代表了有多少实际差异是可以由市场结构因素解释的。
2、分解结果
为了分解正规就业者与正规就业者之间的就业差异, 本文将普通工人和服务业人员合并为非正规就业者, 合并后的Logit估计结果与没有合并样本之前非常接近, 如表2所示:除了男性劳动力更多的从事了白领工作以及企业所有制虚拟变量在10%的水平上提高了正规就业者成为白领的概率外, 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变量依然对两者成为白领的可能性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 这从侧面说明了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劳动力职业取得的重要性。
在表2的基础上, 表3报告了利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模型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就业差异进行分解的结果。从结果来看, 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成为白领概率的实际差异为15.67个百分点。这些差异可以由特征变量解释的部分为负值:-0.0007, 占了总差异的-0.0045%。而由于市场结构因素解释的部分则高达15.74个百分点, 占了总差异的100.45%, 换句话说, 正规就业者和非正规就业者就业差异全部可以由市场结构因素解释。
三、结论
本文采用扩展的Oaxaca—Blinder模型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的就业差异进行了分解, 结论如下:其一, 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在职业取得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其二, 如果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相同的就业结构, 则非正规就业群体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会上升8.85%;其三, 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成为白领概率的实际差异中, 有100.45%的差异是无法用特征变量解释的, 意味着, 非正规就业群体在就业入口处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不利因素会进一步扩大两者在后续就业过程中的收入差距。
因此, 要想建立统一完善的劳动力市场, 政策上就不能仅仅致力于消除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报酬上的歧视性差别, 拆除非正规就业群体获得优等工作的准入障碍同样重要。
摘要：本文利用2002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和农村进入城市暂住户两份调查数据对非正规就业群体和正规就业群体间的就业差异进行了考查。结果显示:与正规就业群体相比, 非正规就业群体获得白领的概率下降了15.67个百分点, 这些差异中市场结构因素可以解释的部分达到了100.45%。与此同时, 如果非正规就业群体与正规就业群体面临着相同的就业结构, 非正规就业者从事白领工作的概率会上升8.85%。
关键词：非正规就业,白领,就业差异
参考文献
试析对低端非正规就业的支持政策 篇5
一、增强就业者话语权, 畅通其利益表达渠道
陈映芳曾做过贫困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调查, 在调查中她发现:首先, 在我们的调查对象群体 (贫困群体) 中, 普遍存在着利益受损的被剥夺感及其强烈的不满情绪。其次, 已有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渠道很少被他们利用, 一些被利用的渠道对受访者群体而言也很少有实际效用。再次, “上访闹事”趋于常态化, 被受访者群体视为最有效的诉求方式。此外, 执政党机构在贫困群体的利益表达中缺少作用。我在YZ市做三轮车夫的调查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没有利益表达渠道, 没有话语权, 没有自己的代言人。这实际上对于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是不利的, 我们必须增大以三轮车夫为代表的这一阶层 (社会底层、弱势群体) 的话语权, 允许这个阶层的人们自由表达, 并为其铺设表达渠道。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 话语权的多寡甚至有无, 与权力、地位、资本等是密切相关的, 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干预, 在顺其自然的情况下, 必然是强势群体和精英阶层更能充分表达并且这些人的话语更可能成为主流的话语, 并对政策、制度的制定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由于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 弱势群体利益代言人的数量与弱势群体的人数还不能说非常成比例, 在此情况下, 就尤其需要畅通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
作者在观察和访谈的过程中发现, 三轮车夫缺乏利益表达渠道。在我国, 实现利益表达大致有这样一些途径或渠道。最高的一种是在各级人大、政协中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人大、政协代表, 但是近年来能够代表底层社会的代表越来越少, 即使我们不考虑工人、农民内部的分化把工人和农民看作底层社会的代表, 其比例也越来越小。没有自己的代言人怎么能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去呢?任何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都应该在受保护之列, 一旦发生利益冲突或受到损害, 社会应该具有一种调节的功能。这种功能首先表现为让社会知道谁的何种利益因为什么原因受到了怎样的损害等等。也就是说, 社会应该建立一种正常的、规范的利益表达机制让社会能听到利益受损者的声音。协调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是政府的职责之一, 也只有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 社会才能够保持稳定和谐, 政府才具有继续执政的基础。这就需要我们建立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 让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让人民代表真正成为人民代表。
二、制定和实行追求公平消除排斥的政策
从社会学角度看, 公平指的是社会成员之间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消费水平等方面比较接近, 没有悬殊差距。人们一般追求的是机会公平和程序公平。所谓机会公平是指提供所有有关社会成员平等的竞争机会, 也有人称之为“起跑线的公平”或“出发点的公平”。机会公平是公平竞争中最重要的一环他决定着所有有关成员是不是有机会进入到竞争中来, 如果在竞争之前就把一部分有关人员排斥在外, 这是最大的不公, 也最容易引发人们的不满。所谓程序公平是指竞争规则的公平, 亦称作“过程中的公平”, 即参加社会活动或社会竞争的各群体、群体成员能在同一规则下被平等对待。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平经常主要定义为分配不平等或者是贫困问题, 实际上社会不公平不仅仅应该定义为分配不平等或贫困问题, 还应该包括弱者与贫困人口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 结果是弱者与贫困人口的边缘化。社会排斥理论一直强调, 作为穷人, 其社会地位、生活、受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权利和机会等不仅是短缺的, 而且是被排斥的。并且还强调, 这种排斥是在社会结构制约下的一种长期的“隔离”。而在“隔离”里面, 又存在着两种机制。第一种机制是社会本身的格局对相关人群的“隔离”机制。它指社会本身产生出不支持相关人群走出贫困的一些东西, 对相关人群为摆脱贫困而付出的努力加以限制;而第二种机制则是相关人群 (如贫困者们) 自己长期陷入贫困而不能自拔, 即人们一旦陷入贫困, 由于各种资源的短缺, 就使他们及其后代失去了包括接受良好教育等在内的机会, 处于机会的不平等中, 并在这个过程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
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排斥既有因为弱势与贫困导致的消极排斥, 也有因为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导致的积极排斥。在消极排斥方面, 往往是因为贫富悬殊导致部分贫困人口无法进入富裕人群的社会空间。世界银行 (2001) 认为, 中国制度转型造成的贫富鸿沟在世界上是十分惊人的, 中国的整体不平等“是所有有资料国家中恶化最快的”。《嘹望》周刊刊载文章指出, 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 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 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的向“上”流动。这实际上就是形成了孙立平所说的断裂社会。什么是断裂社会?就是在一个社会中, 几个时代的成分同时并存, 互相之间缺乏有机联系的社会发展阶段。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 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 有时达到一种无法相互理解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实现公平?怎样让底层就业者向上流动的梦想或者说是希望成为现实, 成了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了。若这一问题处理不好, 就与我们政府提倡建设和谐社会相背了。
意大利社会学家莫斯卡 (Gaetano Mosca) 主张实现社会的开放体系, 主张建立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 他认为:“对于下层阶级来说, 生活的逼迫、无休止的为果腹而奔波和文化知识的贫乏, 使他们保持着人类自强不息的原始本能和不断更新地活力。”另一为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拖 (Vilfredo Pareto) 则提出:如果统治者精英不设法去吸收平民阶层中地卓越人才, 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 那么, 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 就会使社会秩序混乱。
帕金 (Frank Parkin) 认为, 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 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他人。比如, 通过制定有关财产制度的法规, 来防止财产被普遍分享。又如, 通过建立技术证书制度, 使得一部分人能进入某种职业而防止其他无证书者进入。总的说来, 在社会分层方面, 有两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它”的方式, 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 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整体地排斥在资源享有之外;另外一种是“个体排它”的方式, 例如, 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 这样被选取者和被淘汰者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 并没有一个身份群体被整体排斥。帕金认为, 集体排它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共同集团” (communal group) , 由于这个共同集团是被整体排斥的, 它必然会做出比较激烈的反应, 由此常常会激化社会矛盾。与此相反, 个体排它的结果产生的是分散的身份群体 (segmental status group) 。在个体排它的体制下, 每个人都有参与的机会, 一个人之所以被排斥了, 最通常的原因是这个人的能力不够或水平不行。帕金认为, 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它转向个体排它。而我们国家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还是集体排它。因为现阶段我们国家在整个社会中, 势利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病症。大学为企业造势, 政府为企业家护航, 媒体对社会中的富人充满溢美之词等等。而在另外一面, 则是对一般民众以及弱势者的冷漠甚至不屑。这主要就是不关心民众, 底层阶层凝固, 基本没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他们利益受损后没有地方求助, 敌对的情绪没有办法释放出来这将不利于我们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发展。科塞认为一味地将冲突视作病态, 视作有反功能地社会现象, 社会就会忽视对个人需要的关注, 就会僵化, 就会使怨恨在成员身上积累, 从而使社会自身埋下巨大的隐患。这样, 不但不能避免冲突, 反而会招致更严重地冲突。相反对社会冲突采取宽容的态度, 并将解决冲突的方法制度化, 这是具有活力的开放的社会结构的标志。现在我们为了构建和谐社会, 我们给予底层阶层的子女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以此来缓解社会矛盾。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里的一些提法可以给我们借鉴。
1. 入学考试时的“穿靴式”考试。父母所属阶层低的孩子, 有学习能力低下的倾向, 如果不是因为遗传, 而是由于家庭环境造成的, 那么在大学入学考试时最好能将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合格分数降下来, 这就是“穿靴式”的入学考试, 即将他垫得高点, 助其一臂之力 (当然也可以把高收入家庭子女得合格线提高)
2. 将更多具备教学能力得优秀教师选送到素质较差得中学里去。
3. 在一些大学实行免费或低学费的制度。当然享受免费或低学费人要为社会和国家做出一些贡献的如在专业上应当是师范类的, 毕业后也应当在素质低下的学校工作几年。
4. 鼓励一些上层人士和大企业集团要善于雪中送炭而不要锦上添花, 多做一些有利于底层社会孩子向上流动的事情。
三、支持发展非正规经济, 鼓励非正规就业
前面我们谈到非正规就业的正功能:无论实在解决就业还是劳动效率以及方便市民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同时也讨论过为了政绩, 为了所谓的市容, 政府部门可以忽视这些而采取打击措施。如果对三轮车夫为代表的低端就业者也采取简简单单的打击行为那将是最不明智的政策。因为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结构变化来看,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服务部门的比重都在增长, 而大多数服务行业规模小, 工作弹性大的特点使其提供的岗位多是非全日制和计时工的, 据《世界就业报告》分析在一些发达国际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从业人数一直在快速增长的低技能职业就是销售业和服务业。我们再通过表13的数字来看一下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1)
从上表可以看出非正规就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空间是逐年增大的, 与此相反的就是国有单位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逐渐降低。这就再次证明要解决我们大失业问题必须发展非正规经济鼓励非正规就业。具体做法如下:
1. 允许低端就业者在城市里生存。
从社会学意义上说, 所谓城市是城市人和城市区位的有机结合。人是城市的主体, 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中心环节。那么城市人就不能仅仅包括的是底层社会以外的人吧, 在城市区位中应当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城市是用来生活的不是用来看的也就是应当是“宜居”, 不应当是“宜看”。我们不能只要他们的服务, 而不允许他们生活在这里。由于低端就业者没有技术要, 想在城里能够生活下来, 能够为城市服务, 就要允许他们能够活命。他们要活命我们的政府就要允许他们所从事的行业存在, 不能断了他们活命的路子。不能因为各种各样看是合理的理由而不允许他们存在。因为我们的市民需要他们提供的廉价优质服务的。
2. 提供政策上的支持。
正规就业流动人口 篇6
关键词：女性,非正规,歧视
1 女性就业现状分析
发展中国家女性多聚集在低收入、低社会地位的非正规职业中,男性则相反。越来越多的女性纷纷借助非正规就业获得工作机会是一个明显的社会现象。
国家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施了弹性就业政策,虽然国家一再强调这种政策可使女性兼顾家庭与事业,实际上使女性在就业、工资及升职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女性虽不满意这种就业方式,但也不得不越来越多的选择非正规职业。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女性占全体就业女性人数的60% ~70%［1］,且这一比率还会扩大。企业为了降低劳动成本而偏重这种就业形式,导致女性成为短期、低报酬劳动力歧视性机制［2］的产生。
在劳动力市场上,一个人的价值大小取决于影响其边际生存率的所有因素的共同作用,而当与劳动生产率无关的因素带来了正的或负的价值时,就意味着歧视的产生,基于这一理解,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歧视现象,也可认为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 “寻租”现象。在现实社会中,女性即使与男性具备同等甚至更为优越的条件,也很难找到同等水平的工作。
对中国企业内部职位状况分布的抽样调查数据,可看出,职位层级越高,女性比率越少,存在明显的 “玻璃天花板”1［3］现象。只有在基层管理人员中,男女比例才比较平均。
为了更确切的得到影响女性非正规就业趋势化的因素,以下将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验证。
2 实证分析
2. 1 指标的选取
选取的指标有城镇男女性就业人口中处于正规就业的比例( form) 、男女性中是单位负责人的比例( lead) 、城镇男女因料理家务而失业的比例( hous) 、平均受教育程度( edu) 、城镇少儿抚养比( chil) 、周平均工作时间( time) 、婚姻状况( marr) 。将form视为进入正规就业的难易程度,比例越大越易进入正规就业。
2. 2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2007—2013 年的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在进行统计分析前先对数据做了处理,例如对男女性受教育程度采用权重法,即将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设为6、9、12、15、16、19 年加权计算得到; 男女性婚姻状况采用赋值法,将初婚有配偶的赋值1、再婚有配偶的、离婚的和丧偶的赋值2、未婚的赋值0,因为未婚的人负担最小,初婚有配偶的其次,再婚有配偶的、离婚的和丧偶的负担最大。
2. 3 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将form作为因变量, lead、 hous、 edu、 chil、 time、marr作为自变量。 运用SPSS软件先分别对男女性在2007—2013 年这7 年的关于城镇男女性就业人口中处于正规就业的比例( form男、form女) 、男女性中是单位负责人的比例( lead男、lead=) 、城镇男女性因料理家务而失业的比例( hous男、hous女) 、男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 edu男、edu女) 、城镇男女性少儿抚养比( chil男、chil女) 、男女性周平均工作时间( time男、time女) 、男女性婚姻状况( mar-r男、marr女) 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再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见表1) 。
由于模型1 调整的判定系数( 0. 999) 接近于1,因此认为拟合优度较高,被解释变量可被模型解释的部分较多。
注: a. 因变量: form男。
没有被剔除的变量lead男、edu男、chil男,即为影响form男的主要因素。各个解释变量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 α,因此应拒绝零假设,它们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应保留在方程中。从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看,各解释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很弱,所以该模型可行。因此得到回归方程:
注: a. 模型中的预测变量: ( 常量) ,lead女,edu女,chil女,marr女。b. 因变量: form女。
解释变量hous女和time女的t检验的概率p值( 0. 071)和( 0. 075) 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α ( 0. 05) ,因此不能拒绝检验的零假设,它们对被解释变量form女的线性解释没有显著贡献,不应留在方程中。
注: a. 预测变量: ( 常量) ,lead女,edu女,chil女,marr女。b. 因变量: form女。
由于模型1 调整的判定系数( 1. 000) 接近于1,所以认为拟合优度很高。
注: a. 预测变量: ( 常量) ,lead女,edu女,chil女,marr女。b. 因变量: form女。
因为概率p值( 近似为0) 小于显著性水平 α ( 0. 05) ,所以应拒绝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零假设,认为各回归系数不同时为0,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模型。
由表6 可知,没有被剔除的变量lead女、edu女、chil女、marr女,即为影响form女的主要因素。通过模型1 可看出,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t检验的概率p值都小于显著性水平 α,因此认为这些偏回归系数与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应保留在方程中。从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看,各解释变量与其他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很弱,所以该模型可行。因此可得回归方程为:
注: a. 因变量: form女。
由式( 1) 、 ( 2) 可看出,对form男起作用的是lead男、edu男、chil男; 对form女起作用的是lead女、edu女、chil女、marr女。对比影响男女性正规就业的因素,可知lead女对form女的影响较大,但现实中,lead女却很小; 受教育程度对男性进入正规就业的正的显著性作用大于对女性进入正规就业的正的显著性作用,即当男女性获得同等教育时,男性更容易进入正规就业的行列; 女性承担更多的抚养少儿的工作及女性婚姻状况都对女性进入正规就业有负的显著性影响。所以应加大女性中是单位负责人的比例,提高女性平均受教育程度,降低女性少儿抚养比以便增加女性进入正规就业的比例。
3 女性非正规就业趋势化的原因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女性非正规就业危机原因具有复杂性,主要原因如下。
3. 1 女性中是单位负责人的比例小
现实中,因男性固有的偏见或女性本身的能力所致,职场上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给人这样一个刻板印象: 男性通常擅长高层管理职务任务。人们普遍认为持有管理者职位的男性很好地和其职位匹配,而任何女性都不能够与管理者职位相匹配,也因此女性被认为不合适在管理者职位上工作［4］。性别歧视即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和偏见阻碍了女性职位的晋升,而女性的自我履行效应则使其对自身的期望降低,从而助长了性别歧视。
3. 2 女性受城镇少儿抚养比的影响较大
女性负担了大部分育儿工作和无薪家务工作。当妇女带着额外家庭责任来到工作中时,用人单位对妇女参与和认可工作稳定性的怀疑会低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
3. 3 社会更期待女性的角色中心在家庭,所以职业女性更容易遭受到工作与家庭的冲突
婚后的女性被认为需协助家庭主要的工作者( 通常为男性) 。女性的家庭定位长期地、稳定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企业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愿分担社会和家庭的负担,在待遇和晋升等方面显示出对女性劳动力的排斥性。如企业倾向于把重要工作岗位留给男性,将女性排挤于非正规就业中,造成性别歧视。
3. 4 男女在受教育年限上的差异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如表7 所示,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 61 年,男性为9. 25 年,性别差异虽已由10 年前的1. 1 年缩短为0. 64 年,但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得出。
虽说受教育程度对女性中是单位负责人的比例无显著性影响,但从1973 年起,女性大学工资升水率( 大学毕业生收入与高中毕业生收入的比值) 最小值是1. 36,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的女性要比高中毕业的女性收入高36% 。在这里,我们将大学工资升水率越高视为女性进入正规就业的概率越大。筛选假说1认为,雇主把受教育程度作为鉴定工人可能具有高素质的依据。这样,大学学位或其他证书就成为高职位、高工资工作的准入证,所以女性想进入正规就业行列,就需更多的购买教育。
非正规就业在缓解就业压力、提高人力资本利用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非正规就业女性偏多的事实和非正规就业本身的低稳定、低收入性导致了非正规就业的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者在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化。
4 纠正机制
贝克尔说,在实际社会中,市场机制并不是万能的,其自动消除歧视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因此需政府、市场之外的社会力量加入到提高女性素质的行列中来。特此提出以下纠正机制。
4. 1 女性要克服自我履行效应,对自己有准确的自我认知和定位
长期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文化思想使女性产生了对自我认知的偏差,并将自己定位于家庭和辅助导向的角色上,而这种定位限制了女性能力的发挥。因此,女性要摒弃传统理念,积极寻求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从而提高自身社会地位。
4. 2 促进少儿抚养社会化
女性的家庭角色使其被埋没在无酬的少儿抚养中,而当其走向社会时,企业决策者会将其视为不可能完全投入到工作中的一类人,这造成女性的就业和发展机会减少。所以应从社会角度,促进少儿抚养的社会化。相信性别歧视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4. 3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受利益的驱使。而政府的任何歧视或消除歧视的做法都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示范效应。因此在反歧视时,各级政府应身先士卒。例如,政府可以以税收减免、政策优惠等对女性进行补贴,降低女性的就业成本,这不仅是对她们的支持和奖励,更重要的是给企业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4. 4 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性就业的重要因素。女性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取就业信息和机会的渠道就越多,工作能力越强,遭到性别歧视的可能性越小［5］。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正规就业率是正相关的,因此,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可增进女性正规就业率,同时有助于改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性别原因造成的竞争劣势。
5 结论
女性劳动者是国家重要的劳动资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两性发展的公平问题不仅是性别之间的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均衡问题。因此在女性就业问题上,我们要在观念上更新、在政策上支持,摒弃性别歧视,让更多的女性加入到正规就业的行列中,让女性在正规就业的舞台上更充分地展示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人生价值,为中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出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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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就业流动人口 篇7
关键词：大学生,非正规就业,体面就业,社会支持体系
一、研究背景
就业问题一直是全球各国关注的重点和难点, 促进就业, 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的持续发展, 保障社会的稳定运行。20世纪80年代之后, 非正规就业方式逐步地演变成不容小觑的重要就业形式。发达国家的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到了社会总就业人数的20%~35%, 被称作吸纳劳动力的吸水海绵。2006年左右, 我国大学毕业生至少有5%~10%的比例转入到非正规就业领域。非正规就业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更丰富的岗位资源, 吸引很多大学毕业生尝试。非正规就业在发展的历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比如这种就业形式无法受到合理对待;就业者自身会受到人身歧视、权益侵害;就业者获取就业信息的路径非常有限;就业者维权代价巨大, 相应的法律法制体系不健全等等。所以我们的重心不仅要放在了解非正规就业在增加大学生就业机会中的积极作用, 更为核心与关键的是扶持、鼓励和保障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发展, 提供社会支持体系。
二、概念界定与访谈资料
1. 非正规就业的界定。
本文中的非正规就业指区别与传统的常规就业模式的多种就业形式的总和, 在劳动时间、劳动方式、劳动所得的薪金与劳动环境等方面具有弹性灵活化的特性。
2. 社会支持体系的界定。
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多维系统, 包括政府领域的支持、经济领域的支持、教育领域的支持等。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非正规就业大学生群体的正式社会支持体系, 即政府、企业、高校等正式支持网络对于非正规就业大学生社会支持的内容与途径。
3. 访谈资料与方法。
研究借助本人所在武汉市某高校就业部门的取样优势, 通过四所高校历年就业蓝皮书的相关毕业生数据库与毕业生就业质量跟踪调查数据库, 参照性别、年龄、就业形式、就业方式的变更等抽样原则, 选定14名符合非正规就业范畴的毕业生作为访谈对象。他们的就业形式以自主创业与自由职业为主, 基本情况与就业经历的不同导致他们对社会正式的支持网络的需求也不一样。研究根据访谈内容, 分析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困境,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社会支持体系的建构。
三、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困境
1. 认知困境。
认知困境既包括主体认知困境, 即作为就业主体的大学生群体自身对于非正规就业缺乏应有的了解, 也包括社会认知困境, 即社会对于非正规就业的认知缺乏与误区。如受访者A 3将非正规就业当做完全自由的工作方式, 把形式多样、工作流动性大、工作内容不恒定夸大成为完全不受约束、随意决定工作时间与内容。“没有做这一行的时候把自由撰稿人想得太美好了, 我以为能过着想写就写, 不用上班, 可以在家写作, 多投几篇稿件或者文章就能收入丰盛的自由生活, 还想着终于可以过上‘睡到自然醒’的日子了。没想到自由职业压力也这么大, 要担心文章不被录用, 担心自己的灵感枯竭。”
2. 职业发展困境。
非正规就业人员对于自身职业发展也有需求, 他们同样希望有机会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 拥有更多的职场资源, 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但是企业方往往忽视这一点。“培训都没我的份。我去找了企业方, 他们说因为我没有签正式的劳动合同, 所以不能享受这个福利, 这是只针对常规就业员工的内部培训。”A 2对于自己辞职之后的职业发展很茫然, 待业中的他不知道找谁求助。“辞职后病急乱投医, 逢人就问我该怎么选, 可是没什么效果。”
3. 就业合法权益缺乏保护。
由于非正规就业人员是属于新型的劳动关系, 他们在劳动收入、劳动时间、强度、福利等方面都比常规就业人员更加容易受到侵害。非规范化的渠道和非强制性的手段使得大学生在维权的时候只能碰运气, 看看是否可以找到有效的途径来维权。“去和企业人力资源部说了好几次, 但是没效果, 每次都说再等等。我就只好把具体的经过记录下来, 在网上发帖寻求帮助。”
四、构建多位一体的社会支持体系
访谈资料揭示了大学生群体在非正规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境, 为了让非正规就业成为体面的劳动方式, 成为更高效、更有质量、让就业者拥有职业自信的就业方式, 要构建符合大学生群体就业实际与就业要求的多位一体的社会正式支持体系。
1. 实现“体面劳动”。
政府要在就业政策、就业体制等方面给予非正规就业以更多鼓励和支持;加强法律体系的建;大力发展经济,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企业要规范自身的行为, 杜绝违规行为的出现, 改革用工制度以更好地针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工作特性。劳动者自身也要不断调整就业观念, 利用机会充实职业能力, 主动寻找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高校要为在校大学生开设能力培养与创业实训的课程, 促进校企合作, 搭建实习平台, 提供毕业生就业跟踪与校友职业咨询。这样多方位的努力和合作, 才能在现实就业中, 支持非正规就业实现体面劳动。
2. 政府支持体系的构建。
政府应该加强宣传, 向全社会倡导新型的就业观念。既不要固化大学生群体就业的模式和职业选择, 也不要向他们灌输只有去到发达地区选择热门职业才能算是高质量就业, 应该给予大学毕业生自由选择的空间, 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适合自身情况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加强对于非正规就业大学生合法权益的维护, 让大学生群体在就业过程中不会心存担忧, 优化大学生维权渠道;完善多层次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服务。
3. 高校支持体系的构建。
高校作为毕业生走向社会的重要一站, 对他们的职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有着关键的影响力。要调整大学毕业生就业择业的观念, 让他们接受非正规就业方式是就业选择的一种, 与常规就业方式没有优劣的差别;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获取权威、专业的职业信息, 搭建校企平台, 推动大学生在校的实习与见习活动;重视对于大学生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的训练, 尤其是软能力的训练;传输给大学生正确科学的职业规划的观念, 并且接受他们一对一的职业咨询。
4. 企业支持体系的构建。
企业需要革新用工制度, 从传统的正式用工模式转为既有内部用工者也有外部用工者的混合用工模式;与高校合作, 构建实习制度;企业资深人士将自己对于行业领域的了解与专业发展的认知, 以讲座或者工作坊的形式与在校大学生分享, 给大学生以职业选择启迪。
总体来说, 为了推动大学生非正规就业的更好发展, 要帮助大学生非正规就业实现体面就业的目标, 提高就业质量和增强就业满意度, 需要构建政府、高校与企业“三位合一”的大学生非正规就业正式社会支持体系, 实现体面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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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就业流动人口 篇8
非正规就业有别于正规就业的较显著就业方式是非全日制, [2]在研究非正规就业之前有必要对其进行界定, 这是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对非正规就业的界定一直在争议中不断发展, [2]而国际劳工组织最早提出了非正规部门的概念, [3]并将其不断发展与完善。
国际劳工组织 (ILO) 提出非正规就业是指在规模很小的从事商品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单位中就业。[4]有相当多的学术文献和学者认为“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部门就业”是一回事, 这确实也符合国外的情况, 但这样的理解对我国并不合适。我国学界虽对“非正规就业”的理解各不相同, 但对于非正规就业是有别于传统就业模式这一认识上是一致的。目前, 在我国被广泛接受的概念是非正规就业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非正规部门里的各种就业门类;二是正规部门里的非正规就业。[3]
一、农村进城务工女性就业非正规化的现状
1.从业结构层次低
从表1和表2可见, 农村女性在非农产业中就业主要集中在一些技术构成低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如纺织、 服装、 玩具、电子等轻工业或者商业、服务业等行业, 形成横向隔离。在职位结构上, 农村女性主要分布在流水线上, 从事操作性工作, 劳动强度大、条件差、收入低, 与从事管理、会计、保安等工作的男性相比, 职位低, 形成纵向隔离。
2.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普遍低下
外出务工人员大多数是农村的精英, 但是, 与城市就业者相比, 他们的文化程度仍然普遍偏低。从表3可见, 在陕西省非农行业务工的农村女性中, 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数最多, 比例高达37.61%, 然后依次为高中、小学、文盲。从总体上看, 农村女性普遍受教育程度低, 这一方面反映出政府支持农村女性提高受教育水平的力量有限, 另一方面也与家庭或妇女自身缺乏进一步提高教育水平的愿望的因素有关。
从表4可见, 在此次对外出务工的女性调查中, 文盲共有41人, 其中只有8人掌握一定劳动技能, 占其总人数的1.68%;在小学、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的女性中, 有劳动技能和无劳动技能的人数基本持平;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共有39人, 其中有劳动技能的36人, 占其总人数的93%。这说明在外出务工女性中文化程度的高低与其是否掌握劳动技能成正比例关系。掌握劳动技能的女性, 在其职业选择方面比较容易, 而且流向较好岗位的机率比较大。在女性占人口多数的农村, 女性受教育不足, 严重制约其向二三产业转移。
从表5可见, 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农村女性基本没有接受正规的技能培训, 这就造成了外出务工妇女的就业面窄, 她们只能从事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或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妇女就业主要分布在一些对文化技术知识需求较低的传统产业、行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 如农业、工业 (纺织、机械、交通运输等行业) 以及第三产业中的商业与餐饮服务业等, 而在文化知识需求较高的综合技术服务业和科研机构就业的人数则分布较少。
3.就业缺乏社会保障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保障模式, 城市实行的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障体系, 而具有双重身份的农民工群体包括进城务工女性, 其社会保障权遭遇尴尬和不公平也就顺应而生了。
由表6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推行的农村医疗保险推行最广, 在476名进城务工女性中, 购买了医疗保险的有357人, 占总样本数的75%;有175人购买了养老保险, 占总样本数的36.76%, 不到一半;购买了生育保险的仅有37人, 仅占总样本数的7.77%, 大多数女性在生育期间没有保障。
从表7可见, 仅有7.98%的进城务工女性在生病时选择到正规医院接受治疗, 29%选择小诊所就诊, 而有46%的女性只到药店买药进行医治。经济问题成为外出务工农村妇女看病难的一个主要因素, 不少妇女提出怕花钱多或因上班没有时间而不去医院看病。进城务工女性渴望能够和城里人一样享有社会保障, 但在企业和进城务工女性的雇用与被雇用过程中, 双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存在短期行为, 大部分企业受利益驱动, 对外出务工女性的社会保障问题根本不予考虑。
二、就业非正规化对女性的负面影响
1.男女两性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根据全国妇联所进行的妇女地位调查数据显示, 正规就业的女性收入为男性的88%, 而非正规就业的女性收入仅为男性的80.30%。就正规就业而言, 男女两性的年收入差为1684.58元;如果是非正规就业, 男性收入要比女性高出2728.06元。女性在非正规就业领域中, 更多的是从事“苦岗低薪”的工作。
2.女性社会福利的降低和各种保障严重不足
根据全国妇联进行的2000年妇女地位调查所得有关社会保险的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女性就业的非正规化给女性社会保障带来的不利影响。男女两性在社会保障程度方面出现分化, 女性越来越多地聚集于非正规就业领域将使得女性的职业安全度和社会保障程度低于男性, 女性获得的低水平保障将迫使其对男性和家庭的更多依赖。
3.产生技能分化与职业的“性别隔离”和性别角色的固化
家政、家庭服务工作固然可以为众多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的女性提供现实的生计性就业, 但是容易忽视女性在各个领域巨大的职业潜能。在通过鼓励非正规就业以解决女性的就业危机的同时, 一种把女性定位于简单的、服务性的、基于她们家庭角色延伸的职业模式正在逐渐得到固化。
非正规就业女性多聚集于低技能领域, 不仅会使两性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而且非正规就业领域极少的培训机会, 将使女性低技能状况长期不能改变, 男女两性之间可能出现“技能沟”。如果女性继续被排斥在高技能工种之外, 也就意味着女性进入正规就业领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职业的“性别隔离”被进一步固化。
4.女性劳动权益保障不足
当非正规就业领域女性劳动权益受到损害时, 由于缺少组织资源, 她们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因非正规就业, 她们通常“无主管单位”, 有劳务关系而无雇佣关系, 从而造成劳动保障缺失;二是工时工资问题;三是非正规性导致没有行业工作量标准;四是经济安全 (工资保障) 和人身安全权 (如工伤) 无保障;五是职业身心健康权受到侵害;六是中介管理不规范造成的侵权。
三、结束语
农村女性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 她们素养的提高对下一代的教育以及家庭健康状况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作用。对农村女性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仅能使女性个人受益, 而且能惠及家庭, 并有益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5]然而, 由于种种原因造成人力资本投资上的性别差异, 使女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少于男性, 从而造成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6]笔者认为, 进城务工女性的人力资本不足导致她们就业的非正规化现状, 就业非正规化又会对她们的收入、将来就业的机会、劳动权益保障等许多方面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 这就必将会导致职业模式的固化, 造成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因此, 促进农村女性就业, 维持农村进城务工女性的可持续生计, 是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的前提条件, 更是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 亟需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和建立强有力的社会支持系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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