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精选四篇）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篇1

一、汉文帝的个人经历

汉文帝刘恒 (前202年-前157年) , 汉高祖第四子, 母薄氏。西汉第五位皇帝 (前180年—前157年在位) , 在位23年, 享年47岁。史称其为人宽容平和, 在政治上保持低调, 也是《二十四孝》中为母亲薄氏亲尝汤药的主角。

吕后在杀害刘邦爱姬戚夫人和其子赵王刘如意后, 曾提议代王刘恒出任赵王, 被刘恒巧妙拒绝, 故而才能在吕后专权时期得以保命。

吕后死后, 因刘恒是刘邦当时现存年纪最长之子, 又宽厚孝顺。且刘恒之母薄氏的家族也较不强势。于是大臣们拥立代王刘恒即皇帝位, 是为汉文帝。

二、汉文帝时期的主要法律政策

汉初, 社会经济衰弱, 汉文帝推崇黄老治术, 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同时励精图治, 兴修水利, 重视农业, 废除酷刑, 使汉朝进入强盛安定的时期。

1、重视农业, 轻徭薄赋。

汉文帝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 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 (古代掌教化的乡官, 《汉书·高帝纪上》云:“举民年五十以上, 有修行, 能帅众为善, 置以为三老, 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 、孝悌、力田 (孝顺父母, 尊敬兄长, 努力务农) 若干人员, 并给予他们赏赐, 以鼓励农民生产。

同时, 孝顺的汉文帝关心百姓的疾苦, 刚当皇帝不久, 就下令:由国家供养八十岁以上的老人, 每月都要发给他们米、肉和酒;对九十岁以上的老人, 还要再发一些麻布、绸缎和丝棉, 给他们做衣服。春耕时, 汉文帝亲自带着大臣们下地耕种, 皇后也率宫女采桑、养蚕。

我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赋税是田租。田租是政府对土地所有者所征收的土地税。文帝二年 (前178年) 和十二年 (前168年) 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 即是租率最终减为三十税一。汉文帝十三年 (前167年) 颁“除田之租税”的诏令, 即全部取消田租的征收。免收全年田地的租税, 这在中国封建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除赋税外, 当时的徭役也非常繁重。据史载, 西汉凡年二十三以上, 五十六以下者, 每年须提供一个月的无偿劳动、三天的戍边兵役。凡不服徭役者, 则课以免役税。后来, 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文帝十三年, 颁布“除戍卒令”, 取消劳动人民的戍边之役, 减轻了劳动者的经济负担。汉文帝的这些措施, 让一个家庭的壮劳力再不用远去边关服役, 而可以安心地在家从事农桑, 对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 汉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 让只有皇帝所有的山林河流对老百姓开放, 为老百姓从事农林牧渔业创造了积极条件, 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农副业生产。文帝十二年, 废除了过关用传的制度, 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 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西汉前期新产生的大冶铁业主, 则更是文帝实行弛山泽之禁、除关津检查制度和允许自由冶铸政策的直接产物。如吴王刘濞, 就是在文帝时期“即山铸钱, 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邓通, 亦于文帝时“铸钱财过王者”, 出现了“吴、邓氏钱布天下”状况。同时, 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 维持和平, 以免耗损国力。这就是轻徭薄赋的政策。

2、廉洁爱民, 休养生息。

文帝生活十分节俭,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他在位期间, 宫室、园林、服饰和御用器具没有什么增加, 他穿粗糙的丝绸衣服, 宠妃的衣服也不许拖地。他严于律己, 有一次他想修筑一座露台, 一算需花费黄金100斤, 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家产, 就作罢了。他反对厚葬, 其坟修在长安附近灞水的旁边, 称做灞陵。修筑时顺着山陵形势挖掘洞穴, 不再加高, 陪葬品全用陶器, 不准用金银等贵重金属。因此, 国家的开支有所节制。有汉文帝这样节俭的皇帝做榜样, 贵族官僚也不敢奢侈无度, 这就从根本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这就是休养生息的政策。

3、废除肉刑, 以仁治国。

文帝十三年 (前167年) , 下令“除肉刑” (《汉书·文帝纪》) , 即将黥, 劓, 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 分别改为笞三百, 五百。还将秦法规定的: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终身服劳役的规定, 改为根据犯罪情节轻重, 改为有期限的刑罚;罪人服役期满, 可免为庶人。这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次重要改革。

其次, 废除收孥相坐律。文帝二年 (前178) 制诏丞相、太尉、御史, 要求讨论废除收孥相坐律, 虽然遇到了来自统治者内部的强大阻力。但文帝还是于前179年颁“尽除收孥相坐律令”。

再次, 废除诽谤妖言之罪。汉文帝还鼓励人们向朝廷提意见, 即使咒骂皇帝也不加治罪。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也是极其罕见的。

三、汉文帝法律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根源

汉文帝当时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政策是与当时相应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

1、汉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秦朝灭亡的过程, 吸取秦王朝教训是其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之一。

秦王朝的灭亡是在赋税、徭役、刑罚等方面过重所致。秦王朝赋税重, 占农民收成的2/3;农民还要负担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史书记载, 秦朝全国人口约2000万, 征发徭役和兵役的总人数达二三百万, 光是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这两项工程, 就征发了70多万人;秦朝的刑法十分严酷, 光是死刑就有砍头、腰斩、活埋、车裂等多种, 还有斩脚、割鼻等摧残人体的肉刑法, 连坐、株连、“夷三族”等。这样的情况, 人民怎能不怨声载道、社会经济怎能不趋于崩溃、秦朝怎能不覆灭?

2、汉初频历战争, 经济严重衰退是汉初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另一原因。

据史书记载, 刚刚建立的西汉, 国内到处是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物资匮乏, 连皇帝也弄不到4匹毛色一样的马来拉车子, 将相只能坐牛车;粮食、马匹的价格异常昂贵, 1石米的价格高达1万钱, 一匹马的价格则需要百两黄金。可以想象在广袤的国土上有多少人民流离失所, 风餐露宿了。

3、废除肉刑, 以仁治国与汉文帝个人的性格一脉相承。

汉承秦制, 汉王朝建国伊始, 诸事草创, 基本上都是模仿秦代朝廷制度。有资料证明从汉高祖初年到其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从汉文帝的性格和个人经历来看, 他是个饱经磨难的人, 所以能够生存下来, 就是因为他宽厚孝顺的人生智慧。所以, 面对西汉之初, 刚历经战争, 经济衰退的初会状况, 他推崇黄老治术, 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所谓“休养生息”, 即在社会大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者实行的宽刑薄赋政策, 以保养民力, 增殖人口, 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

他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 并给予他们赏赐, 以鼓励农民生产。这也说明汉文帝除了重视农业生产, 发展国家经济外, 他同样重视教化, 重视社会道德的建立和养成。据史书记载, 文帝十三年五月颁布的“除肉刑法”之诏, 体现了文帝不株连无辜、不摧残肉体的人道精神, 结果使万民感化, 这也就与他个人的宽厚孝顺的性格一脉相承。

汉文帝的自省和宽容 篇2

肉刑有四种：墨（刺黑字于额）、劓（割鼻子）、剕（断脚）、宫（去势）。文帝十三年时一名叫淳于意的太仓令（官名）有罪，被解送到京师，当受肉刑。淳于意有五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名叫缇萦。缇萦不忍其父受刑，上书文帝，称自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罪。文帝深受感动，下诏书废除肉刑。当时，除了宫刑以外的三种肉刑被废除了，宫刑则是到了隋朝才废除的。

文帝在诏书中说：“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还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意思说：现在虽然有了三种肉刑，但并没有能阻挡坏事，这是什么原因呢？莫非是我的德行不够，没有给大家明确的教导。我感觉很惭愧，是道德的教训不到家，所以老百姓才犯了错误。现在有些人犯错误，他们未能接受教育，而刑法却不管这些，强加于人。也可能这些人愿意改恶从善，却没有机会。我很可怜他们。

汉文帝在别人犯罪中反省自己是不是有责任。这种自省精神和秦始皇的一味严刑峻法镇压敌对分子相比较，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也正因为汉文帝的这种宽容和自省，创造了我国历史上难得的文景之治。他的除肉刑诏，避免了以后两千年中成千上万人经受残酷的刑罚，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里程碑。

最惨，最痛，最严的肉刑就是死刑。文帝没有废除死刑，而且死刑一直继续了几千年，还发明了更不人道的凌迟，不让人即刻死去，而是要被千刀万剐，变成一个血淋淋的活死人。而今可以告慰于文帝的是，世界的发展是顺着他的理想前进的，全球近二百个国家大部分都废除了死刑。

汉文帝的法律思想 篇3

关键词：《史记》 《汉书》 汉文帝 差异

《史记》《汉书》这两部史书都出自汉代，是我们研究汉以及汉以前的历史极其重要的文献资料，对于这两本史书，历来研究的人也不少，当然这两本书进行对比的文章近年来也越来越多， 汉文帝在两书中基本情节与形象非常接近，但存在若干细微差别，尤其在于展现人物形象时存在取材与视角等方面存在一些相异。认识这些不同，对于我们更全面完整地理解汉文帝有很大帮助，也有利于我们认识两位史家的史学眼光、史识及思想。

一.取材眼光不同

作为对同一个历史人物的传记，《史记》与《汉书》近似度极高。但是因两位史家的主客观因素的相异，就在取材上存在一些差异。在《史记·孝文帝本纪》中有缇萦为父诉冤这段史事，而且司马迁浓笔重彩，“妾父为吏，齐中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路莫由，终不可得。妾愿入身为官婢，以赎父刑罪。”缇萦的话直接就表现出了肉刑的残忍，孝文帝听说后感念缇萦的孝心，决定除肉刑。《汉书》中则略去了这段史事。缇萦是一位民间普通女子，汉文帝能够亲自接纳她的上诉，并且立即更改法律，这就可以称为旷世之举。而这种民间人物的事迹可能在班固看来是不入流的，因此《汉书》中弃而不写，只以“五月，除肉刑法，语在《刑法志》”这样写的话直接略过。司马迁曾经有过民间生活，而且多年漫游天下时重视民间境况，或许还有“民本”思想。他认识到人微之言而有改变汉朝制度作用，不惜笔墨予以重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的向下眼光，也可以看到司马迁的洞微烛幽的史学识见。当然，这样的描写更能体现了汉文帝关心百姓的疾苦，能够从百姓的视角出发，这不仅对汉文帝形象的塑造上就显得有些差异，而且也隐约可见“文景之治”盛世出现的原因。

再者，司马迁比班固更重视“小事”。汉文帝的生活细节司马迁多有具体描述。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对于一位帝王，在国家安稳之时，总是想要大兴土木，建造华丽的宫苑以供自己享乐。比较典型的是有一次孝文帝本也想建造露台，但后来听大臣说造价竟是“中民十家之产”时，他立刻放弃了计划，这点细节不仅显示出了孝文帝的勤俭，而且处事能够从百姓利益和角度思考，实在是难得的贤君。历史上的汉文帝不仅自己节俭，对妃子也要求节俭，“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死后，“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汉代是我国历史上厚葬成风的时代，近年来的西汉古墓考古发掘的发现可以证明，就是诸侯的坟墓内陪葬品真是价值连城，但是汉文帝却能够以百姓生计虑，薄葬利民。这样一位时时为百姓考虑的帝王，怎么能不令人敬佩呢！司马迁写的虽然是这几件很小的事，但是一个爱民的好皇帝展现在了我们面前，然而在班固的《文帝本纪》中，对这些事作了省略处理。

《史记》与《汉书》还有一个内容上的不同，司马迁在传记末尾加了一段汉景帝元年的诏书，而班固的书中没有。诏书中概括了汉代自高祖刘邦建国始至文帝间的历史变迁以及对高祖与文帝功绩的评定。其间盛赞高祖立国之功与文帝立德之盛。对汉文帝一生盛德行迹进行高度概括，其中有言“得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之句，虽难免过誉之嫌，但确实也是对汉文帝比较合理的评价。其中汉景帝与众大臣一致认为应该立“昭德之舞”来彰显和永念文帝之德，不仅体现了对汉文帝德行的高度肯定，也是一种承继其遗产的举动。这与司马迁的历史认知一致，也是明示其结论的来历。这种取材，可以解释汉代以德治天下的源头，其实与后代的变异更张可以形成对比，其隐微的意味若隐若现，其韵味深长。

二.细节处理相异

细节是反映人物性格和内心的关键因素，这不仅仅是表现的生动与否的问题。细节能够深刻地反映人物的内心活动和隐衷，让人体察出人物为什么做这件事。司马迁与班固在再现历史事件和图景时的细微差别之一就在于，司马迁更重视细节描写，让千年之后的我们能够身临其境地回到这个历史氛围之中。匈奴入侵是西汉前期经常出现的事件。司马迁在描写这件事的时候加上了孝文帝的表述：“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这句话出于十分节俭的汉文帝之口，不啻千钧之力。这充分体现出汉文帝为了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不惜花费巨资求得匈奴的满足，以换取边境的安宁。在西汉军力还难以驱除匈奴滋扰的时代，以输送财物为主获得息兵宁边，几乎是统治者不二选择。文帝一言，多少酸苦，多少无奈！

汉代有多次诸侯王叛乱之举。帝王在处理时也有明显的不同。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和汉武帝对付淮南王等人叛乱时采取的高压政策和荡平策略，历史上是很著名的。汉文帝时，也出现过淮南王刘长的叛乱。《史记》言：“群臣议，皆曰：‘长当弃市。’帝不忍致法于王，赦其罪，废勿王。”弃市是极其严厉的处罚，但对于谋反等大逆不道的罪犯也在情理和法理之中，群臣一致性建议应该是合理合法的。汉文帝却因兄弟之情，不仅没有采纳弃市的处置建议，而且还赦免了刘长的罪，仅仅废了王的爵位。在平叛后，汉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的严道和邛都，刘长还没到就病死了，孝文帝感到十分悲伤，司马迁述曰：“上怜之。”其实刘长是罪有应得，而文帝却因其死而产生怜悯之情，足见其心地慈善。后来追封为厉王，并且封了他的三个儿子。这一切都体现了汉文帝的悲悯之心。特别是司马迁写到，孝文帝在淮南王死后依然想念他，感怀良久。这样的细微之举，凸显出文帝是多么仁慈的一个人。

班固习惯于罗列大量的史实，每一年的大事，班固都会记录下来，做到不遗大事，史料比较完备。司马迁有时会省略一些所谓的“大事”，但是对能够深刻表现人物本质和内心的细节却从不吝惜笔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再现了生动的历史图景，尤其能够让读者在重现这些历史人物的表现时体味人物精神实质和细致入微的内心活动，更加回味人物的人格和思想。

三.“结论”不同

我国是史家习惯于在人物传记最后加上一段论赞，对传主进行评价，成为中国史书的通例。这种体例可以看到史家的思想观点、立场、史识，对后代人认识史学发展轨迹亦有帮助。汉文帝的本纪之后，司马迁与班固的论赞写法明显不同。班固的赞，基本上是对汉文帝一生主要行迹的概括，即用概述的方法将汉文帝的主要事迹陈述出来，可以说是寓论于叙，自己没有直接表达看法。司马迁在其“太史公曰”中，首先引用儒家圣人孔子的一句话作为总评“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世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此言特别突出了汉文帝的“仁”，在汉朝初期真正改变了原来沿用秦制的严法苛政，这是特别有眼光的见地。然后加以颂扬“德至盛”，将汉文帝在历史上最感人最突出的特点揭示出来，也是极有宏观视野的看法。纵观中国全史，汉文帝的“德性”可以说历代帝王无人能及，入“二十四孝”，大量减除肉刑，对罪犯宽大处理，对有罪之人以慈善之举让其羞愧醒悟，如此等等，史上罕有其比。这些应该可以看到司马迁有雄视千古的大家风范，有“通古今之变”的卓越史识。《史记》另有一个与《汉书》结尾不同之处，司马迁在结尾处还历述了汉文帝在代王任上以德治国和推行“仁政”的补叙。这也是《汉书》所无。仔细想来，司马迁或许在告诉人们，这是汉文帝一贯的行为与理念，不是因藩王入主而特别谦卑的缘故吧。

显而易见，虽然司马迁与班固两人都是汉代的史学家，而且写的传主汉文帝也是没有争议的帝王，但是他们在写其本纪时还是存在不少值得留心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会给我们许多启示和沉思。

蔡锷讲情义/汉文帝开仓验贪 篇4

文/钟倩

做大事者必有可敬之处。蔡锷就做人而言，可说之处很多，简单说两点：首先，蔡锷是个道德感极强的人，重情义，知恩图报。

这一点，又与他的人道精神无法分开。他虽身为军人，手握利器，却人情味极浓，不是那种机械化了的钢铁战士。最突出的是他

对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做法。

李对蔡锷有恩，是李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好的发展机会；受广西革命党人排斥之际，又是李把他召到云南，并且顶住种种压力，请朝廷任命他做了协统。

要革命了，这样的恩人在敌对阵营，怎么办？蔡锷首先想到的是，动员李总督参加起义，请他做云南都督。但是，李经羲坚决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如果杀掉李经羲，教科书可能会称赞他的“革命大义”，人们也不会说他什么。蔡锷却不忘总督大人对他的恩情，岂能因为革命就与恩人刀兵相见？总督府必须攻打，怎么办？

发动攻势之前，蔡锷写了一封信，请人去总督府带总督到法国领馆避难。起义成功之后，蔡锷又劝李经羲主持云南大政。李经羲顾念皇恩，不肯改变立场。蔡锷尊重李的选择，不再勉强。最后，蔡锷把李经羲和其家属送出云南。

据当事人回忆，李经羲是坐着轿子去车站的。蔡锷当时已经是云南军政府的都督，却跟着轿子步行，一直把总督送到车站。为

了防止路上出现意外，他还派了一个连的土兵随车护送。他不忘个人情义，又没有因为这份情义而放弃革命。

再者，是他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比如他与唐继尧的关系。

蔡锷到昆明，借唐继尧的人马和地盘起兵护国。在他未去之前，梁启超就曾嘱咐他：到云南之后，先要把唐继尧的兵权夺过来。

蔡锷到云南之后，却没有听老师的话，唐继尧请他做都督，他坚辞不受，一定要请唐继尧做，自己宁愿带兵入川。

从这种做法，我们可以看到蔡锷的厚道，也可以看到他的明智，他对别人内心的理解。借别人的地盘做根据地，却鸠占鹊巢，反客为主，甚至把旧主人赶尽杀绝，这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蔡锷不这样做，而是宁愿屈居唐继尧之下，因为他知道，自己在云南虽是老资格，但并未带来一兵一卒，从地盘到兵力，都要依靠唐继尧。

从唐继尧的角度想：他虽然是蔡锷的老部下，但此时是云南将军，滇军统帅，又刚刚被袁世凯封为一等侯，袁世凯待他不薄，他凭什么一定要跟你去冒险？同意一起冒险，同意把地盘和人马给你用，已经够意思，如果得寸进尺，让人家不痛快，人家就可以不跟你走。

蔡锷入川之后，为了援军和军饷问题，两人也曾闹得不愉快，蔡锷虽然也恼火，却能够理解唐的苦衷。人不可能没有私心，地方官有地方主义是正常的。蔡锷一个湖南人，跑到云南来，用云南的兵力财力讨袁，把云南作为根据地。做根据地，必然要付出太多，牺牲太多。因为没有哪个革命领袖会自带干粮出来革命，官多兵多，根据地的地皮也就刮得多。唐继尧不是不支持讨袁，他实在舍不得云南那点血本。所以，唐继尧不希望护国军规模太大，也不希望战线拉得太长。为了拒绝蔡锷，他在给蔡锷的电报中，甚至引用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

这一切，蔡锷都能理解，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他与唐继尧的合作。

汉文帝开仓验贪

文/张振旭

汉文帝刘恒登基伊始，做了一件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在国库储存房后方，修一条光滑的路坡。

历时二十来天，路坡修好，刘恒带着群臣前来参加竣工典礼。在群臣面前，刘恒说：“今天朕把这条刚修好的坡命名为‘功德坡’。朕宣布，把国库仓储后门打开，赏赐群臣到仓储里搬运国绢，能搬多少赏赐多少。各位爱卿搬运国绢必须从这条‘功德坡’经过，以示庆贺。”皇帝颁布这条振奋人心的圣旨，群臣呼应。刘恒宣布完，离开“功德坡”，回皇宫了。

皇帝离开，群臣更是有恃无恐，仓储门打开，大家争先恐后涌进仓储内争抢国绢。不到半天，几间仓储国绢被洗劫一空，“功德坡”狼藉一片。

掌灯的时候，刘恒在御书房等待太医交差。

太医们陆续到来，呈递当天病案记录。

原来，在搬运国绢中，有的大臣搬得太多，急匆匆走在又陡又滑的“功德坡”上，摔坏了胳膊、摔伤腿，还有闪腰的，岔气的……

刘恒仔细看了大臣们的伤情记录，脸上露出微笑。

翌日早朝中，刘恒宣布了革职大臣的名单。

退朝后，一密臣不解，问刘恒为何无缘无故撤了那些大臣。刘恒笑着回答：“有的大臣为了国绢居然摔得骨折，贪婪没有节制，他日必因此生变故，非朕可信之人。”

原来，刘恒修这条“功德坡”，就是想考核群臣的贪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