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性（精选六篇）
阐释性 篇1
顺应论
顺应论最早于1987年在国际语用学会上提出, 其成熟的标志是1999年维索尔伦“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书的发表。维索尔伦不再把语用学看作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而视其为研究语言的视角。依维索尔伦来看, 语言使用的过程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 交际者之所以能够对语言作出选择, 便是基于语言的变异性、协商性和顺应性。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2000, F15) ;商讨性指“所有的选择都不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的, 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 (同上) ;顺应性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中作灵活的变通, 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同上) 。语言的三个特性中, 顺应性以变异性、协商性为前提, 处于最高级别, 故学者们以顺应论命名维索尔伦的理论。
顺应论首先需要解释谁顺应谁的问题。维索尔伦提出解答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语境和语言结构。一方面, 语言的选择可以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 包括语言、语码、语体、语音、词素、词汇、分句、句子、命题、超句以及话语构建原则的选择。另一方面, 语言各个层面的选择需顺应不断变化的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维索尔伦一再强调, 语境不是静态的, 而是不断变化生成的, 故顺应过程具有动态性和双向性。作者在研究陕北说书的过程中发现, 陕北说书人使用语言的过程亦是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作出选择以顺应不断变化的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和语言语境的过程, 而此动态顺应过程也解释了陕北说书人的成功交际以及陕北说书的流行。
陕北说书语言的顺应性阐释
1.陕北说书的宏观体裁结构
陕北说书按说书时间长短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曹伯值将半小时至三小时之内的 (即说一晚上的) 说书列入中篇, 读者可以此作为参考划定长篇和短篇。受时间限制, 短篇小段内容、结构紧凑简单, 一般呈现出导入—正本—结束套词的结构框架, 而长篇和中篇的结构较为复杂, 尤其长篇, 可包括导入—正本—过场小段 (含关口小段) —结束套词。无论长、中和短篇, 正本为说书必不可少的部分。正本即说书正文或主体部分, 讲述故事主要内容。正本之前为导入部分, 正本之后则为结束套词。
书词各结构之间协调统一, 互相衔接, 过渡自然, 语言结构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对语言语境的顺应和说书人较强的顺应意识, 而各结构之间的衔接主要借助具体的语言实现。
本文研究的陕北说书书目中, 除1/3左右的小段、中篇《蚊虫诗》和长篇《刘公案》直奔主题外, 其余书目皆在正本之前加入导入部分。“导入”其实是笼统说法, 涵盖了所有正本之前的内容。实际上, 陕北说书的导入部分或提纲挈领, 总结正本内容, 或导入正本, 或压根与正本无关。至于篇幅, 亦长短不一:短可一两句, 如小段当中的“琵琶一响我开腔, 有一段故事听我讲”;长如长、中篇书目中的一首诗或/和一个小段/书帽, 如中篇《回龙传》开篇无关主旨的“杨六郎表功”韵白小段, 又如长篇《杨公案》以书帽开篇, 后随“斗大黄金印, 天高白玉堂, 不读万卷书, 谁能奉君王……”作为定场诗。书帽“是一部分或一场书正式书文之前加唱的小段” (曹伯植, 2010b, p.34) , 可与正本无关。广义的书帽包括短篇小段, 狭义的书帽“一般没有人物贯穿, 没有故事情节” (同上) 。本文采用书帽的狭义定义, 将其与短篇小段区分开来。书帽、定场诗主要起着等待听众、安定书场的作用。
万事开头难, 故作者试图发现书词首句的创作技巧。语料显示, 书词首句灵活多样, 无一定之规, 出现频率较高的如“拿起三弦定好音, 来下的明公我一声请”/“弹起我这琵琶定起音, 先说个小段请你听”。语料中以琵琶或三弦开篇的说书共有11个小段、2部中篇和1部长篇。其次是“说南乡, 道南乡, 南乡有个 (王家庄) ” (5个小段) 。
中长篇书目导入到正本的过渡有明显的语言标记, 如“吟诗一首/闲言几句, 书归正传” (4部长篇, 1部中篇) , 而故事的结束通常会提到书名 (32次) , 如“这就是《……》事一桩, 说到此处就算完/流落世界万古扬”或出现“书说团圆戏唱散, 这段故事就说完” (8次) 等套词。
长篇书目持续数日甚至月余, 故中间休息前后需加入过场小段。因《金镯玉环记》和《代州还愿》有明显的场次划分, 故以二书为例。《金镯玉环记》共分12场, 《代州还愿》共分7场。休息前的语言标记“说到此处住一住, 我歇一歇缓一缓再理论/下回书里再讲明”在两书中分别出现2次和4次;其余9次和2次中间休息安排在“书中人物命运遇到大转折时, 矛盾冲突到了最激化时, 故事悬念到了最强烈时” (曹伯植, 2010b, p.37) , 说书人以“关口”一词作为标记, 如《金镯玉环记》的“书有关口将有名, 抖乱头绪整不清。说在此处搁搁音, 歇缓歇缓再理论”和《代州还愿》的“书到此处住了吧, 故事到关口就搁定”, 此类小段被称为关口小段。休息后再次开场则以“不讲……, 也不讲……, 说的……”或“上回说的……, 回书再说……”等承上启下, 逐渐过渡。
最后, 同一场书内, 人物到人物的过渡, 也有特定的语言手段衔接, 如“不表……, 再表……”, “说书的难说两家话, 按住这家说那家”, “这把他按住先不明, 回书表表……”
说书书目各结构的先后安排及标记性语言使得语篇各结构之间紧密衔接, 按照线性序列层层推进, 充分表明了说书人选择语言时对语言语境和交际语境的顺应。面对混乱的会场、尚未进入听书状态甚或姗姗来迟的听众, 说书人无法直入正本, 于是书帽、定场诗等导入部分顺应而生。说书人选择说书语言顺应听书人及自身心理世界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导入、正本、结束语之间的过渡既是说书人积极策划的过程, 也是听书人理解和记忆的过程, 说书人过渡词语的选择方便或提示听书人把握说书结构, 辅助其理解和认知过程。第二, 人类认知有一定的缺陷, 不能毫无休止的工作, 说书人选择过场小段即是顺应了人类认知和记忆的局限性, 为大脑提供一定的休息时间。第三, 口语不同于书面语, 有转瞬即逝的特点, 不易记忆;过场或关口小段之后的部分提示听书人休息前的说书内容, 顺应了人类易忘的心理特性。最后, 说书人选择在关口停顿, 亦是考虑了听书人忘情之处欲罢不能的心理状态, 故而有把握留住观众;当然, 关口小段的设计也不排除说书人对自身身心需求的顺应, 顺应休息和收钱的愿望和意图。
2.语音
陕北说书的语音有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 陕北说书植根于陕北大地, 使用的是陕北地方语音。后鼻音化和入声是陕北说书语音最为突出的特点, 如[en], [in], [un] (甚, 亲, 顺, 孕) 等多发为后鼻音, 而说书中亦有一部分读音保留古汉语的入声, 读音短促, 一发即收, 如职、说、发等。另有特殊的发音, 如下[ha]、鞋[hai]、街[gai]、山[san]、愁[cou]等。一般说来, 如若说书人和受众皆为陕北民众, 即如本研究中的陕北说书交际者的情况, 说书人没有较大的语音选择余地, 甚或仅具陕北方言, 说书语音的选择没有明显的意识参与;而舞台说书人选用普通话, 则表现出顺应全国观众语言环境的强烈意识。因舞台说书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故不再详述。
第二, 陕北说书顺应场景、情节和人物性格的需要, 话语速度时紧时慢。以张俊功的《快嘴》为例, 张先生扮演快嘴角色时, 口若悬河, 滔滔不绝, 向我们勾画出一个能言善道、心直口快、泼辣直率的快嘴姑娘形象。
第三, 陕北说书节奏感、韵律感强, 语音的选择充分顺应了押韵审美的需要。因其韵律与文体密切相关, 故在文体一节详细探讨。
3.词汇
陕北说书用词简单、生活化, 词汇表现出较强的陕北方言特色。通过对语料的分析, 作者提炼出以下几类风味奇特的陕北说书词汇。
叠词。张俐 (2006) 提到, “陕北方言中单音节名词、动词以及量词大都可以重叠” (p.86) 。陕北说书中叠词多现, 如心口窝窝;圆圆长个圆脸脸, 花花长对花眼眼, 竹竿竿身材杨柳腰……;头戴一个帽帽没顶顶;从小小就好哭;你多会跟大会跑跑, 叫你妈给你缝上个花袄袄;油花花, 酱点点, 芝麻面面姜片片, 猪头头, 羊脸脸, 香得客人扭眼眼……
助词。陕北说书中的助词别有风趣, 如晓得噻;吃喀也脆, 嚼喀也香;你咋去转个圈圈, 买下了买, 买不下咋回来……;咋我写一支请帖, 叫范丁赶紧请草上飞来拿……另外, 陕北说书中语气助词连用现象较为普遍, 如老鬼, 咋该就看你起哩么, 人会起了名哩;嗯, 是哩嘛;哎, 那大概走呀嘛, 那见天走哩么……
缀词。此类词汇因难以归类, 且无法独立使用, 仅能缀于其它词汇前后, 故列为缀词。陕北说书中最为活跃的缀词当属“格”, 如白格生生眉眼, 嫩格崭崭女子, 俊格旦旦女子;另有“达”, 如这达, 那达。
其他土语。脑 (头) , 急壳子 (结巴) , 解下 (知道) , 害气 (生气) , 装新 (拜堂成亲) , 不敢 (不能) , 坎忽儿 (差点儿) , 短不下 (少不了) , 盛 (居住) , 地流平 (平地上) , 灰 (冒失, 傻愣) , 交零 (完成) , 脱笼 (开始) , 尔格 (现在) , 可囊 (多) , 麻达 (麻烦) ……
活泼生气的语言为陕北说书注入了朴实的乡土气息, 极大地便利了轻松和谐的说书氛围的营造, 进而有利于成功的交际。
4.文体
陕北说书的文体特点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语体、修辞和书套。
⑴语体
陕北说书韵散结合。韵白讲述故事, 多七字一句, 亦有八字或十字一句, 句尾押韵, 听起来节奏感强, 朗朗上口。而尤具特色的则是专属陕北说书人的陕北韵腔, 如前文提到的后鼻音:忙得个老婆子没有慢行/双手端过来个洗脸盆/冷水滚水掺了个匀/架架上拿来一块花汗巾 (回龙传) 。句中的“盆”、“匀”“巾”皆发成后鼻音, 便于押韵。又如:大脚娘, 扑上来/勾子一霸拿起一只鞋。“鞋”字音读[hai], 与“来”押韵。故即便是曹伯炎等面向全国观众的著名舞台说书人, 改说陕北方言为普通话的同时, 亦选择保留陕北韵腔, 以便顺应韵律和语音语境, 顺应听众的审美需求, 体现了说书人强烈的顺应意识。当然, 韵白的选择不乏其他因素的考虑。说书人是民众眼里的先生和文化人, 有一定的权威和神秘感, 选择整齐、文雅、并非凡人皆能使用的韵文顺应了说书人文化上的优越感以及维持其地位和威信的心理需求。
然另一方面, 陕北说书韵白并非艰涩难懂。主要原因有二。第一, 韵白用词简单、生活化;第二, 从句式上看, 小句多为无标记小句, 事件铺排体现出明显的时间线性, 符合人们认知世界的习惯, 如《双头马》韵白部分:“张天顺, 没消停, 上了高楼十三层, 双手推开门两扇, 月桂月兰便开言。张月桂, 张月兰, 便把爹爹叫几番。你老家不在上方坐, 上楼有个甚事情?张天顺有语开言道, 把二位女子叫一声……”即是按照事件发生的顺序构建小句, 向听众展开一系列时间紧密相连的画面。总而言之, 韵白高深的面纱下隐藏的其实是最朴实的语言, 并未给群众的理解带来困难, 体现了对群众文化水平和理解力的顺应;固然, 此种韵白的选择必也受制于说书人并不太高的文化水平。
⑵修辞
陕北说书书词运用大量的修辞手段, 最为普遍的是夸张和比喻, 如描写人穷时说道“盛的那些烂房没顶顶, 遮不住雨来挡不住风, 月亮下来就顶灯。十个囤囤九个空, 倒把慷面磨半升。老鼠饿的打能能, 芥蛄饿的发迷昏”;描写将军外貌时用到“头如斗, 眼赛铃”;描述骑马时用到“上山真像钻天鹞, 过湾好像小黄莺。过河好像雕翎箭, 下山好像滚流星”。通过对多篇书词的分析可以发现, 这些优秀的说辞一经使用, 便被其他艺人广泛套用, 进而发展成书套。
⑶书套
简单说来, 书套就是描写人物出场、穿衣打扮、街头景象等主题和典型场景的固定说辞和程式化结构, 不会对故事情节产生影响, 可以套用到多部书词。如一提到人穷, 艺人们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上文的描写, 将其运用到自己的说书中。书套的使用具有强烈的修辞效果, 故将其与修辞手段一并置入文体部分加以讨论。
作者认为, 修辞手段和书套的使用是顺应人类记忆和认知特点的结果。前文已经讲到, 说书作为一种口语语体, 直接诉诸人们的听觉, 具有易忘和转瞬即逝的特点, 故而说书人需搬用形象语言渲染强烈的效果, 帮助听众在大脑中实现听觉材料到视觉材料的转换, 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听众的感知和记忆, 从而抓住人心, 而修辞和书套正是传递这种形象语言的有效手段。另外, 书套的使用还有其他便利:第一, 艺人在说书过程中慢慢发现, 只要场景合适, 这些书套可以用于多部书词, 从而省去了加工创造的努力, 说书过程中可以信手拈来, 为我所用。第二, 因为艺人事先已经熟记大量书套, 经过熟记和多次应用后, 再次调动书套如同条件反射, 无需太多的记忆努力, 如此可将更多精力放在记忆非书套部分。第三, 如若艺人说书现场忘记故事内容, 可以利用书套延长甚或拖延说书时间, 填补时间空白, 从而留出更多时间恢复记忆。故而可以说, 书套是顺应说书人和听书人认知和记忆的产物, 体现出说书人高度的顺应意识。
5.内容
陕北说书作为民间叙事文学, 题材丰富。就本文研究的陕北说书来看, 书文多围绕奸人受惩、善人得报、男女爱情、家庭关系、王公落难、历史人物、诙谐调侃等主题展开。书文的宗旨无外乎劝恶扬善, 宣扬善恶终报、爱情忠贞、父慈子孝, 劝人切勿嫌贫爱富或不择手段贪慕富贵权势, 当然也有部分书目纯粹娱乐大众。由此不难看出, 陕北说书内容的编排是对群众价值观和爱憎心理的顺应, 顺应了人民群众渴望和平、平等、友爱, 建立美好家园的愿望;战胜位高权重的邪恶势力、奖赏人微言轻的善良小民给草根阶层带来了慰藉、快感和心理满足;陕北说书对正面思想的宣传是对社会道德规范、主流意识和价值取向的顺应, 而说书人围绕人物小缺陷和家长里短编就的搞笑小段则顺应了大众的娱乐心理, 给生活单调枯燥的陕北农民带去一丝阳光和微笑。
结语
陕北说书博大精深, 底蕴丰富。限于篇幅, 本文仅着眼于语言特点的探索, 对分析过程中不断涌现的其他亮点只能忍痛割爱。每一亮点, 如说书人的手势、表情、目光、笑声等非语言性符号, 逼真的声音模仿, 舞蹈动作、道具、各种乐器表演等艺术手段, 猜字谜互动、仪式小段的即兴编造皆体现了对特定场景的顺应, 为陕北说书的成功增添了一份筹码。另外, 如若扩大研究范围, 将语料延伸到现代说书, 将会更好地展示说书语言各层面对语境的动态顺应, 如说书内容从封建宗教到写实的转变, 词汇方面时新词汇的引进等。所有这些有待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摘要：陕北说书是中华艺术的瑰宝, 2007年被列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出于对说书体裁以及受众的考虑, 陕北说书人在语音、词汇、句子、修辞、内容、体裁结构、语体和语码等语言各层面不断进行着选择, 形成了陕北说书语言的独有特色。陕北说书语言体现了说书人对受众语言环境、认知水平、审美需求、情感和价值观的顺应, 对说书人自身地位、文化水平和娱人角色的顺应, 对交际场合和交际双方社会关系的顺应以及对说书语篇组织布局的顺应。
关键词：陕北说书,语言,顺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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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位推进模式的语境顺应性阐释 篇2
主位推进模式的语境顺应性阐释
本文在Verschueren的语言顺应论的框架下,着重探讨了语境关系顺应和主位推进模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揭示了主位推进模式在语篇生成中的本质和作用.
作 者：李冰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外语学院,济南,250100刊 名：中国科教创新导刊英文刊名：CHINA EDUCATION INNOVATION HERALD年，卷(期)：“”(35)分类号：G424关键词：主位 主位推进 语境 顺应
人文性与语文的关系之哲学阐释 篇3
既然人文性是语文的性质，那么，性质属于本体论的范畴，运用哲学的有关思想来解释语文与人文性的关系，可以认清人文性的在语文中的实际地位，进而确定人文性在语文教学中的表现形式。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实体与属性、内容与形式、普遍性与特殊性等三个方面说明、解释。
一
实体是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是既成的现实，是一切必然规范。一门学科有自己独立的、自身统一的对象，这个对象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实体性的。语文课程的实体是什么？我们抽取几个阶段的课程规定，可以看到，课程对象在课程规定中是清楚的、一贯的。1923年的《小学国语课程纲要》规定的课程主旨是“练习运用通常的语言文字”；1963年《全日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生能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2000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高中语文教学，要在初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水平”。早在民国时期，潘树声明确提出，教授国文应当以语言为标准。当代语文教育大家王尚文先生在他的专著《走进语文教育之门》和多篇论文中一再地表达：“语文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从课程规定和资深语文专家的认识看，我们课程的对象是祖国的“语言文字”，“语文”即是我们学科的实体性对象。
属性是一种事物和其他事物相互联系中所表现的固有的特性。事物的外在属性通过感官感知，比如色、声、味、位置移动；事物的内在属性则需要通过思维才能触摸到，“苹果落地”可以观察到，这种现象所反映的万有引力规律只有思维才能把握。
就实体与属性的关系来讲，首先，实体是主体，是属性的根据，属性依赖于实体而存在。在洛克看来，性质“不论物体处于何种状态，它都绝对不能与物体分开”①。人文性是一种普遍的性质，即便在物质世界里，房屋、汽车等也蕴含人文性，语文的人文性蕴含在语文之内。云南有一个少数民族，他们打鱼叫借鱼，打柴叫借柴。他们不是要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而是和自然和谐相处，相互尊重、相互体谅。“借鱼”“借柴”的“借”就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人文精神。语文的人文性是在感知、品味、分析语言的过程里表现出来的，脱离了语文这个实体，本末倒置地、任“性”地发展下去，必然会脱离语文教育。
其次，实体的属性不是单一的。实体是整体，有多方面的性质，每一性质仅仅是实体的一个片面。性质不能替代实体，即使是全部的性质相加，也不等于实体，实体是有机统一体。“语文”是全体，即使工具性成立，人文性也成立，工具性与人文性相加，也绝不等于语文。现在流行的说法是，按照工具性，语文应该教知识和能力，按照人文性，语文应该教思想和情感。把性质从实体中抽取出来，用人文性或者工具性作为确定课程内容的标尺，一方面割裂了性质与实体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取一种性质而把其他性质放在一边，这也是不符合事物的真实存在和人的认识规律的。属性虽然重要，任何实体必借其属性才可以认识，不可能只是实体而无属性，但是，更不可能只有属性而无实体，唯有在它们的统一性中才能把握到正确的标尺。
关于语文与人文性的关系，王尚文先生的认识已经十分透辟了。他认为，舍人文而讲语文与舍语文而讲人文，实质上都是由于对语文与人文的关系认识不足所致。前者无视它们之间深刻的相关性，只见“文”而不见“人”，并且常常把语文缩减为单纯的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后者则因其相关而以“人”取代“文”，从而取消了“文”。王先生打比方说，一棵树木的生长当然与日照的长短、土壤的肥瘠等相关，没有土壤，它无从生长，没有阳光，也必然枯萎，但是，阳光和土壤毕竟不是树木，如果我们的目的在于种树，让树木成活并茁壮成长，就不能不关注树木本身成活成长的规律，讲究土壤作用，也只能着眼于它们与树木成活成长的关系。
二
所有的实体都有内容与形式，内容与形式是一对统一的范畴。我们读一首诗歌，对于它的内容和形式固然可以有不同的侧重，只是我们永远没有可能从中取出单纯的内容或单纯的形式。《静夜思》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但光是“思乡之情”这四个字不能感动读者，他的诗意依存于它富有韵律的语言中，语言的韵律与作品的诗意不可剥离。
作为对象的形式，是作为对象内容自身的形式，它是现象界中实际存在的同类事物的内容互为根据的联结、关系和统一，是现象的规律。《离骚》《陌上桑》《春望》《咏柳》《致橡树》等，尽管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因为形式相同，具有共同的本质，我们还是把它们归为诗歌。语文课程中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因为它们都是语言的表现形式，语言把它们统一为一门课程，我们才把那些优秀的语言作品选作教材。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作为语文教育的内容，它们统一于语言，语言是它们的本质。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语言自身的特性要求我们，语文教育必须在活生生的语言作品中进行，通过把握语言形式来理解语言表达的意义。过去曾经一味强调阅读和写作知识，从而导致课文的教学仅仅为讲解语文知识服务等弊端，死守语文知识的围城，语文教学失去了原本应有的灵性。
语言有形式，同时具有意义。如果撇开语言形式，一味追求语言的内容，即使举着人文性这样崇高思想的旗帜，也是片面的。能够作为语言内容的，凡人类活动，无不可能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物理的、生物的、法律的、政治的东西，都现实地成为了语言的内容，假若只专注于这样的内容，就会把语文课程上成哲学课、道德课、环保课等，没有把语言形式与内容统一起来，才导致教了“泛语文”“伪语文”。单纯地强调人文教育，必然地忽视语言形式，把语文课上成思想课。我们不能把语言形式与内容割裂开来，片面地追求语言形式或语言内容都是不符合认识逻辑的。
我们的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其他课程以语言的内容为对象，我们的课程则把关注的重点由语言内容转移到语言的形式上，由“说什么”转移到“怎么说”上面，这是因为，形式在这里是最为本质的东西，只有语言的形式才把语言与其他学科区别开来。王尚文先生说：“语文之外的其他课程诚然不能越过形式而把握内容，但它们往往把形式当作掌握内容的跳板，可以得鱼而忘筌，即便关注它的形式，目的也仅仅在于更好地理解它的内容；语文就不同了，虽然在品味形式的同时也在理解内容，但它的目的主要不在把握内容，而是学习特定的形式，如何表达特定的内容。”②在《荷花淀》中，水生要上前线，水生嫂说：“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如果把这里的句号换成逗号，表达的意思是“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是假，拿家里的困难来拖他的后腿才是真；用句号，表明水生嫂支持丈夫参军是真的，而家里有困难也是实际存在的，作为丈夫，你要理解和体谅‘我的难处。”单纯从语言的内容进行教学，则可能要分析如何处理夫妻关系，或者如何处理事业与家庭的关系。把形式与内容结合起来，才能准确理解水生嫂的内心世界。
着眼于语言形式的教学不是不重视语言的内容，反而能够更深入具体地理解内容，因为作为内容的“意义”是语言的核心要素，这里讲的内容是与形式统一的内容，是形式为自己创造的内容，与形式同一，这种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内容正是文本或作者“人文精神”渗透之所在，结晶之所在。
三
个别的东西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个别性包含着特殊性，也具有普遍性。作为个别性，一匹白马既不同于黑马，也不同于其他的白马，它是一匹独特的白马；同时，它属于马，具有马的普遍特性。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语言，每一首诗歌，每一篇小说，都是用语言的普遍意义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思想，都是语言的普遍意义与个人的特殊情感、思想的统一。
在语言学中，语句意思指语言直接呈现出来的、表层的意义，属于语言的基本意义，又称概念意义，或词汇意义，这个意义属于普遍性意义。作者运用语言来表达，一定有自己的意图，作者意图是隐藏在表层意义背后的意义，也称为附加意义，这个意义属于特殊性意义。黑格尔有一句话：对同一句格言，年轻人所理解的意义，总是没有饱经风霜的老年人所理解的广泛和深刻。格言表达了普遍的意义，理解的人都可以引用，但是，年轻人和老年人引用的同一句格言，却包含着各自的特殊体验。
说话有意图，写文章的意图更是明确、集中。具有人文情怀的作者，他能够把人文精神充分地溶解在他的语言作品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的表达总是由于某种情境的启发诱导，激活了自身表达的动机，从而推动他实施表达活动。面对客观存在的人物、事件、景物，他不会照相似地把它们拍摄下来——即使是拍照，也按照一定的原则取舍。客观的事物成为作者意识的对象，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材料，用自己的意愿把杂乱的材料组织起来，写成一个结构完整、浸透着作者意图的文本。优秀的语言作品浸透着人文精神，在教学中，我们通过分析语言来体味作者意图， 体味、发现作者意图的过程，也就是人性光辉释放的过程，也就是学生沐浴人性光辉的过程。
老舍的《想北平》表达对北平的热爱之情，文中写道：“虽然那里也有空旷静寂的地方，可是又未免太旷，不像北平那样既复杂而又有个边际，使我能摸着——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作者通过比较写北平的特点，我们感受到的是老舍对故乡那亲近、亲切，思而不见的心疼的诚挚情感；《中国石拱桥》是一篇比较客观化的说明文章，从语句意思看，这篇说明文介绍了中国石拱桥的特点、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知识，从作者意图看，则是歌颂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卓越才能。王尚文先生充分地分析这篇文章之后说：“这些比喻、引用和拟人都是作者基于歌颂人的情怀而自觉运用的产物——假如作者对中国石拱桥是出于客观介绍的意图或是否定的意图，他还会写得如此充溢着热爱之情吗？”③
对于同一事物，作者意图不同，表达形式也不同。有一则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以色列武装直升机24日袭击了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几处目标，至少炸死4人，炸伤9人。这之前几个小时，以色列境内遭到26枚‘卡桑式土制火箭袭击，共有5人受伤。”作者的价值观念和立场决定了作者意图，作者意图一定要求自己的文章按照意图的样子表现出来。这则报道的作者意图是掩盖巴勒斯坦的恐怖袭击，抹黑以色列，那么，报道时便倒因为果，混淆视听。很显然，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反映了作者意图。
作者意图是文章的灵魂，不是直接看到、听到的，而是通过语言思想到的。作者通过标点符号、词语、句子结构以及段落的安排来传达自己的意图，那么，我们也要通过标点符号、词语、句子结构以及段落的逻辑关系来把握作者意图。就是说，语文教学要在理解语言的普遍意义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它的特殊意义，语文的人文性就包含在语言之中，能够在语言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理解语言的意义，人文性自然显露了出来。
综上所述，语文的人文性是蕴含在语言中的人文性，是语言形式创造出来的、与形式高度统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普遍意义与作者意图相结合而表达出来的人文性。紧扣语言，通过琢磨作者如何使用语言，如何表达自己的意图，通过语言的普遍意义来理解作者意图，这样，具有独特内涵的丰富深刻的人文精神就能自然地彰显出来，从而感染学生。我以为，这才是语文课程人文性的要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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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冯契：《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②王尚文：《紧紧抓住“语文”的缰绳》，《内蒙古教育》，2005年第1期。
③王尚文：《走近语文教学之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阐释《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寓言性 篇4
一、多重寓指的主题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的主题呈现出强烈的多义性, 表现为以“傻子”作为“讲故事的人”而存在的, 经由傻子视角和口吻讲述故事便形成了傻子视角和“白痴叙事”, 从而使文本清晰地呈现出多重主题。余华选择傻子作为视角, 是由于傻子拒绝对事物的理性判断, 也就是巴赫金所指称的傻子具有“不理解”特性。《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的来发在别人问他“你是傻子吗?”这个问题时, 他点点头说, “我是傻子。”为了强调来发的傻, 小说还引用了来发爹生前的话, 他说“来发, 你是个傻子, 你念了三年书, 还认不出一个字来。”显然, 作者并不是仅仅讲述一个傻子寻找名字、渴望命名的忧伤的故事, 而是对个体生命、民族、人类进行反思的寓言。
首先,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是一篇反思个体生命尊严的寓言。余华平淡的叙述傻子来发被周围正常的人欺负的事情, 但这种叙述中却并不渗入作者的主观情感。而在这种冷静的叙述背后, 是余华对个体生命存在境况的探寻。傻子来发没有得到作为群体出现的许阿三等人的尊重, 但是作为知识分子象征的陈先生也没有得到认可和尊重。傻子来发是许阿三们嘲笑、辱骂的对象, 陈先生则是他们冷落的对象, 这可以从他最初为“我”说话但丝毫不奏效中可见出一些端倪。通过透视陈先生和傻子来发的悲剧, 我们不难发现, 个体生命的尊严很难得到作为群体的许阿三们的尊重, 从而使人类世界变成了猪的城邦和心的荒原。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本自由, 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 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1]保持个体生命的尊严, 使傻子来发和陈先生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 就必须使个体生命赢得自由和尊严。所以这是一个个体生命的寓言——当下智者的生命寓言。
其次,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折射出中华民族传统的自然宗教和人伦意识。在中国, 所谓自然宗教就是对天的尊崇敬畏。在西周初年的文献《胤征》中说:“奉将天罚”。中国古书中几乎都贯穿了“天”的思想, 儒家经典不用提, 就是九流杂家也都有对“天”的言论, 如《荀子》中有《天论篇》, 《墨子》中有“天志”三篇, 《庄子》书里几次提到“造物者”和“真宰” (1948年版《辞海》注曰;“天为主宰万物者, 故云真宰”) 。老百姓也把“老天爷”或“天老爷”挂在嘴头上。书中陈先生对许阿三们欺辱来发的行为进行批判就是基于传统的自然宗教。他说:“你们是在作孽, 你们还这么高兴, 老天爷要罚你们的”。此外, 书中还渗透了“无后为大”的人伦意识。孟子云:“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儒家文化认为传宗接代, 是人伦美德, 是每个正常人所应尽的义务。若没有后代, 则为儒家之不孝。当傻子问“他们”死了以后谁去收尸, “他们”就说:“我们有儿子, 有孙子, 还有女人, 女人还没死呢, 你呢, 你有儿子吗?你有孙子吗?你连女人都没有。”最后尽然连傻子都明白了这种“无后为大”的人伦意识:“我也知道自己是个俊子, 知道我这个傻子老了, 我这个傻子快要死了, 有时想想, 觉得他们说得也对, 我没有儿子, 没有孙子, 死了以后就没人哭着喊着送我去烧掉。”可见这种意识的影响之深远。
最后,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以隐喻的方式探讨了人类本性的根本问题, 阐发了发人深省的道德寓意, 是一篇反思人性的寓言。余华在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对人性进行了可能性的揭示。赫胥黎曾说过:“人与人的差别常常比人与兽的差别还要大。”傻子来发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男孩。他的母亲和父亲先后离他而去, 来发成为了孤儿, 他主要是靠给镇上人送煤为生。但是这个自食其力的人却是镇上人们欺负和取乐的对象。能给傻子来发带来温情的是一只狗, 而不是人。其周边的人只是一味的伤害和侮辱来发, 没有人真正关怀过他。来发虽有勤劳善良的美德, 却因为智力残疾而被他人随意欺辱。这种欺辱深刻地呈现出常人人性的残暴。作者以“傻子”的视角批判周围的人, 这些人中既包括许阿三们, 又包括知识分子陈先生, 甚至还有许阿三的孙子。在篇小说里, 余华深刻地展现出人性的冷漠、自私和残忍。这种冷漠、自私和残忍的人性并不是个体所独有的, 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人性。作家通过傻子来发的命运揭示出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
二、符号性的人物形象
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 人物形象是非传统典型意义的寓言式抽象符码人物。人物不再具有确定的意义。“在寓言的直观领域里, 形象是个碎片, 一个神秘符号。”[3]本雅明认为破碎性是寓言性文本最根本的内在特性, 因为它表现的是现实的真实。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 人物形象是非传统典型意义的寓言式抽象符号式人物。“寓言型形象与象征型人物形象的整体完美、意义明晰的肯定性特征不同, 表现出人的存在的荒诞、悲剧、颓废等否定性特征。如果说象征型人物形象具有充盈、丰满的典型特征, 寓言型形象则属于衰微破碎的典型碎片”, [4]而傻子来发、许阿三们就属于衰微破碎的典型碎片。人物形象的破碎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话语权的缺失、病态人格的展现。
个体被命名为傻子, 便意味着个体话语的无效以及作为一个人主体地位的丧失。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 主人公傻子名叫“来发”, 但人们却从来不叫他的名字, “我一上街, 我的名字比谁都多, 他们想叫我什么, 我就是什么”。“傻子”是一个符号, 他代表了历史上千千万万没有名字的底层大众。傻子没有名字暗示了这样一个意指:弱势个体在历史的长河中, 都没有为自己命名的权利, 在历史文明中只能处于失语的状态余华把傻子作为主人公, 就是对传统社会的颠覆。
“病态者”的描述也是作者表现破碎的一种。生理的疾病或心理的怪癖, 于人是在所难免的, 有人就有病态。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 “病态者”的描述也是作者表现破碎的一种。表面上看“傻子”来发是一个“病态者”, 但实际上许阿三等人才是真正的病态者, 虽然对他们的病态并未得到细致的刻画, 更像是叙述时漫不经心的一笔, 然而这不起眼的病态却极大地揭示出人性的残酷和存在的荒谬。许阿三等人是真正的恶魔, 比如他们对“我”的欺辱, 他们杀狗这些破碎的形象放在破碎的图景上, 于是产生了怪诞。本雅明认为, 作品的未完成性能更好地暗示作品的完整性、连续性的丧失。
傻子话语权的缺失、许阿三们病态人格的展现都使作品变成一个片断, 而这个片断正好与作品内在世界的破败相辉映。小说中各个片断的重复出现, 构成了人物形象的一种普遍的特征, 从而使小说呈现出一种破碎的基调。但是, 这种主体的分裂性虽然呈现出人性恶的一面, 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却显示出人性的真实, 让人能有勇气面对真实的自我与世界, 从而能够很好的拯救自我和世界。
三、忧郁注视下的主体
本雅明所言, 忧郁是主体的一种精神感受。他认为寓言是一种忧郁的沉思和体验, “客体在忧郁的沉思下变成寓言”。[5]纵观《我没有自己的名字》这篇小说的忧郁色彩, 主要体现在由孤独、死亡混合形成了一种极其沉重的基调。
孤独是这部小说的总体氛围。小说主人公来发的孤独不是无人理睬的孤独, 而是来自于周围人对其取笑、侮辱折磨中的孤独, 这种外表看起来热闹实质上却更衬托出来发的孤独。来发由于小狗的陪伴, 得到了精神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撑。但是周围的人却把陪伴来发的狗给打死吃了, 使来发连仅有的一点精神支柱也剥夺了。来发在众人取笑中独自承受着一切人为的不幸以及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这种弱势群体面对强大外力的孤独, 不仅体现在傻子来发身上, 也体现在陈先生身上, 他作为知识分子试图对底层大众进行精神启蒙, 然而傻子依然故我, 从而使他的启蒙失去了意义, 使他感到孤独。在启蒙失败后, 他又想融入许阿三们这一群体, 但是许阿三们并没有接受他, 面对这致命的打击, 他再次承受孤独。这种个体性的孤独命运使小说的基调变得非常沉郁与感伤, 小说被深深的忧郁氛围所环绕。
死亡带来了更深层面的忧郁。小说中来发的父亲、小狗、陈先生、许阿三的纷纷离开, 使作品的忧郁氛围更加浓烈。与来发相伴的父亲死后, 他能获得的温情只是来自一只同样遭到人类抛弃的野狗, 但是许阿三等人却残忍的把与来发相伴的狗杀死吃掉, 来发很悲痛, 暗示了美好亲情的消失;陈先生作为启蒙者, 他的死象征着启蒙的彻底失败;许阿三死掉后, 看似愚昧随着许阿三消失了, 但当在许阿三的葬礼上, 许阿三的孙子任问来发:“喂, 我是不是你的爹”时, 人性的劣根性任然延续下去了。每一个人物的离世, 作者都没有进行悲痛的描摹, 却以及其冷峻的笔调勾勒死亡。余华虽没做悲痛的描摹, 但却更让我们悲痛沉郁, 更让我们难以忘怀。
“忧郁者所能允许的自身的惟一的快感, 而且是有力的快感, 就是寓言。”因此, 作家选择用寓言来言说。她用破碎的图景再现衰败、黑暗的真实现实, 用孤独、疯癫、死亡的元素营造忧郁的氛围, 不断在碎片中拼贴意义, 不断在废墟上寻找价值。本雅明认为寓言是忧郁者的沉思, 忧郁是寓言仅有的感情。在世界的沉沦中, 正是忧郁者凭借着忧郁, 清除对客观世界的最后幻觉, 赋予世界以新的意义。这就延伸到寓言作品的旨归性的重要属性:救赎性。
寓言性文本以救赎性作为其本质特性。寓言性文本呈现给读者一个破碎混乱的世界, 其真实的本质被破碎性的表象所掩盖, 这就需要发挥读者的力量。其以假的形式逼近真, 是寓言救赎力量的所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正是如此。面对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以及荒诞本质, 余华并没有就此沉沦堕落, 而是将小说的笔触继续往前延伸。他用忧郁的目光看待世界, 用忧郁的沉思反思现实, 最终揭开现实美好的假象, 在彻底毁灭的世界里, 站在惨痛、凄凉的废墟上毅然吹响希望与拯救的号角。余华借助反讽修辞将自己的真实态度和事实真相蕴含于似是而非的假象中, 使读者透过假象领悟个中真理, 从而使文本获得了更有力量、更有意味的批判和颠覆。
摘要：余华的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内容丰富、意蕴深刻, 具有独特的现代寓言性。本文拟从纵深的多重主题、碎裂的人物形象、忧郁注视下的主体三个方面深入挖掘小说所具有的现代寓言性的本质特征。
关键词：《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寓言性,多义性,破碎性,忧郁性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59.
[2] (德) 瓦尔特.本雅明.德国悲剧的起源[M].陈永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45页.
[3]朱立元.“寓言式批评”理论的创立与成熟——本雅明文艺美学思想探讨之一[J].外国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
[4] (德) 瓦尔特.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译, 马海良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138页.
常用文言虚词阐释 篇5
《大学语文》大纲在“汉语基本知识”中提出的第二项要求为：“掌握常用 文言虚词之、其、者、所、诸、焉、则、而、于、以、且、乃等的用法，识别同 一个文言虚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含义。”此项要求侧重于对课文中出现的 常见文言虚词意义或用法的掌握，下面分别作些介绍。
之
代词
可指代人、事、物等，通常充当句中的宾语。例如：
（1）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季氏将伐颛臾》之：指代所行
之事，可译作“这样做”，分别充当“欲”和“为”的宾语）
（2）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寡人之
於国也》之：提到动词“有”之前的宾语，指代前面所说的情况。）
（3）野语有之曰。（《庄子?秋水》之：指代“野语”的内容，可译为“这 样的话”，充当“有”的宾语。）
（4）孟尝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见之。（《冯谖客孟尝君》之：指代冯谖，充
当“见”的宾语）
（5）公赐之食，食舍肉。（《郑伯克段于鄢》之：指代颍考叔，充当“赐” 的近宾语。）
用于宾语前置的结构中，复指提到动词之前的宾语。此时原有的代词词汇意 义消隐，只起提宾的语法作用。例如：
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庄子?秋水》我之
谓：谓我。）
《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郑伯克段于鄢》其 是之谓乎：大概说的就是这吧。）
其李将军之谓乎？（《李将军列传》其李将军之谓乎：也许说的就是李将军 这类人吧。）
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陈言之务去：务去陈言。）
连词（结构助词）
1． 置于名词性偏正结构（定中结构）的修饰语和中心语之间，表示多种修 饰关系，通常可译为“的”。例如：
（1）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代为？（《季氏将伐颛臾》）
（2）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寡人之於国也》）
（3）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
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谏逐客书》）
2． 置于主谓短句的主语后、谓语前，取消原有的句子独立性，使之变成名 词性偏正结构，在更复杂的句式中充当主语、宾语、状语、定语等。此时根据上 下文，通常可译作“的”、“„„的时候”、“„„的样子”、“„„的情况（条件）下”等，也可不译出。例如：
（1）寡人之於国也，尽心焉耳矣！（《寡人之於国也》寡人之於国也：寡人
对于国家的治理。充当全句的主语。）
（2）李伶之为严相国至矣。（《马伶传》李伶之为严相国：李伶扮演的严相
国。充当句中主语。）
（3）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庄子?秋水》尔向之自多于 水：你以往因为河水满溢而自我炫耀的样子。充当“似”的宾语。）
（4）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前赤壁赋》东方之既白：东方
已亮。充当“知”的宾语。）
（5）广之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李将军列传
》广之将兵：李广带兵的时候。充当状语。）
（6）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
救。（《张中丞传后叙》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的时候。在全句中充当状语。）
（7）此吾之所为师也。（《马伶传》吾之所为：我师从的，充当“师”的定 语。）
动词
表示“去”、“往”、“到„„去”、“到达”等意思。如：
驱而之薛，使吏民如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卷。（《冯谖客孟尝君》之薛：到 达薛地）
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李将军列传》所之：去的地方、去处）
其（一）代词
可指代人、事、物等。与“之”不同的是，上古汉语中“其”时常隐含结构 助词“之”的
意思，与后续词语组成名词性结构，因此通常只用作定语。魏晋以后，“其 ”的适用范围有所扩大，也可用作主语。例如：
（1）河内凶，则移其民於河东，移其粟於河内。（《寡人之於国也》前一“
其”指河内，可译为“那里的”；后一“其”指河东，可译为“河东的”）
（2）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庄子?秋水》其：指代 河伯，可译为“他的”）
（3）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五代史伶官传序》其：指代前
事，可译为“此”、“这”。）
（4）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张 中丞传后叙》其：指代当地百姓，充当主谓结构中的主语。）
（5）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干求。（《马伶传》其：指代马伶，可译为“
他”，充当句中主语。）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古汉语中“其”的指代对象可以灵活多样，作为指示代 词，可用作特指、远指、近指；指代人物时，不仅可指代第三人称，也可指代第
一、第二人称，这都需要根据上下文确定。例如：
（1）长者闻之，得无厌其为迂乎？（《报刘一丈书》其：此为作者自指，可
译为“我”）
（2）李生足下：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答李翊书》其：指
李生，这里可译为“你”）
（二）语气词
作为语气词，“其”通常置于句首或句中，可表示多种语气。
1． 表揣测语气，可译为“大概”、“恐怕”、“也许”、“可能”等。例 如：
（1）虽然，待用于人者，其肖于器邪？（《答李翊书》）
（2）千金，重币也；百乘，显使也。齐其闻之矣。（《冯谖客孟尝君》）
（3）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种树郭橐驼传》）
2．表叮嘱、劝勉、期望、命令等语气，通常用于祈使句中，可译为“一定”、“千万”等。例如：
（1）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五代史伶官传序》其无忘：可译作
“千万不要忘记”）
3．表反问语气。可译作“岂”、“难道”、“哪里”等。例如：
虽如是，其敢自谓几于成乎？（《答李翊书》）
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郑伯克段于鄢》
4． 强调语气，可译为“究竟”。例如：
（1）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张中丞传后叙》）
（三）连词
连结并列的句式表示选择关系，可译作“是„„还是”或“„„还是„„” 等。例如：
如是者，其亦足乐乎？其无足乐也？（《答李翊书》）
者
起辅助作用的代词。与一般代词不同的是，“者”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必须附着于其他词或短语之后，共同构成名词性结构，以指代一定的人、事、物，可在句中充当主语、定语、宾语、中心语等。可以与“者”组合的词类较多，意义或作用也各不相同，主要有：
与名词组合：
主要可分两类：
复指名词或名词性主语，引出谓语。此时“者”通常可以不译，也可视需要 译为“„„此人”、“„„这个人”、“„„的情况”等。例如：
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李将军列传》）
马伶者，金陵梨园部也。（《马伶传》）
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2．复指名词或名词结构，充当动词宾语。此时“者”通常可以不译，也可视
需要译为“„„此人”、“„„的人（情况）”等。例如：
（1）齐人有冯谖者，贫乏不能自存。（《冯谖客孟尝君》）
与数量词组合：
表示数量的种类。可译为“种”、“样”、“类”、“方面”等，也可不译。例如：
（1）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季氏将伐颛臾》）
（2）此三者，吾遗恨也。（《五代史伶官传序》）
（3）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谏逐客书》）
（4）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谏逐客书》）
与时间词组合：
表示一定的时间范围，可译为“„„的时候”等。例如：
（1）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季氏将伐颛臾》）
（2）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答李翊书》）
与形容词或形容词短语组合：
将原有的形容词或形容词性短语变成名词性结构，可酌情译为“„„的”、“„„的人
（或情况、东西、事情等）”。例如：
（1）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谏逐客书》）
与动词或动词短语组合：
将原有的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变为名词性结构，也可酌情译为“„„的”、“ „„的人
（或情况、东西、事情等）”。例如：
（1）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季氏将伐颛臾》）
（2）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庄子?秋水》）
（3）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谏逐客书》）
（4）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李将军列传》）
（5）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 张中丞传后叙》）
（6）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前赤壁赋》）
此外，“者”字结构有一类是提示或强调结果，以引出对缘由的解释，此时 可译为“„„的原因”等。例如：
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庄子?秋水》）
若是者何也？（《谏逐客书》）
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者，冯谖之计也。（《冯谖客孟尝君》）
所
代词
“所”也是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的辅助性代词，所组成的结构也是名词性 结构。与
“者”不同的是：（1）“所”置于其他词或短语之前，而不是其后；（2）“所”的后面只能接动词，而且通常是及物动词。因此，如果不及物动词、形容 词等与“所”字组合，它们自身一般也都变得具有及物动词的性质；（3）“所” 字之所以通常与及物动词组合，是因为此时的“所”具有动词宾语的性质。因此，“所”字结构说明的是受动作行为支配的对象物，而“者”字结构则是说明发 出动作行为的主动者、实施者（如“所见”指看到的东西；“见者”则指看东西 的主体），二者的意义差别是明显的，决不可混为一谈。例如：
（1）君臣相顾，不知所归。（《五代史伶官传序》）――所归：归处。
（2）岂敢盘桓，有所希冀？（《陈情表》）――所希冀：企盼的内容。
（3）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庄 子?秋水》）――所连：指禅让的君位；所争：争夺的政权；所忧、所劳：指为此
而忧虑、操劳的国事。
（4）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李将军列传》）――所之：去的地方、去处。
（5）非臣陨首所能上报。（《陈情表》）――所能上报：指能够回报的恩德。
（6）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前赤壁赋》）――所如：去往的地
方。
此外，还有一些由“所”组成的常见结构应当注意：
1．“所„„者”
此一结构表达的意义等同于“所”字结构，而不等同于“者”结构，亦即说 明受动作行为支配的对象，而不是发出或实施动作行为的主体。例如：
（1）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谏逐客
书》）――所重者：看重的东西；所轻者：轻视的东西。
（2）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答李翊书》）――所为者与所期
者：指文章的写作与期盼达到的水平。
（3）孟尝君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冯谖客孟尝君》）――所寡有者 ：缺少的东西。
（4）所欲忠者，国与主耳。（《张中丞传后叙》）――所欲忠者：愿意效忠 的对象。
所以
“所以”这一凝固结构表达的意思较复杂，主要有：
意义比较具体，表示动作行为的依据、凭借、工具、方法等，可译为“用来 „„的„„”、“凭它来„„的”等。如：
A．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谏逐
客书》）
B．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谏逐客书》）
C．亟称其人，所以劝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贬其可贬也。（《答李翊书》）
D．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答司马谏议书》）
E． 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知所以志也。（《张中丞传后叙》）
意义比较抽象，用以引出某种结果的原因，可译为“导致„„„的原因”、“这就是„„的原因”。如：
A．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谏逐客书》）
B．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五代史伶官传
序》）
C．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李将军列传》）
指代缘由、原因的名词性结构，做动词宾语。如：
A．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实或见恕也。（《答司马谏议书》）
约数词
此时接续在数量词后，表示大约的数量范畴。可译为“左右”、“前后”等。例如：
未到匈奴阵二里所，止。（《李将军列传》）
诸
合音词
1．“之于”的合音（即取“之”的声母、“于”的韵母和声调拼合而成。“
于”古音同“乎”）。“之”为指示代词，“于”为介词，所以此时“诸”只出 现在句中：“之”是前面出现的动词的宾语，指代上文提到的人、事、物；“于 ”则与后面的词或短语组成介宾结构，介绍前面的动宾结构关涉到对象、处所、地点、内容等。例如：
（1）用与舍属诸人。（《答李翊书》）
（2）用则施诸人，舍则传诸其徒，垂诸文而为后世法。（《答李翊书》）
（3）更譬诸操舟„„（《论毅力》）
（4）公伐诸鄢。（《郑伯克段于鄢》）
2．“之乎”的合音。“之”为指示代词，“乎”为语气词，此时“诸”只出
现在句末：“之”是前面出现的动词的宾语，“乎”用来结束句子。例如：
（1）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
（2）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梁惠王下》）
约数词
此时“诸”作定语，表示某一范围的全体，或全体中的每一个体，可译为“ 各位”、“众”等。例如：驱而之薛，使吏召诸民当偿者，悉来合卷。（《冯谖 客孟尝君》）
阐释性 篇6
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日本男性通过中介于1898年大量涌入美国, 主要集中在西海岸和夏威夷。最早的这批日本人被称作“Issei” (一世) , 他们勤劳勇敢, 为了改变命运来到遥远的西方挣钱, 相信总有一天会回到日本与家人重聚。幸运的是, 因为君子协议的签订, 美国允许他们的妻子进入美国组建家庭, 避免的华裔畸形的单身汉社会的悲剧;不幸的是, 巨大的债务 (中介费及一些小本经营的费用) 使他们离回家的梦想越来越远, 从而结婚生子, 抱着一颗不安定的心留在了美国。在夏威夷, 他们主要从事种植园的劳动, 一世的孩子“nisei” (二世) 从小生活在种植园, 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他们在家受着日本价值观和日本文法学校的教育, 在学校却感受着另外一份白人价值观的洗礼, 二世迷惘过, 挣扎过, 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成长。
2 从语篇的意图性分析小说的语言特点
《我所求的是我的身体》是日裔美国文学经典中一部重要的作品, 在1988年由夏威夷大学二次出版后获得了美国图书奖, 其作者弥尔顿·山村是一位从小居住于夏威夷的二世作家, 这个年代的日裔美国人饱受了欧裔美国人的歧视, 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迷惘, 遭受了美国战时政策对他们的拘役, 被双重身份折磨着。这篇小说描述了日裔美国人在夏威夷生活的点点滴滴, 通过对不同人物形象及其语言刻画表现了一个生动的日裔美国人社会。
语言是这篇小说最大的特色, 作者采用了多种语言形式来表现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日本特有文化。一种语言特有的结构, 例如它的词法, 句法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是人类想象力最伟大的创造。[1]日语中混有汉字, 汉字象征着方正, 即做人要诚实, 刚正不阿, 日语中有大量的敬语词汇, 代表着严谨的等级制度和谦虚谨慎;英语直接简单, 从不拐弯抹角, 表现了美国人的豪放与自由。弥尔顿·山村在整体故事的叙述中使用的是标准英语 (standard English) , 一世的语言使用的是日语, 文中用日语罗马音的音译或英语直译进行表述, 二世使用的是洋泾浜英语……不同的语言体现着不同人的性格, 语篇中贯穿的大量不同模式的语言体现了作者的特殊意图。
“语篇语言学家Beaugrande and Dressler认为, 语篇作为一种交际活动应具有以下七项标准:衔接性、连贯性、意图性、可接受性、语境性、信息性和互文性。”[2]意图性是作者隐含在语篇中的目的, 力求使他的话具有连贯性。这部小说作者的意图在于使目标语读者——英语读者了解日裔美国人的历史, 打破日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重塑日本精神, 在自我否定中重新认识日裔美国人的身份。为了实现这一写作意图, 作者采取了语言策略剖析人物形象, 根据不同的意图决定语言描述方法, 在小说中, 主人公Kiyoshi (清志) 说到“我们说四种语言:在学校使用标准英语, 朋友间使用洋泾浜英语 (pidgin English) , 与父母或其他年长的族裔对话时使用标准日语或洋泾浜日语。”[3]这里, 该文把小说中的语言分为了四大类:
1) 日语罗马音在小说词汇及语句中的使用:
称谓词:sensei—老师, ani-san—哥哥
日语专有名词:kimono—衣服, sake—日本清酒, shito kamidana—供奉神灵祖先的架子
其中一些词语或句子, 在使用罗马音后, 作者还用英语直译给出了释义方便读者理解, 例如:
“Obaban, do you believe in bachi?” (retribution) Bachi was a punishment you got when you did something bad and got away with it.The scary part was it didn’t have to happen to the wrongdoer himself, it could fall on his children or any substitute.[3]
在对bachi惩罚一词的解释中, 作者先是在句中给予了英文的对应词, 但这还不够, 如果意思一样, 那为何不直接使用英语词进行代替呢?随后作者更深一步的揭示了bachi的与众不同之处, 即就是日本的报应或惩罚不单单会发生在做错事的人身上, 也有可能发生在他的孩子或别人身上来代替他受罚。
特意的解释一般出现在作者预测读者无法从上下文准确推测出词义的时候, 用直译法给予说明。再如,
“Jiji ga shine, oya ga shine, ko ga shine.” (The grandfather should die, then the father, and then the son.) [3]这是作者在描述一件日本故事时提到的一个日本诗人写作的诗, 由于日语也是表音文字, 英语读者可以通过对罗马音的拼读感受日语诗歌的韵律, 而后作者再给出解释, 使故事连贯。
“Katta, katta, tsu taimsu katta!” (I won, I won, two times I won!) [3]这是Toshio (清志的哥哥俊夫) 在获得拳击比赛胜利时说的话, 激动的心情使得他不由得用日语表现自己的心情可以被视为作者特意的安排, 虽然俊夫一再的表示“我所求的是我的身体”, 急切地渴望摆脱债务, 摆脱家庭的控制, 道德的束缚, 去开创自己的生活, 获得自由, 而这一句不自觉说出的日语却映射出不管他怎么痛恨日本, 痛恨这些习俗, 从骨子里他也不可避免的是一个日本人。
2) 洋泾浜英语 (Pidgin English)
日语属于黏着语, 英语属于屈折语, 二者在发音, 构词和语法上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 日裔美国人不由得会受到本族语, 即日语的影响, 慢慢变成了所谓的洋泾浜英语, 也就是带有日语特色的英语。
例如, 由于日语中没有/r/, /v/等辅音的发音, never mind被念成“Nemmind”, 又因为元音中没有/ou/的发音, “No”衍生成“Naw”, “Come on”变成“Caw-mon!”。
句法方面, 日语中没有谓语动词单复数的变化, 且谓语总是置于一个句子的末尾, 即“主+宾+谓”结构, 有别于英语的“主+谓+宾”结构, 导致了谓语动词的丢失和单复数的混淆。
She (is) the backbone of the family.[3]
3) 夏威夷语
“He too wahine.”...“Wahine”was the Hawaiian word for woman.[3]
小说的情境设置在夏威夷, 而夏威夷语也是当地的土著语, 在未被占领前也是当地主要通行的语言, 而随着美国对其的占领和英语的霸权殖民统治, 使得使用这一语言的人逐渐减少, 最终可能会导致消失。一方面, 作者用这些夏威夷词汇向读者表现了浓浓的夏威夷风情, 另一方面, 作者也旨在提醒读者, 失去了一种语言即意味着失去了一种文化, 也更好的从反面解释了他大量使用日语罗马音的意图所在。
4) 标准英语
小说除了在叙述中使用的是标准英语外, 日裔美国人在美国课堂上和其他急需要证明自己是美国人的场合, 也会使用标准英语证明自己的身份, 表现了他们对作为美国人的崇尚和向往。
3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学习一种语言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作为父母的一世, 他们来自日本, 使用日语, 毫无疑问他们是日本人, 而他们的孩子, 二世, 拥有美国国籍, 生长在美国, 受西式教育, 说英语, 受到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在这里, 崇尚个人主义的西式教育和重视集体主义的日式教育引起了冲突, 西方的一切显得先进, 高级, 令人向往, 而坐落在东方的日本他们不甚了解, 只知道他们的父母干着低人一等的工作, 生活条件差, 不受白人尊重。二世渴望摆脱这些负面形象, 渴望融入看起来美好的白人社会, 所以他们试图讲一口标准流利的英语, 反抗所有和日本有关的事物和文化, 然而他们却不知道自己的黄皮肤, 黑头发是永远无法改变的, 是亚洲人的标志, 直到被欧裔美国人问起你从哪里来, 或是你的英语说得不错, 他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是一个不被接受的群体, 不是真正的日本人, 也不是纯粹的美国人, 他们开始变的自我憎恨。弥尔顿·山村在《我所求的是我的身体》中用这三种语言形式化解了日裔美国人身份的尴尬, 他们是拥有双重身份的混合体, 说着一口流利英语却流淌着东方血液的人。作者意识到如果不学习日语, 一味地同化, 他们并不会被白人所接受, 同时也会丧失自己优秀的文化, 学习日语让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了解自己的血缘, 找到自己丢失的身份, 他们不应该为身为亚洲人感到可耻, 而应为自己可以受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洗礼并融合于一身而感到兴奋和荣幸。
在这部小说中, 作者通过对日本价值观的渗透向英语读者呈现了一个与刻板印象相反的日本社会。
1) 恩
“恩”贯穿于整个日本社会, 然而却没有一个英语词可以等同于它, 它是责任, 是爱, 是忠诚, 又超越这些层面, 更准确地说, 它是这些意义的复合体。父母养育了子女, 子女需要报父母之恩, 上司提拔了下属, 下属需要报赏识之恩, 只要一个人接受了帮助, 接受了恩情, 那么他就一定要报恩。施恩不是美德, 报恩才是美德, 为报恩而做的积极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美德。[4]所以恩这个情感, 有时候对日本人来说又过于沉重, 他们有时并不愿意接受某些恩情。在小说中, 孩子们被父母含辛茹苦的带大, 孩子们就有义务去帮助父母还债, 还他们的恩情, 母亲多次向清志和俊夫讲起他们的父亲是如何做一个“filial son”的故事, 教育他们要学会孝顺, 学会报恩。
2) 武士精神 (samurai)
在清志上日本语法学校的时候, 竹本老师说到诚实是一个社会的粘合剂, 而商人总是在金钱方面不诚实, 所以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在武士, 农民, 工匠之下。因此武士地位最高, 他拥有所有高贵的品质并被视为日本人的楷模, 一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活得像的武士。
3) 大和魂 (Yamato damashi)
在不同的时代, 大和魂代表着不同的精神, 但它也是一种激励日本人向上的精神力量。同样是竹本老师把这种精神归结为日本人比其他种族“耐心, 坚持不懈, 谦虚, 负有责任感, 勤俭, 孝顺和勤劳”的根本原因, 认为大和魂是深藏在每一个日本人身上的精神。
4 结论
没有一种语言是劣等语言, 也没有一种文化是劣等文化, 了解了弥尔顿·山村的意图, 才可以明白他对小说中的语言做这样一种安排的原因, 对日本文化的音译或是直译都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他对自己另一半日本文化和血液的认可, 他通过一个日裔美国人的自我书写, 向英语读者展现了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他们为美国所做的贡献, 他们的苦恼, 以及重塑日本人形象, 借以此抨击亚洲人的刻板印象。
摘要：日裔美国作家弥尔顿·山村在其小说《我所求的是我的身体》中使用多种语言形式改写标准英语, 描述了日裔美国人在夏威夷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 堪称经典。通过对作者意图性的分析, 该论文试图阐明语言在反映文化和重塑日裔美国人形象方面对亚裔美国作家的启示。
关键词：意图性,文化,语言,重塑形象
参考文献
[1]Eugene A, Nida.Language and Culture—Contexts in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张美芳.意图决定语篇制作的策略[J].外国语, 2001 (2) :37.
[3]Murayama M.All I Asking for Is My Body[M].Hawaii:Universi ty of Hawaii Press, 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