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舆情信息

政府舆情信息（精选十篇）

政府舆情信息 篇1

关键词：政府舆情信息,图书馆

随着数字多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需求的不断发展, 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内容也随之变化。近年来, 随着政府对民众民意的重视, 图书馆开始向政府部门提供“舆情”信息服务, 本文旨在研究图书馆如何对政府提供的舆情信息, 以及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加强舆情的信息服务。

1 图书馆舆情信息的概念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 随着对民主执政的要求不断提高, 要求政府更多的了解“舆情”来更好地制定大政方针。众所周知, “舆情”即民意情况, 是公众对某个问题特别是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的公开意见或情绪反映, 也就是社情民意。网络、手机、微博、论坛等多种高效通信手段的飞速发展, 舆情的传播与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今大多数公司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公共关系管理部门, 负责处理牵涉到企业的相关舆情, 尤其是对一些恶意信息的舆情处理, 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发展。而对于政府来说, 舆情体现了亿万民众的意愿, 如何正确处理舆情又与群众密不可分, 如何评估舆情显得格外重要。舆情评估和管理对政府了解社会民情民意, 引导舆论以及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在舆情的处理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收集、筛选、归纳、总结、利用相关信息, 而这也是限制了政府了解舆情。有学者认为, 高校图书馆在政府舆情信息工作领域具有天然的优势, 可为政府舆情信息工作提供辅助服务, 更好地实现图书馆服务社会与公众的目标[1]。

中共十六大以来, 党中央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 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科学的决策根源于对社会民情真实全面的掌握。构建和谐社会, 要求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方针政策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政府舆情信息需求是指政府部门对舆情信息当前利用和对舆情信息开发中舆情信息内容、采集、加工、综合开发、效果评价等方面的服务以及相关理论支持的需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 这就要求政府作为国家管理者, 必须及时了解民众的意愿, 加强与百姓之间的良性交流与互动, 注意协调多方矛盾。而图书馆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信息服务机构, 自古以来就具有为决策者提供资料、信息的功能, 新时期以来, 新型图书馆的重要功能就是为我国党政机关做出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图书馆充分利用相关资源、技术和人才优势, 积极开展舆情信息服务, 建立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 及时全面地反映社会舆情的总体态势及主要动向, 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 为领导科学决策提供帮助, 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新领域, 它对于维护稳定的社会环境、巩固坚实的群众基础, 提高党的科学执政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图书馆舆情服务模式

政府之所以产生对于舆情信息的需求, 主要有几个原因, 集中在政府舆情信息管理人员素质不高、舆情信息庞杂、缺乏管理等。首先是人员素质不高, 许多政府单位中从事舆情工作的人员都不是专业出身, 属于“代职”性质, 对一些舆情信息的接受、处理、运用缺乏理论支撑与实践经验, 工作中我们有时会看到, 由于错误或者不及时的处理舆情信息, 往往会事倍功半, 影响政府舆情工作的及时性与准确性。其次是舆情信息庞杂, 准确性等问题。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 人口众多, 舆情信息相对较多, 另外政府服务部门少, 职能服务相对不完善, 这也就造成了我国舆情的特殊情况, 即舆情信息量大, 信息类型多样, 信息的影响差异较大, 所以, 在实际掌握民众信息时, 由于对舆情信息的筛选、处理不当, 就会使一些虚假的、不良的舆情信息影响了政府形象与政府工作。许多地方政府需对舆情做出筛选、归纳、总结, 从而由评估结果来合理科学的做出相关决策, 更好地促进政务公开透明, 服务群众。所以, 面对海量信息,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总体水平不高, 相关理论知识与指导不足, 吸引政府把寻求高效的舆情需求的视线投入到图书馆, 而图书馆确实具有专业人才, 单就这一点来看, 高校不仅具有图书管理与情报专业的高素质服务人员, 他们对于“舆情”处理具有其他专业不可比拟的优势, 另外, 高校学科具有多样性, 具有一大批精通各专业知识的教师与专门人才, 例如社会政治学、国际政治等专业, 面对舆情, 都能快速做出响应, 为政府提供建议与相关决策支持, 而这些快速的响应是一般政府办公人员所不具备的能力, 而这正是高校最重要的优势。另外, 高校具有较高的专业技术, 拥有专业的搜索引擎、专业检索式等技术来有效的舆论信息检索与收集, 大量的纸质、数字文献有等先进的技术等优势, 所以, 图书馆的舆情服务才日渐兴盛起来, 而一些已有的经验又说明政府与图书馆的结合可以更好地服务群众。

以吉林省图书馆对政府舆情信息的处理为例, 吉林省图书馆作为吉林省内重要的信息务机构, 多年来一直坚持为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决策提供咨询服务。2011年以来, 在借鉴其他单位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和海外资源, 注意对舆情信息的采集、处理, 为促进领导者科学决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2]。尤其是在舆情监测以及把握舆论走向等方面, 具有重要贡献。获得了许多表彰, 也提高了自身图书馆的使用效率, 提高了图书馆的服务水平, 为国内其他图书馆做出了如何为政府提供舆情服务的榜样。除此之外, 一些发达地区的有益尝试也说明图书馆对政府提供舆情信息正确性以及服务模式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这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上海浦东新区图书馆开发的《网络舆情专报》。

总之, 在图书馆为政府提供舆情服务时, 并不是局限于一种模式, 不仅包括舆情信息处理与决策, 还包括舆论导向等多重模式, 对多种模式的探索对于我们拓展图书馆的舆情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我们不断探索。

3 如何加强图书馆政府舆情信息服务

既然, 图书馆为政府提供舆情信息有利于提高政府办公与服务群众水平, 而且有利于提高图书馆的使用效率、深化图书馆的影响力, 所以在今后的工作中, 如何加强图书馆对政府部门舆情信息的服务水平, 成为下一阶段的研究重点。我们准备从加强与政府的交流、建立独立的舆情系统、深化服务层次、采用数字化的服务方式等入手, 加强图书馆政府舆情信息服务, 互利共赢。

3.1 加强与政府间的交流

首先, 要明确政府部门对舆情信息的需求, 要清楚把握政府部门的特点及相关信息, 只有这样, 才能设计出具有针对性的信息开发方案, 增强信息产品开发的目的性。图书馆可以向相关的政府部门提供舆情服务的简介与说明、做相关的演讲和报告, 树立舆情关注、舆情处理的意识。另外, 可以就一些社会热点和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作出一些舆情报告专题, 例如:留守儿童舆情报告、外出务工人员舆情报告、官员贪污腐败舆情报告、百姓住房舆情报告等, 可以采用纸质报告与电子报告相结合的方式, 提供给本地政府部门, 以使政府部门多认识了解舆情服务, 引导和挖掘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需求, 加强与政府部门在舆情服务方面的合作。图书馆要树立锐意改革的精神, 提升自身能力, 积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与交流, 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政府提高执政能力。

3.2 建立独立的舆情系统

图书馆在为政府提供舆情信息分析时, 也要照顾到日常工作, 为了合理安排人员, 提高利用效率, 可以设置专门独立的舆情系统。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 抽调一些即具有情报学专业理论与实践知识, 又了解政府工作的专门人才组建舆情小组, 建设专门的数据库, 以求更好地组织和存储数据, 同时建立查找的信息搜寻系统, 注重对信息的分析, 从中挖掘敏感的、有联系的信息, 形成舆论报告, 对政府的舆情工作提供建议。实际操作中, 图书馆对舆情的理主要集中在可以与决策咨询机构合作提供知识服务, 对一些热点事件, 通过提供舆情的监控统计, 给出权威的分析和解决方案, 将舆情信息服务嵌入到政府决策过程中去, 帮助政府科学执政。此外, 图书馆与宣传媒体相结合, 还可以对社会舆情起到导向作用, 确保社会舆论的正确走向。

3.3 提高服务层次与水平

图书馆向政府提供舆情信息服务, 应该在了解舆情的特点的基础上展开, 政府对舆情有着全面客观、准确、及时的要求, 而舆情自身却具有时效性、庞杂性的特点, 一般图书馆由于相关经验不足, 都关注社会热点、敏感话题, 未来图书馆要提供高效的舆情服务, 必须试图探究分析舆情的演变规律, 考察对象的变化以及背后潜在的动机,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对于社会矛盾潜伏期预警、爆发期告知、扩散期协调、消退期反思的目的。所以深化舆情信息的服务层次、提高舆情信息的服务水平才是今后工作的重心与发展的新方向, 也是决定舆情服务是否具有广阔前景的关键。

3.4 采用数字化的服务方式

网络信息时代的到来, 信息与网络技术得到普及, 图书馆的舆情服务的水平, 获得了大幅提高。但是, 图书馆在获得社会先进技术时并不占优势, 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舆情服务发展, 所以, 在当今的网络化环境下, 首先要加强对相关软件硬件的投入, 改善基础条件, 为更好地提供舆情服务打下基础, 其次, 图书馆应该充分重视舆情数据库建设构, 努力构筑信息化服务平台, 将舆情产品加工制作和发布过程数字化, 在舆情收集、分析、加工、传递等各个环节中体现时效性, 采用数字化的服务方式, 提高信息的利用效率。

总之, 图书馆运用自身人才、技术优势帮助政府采集、整理、分析舆情, 有利于提高政府办公效率, 使图书馆更好地服务社会, 同时探究图书馆对政府提供舆情信息服务也有利于探索未来图书馆的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艾新革.政府舆情信息需求理论初探[J].图书馆论坛, 2011, 4.

政府舆情信息 篇2

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受到广大网民一直好评，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山西问题疫苗事件等则被认为是应对严重不当。当期我国已经进入网络社会，互联网上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形下，各地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妥善处置各种网络热点事件、维护政府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成为政府能力考核的一项重要标准。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使得打造透明政府从此有法可依。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政府在应对网络舆情问题上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在应对网络舆情时明显存在着诸如对公众知情权与参与权尊重不够，在有关调查结论上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另一方面，政府在处理问题不及时，不能在公众最需要了解事实真相时进行公开，最后公开的结果必然不能使公众信服。

如果不能把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已经内化为地方政府的意识自觉，出现网络热点事件时没有积极对事件展开调查、快速及时地对事件作出处理，政府形象自然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不利于政府执政和人民的长治久安。

继续提高政府网络舆情能力，加强政务公开透明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标准，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要处理好这一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增强政治敏锐度，加强应对舆情的能力。第一，政府公职人员要勤观察、勤思考，把握发展趋势，及时捕捉舆情苗头，及早处理；第二，要加强学习，学深学透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增强政治鉴别力；第三，通过专门培训，提高公务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确保政府在应对舆情中掌握话语权、占得主动权。

其次，加强媒体沟通，发挥主流媒体引导作用。一方面，主动与网络媒体建立联系，特别是在权威网站上及时将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公开，确保正面的、权威的信息始终占有主导权；另一方面，加强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联系，发挥他们的资源优势，加强对重点网站的跟踪、监控，为应对舆情创造条件。

再次，健全制度和机制，提升危机化解能力。一要建立信息发布制度，在主流媒体或重要门户网站，及时将重点、热点工作信息公布；二要建立舆情引导制度，对舆情迅速分析研判，查找发生问题的根源，并以权威发布的方式及时回应公众疑问；三要建立舆情处理预案制度，就工作中的热点问题和容易发生舆情的网络等媒体，事先研究制订相关应对预案。

最后，构建网络问政体系，建立专门应对部门。一方面通过网民留言办理工作，建立网民与地方官员直接对话的网络平台，进一步拓宽信息沟通渠道，形成全新的网络问政体系；另一方面，培养具有高素质的新闻发言人做好信息发布和疑问解答，培养高素质媒体评论员做好舆情引导，同时建立一支顾问队伍，舆情发生后能够为做好危机处理提供指导和咨询。

网络舆情“倒逼”政府提速 篇3

人在做,天在看?

错!

在网上的各种曝光之下,社会变得透明,也让民意的传达空前快速,指向愈加集中。谁在仗势欺人?谁在贪污腐败?谁在位却不作为?谁又是人民的父母官?

人在做,人们都在看。

1998年8月7日,长江九江段决堤,《中国青年报》记者贺延光突破层层消息封锁,用手机向报社发送现场灾情。根据他的这8条短信,报社编成独家新闻《九江段4号闸附近决堤30米》,这篇后来获得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消息在当时却被有关部门指责违反了“不准公布灾情”的宣传纪律。

2010年7月18日,南京高旺河河堤发生管涌险情,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在抢险现场通过手机向媒体发布新闻:“该管涌造成河堤内部分积水,无人员伤亡。抢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封堵成功后,曹劲松在管涌发生地西江村的村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抢险详情。

“长江汛情12年,见证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历史性进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对《计算机世界》记者感慨地说,面对公共危机,政府及时地把真相告知公众,是制止流言、降低恐慌、减少社会损失的最有效办法。

近日,人民网发布《2010年第二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排行榜》,从2009年7月排行榜问世至今,网络舆情见证了政府执政的变化:2010年第二季度应对各项指标与第一季度相比,信息透明度增长20.2%,政府响应增快14%,政府公信力增加10.6%,与去年相比综合得分增长了近25%。

网络舆情,已经形成了权利时代的“倒逼机制”。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副主任吴兢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公民的权利觉醒和监督,正是“倒逼机制”的两把利剑,“倒逼”服务型政府提速,“倒逼”“权老大”们退出滚滚向前的时代列车。

“黄金4小时”

考问政府响应

此次排行榜上,位列第一的是“安徽马鞍山书记现场处置打人事件”。马鞍山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国庆动手打中学生胡某引起众怒,市委书记郑为文于事件发生当天深夜赶到现场,登上警车对群众喊话,并将汪国庆就地免职。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政府对沸腾民意的敏感程度和认真响应,并为挽回政府形象做了良好的铺垫。

无独有偶,2005年同样发生在安徽的“池州6•26”事件与马鞍山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肇事者驾车欺凌青年激起群众公愤,从而演变成群体性事件。而事发当日,时任池州市委书记的何闽旭正在九华山逍遥快活,对市里报告置若罔闻,甚至不耐烦关了手机,从而贻误了政府应对的大好时机,引起轩然大波。

传统观点认为,官方处置突发事件有“黄金24小时”之说,即在事发24小时内发布权威消息主导舆论,是平息事件的关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单学刚认为,在新兴媒体时代,“黄金24小时”法则已渐显无力,4小时内,微博、BBS等新媒体就可能将突发事件传播、发酵为有重大舆论影响的事件,“黄金4小时”已经成为考验政府响应速度的关键。

此次排行榜中政府响应速度位列第二的,是4月13日发生在辽宁大连庄河的“千人市政府下跪”事件,庄河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在市人民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问题,遭到拒绝。4月24日,大连市委做出决定,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对该事件处理失当,责令其辞职。

有网友在千人下跪事件中这样评论:“主人给公仆的这一跪,跪出了整个社会大踏步的倒退。”在人人都成为信息发布者的“自媒体”时代,官员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到政府公信力。而庄河市的上级大连市委对此事处置中,“责令”2字鲜明地表达了上级政府对民意的尊重和敬畏。

然而,政府响应速度较上一季度虽有14%的提高,但是响应速度远未达到“黄金4小时”:响应速度排名第一的马鞍山事件从事发到有关领导赶赴现场,用了近4个半小时;而为网友所称道的广州法制办“咆哮哥”事件,从网友6月18日留言到21日广州市法制办召开记者通气会,再到23日广州市法制办负责人和“咆哮哥”一起到网友家中道歉,前后也有将近5天的时间。与民意互动,和谣言赛跑,政府的响应速度将是形成良性网络问政的前提。

本地网络

缩短民意路径

位列此次排行榜最后一名,被列入红色警告的事件是“江苏海滨教育局封杀论坛”。5月,有网友在“滨海网”发布消息,称江苏滨海县教育局在本县教育系统的校园电脑终端上做了手脚,教师们无法登录“滨海论坛”网页。滨海县教育局局长左其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封闭了“滨海论坛”,原因是这些网站和教育教学无关。

对此,单学刚在接受《计算机世界》记者采访时说,地方网络论坛是“疏导民意的最短路径”,地方政府重视本地网络论坛建设和管理,关注“在地议题”,对构建充满良性互动的本地网络环境,意义重大。

更是因其地方性深受网民青睐,从云南“躲猫猫”事件到湖北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09年因网络爆料而膨胀成社会热点的事件,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地方网络论坛,并诞生出一批批意见领袖,而且,这些意见领袖绝大部分是“草根”。

面对这样汹涌澎湃的民意,政府应该怎么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还是学会“化百练钢为绕指柔”?7月2日上午,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与邀约的9位网民代表座谈,以“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言献策”为主题与大家交换意见,这已经是汪洋第三次与草根意见领袖面对面交流。

这说明,政府官员已经学会利用网络收集民意。信息公开是网络问政的前提,在排行榜上“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和“政府公信力”3项指标中,信息透明是增长幅度最快的一项,相较第一季度增长达到了20.2%。在这些公开的信息中,既有像江苏滨海这样“被透明”的,也有江西黎川新任科级干部财产公示这样的“主动透明”的。从恐惧到主动应对,网络舆情也在“倒逼”政府向信息公开提速。

信息争夺变被动为主动

一场抢占信息制高点的争夺战正在打响,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一直被网络民意“倒逼”的政府就完全有可能变被动为主动。

4月,国内媒体报道了云南大理“洱海天域”填湖建别墅的破坏性开发行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6月初,从云南省纪委传出消息,已经查实洱海天域房地产开发项目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商勾结、行贿受贿等违法问题,相关涉案人员已经受到了处置。

在此次事件中,相比以往的“狂轰滥炸”,大多数网民保持了冷静,他们没有过分苛责政府在事件爆发前的过失,而是对官员的问责形式和力度进行了理性地讨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从去年的“躲猫猫”事件开始,云南省就逐渐开始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升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更是成为国内首位实名开微博的厅级官员,“把自己放在阳光下”,公私分明,凡是公事,都用“微博云南”的账号发帖;凡是私事,就用“云南伍皓”的账号发帖。

这其实是一次抢占信息制高点的尝试,用伍皓自己的话说,就是善用媒体,把媒体引导社会热点的功能用足。从4月的云南旱情各项具体数据,到5月防汛抗洪工作进展,再到最近对地沟油的检查和再利用,云南各级政府敢于在微博上晒“政事”。正是由于这样的公开,云南才得以在各种突发事件中形象不降反升,变被动为主动。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左三)亲自登门向蒙冤入狱11年的赵作海(左一)鞠躬道歉。

2009年11月,“南京网络发言人论坛”悄然出现在南京市政府官方网站上,继广东、贵阳等地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后,南京市政府也加快了推行“网络问政”的步伐。与广东、贵阳不同的是,南京市政府推出的网络发言人覆盖面更广,42个市政府工作部门、16个市政府直属单位、4个垂直管理部门、13个区县政府、5个特设和派出机构,以及市人大、市台办、市检察院、市法院、市红十字会等9个重要部门都单独设立新闻发言人、联络员各1名。

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认为,网络发言人与目前已普遍建立的新闻发言人机制作用相似,不过在发言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上,网络更胜一筹。

现在,广东公安机关开微博正将这一争夺战演绎得如火如荼。今年2月,广东肇庆市公安局率先在微博上建立了全国首个通过实名认证的公安微博,此后广东省21个地级市及省公安厅的官方微博相继开通,这成为第二季度“网络问政实践”推广事件。

“在新媒体面前,在新的官民互动模式下,一切旧有的宣传模式、落后的执政理念都显得格格不入,依靠政府一点一滴的努力,依靠网民送上的鲜花与砖头,网络问政必将倒逼政府执政能力的提升。” 舆情监测室分析师刘志华这样评价。

对此,祝华新说:“很多地方政府是我们的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的老师。”比如临沧市委书记杨洪波的微博客“沧江潮”,曲靖市委宣传部部长何华的微博客“曲靖何华”,西双版纳州委外宣办主任段金华的微博客“国防战士段金华”,在政务公开、听取民声、官民对话方面都做了大量可贵的尝试。

评论

网络问政要打持久战

正在写这篇文章时,7月28日上午10:15,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原南京塑料四厂可燃气体管道被挖断导致气体泄漏引发爆炸,数百人受伤。江苏卫视做现场直播时,一位在场官员堵住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谁让你们做直播的?”随后,媒体证实这名官员是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徐光辉。一时间,“谁让你们做直播的”成为网上热门流行语。

对比7月18日,南京高旺河河堤发生管涌险情,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曹劲松通过手机向媒体发布新闻,并在管涌发生地西江村的村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此次南京市的政府响应速度不得不说有些让人失望。

政府没有公开响应,事件的真相就会沉寂下去吗?再来看看网络上的传播,爆炸发生后一个小时,论坛上就出现了“南京城北某化工厂发生大爆炸,火光冲天!”的帖子,并配发图片,被各网站转帖;12:53,一名网友发出“谁让你们做直播的”的微博,迅速被转发数千次,这位领导的照片也以裂变速度传播;13:24,网友在微博上发出南京血库全面告急,号召南京市市民前去献血,众多人响应,被转发5000多次。

7月29日,南京市各大本地报纸对爆炸一事仍保持缄默,只有现代快报以《突发爆燃考验南京》将此新闻登至头条。然而,在微博上、BBS上,关于此事的讨论已由伤亡转而探讨为什么易燃易爆的化工厂离居民区这么近,爆炸事件应该为城市化进程的过度采掘起到哪些警示作用。

这就是新媒体时代的舆论传播,突发事件不会因为政府没有响应而被“捂”下去,讨论、猜测只会越来越多,如果政府能够遵循“黄金4小时”规则,在有效时间内抢占舆论制高点,就能在突发事件中占据主导地位。

其实,南京市在网络问政方面一向敢为人先,从去年的网络新闻发言人到今年曹劲松亮相人民网强国论坛,与网友探讨新闻发言人制度,南京市在信息公开上显示了很大的决心。但是,网络问政是一个艰苦长期的过程,并不只是漂亮地解决一次突发事件,而是要系统地、有规划地遵循一套网络问政体系,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一次做得漂亮,网友会质疑是“做秀”;两次、三次,久而久之就能显示出科学应对网络问政的威力。

政府舆情信息 篇4

一、新媒体政府信息公开特征及方式

(一) 政府信息公开特征

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在应对舆情信息危机时, 第一时间公开信息, 有利于公众了解事实真相。 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具备行政性、权利性、例外性等特征。

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个特征是行政性。 政府行政行为信息是政府信息发布的主要内容, 也是公众关心的核心内容, 没有行政权力就没有政府信息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二个特征是权利性。 获取政府行政相关信息是公众知情权的表现形式, 公民获得政府信息的权利的基本保障以政府信息公开为基础, 是我国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1]

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三个特征是例外性。 政府信息公开受制于《保密法》《安全法》, 其严格禁止政府公开涉及国家利益或者是国家安全的信息。

(二) 政府信息公开方式

政府有两种主动开展信息公开的方式: 一是采用公告的形式进行信息公开, 即利用政务网站、媒体报道、听证会议等多维度的方法向公民公开信息;二是根据申请要求实行信息公开, 政府部门在公共场所或者指定位置直接放置想要公开的信息, 在申请人提出信息公开的请求时予以公开, 此类型信息公开更多采取卷宗阅览的形式。

二、新媒体环境给政府舆情引导带来的挑战

(一) 新媒体环境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 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政议政权需要政府公开信息这一举措来保障。 在新媒体环境下, 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逐渐提高, 做好政府信息公正、客观的公开, 是政府相关部门的当务之急。

政府信息公开对构建和谐社会, 实现诚信政府、 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服务政府, 有效引导舆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政府信息公开有利于维持社会安定, 在危机事件、突发事件、群体事件发生时, 政府及时公开信息可以让公众对事态有更全面的了解, 并有效防止谣言传播。 它还有利于惩治腐败, 把信息放在公众监督下, 消除“暗箱操作”, 可以更好地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

同时, 在新媒体环境中, 政府信息的及时公开和传播可为公众带来高质、准确、快捷的信息, 能有效降低公众办事的盲目性, 减少服务成本;政府信息公开还可提供全方位全覆盖的信息服务平台, 促进电子政府的建设。

(二) 新媒体环境下我国政府舆情引导现状

在新媒体环境中, 政府信息公开更偏向于“公关传播”。 伴随着媒体生态的改变, 政府宣传部门的职能会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同时, 政府在“公关传播”中的地位也将由过去的信息控制者变成信息供应者, 其“公关传播”意识得到增强。

政府通过其门户网站和网络平台公开信息, 给予网民交流、讨论政府信息的空间。[3]近年来, 两会期间都有代表开通微博, 听取人民意见, 收集人民意愿, 开启新媒体下的问政新模式。

2013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相继开通腾讯微博与新浪微博, 各省市区政府也纷纷开通官方微博, 通过这个平台发布政府信息, 和网民及其他媒体互动, 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 事实表明, 新媒体在政府信息公开和舆情引导工作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 影响政府舆情引导的因素

2012 年以来, 我国移动互联网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 深刻影响着网络舆论的广度和深度, 移动互联时代正在改变网络舆情的生成机制。 公众新闻发布渠道不断拓宽, 互联网推动了自媒体、公民媒体、 社会化媒体等传播形态的形成, 如2005 年的博客热、2009 年的微博热、2012 年的微信热, 不断向广大民众提供便捷的新闻发布平台。

公民媒体、 公民记者、 公民新闻的力量逐步形成, 如今在中国, 无论是日常的维权事件, 还是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 公民媒体都已展现出不可小觑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1.政府维稳和公民维权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韦伯说, 合法性比强权更重要。 政策的合法性需要人们的参与, 在公民意识日益增强的情况下, 对于合法的话语权的争夺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话语权是民主的表达方式, 当公民的话语权和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 矛盾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 新媒体兴起, 给了民众言论自由足够的空间, 网络成为民众表达思想观念、利益诉求和情感宣泄的平台。 如果政府采取强制的手段 (如删除信息、禁止转载等) 压制信息的传播, 只能把工作引向反向。 这些手段违背了公民追求合法表达的诉求, 不仅不会起到维护公共安全的作用, 而且会使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2.滞后的技术制约政府舆情引导。 首先, 舆论监督的手段落后。 目前, 我国大部分地区采用传统的人工分析信息, 这种手段速度慢、时间长, 信息收集整理能力严重缺乏, 不能有效为舆情预警服务。 其次, 舆情引导的时间把握不准确。[4]过早地介入必然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但在舆情的后期介入则难以达到控制舆情的目的。 如何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 在最佳时间有效进行舆论监督, 急需破题。

三、创新舆情引导机制, 提升政府舆论监督能力

(一) 新媒体时代舆情传播特点

随着媒介生态的变化, 舆情传播凸显新的特点。 有效提升政府舆论监督和引导能力, 需要深入了解新媒体时代舆情传播的若干特点。

新闻发布渠道多元化: 新媒体时代不断变化和拓宽的新闻发布渠道, 使公众都可以成为信息的主导者, 传统媒体信息发布资源优势减弱; 新媒体时代, 权力中心的信息传播渠道不再是唯一的信息发布平台, 公民媒体、公民记者、公民新闻都可能成为信息的主导者。 交互性:网络新闻的一大特色就是能够与读者互动, 新闻的后面通常带有读者评论、民意测验等链接, 鼓励读者表达观点, 能够及时对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和反馈。 信息的瞬时性和便捷性: 近年来, 博客、微博、微信、各种商业网站等新媒体迅速发展, 这些媒体帮助公民及时了解社会动态, 在短时间内对突发新闻事件作出反应; 同时数字产品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公众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跟进信息互动。 草根性: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新媒体越来越多地改变公众的生活, 每个移动终端通过腾讯QQ、手机飞信、阿里旺旺、陌陌等多种聊天工具接收和发布各种信息, 这些低成本高效率的聊天工具不知不觉渗透到草根大众阶层。

(二) 网民结构对舆论引导的影响

《第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发布信息: 到2013 年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6.18 亿, 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5.8%。[5]这些数据标志着更多的公众将通过互联网、新媒体表达诉求, 标志着网络的力量日益强大。

调查报告还显示, 截至2013 年12 月, 我国20 至29 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1.2%;学生占25.5%; 个体户、 自由职业者构成网民第二大群体, 占比为18.6%;企业中管理人员占比为2.5%, 一般职员占比为11.4%。

从以上数据分析, 在新媒体时代, 我国网民呈现以下特征: 年轻人多, 29 岁以下青少年网民占31.2%, 在整体网民中占比最大;个体户、自由职业者构成网民第二大群体, 占比为18.6%;月收入3000 元以下的网民在总体网民中占比分别为17.8%。根据数据我们看到, 中国网民结构日益呈现出年轻化, 网民中学生和低收入者占很大比例。 这些网民爱思考、有理想、充满活力、有十分强烈的诉求表达欲望, 但在重大的舆情信息面前, 他们往往受制于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 容易受各种信息的影响, 通过各种信息平台进行极端表达, 如果不及时进行有效的引导, 这种情绪化的表达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

(三) 建设有影响力的官方网站, 打造网络舆情引导阵地

在青年学生中建设评论员队伍, 通过这支队伍引导网络舆情;畅通官方网络渠道, 建立网络舆情引导阵地;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 逐步形成网络社会里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氛围, 规范公众依法表达诉求。

(四) 完善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根据新媒体时代舆情传播特点和网民结构对舆情引导的影响, 积极推进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1.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 进一步推动政府的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工作。 加快法治政府的建设工作, 使任何权力都必须在公平、公正的法律轨道之上运行; 及时更新涉及民生的重要信息; 加速新闻立法, 使传媒与政府之间、传媒与公众之间的信息通道纳入法治体系; 只有在法治体系之间建立更加开放的互动性信息格局, 以及一个稳定的过渡机制, 才能够使政府的信息公开体系更加完整。[6]

2.构建社会监督机制。 构建公民个人、经济组织、 社会团体等多方面的监督机制。 给予新闻媒体一定的自由权利, 允许其从不同的视角, 在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和评论; 对于监督机制进行完善, 这不仅是制约权力滥用的一种权力, 同样也是各个公民、法人、组织等利用不同的形式进行监督的一种有效途径;对于申诉、举报等方面所涉及的程序、 规则等予以公示,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专门设置相应的社会监督机构, 让舆论始终处于公众以及媒体的监督之下。

3.创新政务公开机制, 确保公民知情权。 近年来, 中国各级政府加大了信息公开的力度, 如2013 年10 月11 日, 国务院办公厅主办的中国政府网开通了官方微博和官方微信, 而当前许多政府都在自己的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政务信息, 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及时发布信息, 并对民众各种情绪作出正面回应,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此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有力地推进了政务公开制度建设, 促进了政府工作方法的改进, 提升了政府的形象。

4.建立网络舆情分析预警机制, 加强网上舆情控制。 增强网络舆情的风险意识和危机意识, 建立有效的舆情评估机制并适时对网络舆情进行干预。[7]引进先进的技术建立舆情预警机制, 加强舆情危机前情绪的疏导工作, 建立舆情综合处理平台, 利用百度、 谷歌等搜索引擎对舆情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在微博、 BBS等渠道, 反馈舆情进展情况; 根据我国网民结构, 在青年学生和低收入人群中培养网络意见领袖, 借助草根力量有效引导舆情。

四、加强网络执政能力, 有效进行网络舆情引导

把网络舆情的常态化监督和危机处理结合起来, 形成系统、科学、有效的网络舆情引导机制。

(一) 转变执政理念, 科学引导网络舆情

一是做好应急预案, 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督预警机制。 二是在网络舆情突发事件发生时, 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并迅速发布相关权威信息, 及时安抚受众情绪, 消除网民的疑惑, 以确保舆情导向, 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同时采取积极主动、兼容并包的态度, 开辟多元化渠道, 创造和谐的网络舆情空间, 让网民的诉求得到更加合理、充分的表达。 认真、快速地处理好网民反馈的问题, 将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二) 搭建互动平台, 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政府官网是权威信息门户与动态资料库, 是政府运用网络推行信息公开、便民服务、收集网络舆情信息的渠道和平台。

新媒体时代, 作为舆情信息的接收者和引导者, 政府相关部门在舆情面前不能被负面信息左右, 必须有真实的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引导; 适当构建与公众平等对话的渠道, 加快构建和完善政府官网的互动功能, 如网上信访、投诉建议功能, 建立反馈机制; 利用网络在有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时, 进行“官民在线对话”, 通过沟通、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关系, 从而维护多数群众利益, 这样才能有效提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三) 完善网络立法, 推进舆情引导法治化进程

加大对违法、违规网络传播行为的惩戒, 对于利用网络传播技术故意泄露国家机密, 传播反动、暴力、色情, 诽谤造谣、侵犯隐私、恶意进行人身攻击等违法行为, 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对滥用公权、肆意践踏民权的行为更要严惩不贷, 以此维护法律尊严和政府公信力。

五、提升舆情危机的应急处理能力

(一) 政府舆情引导需注意的问题

1.澄清事实真相, 及时跟进持续报道。 在舆情危机面前, 需要政府通过官方网站等权威信息平台及时澄清事实真相, 及时跟进持续报道。 但是, 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必要的危机公关意识, 在突发公共危机面前封锁信息、掩盖事件真相, 认为这样能够减少危机事件中负面信息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有效防止负面信息的传播。 事实上这种方式往往拖延最佳处理时机, 导致网络舆论谣言四起, 政府工作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对谣言的传播者进行责任追究。 我国《刑法》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等明确规定了对散布网络谣言行为的责任人的惩处, 在舆情危机出现时, 公、检、法机关等相关部门联动对网络谣言制造者与传播者严格依法惩处对引导舆情将起到有效的作用。 如2014 年3 月, 贵州六枝特区网出现 “恐怖分子来到六盘水” 的网络谣言, 相关部门发现舆情后, 迅速展开调查, 有效遏制了网上谣言的蔓延。 事实查清后, 对网络谣言的发布者进行了处罚。 这有力地证明了通过法律制裁打击网络犯罪的重要性。

(二) 引进先进技术, 甄别处理舆情信息

运用现代化的计算机智能舆情监控技术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甄别处理。 对于媒体报道的点击率、跟帖数量、转发情况等数据进行实时跟踪, 在第一时间了解舆情的变化情况, 有效掌握舆情的动态指标, 通过自动化的监测方式对舆情发展动态进行有效的引导。 科学合理地运用现代化的搜索识别、 数据挖掘、 信息过滤等方面的计算机网络技术, 通过这一方式能够迅速锁定不良信息的IP地址, 同时对不良信息进行识别、定位、跟踪、封锁等;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对于部分论坛的不良信息进行相应的延时审核;对于境外浏览活动以及敏感网站进行屏蔽。 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通过跨语种的智能化分析软件, 对于舆情进行大范围的挖掘、识别、过滤、整编等, 以达到在第一时间对舆情进行预警和控制的目的, 从而提前对于负面舆论进行介入, 并且加以疏导, 为政府对于网络舆情进行疏导的相关工作赢得先机。

(三) 及时封杀网络谣言和网络假新闻

把危机消灭在萌牙状态, 及时控制形势, 可以降低事件造成的伤害。[8]在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发生之初, 如果政府不及时发布权威信息, 负面信息往往会迅速蔓延, 在社会上造成不良的影响。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相关部门要迅速保障公众知情权, 然后协同行政、 司法部门形成合力封杀网络谣言和网络假新闻。

首先迅速阻断谣言传播。 随着媒介融合的纵深发展和新闻发布渠道的不断变化, 人们可以通过短信、博客、微信、网络社区、个人主页等平台发布信息, 需要工信部门、公安部门等网络管理行政部门以及相关网络及通信运营主体形成合力, 筑建网络谣言的防堵体系。 在有效封杀网络谣言和网络假新闻的同时, 政府部门应迅速采取措施, 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并整合媒体资源, 形成网络主流舆论, 不给网络谣言和假新闻以可乘之机, 确保社会稳定。

随着媒体生态的不断变化, 公众表达的渠道不断拓宽, 政府解决重大的公共危机事件的能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创新舆情引导机制, 在法律的框架下最大限度地公开信息, 是新时代的要求, 政府只有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 不断加强正确舆论导向, 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范绍庆, 范小仲.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J].政与法, 2004 (3) .

[2]孙国锋.我国政府门户网站问题分析与发展建议[J].信息化建设, 2007 (3) .

[3]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J].传媒学术, 2006 (1) .

[4]王恒山.网络舆情政府干预最佳点选择的研究[J].情报分析与研究, 2012 (3) .

[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2014.

[6]辛红.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监控的研究[D].北京邮电大学, 2010.

[7]杨状振.新媒体传播路径下的人文精神及其核心价值[J].重庆社会科学, 2009 (2) .

政府机关舆情处置办法 篇5

第一条 为深化“网络问政”工作，认真听取和妥善处置群众通过网络提出的建议和反映的诉求，倾听民声、了解民情、汇聚民智、排解民忧，正确引导，为XXX和谐发展营造良好的互联网舆论氛围，结合《XXXXXXX的通知》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网络舆情，特指可能或已经对我区工作和形象产生影响的网上负面报道或网络负面言论。网络舆情的管理与处置，是指网络舆情的监测、控制和化解等具体措施。

第三条 成立XXX网络舆情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作为我区网络舆情管理与处置的决策和指挥机构，XXX任组长，各职能部门分管领导为成员；下设网络舆情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牵头开展网络舆情管理与处置的组织、监督、实施、考核工作；XXX各委办局、垂直条线等各部门对各自业务范围内的舆情管理与处置负责，是网络舆情管理与处置的具体执行者。

第四条 设立舆情监测机构，负责网络舆情的监测、汇总、分析、上报工作。各职能部门明确一名网络舆情联络员和两名以上网评员，负责配合并参与网络舆情处置和引导工作。

第五条 建立7×16小时（8:00～24:00）网络舆情监测制度，及时了解掌握网络舆情；如遇重大节假日或特殊时期，安排专人进行24小时舆情监测。第六条 网络舆情的监测结果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报送制度：

（一）针对网络舆情的监测与处置情况，办公室以周报形式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舆情动态和趋势；

（二）遇突发事件及重大舆情发生时，办公室以快报形式，立即将舆情内容向领导小组汇报。

第七条 网络舆情管理办公室负责分析判断突发及重大舆情的级别和程度，“拉响”三种警报，并提出处置意见：

（一）蓝色警报：没有或轻微存在舆论风险，一般的民生问题、建议和咨询等；

（二）黄色警报：在较小范围内存在影响力、涉及人员不多、扩散面不广、关注度不高的投诉或曝光等。

（三）红色警报：事件较为严重、涉及范围较广、网络关注度高、即将或者已经产生较大舆论影响的网络舆论事件等。

第八条 监测范围：政务微博、昆山BBS、西祠胡同—昆山城市论坛、娄江论坛等网络平台。

第九条 网络舆情管理办公室作为具体执行部门，统筹负责做好相关网络舆情处置工作。

（一）发现：舆情监测人员发现或市批转交办的网络舆情，办公室第一时间对舆情内容进行分析评判，填写《XXX网络舆情交办单》；

（二）签批：由办公室初步拟定交办意见，领导小组组长签字后，交由舆情涉及部门处置。

（三）处置：舆情涉及部门自接到交办单后，要求1个小时内作出初步回应，并在3个工作日内作出正式回复。无法立即解决或持续性工作，需要回复具体举措及计划，并及时将处置进展报送办公室。

（四）回复：由办公室统一将回复内容通过网络平台给予回应和引导。

第十条 舆情涉及需要多个部门协调时，由领导小组组长召集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商讨解决方法。

第十一条 红色警报的重大舆情时，办公室立即以快报形式向管委会领导汇报，并酌情向市委宣传部上报。

新媒体舆情导引与政府的“软”管理 篇6

以上情况表明,媒体具有影响和干预现实环境的能力。众所周知,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对讯息传播和社会舆论产生了深刻影响,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已渗入到新闻传播业的各个环节,引起了信息形态及运作方式的深刻变化,同时,媒体宣传与舆论掌控开始面临新的问题,需要规范化的体制建设。

新媒体的舆论导引和政府的掌控问题,愈发收到了受到了重视。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2]同时在与网民的交流中胡锦涛还指出,“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3]胡的上述意见具有风向标作用,它表明互联网已成为政府关注民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介质。在当下中国社会生活中,以互联网为首的新媒体,在宣传和型塑国家形象,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帮助国民获得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推进民主政治进程,改变政府执政方式和理念等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为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总和的舆论,一旦产生便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和持续性,对公众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及事态发展进程甚至社会发展产生影响,进而衍化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控制力量。而当今迅速崛起的新媒体,因其传播迅速、影响广泛,正被作为一个国家和社会进行形象宣传和塑造、进行舆论引导与控制的强有力工具。

二、营造新媒体舆情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这一语词,最早由原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约瑟夫•奈(Joseph S.Nye)于1990年提出。他认为,国家的实力分为硬实力(Hard Power)和软实力两大类,硬实力指军事等强制力和经济实力等诱惑力;软实力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或政治议程的控制力[4]。约瑟夫•奈同时认为,“在信息时代,软实力不仅依赖于文化和理念的普适性,还依赖于一国拥有的传播渠道,因为它能够对如何解释问题拥有影响力。”[5]在这里,约瑟夫•奈将“传媒本身”与“文化”视为信息时代软实力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传媒对信息的广泛传播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一个必要前提。

本文前述可知,新媒体已经开始成为国家形象宣传和型塑的重要媒介,能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同时还能帮助公众获得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推进民主政治进程,改变政府执政方式和理念。鉴于此,我们便应充分发挥新媒体所具有的媒介特质,努力营造良好的舆情环境。要营造新媒体良好的舆情,应主要提升新媒体的公信度、关注度、影响度。在媒介竞争中,新媒体与其它媒介一样,除需要诸如传媒技术、人才、制度等硬实力方面的东西外,同时还须具备软实力。

软实力的内核是传媒信息采集、处理、交换的核心要素。只有具备软实力特质的媒体,才能坚持职业操守,以严谨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条信息,在公众中赢得公信力。在此基础上,新媒体才会对公众产生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源自于新媒体自身的独特文化,它包涵新媒体的立场取向、价值判断、经营理念、组织机制、领导体制,以及媒体从业人员素质,媒体衍生产品,媒体环境,媒体形象等诸多要素。一旦这种媒介文化形成,便会对其传播理念与传播行为产生影响,“有了个性鲜明且稳定连贯的媒介文化理念,传媒才能以个性化、人格化的产品实现与目标受众之间的吸引、共振与黏合,在时间序列上维持稳定的受众期待,在差异化竞争中脱颖而出。”[6]在信息传播中,新媒体只有秉持严谨求实的立场,实事求是的舆论导向,才能获得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较高关注度。同时,新媒体还要打造传媒品牌,以提高其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能够使其传播内容与传播方式等为公众接受,并进而改变其认知的态度和行为,产生良好的舆论环境。

三、新媒体的“软”管理

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与传统的传播介质相比,同样有其两面性:一方面迅速、及时、宽幅度地传播各种社会文化信息,满足了公众对信息的渴求和社会文化信息的掌握,也加速了社会信息化进程;另一方面新媒体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又存在一些负面或不良问题,因此需要对其加强监管和引导,以利其用。传统做法往往是对媒体舆论进行硬性控制,主要通过新闻审查即设置“把关人”对信息进行封堵。这种做法既不利于信息的准确传播,也容易误导公众。因此,政府部门对新媒体的管理,应采用一种新的做法——“软”管理。

首先,政府部门在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发布和形象宣传时,应领会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对新媒体的关注和认知。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在信息传播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它对舆论产生的重要影响,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胡锦涛同志在2002年1月就曾要求思想战线宣传,要“从新的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特点和规律,积极探索开展宣传思想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同样指出“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7]2007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38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又指出:“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大力发展和传播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加上前文论及的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同志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对新媒体的态度,无不表明党和政府对新媒体愈来愈高的认知和重视。各级政府在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时,应该积极认真领会这些精神,充分利用好新媒体这一资源,营造良好的舆情。

其次,具体操作上,建立新媒体舆情汇集与分析机制,以便对其舆论进行掌控和引导。[8]要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须时时检测新媒体舆情,并要准确进行舆情分析和判断;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发布机制,充分保持信息畅通。同时,积极研究分析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舆论的生成、衍变机理。在掌握其信息传受情况下,进行适当合理的“议题设置”,即可以典型事例、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等信息传播方式,对公众进行舆论引导,从而形成准确而良好的舆情。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培养“舆论领袖”来加强新媒体舆论队伍建设。“舆论领袖”可以是媒体发言人,他们因经常在媒体上发布信息、参与评论而于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言论影响力可以帮助引导和形成正确良性的舆情。

再次,设置抗干扰因素预后应急方案,建立传播效果的综合测评机制。传播学理论认为,信息一旦传播,无论其类型、规模与速度,都可能存在可预见与不可预见的干扰因素。因此当信息传播遇阻而不能进行正常传播或可能影响整体春播效果时,都应该预先设置好预备方案,以便能及时替换原来的传播模式。同时,在信息制作与信息接受的传受过程中,信息的接受情况即传播效果是考察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9]对传播效果的考察需要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综合测评机制,这种机制应包含阶段性测评与综合性测评两级步骤,它建立在广泛而精准的调查数据及其分析基础上,并为其后的传播活动提供可资借鉴的决策参照。

[1](美)李普曼.公众舆论[M]. 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第4版),2008-06-21.

[3]胡锦涛.胡锦涛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提5点意见[EB/OL].http: //www.sina.com.cn/2008-06-21.

[4][5](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 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17,153.

[6]陈瑞等.打造传媒竞争力[J].传媒,2004(6):24-32.

[7]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EB/OL].http://www.people.com.cn/2004-9-19.

[8]参见郑瑜新.媒体时代的舆论引导与控制[J].当代传播,2008(3).

环保类舆情事件政府应对策略研究 篇7

一、环保类舆情事件成因及特点

(一) 公民环保法制意识和决策参与意识的提高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杨朝飞称, 自1996年以来, 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按照“经济导致民主理论”, 当人均GDP在3000美元到1万美元之间是最容易发生民主化的“变迁区间”, 民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会不断增强, 主动参与政府决策的积极性提高。随着群众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和环保意识的提升, 以污染环境、消费资源等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被公众接受, 对于大拆大建搞形象工程建设, 公民开始质疑, 要求信息公开, 公众开始有意识地、自发地、群体性地表达诉求, 这充分说明公众文化素质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

(二) 社交媒体成为该类舆情事件的最佳发酵场

论坛、贴吧、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成为网民发表意见、联络聚集的重要场所, 社交媒体为该类舆情事件提供了最佳发酵场。当某一重大工程项目或者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奠基或者开工时, 个别网民在当地论坛、贴吧等社交媒体发表带有批评和指责性质疑, 瞬间引发大量网友评论、转发和围观, 并通过QQ群、微博等扩大影响力。如果政府在此期间处置不当, 网民很可能由线上“围观”转向线下活动, 网上网下高频互动把事件推向极端化和暴力化。

(三) 涉及面广, 涉及人数众多, 危害大

因为环保类舆情涉及面广, 涉及的利害关系人人数众多, 所以此类舆情一旦爆发, 容易受到网友广泛关注, 引发大量网友评论、参与和转发, 引发线上动员, 线下行动。一旦形成群体性聚集, 容易发生群体极化现象, 产生激烈对抗, 打砸抢烧, 对社会破坏性极大。

(四) 此类事件多以项目停建或者搬迁收场

在涉及环保的重大项目部署类舆情出现后, 只要出现大规模聚集抗议的群体性事件, 政府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立刻改变之前决定, 宣布工程搬迁或者永久停止。项目“叫停”虽然能有效平息舆情事件, 但并不意味着项目被叫停是正确的决策。正如某些事件在事后有大量网友质疑:“叫停”难道都是正确的行为吗?几百亿的项目说停就停, 不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 给项目工程处理的后期留下很多遗留问题, 如以前签订的合同是否还有法律效力?企业的损失谁来赔偿?企业是否可以把政府告上法庭?等等。这样的政府形象如果从点连成片, 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将极为不利。

二、环保类舆情事件政府应对策略

当前, 重大项目部署的舆情风险评估机制存在不健全、公示曝光率低、公示时间延误、公示缺乏沟通等问题。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相关部门忽略民意、应对极化、处理方式僵化。地方政府需要在维护公众利益与寻求经济增长点间获取平衡点, 在面临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下运用合理规范的操作手段。

(一) 建立环保类重大项目部署的舆情风险评估机制

地方政府在对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重大项目进行决策时, 应首先对此类项目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先期分析、预测和评估, 确定风险等级, 作出风险评估结论, 并采取措施防范、化解和控制社会稳定风险, 着力从源头上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

(二) 重视民意调研和舆情分析工作

地方政府在引进一些产业和项目, 或在对传统企业进行改造和治理时, 要切实从普遍大众的利益出发, 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把环境评估和社会风险评估考虑在内, 将民意调研纳入项目策划建设的一部分, 并根据民意调研调整和完善项目建设方案。这些工作可以通过民间、半官半民性质和官方组织开展, 相比官方的民调机构, 第三方机构如媒体、环保NGO组织等因其独立、公正的优势, 可以在沟通官方与民间舆论场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 做好公示阶段的宣传工作

大部分公众在重大环保类项目部署公示时不怎么关心, 当工程进入奠基、开工建设阶段, 涉及自身直接利益时, 才开始高度关注。因此只在网站公示的方式并不适应地方民众信息接收习惯, 应该充分发挥地级、县区级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的作用。同时应注重关注民众诉求, 敞开言论渠道, 正视问题, 及时回应, 请相关专家、学者以及第三方机构理性解释项目的利害得失, 确保沟通渠道长期畅通, 要逐渐形成与民众“平等对话”的意识, 并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对话”缺失下的信息真空是诱发群体事件的一颗定时炸弹, 如果政府应对和处理不当, 群体性事件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四) 建立健全相关环保法律法规

随着法律法规的健全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 大量的社会管理问题最终要通过司法手段解决。让司法诉讼成为公民便捷、有效的表达渠道, 发达国家及港澳台地区都有很多这方面民众打环境官司胜诉的案例。司法解决也避免了所谓“政府屈从民意”的问题, 维护了相关企业的合法利益。通过法律手段, 双方各自拿出理论和事实证据, 专家学者当庭作证、法官律师交叉盘问工程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合理性, 通过双方真枪实弹的辩论展现在公众面前, 公众才能全面认清项目的利弊得失, 避免民意受到“传言”误导。

(五) 建立完善的舆情应急预案

完善的舆情应急预案, 是指保持部门联动、信息沟通, 强化领导落实专人, 对网络舆情尤其是负面舆情的监测预警与控制, 从而达到有效化解网络舆论危机的目的, 其中主要包括监测、预警、应对三个环节。在监测环节, 有关人员和部门对网络舆情的内容、走向进行密切关注, 全面准确掌握新情况、新动态, 及时反映及时报告;在预警环节, 对网络舆情的内容进行判断和分析, 对正在形成、有可能产生更大范围影响的舆论进行筛选, 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网络舆情走向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在应对环节, 当网络舆情变为现实的网络舆论危机事件后, 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妥善化解危机、消除不良影响。

(六) 平等对话, 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群体性事件爆发后, 相关政府部门应第一时间亲赴现场做好群众情绪安抚工作, 并注重倾听和关注民众诉求, 进行平等对话, 同时注意做好信息公开和发布工作, 这其中包括做好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沟通, 必要的项目 (政策) 解释, 最新的事实报道和事件发展情况, 起到上传下达、遏制网络谣言的滋生和蔓延的作用。

(七) 政府要理性处置, 切勿滥用警力

随着公民法治、民主意识的觉醒, 警力与武力的滥用只能造成流言和谣言的快速传播, 导致事件的继续升级和复杂化。游行示威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对于理性的游行示威和抗议行动, 政府应对时也要冷静, 避免因滥用警力造成肢体冲突, 甚至上升为暴力事件。对于特殊人群如妇女、儿童、学生等社会弱势群体, 应当给予适当的关注, 防止不良报道的产生。同时针对群体性事件中的伤亡谣言, 应当及时表态澄清, 并且勇于承担责任。在自媒体传播时代, 街头透明运动兴起, 警力的滥用会造成舆论场的二次引爆, 负面情绪在网上快速传播, 引发次生灾害, 使政府由主动变为被动。

(八) 提升微博运营技巧, 重视与意见领袖沟通

不同的传播主体应有不同的语态要求, 微博用语运用不当, 作用适得其反。例如在什邡事件发展的高潮期, 在“活力什邡”的微博上出现“坚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口号式信息, 引发了网友的不满。此外, 意见领袖在舆情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舆论推动作用,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存在大量意见领袖参与传播, 因此政府必须加强与意见领袖的沟通, 使其发挥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摘要：以重大环保项目类舆情为切入点, 分析该类事件的舆情特点。通过回顾一系列相关事件的政府处置成败的实例, 总结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大环保项目类舆情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环保,舆情事件,政府应对

参考文献

[1]李萌, 王研, 周强.“PX”建还是不建, 信息透明度须增加[N].新华每日电讯, 2013-05-07.

[2]刘百军.政府重大项目决策须保障群众参与权[N].法制日报, 2013-05-14.

微时代下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 篇8

一、网络舆情事件典型案例分析

案例一:某市飙车案

2012年5月26日凌晨, 一嫌疑人驾驶跑车因为超速与两辆出租车发生碰撞, 造成3人当场死亡, 其他人员不同程度受伤。嫌疑人侯某事发后先逃逸, 后又投案自首。

5月27日上午, 受害人家属质疑肇事者已被顶包, 要求交警部门将真正的肇事者绳之以法;5月28日至5月31日, 深圳交警先后四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媒体公布了当晚相关的视频录像, 公布了DNA比对结果, 一张肇事车辆当日肇事前的的图片, 佐证了侯某的肇事者身份。[1]

案例二:余姚榨菜有毒案例

2014年5月28日, 一网络大V发微博称:“宁波余姚一榨菜企业含有毒物质。”这一信息迅速爆炸似的传播开来。余姚迅速启动网络舆情应对机制, 29日一早, 余姚市相关部门立即组织专项小组, 在媒体的全程参与下, 对网络上涉及的相关企业进行逐一排查和检测。最终发现, 是因为一家榨菜企业和工业排污口相混合导致。余姚将检测结果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微博进行发布, 及时平息了谣言。[2]

以上两个案例, 只是目前政府部门处置网络舆情的一个缩影, 在社会变革、网络信息爆炸的今天, 作为政府部门, 必须对网络舆情的处置进行研究, 发现其中的规律, 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解决问题。

二、网络舆情特点分析

通过对近年来一些网络舆情案例进行分析得出, 目前网络舆情具有如下的特点:

一是大多数网民怀有围观心态。在数以亿计的网民当中, 能参与到网络舆情互动当中去的网民, 往往是社会当中受教育程度较高, 基本上属于社会上中上层的群体, 这一群体的网民对待网络爆出的一些热点事件, 往往会及时予以转发围观, 甚至有些人还想搅乱局面, 而没有以一种公益的心态去平和地看待, 他们在网络舆情事件当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少数网民和“意见领袖”心态偏激。在网络舆情事件的发生、发酵过程当中, 往往少数网络大V、“意见领袖”们对事件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这部分人的的言语偏激, 对某些舆情事件的关注和转发, 会引起剧烈的连锁反应, 加剧社会负面情绪, 引起网民们的交叉感染。

三是政府部门公信力下降, 执网能力不足。近年来, 由于某些政府部门对一些事件的不作为和一些贪腐现象的发生, 导致政府的公信力下降, 网民们宁愿选择相信偏激言论, 也不愿意相信政府。再则, 由于某些政府部门思想不能与时俱进, 执网能力不足, 不关注网络舆情, 舆情素养较低, 科学应对媒体, 正确引导舆论的能力不足, 听之任之, 结果导致一些微小的舆情事件被不断放大,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效果。[3]

三、网络舆情应对策略

一是抓好一个前提。仔细分析发生网络舆情事件的根本原因还是政府部门责任缺失, 社会流动渠道不畅通, 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等, 都引起网民们不满意, 而且目前的信访反映渠道不畅通, 所以, 人们才会利用网络这样一个成本低廉的反映渠道。因此, 解决网络舆情事件的根源性问题就是要抓好一个前提, 政府打铁还需自身硬, 不断强化政府服务职能, 转变角色, 让百姓满意才是根本。

二是坚持两个机制。一个是科学的监测和预警机制, 目的是通过技术手段, 及时掌握网民动态, 第一时间了解本行政区域内的一些网民关注的焦点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解决;另一个就是形成网络舆情事件处置的反馈交流机制, 即是对舆情事件的处理情况, 要形成及时的反馈交流机制, 及时告知网民和相关人员。

三是把握三个原则。第一个是维护公众利益的原则:在处理任何舆情事件的时候, 都务必坚持公众利益至上、坚决维护公共利益的原则, 这样才能与大多数网民参数共振和共鸣, 赢得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第二个是掌握主动权的原则:在处置网络舆情事件的时候, 要及时成为消息的发布源, 掌握对外发布信息的主动权, 主动说、尽早说、自己说、内行说、领导说。第三个就是科学应对的原则:应对舆情事件, 既要快速反应又要科学应对, 快报事实、慎报原因, 不封堵、不沉默、不恐惧, 积极有效应对解决。[4]

摘要：在网络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 微博、微信、QQ和博客已经成为中国网民上网的主流平台, 在这种微时代的背景下, 网络舆情事件多发已成为一种趋势, 政府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处理好网络舆情, 这是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迫切要求。

关键词：微时代,政府,网络舆情

参考文献

[1]于淑逋.深圳飙车案的猜测与回应.南都网, 2012年6月4日.

[2]徐小勇, 何蒋勇.浙江余姚:舆情应对成基层干部必修课.中国新闻网, 2014年1月3日.

[3]丁俊杰, 张树庭.网络舆情及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经典案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0.

政府舆情信息 篇9

关键词：网络舆情,政府,大数据

网络舆情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PO) 即网络上的社情民意[1], 其概念强调两点:一是新闻事件、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主要通过互联网首发或传播, 二是表达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公众主要是网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已经深刻的改变了社会的信息传播渠道;如今普及的移动互联网更是彻底颠覆了传统的媒体和舆论观念, 成就了一个“人人都是信息采集者、人人都是信息传播者”的新时代。网络媒体具有进入门槛低、信息规模大、发布与传播迅速、参与群体庞大、实时交互强等综合特点。网络舆论不仅是网民直接表达意见的渠道, 更是网民与社会管理者进行互动的绝佳平台, 甚至已经开始推动社会在各个领域的变革和进步。

1 大数据时代网络舆情监测的新机遇

社交媒体和传感网络的发展带来数据爆炸式增长催生了大数据 (Big Data) [2]这一新兴概念。大数据所涉及的资料规模如此巨大, 以至于几乎无法通过目前的主流软件工具, 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营决策目的的信息。大数据的数据规模超出传统数据库软件采集、存储、管理和分析等能力的范畴, 涉及到多种数据源、多种数据种类和格式。网络舆情信息正是一种大数据, 达到甚至超过PB (1000TB) 级规模的网络言论事实上代表了网民最真实、最客观的行为特征与心理需求。网络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聊天室、聚合新闻RSS、QQ、MSN、博客、微博和微信等等。传统的依靠人工的方法进行的网络舆情监测在大数据时代显然难以持续。如何时准确地掌握网络舆情动态, 提高新形势下舆情信息的分析能力, 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是各级政府部门面临的严肃课题与严峻挑战。

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可以从规模、变化频度、种类和价值密度等几个方面进行理解。对于大数据特征的描述集中为5V, 即规模化 (Volume) 、多样化 (Variety) 、快速化 (Velocity) 、潜藏价值 (Value) 以及真实性 (Veracity) 。

规模化 (Volume) :聚合在一起供分析的数据规模非常庞大。谷歌执行董事长艾瑞特·施密特曾说, 现在全球每两天创造的数据规模等同于从人类文明至2003年间产生的数据量的总和。“大”是相对而言的概念, 对于搜索引擎, EB (1000PB) 属于比较大的规模, 但是对于各类数据库或数据分析软件而言, 其规模量级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多样化 (Variety) :数据形态多样, 从生成类型上分为交易数据、交互数据、传感数据;从数据来源上分为社交媒体、传感器数据、系统数据;从数据格式上分为文本、图片、音频、视频、光谱等;从数据关系上分为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从数据所有者分为公司数据、政府数据、社会数据等。

快速化 (Velocity) :一方面是数据的增长速度快, 另一方面是对数据访问、处理、交付等速度的要求快。美国的马丁·希尔伯特说, 数字数据储量每3年就会翻1倍。人类存储信息的速度比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快4倍。

潜藏价值 (Value) :尽管我们拥有大量数据, 但是发挥价值的仅是其中非常小的部分。大数据背后潜藏的价值非常巨大。美国社交网站Facebook有10亿用户, 网站对这些用户信息进行分析后, 广告商可根据结果精准投放广告。对广告商而言, 10亿用户的数据价值上千亿美元。2012年, 运用大数据的世界贸易额已达60亿美元。2016年, 这个数字预计将达200亿美元。

真实性 (Veracity) :一方面, 对于虚拟网络环境下如此大量的数据需要采取措施确保其真实性, 客观性, 这是大数据技术与业务发展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 通过大数据的分析, 真实地还原和预测事物的本来面目或者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也是大数据发展的关键问题。

2 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建设需求与目标

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建设的实际需求有:

(1) 如何透过互联网了解民情, 获取最真实的民众诉求?

(2) 如何准确地收集“政府各部门最需要的”舆情信息?

(3) 如何能随时知道“与政府各部门相关舆情信息”的发生, 以及如何全面追踪?

(4) 如何应对突发事件和舆情危机?

(5) 如何防止有害舆情信息的泛滥传播和舆情失控?

(6) 如何判断舆情信息的未来走势?

(7) 如何在第一时间为政府各部门领导决策提供信息支持, 为危机化解争取时间?

(8) 如何建立舆情评估机制?

因此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建设的目标是:

借助大数据支撑技术, 通过对主流媒体、门户网站、资讯平台、知名论坛、搜索引擎、博客、贴吧等网络载体的监测, 全面掌控互联网上与政府各部门相关的人、地、物、事、组织, 不漏掉有价值的舆情信息。借助大数据支撑技术, 对已经获取到的海量网络信息中与政府各部门相关的舆情信息进行动态分类采集、智能化分析, 及时发现隐藏热点舆情、突发事件和重大公共事件信息。借助大数据支撑技术, 实现第一时间掌握涉及政府各部门相关的网络舆情最新动态。

3 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云平台”构建

3.1 舆情系统总体架构

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云平台”总体架构如图1所示。

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云平台”通过虚拟化技术[3], 在物理服务器的基础上搭建若干虚拟机, 部署相应的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并基于NAS[4]、IP SAN[5]、FC SAN[6]等技术构建虚拟化存储体系, 在云端存储所有的应用数据。通过云平台管理套件实现虚拟服务器、存储资源的定制化、可计数、动态分配和使用, 并在“云平台”的基础上搭建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应用。

3.1.1 基础资源服务 (IAAS)

在电子政务专网、服务器、存储设备等IT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构建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云平台”的基础资源服务, 包括:虚拟服务器、虚拟存储等。

虚拟服务器:在物理服务器上安装虚拟机管理程序 (Virtua Machine Monitor) , 虚拟机管理程序可根据用户实际需求 (CPU主频、内存大小、硬盘容量等) 构建相应的虚拟服务器作为部署应用系统的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

虚拟存储:通过成熟的NAS、IP SAN、FC SAN技术构建集群的云端存储体系, 为各个虚拟应用服务器和数据库服务器提供存储。

3.1.2 平台即服务 (PAAS)

通过“云平台”管理程序对虚拟机的创建、负载均衡、回收、备份进行统一的管理, 并提供相应的技术组件为“云平台”上的应用提供支撑。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通过PAAS层向用户提供舆情监测相关的功能服务。PAAS层是为上层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的组件和数据库服务, 支持组件包括网页爬虫组件、搜索引擎、存储管理、舆情分析组件、全文检索组件、应用中间件、日志服务、系统安全管理等组件。

大数据中心包括用户数据库、舆情采集数据库、舆情分析数据库、监狱信息数据库等等, 基于以上各类数据, 包括所有格式的办公文档、文本、图片、XML、HTML、各类报表、图像和音视频信息等等结构化、非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 由于结构和来源不同, 系统提供了不同的访问方式和相关协议标准。

3.1.3 软件即服务 (SAAS)

软件即服务 (SAAS) 是在基础资源服务 (IAAS) 和平台服务 (PAAS) 的架构基础上, 为政府用户提供提供网络舆情应用服务, 主要通过舆情采集、舆情处理分析、舆情管理三大子系统提供。

3.2 舆情系统部署

政府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可以按省、市县等层级实施部署。通过电子政务专网, 将政府各部门有机连接, 共建舆情大数据与预警中心, 整个网络拓扑架构如图2所示。省级系统和市县级系统分别独立, 上级主管部门可以访问下级采集的数据, 如果达成协议, 同级各部门也可以互相共享采集回来的数据。

4 结语

网络舆情已成为影响社会持续有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政府各部门有必要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监测系统的建设积极应对大数据环境下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管理、信息基础设施的保护, 通过网络舆情的监管和引导, 依法治理网络空间, 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法制网舆情监测中心.政法舆情危机应对实务手册[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3.

[2]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2.

[3]虚拟化技术.http://baike.baidu.com/view/13605.htm.

[4]NAS.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6335/7913805.htm.

[5]IP SAN.http://baike.baidu.com/view/1810605.htm.

政府舆情信息 篇10

关键词：公民社会,微博,网络舆情,政府应对

在这个“日常生活网络化、网络生活日常化”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来获取与传递信息, 表达自己的意见与需求, “沉默的大多数”衍变为敢于表达与批评的公民, 民间与上层之间的对话方式随之发生改变, “网络导致的信息方式的改变, 推动着科层制金字塔形的组织形式逐渐向扁平型组织结构转变, 在网络空间, 由于弱势群体权利的成长, ‘主流话语’作为理性主体的中心权利有可能被‘边缘话语’所解构。”[1]尤其是微博的发展, 一个事件一旦在微博上得以裂变式的传播, 其影响力可在瞬间爆发, 个体事件也会迅速成为公共事件。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社会里, 人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投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各种社会性的事务当中去。在广州番禺“房叔”事件、“死猪事件”、“红豆事件”等新闻风暴中, 公众的微博“围观”紧逼真相, 也引发了关于体制的思考。在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公众以公民的身份积极关切社会事件, 行使与生俱来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参与权等, 这是社会向前迈进的一个显著标志。微博作为一个平台, 在我国公民的话语生成机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微博:传播的公民时代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是舶来品, 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历史上出现了把公民社会等同于国家、公民社会与国家相分离以及公民社会、国家和市场三分的几种取向。到了近现代公民社会的概念细分为脱离市场领域的非官方公共领域。在我国学术界, 公民社会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和民间社会, 而“公民社会”更多地强调其政治学意义, 即公民的公共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我国学者王乃圣教授则认为, “公民社会就是以社会成员主体上的独立性、人格上的自由平等性、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为主轴的社会。”[2]

由此可见,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政治存在关乎公众的公民权, 其核心是政治权利。“公民社会有着典型的法治特征:自由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参与性以及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 法治的公民社会遏制政府、约束经济人行为, 要求公共政策需要得到公民社会的认可, 但如果公共政策被公民社会所反对, 公民社会必然会质疑政策决策主体、政策体制和政策过程的合法性, 只有符合法治的公共政策才能达到公民社会的要求。”[3]

在众多新闻事件中, 公众所表现出的敢于对强权的挑战、对不平等的抗议、对道德的拷问、对真相的渴求、对良知的呼唤, 这些声音凝聚了广大网民塑造公民社会的能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披露的数据表明, 2012年, 我国正式迈入“5亿网民”时代。其中以微博网名的数量增长最快, 这种快捷、自由的表达方式让无数人拥之趸之。而一个时代的开启, 背后是一场具有颠覆力的变革。

在“大众麦克风时代”, 微博的出现为公民社会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公共话语空间, 也即预示着这样一场传播公民时代的变革。微博与公民社会所关注领域重叠的“公共话语空间”即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在公民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必然要求公众将视野伸向公共领域。

微博基于其匿名性、交互性等特征, 为公众发泄情绪、表达意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而且极易在短时间内引起共振。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利益诉求、参与公共事务、参与公共决策, 无不显示出公民参政议政的强烈需求与热情。而政府部门也纷纷建立官方微博、设立网络发言人、开展微电子政务。微博不仅为公民提供了参政议政的新渠道, 更为政府倾听“沉没的声音”、疏通和激活体制机制提供了新思路。

二、微博舆情危机的主要表现

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 “舆情”是由个人以及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 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 对自己关心或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的刘毅则将网络舆情定义为:“通过互联网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4]。当零散的非系统化的舆情聚集时, 可以向一致意见的舆论转化, 而政府及时有效地应对就是为了使舆情不转化为舆论或者转化为良性的舆论。

而“微舆情”顾名思义则是指微博舆情, 是指通过微博引起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现实和现象的各种意见的总和。批判性、否定性的负面舆情自然容易形成社会压力, 网络社会舆情能更快更多、更容易地向最集中、最强烈、最显性的社会舆论转化, 而一旦这种转化发生时, 社会舆情的影响将会成倍地增加, 形成更大的社会舆情压力, 这种压力之大, 有时会形成所谓的“舆情危机”。[5]

具体地说, 在涉及官民关系、贫富分化、房价物价、城管执法、征地拆迁、食品药品安全、安全事故、公益慈善等问题上容易产生舆情危机。舆情危机给社会带来的冲击主要表现在:

1. 公众集体诉求强烈。

公众的情绪疏导不力就极易爆发成公共事件, 而这种“危机共偿”效应极易在作为公民的公众身上得以传播。这得益于微博自身的交互性强、及时性高的优势, 瞬间能产生舆论共振。在2013年3月的“黄浦江死猪漂浮”事件中, 其由一个区域性的话题迅速扩散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 是因为公众普遍对整体的生活环境有不安全感, 而官方的回应是“水质没有问题!”, 一石激起千层浪, 死猪事件时间横跨整个全国两会, 成为三月受关注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话题。

2. 从虚拟抗争走向现实抗争。

一方面, “微舆情”是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表达利益关切的表现, 另一方面, “微舆情”之所以只能借网络渠道“膨胀”, 说明公民的利益很难通过程序化的途径在现实社会得以伸张。民众利益诉求不畅、社会代偿机制不健全, 造成民众情绪的淤积, 导致社会心态的浮躁与动荡。李良荣教授曾在一次讲座中提到, 目前我国的舆情生态呈现新的特征, 即由虚拟抗争走向网下现实抗争、和平抗争走向暴力抗争、个体抗争走向集体抗争。在一个逐步完善的公民社会里, 这种“抗争”的力量不容小觑, 应当引起重视。

三、沟通和对话:政府应对“微舆情”的策略

可以看到, “拆迁条例”、“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炉, 无不与公共事件中涌现出的舆情与民意有关联, “微舆情”直接影响了政府的公共决策。

传统上, 政府在面对诸多公共事件时都采取“鸵鸟政策”, 然而面对波涛汹涌的舆情, 这种一贯的“堵”、“截”、“压”的方式已经不适应时势的要求, 只有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柔性、开放、透明地处理与化解舆情的方式才是值得推崇的。笔者认为, 在培育公民社会的过程中, 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应对:

1. 倾听“微舆情”表达。

“微舆情”发轫于网络, 但却是现实的反映。政府及时了解公民的愿望与诉求, 一方面可建立实时的“网上听证会”机制, 并对“微舆情”进行分析和研判, 一方面对于处于上升中的负面网络舆情做好舆论引导, 避免事态扩大化, 在网络杂音中提高执政能力。2013年2月11日, 有网友在新浪微博爆料称, 山东潍坊市许多企业通过高压水井, 将污水压到地下1000多米的水层, 严重污染地下水, 公众对监管企业和排污企业进行了强烈批评与鞭笞。此事件经舆论放大之后, 各地网友纷纷“吐槽”当地的水污染状况。

2. 满足公众知情权。

知情权, 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这就要求做到“信息透明”, 即政府新闻发布的透明度、官方媒体报道情况以及对外媒体的态度等。这也是衡量政府舆情应对的一项重要指标。在不断成长的公民社会里, 公众知情权的获取以及信息透明的程度, 也是我国民主政治必不可少的内容。在信息不明的情况下各种流言和质疑的产生, 会使社会处于一种恐慌状态, 也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在这一点上, 人民网舆情检测室提出的“黄金4小时”[6]理论值得政府借鉴, 要求政府在第一时间发声, 第一时间处理问题, 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

3. 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接受公民监督。

从“微舆情”可以看出, 近年来, 公众对政府、公共机构等十分敏感, 网民热衷于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 这种强烈的话语表达、社会参与需求、以及政治上的激进带来的是更大的舆情漩涡。药家鑫案案发之后, 微博上“药家鑫该不该被判死刑”评议一片, 对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发出拷问。事实证明, 政府在舆情应对中没有及时进行行政问责, 使违法乱纪者受到该有的惩罚, 公众情绪始终都很难得以平息。政府自觉接受公民的监督, 也可纾解舆情舆论。

4. 真诚与公众沟通。

它反映了政府应对舆情的态度。要摒弃不看、不听、不说等一刀切的不理性应对方式, 政府须把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 积极诚恳地回应。在真诚与公众沟通来应对舆情这一点上, 四川内江政府做出了榜样。2013年4月3日微博爆料称, 四川内江政府网站发布的一则新闻配图为PS之作。图片中领导站在自己影子中间, 表情、眼神和周围环境不协调, 与实际情况不符。这条帖子引起了众多网友的质疑和评论。4日晚, 《内江日报》就此事通过其官方微博向读者和网友做出了解释和道歉, 并对广大读者和网民的监督表示感谢和欢迎。他们的反应速度和诚恳态度很快得到了公众的理解, 一场微博舆情危机随之消解。

在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中, 公众表达意见的欲望和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 而公民的权利意识被唤醒, 在舆情危机出现之时, 更容易引发公民行动。微博舆情虽微, 力量却不微薄, 政府所要做的就是“让其说”、“听其说”、“与其互动”[7]。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 为政府公共决策献计献策, 政府也要善于运用网络这个开放性的平台、通过关注微博舆情来问政问计问需。政府理性地应对“微舆情”, 对于提升政府公信力、紧密官民关系、构建公民社会都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1[1]李彪.舆情:山雨欲来—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空间结构和时间结构[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41.

2[2]王乃圣.转型期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困境与对策探析[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09, (6) :23-24.

3[3]巫广永.论公民社会的内涵、特征及其对公共政策的积极影响[J].理论界, 2011, (12) .

4[4]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53-54.

5[5]王来华.论网络舆情与舆论的转换及其影响[J].天津社会科学, 2008, (4) :66-69.

6[6]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如何应对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分析师手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11 (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