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精选四篇）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篇1

一、宗教报刊产生的背景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统治之下,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全国占统治地位;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当时的中国保守并落后。而西方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有了迅速发展, 英国野心勃勃, 不断把势力伸向全球。

如何打破清政府的闭关锁国, 抢占中国的广大市场, 是英国一直思考的问题。武力征服需要条件和时机, 而思想征服易于进行且效果显著。因此利用富有欺骗性的宗教, 以传道为掩护进行侵略活动, 是西方对外扩张的有效方式。19世纪初, 传教士伴随着鸦片来到中国。

基于以上情况, 19世纪, 中文宗教报刊就在西方列强侵华、传教士充当侵华工具、创办报刊作为必然选择的情况下诞生了。

二、宗教报刊分析

(一)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1815年8月5日,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以下简称《察》) 在马六甲创刊。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为创刊人, 米怜为主编。该刊是地道的宗教性刊物, 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察》内容上包括宗教宣传、阐述封建伦理道德、西学介绍等。宗教宣传是主要内容。从传播西学的角度看, 尽管科学知识的内容不多, 却有重要意义。如介绍各国情况的《全地各国纪略》、《英国土产所缺》及介绍天文地理的《论行星》、《论月食》。这些文章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察》是世界上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 也是外国人所办第一个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报刊。它的出版结束了封建官报和准官报垄断我国新闻事业的历史, 是一种和封建官报截然不同的新型报纸。

(二) 《万国公报》

1868年9月5日, 《中国教会新报》在上海创刊, 第301册起改名《万国公报》 (以下简称《万》) 。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为发行人及主编。

《万》在内容上推广、普及西学和新学, 注重新学说的介绍, 客观上普及了科学知识;及时反映中外时局变化, 注重介绍世界大势;倡导新政, 鼓吹变法, 客观上推进了政治改革进步。

《万》具有四个不可替代性:一是对时局的报道和分析在中国境内的华文报刊中不可替代;二是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介绍不可替代;三是对西方政治理论的介绍不可替代;四是直接干预维新运动为其设计方案的作用不可替代。因此, 它在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 历史最长、发行最广、影响最大。

三、宗教报刊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的影响及地位

传教士办报刊, 目的是传播基督教, 企图用文字和思想使中国人皈依基督教。但宗教报刊在传播宗教外, 客观上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中国报刊近代化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 传播新闻理念,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传教士郭士力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第5期所载《新闻纸略论》一文, 是中文书刊第一篇介绍西方报纸情况和新闻自由观念的专文。宗教办刊改变了报纸在中国的功能定位, 使之开始真正成为传播消息的工具。同时西方的新闻自由、民主政治的思想也在中国得到传播, 对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人有深刻的思想启蒙作用。

(二) 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传教士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时, 办报技术已相当成熟。1853年创刊的《遐迩贯珍》就是用英华书院的铅印设备印制的。传教士引进的西方近代化印刷设备和出版编辑方面的近代化性质为中国自办近代报刊提供了借鉴。

传教士的办报活动为中国民族报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捷径, 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闻工作者。著名报人王韬、钱昕伯、蔡尔康等都是在办报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综上, 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及办报活动为中国近代报刊发展作出了贡献。传教士办报将西方先进的办报经验和新闻理念带到了中国, 开创了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先河, 影响和带动中国早期的报人, 推动了中国报刊的近代化。宗教报刊是近代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报刊近代化的开端,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不可小觑。

参考文献

[1]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稿[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9.

[2]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M].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3]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一卷) [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2.

试析中国近代报刊的历史文献价值 篇2

关键词:中国;近代报刊;历史文献价值

中图分类号:G21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4-0105-04

On the literature value of newspapers in modern China

KONG Zheng-y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Anhui University,Hefei,Anhui 230039,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news,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press inmodern China not only has the value of journalism,but also carries the value of literature value of historical facts.

Key words:China;modern newspapers;literature value

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东南亚的马六甲创刊,这是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1822年9月12日,《蜜蜂华报》在澳门创办, 这是我国领土上出现的第一份外文报刊。1833年8月,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是我国境内的第一份 中文报纸,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文化载体——近代报刊在古老的中国问世。据著名新闻史家方汉奇教授总结:“中国是世界上最先有报纸和最 先有印刷报纸的国家,中国有将近1300年的封建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外国人在中国办报的历史,有100多年资产阶级办报的历史,有大 半个世纪无产阶级办报的历史。在中国,先后创办过6万多种报刊。”[1]2 综观中国近现代报刊史:报刊类型,丰富多彩;职业报 人,人才辈出;报学思想,纷繁复杂。实际上,近现代报刊史就是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生动缩影”,是用报刊形式“剪辑”而成的一幅形象鲜 活的历史画卷。所有这些,就是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文献宝藏,有待我们去研究整理,开发利用。

作为一种近代文化现象,近代报刊是近代新闻学当仁不让的研究主体,然而,汗牛充栋的近代报刊又不仅为新闻学界所专有。它所呈现出 的纷繁复杂的报业形态,又承载了多维的社会历史空间和丰富的文化历史内涵。

就文献形态而言,近代报刊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态,既不同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的文献形态,又与传统的历史文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本文仅就近代报刊的历史文献价值作一粗浅梳理。

一、“新闻即史”

关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问题,学术界进行过比较深入地探讨。认为两者关系密切,本质上是一致的。有人这样总结到:“历史是已经过去了 的新闻,新闻是正在发展着的历史,历史是新闻的累积和连续,新闻是历史的片断。”[2]30-31

首先,历史学们早就注意到历史与新闻的这种关系。宋代王安石就称《春秋》为“断烂朝报”,把古代的史学经典《春秋》比作唐宋以来的古 代报刊——“朝报”。有人因此认为古代报纸起自《春秋》,而孔子就是我国第一个新闻记者。蔡元培先生也说:“新闻者,史之流裔耳。古 之人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非犹今新闻中记某某之谈话或行动乎?” [2]30-31新近发现的一篇李大钊的重要佚文——《报与 史》,阐述得更为全面清晰:

报的性质,与记录的历史,尤其接近,由或种意味言之,亦可以说,‘报是现在的史,史是过去的报。’……报纸上所纪的事,虽然是片片段 段,一鳞一爪的东西,而究其性质,实与纪录的历史原无二致。故新闻记者的职分,亦与历史研究者极其近似。今日新闻记者整理所纪述 的材料,即为他日历史研究者所当搜集的一种重要史料[3]249。

这段话不仅明确提出报与史在性质上“原无二致”,而且认为新闻记者与历史研究者的工作也“极其近似”。报史同源同质。

其次,新闻传播学者对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也有近似的论述。认为:“自古以来,新闻与历史就是不可分的……二者实为一家。”[4] 294-295“今天的新闻,无论在内涵和形式上,都独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科学,但是就它的起源来说,和上古的诗歌谣谚、历史记录很 近似,是一种消息、资料和知识,新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反映,这和诗歌谣谚以及历史记录并没有什么不同。”[5]

当然,新闻学者往往从新闻学的角度来分析历史资料的新闻价值。甚至,有新闻学者称唐代的众多“笔记史料”就相当于“一部林林总总的新 闻大世界”[3]254。两者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历史学经典著作《史记》里也深着新闻学原理。“我国古代的这位太史公,以 其毕生精力采访写作《史记》,即使拿今天新闻记者的眼光来看他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伟大的记者。”[6]

概而言之,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十分密切,有同有异。同在于“事”,不同在于“时”。同样的事实,当代人称为“新闻”,而后代人则称为“历史” 。有人作过比较,《南京半日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和《扬州十日记》(清兵入关后在扬州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没什么两 样,而“台儿庄战役”、“平型关大捷”的报道与《资治通鉴》上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抒写,也无甚差别。只是时间上不同而已。 一言以蔽之,“新闻即史”[7]。

二、文献史料承载价值

弄清了新闻与历史关系之后,就不难理解近代报刊的文献价值。报刊作为记录当代正在发生的社会事件的特殊载体,除了它的新闻学价值 以外,具有丰富的文献承载价值。

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中,我们知道,报刊文献的史料价值是多方面的。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述:“报刊上还有一般书籍上所难以查到的,内容 异常丰富的,有关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戏曲、电影、音乐、绘画、书法、雕刻、摄影、体育、宗教、婚姻、礼俗、风尚、伦理、道 德、建筑、医药、交通、饮食、服饰等文化史方面的大量第一手材料。所以,研究文化史离不开各时期的报纸。”[1]2历史学家们 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报刊的文献承载价值,而且在做史学研究时也特别重视从报刊上发现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给其弟子潘耒的书信中就明确指示要从明清时期的“邸报”中发掘史料。而《明清史料》中的很多内容就是摘自当时 的“邸报”、“京报”、“塘报”及“良乡报”等古近代报刊。明代邸报《万历邸钞》曾连续、跟踪报道了中国和其宗属国朝鲜之间因日本倭寇屡犯 朝鲜而应朝鲜国王李(日公)之请出兵抗倭的过程,该报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珍贵文献[8]。

1832年,广州出版的《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二十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经济、语言、文字、风俗……方面的调查研究,其中 包括了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等许多极有价值的资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重要参考文献,各国史学家对此都很重视。” [9]可惜,至今中国新闻史学界对这样一份重要的近代报刊,似乎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也相当的少,也许是因为语言等方面的原因 。新闻界的学人,外语能力尚需加强。

又如,香港最早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其中关于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报道,其内容就十分宝贵。它不仅记载了太平天国运动 初期欧美各国曾采取“中立”的立场,而且在报道太平军与清政府军发生战事时,还以赞扬的口吻对太平军的军纪予以赞赏:

党人士旅、每出城外、行止、亦结队伍、进退步伐、掌号吹竽、仿习外国兵旅行阵之法、闻城中有妇人为队长、每对管五十人、极有材武 胆略[10]。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太平天国鼎盛时期客观的精神风貌以及外国政府立场转变的变化过程。这些报道及其视角在当时的官私档案文献中是 绝无仅有的,对于研究太平天国早期历史,意义巨大,史料弥足珍贵。

再如,1884年在广州出版的一份报纸——《述报》。此报虽寿命不长,但却十分难得,它是在中法战争期间报道中国人民抗法斗争情况最 详尽、信息量最大、评论最及时的一份报纸。过去少有人提及,近年来经过李磊等学者的探索研究,才被发现,是研究“中法战争史”不可不 读的材料。

同样,近代史在研究王韬及其思想成就以及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就不能仅把他的政论集《园文录》和《园尺牍》等当 作研究主体,而应该吸收他曾创办的影响极大的报刊——《循环日报》上的内容,因为,该报不仅反映了他的新闻学思想,而且承 载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文化观和文学观。它是王韬思想的资料宝库,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近年,关于近代报刊的 史料文献价值,又有一个重要事件引起新闻学和历史文献学界的极大关注,这就是“末次档案资料”的发现。“末次档案资料”即“前日本末次 研究所情报资料”。它是1903年至1940年7月这段时间内各种中文、英文及日文报刊的剪辑汇编。总计涉及50多种报纸,而且这些报纸大部 分现在已不可得见。从文章类型来看,有电讯、社论、特稿、文件、译文、传记、史话、调查报告、专案报道、调查统计、论著、秘闻轶 事、漫画及图片资料等,内容相当广泛复杂。

这是一笔宝贵的文献资料,无论对于新闻学研究,还是历史学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1933年11月至12月一辑——《共产 党的事情》中抄录的报刊,中文报刊就有:《益世报》、《华东日报》、《华北日报》、《大公报》、《京报》、《北平晨报》、《世界 日报》、《庸报》、《大美》;英文报刊有:《PTT》;日文报刊有:《满日》、《京津》、《新支》等。有些史料信息更是闻所未闻的, 如《冀东报》1937年1月6日关于“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腰部中弹,伤势溃烂”、“施行手术”的报道,就未曾见其它历史文献的记载。所有这 些报刊剪辑,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与新闻,研究日本的侵华阴谋以及各政治集团之间争斗角力,提供了一份丰富而详尽的第一手材料。 这份报刊史料,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为新闻学、历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很多新的发现。

在当代最为宏大的一项文化工程——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其中“文献组”就非常重视清代《邸报》、《京报》中的史料记载,并且充分发挥其 史料价值。据笔者所知,仅仅清代的《邸报》和《京报》缩影出版的就有283大册,其中《邸报》120册,《京报》163册。

由此可见,中国近现代报刊的文献承载价值十分重要,这份史料是史学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领域,也可以说,它是今后历史学和新闻史学 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三、订正校勘史实价值

我们知道,新闻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考证历史,追求真实。这一项工作始终是新闻史家工作的重点之一,而且可以说这项工作永无 止境。报刊史实是在不断被订正中,一步步不断接近真实、接近真理的。新加坡著名新闻史学者卓南生先生在其著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 史(1815—1874)》中,就做了大量的史实订正和校勘工作,成为这项工作的典型代表。这项工作永没有结束,尚有很多史实可以从近代 报刊中获得新的认识或新的发现。

如,日本人在华办报起于何时的问题。根据近代报刊的记载会有不同的解释。方汉奇教授在其主事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认为:日本 人在华办报始于19世纪90年代,1890年6月5日由松野平三郎在英租界修文书馆创办的《上海新报》(周刊),次为上海日本青年会于 1892年创办的《上海时报》(杂志),是日本人“最早的在华办报活动”。“1894年在上海创办的中文《佛门日报》。它是日本人在华创办的 第一家中文报刊。”[1]317-318但是,根据《西国近事汇编》记载,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应该更早。1882年,“上海日本商人新出报章一本,共28页,其中虽以贸易为主, 然亦兼论国事及别种要情,嗣后按月一出。上海日商不多而竟能设报,殊属难得云。”[11]据称还有更早的说法。据《上海的定期刊物》记载:有一份刊物叫做:Fast East,中文译名《远东》。该刊1870年5月在日 本创刊,1875年10月停刊,1876年该刊迁至上海复刊,续办至1877年6月[12]。从时间看,《远东》要比《上海新报》早14年,比《西国近事汇编》上记载的“报章”也要早6年之久。都可以把日本人在华 办报史前推很多年。

又如,在近代中国,是谁最早提出向日本学习的问题。也可以从近代报刊上的记载予以校正。根据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学界普遍认为 :“主张向日本学习的中国人的最早代表”是黄遵宪。王晓秋、吕万和等学者都这么认为。这一观点可以从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 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黄遵宪及其日本研究”和王晓秋的《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日本研究代表作”等章节中看得很清楚。

然而,这种说法很值得商榷。早在《日本国志》出炉之前,就有媒体更早的认识到学习日本的重要性。如《西国近事汇编》在1875年就把 洋务运动的特征归纳为:“尚制造者,期于船坚炮利而已,讲训练者,止于步伐止齐而已。此非务本之政也。”[13]认为中国与日 本“皆仿泰西,惟华则以次变通。日则骤然改革,其迟速为不同”[14]等等。到了1887年《西国近事汇编》则更为详细报道日本已收回治外法权,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与各国签订新的平等条约。1888年《西 国近事汇编》又报道收回所有租借地等信息,关注和报道日本的内容更多更广。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此时正在写作之中,可以说,黄 遵宪的著作不仅吸收了大量的日本国内资料,也可能参阅了当时的各种报刊资料,特别像《西国近事汇编》这类著名的西学报集。

其实,早在19世纪60—70年代,《上海新报》上就开始以平等的态度报道日本消息,充分肯定日本人学习西方的做法,指出学习西方中国 不如日本。如,1871年5月,该报就说:“日本人学习西国诸法后于华人,而华人所学究不若日本人。”[15]新504已经透露出中国 要向日本学习的趋势和意向。

从以上所列,可以看出中国近代报刊在订正史实、考证历史事实等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在进行近代史学研究时,我们不能 忽略近代报刊的文献史料价值。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在使用近代报刊文献时,也不能盲从,应注意甄别是非,参校相关文献,互证是非 ,择善而从。否则也会出现史料失真的现象。因为,中国近代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往往有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坏习惯,或者是出 于自我保护的需要,经常来一个“有闻必录”,以规避个人或报馆的风险。因此,必须审慎地对待近代报刊的历史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2] 李敬一.中国传播史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3] 李彬.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4] 甘惜分.新闻论争三十年[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294-295.

[5] 朱传誉.先秦唐宋明清传播事业论集[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26.

[6] 缪雨.史记与新闻学[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7.

[7] 林帆.“新闻即史”论[J].新闻大学,1999(夏季).

[8] 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91-93.

[9]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7.

[10] 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9.

[11] 西国近事汇编(壬午)[N].1882(夏季卷):79.

[12] 上海的定期刊物[J].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5,1(3):876.

[13] 西国近事汇编(乙亥)[N].1875(冬季卷):18.

[14] 西国近事汇编(乙亥)[N].1875(春季卷):64.

[15] 日本人有志于学西国诸法[N].上海新报.1871(5).

中国近代报刊的产生 篇3

一、近代报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媒介

中国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及其著作的传播和译介始于19世纪末, 当时马克思主义在国内还鲜为人知, 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更是凤毛麟角。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广学会所办的《万国公报》, 该报1899年2月至5月分四期连载了李提摩太等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 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 英人马克思也”。中国留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译书汇编》1901年1月登载了日本有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 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1902年2月, 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也发表过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其中以1902年10月26日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和1904年的《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最负盛名, 文中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 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联系起来。资产阶级革命派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是1903年在日本东京创办的《浙江潮》和《江苏》。

真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著作的翻译介绍是从资产阶级革命派最著名的刊物, 即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开始的。《民报》1905年11月26日于日本创刊不久, 就相继发表了朱执信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与此同时, 《民报》还登载了孙中山、宋教仁、廖仲恺等资产阶级革命家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

二、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繁荣推动探析

五四运动前后, 由于形势需要和马克思主义在国际的广泛影响, 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提供了思想和环境基础。当时, 一些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自己编辑报刊的有利条件创办刊物, 扩大和构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集中而系统地刊发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思想界掀起了宣传热潮, 并为新文化运动注入新鲜血液, 使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即从反封建启蒙运动发展到传播马克思主义, 从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到对社会主义的深入研究。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报刊达到二百多种。随着报刊的增多, 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相应地增多。其中, 报纸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闻》等为代表, 杂志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等为代表, 刊载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以《1900—1949年全国主要报刊哲学论文资料索引》为例, 一共有52种杂志刊载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充分显示了中西文化交流大潮中我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崭新面貌。

五四运动的爆发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创了新局面。《新青年》是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刊物, 是新文化运动的喉舌和宣传新思想的主要阵地,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 第五卷五号发表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 六卷五号重点刊发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它是我国最早较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论著, 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在我国报刊政论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出版业凭借自身的优势充当着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传播主力军。百花齐放的近代报刊凭借自身周期短、信息快、价格廉的特点, 发挥了出版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四大副刊”也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媒介。1919年5月5日至11月11日, 《晨报》副刊增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大量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原著译文。同时, 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北京的《京报副刊》也刊登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此外, 《国民》《建设》等杂志也致力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如《觉悟》在1919年到1925年共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约50篇;《国民》也在2卷2号上发表了由李泽彰所译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第一章) 。本打算分作两期将《共产党宣言》的全部译文发表, 后因故只刊登了一半;《建设》在1919年8月到次年4月共刊载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包括译文) 20余篇 (次) , 其数量在全国的期刊中最为突出。

作为学术的前沿阵地, 学术类报刊向来是学术界必争之地。这一时期, 不少学术类报刊刊载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如《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发表了邵纯熙的《马克思主义之重要学说》 (1924年5月5日) 、张荣福的《马克思的国家性质论》 (1924年5月5日) 等6篇文章;上海的《哲学月刊》发表岂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1941年第1卷第2期) 等文章;《理论与现实》也刊登了黄药眠的《恩格斯和唯物论的美学》 (1946年10月第3卷第3期) 等6篇文章。

三、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研究

根据两个标准 (一是在目的语文化中被当成是翻译来看待的文本则归到翻译作品之列, 与创作有别是这个标准的主要特征;二是凡是具有翻译衍生文本特征的作品, 均被视作翻译作品) 统计, 得出1899—1949年间发表于报刊、杂志上马克思主义翻译文章共有125篇。[4]从1899年《万国公报》刊登李提摩太等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一文开始, 到1919年, 在五四运动的引领下, 掀起了近代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潮。此后六年的翻译总数达到64篇, 是整个上半世纪的一半多, 自1925年开始, 马克思主义翻译陷入沉寂。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主要是以西欧为最早, 以日本为影响最大。马克思主义的信息最早是由清政府的外交官、译员从西欧输入的。到20世纪20年代, 一批经过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热血青年来到欧洲, 便利的学习条件加上他们主观努力, 使他们很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中的蔡和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等后来都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他们的努力下, 马克思主义学说从欧洲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

20世纪初, 留日运动空前发展。日本自“明治维新”后, “求学于世界”的口号深入人心, 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流派大量流入日本。正是这样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 使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空前高涨。日文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大量出版, 日本学者撰写的介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随处可见。特别在1901至1905年间, 留日学生中译书团体相继成立, 翻译和介绍有关社会主义的著作蔚然成风。在译自日文的评介社会主义的著作中, 影响最大的当属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该书肯定了《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五四时期, 日本学者撰写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被大量翻译到中国来, 成为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内容。

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输入中国, 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 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高潮, 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来源。这种现象的产生, 主要源于中苏两党联系日益密切, 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影响和控制日益加强的政治背景。

总之, 中国近代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保存马克思主义著作、联系读者和译介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可以说, 近代报刊促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媒介和方式的变革, 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先河, 没有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繁荣和发展。

摘要：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报刊成为马恩经典著作传入中国的最早传播工具。中国近代报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系统保存马克思主义著作、联系读者和译介马克思主义思想等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没有近代报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关注和支持, 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繁荣和发展。

关键词：近代报刊,马克思主义,译介,传播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462.

租界报刊与近代天津的新闻事业 篇4

“国中之国”——近代天津报刊的发源地

租界是近代天津报刊的发源地。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后,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外国人打着向中国人民“灌输知识、阐发宗教、砥砺道德”的旗号纷纷在天津租界创办报刊, 并配合其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进行舆论宣传。因此, 天津租界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中文和外文报刊。

光绪六年 (1880年) 与光绪七年 (1881年) 的两个冬季, 天津英租界曾出版过一份小报《北方邮报》, 内容主要是刊登海关贸易统计之类的报告, 并非正式的报纸。光绪十二年 (1886年) , 天津第一家正式报纸——英文版的《中国时报》和中文版的《时报》同时在英租界出版, 《时报》是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支持下由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和英商恰和洋行经理笳臣创办, 分中、英文两版。中文版《时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任主笔, 它大量刊登京津地区新闻, 显示出鲜明的地方特色。《时报》虽然由外国人创办, 但作为天津出现的第一份中文报纸, 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到20世纪初期, 法租界的经济不断繁荣, 各大、小报社又聚集于法租界。著名的《大公报》报馆就设在法租界6号路 (今哈尔滨道) 。法租界的中外文报刊主要有《庸报》、《商报》、《新天津报》、《华北新闻》、汉文《泰晤士报》、《华北明星报》、《中华新闻画报》、《北洋画报》、《玲珑画报》、《风月画报》等。

日租界的外文报刊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居留民团时期, 报刊主要为日侨服务, 经费和读者少, 经营困难;日寇占领天津后, 借助其侵略势力及财力补助, 内容信息大为丰富, 日伪报刊得以生存和发展。较早的日文报纸有《北清日报》、《北支那每日新闻》。1918年以后又出现了《京津日日新闻》、《天津经济新报》、《华北商报》等。“七七事变”之前, 日租界内还出现了大批经济报刊, 为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制造舆论和声势。此外, 其他租界报刊也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

西方近代报刊的引入, 使得国人创办近代报刊的热情空前高涨。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和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期间,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仁人志士, 利用租界特殊的舆论环境, 积极在租界创办报刊, 占领思想舆论阵地。“到20世纪30年代初, 天津发行报纸30余种, 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 本地发行18.7万份。如果按当时天津有阅读能力的人计算, 日均2.5人就有一份报纸, 这还不包括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 (1) 繁荣的报刊事业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的传媒中心。

自由与管制并存——租界报刊的双重境遇

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租界当局按照所属国的观念和模式对租界进行管理, 新闻自由观念较浓厚, 租界内舆论环境相对宽松。殖民主义者垄断政治权力, 在经济上也竭力榨取, 而在文化上则相对自由, 新闻媒介只要不对租界当局的殖民统治构成威胁, 不触犯法律, 任何新闻报道, 租界当局都是允许的。因而, 天津那些知名度比较高、影响比较大的中文报刊, 大多托庇于租界。《大公报》创刊于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馆 (现哈尔滨道42号) , 后又迁入日租界;与《大公报》齐名的《益世报》社址虽初选在南市荣业大街, 但几经辗转, 于民国十四年迁至意界大马路;《庸报》的出版地址设在法租界32号路美商大来洋行后院 (今文革印刷厂后院) 。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创办的《国闻报》, 也把报馆的地址设在天津日租界内, 并借助日商招牌, 与清政府进行对抗。

来自各方的钳制。租界的特殊性并不意味着租界的舆论自由是无限的, 租界报刊处于自由与管制并存的双重境遇, 也受到来自各方面或多或少的管制。首先, 租界根本出发点还是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 只有在不损害租界当局利益的情况下, 租界的新闻舆论才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和发展。否则, 在各方利益的博弈和权衡之下, 租界当局有时也会对舆论进行管制。因此, 租界内的国人报纸对帝国主义实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行径, 往往避而不谈。再者, 租界当局与清政府既矛盾斗争, 又相互妥协。清政府可以通过与租界当局的约定, 加以干涉。中国政府还可以采取禁邮、禁止在租界外发行, 以及勾结租界当局而采取的封报捕人等手段, 对租界报刊进行打击。最后,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常常插足干涉租界内的新闻媒介, 设法干预租界内对自己不利的新闻舆论, 积极创办和扶植自己的宣传工具。1905年4月, 在日俄战争中胜利在望的日本, 为了攫取曾被帝俄夺取的权益, 企图利用《大公报》制造有利于日本的舆论。1935年, 日本特务机关将《庸报》收买, 利用其进行反共、亲日的反动宣传。天津沦陷时期, 《庸报》成为日军军部统治华北新闻事业的代理人, 并以该报为中心组成华北报业托拉斯, 以适应日本对华北的全面统治。

西学东渐——天津近代新闻事业变迁的历史阐释

西方报业经营管理理念的渗透。西方大众媒介多数是由私人经营且以营利为目的的文化产业。外国人创办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天津报业, 就是由外商直接投资, 按企业方式运作的传媒文化产业。被列为“远东地区最好的报纸”的《京津泰晤士报》, 主编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作为一家以外报为后台的中文报纸, 广告非常之多, 水平也较高。该报每日三大张12个版, 其中将3个版用来做广告, 这种注重依靠广告来增加经费来源的做法同其母报影响有很大关联。《时报》也是一个典型, 其凭借在天津的独特地位, 大量延揽广告。为了扩大发行, 不断增设销售点, 后来还一度招募海外销售代理, 由此不难看出《时报》的发行范围之广、经营眼界之大。租界的外报以营利竞争为动力, 初步具备企业化模式。他们先进的报业经营理念, 逐渐为天津本土报刊所仿效, 对后来天津近代报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

近代西方传媒文化消费观念的扩散。“外报的畸形繁荣, 是外国资本输入的一种表现, 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旨在攫取巨大利润, 并往往与西方文化渗透并进而互为表里。” (2) 从成熟的西方市场到不发达的东方市场, 跨国资本把近代天津传媒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 把近代西方商业传媒文化消费观念引入天津。租界是高素质移民的汇集地。国际移民的人数比例虽小, 影响却很大。学校的创办、文化事业的兴旺, 也使租界及周边的人口文化素质逐渐提高, 租界居民在接受西方文化和事物上也比内地更为开放, 更有大量识字的都市产业工人, 随着劳动条件改善、生活水准提高而逐渐成为巨大的信息需求层, 成为租界报刊的庞大受众。这种传媒文化消费观念也渐渐由租界扩展到天津周边地区。同时,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 直到清末人们对报纸的印象仍停留在对过去的官报 (邸报、京报) 上。租界报纸尤其是外商报刊, 在为帝国主义经济活动宣传的同时, 以营利竞争为目的, 不断变革新闻业务, 同时不断刊载西方先进的近代思想, 开创了文化的新视野和新境界, 让民众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异样的传媒世界。

西方报业先进印刷技术和设备的引入。西方近代印刷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百余年时间里进入了成熟阶段, 基于这样的背景, 天津租界内的外报必然在技术和设备上占有优势。同时, 租界作为西方文明东渐的窗口, 外国人在租界内创办和经营报刊的同时, 也带来了西方先进、成熟的印刷技术和设备, 从而为本土报刊所效仿学习, 并为其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许多本土报馆积极引进西方先进设备, 为天津近代报刊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大公报》报馆于1928年购入1台美国轮转机;1930年继续改进印刷, 采取铸双版付印;1933年, 又花20万巨资购置1台德国产大型高速轮转机, 不断提高报纸的印刷速度与质量。其他天津本土报馆对西方印刷术及设备的陆续引进, 直接推动了天津近代报业的发展。

1945年, 天津租界被全部收回, 天津新闻事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美国著名城市社会学家R·E·帕克认为:“大城市从来就是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大熔炉, 新的种族、文化、风俗、社会形态就是从这些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的。” (3) 从这一角度审视天津的近代新闻事业, 不难看出, 尽管租界作为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阵地, 但是租界报刊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 作为中外多种文化因素混合发展的结果, 其积极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 为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繁荣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

1俞志厚:《1927年至抗战前天津新闻界概况》,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1982年版。

2胡太春:《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