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混合居住模式

城市混合居住模式（精选四篇）

城市混合居住模式 篇1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化,我国城市居住空间的重构与分异日益凸显。而近年来采取的保障房集中建设方式更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空间聚集程度。 国外已有实践和研究经验表明,混合居住是解决不同社会阶层隔离、促进不同阶层居民居住融合、加强社区和社会和谐的有效方法。国内学者亦根据国情提出了“邻里同质、社区混合”的混合居住模式 (引用),主张城市住区应以不同阶层的混合居住为前提,采取小规模同质聚居,整个社区空间异质混合的住区规划方法。近年来,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山东等多个省市也都出台了相关规定, 要求在建设商品房社区时,按比例配置一定数量的保障房,以求通过住宅产品的多样化达到社会各阶层融合的目的。如杭州的远洋心里小区、深圳的西岸名都小区以及武汉的南国花郡小区等都是保障房配建的实践成果。

“邻里同质、社区混合”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可以避免因贫困阶层大规模聚居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仍能保持同质聚居的优势。而确保“邻里同质、社区混合”策略对社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关键之一是“同质邻里”的规模,只有在确定合理规模的“同质邻里”基础上才能够实现“邻里同质、社区混合”模式的初衷。 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关于“规模”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大城市住区“高层化”发展的现状, 探讨混合居住模式下合理的“同质邻里”规模,并尝试给出量化的用地及人口规模范围,以期为居住区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2.关于居住空间规模的已有研究

现行《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对居住区各级空间结构规模进行确定时,是以“配置满足不同层次居民基本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所需的相关设施”为标准的。规范中,居住区按居住户数或人口规模可分为居住区、居住小区、组团三级,并对各级结构的标准控制规模进行了规定(表1)。我国住区规划传统上以小区作为基本社会空间单位进行住区空间组织,随着经济制度转型及住区建设模式的市场化转变,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小区模式遭到诸多质疑,其中关注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小区规模。此外,随着混合居住研究的深入,对混合社区中“同质邻里”规模的探讨也逐渐增多。

2.1小区规模探讨

“小区”这一概念于上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形成,由“邻里单元”演化而来。20世纪20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佩里提出了著名的“邻里单元”的概念;前苏联在扩大街坊的基础上经过改良提出居住小区理论;20世纪50年代居住小区模式被引入中国,并在长期建设实践中逐步完善,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住区空间组织模式。

对于小区的合理规模,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做过探索和研究(表2)。白德懋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末基于家庭结构小型化、交通方式、配套设施等方面的变化,提出小区的规模宜从十几公顷缩小到6~7公顷[2];同济大学周俭教授等通过对上海城市居住空间的抽样调查研究后提出,我国居住小区规模应是不超过150m的空间范围或4h㎡的用地规模[3]; 我国学者王兴中按照交往主体特征和主体之间的关联,将居民的交往活动分为日常交往、目的交往和工作交往。通过“感应邻里区法”研究发现,居民与周围邻居的日常交往距离集中在100~300m的距离内。当该住区居民同质性较高时,邻里交往的范围会相应缩小[4],约在100~150m距离所限定的空间, 即4~5h㎡的范围内;徐观敏、邵文鸿从社区建设层面出发,认为居住小区最佳人口规模是4000~8000人,用地规模应控制在5~10h㎡,最大不宜超过15h ㎡[5];刘晓波、李珂认为住区的尺度应有利于形成一个规模适宜的最小居住单元,便于这个单元内人们的彼此认知和交往[6]。他们将500户作为一个住区的尺度,按照每户100㎡的居住面积计算,认为在我国城市住宅区容积率在2~2.5之间的情况下,合理的住区尺度应该在半径150m左右。

通过对小区规模的已有研究进行汇总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大致从以下几个角度出发:1)住区公共配套设施的服务范围;2)城市交通组织;3)居民的心理认知;4)社区的建设管理。这是影响住区规模的几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而住区规模的最终确定也有赖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平衡。

(资料来源:《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同质邻里”规模相关研究

随着居住分异问题的显现,混合居住的理念逐渐被运用到住房建设中。在“邻里同质、社区混合”的混合居住模式中,“同质邻里”由单纯的住区内的层级单元转变成为具有内聚性和相对独立性的居住结构,学者们也开始从各个角度出发对其适宜规模展开研究。

东南大学王彦辉教授在综合很多研究者提出的邻里分层指标的基础上,从心理认同的角度出发, 将邻里交往关系分为3个层次:互助型邻里关系、相识型邻里关系、认可型邻里关系(表3)。一般认为,在第一层邻里范围中,人们相互熟识,交往、 互助容易形成;在第二层邻里范围内,人们互相熟悉,虽不一定相互打招呼,但能相互认出;在第三层范围内,更多的是由于一些生活服务设施而偶尔相遇,经较长时间后也会相互认可[1]。最终提出单个同质聚居的一般规模宜在4~5h㎡之间或500~1000户。;浙江工业大学建筑学于文波教授以探索形成 “同质邻里”居民密切交往的网络为主要目标, 认为将维持一个幼儿园的人口规模、“认可型邻里”(600~1000户)和4-6h㎡的用地规模相结合确定为同质邻里规模较为合适,同时提出有必要将同质邻里根据不同的住宅类型划分为多个40~200户的 “邻里社团”[7]。此外,其他研究者也从不同角度得出了接近的结论。

以上研究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基础和方法,但是这些结论提出的年代大都较早,研究对象也只是一般的商品房住区。随着住房向高层化发展,住区容积率显著增加,此外,保障性住房户均建筑面积更小,这也就决定了相同用地范围内所容纳的户数更多。因此,以往的研究结论已经不再适应现在的建设情况。

3.保障性住房高层化的发展趋势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腾飞、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土地、住宅等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我国城市住宅建设已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同时,在这样一个人口集中、土地资源紧张的发展背景下, 出于对土地高收益的追求,住区容积率的提高成为了当前住区发展的必然趋势。

容积率提高意味着住宅层数的增加,尤其在保障房建设中,高层几乎成为标准模式,笔者通过对《保障性住房设计图集》中近年来保障房住区相关信息进行整理,从其中抽取了自2010年来建设的11个保障房居住小区进行容积率和层数的统计(表4),从下面表格中可以看出,近几年新建保障房社区的容积率大都分布在2.5~4这个区间范围内,平均容积率为3.13,住宅以18层以上的高层住宅为主。

在住房高层化建设前提下,可对前述“同质邻里”规模进行验算:在之前所获资料基础上,按照取平均值的方法分别赋值如下:容积率:3.0;户均建筑面积:70㎡;每层户数:6。按如下公式计算:

考虑到防火规范的层数限制和抗震等级对结构成本的影响,当前高层保障性住宅层数以18层26层最为常见。按照前面的公式进行计算,可得知,4~5h㎡范围内可分布16~20栋18层的或11~14栋26层的高层住宅,则这一范围内的住户数量为1716~2184户。这一数字已远远超过了500~1000户的“同质邻里”人口规模范围,这将使得居民间互相熟悉的可能性更小,交往的机会更低。由此可见,研究者提出的有关邻里交往的地域范围对于当前普遍分布的高层住区而言规模过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同质邻里”合理规模的研究结论,以求“邻里同质、社区混合”的建设模式能够良好的推行,这对于当今面广量大的高层居住社区规划设计具有较大的参考意义。

4.混合居住模式下高层住区“同质邻里”规模

4.1合理的人口规模

居民是社区的主体,社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空间系统,其规模和形态结构应遵循与人的心理相契合的原则。前面提到,从心理认同的角度出发,邻里交往关系可分为3个层次, 其中的“认可型邻里”通过居住时间的增加和偶遇次数的增多,可以逐渐加深居民间的交往,建立融洽的邻里关系。另外,其限定的人口规模(约500~1500户)和居住区规划中的组团规模大致相当 (300~1000户)。因此,“同质邻里”最大规模应控制在500~1000户的范围内。

1 | 居住组团中常见的建筑围合方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 | 规划模式示意(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2组团空间的围合性

良好的邻里关系的形成需要以居民归属感的塑造为前提,围合空间具有中心指向性,会对周边围合的人形成一种内聚吸引力。因此,在组团空间中,利用围合的方式有利于领域感和归属感的形成,同时也为住区提供了明晰的居住层级。围合空间的形成及其围合的程度关键在于平面的布置方式。笔者通过对居住小区平面规划的资料进行搜集,总结出以下几种居住组团中常见的建筑围合方式(图1)。高层住宅常见的形式有塔式和单元式, 从图中可以看出,组团的围合可以通过多个单元式住宅并置或错动的方式形成的组团中的“面”,再利用塔式高层自成一栋的特点点缀其中。

4.3组团合理规模

综上所述,按照前面推得的计算公式,若要在容积率为2.5~4的组团中使居民的居住户数保持在500~1000户这个较为适宜的范围内,则可以安排3~6栋26层的或5~9栋18层的高层住宅。按此推算, 相应组团的地域范围应在0.9~2.8h㎡。但是,这个范围比较宽泛,对于指导实际操作具有一定的困难。结合图1中的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组团的围合感至少要需要5栋左右的住宅形成,即1~1.5h㎡左右的用地规模。考虑到规划中组团之间的衔接和住宅围合方式的多样性,笔者建议,将同质聚居的组团规模控制在1.5h㎡左右在较为适宜。在这一范围内,规划师可以通过布置较高比例的18层的单元式高层住宅结合少数的26层塔式高层来形成居民间易产生认同感的半公共空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若能适当的降低容积率,在组团中加入一定比例的7~11层小高层住宅,更能获得亲切宜人的居住空间。同时,将不同层高住宅的搭配建设,能够形成形成优美的天际线,达到丰富变化的空间效果。

4.4混合社区规划结构

“邻里同质、社区混合”的规划理念主张应根据不同阶层的收入水平,在社区内进行分类梯度混合,以防止处在同一个社区范围内的居民间阶层差异过大而产生相应的社会问题。因此,单个保障性住房聚居规模的低限应控制在前面计算得出的“同质邻里”规模范围内。而之前的学者建议的5h㎡左右的用地规模可以作为“混合小区”的范围,其由3~4个收入阶层差距较小的“同质邻里”混合而成。 这一规模在大部分居民步行可达的距离范围内,机动车不穿行其中,可以保证“混合小区”的完整性,居民生活不受干扰。最后,再由“混合小区” 组成“混合社区”(图2)。在这样的规划结构下, 居住区由“同质邻里”“混合小区”“混合社区” 三个层次组成,不同阶层的居民间既能保持独立, 又能互助交流。

5.结语

城市混合居住模式 篇2

[2012-08-16] 中国老人的幸福谁做主？

——中国城市养老居住模式研究成果发布

由润土咨询、盛堂和居、中国人民大学老年研究所联合发起的“中国城市养老居住模式研究”成果发布会于2011年11月10日在北京地坛方泽轩西大殿举办。本次发布会吸引众多中国房地产业内人士及新浪地产、搜房、搜狐焦点等多家权威媒体的到来。发布会上，润土咨询董事长于贵红、盛堂和居总经理潘高峰、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分别就中国城市老人的幸福感及养老模式选择、养老机构现状等进行了主题演讲。同时，三位与到来的养老地产行业开拓者、媒体朋友就中国养老机构的不足、养老机构的标准以及养老机构设计开发风险规避进行深刻、多角度的切磋交流。1116个老人样本见证中国城市老人“喜与愁”

本次调研于2011年3月10日启动，历时8个月，遍及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四大城市，走访5大养老机构和800个社区，与1116位居家和机构老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生活观察描摹。润土咨询研究人员对中国大城市老人的生活现状、子女关系、幸福感、居住模式选择影响因素、养老机构缺陷与发展、老年服务体系研判等进行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此次研究成果对中国养老地产及相关老年服务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未富先老的社会现实急需解铃人，“润土咨询”聚焦业界目光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明确宣告中国已正式步入老龄社会。与国外相比，我国的老龄化社会是在未富先老的背景之下形成的，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如何解决老龄化社会出现的问题？如何发展好“银发产业”这一新兴产业？养老地产的春天在哪？中国养老机构何去何从？“润土咨询”对中国城市老人现状与需求的深入描摹分析，势必会为政府机关、社会机构、开发商、养老服务组织进一步拨开缭绕朦雾，为中国养老产业发展提供决策基础，为中国老龄化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主题一：“幸福是如何炼成的”，中国城市老人幸福吗？ 关键词一：北京老人生活满意度最高

本次调研结果总体来看，在所访的四大城市中，大多数老人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现状较为满意；分城市来看，北京老人的生活总体满意度最高，满意度率达到86.3%。70岁以上机构老人的生活总体满意度略高于居家老人；单独居住老人的养老满意度显著高于和子女一起居住老人。

关键词二：健康状况仍是影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本次调研涉及的10大因素中，有7大因素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作用，这7大因素按照影响程度由高到底依次为：健康状况（0.133）、经济收入（0.126）、生活条件（0.116）、子女生活现状（0.098）、子女孝顺程度（0.084）、住房条件（0.078）和休闲娱乐生活（0.059）。这7大因素集中反映出老年人在生命延续、物质生活保障、情感抚慰、精神世界丰富四大方面最为重要，对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幸福与否起着关键性作用。主题二：谁能与我共欢笑？耄耋之年，我该何处去养老？ 关键词三：北京空巢老人近半，拒绝与子女同住率高达50%

近年来我国空巢家庭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从本次调研数据可以看到，1/3以上的老人不愿意和子女住在一起，北京老人的拒绝率更高达50%，北京“老人单独居住”的比例已高达46%，相比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欠发达或中西部地区的养老模式仍然较为传统。关键词四：与子女同住一小区是最佳选择

本次调研发现，经济社会越发达、思想观念较先进地区，传统养老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不能满足老人的要求，必须要有新的养老模式作为补充，甚至是代替传统养老模式，才能更好的满足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通过数据了解到，老人更希望和子女住在同一个小区或邻近小区，既彼此保持距离，又不要住的太远是老人理想的与子女的居住距离。主题三：星星之火，以何燎原？中国养老机构如何打造翘楚之路？ 关键词五：谁住在养老机构？

本次调研发现，目前居住在养老机构中的老人，以60-80岁老年群体为主，女性居多； 大部分为低知低收入老人；20%左右为高知高收入老人，多来自国企或事业单位，并且为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或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的养老观念较先进、生活经济独立自主、对子女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这些老人中，部分子女在国外生活，经济条件均较好。关键词六：养老机构接受度大幅提高

本次调研发现，对于养老规划，27%的老人表示会选择养老机构。这一数字反映出，老人对养老机构的认识在逐渐转好，对养老机构的接受度在大幅提高。关键词七：行业监管应当先，提高服务是王道

城市混合居住模式 篇3

住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是个人财富与社会地位的凝聚与物化，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对中国人而言，“人以宅为家”，住房被视为“安身之所”，有房才能稳定扎根，无房始终寄居漂泊。而现实情况是，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极低，居住稳定性差。据2013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在东、中、西部8个城市的调查结果，在16878个样本中，分别仅有0.22%、0.43%和0.14%的流动人口享受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公租房或已购政策性保障房；在流入地购买商品房或自建房的流动人口分别占8.20%和0.42%。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的人主要为市内流动人口；购买商品房的人主要为城-城流动人口，跨省乡-城流动人口的住房拥有率更低。相反，约2/3的流动人口租住私房，往往居无定所，常常搬迁。

流动人口居所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差。2013年，34.80%、19.44%、10.59%和9.01%的流动人口分别居住在农村社区、城乡接合部、未经改造的老城区及城中村或棚户区；居住在城市中商品房社区的流动人口仅有13.15%。即便流动人口居住在商品房社区，其居住面积也较为狭小，室内设施破旧，且工作场所常为居所。总体而言，流动人口住房普遍存在着建筑密度大、容积率高、通风采光条件不理想、配套设施少的问题，公共卫生“脏、乱、差”的现象突出，并存在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

流动人口的居所与本地市民居所隔离性强，仅有1/4的流动人口的邻居主要为本地市民。在不同流入地区、不同户籍类型和不同流动跨越区域间，隔离程度的差别较大：在东部地区，不到两成流动人口的邻居主要为本地人，远远低于西部地区的45%以上；与城-城流动人口相比，乡-城流动人口的邻居为本地人的比例更低；与跨省流动人口相比，省内跨市、市内跨县者与本地市民为邻的比例明显更高。这些数据说明，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以及跨省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居住隔离更强，凸显出户籍及其衍生制度和结构性要素的制约。

居住隔离制约了流动人口进一步发展

居住隔离是人口迁移流动初期不可避免的过程和现象，可帮助初来乍到之人形成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提供生活互助，获取新的工作和其他方面的信息，使其较快地适应流入地的经济社会生活。但是，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逐渐立足，隔离性的居住就会制约流动人口的进一步发展，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第一，强化了贫困世袭化或加剧贫困分化。在农村社区、城乡接合部或老旧城区，人口结构较为单一，或多为本地农民，或多为层次较低的流动人口；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缺乏、质量较差；社会管理水平较低。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缺失或不完善，既会降低相应群体的生活质量，又会挤压居民向上发展的空间。

第二，减低流动人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二元分割不仅是地理空间上的，更是心理上的。流动人口的“低档”社区与本地市民的“高档”社区隔离，减少了流动人口和本地市民之间交流的机会。因朋友式的互动是增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重要途径，而居住隔离强化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故将阻碍本地市民对流动人口的包容与接纳，进而延缓流动人口对本地社会的认同，严重时还会引发相互之间的敌视情绪与矛盾冲突。

第三，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同质性较强的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可能进一步强化他们之间的联系，形成更为牢固、难以突破的社会关系网，与本地市民“高档”社区强烈对比下产生的不公平和剥夺感不断累积，甚至可能形成偏离主流社会的、扭曲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可以说，流动人口住房的边缘化不仅形成了该群体与城市市民的居住隔离，也进一步导致了他们在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弱势化，使其滋生对社会的仇视心态，给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埋下隐患，并可能成为极端事件的导火索。

混合居住可促进人群交融

市场因素和政策缺位是导致居住隔离的根本原因。不同社会阶层的居民基于各自经济实力选择住宅，经济社会地位较好的居民对空间资源的竞争和支付能力较强，会逐步占据城市中较好的空间区位，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则由于竞争力不足必然被局囿在城市中较差的空间区位。多数流动人口因收入低，往往只能租用本地市民置换下来的廉价老旧房屋：本地人搬走了，流动人口搬进来，形成主要由流动人口构成的聚集社区。

集中居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为隔离。一方面，针对贫困人口的公共住房政策的集中分区规划，尽管解决了包括极少数流动人口在内的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居住问题，但客观上强化了人群之间的居住隔离。另一方面，企业出于管理等原因，往往为流动人口提供空间小、设施简陋的集体宿舍。这样的宿舍往往靠近厂区、远离居民区，在空间区位上边缘化和孤岛化，在规模上大型化和集中化。这种集中住宿、集中管理的模式，也人为地加剧了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空间区隔和社会隔离。

主流人群“逃离”也起到助推作用。“白人逃离”理论主张，种族集聚影响居所选择。Denton在2006年提出，因黑人子女的辍学、单亲、失业、犯罪率高，且黑人子女占比较高的学校总体成绩往往远低于标准平均成绩，故当一个特定地点的黑人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后，白人就会逃离该区域。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我国：在流动人口较多之地，有条件的本地市民往往会搬离此地。

针对居住隔离的种种弊端，欧美学者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混合居住的理论。混合居住模式基于尊重城市人口的自发和自我多样化的考虑，主张将不同阶层、不同种族的居民在邻里层面结合起来，比邻而居，形成相互补益的社区。对主流群体而言，混合居住有助于他们经常性地接触异质人群，既可扩展自身的社会交往圈，又可增强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包容和接纳；对弱势群体而言，与主流群体的互动有利于自身及下一代的纵向社会流动。国外经验表明，混合居住是破解人群隔离、防止区隔融合、推动人群之间真正互动交融的重要途径。在中国，从隔离式居住走向融合式居住亦是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缩小阶层分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由之路。

如何推动流动人口的“安居”生活，将其“留”在流入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最难破解的瓶颈，也是对流入地政府社会治理实践的一个巨大考验。破解这一难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有效改善流动人口的居住水平，使居者有其屋，租者安其屋，让他们能够真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切实推动实现从“寄居”到“安居”的转变。

城市混合居住模式 篇4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中国城市化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 它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市场化、法治化、信息化 ( Qiu Baoxing, 2006) , 其复杂性与艰巨性毋庸置疑。未来20 年, 中国城市化将逐步失去工业化的依托, 同时面临经济 ( 产业升级与转移) 、社会的全面转型;这对中国城市化自身而言, 也将是一次转型提升的机遇。事实表明, 过去注重“量化扩张”的城市化, 不仅无法充分发挥城市地区的集聚效益, 还导致了城市空间的无序扩张、土地资源过度消费、城市住房的严重短缺和人居环境质量急剧下降, 同时囤积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也直观地反馈在中国城乡规划建设与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空间利益争夺之上, 甚至植根于地方政府的土地与城市政策之中。

长期以来, 地方政府和规划师们将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城市物质空间的规划和建设上, 以满足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城市空间需求, 往往忽略对传统空间 ( 已建成空间) 的维护与更新 ( 至少在遇到城市土地需求瓶颈之前) , 从而放任了老城区物质环境的老化和经济社会的衰退。

实际上, 从中国城市居住现状来看, 大规模的城市建设 ( 包括大量的商品房建设) 和土地资源的过度消费, 并没有大幅改善城市居住条件, 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外来人口 ( 城市移民) 的住房基本需求; 相反在住房保障机制不健全、保障性住房严重匮乏的背景下 ( 1998 年) 过早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 导致房屋价格空前高涨; 大量移民和低收入群体向租金和交通成本相对较低的老街区集聚, 从而加剧老街区居住拥挤状态, 致使原本老化的建筑空间、公共设施承受超负荷运行压力, 最终导致传统街区物质空间的全面衰败。

随着老街区人居环境和生活质量的逐步下降, 一些有能力的原住民开始逃离这些街区, 同时将住房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 为了获取更丰厚的租金和足够的市场吸引力, 住房所有者们通常会将一个居住单元划分为若干个更小的居住空间, 以满足外来务工人员对低租金的首位需求。原住民的迁出和外来移民的不断迁入, 老街区逐渐转变为以低收入群体和外部移民为主的高密度混合居住空间。这一空间正是本论文所关注的对象, 为了直观表达其人口的空间聚居形态及社会结构, 本论文将其定义为“混合街区”。

混合街区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产物, 在初期阶段不仅承担一部分城市化人口的住房需求, 也为老城区带来了新的活力。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同时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和城市机动化的双重推动下, 城市开始出现“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 ( 普遍存在各种粗放式土地利用现象, 包括土地利用总体配置混乱、郊区低密度蔓延等) ; 而这种无序的扩张至城市化中期阶段, 开始相继遭遇耕地保护红线和城市行政区界限的刚性制约, 城市土地资源供需矛盾开始日益凸显, 而土地资源的逐步匮竭直接加剧了城市建设用地争夺。在上述背景下, 中国城市更新从“被动”走向“主动”, 并很快被推向高峰。那些曾经被敬而远之的混合街区 ( 非历史文化保护区) 重新得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青睐”。事实上, 等待这些旧街区的不是令人鼓舞的现代城市复兴计划, 而是大规模以单一模式“推倒重建”的旧城改造运动。改造不仅破坏了传统的城市肌理、风貌, 造成大量的建筑浪费, 也导致了房屋价格和租金成倍上涨, 一些无法承受的低收入原住民和移民不得不离开改造后的老街区, 因此引发了大量尖锐的社会问题 ( 如暴力拆迁及其对抗事件) 。

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学者 ( 主要包括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法律学等领域) 开始关注这一时期城市拆迁的合法性 ( 如土地征用权, 公共利益的界定等) 及其产生的社会分化、空间分异 ( Wang Y P. , 2004) 、城市贫困 ( Gu Chaolin, 2003; Yuan Yuan, 2009) 等问题。地方城市决策者们似乎也意识到其带来政治风险, 不得不开始关注被拆迁人的权益和补偿。但在一过程中并没有人过多去关注那些混合居住在老街区里的外来人口 ( 城市移民们) : 他们不仅无法获得任何形式的参与权, 也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帮助; 为了躲避城市改造带来的生活成本 ( 主要是房屋租金) 的上涨, 只能随着拆迁不断更换自己的居住地点, 最后不得不放弃距离工作地点较近的老城区,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看, 他们始终处于社会剥夺状态。

另一方面, 令我们意外的是许多原住民也不希望进行拆迁改造, 在调查中, 我们了解到的主要原因: 原住民的住房面积小获得的拆迁补偿有限, 改造后高昂的房价使他们无力回迁, 最终只能选择外迁到城市外围房价较低的地区 ( 2010 年广州市旧城改造项目抽样调查, 约有90%的原住民希望回迁, 实际回迁率为66. 5% , 数据来源: 广州日报18 /06 /2010) ; 从而失去了居住地的区位优势 ( 临近良好的公共服务设施网络和相对便捷的交通网络) , 远离了工作地点又失去传统邻里社会网络 ( 包括部分家族式聚居网络) 的支持; 此外, 还有一部分居民失去赖以生存的非正式就业 ( 比如传统手工业和沿街小商铺、夜市、地摊等生计) , 总之, 对他们而言, 改造意味着生活成本的提高和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

基于以上观察, 我们不得不反思城乡规划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缺失。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了城市化的中期加速阶段, 经历了城市化和工业化初、中期的生产要素流动 ( 以人口的空间流动为主) 以及经济与社会空间的重组, 混合街区所承载的社会网络、经济活动和利益链日趋复杂, 将是中国城市更新所面临最复杂和敏感的地区之一。因此, 未来混合街区的更新关注的焦点将不再是土地经济利益驱使下, 一场涉及拆迁人 ( 政府或开发商) 与被拆迁人 ( 房屋所有者) 之间的冷博弈, 而是协调满足众多利益攸关群体 ( 比如: 城市移民、创业者、非正规就业者等等) 多样化需求的持续过程。过去大规模的“推倒重建”的更新模式和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机制, 只会加剧城市社会空间极化 ( 穷人的郊区化和中心区的中产阶级化) 、抹杀城市的多样化, 已经无法适应转型期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要求。

反观当前中国城市更新的政策环境和资源现状, 在城市土地存量的相继殆尽、地方“土地财政”机制短期内又难以扭转的背景下, 城市更新必然成为一种利益驱使和博弈 ( 或者说是完全市场行为) 被推向高潮, 而混合街区作为城市社会敏感地区, 如何尽早避免混合街区的更新演变成为新一轮城市“圈地”活动的载体和穷人与移民的郊区化; 如何在满足住房多样化需求的同时, 引导混合街区从自发的、不稳定的物质空间混合走向稳定和谐的社会空间的融合, 从而维护城市空间正义和社会公平, 保持城市的多样化将是当前中国城乡规划最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课题之一。